FOREST's ADVANCES

Trying to get rid of surfing, wasted too much time, any suggestion?.......................... 七宗罪?............................... 1,没有原则的政治;2,不劳而获的财富;3,没有理智的享乐;4,没有特点的知识;5,没有道德的商业;6,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7,没有牺牲的崇拜。............................................. 虽然这是圣雄甘地说老印的.......

Saturday, December 31, 2005

张五常:何不早听老人言?

中国最近重估国民总收入,提升了百分之十六点八。这是说,以复息算,自开放以还经济增长率大约提升了半个百分点。十多年前我就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相当大幅地低估了,其后再说了好几次。何不早听老人言?

我认为这次重估的调高还不够。报道不详尽,但农民兼职工业看来是算了进去。还没有算进去似乎是好些个体户的收入增长,而更重要是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提升。后者不容易算进国民收入的增长内,近于不可能。其他先进之邦的产品质量变动不大,而质量提升通常附带吁价格上升,自动算了进去。然而,九十年代的中国,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急速上升,但价格上升甚微,好些甚至下降了。

举个例,一九九八年国内一家小房子装修人民币七十万,二○○三年同一小房子装修是五十万,而且材料与手工的质量较高。同一时期,厕所用的搪瓷,同牌子,一九九八进口的与国产的价格是三千与一千之比。二○○三这牌子不再进口了,国产的与此前进口的分不开来,价格还是一千。说这质量的改进没有算进国民收入增长之内,是指如果按旧价看,国民收入其实是增加了很多。就是质量的提升导致价格提升,以旧价看应该是从一升至三,但现价只是从一升至一点五,国民收入的升幅也是低估了。

朋友,到国内数之不尽的建筑材料的供应商场走走吧。无论是搪瓷、瓷砖、地板、玻璃、灯饰等,其质量之高你不容易相信,一般不比进口的差,而价格往往低于十年前的。外资的参与及指导重要,也有些是进口后依样葫芦地仿制。后者往往见于家具,仿得八九成,价格不到三分之一。国产的外资汽车五年前质量跳升,两年前一家日资车厂对我说造得比日本还要好,可能有点夸张,但比起八九年前产出的肯定是两回事。

服务的改进也明显。酒店与餐厅的服务最难管理,但今天国内的与香港的水平差不多。私营邮递的服务可能冠于地球。当然,我不敢替国营的服务卖广告。
最近北京的公布,以美元算,国民总收入中国排第六。如果算进上文提到的,我不怀疑会跳升至第三,在美国与日本之后。但日本的物价比中国高很多,以实质总收入算,中国应该已经超越日本,排第二。只要能维持发展速度,总实质收入超越美国指日可待。以美元算,国民总收入要赶上美国还有一段长时期,而人均收入,不管是实质的还是金钱的,要追上美国则遥遥无期了。

足以庆幸,但实际还差很远。中国那么大,人口是日本的十倍,是美国的四倍多,国民总收入跑个世界第一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口那么多的国家可以像中国那样迅速地发展起来。是的,今天国内的消费市场大得鬼子佬张大了口。继续下去,大事开放进口,再来一个邓小平南下至今的十三年多,那才过瘾。

回头说九十年代的中、后期,中国有百分之二的通缩率。当时我察觉到,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上升得非常快。这是说,当时中国的通缩率其实远高于百分之二。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保八,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三点二,稳定的。这使我意识到传统的货币理论出现了问题,跟吁对西方的货币制度有怀疑,于是重头衡量三十多年前佛利民与蒙代尔的货币争议,最后想出了自己的理论来。当年批评过朱镕基,但愈想愈佩服。经济学可以解释世事,这方面我是专家,得心应手,但说到改进一个国家的经济,这门专业学问不重要。

——苹果日报/凌锋推荐

more

除政治都好

2005年12月31日
今天是2005年最後一天。好消息是今年最後一季的經濟成長率高達5.28%;失業率跌破4%,降到3.94%;壞消息是政治惡鬥還沒完沒了。
今年經濟是倒吃甘蔗。第1季的成長率只有2.49%,但逐季上揚,第3季4.38%,本季5.28%;景氣燈號從8月起連續4個月是代表經濟穩定成長的綠燈。金改的成效浮出,廣義逾放比由2001年底的11.27%逐年下降,今年10月只剩2.8%;外資累積淨匯入大增,去年底是800億美元,今年11月已達1004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貧富差距由2001年最高的6.39倍,逐年縮小至去年的6.03倍。


朝野惡形腐蝕活力
台股今年總共上漲了6.6%,平均每位股民增加21.17萬元。總的來說,經濟部門表現頗佳。社會部門,重大的要犯今年落網不少,治安比去年要好。社會各部門活力充沛。
不看政治這一塊,只看經濟、社會、文化和休閒等部門,台灣相當好,安定繁榮,生活品質優,很適合人居。可是一看政治部門,大家就不免焦慮煩躁。弊案連連加上政潮洶湧,在媒體、政客、爛名嘴們的刻意炒作下,事事局部放大,渲染誇張,造成高頻率噪音效應,人人焦躁不堪。國民黨昨天宣布的「最佳金言獎」,嘲諷民進黨當局的各種荒腔走板的言行,堪稱一絕。可是在野黨的言行就高明了嗎?問問百姓吧。藍綠的惡形惡狀正在腐蝕台灣其他方面的活力。很可厭。

more

Friday, December 30, 2005

反波的PODCAST和新京报王小山的BLOG

新京报部分员工罢工,导致最新一期成为新华社转播站。不过最有意思的还是这张照片,旁白也配得精彩。

时间:昨日  地点:永安路106号  场景:头鸟带领着群鸟飞过高空,天空虽然不是很晴朗,但它们依然会载着心中的目标飞向远方。  本报记者 康亚风 摄

反波的新京报PODCAST
王小山的BLOG

more

MUST READ:2005中国故事

瑞典慢经济如何成功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2月09日 12:02 《中国企业家》杂志

  瑞典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创新决不仅仅是增加1个亿的科研预算和拼命加班,它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思维模式和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

  有这样一个小国,它只有区区900万人民,六分之一的国土在北极圈以北,以诺贝尔奖,金发美女、ABBA乐队和“从摇篮到坟墓”的堪称世界上最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闻名,公司几乎从不裁员,悠长的假期,弹性的工作时间,很多人推崇“The Art of do nothing”(什么都不做的艺术)……

  让我们来猜一猜,这个国家的全球竞争力排名?2005年,在世界经济论坛调查的117个国家中,它排名第三,它的制造业生产力的效率为世界第一。它也是IDC调查中的全球最佳信息化社会,科技创新指数排第一。没错,它就是瑞典。

  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中,瑞典模式让无数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挠头。高税率、高福利和经济增长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尽管期间也有过两三次短暂的经济衰退,但每当人们开始预言“瑞典模式破产”时,它又奇迹般地再次调头向上。不仅是瑞典,效仿它的另外四个北欧国家也都名列在全球竞争力的前十位之列。

  小小的滚珠轴承能把一个公司带到多大?全球4万员工,年营收超过50亿美元,这是有着百年历史的瑞典SKF公司的规模。“轴承永远是核心,我们的新产品开发源源不断。”SKF现任总裁Tom Johnstone告诉说。

  事实上,这个小小的国家拥有比你想像更多的世界级品牌,宜家、沃尔沃、爱立信、H&M、SAAB、Absolute伏特加、ABB、依莱克斯、利乐、阿斯利康……

  创新是瑞典经济发展的真正秘诀。瑞典每年将3.3%-4.3%的GDP投入研发,是世界上投入研发比例最高的国家。超过1/5的瑞典公司将其一半以上的资金用于创新。2004年,瑞典活跃着超过300亿美元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100多个风险投资基金,管理150亿美元的资产。

  是的,瑞典人承受着世界上最重的税收负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与法国的45%,英国的37%和美国的29%相比,瑞典的税收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2%。所以在瑞典,几乎不可能出现像GOOGLE创始人那样一夜暴富的情景。少数亿万富豪的财富都来自于数十年累积或者家族传承,并且通过基金会等形式运作,“他们的生活跟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区别,非常低调朴素。”瑞典国内最大的商业杂志《VECKANS》的执行主编Richard Bjornelid称。

  但与人们想像的不同,瑞典的公司税在国际上算是很低的,在某些方面,几乎为欧洲最低:同德国的38%,美国的40%和日本的42%相比,瑞典只有28%。

  在这个良性的循环中,高税收哺育了良好的公共财政,而透明高效的政府又把资金投向教育、公众健康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高素质的劳动力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而良好的分配制度,又确保了今后税收的来源。

  高福利制度就像一把双刃剑——既免除了那些勇于创新的人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可能养出一批懒汉。不过,在失业率只有5%的瑞典,前者的作用可能更大。

  “生活不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尊严和乐趣”,这是绝大多数瑞典人的共识。81%的瑞典居民懂英语和其它语言。创新是一种乐趣,一个瑞典医生的家里竟然拥有一台精密机床,以便在家里改良一些工具。据说伽马刀就是这样被瑞典人发明的。

  一个在瑞典留学的MBA说,她在和同学讨论是否把一个本土印刷厂搬到成本只有一半的捷克时,瑞典同学们都认为,从“长期的商业计划”看,还是放在瑞典更合适。至于成本,可以通过提高效率来解决。美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在这里的商业环境中也不被推崇,更多的人相信团队精神。

  当今天我们的国家在谈论自主创新和和谐社会的时候,瑞典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创新决不仅仅是增加1个亿的科研预算和让工程师们拼命加班就能见效的,它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思维模式和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

  (申音)

more

维基百科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罗伯特·马休斯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发表日期: 2005-12-30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我们可以相信谁?这个问题是目前维基百科(Wikipedia)争论的核心所在。维基百科是网上百科全书,任何人均可访问——也可编写内容。

有些人将维基百科视为未来:该计划不仅造福日访问量达100万次的用户,还授权于一大批义工。迄今,义工们以100多种语言撰写了180万条目。

其他人则认为,由业余爱好者编写百科全书的想法,是过时的60年代式乌托邦理想。显然,这种想法因最近的一宗争议事件得到了证实。一名恶作剧者在维基百科的相关条目中加入了对美国知名记者约翰·塞根塔勒(John Seigenthaler)的诽谤。该指控在长达4个月时间里未引起注意,到发现时已蔓延。

对于批评维基百科的道义及其假设(即人们的诚信与能力是可信的)的人来说,此次事件是一份礼物。

维基百科已宣布增加安全措施的计划,包括禁止未注册用户修改条目,并延迟发布热门条目的新版本,以便进行审查。

基本假定是正确的

对于维基百科的批评人士来说,项目启动5年后才推出这类安全措施,证明塞根塔勒对这套网络百科全书的描述是恰当的,即它是“有暇疵、不负责任的研究工具”。但到目前为止,维基百科在没有此类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仍表现完美,这也可证明维基百科对于人们的诚信与能力的基本假定是正确的。

对此,明显的反驳是,维基百科可能仍潜伏着其它不计其数的谎言、谬误和误解。

迄今为止,有关维基百科可靠性的证据,几乎完全来自经验,但许多人核查了自己专业领域的条目,通常对该网站印象深刻。

按更科学的方法测量维基百科可靠性的少数几次尝试,已验证了经验证据。最近,由科学杂志《自然》(Nature)任命的专家组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维基百科条目典型的准确性不比《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逊色多少。但批评人士再次指出,调查的规模小得可笑——仅从80多万篇英语条目中抽取了40来条。而且,这些条目局限于维基百科见长的科学领域,这无疑反映出那些擅长编辑网页内容的人群的特征。

随着维基百科以每天1500页网页的速度扩充,其可靠性证据能否超越“粗略”令人怀疑。何况,对许多人来说,维基百科的可靠性永远不够好。

信任本来就有非理性成分

这种态度是否理性尚不清楚。话说回来,研究已反复表明,“信任”本来就包含相当大的非理性成分。在《信任:从苏格拉底到炒作》(Trust: From Socrates to Spin)一书中,南安普敦大学的基隆·奥哈拉(Kieron O’Hara)博士以公众信任民意测验的结果为例。这些结果通常将新闻记者置于可信度尺度的底部,而将新闻广播员放在顶部。而事实上,多数新闻广播员也是记者,他们的职责也不过是朗读其他记者所撰写的稿件。

关于信任度下跌的报告,也不那么可信。今年10月,《消费者报告网络观察》(Consumer Reports Webwatch)的一份调查表明,与去年相比,约有十分之九的人对使用互联网更为谨慎,25%的人声称已停止网上购物。忙得不可开交的网上零售商,会相信这些结果吗?

简而言之,就信任而言,人们的行为与言论之间存在鸿沟。虽然许多人对维基百科吹毛求疵,但他们仍将使用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质量的疑问,可能会使维基百科的用户,比那些购买据信可靠的百科全书的消费者更加精明。

然而,信任是一件十分脆弱的商品。随着竞争服务“数字世界”(Digital Universe) 下月推出,维基百科的声誉是否受到近期反面宣传的致命损害,可能会很快明朗。与维基百科一样,“数字世界”将允许任何人编写内容——但这些内容将由领取薪水的专家组进行审查。在包括许多世界级机构的公私合作关系的支持下,“数字世界”旨在成为网上信息的终极可靠来源。

最大谜团

但是,最大的谜团在于为什么(除了塞根塔勒传记的恶作剧之外)维基百科的质量比人们的预期好得多。条目编写者无任何经济奖励,不署名,也无表扬。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做好这份工作?

这里的解释,可能与另一种社会现象相似:在餐厅给服务员小费,尽管你不太可能再度光顾,因而不太可能获得优质服务作为回报。

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教授表示,这种“无意义的”给小费行为是一种证明可信度的方式——不是对别人,而是对自己。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些行为提升了自我形象;而且,这固然可能并不带来明显的回报,但“好人”的人格面貌(persona)在其它场合可以带来利益,如寻找伴侣或得到工作。

因此,维基百科人(即维基百科的编写者)为这一宏伟工程作出贡献,可能是要向自己证明:他们愿意只为造福他人而辛勤工作。

如果是这样的话,维基百科的崛起可能证明,世界终究并非无可救药——不管新闻记者是怎么说的。

罗伯特·马休斯(Robert Matthews)系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Aston University)访问讲师。

more

中国家居市场饱和人才匮乏 6000亿市场竟无霸主

信息时报
相比风生水起、众所瞩目的家电业和房地产业,同样关乎人们生活质量的家居业一向显得较为冷清。而12月2日~5日,经过10年磨砺的中国家居行业,在地产促动和家居消费提升的大背景下,也迎来了全行业的盛会——“2005(博鳌)中国居家论坛”。

据了解,此次由搜狐网等主办的家居业盛会吸引了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皇朝家私、宏耐地板、博洛尼家居等全国百余家家居龙头企业及行业协会的参与。会上,来自全国各地家居生产流通领域的精英、协会专家、就“变革中的中国居家行业”面临的危机及发展空间、如何应对市场竞争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困境市场饱和人才匮乏

伴随着近年来房地产业的有力拉动,中国家居行业也孕育着迅猛发展的土壤:行业逐步细分,品牌全国化趋势加强,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进入2005年以来,面对着全新的行业环境和国外反倾销的大棒频频来袭,国内家居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

据中国香河家具城管委会主任刘雪松介绍,从今年开始,中国的家居关税由78%降于零,预计未来十几年内将有更多的外国家具商涌入中国市场。其中意大利、德国等将抢占中国的高档市场,东南亚将抢占中低档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国的家居市场营业面积高达2000万平方米以上,处于饱和状态,但有些地方还在大兴土木。刘雪松认为,扩张不仅会使得中小企业在洗牌中逐渐淡出市场,而且现存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

另外,有专家指出,大部分本土家居企业靠跟风仿制维系生命。这一困境的背后,是国内家居业设计人才极度匮乏。比如,我国5万多家居企业,拥有设计师不足3000人。另外,中国的家居企业虽然知道设计师的重要,但是很少有企业花力气去培养自己的设计师,因为这一行业人才流动频繁,企业怕花了钱给别人做嫁衣。

反思高产值行业缘何缺巨头

6000亿元,这是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名誉会长张恩树在论坛上公布的2005年国内家居行业的年产值。而相比风生水起、炒作不断的家电业和房地产业,政府和社会对于家居产业的关注度和宣传力却显得苍白无力。同样关乎生活质量的家居产业为何社会关注度不高,高产值的家居行业却缺少类似家电业的行业霸主?

张恩树指出,随着居民消费行为从温饱型向追求提高生活质量的转变,国民用于居住家庭装饰方面的支出,未来几年内还将大幅度增加,而且家居行业的增速会比房地产行业更快,因此家居行业缺少巨头的局面也亟需改变。

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区域化、分散性是家居行业缺少巨头的主要原因。德国柯诺木业中国区总裁彭鸿斌认为,建材行业对于原材料的依赖性和消费者区域性消费习惯的巨大差异,极大地影响着企业的全国扩张。业界熟知,目前仅木地板全国就有1000余家企业,却没有一家市场份额在10%以上;与此同时,北方家居流通领域的巨子:居然之家、集美家居等在南方却鲜有耳闻,称雄南方市场的丰盛地板等品牌在北方也是少有问津。

业界人士分析认为,气候条件和居住习惯的南北差异、分散化的家居制造和地域化的营销优势、不成熟的品牌扩张思路等等,都极大地遏制了家居各门类的长足发展和行业巨头的产生。

共识走品牌之路才是产业出路

从圣象与莱茵阳光的拓张竞争中,人们看到了当前国内家居市场的白热化竞争程度;而从南京龙瑞等家装巨头纷纷改名”家居公司”到木地板企业自觉提出E0标准,也令人们看到了近年来家居三大门类的改变和提升。面对行业竞争的加剧和企业的自觉进步,与会业界精英和协会专家就家居产业的提升和出路进入了深入探讨。

北京宏耐地板市场部总经理张岩认为,品牌众多,但无绝对强势品牌;优质品牌存在,但呈区域性分布,全国区域整合不足,是当前家居企业品牌塑造和扩张的痼疾。香港皇朝家私集团总裁林常青认为,家具制造企业要做大做强品牌只有两个途径:就是加大开店数量和加强媒体宣传。

与会家居业界精英都一致认为,家居产业要完全改变现有无序竞争和混乱发展的格局,只有加强大品牌、大公司与个性化的小品牌、小公司的整合和集群,完善全国化品牌扩张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升级。


解析:谁为本土家具业发展指路引航

21世纪商业评论
就像英国一家媒体评价宜家的评语:"它不仅仅是一个店,它是一个宗教;它不是在卖家具,它在为你搭起一个梦想。"宜家深谙口碑传播之道,并进行看似原始、笨拙,实则高效、完美的运作。宜家就是这种"品牌宗教"的"教会",分布于全球的223个宜家商场就是散步在各处的"教堂",宜家的员工就是这种"品牌宗教"的"神职人员",在经过系统的培训和价值熏陶后,他们把一套生活态度、价值格调传达给"教民"——每年3亿多进入宜家的顾客。
  为了让更多的顾客成为宜家的品牌布道者,宜家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销售梦想而不是产品",为了做到这一点,宜家不仅提供广泛、设计精美、实用、低价的产品,而且也把产品跟公益事业进行联姻。大约10年前,宜家集团开始有计划地参与环保事宜,涉及的方面包括:材料和产品、森林、供货商、运输、商场环境等。现在,宜家则是率先通过"森林认证",这是国际上流行的生态环保认证,包括森林经营认证和产销监管链审核。宜家甚至表示不会无视童工、种族歧视等社会现象和使用来自原始天然森林的非法木材的问题。
  一直以来,宜家赖以传播品牌的主力就是宜家目录册,不少人把它比喻为印刷数比《圣经》还多的册子,事实上,它的传播功效堪比《圣经》。这份诞生于1951年的小册子,带有明显的邮购特色。但坎普拉德逐渐把它改造成了新生活的布道手册,这些目录上不仅仅列出产品的照片和价格,而且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从功能性、美观性等方面综合表现宜家产品的特点,顾客可以从中发现家居布置的灵感和实用的解决方案。每年9月初,在其新的财政年度开始时,宜家都要向广大消费者免费派送制作精美的目录。2005年宜家目录册共发行1亿6千万册,使用25种语言,有52个版本。
  宜家还有一个独特的策略,采用"一体化品牌"模式的品牌,即拥有品牌、设计及销售渠道。在产品品牌上,宜家把公司的2万多种产品,分为三大系列:宜家办公、家庭储物、儿童宜家。在宜家品牌的强势支撑下,2万多种产品均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从SANDOMON(桑德蒙)沙发到EXPEDIT(埃克佩迪)书柜;从FAKTUM(法克图)橱柜到MOMENT(莫门特)餐桌;小到价值一元的香槟杯JULEN(尤伦)。
  但在中国,宜家也开始尝试其他品牌策略。2002年9月,一个名为《宜家美好生活》的电视短片在北京和上海同时播出,这是宜家进驻中国市场四年以来首次使用电视这一媒介。历时8分钟的短片每集都用故事去解决一个家居生活的难题。
  在宜家亚太区总裁杜福延眼里,这些活动都是为了支持宜家的形象——为普通大众创造美好生活的每一天。杜福延称,"我们的目标是,在街上随便做个市场调查,问消费者:如何更好地装饰自己的房子?希望他们的回答都是:宜家。让宜家成为第一个选择。"
  坎普拉德秘诀
  不可否认,让宜家闻名遐迩的不仅仅是宜家的经营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坎普拉德管理公司的方式。坎普拉德的秘诀究竟是什么?这个秘诀的核心在于,坎普拉德深信公司从未达到完美状态,不要夸口与夸耀。不要认为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必须为以后的困难时期做打算并且做准备。他的信条是:成功是成功最大的敌人。鉴于这种理念,坎普拉德设计了一个极其完善精致的控制系统,设在荷兰的双重基金,英氏基金——宜家基金是宜家机构的后台老板,下设英氏控股集团,两个辅助集团进行实质运作:一个是宜家服务集团,一个是宜家内务系统公司。以此保证不受制于某个国家或政府,而永远处与家族控制之中,同时享受到利益最大化。
  同样重要的是,坎普拉德深谙刚柔相济的道理,再完美的系统,也需要柔性的情感联系。坎普拉德认为领导力中最重要的是"爱",将这种情感优势用在员工身上,才会使整个企业成为家族的情感联系。
开篇追问:
  这个产值2000多亿的中国行业,这个据说正在与家电、IT、汽车并列为中国第四大产业的行业,为什么只是在与美国激烈的贸易战壁垒下才引起关注?
  这个正在成为全球家俱"世界工厂"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诞生诸如宜家这样的"强势"品牌和企业?

