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s ADVANCES

Trying to get rid of surfing, wasted too much time, any suggestion?.......................... 七宗罪?............................... 1,没有原则的政治;2,不劳而获的财富;3,没有理智的享乐;4,没有特点的知识;5,没有道德的商业;6,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7,没有牺牲的崇拜。............................................. 虽然这是圣雄甘地说老印的.......

Thursday, November 10, 2005

評價葛林斯潘的遺產

200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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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林斯潘作為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取得了近似偶像的地位。因此,當他的任期行將結束、其一貫正確的衣缽傳給繼任人之際,審視一番其遺產是否合格,以及我們可以從新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那裏期望得到什麼,是大有裨益的。
幾乎沒有其他的央行行長能夠像葛林斯潘那樣在有生之年得到大書特書的偶像般傳記。但是,在現代社會中,究竟是什麼東西造就偉大的央行行長、機構或者個人呢?
在柯林頓就任總統之前,成就20世紀90年代經濟繁榮的諸多因素,包括技術進步,都已經發端。所以,葛林斯潘對經濟繁榮不能獨攬讚譽。然而,儘管沒有央行行長可以保證經濟繁榮,管理失誤卻可以造成巨大的損失。美國二戰後許多經濟衰退都是由於美聯儲加息過快過猛造成的。


金融市場容易受騙
葛林斯潘無疑有過風光無限之時。當時,人們至少只能想象,換一個並不如此嫺熟的美聯儲主席操作「有誤」,帶來災難性後果。其中一個是1987年的股市崩潰。另外一個可能發生在1998年,當時,另一場全球金融危機呼之欲來,美聯儲降低了利率。
這些成功,連同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繁榮和看似持續的價格穩定,都強化了葛林斯潘擢升的地位。但是,這也使得許多人忘記並不成功的時候。美聯儲沒有避免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衰退。研究一下葛林斯潘當時向國會所做的證詞就可以知道經濟問題的基本性質並未得到很好地理解。
但是,葛林斯潘遺產的真正問題在於過去5年中美國經濟所發生的事情,對此,他負有重大責任。葛林斯潘用最似是而非的理由支持2001年的減稅,也就是,除非對美國激增的財政盈餘採取行動,否則,美國國債將會在10到15年內完全付清。葛林斯潘認為,應當立即採取行動避免這一即將到來的災難,因為這一災難將會阻礙美聯儲實施貨幣政策的能力!
金融市場信以為真,這充分說明了金融市場何等容易上當受騙。更準確而言,華爾街要的就是減稅,金融界人士願意接受符合這一目的的任何觀點。當然,如果逐漸減少的國債到2008年果真成為急迫的危險,國會將會樂於減稅或者增加開支。
葛林斯潘對減稅不負責任的支援對減稅法案的通過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錯誤不僅在於減稅的力度,而且在於其初衷;由於減少高收入美國人的稅負,因此對經濟刺激無足輕重。
但是,激增的赤字並未將經濟帶回到全面就業上來,所以美聯儲被迫降低利率。低利率奏效了,但是效果並不顯著。這並非由於低利率促進了投資,而是低利率讓美國家庭重新資助住房貸款,並且助長了房地產價格泡沫。
簡而言之,葛林斯潘卸任後留下的是背負高昂的家庭和政府債務以及脆弱的資產負債表的美國經濟。這一遺產已經助長了全球金融不穩。
葛林斯潘為何支持減稅至今仍然不得而知。究竟是嚴重的經濟誤判,還是迎合討好布希當局?最為可能的解釋是二者兼而有之,因為他和布希都在實施共同的「餓死牲畜」的政治戰略,也就是利用減稅來降低財政收入,從而迫使公營部門減小規模。
傳統的央行獨立觀點主張,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政策不應該交給政客們實行。顯而易見,同樣不應當交給央行行長們,至少是當他們在對其直接責任之外的領域發表評論之時。
葛林斯潘對於導致赤字猛升的政策如同政客一般充滿熱情;但是,「超越政治之上」的遮羞布卻給了那一政策可信度,使得那些在另外的情況下會質疑其經濟智慧的人支援減稅。


低利率或致高通膨
從而,這就成為葛林斯潘的第2個遺產,也就是對於央行獨立不斷增加的疑慮。宏觀經濟政策從來不會不含政治因素,因為它包含根本性的交易,對不同的群體產生不同的影響。失業讓工人們受害,而用來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低利率可能導致更高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特別會讓擁有名義資產的人由於其價值受損而遭受損失。這樣根本性的問題不能降格交給技術官僚處理,特別是當這些技術官僚把社會某一部分的利益置於他人之上時尤其如此。
實際上,葛林斯潘的政治立場僅僅被草草掩飾成專業智慧,其任期暴露了其作為獨立中央銀行和沒有黨派偏見的央行行長的觀點是令人懷疑的。不幸的是,許多國家恰恰陷於這一幻覺,而且,它們注意到葛林斯潘最重要的經驗教訓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強調新任美聯儲主席的「專業化」只會擔擱汲取教訓。



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
作者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 (Project 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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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度埋而立小登科 兩股如繩油煠鬼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1-11



林行止專欄




  近來寫餘多看(看書和讀書大有分別,見九月十六日梁昶的〈隨便看看〉)古人筆記。古代無意仕途或致仕的「讀書人」,有的「居不出里都數年」、「息意榮進,專以著述自娛」、「日夕惟手一編」,有所得「輒札記別紙」;有的「一生坎坷不遇」,屢試不第,遂「淡於仕途,居家以讀書著述而自適」;有官場稱意,見廣識多,所記「悉皆耳所親聞,目所親見,身所親歷,絕非鋪張假設之詞」,亦有「因有宿疾,故澹於進取,悉心治學!遇有奇書異帙輒講求之……,日危坐諷讀其中,攬要咀華,刺暇指類,辨同異得失」。而最特別的要推元末明初的陶宗儀(字九成),其友孫作大在《南村輟耕錄》說陶氏「作勞之暇每以筆墨自隨,時時輟耕,休於樹蔭,抱膝而嘆,鼓腹而歌,遇事肯綮,摘葉書之,貯一破盎,去則埋於樹根,人莫測焉。如是者十載,遂累盎至十數;一日,盡發其藏,俾門人小子,萃而錄之,得凡若干條,合三十卷……」。本書「出版者說明」譯為白話:「……經常在樹蔭下摘採樹葉子來做筆記,寫完了貯放於盆內……。」葉上作文,對筆者來說,比紅葉題詩還有情趣。《雲麓漫鈔》作者宋.趙彥「外吏內儒」,公餘勤作筆記,「析誤鉤隱,辨是與否,有益學者」。這些文士記錄了大量社會生活習尚、語言文物、辯證奇謔以至詩文義理,甚具趣味性及知識性,加以筆記大都精悍短小,少見長篇大論,隨時隨地可讀可停,十分方便。漫無目的的瀏覽,見不少可茲一記的雜事,料可為讀者「增廣見識」,遂記之。

  ■十月二十八日魯牛的「拉扯談」以〈大煠蟹?〉為題,「考證」大閘蟹得名之源,指上海話與「閘」同音的「煠」,其意是水煮,像「煮蛋」,上海人就叫做「煠蛋」,在以蒸氣壓力煲蒸蟹之前,水煮應該是普遍的烹蟹法,而「大煠蟹」也就是大火煮蟹的意思。不過,這「煠」字,上海人人會說,但會寫的不多,於是以訛傳訛、同音相假,也就變成大閘蟹了。

  作者據《漢語大詞典》,指「煠」為把食物放入湯或煮沸的油裏弄熟。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素食》:「當時隨食者取,即湯煠去腥氣。」又宋蘇軾《十二時中偈》:「百油鐺裏,恣把心肝煠。」放在油鐺裏,「煠」顯然與「炸」有關。

  「煠」與「閘」同音「誤借」成「大閘蟹」,但「煠」又與「炸」同。清,劉廷璣(生卒年不可考)《在園雜志.卷一》(中華書局,今年一月校點出版)有〈油煠鬼〉條:「予由浙東觀察副使奉命引見,渡黃河至王家營,見草棚下掛油煠鬼數枚。製以鹽水合麵,扭作兩股如粗繩,長五六吋,於熱油中煠成黃色,色味頗佳,俗名油煠鬼。予即於馬上取一枚啖之。路人及同行者無不匿笑,意以如此鞍馬儀從,而乃自取自啖此物耶。殊不知予離城赴浙省,今十七年矣,一見河北風味,不覺狂喜……。」趙氏說他離鄉已久,一見家鄉「特產」,便不顧大官威儀,取而食之,路人與侍從見而怪之,但趙氏想起蘇東坡「謫居蘇州五年,今日北行,岸上開疆驛鐸聲,意亦欣然。鐸聲何足欣?蓋久不聞而今得聞也」;又說韓昌黎詩「照璧喜見蝎,蝎無可喜,蓋久不見而今得見也」。趙氏見久別多年的油條,取而食之,人情之常。

  趙氏之說足見「煠」與「閘」同音、義則通「炸」,「油煠鬼」顯然便是油條(油炸鬼〔檜〕),只是而今「煠」字已不流行且亦不加「鹽水」了。

  ■南宋(公元一一二七─一二七九)周密(字公瑾,公元一二三二─一二九八)的《癸辛雜識》(中華書局,一九八八)〈譯者〉條,說譯者之稱,早見《禮記.王制》,「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又說「其通傳北方語,謂之曰譯者……」。

  我國對外關係和有「外國」之稱,據故中國經濟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楊聯陞(一九一四─一九九○)的考證,「並不始於十九世紀而可以追溯至漢代(元前二○六至公元二二○)」,其〈從歷史看中國的世界秩序〉一文(見《國史探微》,刑義田譯)記中世紀許多國人「崇拜印度」,因為那是佛教的發源地……;漢與匈奴、唐(公元六一八─九○七)與突厥及其後的吐蕃,宋(公元九六○─一二七九)與遼、金、元之間亦多有往來,宋史且有〈外國傳〉。楊氏在〈國史上的人質〉一文(同書,張榮芳譯),指公元前七二○年,諸侯之間交換人質,而「漢朝的標準策略是以取得人質來控制夷狄小國」,被遣來中國的夷狄王子稱為「質子」或「待子」……。與外國人溝通需要「譯人」,當年通二國語言的人顯然不多,他們不僅薪給優厚,而且向「人質」多加需索……。

  許多外來語便在這種情形下傳入我國,一些早已被中文「同化」,如本報九月二十四日「理性消費」欄所舉的「劫波」(Kalpa)和「剎那」(Ksana),俱為梵文譯音,已成為中文常用詞;但未被「同化」的似乎更多,有的不附原文還能猜度,如從上文下理可知卡里斯馬為ch[k]arisma,但估中「盧波迪」為nobody,便幾乎不可能。

  漢語中外來語甚多,內地學者劉正埮編輯的《漢語外來語辭典》(一九八四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及岑麒祥編寫的同名辭典(一九九○年商務印書館),對匈奴、滿、蒙以至其他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融入漢語有非常詳盡生動的考據,是消閑良書。

  ■清(公元一六四四─一九一一)趙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年)的《陔餘叢攷》(河北人民出版社;古人稱恪盡孝道奉養父母為「循陔」,「陔餘」〔如辦公之餘的「公餘」〕為侍服父母之餘;《辭源》無此詞,《辭海》指語出束晢〈補亡詩.南陔〉:「循彼南陔,言采其蘭。」)有〈番語成詩〉條,記《詩話總》及《詩史》載余靖所寫的「胡語詩」:「夜筵沒羅巨拜洗,兩朝厥荷情干勒。微臣雅魯祝君統。聖壽鐵擺俱可忒。」即使原注「沒羅(言後盛)」、「拜洗(言受賜)」、「厥荷(言通好)」、鐵擺(言崇高)」、「可忒」(言無疆),筆者現在讀來,仍不知所云,以不知是什「胡語」而且根本不通「胡語」,此條尚引另一以契丹語譯音詩,讀來亦莫名其妙。

  以外來語入文入詩,必須詳加註釋,最好附原文,讀者才能明白且讀出興味。錢鍾書〈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錢鍾書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在一項附註中舉高錫恩《友白齋集》卷八〈夷閨詞〉第三首:「寄語儂家赫士勃,明朝新馬試騎來。」注「赫士勃」是husband之音譯;第八首「纖指標來手記新,度埋而立及時春。」注「度埋而立」為to marry的音譯(這非普通話而是地方方言)。這些詩寫於咸豐五年(一八五五),距今剛好一百五十年,但據說並非開風氣之作,因此前已有〈倫敦竹枝詞〉以番文譯音入詩(頁三五七註四)。

‧東翻西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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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財富愈來愈多 工時愈來愈短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1-10



林行止專欄




一、

  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相繼步入退休期,「身無長物」者,靠退休金(和「綜援」)及儲蓄(亞洲人也許還有兒女奉養)無憂無慮安享餘年,但億萬富翁富婆便很少能夠無牽無掛優游林下了,因為他們會為不知如何最有「效益」地處理「無法帶走」的財富而傷腦筋—為如何避免、少納遺產稅而傷神之外,還有不知後代能否發揚光大把財富一直滾大代代相傳的遠慮!

  香港已取消遺產稅,各金融機構莫不大力向海外客戶宣傳;由於此舉的確可為財主解決財富流進庫房的問題,因此湧入本港的資金,肯定明顯增加。至於後代能否妥善管理財富的問題,便誰亦無法提供答案,因為年輕一代對財富看法及理財手法,均與前輩有異,財富一旦落入他們的掌握,除了會盡情消費,大都會重新釐定投資策略—前者會使那些高消費行業持續興旺,有助經濟蓬勃發展,後者將令投資基金界出現大變革。一項調查顯示,百分之九十二美國的財產繼承者有意轉換基金經理(見十月四日本欄)!如何應付這種新的「投資生態」,是投資專家必須面對的挑戰。

  取消遺產稅雖然可令財富原封不動存給下代,但財主擔心子孫無所事事游手好閒變成社會寄生蟲—這種現象絕非罕見。一般的情況是,當你的後代知道他們會繼承一筆即使不生利亦花不完的財富時,一般會質疑讀書的「用處」,甚至不願做任何工作,因為工作所得遠遠及不上祖上遺下的財富,等於工作失去物質誘因。這種問題的確不易解決,事實上許多「含鑽匙出世的人」,除了吃喝玩樂什亦不做,成為他們父母心目中對社會毫無貢獻的人;不過,這只是錢幣的一面,另一面是「奢侈浪費帶來經濟繁榮」(讀過森穆遜那本教科書《經濟學》的人,都知道他提出的「節儉的矛盾性」。節儉是美德卻無法促進經濟繁榮),社會上自古以來便有一些「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者」。司馬光在《文獻通攷.卷二十三》談位處「天下之要衝,四方輻輳,百貨畢集」因此致富的蘇杭人,「按時而游,游必畫舫、肩輿、珍饈良釀,歌舞而行。可謂奢矣」。不過,這種「炫耀性消費」,令「輿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釁者,不知凡幾。故曰,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換句話說,就個人和家庭層次,坐享其成的享受,有違家風,實不足取;但從社會角度看,這樣做最低限度可刺激消費行業的增長,其對經濟繁榮的貢獻,肯定較當守財奴高!

