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s ADVANCES

Trying to get rid of surfing, wasted too much time, any suggestion?.......................... 七宗罪?............................... 1,没有原则的政治;2,不劳而获的财富;3,没有理智的享乐;4,没有特点的知识;5,没有道德的商业;6,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7,没有牺牲的崇拜。............................................. 虽然这是圣雄甘地说老印的.......

Wednesday, February 22, 2006

辽宁落马副省长舐犊情怀:因女儿留学身陷高墙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17日13:10 《法律与生活》杂志

  他是继“慕马”案后辽宁省落马的又一名副省级高官。在狱中,他首次讲述了自己因留学的女儿“犯事”的幕后故事。

  2006年的新年,刘克田是在寒风呼啸的监狱高墙内度过的。高墙外是白雪茫茫,高墙内的刘克田也是哀叹连连。他又谈起了自己的女儿。在他的哀叹中,人们得以了解这位落马副省长内心深藏的情感挣扎。
  在此之前,人们只是知道这位落马高官是因为女儿出国留学而犯事的,没有想到他竟然有那样深厚的舐犊情怀。

  望着铁窗外飘飞的雪花,刘克田向笔者敞开了心扉。

  副省长心中的疼

  人们不免要想起一年前。2005年2月4日,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原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受贿案进行了宣判。经法庭合议裁决,以受贿罪判处刘克田有期徒刑12年,受贿所得131.75万元人民币全部没收。站在被告席上的刘克田神情呆滞,面如土灰。这是继“慕马”案后辽宁省落马的又一名副省级高官,引起了举国的瞩目和震动。

  耐人寻味的是,刘克田是在“慕马”案发后踩着其脚印犯罪的。一个堂堂的副省长为什么也趟浑水,前“腐”后继?探究他的犯罪轨迹,可以发现他的犯罪数额与那些巨贪比起来,不算大,犯罪情节不复杂。然而,这简单的犯罪背后,却让人瞠目结舌,是霉变的亲情害得他丧失了理智。

  在辽沈大地,与那些乍乍乎乎的贪官相比,身为副省长的刘克田一向为人谨慎,做事低调,不讲排场,不事张扬。他深知自己是从基层一个台阶到另一个台阶走到“封疆大吏”这个位高权重的职位上,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只能靠自己的才能勤勉敬业,展示自己,体现价值。因此,无论是他在公社当党委书记,还是当区长、副市长,分管的工作抓得是井井有条,成绩蜚然,受到上级领导的好评和认可。1995年2月,他43岁,便当上副省长,分管金融、外贸等20多个重要职能部门,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级干部之一,可谓权责重大。但他没有得意张狂,仍然保持一颗平淡心,生活上,对下属嘘寒问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工作上大胆负责,不怕得罪人,没有不良嗜好。业余时间他还不忘学习,为自己充电,先后获得中央党校经济学硕士和辽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还酷爱文学,出版了《西行诗草》、《江花边草》等多本诗集。如果他能按这条道儿走下去,真会有一个光明的政治前途,然而,他却在亲情面前丢盔卸甲……

  大文豪高尔基说过:“爱孩子,这是一个母鸡也会做的事情。”刘克田作为一名省级高官也不例外。他也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也是性情中人,对自己的独生女儿刘婷,爱得要命。这么一个宝贝疙瘩,心尖肉,真是托在手心怕冷,含在嘴里怕化,寄托了刘克田和老伴儿的殷切希望。无论是他到外地参观、开会、学习,还是出国访问,都要给女儿捎一件小礼物,表达做父亲的一片心意;无论他工作多么劳累,浑身多么酸疲,回到家一看到女儿甜甜的笑脸儿,疲乏一扫而光,浑身格外舒坦。

  女儿刘婷也聪明伶俐,每当刘克田回到家,她很善解人意,给忙碌一天的爸爸倒上一杯热茶,伸出—双稚嫩的小手,给爸爸按按头部,使得刘克田神清气爽,感受到了浓浓的天伦之乐、家庭的温馨。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让女儿受最好的学校教育,让她成才,为自己赢脸争光。头二十年看父敬子,后二十年看子敬父。现在社会上的人有点儿档次比什么,不是单纯地比钱,比房子,比车,那样太俗气,有些小市民心态,而是比孩子,比谁的孩子有出息,有作为。刘克田在政府上班,整天开会,布置工作、检查工作,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女儿的学习很少过问,也很少有时间陪女儿逛公园,像普通人那样享受生活。照料孩子成长的重担,全撂到了老伴儿身上。一想到这些,他不时一阵阵愧疚,做爸爸的不称职,愧对孩子。想办法为孩子的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随着婷婷的一天天长大,这个问题迫在眉睫。国内教育固然是一个最基本的选择,凭婷婷的聪明机灵,念大学不是难事儿,考研也不是奢望。可作为一个省级干部,自己在对外交往中,亲眼目睹了国外科学技术的发达,环境的优美,文化教育的先进,那种启发式、崇尚个性的教育,深深地震憾了他。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就是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超前的文化理念、求异创新思维,为我所用吗?眼看着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将孩子送到国外,深造就学易如反掌,自己作为一名省级领导,怎么能甘拜下风?现在的耽误就是将来的后悔。可一想这些,他就坐卧不宁。出国留学,不是开玩笑,需要一大笔钱,还得疏通各方面关系,他虽然已是一名省级干部,每月工资也就2000多元,老伴儿也是工薪阶层,要攒够孩子出国留学的钱,也委实不易……

  内心的挣扎

  刘克田的心思,被沈阳客车集团总经理夏任凡摸个一清二楚。夏任凡和刘克田是初中同学,老相识。夏任凡原来的靠山是马向东,马向东出事后,夏任凡的心像被掏走似的,魂不守舍,失去了主心骨。他知道自己该考虑一下今后的路怎么走了,所以想到了副省长刘克田。过去,他与刘交往并不多,这回,说啥也要靠上他,万一自己有个马高蹬短,好有个照应。

  1999年下半年,辽宁省地税局稽查分局发现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偷漏税款,应补交3118.5万元,同时拟处1 427.7万元的罚款,并先后下达了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夏任凡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想,仅靠自己的能量,摆不平这件事儿,还得找刘克田,只要他肯帮忙,哪怕说句话,这事儿可就迎刃而解了。

  1999年12月26日,夏任凡来到刘克田家,刘克田感到很诧异。虽然两人是同学,可没太多深交,平常来往并不多,特别夏任凡这号人有奶便是娘,过去抱着马向东的大腿不放,令人不齿。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今天找上门来,能有啥事儿呢?和他交往得谨慎点。

  夏任凡见刘克田不冷不热,求他的事儿没说出口,他知道,打铁看火候,说话得把握时机。这时说出来也白搭,他若拒绝,自己连个迂回的余地都没有,这事儿就砸了!他琢磨还是找领导最关心的事儿唠起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没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领导也不例外。于是,他一本正经地说:“刘省长,听说你孩子要往外送,有这回事儿?”刘克田心一动:这小子,够鬼的了,啥事儿都瞒不过他,便没有否认。夏任凡便说:“这么着,孩子的事儿,包在我身上,钱我出。”刘克田既没摇头,也没点头。夏任凡知道,这是领导默许了,领导办事儿要含而不露,让你自己发挥想象的空间。

  夏任凡马上找其生意场上的好友、澳大利亚籍华人英华联系,让她帮忙。英华表示为难,她说:刘婷最好办理投资移民,既快又稳妥,但需要20万美元。夏任凡忙表示钱不是问题,自己可以解决。英华这才答应在澳注册公司为刘婷办理赴澳签证,夏任凡表示愿承担注册公司所需的20万美元。有了这层关系做铺垫,夏任凡才觉得自己可以向刘克田提一些要求,他把自己和好友英华怎么为刘克田的女儿刘婷张罗移民的事儿,眉飞色舞地向刘克田汇报,刘克田听后心花怒放,女儿出国留学的事儿终于有了着落,自己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

  夏任凡看到刘克田高兴,觉得时机来了,忙把省地税局查处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偷漏税的事儿说了,麻烦副省长从中通融,免除补税,免除处罚。刘克田心里很不高兴,心想:夏任凡真是典型的商人作派,什么事都现事现报,想拒绝吧,可夏任凡这会儿眼泪涟涟,苦苦哀求道:“副省长您不看佛面看僧面,不念鱼情念水情,我们还是同学一场啊!客运集团这一年效益也不太好!如果再交税,再罚款,怎么过啊!”说罢就拿出手帕揩拭眼角泪水。刘克田思忖良久,想:行政干扰执法,这违反了党纪政纪,可如果不答应,似乎情面上说不过去;再说,他为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也付出了那么多,若不帮这个忙,真有些说不过去。他便答应了夏任凡的请求,不过,他板着面孔说:“就这一次,下不为例。”夏任凡站起身,忙不迭地说:“那是,那是。”

  刘克田找了省地税局领导,让其关照夏任凡:“客运公司的税不要收了,款也不要罚了!现在当企业法人代表不容易,企业经济困难时,政府机关、职能部门要原则性、灵活性相结合,不但要善于锦上添花,更要善于雪中送炭。”见领导发话了,省地税局一下子免了4000多万元的税和罚款,夏任凡乐得嘴巴不知往哪边张。看来自己没看走眼,如果自己真的在刘克田女儿出国留学的事儿上竭尽全力,今后就背靠大树好乘凉了。