  这个产值2000多亿的中国行业,为什么没有诞生足以为整个产业指路的标杆企业?
  第一篇:在"世界家俱工厂"的时代,追寻本土标杆
  袁卫东
  让我们重温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故事。
  "天哪,这占了多少空间。咱们把脚拿掉,放到桌子底下。"吉利斯。琅格伦喃喃自语。1953年,在北欧瑞典偏远的阿姆胡特小镇,宜家创始人坎普拉德在与其招募的广告设计年轻人,在为产品型录中的一张桌子拍照时,这一番喃喃自语,让全球第一个家俱的平板包装就此诞生。这个今天看来已经相当平常的做法,实质上开启了一场革命。
  商业史上,有一些平凡的日子,开创了不平凡的历史。但在太多的时间里,或许,中国企业没有能够重温这些日子。
  追问
  还是不要兜圈子了。谁都知道我们实际上正在关注中国本土家俱业(家居)的走向。其原因不仅囊括在略现宏大的产业追问之中,也体现在现实的企业焦虑之中。
  这个产值2000多亿的中国行业,这个据说正在与家电、IT、汽车并列为中国第四大产业的行业,为什么只是在与美国激烈的贸易战壁垒下才引起关注?
  这个正在成为全球家俱"世界工厂"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诞生诸如宜家这样的"强势"品牌和企业?
  这个产值2000多亿的中国行业,为什么没有诞生足以为整个产业指路的标杆企业?
  毋庸置疑,最近两年在大西洋两岸的对华反倾销"坚硬"的贸易壁垒面前,在中美大国战略博奕的舞台上,中国家俱(家居)业第一次获得了产业高度的关注。在国人意外感受到其海外竞争力时,这个号称产值2000多亿的产业,实际为5万多家企业分割的事实,却再次印证了"世界工厂"式竞争力的庞大而脆弱。
  毋庸置疑,这个国家正在同时成为规模巨大的世界家俱工厂和市场。投身与生存其间的公司不乏学习和创新的努力。但在分享高速增长的经济利益,而面对巨大的产业与公司的反差时,业界习惯于以"散、乱、差"的行业特点,来为此声辩。当然,也包括常常会被提及的短暂的商业历史:只有20多年啊!以此来回应本土家俱业为什么缺乏代表性企业的追问。很多时候,这均为事实,听起来也似乎有理。但也遮蔽了真相。实际上,诸如台声这样的专为美国市场贴牌生产的企业,已经跻身十亿级的企业之列,即使被视为头号对手的瑞典宜家在中国的采购,已经远远超过其传统的国际采购地――波兰,以20%左右的比例位列第一……这些事实表明,生产能力和规模都不是中国本土家俱业缺乏代表性企业的核心问题。
  那么,是不是他们缺乏的只是时间?这同样可能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回答。
  时间本身并不能决定性的造就一个公司,公司的高度深深根植于其对价值认定本身,以及其源流之中。在一个以所谓"中国崛起"为标榜的时代,当本土企业竞相卷入争夺"中产阶级"市场的炽热战场上,将"设计"演变为划分消费阶层的标识,或者沉迷于中国地产业那种异常惊人的造富运动,将商业地产奉为法宝时,本土企业可能正在偏离他们身处时代的主要坐标,也可能正在失去成长为代表性企业的机会。
  相当多的时候,业界也习惯于把那些堪称卓越的公司表现,归因于设想中的某种"先进".而无视于宜家诞生于北欧布满冰碛的偏远小镇。正如商业史上前仆后继出现的那些卓越公司,是在克服人类共同的现代生活必然经历的那些困境而成功的。
  因此,回到时代与价值本身追问,这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就不是一个可笑的问题。
走出时代迷雾
  毋庸置疑,本土家俱业的新历史,开端于20多年前,"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完美的社会拯救运动,宣告失败。
  当全能的国家权力,在一场惨痛的历史大动乱中,开始退出中国人家庭生活的趋势,当领袖画像不再居于家居中央……此时,最重要的问题是,日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的生活空间最终要以什么"主义"来统领?这个名词就是后来被中国人尊崇的"现代"一词。而呼应和满足中国人对新生活样式最人性需求的消费潮流,就构成了本土企业共同的源流。
  事实证明,这种已经持续了20年的消费潮流变迁,对于中国企业的影响力,最终比任何披着意识形态外衣的政治潮流更为长远,而这正是中国人一直渴念建立的百年企业秘密所在。
  而这样的潮流全球同此凉热。1941年亨利。R.鲁斯以《时代》发行人的身份宣告"美国世纪"的到来,宣称,"民主取胜了,就像天边的闪电划过蜗牛般爬行的旧世界。"但在世俗的生活中,民主并没有胜利。大众是在为昂贵的所谓现代生活而苦苦挣扎。"中产阶级"生活演变成各个国家都视之为高尚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梦想。正如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看到的现代生活,金钱财富成为取得荣誉和博得尊敬的基础,成为评价一切事务的标准,无论宗教、美感……而在重新市场化的中国尤其如此。
  那么,现代生活样式,美,设计,企业,能在怎样的商业哲学和行动上统一起来?是更好的生活、更低的价格,还是更好的生活、更高的价格?家俱(家居)公司这样似乎并不在指引时代坐标之列的公司,实际上却身处时代问题的第一线之中。
  在瑞典布满冰碛的阿姆胡特,英格瓦。堪普拉德,一个1948年偶然进入家俱业的青年商人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和行动。从自发最终变成自觉。坎普拉德的思考,不但起源于其简朴的故乡史马兰,而且穿越了东西方。在1950年意大利米兰的一次家俱展会上,堪普拉德在目睹展会的华丽与市民灰暗的家庭生活强烈反差,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穷人就得忍受那么丑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只能那些精英分子花大价钱享用吗?他的追问和商业行动,就此伴随宜家从阿姆胡特走向全球的进程,从当时身处"共产主义"阵营的波兰,到已经演变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甚至在与中国做最初的贸易时,自问"怎么做呢?什么是人民的福祉?"这基本还原了一个理念,"让绝大多数民众以他们负担得起的价格,买到物美价廉的日常用品。这是与真正所谓民主息息相关。"所以,"民主化"是一个相当恰当的商业哲学,它让设计,功能,价格"三位一体",并在1976年《一个家具商的誓约》中凝聚为一种公司教义(宗教)。
  坎普拉德"民主化"家居商业模式的成功,并非现代商业史上伟大但孤立的事件,反而只是现代商业中那些高扬时代精神的瑞典部分,正如乔治。伊士曼将胶卷"民主化",使摄影成为一个平民化的事件,亨利。福特使普通人拥有了汽车,在空间上解放了一个个落后的国度……直到最近的IT和互联网浪潮中,在每一个桌子上都有一台PC的商业梦想……Ebay式的全球自由市场的梦想:每一个人不论出身,甚至不论身体的是否残疾,都可以在这样的电子商务市场上实现交易……
  在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家具工厂"的时代,的确有必要重温和追寻现代商业精神的坐标。这本质上是一场关于现代生活样式及其主张的竞赛。公司的价值,不是在创制那些自己虚拟的矫揉造作的中产阶级生活场景,不是以此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的标识,将设计、价格和美学变成分割人群的壁垒,反而再一次加剧和重新划分了阶级(阶层)。这会让"中产阶级"这个在中国异常模糊的单词,变得更加贫乏,它在失去政治民主的品质时,也在生活上沾染了权贵的气息。
  即使是在思考中国传统家具文化时,我们也已经明白,失去明朝简约的清的家俱,在繁复的雕饰,与炫耀权力的与众不同时,不能自拔。
这大概也能说明曾经在18世纪风行西方的"中国风",为什么最终没有成为现代家具的标杆本身?
  在这样的时代,本土公司追求卓越的生命力只能源于一种理念,对现代中国人家居生活样式的发现与塑造,也是对现代中国人生活、价值观的发现和塑造。这种样式摆脱了国家权力对私人空间的控制,个人和人性得以解放,但也不能再度臣服于金钱的权力和虚荣之下……
  这样的"现代",让中国人不再单纯寄居在西方的样式,或复制西方的样式之中,或者将中国传统的、东方的元素勉力与之杂交,以求获得生存。
  有没有本土的公司能够在这样的"三位一体"上热忱的行动,以实现自己的商业价值?
  在"世界家俱工厂"的时代,让我们共同追寻本土标杆。
  第二篇:宜家标杆
  金错刀
  2005年10月12日上午10点,世界上最大的家具巨头宜家家居(IKEA)在一片翘首以待的目光中准时抵达广州,被设计成一张机票的邀请函显露出宜家的与众不同与饱满自信:这一时刻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店铺开张,而更像是一个被期待已久的贵宾终于到访。

  宜家的这种自信又一次被证明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中国特色的舞狮表演和瑞典风格的锯木剪彩仪式结束后,早已在商场外苦候多时的人群一拥而入,一会儿就将原本宽敞空落的卖场挤得人头攒动。在开业的第一天,卖场内的咖啡厅始终座无虚席,很多样板间铺设的地毯在头几个小时内就被人群踩得不成形状,门口的林河东路也由于的士不断停车落货而接连发生堵车。
  在宜家卖场内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乏一些心情复杂的中国本土家具业内人士。中国早就以19%的份额成为宜家的全球第一大采购国,而作为中国家具的主要生产基地,广东的家具制造商一直都在以一种有喜有忧的复杂情绪关注着宜家的一举一动。如今狼终于来了,他们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近距离地观察它。
  宜家到底在哪些方面与众不同?是否如宜家自己所总结的几点:广泛的产品线、精美实用的设计、低价格,或者专业的归纳,如:体验式营销、供应链管理、宜家结构等。如果你对此深信不疑,那就要小心了。想想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吧,特洛伊人只看到了巨大的木马,却没有发现木马内隐藏的希腊士兵。
  宜家标杆的骨干何在?
  逆向战略定位
  追根溯源,宜家的成功首先是企业战略定位的成功。特劳特品牌战略咨询公司总经理邓德隆认为,"宜家的战略定位是自助式家具服务商,而这个与众不同的定位是宜家的核心所在,定位一旦占据就很难被竞争对手模仿,单独模仿其中一个环节都是徒劳的。
  在企业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在1996年发表的经典文章《什么是战略?》中,波特便以宜家为案例来揭示什么是独特的战略定位。"宜家家居反其道而行,"宜家选择以不同于其他竞争者的方式来执行自己的活动,成为诠释战略定位的代表企业。
  宜家家居逆向战略定位的核心是"低价"和"有限服务".宜家的目标对象是年轻的家具客户,他们在乎的是价格低廉的时尚家具。要充分理解这种战略定位,就要回到宜家的创立之初。从1950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瑞典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4%,这一持续增长所带来的现代化浪潮使得城市不断扩张,并向郊区辐射发展。年轻人迫切需要找地方住下来,并尽可能便宜地装修房子。这一状况和现在的中国出奇地相似,"黄金年代"下的"黄金需求"由此产生。
  1953年,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放弃了所有的其他行业,比如自来水笔和圣诞卡等,专门从事低价位的家具经营。但是当时的瑞典国内家具业市场几乎被制造商卡特尔和零售商卡特尔所垄断,两个家具巨头相互间的供货合同实质上排除了任何竞争对手进入的可能,也就是说,游戏规则已经被设定好。
坎普拉德放弃了正面交锋,而选择"反其道而行":以家具制造商的身份直接卖家具给消费者,同时又以零售商身份直接向独立生产厂家采购家具。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坎普拉德把这种"反其道而行"的策略不断发扬光大。1955年,宜家开始设计自己的家具。1956年,宜家推出平板包装,这成为宜家低价位的关键因素。1958年,第一家宜家商场在瑞典阿姆霍特开业。1963年起,宜家开始进军海外市场。1965年,自选概念诞生……
  宜家"反其道而行"的策略也体现在它"从价格标签开始设计"的独特定价方法上。看看宜家贩卖的热狗吧,才3块钱人民币,而在其他地方,类似的产品差不多要10块。这只小小的热狗完满地体现出了宜家的"热狗原理":不仅仅是价格比别家的低,而且还要比别人低很多。为了达到这一点,宜家的研发体系采取一种独特的做法,首先确定价格,即设计师在设计产品之前,宜家就已经为该产品设定了比较低的销售价格,然后再反过来寻求能够以该售价以下的成本价提供产品的供应商,从而把低成本与高效率合为一体。
  从一个独特的营销概念转化为一个战略定位,宜家花了几十年时间使其高效运转。而围绕战略定位,宜家又进行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整合。这看起来就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但是,宜家的战略定位却是有一些具有优先顺序的战略主题构成:首先是有限的顾客服务。为了抓住那些愿意节省成本而牺牲服务的顾客,宜家放弃了竞争者惯用的招数。宜家放弃了销售员贴身顾客的销售方式,而是采取销售员咨询、店内展示的自助式服务。宜家没有太多的服务人员,却总是提醒顾客"多看一眼标签:在标签上您会看到购买指南、保养方法、价格。"其次是顾客自助购物。宜家擅长设立样板间,以陈列相关的产品,顾客不需要设计师的协助,就可以想象各种家具摆放在一起的样子。宜家也鼓励顾客在卖场"拉开抽屉,打开柜门,在地毯上走走,或者试一试床和沙发是否坚固。这样,你会发现在宜家沙发上休息有多么舒服。"第三是模块化的家具设计。和其他厂商依赖制造商的做法不同,宜家觉得自己设计专有的低成本、组合式、可自性组装的家具,更符合公司的定位。
  第四、更低的制造成本。宜家除了与OEM供应商合作外,也鼓励各供应商之间进行竞争,宜家也倾向于把订单授予那些总体上衡量起来价格较低的厂商。为了进一步降低价格,宜家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其供应链布局,根据各地不同产品的销量不断变化,宜家也就不断调整其生产订单在全球的分布。
  这种低成本的定位是以牺牲顾客部分服务为代价的,这也招致顾客的抱怨。在中国,宜家会受到顾客强烈的质疑:为什么送货要收费?为什么要自己组装家具?宜家没有放弃自己的"低成本"的原则,但是也增加了许多竞争者没有的额外服务以做补偿:在店内提共孩童照顾服务;延长营业时间,国庆期间甚至延长到晚上十点;提供低价美味的餐饮服务,一款咖喱鸡套餐才9块!这些"逆向"策略显然让年轻顾客兴奋不已,因为他们可能有小孩(却没有保姆),有钱但只能下班时间逛街购物,他们也更喜欢快餐。
  逆向思维和独特定位在宜家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无处不在。用宜家创始人坎普拉德的话说就是:把缺点转化为利润。具体的做法表现在宜家让衬衫厂制造椅子靠垫,让门窗厂打造桌子框架,晴天的时候把雨伞价格抬高而下雨的时候再打折出售。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斯格帕椅子",宜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寻找合适的生产商未果,后来,宜家的设计师突发奇想,决定让生产塑胶碗和塑胶桶的厂商来生产这种椅子,结果却制造出了比最初设计的线条还要简洁、明快。
  在今年宜家广州店开业之前,宜家别出心裁地把邀请函设计成机票的样子,意味着到宜家就可以一步跨越到瑞典。在更早的2003年秋季,宜家在发布新一年战略时,则在上海一个楼顶搭起了一个巨大的卧室,所有的嘉宾和记者都身着睡衣、穿着拖鞋,样子滑稽而有趣,而这则是为了突现"舒适"的主题。
 宜家精神
  一年前,身为宜家中国总经理的杜福延受到记者的一个提问挑战:你更愿意把宜家比喻为什么动物?"Dog",杜福延想了好一会才回答。在杜福延看来,这种动物代表的是友好、忠诚、值得信任以及平和,这一切和宜家的公司精神不谋而合。
  宜家精神的源头,可追溯到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的出生地,位于瑞典的斯马兰,瑞典文的原意就是"小地方",一个土地贫瘠、生活贫困的地方,但那里的居民却以勤勉著称,善于使极为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这种斯马兰精神使得宜家无论对内对外,都散发着一种柔性的平民气息。
  虽然许多种说法,宜家精神的核心却是"民主精神".对坎普拉德而言,宜家"民主精神"的产生,在于19世纪50年代的一个偶发事件,当时,坎普拉德去意大利参加一个家具交易会,白天看到的是最现代化、最豪华、最昂贵的家具,晚上,当坎普拉德步入意大利的普通人家时,看到的只是廉价甚至有些丑陋的家居装饰,与白天交易会的陈列有着天壤之别。这一景象对坎普拉德震撼巨大,在宜家创业之初,坎普拉德就把宜家的发展目标确立为:为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在50年前,家居业纷纷朝着更高价格、更奢华的设计进军时,宜家这种"平民化"理念的确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对坎普拉德而言,他却把握了一个巨大的社会性浪潮。事实上,这种民主和平等的意识在瑞典由来已久,每个瑞典人,从小都会被培养并认同这样一个价值观——无论贫穷或富裕,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平等的机会。只有理解这种独特的瑞典精神,才能更深体会宜家"高价值下的低价格"策略的真正含义。
  宜家把自己的产品称之为"民主设计"——简洁、美观而价格合理。使用高成本来设计一件华丽的家具,对于设计师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对宜家的设计师而言,要用有限的资源来完成一件具有同样功效和美观的产品。工业设计并非设计师美学品位的炫示,而是对功能、美感以及成本的通盘考虑。
  宜家这种民主精神的真正核心是"与顾客结盟".宜家一再强调,它的每一个产品都体现了"为了大多数人"的经营理念。在宜家,新设计师进入公司后,第一项功课是了解"宜家的语言",之后才能放手去设计。宜家进行新产品开发设计时,十分注重让市场一线人员参与到设计过程中来,因为只有他们才更了解顾客的需求;另外,宜家的产品设计者有很大一部分直接来自零售部门,有直接和顾客打交道的经验,比较了解顾客的需要。
  为了给员工强调"与顾客结盟"的民主理念,1976年,坎普拉德写下了《一个家具商的信仰》,由此成为"宜家圣经".他一再重申;"为大多数人创造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包含着打破地位和传统的局限——成为更自由的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与众不同。"即使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宜家加大向全球发展的步伐时,它也力求保持自己原汁原味的企业文化。坎普拉德直接表示:"宜家向来坚持自己的重要传统,因为这不是瑞典文化,而是公司文化。否则,其他国家的员工就感受不到自己属于宜家。"除了把"简洁、美观而价格合理"的产品带到全球市场,宜家也把北欧式的"平等自由"精神传播到各地。对年轻人而言,相对于产品的实用,宜家这种精神力量更具杀伤力,谁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大趋势:人人都渴望成为主角和支配者。
  品牌宗教
  在品牌策略上,宜家也是"反其道而行之". 2005年9月,《商业周刊》和Interbrand公司联合推出的"全球最佳品牌"榜上,宜家排名42位,品牌价值为78.17亿美元,而在此之前连续三年,宜家一直位居"全球最佳品牌"的前50名。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宜家极少投资于广告。
  事实上,宜家品牌的真正核心是让顾客成为品牌传播者,而非硬性的广告。
坎普拉德在内部最强调的经营理念就是"拥抱艺术",见到自己喜欢的人,他会先给一个有力的拥抱,告别时,又是一个有力的拥抱。这种理念如此重要,以致于坎普拉德在考虑一些重要的职位时,总是深思熟虑这些问题:他们有那种家的感觉吗?他们是否节俭?他们能否深刻理解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用意?
  更为重要的是,坎普拉德希望宜家的每一个员工都能化节俭为利润。和一般传统企业的老板不同,坎普拉德对节俭的偏好近乎偏执。在宜家位于瑞典南部赫尔辛堡的办公室,访问者一眼就能看到墙上的醒目标语"Killa-Watt"(省一点)。这种近乎偏执的节俭策略不仅形成了一种习惯,更是形成了一种工作态度和解决方法。例如,宜家的经理到中国东北林区访问时,他们发现有大量的白桦树树干尖堆放在林地上时,这些是林区没用的东西,但宜家却没有放弃这些"无用的东西",他们成功地将这些材料制成了各款家居。
  坎普拉德并非凭借个人魅力领导着公司,而是成功地把这种个人因子融入了宜家血脉。2002年,坎普拉德正式退居幕后,而宜家的扩张速度丝毫不减。
  柔性企业
  攻势凶猛的宜家,却是一个强调柔性管理的企业。
  "正是由于宜家的管理方式,使我在宜家工作了19年。"杜福延说,在杜看来,"宜家非常讲究人性化,宜家的经理被要求尊重每一员工,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是比较友好的,宜家创造一种自由的环境,让每个人都能承担责任,宜家不会说你犯了错误,就去惩罚他,而是给员工很多机会。"坎普拉德从创业开始就在宜家推行一种"公司就是家,家就是公司"的企业文化。这里面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他把公司看成了一个家庭,而他就是整个家庭的领袖;另一个则包含了宜家的理念"为大多数人生产他们买得起、实用、美观而且廉价的日常用品,也就是说让别人轻松’安家’."即使在向全球发展时,宜家也力求保持自己原汁原味的企业文化。坎普拉德直接表示:"宜家向来坚持自己的重要传统,因为这不是瑞典文化,而是公司文化。否则,其他国家的员工就感受布道自己属于宜家。"为了达到标准化的经营发展模式,宜家也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员工的培训制定了一系列流程和标准。宜家进行培训的一个中心是将宜家的理念深植于员工心中,培养宏观、弹性的思维系统,有效应对外在变化,如何面对困难,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提高团队合作等。杜福延的理解是"最核心的是让这些员工有一个令人鼓舞的任务,宜家的经理要比员工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经理有责任照顾员工,经理和员工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一环。除此之外,公司还要给员工更多机会拓展工作经历及能力,在公司内部,给你拓展的空间。所以,大家都会说,我有喜欢的工作,有很好相处的人,然后我也有好的未来,我为什么要走呢。"对顾客而言,宜家柔性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宜家式微笑".事实上,微笑服务不仅体现在笑容这种模式化的要求,而包含了柔性的价值观:用心设计,用心服务,真诚地倾听顾客的声音,促进宜家的发展。这种柔性,使宜家的企业架构与流程设计具备了足够的适应力和弹性,能根据客户不同需求高效率地做出快速反应。
  但是,这种特有的宜家柔性也在遭遇挑战,在这个速度更新更快的时代,不少人抱怨宜家设计速度变化的太慢,基本上一年才一变,他们则转投另一家北欧风格家具INNOVATION的怀抱;还有的人抱怨宜家的价格降的太慢,而转投类似金海马等国产家具品牌的怀抱。
  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宜家在柔性背后的强硬底气。2004年财年,宜家中国市场销售额为10亿人民币,在宜家全球128亿欧元的销售额中,仅占1%,但在单个店面的销售和访客数上,宜家中国却位居前列,这说明宜家在中国市场还埋藏着巨大潜力。今年10月12日开业的宜家广州店是宜家在中国的第3家店,而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增至10家。
和众多竞争对手相比,宜家最强的竞争力在什么地方?
  杜福延总结为,"第一,我们产品的系列。第二,我们展示我们产品系列的方法。第三,我们创造出我们独特的购物环境。很多顾客不一定在商场买东西,但是他们就愿意来这里逛一逛。"杜福延的这种回答是温和的。但能够像磁石一般将顾客吸引进来逛一逛的宜家,最终希望吸引的绝不仅仅是人流。
  第三篇:分解本土四大类型公司
  武西
  宜家来了,这个来自北欧小国瑞典的品牌,全球销售额竟然高达138多亿欧元,在中国,仅两个店销售额即可达10亿人民币,这是何等的强势?!