  為了替財主分憂,如今投資銀行家—基金經理兼做心理輔導,比方他們認為要不知財富何來的「青年財主」做個「有用之人」,可一早讓他們入社會做事,現在不少投資銀行暑期都招請大批「投資戶口繼承人」做臨時工,便本此意;但此種途徑只會使這些「暑期工人」知道錢賺錢不是易事,卻無法改變他們在財富方面比較大多數人幸運的事實,即他們很難因為做過散工便會如上輩般努力工作。上代埋首工作,沒時間亦不懂享受,下代不必工作有金錢有時間亦懂得享受,這是「宿命」,是不可改變的現實。值得勤勞一生財主注意的是,「社會進步」令其後代根本不必像他們般長時間工作,最簡單的例子是過去要寫信通電話的事,在科網時代,「彈指」一個電郵便已解決。二十一世紀的人肯定可以較短時間達致二十世紀長時間工作的效果,督促後輩夜以繼日工作是沒有意義的。

  對於財主擔心後輩會否做「大花筒」不事生產,投資銀行家認為盡早給後代管理一筆資金,看看他們如何運用及投資成績,是不錯的補救辦法。這種辦法的確可評鑒後代對金錢的看法及理財能力,問題是,如果他們的人生態度「離經叛道」且不善理財,財主又能做些什?只有極少數會因而把財富遺贈慈善機構或自己成立慈善基金會。

  不管怎樣,把財富留給後代,便要有讓他們好好享受人生的想法—這不是大部分創業家拚命工作的原動力嗎?—如果這都想不開,便應把財富悉數捐出。

二、

  九成多財富繼承人要轉換基金經理,說明後者的投資成績十分差勁;統計顯示能夠長期跑贏大市的基金並不多見,即以過去十年八年以賺錢能力驚人而風靡一時的對沖基金,今年亦恐難錄得佳績。

  事實上,投資經理似乎只能滿足於「舊財主」,白手興家及成功的企業主管對他們的不滿情緒已溢於言表,並採取行動,這是一班資產淨值一億左右的財主在一九九八年成立「二十一世紀提高投資成績小組」(Investment Group For Enhanced Results,in the 21st Century-TIGER21)的原因。該組織現有六十名會員(入場費二萬五千美元),總資產淨值五十億美元,他們通過願意分享投資心得的會員交換意見、交流經驗,評定為他們理財的基金經理是否稱職,以達致保本升值並令財富增長不會落後於大市的目的。

  把財富交給基金經理管理,是富裕的非職業投資者處理金錢的次佳辦法,但他們往往不滿基金經理的表現;如何善用基金經理的專業知識為閣下賺錢,成立類似TIGER21的組織,也許是有益有建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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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November 09, 2005

Partially censored news (a little old): Sea turtle deputy governor of Henan province executed!

Deputy Governor of Henan province Lv Debin was sentenced to death for hiring a killer to kill his wife a while ago. On Oct. 17 Henan Supreme Court rejected the appeal and executed him on Oct. 18. 52 year old Lu De Bin was born in a normal peasant family in Henan. He obtained his PhD from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In 1988 He returned to China as an agriculture scientist and professor in Henan agricultural college. His overseas background and high level scientific research led to the fast promotion in the college. Moreover, he was appointed as committee member of democratic league party in Henan and became the committee chairman in 2002. In 2003 He was appointed as deputy governor of Henan.

Before Lv got married with a his first wife, who was a city resident, before he went to US in 1982. After he returned to China in 1988, he hired a young maid from rural area to take care of his parents and kids. Due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his wife and his parents, he seperated with his wife and kids and eventually got divorced. The young maid brought him big comfort and soon became his 2nd wife. After being promoted to the high level, Lv often found himself embarrassed by his 2nd wife in the public because of her rural customs. Lv gradually seperated with his wife and started dating new women. One time, Lv was caught sleeping with another woman by his 2nd wife. Since then, Lv's wife repeatedly reported his private life to his supervisor. Lv wanted to divorce again, but he couldn't do it because his wife had collected a long list of bribes received by Lv.

A former student of Lv, the deputy mayor of xinxiang city, suggested Lv getting rid of her by hiring a killer. In June, 2005, the deputy mayor of xinxiang asked the deputy chief of his local police bureau to kill Lv's wife. The chief sent out two man strangled his wife. They then cut the corpse into ten pieces and abandoned them in a pond.

Many reporters went to Henan to cover the story, however very few stories could pass the censorship system of CCP administration. A reporter working for San-Lian wrote a short paragraph that he couldn't cover in his journal on his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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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恒甫:功臣还是罪人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10日 11:57 南方人物周刊

  10月以来,一条消息在国内众多学术网站里传播开来:在国内颇有影响力的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正面临被分拆的局面

  作为风暴中心的当事人、该中心的创建者——有“中国现代西方经济学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邹恒甫教授,在低调“拓荒”了十多年后,首次公开亮相,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彭苏 发自北京

  “一个记者从1994年起开始观察我,说要写我,结果11年过去了,连篇稿子的影子都没见着,你想通过一两个小时的谈话就能写好我?”

  邹恒甫孩子气地偏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大方框眼镜后的眼睛里充满的不是质疑,而是无限之肯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供职于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长期致力于将西方最先进的经济学教育引进中国、创办了国内首家现代经济学教育试验田——“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简称IAS)的学者,撇开诸多头衔身份不论,坐在面前的这个43岁的男人,简直有点……怎么说呢,简直有点像他时而冒出的口头禅:“这太好玩了。”

  首先,因为“听着别扭”,他拒绝被别人称呼为教授;他一边嘟囔着特烦被拍照,“全都是搞形式主义。照来照去,还不就是个人?搞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做什么?”一边又会拘谨地站在摄影师面前,请教怎么摆布才算好看。

  讲到关键点,手里犹如攥着云朵,转着圈地不断上升;谈到兴奋处,全身散热,两眼释放出虔诚的宗教分子般的狂热,“要是有块黑板,我会发挥得更尽兴”,不喜欢作演讲,“我讲话时是全身心投入,耗费能量特别大,再多讲两个小时,我是会哭的”。

  公众场合,他口无遮挡,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不说假话的,那与我不相容。”“我最佩服陈寅恪先生。蒋介石请他吃饭、赏花,他感觉浑身不自在,‘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精辟!”

  “我还斗胆把中山大学董每戡先生的句子拨动一下:‘书生自有嶙峋骨,最喜交情最厌錧’。最后一个字你肯定不认得,因为它是我造的,左金右官,意为权钱交合,我令其读作虎。拜托推介一下,我要靠这个字名垂青史呢!中国文字真好玩。” 哈哈大笑。

  “权钱,得不到就瞧不起它嘛,你可以说这是阿Q精神,但搞学问必须有这种心理,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规则。”

  半假半真,嬉笑怒骂,这是表面的邹恒甫。

  “我太熟谙他们出名的原因了”

  10月23日,本刊记者采访邹恒甫的时候,他在北大教课时被慕名者搬到一个会场,“他们把我缠得脑袋都大了”,他直言,“这是最后一次”。他恨恨地说,又摇摇头,“还不好说死。”他最烦正襟危坐地出席大会。

  在会场上他却让人耳目一新:“你们知道我的名字才怪呢!”面对台下的大小干部,他嬉笑怒骂,调侃不改。比如,他调侃今年7月15日,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刘国光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所发表的看法,“太可惜了,要是对当今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了解更多就好了”。

  比如,他将樊纲、易纲、胡鞍钢、张五常比作“三纲五常”,将林毅夫、海闻、张维迎、杨小凯喻为“林海张杨”。他调侃许多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我太熟谙他们出名的原因了”。

  “他们把学生带坏了,不安分于校园,当的当官,赚的赚钱,把咱们心目中的象牙塔搞得乌烟瘴气。”“赚钱的有胡祖六、谢国忠、李山等,到投资银行去了;当官的有林毅夫、易纲等。就是做学问、当教书匠的太少了,对得起哈佛和MIT(麻省理工学院)吗?”“误人子弟呀。”

  “国内现在出名的经济学家,都是学者型官僚和官僚型学者。在国外真正研究经济学的教授,极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做了官就要离开教职,哪像咱们官、商、学通吃。我们想在名校里保留一方净土,培养几个耐得住寂寞、致力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学者,难哪!”

  他在台上三个小时,挥洒肆意,热血沸腾。而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人也是“手抚心脏,面色通红”,“他们哪见过我这种异类?我今天出席这种会议简直是稀奇可笑。”邹恒甫悠闲离场后,一本正经地说道。

  为何要分拆浯驣AS?

  但心跳加速的听众们也许不知道,这个异类的“心脏”却正处在危机中。

  10月13日,在白果社区,出现了一张题为“石破天惊,武大IAS倒掉了!”的帖子,其中写道:10月8号开始,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学生完全被划入经管学院的旗下。在学生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本科生、硕士生,被划分到不同的专业,数理金融并入金融系,数理经济并入经济学系;国学班,世界历史,比较哲学也被划开;EMBA也被拿走了。整个高级研究中心都被掏空,陷入瘫痪状态!倒是有些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在课堂上兴高采烈:这是非主流经济学的胜利!IAS要被毁掉了!

  武大高级研究中心(简称IAS),就是邹恒甫的“心脏”。

  “特别是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这块,他们知道那是核心。”他们是谁,邹恒甫没有具体指出,大概其中就包括了那些“非常高兴的政治经济学老师”。

  “他们高兴,我让他们高兴。我一点都没觉得被整,我心里明白,我一定会赢的,中国也一定会走这条路的。”末了,他又加了句“这真是太好玩了”。那神情宛如发现了新大陆般,一面喝着橙汁,一面发出惊叹。

  显然,IAS的学生们并不认为这事好玩。邹恒甫的手机不断响着,400个IAS学生和其家长,不服校方的决定,把怨愤发泄到他身上,希望他出来讲话,维持他们的梦想……

  10月20日,从IAS出去的一批海外学子也给武大校方领导致信,强烈呼吁武大保持国际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系办学的特色……

  武大IAS的分拆,为何会一石激起千层浪?

  虽然林毅夫经常是邹恒甫调侃的对象,他在写给世界银行研究部主管Reinikka教授的评价信中评价:“……从1992年开始,他(邹恒甫)利用自己的个人时间和基金在武汉大学极好地推广了现代经济学教育,开办了现代化的经济学专业。……自成立至今,这个专业已经培养了大量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前往美国顶级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让人兴奋的是,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卓越学者。”

  武汉大学前任校长刘道玉在《记邹恒甫留学哈佛大学的曲折经过》一文中也写道:

  ……恒甫进入世界银行不久(1991年),兴冲冲地回到母校,结果发现经济学的教育从课程设置到使用的教科书和授课方式,竟然与他出国前没有多大变化!许多教师的备课本已经年久发黄,课堂上讲授的经济学,还停留在20世纪初期的内容,学生们对现代经济学中的理念和规范方法茫然不知。他感到非常震惊和痛心,“这样会误人子弟啊!”

  许多学生至今记得他冒着“火炉”武汉超过40度的高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授课;记得他在客居的“珞珈山庄”,在临近研究生宿舍区枫园的简陋的“东水餐厅”,鼓动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学中去;记得他每次回国都带来一箱最新的、最适用的经济学教科书、论文集,不遗余力地为每个有志于学的学生提供精神食粮……。

  1996年,恒甫颇费周折,最后如愿以偿地开始招收“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本科实验班,所有的学生在本科四年要完成数学和经济学两个学位的学习。他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教授,为他们开设数学系本科全部课程;他在全国最早全部采用英文原版经济学教材……他还以极大的热诚感动了许多在美国留学的朋友(有许多也是武大的校友),像谢丹阳、阮志华、陈志武、周忠全、朱晓东等人,都曾经分文不取地为武大学生上课,当他们就着电扇挥汗如雨地在教室讲课时,他们知道了恒甫办学有多么艰辛!

  邹恒甫的经济学教育办学理念,在国内各名校也得到了普遍认同。

  1997年,他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办起了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1998年,北大邀请他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出任经济学讲座教授、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对经济学的课程设计和教材进行了系统改革,全面与现代经济学教学接轨。2000年后,他的教育理念在国内全面开花: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

  然而,作为国内起步最早的、重要的经济教育研究机构,武大IAS自身却面临着分拆。

  有观点如此评价说:“国内重点大学的经济学科都在受到冲击,现代经济学教育在国内泛滥成灾,邹恒甫到底是功臣,还是罪人?”

  “这就是我的结局。”邹恒甫反而笑得很灿烂。

邹恒甫:张维迎是九流经济学家 林毅夫算三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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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10日 11:27 南方人物周刊

  从2004年到2005年,邹恒甫失去的太多了。去年,他的老师董辅礽先生永远离开了他;他的朋友让•雅克•拉丰(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永远离开了他,还有他早在武大时就已结识的杨小凯也逝世了。

  “他们都是患上癌症逝世的,难道作经济学研究的都要得癌症?”直到此时,他还不忘幽默一下。








  今年,他又面临着自己一手创办的IAS将被拆分,“没办法,人生总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悲伤,这真是太好玩了。”邹恒甫轻轻地摊开了双手。

  但当他面对友人,率性豪饮、纵论天下时,却吟出了陈寅恪的一句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编成“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客气地点评他们,有人说你太过癫狂了。

  邹恒甫:当然太狂啰。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有些人在学术上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们出名的情况了。

  我去年在上海财大作演讲时就说过,“他们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

  张五常在六七十年代做出过杰出贡献,杨小凯是在研究劳动分工上做出了成就,后来就走向了一个极端,他这个人的心理爱随着环境改变,一生变了好几次,一点都不好玩;林毅夫有两篇有价值的文章:第一篇谈大跃进时期,中国如何饿死人;第二篇讲家庭承包制怎么改进农村劳动生产力;最后,他和易纲都走向了政治,当官去了。我们不会变,我们就是一竿子搞到底。

  其实我一点都不狂,我调侃他们,是因为我知道怎样才算有本事。郎咸平知道我是扎扎实实办教育,知道我在国外还有点小文章,他说张维迎他们连门都未入呢。所以,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难道在你眼里,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作出丝毫贡献?我们又如何辨别其中的浮躁与虚幻?

  邹恒甫:我们都是神交,有些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我还把田国强、白重恩,李稻葵,周国富,谭国富,加上我,凑了句“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就差一个姓杜的,还联不起来,所以没说出来。田国强知道此事后,哈哈大笑。他们知道我办事的干劲和学术上的爱好,所以都能承受住我的调侃。

  这批人在中国普及当代经济学教育上,还是起了作用的。但其中有的人后来走向了媒体,走向了仕途,这就脱离了学术。

  谈到辨别,中国经济学家编的教科书,我们内行根本不看。我把世界上一流的师资领进国内,把最好的原文版书籍引进国内,就是为了把学子从迷途中引出来。

  中国大学生都有潜质和能力在三五月之内阅读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我在武大办学十多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从北大到武大到中大,他们就是喜欢用高鸿业编的《西方经济学》,和张维迎编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真是误人子弟!

  初级西方经济学,我们有曼昆、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的英文原版;对策论我们有福登伯格和梯若尔、奥斯波恩和鲁宾斯坦、迈尔逊等英文原版。这些教授们就是不用这些世界级大师的英文原版,反而要用自己编的教材。更为甚者,他们还组织学生去翻译这些教材,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还在课堂吹嘘卖得多好。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青年学生放着世界最好的英文原版不用,而读那些低劣的二手货和翻译品。

  张维迎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我不知道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的产业经济学,作了什么贡献。

  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人物周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你办的数理经济与金融班太偏重数学和技巧,而忽视了思想和经济直观,是这样的吗?

  邹恒甫: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是学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身的。在武汉大学的五年半时间里,我在历史系、哲学系和数学系到处听课。由于对分析哲学的爱好,我才学数学。后来学西方经济学,才知道数学有用。到了哈佛,正好如鱼得水。我把经济学、数学、哲学、社会学乱学一通,什么都没入门。

  正是基于这种广泛的爱好,我还在武汉大学IAS创办了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世界史实验班和国学实验班。这三个实验班都必须在本科和硕士阶段用英、法、德语阅读西方典籍。我们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我们给数理经济与金融班的所有本科生,开设了《四书》、《老子》、《庄子》等八门人文基础课。学国学的还必须懂日文。

  前者是为了实践余英时先生的倡导:不懂英、法、德,不谈文、史、哲;后者是为了洗尽从陈寅恪就开始饱尝的“到日本学中国史”的羞耻:“群赴东邻修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那些口口声声强调思想的人,未必有什么经济思想。李稻葵有思想?周其仁有思想?林毅夫有思想?张维迎有思想?自欺欺人罢了!

  人物周刊:记得你好像说过“我连自己都瞧不起,还瞧得起他们,他们爱说什么随他们好了”,那么,你瞧不起自己什么呢?在当代经济学者中,有你看好的人吗?