  送走夏任凡,刘克田内心敲起了鼓点儿。自己虽说和夏是初中同学,在同一个城市生活,抬头不见低头见,可自己了解他的现在吗?夏任凡人称夏大胆,是辽沈大地典型的“胡作非为”的人物。过去他和马向东打得火热,现在自己作为一个堂堂的省级领导,做事儿要谨慎、周密、滴水不漏。不能再犯傻了,夏任凡这号人,除了钱,还有啥呀!一身的市侩和俗气。自己不能为女儿出国和夏任凡搅在一起,自己的梦得自己圆。

  于是他拿出多年的积蓄,从自己的兄弟姊妹、岳父岳母那借一点儿,总算筹够了送女儿上澳大利亚留学的钱,办好了一切手续。女儿的成败,在此一举。送女儿上飞机的那一刻,他落泪了,背过身去,不敢让女儿看见。

  挣不脱的绳索

  刘克田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夏任凡此刻正为刘婷出国留学忙活,忽然听说刘克田通过其他途径为女儿办成了去澳洲留学的手续,心更毛了!很明显,领导这是不信任自己,没把自己当盘菜,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自己做的哪件事儿、哪句话得罪了副省长。这些天,他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他想,自己若靠不上刘克田这棵大树,甚至还得罪了他,将来怎么在沈阳混,万一在工作中有个闪失,谁能关照?他埋怨、指责英华做事拖拉,不利索。他自己一人到刘家负荆请罪。他面对刘克田,动情地说:“刘省长,你也太小瞧我夏任凡了!常言说的好: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报。你给我们客运公司办了那么大的事儿,我是代表整个客运公司为您献上一片心意,一点儿回报。”刘克田冷冷地看他,一言不发,夏任凡自讨了个没趣儿,悻悻离开。

  刘婷到了澳大利亚,和普通学生一样,没啥特别,和三名留学生租住一个学生公寓,生活很不方便,离学校还挺远。每每刘婷给刘克田打电话,哭诉这一切时,刘克田心里像针扎般难受。他表面上还故作镇定安慰鼓励女儿:要振作精神,做生活的强者,可一撂下电话,已泪流满面。他感到内疚,他虽然做副省长,竟然没法为女儿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称职吗?

  夏任凡碰了一鼻子灰,也不死心,他授意拿到钱的英华去看望刘婷,他深知刘克田最心疼女儿,这可能是他攻破刘克田的突破口。英华拿钱到刘婷处,一开始,她想把钱直接给刘婷,可一看刘婷住的寒碜的房子,马上就改变了主意。她想为人办事要办到点子上,不能稀里糊涂,费力不讨好,不如给刘婷买套房子,让她改变生活环境。于是她对刘婷说:“我是你爸叫我来看你的,你叫我姑吧,在家靠父母,在外靠亲朋,有啥难事儿就直说,你爸让我们帮你买套房子。”刘婷惊得瞪大了眼。

  在国内,夏任凡找到刘克田,巧舌如簧地鼓动:“你想想,你这副省长,家庭后顾之忧解决不好,怎么领导全省人民奔小康,干四化?”言之切切,令人动容,说动了刘克田,对夏任凡为自己女儿的“资助”,他表示感谢并接受了。他想,有了这20万美金,女儿在澳大利亚留学就不会艰难,自己悬着的心也该落地了。

  英华给刘婷买好了一套豪华公寓,刘婷想自己一个小女孩,住这样宽敞明亮的房子是一种享受,可又一想:住那样高档房子,太扎眼了!若被坏人盯上了,自己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她将想法跟刘克田一说,刘克田忙说有理,他想女儿终于长大了。

  刘婷没去住新房,还得交管理费,夏任凡得知这一切,嘴急出了火泡,他恨不能打自己两个耳光,这点儿小事都整不明白,干脆,让英华把房子卖了,钱直接给刘婷,钱最实用。2001年3月,夏任凡因慕马案被双规,没了动静,英华忙赶到沈阳刘克田家,动情地说:“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任凡出事了,还有我呢!他做的承偌,我负责兑现。我和任凡早就商量好,把房子出售后的钱直接交给刘婷。”刘克田想拒绝,但一想到孩子在澳大利亚的尴尬和窘境,便顺水推舟地说:“你看着办吧!”一个月后,英华在澳大利亚把房子卖掉,由于夏任凡案杳无音讯,她没急于把钱交给刘婷,刘克田想:观察一段动静再说吧!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两人一拍即合。

  2002年2月,夏任凡被双规并移送司法机关近一年,刘克田看他没咬自己,觉得夏任凡够朋友,讲义气,这回收钱瓜熟蒂落。英华看刘克田自我感觉良好,稳如泰山,放心地将钱交给刘婷。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刘克田想用金钱为心爱的女儿铺就一条光辉大道,他失算了,钱成了套在脖子上的枷锁,随时爆炸的定时炸弹……

  2003年2月,夏任凡被判死刑。他为了活命,将给刘克田送钱的事儿抖擞出来,以期宽大处理。刘克田蒙在鼓里,心存侥幸硬挺,希望夏任凡能以彼此的“情义”为重,千万别“出卖”自己,只要咬牙坚持,过段时间就会风平浪静。

  英华来沈,刘克田妻子请她吃饭,对她进行安抚,英华信誓旦旦地说:“你回去告诉首长,天塌下来我抗着。”刘克田放下了那颗惊魂未定的心。

  他回忆起自己成长进步的人生经历,不免自鸣得意,认为自己福大、命大、造化大。

  2003年5月,辽宁省委、省纪委主要领导找刘克田谈话,让他主动说清自己的问题。刘克田信誓旦旦地说:“我如果有问题,我会得非典。”一付抗拒到底的派头。然而,事实胜于雄辩,2003年8月10日,刘克田及妻子同时被中央纪委专案组实施“双规”。第三天,刘克田心里防线崩溃,乖乖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他很快被移送司法机关。2005年2月,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刘克田有期徒刑12年。

  一个堂堂副省级干部,在情与法面前心理失衡,失去了生活的航标……

  进入监狱以后,他很低调,不事张扬,不像其他犯人那样时时刻刻提自己的要求。他每天都要练一阵子毛笔书法,画一阵子画,打发高墙内这孤独的岁月。辉煌的人生已属于过去,只有在记忆里嚼味。(刘婷为化名) 文/正气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5年2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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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回眸:胡适与蒋介石交往档案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21日15:06 《人物》杂志

  (文/刘维荣)

  胡适是庚款留美第二批学生。他在康乃尔大学读书5年,把那里看作“第二故乡”。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胡适主张在外交上联合英美,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以共同对付日本。胡适不仅以其学术地位和声望享誉学界,而且以其留美经历及亲美的思想言论成为“英美派”在学界的代表。

  出任驻美大使

  1935年蒋介石为装饰门面,有意搜罗一些专家学者进入政府或准政府机构,组建所谓“人才内阁”,如吸收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为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同时在此机构挂牌的有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杨振声等人。从这时起,胡适便从体制外的批评者转变为体制内的建言者了。

  抗战开始前,蒋有意让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蒋约他到官邸喝茶,当面征求意见。胡表示接受。陈布雷为此还看了胡一次。后因汪精卫被刺,情况发生变化,此议只好作罢。

  抗战刚爆发的时候,胡适以北大人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到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争取各国政府与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在旧金山,胡适作了题为《中国能战胜吗?》的演讲,他说:“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以此勉励侨胞。

  “一·二八”以后,胡主张在正式对日宣战之前,不要放弃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当时孙科主张逮捕胡适,孙是亲苏的,他认为可以利用苏联的力量帮助中国抗日。后来蒋有意找胡适去趟欧美, 1937年8月13日,蒋介石对王世杰说,我们现在国际宣传工作非常重要,想找适之到欧洲和美国走一趟。王世杰为此与胡适谈了两三晚,胡适却不肯从命。他表示:“战争已经发生,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最后,王世杰抬出傅斯年才说服胡适同意出国。

  胡适于1937年9月26日作为国民政府的特使赴美游说。1937年10月1日,他应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邀请,以《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为题,发表演说。在这篇讲话中,胡适针对美国朝野保持中立不愿意卷入战争的心理,以朋友的方式,作了于情于理的分析,很有说服力。他说:“我曾经住在贵国七年半,我深信美国人民是真正厌恶战争的,真正爱好和平的。我十分了解贵国至少有99%的人民对中国人民目前保卫自己抵抗侵略的奋斗是寄予很大同情的,但是这种同情是不会也不应该把你们引入武装干预中国战争之中。”演说中胡适表示,对侵略战争是不能退让的,要阻止战争只得用战争来消灭它。胡适还大胆预言,美国将会被迫卷入这场战争。

  为了争取美援,蒋介石决定重用“英美派”,他曾3次致电在美国的胡适,敦请其出任驻美大使。1938年9月17日,蒋介石任命胡适为新的驻美大使。胡适认为“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能推辞”。美国《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说,除胡适以外,没有人更够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形,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形。10月6日胡适到馆正式上任。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27日胡适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在国事维艰之时,从事战时的外交工作。

  胡适在美国期间,把大量精力放在宣传上。1938年12月4日,胡适应邀在纽约律师俱乐部演讲,题为《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在演说中,他将美国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相比较,认为美国之所以能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得到了法国的支持。中国目前的抗战与当年美国的独立战争中所遇到的困难很相似,中国抗战的胜利也要像当年美国人那样,一面继续战斗,一面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

