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workers engaged in a strike at some Japanese companies in Dalian, China. These factories belong to Canon, Mitsubishi, Toshiba, Toto, Itojin..

The strike first emerged in Canon’s factory in Dalian on September, 9. At 3:00PM of the same day, the organizer of the strike once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Japanese management to increase monthly salary from $90 to $110. 20 minutes after the agreement, the deputy major of Dalian visited the company and declared that the strike was illegal and the salary of workers shouldn’t have been changed because of the illegal strike. Japanese management agreed with the deputy major and decided to maintain the salary level on September, 10. At the night of the same day, police entered the factory and didn’t allow workers to sleep unless they signed the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salary. Thousands of workers slept on the street because the interferene of police. On September 12, police interfered again and declare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fire those workers who didn’t sign the agreement. The government would also bar other companies in Dalian from hiring those fired workers later. Workers then decided to strike again at the same night. Workers in about another dozen of factories (most of them belong to Japanese companies mentioned above) joined the strike. The total number of workers in the strike once reached 30, 000. Majority of them are young female workers with age from 17 to 23.

The newest development includes
1. Japanese management finally decided to increase the monthly salary to around $ 100. The original target of workers was $150.
2. Two organizers of the strike have been arrested by local police.
3.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agreed to provide compensation the loss of the strike to Canon. Some say the total compensation will reach $2.5 million.
4. The local government 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has come up with some new rules allowing investors putting less social security and insurance money into the common reserve fund of workers in order to lower the “burden” of investors due to the higher salary level of workers.

Background:
1. The average salary of worker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of Dalian is still around $75, upon which workers merely survive in this big city.
2. No report at all in the public Chinese news media. Nothing has been found in Japanese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media either.
3. Most of information above is from different major forums in China. Some of them may not be accurate.
4. At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of China(1978), overseas investors have experienced the "shortage" of general workers in relatively developed east and south coast of China. The biggest gap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is for young female migrant workers. However the excessive labors in the rural area amount to 100-200 million!
5. The salary of the general or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has been stayed at the same level for more than 10 years.
6. The price of Chinese products sold in US is incredibly low. No major overall inflation in US has been seen although the energy price has climbed to the new high and the US economy has stayed healthy for the most of time in the last 10 years.

Question: If the income level of workers hasn't improved for 10 years while the economy has been booming at the same time, can we consider it as a healthy economy? Where did the money go?

Take a look at the Gini index of China, 0.41(2003), 0.46(2005)!
Gini index of US and Japan are 0.4 and 0.25 respectively. Gini index of major developed European countries is around 0.3, while the index for majo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s around 0.5. The index of newly developed area such as South Korean and Taiwan is around 0.3.
Looks like China is approaching the Latin American level...I hope it's not a starting point for a LatinAmericanized Chinese economy, a LatinAmericanized Chinese crime structure, a LatinAmericanized Maoist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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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1879中国钓鱼岛

some stolen materials saved
Author unknown..if anybody know the origin of this material, please comment..
《中国钓鱼岛》（一）　　
　　
近年来，日本右冀势力屡屡在钓鱼岛制造事端，在岛上建了灯塔，又建神社，甚至还出动巡逻艇和军舰骚扰中国渔民，不许靠近该岛。日本在钓鱼岛每制造一次事端，均引起中国政府和海内外华人的一次强烈抗议。钓鱼岛到底是怎么回事？日本为什么对中国和海内外华人的一次次抗议置若罔闻而一再挑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无可争辩，主权属于中国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钓鱼岛列屿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三个小岛组成，总面积约6.5平方公里，位于中国台湾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处。无论从发现占有权、还是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效的《大陆架公约》、《海洋法公约》来看，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都是公认的和无可争辩的。

在古老的历史上，中国关于钓鱼岛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千年前的隋朝，那时中国的台湾和钓鱼岛邻近着另一个独立的国家叫琉球，隋炀帝曾派使臣朱宽召其归顺。到了14世纪，明太祖威震四方，琉球王乃正式进贡朝廷，成为藩邦属国。




1372年,中国人杨载首先驻足钓鱼岛。明永乐年间出版的《顺风相送》对钓鱼岛有详细记载。其间明人在台湾辖区钓鱼岛采珠集药、捕鱼开发从未间断过，这些在明嘉庆11年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中也有清楚记载。明朝中叶，戚继光等民族英雄抗击倭寇时，就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1602年日本侵犯琉球，琉球从此遭日人监督内政40余年。1654年清康熙帝册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两年进贡一次，称中国为父国，用大清年号。明清期间的多幅疆海图都清楚标明钓鱼岛为中国的一部分。

1873年日本出兵侵占我属国琉球，并入日本改为“冲绳县”。由于此时清王朝已腐败无能，面对琉球王派到京城哭诉求援的使臣，只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后就不了了之，琉球从此被日本掠夺。但其间钓鱼岛始终归大清国的台湾管辖。光绪19年(1893)10月，慈禧太后还把钓鱼岛列屿赏赐给清廷内务官盛宣怀，供其采药之用。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王朝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条约只明文规定割台湾和澎湖列岛，没有提及此一海域的钓鱼岛群岛。1940年，同属于日本“辖属”的台湾和琉球争夺钓鱼岛的归属权，日本东京法庭作出判决：钓鱼岛仍旧归属台湾管辖。1945年日本向中、美、英、法等盟国投降，声明无条件地废除两国之间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随即废除。按照此约，台湾和它所属各个群岛包括钓鱼岛，全部回归中国。

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等重要国际会议公告看，日本占据钓鱼岛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规定“把像满洲、台湾及澎湖列岛那样的日本国从清国人手中盗取的所有地域返还给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又发布了《波茨坦公告》（8月8日苏联参加）。其中第八条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等所决定之诸小岛之内。”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由于战后出现了冷战局面，美国为实现其遏制战略，将钓鱼岛置于美国的行政管理之下。1971年6月，美国又将钓鱼岛随同冲绳一起“归还”给日本。而日本正是依据这个明目张胆违反国际条约的所谓“协定”，于次年“接管”了钓鱼岛。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美勾结”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列入“归还区域”，指出这是完全非法的。

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其中第三条规定，“……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常”

从1964年生效的《大陆架公约》和1982年通过的《海洋法公约》的有关条款看，钓鱼岛等岛屿与中国台湾省属于同一地质构造。钓鱼岛与中国台湾、澎湖、舟山群岛同在一个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面上，而与日本辖下的琉球群岛相隔着2000公尺深的海沟。按照国际公认的《大陆架公约》：“同在一个大陆架上之岛屿归该国所有”的原则，我国对全部东海大陆架享有主权，自然也对坐落在大陆架上的钓鱼岛等岛屿享有领土主权。


钓鱼岛，中国走向海洋的大门

钓鱼岛在地图上是一个难以标出的小点，为什么日本非要对这块远离其本岛、本属于中国的小岛垂涎三尺呢？这是因为按照1992年联合国公布的《国际海洋法公约》关于“主权国家以200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的条款，钓鱼岛的实际价值是以此岛屿为依托，半径为200海里的庞大海域以及此海域内包括海底石油、矿产、海洋渔业等海洋资源和领海、领空的交通、运输权以及未来潜在的资源等等。如果日本侵占钓鱼岛的阴谋得逞，就意味着中国东海海域将丢失74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这个数字几乎是中国与南沙群岛周边国家领土领海争执面积的总和。

1967年联合国调查发现，钓鱼岛海域蕴藏着800亿桶的海底石油和油气。如果中国在此海域争执中失利，那失去的不仅是几个小岛以及大片海域，而是失去了后代子孙赖以生存的庞大海洋资源和空间。

此外，钓鱼岛所处的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价值，它距日本本土达1000余海里，距琉球群岛80多海里，距台湾基隆仅70多海里，距中国大陆90海里。日本一旦占有了钓鱼岛，就可以跨过数千尺深的海沟而登上东海大陆架，再加上其所宣示的200海里经济海域，这样不仅形成与我国经济海域发生重叠的现象，而且对于我国正在积极从事的东海大陆架油气勘探等海洋资源开发，亦可坐享其成并分一杯羹。而钓鱼岛属于我国所有，从日本现在所管辖的琉球群岛最西方的岛屿画一个200海里的经济领海，就离我国在东海大陆架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海域仍然有相当的距离，充其量只不过和我国所属的钓鱼岛附近渔场有部分重叠，对我国在东海大陆架的海洋经济利益就无从染指了。

就军事战略价值而言，如果日本占领了钓鱼岛，日本军队可以在岛上设立其海空监控侦察设备以及岸基反舰及对空导弹，很容易可将台湾北部重要港口及空中航道加以封锁。如果在钓鱼岛设置雷达，可以监视方圆400千米?600千米的海域和空域，其范围可达到台湾北部、大陆沿岸的福州、温州和宁波等大片地区。果真如此，我军事上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对方及时掌握。日本海权扩张的战略中以保障1000海里航线为其首要任务，占领钓鱼岛可以使其势力范围向西南方延伸，并可对台湾海峡附近海域的主要航道实行军事监控。这样，钓鱼岛海域就成了日本进入台湾海峡，南下东南亚、南太平洋必经的战略之路，也是日本赖以生存的中东石油能源补给线上最西南端的一点。如果日本在此建立军事基地或部署重型武器，则无异于在中国的家门口设下了定时炸弹。


“保钓”，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意志

1947年4月2日，联合国《关于托管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委任美国托管“主权未定”的冲绳群岛。但当时台湾所属的钓鱼岛群岛由于狭小荒凉、没人居住，似乎被人遗忘了。于是，该岛被美军作为投弹靶场。

1970年，美军把冲绳群岛的“施政权转交”日本，竟然有意或无意地把中国钓鱼岛的“施政权”也交给日本。这一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激起全球华人的极大愤慨，从1971年元月起，首先是美国华人留学生集合2500多人，在联合国总部前举行保钓示威，迅速波及全球各地华人和台湾、香港、大陆，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球华人“保钓运动”。这迫使美国不敢承认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而只是说交给日本“管辖权”。

面对海内外华人的强烈义愤，当时作为代表中国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台湾当局，虽然对美国的行为“表示了不满”，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而此时中国大陆又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之中。由于上述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既没有以实际行动接管该岛，也没提交联合国审议或告到国际法庭，这给了日本以可乘之机。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从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同意搁置争议，将钓鱼岛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从日中友好的大局着眼，主动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然而，日本右翼分子对中国政府这种以德报怨的行为毫不领情，就在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阴魂转世的“日本青年社”登上钓鱼岛设置了导航灯塔。此后，日本经常出动巡逻艇和军用飞机骚扰中国渔民。

1979年5月8日至6月8日，日本在钓鱼岛上修建了临时直升机机场，并派出调查团和测量船在该岛进行活动。1989年，日本出动炮艇驱逐台湾渔民，遭到全球华人抗议。1990年日本“海上保安厅”宣布承认“日本青年社”设置的灯塔为“正式航标”，结果引发全球华人掀起“保钓”高潮，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提出抗议，灯塔申请案再次遭搁置。

1996年9月，针对日本右翼分子在我钓鱼岛上修建灯塔等非法行为，香港各界群众掀起了一嘲保钓运动”。9月26日，香港青年陈毓祥率一艘租来的“保钓号”轮船前往钓鱼岛宣示中国的主权。“保钓号”在钓鱼岛海域遭到日方阻挠，陈毓祥率众跳入海中抗议，其他人被救起，陈毓祥不幸遇难。


仅仅在口头上“抗议”是不够的

近年来，日本右翼团体觊觎中国领土钓鱼岛的行径变本加厉，继数年前在钓鱼岛兴建灯塔，引起轩然大波之后，现在又建“神社”，还要“前往定居”……对这种公然侵占我国领土、破坏中日协议的挑衅行为，日本官方发言人竟认为“合法”，这可就不是什么简单的“民间行为”了。

或许日本右翼分子深知，无论从首先发现占有还是从国际法上讲，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要求都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他们试图通过一而再、再而三地登上该岛作小动作的行为，来达到“时效取得”的目的。

所谓时效取得，是指一国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一块土地连续地和不受干扰地行使主权，而最终取得该土地，即使这块土地最初是以不正当或非法的方式占有的，只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被他国所反对或由于外来因素而中断时效，那么这个国家就取得了对该土地的主权。

在世界上的几个岛屿领土争执中，海牙国际法庭曾经作出的两个判例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1928年该法庭裁决荷兰和西班牙的“拉帕尔马岛”主权争议案，因荷兰人在该岛活动时，西班牙人很少提出有力的抗议，被法庭认定“西班牙默认拉帕尔马岛属于荷兰”，而判决西班牙败诉；二是1933年海牙国际法庭裁决丹麦和挪威关于“格陵兰东部领土”的主权争执案，虽然挪威人在格陵兰东部居住，但“挪威人的活跃程度不及丹麦人”，因此法庭判定丹麦人拥有整个格陵兰主权。

尽管时效取得制度在国际法上仍是有争议的，不少学者认为，非法行为自始就是无效的，不能因为其持续时间的长久而改变其非法的本质，而且，时效取得制度也是与现行国际法的非殖民原则相悖的。但是直至今日，“时效取得”仍具有不小的影响力。

以马尔维纳斯群岛为例。阿根廷所以要与英国刀兵相见，主要就是为了中断英国的占领时效。英国在马岛战争后，虽然重新控制了该岛，但它对该岛的占领已经在战争中中断过了，时效就要重新开始计算。因此，在短期内，英国不能依据“时效取得”来主张对马岛的主权。

根据国际法一般原理，所谓“继续长期”的时效认定一般为50年或100年。从1972年美国将钓鱼岛“归还”给日本开始，迄今已近30年。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对钓鱼岛主权的宣示，仅仅停留在言词抗议上，而言词是不能中断时效计算的，再过20年，日本方面或许就会说，中国的确享有对钓鱼岛的先占权，但是日本对该岛进行了继续长期的实际控制，中国方面没有用实际行动加以干扰，日本因此取得对钓鱼岛的主权。

面对钓鱼岛的如此危局，华东政法学院的翁志欣先生撰文指出，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我们本着善良的愿望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创造性主张，但是如果这种“搁置”会给对方带来权利上的依据，那么则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应当考虑适当时机，用实际行动使日本的时效性中断，使之不能根据“长期不受干扰”的要素而取得主权，进而挫败日本右翼分子的企图。

与此同时，翁志欣先生还提出了“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缔约国的作用，接受一定范围的调停”等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钓鱼岛问题的设想。

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我们对钓鱼岛的主权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的“抗议”和“愤慨”上，而应当有更加主动和智慧的实际行动。
　
《中国钓鱼岛》（二）

据中国史藉记载，钓鱼岛的发现和命名最早可见于明永乐元年（一四○二年）的《顺风相送》航海图，而日本声称对钓鱼岛有主权，是在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将台湾连同钓鱼岛岛割予日本。之后日本才将钓鱼岛列入为日本领土，以“尖阁群岛”一词来表示钓鱼岛列屿，并划归琉球

在一八九五年以前，日本刊行的地图，是未将钓鱼岛列屿划入琉球范围。反而在一七八五年日本人林子平刊行的日本地图，“三国通览舆地路程全图”所标明的颜色，则清楚显示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亦即中国发现该列屿比日人起码早四百年以上。

除此以外，于清代（一八九三）更有慈禧太后曾将钓鱼岛列屿赏予盛宣怀之诏书，其孙辈的家族成员盛承楠在一九四九年自江苏迁台后，更不时到其家族“产业”钓鱼岛上採石苁蓉（及其他生草药）以供制造药丸之用，他并于一九七○年九月九日在台北市大华晚报发表《钓鱼岛列屿採药记》。

历史足以证明钓鱼岛不是无主岛，而是中国所属，不属日本，不属琉球，日本窃钓鱼岛主权，侵中国领土是可耻、横蛮的强盗行为。

地质研究：钓鱼岛位于“台湾海盆地带”

钓鱼岛列屿位于台湾东北方，琉球群岛主岛沖绳岛的西南方，先岛诸岛（宫古、八重山三群岛）北方。整个列屿由钓鱼屿（台）、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及其他附近的三小礁所组成，其中以钓鱼屿最大，钓鱼岛命名由此而来。

在地质学上，钓鱼岛列屿位于“台湾海盆”地带，处于中国东海海床边缘，亦即位于中国闽浙二省东海地区的大陆礁层边缘，是中国大陆土地及台湾岛向海内的自然延伸，全部海床地区水深在二百公尺以内。钓鱼岛列屿以南十余海浬海床，地形突变，水深达一千尺以上，地质学上称为“琉球海槽”，并无大陆礁层，故此钓鱼岛列屿在地理上与琉球群岛没有关连，并非现属日本的琉球本土陆地的自然延伸。

其实，在近百年来，台湾渔民经常在钓鱼岛列屿水域作业，并于遇到强风时把船驶往钓鱼岛及南小岛中间一条宽约一千五百公尺的海峡，当作“避风港”。反观琉球渔民在过去数十年间鲜有到此作业，最主要原因乃是中国东海一带整年受东北及西南季风影响，黑潮从台湾东部向东北流，琉球居民不可能横风流至此岛谋生，故台湾渔民在此岛上亦从未见过琉球人。

诉诸国际法之一：日本不符“有效先占”条件

日本主张对钓鱼岛列屿有主权的主要理由是：日人古贺辰四郎在一八八四年发现该岛后，在岛上建立了木头鱼工厂，搜集羽毛鸟粪。指该岛屿沿海一带久为琉球渔民捕鱼的地方。

此点意在声称日人为钓鱼岛列屿的发现者，并登陆、佔领与使用该岛，若此点属实，在国际法上，日本已满足了对该岛的“有效先占”（OCCAPATION）条件，从而建立了日本对该岛的管辖权（意即取得该岛为日本之领土）。但其子在一九七○年八月则否认该列屿为他父亲首先发现之说，只承认他父亲曾去过，但在此之前早有人去过。

但是中国史藉对此岛的最早记载见一四○三年的《顺风相送》航海图，即中国发现该列屿比日人起码早四百年以上，中国符合国际法“有效先占”的条件，日本难强词夺理。

诉诸国际法之二：钓鱼岛不附于琉球

再者，在国际法上若欲依据发现并占有一块无主地为理由，先占之主体必须是国家或由国家授权者，但日人古贺氏在向日本内政部申请对该岛的租地权时，却被日本政府以“不认为该岛属于日本”为由驳回其申请。而在一九四一年日踞台湾时代的“台北州”为了保有钓鱼岛渔场，与沖绳（琉球）郡打了一场官司，一九四四年日本东京法院更判决确定钓鱼岛列屿属于台北管辖。

当时日本虽已并吞琉球，但到一八九五年，中国战败后，日本占领台湾时同时佔据钓鱼岛列屿。并于次年批准古贺氏的申请，又于次年将之列入为日本领土。但在一九四二年中美英开会议宣言即指出“所有日本窃夺自中国的一切土地，均应由中国政府收复之。”这无疑包括钓鱼岛列屿。

此外，按照国际法中，一九五八年“大陆礁层公约”第六条规定：“（一）海岸毗邻及（或）相向之两个以上国家，其大陆礁层界线之划定，应符合其国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之原则。”即钓鱼岛列屿属中国土地的自然延伸，主权属中国所有绝无疑问。

诉诸国际法之三：美日不能私相授受

有关钓鱼岛主权，日本的一个主要理据之一是“美日和约”发生效力后，琉球与日本分离，基于和约与有关奄美诸岛的日美协定，所颁布的美行政官署布告第廿七条“琉球之地理环境”第一条规定，该列岛是在琉球列岛的地理范围内。所以将钓鱼岛列屿一并于七二年“归还”日本。但日本此主张完全违背了一项基本的国际法原则：即“一国的领土主权，不因其他国家间的条约对该领土有所处置而受到剥夺或影响。”因为任何个人或政府，皆不能将其所不拥有的权利转让于他人。这是一项基本的私法及国际法的原则。钓鱼岛的主权既于战后属于中国，则美日和约与协定虽将此列屿划入琉球地理范围内，欲由美军管辖，中国对其主权仍是完全而不受影响，日方所持主张列屿主权的第三点理由在国际法上亦不能成立。

钓鱼岛列岛位于台湾与日本之间，距台湾基隆港102海里，距日本沖绳岛240海里，由八个小岛组成，面积只有6.3平方公里，最大的一个岛只有3.6平方公里。

《中国钓鱼岛》（三）

多历史事实证明，钓鱼岛等岛屿由明至清，一直属于中国，只要略举一二作例证，即能以正视听，

一五三四年，嘉靖一三年，明朝琉球册封使陈侃著有《使琉球录》记录出使航程“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然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过钓鱼屿，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後，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

文中所说的“钓鱼屿，黄毛屿，赤屿”就是现在的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尾屿，陈侃一行从福州出发，经过作为航标的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尾屿等岛屿後进入琉球海域，其标志是见到了“乃属琉球”的古米山，又作姑米山，现为久米山，，文中清楚地表示，无论是使者陈侃还是同舟的琉球人，都是以久米山作为抵达琉球的标志的，因此，先过之岛不属于琉球是毫无疑义，

一七二二年，康熙六一，清朝使琉球册封副使徐葆光亦著有《中山传信录》，当中亦指出，“琉球在海中本与浙闽地势东西相值”，注明久米山为琉球西南界上的镇山，也就是说，中国和琉球的分界是在赤尾屿和久米山之间，

地理环境作证明

琉球册封使的记录中还常提到“沟”或“黑水”，如夏子阳的《使琉球录》，明万历三四年，，汪楫的《使琉球杂录》，清康熙二二年，，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周煌的《琉球国志略》，清乾隆二一年，，齐鲲的《续琉球国志略》，清嘉庆一三年，，据记载，使琉球船队每过此“沟”，必投猪羊，泼米粥，焚纸船，鸣钲鼓，以祭海神，这里所指的“沟”就是现在的琉球海岸，

琉球海沟深有二千米，位于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等岛屿之间，东北端与日本海沟相接，西南与马里亚纳海沟，MarianaTrench，相连，从地理上把琉球群岛和中国大陆架截然分开，而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尾屿却与台湾岛一起，都坐落在水深只有二百米的大陆架上，从大陆架到琉球海沟，海面形成一条宽宽的落际，即黑潮，正如册封使记录的那样“去沧水入黑水”，

值得注意的是，汪楫在《使琉球杂录》中称此“沟”为“中外之界”，周煌的《琉球国志略》也证实了“黑水沟”是“与闽海界”，很明显，至少在清初，中国已将琉球海沟作为闽海之界，作为中国和外国琉球的分界线了，理所当然，赤尾屿到福建之间的所有海域和岛屿都是清政府领地，纳入在清朝版图之中。

日本历史地图也称钓岛属中国

一七八五年，日本出版了著名学者林小平所著的《三国通览图说》一书，共有五张地图，一张朝鲜，一张琉球，两张虾夷，今北海道，一张小笠原岛，作者在书的“题初”中对制图目的作了如下说明，“右三国通览图说，非小子敢言经济，亦非妄玩地理之学，只欲使携武之人知三邻之地理耳，之是虽似武艺之余计，然窃以为却可言武门之奥旨欤，”。

这些地图制作精细，与现代制图法一样以颜色划分区域，其中《琉球国全图》，琉球属地皆用橘黄色，邻接琉球的日本部分则用淡绿色，而邻接的中国部分是用粉红色来表示，以色区分，国与国之间的分界自然一目了然，就在这图上，也标明了钓鱼，黄尾屿和赤尾屿的位置，其颜色与中国福建，浙江相同，粉红色，

　　而久米山则同琉球一样为橘黄色，要特别说明的是，《三国通览图说》在日本不是一般的地图资料，内阁文库，宫内听书陵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大学的图书馆，及一些著名的文库都有收藏，本人留学日本时，亦曾多次去名古屋市的蓬佐文库，亲自查阅过原版地图资料，

其中《琉球国全图》，不仅为众多的学者所引用，而且，每次举办有关琉球冲绳历史文化的展览时，都要将此图作为重要史料向参观者展示，凡看过此图的人都有目共睹，不知日本政府为何偏视而不见，

以上明清两代的出使琉球的记录，以及日本的地图史料明确显示，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尾屿为中国属土，日本政府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必须履行战後《开罗宣言》所规定的条款，拆除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设置的灯塔，将属于中国的岛屿归还中国。


日本的野心加上中國的錯誤　等於釣魚台遭到侵佔


文／劉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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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台列嶼是我國領土的事實，應「著毋庸議」。自從今年七月二十日的「海洋日」，日本國會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正式生效，同時日本政府片面宣布將釣魚台列嶼劃入日本的二百海里經濟海域後，對於釣魚台的領土主權，中日兩國之間再度引起爭執，我國外交部於七月二十日發表嚴正抗議指出，釣魚台是我國固有領土，我政府絕不接受日方作法，也絕不放棄一尺一寸的領土主權，希望日本能知所節制。前一天，中共發言人崔天凱也曾發言說：「日本侵犯了中國領土主權」。同一天，日本外相池田行彥於內閣會議後舉行的記者會，強調釣魚台是日本固有的領土。

釣魚台是我國國有領土


釣魚台列嶼，位於東經一二三‧三○度至一二四、三五度，北緯二五‧四五度至二六度，由八個小島嶼組成，總面積約六三二平方公里，其最大的釣魚島面積約有四‧三二平方公里，距離台灣基隆港東北方僅八十五浬(一五七‧五公里)，離琉球(沖繩縣)那霸港有二八五浬(五二八公里)之遠。抗戰勝利前的日據台灣時代，釣魚台列嶼即屬當時的台北州宜蘭郡管轄，台灣光復後，理當隨同台灣省為我國領土之一部分。但何以釣魚台列嶼，日本另稱之謂「尖閣列島」，而且日本宣稱為其領土，二次大戰後由美軍管理，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美國政府正式將琉球交還日本時，一併將釣魚台視為琉球的一部分而移交給日本政府，其中原由國人所知者不多，筆者就手邊資料，將日方侵佔釣魚台之經過詳述如下。

片面劃入日本領土


琉球於十二世紀末建立獨立王國，察王二十三年(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開始進貢明朝，成為明朝的藩屬。一六○九年，日本九州的薩摩藩派兵入侵琉球，琉球又成為薩摩藩的藩屬。日本於明治維新後，於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將琉球王國降格為日本政府所屬的琉球藩，惟仍以琉球國王為藩王。七年後的一八七九年更進一步廢除琉球藩，改稱為沖繩縣，由明治政府派來縣長替代琉球國王治理琉球(沖繩縣)。同年三月，由日人松井忠兵衛編製，經日本政府內務省(相當內政部)審查通過出版的「大日本全圖」，在琉球諸島部分，已將釣魚台列嶼劃入。這是釣魚台第一次被劃入日本版圖的開始。同年的十二月，明治政府內務省地理局正式出版的「大日本府縣管轄圖」，已公然將釣魚台列嶼標示為構成琉球群島之一部分，也就是公開向世界宣示日本政府佔有釣魚台的意思。