  而在产值高达2000多亿的中国本土家具产业中,却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和品牌在销售额上能达到行业总销售额的0.5%,这又是何等的弱势?!
  差距太大!抹汗思索,扪心自问:中国的本土家具企业,如何才能诞生一家像宜家那样的强势企业和品牌?
  目前中国本土家具企业大概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以家具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公司,以联邦为代表;二、专门销售场地给家具厂商的摊位商,以吉盛伟邦为代表;三、兼租借场地给家具厂商的摊位商和家具厂商的经销商于一身的公司,以金海马为代表;四、专业代工外销的公司,以台升为代表。如前所述,这四类企业中没有一家解决本土家具企业超越0.5%市场份额的尴尬命题。让我们不妨来逐一分解这四种类型的代表公司的现状,看看它们所走的道路都有哪些问题。
  联邦:普及"高素质生活"的悖论
  简介:创立于1984年的联邦家私迄今已经有21年历史。它定位于为中产阶层服务,虽然近年来价格一路走低,但依然未能改变消费者心目中的固有印象:联邦家私好是好,就是贵了点。联邦经营的业务范围包括家具、装修和家居用品,"从毛坯到完美"的一站式服务;在全国拥有超过1300家加盟店,覆盖300多个城市,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荣获中国家具十大影响力品牌,堪称中国本土家具行业的领导级品牌。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土家具企业的四种模式中,联邦品牌经营与渠道经营并举的思路最接近于宜家,但其目标顾客群与宜家有一定差异。
  品牌之道:做激光,而不是太阳
  联邦家私,高素质生活——这是联邦对外宣传的口号。联邦家私好是好,就是贵了点。这是中产阶层对联邦的印象。
  联邦并不乐意接受这个已经给顾客留下的固有印象,而一直希望将这种印象重塑为"好家具高贵而不贵".因此近些年来,联邦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新材料开发应用和管理变革,最终使产品的制造成本一路走低。
  譬如联邦在2003年推出的"紫韵"和"加州阳光"系列家具新品,制造成本较2002年同类产品下降达30%左右。在这样的情形下,联邦采取了两点措施意欲给产品重新定位:第一,新产品没有保持以前同类产品相应的零售价格,而是将零售价格降低30%,从价格上来说,贴近普通白领阶层的消费水准;第二,提出"十分新品,七分价格"的口号,发动了"中产生活普及运动".但这场"中产生活普及运动"却未能做到简化概念、持续推广,新定位未能深入人心。联邦原本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定位依然坚不可摧,很多消费者仍然认为,联邦家私好是好,就是贵了点。
  联邦想要拓展目标顾客群体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企业和品牌不一样,企业可以争取不同的顾客群体,品牌却只能忠于特定的顾客群体。企业可以拥有多品牌乃至多种顾客群体,而品牌必须拥有特定顾客群体,并成为该群体对某类产品的代名词。要想拓展顾客群体,更好的方法应该是推出新的品牌,而不是在同一品牌下。实际上,"中产生活普及运动"没有必要选择已经拥有中产生活的消费者,而应该选择以过上中产生活为目标的大众阶层。
  (我们不妨替联邦想一想,如果联邦要争取大众阶层,用什么新品牌名好呢?综观联邦曾经用过的品牌名字:勋爵世家,联邦,家家具……你会发觉"家家具"这个品牌很适合走大众化的路线。
遗憾的是,家家具现在"沦落"为联邦品牌下一个产品的系列名,美其名曰:联邦总品牌属下的子品牌之一。而联邦品牌下,有三个子品牌……这个品牌的结构,其属下员工都要通过培训才能记住,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联邦如何向顾客有效传播?)
  在全国各地的联邦家居广场转一转,你会发现看各个区域门楣上的招牌让人应接不暇:联邦家装、联邦布艺、联邦花艺、联邦画艺、联邦。高登(入墙衣柜的联合品牌,)、联邦。宝达(地毯的联合品牌)等等。
  这正是联邦所想做的:联邦正在尝试将它的品牌拓展到不同的业务线,让顾客得到一站式全程服务,也就是在联邦能够实现从毛坯房到拥有一切。
  联邦正在试图使自己成为中国本土家具行业的太阳。太阳以每小时数亿千瓦的能量照耀地球,但是,借助一顶遮阳的帽子,你就可以沐浴在阳光下数小时而不被晒伤,这说明能量再大,分散使用也无法形成威力。事实上,如此众多的业务线中,还是联邦家私比较出名。
  联邦似乎也意识到了综合经营的弊病。2005年,联邦停止了1986年就成立的联邦装修工程公司的营运。但根据综合观察,联邦关掉装修工程公司应该是不得已,而非主动聚焦业务。如果主动聚焦,应该是聚焦联邦家居这种商业业态,将经营着力点集中于商品的设计和销售,像宜家所做的那样。
  所以,联邦应该努力抵制品牌延伸的诱惑,成为一束激光。激光是一种弱能源,但是凭着高度集中的光线,你能够切割钻石。
  联邦的渠道同样存在缺乏集中度的问题。联邦的销售系统主要由两块组成,一是分销系统,二是自营零售系统。
  分销系统,主要分销联邦家私厂生产出来的各大系列产品。其主要策略是通过加盟,大量增加零售网点,以量取胜。从2000年到2005年,短短5年的时间,联邦的加盟店由几十家,达到今天的1300多家,进展神速。联邦继推出核心产品系列家家具以来,不断开发出新的产品系列,然后向加盟商力推新产品,进行渠道捆绑。在这种策略下,多数经销商权衡得失,大部分都会接受经营几个系列的产品,这样,联邦的分销取得了倍增的销售效应。
  自营零售系统,即联邦北京分公司、上海分公司、广州公司、重庆分公司,盘踞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四大中心城市,各自分管四大城市下的零售网点。自营零售系统各自为政,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其商品组合策略,人才策略,销售策略,都由各个分公司自己确定。
  联邦这样的销售组织结构,导致各个销售公司各自为政,其经营的成败完全依赖于各个销售公司掌舵人的能力,同时也无法发挥团体采购的力量。
  如果联邦能够成立强大的营销中心,统管分销和自营系统,在产品的设计、组货、销售策略上形成一致,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渠道的威力,为品牌的增值起到作用。
  手工工艺与规模生产之困
  从联邦接二连三推出的实木家私到板式家私,联邦一直在追求原创设计,抵制业界盛行的抄袭风,这一点堪称中国家具产业的典范。
  联邦实木家具的定位为现代实木艺术家具。联邦的主要核心产品家家具、新明式等,都是以实木为主,大量使用了曲线和雕刻等工艺,既然是实木,而且需要雕刻,就有相当大的手工成分,其制作受木工的数量及手工速度的制约。如果联邦要成为宜家这样的强势品牌,它的设计理念无疑会遭遇工业生产的挑战:手工技术含量越高,就越难支持产品的大批量生产——无法大量复制,成本就无法大规模下降——成本无法大规模下降,售价就无法普惠众生。因此,中产生活普及运动目前还只能是联邦的一个口号。
  而联邦的板式产品,在设计上往往会跟实木配件结合在一起,联邦的意图在于给模仿者与竞争者出难题:想做出跟联邦一样的东西,仅仅只能做板式产品是不行的。联邦将其属下的实木,板式以及软体沙发综合起来,以实木为主,做出实木和板式结合、实木和软体结合的产品。
联邦的产品因此而具备了独特的魅力,也让工厂产生了联合增效的作用。
  但要成为最强势的品牌,就要创造最大的消费群。板式家具走的正是符合大规模生产的路线,正如"宜家家居"的平板式结构,正如"红苹果"家具的贴纸板式。但是,联邦将手工实木配件加进板式家具,并且增加手工成分,这样其板式家具就受到实木配件生产的制约。问题又重新回到了手工工艺与大规模生产的矛盾上。
  如果要成为宜家这样的强势品牌,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走大规模化生产的平板家具路线(,以大众化的价格,纳进"家家具"这个品牌的产品系列,真的让大众觉得,这是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的好家具——家家具)。
  "联邦走的是整合商的道路"
  ——与联邦家居集团总裁杜泽桦对话
  《21世纪商业评论》:我们首先从联邦家居的目标顾客群——中产阶层开始谈起,联邦如何定义中国的中产阶层?

  杜泽桦: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中产阶层的组成也在变化之中,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产阶层就不一样。我们目前对中产阶层的定义有三个要点:1、接受过高等教育;2、家庭年收入(夫妻双方的收入加起来)在8万到30万元之间;3、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对自己的生活品质在不断追求之中。
  对于联邦来说,联邦的目标顾客群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他们已经经过了第一次置业的阶段,目前在第二次到第四次置业之间,也就是说,年龄层次大概是从25岁到50岁之间。
  《21世纪商业评论》:也就是说,联邦将目标顾客的生命周期也考虑在内了,那么这样一个人群能否支撑起一个足够大的市场?
  杜泽桦:中国目前的社会还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不象发达国家的那种橄榄形的社会结构,但是我们观察社会的发展,可以注意到中间阶层的数量发展是最快的,这个阶层收入提高的趋势也是明显的,我们相信,这个阶层足以支撑一个很大的市场。
  《21世纪商业评论》:今年广东家具市场的一个重要动态就是宜家的进入,我们知道宜家在中国的目标顾客主要是年轻的白领,那么这个市场定位跟联邦是否有重合的地方?
  杜泽桦:首先我要说,宜家的开张对于广州白领来说是一个喜讯,对于联邦,也是一件好事。宜家是跨国公司,大品牌,但是它和联邦的市场定位是不一样的。目前家具市场的细分趋势已经开始明显起来,我刚才说过,联邦家居的目标顾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是在第二次到第四次置业之间,而宜家的目标顾客大都是那些第一次置业的年轻人。有一些方面宜家和联邦可以说是完全差异化的,比如宜家提倡无人服务,提倡顾客DIY,而联邦恰恰在服务上下工夫,提出了一站式家居服务的概念,提倡OPE(善于使用专家)。如果没有合适的市场定位和特性,那些同质化竞争的家具企业肯定会感受到宜家的压力。
  当然,作为中西方家具企业的两个代表,将宜家和联邦在一起比较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但实际上我们无法相提并论,在规模上我们差它们太远,市场定位上我们也有很大差异,不会直接碰撞,我认为反倒是有互相补充的作用。
  《21世纪商业评论》:联邦如何看待宜家这个世界家居巨头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以及它在中国市场的前景?
  杜泽桦:我最早看到宜家是在1990年左右,在香港,当时的宜家还是由和记代理的,就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宜家的成功是营销的成功,相形之下,国内众多家具品牌仍然停留在产品阶段。宜家整个企业都在围绕着它的节俭文化,服务的对象是普罗大众,但是在不同经济状况的国家和地区也遇到了问题。比如在香港和新加坡宜家都不能被归入低价产品一列,在中国大陆市场更是如此,不过据我们的观察,在宜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几年间,它在价格上下了很大工夫,基本贴近了大众价格,但是与此同时,本土家具商也在降价,比如联邦在过去几年内整体价格下降了大约四成,因此宜家的价格优势在中国市场,尤其是在广东市场上是难以体现的。
部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宜家在进入广东之前是考虑了好多年的。
  《21世纪商业评论》:宜家的美学核心理念是简约,简约的美学理念也帮助他们解决了大规模工业生产和工艺美感之间的矛盾,加上生产环节大量外包的做法,宜家的大规模扩张可以不必担心产能的问题。作为中国家具商的代表企业,联邦如何定义自己的美学核心理念,联邦是否寻找到了中国传统美学在家具中的独特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是否会与工业生产有相冲突的地方?
  杜泽桦:联邦将自己的美学核心理念定义为"新东方",联邦的产品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大量吸收西方现代技术,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美感。但是正如你所说,宜家的平板拼装产品是符合大规模工业生产规律的,可以通过大量生产单一商品而降低成本,而联邦的家具实际上是多种类、小批量的生产,这也是我们和宜家定位不同的地方。
  我很欣赏宜家的经营模式,可以达到如此之大的经营规模。但是我认为未来的家具市场是走向细分的,而一次置业后的顾客在购置家具时会更注重家具的个性和品质,这就是联邦存在的理由,作为消费者来说,他需要宜家,也需要联邦,定位不同的家具商都需要在这个市场上共存下来,一起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1世纪商业评论》:您反复提到今后市场的细分趋势,这让我想起了联邦的一款经典产品——联邦椅,包括全国各地的仿制品在内,联邦椅在中国的销量超过了1亿只,创造了单一产品在市场上生产和销售的奇迹,您认为在市场细分的情况下,类似联邦椅这样的奇迹产品在今后的市场还会出现吗?联邦在设计开发上又什么创新?
  杜泽桦:时代不同了,市场不同了,联邦椅这样的奇迹我认为难以再现了。
  联邦在开发设计新产品时着重把握两个趋势,一是市场细分,二是整体家居的概念,总的原则是贴近消费者,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联邦目前有四个大主题四十多种风格的产品组合,每一种组合都是针对一类特殊的消费人群,而这些产品之间也可以进行自由组合,联邦还开始向顾客提供个性化订制家具服务,这是国外高端家具商中很盛行的做法;而从整体家居的概念上,联邦的每一产品组合是阐释一个完整的概念,同时联邦已完成了从"家具商"到"家居商"的转变,一字之差,联邦的产品线和服务就丰富了很多,联邦还开始向顾客提供家庭装修服务等,可以说,联邦的这些举措,都是相对于宜家的差异化竞争策略。
  《21世纪商业评论》:目前中国的家具市场是非常分散的,没有一个市场份额特别大的行业领袖企业,我们知道联邦是有做标杆企业的意愿的,那么您觉得做行业的标杆企业是否应该走向单一化、专业化?联邦综合混杂的经营模式是否妨碍了它的发展?
  杜泽桦:确实,目前的中国家具市场非常分散,品牌集中度很低,但我想这更多是一个行业的问题,从市场影响上来看,联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家具市场的领袖级企业。
  联邦目前拥有8个制造厂,遍及全国300多个城市的1300多家品牌店,同时我们也为一些国外品牌做代工业务,这种综合业务模式的形成是基于联邦的综合实力。我们相信,中国家具市场下一步将会进一步细分,对于家具商来说,他们的对策就是在做精做细上下工夫,联邦目前所做的一切,正是服务于这个目标。
  家具市场目前有很多种模式,比如以做OEM为主的制造商,比如做渠道的批发商、销售商,比如做家具售卖场地的摊位商等等,而联邦走的是家具市场的整合商的道路,并且坚定要将这条道路走到底,这种选择是基于联邦在中国家具市场20多年的整合经验,我相信这是我们无法复制的竞争力。(采访整理:彭韧)
  吉盛伟邦:家具航空港的空洞化危机
  简介:吉盛伟邦,由吉盛商场和香港伟邦公司合资而成,全称吉盛伟邦家具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迄今已有13年;起源于长春,目前其市场网络分布在上海、广州、杭州、长春、宁波五大城市,拥有9家大规模中高档家居广场;已经成为有专售中高档家具卖场的代名词,也是中国家具行业最大的专业流通企业和品牌之一。
专注于渠道的市场定位
  吉盛伟邦基本不从事家具的设计和制造,相反,它专注于渠道经营,为家具商提供专业卖场,并从它们收取租金以盈利。但吉盛伟邦并非对所有的家具商都全盘通吃,而是起到了一个"市场过滤器"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家具厂商进入吉盛伟邦时,吉盛伟邦首先要控制住进入其卖场的家具质量,并在那些已经进入的家具厂商之间进行筛选。简而言之,吉盛伟邦的"过滤器"功能就是要在这一环节上解决家具质量问题,这也是它们对于消费者的价值之所在。在经营中,吉盛伟邦也形成了自己中高档家具卖场的市场定位。但是,在各种各样商业地产的竞争下,能否培养起多数租户的忠诚度,是吉盛伟邦最大的隐忧。
  家具航空港,生活任飞翔——这是吉盛伟邦的口号。这个口号传达出了吉盛伟邦的两层诉求。其一,吉盛伟邦要成为中国本土家具行业永不落幕的交易会;其二,吉盛伟邦希望告诉消费者,要买中高档家具,就要来吉盛伟邦。
  从吉盛伟邦的经营模式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吉盛伟邦的顾客是其租户——中国本土家具企业,以及意图进军中国市场的其他国家的家具企业。而这些家具企业真正想要的,就是一个更便利、更低成本的平台。
  吉盛伟邦的广告说,386个品牌等候你的到来。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共有中外500多个家具业的知名品牌厂商与吉盛伟邦长期友好合作。吉盛伟邦正在不断完善其销售环境和市场网络,不断邀请有意开拓中国市场的国内外家具厂商加盟吉盛伟邦的市场网络。其招商范围包括从事中高档家具、地毯、灯饰、布艺、画、装饰品等的生产和经营的中外厂商。
  吉盛伟邦的目标非常清晰,就是做中高档家具产业的商业地产,所以,它吸引了很多需要购买中高档家具的消费者。但是,看似专注的吉盛伟邦也有着中国企业的常见毛病:吉盛伟邦有个规模不大的家具厂——长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在长春吉盛伟邦家具商场、杭州吉盛伟邦家具商场中,各有一个小摊位叫做吉盛伟邦。大商场名字叫做吉盛伟邦,小摊位的名字也叫吉盛伟邦,这让人感觉蹊跷。吉盛伟邦既然是专业为家具厂商服务的商业地产,再弄个自营的小吉盛伟邦就相当于跟自己的顾客夺利了。再有,吉盛伟邦也没有必要去想着如何拓展业务抢交易会的生意。
  破解用户忠诚度难题
  吉盛伟邦的销售收入结构有两部分,其一来自于租金,其二来自于管理费,吉盛伟邦每年都会从管理费中抽出一大部分用来做宣传。
  虽然吉盛伟邦的广告未必是家具产业中最有水准的,但是却一定是最凶猛的。在有市场网络分布的每个城市,吉盛伟邦每年至少要做1千万元的广告集束投放,这是吉盛伟邦大手笔市场营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地铁车站,还是街头看板、霓虹灯箱、电视荧屏、报刊杂志,都能看到吉盛伟邦出彩的广告,或动或静,亦张亦弛,构成强势的媒体视窗,令消费者侧目。
  也许,本土家具产业需要学习这种媒介的手法。其实,吉盛伟邦这种广告的手法,很象奇书《反经》里提到的"君道":通乎用非其有如己有之。这些广告费都不是吉盛伟邦自己掏的,它只是抽取租户的资金集中起来使用而已,目的就是让消费者记住:买中高档家具吉盛伟邦。吉盛伟邦吸引了人流,租户也就跟着受惠,更重要的这个地方也就升值了。如果这块地是吉盛伟邦买的,建筑物是吉盛伟邦建的,那吉盛伟邦就可以享受到这种升值。
  吉盛伟邦的这种做法类似于借柴生火,利用集结在它旗下各个租户的资金进行宣传,把人流量引到这里来,这个地方就如燃烧起第一堆木炭,开始热起来;同时,凭借吉盛伟邦本身的号召力和"集聚效应",许多大企业也将落户其附近。于是,吉盛伟邦及其周围就开始产生商业地产的火炭效应:越多火炭聚堆,这个地方就越热。既然卖场升值了,吉盛伟邦也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升租。
高广告费,大量宣传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升价格(租金)。
  这样,吉盛伟邦的租户在心里不断地掂量着成本与收益,所以也不断有人撤退,有人进来。正因为这样,吉盛伟邦让对手有隙可乘。相当多的商业地产不断向吉盛伟邦发起挑战,比如广州的美居中心就和吉盛伟邦对着干:吉盛伟邦是"家居航空港,生活任飞翔",美居中心就是"你身边的家居航母,家的一切,美居中心应有尽有";吉盛伟邦整合了386个家具品牌,美居中心就专门整合这些品牌中最能赚钱的家具品牌。竞争对手的步步进逼,无疑是吉盛伟邦难以排遣的隐忧。
  作为一个专注于渠道经营的专业流通企业,租户的忠诚度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租户的航空港只是一座空港。提高租金无疑会对租户的忠诚度造成损害,难道提高租金是吉盛伟邦唯一的路吗?实际上,吉盛伟邦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眼光全国化,甚至全球化,通过降低单位面积的租金,吸引更多的租户,让租户扩大经营面积(全国、全球范围合计),经营更多的品类,为租户打造更低成本、更大的生意平台,同时,培养租户的忠诚度,这样,吉盛伟邦去到哪里,租户就会跟到那里。如此一来,其他的商业地产就很难与吉盛伟邦竞争。培养租户忠诚度,是成为本土家具产业的强势商业地产企业和品牌的关键之所在。
  金海马:当低端品牌进军高端市场简介:金海马,全称为深圳金海马实业有限公司,创立于1996年。金海马定位于为大众阶层服务,其目标消费群跟宜家有近似之处。金海马的连锁网点遍布华南、华东、华北、华中几大区域数十个大中城市,构成全国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经营管理统一的庞大连锁销售网络。"金海马"成为了中国家居零售流通业的主流品牌。拥有渠道优势的金海马同时也代理销售部分其他厂商的家具。因备受低价市场的积压和利润微薄之苦,金海马开始以自身品牌进入中高档市场,但始终未能改变已给消费者造成的低端品牌印象。
  冒进高端市场
  金海马服务的对象是普通大众阶层,其对自身竞争力的评价是"低价、低价,还是低价",而消费者多数也认为金海马的家具虽然品质不算非常好,但是价格确实很便宜。某种程度上,金海马已经成为中低档家具卖场的代名词。
  但是,最近金海马也开始偏离其中低价家具的定位。今年10月,金海马在广州开了一家新店,占地1.1万平方米。金海马负责人宣称,这个新店将是金海马在全国内的首家高档品牌家居店,一楼、二楼是精品家居区,以经营中高档家具为主,并且将以"高档不高价"作为新店卖点。
  金海马认为,目前国内中低档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如果只将目标客户定位于大众阶层将导致其市场利润不断下降,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高档家具的消费群体日益壮大,30岁至45岁的"中生代"人群已成为最具经济实力的消费群体,这类群体的观念倾向于享受优质生活,更关注提升生活品味和格调。随着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高档品牌家居市场孕育着巨大的潜力,正迎来新的发展时机。所以,金海马开始挥师进军中高阶层。
  金海马的如意算盘会成功吗?笔者认为其胜算很低,很难逃出品牌的铁律。低价格就是低价格,没有人会说,这辆奇瑞QQ汽车,虽然很便宜,但是真高档,同样也没有人说,这辆宝马车确实很高档,但是真便宜。价格和品牌形象是密不可分的,企业在低价位的商品上塑造高档的形象,必然会事倍功半实际上,如果你定位于一般的大众消费,那么对于大众价格便宜的反馈,你应该感到自豪,加倍努力,坚持走低价路线,而不是心有不甘地转头瞄准高档市场。如果金海马能够抵制住品牌延伸的诱惑,就要尽快放弃以"金海马"品牌杀入中高档市场的梦想。
  而金海马的本质,仍然是家具行业的商业地产。这一点,它跟吉盛伟邦是一致的。但两者的不同在于,吉盛伟邦是全面招租,而金海马是以自营和招租结合。
金海马将其商场的摊位按照位置的好坏加以区分:好位置拿出来招租,差的位置的就用于自营。自营产品的定位也很明确:看卖场内的租户什么样的家具好卖,它就制造出来同类产品,并且以比租户更便宜的价格出售(当然品质也更差一点)。就这样,活地(好位置)可以获取租金和管理费,死地(差的位置)则以低价格吸引消费者购买,死地也生了。
  这是典型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行销策略。或许其掌舵人精通兵法的原理,同时对房产的经营颇有见地。的确,金海马本身就有房地产经营的背景。金海马是由创立于1990年的香江集团投资控股的,香江集团迄今为止,已有15年的投资房地产的经验。
  左右手互搏的市场游戏金海马最吸引消费者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低价格。而金海马的宣传也基本围绕低价格这一点。多年来,金海马一直坚持使用事件营销的方法,最终令"便宜"这个印象深入人心。譬如今年,围绕着"低价",金海马设计了一系列的主题事件:6月份,在金海马芳村店举办"中国家具业成本剖析研讨会",期间,该店作为大会唯一指定的示范点,特别推出全场成本演示价,上千家品牌供应商强强联合,上万款精品家具批零同价。消费者对此反应十分热烈。
  7月份,金海马再次策动"亚太区订货会",对订货会期间大批量订货的批发商予以更多优惠,以及提供免费多种语言翻译,优先配送所订货物,为新客户提供免费办理报关手续等超值服务。此举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厂商、批发商、经销商参与,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实行批零同价是吸引众多消费者和批发商的主要原因。诸如此类的种种举措突出了金海马的低价定位,也赢得了大量消费者和批发、零售经销商。
  金海马是所有的东西都很便宜吗?事实也并非如此。金海马的店中店中也有驻点于美居中心、吉盛伟邦等中高档卖场的品牌,这些品牌对其消费者不会采取两种价格政策,因此金海马的卖场内也有部分中高档的产品。金海马事实上在打一场认知战,它注重的是让消费者觉得你便宜,是印象,而非事实。
  金海马如此尽力地在营造自己的低价格形象,却同时又试图进入中高档市场,这无异于同一个人往不同的方向使力,必定会费力不讨好。其实,最重要的问题还不是金海马能否成功进入高端市场,而在于金海马在未来的战略选择能否坚持自身的低价定位。我们不要忘了,产值高达138亿欧元的宜家并没有将手伸到所有档次的家具市场,而是紧紧盯住中低档市场这一块。
  台升:代工出口大王的品牌之痛简介:台升,全称东莞台升家具有限公司,由台升国际集团投资建立,创立于1992年。台升厂房共占地1700亩,设计居世界领先水平;在职员工7000多人,成品库采用世界一流的自动化仓库,全部由机器人操作,也称为无人仓库;2001年成功并购美国第二大家具零售商:环美家具,成为亚洲第一家拥有自己品牌、行销美国的家具公司;现已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家具生产商,世界排名第三的国际家具集团企业,年营业额近50亿。因为是代工企业,台升在消费者心目中是默默无闻的,如果不是美国对中国家具业提出反倾销,或许至今国内公众都很难听到这个公司。
  代工企业的内销道路
  台升是一家专业代工,以外销美国为主的家具企业。很多人都误将台升误写成台声—一本著名的台湾杂志名字,这就是代工类企业的共同尴尬——也许你的产品在市场中份额很大,但在消费者心目中却默默无闻,甚至连在家具这一行工作的人很多都不很清楚台升这家企业。
  90年代初,台湾逐渐增加的土地和劳工成本驱动台升到中国大陆寻找成本更低廉的生产基地。因为当时深圳的土地价格已经涨了很多,广州离香港又太远,所以,和许多台商一样,台升选择了东莞。2004年初,台升又在与上海市仅一河之隔的嘉善地区,设立新厂并开始试产。
台升的嘉善厂占地1,600亩,约是东莞厂的2.5倍。
  台升的设厂布局,抓住了长三角日渐明显的地理优势:台升的嘉善厂离上海虹桥机场仅40分钟车程,不到两小时车程可以将集装箱运到江浙沿岸的国际港口。不但可以外销,而且在内销方面更胜过珠三角,弹性很大。
  低成本的制造土壤和高利润的市场,是台升迅速发展壮大的基石。但市场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要想不断发掘低成本的制造基地和高利润的市场,就必须习惯性地采取全球化视野。
  台升虽然外销也生意兴隆,但是它也意识到如果光做代工而没有品牌,产品的毛利就难以提升,但若要从市场上从零开始打造"台升"品牌,即使花费大量时间与金钱,也难保成功。
  2001年,当台升得知美国前五大家具通路商"环美家具"有意出售时,立即决定并购环美。当时环美家具处于亏损状态,台升接手后迅速关闭环美的几个车间,没多久环美就转亏为盈。这项并购在美国家具业引发了极大震撼,并登上了美国家具权威媒体《今日家具》(Furniture Today)的头版,估计并购金额至少超过2,500万美元。结合环美家具在美国通路的名气与品牌形象,加上台升的家具制造品质及生产规模,台升在美国的销售不但更稳固,获利能力也逐年上升。
  还可以预测的是,面对外销毛利急剧下降的压力,台升可能积极跨足内销市场。但是,台升在中国本土的消费者心目中,依然是默默无闻的。
  从其没有选择"台升"这个公司名称,而是利用在美国当地的"环美"这个品牌名称进行零售的举措来看,台升的品牌策略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成熟。从其借品牌杀入零售,再兜回另一部分毛利的举措来看,台升迟早会杀入产品的终端销售以赢取更高的利润。台升在美国可以借名入市,在其他国家乃至本土也未尝不可。所以,台升转战内销的态势已经隐然成形。
  如果台升能够以新的、更好的品牌名进入商业领域,走高品质、低价格的路线,它能缔造出一个中国的宜家吗?其代工企业的背景,恐怕是其最不利的因素。
  路在何方?
  我们以联邦、吉盛伟邦、金海马和台升四家企业为代表,仔细审视了本土家具厂商的四种模式。综观这些本土家具产业的企业和品牌的代表,它们能指出成为全球化强势企业和品牌的道路吗?结论是它们很难胜任。这些本土家具产业的企业和品牌,只能指出:自己为什么会走在目前的路上;只能显露:自己为什么不能成为像宜家这样的强势企业和品牌之路。
  以制造业和流通业并举、工业品牌和商业品牌并举、原创设计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并举的联邦,试图在东西方文化和生活样式中寻找自己产品的独特灵魂,但综合经营让其业务难以聚焦形成突破,精致的手工工艺和大规模工艺生产的矛盾也让其大规模扩张遭遇难以克服的阻力;走家具业专业卖场道路的吉盛伟邦如何培养租户的忠诚度,专注于渠道经营吉盛伟邦能否成就一个伟大的品牌?
  定位于中低档家具的金海马能否坚持将低价路线坚持到底,还是决心加入高端市场的争夺之中?
  不声不响依靠代工业务将营业规模做到50亿之巨的台升,能否有雄心壮志打造一个伟大的品牌?
  其实,从对这四类企业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阻碍它们破解中国家具市场的%%难题的因素中,有着共同的问题。每一家企业都欲求做大,但其做大的途径往往首先是通过开拓新的市场,或者进行品牌延伸,或者开辟新的经营领域,而不是将手中已经掌握的市场做到极致。此时,回头再温习一下宜家的成功之道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身为世界第一大家具巨头的宜家并没有将精力分散到所有的家具市场,而是专注于中低价家具产品,并通过大规模的生产来降低成本,形成。
  更重要的是,伟大企业不可欠缺的那种伟大的商业灵魂。在全球成为企业和品牌伟大标杆的商业灵魂,毫无例外,都接近为绝大多数人造福的思想。
这个商业灵魂,通常首先是根植于企业创始人的核心价值观,然后发展为强烈的使命感,然后就演变为这个企业的文化,最终成为指导企业一切行为的核心思想。
  宜家创始人坎普拉德的核心价值观是节俭,他的使命是提供种类繁多、美观实用、但是老百姓都买得起的家居用品。沃尔玛的创始人,核心价值观是珍惜每一美分,他的使命是:要让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活用品方面省下最多的钱。松下创始人,核心价值观是消灭贫穷,他的使命是:让电器大量生产,卖得像自来水那么便宜,家家户户用得起……
  在中国本土家具产业标杆困境中,最主要动因可能就是缺乏商业灵魂和企业家精神的凝聚,缺乏以此为价值观演变为热忱的商业行动和创造。这个归纳似乎过于简单,或许伤害了本土企业家的自尊和感情,但也绝非妄语。
  在世界家具工厂的时代,本土企业欲求标杆,应该敞开胸怀,虚心学习,大胆设想,认真求证,笃实行动。
  如何才能诞生像宜家这样的强势品牌,除了要向家具产业的强势企业和品牌"宜家"问路之外,同样重要的,要向家具之外的各个产业的强势品牌问路。因为它们,都可能为中国家具产业指路。
  让我们期待本土公司的脱胎换骨。
  伟大导师出现,路将明朗。