  作为大使,胡适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他充分发挥学者的优势,大力开展“民间外交”,着重向美国朝野宣传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以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为此,他行色匆匆,奔走全美,四处演讲,广交朋友,以其诚恳态度和学问声望,博得了罗斯福及其内阁以至整个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尊重和欢迎。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了。他所到之处都能为自由中国赢得支持。”

  胡适于1939年2月和1940年3月为中国争取到2500万美元和2000万美元两笔贷款,使美国对华政策朝着制日援华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就是所谓的“桐油贷款”。胡适自言:“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笔钱,对于中国真有救命及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1939年6月29日,胡适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给在美国曾经的恋人韦莲司的信中写道:“这真是一段扰攘不安的岁月。我并未失去信心,我确信这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新秩序将更好也更持久。毕竟,今天只剩下3个侵略国家,这是值得欣慰的。”

  但蒋介石对美援的成果并不满足。1940年5月14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申述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战,请求美国贷给现款,以维持中国币制。蒋介石决定派遣宋子文作为“私人代表”赴美继续接洽美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并常驻华盛顿,成了胡适的直接上司。两人在华盛顿共事达两年多。

   宋子文于1912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7年宋子文回国,先后在国民政府里出任过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及行政院院长等要职,并长期置身于国民党决策层,对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入侵,宋子文在支持武力抵抗的同时,还提出了“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外交主张,以至被当时国内外舆论公认为“英美派”的领袖。

  胡适毕竟是一个学者,而宋子文则是一位精通权术的政治家,个人背景、性格及作风等方面的差异,增加了两个人合作共事的困难,以至常常发生摩擦,相处得并不愉快。当白宫举行宴会时,驻美大使馆开去的名单竟将宋子文的名字置于秘书之列;宋欲邀请美财政名流,可大使馆不为其举办鸡尾酒会等等。胡适在大使任期的最后两年郁闷失意,并最终导致胡适的去职。

  宋子文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养成了独立务实的处事风格、心直口快的脾气个性以及讲究效率的工作习惯,他对胡适那种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照章办事的工作方式不以为然,尤其不满胡适在美主张“不宣传、不借款、不买军火、不办救济事业”的外交作风。宋子文对胡适的不满,后来竟发展到宋不仅在对美外交中“唱独角戏”,完全甩开胡,而且连感情上也憎恶胡了。宋子文眼中没有胡适,许多重要机密也不让他知道。这样的工作关系,决定了胡适不可能继续在宋子文这位外交部长之下当大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适认为促美参战的任务已经完成,渐生去意。1942年3月至5月,他在全美及加拿大旅行近3万公里,演说百余次。回到华盛顿之后,顿觉身心交瘁,去意已决。1942年8月15日,蒋介石决定免去胡适的驻美大使职务,由魏道明继任。胡适与宋子文这段不和谐的共事经历宣告结束。胡适得到免职电报,以一身轻的心情致电重庆当局:“蒙中枢重念衰病,解脱职务,十分感激。”《纽约时报》评论说:“除非国内另有高职等待他,否则此项免职绝对是一项错误。”

  1942年9月8日胡适卸任大使一职。在后来赠给与他在美一起共事的陈光甫的一张照片上,胡适这样表露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出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胡适于1938年-1942年担任驻美大使,在书信和日记中,他多次提到过这一时期的生活情况。胡适是一个精明人,无论是在学问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他都做得游刃有余。不过在钱财方面,胡适却并不像有些人那样“精明”。胡适的清廉有口皆碑。胡适自己回忆说:“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美各地演讲400多次,从未带过随员,自己提皮包。如此而作,实系为战时国家节省外汇。”他去世后,梁实秋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交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梁实秋认为,像胡适这种不领特支费的,除了任过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别无第三人。

  胡适到任后的头两个月未领到薪俸,在困难面前,胡适总是保持乐观,他曾在信中对妻子说:“我过的日子总算顶舒服的了。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难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飞机炸弹的惊恐的人民,我这里总可算是天堂了。”

  胡适卸任后,孔祥熙以为他可能比较困窘,想资助他一下。但胡适却回信说:“弟到任之日,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

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


  抗战胜利后,胡适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归国前由傅斯年暂代。1946年夏,胡适自美归国。1947年初,蒋介石改组政府,想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对于蒋介石的厚意,胡适表示十分感谢。胡适在致好友傅斯年的信中袒露心声:“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为此胡适曾“意甚焦虑”、“数度失眠”。3月18日,蒋介石再次约见胡适,说考试院院长可以不做,但因国府委员没有多少事而不能推辞,请他一定认真考虑。蒋在出门时礼貌地问:“胡太太在北平吗?”胡回答道:“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笑着说:“这不是官!”最后蒋介石还是尊重胡适的意愿,不再强求。

  1947年底,鉴于国内战争的严峻形势,蒋介石单独宴请胡适,想请他再次出任驻美大使,遭到婉拒。

  1948年初,蒋介石表示要让胡适担任总统,自己担任行政院长。这其中的奥秘,除了美国人的作用外,则是蒋介石设计的骗局。当时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当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

   4月4日,蒋介石在第二天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上,声明他决定不参加总统竞选,宁愿当行政院长。提议国民党应推举一个无党派人士为总统候选人。他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守法;有民主精神;对中国文化有了解;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尽管蒋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都知道此人是胡适。对于蒋介石的决定,只有罗家伦和吴稚晖赞成,大多数人持反对态度。经讨论,会议仍一致推蒋作总统候选人。第二天,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这一消息。胡适预料记者闻讯将会蜂拥而来,事前转移到友人家。事后,蒋介石派王世杰向胡适转达会议情况,并代致歉意,胡适在日记中流露出如释重负的心情:“我的事今天下午才算‘救了’。”

  10月底,蒋介石约请胡适餐叙。席间,胡适开门见山地提出10条激烈的意见。内有“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纠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尖锐语言。

  1948年的秋天,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北京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有一天北京大学校长室进来一个学生,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延安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了这个消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人家信任我吗?他们要我吗?”

  1948年12月15日夜,蒋介石派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接胡适夫妇和陈寅恪等几位学者及家眷南下。 16日胡适坐机飞抵南京,17日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长谈。据后来美国对话政策白皮书透露,胡含泪向司徒进言,想说服美国“帮助蒋氏进行战争”,因为蒋不妥协地抵抗共产主义,他自己则“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是日,蒋介石夫妇在南京官邸宴请胡适夫妇,祝贺胡适58岁生日。

  胡适在南京曾对钱昌照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胡适在美国做寓公时发表过讲话,声称“我要以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

  1949年初,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一向以国民党“诤臣”自居的胡适受蒋介石委托,以私人身份于这年4月6日从上海乘搭威尔逊总统轮船前往美国活动美援。他是被蒋介石派出国的,赴美替国民党政府做反共宣传,并协助驻美大使顾维钧争取美国朝野的道义支持。蒋经国、雷震、陈光甫等到码头送行。

  这一天胡适还在轮船上定好了自己即将在台湾创办的一份自由主义刊物的名称——《自由中国》,并草拟了刊物的宗旨:一,向全体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督促“政府”革除弊端,把台湾变成真正的“自由民主”社会;二,尽力帮助“沦陷区”(指大陆地区)同胞,帮助他们早日重获“自由”;三、促使整个中国成为“自由中国”。威尔逊总统轮在美国檀香山停留期间,胡适给先期逃到台湾的“国民大会”副秘书长雷震写了一封信,并将他拟好的《自由中国》刊名、刊物宗旨一并寄上。

  然而4月21日(西半球为22日)船抵旧金山时,新闻记者蜂拥而上,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告诉胡适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的军队已渡过长江,希望胡适对大陆时局发表看法。胡适在船上多日未看到报纸,信息全无,乍听到这一消息,着实吃惊不小。4月27日胡适到达纽约,寓纽约东81街104号。这是他1942年离开驻美大使职务后租住的房子。

  5月28日,蒋介石致胡适一封亲笔信:“惟须阻止美国承认共产党政府为主要条件。务请积极进行是祷。”胡适在美国的活动开展起来有很多困难,“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他在1952年回忆说:“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1949年7月16日,我通知驻美国大使馆,取消一切政治性的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这一阶段胡适的心情较为灰暗,一再声明他从此不问政治。最初的一年多,胡适确实是“不问政治”。可见蒋介石对胡适的期盼完全落空。

  流亡的寓公生活

  1950年5月,胡适为了生计,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之聘,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员。曾有一些人撰文说,胡适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只得去担任东方图书馆的小小管理员。事实并不是这样。这年胡适生日的那天,还收到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要他回台湾,还要为他祝寿,胡适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950年6月,胡适夫人江冬秀由曼谷来到美国。江冬秀乃一乡村女子,又一字不识,到美国后,语言不通,失去社会生活能力。当时胡适的全部存款只有2000美元,胡适只好自己外出采购食品蔬菜,经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流亡的寓公生活,几乎使胡适的经济情况和健康状况陷入绝境。“在外国,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的。”一些朋友来看他,他请不起客,只好煮茶叶蛋招待客人。然而,他却拒绝了美国许多大学的聘请。有位曾做过美国财政部长的大资本家,特地在匹兹堡大学捐设一年俸一万多美元的客座教授职位,并新建一座小楼,专供胡适使用,胡适拒绝了。胡适在美国住了9年,却始终不肯领“绿卡”。蒋介石见他不入美国籍,便千方百计拉他,先是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胡适不肯。之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利用胡适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政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再三要求胡适在4个月内不要向外界发表不干外长的声明,导致胡适“精神上十分苦恼”。后来台湾当局又给胡适送来6万美元的所谓宣传费,也被他全数退回。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胡适和雷震于1949年11月20日在台湾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一方面反共,一方面也反对台湾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压迫,并从政治上跟国民党直接冲突,成为岛内推进民主政治的舆论重镇。