  邹恒甫:我的原话是“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自己”。我什么都不行,我可以嬉笑怒骂,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更差。我历来如此,有学问的,当然我崇拜。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嘛。

  比如我崇拜陈寅恪先生,他通晓10多种语言,《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唐文》,烂熟于胸,这是多么高深的境界!至于董辅礽老师,他是长者,我尊重他,但我并不觉得他的学问有多么高深。有人问过我,中国什么时候可以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我直言在25年以内都不会有谁摸着这个奖!其实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对我早就说过这句话,他最有资格下这个结论。

  董老师曾说过,属于诺贝尔奖的在搞学问,中国人在搞新闻。现在的风气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权和钱这两样东西太吸引人了,这两样东西还能互换。有些学者就是想着权和钱,这样怎么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应该是“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商而优则商”才对。

  人物周刊:有人说武大IAS被拆分,也与你的个性有关系。

  邹恒甫:我的个性不是让人爱,就是让人保持距离,绝不会有人走中间路线的。至于说被拆分,其中的具体原因,我不好说,肯定是涉及到了“利益”两个字。

  1994年,我就对中国一些著名的媒体经济学家说过,我办IAS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在中国找不到讲台,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胡祖六说我们当时是雁过拔毛、靠剥削朋友的友谊办起来的,这一点都不假。当时条件艰苦,我是一张纸、一支笔、一间厕所开始,把家里的书都搬来了,我的同事和朋友,有书的出书,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IAS办到1999年,才把名气打出来。

  所以,我们邀请的全是国际上一流人物,全是哈佛、耶鲁等名校的一流学者。还请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与学生交流,像James J.Heckman、Robert. Lucas、Laffon、Tirole、Maskin等等,我自己从2001年起都不上课了,也成了一个跑腿的。

  由于我请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来讲课,搞得其他人非常不舒服。这样就等于是另起炉灶,把几百号人放在一边了,这不是相当于砸掉了他们的饭碗?那他们是不是要找我拼命?你说我能不癫狂吗?我想走正常程序,怎么走法?

  人物周刊:也有评论说,你们办的IAS对国内教学和科研风气并无实质影响?

  邹恒甫:有没有影响,在青年经济学子的心中自有明断,我感到青年学生一直是我强有力的支持者,这正是我屡败屡战的动力。为什么有人恐惧我,想方设法搞得我难受?他们有危机感。这不是影响吗?

  人物周刊:网上也有人传,IAS的被拆分,与7月15日刘国光先生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所发表的看法有一定关系,你看呢?

  邹恒甫 :这我不知道,我不能乱说。但刘国光先生必须重新学习当代数理马克思主义,认真阅读John Roemer关于剥削、阶级、公正、平等、革命等的理论。如有机会,我愿意跟刘国光先生多多交流。如果董辅礽先生还在就好了,我们三人的交流,一定会充满了火药味和学术味。

  人物周刊:听说你除了爱说自己是农民的孩子,还爱说自己是走狗?

  邹恒甫:是的,我永远都是穷苦百姓的走狗,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走狗,也永远都是武大的走狗和癞皮狗。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记住一句英国谚语——每笔财富后面都隐藏着罪恶(Behind every fortune,there is a crime)。在中国赚钱致富的人都应该有良心。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要把减少贫困、促进公平发展作为首要目标。

  人物周刊:你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邹恒甫:去北大、中央财大、上海财大、浙大、中大上课去,他们很高兴我去,当然还有武大。我想IAS一定还会干起来的。只要不为了钱走穴,只要不当新闻媒体经济学家,只要不从政当官开会,一个人是会有大量的时间看书、给学生上课、和写点可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英文论文的。这样会过得心安理得。“读书不肯为人忙”,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诗说得太好了。

  人物周刊:最后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没有在世界银行的物质保障,只是国内的一介普通学者,你还敢于放言抗争么?

  邹恒甫:我想依着湖南人的个性,还是会垂死挣扎的,我还是会执着于自己的教育事业。当然,斗的方式可能不一样,狡兔有三窟,人就应有九窟。只要哪儿需要我,我就会到哪儿报到。

  用自己的钱办学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为钱办学最不过瘾。希望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海龟用这三面镜子照照自己,我作为中国人民的走狗谢谢你们了。



刘国光批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刘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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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5年7月15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现任特邀顾问刘国光同志,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了一系列看法。他谈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状况;二、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分析;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五、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和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六、经济学教育究竟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七、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八、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九、关于怎样克服目前倾向性问题的一些意见。他说,我谈的有些话是别人也讲过的,因为这是大家共同感觉到的问题,所以不能不重复,但这些观点大多是我自己的看法。现经刘国光教授本人同意,我们将他的上述谈话在我网站发表,以飨读者。
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堪忧
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现在好像成为了主流,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
二、造成当前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下降的原因存在这种状况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
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第三,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行。这是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比较多,总的说来,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误,特别是教育部要负相当的责任!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第一,高等院校经济学的教育方针不明确,目标不明确。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来教育和培养学生,还是双轨教育,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现在许多人都讲双轨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几年前就讲现在实行“双轨制”,学生因此疲于奔命,很苦。学生既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要学西方经济学。表面上看是并重,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泛滥。并重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下降,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上升。一些高等学校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只要求掌握没有经过科学评论的西方经济学的原版教材。一些学校的研究生比如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考西方经济学。这是教育方针的问题,这样的教育方针是根本错误的!
第二,教材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与时俱进,现在的教材也在改进,这几年大有进步,特别是抓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但是还不够成熟,数量也不多,没有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同时,西方经济学教材大量流入。人民大学有一个“工作室”,专门做这个事情,当然它也是很有贡献的,引进外国文献也是好的,但是它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有一位教授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教材开始发生比较重大的改变,中国经济学教育从以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向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发生着转变,如今,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因为教材的改变反映出教学重点的改变。有同志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高频率地引进外国经济学教材。他说,传统经济学教学模式转型的主要标志就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体系和教材的运用,其中很重要的是教材的运用。这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转型了。
第三,教师队伍、干部队伍的问题。“海归”派回来很好,可以充实我们的经济学队伍,充实我们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不经过评论、原本原汁地介绍西方的东西,却是有问题的。有些原来在国内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出去后把马克思主义忘了;有些理工科的学生出国学经济,学管理,其中很多人没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上海复旦大学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希望这个局面越来越好,认为送出去培养是中国经济学提高最快的办法。他说,训练有素的海外军团回流浪潮将加快,不断充实到内地主要大学经济学教学队伍里,势头势不可挡。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再教育,没有受过训练,就走上讲台的这种做法流弊很大。另外,我们自己培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在不断萎缩,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培养和投入很少,奖励也很少。奖励也只有海外人奖励搞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情况是很糟糕的。孙冶方奖是国内的,但是处于惨淡经营之中。
还有是影响了干部队伍,比如对党校省部级干部班的教育,如果让主张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的教师去教他们,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现在干部的思想也在变,虽然很多干部不是学西方经济学出身的,但是也在受影响。地方一些干部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上,在维护群众利益的问题上,都站在我们共产党的对立面,比如在房地产领域都是在维护开发商的利益,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之脑后,这就是受影响的表现。还有,一些地方提拔干部,规定必须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进修才能提拔。这些都不是很正常,这是崇拜西方。第四,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很关键。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高校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还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机构的领导,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的领导权被篡夺了。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现在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比如北京某大学一些领导岗位,由西化色彩很浓的人担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受重用?我觉得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因为一旦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么教材也变了,队伍也变了,什么都变了。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对这个状况很担心,他说只要领导权掌握在西化的人手中,他们就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我说一定要注意,各级领导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红皮白芯。我上面讲到的四个问题,我想中央也注意到了,但是高教部门没有检查,没有落实。
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分析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一个是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左倾右倾问题。我觉得他分析得很有道理。所谓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是迷信、崇扬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向我国思想、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上述两种教条主义,第一种教条主义还是存在的,但是在当前不是主要的,其影响在下降。马克思主义者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都在不同程度地向现代化的方向努力,力求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而第二种教条主义即西方教条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在上升。比如在经济学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是什么》这本书竟然只讲西方经济学,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流毒很大。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上升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历史的选择,是最基本的国情。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经济学和经济领域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改变颜色,即共产党还在领导,但是已经变色了。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领域里的东西看淡了。
陈奎元同志指出的另一个倾向性的问题,与两种教条主义的倾向有联系。他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思想领域始终把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当作主要任务,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在思想理论领域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来自“左”的干扰已经日渐式微,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奎元同志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反“左”反右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左”和右发展下去都能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所以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目前主要的倾向是什么,要不要提出反右防“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重大的问题,中央应当考虑,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是个常识问题,但是也是个有争论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大学里有两门基础经济学或者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事实上是双轨制,这是根本错误的。关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分野,我很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同志的分析,他说,无论从经济理论的发展史看,还是从经济学发展的层次看,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或者简称为经济学,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他自己说就是政治经济学,斯蒂格里茨、萨缪尔逊等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政治经济学。但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在体系、理论框架、理论观点等方面有差异性,比如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差别,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差别。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差别。习惯上我们所称西方的经济学是指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从西方来的,所以把西方经济学称做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合适一点。
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理论研究中的关系,如果说中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这种关系就应该很明确,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指导、是主流,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参考、借鉴。前者是指导,后者是参考;前者是主流,后者是借鉴。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为代表的,他说,不能把现时期世界主流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当作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后者必然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另外一种是以北京大学林毅夫为代表的,他最近在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与回顾的研讨会上说,十四届三中全会政府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后,市场经济体系中有关经济学的内容在教育界基本被承认,这就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他说,不管在教学人数上还是教育内容上,到现在应该承认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上述两种意见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西方经济学真的在中国成为主流、主导的地位,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长远的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愿不愿意,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或使她变色。我认为,两门基础经济理论的观点不能成立,应该是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教学的主体、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导向,不能是双轨的。当然,对于西方经济学中发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只要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我们要尽量吸收、借鉴到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消化了的组成部分。
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应该包括这么一些内容:一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二是资本主义经济;三是社会主义经济;四是微观经济;五是宏观经济;六是国际经济。当然中间有许多交叉重复,逻辑上怎么处理、体系上怎么编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的精华,把西方经济学当中反映市场经济一般的内容吸收进来,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新的内容。至于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和其他内容,可以开设一些课程比如西方经济思想的课程、西方经济思想流派的课程、西方经济思想专著的课程等来对专门的学生介绍,但是我们不要突出这些内容,因为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已经吸收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来了。总之,我主张只能有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单轨,不能双轨,这是个教育方针的问题。
五、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古典的西方经济学或古典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到现代西方经济学或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古典的西方经济学有科学的成份,也有庸俗的成份,其科学的成份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有科学的成份,有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份,也有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份,如私有制永恒、经济人假设等。其科学成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其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与我们根本不同,所以整体上它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主导。在西方经济学当中曾经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研究市场经济一般问题的分析方法有不少也可以借鉴、学习,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括:第一,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这个假设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第二,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三,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其实这些假设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谓的信息完全的假设就是不可能的,消费者的信息不如生产者,垄断者的信息优于非垄断的大众,两者在市场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大约是以上四点,可能还可以举出其他几点来。这几点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国情都格格不入,自然不可以为我所用。这里我就不一一分析了,因为这四点每一点都可以做一大篇文章。
对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态度,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陈岱孙先生就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因为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理论;第二,在若干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可以为我们参考借鉴的地方;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技术性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第四,对外国经济学说的内容的取舍,根本的原则是以我为主,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他说,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推理分析、计算技术、管理手段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鉴之处,但是我们又不要盲目推崇、生搬硬套。陈先生讲的这几条,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北大现今某些头面经济学者,却不再提陈先生的主张了。有许多我们尊敬的学者都受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比如陈岱孙,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北京大学的胡代光等,他们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问题上是一致的。我的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很少,他们是专家。但是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之前,在西南联大也接受过正规的美式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教育,解放前半殖民地市场经济的体验我也是有的。我们感到,西方经济学虽然有用,但整体上不适合于中国,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有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西方经济学的根底很不错,可以说不比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差,如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左大培等,他们根据中国的情况,不主张在中国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我觉得他们的路子是对的。
有些人不愿意别人批评新自由主义,说什么批评者把新自由主义当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其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包括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不是一概否定它,我们否定的是它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我们不能让它来指导、主导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为什么要讳言新自由主义呢,如果你是真心实意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贡献力量的话,如果你也是不赞成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的话,你就不必担心批评新自由主义会伤及无辜。如果你赞成他们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那你自己就跳进框框,怪不得别人。令我纳闷的是,这种言论也来自官方体改学会组织的论坛。
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经济学向来是开放的,但曾经一度不开放,那是错误的,是左倾,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过去是开放的,现在也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但有些西方经济学者不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张五常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要把马克思主义埋葬,并且钉上最后一个钉子。很多人到现在还在吹捧张五常,中央党校、北京大学请他讲学,怎么能够把给马克思主义定钉子的人请过来,到处吹捧,这是什么道理!
六、经济学教育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
经济学的教育既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但是那些提出中国经济学要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主流的人认为,经济学的教育不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而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一些人还提出经济学要去政治化。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奇怪的。但我们要明确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国界的问题,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天文学与无产阶级的天文学、中国的天文学和世界的天文学之分,因为自然科学主要是分析工具的问题。但社会科学不同,它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同社会阶层阶级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对于历史、对于制度、对于经济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点也不讳言意识形态的问题,同时也非常注意分析方法和叙述方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注重方法的。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事实上脱离不了意识形态,脱离不了价值观念,虽然它极力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宣扬所谓抽象的中立,但是经济人假定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私有制永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市场万能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这些都是它的前提。所以经济学教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经济学也不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实质是去马克思主义化。把这个问题放在明处,不是更科学一点吗?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位名教授就主张,经济学教育不应该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教育,而应该是以分析工具为主的教育,他特别强调逻辑方法包括数学逻辑的教育。当然,逻辑方法是很重要。数学在经济学当中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这在经济学的明白人当中都是有共识的。但是逻辑方法是不是经济学惟一的方法?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有两套,即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资本论》就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就是研究和叙述经济学要有逻辑的规律次序和历史的规律次序,要有一个历史的价值判断,而且要把两者统一起来,即在强调逻辑抽象的同时,还要强调历史的实感、质感、价值判断。
我在1983年带社科院的一个学者访问团去纽约,当时福特基金会组织我们和美中经济学教育委员会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我跟普林斯顿大学华裔教授邹至庄先生有一个交锋。他说,到美国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理工科出身的留学生很快就能适应,因为理工科出身的学生逻辑接受能力强,而文科出身的就不适应,所以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招的主要应该是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而不招学文科出身的。我当时就反对这个说法,我说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逻辑的科学,它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学习经济学或研究经济学只会逻辑抽象的方法而没有历史的方法、没有价值判断是不行的。会上争论很激烈,其他美国人没有说话,当时张卓元他们都在场。这场争论到现在还在继续。北大这位教授提出中国经济学不能搞意识形态教育,经济学教育要以传授工具方法为主,而方法里头要以逻辑为主,不提历史方法。而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既要历史方法,又要逻辑方法,政治经济学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不能只是个逻辑的方法。在这里我顺便讲一下,这个美中经济学教育委员会是美国几个大学组织的,旨在促进互派留学生和学术交流,通过福特基金会慢慢地贯彻它的目的,当然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它帮助培养了一批经济学人才,介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对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做了西化中国的工作,它相当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七、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
在关于经济学教学模式的讨论中,现在沸沸扬扬地提出了所谓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有人提出经济学没有国界,说基本的经济理论是反映人类共同的规律,没有什么东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没有什么各个国家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就有名人明确提出这个观点。他们说,所谓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实际上是一般理论与特殊问题的关系,国际化就是指一般理论,本土化就是指特殊问题;国际化就是向一般理论接轨,向西方理论接轨,本土化就是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还说,不能因为有特殊情况就否认有一般理论,因为一般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经济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都是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说法。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化”也是“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老问题,我们永远都需要努力。问题是他们讲的国际化、本土化是排挤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讲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是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代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理论,代表普遍规律。这些人不反对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也不反对联系中国的实际,其中有些人还是主张应该有中国经济学,但主张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建立中国的经济学,比如清华大学某教授就说,可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但是其理论框架是和西方经济学一致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分支。有些人则根本反对建立中国的经济学。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有同志说,国际化不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全部内容,他认为,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体系,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中国教育变革的惟一模式。我认为他讲的是对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西方经济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二者分别应该处于什么地位,是需要研究的。我认为他的说法至少是一种客观的说法。当然,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成为主导,西方经济学只能是借鉴。
我再顺便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部分人对诺贝尔奖很有兴趣。他们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惟一能代表经济学世界先进水平的奖项,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是中国经济学界奋斗的目标。有的人还以一种先行者的口气说,我们这一代不行了,赶不上诺贝尔奖了,但是一定要培养下一代、再下一代去获得诺贝尔奖。他们说,我们要向经济学的世界先进水平前进,包括拿诺贝尔奖。又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成就,要拿诺贝尔奖,首先就要掌握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诺贝尔奖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我们要肯定它的意义。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在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方法或者技术层面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以及像印度人亚马森这样有人文关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但是,诺贝尔奖从来不奖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诺贝尔和平奖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形态性,评奖者有政治上的偏见,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因此诺贝尔奖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如果我们有些学者的经济学研究和理论,在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不必吹捧这个奖,更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经济学教育的奋斗目标。因为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真正作出马克思主义贡献的人一定是得不到诺奖的。现在,我觉得我们对诺贝尔奖吹捧得很厉害,弄那么大的规模,连主要国家领导人都重仪接见,根本没必要。除了在设诺奖的国家瑞典国王以外,这种团队规模的接见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我国为什么要这样做,说明有人在刻意推崇西方经济学,领导上可能不知道。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值得我们尊重的,许多获奖者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我并不是排斥诺贝尔奖,我只是说我们不要追捧它。
八、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以什么理论为指导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涉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人认为,建立和建设现代市场制度,没有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还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启迪,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后,才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商品经济的主张。我很尊重说这句话的经济学者,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
第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到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最后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期间经历了曲曲折折,主要是我们中国人总结我们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参考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前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下,目标一步一步明确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不出西方经济理论有什么指导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同志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1979年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副总编、1985年接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1992年他从理论上阐明了计划与市场是方法和手段问题,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选择的问题,不是“姓”社“姓”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还是要讲究,但不是在手段问题上讲究。这些重要的创见都不是西方经济理论,怎么可以说中国改革是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再从参与、形成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来说,薛暮桥、孙冶方、顾准、卓炯等一大批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功劳的开拓者,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受西方理论左右的人。后来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虽然受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受西方影响比较大的中青年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大多数也能够以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有少数人用自由化、私有化为暴富阶层代言,来冲击马克思主义,干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说,这些人起的是干扰的作用,而不是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作用。我想,这些人倾向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个历史的插曲,历史的误区,经过努力,可能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第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因为,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者不断向私有化演变;要坚持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万能论,把国家的一切正确调控说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预;坚持为保证效率而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同时要强调社会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极力扩大社会鸿沟,为暴富阶层说话。要做到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指导,而不能用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一旦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由西方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变,势必走向“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渊。只要经济基础变了,共产党最后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权。现在我国的房地产商是咄咄逼人呐!发了那么大的财还对政府这也指责那也指责,就很说明问题。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
九、克服经济学领域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意见
这个问题应该好好地做文章,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我只讲几点。第一,教学方针要明确。教育部要管这个事情。现在我们要明确,只有一个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而不是两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惟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西方经济学是作为吸收、借鉴的部分。西方经济学作为体系,作为学派和学术名著来介绍,我们还是需要的,需要向专门的学生介绍,但是不要突出它。
第二,教材。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工程的建设,要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西方知识比较多的学者,这样便于我们吸收、借鉴西方的东西,当然要经过改造。我们还要鼓励多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写作和创新,鼓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专题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方法和具体的理论问题,都要进行专题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教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要有多种,不应该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多学派的,但是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对西方经济学教材和名著,我们要组织有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说,而不是教条主义的评说。只要在教学方针上明确不能以西方经济学教材为主,就可以有效地扭转局面。
第三,队伍。我们欢迎西方留学的“海归”派回来充实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充实我们对市场经济一般的知识,但是对于这些同志要进行再教育,特别是理工科出去的,过去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对那些过去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回来后有必要的也要进行重新教育。不经过再教育的“海归”派,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但是不能从事教师的工作,不能从事决策研究的工作。土、洋出身的学者教员在待遇上应该一律平等。党校的教员更要慎重选择,特别是党校的中高干部培训班的教员一定要慎重选择。否则我们的干部队伍受影响西化了,在实践中搞私有化,导致经济领域都变色了,而中央还不知道。第四,领导权。确确实实地要检查一下我们的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长书记、校长助理、院长、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让他去做别的工作。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不能够等闲视之!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不能太马虎了!因为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在一些高校和一些研究机构,我知道就有一些西化很严重的人在那里工作。总之,领导岗位一定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当前要切实地检查和清理,因为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包括国家的财经系统的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今天我们谈的主要是理论领域的问题,教育领域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能被人取代,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在政治、法律、军事、文化领域,经济本身也有意识形态问题,而且非常非常重要。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我恐怕有些人还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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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开发似乎是惟一出路?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10日10:13 南方周末
This amounts to saying that the oil-gas fields on the west of mid-line are negotiable? Terrible report!
I think the better strategy is keep doing what we are doing and respond only after Japan does what they want to do. If Japan decides to investigate the east of mid-line, let them do it and we can do the same thing as well because the east of the mid-line should be shared in principle. If Japan gets into the west of the mid-line, then their people have to be arrested by our navy. If they send their navy, we don't have to worry because I doubt Japan or any other country dare to fight with China in the west of mid-line. Even if there is a small conflict or a open fire or something else...no matter China wins or loses in this kind of small and local scale conflict, China wins. That's all. What are we afraid of? Stupid reporters!