more

汪丁丁:许多坏的开端和一个好的开端

  如果官僚们的行为已经被置于广泛的新闻监督之下,那么,迅速官僚化或许不会给社会带来比既没有道德基础又没有权力制衡的“一元化领导”更大的危害。可是,如果官僚们并没有置于新闻监督之下,或者,对新闻监督有恃无恐,那么,迅速官僚化将带给我们社会的危害,或许不亚于旧时代的政治腐败

  自从实施“宏观调控”以来,中国政府的行为模式发生了不容忽视的集权化倾向。问题的要害当然不是社会允许权力以何种形式实施。我们从哈耶克那里或从我们亲身体验得知,伴随着政府权力扩张,几乎不可避免地扩张着的,是“理性的狂妄”,是基于政府官员对自身能力的自大狂般的设想而实施的各项伟大计划——所谓“政绩工程”。

  市场的自发秩序,在中国社会,鬼使神差,经历了二十几年的发展,居然把中国经济变成了“世界工厂”——made in China——其中包含的是是非非,可圈可点,此处不赘。

  终于,市场经济,例如它的核心部分——广东、江苏、浙江,像一株多年熟的果树,开始结果了,它的丰硕果实,吸引了外资,也吸引了政府官员。

  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坏的开端——由政府直接参与的钢铁项目、路桥工程、矿产和能源开发、土地征用和房地产开发,或其他类型的诸如“建设国际花园”这类政绩工程。标志着这些坏的开端的,一方面,这些工程之所以可能,其前提是政府财政状况如恶性肿瘤般的极大好转——因为过去若干年税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行为,那些以“亿元”、“十亿元”甚至“百亿元”为计量单位的政绩工程,往往与政府官员的私利紧密联系,以权力腐败和工程质量因多次转包或偷工减料而迅速下降为特征。

  这里报道的浙江省杭州市人民代表质疑“一纵三横”工程,是一个好的开端,尽管作用范围尚小。“一纵三横”工程涉及数亿元工程款,其中一条街道,曙光路,去年刚刚修过。对“半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这一质疑的,是杭州九三学社的代表。

  比较客观的研究者,大致会同意这样的判断: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成为或正在演变为民营的、市场导向的或市民社会的,中国社会结构已经或正在演变为民间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仍是“二元”的——它的主要部分,分别来自国营部门的利税上缴和民营经济的各项税收。

  所以,我们政府的行为,不难理解,也处于这样一种过渡状况内。一方面,它不是完全由纳税人和纳税人的代表大会及其立法所制约的;另一方面,基于政府的“自身利益”,它愿意让自己的行为日益广泛地受到民间力量的监督和制约。巴泽尔最近的著作《国家理论》(2005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中译本),详细论述了政府如何为着自身利益而将权力日益移交给民众监督和制约。作为对他的论述的一种补充,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政府的所谓“自身利益”。

  最近披露的各类贪污案件,以“中行开平分行”为例,凸现出一种“集体腐败”和“集团腐败”的特征(参阅陆磊《开平教训:从集体腐败到集团腐败》,《财经》2005年8月22日)。

  这一特征刻画的,就是政府的自身利益。在一个正常的市民社会里,例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第三篇里描述的那些社会,政府自身利益有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是政治家及其伙伴的利益,其二是职业官僚们的利益——包括他们的精神诉求和物质利益。当王权逐渐被民权取代时,或者,当民主的权益从贵族逐渐扩散到全体公民时,恺撒与元老院的关系就逐渐演变为总统与国会的关系,与此同时,职业官僚们的行为,被置于越来越严厉的新闻监督之下。于是,土耳其苏丹们的行为模式逐渐演变为俾斯麦时代德意志官员们的行为模式。

  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家与官僚群体,他们的自身利益与行为模式随着社会演变而演变。因此,作为一个好的开端的一部分,我们看到了杭州的这份“加强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监督”的试行规定。与以往发布的关于加强监督的各种规定相比,决定性的差异体现在杭州这一“试行规定”的细节里——即界定了政府各部门“第一把手”的人、财、物三类权力的那些制度细节。

  所谓“一个好的开端”,首先是指选民直接批评政府的行为,其次是指这里报道的邯郸的“市长权力清单”和杭州的“试行规定”各自包含了比以往更多的制度细节。所谓“许多坏的开端”,首先是指经济增长的丰硕果实诱致的政府的掠夺之手,其次是指下列更复杂的社会博弈过程:因为制度细节的增加,法规和解释法规的权力环节也相应增加,故而导致政府行为的迅速官僚化。

  如果官僚们的行为已经被置于广泛的新闻监督之下,那么,迅速官僚化或许不会给社会带来比既没有道德基础又没有权力制衡的“一元化领导”更大的危害。可是,如果官僚们并没有置于新闻监督之下,或者,对新闻监督有恃无恐,那么,迅速官僚化将带给我们社会的危害,或许不亚于旧时代的政治腐败。

more

周其仁:如何定义我们的商业年代

   中国是一棵大树。置于世界之林,这棵大树要怎样看才对?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想看个明白的人又如此之多,是为难。时近2005年年末,《中国企业家》杂志确定了一个视角——“商业年轮”——请了多位名家,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



他们究竟看得怎么样?请读者品评吧。

  “商业年轮”当然是一个借用和比喻。早年我在完达山伐木,知道大树的年轮,要放倒之后才看得到。这是说,凡我们可以看到年轮,树已经成为历史。要观察生机勃勃的树木活生生的年轮变化吗?我们非要有钻入树心的本事不可。可是那样一来,见到了树木,又不容易再见森林。

  观察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常识说,没有参照系,我们看不清任何事物;可是选错了参照标准,事物就面目全非。当年上海最高的楼宇是国际饭店,以二十四层之尊雄视大上海几十年。90年代后上海开放,30层以上的摩天楼拔地而起数千座。今天到浦东金贸大厦最高处,你不容易找见昔日的上海国际饭店。同一座饭店,在不同的参照下看,是那么的迥然不同。

  这才不过比楼宇高低而已。经济是多面体,可观察的维度多到难算,要怎样看才八九不离十?人各有法,我们先不要指望有统一的答案。“横看成岭侧成峰”,那是苏东坡说的。看同样一座山,因为角度不同,就有“岭”和“峰”的不同。所以,看经济吵起来很正常。我们只能知所适从,不需要互相完全同意,有点启发就很好。

  我自己通常研究很小的经济现象。张五常教授说的“落手落脚的调查研究”,是平生所爱。不过看枝节要从大树上选取,大树又要放到树林里观看,所以有时候也要观察经济整体的变化。自己喜欢两个法门。一曰“远”,就是离得远远地看大势;二曰“简”,永远选最简单的指标,自己容易掌握的。

  为什么远看重要?中国经济很大,是第一个理由。经济总量还不是大到不得了,但人口举世无双。十几亿人的活动,近看乱作一团,非远看一下不知其势。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与世界打成一片。作为一个人口居世界第一、产量(以汇率为基础的GDP算)占世界第六的大国,进出口占经济总规模的70%以上,从来没有见过。英国工业革命后卷入世界制造业市场竞争的人口,以百万计;美国独立并进入工业革命后,以千万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参与,竞争人口以亿计;现在,中国、印度、俄罗斯、东欧、东南亚一起上,以几十亿人算。非要很远地看,不管细节,看清大局再说其他。

  “远看”还有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把观察者自己的好恶、价值评判等等隔离开来,不让这些凡人必有的主观因素情影响观察的客观性。经济观察比自然观察更为困难的地方,在于观察者本人的主观偏好会严重干扰观察过程。远一点,再远一点,就可能减少干扰。读到“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的时候,觉得自己渺小。既然微不足道,清楚地知道自己怎样看也影响不了经济大势,看问题的客观程度就可以提高。

  “求简”也重要。经济现象本来复杂,做不到化繁为简,寸步难行。不少经济学家擅长在复杂中表现本领,动辄几十、几百、几千联立方程,不算到天昏地老不罢休。有因此得了诺奖的,但这一手将来有没有人问津,是大疑问。关键是这种办法自己的“投入产出”效率令人生疑,观察、分析经济的包袱太重。

  信息是人类的沉重负担,所以认识世界的最重要法则是以简驭繁。以比较优势定律为例,多少年来在经济分析中屹立不倒,就是凭简单取胜——以关键产品和要素的相对生产率差别,就推断不同国家经济布局的不同和变化。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经济世界其实很简单。2002年美国一位专家调查中美制造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结论是存在30倍的差距。仅此一点,就知道世界产业布局还要大变。

  是的,几十倍的工薪差,使劳力廉价的经济具竞争优势。但是至少还有两点很重要。其一,如果劳动力素质(包括工作精神、技能和掌握的知识)过低,其价廉的优势要打折扣;其二,如果组织廉价劳力从事生产活动的经济制度成本过于昂贵,廉价劳力优势也无从发挥。中国在1978年时劳力比后来远为廉价,但那时在世界市场上根本看不到“Made in China”,原因就是廉劳优势被过低的生产率和高昂的制度费用抵消到尽。是改革开放大举降低了中国的制度费用,竞争力就蓄势待发。不过劳力素质的提高需要时日,在激励机制对头后,要等学习曲线的累计性上升。这解释了为什么90年代中期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开始有看头。制造业领先也有据可循——率先开放的就是制造业,制度成本降的急速;金融和其他改革落后,表现落后顺理成章。

  这是一种看经济的办法。总共就用三个变量:生产要素的价、质及生产的制度费用。比较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公司与公司,都看这三个变量。要估计经济趋势吗?也看这三个变化趋势。为什么认为中国增长具有巨大的潜力?就是与发达经济比,中国的要素之价依然很低,而质量的提高和制度费用的继续下降,皆有极大的余地。

  挑战是什么呢?全球格局因为中国而大变。今天走开放路线的可不仅仅只有中国。后起之秀已经开始发力:他们或拥有成本更低的要素,或经济素质在某方面有竞争力,而大肆改革降低制度费用的势头,很多不落当年中国之后。我们自己呢?生产要素(劳力、土地、环境、能源、原材料)之价因高速增长而开始急升,核心部门的改革一再拖延,如果技术和生产率进步的速度不足以抵消前两者,经济增长势头就可能转变。

  看清大势,知道问题的关键所在,为评价各种建言和主张提供了一个基础。因此我很欣赏陈志武教授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的主张。历史上,多由居上升地位的经济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这在当今,不但有助于中国发挥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而且对坚持本国的改革开放有促进作用,可以帮助进一步降低制度费用,从而保持竞争力的持续。讲过了,未来中国的命运依赖核心部门的改革,既然以开放促改革是重要的经验,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就不仅具有对外的意义。

  也注意到李稻葵教授的见解,比如他点到了“改变市场在自然资源和能源方面的无效性”。如果稻葵的意思是,“改变市场在自然资源和能源方面尚没有发挥主导作用”,那我就完全赞同他的主张。作为进出口比重这么高的经济,能源价格与国际价格大幅度脱节,讲什么“资源利用效率”都是南辕北辙。不要误解,以为改变水、油、电的价格形成机制,就会提高要素之价,从而侵蚀中国的成本优势。错的。价格机制将遏制资源流向低生产率的地区、部门和行为主体,恰恰会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提升中国的竞争力。

  还是请读者来鉴赏本期的各家之言吧。岁末年初,是打量中国经济的恰当时候。既然大家都关心,不妨一起来横比竖比,远看近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会拨出特别的篇幅,记下当前中国的商业年轮。

more

中宣部再扫荡,微软新浪网易再屠!