  胡适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民主和极权的冲突》一文,文中说:民主生活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传统“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联手创造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与此相反,极权主义“根本不允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范围之内”。《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为雷震,发行人为胡适。该刊的创刊宗旨写的是“宣传自由民主,用以对抗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

  据美驻台前“大使”哈里曼1966年10月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说,1950年8月,朝鲜战争初期,他在看望麦克阿瑟将军的时候,偶遇当时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的腊斯克(后来成为国务卿)。腊斯克反对蒋介石派兵参与朝鲜战争,他认为蒋介石政权腐败,已走入死胡同,担心蒋军卷入朝鲜战争会给美国制造“很大的麻烦”。于是腊斯克提议由中央情报局制定一个暗杀蒋介石的计划,由胡适取而代之。腊斯克为此专程到纽约布拉萨饭店与胡适长谈了一个半小时,但遭到胡适的拒绝。

  胡适在总结了国民党遭如此惨败的原因及教训后,于1951年写了一封长达四千余字的信致蒋介石(这封信直到1997年才由台湾《联合报》公布)。胡适在这封信中,除分析共产党斗争策略的成功并劝说国民党领导人应“切实研究敌人文献”(胡适特别向蒋介石推荐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之外,着重分析和批评了国民党自身失败的原因,他特别指出,“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同时“国民党在‘清共’之后仍保持一党专政,是第二大错”。最后他要求蒋介石辞职。胡适在信中对国民党提出一条重要建议:“今日似可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国民党的方法”。并随即指出这种改革的第一条是“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前往机场迎接。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茶会上发表演说,强调“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认为,“单单在宪法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须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宪法赋予我们这种权力,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

  次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饯行,胡尖锐地提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无一语批评蒋经国、无一语批评蒋总统。胡适次日离开台湾,在机场上对前来送行的蒋经国说:“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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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水经济捉鱼快:逃不掉的浅工业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2月20日 18:07 新周刊




  一群人对图书进行浅阅读,就有了30分钟看完的畅销书;一个社会对时代进行浅阅读,工业流水线便出现了“浅”的选择。专家提醒中国:“肤浅”应该是高科技的大众化,是市场的娱乐化,而不是一场没有深度的买卖。

  文/黄俊杰

 一键式洗衣机、宝石手机和《无极》有什么关系?答案是它们都很“浅”:一键式洗衣机使用极度简单,宝石手机外貌庸俗,《无极》则明显缺乏了陈式电影一贯的故作高深。时间到了200X年,“浅”早就不是一个贬义词,没有人愿意用一台超过30个按键的电风扇,没有人愿看一部使用古希腊哲学逻辑的电影,“浅”站在了大多数人利益和数量级的一边。

   追溯“浅薄”源头,在于时代观念:当一群人对图书进行浅阅读,就有了30分钟看完的畅销书;当一个社会对时代进行“浅阅读”,工业流水线便出现了“肤浅”的选择。对中国投资客而言,“浅经济”出现的年代,是最好的年代,还是最坏的年代?专家提醒中国:“肤浅”应该是市场的娱乐化,是高科技的大众化,而不是一场没有深度的买卖。

  逃不掉的“浅工业”

  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Twins的《恋爱大过天》哪个更红?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和中野独人的《电车男》哪个会被邮购?岩井俊二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和周星驰的《功夫》哪个更好看? “电视病”培养了沙发土豆,“互联网综合症”培养了屏幕守夜者,膨胀的信息和膨胀的社会压力让人们最终选择了无忧无虑的肤浅。在麦当劳和短信段子占据的时代,人们浏览社会开始用一种更为轻佻的目光,而当这种目光转化为购买力时,肤浅的生产便应运而生。

  2004年,中国电影总收入36亿元,比2003年增加50%;2005年,电影总收入48亿元,再增长33%。对于进电影院的观众,2003年以前投资2.4亿元的《英雄》,影评人觉得有些肤浅,2004年投资2.7亿元的《十面埋伏》让评论家觉得比《英雄》更肤浅,2005年的《无极》则有人对传媒说“这是一个肤浅的神话”。但“肤浅”是有原因的:每年的中国影片只有其中一小部分能够走进电影院,而2005年被电影院淘汰的甚至包括《红颜》、《我们俩》等一些有深度的获奖电影。重眼球轻内容,重炒作轻内容,重票房轻内容,中国电影刚刚摆脱了沉重的意识形态的包袱,就惹上了操作不成熟的市场化,抛弃了一度被美誉的深度。

  在《无极》上演前,记者问导演陈凯歌“为什么舍弃深度而进行市场化”,他说:“在最近10年左右的时间,所有的导演都会不再提起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商人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悖论式的东西。我们处于一个变化求存的状态。我自己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尴尬中,仍然能够不停顿地往前走,通过《无极》去寻找一个新的可能性。”

  同样,在一个座谈会上,记者拿着“为什么你们一度培养了观众有深度的审美习惯,现在却纷纷投向市场?”的问题向导演协会会长黄建新、第五代导演张建亚、何平三人提出疑惑。张建亚和黄建新相视而笑,说:“第五代现在需要的不是奖项,是需要市场,需要观众。”而何平则说:“中国的电影都在娱乐人。”

  当电影、电视、游戏等文化产业为迎合大众口味成为“浅工业”的带头大哥时,电脑、手机等工业产品为了挤压出消费者口袋的每一个分币,亦纷纷和傻瓜客户建立恋爱关系。既然现代人需要的是更轻松、更娱乐、更方便,“浅工业”便唱出一台大戏。

  “浅经济”背后的高壁垒

  “肤浅的生产”并非人人能够做到。像傻瓜相机那样将大众所需要的拍照功能突出,而舍弃掉专业摄影所需的选择,既降低了成本,又创新卖点,是商业的“傻瓜化法则”。电脑学习机、快餐店、超市、自动家电甚至Windows操作系统,舍弃繁复的个性化而进行最肤浅最常用的傻瓜式操作的产品和商业模式随处可见。科技社会的趋势是:要简单。

  要简单的是功能、是样式、是操作,但这些让人看上去“浅”的工艺却不简单,它需要有人为傻瓜用户奉献高超技术,需要有人为第一眼购物狂作出商业战略而牺牲无谓的内涵,需要有人为傻瓜和购物狂铺出一条最简单的捷径。这方面迪士尼可算楷模,它表面很浅,电影和游乐设施供儿童观看;它背后很高,电影特技和娱乐设施技术出神入化;它还很长,主题公园、动画、服装、纪念品有长长的链式开发。对此,《环球财经》曾有过一篇《财富大迁移刺中中国文化工业化之痛》的文章,称中国的文化产业尚处于“前工业化”时代,对“后产品开发”基本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并提出困惑:中国“后产品开发”称得上凤毛麟角,是由于传统体制下的条块分割,文化生产体制非常封闭导致的,还是我们缺少有能力把握深层次开发的人才?我们的原创激情呢?

  2005伊莱克斯全球设计大奖赛唯一亚洲评委黄蔚直言中国的工业设计还很“浅薄”。她认为国内的大部分设计都没有注重品牌的连贯:“举个例子,Nokia看起来每个机型都差不多,但其实这是很成功的,让人知道这个品牌是什么样子。中国企业往往一拍脑袋就一个花样,今天一个,明天一个。中国企业不谨慎开发的后果是,没有形成品牌的形象,设计显得没有策略,没有企业文化,没有品牌个性。像广东的企业太急功近利了,时间、预算都很严格,设计部门领导的视野远远不够。但现在在上海、北京有一些企业开始注重设计,在这方面崛起。在这个过程中,是设计管理还是管理设计?设计能够管理吗?这是很多企业的疑问。”

  黄蔚说,中国企业对设计的看法还停留在美工的理解上,往往只从外观上有所改变,从策略上很少人去思考,有着更实际的原因:“这跟我们的设计教育有关,一般只培养学生做效果图,在管理、策略层次上很欠缺。中国企业的情况也决定了设计师的发挥,企业的执行上通常希望三天就出方案,然后拿出模型,现实的压力很大。由于很多项目都是非常快地做,导致项目的层次很浅,产品设计只是细节的改良。反观国外,设计往往有些让人惊异的想法。”

  浅水经济的快鱼

  对于“浅经济”的秘密,杭州品物流形产品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雷说,不能简单地认为所有的设计都是浅薄的,应该从不同行业的购买人、使用者本身去考虑。他认为,工业设计的最大作用是为公司“争取最大化利润”:“对于一个年产值只有5个亿的小厂,像Nokia那样做没有什么意义。在德国市场卖得好的东西,放在中国市场未必行。”

  张雷说,在北方市场很注重装饰,人们喜欢琳琅满目,喜欢炫。“像欧洲很实用的高尔夫汽车,在中国就卖得不好,人们不愿意用十几万去买一个看上去外表平凡的东西。中国的消费者很多还停留在激情消费的阶段,像负离子风扇,其实对于空气净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的,但在市场不很成熟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人去买。”