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當時的明治政府內務卿(內政部長)山縣有朋，以公文書「沖繩縣與清國福州之間散在之無人島久米赤島外二島調查之儀」，命令沖繩縣令西村捨三勘查釣魚台。該縣令乃派遣石澤兵吾等五名官員搭乘大阪商船會社的出雲丸(輪)，赴釣魚台實地勘查後提出「釣魚島外二山鳥嶼巡視取調概略」報告書，及出雲丸船長林鶴松的「魚釣、久場、久米赤山鳥回航報告書」。此後，經過沖繩縣知事對內務省的數次報告，及內務省與外務省的會商，片面認定釣魚台列嶼為無人島嶼時，並無屬於清國之證跡，於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一月十四日的內閣會議決定「內務大臣請議，位於沖繩縣下八重山群島西北，稱久場島、魚釣島等無人島，認應為沖繩縣所轄，在許可該縣知事之申請，建設標杭」，正式將釣魚台劃入琉球所轄之日本領土之內。

實效性統治行為


日方又主張，自一八八五年起，日本政府已對釣魚台有「實效性的統治」，行使領土主權。日本海軍水路局，於一八八六年(明治十九年)三月出版的「寰瀛水路誌」第一卷下的洲南諸島中，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附近各島，第一次使用「尖閣群島」的名稱。

日本政府主張，曾經確認釣魚台列嶼未曾屬於清國領土，而依據國際法上的無主地先佔法理，於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四日的內閣會議決定劃歸沖繩縣(琉球)管轄，並指定為國有地，登記在國有土地財產登記簿上，翌年四月編入該縣八重山郡轄區(後來又改劃入石垣市轄區)。在此之前的一八八四年，日本九州福岡縣人古賀辰四郎曾派人探勘釣魚台列嶼，次年開始在釣魚台採收鳥毛和海產物，至一八九四年時正式計劃開拓釣魚台列嶼，向沖繩縣(琉球)知事提出開拓申請。由於當時日本政府尚未將
釣魚台正式列入日本版圖，故沖繩縣政府未予受理，古賀辰四郎乃於翌年六月直接向內務省(內政部)提出「官有地租借申請」。一八九六年八月，日本政府內務省以免除使用費，期限三十年為條件，核准將釣魚島(日方稱魚釣島)和黃尾嶼(日方稱久場島)租借給古賀辰四郎。日本政府宣稱古賀辰四郎此後使用釣魚台的行為，已非單純的私人行為，而是由日本政府授權的行為，構成國際法上的實效性統治行為。古賀辰四郎在釣魚台和黃尾嶼建造小型碼頭及貯水設備、海產物加工工廠、宿舍等建築物，從事鳥毛、鳥糞、貝類、珊瑚、玳瑁等加工和製造各種魚類罐頭，並種植芭蕉、甘蔗、甘藷等農作物，一九○九年向內務省報告移民有九十戶，共二百四十八人，開墾面積有六十多町步。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古賀辰四郎在釣魚台的事業，由其次子古賀善次繼承。一九二六年(昭和元年)無償租借期滿，古賀善次開始向日本政府繳納租金。一九三二年，古賀善次再向日本政府申請獲准出售已列入日本政府國有土地的釣魚台島、黃尾嶼、南小島、北小島等四島，該四島乃成為古賀善次的私有地，古賀善次依照日本政府的土地稅法，每年向日本政府繳納土地稅。日本政府又宣稱，一九○二年(明治三十五年)十二月，沖繩縣臨時土地整理事務局曾對釣魚台列嶼實施實地測量，製作各島的正確縮尺圖。此後在一九一五年由日本水路部、一九一七年由海軍水路部，一九三一年由沖繩營林署也都進行測量工作，農林省資源調查團赴該列嶼勘查，氣象局也在釣魚台建設測候所等等。以上事實均可證實日本政府對釣魚台列嶼的實效性統治和領有權。

美國誤認為日本領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包括琉球及釣魚台在內的北緯二十九度以南的原屬日本領土，被置於美國的行政、立法、司法管轄之下。日本政府便認為是美國政府代替日本仍對釣魚台行使施政權。美國誤認釣魚台為日本領土，見之於戰後的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佔領日本的盟軍總部頒布的「關於將若干外廓地區在政治上行政上自日本分離之備忘錄」，及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美國在琉球之民政府以布令第六十八號頒布的「琉球政府章典」，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美國琉球民政府以布告予二十七號公布之「琉球列島之地理境界」等公文書，均明示的列舉尖閣列島島名，誤認為屬於日本的領土。美國政府既誤認釣魚台為日本領土，也就承認赤尾嶼(日方稱大正島)為日本國有土地，黃尾嶼(久場島)為古賀善次的私有民地，自一九五五年起將該兩島使用為美國海空軍訓練演習場地後，分別與琉球政府及古賀善次簽訂租賃契約，支付租金，琉球政府對登記為古賀善次所有的四島做徵收土地稅，對美國政府支付給古賀善次的租金也徵收所得稅。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美國政府(當時總統為尼克森)正式將琉球交還給日本政府(當時總理為佐藤榮作)時，便將釣魚台列嶼，不顧我政府之抗議，直接一併移交給日本政府。
我方的嚴重過失


在六百年前的明初洪武以來，釣魚台即被中國人原始發現及命名，且一直被利用為對藩屬的琉球國王冊封使的航路指標。如一五六二年陳侃的「使琉球錄」；一五五六年鄭舜功的「日本一鑑」；一五六一年郭汝霖的「重刻使琉球錄」；一五六二年鄭若曾的「籌海圖編」；一六八二年汪楫的「使琉球雜錄」；一七一九年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一七五六年周煌的「琉球國志略」等古文獻，都有有關琉球和釣魚台的記載，說明釣魚台屬中國領土。然而滿清政府怠於維護領土，於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正式染指琉球和釣魚台時，對於琉球祇作象徵性的形式上抗議而未作積極的保護，使日本一步一步順利的將琉球王國改為日本的琉球藩，再廢藩置縣，將琉球改為日本的沖繩縣。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內閣會議決定將釣魚台劃入日本領土，由沖繩縣(琉球)管轄，在釣魚台建設屬日本領土之標杭時，滿清政府在事後竟一聲不響，等於自己放棄主權，應為滿清政府嚴重的過失。滿清政府雖然愚昧，但也知道釣魚台是中國領土。慈禧太后曾於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十月，以蓋有西太后印章的詔諭，將釣魚台、黃尾嶼、赤嶼三小島賞給後來出任郵傳部尚書的盛宣懷為產業，供採藥之用。可見慈禧也知道釣魚台是中國領土，但不知道已被日本侵占，才會賞賜給盛宣懷。惟日方反駁說，早在西太后下詔前八年的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日本政府便對釣魚台行使主權，派遣官員搭乘出雲丸輪船勘查過釣魚台。並且認為慈禧的詔諭祇蓋有慈禧「私印」的「慈禧皇太后之寶」四方形印，而非「官方」的光緒皇帝御璽，同時該詔諭又不能證明清廷有效統治過釣魚台，故不承認其在國際法上的效力。

台灣光復時應收而未收


對於我方部分學者認為，滿清政府是在甲午戰敗的馬關條約第二條，將台灣及附屬台灣的各島嶼割讓日本時，將釣魚台以台灣附屬島嶼一併割讓日本，而於二次大戰日本戰敗的舊金山和約，日本已放棄對台灣的領土主權，自應一併將釣魚台連同台灣歸還我國一事，日方反駁謂，馬關條約的簽訂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批准書交換於同年五月八日，而日本政府則在馬關條約的十年前就已實際支配釣魚台，於馬關條約簽訂前三個月的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四日內閣會議，將釣魚台劃歸沖繩縣(琉球)管轄，故與三個月後馬關條約的割讓台灣無關。實際上，如聯合報於本(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七日所登載，日據台灣時代，台灣總督府所印行的公學校(國民學校)地理教科書附圖，明載釣魚台位於我國東海(日本稱東支那海)，是中國大陸礁層的延伸範圍，與琉球的八重山群島，中間隔了一條海溝，深一千多公尺，琉球與台灣的分界線也屬台灣海域。可見當時的日本政府，在教科書上明載釣魚台是屬台灣海域。宜蘭縣羅東鎮退休的地理教師白長川，舉出很多歷史文獻資料，其中有日據時代，琉球曾經和台北州爭過釣魚台漁場，在東京法院打官司，最後判定屬台北州所有，歸宜蘭郡管轄。總之，日據時代，釣魚台列嶼屬台北州宜蘭郡所轄是事實，台灣光復時陳儀前來接收台灣，理應同時收回釣魚台列嶼，派人到釣魚台豎立國界標碑，即可證明我國已一併收回釣魚台，釣魚台已屬我國領土，如此便不會發生今天的中日兩國之間的爭執。此一過失，不知要算陳儀(接收台灣的行政長官)或主管領土的內政部的失職責任。我方不但犯了應收回而未收回的過失，在一九六九年五月，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ＥＣＡＦＥ發表東海大陸礁層金廣物資源共同探勘調查結果，指出釣魚台周邊海底可能埋藏大量石油及天然氣之前，從未聲明過釣魚台屬於我國領土，還犯了下列三項錯誤，未將釣魚台劃入台灣的範圍。第一，一九七○年(民國五十九年)以前，國立編譯館編印之國民中學地理教科書，錯將釣魚台劃入大琉球群島之一部分，名稱也使用日方使用的尖閣群島、魚釣島、南小島、北小島等，至保釣運動發生才修正。第二，一九六五年(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台灣省政府編印之「台灣省地方自治誌要」，誤將台灣省極北界定為彭佳嶼。釣魚台距彭佳嶼東北約一五○公里。一九六八年十月印行的「中華民國年鑑」，也誤以台灣極北為彭佳嶼，極東為綿花嶼。第三，一九六五年十月，由國防研究院與中國地理學研究所合編出版的世界地圖集第一冊東亞諸國中，將釣魚台列嶼印成「尖閣群島」，還加上羅馬拼音「ＳＥＮＫＡＫＵＧＵ‧ＮＴＯ」的日語讀音，釣魚島則印成日本稱呼的「魚釣島」，黃尾嶼和赤尾嶼也分別以括弧印上日本稱呼的「久場島」如「大正島」，亦均印有日語讀音的羅馬字拼音。除了以上三項錯誤之外，在戰後美軍統治琉球期間，美軍使用釣魚台作為炸射演習場，向琉球政府及宣稱為黃尾嶼(久場島)地主的日人古賀善次支付租金，我方也未向美軍提出異議，要求美軍應將租金付給台灣省宜蘭縣才對。我方既有上述嚴重錯誤，難怪日方膽敢理直氣壯地主張釣魚台是日本領土了。

中共也犯同樣錯誤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至一九六九年五月，聯合國發表釣魚台列嶼海底可能有大量石油之前，我國遺忘釣魚台的存在達十四年之久。於一九六九年五月，聯合國發表釣魚台海底蘊藏石油消息後，我政府才發覺釣魚台的存在，才開始聲明釣魚台是我國領土，接著在國內外紛紛展開所謂「保釣運動」。然而為時已晚，戰後即管理包括釣魚台在內的全琉球群島行政權的美國當局，早已認定釣魚台是琉球的一部分，不理會我國的擁有主權聲明。
在我國於一九七○年前後，聲明我國擁有釣魚台的領土主權後，中共也不得不附和聲明釣魚台屬於中國領土。但中共過去也犯了誤認釣魚台是屬於琉球群島之一部分的錯誤。如中共人民日報，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八日刊載的「琉球群島人民反對美國占領的鬥爭」專文中，明白的寫著「琉球群島包括尖閣諸島」。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北京地圖出版社編輯部編印的地圖「日本之部」，也將釣魚台劃入日本疆域之內。中共也犯了上述錯誤，因此在一九七○年前後的「保釣運動」，中國大陸並不積極。一九七八年，中共與日本政府重新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中共強硬地在條文中加上排除美國在遠東地區軍力的所謂「霸權條款」，卻未提出釣魚台主權問題，鄧小平甚至發表「釣魚台問題留給我們的子孫去解決」的談話。同年四月十二日，突有高懸五星旗配備機槍的武裝中共漁船一百多艘開到釣魚台海面，日本政府立即向中共當局抗議。四月十五日，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耿飆，在北京接見往訪的日本國會參議院議員社會民主連合黨魁田英夫等一行時，即席強調中共當局並未介入大陸漁船進入釣魚台十二浬範圍內作業的事件，認為這是一次「偶發事件」。四月二十一日，中共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王曉雲與日本公使堂之月劦光郎會談時表示，中共已從促進和日本友好的廣泛角度，採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類似糾紛的發生，中共外交部還正式發出聲明，指這次釣魚台糾紛，純粹是「偶發事件」。五月二日，日本外務省「中國課課長」田島高志訪問北京，分別會見王曉雲和廖承志時，廖王兩人也都向田島作相同表示。

釣魚台問題短期難解決


戰後，日本與俄國和韓國都有領土紛爭。與俄國是爭執日本主張為固有領土的鄰近北海道的所謂「北方四島」；與韓國爭執的是位於日本海的，日本稱為「竹島」，韓國稱為「獨島」的無人島。日俄爭執的北方領土四島，是一八五四年，當時的德川幕府與俄國第一次簽訂「日露和親條約」時，將兩國就千島群島的疆域劃定為，得撫島以北屬俄國，擇捉島以南屬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投降，美軍佔領日本後，俄軍發現美軍並未派兵登陸擇捉島以南的四個原屬日本領土的島嶼，於是俄乃登陸該四島佔據該四島至今。一九五一年，日本與二次大戰參戰各國簽訂舊金山和約；恢復主權獨立國家地位後，日本以俄國非法佔據日本固有領土之北方四島，要求俄國交還，但俄國早已將四島劃入俄國領土，拒絕交還。該四島上，俄國派駐重兵防守，日本至今仍無索回。日韓爭執的竹島(獨島)，日方劃入日本領土的情形，與釣魚台頗類似。韓方趁戰後日本在盟國佔領之下的機會，由當時的韓國總統李承晚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亦即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前，發布劃定所謂的「李承晚線」的海洋主權宣言，而將竹島(獨島)劃在「李承晚線」之內，不准日本漁船駛入李承晚線範圍內作業。日本政府立即向韓國提出抗議，宣稱竹島(獨島)為日本領土，韓方不應將竹島劃入李承晚線之內。但當時日本還在美軍佔領之下，未恢復獨立國地位，韓方不但不理會日方抗議，更宣布竹島應為韓國領土的獨島，過去為日方竊佔，現在收回為理所當然，更進一步派兵駐防。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本恢復主權獨立國家後，繼續向韓方抗議，韓方仍拒絕日本的抗議，日本受制於戰後新憲法禁止以武力解決國際紛爭，因此對於韓方的派兵駐防竹島(獨島)，強硬主張竹島(獨島)為韓國領土，日方可說束手無策。至於釣魚台問題，由於自戰後至一九六九年五月聯合國發表釣魚台海底蘊藏石油消息之前，我方及中共都「遺忘釣魚台的存在」，以至致為日本所乘，在時期上我方已處於不利地位，在當前國際情勢之下，我方及中共都不便輕易的如韓國的派兵佔領竹島(獨島)般，也派兵前往釣魚島。看來釣魚台問題，雖不必如鄧小平所說，留給我們的下一代來解決，但也得費一段時間，與日本周旋到底了。(本文作者為文化大學教授)




钓鱼岛的日方证据及其他


作者：ID_张三 提交日期：2005-05-31 21:52

张三

从保钓开始到今天，整整一代人过去了。不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就是对于大多数华裔洋人，钓鱼岛主权问题，也从来都只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领土争端的解决，无非通过三种手段：武力争夺；谈判解决；诉诸国际法庭。武力争夺，无非是看谁的拳头厉害；谈判解决，无非是国家利益的讨价还价；只有国际法庭，由具公信力的第三者进行裁决，才真正谈得上是就事论事，是论是非，是讲道理。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在那些对中华和大和民族尊严都漠不关心的人群中，这个简单而明确的答案，真的是这么不容争辩吗？

一. 我们看看日方有些什么证据:

1. 1920年，中国外交官员官方承认“尖阁群岛”属于日本冲绳县。张三标点了一下。

感谢状
中华民国八年冬，福建省惠安县渔民郭合顺等三十一人，遭风遇难，漂泊至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内和洋岛，承日本帝国八重山郡石垣村雇玉代势孙伴君热心救护，使得生还故国，洵属救灾恤邻，当仁不让，深堪感佩。特赠斯状，以表谢忱。
中华民国驻长崎领事冯冕（华驻长崎领事 印）
中华民国九年五月二十日 （中华民国驻长崎领事 印）

该感谢状原载《产经新闻》1996年9月23日头版，原件现存日本国冲绳县石垣市市役所。
http://www.webjb.org/pub/img/04766/200410822302855619.jpg

2. 1953年1月8日，中国《人民日报》社论“琉球群岛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开宗明义：“琉球群岛散布在我国台湾东北和日本九洲岛西南之间的海面上，包括尖阁诸岛、......”
http://everflower.blogchina.com/1192734.html

3. 1958年11月出版的中国北京地图出版社《世界地图集》， “鱼钓岛”“尖阁群岛”在中国境外，属于日本。
http://www.picturehost.co.uk/free.one/china1958.jpg

4. 1965年10月出版的台湾国防研究院和中国地学研究所《世界地图集第一册东亚诸国》琉球地图，“尖阁群岛”在“中华民国”境外。
http://www.webjb.org/pub/img/04766/200410822304821511.gif

5. 1970年台湾国民中学地理课教科书“琉球群岛地形图”
http://www.picturehost.co.uk/free.one/senkaku_map1.gif
同图放大（“中华民国”国境线部分）
http://www.picturehost.co.uk/free.one/senkaku_map11.gif
1971年台湾国民中学地理课教科书“琉球群岛地形图”，“中华民国”国境线走向被改动
http://www.picturehost.co.uk/free.one/senkaku_map2.gif

当然，我们尽可以把这些中国官方正式出版的地图和官方文件，都说成是沿用了错误的资料，纯属误会。前提是：这种解释对第三者有说服力。

二. 钓鱼岛属于马关条约割让的台湾附属岛屿吗

“尖阁列岛”的命名早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前二三十年就有了。有不少人一厢情愿地把《马关条约》和钓鱼岛联系起来，认为既然归还了《马关条约》所割让的“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各岛屿”，归还钓鱼岛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惜《马关条约》中并无出现钓鱼岛名称，无从证明钓鱼岛属于台湾的“附属各岛屿”的一部分。何况，《马关条约》签订日期是1895年4月17日；日本帝国内阁会议决定于“尖阁列岛”上建立航标，正式编入日本帝国领土，是三个月前的1895年1月14日。据此，完全可以证明钓鱼岛不是因为1895年《马关条约》而划给日本的；所谓《马关条约》作废，日本取得钓鱼岛的法源依据因此自动失效的说法，纯属YY。

三. 关于“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这说法当然很正义，这时候，“主持正义、敢讲真话的日本学者”井上清、村田忠禧先生的成果，是绝不会被忘记的。事实也确实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遗憾的是，“自古以来”是谁的领土，到底是不是无主地，在国际领土争端中，除了在道义上可能赢得一点点分数外，并没有什么用处。夏威夷自古以来不是美国的，锡金自古以来不是印度的，蒙古共和国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何况外人还是不免有疑问：既然“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当年英国人的访问，日本在其上建立航标，...莫非有谁跟中国打过招呼了？在被他国占领的这么多年里，1972之前，莫非中国提出过抗议了？琉球自万历以后就中日两属，最后被日本单独取得。这点上要质疑，也质疑不出什么结果。

四. 中日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吗

1978年10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访问了日本，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钓鱼岛主权问题的答问，后来被中国媒体归纳为“搁置争议”，并说成是中日两国政府的共识；但是这种说法，从来得到日本官方的明确否认；近来，中国学者也实事求是地承认这其实不过是我方的倡议，并没有得到日方的响应（http://www.cass.net.cn/chinese/s30_rbs/files/kycg/tongsheng.htm）。

结语

如果是用武力来解决领土争端，根本无须讲道理。但如果在使用武力以外的政治手段中进行选择，国际领土争端就变得非常复杂。如何处理领土争端的唯一指导，是怎么才能达成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签订《中日友好条约》时候的中国政府立场，正是这个指导思想的体现。在这里，来不得丝毫的感情用事。几十年来，在钓鱼岛行使建立灯塔、维修、刻字、巡逻、公开逮捕并遣返“偷渡”者这样主权行为的，并不是中国。了解自己的弱点所在，而不是回避、掩饰、甚至篡改，才能在中日博弈中，更清醒地认识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所面临的局面，知道有哪些教训值得汲取。

2005.5.31，首发猫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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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曹树基
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将1959-1961年的分府死亡人口与1851-1875年的分府死人口进行对比，可知两个时代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呈强负相关。本文认为，造成这一奇特结果的原因在于民间关于饥荒的“历史记忆”，而与各个区域人均拥有的资源及粮食无关。

　　关键词：1959-1961年，大饥荒、府、人口非正常死亡

　　The deaths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its contributing factors during 1959-1961

　　Abstract：Adopting the method of demography and historical georgraphy，andon the basis of the administravie division of county and an imaginary Fu（府），this article reconstructs china's abnormal death roll during the period of 1959-1961，which amounts to 32，500thousand.And we will find a great negative correlationbetween the death roll of 1959-1961and that of 1851-1875.This article believesthat，it is not the average resources and food in different regions，but the folk"historical memory"about famine that leads to this special result.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1959-1961the great famine fu（府）the abnormaldeath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1959-1961年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1]，有关研究已有多种。彭尼·凯恩（Kane，Penny ）在他的著作中对以前各家研究进行了详尽的评述，其中包括对于死亡人口的估计[2]，兹不赘言。此后，又有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利用一大批新的资料，包括各种回忆录、自传性的小说、在海外流传的中共文件以及他自己的调查，详细描述了各地的灾荒情形。对于人口死亡的数量，也有归纳性的说明。[3]在中国大陆方面，曾任中国统计局长的李成瑞发表论文，比较西方人口学家与中国人口学家的几种分析，阐述了自己对于不同分析方法和数据的观点。[4]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布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学者们的推测或估计，主要是以1953年、1964年、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或辅以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以及其它各种数据进行的。各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相差太大，有必要对其进行简短的说明与评论。

　　1984年，安斯利·科尔（Ansley J.Coale ）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及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测算两次人口普查间隔的历年出生人口和历年死亡人口，按线性趋势算出1958年至1963年的线性死亡人数，再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2700万。[5]在上引文中，李成瑞指出科尔的研究存在若干缺陷，经过李成瑞修正后的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数约为2200万。

　　1986年和1987年，蒋正华、李南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全国年龄、性别报告数据，并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编制1981年人口生命表，再建立动态参数估计模型，求解后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并据此估算历年死亡人数。再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用历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是非正常死亡人数。[6]与西方学者同期的研究相比，李成瑞认为中国学者蒋正华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蒋正华认为大饥荒中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1993年，金辉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7]在上述第一项研究中，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可能不适合大饥荒死亡人口的研究。样本分布的均衡与不均衡，样本量的大小，饥荒地区对于死亡人口的有意隐瞒，都可能导致研究的失误。最值得讨论的是上述第二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蒋正华、李南发表的两篇论文资料并不一致，其原因在于第二篇论文对在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漏报进行了估计。在上引文中，李成瑞对蒋正华的研究进行评述，只是他所引用“蒋正华资料”与蒋正华、李南上引两文的数据皆不相同，介于两组资料之间，可能是对0-1岁死亡的婴儿年龄进行标准化处理所致。有关这一计算过程究竟由谁并在哪篇论文中完成的，李成瑞文没有交待，本文无法追究。根据蒋正华三组资料中的历年人口死亡率进行分析，1959-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50-1790万，平均为1711万，与蒋正华根据生命表所得“困难时期”170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接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计算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500万。蒋正华资料对于国家统计局资料的修正，可能仅仅是对死亡漏报人口的修正。

　　从理论上说，用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即得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没有规模性的跨国境人口迁移的背景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就是人口增长率。从理论上说，只要统计口径一致，根据人口增长率和上一年的总人口，就可以计算出下一年的总人口。然而，无论是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还是采用蒋正华的三组资料，所得1959年以后历年总人口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多400万-700万。另外，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中，1959年人口多于1960年。这一资料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吻合的。而在其它四组资料中，1960年人口多于1959年。很明显，灾前或灾中人口死亡率的人为篡改，是导致这一系列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比较而言，上述第三项研究，即金辉的研究，方法上是比较可靠的。这是因为，这一方法可以不需要利用大灾中的死亡率数据求出真实的死亡人口。要知道，更改大灾中的人口死亡率数据，是作伪者最简便、最直接的作伪手法。[8]不过，金辉的第一项研究将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另作统计，是不妥当的。因为，金氏公式的第一项“出生人口”，已经包括城市人口。由于大多数城市保持正常或稍低的人口出生率，才使得就全国而言，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增长率仍然超过正常的人口死亡率。不仅如此，有相当多的中小城市，甚至省会城市，也经历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笼统地将城市排斥在灾区之外，是不妥当的。

　　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公布的历年人口增长率和死亡率数据，需要得到地方数据的配合或支撑。也就是说，只有将研究深入到省以下的政区，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鉴于此，本文拟对金辉的研究方法进行修正，并应用于省以下区域研究中。区域人口研究的过程更加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更多。只有通过对区域死亡人口的认真求证，全国性的人口死亡数据才有坚实的基础。

　　二、本文的资料与方法

　　至今为止，各省新修地方志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并且出版，而《人口志》又是每本新修地方志必备的内容。之所以不能通过新修地方志资料的累加来重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口，是因为许多地方志中并没有历年人口数据的记载，即使有，对于其可靠程度的确认也还是一个问题。本文的研究证明，在经历了人口大规模死亡的地区，地方政府公布的数据有许多是不可靠的。企图通过各个地区人口死亡数相加的方法来完成本项研究，是不可行的。

　　本文主要采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历年人口数，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