寻找中日东海纠纷公约数 36年东海何时闻春晓 日本的谋求和困境


  一位长期在日本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认为,中日围绕东海油气田的争执暴露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划界问题已经浮出水面,日本要将东海油气与东海划界问题联为一体,希望借此在划界问题上逼中方作出让步;二是钓鱼岛问题无法回避、难以搁置,这是日本想涉及又不便涉及的重点,或者说,钓鱼岛问题最终解决才是东海油气田问题风平浪静的根本所在;第三,这场争端表面上是海洋资源的争夺,实质上是广义的海洋争夺,意义不可低估。

    事实上,香港《亚洲周刊》也持类似的观点,“东海油气田之争已被暗暗扩展到了领土之争的层面”“日本要逼中国承认日本单方面划分的专属经济区”。

  中日东海争端源于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时的争端就是两大因素:一是领土(含领海),即钓鱼岛归属问题等;二是资源,即相关海域发现蕴藏极丰富的油气资源(储藏量近80亿吨)。它们构成了东海争端的双重核心,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这个起点既是问题的原因,又是争端的本质。

  原日本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女士曾撰文《调查大陆架是国家的百年大计、资源大国日本不是梦》,文中说:这些海域中埋藏着足够日本消耗320年的锰、1300年的钴、100年的镍、100年的天然气以及其他矿物资源和渔业资源—— 足以使日本从天然资源贫乏国家摇身一变为“天然资源大国”。

  日本一个名为“大陆架调查推进议员联盟”的团体也表示,“如果日本要求延伸大陆架范围的主张能够得到(联合国的)批准,那么日本的国土就可以扩大为目前的大约1.7倍,同时将成为资源大国。”

  如此丰厚的利益,难怪日本下院议员、能源和石油委员会的成员平泽会公开宣称,“即使冒使局势恶化的风险,我们也要提醒中国人,我们准备而且也决意保卫我们的领土和利益。”

  尽管日本的强硬态度与日俱增,但在谋求东海利益上,日本“能拿出手”的东西非常有限,很难如愿以偿。

  首先是日本缺乏有力的“法理依据”,即使按日本提出的所谓“中间线”来划分,中国的开采也是在全无争议的自己一侧,而日方要开采的地方恰好是在争议海域。

  此外,环境条件也全然不利于日本。这个海域开采对日方极为不便,深两千多米的海沟使铺设管线极为困难。如果产油也只能供给中国。

  至于“军事手段”,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日方不会选择在此海域与中方发生冲突。而且,日本的政治体制对于军事力量的使用依然有高度警惕。没有军事、最终手段上的强势保障,日本的强硬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同样,在“国际关系”层面上,日本也不硬。美国对亚洲及中日的稳定战略日益清晰,它不会允许日本破坏它的利益,周边的国家及地区也不会支持日本的立场。

  “比例法”能否突破中日困局

  东海是一片由中、日、韩三国领土环绕的半封闭海域,被称为“东亚的波斯湾”,是不折不扣的“聚宝盆”。美国的东海问题专家哈里森判断,东海最富裕的油田在冲绳海沟和钓鱼岛,在中日各自划分200海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重叠部分。如何处理重叠部分,显然是问题的关键。

  对于日本提出的“中间线”,中国从来都没有同意,中国的主张是用公平原则来划分两国的海洋分界线(关于中日东海划界之争,详见本报2005年7月21日文章“对抗升级,东海何时风平浪静”)。那么,问题就是究竟如何才能做到“ 公平”呢?

  2004年10月18日,中国驻日大使王毅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曾表示,公平原则就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首先是海洋地理因素。东海中方一侧是亚洲大陆,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日方一侧是岛链。在这种不均衡的地理条件下,日方如要求东海对半分显然有悖“公平原则”。

  中国海洋信息研究所的李令洋也告诉本报记者,虽然目前绝大多数已划定海洋边界是运用等距离法划出的,但国际惯例并不强制使用该方法,就是因为它可能产生不公平的结果,还因为目前已经有了更科学的方法。

  李令洋注意到王毅的讲话强调了划界的首要因素是海洋地理和海岸线长度,他告诉记者这与当前国际上的实践是相一致的。他表示,“中日两国在东海,尤其是在相向的南部海域,‘中间线’方法划界对于中国来说不公平,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大陆海岸线的长度,远远长于相向的日本列岛海岸线的长度。”

  李令洋还告诉记者,事实上日本也并非死守“中间线”。日本1996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就主张“如日本和海岸相向国家之间有可能代替中间线的协议线,则以协议线为准”。而在具体操作上,1999年的韩日渔业协议界限也不是根据中间线划分的。

  “最大公约数”在哪里

  “指望第四轮会谈中确定中日领海海域划分,那是不现实的。”日本某著名通讯社驻华记者藤田(化名)表示,“双方只能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找到利益契合点。”

  藤田的意思是:双方应尽力寻找谈判的“最大公约数”。

  对于领海划分,中国外交部早已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但对于共同开发的具体区域、如何操作,双方依然存在不同看法。

  在第二轮东海能源谈判时,日方代表佐佐江贤一郎一就表态:春晓、断桥、天外天、龙井四个油田是“共同开发”的范畴,中国不能“私自开发”,而且中方勘探的数据应当“资源共享”。

  但中方明确指出:春晓等油气田在中国的海域内,“不属于‘共同开发’的范围”。

  “中日之间还是可以达成协议的。”藤田判断,“中国不会停止单方面的开采。但为长远考虑,中方可能会给日本部分数据资料,但给也是私底下给;而日本方面,也会在油气问题上做出让步,不会再纠缠下去。”也许,这是中日关系“简约 ”后所能想象的最佳局面。

  双方代表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中日双方的真诚合作,能让东海变成“合作之海、友好之海”。

  “如果双方迟迟不能达成一致,那很可能会到国际法庭上去解决。”外交学院国际法教授张爱宁在接受本报采访表示。“相信双方都不愿见到这一点。中国之前还没上过国际法庭,缺乏处理案件的经验,尽管日本也算是个‘西方国家’,但他们自知法理依据不足,也不愿轻易上法庭。”

  “日方一直向中方提出,应该尽早举行下一轮磋商,现在正等待着中方的答复。”11月7日,日本大使馆井出敬二公使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中日第四轮东海能源谈判原定于10月19日举行,但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中国外交部旋即表示,鉴于当前的形势,“不便接待”原定于10月24日访华的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中日东海能源谈判陷于停顿。

  10月31日,被外界普遍认为“言语偏激的强硬分子”麻生太郎被任命为日本新外相,进一步增添了人们对目前中日关系的担心——一个更加强硬的日本内阁,对东海能源谈判究竟是福是祸?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近两个月以来,中日东海能源迅速升级。《华盛顿邮报》评论说,继教科书、“入常”问题之后,东海能源问题已经成为了中日关系中新一轮的敏感话题。这个问题像一根硬骨头,以一付不可调和的姿态,横亘在双方之间。

  对于记者的担心,井出敬二表示,“关于东海能源问题,日本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新任外相麻生在就任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曾指出,如果说同样是开发石油,双方应该妥善合作,寻找一个能节约资金的办法,这符合经济原则。我们根据这样的立场,将继续与中方进行协商,寻找能够实现双赢的途径。”

  缘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日两国在东海能源问题上的隐患甚至还在两国恢复邦交之前。

  1969年,有四家日本石油企业就东海油气试采权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请。一年后,中国也正式开始东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而田中角荣访华,进而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则是两年以后的事情了。中日在海域划分上的分歧当时就已存在,双方虽然无法达成共识,但都认同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倒也相安无事。

  在专家眼里,1993年是一个转折点。此前,中国一直是日本的石油供给国。但从这一年起,中国因自身能源消费增加停止了对日石油出口,并逐步成为石油进口大国。

  中国曾在多种场合向日本提出共同开发东海能源的问题,但日本都予以拒绝。不过,日本的不合作,并没有影响中国开发东海能源的决心。亦有国际能源专家指出,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始,日本在钓鱼岛及西南诸岛等涉及东海的问题上逐渐开始“越轨操作”。

  新千年后,中国开发东海能源的步伐仿佛突然间引起了日本的注意。2004年5月下旬,《东京新闻》刊发了题为《中国在日中边界海域建设天然气开采设施》的报道,该文作者称“中国人在抢夺日本的海底资源”。日本政府不知出于什么策略,居然开始向中国索要有关东海能源的勘探数据。

  日本国内随后出现了批评日本政府在东海“反应迟钝”的声音。半个月后,在国内压力下,日本政府设立了由小泉纯一郎亲自挂帅的“海洋权益相关阁僚委员会”,其责任包括尽早在“中间线”日本一侧展开海洋资源调查,并指导民间企业在这一海域开采天然气等资源。2004年7月,日本政府遂开始在“中间线”以东的争议海域进行油气勘探。

  由此,中日关系再起涟漪,东海能源之争浮出水面。  

  谈判

  2004年6月9日的马尼拉谈判,是东海能源谈判的预演。这是一次并没有多少对抗的会谈,中国方面表示“希望这个争论通过冷静、友好的外交渠道、通过继续对话来解决”,并由此把中日东海谈判正式摆上议程。

  2004年10月25日,中日东海能源第一轮会谈在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与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薮中三十二之间举行的。

  在第一轮谈判中,日本重提其“中间线”划分标准,并认为中国擅自开采了日本的资源;而中国则表示尽管两国在东海划界上存在争议,但中国在近海的石油、资源勘探等作业都是在主权范围内进行的。

  会谈无果而终。事实上,这样的结果早在预料之中。当时有外电分析说,东海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预期——能源与中日东海划界联为一体,同时还牵扯到更为敏感的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头绪众多。而中国有国际问题专家更进一步指出,“ 这场争端表面上是海洋资源——目前主要是油气——的争夺,实质上是广义的海洋争夺,这不仅涉及中日今后在亚洲的龙头竞争,还涉及到台湾问题、中国今后长期的开放及发展命运,自然轻率不得。”

  而随后举行的第二轮、第三轮会谈,成果也是乏善可陈。第二轮会谈是在中日民间情绪激化的情况下举行的,几乎没有人对这一轮会谈抱多大希望。事实也是如此,中日双方各自的立场上没有任何松动。

  第三轮会谈是日本单方面允许日本公司勘探开发争议海区之后,于2005年9月在东京举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谈判的气氛也许是双方能够暂时达成的最大成果了。

  而这样的成果,也终于因为小泉再一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消散不见了,留下的只是人们心中无尽的悬疑。

  出路

  中日两国,都面临资源紧缺这个现实。能源对外依存度的相向性、主要进口油气资源的同源性,再加上地缘政治经济的相关性,不可避免会导致中日两国在油气资源上展开竞争,甚至出现争端。

  原日本石油资源开发公司董事猪间明俊撰文认为,“日方向中国索取油气田勘查数据违反行业常识,有损日本的国家威严,难以确保日方利益”,“希望日本政府能真诚反省被动的经历,对行业常识保持正确的认识,并能从相反的立场出发进行思考,努力通过和平的途径在东海资源开发过程中获得利益”。

  专家认为,目前亚太地区政治上维持和平与稳定,经济上维持繁荣与发展;中日两国都竭力避免出现正面冲突,这就构成了中日之间合作的前提。而事实上,中日双方都有共同开发的意愿,但是在开发区域的划界问题上存在分歧。