  “大鱼吃小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快鱼吃慢鱼的时代”是一句现代商业社会的名言。“激情消费”和“不成熟的市场”显然是冒险家的乐园。针对草根族爱好“多功能”的特点,去年国产手机厂商纷纷推出了价格便宜的MP4手机,在国际品牌的包围下走“短平快”的逃生策略。这是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浅经济”兵法,按天时达公司副总吴裕揭的观点,轻装上阵是国产小品牌的优势。“没有库存、欠款的包袱,能更快地把握市场前沿需求,更大胆地投入到新品发放中,及时推出MP4手机带来了热销”。尽管索爱(中国)传播与公共关系总监宁述勇对传媒说:“MP4手机本身就没有新意。MP4只是一个功能,所以MP4手机也不能像MP3手机那样作为一个手机新类别。MP4手机的提法只是一个噱头。单纯播放一些短片的手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影音手机。”

  高级分析师谭贻国曾撰文认为,2005年许多厂家像疯狗一样,仓促推出产品,忽视产品品质。如此意义上的“快”是技术的敌人,“快”消耗的是体力,更消耗的是心力。作为这种快狠准的“浅工业”的既得利益者,我们得到了什么?也许是一部看电影只能看短片、拍照只能拍大头贴、听音乐只能存10首歌的手机;也许是一部1小时特技,30分钟爱情对白的电影;也许是一份用10幅图画就完成描述的产品说明书。然后我们会问,失去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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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阅读:海量资讯时代的阅读大法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2月20日 18:07 新周刊




  我们经历口头、手写、印刷和电子四个传播过程。阅读的大环境已改变。海量资讯与兴趣分化同时展开。深与浅不再是问题,重要的是在资讯的漩涡中学会自救、冲浪然后享受。

  文/肖锋 图 阿灿/新周刊

  《无极》已基本被评论为一部“无聊至极”的超级烂片。但这并不妨碍它两亿多、仅次于《英雄》的票房业绩。当初《英雄》遭遇过同样的尴尬。人们对这类超级视觉盛宴的“烂片”正在习以为常。如果对照旧版,新版《金刚》除了一句“是美女杀死了野兽”外,也没有更多的“意义”可寻。

  人们想起了那句老话,“媒介即资讯”。观看本身就构成意义。它几乎与内容同等重要。就像聚会等人时翻看一本DM杂志,尽管画面精彩纷呈,你并没留意其中意义何在。这种状况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本身。

   资讯海洋中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电子技术使我们的感官膨胀,仿佛一夜之间全球罩上了一张硕大无朋的宇宙膜。互联网时代的海量资讯每天刷新着人们的记忆。报纸、广播、电影和广告每天都在我们周围卷起资讯的潮流和压力,使读者被放置于时速造就的漩涡中心。

  “水手自救的办法,是研究漩涡,并与之合作。从研究中得到乐趣,乐趣又给他提供了逃出漩涡迷宫的线索。”传媒巫师麦克卢汉告诫说。实际上,与网络同时成长起来的一代并没有我们那么紧张。他们在资讯的海洋中畅游自如。他们是浅阅读的冲浪高手。

  资讯的摩尔定律催人更快捷。通常,一条电视新闻被记忆的时间不会过夜,一个报纸头条能吸引的注意力不会维持超过一天,一期杂志专题被谈论不会超过一周,如果没什么新鲜的就只有靠精美版式和冲击力图片苟延残喘。什么都不会关注过久,什么都不会停留。我们对事物的关注耐心每天都在降低。这实际上是为避免信息超载的自我保护。

   节奏被不断刷新,人越来越浮嚣

  我面前的这两个5岁小童在抢遥控器,一个要看金鹰卡通卫视的《猫鼠大战》,一个要看南方卫视6的《大力水手》。他们都不看央视少儿台的《红猫》——《黑猫警长》的翻版,节奏慢、教义多而又无趣。两个小童代表我们阅读兴趣的未来,也部分代表我们的阅读现实。如果不是为了考试,谁愿意充当那些漫长说教的听众和观众?

  浮嚣,浮躁与喧嚣,一个表征当下社会心态的新词。那些资讯海洋里游泳的鱼,这儿吃点儿那儿吃点儿,没有什么能令其长久逗留。教育人士担心这样的阅读方式导致营养不良,新生代文字阅读弱化,他们对卡通、动漫和图多字少的读物更感兴趣,对文字的“消化”功能将萎缩。

  成人亦然。在厚报时代,报纸越来越厚,内容越来越烂,可看的越来越少。专家统计,一份厚报的文字量超过一个19世纪人一年的阅读量。而这样的厚报每天来一次,考验着我们眼球的耐力。一张报纸看一天的办公室混混儿,现在有了难题,逐字看可能要看上好几天。

  网络阅读节奏框定未来。上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预言了网络语言格式,“打字机的节奏偏爱简短的句子,具有口头形式的句子。”键盘抹平了会写字不会写字之间的差别,同时让句子越写越短,对网络长文越来越没兴趣。同时烂文章与好文章享受同样待遇。一次点击、一次浏览然后跳到下一篇,这就是我们的阅读节奏。

  深度不再重要,注意力决定一切

  一个上班族每次在路上已阅读成百上千次。成功开发无聊经济的分众媒体更见缝插针地将电梯用广告填满。如是,只要醒来,我们的眼球已基本没有空白,总是处于浏览状态。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说过,“信息会消耗掉接受者的注意力。因此,过量的信息会导致注意力的贫乏。”一位4A广告老总坦陈,现在打什么广告都没多少用了。广告已多到反胃,看了也记不住,记住了也不会买账。营销界巴望着“超女”那样令人们“深度卷入”的收视活动能再创广告奇迹。

  注意力决定传播效果。一切事件报道包括新闻都在加入娱乐因素。所有产业都在搭娱乐的便车。或任何经济都可转化成娱乐经济,包括图书产业。2005年两岸三地中国人所做的书是1949年前所有书的总和:共计19万种。尽管大话系列、水煮系列、反智系列纷纷扬扬,但人们还是感叹“无书可读”。阅读从读书到翻书,从买书到借书再到网上搜书 ,阅读经验是“多、快、好、省”。一位传媒人扬言:“我已经N年没买书了。”

  启动经典阅读100部名著的长江文艺出版社打出“我们不要戏说,我们要经典”的口号,称要重树经典名著的“正餐地位”,将阅读跟崇高精神生活直接挂钩。我怀疑读惯简写、节录,崇尚娱乐化的新一代读者买不买账。“速读”和“缩读”减轻了读者的负担,所以《非常道》是未来常道。凤凰卫视说得好,“让李敖去读书,我们去读李敖”。

   意义和利益,只选取与你相关的

  一个新浪头条一天会有上千万浏览、上百万跟帖。而一个名人博客最多只会有上万浏览、数百留言。拜互联网所赐,人们终于能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或事有选择地发言了。

  改革开放二十几年,现在很少有一件事能调动全民的注意力了。开放初期对宏大叙事的关注早已烟消云散,改革同盟军瓦解。如今一提到改革,便问:请问是哪个改革?你说的是那个石化改革吗,那是开车族的事,与无车族无干;你说的是通信改革吗,那是通信业垄断巨头瓜分话费,本人不打手机;或者你说的是医疗改革吗,那些巨额医药费宰的是冤大头,而公务员仍然实报实销。

  关于一件事意义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你的要闻可能是我的垃圾。于是“知道分子”应运而生,他们似乎事事关心,将书籍倒到电视,将古典倒到时尚,将上海倒到北京,将北京倒到世界。知道分子是资讯的二道贩子。社会稀缺这样的二传手。现实的合理性在于,在利益和兴趣分化的年代,知道分子起到资源整合功能。

  浅,还是深,不是个问题

  阅读不再是一种享受,因为资讯使人焦虑。过去阅读是享受,现在是负担。我们幻想拥有基诺·里维斯大脑后的插孔,一个G的知识只要需要就能下载。书这种被高尔基喻为“人类进步的阶梯”,不过是为生存获取信息的工具。好比原始人为摘果子要借助的梯子,并无神圣化和仪式感,也不再是某个阶层的专有标志。

  阅读不再是知识精英的事。百度的国学搜索与Google的学术搜索预示着引经据典不再是学者的专长。未来搜索技术将图书馆搬到网上,精确到你想挑哪个段落读就从哪个段落开始读。

  调查显示,目前保持读书习惯的中国人只有5%左右。与此同时法国人年人均读书11本。这没什么可自卑的。有人把浅阅读看作是“浅薄”,“浅”实质是轻松、轻快、轻灵。“浅”与“深”,每个人可根据职业、立场、心态不同,选择不同阅读方式。毕竟,选择的自由,这是浅阅读时代最大的进步。浅阅读保持速度,为不与时代脱轨。深阅读则另当别论,主妇们对韩剧的深阅读,商人对政策的深阅读,目的结果均可以不同。也许我们未来的阅读方式应了传统绝学“九浅一深”吧。

  我们就像电影《最终剪辑》(Final Cut)中的那个剪辑师,人生就是一次浏览,我们只对感兴趣的东西留意,然后剪辑成“完美人生”。

  所以,浅,还是深,不是个问题。阅读是享受,还是负担倒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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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反渎职机构升级 责任追究体系趋完善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10日11:42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张凡 王骞

  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厅改局,标志着中国试图将责任政府的概念进一步具体化,随着反渎职侵权局的设立,渎职侵权的责任也由行政责任被强调为法律责任

  全国检察机关渎职侵权检察机构更名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今年6月底之前,全国省以下渎职侵权检察机构要全部更名为“反渎职侵权局”。