不到一日,我给的链接已经失效。目前歪酷还顶风作案。看来这个开歪酷的复旦孩子有点胆量。
网易新闻给了被镇压后的照片在这里, 原文在这里.

more

17名印度女孩的上海空姐梦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30日19:07 外滩画报

  今年10 月,作为上海东方航空公司招收的准空姐,17 名印度女孩满怀着各自的梦想飞到了上海。在上海生活、培训了两个多月后, 她们的人生中又有了许多新鲜故事。

  文/ 杨晓宇
  上海给这群女孩的第一印象是——“好多高楼! 好多商场!”  她们被上海森林般的高楼大厦所迷住,这里夜晚流光溢彩的霓虹灯让她们目不暇接。尽管语言不通,可是只要有时间,她们就集体出动,像所有上海女孩一样到处逛商场、买衣服、看风景。

  两个月前,当这群娇俏的印度姑娘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她们褪下传统的莎丽,穿上东航的制服,开始了她们的上海生活。如今,她们已在上海虹桥机场旁的东航培训中心培训了近两个月时间。

  “这群印度女孩很活泼,也很努力,和她们在一起,总是觉得很开心。”负责东航17 名印度准空姐培训的黄小姐笑着说。

  印度空姐月薪800 美元招聘这些印度空姐是东航面对不断

  扩大的印度航空客运市场作出的决定。随着上海航空枢纽港功能的逐步完善,前来上海中转前往北美的印度旅客大幅增加。目前,东航每周至德里有4 个航班、至孟买有3 个航班,每天都有飞往印度的航班。经过三年的市场培养,客源已相当稳定,航班一直保持较高的上座率,其中印度乘客占到30% 左右。

  这些旅客说印度语的占绝大多数,沟通不畅给空中和地面服务带来了诸多不便。综合各种因素,东航决定在印度航

  线上推行本土化服务。印度乘务员了解当地宗教风俗和饮食习惯,能使印度乘客享受亲切周到的高质量服务。

  据透露,这些印度准空姐将来的月薪约为800 美元,姑娘们对此非常憧憬。

  “薪金是吸引我们来的理由之一。”玫琳在谈到未来计划时说,“东航是一个很大的航空公司,钱也可能比印度的航空公司多。”在印度有过空姐工作经验的迪迪和亚蓉了解得 更多一些。她们的想法代表了这17 个女孩选择来中国工作的主要原因。

  素食和乡愁

  上海充满着与家乡不一样的风情。在曼依(Manyi) 的手机里,保存着从各种角度拍下的东方明珠的照片。21 岁的迪迪(Deepti) 高兴地说:“上海的手表很便宜呢! 我给爸爸、妈妈和弟弟都买了,等回家的时候送给他们。”

  可是饮食,却让她们遇到大问题。“我们大部分都是素食者,蔬菜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可是到了这里,这却成了我们最大的困难。”迪迪苦恼地告诉记者。20岁的Rosemary 有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玫琳。她的鼻翼上依然留着印度女孩亮闪闪的银色小钉,让她显得更加特别。她是这群女孩的班长,也是17 个女孩中唯一不是素食者的人。

  于是,在东航食堂里,经常可以看到好几个女孩儿坐在一旁,不吃不喝地等着其他人用完餐后再集体行动。她们的

  餐盘中总会留下肉类,蔬菜却被一扫而光。为了填饱肚子,她们在冰箱里存满了蛋糕、水果和其他零食。

  为了适应这些印度女孩的饮食习惯,东航方面尽量让厨房做些符合她们口味的饭菜。“昨天,她们告诉我很想吃土豆和豌豆一起做的那道菜,今天中午就特地给她们做了。”黄小姐说。

  这些女孩子在上海的生活免不了带着几分乡愁。“我很想我弟弟,现在只能通过电话和他聊天了。”刚满20 的安基塔(Ankita) 说。

  想当空姐都想疯了

  当空姐这个职业在不少西方国家失去魅力的时候,像几年前的中国女孩一样,印度女孩们却对这个职业充满了幻想。

  “我曾有过很多梦想,当老师、当医生……也憧憬成为一个空姐。”玫琳说。

  玫琳在新德里(New Delhi) 的大学念商业管理的时候,假期都是乘飞机回家。可是在印度,像玫琳这样搭乘过飞机的人并不多,很多人甚至从未见过飞机。

  曾有媒体报道,印度长期缺乏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空姐数量则相对过剩。负责航空及酒店餐饮管理学院(Aviation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Institute)的拉杰·耶努亚(Raj Jenuia) 就表示“: 姑娘们想成为空姐都想疯了。”

  翠鸟航空公司(Kingfisher Airlines)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威尔科克斯(Alex Wilcox) 也认为,“对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言,空姐的职业排名女性就业选择的前列”。

  玫琳来自印度东北部那加兰邦(Nagaland) 的一个普通的家庭。那加兰邦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宗教的地区,那里

  也活跃着武装分子的身影。可是在玫琳身上却丝毫看不到战火残存的气息,她恬静安详、沉着镇定,这让她一来上海便成为班长。

  “其实,我们17 个人差不多来自于同一个阶层,也就是普通家庭。”玫琳说,“不是最上等的,也不是最穷困的。”

  玫琳的妈妈是老师,爸爸是工程师,她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她还有两个正在念书的弟弟。在新德里念完大学之后,正好遇上东航招空姐,她立刻就报了名。

  和玫琳不一样,21岁的迪迪和24 的亚蓉此前已在印度一家航空公司做过几年的空姐了。两个女孩一起报名,一起通过测试,一起到上海,连上课的座位也排在一起。和其他女孩相比,她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即将开始的新工作也充满信心。

  通过了考试,才能成为空姐据东航统计,他们在新德里发布招聘讯息后,报名的印度女孩多达1000 多名。在东航招收这批印度空姐时,她们都必须通过严格的英语考试。能够登上飞往上海的飞机,证明这17 名女孩是千人中的佼佼者。

  在她们的班主任黄小姐眼里,这群19 到24 岁的女孩并未因来自印度而有什么特别。她们同样要和其他班的空姐一样,早上轮流值勤,在饭堂担任值日。

  “和我们曾经招过的日本空姐、韩国空姐一样,她们都很聪明好学。”黄小姐说,“她们刚来时,我告诉她们要学习如何值勤、值日。一个月后,轮到她们值班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做得很好了。”

  培训课程非常紧张。每天通常从9点开始,一般是6 节课。有三四天因为课程调整,姑娘们连续上了9 节课,直到

  晚上7 点才结束。课程包括基础和相关课程两大类,例如: 服务理论、应急理论、气象、航线地理,还有中文口语的训练。

  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这些女孩无论是高中毕业还是大学毕业,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可是中文对她们来说实在很难,中文口语也就成了最难的课程。两个月下来,她们基本掌握了机上用语以及应急用语,也会用标准的发音说出自己的中文名字。

  “她们不但要学会说,还必须要了解这些语句的含义,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黄小姐说。

  “ 很累,所以,晚上我们通常都留在房间里看电视、看书。”白娜说。12 月31日,这群印度女郎还要面临东航的考试。只有通过考试,她们才能真正成为东航的空姐,而没有考过的人则可能不得不离开东航,回印度重新找工作。

  “现在已经有人有两门课没有通过了,一门是应急操作,一门是模拟航班。”黄小姐说,“不过,她们还有补考的机会。如果通过补考,也算是合格。”

  上了航班,就有机会回家了“我现在就希望能够尽快通过考试,正式上岗。”玫琳对记者吐露了心中最大的愿望。

  如果通过最后的考核,这17 名印度女孩就将在东航的航线上开始工作。

  不过,这并非东航首次招收外籍空姐。目前服务于东航的韩国空姐有224 名,日本空姐有47名。她们都在国际航线上服务,也有的为本国旅客包机时随飞机飞国内航线。这些印度女孩也大致如此,她们将进入上海至德里和孟买航线的乘务岗位。在招收了这17 名空姐后,东航还计划招收2名印度籍人员负责地面中转服务工作。

  经过2 个月的培训,这17 位女孩已系统学习了机上服务、礼仪、广播、应急程序等业务内容。尽管她们都感慨空姐工作很辛苦,但依然渴望能够赶快上岗。

  “正式上了航班,我就有机会回家了。”白娜充满期待地想象起了半个月后真正的空姐生活。

more

黑龙江政坛三年来起承转合面临新的开始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27日15:35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 程海涛

  三年间,几乎全省地厅级以上干部尽数掀翻,黑龙江政坛变故迭起前无古人;去年以来,中央空降大批厅级及以上干部到黑龙江任职,中纪委从各地抽调大批人马进驻黑龙江,高层反腐败的力度和决心也后无来者
  从2002年到2005年的三年间,“黑龙江政坛”成为媒体曝光的高频词。一批处于黑龙江政坛高层的显赫官员相继落马,而此后不断有大批官员直接由中央“空降”调任赴职。

  这次官场大震荡,从马德始,以韩桂芝为高潮,前后历时三年有余,余震至今未息,而这三年也正是黑龙江政坛起承转合的三年。

  腐败“多米诺”被推倒

  2002年4月1日,马德最后一次出现在黑龙江的政治舞台上,当天下午,他参加了绥化市委召开的“选举绥化市出席黑龙江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会议,会上马德发言强调:“要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严守政治纪律”。当日下午4时30 分,马德宣布会议闭幕。

  走出会场后,马德即在绥化的政治生活中消失。

  如果把黑龙江政坛比作一副“多米诺”骨牌,那么马德便是首发第一张。他的落马,是黑龙江官场腐败被推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也预示着黑龙江政坛“地震”的开始。而在他之后的李刚、韩桂芝、赵洪彦、徐发不过是发生在这片黑土地上人物、逻辑和命运的系列连锁反应。

  有媒体报道,马德案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一起卖官案,牵涉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265名官员涉案,其中省级官员7人,省机关厅局级干部30余人,市(县)处级领导若干。

  背影远去新政开始

  2002年是马德的“落马年”,更是黑龙江政坛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关。也即从那一天开始,围绕着黑龙江政坛圈定了许多人物的命运,在那一场惊心动魄的人物大洗牌中,相当的人物或就此被“淹没”,或平步青云……

  2004年10月10日,就在黑龙江省政坛最为动荡的时刻,一批外地官员被紧急调入黑龙江。新任命的包括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内的4名副省级干部中,有3人由中央直接“空降”至黑龙江。同时,亦有大批地厅级官员同时到黑龙江各单位挂职锻炼或任职。这其中,刘学良从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的职位到该省就任副省长。南英、姜伟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而来,各自代理该省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而已在2004年年初由陕西来到黑龙江任职的省委副书记栗战书,则在这个月兼任了黑龙江省常务副省长。

  2004年12月29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九届六次全会闭幕。细心的人们从当地党报的会议公告中看出一个细节:有多达7名省委候补委员递补为省委委员,相应的一批省委委员和候补委员被撤职或免职。

  此间有媒体报道称,黑龙江在2004年12月中旬到2005年1月底,在全省干部和公务人员当中,开展以“田韩案”、“马德案”为反面教材的警示教育活动,重点要“解决送钱收钱、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带病上岗、带病提职等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巩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人事变动对黑龙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包括执政思路肯定也会有一些改变,但这种改变应该会是比较积极的。”黑龙江省的一位官员表示,中央直接“空降”官员至黑龙江,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对于黑龙江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的改善会起推动作用。“毕竟,振兴东北已经进入了实质阶段。”

  此间有经济学家分析说,黑龙江省几位关键领导职位的变动,将是国家以及黑龙江省政府加速东北经济发展,改善软环境的一个重大政策信号,这也是与国务院下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建设法治政府、改善政府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的目标相一致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从大批官员落马到“换血”,大起大落之后的黑龙江政坛正面临着新的开始。

more

财富时报:张保庆为什么退休后才敢说真话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30日12:32 财富时报
  都说“无官一身轻”,其实,乌纱帽一卸,轻松的不仅是身体,连嘴巴也可以跟着“开禁”了,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在退休后的一番直指教育软肋的话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例。

  然而助学贷款政策为什么难执行?高校收费为什么会上瘾?中国的教育到底“软”到底在哪里?
  退下来怎么就胆儿大了

  2005年8月29日的教育部2005年第11次新闻发布会上,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大胆怒斥了8省区执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不力。

  事隔不久,国务院即免去了张保庆教育部副部长职务,于是便有言论称其下台就是因为嘴巴没管严所致。11月11 日,“不长记性”的张保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

  一时间,张保庆成了华夏大地一位“名人”,他也刹时成了继审计长李金华之后又一被媒体称为“敢讲真话”而出名的高官。然而,面对张保庆的“讲真话”,却引发了争议连连,有人在怀疑,张保庆说真话的时间是不是有些晚了呢?他是不是为自己精心策划了一场“告别演出”?

  仗义执言为哪般

  比起张先生下台后的“仗义执言”来,安徽省阜阳市物价局原局长张洪钧的行为也许更值得我们深思:2002年以来,安徽在全省建设中小学多媒体网络电脑教室,学校按期对学生收费还贷,阜阳148所学校参与其中。去年底,阜阳市物价局调查发现,有的学校已收回投资,却还在向学生收费,今年初,物价局发出通知,要求22所已超收学校停止收费。但是,物价局制止教育乱收费不仅没得到支持、理解,反而招来一系列的指责。4月初,张洪钧向市领导提出辞职。

  仅仅是因为没有按照市政府的旨意办事,没有收取学生本该不交的钱,物价局长被迫辞职。在面对良心与自身利益的艰难选择时,又有几人能做出与张洪钧同样的决定呢?

  “说真话”应该成为美德

  长期以来,乱收费一直被视为教育界的老大难问题,也是百姓深恶痛绝、深受其害的社会现象,我国的教育体制也由此遭受到质疑。但张保庆在位时,却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发表过类似“针砭时弊”的言论,老百姓也没见到曾经贵为部长的张先生为改变教育痼疾做出的实际努力和成效。张保庆对此的解释是:“真话我是一直在说,不过以前我一般只是在教育部门内部说说,而没有在社会上公开说。总之,我都讲了,反复讲,但社会上不知道。”既然以前只在内部讲,现在怎么又敢于在外部也讲了呢?

  张保庆之所以敢“说真话”,当然不可能是“情绪一时冲动”的结果,那么多年的高级干部当下来,官场规则原张部长自然是捻熟于胸。反正都要退休了,“按年龄,去年6月我就到岁数应该退休了”,再说,在新闻发布会上点名批评8省区的行为也是教育部事先研究过的,“教育部和财政部早就商量,国家助学贷款推进工作不能总是停留在说空话的阶段,对执行不力的地方应该有点实质性的举动。

  经过教育部党组的反复讨论,最后决定点名,原来是准备在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二天点名,不过那天记者既然问了,也就先说出来了。”这样,即使点名批评8省区,他张保庆也担不了什么大责任,而这个被少数人骂的点名批评换回的却是老百姓的交口称赞,张保庆自然乐于“口无遮拦”一把了。

  据说,官场做事的人总是有许多的“苦衷”,也总有官员感慨没人能理解他的“苦衷”:官场做事,难呀!但问题是,老百姓怎么可能理解高官们的“苦衷”呢?老百姓整天为衣食奔波,为子女的教育发愁,这些对老百姓来说如天一般大的事在那些高官们看来恐怕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所有的高官都能不过与在乎头上的“乌纱帽”,凡事多从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也许“张保庆说真话”事件也就不会引起轩然大波了。

more

辜振甫一介布衣、頭戴紅頂

文/顧爾德


自稱一介布衣,家族卻是四代紅頂商人。鹿港辜家近七十年的掌門人辜振甫,於去年辭世。

一九一七年出生於台北大稻埕,為辜顯榮第四房妻施過所生。一八九五年五月底日軍登陸基隆,士紳憂心台北城動盪,刻在台北的辜顯榮請命引日軍進城,之後幾度平亂有功而累積政經特權,被授予鹽業專賣權,一九三四年被授敕貴族院議員,成為最有財勢的台人。三年後,七十一歲的辜顯榮過世,當時台北帝國大學政學科一年級的學生、年僅二十歲的辜振甫接掌家族五家企業。一九四四年,二十七歲的辜振甫成了總督府最年輕的評議員。

二戰結束,辜振甫面臨半世紀前父親面臨的類似情境。總督安藤利吉召集許丙、辜振甫等議員、評議員會商,請許丙邀集士紳共同穩定社會情勢。辜振甫因與會於一九四六年三月被捕,隔年七月以「共同陰謀竊據國土」罪名被判刑兩年六個月。另一方面,終戰交接時,辜振甫也和林獻堂共四位士紳在與日方商量後,赴南京迎陳儀,成為第一個赴中國政府致敬團成員之一。

一九四九年出獄後,政治放逐般地赴香港蟄居三年,學京戲、寫詩文,並與嚴復孫女嚴倬雲成親。嚴倬雲之妹停雲嫁給報人葉明勳,這位連襟日後協助辜振甫與國民黨建立起政治關係。在葉氏穿針引線下,蔣介石准許辜振甫回台。在新統治者下,開展如父親般的政商事業。先從政府手中接收台泥,六六年又創立中國信託前身中華證券投資公司。辜家進入水泥、金融兩大特許壟斷產業。辜振甫逐漸成了台灣工商界領導人。

辜振甫兩大政治成就是外交與兩岸。他以企業家身分,為國際孤立的台灣開拓對外關係。二、三十年前台灣經貿外交、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組織,多由辜氏領軍。
辜振甫與剛過世的汪道涵領銜主演了九○年代的兩岸關係戲碼。九三年星島辜汪會談,為台海兩岸代表四十多年來首次正式會談。九八年十月,辜振甫訪中,在上海向汪道涵提出《波茲坦宣言》,在北京向江澤民呼籲放棄一黨專政、正視中華民國存在。這是兩岸最直接也是迄今最後一次政治對話。

姪兒辜濂松繼承其「民間大使」角色,為辜家第三代紅頂商人。長子啟允二○○一年過世,和信分家後,次子成允接掌台泥。辜濂松之子仲諒等人繼承辜家金融業,民進黨執政後,與領導人家族關係良好,在金融版圖上更進一步擴大,成了辜家第四代紅頂商人。

more

Thursday, December 29, 2005

陈永苗:南都对《新京报》贡献了什么

不知怎么的,我觉得作者写字不利索...
昨天我曾经供职的《新京报》发生了大地震,来自南都的三个社委,杨斌总编辑和两个副总被免,加上曾经网上流传光明日报再内部整合人才接管《新京报》,加上对光明日报的政治厌恶和对南都的道德偏爱,于是有一场黑白异常分明的舆论战争。

我作为《新京报》的“开国元勋”,在写社论或者编辑评论经历着来自强大的南都理念阻击和窒息时,经历过《新京报》创刊和定型中南都理念和北京理念巨大冲突的首当其中者,并且在这种冲突中为《新京报》评论定下基调(评论部主任孟波承认的),如果说评论是《新京报》的灵魂的话,那么对《新京报》整个报纸都有所贡献的话,我觉得《新京报》与南都之间,是脱胎换骨的,是另外一张仅仅保留了南都的冲劲和新闻敏感的报纸,南都人对《新京报》的贡献没有想象中的大,在我的痛苦经历中,我认为是非南都人,在光明日报知识分子氛围之下,决定了《新京报》的灵魂,深度和品位,南都人更像是新闻黑社会的古惑仔,充满了与北京和人文精神格格不入的小市民气息。

在进入媒体之前,我对南都印象不深,除了孙志刚案和发了两篇评论之外。而且我对新闻和时评都很看不起,认为是快餐,后来作饭碗的时评别人津津乐道的我认为是道德意淫。所以孟波来找我时候加入,让我心动的不是首席评论员的位置(后来被来自南都的领导否定了),而是胡温新政和来自社长老戴关于储安平的讲话,南都除了钱,确实没有什么感觉。以至于受南都的程益中创刊前来报社,孟波给我介绍的时候,我还真以为是个农民,其貌不扬,我想起孙志刚案,还开玩笑对程益中说,也要办暂住证。

南都人当老总,真把我难受死了,我不时地去寻找光明日报知识分子的气质来为自己辩护,或者为在程益中身上寻找程益中有一段子爱上《新京报》,拒绝回南都体现出来的非南都气质来安慰自己。我在其中,看到光明人对程益中有一种特殊的,惺惺相惜的感觉。再后来程益中出事了,光明日报老总作为官僚,居然向中共中央打报告,反对广东方面,我越发觉得程益中与光明人之间的融洽,与南都人之间的裂痕。作为80年代新启蒙时代的产儿,我认为程益中办南都不是理想,而《新京报》是他理想。所以程益中不是南都人,而是光明人。《新京报》的精神气质很大程度取决于程益中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倾向,这是我在写社论和编辑评论中深深感觉到和契合的。

平心而论,南都人对新闻敏锐,有冲劲,尤其体现在第二任总编辑杨斌身上,但是偏于社会新闻,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南都人做的北京新闻还比不上京华时报,这是我后来在《法制晚报》做《早报快览》真切感受到了。而时政新闻确实非南都人所长,时政新闻的卖点在于深度,南都人对时政新闻几乎没有感觉,没有足够的观察和思想深度来把握时局的变化,《新京报》如今打下的江山,最主要是时政新闻,北京新闻是软肋,那么南都人对《新京报》是不是应该重估。在新京报,还有些知识分子气息的,还有评论部主任孟波和核心报道部主持人李列,而评论和核心报道是《新京报》的拳头,所以说作为一张知识分子气息的报纸,《新京报》与小市民的南都人关系甚远。当我到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家,朱厚泽说海外媒体评论说,《新京报》是新党报,而《了望东方周刊》是新党刊,新党报应该是光明人的知识分子氛围和从北京招来的非南都人来形成的。

北京理念的非南都人不仅仅遭受的是理念上,还有制度上的歧视,例如同样一个版面,非南都人得到的报酬要少多了。当非南都人为《新京报》定了型,此时程益中已经出局,南都人就开始摘桃子了,几乎各种非南都的骨干,在那段日子,都用委婉的手段弄出局了。中国传媒内参2004年 12月16日有一篇《京报一年》文章中说,北京新闻部一位时政记者则说,去年《新京报》大举招聘时,提出的口号是"重要的不是做什么事,而是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但是遗憾的是,一年之后,去年投身《新京报》的各地精英,还在报社的已经攘瓤墒?quot;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人才的流动本来十分正常,然而这种流动如果只是单向而不是双向的,则说明这个团队内部存在某些问题。"。

《传媒内参》统计的《新京报》主要流失人才如下: 
 
   北京新闻部:
   陈文定,原副主编,现回《南方都市报》任深圳记者站副站长
   何春中,原时政记者,现供职《中国青年报》
   文静,原教育、政法记者,现供职《中国青年报》
   史梅,原教育记者,现去向不明
   朱槿,原社会记者,现赋闲在家
   许金晶,原社会、教育记者,现供职《第一财经日报》

   评论部:
   陈永苗,原评论部副主任,后赴《法制晚报》,现去向不明(陈永苗注,职务不确,本来许诺首席评论员位置被扼杀)
   经济新闻部&地产新闻部:王玉虎,原编辑部副主任,现回《21 世纪经济报道》任主编助理
   李剑阁,原汽车记者,现出国
   李若愚,现上市公司记者,现供职《北京晨报》
   岳毅桦,原金融记者,现供职于某NGO
   杨国强,原IT 记者,现供职《第一财经日报》
   田路,原评论编辑,后赴《时代人物周报》,现赋闲在家
   贡云峰,现地产记者,现供职《第一财经日报》任地产周刊主编
   陈龙,原地产记者,现供职某地产公司
   文化娱乐部:
   吴虹飞,原文化记者,现供职《南方人物周刊》
   专刊部:
   曹丽,原副主编,现供职某时尚杂志
   视觉部:
   储璨璨,原视觉部副主任,现供职路透社
   王桂江,现供职《重庆时报》任图片总监
   李峰,现供职《竞报》,职务不详

这个名单不够详尽,应该理念不合而被迫离开的编辑大概还有雷天、田路,段宇宏,陈炎等等。鸟尽弓藏,南都人本身并没有能力确立新京报这样一张人文和自由主义精神的报纸,利用完非南都人之后,想办法踢开。如今报纸要蒸蒸日上,光明人也鸟尽弓藏,南都人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新京报》的冲劲来自南都,但作如今已经冲击了3年,剩下来的是萧规曹随,保持现有水平,作为报纸本身的运做而言,不可能有老与中宣部对干而不死的道理,所以应该是凭借深度和厚度,依靠持久的力量坚持下去,而不是依赖于南都的继续猛冲。这次《新京报》的大地震,对《新京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难道我们希望《新京报》学董存瑞非用肉身去炸掉碉堡,《新京报》能够存在下去,就有新的《新京报》的出现。如果《新京报》死了,这种尝试就失败了,难道就希望一张而不希望多张《新京报》出现。


(12/29/2005 4:53)

more

馬背書 鄭麗文暫不辭電台

【吳燕玲、李淑華、陳明旺╱台北報導】國民黨文傳會主委鄭麗文政媒兩棲爭議,昨升高為內鬥。國民黨秘書長詹春柏說,他已要求鄭辭飛碟電台主持人,馬團隊立委吳育昇批鄭:「把文傳會主委當兼職?還是把節目主持當兼職?」要求二擇一。鄭昨晚求見馬英九,會後情勢逆轉,鄭不辭主委也暫不辭主持,且傳出馬對吳不滿。
同志相煎
外界解讀此事已成國民黨內鬥爭寵的角力戰,吳育昇反駁:「對我而言,我自認是馬團隊的核心,根本沒有爭寵的必要!」
鄭麗文昨向友人表示,她本打算農曆年後辭去兼職,這件事周二就講好了。
據透露,早在周二上午台北市副市長金溥聰就打電話給詹春柏,希望詹處理鄭麗文兼職問題,詹約談鄭,要鄭辭兼職,但鄭不希此時辭職讓新聞局長姚文智轉移焦點,當晚馬英九與詹、鄭商量,鄭再度說明不辭兼職理由,最後馬說:「妳自己斟酌。」
詹春柏昨說,鄭麗文迄今未給他回覆,昨下午詹再約見鄭說,「主席器重你,但如果你一直有新聞,怎麼幫他發言?」但鄭認為,此事周二已議定,如果不是吳育昇一直講,姚文智如何見縫插針?