  “谈判是惟一的解决办法;除此之外的解决方法唯有进行能源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熙德教授表示,每个国家的政府在领土领海问题上妥协的可能性很小,双方宜于搁置争议;但在急待开发利用的资源问题上,无法搁置,因此需要合作的存在。

  崔天凯也赞同学者们的看法:“就目前局势而言,联合开发似乎是惟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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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11月8日,记者节。

在我们看来,这一天的意义不仅是可以上街庆祝,也不仅是可以因此多领到一笔特别奖金。在这一天,思考一下什么是记者,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记者,将有助于我们的职业获得更多尊严。

你可以不当记者,但是如果当了记者,你必须是个好记者。〈南方周末〉这样教育它的记者。于是,这份报纸一度成为了中国报纸当仁不让的精神指针。这是一个神话般的报业孤本。

在这个记者节,我们萌生了这样的念头——追踪寻访南方周末走向鼎盛时期的骨干记者,他们在南周的光辉岁月,他们的个人变迁,他们对时代与新闻的思考......以他们这个群落的历史,来述说转型期中国的故事和中国新闻的演进。他们虽然现在大多已不在南周,甚至有些已经没有在媒体,但是他们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符号意义,却历久弥新。而他们的困惑与尴尬,也逼视出性格与时代的矛盾。
作为与南周有着近似定位与追求的区域新兴媒体,我们无意于以此攀龙附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记,试图复制是愚蠢的。我们仅仅作为记者,以这些文字向那些优秀的同行致敬,并对个人新闻价值观,做一次提醒和梳理。

感谢10余位受访者认真回答我们的问题。同时,由于时间与资源的局限,我们遗漏了很多重要的采访对象,谨此致歉。


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

——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重庆时代信报记者田间 吴鹏 黄大赛 杨冰





之一


《南方周末》前著名记者——现任《南风窗》总编陈菊红,写了一篇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离开》。在文中她这样写道:“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正是在这些金子般的日子里,一群追求理想的人,带着一张报纸,走入了中国新闻发展的黄金时代……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


“南周”记忆

1995年,这个年头是南周的第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南方周末》是一个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

但是《南方周末》又不同于一般的文摘报,渐渐有了一些大特写和纪实文学一类生猛的稿件。当时,它在严格意义上只有一个真正的记者,名叫朱德付。

朱德付,现任京华时报总编。自1988年中山大学硕士毕业踏入《南方日报》后,就一直在中国报界赶路;到《南方周末》,是他进入报界最初的一段履历。其后在《南方周末》“官至”编委、新闻部主任的朱德付日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当初进入“南周”纯属偶然。当时的“南周”还是一份娱乐化的文摘周报,报社当时安排几个年轻人进去,无非是想让其做得更娱乐化一些。谁知这些年轻人不安份,他们觉得在那么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里尽编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新闻”,很没劲。

“南周”的内容及作业方式就此转型,从过去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迈向一份自采自编为主的综合性新闻周报。跨过1995年的门槛,从此便开始了这金子般的日子,一群自称为“雅典公民”的新闻理想者,开始在“南周”旗下聚集。

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以其职业经理人的思维,将2001年前的南方周末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左方时代,北大毕业的左方是有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他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调。

第二阶段,游雁凌时代,即转型期。从一份文化生活报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发行突破100万,广告收入几千万。在全国形成了真正的影响力。

第三阶段,江艺平时代,即鼎盛期。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产品最成熟,广告过亿。《南方周末》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谭军波说,那些年,值得珍记的事件很多,如连载《文革十年史》一文差点令报纸停刊,发行过百万,90年代初扩版成功等等。

孙保罗,前南周主力记者之一,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这样的日子,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应该是1995年到2001年吧。在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里,那张总令人有点那么牵挂,或爱或恨的报纸,带着一群人改变了命运,也开始走向她的宿命。”

当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的时候,南周当年著名的法制记者郭国松正在北京给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演讲,“面对那些满脸青春如我等当年的年轻人,我忍不住给他们读了一段《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祝辞:《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郭国松说:“今天在这里读到这样的语言,我仍然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谭庭浩,1991年夏天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当时的南方日报社,历任《南方周末》“人与法”版记者和编辑、“阅读”版编辑,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谭庭浩告诉信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的‘南周’,更像一个家庭作坊,很有家的温馨。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南周’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毕竟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人而言,第一份工作就能够遇到一个没有人事纷争、能够畅快淋漓做事情的媒体,确实是种幸运。加之当时的《南方周末》,在中国还是一枝独秀,一篇稿子发出去,洛阳纸贵的时候很有个人成就感。”谭庭浩说。

中国新闻的黄金时代,就在这种氛围下——拉开帷幕。

人才聚集
“南周”转型期,也是“南周”人才大引进的开始。

1996年9月,“南周”扩版,报纸稿的源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周末》就通过招聘,欲将全国各地的优秀记者收归旗下。

杨海鹏,1999年被招聘入“南周”记者队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因‘南周’当时积累了一些资本,并要找全国最好的记者,所以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新闻人的大聚集。”

曾任一版编辑的方三文在“南周”成名之后,被他故乡福建武平的一个热爱《南方周末》的大学生称之为“巨大的传奇”。而方三平说,自己最初加入“南周”时,也有一个这样的“巨大的传奇”在诱惑着他,“当时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当时能进《南方周末》感到幸运和自豪。”

孙保罗加入的时间与方三文差不多。临上去广州的飞机,他被父母逼着吹了个头并且穿上了件西装,这身打扮更象“一个县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大家见了,露出忍俊不禁的表情。但是就是这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第一次到广州报到,沈灏用摩托车接上他,在五羊新城的小街里飞快穿过,到一家酒店聚餐。便很羡慕沈灏的摩托车,后来知道那是公家的。

孙保罗回忆说:“我还记得2000年新年的一天,开完周会,在报社的走廊上的公告栏里,我看到了一封信,信旁边贴着一个手工做成的扇面。信的大意是:我从你们的文章里知道,你们是一群为民请命,不畏强权,铁肩担道义的好记者。我知道你们经常面对各种引诱、压力、威胁,甚至是凶狠的报复,但是作为一个80高龄的老人,我尽管很想,却无法拿着武器跟在你们后面去保护你们,保护你们就是保护这个社会的良心……我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情,只能够在这个自己做的扇面上写下你们的名字来祝愿你们健康幸福。”

“在一排熟悉的名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站在那里,热泪横流,因为感谢上苍,我这一生终于有了可以值得自豪的最珍贵的奖励。”

比方三文幸运的是,孙保罗坐到了陈菊红的对面。“刚到广州的时候,新闻部办公室共五个人,陈菊红是唯一的女性,而我就坐在她前面。我在外面采访,有事找领导或者编辑,总是她先接电话。而这个人最后成为了我的妻子,现在成为我儿子的母亲。”

余刘文1997年10月份离开《成都商报》,谈及离开的原因,余刘文说,一是“个人感情问题”,其二是自己老想做大稿。他曾经花了42天采访,做了一篇《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引起的官司的深度报道。不过日报的生产流程显然不能经常让它的记者花上40多天去做深度报道。

到周末以前,余刘文实际上只看过两次《南方周末》。决定去是因为看到一个由沈灏、孙保罗、方迎忠等做的一个三峡截流的专题,标题是《美丽的三峡我的家》。“当时全国99%的媒体的三峡报道基本都是一个调子,只有南方周末说‘NO,我还有些其他的感觉和想法’。这种感觉俘获了我。”余刘文说。著名杂文家鄢烈山看过他写的吴宓的报道,给当时的主编江艺平说:“不错不错。”第一次出差回来,江艺平就拿来合同说:“签字吧,小余。”

比方三文、陈菊红等稍晚,李玉霄是1999年正式进入《南方周末》的。当1997年《南方周末》黄金时期开始的时候,李玉霄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而李玉霄对《南方周末》“感兴趣”,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特别是小平逝世那期,我的印象最深。”李玉霄说。

1998年毕业,李玉霄来到南方周末实习,1999年正式成为《南方周末》记者队伍的一员。

1988年,杨海鹏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年的老师,之后还做了4年的法官,在法院研究室工作。

由于研究室还有接待记者的任务,所以杨海鹏经常与媒体接触。

“我觉得他们写得还没有我写得好,待遇还比我高,所以我就进了报社。”杨海鹏说。1993年开始,杨海鹏到《上海青年报》做了四、五年记者,之后便参与创办《申江服务导报》。一年之后,加盟南周。 “南周为青年的我带来很多欢乐,可以实现年轻人那种游侠梦,也包括我对中国形势的判断,这对以后我的生活有很大帮助。”


一个象征

提起“南周”这一时代,不得不提起的一个人就是江艺平。提起江艺平,老“南周”人总是不吝赞誉之辞。陈菊红在《离开》一文中写道:“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江艺平非常有才华,她和丈夫用文言文探讨国学问题,其文采和思想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但是她很低调,无为而治,每一个编辑记者都可以和他当面讨论稿件得失,甚至忙的时候她可以去当编辑的校对。”余刘文回忆说。

人们惯常称江艺平时期的《南方周末》为“江艺平时代”,李玉霄立即否定说:“不应该这样说,我们一般叫她江艺平老师,提起江老师,想到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她那种人格魅力,那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感染力。”

说起江艺平的亲和力,李玉霄举了几个例子,在电梯里,出电梯时,江艺平肯定主动让别人出去;在楼道里与江艺平面对面走过来,距离四、五米的时候,就会发现,她肯定有一个细微的“让”的动作。

至今一个细节让李玉霄清晰记得,在1998年实习的时候,李玉霄与从菜市场回来的江艺平相遇,江艺平拎着菜告诉李玉霄,《南方周末》决定吸收他进记者队伍。

另一个重要的人钱刚,时任南周副主编,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亦是“南周”一代人的精神支柱。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每个人都在自由烂漫的开放。南周人是理想主义者,也都是一些散漫的、晚上不睡觉的家伙。陈菊红在〈〈离开〉〉中写到: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

陈菊红为了编辑内部刊物〈〈马后炮〉〉一直工作到深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

“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陈菊红写到。

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出差,“我一年只有一个多月在广州”,方迎忠说。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氛围很好,但是也经常争论。尤其是半年业务讨论会上,经常拍桌子,不过一下来马上就好了。

“后来有人说南方周末派系林立,我不承认,《南方周末》只有阳谋,没有阴谋。”余刘文接受采访时为自己曾经的团队正名。




之二

他们的新闻时刻


朱德付:6年追踪刘秋海事件

朱德付是《南方周末》从一张娱乐小报转型为新闻周报的第一个记者。就是这位“第一个记者”,在南周的岁月中创下了诸多当时新闻界乃至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他操作过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桩新闻报道“刘秋海事件”(前后跨度6年),他离开南周后其他记者还接着进行了追踪,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说他是“为民请愿第一人”。四万多字的长篇特稿《寒梅苦争春》,在两个月内连续刊发完,这在当时的中国报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南方日报》在国内首开新闻连载之先河,以《我不是一个坏女人》为题在25天时间内将这篇特稿与《南方周末》同步刊发。一时间,引得南方甚至全国洛阳纸贵。


谭庭浩:“人与法”成了“第二个头版”


谭庭浩初入南方日报社,适逢《南方周末》由4版扩至8版,于是,与同期入驻的新人一起被派往了南方周末,“那时的《南方周末》还是一份文化性、副刊性很浓的报纸,‘人与法’是扩版后新增加的版面,决定尝试一下自己专业外的领域,就选择了做‘人与法’的责任编辑。”

谭庭浩与陈朝华其实是轮流做编辑和记者,名字写前面的,才是当月真正的责编,另一个则在外面跑新闻,下个月二人轮换。90年代,法制报道开始在中国呈星星之火,当时《南方周末》的“人与法”,也多是“一些男盗女娼的故事”,可读性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就是这个第五版的“人与法”,被做成了当时“南方周末的第二个头版”,

1995年下半年,“人与法”版出现了后来颇有影响的“西窗法雨”栏目(第一二期名为“西窗法语”),每期一文,一直到1997年4月11日才最后结笔。“文章作者‘一正’并不是我,而是当时中山大学法学系的一位年轻教授,他是学西方法律史的。”以西方的法眼看中国的现象,对那个时代的法律意识有很好的社会启蒙作用。不久,花城出版社就将“西窗法雨”结集成册。




余刘文:很多黑暗超出我的想象力

到《 南方周末》后不久,余刘文就扳倒了昆明恶霸孙小果。孙是昆明黑社会的老大。强奸轮奸案发后被捕。他的势力太大,养父母都是市、区公安局的主要领导,亲生父亲更不得了,在军界位高权重。这样的背景下,具体办案的警察很难熬。如果不是南方周末进行了报道,案子很可能办不下去。采访非常难,昆明市检察院一些负责人很抵触。最后所有内幕捅开以后,他们都锒铛入狱。原来他们帮孙小果修改了年龄,以未成年为由只判了三年,而就在判刑以后,孙依然开着军车和警车到处为非作歹。

在1998年5月南周新闻部内部刊物《马后炮》上,余刘文如此叙述他当时的险象环生:“ 我被告知,孙小果的同伙尚有七八十人漏网,不知所踪。这条消息很快在市公安刑侦支队得到证实。

我当夜没法入眠,满脑子是孙小果那帮漏网“兄弟”,他们隐匿何处?也许就在身边。昆明的同学说昆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白天小平管,夜晚小果管”。就这样到了12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简直要命,这个电话接不接?也许对方就在楼下。我最后还是麻着胆子把话筒摘起来,甚至连台词也想好了,只要对方威胁,我就说‘你们这下真正把新闻做大了’,结果电话里传来娇滴滴的一声──‘先生,要不要服务?’”

还有一篇《生者》给人印象也很深。四川泸定县某乡的一个派出所民警赵林,在街上开枪射杀9个村民。9个人里,70岁以上的两个,50岁以上的四个,孕妇一个,青壮年只有两个。起因很简单,杨家在村里杂货店里欠了600元钱没还,双方发生争执。杂货店老板就找来赵林帮他出气,赵骑着摩托车来到正在赶集的街上,用手枪对杨家人进行点射。被射杀的9个人中,只有一个杨老太太手中握有一块沱茶,其他人空无一物,但是四川某些报纸居然报道说,当地执法环境恶劣,民警开枪是不得已。

 余刘文前后去采访了两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已经有招呼不准报道了。于是没法正面报道案情,而是以报道事发后的死者余孤的方法,写出了这篇叫《生者》的报道。赵林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余刘文说,我见过的黑暗确实太多。即使这样,有些事情仍然超出你的想象力。


郭国松:“买我的人头”绝对是谣传

在郭果松的职业生涯中,让他最感压力的一次采访是在山西运城遭遇的。因为报道假渗灌问题和当地政府报复《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的事件,他曾经连续5次去山西运城采访,一次被人跟踪到所住的运城大酒店,监视其行踪。另一次是高勤荣案件开庭时,郭果松被挡在法院门外,后来,当地某要害机关的人士几次打电话给郭,说是要抓他,让他赶紧离开。他说,凭什么抓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见郭果松坚决不肯离开,他又打了几次电话,其中一次口气很严厉地警告我:“在这里,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不敢做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坚持到庭审结束,才与北京来的律师一同离开。后来,为推动高案的解决,郭果松又秘密去了运城一次。

郭国松说,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新闻界至少有两个知名度很高的记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有人要出20万或者50万买他的人头。我对这种说法一向嗤之以鼻!身为记者,一切行踪都是公开的,住在普通居民区,又没有保镖,手无束鸡之力,如果真有人出此恶招,哪里用得着几十万?所以,我虽然确实有过被威胁的经历,但我从来都是一笑了之。


孙保罗:我在贵州被“斩立决”

在加入《南方周末》前,孙保罗便因“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后因腐败而入狱)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说,有人说我在贵州的报道与权力对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是夸大了。我所做的不过就是按照调查性报道的方式做了几篇报道而已。刘方仁被激怒,主要是我做的《贵州现象》、《让混混干部也下岗》,文章里把贵州基层政府机构的臃肿、低能、无为的情况暴露得很彻底。所以他们给我扣上“破坏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破坏贵州改革开放形象”两顶大帽子。他们给我的打击报复是摧毁性的,到周末前我是某中央级通讯机构驻贵州分社电视社的新闻部主任,被“斩立决”,扫地出门。他们甚至派人沿着我曾经采访的线路,调查我的黑材料,如果有问题就要“办进去”。

孙保罗还记得他和郭国松到长沙采访传销大本营,被一群狂热的传销人员围堵在出租车里,高喊把假记者拖出来。他们报警,可是对方让他们找当地的警方报案,而他们可以看到穿着警服的人就在包围的人当中。尽管电话已经被挂断,他们还在大声装着通话:“防暴队已经出动了?到哪里了?”