  新机构半年内全面亮相

  自去年5月,最高院启动反渎职侵权局更名工作后,新机构的全面亮相已经正式进入倒计时。今年6月底之前,全国省以下渎职侵权检察机构要全部更名为“反渎职侵权局”,并要以改革后的新名称运行。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珠海召开的全国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现场会上提出了这个要求。

  正在进行更名工作的北京市检察院,还未确定更名的具体时间。据该检察院宣传处赵先生介绍,因为涉及人员编制、内设机构等问题,正式更名前还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需要做,但“应该可以在6月前完成”。

  据悉,上海等地的反渎职侵权局的更名工作也正在准备中。

  中国目前已有10个省级人民检察院、52个分州市人民检察院、305个基层人民检察院成立了反渎职侵权局,其中湖南、浙江、贵州、湖北等省实现了在全省统一更名设局。

  “更名设局,可以把反渎职侵权机构与反贪污贿赂局一致起来,更能显示检察机关两大侦查职能,有益于加强检察机关对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利于侦查一体化建设,有利于排除干扰和阻力。 ”最高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么表示。

  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则认为,检察系统在全国范围设立“反渎职侵权局”,可视为中国在建构责任政府方面,“强化了政府法律上的责任”。

  “我们打交道的都是手里握权的人,以前出去调查,都是以检察院一个内部机构的名义,别人常会反问,你们检察长同意吗?找我们领导打招呼的也不少,改名后,我们能以一个独立侦查机构的身份出去工作,也许会少点干扰”。上海检察院一位多年从事反渎职工作的检察官这么认为。

  据中国最早进行更名试点工作的湖南省检察院介绍,机构在1997年更名为“渎职犯罪侦查局”后,部门在编制和干部、装备配置上和反贪局一样,局的正职负责人为副厅级,内设三个业务机构——两个侦查处,一个综合指导处(2001 年改为司)。“规格上去了,出去办案调查也方便多了。”

  据最高检统计,自1998年以来,湖南省检察机关查办的渎职侵权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并进入全国先进行列。2 005年1月至4月,湖北省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同比上升了25%。

  2005年1到11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3万余件,起诉了22503件,有罪判决 21735人,同比增长9.6%。

  检察官的担忧

  在刚过去的一年53周时间里,中国发生煤矿事故近50起,还出现一天两起矿难的情况。

  “这些重大安全事故往往和国家工作人员联系在一起”,背后多半是渎职犯罪。2006年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张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渎职犯罪“可能产生重大的事故,给社会的财产,给国家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失,甚至可能剥夺很多人的生命。”

  定罪难、查证难、追究难。张耕用这“三难”总结了办理渎职侵权案件的阻力。

  渎职犯罪有过失也有故意的,对官员的一个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算工作责任还是渎职犯罪,往往会有争议;国家机关人员关系网广,处在层层保护之下,如果他的行为没有产生特别严重的后果,即使是犯罪,也可能被上级领导“保护”下来;张耕还提到,在这种情况下,上级领导常会表示,“给个党纪处分、行政处分就拉倒了,不要再追究刑事责任了。”

  这些阻力,在成立20多年的反贪局中也同样存在。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周其华认为,反渎职局今后可能面临的最大困难,正是反贪局现在所遭遇的尴尬——检察机构依靠地方拨款养活以及侦查人员的紧缺。

  检察院的经费目前仍由地方政府负担,在经济落后地区,检察院的办案经费无法得到保障。经济发达地区,靠地方供养的检察院很难不顾忌政府的脸面,如果一个有问题的领导每年拨给检察院几百万,检察院能否下狠心调查,这还是个问题。

  检察机构的办案经费要由国家统一调拨,长久以来,这都还只是专家们的提议。

  责任追究体系渐趋完善

  反渎职侵权在法律上进一步加强了对政府官员和法律部门的监督。在整个责任追究体系中,政府自身的问责也越来越严厉,党内监督和人大监督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2005年初,深圳市把“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当作加强行政执行力建设的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在全市推行,年底,北京市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执法不作为者将面临下岗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写入了“询问和质询”、“ 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内容;而引咎辞职正成为官员问责中的一种常态,正部级官员解振华的引咎辞职显示了政府高层在建立官员问责体制上的一次实验。而两高的司法解释纳入了人大备案审查的程序、司法体系的监督逐渐纳入人大审查的范围也显示中央正在全面地建立对权力的监督体制。

  从党委、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各个方面所体现出来对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相应部门的设立和完善,显现出来的是中国问责制度的内容更加广泛,体系日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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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离法院有多远?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22日14:41 南风窗

  □本刊特约记者 田享华

  编者按:

  吕忠梅作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的教授,以一位法学家的身份,在理论层面对中国的司法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思考;同时,作为出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法律家,她努力把她的理论、理念贯彻到司法实践中。“虽然到法院工作已经整整5年了,却依然是一种两栖状态。”她形容说,“站则讲课、坐则开庭;白天作判决、晚上做论文。”

  本刊特约记者专访吕忠梅女士,请她着重谈谈5年来从教授到法官、从研究者到实践者的感受,从中检视现行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律职业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些与当下公众期望颇高的司法改革的联系。而且,她还有一个身份——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不仅是经费问题

  2005年10月27日,经3年多的调研,最高法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对2004年至2008年期间司法改革的主要任务、总体目标、基本原则、重要措施作了部署。吕忠梅透露,这也是在检讨“一五”改革纲要不足的基础上进行的新规划。

  在改革措施中,最受关注的是探索建立人民法院的业务经费分别列入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体制的可行性,研究制定基层人民法院的经费基本保障标准。几乎同时,最高检在9月底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3年实施意见》,推出2005年至2008年检察改革规划,其中也包括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经费保障体制,切实解决基层人民检察院经费困难等问题。

  据了解,这是按照中央政法委制定的改革计划而颁布的纲要性文件。作为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员,吕忠梅是全国司法系统唯一吸收的两个京外成员之一。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目前全国的基层法院系统经费是否充足?这次司法改革最核心的问题是落实经费保障吗?

  吕忠梅(以下简称吕):全国基层法院系统的经费不是单纯的“短缺”,而是“不平衡”。基层法院经费由地方财政负担,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就造成了法院经费的不平衡。东南沿海省市的不少基层法院并不缺经费,情况比中西部地区要好得多。

  法院经费保障体制的改革方向是地方法院的经费由省级财政和中央财政统一负担。它很重要,但还不是司法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公正,公正首先就要求司法的统一,这既要求法律制度上的统一,也要求法律实施上的统一,统一性是保持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就直接导致司法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同在中国领土上、同为中国人,在不同地区却享受不同质量的司法服务,这就很难体现公正。

  《南》:也就是说,强调法院经费保障的背后其实是要求司法权统一,这是否有防止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侵犯和干扰的目的?

  吕:的确,根据我国宪法,司法权和行政权是两种并列的权力,行政权无论在法理上还是法律上都没有干预司法权的可能。但是基于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原因,中国一直是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的体制,古代的司法权在地方上都是由行政首长掌控,一个县令基本上就管收税、断案、救灾、考试几件大事情,司法与行政很难分家,我们熟知的“青天”——狄仁杰、包拯、海瑞、徐九经,都是行政官员,同时也是法官。这种影响根深蒂固,一直到现在,行政官员的“青天”意识以及行政权独大的观念在客观上影响着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建国后,我们的法院设置是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地方法院,同时在人事和经费上都由地方管辖,这种制度安排使司法权很难与行政权相对隔离。但是,司法要保证权威性和公正性,又必然要求它远离行政权。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司法审查的范围日益扩大,“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也越来越多,在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建立“隔离带”是非常重要的,淡化二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就是实现隔离的一个好办法。当前改革的方向正是如此。

  《南》:湖北基层法院的经费状况如何?是否具有代表性?

  吕:湖北省基层法院经费原来也存在较大短缺,有些地方财政按基层法院“人头费”平均每月才200元,相比发达地区差别达十几倍到数十倍。幸运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从2005年开始湖北省级财政对基层法院年人均经费不足一万元的,给与补足到一万元,但还是偏少。

  作为中部地区,比缺经费更严重的是缺法官,法官队伍的断档比较严重。在有的基层法院,已经没有35岁以下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一个符合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年轻人;还有的法院是参加司法考试资格的人考取一个走一个,要么改行做律师,要么到东南沿海城市做法官,新毕业的法学院学生也不愿意到基层法院去。截至2004年,全国法官中经过正规本科法学培养的专业人士只占26%,湖北省也接近这个比例,有些基层法院10年未招到一个本科法学毕业生。

  湖北某法院曾面向法学应届毕业生招考15名法官,可报名的却不到20人。而报考工商、税务和金融系统的公务员排成长龙。我问一名报考公务员的法学毕业生,为何不考法官,学生回答很直白:基层法官要求高,工资低。实际上,西部部分地区招考法官的门槛已降至大专,中部地区的也主要面向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招考,但报名人数仍不理想。

  除得不到新鲜血液补充外,地方人事制度规定男50岁、女45岁就得离岗也让原本就青黄不接的基层法官人才梯队雪上加霜,随着老法官年纪增长,离岗的逐渐增多,空下来的岗位无人接替。

  包括退休、改行当律师、跨行业跳槽以及到发达地区当法官,最近这4年间,湖北省减少了审判人员1922人,而同期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新成为审判人员的只有568人,两相抵扣,净减少1300多人。

  这是一个既与经费问题有关又不同于经费问题的更大问题,如果法院没有了合格的法官,将是什么样的情形?不敢设想,却正在发生。

  《南》:待遇问题是造成法官人才匮乏的关键吗?