趙少康致電馬促停戰
吳育昇批,鄭不適合再主持節目,因「她白天有超過四到六個鐘頭不在辦公室」,根本沒辦法有效處理國民黨的危機處理、文宣運作與任何政治議題;兼差本就違反黨工專職規定,尤其身為一級主管「魚與熊掌不能兩者得兼」。
吳育昇並抨擊,鄭兼差對黨形像已造成傷害,身為文傳會主委,應為黨主席化解危機,不是製造危機。他昨天下午三時打電話給馬英九,把想法告訴馬,馬告訴他,之前沒有注意到這件事,直到媒體問他,才知此事。
吳育昇強調,選前已有黨內同志在抱怨,他也曾在中常會中「點」過鄭,黨中央應多開記者會宣揚理念,而不是由立院黨團在開。
鄭麗文反擊吳,她已在第一時間和馬英九交換過意見,「這樣的處理完全沒有問題」,「不知道為何吳育昇會隨姚文智起舞,這是非常不智的!」吳對媒體生態不清楚,對文傳會發言人角色不熟悉,這幾天很多批評與事實有很大出入。
據了解,飛碟董事長趙少康昨打電話給馬,問馬,吳打鄭是否出自馬意?馬則否認,馬下午電告詹春柏,要他轉告吳,別再批鄭了。


鄭麗文爭議事件簿


2005/12/26
姚文智批鄭麗文主持飛碟電台節目「可恥」。


2005/12/27
上午馬英九對外說:「我們會檢討。」金溥聰打電話給詹春柏,希望處理;詹要鄭辭飛碟主持,鄭不肯。吳育昇指鄭應二擇一,不應造成馬困擾。晚上馬與詹、鄭討論,鄭分析不宜此時辭主持,鄭認為,馬同意此觀點。


2005/12/28
《中時》披露詹春柏要求鄭辭主持。馬英九答覆媒體時稱:「會深入了解。」


2005/12/29
吳育昇痛批鄭,指馬英九對鄭不以為然。鄭批吳不要親痛仇快,並說將告姚文智公然侮辱。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



吳育昇(左)要鄭麗文(右)對政媒兩棲二擇一,鄭高分貝反擊,昨晚趕緊求見馬英九。

more

中国记者中国方式的反抗

前日BLOG圈传出新京报地震,现被联合早报确认。新京报是有理想的报纸,希望成为北京的南方都市报。执行层也直接来自南方报业集团。因勇于冲破禁锢,中宣部不爽,亲自操刀屠报。这一点可以从今日各大论坛和BLOG大范围的删除有关信息看出。(光明日报集团自然没有如此的能量。) 最有意思的是今日法制日报登出的一则故事。勇敢!震撼!还要感谢网易新闻的编辑!
还有一个背景要交代:法制日报属于北京青年报系统,数月前北青报地震,记者标杆李大同以公开信去职。唇亡齿寒啊

more

张五常:珠峰哲理的经济分析——为王石序

来源:经济人俱乐部
说过了,海明威在他的名著《雪山盟》的开头有这样的故事:在非洲的一个很高的雪山顶上,当地的土人发现一只死去了的黑豹,那黑豹明知那雪山顶上没有食物可寻,为什么要跑上去呢?

王石很有点像海明威笔下的黑豹,还活着。两年多前,五十二岁,他攀登珠穆朗玛峰,到峰顶就立刻下山,死不掉,瘦了二十多磅。我问他:「为什么你要做这种傻事呢?」他回应:「没有为什么,只是喜欢这样做。」

我自己没有他那样傻,但有类似的行为。好比午夜梦醒,想着些什么,禁不住爬起床来,走到书桌前,在文稿上改一个字,然后回到床上去。那个字可改可不改,无关重要的,只是把仄音改为平音,或这句加一字那句减一字。没有任何回报,读者看不出来,但改了对自己增加一小点满足感。当年写博士论文,及跟着写学术文章,老师通过,或编辑接受,我往往要他们多等一下,因为觉得这里那里要加一个脚注。无关重要,但没有做彷佛欠了些什么。你问我欠什么,我会答:「没什么,只是喜欢这样做。」

是的,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会做一些没有任何回报,甚至没有外人欣赏的事。这是创作的本质,只要自己欣赏,要做,于愿已足,不需要任何来自外间的回报。王石攀登珠峰是一种创作吧。

大约十年前,记不得是在西安或哪里我和太太参观汉代将军霍去病的墓,见到陈列着一系列巨大的动物石雕。是古物,很古的,不能肯定是哪几种动物,艺术品味奇高,今天看是了不起的抽象艺术了。我在那里痴立良久,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位雕塑大师不把自己的名字刻到石上去呢?创作这些巨石雕塑为时甚久,有没有金钱回报无从考究,但名字不刻上去显示着为了创作这位大师不斤斤计较。宋代或以前的画作,很多既没有签名,也没有印章,害得今天的鉴证专家大吵大闹。我不怀疑这些无名画作中有些是毫无金钱回报的,甚至没有旁人拍掌,但作者就是喜欢画,为了创作的需要不管其它。

王石和我没有那么伟大吧,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有人拍掌的。王石比我伟大。他是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事人。那公司是今天国内最大的房地产发展机构,资产二百亿,今年销售额一百三十五亿,利润十四亿,皆约数。一九八三由王石创办,是国营,一九八八上市。王石占有的股分只是万分之一点六九,薪酬起初微不足道。两年前他的年薪是人民币八十万,也微不足道,今天年薪二百三十万,不到市值的十分之一吧。王石住自己购买的房子,请我吃晚饭不用公司钱,用自己的,吃剩的他要打包带回家。不要忘记,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中的最大行业的房地产的最成功的机构的最高总裁。有五个世界之最,皆珠峰层面,两年前王石的薪酬远不及一个香港高级公务员。给他一个诺贝尔奖吧!


除了傻里傻气的创作可以给予作者很大的满足感——我称之为珠峰哲理——经济学无从解释王石这种人的行为。骤眼看,这种人是稀有动物,而如果世界上只有王石一个,经济解释实在困难。是中国之幸,这种人今天在国内愈来愈多,我自己就遇到几个,让我衡量他们之间的共同局限,推出一个前所未闻的经济假说来。

一位在江苏作县长的朋友,到处跑为该县招商发展。年多前收到他的电话,说要到我家造访,进入门来,斜卧沙发疲态毕露,休息片刻,说:「教授呀,可不可以给我一杯酒。」我明白,当我在创作累极时,也要一杯酒。几个月前再遇该县长,他很喜欢我戴着的手表,左看右看。那手表有点怪,对我来说太大,十多年前以二千港元购得,常用的手表失灵,胡乱找这个没有用过的戴上。己所不欲,可施于人,我见县长的金色手表有锈迹,太不成话,要把自己的送给他。他推却,后来我千方百计也送不出去。

这位县长教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那样拼搏。要升官吗?要发财吗?不便直问,旁敲侧击。他知道我的意思,最后说:「教授呀,我就是要为国家做点事。」

几天前与国内某城市管理土地多年的头头进晚膳。此君身居要职,每天过手天文数字,要得「好处」应该不困难。早就认识他,屡次要求跟我比赛书法。始终没有比,看来他其实怕比,而我又乐得手下留情。这次见到他,见他穿上的西装不合身,多半是街边货。问起生活,他说二十年来住在七十平方的公寓,两房一厅,晚上谢绝应酬,写书法。闲谈中他说在他的城市,清廉而又本领比他高的干部不少。

在杭州遇到一群年轻商人,赚钱的,工作起劲。他们给我的感受,是把生意作为一项创作,其中一位对我说得清楚:「大家都希望打上去,做出一点成绩来。」显然地,金钱之外这些青年都有一点珠峰哲理。

可能机缘巧合,或者概率中了邪,这几年我在国内遇到的,不管是官还是商,都给我一点为创作而大干一手的味道。问一位新相识认不认识某某人,他可能说:「我认识,不怎么样。」或说:「我听过,还可以。」这些是六七十年代美国学术全盛时期常听到的话,是创作者在竞争中的知己知彼的言论了。

私有产权对经济发展重要,因为界定了资产或物品的权利,容许市场以价格为竞争的准则,减低租值消散。但金钱财富之外,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个创作者,创作的本身是回报,而创作是不限于艺术或科学的。生意、政绩、管理,都有金钱不可以量度的成就满足感。要鼓励这些非金钱的成就——要启发珠峰哲理——清楚的成就界定与热闹的竞争气氛不可或缺。这两方面,中国今天有看头。创作的竞争气氛凝聚不易,可以风吹而散。七十聚会那天我说,撇开沙石,中国正在冒出的制度是我知道最好的。我是制度专家,早就达到珠峰境界,不说假话,但之后又说红灯亮了,因为知道这制度还没有稳定下来,有摇摇欲坠之势。

回头说王石,两年多前他攀登珠峰后我送他一幅书法:山不在高,到顶则名。见者无不哈哈大笑。我要跟王石过瘾一下,但他不笑,把该幅书法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他显然明白,创作这回事,山不在高,到顶不易,到了大有满足感。这是珠峰哲理的均衡点吧。

(五常按:王石即将出版的书名为《道路与梦想——我和万科二十年》)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more

张五常:扶贫何价?

几个月前贝加(G. Becker)发表文章,论中国经济前景,不乐观,或有保留。我在《信报》以长文回应,行家说行话,大家的看法略为不同。

贝加的要点,是当一个国家搞起经济时,会推出好些傻政策,把经济搞垮了。这观点似乎是历史规律,而我不同意的地方,是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自成一家,应该可以避过这无情的规律蹂躏。其后想,这可能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二十四年前贝加反对我对中国的乐观看法,错了,我当然希望他再错一次,但当我衡量今天外地对中国频频施压,见到央行彷佛要拜美国为师,见到温总理为人民的生活流下泪来,不由得心惊胆战。

贝加担心中国会引进对经济有不良影响的政策,首要应该是福利经济吧。是非常头痛的问题。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人会反对帮助那些没有帮助不容易活下去的人。但此助也,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好,只是一些比另一些更坏罢了。有几个不容易拆解的地方。

(一)长贫难顾。赈济穷人一般会鼓励他们继续穷下去。好比香港的发神经的综援,不工作有钱可收,受援者纵有绝顶良心,发奋自强的意识总会给综援打个折扣。

因为身体有缺陷而又没有亲友帮助的人应该不多吧。持久地帮助这些不幸的人我没有异议,困难是我们不容易知道这些不幸究竟是真还是假!

(二)混水摸鱼。凡是用上公家钱搞福利,压力团体涌现是早晚的事。说得掷地有声的言论不难听到,但如果细察一下,我们不难发觉这些言论出自受益者的口。四十年前在美国加州,社会福利的工作人员的总收入,比接受福利者的所得高出一倍以上。在香港,我有一个很相熟的朋友(今已故)在社会福利处工作多年,谈起当年搞得比今天小得多的「福利」胡涂帐,频频摇头叹息,最后此友决定提早退休,不干。

(三)易发难收。所有福利制度,推了出去不容易收回来,而且愈搞愈大的机会甚高。香港公屋或廉租屋的经验是个好例子。二战之后与国共之争,大量难民涌进香港。社会的混乱与治安的问题,导致一九四五推出租务管制,跟着是政府供应廉租公屋。原本是暂时性(一年)的租管结果管了几十年,而当时只为给难民有容身之所的公屋,不仅今天还存在,而居屋的发展庞而大之。

曾经拜读过阿康五体投地的香港六十年代的财政司郭伯伟的言论,反对政府扩大资助教育与医疗说得理直气壮,跟着的夏鼎基与彭励治是同一传统,坚守信念不移,我欣赏。问题是教育与医疗这两项福利开了头,约之不束,压之不下,扩张易过借火,今天的支出是天文数字了。

从富人的身上拿取一元交到穷人手上去,对富人的产出意图有微不足道的不良影响。我不反对。从富人身上拿取十个亿,交到穷人手上去,对富人的产出意图有不轻微的不良影响,我不赞同,但不好意思说出声来。我有胆大声说出来的,是从富人拿取的十个亿,没有一小半交到穷人的手上,不知道穷人是否真的穷,不相信大部分的穷人不能自力更生,而在福利转手的过程中,庞大无比的资源浪费明显如青天白日。杀了我吧,这样扶贫我反对。

  二十年前邓小平说要让一小撮人先富起来,是对的。经济发展走市场的路,资金集中会鼓励较大的投资,虽然基本上国家是靠劳苦大众落手落脚地建造起来。今天国家是建造起来了,还远为不及,但有看头,个别地区看头了不起。贫富悬殊的情况无可避免地出现。没有像印度等地区来得严重,而我自己的调查,中国穷人的生活不是某些夸张的报道说得那么差。不管怎样,协助劳苦大众——尤其是协助他们自力更生——是重要的工作。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今天中国以县为经济核心的体制,是我知道的体制中最可取的。沙石仍多,说不通或很有点胡来的困难存在,但撇开沙石,正在冒出来、开始形成的体制实在好。沙石当然要清理,不少细节要修改,但基本上是执到宝,千万不要让不知就里的“专家”左右,把宝物作废物处理。

  (二)这制度促成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对扶贫有一种自动机能,作出大贡献。是的,在地区竞争下,有土地但人手不足不容易发展起来,于是大家招兵买马,争取人手,地区政府对居民重视。个别的不良例子是题外话。

  这些年,北京上头早就只眼开只眼闭,容许人口自由流动,是经济增长奇速的一个主要原因。最近某些地区开放户籍申请,做得对。两年来广东出现颇为严重的民工荒,一方面起于外地的廉价劳力国家多,工资不易加上去,另一方面是地区争人手,月是故乡明,广东斗不过。厂商竞争加上地区竞争人手,双管齐下,我对中国扶贫的前景有理由看好。(最近联合国说中国贫富悬殊恶化,不可能对,我会另文斥其非。)

  (三)经济学说,人穷主要因为知识低。今天,地区政府在竞争压力下提供工艺训练,而较有规模的搞文化、建大学。目前中国的教育与医疗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是私非私、公非公,混淆不清,混水摸鱼的行为不少。是的,教育与医疗这两方面,北京要慎重地清理现有的混淆情况。我要多作理解才为文分析。

  (四)农业用地转作工业用地给予农民的补偿,地区税收的分帐,税收后对个别地区的回补,方法对,但在数字与施行上有不少问题,也不容易处理。好比补偿农地的下限够高——可能太高——但好些地区政府不够钱,有拖冇欠引起纠纷。以五厘年息算,我的估计是这补偿大约是农地所值的五倍。很难说是否过高——这里说“过高”是指对扶贫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转用途政府要作大投资,搞什么通什么平的,地点较差的地区要先蚀头注,希望工业发展后的税收分成得可偿失。我怀疑他们有没有考虑过采用与农民分股权的方法处理。

  牵涉到金钱数字,私相授受的行为不难想象,但大致上有了明显的改进。考虑厘定与执行上述三项——补偿、分帐、回补——是扶贫自力更生的一个重点,分析真的要懂一点经济学,或对经济运作要有很好的感受。北京要派出清廉而又能干的顶级人材了。

  (五)最重要顾及的是那些天生有缺陷,或后天遇到不幸,那些没有协助不容易生活下去的人。处理这些无法自力更生的弱者,我的建议是由私营或民营的慈善机构处理。政府要严格地审核那些假冒为善的,选出及格的不仅鼓励,适当的补贴值得考虑。我相信世界上有衷心地要做点善事的人。让私营或民营处理,义工来得比较容易,而鉴别是否需要协助的真真假假,私人的钱会用得远为慎重,远为细心。扶贫何价?

说过了,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自成一家,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纵有沙石,对人民生活的改进了不起,不要胡乱动之,也不要管外人怎样说,要自己继续发展下去。摆明是天才成绩,但历史说世界上没有出现过那样大的天才——这是中国之谜。区区在下有十八般武艺,但没有能力改造世界,只喜欢在旁大声拍掌,或大声疾呼,热闹一下。时来风送滕王阁,我是王勃,可惜垂垂老矣!

浅说扶贫吧。如果政府从富人或其它渠道拿取一元交给穷人,没有任何其它影响,社会的扶贫成本是一元,穷人的利益是一元,打个平手,我称之为「中性」扶贫。没有理由反对,就是银码相当庞大也不容易反对。如果政府弄得一元,交到穷人之手只得三毫——福利员工与压力团体分剩之数——社会成本一元,穷人利益只三毫。这是「负性」扶贫。负性扶贫的社会成本可以很大。被抽取的人会减少产出意向,以通胀抽取有另一种社会成本,受惠的穷人乐得穷下去,可以工作但不工作,甚至刻意地费心扮穷,皆社会成本也。是的,通过政府使穷人获一元,其社会总成本超越十元不足为奇。这种负性扶贫我们容易反对。

最后一种是「正性」扶贫。这是协助增加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增加劳苦大众的知识与生产力。原则上,社会成本的投资一元,穷人杀出重围会有好几元的回报,也就是社会受益的回报了。显然,正性扶贫是上上之选,中性扶贫可以接受,负性扶贫不可取,但某程度无可避免。扶贫之道,是要争取正性而减少负性。

目前中国扶贫的当务之急,是不让人民币升值,因为这是最广泛最有效的正性扶贫。经济逻辑同样简单:

(一)说过,在国内下了注的外资、有专利的厂商及有钱人,人民币升值对他们有好处。这里要加上国内薪酬或收入可观的人。人民币升值,这些人到外地旅游及在国内购买外国货,皆获甜头。这几种人的言论受到重视,影响力不少。但他们的观点短视,因为长远一点看,劳苦大众的生活有改进,消费增加,他们获益会更大——这些将来而又间接的利益他们不会管。我自己眼观六路,人民币升值不会执输行头,但自己归自己,社会归社会,永不混淆,是四十二年前老师艾智仁教的第一课。劳苦大众呢?他们做梦也没有想过到欧洲旅游,外国货不敢奢望也。

(二)人民币升值会削弱劳苦大众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因而减少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一个月前与几位经济学教授倾谈,过半赞成人民币升值,说作过回归统计分析,认为升值百分之二十不会削弱竞争力。他们一家工厂也没有调查过,只搞些废物进去废物出来的回归分析,我问:「你们学的是什么经济学呀?」

(三)人民币升值,工人加薪肯定会缓慢下来。于是,他们在实质收入上的增长,主要是靠国内的物价下降——通缩是也。人民币升值很多,通缩一定会出现,但达到那一点,中国的接单工业会因为国际竞争力的烟消云散而变得溃不成军,工资会相应地下降。

愚见以为,这些年北京搞出经济奇迹,横看直看都比经济学者高明,既然走上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路,知道不足之处,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算了。我只是觉得自己有时旁观者清,这里那里提点一下。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zz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more

邵飘萍“铁肩辣手”办《京报》 被反动军阀杀害

2005-12-29 11:57:08 来源: 法制晚报(北京)


邵飘萍




邵飘萍故居






邵飘萍激励同行的四字条幅



  邵飘萍本是一介书生,但他心怀壮志,成为中国著名的报人。为了新闻的真实与公正,他秉笔直书,抨击丑恶,最后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邵飘萍就义已近80年,纪念邵飘萍,本身也就是对现在媒体人员的激励。

  从一介秀才到中国首位“特派记者”

  邵飘萍(1886-1926),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笔名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14岁考中秀才,19岁(1906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同学中有陈布雷、邵元冲、张任天等人。

  1912年他到杭州创办《汉民日报》,因撰文讥讽袁世凯,3年内3次被捕。1914年流亡日本,组织“东京通讯社”,揭露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的本质,从此名扬国内。袁世凯称帝后,邵飘萍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抨击袁世凯的罪恶阴谋。以后又在两年里写了250多篇、总计20多万字的文章,揭露、批判军阀政府。1918年他接连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和《京报》。“五四”运动时因揭露曹汝霖等人的卖国罪行,《京报》被段祺瑞政府查封,他再次流亡日本。

  1916年,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有“特派”称号的记者。两年后,他自创《京报》,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为了激励报社同人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挥笔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此词取自明代义士杨椒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他将“妙”字改为“辣”字,意思十分明白:《京报》就是要突出它“辛辣”的特色。

  宴席上的新闻机敏

  北京大官讨厌见记者,邵飘萍却能让他们不得不见、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他还广泛交友,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靠得拢,谈得来。

  按照邵飘萍的要求,记者应当时刻生活在角色中,无论何时都要保持一种众人皆“醉”惟我独醒的状态。“新闻脑”要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要“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一次,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阁员、总统府和国务院秘书长。觥筹交错间,这些要员泄露了不少机密信息。邵飘萍事先已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未结束,消息已到达上海。两天后,在京阁员见到《申报》上的报道,方大惊失色。

  1920年段祺瑞下野后,邵飘萍返京复办《京报》,并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大学,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第一期学习的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

  当时的邵飘萍已经成为国内声名显赫的人物。

  军阀特刊历数人民公敌

  邵飘萍素有“新闻救国”之志。他对时局有着惊人的洞察力,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对袁世凯有入木三分的认识:“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

  1921年元旦,《京报》刊出军阀头目的照片特刊,每张照片附以简短说明,如“奉民公敌张作霖”、“直民公敌李景林”、“鲁民公敌张宗昌”等。读者为《京报》大胆直言所吸引,踊跃抢购特刊。

  1925年12月7日,《京报》又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邵飘萍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又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还反对段祺瑞,拒绝接受“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并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

  朋友出面诱捕军阀杀之后快

  反动军阀惧怕邵飘萍的名声,又想利用《京报》为自己作宣传,施展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张作霖曾汇款30万元企图收买邵飘萍,遭到拒绝。他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于是张作霖下令:打到北京后,立即处决邵飘萍。

  1926年4月15日,张宗昌率军入京,段祺瑞政府垮台,奉张集团窃取了北京政权。他们占领北京后,钳制舆论,封闭报馆,捕杀报人。邵飘萍被迫避居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奉军决定实行诱捕。为此,他们收买了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

  4月24日,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两万元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张翰举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邵飘萍,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其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邵飘萍出使馆乘车回报馆的途中,被预伏军警截捕。同时,《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4月25日,《北京晚报》发布《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各界代表时,竟毫无隐讳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因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遂从容就义,年仅40岁。

  邵飘萍被害后,他的遗孀汤修慧于1928年恢复出版了《京报》。之后,因时局动荡,《京报》时停时出。后来因不堪累累负债,汤修慧不得已将报馆抵押出去,《京报》至此终刊。创刊于1918年10月5日,终刊于1937年7月,历经近20年的《京报》从此结束。

more

张五常:郎咸平哗众取宠 对中国经济一无所知

  不少朋友说这几年炎黄子孙开始崇洋媚外,海龟派当道,希望我为文分析、评论一下。何谓“崇洋媚外”不容易下个定义。我是个不崇不媚的人,喜欢凭独立之见来去纵横,但对西方的文化与科学的很多方面衷心佩服。爱欣赏,有本领信手拈来占为己有,但不认为自己是个崇洋媚外的人。

  佩服、大赞,五体投地,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大师说的我会多加考虑,但对归对,错归错,你是你,我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某人是大名家或某国了不起而把错的说为对。我想,崇洋媚外是指那些说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或毫无研究,见人家有联邦制就说中国也要搞联邦制,或明明是不堪入目的鬼妹仔也说得天花乱坠。这样看,这些年中国的青年彷佛有点崇洋媚外了。

  两年多前,报道说北京通过了反垄断法,将于该年十一月一日施行。同学传来通过了的法例,发神经,全部是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搬过来的,包括禁止价格分歧、捆绑销售、零售限价等。细读内容,发觉立例者对美国的反托拉斯案例毫无研究,显然是从不知所谓的本科教科书抄过来。我曾经在美国作过两件庞大的反托拉斯案的顾问,知道有关的法律不知所云,搞得一团糟,受益的主要是律师与经济学者。

  更令我感到困扰的,是北京要禁止的市场行为,在国内竞争激烈的市场随处可见。如果法例真的施行,绝大部分的商店会受到起诉,排队候审恐怕要排一百年。立法的人显然不知道国内的市场情况,不懂国情是也。到今天我还搞不清楚该法例是起于崇洋媚外,还是起于不懂国情,又或者是二者的合并。当时我迫着写了十篇文章解释反托拉斯。后来该法例一拖再拖,年多后推出的反垄断法是另一回事。真的反垄断是反对国企垄断,我没有异议,但谈何容易哉?