这些经历给孙保罗的感触是: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天职时刻提醒他们站到另外一边去谨慎地注视着权力世界,而当他们真正象发出质疑的喉声时,却可能被失控的权力之手捏住喉咙。但青春和热血可以把这种危险的斗智看作刺激的“冲浪游戏”。一代人乐此不疲,引以为豪,造就这张报纸神话一样的孤本。




方三文:谁说城市没有贫民窟?

方三文接受采访时很低调。他说,惊险和传奇在我采访的经历中从没出现过,尽管我也很希望它们出现。至于难度,倒是始终存在的,找不到核心消息源,找到消息源他不肯说,这是最让人苦恼的。

而事实上,无论是蒲田游医、广州火车站整治等调查稿件,还是追踪民工潮、福建因学费上涨而上不起学的同胞姐弟、可可西里野牦牛武装反偷猎队的报道,方三文都为读者留下了揭露邪恶、关注弱势群体、为弱者代言的深刻印象。

就在城市市长们宣称城市没有贫民窟的时候,方三文在对北京郊外大都市边缘人群进行真实细腻的描述后,发出了“这是不是贫民窟?”的质问;就在一些“专家”为教育产业化鼓吹的时候,一篇《两份沉重的录取通知书——学费上涨的背后是什么?》引人深思。


赵世龙:我是那只跳得最高的跳蚤

现在国内的新闻界,是十个手指捂跳蚤,谁跳的高,就捂谁。赵世龙可能是跳得最高的跳蚤之一。正是这只跳蚤曾经爬上过三峡大坝亲手摸到了大坝裂缝;曾经登上洗脚城楼顶进行偷窥式采证;曾经潜入地底,趟过南丹矿难中无边的大水;曾经揭出了“长州戒毒所强卖戒毒女为娼案”的天大丑闻。

赵世龙回忆说:“为了写《三峡大坝开裂》,我爬上三峡大坝。当时的三峡公司领导班子正要换届,而三峡大坝出问题是上一届就出了。所以当时我去之前,三峡公司就已经有了一个新闻吹风会。就是说假如若干年之后,三峡公司出了事情,那也是上一届的事情。我去报道这件事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谈过三峡的事情,说三峡的事情不能出问题,三峡工程是关乎千秋的大事。我当时把握到了一个大的走向。所以才能报的出来,报出来没有捅什么大篓子。”

“《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那是我自导自演的。当时我想,要揭黑就要揭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

“记得当时我光着膀子在某洗脚城楼顶上拍了三天三夜,终于让这起丑闻曝光,确定203名考生作弊并被取消高考资格,嘉禾县各类教育全国统一考试考点资格被取消,包括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教育局长等19人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或给予行政处分。”



李玉霄:灾难记者的生命意识

由于鸡西矿难、焦作录像厅失火事件等重大伤亡事故的报道,人们谈起李玉霄总喜欢用“灾难性报道记者”来称呼。对李玉霄的工作,南方周末副主编钱刚曾说:“别人写死人人数十从政府报告里面抄的,而李玉霄是自己去数尸体数的。”

但是李玉霄认为,自己对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的报道是巧合,不是可以偏向这类稿子,对于曾经作过的报道,李玉霄自己的评价是:“还行,还能放得住。”

在李玉霄认为,对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的报道,一是要贯之以南周理念,即对生命的珍视,其次就是要对事故的原因进行推究,找出偶然中的必然。

李玉霄印象最深的是对焦作录像厅的报道。焦作的一个录像厅在放黄色录像时将卷闸门锁上了,结果由于暖气燃烧失火,74人全部被活活烧死。

“事故发生后清理现场,一开门,呼啦啦一大堆烧焦了的人骨头向门口扑倒而来。”李玉霄回忆说:“这些人是在找出路。这种失火,人是可以跑出来的,但是因为是在放黄色录像,所以老板只有锁门,结果没有人活下来。”

李玉霄发现,死者中大部分为民工,所以他的采访就从录像厅转移到民工工地上了。他给一些民工扛行李,到工棚里陪他们聊天,了解了民工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一面。一些刚到城市打工的民工,由于没有住处,只有花两块钱去看录像,还可以在里面睡觉。

并且,李玉霄发现这个录像厅用的椅子时当地开人大会议退下来的旧椅子,这个录像厅老板与当地政府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方迎忠:凌晨3点是拍片子的最好时间

方迎忠在《南方周》6年,几乎没有光明正大的对着采访对象去拍,都是以偷拍为主。他说,我们常常都是被新闻封锁的对象,几乎没有用过正式记者证去采访。比如洛阳大火案,方迎忠和李玉宵联袂出手,但是各做各的,不在一起住,也不一起采访,怕的是被当地有关部门一锅端。拍完以后,不敢去冲印店去冲。

在河南采访艾滋病村,到上蔡县一个村进行调查。村里封锁得很厉害。采访了两三家,匆忙的拍了一些片子,翻拍了一个死亡名单,就听说村干部追过来了,要抢相机。方迎忠与文字记者一通猛跑上车,才脱离险境。

“朔州假酒案,我们是最早报道的。大年初一,山西一个朋友告诉了我这条线索,我拉上郭国松一块去。从太原再到朔州要过一个大山,下大雪,非常冷,零下几十度,车差点翻到山底去了。到朔州后,没有地方吃饭(春节饭馆关门),没有地方睡觉(都满了)。当天拍完就返回太原。大年初四,独家报道出来了,震撼非常强。”

6年下来,方迎忠最大的体会是:重大事件发生后,不能睡懒觉,凌晨3:00—4:00是最好的拍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封锁没有那么严,容易进入现场。几个空难和洛阳大火案都是这样拍到的。





之三


我们是“雅典的公民”
一份报纸的价值观是怎样形成并固守的


我们试图为整整一代的“南周”的记者们画一个群像。这批“南周”的元老们曾参与缔造了这份报纸上世纪90年代后至本世纪初的辉煌。

在一纸风行20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与“自由而又负责”的新闻界理念最为接近的记者群。一位在2003年离去的“南周”人说: “我们本是雅典的公民”

如果探究处于上升期的“南周”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处,我们能够发现,在每一个“南周”人的心底,事实上都有着一座圣殿,它以宪政精神为基座、公理道义为立柱,并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俯瞰和关照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那是他们的纪念碑,无论离去的,还是健在的。

侠客、扒粪者、揭黑记者、代言人、青天……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简单的词汇来概括他们的精神气质。



自由的灵魂
从1995开始,《南方周末》聚集了一群中国最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你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纸上,你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灾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着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尹鸿伟在“金三角”屡次遇险。

这样的孤胆英雄的故事在“南周”已经有了太多太多。不做歌功颂德的伪劣报道,高度警惕权力和市场——这些理念正是《南方周末》的灵魂。

  南周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是否会造成这些南周人不肯妥协现实的冰冷逻辑?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和这张报纸可能更应当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郭国松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写到: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理想可以被视为一种高度、境界,没有理想的人就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直到现在还很关心这个媒体和当初的那些记者。





职业新闻人
郭国松说他反感一种类型的记者,并且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和他们归为一类。

郭国松说:“我不是揭黑记者。我只是一个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或者说是在法律报道领域有所专长、有所思考的记者。”

另一位记者孙保罗则用“职业新闻人”来定义和当年自己并肩战斗的兄弟姐妹们:在我看来,职业新闻人至少具备这些特质:自由的灵魂、独立的智慧、职业的信仰、专业的手段、生存的技能、平和的心态。这些特点可以使他们在媒体进入产业化时代,既保持对资本运作的不排斥的专业态度,还可以坚持新闻人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尽管总是在剧烈的冲突中。所以可以称得上职业化的新闻人,对其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是将自己定位为时代的单纯的记录者,还是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代言人或者是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赵世龙,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有些记者喜欢把自己带进新闻,他们是好记者,但是我要说他们不够职业。我去采访商洛艾滋病人的时候曾经给过钱给那些家庭,但是我后来不这样干了。因为我只是一个记者,我不可能仅仅通过给钱的方式来解救所有的家庭,我的职责是,把这件事情忠实记录下来,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钱,这本是国家应尽的职责而不是记者的职责。

当有人问赵世龙,为什么你在当年报道〈〈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时,在一家洗浴城的楼顶蹲点三天三夜,将考生们作弊的事实拍摄下来,而不去及时制止和揭发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了出名?

赵世龙举了这样的例子:一些美国国家地理的记者去拍摄非洲的狮群围攻羚羊的场面,这些人其实都是带着枪的,但是他们就是那样很冷静的拍摄着狮子活活的把羚羊咬死的场面,为什么?他们后来说,我们不能破坏这样的场面,因为我们拍摄的是自然的场景,如果开枪,那么我就破坏了这样的生态链,我在湖南拍摄考场作弊案一样的道理。如果我破坏了这个多年来形成的科场生态链,那么就坏了大事了。要揭黑就要揭的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的。


平民精神
“《南方周末》的记者大多是小城镇出身,都是苦孩子,对普通人有深深的同情。”这是杨海鹏对‘南周’大部分记者的描述。

曾为南方周末首席财经记者的外滩画报主编陈涛也曾说,《南方周末》曾经的一批记者往往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出生于农村或者小城镇,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过不幸的童年。

也许,正是这样的出身是成为《南方周》“为弱势者代言”立场形成的内在原因但显然,这还不能完全概括他们的共性。

余刘文说:我是江西农村人,我的出身使我对底层人有天然的亲近感,但是不幸的童年我不认可,我的童年是金色的。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主要还是长大以后受到的教育和熏陶。80年代是一个思想非常解放的时代,一些国外的哲学思潮和理念涌入中国,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影响很大,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对社会的批判立场和新闻创造力,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萌芽。从新闻的渊源来说,受中青报《冰点》的影响很深。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采访对象的认可与尊重,也很看重内部的评论,因为大家都是高手。

不过赵世龙认为,自己并不具有“小城镇人”的特点。他说:我出生在小城镇,但是在长沙长大,我们家还是华侨,我伯父在海外,我们家在1947年就曾经花了3000银圆在长沙买了花园洋房。我小的时候上的是长沙最好的小学。父亲被打成中国最早的右派后,我们家也没过过苦日子,伯父常常寄回来侨汇券和港币,拿着这个我们可以在友谊商店买到一般人买不到的东西。

“南周气质”的养成,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些本身气质比较弱的人进入这张报纸,也可能会在气氛的熏陶下加强这样的气质。这种场的效应实在是太强了。

余刘文回忆起“江艺平时代”的南周:南方周末 的很多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从左方——江艺平——钱钢,都秉承“可以不说话,但是绝对不能说假话”的报训,以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平民立场,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定要想到那些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民,而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周末的这种价值观非常强大,每一个人都高度认同,内部也经常有争论,但是不是观念之争,不是意气之争,只有方法论的争论。采访中见过的黑暗太多。不过见过的黑暗再多,也不能改变个人的价值观。南方周末的记者都有一种大爱在支撑自己——我们为什么愤怒,我们为什么担忧,是因为我们对人,对百姓有一种爱。正是这种爱,让我们对很多事情保持批判态度。




入世情怀


对于《南方周末》的这段辉煌,朱德付说:他和他的同伴们根本没有预想过。

他说,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尽自己的努力做一个真正记者,把自己置于普通百姓的视角,通过记录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来记录时代的变迁,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法治。没想到会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爱,以至于后来有人称《南方周末》为“良心的象征”。

谭庭浩说:“《南方周末》是一张有使命感的报纸。90年代,我们并没有类似于现在‘深入成就深度’之类很明确的口号型理念,当时社会对南周的定位就是正义的代言人、一份敢说话的报纸。其实一份报纸,不是要张扬地戴着标榜正义的帽子四处行走,而是记者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有一个自身关于道德的判断。无论南方周末如何转变,已经成为一种团体文化的理念,是很难改变的。”

90年代的《南方周末》,象征的是一个侠客形象,但伴随着社会发展,读者要求的提高、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现代理念的多元《南方周末》需要顾及的报道题材,不能再如同以前那样仅仅基于自身对道德的判断。

谭庭浩认为,任何媒体都得在框框里做事情,但空间终是在扩大的,即使偶尔的约束或者倒退,也只是暂时的。

“那时候,每到交样(样报)的时候,我也会很紧张,怕毙稿呀,被毙了就得重新找稿组版,但通过的比枪毙的多这是自然。”他同时意味深长地説,有些时候,为了报纸或者稿子的生存,必须舍弃或者退让一些东西,这是所处环境所驱,也是对“敢说话”与“会说话”的考验。

“会说话”非常传神的概括了《南方周末》记者们的“业务功底”。

郭国松说:南方周末的记者们经常要面对的,准确地说并不是所谓“社会黑暗势力”,而是一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或者因素。所以认为《南方周末》和我们那一批记者都梁山好汉,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如果南方周末和记者们仅仅是‘社会问题狗仔队’,这个媒体以及那些振聋发聩的报道,又是如何能够引起交响乐般的共鸣呢?这些共鸣者既有草根阶层,也有知识分子、治国阶层——其中大部分属于‘先富起来’的群体。”

余刘文准确的概括了南周所赢得的读者群: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教育的群体是我们的中坚读者,他们认同我们对很多普适价值观的描述。

郭国松说:如果认为我们过去的报道手法“妨碍了我们在建设性方面的努力”,那么,什么样的报道是“建设性”的,什么样的报道是“破坏性”的?是不是所有暴露问题的报道都是“破坏性”的?所有表扬的报道都是“建设性”的?美国政治家詹姆斯.麦迪逊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注意到共和政府的性质,我们就会发现,监察的作用体现在人民对政府而非政府对人民的监督上。”撇开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可以作出一个这样的判断——在任何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上述观点都具有“普适”的意义。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媒体总是盯着政府和官员,以及他们身上所发生的问题。

他进一步阐释道: 我想借用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问题,中国的法治社会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遗产,结果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是3000年历史的遗产,不会轻易被消除。这当然又是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通过那些典型的个案,解读制度层面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这种问题的对策,使得我们能在制度设计上,尽最大的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之四


理想主义者的后南周时代


有聚就有散。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为种种原因,原《南方周末》的一批主力记者逐渐选择了离开。到2002年,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在这份报纸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了。

《南方周末》依然是《南方周末》,一批新人在为它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但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们已经谢幕。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当聚光灯亮起,他们的身影闪烁其中。他们此前的记者生涯虽然也常常直面残酷现实,但是这份报纸却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做梦的舞台,在文人和侠客的想象中超越现实快意人生。

离开了《南方周末》,在比新闻更加坚硬的现实中,他们能做些什么?