  吕:问题的核心不单是钱的问题,而是法官的遴选制度。是不是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法庭的法官都必须是一个标准,是不是在法院工作的每一个从事一定审判工作的人都必须是法官?其实,基层法院处理的案件与最高法院处理的案件有很大不同,许多都属于一般性纠纷,案件性质单一、适用的法律非常有限,只要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司法技术就完全能够胜任。

  美国的法官有很多种类,其典型意义上的法官是按美国宪法程序任命的,其他还有很多被称为法官的人,如治安法官、行政法官,他们并不具有宪法意义上的法官工作,但也享有一定范围内的审判权,小额审判法庭里的大量案件都由他们作出裁判。法国的法官只有不到2000,而法院整个人员达到2万多,其中有许多是从事小额裁判、辅助法官裁判案件的司法人员。

  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法官制度也是可以根据司法纠纷性质和复杂程度的不同,设计不同的任职资格标准,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尤其是在中国乡土社会,处理纠纷,更多的还是习惯规则,机械地依照法条处理反而容易造成新的矛盾。所以我常说,一个博士不一定就能办好基层法院的案子,我自己也未必就能处理好一些基层法院的案件。事实上,我们评出来的一些中基层法院的案件调解能手大多是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人生阅历、较好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人。

  应该看到,在乡村处理一般纠纷不需要人才上的高消费。可以考虑在基层法院少量设置法官职位,将案件处理权进行分类,让一些虽然没有达到统一司法考试资格但具备一些基本条件的司法人员处理一般纠纷,他不是法官,但也拥有部分司法裁判权。这样,既可以节约或优化配置司法资源,也可以缓解目前基层法院无人办案的矛盾。当然,前提是必须明确规定从业资格,避免出现“大众化”现象。

  司法公正需要三个条件

  《南》:司法改革的一个动力,源于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目前,社会舆论对司法领域的腐败案件特别关注,一些人对法官职业的理解和判断存在负面看法,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吕:确实存在一些负面看法。在和英美法官交流时,我们的法官常常会问对方,法官腐败了怎么办?每次提出这个问题,西方同行们都会大吃一惊,“法官还会腐败么”?在西方,法官是半人和半神的象征,因为他们头上有上帝。

  西方不少国家的法官出庭须戴假发,因为假发曾是贵族的象征,贵族是离上帝最近的人,有神的血统。所以对他们来说,“法官腐败了怎么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问题,他们的法学院教育和法官遴选制度能够保证只有这个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能做法官。

  英国著名的大法官丹宁勋爵的声望非常高,被视为“公平与正义的化身”,但最后他却不得不辞职。因为在某次庭审中他对当事人有种族上不尊重的言论,当他的话被媒体传播后,英国社会一片哗然,“丹宁勋爵已经不再公正”。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得不告别法官生涯。在公众心目中,一个法官不公正了,这种不公正并不是腐败,仅仅是言辞上出现了不公正,他们对法官的公信力就会产生怀疑,那么这样的人就不再适合做法官了。

  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因此,当我们向外国同行提出法官受贿的疑问时,他们觉得是对他们制度莫大的不信任。有一个外国法官跟我讲,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不自信。我无法回答,只能告诉他这是国情的差别。

  《南》:那么我们的法官怎样才能实现司法公正,才不会让国人失望?

  吕:司法公正一直都是我们的目标,只是实现公正是需要条件的,主要有三点:独立、效率、权威。

  第一个条件是独立,这是司法的内在要求,我们只要承认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存在,它们之间就应该有一种相互分离的状态。司法独立不等于“三权分立”,它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态,在我国,它是在宪法中规定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干涉。现在的司法权设置与行政权设置的范围完全重合,法院的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负担。在这种司法环境下,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

  第二个条件是效率。就是我们常说的“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中国的老百姓恶意诉讼、无理取闹的有没有?有,但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是善良的,要求其实非常低。我对行政庭的法官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老百姓不到水深火热,绝不会到法院打官司。到了你这里是指望救人于水火之中,等你拖来拖去,人都被烧死、淹死了,即使救了出来,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有一个案子拖上13年,7次判决。如果当初布什与戈尔的总统选举案,一审不服,二审,还不服,再审,再审不服再再审,美国人能等上13年没有总统么?所以效率是公正的生命线,这是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内涵。

  最后一个是权威。司法应该有权威。什么是权威?就是法官负有对公民的生命、自由、权利、义务和财产作出最后判决的责任;司法机关对所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管辖权,并拥有绝对的权威就某一提交其裁决的问题按照法律是否属于其权力范围作出决定;法院作出的司法裁决不应加以修改。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独立的问题不解决,权威的问题一定会出现。

  现在法院系统正在进行第二轮的改革,2006年是司法体制改革年,将出台一系列措施。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问题会有所改进。

  《南》:司法改革的难点和阻力是什么?您对此次司法改革的前景怎么看?

  吕:难点、阻力肯定不会少,首先是法律的修改,我们应该严格禁止突破法律进行司法改革,这与经济改革的路径完全不一样,否则司法的权威就会荡然无存。其次,改革必须自上而下,理性、有序、依法进行,严格限制地方创造司法改革的经验,这是保障司法统一性的必然要求。其三,是观念上,司法改革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尤其是经费支持,这取决于最高决策层的价值判断,而正确的判断源于对法治观念的认同以及对更长远利益的高瞻远瞩。其四,改革的方案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需要各方找到社会利益的平衡点,然后不断协商与论证,优中选优。最后,达成广泛共识的方案得到有效执行才能保证司法改革的成功。

  对于改革的前景,我认为即便司法改革的方案确定,启动司法改革也还需要有恰当的机遇。所以这次司法改革走的是一条集艰巨性、长期性、反复性于一体的路,但前景终究是美好的,只是时间快慢而已。

  《南》:实现司法公正还需要其他条件吗?

  吕:法官还需要强调他的中立性和消极性。中立性可以讲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案件的被告申请回避,我从监控录像看到法庭一片混乱。经过调查才知道,开庭前审判长进入法庭时从一名原告身边路过,原告递过来一支烟,审判长出于礼貌就接过来抽了,尽管他不认识这个人。

  后来为避免这种尴尬,法庭的设计作了一个改动:法官的通道和当事人的通道分开,不让法官从任何一方当事人面前走过。这也表明独立性不仅体现在内心的独立,还要有一种外在形式,让人们看得见。

  此外,法官还要有消极性。大家都讲法官也是人,法官也有朋友、同事。我做法官之后,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只要是真正爱护我的朋友,为我着想的亲属都不来找我,他们说必须离我远些,因为离得太近了,他们有嫌疑,法官也有嫌疑。

  澳门法院的首席法官说过,“自从我做了法官之后,朋友们都离开了我。”这是法官的职业所需要的,也凸显了法官的消极角色,法官不要太活跃。如果一个法官经常出去剪彩、出席各种会议、活动,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人具有公正性。法官需要消极地参与社会活动,能不参加的尽量不参加,中国恰恰不能保障这种情况,往往是做了法官之后,朋友越来越多。

  我曾让美国的同行用一句话概括法官的定义,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回答,“法官是孤独的智慧者”,这句话很能准确地代表法官这一职业的特点。

  最好的法官肯定是艺术家

  《南》:您心目中的法官是什么?

  吕:我理解的法官首先是一种职业,它有四个标准,其一是职业技能,具备各样司法技术,其二是职业伦理,法官内部应有对维系这个团体的某种传承;其三是职业方式,主要从事诉讼活动;其四是职业准入资格。

  前二个是内在的,后二者是外在的。有不少法官问我,为什么要穿法袍,现在为什么要用法锤?我就很直接地回答:“你们穿着法袍就不能满大街跑了。”过去我们大盖帽、制服,上班穿,下班也穿。穿上法袍就是让他们与当事人分开,要有距离感。

  穿了法袍的法官要干什么,他对社会、法律有哪些贡献?我们听得最多也说得最多的是:“不公正的立法固然是一种弊害,但是,在未经最终适用于具体个案的处理之前,那弊害还只是潜在的,或者只是表现在一种符号意义上的;而一个以追求社会正义为存在基础的合理的司法官僚阶层却可以将立法上的弊害降至可能的最低限度。”这就是对法官的地位与作用的最好说明。

  《南》: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

  吕:首先要有专业化的知识技能,而这来源于专业化的训练,法官可以实现一种同质化。而当前司法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法官大众化,有学者曾经写过《为什么复转军人不敢进医院而敢进法院》,就是针对这样的弊病。

  法律教育是一种思维训练,非正规的法学院训练出来的法官被称为“二把刀法官”,不能说他不懂,但也不能说懂,常常会闹一些似是而非的笑话。

  有一名刚毕业的博士做法官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件时,提到当事人是“禁治产人”,结果一名审委会委员问“写错了吧,哪有这个概念”?博士解释了半天也没说清,我忍无可忍说,就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结果那个委员又说,“你非要用外语干什么,中国哪有这种话,以后报告不允许用外语”。博士解释说,这就是中文。委员又说,中文我们怎么看不懂?