　　关于1953年和1982年人口普查的准确性，学界已经没有太多的疑问，只有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杰斯帕·贝克认为，在许多省，对于大饥荒负有责任的官员仍在掌权，他们完全有可能更改普查数据。[9]我认为这是一种基于逻辑而不是基于实证基础上的推测。根据这一逻辑，为了掩饰人口的死亡，饥荒地区的地方政府只能虚增1964年的人口。然而，这一虚增的代价是，1964-1982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必定会低于正常值，而事实上，这种异常在我的研究中从未发现过。地方志中披露的历年人口统计数据及相关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迁移数据，大部分是真实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虚假的。在人口死亡的较多的地区，更是如此。

　　本项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0]：第一，鉴于1953－1982年间中国县级政区的巨大变化，本文采用清代的“府”级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清代的府是统县政区，通常包括几个县或十几个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专区”类似，但不能完全对应。采用这一稳定的分析单位，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县级政区变动所造成的误差，即府境之内的县界变动不予考虑，仅对跨府的县界变动给予调整。采用这一分析单位，有助于笔者将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与19世纪下半叶的灾难与饥荒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并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第二，与人口普查数据不同的是，地方志中的数据多为年末统计数据，且政区大都经过细致的等面积处理，据此而得出的人口增长速度，基本排除了因政区调整造成的误差。根据一府之中若干县的灾前人口增长速度，可以推得全府的灾前人口增长速度，从而求得灾前人口。县级资料越多，结论就越可靠。

　　第三，地方志不仅记载历年人口，而且记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一般情况下，两套数据是吻合的。在不存在迁移人口的前提下，用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所得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根据人口总数求得的人口增长率或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一致。然而，在一些经历了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灾前、灾后人口与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完全不能对应。如在安徽省的一些地区，灾前人口被缩小，以至于灾前的人口增长率，低得使人不能相信。在全国许多地方，灾后两年的人口往往被夸大。以至于1963年、甚至1962年的人口，已经接近或者超过1964年。[11]在一些地区，人口总数是虚报的，而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却是真实的，据此可知灾后的人口增长率。

　　灾后几年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要比1964-1982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快许多。灾情越重，灾后几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往往越快。这一规律，也可以作为判断灾后统计数据真伪的标准之一。在人口死亡规模较小或没有死亡的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灾后人口数据相当可靠。灾情严重的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灾后人口数据则往往虚报，对于这类地区的人口数据，需要认真甄别后使用。

　　第四，在一般情况下，大饥荒从1959年年初开始，至1961年上半年或年底结束。也有些地区的人口规模性死亡，始于1958年下半年，或结束于1960年年底，或延续到1962年。根据地方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数，求得历年人口增长率，当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降，即意味着大饥荒的发生。当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上升，则意味着大饥荒的结束。本文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作相应的调整。

　　第五，将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当作灾前人口的一部分。这样，在确定灾前、灾后时点时，即使将时间定得宽一点，也不会造成对于死亡人口低估或高估。

　　第六，有些地方志记载了历年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多数地方志没有此类记载。然而，如果地方志所载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和历年人口总数是正确的，可以根据这三项数据求出净迁移人口。

　　第七，用某地灾前人口减去灾后人口，所得为净减少人口，再加上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所得为减少人口或称全部减少人口，再加净迁移人口，所得为这一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正常的人口死亡率，灾前以1957年或1958年为标准，灾后则以1962年或1963年为标准，具体视各地灾荒发生时间而定。在计算过程中，通常用1959年和1960年人口死亡率与灾前人口死亡率比较，用1961年人口死亡率与灾后人口死亡率比较。至于蒋正华认为1960年的死亡人口漏报率只有20%，远低于此前此后40%的水平。我对这一观点持谨慎的怀疑。理由是，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灾后政府大灾中的死亡人口的清理，并未持积极的态度。

　　第八，在一些人口死亡规模较小的地区，利用上述方法也不可能发现非正常死亡人口。本文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利用地方志所载历年人口数和历年人口死亡率数据，将各县市非正常死亡人口累加，得出各府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这一做法的缺陷是过度依赖地方志，当地方志的记载不详或找不到足够多的地方志时，就有可能造成遗漏。只不过，这类地区人口死亡的规模不大，即使存在遗漏，遗漏的人口也不会很多。

　　此外，对于一个“府”而言，其中心城市的迁入人口主要来自周边农村，因此，本文在计算以府为单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时，并不将城市剔除，除非这一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正常，且无规模性的人口死亡。这样一来，因城市化而导致的人口迁移就可以不加以专门的讨论。

　　总之，本文的主要思路是，以1953年、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地方志所载资料求出各府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确定各府的灾前、灾后人口，藉此再求出各府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口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资料所不可替代的，这是本项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地方志资料虽然不完整，但从抽样的角度看，却已足够。[12]两套资料的配合应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误差，排除错误。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饥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损失，并藉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而求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

　　三、人口死亡分析：以庐州府为例

　　本文不可能展开各个区域的人口死亡情况的研究。仅以安徽的庐州府为例，说明上述研究方法的运用。

　　清代的庐州府辖合肥市、肥东、肥西、巢湖、庐江、无为、舒城。除了1936年舒城县部分地区划给新成立的岳西县外，少有其它跨府境的县界变化。1953-1964年合肥市人口从18.4万增加到43.1万，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0.8‰。合肥市的两个附郭县肥东和肥西，人口大量减少，同期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9‰和-16.9‰。如不深究，可能认为合肥市人口的高速增长是将肥东、肥西县境的一部分划归合肥市所致。然而，将合肥市、肥东县和肥西县合计，同一时期三县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1‰，几无增长，而1964-1982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为22.9‰。由此可见，合肥市及周边县份的人口损失相当严重。《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显示，1957年和1962年，合肥市人口死亡率为5‰左右，1960年达到11.27‰，死亡6410人。[13]然而，查《合肥市志》，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与《安徽省志》所载相同，1960年人口死亡率却高达16.23‰，死亡9170人。[14]《合肥市志》不可能夸大灾情。接下来的问题是，《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的数据源于何处，并在多大程度上隐瞒了死亡人口？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1953-1964年庐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1964-1982年为25.5‰。据此判断，三年大饥荒中，庐州府境出现大规模人口死亡。根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庐州府1954-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7‰，根据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计算所得两个年份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22.82‰和19‰。合肥市、肥东、肥西、庐江、舒城、无为六市县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7‰，巢县1953年中至1955年底为25.6‰[15]，与《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的记载大致吻合。庐州府灾前人口的增长速度不高，是由于当地遭遇了1954年大水灾，除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外[16]，政府还组织人口外迁。如无为县有数万灾民迁入江南的旌德、泾县等县。[17]尽管以后有部分人口迁返，但人口外迁已经对庐州府的人口增长产生影响。不过，还需要说明的是，据《无为县志》，1954年移至邻县安置的灾民人口多达128072人，但全县人口并没有如此大的变动。这说明这类安置是暂时性的，不久灾民陆续返回家园。

　　庐州府境灾后人口增长速度的确定要复杂得多。如庐江县，1961年人口为64.3万，1964年为67.1万，三年中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4.1‰，然而，三年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3.2‰、46‰和40.6‰。如果两套数据皆能成立，则意味着灾后三年庐江县有5.9万人口的净迁出。这是不可能的。在舒城县，1961年人口为57.3万，1964年只有57.9万，人口几乎不变。然而，三年间该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5.1‰、44.2‰和39.4‰。如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真，则意味着三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多达7万。这更是不可能的。很显然，庐江和舒城两县皆提高了大灾中的人口。巢县的数据更加离谱，1964年人口普查数仅略多于1962年和1960年人口，皆不可用。

　　肥东、肥西、无为三县合计，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9.4‰。合肥市灾后三年净迁出人口9.2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0.5‰。不过，对合肥市历年人口数和人口自然增减数进行分析，仍可发现1959-1960年有1.1万人口的高估。这批人口主要来自政区变动中从邻区划入的人口。修正后的合肥市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3.1‰。将肥东、肥西和无为三县作为合肥市以外庐州府境人口增长速度之代表，加权平均，灾后三年庐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

　　根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1962和1965年，庐州府境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2.01‰和37.6‰，根据人口总数计算所得1962-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6.4‰。这一数据略高于上述分析。兹以33‰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测算庐州府灾后人口。

　　分别以1953年年中和1964年年中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分别以23.7‰和33‰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计算，可以求出1958年底和1961年底庐州府境的人口数。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庐州府净减少人口约109.3万。如上文所述，净减少人口还不是全部的减少人口。将大饥荒期间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的自然增长人口计入之后，灾前人口还应增加，而减少人口也将随之增加。以肥东县为例，1959-1961年平均每年人口出生率为12.02‰，1957年和1962年人口死亡率为7.95‰和9.18‰，平均为8.57‰。三年合计，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死亡率约10.4个千分点。依同样的方法，肥东、肥西、无为、庐江四县合计，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人口正常死亡率约12.8个千分点，合肥市约36.4个千分点。加权平均，约为15个千分点。为了计算的简便，可以认为，在庐州府境，三年大饥荒中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的人口，大约占1960年庐州府境人口总数的15‰。如此，庐州府境灾前人口还应增加6.7万。合计减少人口116万。

　　据上引各市县志，从1959年至1961年，合肥市人口净迁入2.5万，无为县净迁出人口0.9万。其它县因缺乏有关人口迁移的数据，需要认真讨论。肥东县1959-1961年的死亡人口分别为1.6万、8.2万和0.3万。1961年的人口死亡率为所有年份中最低，只有4.3‰，不可信。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肥东县人口净减少18.5万，三年中出生人口2.7万，死亡10万人口，自然减少人口7.3万。合而计之，共有11.2万人口不知去向。又因1959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相当，故可断定不知去向的11.2万人口主要是在1960年失踪的。一年中一个县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外流，县志中不会不提及。一个县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外流，灾后不可能不返迁。外流人口的返迁，必定引起灾后人口的高速增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将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率。肥东县1962年净增6.2万，人口增长率高达101.6‰，似乎是外流人口返迁所致。然而，1962年人口已经接近1964年，如果1962年人口数为真，至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4.7‰，显然是不真实的。也就是说，1962年的肥东县人口数是虚夸的。从1961年至1964年，肥东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6‰，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1.46‰、46.29‰和40.30‰，均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如下文所述，安徽灾后人口出生率有可能浮夸，不足为信。然而，就灾后三年36‰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而言，虽有人口迁入引起的增长，但作为合肥市的附郭，1962年的遣返农村人口，一定有相当部分迁入肥东。要知道，1958年肥东县人口少于1957年，即是大量人口迁入城市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说36‰年平均增长率包含有人口迁入因素的话，也只是1958年进城的农民返迁，而不是大饥荒中的外流人口迁返。很显然，《肥东县志》所载1960年死亡人口有重大隐瞒，数量多达十余万人。

　　巢县1959-1960年死亡56251人，1962年巢县人口与1960年相当，死亡人口只有2782人，推算1959-1960年巢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5万。1960年较1959年全县人口净减少9.3万，加上超过正常死亡率的出生人口约1万人，减少人口共约10.3万。1960年净迁出人口5.1万，加上非正常死亡人口5万，合计为10.1万，与全县减少人口数基本相等。据此，巢县公布的1959-1960年人口数据似乎是真实的。只是由于1961年数据缺载，令人对这一看似真实的数据心存疑虑。

　　不妨对1961年的巢县人口进行以下推测。已知巢县1962年底人口为45.4万，当年净迁入人口1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5.78‰，用1962年年底数减去净迁入人口，再除以1.03578，就可得到1961年年底人口的近似值42.9万，较1960年底的45万人口净减少2.1万。已知1960年的出生人口与正常死亡人口相当，假定1961年也是如此，在不考虑迁移人口的前提下，净减少人口也就是全部减少人口。如果1961年人口死亡率为16‰，折合0.7万人口，至少有1.4万人口不知所踪。

　　或有人认为这1.4万人口也可能外迁。果真如此，三年大饥荒中巢县的净迁出人口将多达5.6万。一般说来，在外迁人口多的地区，灾后返迁人口也多。1962年巢县净迁入人口1万，看似这一规律的反映。其实不然，1962年因忠庙乡从合肥市划回巢县，净增0.7万人口。[18]1963年，巢县净迁出人口0.8万，死亡0.4万，出生2.8万，用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和净迁出人口，全县增加1.6万人口。巢县人口总数的增加，正合此数。不幸的是，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只有45.7万人口，而1963年人口多达47万，仍然超过1964年，就使人不能不怀疑1963年的人口外迁，是《巢湖市志》作者编造的。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使得数据编造露出了破绽。

　　另外，《巢湖市志》还记载1967年全县人口51.1万，从1964年中至1967年底，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2.4‰，相当合理。假定1963年的数据为真，从1963年至196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1.1‰，低于1964-1982年的24.7‰。对于一个经历了大饥荒的地区而言，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从1953年中至1955年底，巢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6‰。以此推及1958年，巢县人口有56.3万。根据上述记载，以3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1961年底有人口41.9万，三年间净减少人口14.4万。1960年人口出生率只有7.54‰，与正常人口死亡率相等，1959年人口出生率为23.33‰，超过正常死亡率约13个千分点，灾前人口还应增加0.7万，合计减少人口15.1万。上文证明1959-1960年净迁出4.2万人口为假，巢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即为15.1万。

　　无为县是三年大饥荒的重灾区，1964年较1953年人口少近20万。1960年无为县人口较1958年要少近30万，而县志所载三年大饥荒中的全部死亡人口只有13.6万。由于三年中净迁出人口不足万人，因此推断，《无为县志》隐瞒了大量死亡人口。在人口死亡数量多达30余万的无为县，净迁出人口也不超过1万人，可见庐州府境的外迁人口相当少。设各县外迁人口与合肥市迁入人口相当，则庐州府境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肥东县志·大事记》记载：“1959年7月全县各地发现浮肿病人，非正常死亡增多。1960年2月，有人以‘肥东农民’名义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反映肥东县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国务院非常重视，责成内各部和省、市、县有关部门进行核查，但这次核查，由于有的干部阻扰，弄虚作假，掩盖了真实情况”。这次调查没有结果，灾情继续发展。6月19日，古城公社15个社员误食农药拌的稻种而死亡。真实的情况应是，稻种拌上农药，以防饥民抢食，食者中毒死亡。同一记载还称：“1961年，在责任田的影响下，本县外流人口纷纷回归家园。”然而，肥东县1961年人口仍大大少于1960年，此说不真。

　　四、人口死亡成因分析

　　1、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与死亡成因

　　在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中，全国各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见表1.



　　资料来源：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说明：（1）江苏松江府（包括上海）、浙江温州府、江西袁州府、广东高州府、雷州府和佛冈厅，贵州普安厅、四川懋功厅、杂谷厅和松潘厅、河北（直隶）口北三厅、陕西西安府、干州、邠州、鄜州、同州府、延安府、绥德州、榆林府、甘肃庆阳府等20个府未经历灾荒。（2）清代“府”境辖1953年的县，县有合并分折，故有小数。

　　杰斯帕·贝克认为中国的劳改农场大约有1000万犯人，其中至少有20%的死亡率。其实，按照中国的劳改制度，劳改农场的犯人户口已经计入农场所在县，各地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已包括此类人口。

　　依表1，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其中，四川人口死亡最多，安徽次之，河南、湖南再次之。三年大饥荒中，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的5.11%，其中安徽灾情最重、四川次之，贵州再次之。

　　该如何解释多达3246万人口的巨大死亡。如果就事论事，现有的理论可以较为完满地解释1959-1961年所发生的一切。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都认为，战争和天灾可以在某一特定区域大量损害农业生产，导致广泛的食物短缺，并最终引起饥荒。也就是说，3246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是食物短缺所造成的。

　　从本质上说，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理论是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之上的。从生理学的观点看，这一解释无懈可击。因为，饥饿的确会导致人的死亡。然而，更深一步追究，就会发现这一解释是不全面的。这是因为，这一理论没有解释在同一地区，有些人因饥饿而死亡，有些人却生存了下来。

　　经济学家林毅夫和杨涛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引用了Sen 的新观点。Sen 提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食物获取权（entitlement ）思路。尽管人均食物产出的不足可能引起饥荒，但它只是众多可能的原因之一。因为，在人均食物产出得到维持的情况下，饥荒也可能发生。饥荒的出现，可能由于部分人口的禀赋发生了突然而剧烈的下降，也可能来自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化，这些都使得部分人口不能获得充足的食物。[19]林和杨首次以经济计量方法研究这一问题。他们发现，在1959－1961年严重的供给冲击下，一省的人均粮食产出（代表食物供应量）和农村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偏向）都是该省死亡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人均粮食产出减少越大，引起的死亡损失也就越大；城市人口越多，该省的饥荒牺牲者就越少。并且，城市偏向弹性——它衡量农业人口比例的变化对该省死亡率的影响——大约比食物供应量弹性大72％。采用另一种衡量方法可知，被城市偏向解释的各省死亡率是被粮食供应解释的死亡率的两倍。这些结果指出，制度性因素是中国饥荒的主要原因。

　　林毅夫和杨涛研究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他们所分析的人口资料及粮食资料来自中国政府公布的资料。对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官方人口与粮食资料，研究者应当进行细致的讨论和修正，不能全盘接受。其二，城市偏向即城市食物的保障供给，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无论对于这一时代的经历者，还是对研究者，这似乎是一个常识。利用经济计量方法验证常识，并无不可。然而，林和杨据此结论，“制度性因素是中国饥荒的主要原因”，则失之偏颇。因为，这一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同类的农村地区人口死亡率的巨大差异。准确地讲，林和杨的结论是有条件的：在比较食物供应量和制度性因素对于中国饥荒的影响时，后一因素大于前一因素。然而，根据本书提供的资料，我们还可以证明，在以上两个因素之外，还存在其它更为重要的因素。

　　2、人口死亡的省级差异

　　据表1，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肃占6.5%，陕西只有1%.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这一结果与19世纪中后期的战争与饥荒存在某种奇怪的联系。按照笔者的一项专门研究，可知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战争、1856开始的西部回民战争（包括云南和西北）、1876年发生的北方大旱灾。从1851年至1878年的27年中，战区和灾区共有1.16亿人口死于屠杀、饥馑和瘟疫。[20]分省而论，人口死亡的规模不同，程度也有明显的差异。

　　首先以华东地区为例。江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死亡人口1679万，约占战前全省总人口37.6%.浙江省死亡人口1630万，占战前全省总人口的52%.江西人口损失1172万，占战前总人口的48.3%，仍大大高于江苏，略低于浙江。从人口比例上说，浙江、江西的人口损失均大于江苏。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无论从人口死亡数还是从人口死亡的比例上讲，江苏人口的死亡都大大超过浙江和江西。一个世纪前发生过人口重大损失的浙江和江西，此次人口死亡的规模都相当小。

　　再看华中地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湖南、湖北人口均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在湖北，死于战乱者多达500万，约占战前全省人口总数的22.5%.湖南死亡人口大约200万，约占占前全省人口总数的9.2%.一个世纪以后，湖北、湖南均遇灾荒。与一百年前的情况相反，无论从人口死亡数还是从人口死亡的比例上看，湖南人口死亡的规模均大大超过湖北。

　　同一现象还发生在西南地区。从1856年至1872年，战争与鼠疫共同造成云南大约270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约占战前全省总人口的21.3%.贵州和四川免于战祸，人口一直增长着。一个世纪以后，贵州和四川人口大量死亡，相对而言，云南人口死亡的规模就要小得多。

　　在西北回民战争和接踵而至的大旱灾中，陕西全省大约有710万人口死于屠杀和饥馑，约占战前人口的52%.甘肃的情况更为严重，战争中死亡人口多达1240万，占战前全省人口总数的71.4%.[21]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甘肃人口的死亡比例大大高于陕西。仔细分析，原因在于20世纪上半叶继续发生的人口灾难。1928-1930年的大旱灾造成陕西关中地区大约300万人口的死亡，1920年的甘肃海原大地震虽然也造成23.4万人口的死亡，但人口损失的规模与陕西相比，要小得多。

　　在华北地区，1876-1878年的大旱灾导致山西人口死亡多达882.7万，占灾前全省人口的51.4%.比较而方，此次大灾对于华北其它地区的影响就要小一些或小得多。在河南，大灾造成的人口死亡约747.9万，占灾前全省人口的22.2%，山东死亡人口约为194.9万，占灾前全省人口的5%，河北灾中死亡人口约为288万，占灾前人口10%.在1959-1961年大饥荒中，山西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只有数万人的规模，仅占灾前全省人口的0.4%，其它省份人口死亡规模却要大得多。

　　在华南地区，广东人口死亡比例较低，与大批粤人迁往香港有关。另外，由于广东省居民与香港居民之间的紧密关系，大饥荒中，来自香港的食品对于广东居民渡过难关帮助甚大。广东、广西两省人口死亡比例的差异，与历史时期的战争或灾荒无关。

　　更为精细的计量分析可以证明：1959-1961年各省饥荒程度与18世纪后半叶的战争与饥荒有关，而与人均拥有粮食的潜在值无关。表2列出1880年各省死亡人口占1851年各省总人口的比例。这一人口损失比例并不能完全反映战争与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因为，太平天国战争于1864年结束，而大旱灾于1776年才发生。1880年人口不是战后人口，而1851年人口也不是灾前人口。为了分析时段的统一，截取此30年仍是有意义的。



　　资料来源：1851-1880年人口死亡比例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表16-1计算，第691-701页；1959-1961年人口死亡比例见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表1-表16；1953年人均占有粮食量系笔者从各省档案馆所获各省粮食总产量除以人口数得出。资料出处从略。

　　说明：江苏省1959-1961人口死亡比例的计算，已经将松江府（包括上海）人口包括在内。陕西人口也已包括全省人口，而不仅仅指四个灾区府的人口。安徽、云南资料缺。由于资料有缺，在计算人均粮食时，清代承德府境未予计入。排序4是排除安徽和云南两省之后的人口死亡比例排序。

　　人口死亡比例最大者排序为1，最小者为18.据表2，除了安徽、甘肃、广东和河北四地，其它各省19世纪后半叶的人口死亡比例排序与20世纪后半叶的人口死亡比例排序正好相反，两个排序值相加，约为19-20.这说明，就大多数省份而言，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下半叶，人口的死亡呈现出某种规律性：一百年间的人口死亡程度达到了平衡。在排除上述四地以后，分别对其他14个省两个时期人口死亡比例及排序值进行相关分析，所得结果是呈现显著负相关（r 值分别-0.83和-0.91）。

　　河北省的例外是因为该地崛起了两座大型城市：北京和天津。广东省的例外在于香港及海外华侨的支持。难以解释的是安徽和甘肃，需要深入到府一级政区进行细致的讨论。

　　3、人口死亡的府级差异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安徽是主战场。根据笔者的研究，战争中安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多达1700万，占战前人口的45%.在经历了如此重大的灾难之后，安徽何以重新出现人口的大规模死亡？将区域分析深入到府一级政区，可以找到与上文同样的答案。

　　兹将两个时代安徽分府人口死亡比例及排序列如表3.



　　资料来源：1851年资料来自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504-505页；1958年资料来自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中的有关章节。

　　表3分别列出安徽各府州1851年太平天国战前人口、战争中死亡人口及死亡人口比例，并对人口死亡的比例的大小进行排序。除了广德州和宁国府存在例外，其余各府州的序号加总值均围绕15波动。这也就是说，除广德州和宁国府外，在安徽，太平天国战争人口死亡比例大的地区，1959-1961年大饥荒中的死亡人口比例小，反之亦然。最典型的地区是和州和颖州府，太平天国战争中几无损失，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死亡比例最大；池州、徽州、太平三府州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死亡比例排名为第2、第4和第5，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比例分别排名为第12、第13和第11.排除广德州和宁国府，对安徽11个府州两个时期的人口死亡比例和死亡比例大小的排序进行相关分析，所得结果呈显著负相关（r 值分别为-0.94和-0.93）。广德州境和宁国府境在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巨大的人口损失之后，何以几十年后又遭此劫难，原因不详。总之，太平天国造成安徽人口的重大损失，却仍有相当大的地区则得以保全，人口没有死亡或死亡甚少。这些地区在百年以后，成为人口死亡的主要地区。

　　甘肃的资料更能说明同一问题。将回民战争及1959-1961年大饥荒中甘肃人口死亡比例及排序列如表4.