  在那次经验中,知情的朋友说,赞成推出反托拉斯的是海龟派,反对的是土鳖派,而前者声势占优,动不动推出西方的经济理论来。朋友,理论有好与坏之分,有对与错之别,加上因为其它法例中西不同,美国与中国的市场行为很不一样,没有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当然不应该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发展得快,经济增长了不起,我们真的有本领以法例来改进吗?自己对市场研究了四十年,涉及的各方面比我知的任何人多,但衷心说实话,这些年我从国内的市场学得多,不敢言改。

  最近央行看来有浮动汇率的意向。格林斯潘认为应该这样,佛利民可能同意。好些年前自己也曾那样建议,但当六年前我开始理解中国独有的货币制度,反复推敲,知道行得通,也适合中国制度的整体,就改变了主意。搞学问是不应该有成见的。

  不久前读到《亚洲周刊》发表的郎咸平教授写的、题为《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的文章,其中小标题是《国企改革天怒人怨》、《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等,骂得厉害。不怀疑个别的不良例子存在,但既为教授,郎先生怎可以那样不负责任地一般化呢?细读内文,郎教授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制度架构近于一无所知。难道哗众取宠真的那么值钱吗?

  如果今天的中国是郎教授笔下说的,理应民不聊生。或者说,像郎教授说的到处胡作非为,没有半点做得对,但经济增长破了人类纪录,人民的生活与自由不断改进,那就继续胡作非为下去好了。

  从来懒得批评自己不认识的人。但郎咸平为了争取注意,公开地小看了中国的文化,污辱了中国人的尊严,禁不住要说几句。

more

Wednesday, December 28, 2005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新华社前高级记者杨继绳撰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赵紫阳口述,杨继绳笔录:

时间: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三点半到六点。地点:还是上次那个地方。张广友得知我要访问赵紫阳,一定要同去。还是赵的老乡宗凤呜先生引见并作陪。这次访问张广友说话太多,影响赵的讲话时间。
这次一开始是闲谈。老张问他看过《改革风云中的万里》(张广友著)没有,这本书要再版,问赵有什么意见。赵说自己的眼睛不好,白内障做了两次手术,很少看东西,看东西也很粗。张的书他只是翻了一下。
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赵紫阳说,身体除了眼睛,都很好。一个星期打两次高尔夫球(他的写字台上有一本《中国高尔夫》杂志)。他们(指监视他的人)同意我去打,但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打,别的地方不能去。看看电视,爱看历史剧,不管写得好坏。看书少,看些闲杂书。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看不到了,资讯也不灵。国事已经很淡了。不能说不关心,但的确是淡了。对当前事想得少,想多了也没什么意思。

从没有告胡耀邦的状

谈到境内外写他的书。赵说,《赵紫阳传》的作者赵蔚我不认识,他是抄报纸写的。我的家庭情况他也写得不对。老张拿出香港出版的《赵紫阳的崛起与陷落》问他看过没有,他说,我没看过,听都没听说过这本书。
赵说,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一九八四年我给邓写过信,告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是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 我在这个处境下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当时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我
的动机,就写了这封信。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 我写这封信,除了看了陈俊生的发言以外,因为领导制度问题我过去想过。我当总书记的第一件事就是搞书记处和常委的议事规则。我主张重大的事情必须一人一票,否则谁赞成谁不赞成、多少人赞成,不清楚。事情一过,就会说我当时就不同意。我主张重大事情举手或投票,但这个想法没有实行。党内要有制度,还要遵守制度。《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很好,就是没有执行。人治的特点太厉害了。粉碎“四人帮”后,叶帅出来进去地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党内生活不正常”。问题在没有制度,有制度就好办。我写的那封信就是这个意思。信送上去后我没有再问,也没有回音。


杨问:有人说,“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是您先提出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赵答: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其中有这个意思:我在经济领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领域是保守者。我现在有改变。我在四川工作时,一位陕西工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经济上您是反左的,政治上您是反右的”。后来我跟别人说过一这封信,说这两句话有道理,承认我是有这种想法。到北京工作后,我还是不赞成政治上搞得乱糟糟的。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须配合

有人说我赞成新权威主义,我不知道新权威主义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吴稼祥。有几个学生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他们很欣赏美国的民主,认为台湾比大陆民主。一位台湾教授教训这几个年轻人说:“你们应当了解一下台湾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强人政治,稳定一个时期使经济得到发展,台湾就没有今天的民主。 一九八八年有一次我去小平那里,小平提到方励之,我就把上面说的事讲给他听。我说有一种新权威主义,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他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 我的确主张过政治上不要慌慌忙忙地搞改革。现在我的想法有改变。我现在认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要配合。不配合,搞市场经济,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长期在一起,矛盾会很多。但是我也认为,象中国这样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过急,要渐进,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不能搞得天下大乱,不能象走马灯一样换领导人,今天你在台上,明天我在台上。西方这样可以,社会照常动转,中国不行,几个月换一次领导人什么事也干不成。台湾地方小,人的文化教育程度和我们也不同,他们经过了一个过渡时期。现在他们一个大党,一个小党,不能形成轮流执政,但有合法的反对派。



谈到“六四”。赵说:“《许家屯回忆录》写的‘六四’那一段是符合事实的,大体是那么回事。”

陈云反对万里进常委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十三大中央的人事安排上。他说,外面传说,十三大时议论万里当总理,我不赞成,说我宁可让李鹏当总理也不让万当。这是胡说八道。耀邦下台后没有中常委,只有一个由我牵头的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主管日常工作。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小平委托“六人小组”,六人小组由薄一波同志牵头。六人小组直接对小平负责。我这一层也在六人小组议论之列。常委名单中,除了后来定的五个人外,还有万里和田纪云。这两个人大概是小平提的。“六人小组”在徵求老同志意见时,有人坚决反对万里进常委。姚依林说:“万里如果进常委,
国家一日一有事,他就会带头起哄。”陈云也反对万里进常委。“六人小组”向邓汇报了这个意见。邓才同意万里不进常委。剩下田纪云。姚依林突然提出田纪云有什么什么问题。邓小平说:“万里不进常委了,又说田纪云有什么问题,这不一定是事实,但时间很紧了,田纪云也下来吧!”这就定了五个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这一段情况有些我是从邓那里听到的,有些是从薄一波那里听到的。


传说万里当总理,实际上从来没有这个说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下一届总理必须比我年轻。万不能进常委后,邓曾和我交换过意见,让万里当人大委员长。邓把这个想法告诉薄一波。“六人小组”也不赞成。这时邓就找万里谈话,批评他:“你是怎么搞的?人事关系搞得这么紧张!”邓要万里挨门挨户去访问,做自我批评。万里到我家来过一次,他说还去过宋任穷家。 人事安排邓委托“六人小组”搞,不是邓一个人定的。“六人小组”还要向陈云汇报。

老张问:李鹏是怎样当上总理的?

赵答:总理人选只有李鹏一个人。当时比我年轻的只有李鹏和田纪云。田纪云嘛,没有人提他,我也不好提他。有人说我提田纪云,没那么回事。对李鹏当总理有些人有不同看法。邓说:“他年轻,知识面广。”不知道小平怎么认为他知识面广。(杨问:邓大姐起了什么作用?)邓大姐起了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在考虑李鹏当总理时,有人担心他只懂电力,不懂经济,就提姚依林。小平否决了,说姚年纪太大,身体又不好。

话题又转到“六四”。赵说,大概是五月三日,在万里出国前,我到万里家和他长谈了一次,谈得比较好。我主要向他讲了学生的事怎么看。我说,现在开放搞了这么多年了,外面什么东西学生都有印象,学生们觉得什么话都可以说。老一代人的思维方式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学生说我们不好就认为是要颠覆我们。这样,本来不是对抗性的就搞成对抗性了。有的人把学生的话收集起来,往这儿送往那儿送。往邓那里送,说矛头指向邓了,把邓激怒了。 我说这事没有什么了不起,采取对话疏导的方式可以缓和下来。我说时代变了,思维方式也要变,不能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学生的言论,否则就不理解青年,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万同意我的看法,说:“对呀,李瑞环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太软了!主张中央要坚决一些。李瑞环不对呀!”他也认为,开放时代的青年思想变了,我们还是老思维方式不行。一听到不同意见就说反党,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的看法比较一致。


鲍彤被当作替罪羊

“六四”以后没有把我送上法庭,是因为我在国外有影响。不能象对鲍彤那样秘密审判。鲍彤有什么问题?查清了什么事也没有。说他反革命煽动和泄露机密。什么机密?起诉书说,有人问他“赵是不是不行了?”他回:“一个星期以后就知道”。这也算泄密?就连这件事鲍彤都说没有。说他反革命煽动,一是议论了朱琳出国时丢了一个假项练,紧张得了不得;二是议论了戒严。反革命宣传和泄密这两个罪随便就可以加上。审判鲍彤连证人都不让出庭。现在说是把他放了,但还不给他自由。天天讲法,这是什么法? 原来搞鲍彤是为了搞我的问题。以为我和学生私通,还通过鲍彤和外国人私通。结果什么也没有。他们查索罗斯基金。索罗斯是匈牙利人,是个大富翁。他出资金支持体改所的研究工作。他有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我不知道,对这个人公安部和安全部看法不一致。公安部认为他有这个背景,安全部认为没有这个背景,他是安全部的客人。 公安部一九八七年七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索是个反共老手,支持匈牙利事件,支持波兰团结工会。我比较慎重,把公安部的信批给了安志文(当时安是体改委党组书记),让体改委和这个基金脱钩。我的意思是社会上对体改委的议论已经不少了,不要再增加议论。 鲍彤的事是先入为主。李鹏对邓小平说过鲍彤是坏人,说我受了鲍彤的影响,在老人家脑子里留下了印象。

赵紫阳又对胡耀邦下台和万里中的一些事进行解释。他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 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发改变的。

当总书记没有权力撤王忍之的职

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我只能骂骂而已,我换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耀邦一下台,他很快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我问他:“拨谁的乱?反谁的正?拨胡耀邦的乱?不能全算是胡耀邦的问题吧?”我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他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我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和他在一起听批评的还有王维澄。我骂他时胡启立也在场。 这一层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决定的。总书记耀邦不能决定我能不能当总理。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 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不会相信耀邦下台我起了作用。 吴江讲的几件事情都不符合事实。说耀邦赞成邓退休,就让他下台。耀邦决不会说“我举双手赞成”,邓也决不是在这件事上对耀邦有意见。耀邦下台前邓从来就没有对我说过他退不退的问题。外国记者问我邓退休问题,我从不回答。 小平对耀邦很好。有这样的结果是两个人政见不合,主要是对知识分子问题,从“反精神污染”沿下来,到和陆铿谈话。和陆铿的谈话是导火线,一九八六年学潮也是导火线。仅这次学潮小平不会把耀邦拿下来。 小平和耀邦分手与和我分手不一样。“六四”前邓对我是信任的,他认为“六四”看清了我,说我是“自己暴露的”。小平和我分手没有耀邦那么长的过程,只是“六四”。 他和耀邦是几年的积累。他对耀邦的信任一年一年地减少,到了最后完全不信任。耀邦下台我没有为他说话,也没有落井下石。为什么不为他说话?说也没有用,我也认为耀邦再也无法再搞下去了。 耀邦下台后在我脑子夏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对侍反自由化问题,搞不好就会伤害很多人。

和邓力群决裂

耀邦一下台,邓力群一批老人劲头大得很,他们一搞就会伤很多人。我和邓力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裂的。他恨我胜过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让他管意识形态。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这是因为他们劲头太大,没有迴旋的馀地。 我在国务院工作时不知道耀邦的苦处,我一当总书记就怕这件事。我说我这个人对意识形态没兴趣——我也不懂,我喜欢干些实实在在的事。反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邓力群,还有中纪委,我很难。开名单啊,一批一批地往上送啊。中顾委一些老同志一说反自由化,就认为过去几年都错了。 还好,我把我的想法和小平彻底谈了一次。他这根神经(指怕否定改革)比较紧。我跟他谈了一次后,他转过来了。说,不能这么搞。这就产生了我的“五•一三”讲话。我不愿当总书记,但是,在反自由化的情况下,我认为我在这个位置比别人要好一些。要是让别人当总书记,更不好办。

邓小乎在政治上绝不放松

小平在政治上决不放松,经济上他无所谓,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这也是你提的“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那个问题吧?我现在认为,长期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放开,不行。现在社会上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就在这里。再这样搞十年,中国社会成什么样子很难说。 现在要找到政治体制如何逐步适应经济基础的办法。现在这个问题是
禁区,不允许讨论。这就找不到建设性意见。 腐败啊,社会风气不好啊,问题都在这里。解决这些问题原来的办法不灵了。不研究新办法只好用老办法。整风,整党,教育,培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另外的原因。如果完全回到过去,所有的都由国家安排,离了国家饭都没吃的,老办法就有效。能回到那个时候吗?又想搞市场经济,又想搞那一套,不行。怎么办呢?这是很重大的课题,要允许讨论。闭著眼睛不看现实,只搞思想净化运动,是不灵的。有人说现在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看连标也治不了,都是空话。


现在社会上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如何改变?过急了不行,完全照搬外国也不行。但是,怎么走,要允许讨论。但他们怕一说可以讨论,就收不住了。结果还是舆论一律。

杨问:听说一九七五年您去四川时小平和您有一次重要谈话。一九七六年您在这个问题上保护了他。这是他后来起用您的一个原因。是不是有这回事?

赵答:一九七五年我去四川时小平是和我谈过一次话。主要内容是要大刀阔斧地干,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那时派贾启允到云南,小平也和他谈过这样内容的话。在批邓时贾启允慌了,沉不住气了,把这段话说了出来。“还乡团”就成了邓的一条罪状。我当时觉得这是口头谈话,就没有说出来。

杨问:外面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北京风波时,邓之所以没有采纳你缓和矛盾的意见,是因为那时邓对您不信任了。而不信任的原因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让您和邓划清界线,您接受了,您下面的人还按照这个想法有些活动。有这么回事吗?
赵答:你说是陈小鲁吧?他曾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过,北京风波时我没见过他,我下台前没和他接触过。他当驻英国使馆武官时我在英国见过他。我下台后他来看过我一次。我说:你还敢看我?他说,我已经下海做生意了,怕什么? 杨问:前一段时问外面传说,杨尚昆今年曾表示,趁老同志还在,把“六四”问题搞清楚,他可以承担责任,有这么回事吗? 赵答:这不可能!

more

媒體知曉度 中時中視TVBS第一

2005.12.28  中國時報

【台北訊】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廿七日公布台灣地區媒體品牌知曉度調查。由整體知曉度觀察,可發現一般民眾在不提示的情況下,最容易想到的電視台為TVBS;無線電視台當中,以中視表現最為亮眼;平面媒體方面,最容易想到的報紙是中國時報。

TVBS在「北部地區」、「男性」、「網路使用者」等三個族群的民眾心中,知曉度排名第一;中視則在「中部地區」以及「十五﹣十九歲」的受訪者心中,為媒體品牌知曉度最高的電視台。


至於報紙品牌知曉度的排名,中國時報排名第一,接著依序為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報紙在北部、中部與南部三地區,略顯差異。如蘋果日報為南部民眾心目中最容易想到的報紙,而北部與中部的民眾則最容易想到中國時報。

另外,不同年齡層也對報紙品牌有不同的知曉度,如「十﹣廿四歲」的民眾最容易想到的是蘋果日報、而年齡層較高的民眾則較容易想到中國時報與聯合報。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於二○○五年十月與台灣易普索(Ipsos Taiwan)市場研究公司合作以電話訪問針對台灣地區十歲以上民眾執行『跨媒體使用行為調查』。調查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樣本電話採用隨機撥號(RDD)抽樣方法產生,總計完成有效樣本數為一六二○份,在九十五%之信心水準下,最大可能抽樣誤差為正負四二點四八%。

more

林博文 世棒經典賽 美「三振」古巴

2005.12.27  中國時報



冷戰時代,美國常譴責蘇聯等共產國家政治干預體育,事實上,美國體壇更喜歡政治掛帥,而且拖至後冷戰時代。五年來一直倒行逆施的布希政府,最近由財政部宣布不准古巴隊到美國參加首屆世界棒球經典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理由是美國對古巴實施禁運政策,這項已行之四十多年的政策,要點包括古巴人不能在美國境內賺錢。而參加世棒經典賽的十六支隊伍(包括台灣),每支球隊至少可以分到一%的門票收入,如一直晉級,則分到更多,冠軍隊可獲得一○%門票收入。

宣布古巴棒球隊不能參賽的是財政部外國資產監控局,消息傳出後,震驚棒壇,許多人憤怒極了。波多黎各業餘棒球協會會長羅丹表示,如古巴無法與會,波多黎各將放棄主辦權,不讓球賽在波島比賽。成功主持一九八四年洛杉磯奧運而享大名的加州共和黨商人彼得.尤伯樂斯,現在是美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他也呼籲布希政府改變決定,讓古巴棒隊來美出賽,否則全世界將反對美國未來主辦奧運。


美國職棒協會現正研擬可行之道,希望財政部改變主意,新辦法是不讓古巴拿到錢,古巴隊分享的門票收入捐給慈善機構,而古巴亦表示將會把收入捐給卡崔娜颶風的受害者。世棒經典十大隊隊員名單於一月十七日前交出,比賽日期是三月三日至二十日,時間緊迫,職棒協會傷透了腦筋。佛羅里達的古巴裔共和黨眾議員迪亞斯─巴拉特一面痛批財政部,一面提出讓已經旅居美國的古巴選手合組一個古巴代表隊。多年來不少古巴棒球好手陸續投奔美國,拿到今年美國職棒世界大賽(World Series)冠軍的芝加哥白襪隊就有兩名古巴投手赫南迪士和康特拉斯。但世棒經典賽規定各國代表必須由國家派出,而不能由流亡海外的球員自行組成。

美國在運動史上的三大發明是棒球、籃球和美式足球,除了美式足球,籃球已風行全世界,棒球至少在美洲和亞洲是家喻戶曉的運動。第一次舉行的世棒經典賽,頗受美國職棒界重視,包括洋基隊長游擊手基特、火箭隊老投手克里蒙斯和巨人隊重砲貝里.邦德在內的頂尖球員都將代表美國隊。在美國擁有相當多高手的多明尼加和波多黎各都是被看好的球隊,如果古巴能赴會,則戰況將更加激烈。由於經典賽比賽日期正值美國職棒春季訓練,許多球隊擔心球員在經典賽受傷而不准外籍球員與賽,也有不少球員不願打亂自己的訓練進程而不想出賽。

西雅圖水手隊的名將鈴木一朗已決定參加日本隊,但日本舉國上下都盼望人氣更旺的洋基外野手松井秀喜加入國家隊,個性溫和、為人低調的松井一直猶豫未決的原因,不是洋基不放他,而是他自己不太願意擾亂練球計畫,現在就要看他能否「以國為重」了。台灣球迷最寄望洋基能放王建民一馬,讓他代表祖國出賽。二○○五年球季,王建民首次登上大聯盟,為搖搖欲墜的洋基先發投手群立下了汗馬功勞,洋基隊職員和球迷都很喜歡沈默寡言的王建民。筆者在紐約看洋基頻道轉播球賽或聽收音機,總有一個感想,就是希望王建民有空勤練英文,甚至不妨像大陸女星章子怡一樣請家教,至少把基本會話練好,能夠做到對答如流更好。每次王建民投完球後,洋基電台的女記者金.璦絲和蘇珊.沃曼以及平面媒體記者都在採訪捕手波塞大或佛拉里迪(此人目前已轉投紅襪隊),而沒有訪問王建民,實在是一件很遺憾的事。如果王建民能夠用英語和媒體交談,對他個人而言,不僅可向廣大的洋基球迷介紹自己、推銷自己,更可讓他們進一步了解王建民是台灣培養出來的優秀球員。日、韓兩國有不少球員在美國打職棒,好像只有鈴木一朗能操流利英語,希望王建民能下定決心練好英文,在美國打幾年職棒而無法和隊友、媒體交談,那是多可惜的事!