从记者到总编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依然在做媒体。凭借在“南周”积累的才干与名气,他们获得的操作空间显然更大了。其中一些人显然已经功成名就,成为报业中举足轻重的诸侯。

朱德付1988年离开《南方周末》后,参与创办了《南方都市报》并任副主编。后来与昔日的工作伙伴、好朋友谭军波一起进京,参加创办了人民日报属下的《京华时报》,如今的《京华时报》俨然成了北京报业市场的主流力量。朱德付毫不掩饰“南周岁月”对自己现在的影响,他说,由于在广东学习和工作了多年,岭南文化那种求真务实、不尚空谈、勤勉刻苦,以及纯粹的商业精神让他受益良多;还有南方报业集团鼓励创新、崇尚正气、激赏才华的集体氛围也是在北京办报时的精神财富。

沈灏,这个看起来比较腼腆的北大才子,则已经成为著名的《南方日报》集团“21世纪报系”的发行人,笑傲江湖。

谭庭浩于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徐列,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将这份刊物在不长时间内操持得有声有色。

才女陈菊红,去哈佛留学,去年回到广州,接手国内著名政经杂志《南方窗》,任总编。


坚守新闻一线

2002年7月22日,李玉霄从《南方周末》辞职,在21世纪经济报道工作半年,2002年底,与余刘文、杨海鹏等合作创办《外滩画报》,半年后,李玉霄再次离开,到《东方早报》,又辗转到《了望东方周刊》,2003年4月,在原南周上级徐列的邀请下,参与《南方人物周刊》的创办,现任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上海办报的一些折腾,一度让人觉得李玉宵雄心不再。不过在南方人物周刊,李玉宵的文字再次焕发出光彩。

在那里,还有他的一个“师妹”刘天时,她擅长用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写她的人物。

著名法制记者郭国松离开“南周”之后,曾经北上参与创办《法制早报》,然而,没过多久,便劳燕分飞。参与过该报创刊的一个记者介绍说:“从他做出来的那个试刊可以看出,报纸的定位确实很有品位,他也很内行,一幅雄心勃勃的样子,同样,大家的情绪也被他点燃起来了,没有想到,事前一点征兆也没有,他就突然打电话通知我们,说他的方案被否定了,他也不愿意妥协,于是决定离开。”

而在折腾了一番之后,郭国松又回到了南方报业集团,不过不是《南方周末》,而是《21世纪经济报道》,做高级记者。他说,我现在主要负责本报的评论专栏,一周一篇稿子,主题大多是公法领域的问题。感兴趣的时候,我也会做一点涉及法律制度变革的报道,基本不做常规性的报道。除此外,就是偶尔到一些大学做个讲座,谈谈法律或者新闻。这也符合他长期以来的追求:做一个学者型记者。

赵世龙,离开《南方周末后》到《广州日报》,继续“揭黑”,因为广州戒毒所的事情受到生命威胁,甚至不得不在网络上留下“绝笔”。不管怎样,此事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气,也因此成为中央电视台评选的年度风云记者。2004年10月,湖北知音集团请他到武汉,组阁《新周报》。赵世龙个人认为“这是我们这一班老‘南周’人重建那样一份媒体的尝试”。《新周报》创刊初期猛料迭出。但是,仅仅持续了两个多月后赵便黯然去职。

目前赋闲在广州的赵世龙接受信报采访时介绍他的现状:“我前段时间在昆明,帮助做一份报纸,对方聘我做为主编,月薪2万五,但是我干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呆不下去了。主要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的空间,假如仅仅为了钱,我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前两天刚刚从北京回来。也是有一家媒体刚刚诞生,请我过去。这件事情正在谈。”
著名摄影记者方迎忠,离开周末后先后在广州日报和成都商报主持摄影部,在伊战和泰国海啸等重大事件中,深入险境发回现场图片,再显南周时代的风采.目前还在成都的他透露说,他可能还会回到广州.大概他想念沿江路上的酒吧了.


坚持一种信念也是一种痛,对于杨海鹏来说,有真切体会。从《南方周末》辞职后,进入另一家媒体工作,在一次采访中被当地公安机关扣押,当他向总部求助时,老总的第一句话竟是不信任的一问:“你们是不是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杨海鹏旋即辞职。

再次辞职后,杨海鹏与李玉霄等人参与创办《外滩画报》,任副主编;2004年又参与创办《新周报》,后随着《新周报》的解体而离职。

回顾多年的记者生涯,杨海鹏感慨:“现在的记者,不要再像黄继光一样拿着炸药包冲刺,而应该像狙击手一样,既打击敌人,又保护自己。”

目前,杨还未确定自己下一步的走向,但是,对于继续做记者,他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



转型媒体经理人的道路


孙保罗离开南周后,便迅速向媒体经理人方向转型。他出任发行人的《华夏WATCH》前后出版了十期,看过的人都对其酷似南周的新闻品格和装帧风格印象深刻。但后来因为投资商“诚成文化”涉嫌经济诈骗,失去资金支持而夭折。此后孙保罗还在〈家庭〉杂志集团做过出品人,现在也已经离职。目前在寻找新的项目,同时在中山大学教授深度报道。

因为《华夏》的定位是“职业新闻人的视野”,因此网上评论将华夏停刊事件称为“职业新闻人的溃败”。孙保罗自己认为,《华夏WATCH》的失败,可以理解为“职业新闻人努力的一个项目的失败”可能更加贴切。一次尝试,一单合作,一个项目,一次冒险的失败,不能代表职业新闻人溃败了,因为溃败更多是指理想幻灭,对现实投降,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努力,感觉是精神层面的倒塌。

“而我自己虽然对自己艰苦努力的结果付之东流而痛心不已,但我的精神并没有溃败。反而这些坎坷中的熬炼,使我和合作伙伴们走向成熟。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更多的资源,特别是经济的资源,而依附别人的资本来发展,受到“母体”的连带影响在所难免。”

不过,这件事情让孙保罗明白了,“绝对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

孙信心十足的表示,要办好的媒体,优质的资本是重要的基础。而媒体产业化的必然到来,随之而来的就是“职业新闻人”的春天。

2002年8月,《南方周末》头版编辑方三文正式离开。他先是在〈21世纪经济报道〉挂单,然后北上参与创办东方早报,后来又回到《南方都市报》任编委。期间的波折,是理念的冲突还是客观因素的不可抗?方三文说:“主要是合作中的一些元素发生了变化,使我对自己命运的把握感下降了。”

在《南方都市报》的方三文,主抓深度调查,“孙志刚案”等巨作问世与他有直接关联。

几个月前,方已经正式加盟网易,担任网站副总编辑。至于为什么离开纸媒去网络,方表示自己对网络的传播效果和市场前景,都非常看好。“在网易几个月的工作经历,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加强了我的信心。”

被其好友余刘文形容为对传统媒体“过度焦虑”的方三文,表示自己不会再回到纸媒体了:“在网络媒体干过的人,都不会再回去了。”

余刘文现在在南方都市报任行政总监助理。主要工作方向是报社增值的服务和产业。比如网站、图书出版和报社品牌推广活动。

余刘文告诉信报记者,他在离开《南方周末》之后也曾有一番独立创业的打算。他曾经到过重庆,与朋友合作开了一家商业咨询公司,可是完全没法适应,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商人,老是在一些事情上较真。觉得自己还是只能做媒体。

后来余刘文与几个原《南方周末》的同事一起去上海参与创办外滩画报。但这一批以做硬新闻见长的人,在上海滩的风情中总觉得格格不入,气质上难以融合。后来程益中力邀余回《南方都市报》,于是回到广州。

但是这个已经在开始转向媒体经理人的记者仍然没有忘情于自己的记者角色。他对中青报的卢跃刚、李大同这样终生不搁笔的新闻人抱以敬意。他说,中国的国情,现在很难产生象西方国家那种职业新闻人,四五十岁还在做最牛的记者。不过这种状况一定会有突破。“至少我个人,随时有可能再拿起笔来做个记者。”

谭军波于1996年10月从《南方周末》编委调至《南方都市报》任副总编辑。他痛感发行对产品的负面影响,毛遂自荐抓发行。此后他又先后北上西进,在《京华时》和《重庆商报》做发行人。他自认为做产品的人干发行,比许多不懂采编的发行人有优势。“我可以站在比较高的视点看待发行问题,并实现采编与发行的整合。当然,我觉得我骨子里依然是文人,当总编也不会差。”

谭认为,中国的媒体发展一般会走秧歌步:进两步、退一步。作为6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尝试着作职业报人或传媒经理人在传媒江湖上行走,会遇到许多挫折,吃过不少亏。所谓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但能走出这一步,足以说明中国传媒的进步。

在谭看来,国内报业不缺理念,缺执行,缺具有职业理想的操盘手。

〈南方周末》的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导致一些梦想功败垂成的例子比比皆是。谭军波认为,作为职业新闻人首先要学会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团队,陌生的文化,然后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实现理想。

在重庆一年多,谭最大的感受是重庆的码头文化。码头文化的弊端在于不认真理,只认“兄弟伙”;不认外来人,只认自己人。当然,重庆人直爽,斗争表面化,还是挺痛快的。重庆去年底至今年,是中国报业的亮点,因为这里竞争最惨烈,遗憾的是年尾步入“深圳现象”。作为个人来说,谭最大的遗憾是自己服务的纸媒还没有达到理想中的强大。

现在谭已经从重庆商报离职赴《上海证券报》任副总编,主管发行、广告和专刊,“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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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放弃藏区支教 慈善学校捐款引发利益冲突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10日02:04 南方都市报



  3个志愿者都走了

  一个被“请离”,一个因争端主动离开,另一个则心灰意冷。曾如世外桃源般安和的学校,如今却开始在他们眼中有了不确定的凶险

  李逸杭总忘不了13岁男生哈巴欲哭又不敢哭的眼神。9月12日那天,她被校长尼玛命令从此离开学校,哈巴和其他孩子都看到了双方的怒气。他们可能吓坏了,当李逸杭提出想和他们合影,没有一个人靠近她身边。

  就在头一天,这些孩子还喊着“李老师”,希望她坐在自己的长凳上一起进餐。他们给她编织过很多花环和花球,一个8岁的男孩在课堂上会突然站起来对她说“我爱你”。

  “我被校长赶走,只因我给学校做事太认真。”1个多月过去,李逸杭仍很伤心。

  这天,另一名志愿者张浩也一同离开学校,随尼玛前往香格里拉县查看英国方面的第二笔捐款是否汇到。除了教学,他与李逸杭的另一个共同身份是代替英方监督这所学校新校舍建设的中间人。这个特殊身份最终也让张浩与学校关系决裂。

  到达香格里拉后,尼玛提出学校获得的生活捐款剩余不多,不够支付1.5万元的新校舍铲土施工费(这笔钱由学校自行承担),希望能从英方捐款账户里先取1.5万元垫付,否则铲土施工方要扣学校的面包车。身为会计师的张浩给予拒绝,认为英方捐助是专款专用,如挪用就是挪用公款罪。最后,他把施工方喊来,经过磋商,尼玛给对方打下欠条,欠条上显示的施工费却是1.2万元。

  张浩认为受到欺骗,以前对尼玛的种种不满在这一天终于爆发出来。“很明显他想吃掉这个差价。我警告他:你别做得太过分了!”张浩说。自此,他和李逸杭一样,再也没有返校教书。

  但冲突还在升级。

  由于新校舍建造中达不到英方的要求,李逸杭和张浩一直拒绝支付第二笔款项。尼玛和承建商四处寻找他们,与此同时,“志愿者卷款逃跑了”的说法不断传出。10月5日,张浩在距学校32公里的奔子栏镇一家饭馆吃饭时,店主叫他接听电话。“尼玛在电话里要我交出英方捐款账户的印鉴和存折,我不敢再呆下去,赶紧走人。”张浩说。

  在李逸杭离校当天,附近一户养牦牛的人撬开李逸杭的小屋住了进去。这里还有她留存的大部分物品尚来不及搬走。10月10日,这两名志愿者随英方代表回学校开会,发现他们价值几千元的物品几乎全都失踪,张浩一直记账的账本也被丢在宿舍地上。第二天,在奔子栏镇,他们和尼玛等人再次发生争执,一方坚持要回校找回物品,另一方坚持要去香格里拉取第二笔工程款。僵持不下时,“我看到尼玛用藏语和不懂汉文的德玛老师(喇嘛)说了几句话,德玛立即愤怒地攥紧拳头对着李逸杭。”张浩说。他赶紧上前劝解,德玛说:“我是和尚,没有子女,打人杀人去坐牢砍头无所谓。”

  那一刻,李逸杭“已说不出话来”。她无法把眼前的德玛老师和以前那个“喜欢孩子般咧嘴傻笑”的德玛老师联系在一起。他曾慈父般拍着她的脑袋说她“像娃娃一样”,他会抱柴来生好火与她说着互相听不懂的话聊天,周末她搭车去镇上洗澡,一上车就接到德玛电话,用生硬简单的单词叮嘱她早点回来。

  “不懂汉文的德玛老师显然被利用了。”李逸杭这样想。等到她回校因找不到物品与尼玛又起争执时,尼玛给德玛打电话,说“他们不肯走,你上来收拾他们一下”。粗通藏语的张浩听后,只得和李逸杭仓促离开。曾如世外桃源般安和的学校,开始在他们眼中有了不确定的凶险。他们再不敢踏进学校半步,而几千元的物品至今也未有下落。

  一直热心公益助学的丽江古城老谢车马店的主人收留了李逸杭,这时她几乎身无分文。“为学校进城办事的费用,耗掉了我不多的积蓄。”在客栈里,她流着泪给朋友发短信:“为什么这世界越来越丑陋,为什么在这么美的地方人性会这么黑暗?我想不通,我太难过了。”

  这时,来自四川德阳的志愿者赵刚尚在这所慈善学校执教汉语,但他越来越感到孤独、迷茫,还有心灰意冷。“他们全心全意为了学校却换来这种结局,一个被赶走,一个被气走,学校这样做,让我看不到学校发展的希望,孩子们也没有前途。”

  10月28日,赵刚背起行囊进藏,开始漫长的旅行。本来他和张浩都计划好再在学校呆1年的。

  “没想到问题激化到这种地步,连张浩这么好说话的人都受不了,他们能承受到现在是最难受的,我理解和支持他们。”曾与李、张二人共事的王江玲表示。她早于他们2个月结束支教。

  3名志愿者退出后并没有选择沉默。新浪旅游论坛、自行车旅行网等论坛开始出现他们支教历程的讲述,文中集体指控尼玛校长觊觎捐款,不愿意接受约束,学校管理混乱,孩子们难有出路,志愿者得不到公正对待,等等。以捐助维持运转的大众慈善学校正遭遇办校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

藏区、雪山、慈善、孩子……清苦的生活,散漫的管理,“飘荡在这里的浪漫主义”,都曾让志愿者觉得“看上去很美”

  “当我在3月底到达这所学校的时候,不得不在暴风雪中艰难前进,浑身被大雪覆盖,但这也是我最理想的被困之所——雪中的群山非常壮美,我之前从未欣赏过这样的美景。”








  2004年起,37岁的英国女士简开始成为大众慈善学校的外籍志愿者,教授英语、环保课程,同时在英国朋友中募捐。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对这里的喜爱。这也是其他志愿者初来乍到时的相同感受。

  但进入六七月雨季,这里的一切都像是浸泡在水中,简不得不把她所有的衣物放进旅行包里,张浩则不时在半夜起床枯坐到天亮,因为大风穿透了他破败的木板屋,把雨水打在他床头。广州这时候还在炎炎酷暑中,但入夜后,这里的学生却要披上军大衣,女志愿者的铁皮小屋里也生起了火。

  大众慈善学校坐落在滇西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一个海拔3400多米的缓坡上。滇藏公路从学校的教室与宿舍之间穿行而过。驱车北行2小时,是德钦县城,藏区十大神山之一的梅里雪山雄姿即在眼前。再行1小时,就是西藏了。

  这所学校创办5年,历经4次搬迁,越搬越远离村庄,海拔也越高——学校用地不可避免会与村民利益冲突。2004年3月,搬到书松村上面11公里处校长尼玛家的土豆地上。直到今年10月,新校建成。

  学校3个老师都是当地藏族人,校长尼玛还兼任书松村委会副主任,德玛和江次则是村旁东竹林寺的喇嘛,按照东竹林寺活佛顶巴吉才的说法,他们从寺庙“停薪留职”来教藏文;而最早时,德玛是学校前身藏文学习班的创办人。

  学生现有40人,来自德钦4个乡镇,七成是残疾、孤儿、单亲、特困户,七成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他们中很多人曾在公立学校读书,有的还读到了初中,但在这里,他们可以学习原来学不到的藏文,而且学杂费和吃住费全免。

  在搬进新校之前,孩子们所处的环境,让做好了充分心理准备的志愿者刚来时也感到吃惊。除了3间石头小屋,其他6座房子都是用木板搭就,外面罩上棚布,屋顶再用石头压住,怕被山风刮开。它们实在太破了,以致一些观赏梅里雪山的游客把这当成了废弃的伐木站,趁停车休息的间隙选择在房子边角处便溺。

  所以当志愿者过来告诉他们有40个孩子在这里面读书、吃饭、睡觉,他们多会在羞愧之余掏出钱包。一次,广东东莞几名女游客来到后,哭着把随身携带的衣服和药品全部捐出。这就是慈善学校建在公路旁的效应。每一个志愿者也认为募捐是自己的应尽义务。“李逸杭尤其积极,很多游客回去后还和她保持联系,寄来钱和各种用品。”张浩说。