　　最典型的是庆阳府和宁夏府，回民战争中的人口死亡最多，1959-1961年中人口死亡最少甚至无死亡。秦州和阶州人口死亡最少。1959-1961年秦州和阶州的死亡人口比例分别占第一和第三位。一百年前受战争破坏较轻或未受战争破坏的地区，一百年后的饥荒程度最为严重。只有泾州例外，回民战争中人口死亡比例高达74.7%，位居第六，1959-1961年人口死亡比例仍高达10.8%，位居第二。泾州辖县少，范围小，这一特例尚不足以推翻本文的结论。对甘肃各府州两个时期的人口死亡比例和死亡比例大小的排序分别进行相关分析，所得结果皆呈显著负相关（r 值分别为-0.78和-0.79）。



　　再以河南、湖南为例。湖南若干地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有不同程度的人口死亡，河南中部和北部则遭遇19世纪下半叶大旱灾的打击，人口死亡甚多。两个时期人口死亡程度的关系呈中等负相关（r 值分别为-0.665和-0.734）。河南省在1876-1878年的大旱灾中，大约有748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然位于豫南地区的光州、汝宁和南阳三府州，不受影响。在三年大饥荒中，光州、汝宁两地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比例的排序，分别居第一和第二位，南阳居第四。只有归德府和陈州府境有些例外。原因不明。在湖南，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损失较为严重的诸府，在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损失较小，反之则大。

　　为了节省篇幅，兹不拟对其他省进行类似的统计分析。只想罗列以下一些基本的事实。在江苏，据表1，1959-1961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比例最高的地区是扬州府、徐州府和通州。三地则地处长江以北。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军的江北大营以扬州为屏障，苏北的大部分地区得以保全，人口持续增长。一个世纪以后，大灾难主要降临在苏北。只不过，在苏北地区扬州、徐州和通州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淮安、海州两府州境人口死亡甚少，其人口死亡比例甚至低于苏南，原因不详。至于在太平天国战争影响不大的松江府，在三年大饥荒中，属于上海市辖。上海市高效率的食物保障体系，应是松江府境诸县幸免于难的主要原因。

　　陕西的情况相同。回民战争和大旱灾结束以后，关中地区（西安府、同州府和鄜州）死亡人口占战前总人口的45.8%，陕南地区（汉中府、兴安府和商州）占25.3%，关中以西的凤翔府、邠州、干州合计占23.5%.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汉中府、兴安府、商州和凤翔府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占灾前人口的3.6%.其它地区几无人口非正常死亡。在灾区四府中，凤翔府人口死亡较少。这也与1928-1930年的大旱灾中凤翔府境也是重灾区有关。

　　4、历史记忆：对人口死亡成因的新认识

　　综上所述，两个时代各省分府人口死亡资料似乎在向人们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人口的积累与人口的死亡相互关联：出生即意味着死亡，死亡亦意味着出生。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口死亡的两次大悲剧之间，难道真的存在某种宿命的联系？

　　在最初的研究中，我曾设提出这样一种假设：19世纪下半叶的战争与饥荒，造成了若干地区严重的人口死亡。人口死亡又造成人地关系的宽松，最终导致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和粮食资源的增加。当新的灾难降临之时，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和粮食资源较多的地区，其化解灾难的能力明显强于那些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和粮食资源较少的地区。按照我对江西、陕西等地情况的了解，我对这一假设颇有信心。

　　然而，这一假设未能得到有效的证明。1958年的疯狂使得人们不敢相信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在一项其它的研究中，我曾从各省档案馆搜集1953年全国分省各县耕地数、各类粮食产量数，以此求得分省各“府”人均拥有的粮食数。从1953年至1958年，中国的农业技术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假定5年间各地粮食亩产量的提高幅度大体一致，那么，1953年各地人均拥有的粮食量的多少可以看作各地人均拥有的资源量的多少，至少在区域比较的意义上更是如此，只有在一些城市人口密集的地区例外。

　　表2列出各省人均拥有的粮食数量并进行排序，将这一排序与人口死亡比例排序进行对比，可见人均拥有粮食最多江西人口死亡较少，但人均拥有粮食量位居第二、第三的四川和湖南，人口死亡比例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三（安徽、云南因数据不全不计）。不仅如此，人均粮食拥有量排名第12位的山西省，死亡人口比例位居最后。这三个农业大省的例子几乎可以让人产生错觉：人均粮食拥有量最多的省份，人口死亡最多，反之则最少。这一结论当然是不准确的。对于表2中所列1953年各省人均拥有粮食和1959-1961年各省人口死亡比例这两个数列进行相关分析，也对各省人均拥有粮食的排序及各省人口死亡比例大小的排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皆无相关（r 值分别为0.035和-0.015）。即使排除城市人口众多的河北（含北京和天津两市），结果相同（r 值分别为-0.099和-0.142）。

　　以府级政区为单位，人均粮食的拥有量与人口死亡比例之间也没有关系。兹以人口死亡较多的河南、湖南两省为例，人均粮食与人口死亡比例分别见表5.计算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两省人口死亡率与1953年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并无相关性（r 值分别为0.43和-0.092）。对贵州、广西两个未遭受19世纪大灾难的省份进行的研究可以同样证明这一点（r 值分别为-0.09、0.021）。这一分析的基础是，大饥荒时代，粮食的流动方向是按照行政等级垂直进行的，很少见有区域之间的水平流动。

　　这一分析也证明，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在河南，人口死亡最多的汝宁府境（信阳地区的一部分），1953年人均粮食最多。当河南信阳地区的国家粮库囤满粮食，而信阳的老百姓却在大批饿死的时候，一个地区较高的粮食总产量或较高的人均粮食拥有量能说明什么问题？

　　同样是农业大省，四川人口的死亡水平大大高于湖南，更高于江西。同样是安徽灾区，徽州府境人均拥有粮食最少，而该地人口死亡最少。在这些农业大省，无论以省级政区还是以府级政区为单位进行计算，区域之间的人口死亡水平差异很大，且与农业人口的比例毫无关系。当然，这一论述并非对林毅夫和杨涛观点全面否定，而是说，采用户籍分类的方法进行研究，林和杨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采用区域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林和杨观点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1958年，当大跃进狂飙骤起、浮夸风甚嚣尘上之时，各地政府均承受了来自中央政府的巨大政治压力。从理论上说，各省承受的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是相同或相近的。在一个省区之内，各地承受的来自省级政府的压力也是相同或相近的。同样的推理可以一直落实到县一级和乡一级。问题在于，在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压力下，各地灾情何以不同？上文证明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城市人口的比例对于人口死亡率几乎不产生影响，而人均拥有粮食的数量也与人口死亡率无关。那么，我们必须寻找其它的原因。

　　就历史过程而论，各级地方政府对于粮食亩产的虚夸导致政府粮食征购量的增加。当农民拿不出足够的粮食完成征购时，政府通过“反瞒产”运动强行夺走农民的口粮，最终导致饥民的大量死亡。各地虚夸的幅度不一，导致各地粮食征购程度的轻重不一，也导致对于瞒产的认识不一，更导致征购农民口粮食的力度不一，最终导致农民死亡程度的不一。现在的问题是，何以有些地区产量大大高估，地方干部对于农民视如草芥，另一些地区却并非如此。为此，我将“历史记忆”这一概念作为主要的解释工具。所谓“历史记忆”，这里指的是深藏于人们心中的对于历史时期灾害事件的记忆以及应对灾害的行为模式。这一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各地的灾情以及人口死亡的程度。在这一解释中，大饥荒的历史循着以下模式展开：近百年来各地遭受的饥荒程度不一，有些地区经历过巨大的人口死亡，有些则否。因此，关于饥荒和人口死亡，各地存留有不同的民间记忆。1958年，各地承受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压力。在经历过大饥荒的地区，人们对粮食的重视，远远超过未经过饥荒地区，不仅民间百姓如此，地方基层干部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些地区，很少出现粮食亩产量的大浮夸，即使虚夸，幅度也有限。民间百姓对于粮食的高度重视，来源于对于大饥荒的记忆。这一因素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的高压。政府对于民间粮食的征集是有限的。人民尚能依赖粮食而存活。另外，历史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淡化直至消失，直至灾难降临，记忆重新获得、加强又至消失。当大饥荒没有得到人类智能的理性对待时，同样的灾难具有重复出现的特征。

　　这一假说还需要更多的证明。例如，我们需要证明，经历过大饥荒地区的人口较之其它地区的人口更珍惜粮食，并有一套应付饥荒的办法。例如，我们还需要证明，经历过大饥荒地区的地方基层干部或高级干部，较之其它地区的干部更尊重民情，更愿意倾听来自老百姓的声音。尽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南方的一些省份，地方干部作为民意的代表，有一套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付中央的指令。但是，我们还不敢说，早在1958年，地方利益已经成为地方干部行政决策的出发点。

　　至此，有关1959-1961年大饥荒的主题悄悄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仅需要探讨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死于这场灾难，我们还需要弄明白，在那些人口大量死亡的重灾区，幸存的人们是怎样活下来的。只不过，关于大饥荒中人口如何生存，将是另一部著作的主题。

　　（作者：男，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读与思（www.readthink.xilubbs.com ）首次转发，感谢作者惠赐。

　　1本本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提出的，即灾前、灾后的人口死亡都是正常的人口死亡。事实上，灾前、灾后的人口死亡中，也包括因工伤、车祸、凶杀、溺水以及其它各种自然灾害引发人口非正常死亡，然本书定义的“非正常死亡”主要是指因饥荒饿死或因饥饿产生的疾病所导致的人口死亡。

　　2彭尼·凯恩（Kane，Penny）：《1959-1961年中国的大饥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9页，第100-106页。（Famine in China ，1959-61，Demographicand Social Implication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8.）

　　3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John Murray，London，1996.

　　4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97-110页。在这篇文章中，李成瑞没有对于中国政府公布数据中的矛盾现象及学者们的质疑做出任何解释。

　　5Coale ，Ansley J.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Report no.27，Committee on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y，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84）。（安斯利·科尔：《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美国全国学术出版社1984年版，转引自李成瑞上引文。）

　　6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46和64页；蒋正华：《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版，第94-106页。

　　7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第4-5合期，第13-22页。

　　8关于地方志的编撰者如何在数据中作伪，请详细阅读拙著《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9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P.268.

　　10关于本项研究的具体方法，拙著《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有更为详细的说明。

　　11城市因清退“大跃进”中进城的农民工可能出现灾后人口的持续减少，在农村，除了部分地区遭遇特大自然灾害的特殊原因外，类似情况不可能发生。

　　12本项研究实际引用的地方志为1050种，另有数百种地方志因资料缺载或非灾区而被放弃。

　　13《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该书没有历年人口数据的记载。

　　14《合肥市志》卷二《人口》，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4页。

　　15《肥东县志》第二章《人口》，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89页；《肥西县志》第三章《人口》，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65-71页；《舒城县志》第二章《人口》，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76-83页；《庐江县志》第三章《人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130页；《无为县志》第三章《人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巢湖市志》第三章《人口》，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147页。

　　16郑玉林、高本华主编：《中国人口·安徽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17《旌德县志》第三章《人口》，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86页；《泾县志》第三章《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18据《巢湖市志》第一章《建置·区划》，忠庙乡于1956年划归合肥市后，又于1962年划回。《合肥市志》卷三《人口》的记载则是1959年划入，1961年划出。划出人口6718人。

　　19Justin Yifu Lin and Dennis Tao Yang：Food Availability，Entitlements and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Economic Journal ，Vol.110，No.460，January2000，pp.136-158，该文中文本名为《食物供应量、食物获取权与中国1959－61年的饥荒》，由林毅夫提供给“大饥荒档案”。

　　20太平天国战争及西部回民战争和光绪大灾对于各地人口的影响，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的有关章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1在嘉庆《大清一统志》中，巩昌府人口数为1895260.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5页错为3795260.笔者不察，并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沿袭。杨志娟撰文指出这一错误，详见杨志娟：《清同治年间陕甘人口骤减原因探析》（《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因此，本文对于回民战争造成甘肃人口死亡资料，有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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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只眼看中国】小泉纯一郎的改革前景与朱镕基未竟之改革

2005/08/30
　　【日经BP社报道】本文译自本公司北京支局支局长田原 真司于8月22日面向日本读者撰写的文章“「100個の棺桶を用意せよ」小泉改革の行方と、朱鎔基改革の未完”，特此备注。更多报道参见日本记者看中国专题。 　　“这是我的信念。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我就是以这种气概在工作”--邮政民营化法案彻底无望获得参议院通过的8月6日夜，日本的小泉纯一郎首相对专程前来劝说不要解散众议院的前首相森 喜朗如是说，拒绝妥协。 　　在报纸上看到这段“小插曲”时，笔者不由想起了据说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曾说过的一句话--“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 ▼首相将死挂在嘴边的异常形势 　　究竟朱镕基是何时何地说出这番话的，据说1998年朱镕基就任总理之前，通过内参得知某些党员干部严重腐败的事情后，激愤的朱镕基曾坚定地表示：“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决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日本的邮政改革与中国的惩治腐败，小泉首相与朱镕基总理发此言的背景完全不同。不过，对于身为肩负国家命运的一国的首相与总理，换句话说，为了解决某个特定的问题本不应该轻言生命的人，不得不说出“即使用生命作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样的话，两者所面临的形势之严峻不是极为相像吗。也就是说，两人所面对的问题都已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可谓是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笔者总是有这样的感觉。 　　然而，如果看一下日本国内的报道，看到的不少是对小泉的批评，比如，“独断专行、不听进言”、“与其说坚持信念，不如说过于顽固”等等。而对于朱镕基，大都是“清政廉洁、头脑清晰的经济指导者”、“对于改革决策具有火中拾栗之勇气”等好评。所以本文把这两位放在一块儿比较，可能有些读者觉得太过牵强。 　　笔者从未亲自采访过小泉首相和朱镕基总理，因此说实话对于两位无法评价。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如果在探讨中日经济关系今后的发展前景时，刻意将两人做一下比较，决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小泉首相的功与过 　　近几年来，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导火索无疑是小泉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参拜。虽然在中国人民极为敏感的日本战败纪念日——今年8月15日，小泉首相并未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中日外交关系依然处于短期内难以修复的状态。 　　不过，回头看看小泉就任以来的行为，就会发现还有不少积极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决断。 　　伴随着全球对华投资的不断高涨，日本国内也因为中国产品进口量的激增和大量日本企业将工厂转移至中国的现象，“中国威胁论”一时间甚嚣尘上。但是，2002年4月，小泉首相在出席于海南岛召开的经济论坛时公开表示:“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良机”。在会场闻听此言的朱镕基总理曾鼓掌喝彩。还 　　在日本的政治家中，为了保护日本国内产业，有倾向于采取各种手段来限制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动向。在森 喜朗执政末期针对中国产大葱、蘑菇及灯芯草实施的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类似这样的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行动中，却从未有过小泉首相的积极推进。 　　相反，倒是小泉在历届首相中首次决定彻底修改日本国内的农业保护政策，为与周边诸国缔结FTA（自由贸易协定）开辟了道路。而且，小泉还不顾日本警方以外国人犯罪增加为由提出的反对意见，积极支持向中国的团体游客发放旅游签证并积极扩大适用地区，推进中日民间交流。 　　当问及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时，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参拜靖国神社使得一切努力都变成了徒劳，所以对其没有正面的评价”。从中国人民的感情考虑，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如此，对于小泉首相的功与过，是不是需要排除感情因素来就事论事区别对待呢？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个人看法。另外，笔者还与处于第三方立场、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欧美专家交换过看法，他们大多数还是认为，虽然小泉首相在外交政策上存在各种矛盾，不过对其功劳还是应该肯定的。 ▼对朱总理也有批评 　　而另一方面，对于在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颇受好评的朱总理，在中国国内的评价实际上也不尽相同。 　　朱总理在任期间，笔者就曾多次听到参与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的一些人士对朱镕基“颇有微辞”。比如，“在海外被称为经济通，其实知识过时，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机制理解不够”、“虽然有决断力和行动力，但是完全不听取智囊团的进言，什么事情都一个人说了算”等等。 　　普通市民的评价也不全是好话。朱镕基在98年就任总理时宣布：“要在3年内完成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快速推进企业的重组。结果，中国各地随之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当时，在北京乘坐出租车时，经常会听到司机对朱总理的不满。 　　总之，尽管朱总理在任期间的经济改革在一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不过，从整体来看并未完成。当然，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与其说是朱总理的能力有限，还不如说是改革阻力之大。 　　朱总理并不在乎自已的权力是否能够延续，所以任期结束便彻底退出了政坛。2003年3月，当温家宝继朱镕基之后就任总理时，中国的一位资深专家曾表示：“与朱总理不同，温总理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肯定会干得更好”。 　　然而一年后，当笔者再次遇到这位专家时，他懊丧地说：“中国政府失去了朱镕基这个无法替代的财富。尽管朱总理未完全理解市场经济，但不管是对的还是错，他至少能果断地做出决策。而现在的新领导层过于听从周围的意见，反而无法迅速决策了”。 ▼小泉下台对中国是好消息吗？ 　　让我们把话题再转回到日本的大选上来。小泉首相已经公开约定，9月11日的投票，如果自民党和公明党的席位合计低于半数的话，他就下台。 　　据报道称，中国的一些日本研究专家期待，如果小泉政权下台，日本能够“产生更为亲华的政权”。 　　然而，真的会如此吗？如果大选中自民党大败、或者民主党获得半数以上席位的话，就会出现政权更迭。这种情况下，出任首相的民主党党首冈田 克也应该不会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以原社会党系列的工会等为基础的民主党还会不会积极推进受到日本国内工人和农民极力反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FTA，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也存在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总席位低于半数、但仍能作为执政党的可能性。如果这样的话，小泉首相就得按事先的约定下台，继任者很可能是倾向于保护日本国内产业的保守派议员。这种情况恐怕对中国也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如果上述可能性一旦成为现实，中国政府该做何反应呢？是不是会说“对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当然坚决反对，但小泉的其它政策，却意外地并不见得那么坏”呢？（记者：北京支局，田原 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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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中国风险”的风险

　　【日经BP社报道】本文译自本公司北京支局支局长田原 真司于8月29日面向日本读者撰写的文章“「中国リスク」を鵜呑みにするリスク”，特此备注。更多报道参见另一只眼看中国专题。 　　2002年2月，日产汽车卡洛斯·戈恩社长首次访问了当时正在进行合作谈判的中国东风汽车公司总部。东风汽车的总部位于交通不便的内陆山区，而且当时参观的卡车工厂与日本工厂相比，也显得落后于时代、生产效率相当低。 　　“与东风合作太勉强了。风险太大！”——在访问结束后的回途中，同行的一位日产的管理干部对戈恩说。闻听此言，戈恩社长不动声色的回答说：“正因如此，机遇（成功后的成果）才更大。” ▼中国以外的地区就安全吗？！ 　　今年4月，北京和上海发生了反日游行，日本国内媒体强调“中国风险”的报道不断出现。一部分人打砸商店的镜头在电视上反复播放，这给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的经营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即便是这些企业的中国公司所在地区形势平稳，也会不由自主地让企业的经营者的中国风险意识增幅。 　　在日本战败日--8月15日，尽管日本的小泉纯一郎首相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但中日关系仍然处在看不到前景的困难状况。5月份访问日本的吴仪副总理突然以国际外交间罕见的方式单方面取消了与小泉首相的会晤。在东海天然气的开采方面中日间的对立也还在继续。 　　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在日资企业集中的广东省，工人罢工、要求大幅提高工资；严重的电力不足当中，最近又出现了汽油供给不足问题，加油站前等候加油的车辆排成长龙。 　　还有7月21日的人民币升值。此次的升值幅度虽然只有2％，但美国议会对此并不满意，已开始要求进一步升值，并为此加大施加压力的幅度。如果和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汇率一样，今后人民币汇率快速上升的话，中国工厂会不会在出口方面丧失竞争力呢？这种担心也越来越强烈。 　　如果摆出这么多风险的话，对中国业务采取谨慎态度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不过，问题是在此之后。日本的报道中，经常可以看到给出的避免中国风险的处方是--“不要把工厂全部集中到中国。而应该把投资分散到中国以外的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但是这是避免中国风险的正确答案吗？ 　　笔者之所以对投资分散论表示异议，是因为：作为减小中国风险的替代地区--BRICs和东南亚的风险就真的比中国小吗？这一点基本上没有经过验证。这就如同劝说别人“这儿危险！快向那儿逃吧”，然而“那儿”是否真的安全则没有经过确认。 ▼过于勉强的风险分散会导致成本增加 　　本来，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业务就总是会碰到一些不可预测的风险。比如，在印度尼西亚，几年前日资企业的工厂也发生过大规模的罢工。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通货膨胀造成的汇率暴跌，人们也记忆犹新。总之，正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不确定性大，所以人力费用才低。 　　当然，俗话说的好，“不能把鸡蛋全放到一篮子里”，从分散风险本身来讲，投资分散论也有一定道理。不过，现实的问题是，有实力进行国际性分散投资的也只有那些大企业，用不着提醒，不少大企业已经这么做了。几年前采访主管松下电器产业海外业务的少德 敬雄副社长（现任顾问）时，少德就对笔者说过下面这番话。 　　“海外投资的中心是中国，但是不会把东南亚的工厂全都关闭。到中国投资，其实是将此前过于集中在东南亚的工厂，按分散风险的角度进行的重新配置”。 　　而对于生产规模和资金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来说，勉强分散工厂会导致成本增加。另外，对于从大企业手中承包业务的厂商而言，决定设厂地址时优先考虑的因素是采购自己产品的大企业的工厂位于哪个国家，以及从哪个国家容易采购到原材料。假如这个国家是中国的话，就不可能因为有风险而不在中国设厂。 ▼风险与机遇共存 　　中国风险比以前高了，就不考虑后果地逃离中国，结果是有可能又陷入别的风险之中。回避风险固然重要，但目前最需要的倒不如说是为了克服风险的前瞻性思路。 　　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戈恩社长的颇有哲理的那番话一样，世界上的风险几乎都是与克服风险之后的机遇相生相伴的。如果经营者有足够对付中国风险的自信的话，当其它公司开始犹豫不前的时候，现在做出积极进军中国市场的决策也许不失为上策。 　　实际上，到中国看一看，就会发现成功地克服中国风险的日企也不少。 　　比如，制造光纤的MORITEX。该公司的工厂位于深圳市郊，其中空着的楼层租给了其它日本企业。与入驻的企业共同招聘工人，工资和福利等条件基本相同。 　　然而，今年春季入驻企业中有一家发生了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事件。由于工人们都住在同一宿舍楼里，MORITEX以及其它企业的员工中很多人也都知道罢工的信息。不过，他们并没有在自己的公司罢工。MORITEX的厂长觉得奇怪，于是询问他们为什么不参与罢工，得到的回答是“不想给一直关照我们的厂长添麻烦”。 ▼经营者最好亲自到中国去看看！ 　　“在高层得不到信任的工厂里，即使工资再高也会发生罢工。平时注意多与员工交流，经营者赢得员工信任，才是解决风险的最根本的办法。涨工资不是万能的”，MORITEX香港董事长石井次郎对此深信不疑。 　　最终，如何理解中国风险当然取决于经营层的看法。如果冷静地分析清楚了中国的现状以及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在此之上做出业务撤出中国的决定的话，也可以说是一种精明的决策判断。 　　相反，如果对媒体报道的观点照单全收、囫囵吞枣，单纯被回避中国风险所左右的话，这本身就会带来判断失误的风险。有时间呆在日本总部里冥思苦想的话，经营者还不如亲自到中国的现场看看再做决定。（记者：北京支局，田原 真司）注：本文译自常驻北京的日本记者面向日本读者撰写的日文专题，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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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點滴】中國，自行車停放管理的先進國

　　【日經BP社報道】本文譯自作者於9月2日撰寫的日文專題“中國は放置自転車問題の先進國”，特此備註。 　　
在日本，車站前亂停亂放自行車成為一種社會問題，中國也在車站前停放自行車，不過單就這一問題來看，中國的做法比日本先進。雖然也有可能是因為中國勞動力豐富，但就“整個社會的自行車停車場設施”這一點來說，中國做得相當好，再次讓人體會到什麼叫做習慣是在社會環境中培養出來的。 ▼嚴格管理自行車停車場，還可出租自行車 　　請看下面的照片。這裡是位於上海市西部的3號地鐵的金沙江路車站前。這張照片拍攝於8月下旬，自行車排放得很整齊。讓人感概只要用心做，“世上無難事”。

　　金沙江路車站位於上海市區和郊區之間，周圍既有住宅區又有商業區。很多人都是從家裏騎自行車到這兒，停放在車站前，然後換乘地鐵去市中心。 　　這塊空地原來是作為站前廣場開發的，但隨著住宅用地的開發，騎自行車的人也越來越多，這兒就改為自行車停車場了。當然，存車是收費的，自行車一次5角，摩托1元。由市政府委派的管理人員收取費用。 　　存車人騎車過來時，管理人員會走過去告訴他把車停在哪，然後收取費用並開具發票。要是馬馬虎虎把自行車隨便一靠的話便會令其重新停放，所以大家都是很認真地停放好。 　　照片是車站前的停車場，其實在靠近繁華地段、超市前、公共設施附近等場所，都有很多這樣的路邊停車場，幾乎都會有人收取管理費。這種做法是從中國還是從計劃經濟時代延續幾十年下來的，付費停車已經在人們心裏紮根，在大城市裏根本不會看到“把自行車往路邊一放去逛街”的現象。 　　還是上面提到的金沙江路車站，自行車停車場還可以向到站的乘客租賃自行車。租賃人向管理人員說明情況，交上150元的押金，就可以騎走自行車了。費用是1天5元。 　　這種方法十分方便而且又可以節約能源，保護環境，在日本好像也有地方實行，但畢竟是少數地區。我想這點上日本應該多向中國學習。 ▼養成整齊排放習慣的原因 　　同日企的日方人員聊天時，經常聽到他們抱怨工人缺乏整理觀念。確實，在中國經常可以看到馬路的人行道上亂七八糟地堆著雜物、垃圾淩亂等缺乏公共道德的現象。 　　自行車停車場，要是沒有管理員的話，恐怕也難以維持整齊的狀態。話雖如此，但就自行車停放一事而言，與其說是因為管理嚴格，使用者不得不好好放，我更認同這是人們的習慣之舉。所以重要的是，“自行車要放好”已經在市民的心裏形成一種規範，所以大家沒有什麼抵觸情緒。 　　這也跟自行車在中國社會的重要地位有關。這也跟自行車在中國社會的重要地位有關。近10多年來，在地鐵和私家車等新式交通工具真正普及以前，市民依賴的交通工具還主要是公交車和自行車。正因為自行車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才形成了高效利用這一交通工具的中國獨有的規範。 　　與此同時，中國在汽車方面的社會規範還不夠完善，很多駕駛員不講駕駛公德、完全以自我為中心，讓人生氣的事情常見。真心希望中國能夠在汽車時代也能珍惜 “自行車社會”形成的良好習慣。（特約記者: 田中 信彥） ■作者簡介: 原日本每日新聞社記者。目前在上海和東京一邊從事面向日資企業的人事諮詢業務，一邊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繼續執筆報道中國的最新動態，力求提供給讀者一個真實的中國。作者的博客網頁（日文）參見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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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價格大戰的訣竅----不追隨頂級廠商

2005/09/13
【日經BP社報道】 “成本的削減跟不上價格的下跌”--這句話已經成了開發數位家電廠商的口頭禪。季度結算的日子，發佈業績的廠商負責人差不多都要這麼說一句。不錯，現在的數位家電在大量售出的同時，零售價格正以遠遠超出廠商預期的速度大幅下跌。而成本的削減則是按照當初的計劃進行的。於是，利潤率越來越低，經營狀況日趨惡化，直至出現赤字。本文開頭的那句話就是這一嚴峻形勢的真實體現。

　　從廠商角度看，如今的零售價格下跌確實很“異常”。如果事先估計無法獲得正常利潤的話，企業當然不能冒然投資。簡單地說，這種估計的依據就是零售價格和成本的變化。然而，零售價格的推移大大偏離廠商的預測，廠商很難下決心進行積極的投資。投資不僅僅是資金的問題。最近按照“選擇與集中”的經營思路、將人力和物力投入到選中的業務領域的廠商越來越多。也就是說，還要進行技術人員、設備和器材等重要資源的投入。價格照目前速度跌下去的話，必須承認想收回上述投資、獲得相應利潤是非常困難的。