從艾森豪時代開始,美國就和古巴結仇,主要是反美的卡斯楚革命成功,古巴不再是美國人尋歡作樂的樂園,甘迺迪兄弟和中情局且三番兩次想刺殺卡斯楚而未成功。美國除了對古巴實施禁運,亦禁止美國人民前往古巴旅行,兩黨政客為了數百萬古巴裔選票,再加上一批保守派國會議員反卡斯楚,歷屆政府都不敢輕言廢除禁運。四十多年來的禁運,卡斯楚政府並未垮台,受害的是古巴人民,七十九歲的卡斯楚已垂垂老去,白宮和國務院最希望他快死,中情局說卡氏有柏金森症,國務院最近還成立了卡斯楚去世後的應變小組。

美國在伊拉克打熱戰,對古巴搞冷戰,帝國主義的觸鬚到處延伸,連棒球也要監控。布希上台後,全世界瀰漫反美氣氛,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反得更厲害,有三億六千五百萬人口的南美洲,將近三億人選擇反美的左翼總統(最新登台的是玻利維亞總統莫拉列斯),他們都痛恨「美國佬帝國主義」(Yanqui imperialism)。布希政府封殺古巴棒球隊,就是「美國佬帝國主義」的醜陋展現。(本欄每周二刊出)

more

林濁水 有馬英九真好

2005年12月29日
在3年前觀察了花蓮縣長補選後,我在《蘋論》上大膽地說,台灣社會已經開始厭惡呼風喚雨、殺氣騰騰的政治人物,將來像謝深山、馬英九這類不以政績見長的「好人」將受到選民寵愛。3年後,這種寵愛已經在縣市長選舉中擴大成「馬英九光環」。
這次選舉的核心議題是「清廉」,就候選人來說,民進黨候選人南北一路排開,在清廉上都沒什麼弱點;相反的,國民黨涉及超貸、呆帳、貪瀆的比例高得嚇人,但民進黨候選人在高層高捷案的烏雲籠罩之下,聲勢下挫;相反的,國民黨因馬光環大獲全勝。




有馬英九的加持,國民黨雖然弊案連連,但仍在三合一選舉中獲勝。方萬民攝

違憲無所謂 醜陋變可愛
有馬英九真好。這次國民黨勝選靠的只是馬光環嗎?其實馬光環雖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有另一個因素也同樣重要,那就是地方樁腳所組成的派系。君不見,馬在選舉期間檯面上站台秀光環,檯面下頻頻造訪因貪污案關在牢裡的張榮味。台灣目前選民的光譜大概呈現這樣的分布狀況:統派的深藍╱利益取向的淺藍╱有正義感的中間偏藍╱有正義感的中間偏綠╱台獨意識強烈的深綠。
其中支持深綠、深藍的民眾投票時,最積極、而且選擇非常固定;利益取向的淺藍票投不投得出來,端看派系動員;自主性高的中間偏藍或偏綠的選民這塊,高捷案趕走了中間偏綠選民的選票,但「好人」馬英九光環鞏固了中間偏藍的選民,使他們不計較候選人的賴帳、呆帳、超貸,派系令人側目,動員手段一時都順眼了起來。既然馬那麼好用,就要好好用,馬也樂於為所用。最近藍軍就大大地善用了馬英九。
最近藍軍推薦的「專家學者」在NCC審查演出一場極為醜陋的戲碼。民進黨推薦的專家學者在投票時,差不多都投滿了13票,投票的對象涵蓋藍綠雙方,重視候選人的專業,而不計黨派;但藍軍的,則進行「鎖票」差不多都只投藍的8人,而綠軍1票不給,完全是只顧顏色、不管專業,真是不同凡響。只要沾上邊,連專家學者全成顏色的俘虜,不再有獨立自主的思考空間,藍軍因而在NCC中大獲全勝。
藍軍的「NCC模式」當然醜陋,但利益太大,於是運用馬光環來加持,馬說NCC模式很好,監察委員將來也這樣產生好了。藍軍可用NCC模式?《憲法》明文規定是不可以的。有了馬,違憲有什麼關係,更不用說醜陋都變可愛了。


國民黨杯葛 司法改革案
化違憲和醜陋為神奇,有馬英九真好。目前我國的司法制度跟民主國家很不同,是以行政官僚體制為模式來建立司法體系,法官制度官僚化,非常落伍,當事人很痛苦,於是司法院推出了「司法改革法案」,這案雖獲司法界、學界、基層法官、媒論一面倒地支持,但傷害了3個終審法院法官的既得利益。但獲得國民黨的支持,在立法院全力杯葛司法改革。
有馬英九真好,有了好人法學博士馬英九,國民黨可以全力支持少數司法高官的既得利益,對抗整個學界、司法界和輿論界。當然還有,有了馬英九光環,對抗18%改革當然也振振有辭。有馬英九真是好,任何人可以百病不侵,一切腐朽皆成神奇,憲法也都靠邊站!

more

2006全球隱憂重重

2005年,無所不能的美國消費者又度過了勝利的1年,儘管增長步伐慢於2004年,但總算還是幫助維持了全球經濟的繼續增長。2005年,美國以狂熱的步伐向世界其他國家借款,每天超過20億美元。
1年前,多數權威評論人士辯論說這種現象不可能持續下去。但顯然這種現象確實是持續下去了,至少多持續了1年。但無論如何,不可持續的東西是不能持續下去的,這點千真萬確,所以這給2006年的美國和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風險。今年兩大出人意表的經濟事件延續了這種好日子。

首先,儘管聯邦儲備局繼續提高短期利率,但長期利率卻沒有隨之協調增長,這使得房價繼續上漲。在維持全球增長方面,房價上漲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近年來,全球最大經濟強國的表現是依靠房地產維持下去的。
但是,這種情況不太可能持續下去。幾乎可以肯定,長期利率「終於」要開始上漲了—「終於」看起來可能發生在明年。美國消費者在債息上的開支將增加,而商品與服務方面的消費就會相應減少。此外,房地產價格急速上漲的趨勢很可能要停下來,住房抵押再融資將慢慢停止,再不能從房地產中抽取出資金來維持美國的消費。由於這兩個原因,總需求將會下降。企業部門有可能通過增加投資來彌補這種經濟蕭條嗎?由於過時的設備和軟體需要替換,所以總投資可能有所增長。證據表明,創新步伐正減慢—也許這是近5年來在研究方面投資減少的結果。


節制投資加劇趨勢
在消費逐步減慢的階段,即使公司富有現金,一般情況下也不會去擴大投資。經濟的不確定性可能讓公司的投資決策更為謹慎。總而言之,與加速投資抵消消費減緩相比,節制投資更有可能加劇這種趨勢。但這並非2006年美國和全球前景黯淡的唯一原因。2005年第二件出人意表的事件是在油價漲幅超過預期的同時,至少到今年最近一段時間為止,在絕大多數地區經濟的抑制性效果好像沒有怎麼表現出來,。
在2005年大多數時間,美國消費者的表現好像是沒有真正相信油價會居高不下。這種現象並不像表面上那樣驚人:計量經濟學研究表明,油價上漲所帶來的種種後果要在1到2年之後才會全面感覺到。現在,由於期貨交易市場預測在未來2年裏,油價將會達到1桶50至60美元,對高耗油車輛的需求已經逐漸消散,與之消散的還有美國汽車公司的前景。
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長前景看起來雖比美國好,但高油價也有可能會抑制這些地方的經濟表現。中國的增長將繼續讓世界震驚,新的國民生產總值(GDP)資料顯示中國經濟比以前人們認為的要強大20%。此外,中國洶湧澎湃的經濟增長將在亞洲的很多地方,包括日本引起回響。歐洲的情況繼續喜憂參半。儘管歐洲經濟需要進一步刺激,以確保復甦,但歐洲中央銀行還是一意孤行地提高了利率。德國新任政府好像還怕這樣不夠糟糕,居然承諾要增加稅收。財務方面剛正不阿,值得讚揚,但是現在用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德國經濟復甦的前景將因此黯淡。


貧富差距持續增大
2006年的主要風險是美國長期醞釀的問題,在全球市場上發酵,達到了巔峰:投資者在最終,注意到鉅額結構性財務赤字、巨大的貿易缺口、高水準的家庭負債後,可能會在恐慌中將資金從美國抽出。另一種情況是,利率上漲、房地產市場衰落可能會嚴重減弱消費需求,使經濟成長下滑,直到經濟蕭條,給依賴於美國市場的其他國家的出口商造成巨大壓力。
但2006年更可能不過只是又一個重重隱憂的1年而已: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還沒有大到足以抵消世界上其餘地方的種種不足。美國也會設法再次應付過去,但會給未來留下更高的債務。
總而言之,在2006年,即使全球經濟增長果實的分配,還能如以前一樣可以預測,前景增長的不確定性也會不斷增加。至少,在美國,2006年可能又是實際工資無所提高,導致中間階層的生活水平停滯不前,甚至下滑的1年。而且,在全球各地,這1年也可能是貧富差距繼續加大的1年。



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作者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roject Syndicate)

more

江春男 總理的退休生活

2005年12月26日

德國前總理施若德剛下台不久,就出任一家由俄國和德國共同投資的北歐油管公司董事長,立刻引起輿論界大加撻伐。反對黨更不留情面,批評他不知羞恥,濫用職權,牟取私利。
施若德在位時,批准這家公司興建波羅的海到德國的天然管線。在他下台前,普丁匆匆趕來簽署這項價值400億歐元的合作案。此事明顯違背利害衝突原則,不過,德國法律沒旋轉門條款,施若德雖被罵得臭頭,但並未違法。


當總理時開老車出遊
施若德常喊窮,因為他結婚4次,大部分薪水都拿來付給三名前妻的贍養費,每次離婚都花一大筆錢,歐洲人對這種個人私事不太介意,但對金錢問題卻絲毫不能含糊、公私分明。當總理的更須接受外界的監督。
1998年的施若德帶著新婚太太及其女兒前往西班牙旅行,結果他為其妻女支付2620英鎊。經此教訓後,每次出門度假,他自己坐著空蕩蕩的專機前往目的地,他的妻女只能另坐普通班機。
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施若德坐豪華轎車會見各國政府首領。一到周末,他就開著自己老舊的福斯牌汽車,載家人出遊,後面卻跟著一輛坐滿保鑣的高級防彈轎車。


黨曾買不起咖啡上報
施若德同母異父的弟弟原本是軟體工程師,前幾年失業,到處找工作。曾任修理工、暖氣工、導遊,甚至行李搬運工,現在是名麵包師。不久前出版一本:《總理,不幸是我哥哥?》想賺點錢。因為他位高權重的哥哥從未拉他一把。
施若德是社民黨的黨魁,這個黨曾因到買不起糖和咖啡,而上過新聞,執政的社民黨每年有政府補助和黨員的黨費,總共高達2億歐元上下,但在大選年就出現赤字,財務緊張,開會時大家自己出錢買咖啡。
德國是歐洲強國,經濟力量很大,但政黨的經費拮据,政治領袖的退休金也有限。施若德找到這個肥缺,雖備受抨擊,但總是自食其力,並未靠巨額退休金而過一輩子。

more

迷信星象防止垮台 緬甸遷都 沒水電像難民營

2005.12.25  中國時報
諶悠文/綜合報導


十一月六日早晨,數百名緬甸政府公務員聚集在首都仰光的辦公室,高喊著:「出發囉!出發囉!」他們兩天前才接到打包行李、準備北遷至新都「彬馬那」的指示。大隊人馬開抵三百廿公里外的彬馬那時,才發現那裡根本還是一大片建築工地。

《洛杉磯時報》廿四日報導,如今一個多月過去,來到彬馬那的許多緬甸公務員就像難民一樣,住在只有水泥外殼的未完工大樓,沒水沒電。主要馬路也沒舖好,加上瘧疾蔓延,讓不少公務員萌生辭意,但沒有一個人的辭呈獲得批准。憚於政府的威權,這些公務員敢怒而不敢言。


即使緬甸人民已經習慣了殘酷的軍事執政團及其主席丹西的專斷獨行,但突然把首都從熙來攘往的仰光遷到隱密小鎮彬馬那,仍讓許多人覺得事有蹊蹺。

一名資深記者說:「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一個非常奇怪的政府。」他說,就連最資深的公務員都心生不滿,認為遷都是走火入魔之舉,彬馬那只是鄉下小鎮,當一國之都根本不夠格。

有一種說法認為,丹西倉促遷都是因為迷信星象。一群占星家警告,丹西的星座運勢正在走下坡,明年四月將達到最低點,丹西保住政權的唯一方法就是遷都。前述記者說:「這些占星家預言,現任政府將撐不過明年四月。我不相信這種說法,可是那些將領相信,人民也相信。遷都之舉全是為了避免政府倒台。」

緬甸自一九六二年以來即由軍政府統治。一九九○年難得舉行一次選舉,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贏得八成選票,仍無法掌權。過去十六年內,該黨領袖翁山蘇姬被軟禁或入獄十年。七十四歲的丹西從一九九二年開始執政,對鎮壓異己毫不手軟。

緬甸官員曾謂,彬馬那位置適中,有利軍政府掌控北部邊界族裔聚居區。也有人猜想,遷都是預防軍政府遭遇人民暴動或美國入侵等威脅。有些人則臆測,丹西定都彬馬那是為了在歷史上留名。

許多緬甸人對占星學和數字命理學深信不移。前軍事獨裁者尼溫就相信數字九可以消災納福,甚至發行四十五及九十元面額的鈔票。

緬甸民運人士選擇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早晨八時零八分發動反政府示威,他們相信那是抗議的最佳時辰。結果政府卻出兵鎮壓,展開數個月的大屠殺,造成數千人喪生。

西方官員說,緬甸政府遷都早在五、六年前就開始規畫,辦公、住宅大樓及道路的工程已進行許久。新都彬馬那的建設分為兩大部分,一邊為軍事中心,一邊是行政中心,相隔約卅公里。

《洛杉磯時報》取得的照片,可以看到有許多四樓住宅及部會辦公室的行政中心正在施工,部份幾近完工,許多道路尚未舖好。

外國外交官與援助官員說,許多部會官員搬到新都後連一條新電話線都沒有。緬甸政府原本就討厭外國人,如今硬體設備不足,讓溝通工作更加困難。不過現階段外國使館或聯合國辦公室並無搬遷至彬馬那的計畫。

more

杜念中 開羅之春 來去太匆匆

2005年12月28日
埃及的國會選舉落幕了,參選的幾方都宣布自己是贏家。他們之所以如此宣稱,當然各有理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總統的執政黨「國家民主黨」在國民大會中依舊維持絕對多數,強大的伊斯蘭團體「穆斯林兄弟會」的席次則增加了5倍,穩居國會第二大黨。
最不幸的是9月間和穆巴拉克爭奪總統寶座的「明日黨」黨魁諾爾(Ayman Noor)。他在埃及歷史上這第一次開放競選的總統選舉中得票7%,一度聲勢大漲,不料國會選舉中卻痛失保持了超過10年的席位。接著他被判刑5年,罪名是在組黨的申請資料中偽造支持者的簽名。諾爾的判刑結束了歷時1年的「開羅之春」。


兄弟會成社會中堅
現年77歲的穆巴拉克在長達24年的統治中,經歷過無數挑戰,其中包括軍官的政變和伊斯蘭激進派的多次暗殺。相形之下,溫和的諾爾其實算不上嚴重的威脅,他所領導的明日黨也僅是個新興政黨,缺乏強有力的組織後援。
諾爾過去的聲望平平。他是個作家,曾經與政府合作過,也從政府拿過不少好處。2000年起,諾爾嗅到改變的氣氛並構思發展策略。他開始組織政黨,而且稱自己的黨為自由主義政黨,相信市場經濟,擁抱多黨民主。但是這樣抽象的理念充其量只能吸引少數的知識份子,於是他在選區成立了基金會,從幫助窮人申請住宅、協助新婚夫婦另立門戶,到設立語言和電腦夜校,選民服務幾乎無所不包。
不過要知道,這些在埃及都只算是小場面。穆斯林兄弟會、聖戰組織和伊斯蘭團等宗教團體,老早在埃及做了幾十年的社會慈善工作。他們開設醫院,救濟窮人,幫助鄉下進城的窮困子弟安頓就業。尤其當政府逐漸擺脫納瑟(Gamal Abdel Nasser)時代的社會主義後,原來由國家提供的社會服務就由宗教團體接手。這是伊斯蘭組織能夠發展壯大的社會基礎。如今像穆斯林兄弟會已經不僅僅是窮人的庇護所,它的力量滲入了學生組織和工程師協會等各種專業團體;尤其重要的是,它現在已是埃及律師公會的主導力量。
幾十年下來,穆斯林兄弟會從社會底層的守護神變成具有中產階級面貌的龐大力量。只要看看兄弟會的最高指導者阿卡夫(Mohamed Akef)西裝革履的神采,就不難理解兄弟會當前的地位。
穆斯林兄弟會成了市民社會的中堅,能夠與國家機器分庭抗禮,而這遠非新興的明日黨能夠相較於萬一。兄弟會的理念是最終在埃及,乃至於廣大的中東北非成立伊斯蘭國家;明日黨則守著政教分離的原則。
兄弟會不但主導了市民社會,還把影響力滲入了埃及的軍方和情報組織,迫使穆巴拉克每隔一段時間就要進行整肅;而明日黨只有靠諾爾和他替美國《新聞週刊》撰稿的太太在經營社區服務。兩者對比如此強烈,但穆巴拉克卻擇了弱小的諾爾,展示他的鐵腕。
人人都知道,年僅40歲的諾爾威脅不了穆巴拉克。但是美國人對諾爾的注意讓穆巴拉克心神不安。一心培養兒子接班的穆巴拉克擔心的是,6年後埃及會出現一個受到美國人暗中支持的政治人物,和他的兒子競爭總統大位。


美只能選穆巴拉克
對穆巴拉克來說,穆斯林兄弟會當然是個強大的威脅,但同時它也是個無價的資產。只要兄弟會壯大,埃及所有世俗派和佔人口10%以上的基督徒,都會因為恐懼而靠向軍人主導的國家民主黨。這個戰略對美國同樣有效:如果只讓美國在國家民主黨的威權統治,和穆斯林兄弟會的伊斯蘭國家間做一個選擇,那美國等於沒有選擇。
埃及的自由主義燈塔、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福茲(Naguib Mahfouz)在國大選後曾說,穆斯林兄弟會參加民主程序,可讓這股宗教力量面對現實,並與其他力量互相影響。馬福茲所陳述的雖是普世原則,但是埃及日後的發展未必能如其所料。現下看來,穆巴拉克的戰略似乎更貼近現實;延續將近1年的開羅之春,不但沒有腐蝕穆巴拉克的鐵腕統治,反而替他長遠的權力部署奠定更深厚的基礎。

more

江春男 最大的媒體王國

2005年12月28日
國民黨終於把中視、中廣和中影賣給中時集團,雖然仍有一堆爛帳有待處理,但總算退出媒體經營,而中時集團接手中視和中廣之後,奠定台灣媒體大亨地位,對台灣媒體生態,勢將造成衝擊。


併購案竟一字未登
有人批評國民黨只是賤賣黨產,談不上改革,這雖然也是事實,但,如果要求國民黨把賣這些黨產的所得「還財於民」,實在有點唱高調,強人所難。
《中國時報》本業的經營狀況不佳,近年賠累不少,但是投資中天電視卻賺了錢,因而對經營電子媒體的信心大增,這次採取以攻為守的大膽策略,一舉吃下中視和中廣,使中時集團變成橫跨報紙、雜誌、廣播、有線電視和無線電視的多媒體集團。中時老板余建新繼承他父親余紀忠的雄心壯志,從企業併購的角度來看,這個媒體王國的誕生,也是一個大新聞。
《中時》把《新新聞》周刊社長王健壯找去當總編輯,這是遲來的決定,但也是正確的開始,王健壯本來就是當總編輯的第一把手,他是台灣新聞界最健壯的人才,他的加入,必定有助於提升其新聞品質,像此次的併購案,身為當事人的《中時》卻一字未登,這種違背新聞專業的事,此後應該不會再發生才對。


應邁向現代化經營
台灣的報業是保守的傳統產業,不論經營、資金和管理都具有傳統產業的特色,不僅資金結構不透明,連發行量也保密,且均屬家族企業,在大家長制之下,形成一種小朝廷文化,他們對時政的批評十分敏銳,但是,本身的問題可能比時政更嚴重,有些更向銀行特權超貸,當然無法擺脫政治色彩。
中時集團現在變成多媒體集團之後,其社會責任感隨著大為提高,如何讓其資金結構透明化,讓中時集團成為上市公司,將是其能否超越傳統家族色彩,邁向現代化經營的一個基礎。

買三中應透明 2005年12月28日


國民黨三中賣給榮麗投資公司,榮麗老闆是《中國時報》老闆。《中時》對外一直宣稱賠錢,還因此關掉《中晚》,而且榮麗的資本額只有4億元,如何付出90多億元給國民黨?是社會關心的大謎。


有義務說明資本來源
我們注意這筆交易的原因是,它不像一般企業購併,而是媒體購併。媒體是社會公器,屬於公共財,涉及社會大眾的公共利益,民眾有權利知道真相,也是榮麗的社會責任。其次,財務透明是現代企業的趨勢,尤其中視是上市公司,也必須透明才合法、合理、合情。如此大額的交易,財務卻不透明,在現代國家中很難被接受。這也是社會責任。再說,國家法律規定,廣播電視限制外資持股,榮麗有義務說明資本結構和來源,以證實一切合法。
最令人失望的是,如此大額的交易,《中時》應該做出最權威的報導,讓社會了解。結果《中時》隻字不提,彷彿地球上沒這件事。難道這不是新聞嗎?或者有難言之隱?為什麼一向強調民眾有「知的權利」的《中時》,此時卻諱莫如深?突然間民眾不需要「知的權利」了嗎?彰顯《中時》是個封閉、老式的傳統家族產業,也凸顯了它不負責任的態度。政府有必要查明資金來源向社會公布,代榮麗負起社會責任。


立法規範防壟斷輿論
先進國家都立法禁止媒體購併其他性質的媒體,以免壟斷輿論市場。台灣還很落後,允許媒體跨性質併購,算是優待媒體老闆。老闆們還隱藏掩飾,實在有虧社會職守。台灣應該趕快立法規範輿論市場的壟斷行為。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