  对于判决中常用的“驳回诉讼请求”和“驳回起诉”,曾有法官在案件都已审判完了的时候,下判决书说“驳回起诉”。我就问,你看过诉讼法了么?他说看过了,他觉得“驳回起诉”比“驳回诉讼请求”轻多了。其实,“驳回起诉”是指原告连程序上的诉权都剥夺了,程度更严重一些,而且审判程序都进行完了还怎么“驳回”呢!

  《南》:有了专业知识就能保证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官吗?

  吕:当然不是,司法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最好的法官肯定是艺术家。不仅搞音乐、文学的人是艺术家,在我看来,对人的知识、经验、智慧、创意能综合而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就达到了艺术的境界。

  诉讼是一种平衡社会矛盾的技术,它能够把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上的各种冲突综合为一种程序上的冲突,它不是直接解决问题,而是转化问题,把一般问题转化为个别问题,把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

  我们曾经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一个和尚与道士的官司。和尚很会化缘,多年积累了一笔钱重修庙宇,但他不懂修庙,便请了一个道士帮忙,把所有的钱交给道士处理。但是房子修好后就出问题了,和尚出了钱,道士出了力,这究竟该叫“寺庙”还是叫“道观”?结果道士更厉害些,把和尚赶跑了,寺庙成了道观。于是,和尚去找宗教协会,但协会没办法,目前根据我国法律,庙宇、道观都属于协会财产,但是宗教协会下面的佛教协会和道教协会是两家,不好协调。

  最后,官司打到法院。对于法官而言,这就不是教义之争,而只是产权之争,这就把宗教间的矛盾转化为权利义务的关系,避免了大冲突。

  作为一名优秀的法官,除了对法条有精确的掌握,还需要对法律精神的理解,这也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有一个案件就是: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谈合作,政府出地,开发商出钱,建成机关宿舍楼,五五分成,随后开发商拿着合同将所有的手续都办了下来。但不久,又有开发商找政府,说共建宿舍楼可以和政府四六分成。于是政府想毁约,向法院起诉合同无效,理由是我国《房地产法》规定,合作建房的初次投资没有超过总投资25%的合同无效,先前的开发商的投资没有达标,因而无效。

  面对这个案子,究竟是根据《房地产法》以及最高院相关的司法解释认定合同无效,还是根据民法通则的诚信原则来判合同有效呢?明知政府又签订了一个合同才来撤销前一个合同,如根据前者来判决那么就意味着对诚信原则的最大亵渎和践踏。

  这对法官来说非常困难,这里面涉及法官运用规则的能力问题,当法律的原则和条文之间发生冲突,法官如何根据法律原则和精神判案,当然,法官造法还需要最高司法机关认可。法官对于司法艺术的运用对司法公正影响非常大,但是目前的法官在这方面很欠缺,很多时候只会按照条文机械办案。

  法官的形象首先是一种职业,然后是一个技术工作者,最后成为艺术家。

  并非一步之遥

  《南》: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能否培育出一个优秀的法官阶层?

  吕:法官是需要经过专门化的训练才能培养出来的,法学院应该成为走向法官职业的起点。再往下延伸,什么样的人可以报考法学院就成为未来法官人员结构与素质的基础。因此在许多国家,法官的选拔之路是从法学院学生的招生即培养方式开始的。

  美国法律专业不设本科,进入法学院学习时就已经本科毕业,法学的最低学位是硕士。法学院的学生学习的是判例法,需要阅读大量案例才能听懂老师的课,还要参与讨论,所以美国法学院的学生是最辛苦的学生,学生要博士毕业后,才能参加联邦或州的律师资格考试,获得律师资格后才能执业。

  美国的法官从律师中产生,其基本要求是从事律师职业至少满7年,才有资格被提名为法官。由法官遴选委员会进行严格的审查,联邦法院法官要等总统提名,州法院法官要等州长提名,最后才获得任命成为法官。

  美国50岁左右的法官是十分年轻的,而我们国家这个年龄就差不多退休了。我2003年到美国参观北加州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领我们看他们的法官全家福,他指着照片中的自己说:“我是‘幼儿园’”。52岁的他,是这个法院里最年轻的法官。

  我反复问美国人,为什么要从律师里选法官?理由有两个,第一,他们是判例制国家,需要熟悉很多判例;第二,做律师后一般经济地位都比较高,等他做法官时,他对钱已经无所谓了。可以说,他们的法官遴选制度就是要保证既有丰富法律实践经验,又不为金钱所动的人来做法官。

  《南》: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法官培养模式是不是应该有别于英美法系?

  吕: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法官培养,都强调法官在扎实的专业功底外,还要有深厚的人生阅历。

  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德国的制度很典型。在德国,有两个文凭是不能由大学发的,一个是法科,一个是医科。法学院的学生学制为8年,其中有两次国家考试。进入法学院4年后进行第一次国家考试,通过后进入第二个4年的学习,两次国家考试通过后,获得德国法律工作者的称号。

  如果第一次国家考试没有通过,不仅不能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习,而且什么文凭都拿不到,等于4年大学白上了。德国的大学免费,很多学生不甘心,第一次考试通不过就自己留级,再读几年,我在德国的法学院都遇到过这样的“留级生”,有的六七年了还没有通过第一次考试。

  2002年,我到德国萨尔大学访问,接待的马丁教授很热情,请我吃饭。经过学校旁边街上一家餐馆门口时,被热情的老板娘硬拉进去,我们吃饭时她还不停地过来敬酒。后来一问才知道,老板娘就是法学院没有毕业的学生,曾经听过马丁的课。

  我问马丁,采取这样的制度是否有点残酷。他的回答是:必须保证最优秀的学生上法学院,这是国家法律实施所必须的。一个孩子没有足够的智商和好成绩,不敢报法学院。而优秀的学生进入法学院学习后,再经过两次淘汰,只有极少数特别优秀的人能最终成为律师和法官。这种制度把学科教育和职业教育在一个长时间里结合起来,尽管有些苛刻,但它保证了法律人才与其社会功能相适应。

  由此可见,虽然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学院设置不同、学生学习的方式不同、法官遴选的具体方法不同,但却有两个基本共同点:第一,法学院是法官的摇篮,法学院教育与法官人才选拔必须直接联系;第二,必须保证最优秀的人才从事法律职业,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学习法律的。

  《南》:我国法学教育对法官培养的效果究竟如何?或者说,我们的法学院离法院有多远?

  吕:就我们的法学教育而言,法学本科教育后的硕士和博士教育不是职业教育,而是研究性教育,培养研究人才。虽然现在开了法律硕士教育,但实际上离真正的法律职业教育还很远。这是当代法学教育的一个缺失,需要通过教育上的改革完善。

  已经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到了法院,主要靠自我摸索成为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法官,悟性高的可能三五年成为一个不错的法官,悟性不好的一辈子也做不了好法官。我在法院常碰到博士不会写文章,硕士不会审案子。

  目前,在法学院和法院之间,有一个法官任职前的培训,按最高法院的要求,至少要一年时间,但现在没有法院能按要求完成培训。原因在哪?没有人能讲授这些课程。我们现在进行的法官培训,依然回到了法学院的培养模式。法律职业培训的教员需要有精深的法学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办案经验,需要像王泽鉴、波斯纳那样既是法学家又是法律家的复合型人才,我们现在太缺乏这样的人,这也使得中国法官的职业化进程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此外,还有一点,当前司法考试的出题主要还是法学院的学者,所以,即便通过这样考试的人,还是不能很快适应法院的工作。

  所以要问法学院离法院还有多远,我的回答是,恐怕并非一步之遥。

  《南》:您处于法学家与法律家的“两栖状态”,您觉得二者有什么不同?

  吕:他们两者有很多联系或共同点,但又有很大差别,我自己既作为法学教授又作为法官,特别体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区别体现在法律思维上。如果用唱歌来比喻,前者是独唱,后者是合唱,二者的共性是都得识谱,懂乐理。

  法学家强调的是求异,同样的问题,不一样的处理得到不一样的结论,正如独唱是要求歌唱家把同一首歌唱出不同的味道。法律家强调的是求同,同样的问题同样处理,合唱要求所有人把一首歌唱得一样。如果我不能提出不同的新观点,我就不能称之为教授。但是法官则不允许,面对同一法律,就必须有同样的认识和同样的处理。

  《南》:既然法学家与法律家的思维差别如此大,他们是怎样服务于法治建设的呢?

  吕:他们扮演的角色不同,前者演绎知识理性,是批判者,属于理想主义;后者演绎实践理性,是捍卫者,属于现实主义。他们都直接推动了法治的进步,但二者不能混用。

  《合同法》修改后,我们法院系统邀请在合同法方面颇有造诣的武汉大学余延满教授给法官授课。余教授的特色就是批判性特别强,结果一上台就开讲:“这部《合同法》,我已经发现了172处错误。”然后拿着法律条文从第一条批起,等课讲完,法官就跑过来问我:“这合同法还能用吗?那么多漏洞不去修改和填补怎么办啊?”

  然后,我们邀请最高院民庭的法官来讲授《合同法》,授课法官说这部法律是当前最完备的法律,要如何如何使用。

  其实,双方都没错,教授对法律文本进行批评和分析,促使法律进一步完善,这是他的使命。但对法官来说,维护现行法律的秩序,用法律技术来适用法律,并保证法律的稳定性,这是法官的使命。

  《南》:对有志于法律事业的学生和工作人员,您有何忠告和建议?

  吕:法律的学习者,应该从法律当中获得精神的力量,法律不是谋生手段,而是一种信仰,只有当我们把法律当成信仰的时候,我们的法律人生才会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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