　　針對零售價格猛跌的現狀，不僅銷售商、而且部分廠商也經常說“消費者從價格下跌中得到了好處”。不過，這個觀點只對了一半，並不完全正確。不錯，價格下跌對消費者確實是件好事兒。但如果受此影響廠商退出其所從事的產品業務領域、或者被淘汰或收購的話，消費者就無法再享受所購買產品的售後服務，也無法買到相應的配件了。而且，當產品的使用期限已到、消費者對產品感到滿意並想購買後續機型時，很有可能再也買不到了。最近，“優勝組”和“失敗組”的說法對普通消費者來說已經是非常熟悉的了，不過如果市場上只剩下幾家優勝組廠商的話，產品的可選擇性肯定就要減小。這對消費者而言並不是一件好事兒。“異常的價格下跌”對消費者而言也有不利的一面。

　　總之，能在價格大戰中獲勝的只有極少數競爭力很高的廠商。而對於銷售額排在靠後位置的廠商而言，想從價格大戰中勝出則非常困難。比如，某數位相機廠商的一位技術人私下裏對筆者訴苦：“本公司在國內的份額連5％還不到。這肯定是虧損的。今後該怎麼辦啊”。這家廠商退出數位相機業務只是早晚的事兒。現在這位技術人員也調到了其他業務部門。所以，說一句很殘酷的話，那就是排名在後的廠商在價格大戰中生存的可能性很小。

　　不過，也並不是說後進廠商就一定擺脫不了“失敗”的命運。後進廠商自有後進廠商的辦法。當然，這種方法並不是絕對唯一的，必鬚根據自己的強項和弱項、所處的環境以及其他各種條件想自己的辦法。這裡首先應該考慮的就是如何擺脫價格大戰。

　　當然了，也可以通過革命性的成本削減措施、憑藉低於頂級廠商的成本進行生產，以絕對優勢的低價格進行挑戰。曾經是一家小企業的戴爾稱雄個人電腦市場就是最好的典範。

　　不過，現實中能以這種方法勝出價格大戰的可能性可以說非常小。筆者試圖找出這方面的成功案例，但幾乎想不出除戴爾之外的第二家來。比如，就拿戴爾來說，正因為想出了革命性的“戴爾模式”，所以才取得了成功。反過來說，如果形不成劃時代的業務模式的話，就不可能獲得成功。

　　為什麼眾多廠商會陷入價格大戰？松下電器產業認為原因在於“同質競爭”。正如字面意思一樣，這種競爭就是在相似功能上不斷進行“數值”上的競爭。松下認為，“擺脫同質競爭”是該公司業績恢復的重要因素之一。

　　該公司的一位技術人員這麼說道：“回首以往，在‘失去的10年’那一段時間我們一直在進行同質競爭。技術人員看重的是性能指標，覺得只要指標超過對手就能夠勝利。結果別說沒能戰勝對手，獲得的反而是鉅額赤字。赤字這東西意味著‘即便松下破產了，消費者也無所謂’，這讓我們深切體會到在性能方面的同質競爭是行不通的”。

　　之所以形成同質競爭的局面，有一個原因是因為許多後進廠商盯著頂級廠商的動向製造商品的緣故。發現頂級廠商看好的功能之後，後進廠商就從元器件廠商採購所需關鍵元器件以及發展規劃，然後按規劃制定的日程提高性能。這些廠商的看法也許是：採用備受矚目的頂級廠商的做法，失敗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解頂級廠商以及競爭對手的動向當然非常重要，然而，在同樣功能上競爭的話，如果沒有自己的特色，面對頂級廠商的強大品牌影響力，是不會引起消費者注意的。

　　擺脫同質競爭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要盯著頂級廠商，相反倒是應該盯著消費者。率領日產汽車實現V字型復興的卡洛斯·戈恩表示：“以前日產汽車是盯著豐田汽車來造車的。現在我們已經改為立足顧客來造車”。在規模、財務體制和公司文化等方面都不同於豐田的日產，即使一直與豐田搞同質競爭也不會成功。戈恩最先看到了這一點，他推進的經營重建並不僅僅是成本削減。日產將削減下來的資金又還原到了汽車製造中，所以不僅成功地實現了扭虧，而且還確保日產進入了增長軌道。

　　可以說，對於日本廠商而言以顧客為本的製造到底有多難？也在這裡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松下電器產業通過虧損明白了“赤字即意味著不被顧客需要”，於是從同質競爭中覺醒。日產汽車靠土生土長的經營層沒有實現重建，通過從海外競爭對手那裏聘請優秀的經營家實現了以顧客為本的生產。說得不客氣一點兒，如果沒有這些危機的話，還埋頭於同質競爭的日本廠商恐怕很難過渡到以顧客為本的製造上來。

　　所以，在為價格下跌而發愁之前，日本廠商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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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戴尔的失败看中国呼叫中心的用途

2005/09/15
　　【日经BP社报道】本文译自作者于6月17日撰写的日文专题“デルの失敗に見る中国コールセンターの使い方”，特此声明。

　　据5月30日出版的《日经商务》报道称，在针对售后服务问题进行的读者调查中，个人电脑厂商戴尔的满意率大幅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设在中国大连的呼叫中心服务态度不尽人意。得知此消息，笔者并不感觉特别吃惊。虽然在中国设立呼叫中心的企业越来越多，但如果不认真考虑成立呼叫中心的目的的话，反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在这里简单回顾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日经商务》以读者为对象进行的“售后服务调查”中，戴尔已经连续4年稳居个人电脑业的榜首，一直被视为“客户支持的楷模”，但今年的名次却一下子跌落到第7位。很多用户都抱怨“给呼叫中心打电话，但对方却不大懂日语。无法让对方明白故障所在，让人头疼”等等，究其原因，问题就出在设在大连的呼叫中心上。

▼呼叫中心设在中国，应是“主动出击”型

　　由于历史原因，包括大连在内的中国东北地区有很多会讲日语的人才。尤其大连更是被称为中国的“日语学习基地”，日语人才储备尤为雄厚。尽管工资要高于普通人，但整体雇佣成本仍只有日本国内的几分之一。由于呼叫中心需要很多人，因此在中国成立呼叫中心在人力资源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事实也确实如此，我也觉得在中国成立日语呼叫中心不是不可能。但问题是拿呼叫中心来做什么用，即用途。

　　如果像戴尔那样是作为售后服务的呼叫中心的话，顾客本来就是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才打电话来的，因此大多带有一定程度的不满。面对这些心理状态微妙的顾客，要一面尽量安抚、劝解，避免矛盾激化，同时迅速解决问题，但这决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用过外语的人都知道，对方是心存好意还是非常反感，会严重影响到与其交流的难易程度。更何况在日本国内日本顾客认为极为普通的服务水准，对于在中国国内还未体验过的中国员工来说就不那么普通了。在双方没有共同的基准的条件下，让中国员工来做这样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中国到底适合设立什么样的呼叫中心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向外推荐业务及产品的“主动型”呼叫中心，而非听取客户抱怨和提问的“被动型”呼叫中心。乍一看，向外推销似乎要比售后服务更困难，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安排销售访问的成功率中日两国相差2%

　　之所以这么讲，原因就在于前者打电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约定营销人员的访问日程。对方如果不愿意听的话可以立即挂掉电话。无论讲得多么动人，不需要的商品就是不需要的，因此讲话方式不会对结果产生太大的影响。相反，即便是话讲得结结巴巴，但如果能以比较便宜价格提供对方所需要的商品的话，对方也会认真听的。所以在此情况下语言就不再是最大的障碍了。

　　实际上将营销预约部门的呼叫中心设在中国的一家日资企业就表示，在日本国内呼叫中心拔打的电话中，同意安排销售人员访问的成功率在4%左右，96%被拒绝。而从中国的呼叫中心向日本顾客拨打营销电话时，尽管成功率减少到一半的2%，但关键的是96%被拒绝和98%被拒绝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在中国的雇佣成本是在日本的一半以下的话，就划得来。

　　这一战略需要的是人海战术，因此将此类呼叫中心设在中国可以充分发挥人工费便宜的优势。我认为在戴尔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没能充分理解日本消费者的感觉，那就是产品“不坏才是正常的”。（特约记者：田中 信彦）

■作者简介: 原日本每日新闻社记者。目前在上海和东京一边从事面向日资企业的人事咨询业务，一边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继续执笔报道中国的最新动态，力求提供给读者一个真实的中国。作者的博客网页（日文）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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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和索尼，都令人吃惊！

2005/09/13 【日经BP社报道】内置4GB闪存，249美元！在日本，含税2万7800日元。美国苹果电脑日前推出的“iPod nana”的定价确实令人吃惊。据9月7日发行的《日经产业新闻》报道，2Gbit NAND型闪存在日本国内的大宗客户交货价在1800～2000日元之间。简单地计算一下，为了实现4GB＝32Gbit的容量，仅内存就需要花费约3万日元的配件成本。当然，苹果可能使用了单芯片容量更大的型号，而且还听说从韩国三星电子采购了大量的闪存。即便是这样的定价也能保证足够的利润。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价格肯定是史无前例的。以前，1GB的“iPod shuffle”就曾以149美元的价格在业界引起过轰动。就像是在迫使其他公司不得不追随似的，iPod nana的亮相将进一步促使闪存型便携音乐播放器容量大幅提高。

　　苹果之后则是索尼。索尼早就预先通知媒体，将在苹果发布产品的当天公开新的“Walkman”。既然要特意安排在苹果发布产品的同一天发布自己的产品，那么它肯定将是一款令人非常信服的产品。而且，为了反超苹果，索尼于2004年11月将便携播放器部门与发送服务部门合并成立了“Connect Company”公司。这次的产品定将是新公司倾力推出的产品，不管怎么说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

　　然而，发布会结束后，从与会记者那里得到的反应却是“难以理解！”。该产品的卖点是“具有智能性的选曲功能”。但在听了详细说明之后，反倒突然间不明白了，到底有何令人为之振奋的新功能。令人更为吃惊的是它的预计零售价。2GB的闪存内置型产品为3万2000日元。这个价位等于说与iPod nana相比，容量只有一半，而价格却要贵出4000日元。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则是产品的上市日期，此次发布的产品上市日期均为11月19日。也就是说与苹果通过其网上直销店即日起开始发售相比，索尼的产品则要等到2个多月以后才上市。

　　其实，苹果所发布的内容事前就已经非常清楚了。互联网上流传的消息以及美国媒体的报道基本上都已经认定配备2GB～4GB闪存的“iPod mini”后续机型，以及与摩托罗拉联合开发的iTunes手机将会亮相。麦当娜的歌曲将开始通过iTunes Music Store发送，甚至连“iPod nano”这个产品名称，笔者事前就已经听过，也曾看到过。唯一不清楚的就是价格。以不足250美元的价格实现4GB容量，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至于原因，据《日经市场调查》杂志社的记者称，就连配备闪存的2GB产品目前还都在4万日元左右。

　　而索尼方面，事前却几乎没有任何消息。《日经市场调查》杂志编辑部曾有人以为索尼将要发布的内容可能比已经做了一定程度预测的苹果更令人感兴趣，甚至对其充满了很高的期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期望却落空了。至少其价格高于苹果产品的理由令笔者无法理解。

　　制造能够吸引顾客的产品的方法之一就是给顾客惊喜。假如亮相的产品超出了顾客的预期，哪怕不喜欢，也会激发顾客的购买欲望。在这一点上，苹果这次的举动已经超过了及格线。编辑部里甚至已出现早就从网上直销店购买了“iPod nano”的记者。索尼的发布又如何呢？说实话，笔者深感失望！（记者：今井 拓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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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民主化尝试的再思考

——兼论总统制与分权制的政改之路

吴稼祥

吴稼祥 1955年生於安徽铜陵，1982年毕业於北京大学经济系。 1982年至1989年先後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工作，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十叁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研讨，行走於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代朝廷。在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是全国最早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提出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的人之一，并因此被调入胡耀邦智囊班子工作；1989年发表《新权威主义述评》，讨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问题，在国内外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
2000年赴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2002年9月回国，继续研究政治体制和国际政治问题。1997年在国内出版《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成为当年畅销书和後来的长销书。 2001年，经过多年精思的政治学专著《头对著墙——大国的民主化》在臺湾出版。 2002年分别在香港出版《角力十六大》和《中南海日记》。 2003年3月在北京出版《把海倒进杯子》。


一，25年来中国的广义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25年来有没有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
我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国内外若干政治学者和关心中国改革进程的人们，也带着这个问题阅读过某些相关文献，对此作出肯定回答的都是少数。
对美国学界影响不小的《联邦主义的中国模式：经济成功的政治基础》 一文就在导言里指出：中国“在没有任何政治改革的情况下获得了经济改革的成功”。这种观点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界可以说相当流行。
对于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未语先摇头的某些学者，我不得不追加一个问题：23年前中国的政体是何政体，如今又是何政体？大多数人都会同意，23年前中国的政体是符合西方经典定义的全权政体或极权政体，如今是威权政体，或者用萧功秦的术语说是“后极权时代的威权政体”。
接下来的问题自己会跑出来：一个国家的政体完成了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变，但却没有进行任何政治体制改革，这可能吗？答问者之所以陷入这种自相矛盾，关键是对政治体制的内容只作狭义理解。
在我看来，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应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社会权力以及文化权力的关系；
第二， 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
第三， 国家权力的纵向分割（或者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四， 国家权力的横向分割（或者说三权分立）；
第五， 国家主权的来源；
第六， 对执政权的竞争。
对政治体制作如上六项理解的是广义理解，只作后三项理解或至多包括第三项内容的是狭义理解。狭义理解的政治体制是传统政治体制，因为在近现代之前从未有一种政治体制是政党政治，也从未有一个政府对全社会的有形与无形资产实行过公有制，使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象一块四层胶合板。
如果对政治体制作狭义理解，自然会说中国23年来从未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确实，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国家主权归属仍然悬空，象改革前的公有产权一样，有“人民主权”之名无“人民主权”之实；国家权力的横向分割还是一个禁区，虽然司法权力不再是聋子耳朵，人大立法权力也不再是橡皮图章，但远没有形成相互制约的分权格局；至于执政权竞争问题更是万伏高压线，凡血肉之躯轻易碰不得。
但是，25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在使政治权力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分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旧体制对每个社会成员从摇篮到坟墓的管制放松了，包括迁徙自由、就业自由和财产自由等在内的人身自由有了长足进步；在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成效相当可观：党包揽一切，干预一切的情况大大减少，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不复存在。这方面最成功的范例是中央和地方在财政上的分权。虽然90年代在财政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分权格局依然存在。这一被西方研究者称为“财政联邦主义”的分权改革，被看成是有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模式，是中国获取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成就的基础之一。
此外，以香港、澳门回归为契机，邓小平先生设计的“一国两制”成了中国单一制国体的突破口，使中国向现代地方分权制政府和复合制国体迈出了拓荒的一步。
本部分的结论是，中国在过去25年里进行的以经济体制为主导的改革，具有广义政治体制改革意义，它的意义在于把中国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转变成了一个威权国家。这一改革至关重要，它将中国从一个无法进行狭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国家，还原成了一个可以进行狭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正常国家。
这就是说，中国目前进行狭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 近代以来中国两次失败的民主化尝试

狭义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就是民主化改革，或者说是立宪改革。从程序上实现国家主权来源于人民，是选举政治；在主权结构上实行权力制衡，用权力限制权力，是分权政治；在若干政党之间或同一个政党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进行有序的权力竞争，获胜者在一定期限里执政，是政党政治。尽管世界各国宪政形式千差万别，但所有真正的民主宪政都包括上述三项内容。有这三项内容者为真民主宪政，没有这三项内容者是伪民主宪政。
中国的先知们从辛亥革命开始，就试图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清帝国的大厦还在倒塌之中，辛亥革命的炮声还在轰鸣之时，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创制者们就聚首汉口英租界，起草并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把三权分立的政治原理规定为中国中央政府的组织原则，彻底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是对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寻求在中国建立民主政制所取得的成果的肯定”。1911年12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议，“定新生的国家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并以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诞生了！”
这可以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一次尝试，但结果却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它的失败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未能制止国家分裂。清室丧失的国家领土非但没有索回，民主革命还导致国家主权继续受损：外蒙脱离中国，中央政府不能有效行使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的主权长达40余年。
第二，最终导致军事专制。民主革命不仅没有终结中央专制，中央集权的程度反而不断加深：袁世凯的中央集权超过晚清，蒋介石的中央集权超过“洪宪”，毛体制的中央集权超过蒋氏。革命最终使中国由比较缓和的君主政治专制，变成了更加严酷的僭主军事专制。
第三，国家陷入连年战乱。1911年是辛亥战争，1916年是讨袁战争，1916至1928年军阀混战，1927年至1937年爆发第一次国共冲突，1945年至1949年发生第二次国共内战，可以说是3年一小战，5年一大战，饿殍共战尸同卧，血水与祸水一辙。
第四，无力阻挡外敌入侵。军事暴政与乱灾战祸大伤中国元气，使得往年只能在中国边境偷窃胜利的日本军队，从1937年开始大举入侵中国，使中国险遭亡国之灾。
以美国为蓝本的民主化尝试的失败，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目光转向苏联，试图尝试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民主化。虽然列宁自诩无产阶级政权比资产阶级政权民主“一百万倍”，但毛泽东清楚，这与其说是对现状的描述，不如说是愿望的表达。真要搞出一套异于并且高于西方民主的民主，需要挖一番心思。
从毛泽东在延安答问时的情况看，他搞民主，实用多于理想，策略甚于价值，他说他找到了打破王朝兴衰周期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显然，他搞“民主”的公共目的是想让他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或者说他的“王朝”长盛不衰，私人目的是保障他生前的权力安全和身后的“庙号”安全。
毛泽东搞的民主化实验便是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他用他自己发明的“有领导的造反”，代替西方民主的“有秩序的投票”。这种被称为“大民主”的尝试，也有有效授权期的思想，按照毛的设计，一次授权最好不能超过8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又来一次），当然，他本人不受此限。他这个思想是否可以叫做大民主的僭主非立宪思想，还可商榷，但他的创造性尝试也以悲剧收场。这个悲剧就是：政治独裁，经济贫困，社会动乱，文化灭绝，人性堕落。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是：“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值得关注的是，两次民主化尝试的发动者，分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两个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毛泽东：孙中山缔造了中华第一共和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后帝制国家；毛泽东开创了中华第二共和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逸出现代化常规的非正常国家，是一个全权主义国家。不同背景下的民主化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不能不让中国民主化的后继者们踌躇难前。
一方面，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另一方面，民主化改革的道路尚未探明。要改，但又不能盲目改。不改，坐失良机；盲目改，酿造祸患。要摆脱这种两难处境，首先要探询一下，民主宪政为什么至今拿不到中国的入境签证。

三，以往中国民主化实验失败的原因

中国两次民主化实验为何都归于失败？
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仔细探究，并从中总结出恰当的教训，中国今后的民主化尝试难免不再走弯路。
在经典的官方意识形态看来，中国的民主化难以成功，或者说中国不能马上民主化的重要原因，是经济文化落后。这一论点经过长期传播，相当深入人心。其实，这个观点不仅未在已经成功民主化的落后国家得到证实，比如印度，它的民主化成功于半个多世纪前，不能说那时的印度比今天的中国的经济文化还要先进；这个观点也被中国当下的乡村自治实践所反驳：基层民主化没有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城市居民区，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先启动，反而在相对落后的乡村率先试点。
经过近10年来的思考和对比研究，我发现，使中国的民主化工程半途夭折的基本原因有两个：第一，幅员辽阔，第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不少民族基本按地区集中聚居。
按照美国制宪之前的古典政治学原理，一个大国搞民主必然失败；按照现代民族自决原则，一个多民族的专制大国如果崩溃，便难以按原样复原，分离出去的民族往往独立为一个主权国家。
大国搞民主包括两重含义：一是一批小的民主国家聚合成一个大国；二是一个大的专制国家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把这里的“民主”，都读作“直接民主”的话，大国民主不可能性原理就不难理解。因为在直接民主制下，议行合一，最高立法权和行政权都在公民大会。如果国家大到不能让全体公民都出席会议，民主权力就可能被寡头篡夺，变成专制。
孟德斯鸠和卢梭都因为爱民主，所以爱小国。在卢梭看来，实现他《社会契约论》理想的理想国家是日内瓦而不是法兰西 ，因为，仔细考察了一切之后，他“认为除非是城邦非常之小，否则，主权者今后便不可能在我们中间继续行使他自己的权利。” 也就是说，如果国家大了，人民民主便会变质。
因此，大国民主的失败也有两个含义，一是若干民主小国联合成一个大国，结果保全了大国，但丧失了民主；二是一个专制多民族大国在民主化过程中崩溃，结果之一是分裂后的国家分别实现了民主，但都丧失了大国地位，结果之二是经过战乱又回到专制，但回不到原来的国家规模，由一个头等专制大国，变成一个专制的次等国家。美国的联邦党人战胜了前一个宿命中的失败，前苏联没有逃脱后一种失败的第一个结果，中国前两次民主化试验没有逃脱后一种失败的第二个结果。
其实，任何宿命论，都是对创造力的一项挑战。创造力旭日东升时，宿命论就作雾散。美国费城制宪时的反对者，包括邦联主义者和君主专制主义者，显然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民主仅仅理解为直接民主。在君主政治的拥护者看来，在美国这样大的国土上，搞直接民主必然产生混乱，“一切自由政府都是与社会秩序不协调的”； 而在邦联主义者看来，邦联一旦变成联邦，民主共和政体便会死亡，他们认为，“共和政体只能在生活于小范围国土上的少数居民中建立起来。”
联邦党人理解到民主的实质是共和精神，直接民主的“民主政体”不适合大国，“将限于一个小小的地区”，但经过代议制和联邦制改进的间接民主，即“共和政体”，则“能扩展到一个大的地区。” 他们真正看懂了孟德斯鸠关于联邦制的一个深刻提示：“联邦既由小共和国组成，它便享有各共和国的内部内部幸福，至于对外情况，由于联合，它具有大君主国的一切优点。” 这和托克维尔后来对美国的观察完全一致：美国“联邦既象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象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
西方古典政治学揭示的是大国的直接民主必然变质的原理，我在《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一书里，提出的是启动民主化的专制大国易于崩溃的原理。
在我看来，一个专制的超大型国家，最危险的时刻可能不是它拒绝民主化的时候，而是它被迫接受民主化的时候。那本书提出了一个“瀑布假说”：一个国家的权威资源象一条瀑布，国家越大，要求的权威落差越大，也就是说对中央集权的程度要求越高，犹如一条瀑布流得越远，要求它的发源地越高。长江能流到海洋，因为它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唐古拉山。这里的机制很好理解：国家越大，统治费用越高，要求中央汲取财政的能力和统一政令的能力越强。当它开始民主化的时候，权威落差会突然下降，原有的中央权威会突然丧失，国家面临分裂、崩溃和混乱。 袁世凯称帝前的中华民国靠举外债度日，就是中央权威突然下降的结果。
这就是中国第一次民主化尝试中出现的问题（当然更是当年沙俄帝国、奥匈帝国和普鲁士帝国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中国第二次民主化实验中变相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或许直觉到这个危险，他试图在政治造反过程中神化他个人的权威来取代整个中央权威，以维持国家的统一与秩序，结果只能是绝对个人权威与整个社会动乱的畸形并存。
如果一个专制大国同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少数民族还按地区分布，那么，它在民主化中崩溃和分裂的危险性会更高。在苏联东欧变迁中，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阿尔巴尼亚等国维持原状，而两个德国反而完成了统一。从这里可以观察到，那些分裂崩溃的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是大国，第二是民族同一性低。而东德，不仅民族同一性高，而且联邦德国还取代了崩溃的东德政府权威，使德国以最小的代价获取了最大的政治变革收益：民主化和民族统一毕其功于一役。
有两种民族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分裂的风险大小不同。一种是美国式的“沙拉国家”，各民族相互搅拌，混杂居住；另一种是俄国、中国和加拿大式的“拼图国家”，各民族呈块状分布。后一种国家分裂的可能性远大于前一种国家，即使是早就完成民主化的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分离倾向也始终存在。
本节的基本结论是，如同不实行代议制民主，民主化就不可能在西欧各民族国家获得成功一样；如果不实行联邦制民主，民主化也不可能在美国、俄国和加拿大那样的多民族大国获得成功。

四，邓小平的第三条政改之路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邓小平对中国过去民主化失败的原因和今后民主化的条件有过深入思考，并且将自己思考的结果具体化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他的方案未必是民主化本身，但却是为中国的第三次民主化尝试创造条件的预备方案。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篇讲话让当时渴望政治改革的人们很解渴，但今天看来，邓小平讲这番话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想清楚了：“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但道路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如何充分发扬民主，他提到的改革措施，也只是设立顾问委员会，建立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系统，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为厂长、经理负责制，各企事业单位成立工会，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等等 。
很明显，在1980年时，对毛式全权体制的经济方面的改革刚刚开始，这时候就全面展开民主化改革，很难不重蹈历史覆辙。虽然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呼声很高，但在实际行动方面却难有作为。实际上，从1980年到1986年的6年间，中国在充分发扬民主方面难以让人想起什么标志性动作。这期间，邓小平没有停止思考。到了1986年，一半因为他决心退休，想在退休前开始施工政治改革工程，一半因为他在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思考方面有了成熟想法，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一年里先后10次倡言政治体制改革。
5月20日，邓对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提出，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学、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城市改革首先要权力下放，没有权力下放就调动不了每个企业和单位的积极性。”
6月10日，他对中共中央负责人再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说“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6月28日，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提出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说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
9月3日，邓会见日本客人时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9月13日，邓在听取中央财经小组汇报经济改革时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
9月29日，邓小平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11月9日，邓会见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
12月12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樱内义雄，再次强调，“权力下放、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不只是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
邓还于12月14日会见贝宁总统克雷库，于12月19日听取中央负责人汇报，又先后两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在19日的谈话中提出：“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
原文并无黑体字，本文作者将引文中某些字改成黑体，目的在于让读者一目了然地看到，10次讲话，主题词主要是两个：下放权力（或权力下放）与党政分开。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多内容，邓小平为何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这两项，而且用“首先是”或“是关键”这样的词来突出其重要性和优先性？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来讨论一下这两个词的含义。
权力下放，在英文里的对应词是“decentralization”或“noncentralization”,是非集权化的意思。对于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来说，权力下放与“联邦化（federalization）”指称的是同一个政治过程。美国著名联邦主义理论家丹尼尔•艾拉扎博士曾经为“联邦化”下过定义：“‘联邦化’一词用来描述分离的若干国家联合成一个联邦政治体的统一过程，也用来描述一个国家内部的权威或权力在全国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持续扩散。正是在这个看似含义模糊的词里，含有联邦原则的精髓：联合与放权（noncentralization）的不断交替。” 显然，不论用什么词来描述，邓小平强调的权力下放改革，具有明确的联邦化意义，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再来看看党政分开。权力下放，中央的权威相对下降，这会不会影响政治稳定？邓小平的改革哲学是一种平衡哲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两手哲学”：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它的经典表述形式是“两个基本点”。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应该用两手哲学观点来看待他的“权力下放”和“党政分开”改革措施。权力下放是调动基层积极性的一手，党政分开便是改善并保持中央控制力的一手。
旧体制是用党来集权的，而且党权政权连为一体。如果党政不分开，权力下放便意味着党政权力一起下放，中央权威将受到双重削弱，政治有失去稳定的危险。党政分开，党从政府权力中退出，当政府权力下放时，党的权威不受根本影响。所以，邓小平才说，“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那么，党从政府退出后干什么呢？干它自己的正事：为政府挑选执政者，在议会里保障自己的意志转变为政策。这就是说，党本身不再有指挥政府的权力，党的权力转变为正常的执政权：一个任期行使一次的政府首脑提名权以及议会开会期间的提案权和表决权。
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既要保障党的执政权，又要保障中央的权威，党的最高首脑在政府里要出任最高职务，在中央政府，要出任国家元首，建立总统制政府。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是最后一次由邓小平进行总体布局的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最意义深远的政治安排是决定党的总书记出任国家主席职务，国家主席职务不再是安排退休元老的荣誉职衔。这个静悄悄的重大政治变革，当时并未引起它应得的关注。但以后的历史进程将表明，这是中华第三共和国迈向总统制的第一步。
总结上述，邓小平指明的权力下放和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从逻辑上必然通向中央总统制和地方分权制。指出这一点极其重要，这表明，邓小平已经从过去两次民主化失败的经历中汲取了教训，已经悟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不可能搞中央集权式的民主，也不能搞内阁制民主。如果硬要搞，还会走上过去先崩溃混乱后重新集权的老路。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邓小平的第三条改革之路，便是：要民主，先放权；要分权制，必要总统制。

五，地方分权制

权力下放是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两项根本措施之一，其目标应当是建立地方分权制的国家体制。
这里的地方分权制，显然是相对于中央集权制而言的，它们指称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结构或政府关系。在丹尼尔•艾拉扎看来，有三种组织模型（organic model），第一种是矩阵模型（The matrix model），第二种是权力金字塔（The power pyramid），第三种是中心—外围模型（The center-periphery model）。 按照他的定义，联邦制政体属于矩阵模型，中央集权制政体是权力金字塔模型。显然，和联邦制政体一样，地方分权制也是矩阵模型。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既然联邦制和地方分权制都是矩阵模型，二者之间有何异同？第二，如何理解矩阵模型？
先谈第一个问题。从政治结构本身看，联邦制和地方分权制没有差别，都是非中央集权体制，地方实行自治，全国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分享国家权力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指令关系被政府之间的协商关系所取代。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用两个不同的名词来指称相同结构的政体呢？这样做的理由是，虽然联邦制和地方分权制权力结构相同，但它们的产生方式不同。联邦制产生于若干分离的政治体的联合，地方分权制产生于一个中央集权制政治体内部的权力下放。美国是联邦制的最成功典范，俄罗斯是地方分权制的最新尝试。
中国春秋时期的诸侯体制，是一种古典的地方分权制；中国20年代末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是一种特殊的联邦化冲动。前者是国家主权者周天子让他的宗族和功臣分享他的王权，后者是从清王朝分裂出来的南方若干省军阀尝试联合成一个联邦制国家。但这两者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分权制或联邦制。现代联邦主义或地方分权制的本质在于：第一，主权在民；第二，各级政治体自治。春秋体制的主权在君王，联省自治的主权在军阀，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从基层到各级地方的自治。
自治是联邦制和地方分权制的根，根深才能叶茂。1291诞生于瑞士的联邦制度，之所以能够存活并成长为现代联邦主义政体，一个根本原因，便是它的基层自治。数百年的政治风暴没有动摇它的自治根基，终于在1848年完成了它的现代化转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邓小平向基层放权的改革看作是中国现代地方分权制的“扎根工程”。
在中国建立地方分权制，就是把中国的政治结构从金字塔结构转变为套箱结构。在中央集权制的金字塔结构里，中央政府是塔尖；在地方分权制的套箱结构里，联邦政府（即中央政府）是一套箱子外面最大的那只箱子。在金字塔结构下启动民主化改革，基础一动，全塔崩溃；在套箱结构下开始民主进程，箱子只是从最小的开始变动，它的外面还有一层层更大的箱子。最后改变的是外面最大的箱子，也就是全国政府。这样的政治改革，是不丧失权威系统的可控过程，既不会象清末那样国家被“斩首”，只不过，砍掉一颗头（清室），长出三颗头（北京袁氏、南京孙氏和武昌黎氏），也不会象“文革”中那样，国家被“腰斩”，头保全了，身子瘫痪。
对于一个象中国这样的拼图型多民族国家，先进行地方分权制转型，还可以把民主化过程中容易发生的民族自决的主权独立问题，转变为民族自治的地方民主问题。如果从中央集权直接向民主制过渡，未自治的少数民族会认为自己从未分享过国家主权，他们的领袖会说服他们把民主化过程变成独立过程，完成主权从零到百分之百的惊险跳跃。如果先实行地方分权，民主化的压力就不由全国政府承担，而由民族自治政府自己承担。

六，主权股份化：分权与发展地方民主

这条先分权，后民主的改革思路，于2003年2月在悉尼召开的“现代中国宪政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受到秦晖先生的诘难。他认为这会使中国重新陷入“酷吏—豪强”与“中央专制—诸侯坐大”的历史循环。这个诘难乍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中国历代统治者一直未能走出集权—分权的两难困境，集权则吏治腐败，边患四起；分权则藩镇割据，朝廷难安。可以说盛唐死于分权，两宋毁于集权。
中国王朝一直不能在集权—分权的边际上达到平衡点，关键问题是主权的归属在君不在民，权集中央则中央滥用权力，官吏跋扈；分权地方则地方滥用权力，豪强横行。中央和地方之间是你弱我强的替代关系，找不到相互制衡的均衡点。只有在主权在民的条件下，分权难题才能解套：权分到哪儿，民主跟到哪儿。把中央制约地方权力的部分责任让当地选民来履行，迫使豪强成为公仆。如果把分权比作挖渠，民主化比作放水，这条分权民主化思路，可以称之为“渠成水到”。
渠成水到的分权跟进式民主化改革思路，有两个核心思想，一是主权股份化和发展地方民主的思想，二是倒涟漪效应的渐进改革思想。
在中国大陆，较早提出地方民主概念的，可能是周恩来。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周恩来于当年6月做了一个题为“关于体制问题”的解释性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了“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 集权与分权”等许多重要问题。在谈到分权的意义时，他说：“我们的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即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有力量，在集中指导下发扬广泛民主，才能发扬得好。这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相反相成的，不会发生解决不了的矛盾。多多发扬地方民主，就会大大巩固中央领导。”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地方分权是为了增加生产，而发展地方民主，好象是要“大大巩固中央领导”。这可算是看待地方民主的一种“民主集中制”方式。此外，还有一些当代西方的研究视野。一种叫做现代主义（Modernism）视野，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初级地方民主即乡村选举；第二种是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视野，有这种视野的人认为，搞乡村选举是当局从农村开始追求统治合法性的一种努力；第三种是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视野，它感兴趣的是乡村选举与村民依法抗争以及政治民主意识觉醒的关系。
1997年5月，关心中国政治前途的海外中国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行“两岸地方基层民主研讨会”，郑永年博士为该会写了一个出色的纪要：《地方民主、国家建设与中国政治发展模式: 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现实估计》。关于村民自治和乡村民主选举，会议认为，“建立这种新制度是为了填补旧制度解体后的真空”， 摆脱“在农村陷入‘干部短缺’的困境”。看上去，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视野好象是制度主义的。
纪要也讨论了分权与民主的关系，但它倾向于认为，分权对于民主化的作用是消极的：“在分权过程中，由于地方官员垄断了很多政治经济权力，他们变成许许多多的地方小‘皇帝’。这些小‘皇帝’不仅设立了本地的法律和政府条规，同时还设法抑制中央政府在本地的影响力。结果，中央政府的政策很难深入基层，或者政策下达基层时已经变了样。这种现象被中国的一些学者称为‘中国的再封建化’。” 这个观点和本节开头所引的秦晖先生的看法不谋而合。
显而易见，本文作者关于中国地方民主的视野，与上文引述的几种视野不同。关于分权与民主的关系，本文的基本逻辑是：要全国民主，必须先向地方分权；要防止分权割据，必须紧接着发展地方民主。这是一种政治改革的战略视野：分权是启动全国民主化的一个战略步骤，而发展地方民主是制度化分权的一个战略步骤。
那么，如何发展地方民主呢？决策层已经在借鉴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以我之见，还要继续借鉴。已经借鉴的是乡村自治与村民选举，要继续借鉴的是股份化改革措施。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联产承包；政治改革也从农村开始，乡村自治。联产承包就是经济自治，乡村自治就是政治“承包”。经济改革进城搞的是股份化，产权股份化；政治改革进城也要搞股份化，主权股份化。
改革前，我国的产权和主权有很多类似之处。产权是公有制，主体是全民所有制；主权也是公有制，法律上都是全民所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财产和所有权力都属于人民。由于国家太大，人民既不能直接管理财产，也不能直接管理主权，都委托国家管理，于是便有了国有制产权与国有制主权。
国有企业是经营国有资产的，政府是经营国有主权的。国有企业有中央国营和地方国营之分，政府也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分。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造的实质，是还产权与人民，让职工成为股民。主权股份化的实质，是还主权与人民，让主人成为公民。国有企业股份化从基层流通企业开始，逐步向全国性的工业、通信业和金融业推进；国有股从绝对控股到相对控股，再到不控股或完全退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产权变革不仅要平稳，还要促进经济增长。主权股份化也应当这样，从乡村开始，其次到县一级，再到地市一级，最后到省一级。每级首脑的候选人，开始全部由上级提出，数年后提出三分之二（绝对控股），再数年后提出二分之一（相对控股），然后逐步让选民自己提出候选人。
这样一种改革，从外围缓慢向中心波及，就象倒过来放的涟漪录象，所以叫做倒涟漪效应的渐进改革。由于篇幅和所承担任务的限制，本文对此难以深入探讨，如有必要，另文再议。

七，明确总统制

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民主跟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使中国面临这样一种情境：旧政治体制的凝聚力下降，新政治体制的凝聚力未生。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国家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受到威胁。政治操作的平衡性原理要求在国家的离心力增加时，开发出新的向心力资源，以确保政治结构转型的安全和平稳。这个新的向心力资源，在我看来，就是在中国明确实行总统制。这项建议的含义是：在地方权力垂直分散时，中央权力要在平面上集中。
我国旧政治体制有一个特点：权力垂直集中，即下级权力向上级集中，全党全国权力向中央集中；在同一个决策平面上，除了少数独裁能力强的人，如毛泽东等人当政外，权力是分散的。因为党集中所有权力，而党的领导体制是委员会制，它的极端分散形式，就是胡耀邦前总书记所说的“一票否决制”，有点象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会议。实行总统制的实质，就是把中央“一票否决制”的委员会决策机制，转变为元首决策机制，也就是总统制，用权力的制度化集中替代委员会内部不规范权力斗争。
所谓总统制，指的“是一种以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为特征的政治制度。这个术语通常用来与议会制相对照。” 总统制与议会制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区别：第一，在议会制下，内阁首脑（他或她有各种不同的行政头衔）和他或她的内阁对议会负责，他们依赖于议会的信任，议会能够通过不信任投票解散内阁；而在总统制下，当选的政府首脑（即总统）有宪法规定的任期，议会通常不能通过不信任投票迫使他辞职。第二，总统是通过普选产生的，直接普选或通过普选出来的选举团来选举，而议会制下的总理，则由议会挑选。第三，议会制下的决策人或执政者是整个内阁，是一群人，总统制下的决策人只有总统一个人。
根据阿伦德•利普哈特的研究，世界上实行议会制的国家要远远多于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在他选取的36个民主国家的样本里，30个国家实行议会制，只有5个国家实行总统制。在辛亥革命的制度选择时期，我国的政治思想家也大多主张中国实行议会制政体，虽然孙中山有点摇摆，宋教仁却立场坚定。有个叫毕厚的，于1913年10月在《政法杂志》上撰文，主张责任内阁制，反对责任总统制，在他看来，“盖元首负责任，有害国家之安固，在君主国逼退君位而不得，必酿成革命；在民主国则总统频易，易陷于无政府。” 同年，有人在《言治》杂志上发表题为《内阁制与总统制》的文章，从学理上、历史上、国情上和事实上论证内阁制优于总统制。
政体讨论的汛期中断了近一个世纪后，最近开始出现涓涓细流。民间思想界在民主宪政问题上慢慢有了点共识，便在不同模式民主政体的选择上出现了分歧，这是件好事。有人歌颂直接民主，有人推崇间接民主；有人主张中央集权制民主，有人坚持联邦制或地方分权制民主；有人欣赏议会制民主，有人举荐总统制民主。多年生活在美国的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胡平先生就认为“中国宜采用内阁制”。 他一共列举了13项理由来论证“内阁制比总统制更为优越”。
他讨论问题的方式，就象偏爱旗袍的人在历数旗袍优越于连衣裙的种种长处。而事实上，政体犹如衣服，不能离开具体个人的个性或特定国家的国情来讨论其优劣。如果问题真象胡平先生所见识的那样，那怎么理解美国当年的国父们要为美国挑选一件象胡平那样的明眼人一看就等而下之的总统制“牛仔服”？俄国总统普京又为什么在最近要再次申明：今天的俄罗斯只能实行总统制，任何其他的国家管理方式都是不能接受和危险的？
其实，人们选择什么政治体制，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家的政治状况有关。一般来说，君主立宪成功的国家必定选择议会内阁制，被迫走上革命的国家可能选择总统制。原因很简单，议会是与国王斗争的产物，把主权从国王那里夺到议会，意味着民主的胜利，“意味着一向在法律上作为国王奴仆的政府从属于议会，并且通过议会使它从属于政治上占主人翁地位的国民”。 君主立宪首创于英国，顺理成章，英联邦国家和所有受英国政治强烈影响的国家大多采用议会制政体。
革命成功的国家，一夜之间成了没有国王或皇帝的国家，君主所象征的国民统一性和国家统一性受到威胁，皇权或王权所具有的行政权的稳定性、强有力性和效率性也在丧失。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后出现。不幸的是，法国和中国矫枉过正，拿破仑和袁世凯恢复了帝制，虽然短命，但葬送了革命。美国比较幸运，发明了总统制来履行帝制或王权功能——国家的统一性和行政权的有效性，但没有披上当时已经被历史送入墓穴的帝制尸衣。
其实，政治体制并非轮盘赌局上的骰子，停在某个地方纯属巧合。美国的政治骰子成功地停在总统制的刻度上达200多年，与三个因素有关，首先，美国是个革命成功的国家，没有走上君主立宪的议会制道路；其次，美国是个超大型国家；第三，美国又是个联邦制国家，后两个因素使得美国对中央行政权威的要求比其它非联邦的小国强烈得多，而由于联邦制的张力，总统制又不容易导致中央过分集权。
一般来说，中央集权的民主小国更适合议会制，如果搞总统制，就会使中央集权与行政集权叠加起来，容易向威权体制倾斜，某些南美国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而联邦制的民主大国，更适合总统制，如果搞议会制，地方政治体的离心倾向与议会中的离心倾向易于发生共振，伤害国家的统一性和政治的稳定性，印度共和国可以提供某种借鉴。
因此，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中国必须走分权制民主道路，就应当选择总统制。中国在袁世凯时期没有搞成总统制，是因为搞总统制时，没有同时搞分权制，集权没有分权倾向制衡，结果从总统制滑向了帝制；中国当年也没有搞成联省自治，是因为搞联省自治时，没有有权威的总统，只有军阀割据，分权没有权威制约，最终走向军阀混战。今天的情况不同，分权化的经济改革已基本到位，中共的权威资源没有完全流失。政治分权化改革，可以防止总统过分集权；总统制的明确，也可以防止地方分权削弱国家的统一性。
实际上，分权制—总统制的民主制度，不仅是中国政治现实的需要，也是人类政治理想的制度性均衡。权威、自由与平等，从来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三种美好的政治价值，但它们象鱼与熊掌一样，难以兼得。历史上，君主制满足人类对权威的需要，贵族制体现的是自由的价值，尤其是消极自由的价值，直接民主的平民政体则把平等置于优先地位。只有分权—总统制民主政体能够兼得这三种价值：总统代表权威，纵向地方分权和横向三权分立保障自由，公民普遍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体现平等 。
历史不容许假设。如果容许的话，我想知道的是，假如当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主张内阁制而不是总统制，而把总统宝座“禅让”给袁世凯时同意总统制而不是坚持内阁制，中国的共和历史是否会改写？
获普利策奖的《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们》一书的作者约瑟夫•J•埃利斯在谈到美国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与伯尔为何为荣誉而决斗时说：“荣誉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品格是重要的。而品格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美国的共和政府实验的命运，还维系在具有道德风范的领袖能够存活下去这一点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共和政府实验和中国共和政府实验结果上的差异，来源于它们的奠基人品格上的差异。这是因为，制度创立时期，人格决定制度；制度完善时期，制度规范人格。这就是制度与人的关系。一个在创制时期拥有一个象华盛顿那样道德完美的政治领袖的民族是有福的。我们不苛责前人，但我们有厚望于后人焉。象中国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圣人人格修养的国度，具有伟大人格的政治家不可能象恐龙那样永远绝迹。



2003年3月至6月草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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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火车站黑恶势力操纵下的利益博弈

"广州火车站22年之乱?打败日本鬼子才用八年。谁之罪?"--a random comment from sina forum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1日00:44 南方都市报
多年来，广州火车站留给人们的印象怎一个乱字了得。人们总是在追问：一个严重影响城市形象的地方，就没有人管得了吗？

　　不能说领导不重视，对于广州火车站乃至流花地区的治理问题，李长春、黄华华都曾直接过问；不能说警方动作不大，翻开历年的报纸，关于流花地区整治的报道连篇累牍。
　　而流花地区就如身染沉疴的病人，其根治非一日、一时之功。22年的整治经验一再表明，短期的治安效果难以持久，整顿过后每每死灰复燃。

　　原因何在？记者调查发现，在处于三区交界地带归属复杂的流花地区，“背包党”的活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因为巨额利益的驱动，他们又“前赴后继”。与此同时，运动式的管理模式和法制的缺失，导致了整治上的被动和无力。而其背后是否存在保护伞，也再度被打上了沉重的问号…… 　打击十余年，什么最棘手？

　　“背包党”的分摊学让警方有些无可奈何，面对人均诈骗金额只有几百元的“背包党”，警方似乎除了“传唤”就别无他法。

　　“背包党”何以如此有恃无恐地在广州火车站大规模拉客行骗呢？一名野鸡车司机给记者上了一堂分摊理论课。

　　野鸡车司机阿文(化名)说，这个骗局做得太好了，让法律根本追究不到什么：上面的头头可能都有上千万元资产，每天都能挣到两三万元。如果是由一个人从一个单位诈骗到这么多钱，可能要掉脑袋，但如果分配到很多人头上，一人骗300元，另一人骗500元，人多了嘛，分下去就已经没什么了。警察抓到一个人，骗了别人500元，能判什么刑？即使追究到头头那里，也就一两个人，最多一两千元就了不起了。“公安其实抓过很多次了，抓不到什么证据，抓了不多久也得放掉。”

　　对于“背包党”，群众恨得咬牙切齿，“为什么不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呢？”警方则认为，由于受骗者大多是外地人，他们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肯指认，民警依法办事，却出现取证难的问题，受害人不肯出来指认，只凭单方面的证据很难查处。揭黑者陈涛(化名)也表示，“以前也被警察抓过，次数还不算少，不过干这行其实危险性不大，就算拉客时给抓了，最多也是关12小时就放出来了。”

　　对此，民警也多少有些无奈，“因为怕自己本事不够，我们就去找市公安局法制办。结果他们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法条，最后发现对付‘背包党’只有用‘传唤’办法。”

　　然而，“传唤”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传唤其实只是以时间换空间”，火车站广场一位黄姓便衣警察告诉记者，十几年来，警方一般都在列车进站高峰期前便开始对“背包党”、出售假币等相关嫌疑人进行传唤，从而使其错过骗人高峰期。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传唤时间一般不得超过24小时。况且，就人数比例来看，火车站的民警远远不如“背包党”多，因此，传唤中间常有人漏网。

　　一名警察无奈地说，“其实，我们更愿意看到他(‘背包党’)骗了人，又抢别人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拘留他。治安拘留两次，就能送劳教，关上3年。可是送劳教，我们也有自己的考量。毕竟现在劳教争议很大。”该名警察还表示，明年3月1日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背包党”等问题的规定也很少。

　　由于无法可依，警方单靠“传唤”这把斧子很难对付得了“背包党”。一线民警担心，广州火车站的“背包党”有一天也可能出现在其他地方，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希望市公安局、省公安厅、公安部相关部门尽快研究合法对策。

　　火车站帮派，有无保护伞？

　　多方面的迹象表明：流花地区存在黑恶势力操纵下的利益博弈。“利益的驱动使某些部门的领导丧失原则，最终导致各自为政。”

　　盘踞十余年，尽管清查行动如浪潮一般接踵而至，“背包党”却如浪涛中的一叶扁舟，始终未被彻底打沉。他们没有放弃流花地区这块主要阵地，在大多数的日子里，他们依旧“前赴后继”地拉客行骗，甚至“顶风作案”。他们为什么不惧清查？

　　从目前调查到的情况来看，这种现象的存在首先与“背包党”受到的巨大经济利益诱惑不可分割。“背包党”成员陈涛曾说，野鸡车站点的车费比正规车站贵上好几倍，像东莞深圳珠海这些地方都是近百元，远一点的还要多。平均下来，普通成员一天都能赚上二三百元，月收入高的甚至可以赚上万元，“我认识干这行最长的一个是15年，现在已经有100多万元的身家”。

　　一名拉客仔的收入已经令人咋舌，坐享巨利的黑老大又有多少进账呢？记者初略算了一笔账：按广铁警方和越秀区公安分局估计，在火车站周边坑蒙拐骗的3000多人中，大约有800人是“背包党”，若每天骗2人，以一名乘客被骗100元为基数估算，年骗总金额就已超过1亿元。而以陈涛所揭露的“背包党”人数为2000人计算，“背包党”的年骗总金额就可达近3亿元。黑老大至少获利数千万元。

　　滚滚而来的黑钱，不仅让“背包党”们前赴后继，也成为他们打通关节的关键。长期在站西服装城做批发生意的阿明(化名)认为，“‘背包党’在这里生存了这么久，每天骗倒成千上百名旅客，钞票也大把大把落入口袋里。他们的行为警察肯定知道，其中有些警察收了黑钱，成为他们的保护伞”。作为局外人，阿明因工作地点的缘故，必须每天目睹无数双受骗流泪的眼睛，但“背包党”团伙人多势众，他害怕遭遇报复，不敢提醒旅客不要上当。

　　而在“背包党”成员陈涛眼中，黑老大的势力确实庞大，能耐也不小，“听说有个马仔被抓判了10年刑，老大用10万元就把他保出来了”，“如果遇到大规模的检查行动，老大会让人提前给我们打招呼，那几天就可以放假。”

　　针对这些流言，火车站执勤民警表示，不管是真是假，火车站附近几个派出所的领导、民警一定要常轮岗。因为附近除了有火车站之外，还有数个批发市场等大型经济场所，市公安局应尽快想办法从制度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同时，目前火车站民警缺乏，建议新民警或要提拔的领导多来火车站执勤，也可监督火车站民警。

　　种种迹象表明，“背包党”横行的流花地区存在黑恶势力操纵下的利益博弈。2000年5月28日，时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的陈开枝曾就流花地区整治问题接受广东电视台记者采访，他坦言，火车站地区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是管理混乱。

　　陈开枝直言：“(火车站)每次整治都阻力重重，地方政府与铁路部门难有共识，整治大多敷衍了事，过后故态复萌，这是因为有黑恶势力在背后操纵。”他说，在火车站地区存在极大的黑恶势力，这些黑恶势力已渗透到很多部门，他们相互利用，相互勾结，致使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无法得到彻底根治。　　

　　陈开枝指出，利益的驱动使某些部门的领导丧失原则，最终导致各自为政。火车站地区已成为某些部门利益相争之地，不仅养活了一批人，养肥了一批人，也养坏了一批人，养坏的这批人把这个地方搞得乱七八糟。

　　陈开枝所言并非没有事实依据。从1983年至今，政府部门在火车站的清查行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但这里始终帮派林立，犯罪活动猖獗。有些帮派刚被摧毁，新帮派又出现了。这一现象，时不时在人们心中留下疑点。

　　多区交界地，合力成难题？

　　火车站除了地处越秀、荔湾、白云三区交界外，还属铁路部门管理，1993年该处曾实施过分四区管理制度，但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一名知情者称，“背包党”聚集流花地区，因为这里是通往珠三角地区的一个中转站。在“背包党”的眼中，在滚滚而来的南下打工大潮中，有着大量可宰割的“羔羊”。而这是广州市内其他客运站点及外地的火车站都不具备的“优势”。

　　流花地区地处越秀、荔湾、白云三区交界，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其归属也较为复杂。而广州火车站除了地处三区交界外，还由铁路部门掌控。

　　1993年8月16日，火车站广场开始实施分四区管理的制度。令人遗憾的是，实行分区管理的手段被事实证明是失败的举措。广州火车站前30米台阶地段一直以来类似于铁路部门与地方的“三八线”，这一块被铁栏杆围起的地区，却是火车站广场最混乱之地，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抢劫、抢包、打架、斗殴。

　　四区管理始终没能形成合力，有警务人员表示，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区域的所属单位或地区之间的管理工作并不协调。例如，当地方对火车站广场进行整治时，盲流就拥进30米台阶暂避；铁路严厉打击犯罪时，盲流又一窝蜂逃出30米台阶，市政府一位官员将其形容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不得已，有关方面于2000年5月将这些栏杆拆除。

　　管理上的混乱给“背包党”提供了便利因素，一名“背包党”成员说，管理的部门虽然多，但大多是“各扫门前雪”，不在管辖区内犯事一般都不会理，有时候还容易出现“踢皮球”的局面。

　　陈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背包党”们在越秀区广州火车站一带行骗，完成任务后又转移“战场”或回到白云区出租屋里，经常是跨区作案。由于各区职能部门分工不同，“背包党”除非是被抓现行，否则很难对他们进行查处。

　　对于这样的难题，政府部门也曾进行过协调。1986年，广州市成立了以越秀区为主的流花地区管委会，但当时是区级单位，所以协调作用不大。至1988年10月27日，市政府下文成立流花地区管委会，为市政府派出机构，代表市政府实施管理职能，但其实它仍是一个协调部门。经过十多年的管理，流花地区的治安、交通、卫生环境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反而呈现日趋恶化的趋势。到2000年，管委会被撤销。

　　有学者认为，火车站最终还是要由人来管理，只有从制度上断绝权力寻租的路径，打破把管理者和利益集团纠缠在一起的利益分配体系，管理上的失控才能避免，火车站才能长治久安。

　　运动式管理，为何不长久？

　　媒体曝光一次打击一次的运动式管理，丧失了常规检查出击的主动性，应急之策就只能是施以重典。解决内部管理弊病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广州火车站和广州东站(广州至深圳、香港等地的始发站)的秩序有天壤之别，除了管理上的差距，有关人士指出，两地乘客构成的不同也是重要原因。相比广州火车站，广州东站的乘客无论是社会地位、经济水平、文化水平、自我保护能力都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可欺负性”就要低得多。正是这样，“背包党”才会群集于广州火车站，依靠低劣的行骗手法不断得手。用陈涛的话说，“我们找的大都是那些穿得不是太干净、气质差一点的人，他们刚从农村出来，没见过世面。”

　　由于缺乏城市现代化经验，政府部门在整治火车站时多少显出了被动、无力与无奈。历来多次的火车站清查，都是经媒体曝光后有关部门所作的回应，报道一次便打击一次。这种运动式的管理和模式，丧失了常规检查出击的主动性，在日趋前进的现代化进程中相对滞后，应急之策就只能是施以重典。

　　对于这样的整治工作，原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忧心忡忡。他说，现在领导压下来了，大家都去整治，小小的火车站出动几千军警的力量，这种管理方式能维持多久？有多少纳税人的钱能够养那批人？那不是长久之计。只有各个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解决内部管理方面的弊病，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事实上，政府部门对于整治流花地区并非没有决心。早在1995年2月11日，时任广州市市长的黎子流视察流花地区时就说：“市政府已经下了决心，全面整顿流花地区秩序，把这一地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窗口。”“对违反有关法规的人，不管后台是谁，都要依法处理。”

　　同年8月，在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市公安局、警备区、武警等有关单位联合执勤，重点整顿流花地区的交通工具。流花地区管委会特意组织由军区警备纠察、武警、公安交警组成的联合执勤队，整治该地区交通秩序。但是，对于广州火车站乃至流花地区，始终没有能从“整治一次，好转一时”的尴尬境地中解脱出来。

　　事实证明，一个城市，一个社会，运动式的管理只能维持一时，而且成本极高。要彻底打击“背包党”，实现长治久安，还必须依赖合理的功能规划和日常的制度建设。这也正是广州火车站广场及周围地区整治十多年来难断根源的原因所在。

　　无论如何，陈涛所揭的黑幕，还是如浪潮般一次次地猛烈冲击人们的视觉神经，外界反响的热度大大超过了记者的想象，达到了近年来的沸点。此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揭黑行为，将“背包党”长期存在的问题清清楚楚地暴露在阳光下，网上网下，打击根治的呐喊像潮水般不断涌来。

　　随着“揪出黑老大”的呼声日渐高涨，政府部门的打击行动目前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媒体报道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固然令人大感欣慰，然而，要彻底铲除长期盘踞在广州火车站乃至流花地区的这颗“毒瘤”，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律师说法

　　按照陈涛的说法，“背包党”其实是一个组织严密、势力庞大的团伙，老大手下有4名带头大哥，分别有打手保护；下面是马仔，十几名马仔控制百多名“背包党”，而光是“背包党”就有近2000人。这个团伙的成员分工明确，“背包党”负责拉客行骗，打手除了保护大哥外，还不失时机地使用暴力手段，对不就范的旅客进行胁迫。

　　9月6日凌晨，记者乔装成外地来穗群众进行暗访时，发现“背包党”以各种理由将旅客骗到一小胡同里的黑售票点，而胡同口有十余名打手聚在一齐负责“看场”。一名电视台记者买了高价票后试图离开，竟遭拳打脚踢。

　　记者多次暗访调查发现，盘踞火车站的“背包党”进行违法活动时通常都不会单打独斗，而是两三个人一起七嘴八舌说得旅客头昏脑胀最终信以为真。

　　广东华安律师事务所主任钟琦认为，“背包党”行骗时间非常长，长期欺霸一方，是典型的集团作案，警方应积极采取行动，一举将这个集团端掉。钟律师同时表示，他个人倾向于一种观点：在这个集团犯罪中，黑老大是主犯，要承担主要法律责任，而其余拉客仔，或是被控制，或是出于金钱因素行骗，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黑势力渗透疑点

　　●1979年至1991年曾在火车站工作的一名警察称，在他任职期间，有警察因收好处费帮野鸡车开脱，受到过纪律处分。

　　●1999年2月8日14时许，广州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唐某某会同治安联防队保安员抓获票贩后敲诈勒索，后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1999年10月中旬，广州市流花公安分局一名民警给本报写了一封举报信，信中举报黑公话背后幕后老板冯小明跟流花地区各部门都很熟络，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2000年，一个自称“在火车站混了10年的票贩子”给本报来信举报：票贩子每个月6日到10日是主动上“税”期，炒票的每人每月向公安交200元。便衣民警每月可收到炒票人的钱8万至10万元，在票厅上班的民警每月可收到炒票人的钱5万元至6万元。

　　●2000年，一名曾在流花公安分局任职的警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巡逻时即使是一个水果摊也不能随便动，因为说不定这个水果摊的主人就能很容易地找到他的领导。

　　●2001年11月14日，周广龙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在审理过程中，第三被告人吴伟东在回答公诉人提问时称，火车站派出所一个姓李的民警每个月都收取6000元保护费。如果火车站派出所有什么清查活动，警察都会事先通知。对此，法院没有最终认定。

　　●2005年3月，本报记者深夜发现北站“野鸡车”站点正在运营，当即拨打110。不到20分钟，现场停放的四辆大型客车、十余辆中巴车和面包车突然发动起来，拉上数十名受骗乘客和“野鸡车”“工作人员”全部逃离现场。21分钟后，当有运政执法人员与记者联系核实现场情况时，“野鸡车”黑站早已“人去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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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运会艺术体操 钟玲专访：裁判说自己是傀儡

钟玲专访：裁判说自己是傀儡 真正责任在个别领导
http://sports.sina.com.cn 2005年09月21日09:40 《足球·劲体育》

记者王伟报道 在十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比赛中引发争议的钟玲，目前已经回到了北京，不过可怕的“冠军内定”梦魇依然围绕着她，9月20下午当与钟玲连线时她仍然在说着十运会上发生的事情，她说在国际上我们吃亏都忍了，在国内再吃被算计的哑巴亏是最不能容忍的！
　　裁判说自己只是傀儡
　　《劲体育》：你说自己这次十运会中吃了裁判的亏，当时是裁判员误判的吗？
　　钟玲：不能这么说，其实中国艺术体操界的裁判员都说自己是傀儡，他们说自己根本是没用的，关键都要看上面领导的脸色行事。这真是难为这些裁判了，因为他们也是为别人打工的，呵呵。
　　国家体育总局明确说要打击比赛场上的不良作风，难道这样的措施都没有威慑力？
　　这个我还没太多印象，不过我倒是真希望上面的领导能真正出面来管管赛场的不正之风，不然到了出大事时就不好管了！
　　现在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反映很大吗？
　　当然。其实在地方队中反映这样的不正常问题和不正之风的呼声已经很高了。不过这次我只是说了几句就产生这样的大反响和关注，我觉得非常意外，也许是因为我在该项目上比较有名，大家还记得我，所以才这样关注我，要是别的不知名的队员受到委屈了，那可能就不了了之了。我只是想把这种现象和事实说出来，没有别的意思，我不想让观众更长时间地受到蒙蔽。因为大多数观众是不懂这个项目规则的，但他们有时候也看不懂为什么做得好的却拿不到冠军。
　　真正的责任在个别领导
　　为什么观众为受到蒙蔽呢？
　　观众是最可爱的，当我没拿到这次比赛的金牌时有观众就安慰我，可是我能说什么呢？因为许多东西是说都说不清楚的。
　　你说到连裁判自己都说自己完全是傀儡，那真正能决定冠军的是谁呢？
　　有个别领导有很强的地方观念，她来自沈阳，然后夺冠的就是辽宁的队员，但我的成绩在国际赛场上比夺冠的队员好得多，有人总是说我老了，都23岁了，可是我自己只有22岁，难道老吗？完全可以打08奥运会啊，可是现在这种伤心的事情发生后我决定退役，现在确实是我最难过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裁判员说自己是傀儡是对的，他们要看上面人的指示来做事情，裁判能到赛场执法也要有艺术体操部的领导推荐啊，我的意思是，不是运动员自己来决定自己成绩，也不是裁判打分决定运动员的成绩，真正决定最后名次的是个别领导啊。
　　出本书都受到阻挠
　　九运会你在深圳拿到艺术体操的冠军，亚运会你又为中国拿到冠军，在你成长的过程中肯定吃了不少苦吧？
　　当然，伤病到现在还在侵袭着我，这是家常便饭了，我的体育生涯可以说是大起大落。我十岁多的时候就从广东的湛江到北京了，现在已经10年多过去了，我们这样的运动员肯定付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辛苦。
　　辛苦多了，怎么这次一下子吐出这么多“苦水”啊？
　　其实到现在为止有一件事情我仍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的一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个别领导阻挠我，说什么奥运冠军都没出书你亚运冠军出什么书啊？其实那本书不是写我的，而是写整个艺术体操的，后来还不让我们开发布会，这都是为什么呢？个别人凭什么不让我出书啊？
　　你是不是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啊？
　　也不是没有处理好，当时我找体操管理中心主任高健为书做的序言。可能是没有什么好的事情找主管的个别领导才导致后来的结果吧。也许这就是生活当中所说的办公室政治吧。
　　你参加了九运会并且拿到冠军，当年也会有黑哨或者其他因素吗？
　　九运会的时候还不是那么严重，而且当时基本上我是一枝独秀，辽宁队的不少队员还没有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国内没有谁可以和我争的。说心里话我真没有在裁判方面得到什么好处，我的经历基本上是一点一点起来的。
　　那你觉得自己这次表现好吗？
　　说真的，我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表现得这么好，但还是拿不了最后的冠军。其实早在一个月前我的教练就告诉我不要参加这次
十运会了，因为比赛的结果早就定了，我肯定拿不了冠军，我的教练怕我受到伤害，但我为了广西的利益还是想争一争，即使我自己也相信我表现得再好也拿不了最后的冠军，但我还抱着一种幻想，从比赛的第一跳开始我就明白了，冠军已经定好了，不是我。
　　其实我也不奢望必须要拿到十运会的金牌，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在个别领导的嘴里能说出艺术体操不可能卫冕冠军的话，这样的领导是不是太模式化了，这不是明摆着乱来吗？！
　　有领导希望我能继续
　　有报道说十运会比赛的时候你被打低分你们队的领队起初想要申诉，后来有关人士说要是申诉可能连第三名都拿不到了，有这个事情吗？
　　有，不过我也是听别人对我说的，这个事情广西方面是比较清楚的，这段时间他们可能要把相关情况向体育总局汇报吧。
　　在国际赛场上你吃过亏？
　　当然吃过，有一次大型国际赛事我们本来可以获得第5名，可后来因为裁判因素没办法被挤到了第6位。其实，艺术体操这个项目是有人来打分的项目，本来就存在一定的争议，我们在国际赛场上吃亏就算了，要是在国内赛场上再吃这样的亏是最不能容忍的！
　　你对自己这次说过的话后悔吗？
　　不会。我已经决定退役了，不过这两天有关领导希望我能再坚持下去，说我还不到退役的时候。说句心里话，我能说这么多不是想刻意针对谁，当然我将来还会在这个圈子里工作，我只是希望运动员能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参加比赛，让观众们能看到更为真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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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ing photos from Chinatimes today

男同志性愛手冊(2005/09/20)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費時一年撰寫編排台灣第一本男同志安全性行為衛教手冊：《男同志性愛達人完全作愛手冊》，20日下午將舉辦新書發表會，希望增進男同志對安全性行為的知識及自我保護；此手冊可在全台男同志的消費場所免費索取。（王錦河攝）Translation: The ultimate skillful love-making manual distributed by gay Taiwanese hotline consulting association 立院 舉「牌」大戰(2005/09/20)在行政院長謝長廷上台施政報告並備詢前，國、親兩黨立委將「全民公審」、「反貪污」的標語牌插在坐位上表達不滿，民進黨立委則拉起「反紅衛兵」紙條反制。（姚志平攝） Before the prime minister of Taiwan give the reports o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to the congress, some congressmen put on the slogan:"The public trial by our people"一定要那麼暴力嗎？(2005/09/21)台北市議會２０日進行市政總質詢，民進黨議員進行議事杯葛，與護航的國民黨議員發生數次拉扯，國民黨議員楊實秋（左）和民進黨議員劉耀仁（右）互相拉扯衣領。（洪聖飛攝） The fight in the local parliament of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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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ted: psychopaths to make a killing in the markets".

September 21, 2005

Such an ad will not be appearing in the world's press any time soon, but it may have a ring of truth after research revealed the best wheeler-dealers could be "functional psychopaths".

A team of US scientists has found the emotionally impaired are more willing to gamble for high stakes and that people with brain damage may make good financial decisions, The Times reported on Monday.

In a study of investors' behaviour, 41 people with normal IQs were asked to play a simple investment game. Fifteen of the group had suffered lesions on the areas of the brain that affect emotions.

The result was those with brain damage outperformed those without.

The scientists found emotions led some of the group to avoid risks even when the potential benefits far outweighed the losses, a phenomenon known as myopic loss aversion.

One of the researchers, Antione Bechara,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neur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said the best stockmarket investors might plausibly be called "functional psychopaths" .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Her fellow author Baba Shiv, of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aid many company chiefs and top lawyers might also show they share the same trait.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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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的天空

星期一, 九月 19, 2005
作者：李开复

又踏上北京机场的土地，看到雨后灿烂的天空，感觉真好。就像我最近的两个月中，经过了一阵狂风暴雨，让我更能珍惜雨后美好的天空。

其实这次的“狂风暴雨”让我非常惊讶，因为我的“跳槽”在我看来是那么的简单：我想回国做点事情，我想离中国蓬勃的脉搏更近一些，Google提出了让我振奋的回国机会，于是我就加入了Google想回到中国。再也简单不过的换工作而已。许多误解，下面已经澄清，我这里就不多说了。我想现在最简单的事实就是：
我已经开始在Google上班，我已经回到中国。

记得五月底在Google第一次见到Google 两位创始人Larry和Sergey时，
他们问我:“你来Google想做什么？”
我说：“第一，把高深的技术做成任何人都使用，造福整个社会。”
他们很高兴地说：“这正是我们在Google要做的。”
我说：“第二，培养最优秀的中国学生，提供环境让他们真正发挥他们的潜力。”
他们更高兴地说：“太好了，这也是我们在Google要做的。”

在做这两件事情之前，最重要的第一步是：招聘。所以，下面几个月，我将专注在Google 中国的招聘工作上。

优秀的中国学生为什么要来?Google 工作？我曾经在我写的文章《追随我心的选择》(googleandchina.htm)中谈到我选择Google的理由。这些理由我认为对任何人都应该有吸引力。但是，对于中国的申请者，我想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上面提到的我向两位创始人承诺的“培养优秀的中国学生，让他们真正发挥他们的潜力”。

记得在“开复学生网”(www.kaifulee.com)，有位学生曾经问我找工作时要注意什么？我的回答是：

“挑选工作时，不要只看待遇和职衔，要挑一个你能够学习的环境，一个愿意培养员工的企业，一个重视你的专业的公司。最后，要挑一个好老板。”

对于这几点：我希望并且相信，在Google这样的公司，我们都能做到最好：

学习：Google是一个能够让你不断学习的环境，里面有许多世界一流的专家（像刚加入的发明Internet的Vinton Cerf博士，发明Internet搜索的Louis Monier，还有多位将从总部回国的资深中国工程师）。公司没有咄咄逼人的老板，只有真诚的团队精神和乐于助人的同事。公司鼓励员工自由发展、学习，每人都可以花20%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或项目。

培养：在中国，我们绝不是要做低层次的外包，而是要培养最优秀的软件工程师。我将亲自培养50名世界一流的架构师和程序员。我会根据我新书里“做最好的自己”的理念，设计一系列培养的计划，范围包括英语、情商、自信、沟通、技术、公司文化．．．我会亲自帮每一位员工量身设计，做一份职业规划和培养计划, 找一位适合的资深导师（可能在中国，也可能在美国）。每位员工都有机会在适当时机到美国硅谷总部学习。

专业：有些人说科班出身的计算机科学毕业生不好找事，因为业界的需要都是应用软件。但是，Google是不同的。无论你爱好操作系统、网络协议、并行计算或算法等等，在Google都能够发挥，因为我们一切都是自己动手。有人说Google是“动手者的天堂”，也有人说Google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盈利的“计算机科学研究院，把世界当作实验室。”

好上司：我对自己的期望是：不只是做一个“好上司”，更要做一个“好老师”。不过也许我这么说自己不够客观。所以，你为什么不自己来面试，决定我是不是好上司和好老师呢？

我们即将开通Google 中国的招聘网站（http://www.google.com/chinajobs），欢迎大家关注，欢迎应届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申请，也欢迎业界有经验的软件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申请。对了，如果你认识很好的厨师，也欢迎介绍！

最后想说一句，雨过天晴，我跟大家一起期待在中国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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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生李敖究竟是否有才无德

萧孟能曾经是李敖的老板、战友，其父是国民党元老、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但萧孟能、李敖二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反目成仇。萧孟能晚年定居上海，于今年7月去世。临死前，萧孟能与范泓述说前尘往事，认定李敖是一个“有才无德”的人———不择手段地侵吞了萧的数百万元财物，又把“文星”的成功说成一己之功。记者出身的南京学者范泓、“文星”前核心人物之一齐以正先生分别撰文，让我们听到了对那段历史的另一种解读。兼听则明，读者不妨与李敖笔下的叙述相互印证，以求真相——


　　20世纪60年代期间的萧孟能(右）与李敖情同手足　




　　[公案一]　李敖、萧孟能：谁成就了谁？


　　作者：范泓


　　2004年7月23日中午12时，当年《文星》老板萧孟能因心肺衰竭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去世，终年84岁。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三个多月前，萧先生还在上海寓所接受了我对他的采访。当时萧先生不停地在吸着氧，却兴致不减，对我这位大陆记者历数当年《文星》的悠悠往事，其中有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人物，就是曾经“情同手足”后来却“反目为仇”的李敖其人。

　　与此间在两岸三地日渐走红的李敖相比，萧孟能并不为大陆读者所熟知。然而，对台湾的读者来说，当年《文星》老板萧孟能却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且不说《文星》“把从闭塞思想出身的中国民众，导向现代开明思想的主流”（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语），单就李敖而言，倘若没有萧孟能当年“礼贤下士”，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个“睥睨一世”的李敖。李敖在回忆录中也承认：“萧孟能的长处是能欣赏人才”。然而，李敖却又对《文星》鹊巢鸠占，声称“没有李敖，就没有文星”，并以“救世主”自居，这种“单边叙事”不幸遮蔽了历史的真相。我对萧孟能的采访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清醒的声音”，对大陆读者来说，至少可以听到另一种不同的表述，同时也是萧孟能对自己及当年《文星》的一种交待。

　　李敖抹煞“文星”前四年是不对的

　　萧孟能逝世五天后，李敖在香港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栏目中对此作出了最快反应。他说：“我看了报纸，说《文星》创办人萧孟能病逝上海，萧孟能对一般人来说，他是一个历史的记忆，因为自从《文星》结束了以后，他等于退出江湖，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当年一起在‘文星’拼，一起在‘文星’奋斗，直到《文星》杂志被蒋介石下令关闭，直到‘文星书店’也被蒋介石下令关闭。这段历史对很多人说起来，已经很遥远了……萧孟能比我大14岁，我明年就是整70了，所以呢，我再不说没有人能够更仔细的说出这一段历史。”尽管如此，李敖在电视上所说，与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毫无二致，并无什么新鲜之处，“《文星》杂志当年办的什么杂志呢？……虽然它标榜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可是在我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思想，直到我进去才有变化。所以呢，从‘文星书店’到《文星》杂志来看，虽然书店办了十年，杂志办了近五年，可是在李敖没有去以前，那个书店是个烂书店，这个杂志是默默无闻的杂志，直到我出现了一切才改观，一个新的萧孟能才出现……”这一段轻狂之语，让我们再次领教李敖不可一世的跋扈性格。

　　事实上，在李敖远未成名之前，《文星》并非就是一本“默默无闻的杂志”。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就说过：“何凡、林海音、陈立峰三人合作无间，果然《文星》一问世就颇获好评。《文星》杂志是个计划性的杂志，每期他们把拟好的稿子像菜单一样开列出来，大致上由‘眼勤、手勤、口勤’的陈立峰出面去邀稿，何凡负责搜集资料及看稿撰稿，林海音则负责编文艺篇幅及校核。……因此当时《文星》每一期自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计划产生的，是很新的风格……”《文星》月刊于1957年11月5日正式创刊，标榜“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著名新闻人叶明勋担任发行人，萧孟能亲任社长，主要编辑包括何凡（夏承楹）、林海音（林含英）、小鲁（陈立峰）等人，何凡即林海音的丈夫。在我的采访中，萧孟能一再强调：“李敖说在他没来的头四年，《文星》是不算的，这一点是太过分了，何凡主编的那四年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文星》创刊不久便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成舍我的狗年谈新闻自由，为当局不惜，甚至有人批评我们是新亡国主义者……”。“文星从第51期开始刊登大手笔的批判文章。但李敖夸说《文星》是从他开始的，把何凡主编的四年完全抹煞，这是不对的。何凡固然是缺少冲劲及批判勇气，但是《文星》的前四年，对于知识分子与青年人来说，在当时的环境下，比起其它杂志，它的作风还是比较特殊的，受欢迎的，它的内容跟别的杂志是不一样的。为了迁就当时的政治压力，在那四年当中，比较有分量的，带一点批判性的稿子，几乎都是我所安排的……”

　　《文星》创刊之时，李敖正在台大历史系读书，是大三的学生。虽然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第十六卷第五期上发表过一篇少作《从读〈胡适文存〉说起》，但仍是一个“蓄势待发的穷小子”。

萧孟能如何发掘出李敖？

　　1961年11月1日，即《文星》第四年，李敖在第49期上发表那篇充满霸气的成名作《老年人与棒子》。不过，在这成名的背后，却有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此人正是《文星》老板萧孟能。四十多年后，从萧孟能晚年谈话中，我们仍可感受到当年他对这位小于自己14岁的年轻人“礼贤下士”的自得心情。他这样回忆：“对第一次见到的特好文章的作者，在刊登以前，我都要亲自去找作者见面谈谈，对作者的背景和工作情形，作一番了解。我去新店找李敖，发现他原来是台大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只有二十多岁，住在房东墙外搭的一个长形斜顶的棚子里，生活相当清苦。《老年人与棒子》发表之后，李敖又继续写了几篇文章。当时我深为他的见识、文采、风度、谈吐所吸引，心想从事文化出版这一行就是需要这样的人才……”

　　这一年李敖26岁，刚退伍不久，已考上台大历史研究所研究生，并与朋友王尚义的美人妹妹王尚勤同居在一起。对于这一次会面，无论是萧孟能抑或李敖，事实上都是双方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笔，两人公私之谊自此肇始，并成为“肝胆挚友”。李敖个人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再也不必去当铺典掉自己的裤子。为了这件事，李敖曾给胡适写过信，胡适即给他寄去1000元支票；李敖的导师姚从吾也给了1000元，同时委请历史学家吴相湘推荐李敖去罗家伦、陶希圣所主持的“开国文献会”做事。萧孟能当时就问李敖，能否在不放弃研究生学业的前提下到文星书店来负责一些编务工作，李敖不仅接受了，还把台大研究生给停了。萧孟能认为李敖“之所以如此快地答应，是我预先给了他一笔钱，以改善他的生活及经济上的困境，让他无后顾之忧。此时‘文献会’也要聘请他，他跟我商量，现在好不好先到‘文献会’上班工作一段时间，他告诉我到‘文献会’有什么好处。我当然同意，他就进了‘文献会’，住在会中，几个月之后，我给他租了一层楼（四楼的公寓，离我家不远）让他搬出来。从这时起，他的生活条件更大大地改观。”萧孟能办《文星》其实并不嫌钱，只是书店生意渐隆，出手才如此阔绰。萧孟能特别偏爱这位锋芒毕露的年轻人，李敖“与文星关系愈来愈近”（李敖语）。

　　李敖在萧孟能面前“收敛”了19年

　　李敖介入《文星》不久，即发生在台湾激起轩然大波的“中西文化论战”。论战甫起，胡适以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这个突发事件不由分说地将李敖推向了论战的风口浪尖，焦点都集中到了这个“攻击性极强”的年轻人身上。论战不期而至，萧孟能大喜过望，因为《文星》自第25期起，将其编辑方针从“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改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却始终未能找到一个最好的突破口，“李敖来后，与我配合得非常好”。这场论战历时21个月，后来双方以“诽谤罪”互控于法庭而偃旗息鼓。萧孟能显然是站在李敖等人这一边，其中既有《文星》本身办刊理念适时渐变的因素，又有经济上的莫大诱惑。不过，李敖确实不客气，自恃才高，直称“那时候书店已开了十年、杂志已办了五年，可是成绩却很平平。原因很简单：‘文化商人’受格局所限，因而他们虽‘万事俱备’，总是无法突破水准，真正的突破，有赖于‘东风’型的人物，才能达成。无疑的，‘东风’型的人物没有比李敖更合适的，于是，在李敖进入文星以后，杂志变色、书店改观。”

　　萧孟能则说：“李敖也很快地了解我这样一个搞文化事业的人是他的性格里面最合适，再也碰不到的人。我提供园地，他来发挥，他的文章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有人敢登的，真是伯乐与千里马，相辅相成的一个情况。在《文星》结束以前，李敖所有写的文章虽然越来越刻薄又具攻击性，还是不伤大雅的。他发挥言论思想及辩论带一点动人、吸引人的语句，他认为他已经形成的风格，能受读者欢迎。可是到后来是情不自禁地发挥，带着轻薄俏皮，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萧孟能作为《文星》的创办人，在本能上对《文星》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虽然有些话是在四十多年后所说，却能让人感到他对往事的一种求实态度。因为当论战惹出官司之后，《文星》内部出现了分裂。1962年《文星》第58期（8月1日）刊出三则启事，其中一则为发行人叶明勋、主编陈立峰宣布辞职的消息。有人怀疑叶、陈二人突然辞职，是被李敖挤走的，萧孟能则矢口否认，他说：“叶明勋、何凡是自动退出《文星》的。《文星》杂志从来不刊登主编或编辑的姓名，编辑群对外是编辑委员会，但对内有主编。林海音当《联合报》副刊主编时，我请她为《文星》写稿，……她与何凡都不是专职。李敖进《文星》之后，把《文星》的作风改变了。我完全同意他，完全支持他的改变。我办《文星》除了文学、生活、艺术之外，一向对社会、文化采取批判的态度，没有批判的杂志，任何人都可以办，何必要我来办？”在一些人眼中，当年的李敖不过是一个“蓄势待发的穷小子”，萧孟能则是一个“胸罗万象的大出版家”（吴祥辉语），两人惺惺相惜，一拍即合，这才符合历史的真相，所谓“没有李敖，就没有文星”，不过是李敖一种“独白”的传统而已。

　　萧孟能从发掘到培养李敖，给他养分，让他在自己灌溉的土壤中成长壮大，终成大器，并成为中国文坛上的“异数”，既有着时代的机遇，更有着个人的着力。尽管《文星》最终遭致封杀的命运，尽管19年来水乳交融、肝胆相照、同在一条文化战线上打拼的挚友，最后竟以切齿雠仇而终，但萧孟能悔中另有所言：“……他每篇文章我都先看，对于某些措辞，甚至整段文章，我会提供意见，要他考虑修改或者删除，以李敖的自负性格，他居然大都接受，仅有小部分他不愿接受的，也自动加以修改。不但如此，曾经有过两三篇文章，我把它们压下，他也接受了。……我是一个文化推动者，我自己要参与的，所以我不可能没有意见。不过，你是主编人（指李敖），最后你接不接受，考不考虑我，那是你的事情，决定权是你的，讨论之后如果你仍旧要怎么做，怎么决定，我还是尊重你，听你的。这是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如果这一点做不到，为了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珍惜你在文化事业上能够帮我发展，那你最好不要当主编人，免得日后翻脸。这个声明，我事先跟何凡也是这么讲的，何凡的脾气很温和，但我跟李敖是讲得非常严重的，因为我了解他的性格。由于这个君子协定，他的那种霸气，在我面前很收敛不少，至少收敛了19年……”




《文星》创刊号

[公案二]　李敖如何与萧孟能反目成仇？


　　作者：齐以正


　　雄辩滔滔、以自我标榜著称的李敖，大概没有料到，他昔日的老板、不擅高论的萧孟能，竟以死亡重重地给了他当头一击。李先生研读历史，以历史家自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岂能不了然于心，现在是他面对历史之眼的时刻了。今天，人们既因萧氏去世而“追忆”或“重议”他，笔者便不得不谈谈一度是他亲密战友、后期因财务纠纷反目成仇的李敖。

　　萧孟能是中央社创办人萧同兹之子,萧孟能可谓“高干子弟”。但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出版商，和政界无任何关系。1952年他在台北开办文星书店，早期翻印过一些英文教科书，食髓知味，又翻印《大英百科全书》，因而惹来外国书商的抗议连连，曾经大出风头。1957年他创办《文星》杂志，聘请了何凡出任主编，对于西方文艺与民主思潮都以相当篇幅介绍，但销路并非太好，直到1961年，李敖开始投稿《文星》，他文笔矫健、辞锋逼人，受到读者欢迎，《文星》大有起色，惟亦掀起了一场中西文化论战。这场论战后来演变成为人身攻击的笔战，得罪了不少党政要人，埋下日后《文星》被查禁的祸根。李敖蹿红后继陈立峰出任《文星》杂志主编两年（1963至1965年），《文星》杂志亦于1965年12月寿终正寝。

　　后来，李敖因财务纠纷与萧交恶。萧死后，谈论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多，但这一财务纠纷李敖显然不愿提及而时时加以歪曲。


　　据我所知，事件发生在1980年，萧、李曾为此对簿公堂。上个世纪70年代末，萧氏才在台北建成水晶大厦，与人有些债务问题，他又将有远行，深恐债权人乘他外游，将他的资产冻结，乃与李敖商讨。其后，萧孟能接受李敖的建议，将自己保存的一批财物（包括文物和珍藏），和一幢物业的契约等存放在李敖处，这批列入表内的财物从此再没有回到萧的手上。至于那幢物业，只因李当时的妻子、名演员胡因梦拒绝与李敖合作隐瞒真相，才得物归原主。

　　胡因梦自传《死亡与童女之舞》有如下的记述：1980年2月，《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创办人萧孟能突然从智利回到台湾，发现自己托管给李敖的“花园新城房子已经被退租，家具和古董全被搬空，天母‘静庐’也换到胡因梦的名下，委托李敖处理的水晶大厦，更被法院拍卖了”。经多方交涉未果，萧孟能于8月26日以“背信与侵占”为由将李敖告上法庭。而李敖则以“诬告”反讼萧。在这场诉讼与反诉讼中，当时还是李敖妻子的胡因梦，以公正的姿态挺身而出，揭露李敖侵占萧孟能家产的丑恶行径，极力帮助维护萧先生。胡女士更指李敖并非“具有真知灼见又超越名利的侠士”，而只是“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者”，乃“暗自在心中打定了去意”（即和李离婚）。

　　萧、李对簿公堂，在当时是大新闻。这一案件对双方的名声都不利，对以民主斗士自命的李敖尤其不妥，妻子胡因梦在审判中站在原告（萧）的那一边，更令他颜面无光。他在那场官司中初审胜诉二审败诉，被判六个月有期徒刑，也是他第二次入狱。但他日后每提到国民党对他的迫害时总是说自己坐了两次政治监，其实第二次纯是因“背信与侵占”罪成而判刑的。

　　在此后的20年，李敖一直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洗刷这“白圭之玷”，包括写文章和上电视的节目，他总是不厌其详地说第二次判刑是因为政治力量介入才令他打败官司。又一再地表示萧孟能对诬告案同意和解，自承错误，并愿向他（李敖）道歉。但我们看不到萧孟能在哪一份文件上签过字。

　　然后，萧孟能在上海病逝了。7月29日，李敖在他的电视节目中说：“我的老朋友萧孟能死掉了，84岁，死在上海……”倒真像是他有一位老友不幸去世了。10月1日出版的一本香港杂志，有一篇800字短文谈萧先生之死，说他“是因为钱财被骗官司缠身才移居海外”，而他一生憾事即是“与李敖交往19年最后被侵占财产古董、与李敖反目成仇……”言下无认错道歉之意，反而是希望有人把这段往事写出来，“还他（萧）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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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萧孟能的悲情

范泓

对于大陆读者来说，知道萧孟能这个人，更多的应当是缘于李敖的诸多文字或表述。也就是说，有关《文星》以及萧孟能与李敖，已然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人际和事件的链接。在李敖一系列轻狂的表述中——没有李敖，就没有《文星》，这是李敖“先声夺人”的一种方式，而鉴于萧孟能长期以来置身异域，甚至三缄其口，李敖的这种“单边叙事”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定论”。在大陆有关《文星》的文字中，基本上没有脱开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因而历史再一次被人为地遮蔽而让众人无动于衷，至少这时谁也没有想起萧孟能对《文星》或李敖究竟会持何种看法？事实上，萧孟能先生一直有着许多话要说，可他始终未能找到一个较为妥贴的方式。直至今年四月间，我作为大陆（南京）的一名新闻记者，无意间走到了这位八十四岁老人的面前，这时他距离自己的生命之终只有三个多月了——这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在这之前，萧孟能先生曾经多次陷于生命的垂危之中，而每次都能奇迹般地“化险为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面对李敖的“狂妄之语”，心有不甘，因此要顽强地活下去……虽然，我们无法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但萧孟能在最后的弥留之际，其痛苦不堪的心态可见一斑。这时的萧大公子确实“龙钟老态”，风流倜傥早已不复存在，吃着百姓的五谷杂粮，守着全套的《文星》杂志和丛刊，终日与吸氧机为伍，在汩汩复汩汩的吸氧声中撩起前尘往事，仍不肯原谅当年的患难之交李敖——“有才无德啊”，一声长叹，我的录音笔清晰地录下了这句足以穿透时间耳膜的痛言……

就这样，我不期然地成了采访萧孟能先生的最后一位记者。

三个多月后，在美的陶希圣三公子陶恒生先生突然发来一封电子邮件，通知我说：“一个小时(美西上午九时)之前接到王剑芬的电话，萧孟能大哥已于七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因心肺衰竭在医院去世……”这是七月二十四日清晨得到的消息。这一天，我正准备与在西班牙留学的儿子前往山东聊城参观傅斯年先生陈列馆。当即我往上海萧家打了电话，王剑芬女士在电话中向我证实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其语悲伤而低沉，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对于死者的一种不安。因为受萧孟能先生之托，我正在写一本有关《文星》述往以及李敖与萧孟能“反目为仇”的书，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赶在先生去世之前完成，这种遗憾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弥补的了。我是带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上路的，而数月前在上海采访萧先生时的情形始终压迫着自己的心跳：因为当时我就知道，往事并非如烟——这样的话，用在萧孟能身上再恰当不过了。虽然二十多年前他与李敖的那场惊世诉讼早已尘埃落定，但对于萧本人来说，实在是无法轻松地走出这慷慨一生中与老友的恩怨是非，他们不仅纠缠得太深，决裂得也太无情。当年那场轰天诉讼，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胜者。在人生的白云苍狗之中，手足之情也好，忘恩负义也罢，到最后，只有天地良心的对峙才是一场真正的较量。然而，没隔几天，萧先生乃因“呼吸道感染，造成呼吸困难，已入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留院治疗”——这同样是陶恒生先生在电子邮件中传来的消息。我当时不知道萧先生能否挺过生命的这一关，但他晚年惟一的奢望就是能够将当年与李敖打官司的真相在大陆公之于众，这是他的一个心病，也成了最后的寄托。等我第二次到上海时，已无法见到奄奄一息的萧先生了。在上海老沪青平公路一百六十八号久事西郊花园二百三十七号别墅中，在空荡荡的一楼客厅里，只有萧太太王剑芬女士心神不宁地陪着我们（陶恒生先生、江苏文艺出版社副编审孙金荣先生）。我翻阅了许多萧先生私人相簿中尚未发黄的照片，其中有他与前妻朱婉坚女士结婚时的照片，有他与李敖、李放及李敖女友刘会云等人的合影，有李敖为他与王剑芬在石门水库所拍的照片，也有萧孟能与其父萧同兹先生的留影，这些照片的背后流动着萧孟能一生中最为快意、同样也是最为沮伤的诸多情感，只是在向我这位陌生人无声地叙说时，显得有点尴尬。

我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结识后来定居大陆的当年台湾《文星》杂志老板萧孟能先生的。对李敖个人而言，他当年之所以能够在台湾文化界声名鹊起，不能不说与萧孟能的“礼贤下士”有关。套用李敖本人的话来说，这是“萧孟能独具只眼、李敖别有一手的成果”。不过，从萧孟能与李敖相识之交始起，直至后来两人“反目为仇”，整整十九年间无不充塞着许多让人惊诧莫名、扼腕叹息的故事，以致于晚年的萧孟能对此仍耿耿于怀，时常对天长叹，悔之晚矣！面对萧先生晚年的不堪心情，尽管我不断告诫自己必须站在一个公正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上来审视这件曾在台湾岛内引起舆论大哗的“陈年旧事”，但李敖的个人形象在我的内心却产生了不可回避的动摇。与大多数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阅读李敖的人一样，我不否认李敖曾给我的个人阅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尤其是他对国民党威权政治的批判和抗争，使他作为一个体制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赢得了包括大陆读者在内的尊敬和赞扬。一时间，李敖的书遍地开花，正版与盗版竞相出笼，大凡眼下的读书人倘若说自己没有读过李敖的书，或许就是一件咄咄怪事了。不过，李敖的书读得越多，且随着他在电视荧屏上频频抛头露面，会发现一个曾经被我们自认为十分稔熟的李敖原来竟是那样的陌生。一个名叫魏仲华的人针对李敖在凤凰卫视的谈话节目《李敖有话说》，在网上撰文发表自己的锐利看法，他觉得“李敖这人对大陆的认识很无知。他是属于那种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人，对大陆的历史（近代史和现代史）没有深入的了解就乱发表意见。他的这些言论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如果不及时给他揭露，恐怕要害了许多人，无论是台湾或大陆的人。”魏先生在说这般话时几近愤怒了，多少可以反映出当下不少读书人对李敖的一种态度。我的朋友、著名学者谢泳先生也在一篇未刊短文中这样写道：“如果早些年还有人以为李敖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那么现在人们可以放弃这种评价了，李敖是一个怪物，是一个只有在专制社会中才能感到自己存在价值的人，也是一个在自己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对手的人，如果这个对手始终存在，那李敖还有事干，他那些文章，也还有一些读者。而今李敖当年想要的东西，大体上都来了，至少在一个较为现实的社会里，李敖过去迷惑人们的那些小把戏，已经没有人在乎了，李郎才尽了。”而被人称之为“大陆李敖”的青年作家余杰，曾以《李敖的堕落》为题，认为李敖在电视上抛头露面，且对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其政策之判断, “已然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人格。为了利益，他不惜悄悄地出卖自己。这种聪明人的虚伪和无耻，比愚昧更让我感到悲哀”。大陆知识分子对于李敖的批评，我一直持有谨慎的态度。不知从何时起，我已确实不再去读李敖的书了，其理由完全来自于个人：面对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我深感没有宽容就没有未来，也就不愿再被某些所谓的“正义”在精神上所挟持。不过，当某一天，我不经意地出现在整天依赖着吸氧机以维持其生命的萧孟能面前时，从他断断续续、平静而又苦涩的叙事中，我经受了一次灵魂的震惊与折磨。我想，人有时真是经不起细节的推敲，文字与话语的虚妄性无所不在。不仅天才的李敖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往往都是被自己或他人所遮蔽的“复杂的动物”……刹那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由分说地走入了一场友谊裂变之后的恩怨之中，一方是曾经大名鼎鼎的《文星》老板萧孟能，另一方就是“有仇必报”能言善辩的李敖先生，这一夜，我失眠了。

多少年以来，在众多大陆读者眼中，文化狂人李敖的“特立独行”、“侠肝义胆”、“嫉恶如仇”、“嘻笑怒骂”，等等这一切，都使他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异数。有人说，读李敖的文章，“在节击赞叹之余，我也有‘满浮一大白’的欲望”。因此，这样的李敖“曾经是那么的英雄盖世，那么的令人回肠荡气”，甚至有这样的评述：他对胡适的继承，对鲁迅的活用，对独裁专制的批判，对中文句法的嬉弄，都可谓入木三分，加上他的风流名气，坐牢资格，娱民声色，诺贝尔提名声威，在当今中国可谓一代名士，泰山北斗了。应当承认，自李敖的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首次登上大陆以来，时至今日，确实影响了不少热血青年。这对于其人性遭至压抑已久的一代中国人来说，由于李敖的出现，“是在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之时让我们见识什么叫个性和人性，勇气和傲气”，不啻于一道惊人的电闪，让不少人为之怦然心动。由此而观，若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加以定位，李敖其人其文的全部意义恐怕就在于此。但不幸的是，在一个无序的商业化时代，奇才李敖似乎也不能幸免于被人“捧杀与骂杀”的大肆无端炒作之中，而从未回到过大陆的李敖，对此也只能仄仄然隔海相望，未能真正体验到这种从“拍案惊奇”到“庸俗商业”的全过程，于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李敖”出现了，一个“复杂动物”的真貌被人为地遮蔽了，李敖成了被一群人盲目崇拜的偶像。曾几何时，只有同样具备神话色彩的“金庸大侠”才可与之相比肩，亦可谓天下何人不识君了……然而，对于台湾的一些读者以及曾经与李敖相识、相交、相爱，乃至相恨的人来说，同样的一个李敖，从来就不是一个什么“完全李敖”，当人们在赏识其才华肆溢、锋芒毕露的同时，未必不会从更多现实生活的细节中去寻求对李敖的真正体认。至少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下，他们比我们更能接近一个才智超人、刚愎自用、性情吊诡、睚眦必报之人的真实。因此，一个备受争议的李敖实际上更加符合事物的真相或本来的起点，对于大陆读者来说，抑或李敖本人，这才算是公允的。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完人”，李敖亦复如此。

实际上，我正在写的这本书就是对其数十万字的原始资料进行重新解读的一个过程，这是复杂而又困难的，因为萧孟能先生的“忆往谈旧”一如李敖的说法一样，同样亦有着情绪的底色。我无意站在当年诉讼双方的哪一边，更不会由此而作出什么道德上的判断，因为结论本不该在这里出现，而是在广大读者心灵的天平上。同时，作为一个职业记者，其操守告诉自己，我只能这样，而且必须这样。事实上，萧孟能当年诉李敖“背信侵占案”复杂如乱麻，李敖与胡因梦婚姻的破裂多少与此有关。虽然萧孟能在一审后上诉终使李敖坐了六个月的牢，但出狱后的李敖也以同样的方式使萧孟能坐了几个月的监狱，这种牢里来、牢里去的法津诉讼多少使得这两位台湾文化名人一时间成了舆论中的“箭垛式人物”，这大概也是诉讼双方最不情愿所面对的。一晃二十多年过去，萧孟能垂垂老去，李敖也不再年轻，只是泛黄的故事并未随着白驹光阴而“烟飞灰灭”，往事重提，抑或心有不甘，于是成了某个当事人晚年咀嚼的一粒青橄榄，其涩涩之味也让我们这些局外人口舌“生津”，可我们什么也说不出，这毕竟是朋友间的一场大悲剧，其中的恩仇在李敖看来或许颇为“快意”，可我却不这样看。因为，无论是李敖，抑或萧孟能，他们在这场官司之后，双方失去的东西实际上都很多。财产有价，友情无价，其中的冷暖与得失，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诚恳地向萧先生提出查阅他数十年日记的请求，可我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萧先生只是告诉我，他的日记从年轻时一直记录到晚年来大陆定居为止，其中仅缺失一年的，其余大部分完好。对于萧先生来说，这或许是一个“过分”的请求，但为了能够进一步了解他与李敖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些珍贵的日记是再真实、最可靠不过的原始资料了。第二次到上海时，我向王剑芬女士再次提出这一请求，她经过长考，还是委婉地拒绝了我。最终，我只得到了几页萧孟能先生日记的复印件，都是与李敖有关的。可以说，我虽然搜集到了大量的当年萧、李二人对簿公堂的诉讼史料，独缺萧孟能先生的日记，我知道自己这本将要完成的书稿其价值无疑会大打折扣的。

而导致这本书稿迟迟未能完成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无法采访到书中的另一位当事人李敖先生。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我十分愿意能够采访李敖先生，否则，对于这件事的重新表述是不完整的）。萧孟能先生在上海去世后，大陆的媒体几乎没有多少反应，这也在意料之中。王剑芬女士曾打来电话，让我关注一下台湾媒体对此事的报导，这其实不难做到，可我最担心的还是本人对李敖先生的“缺席采访”。在香港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中，李敖对萧先生的去世作出了最快的反应，老友、知名作家邓海南兄特意从青岛打来电话告知谈话内容，李敖在电视上这样说：“我看了报纸，说《文星》创办人萧孟能病逝上海，萧孟能对一般人来说，他是一个历史的记忆，因为自从《文星》结束了以后，他等于退出江湖，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当年一起在‘文星’拼，一起在‘文星’奋斗，直到《文星》杂志被蒋介石下令关闭，直到‘文星书店’也被蒋介石下令关闭。这段历史对很多人说起来，已经很遥远了，可是由于萧孟能以八十四岁的年纪死在上海，重新勾起我的回忆。我觉得中国人民应该知道这一段言论自由被打压的事，我愿意跟大家现身说法谈一谈。萧孟能比我大十四岁，我明年就是整七十了，所以呢，我再不说没有人能够更仔细的说出这一段历史。”李敖虽然这样说了，但与彼在回忆录中的说法相差不远，并无新鲜之处。无非是“《文星》杂志当年办的什么杂志呢？……虽然它标榜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可是在我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思想，直到我进去才有变化。所以呢，从‘文星书店’到《文星》杂志来看，虽然书店办了十年，杂志办了近五年，可是在李敖没有去以前，那个书店是个烂书店，这个杂志是默默无闻的杂志，直到我出现了一切才改观，一个新的萧孟能才出现……”之类的陈词滥调。比照萧孟能先生对我所言，以及翻看全套的《文星》杂志，尤其是审视四十多年前那场“质变”的“中西文化论战”，青年李敖之所以在当年于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倘若没有萧孟能“慧眼识珠”，他未必就不再是一个“蓄势待发的穷小子”（吴祥辉语）？萧孟能曾经这样回忆说：“《老年人与棒子》这篇文章，主要是讲老年人霸住位子不放，年轻人冒不出来。这篇文章寄来文星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李敖。我看这篇文章之后，觉得他写得这么好，不管是文章的内容、文字的表现方法，实在太好了，这么好的作者，在刊登以前，我怀疑作者另有其人，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我都要亲自去找作者见面谈谈，对作者的背景和工作情形，作一番了解。我发现作者李敖原来是台大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只有二十多岁，他住在新店。我去找他，他住的房子是房东墙外搭的一个长形斜顶的棚子，生活相当清苦。《老年人与棒子》发表之后，李敖又继续写了几篇文章，在很短期间之内，我为他的文采、风度、谈吐所吸引，我心想，从事文化出版这一行的人，最需要这样的人才，当然我对于他工作能力之强，尤其他特别有事务才，办事有条有理，有速度，干脆，真是千载难逢的好人才。”在我的采访中，萧孟能并没有因为后来与李敖反目而有意抹杀这段历史，相反始终认为李敖是一个奇才。不过，他又认为“……李敖说在他没来的头四年，文星是不算的，这一点是太过份了，何凡主编的那四年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文星》创刊不久便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成舍我的狗年谈新闻自由，为当局不惜，甚至有人批评我们是新亡国主义者……”作为当年《文星》的大老板，萧孟能的这些话并没有走样。尽管李敖才华超人，并且横睨一世，可在萧孟能未能“赏识之前”依然“一文不名”，其中的事实也就不必多言了。总之，李敖在进入《文星》之后便成为天下无人不晓的风云人物；若干年后，又因财产之讼与恩人萧孟能铁脸闹翻，这与当年国民党对他打压的泛政治化有多少直接关系则未可知也，实在是一桩可以重新加以审视或判断的历史往事。

萧孟能先生终于走了。生于大陆，殁于大陆。

从四月十八日我见到他，至七月二十三日撒手人间，前后只有三个多月时间。我对他的录音采访共有九节，历时四五个小时。诚然，对于一个人的漫长历史来说，实在是有点微不足道，但萧先生毕竟留下了生前最后的“清醒的声音”。那天，我见到萧先生时，他正在二楼自己的书房里吸着氧。采访休息中，我给他品尝了一块友人从国外带回的巧克力，看着他津津有味咀嚼的模样，就像一个如获至宝的孩子，心中不免感到这位当年《文星》大老板的几多单纯和温润。萧先生的晚年应当是幸福的，萧太太王剑芬女士在生活上悉心照料，其中虽然不乏严格之处，但萧先生却并未“逾规逾距”，而是心悦诚服地遵从之。晚餐时，我坐在萧先生身边，王剑芬女士特意为他准备了强身健体的五谷粗粮，可见其爱心之所在。之后，我们又坐在一楼客厅里谈天说地，萧先生兴致颇高，边吸氧、边插话，随心所欲，其乐融融，一如多年的老友。就在这时，我冒昧地提出想看一看他的日记，萧先生笑笑，不置可否。后来，从陶恒生先生那里得知，萧孟能的日记牵涉的人与事太多，此时倘若向我公开恐有诸多不便，而他本人似乎也更想“就事论事”，不必由此生发开去……萧先生是在四月二十八日入住医院的，距离我采访他之后只过去了十天时间。陶先生在信中对我说，萧先生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医生一度准备为他插管，但尚未插，正在观察中。老先生的生命力极强，类似住院状况，今年已是第三次了，相信这次一定还能挺过……”当时我也是这样暗自祈祷的，可未曾料到对他的两天采访竟成了我们最后的一面，尤其是想到在临行前他对我说过的“请放心，我会好好活下去的……”这样的话，心中不免怅怅的。就在萧先生去世的第二天，陶恒生先生从美国旧金山来信，建议我也写一篇纪念文字给台港《传记文学》，他说，“因你可能是在萧大哥入院之前唯一见到他，跟他谈过话，有过积极互动的大陆文化界人士，最有资格写出你对他步入历史之前一段日子的观感”。实际上，作为后生晚辈，我深知自己并没有资格来写这样的追念文字，可我确实无意中成了萧孟能先生生前所见到的最后一位记者。我的数码相机中至今存有若干萧先生在三个多月前的珍贵镜头，在此愿意奉献出来让海峡两岸的读者一睹先生最后的风采。或许，这也是我纪念先生的一种最好方式，聊胜于这篇不知轻重的文字。末了，我还想说，萧孟能先生，我会时常想起您的，因为您是一个大陆记者十多年采访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位历史文化人物，这种缘分有时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载于2004年9月台湾《传记文学》第八十五卷第三期，原标题为《我所见到的萧孟能先生》；2005年5月，《与李敖打官司》一书经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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