  在高海拔、少人烟的雪山上出现的这所学校,渐渐声名远播开来。今年5至6月,记者在滇西北徒步时,慕名来到这里生活了20天。其时,志愿者与校方矛盾正开始形成。当时的志愿者包括简、李逸杭、张浩,以及北京一名大三女生王江玲,她厌倦了枯燥的高校理论课程,休学半年来这里寻找理想。

  如果不是理想驱使,他们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学校生活的清苦远超出他们想像。每天吃的是劣质的大米和一成不变的土豆、泡菜,一个月也难有新鲜肉。洗澡必须去32公里外的奔子栏镇,或是70公里外的德钦县城。不能上网,手机信号不稳定,灯泡忽明忽暗——小溪里融化的雪水随季节盈亏,枯枝败叶也经常把小水电机堵塞。

  但他们是快乐的。雪山垭口的雪全部消融后,尼玛用他的大卡车载着全体师生,唱着歌到这里野炊、踢足球。雪线上升到最高位置时,德玛带领他们翻越3座山头去看神秘的神湖,摸黑回来时,李逸杭走不动了,德玛就背起她来狂走。在王江玲的生日晚会上,奔子栏交警中队全体出动,开着3部警车前来捧场。

  孩子们更是这些志愿者快乐的源泉。

  藏区、雪山、慈善、孩子、穷困、僻陋……以上场景把这些元素都集合在了一起,正好契合他们的美学向往。

  甚至对于学校松散管理的现状,快乐也没有打折。

  由于这是一所曾以藏文教育为主的学校,历来都以学生的藏文水平划分年级,志愿者来后发现,三年级学生在学第5册数学,四年级学生却在学第3册数学,两个年级中还有人听汉语如听天书,上课要翻译成藏文才勉强进行。一年级更糟糕,这里既有刚拿起书本的聋哑女生,也有读过初一的大龄顽童,由于水平参差不齐,加上3个学生共挤一张课桌,教室里总是混乱不堪,打架、哭闹、睡觉、玩弹珠等现象几乎每天上演。直到上课了,志愿者才发现又有人或逃课、或生病、或回家了。

  简在时,学校每周都会有一次以上会议,藏、汉、英三种语言并用。会议的效率似乎并不高,简经常催促尼玛去做同样的事情,而学校课程设置和学生作息时间表,竟被讨论和修改多次。意在管束学生散漫状态的学生行为准则,提出后也一直没有出台。

  “为寻一头失踪的猪,学校可以停课半天,尼姑寺落成,学生竟也停课6天前去捧场。这里的管理非常随意,但恰好证明了需要我们志愿者的介入。”李逸杭说。学园艺专业的她曾渴望去可可西里保卫藏羚羊,但命运把她带到了白马雪山。

  张浩喜欢的正是“飘荡在这里的浪漫主义和‘无政府主义’”。34岁的他曾和朋友开公司,在云南思茅扶贫开发3年,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差点丧命,政府欠他们200多万元扶贫款不还,官司打到现在还没着落。他一度对社会、对制度失去信心,大众慈善学校让他暂时轻松下来。很多次,他在厨房里与尼玛喝着青稞酒聊天至夜深,再在微醉中入睡。这里的一切让他沉醉。他还剃发拜德玛为师,取藏名“鲁茸土豆”。

  “尼玛是个浪漫主义情结很浓的人,否则他不会这么辛苦地创办学校。他打得一手好篮球,喜欢跳弦子舞,长得也挺帅,不喜管束,内心充满骄傲。”在今年6月之前,张浩毫不掩饰对校长的认同。

  志愿者度过了最初的一段幸福时光。

先是教学管理的理念之争,后有对校长觊觎善款的怀疑,账本上暴露的问题,让志愿者的理想主义变得非常脆弱。不满累积,终至对立公开

  可能是两个文化背景之差异,简在学校的行为举止总让张浩觉得,她非常想融入这里,但又有些格格不入。她只吃素食,筷子是单独一双……尤其在开会时,她总是很严肃。








  “我和尼玛有观念上的冲突,我希望能用我在英国积累的管理经验,来改善这里,”简说,“但大家都有不同意见。”

  她几次劝告尼玛不要打骂学生,“因为这在英国是违法的,你只需要告诉学生哪方面做错了,他自然会慢慢去改”。尼玛当面不予回驳,但当简不在时,他就告诉其他志愿者:“藏区的孩子野惯了,该打则打,不然管不住,要按简所说,这个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简还数次催促尼玛把学校的收支账目做好,早日向外公示,但直到8月底学校才把捐款收入账做出,支出账至今还没有。这是她最不满意的,“做每一件事都要花很长时间,就像推一头大象那样艰难”。

  “很多方面我支持简的想法,毕竟我们都来自发达地区,有认同感。”李逸杭说。她同时给简做翻译,但由此让她觉得尼玛开始疏远自己。“他会认为是我的意见影响到简的态度,这让他很不爽。”

  “另外,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去帮助这个学校,捐款也越来越容易得到,尼玛反倒开始轻视志愿者的存在,你如果给他提意见,去监督他,他就不高兴了,认为这学校是他办的,而我们都是外来者。”

  李逸杭和简都坚持认为,志愿者既接受校长领导,但又不依附于他,是独立的。

  在每一个志愿者来与走、过生日等日子里,尼玛喜欢办晚会来创造气氛,这让很多人感动,但李逸杭发现每次晚会都要花费几百元,“酒水、饮料、零食、水果应有尽有”,而钱都来自外界捐款。和尼玛沟通无效后,她以不再参加晚会表达不满。

  除了吃住免费,所有开支都需志愿者自行承担,有时德玛(他负责登记捐赠钱物)会从捐款里取出几十或一百块,塞给他们做零用钱。李逸杭认为这是对志愿者的小恩小惠,而且是挪用善款,每次都给予拒绝。“她是我们中间唯一不拿这种钱的人。”张浩说很佩服她,偶尔他会“笑纳”尼玛给的几包香烟。

  “李逸杭刚开始跟我还不错,后来我们基本上不怎么说话了。”尼玛说。

  “正直、善良、耿直,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圆滑变通,理想主义比较浓郁。”其他志愿者如此评价李逸杭。而张浩则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

  最初,张浩也觉得李逸杭“做人过于认真”,但当他6月开始给学校做账后,他的想法开始有了变化。

  他发现,志愿者每回外出,学校捐赠本上的登记都是空白,在旅游旺季也不例外。实际上,这时往往是游客捐赠高峰期,一天最高曾获赠4010元。

  他还发现,尼玛外出,不论公事私事,所有费用全都报销。有时住标间,吃饭要花一两百元,甚至吃烧烤也拿来报销。今年学校从当地道班买进一部19座二手中巴,用来接送学生和运营补贴生活所需。但张浩发现,这部车经常被尼玛开出去赚钱,却无分文入账;更让他如鲠在喉的是,学校花了4.2万元购买中巴,但交易税发票显示,转让价只有2万元。

  尼玛对记者的解释是,中间人赚了一笔,其中具体情况他也不知。他声称自己是清白的。

  张浩说,他可以和尼玛称兄道弟,一起喝酒笑谈,但他是会计师,有职业道德的底线。

  账本上暴露的问题,让志愿者的理想主义变得非常脆弱。李逸杭开始对捐款的游客失去热情,当有人问“学校最缺什么”,尼玛回答是“钱”,她却回答是“优秀老师”,她还奉劝游客最好是捐赠实物而不是金钱。

  两个性格迥异的志愿者开始以统一姿态出现。从8月15日起,他们一直和学生一起吃饭,直到离开。虽然老师的伙食已经很差,但学生吃的更差,很多次都是泡菜和清汤。

  “捐款越来越多,但孩子们没有得到任何实惠。以前我还批评他们乱买零食,但吃了他们的饭后,才切身知道他们并不仅仅是嘴馋。”张浩说,在不能影响当地老师的情况下,他和李逸杭“只能做到保全自己的良心”。

  显然,不再共一个锅吃饭的姿态,等于把以前隐藏着的隔阂公开化。

  9月12日,李逸杭与尼玛发生争吵,随之被“请离”学校。张浩震惊之余,当天与尼玛在工程款上亦起争端,提前从学校退出。

  李逸杭被赶走的原因,双方各有说法。尼玛除承认自己“做法不对”外,指责她后期经常外出不上课,究竟干了什么他也不知道,“再说她也过了承诺的支教期限了”。李逸杭则说,是尼玛让她外出上网“公关”,一是与英方沟通新校建设问题,二是联系植物园筹建事项,自己之所以被赶走,导火索是因为她帮助联系的一个朋友,在知道尼玛所作所为后,不再愿意资助他的聋哑女儿去大理上学,“尼玛一怒之下把我赶走的”。

  两名志愿者离开大众慈善学校后,开始致力于云南山区的“一对一”公益助学行动,并打算成立一个民间组织。他们认为,在所有公益助学形式中,“一对一”的资金流转最安全可靠。

  继他们批评尼玛的文章见诸各相关论坛后,赵刚也站出来指控说新校舍质量堪忧,内有不少猫腻,“预算为56万的工程款被施工方最少赚了17万-19万”。

  现在,大众慈善学校没有一名志愿者。本打算10月底过来的一名山东男子,至今还未到校。

如何面对急剧增加的捐款而坐怀不乱,是依靠制度的建立还是道德的约束?志愿者尝试通过制度约束人性弱点

  4年前尼玛以4000元加入这所学校并成为校长时,就有些分不清家和校了。他把家里的炊事用具拿到学校,把家里6头猪卖掉补贴学校,把村委会给他和德玛的养猪扶贫项目给了学校,用私家大卡车给学校拉人、装东西,柴油费还自己承担,至于从家里投到学校的钱,






他“没有记过账,也记不清有多少了”。而且,他和另两名老师都不在校领工资。

  “学校就是我的家,甚至比家还要觉得亲切、重要。”今年5月的一个晚上,尼玛这样对记者说,“以前跑运输一年能轻松赚个三五万,现在手头紧得很,幸好奔子栏的小店主看见我都会给我一瓶酒、几包烟。”神态半是伤感,半是欣慰。

  学校使他困顿,也给他带来荣誉。奔子栏交警中队长阿春荣一次和尼玛喝酒时,拍着他的肩膀连声说:“要是县里当官的都能像你这样就好了!”

  但当有一天早上,张浩突然看见尼玛把学校中巴的柴油灌进他的大卡车时,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尼玛的“以校为家”:“他用学校的钱物,就像从自己家里拿一样随意。管钱的德玛是他的好朋友,银行的生活捐款账户又只需他一个人的印鉴就可支取。他是这个学校的家长。”

  李逸杭则早就对尼玛家人领用学校获赠的军用水壶、军大衣不满了,她给孩子们带来的很多VCD要到尼玛家里才能找到。

  当地教育局对这所学校似乎没有什么有效管理,因为它至今尚未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10月底,县教育局去这里调查,“校方懒得理,一副不配合的样子”。

   一个事实是,学校搬到公路旁后,今年3月到8月19日共获得游客捐款5.7万元,去年仅1.1万元,更早时几乎为零。

  “急剧增加的捐款很难让人坐怀不乱,”来自台湾的义工王键章说,“他觉得辛苦这么久了,现在是不是可以拿点呢,虽然他最早可能真是慈悲为怀,但在长期没有监督的环境里,就很难保证了。”

  王键章是李逸杭、张浩的前任中间人,因与尼玛合作中产生矛盾而退出。2003年,他在泸沽湖给了一个划猪槽船的小孩一学期的费用,自此介入到滇西北的助学活动中。2004年,他开始帮助给学校盖新房,同时也督促尼玛公开捐赠情况。

  “那时我已听到有不信任校长的说法,于是我建议成立监督理事会,希望能全盘监控捐款的使用,但尼玛对此反对。很奇怪学校一直不做账,我就教他们怎样做,还给他们买好了收支两本账,但没有任何效果。”

  加上建房中产生的矛盾,王键章对学校变得十分失望,也动摇了他对当地慈善性质机构的信任。从此,他只做“一对一”助学,“宁愿只帮一个孩子,也不帮一个组织,因为这要单纯很多”。

  一名熟悉当地慈善事业的中间人则喟叹:“一个机构得到捐款并不难,难的是怎样让这笔钱用到正途。”

  德钦县地处滇、藏、川三地交壤,也是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域,地理、文化皆独特宜人,引得国内外诸多项目基金与捐款注入。在奔子栏与德钦县城百余公里的公路旁,就有包括大众慈善学校在内的4所藏文慈善学校。它们全部靠外界捐助得以生存。其中最大、最有名的是德钦县城郊的普利藏文学校。

  李逸杭专程去这所学校看过,“孩子们能经常吃到肉和鸡蛋”,而且这里开办有藏医、藏画班,一些主要科目的考试与公立学校同步,这些都让李逸杭为自己学生的前途格外担忧。

  该校校长阿牛在当地具有传奇色彩,很多人都知道他变卖家产办校、背负教材连走3天山路的故事。“他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有趣,朴实,乐观。”北京志愿者祖宵男很是欣赏自己的校长。德钦县教育局副局长曹品刚则认为,阿牛是4所藏文学校里口碑最好的校长。

  实际上,阿牛和尼玛一样,除了都兼任当地村委会的副主任外,也“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管钱、用钱”。但当捐款越来越多,普利学校的志愿者开始尝试改变这种持续多年的状况。

  从9月起,该校开始实施捐助资金管理制度,规定银行捐助资金专户的每一笔开支,必须由校长、当地一名老师和志愿者三人同时盖章方可领取;较大额支出也必须由这三人同意;校长至少每个季度要向全体师生报告一次捐助资金使用情况;每月在网上公布上月收支情况和当前银行专户的账目;捐款人代表可以授权注册会计师对捐助资金进行审计,等等。

  “任何人的善良都必须要靠制度来保证,好心人的捐款浪费掉每一分都很罪恶。”普利学校附近的飞来寺季候鸟酒吧女老板张乔阳说。她不但利用自己注册会计师的身份,倡议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发起会计人捐助活动,2年多来为普利学校募得13万元,而且直接推动了这个捐助资金管理制度的出台。

  “阿牛不喜欢被管束,但他同意实施,因为他不想让别人怀疑他不干净。制度的一大好处就是让更多捐款人参与到整个管理监督架构中,最大程度地保证善款善用。”

  为此,普利学校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来保证这个制度的实施。张乔阳甚至希望,整个迪庆州乃至云南省的民间教育捐资情况能以此为示范,因为她不时听到有这方面的负面消息。

  但制度就是万能的吗?一些人更认可道德约束,而怀疑制度的软肋。“机制只能束缚善良人,却不能阻止私欲膨胀。而如果有了私心,真相将永远无法大白。”这是王键章的观点。张浩则认为,一些制度设计反倒成为私欲得逞的合法掩护与坚硬盾牌。

  张乔阳也担心“制度建立容易实施难,持续实施更难”。最近,她开始帮助培训这个学校的老师做会计,志愿者则兼任出纳。

  仍处于志愿者事件风波中的尼玛,最近向当地教育局提出,希望派两名公办教师过来教书,一人兼会计,一人兼出纳。他急于展示一个财务透明的慈善学校形象。

“如果能更全面理解志愿者三个字的涵义,矛盾可能会小很多”;“我们要慢慢来,不能太急”。宽容、耐心、求大同存小异,被更多人所强调

  东竹林寺活佛顶巴吉才说,迪庆藏区有些藏民连藏语都不会说,看起来就像汉人。

  受文化交融影响,迪庆藏族自治州只会说藏语而不懂藏文的藏民超过了九成。作为藏






族文化传承载体的藏文字,在迪庆正在消弭,只有少数公立学校开办有藏文课程,官方文件的正文都是汉文。

  而美丽的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同时也是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近两年,这里才实施中小学“三免费”教育,今年则降为“两免一补”:免书费、杂费,补助生活费。即使这样,还是有贫困孩子上不起学。

  德钦县4家藏文慈善学校就是在这两个背景下出现和壮大的。县教育局副局长曹品刚说,它们丰富了当地办学方式,减轻了财政负担,也受到部分群众的欢迎。但这些学校都没有办学许可证,这直接影响着官方监管的效果。

  这种情况下,李逸杭觉得身为志愿者,应该代表捐赠人对学校进行监督,而不是只满足做一个支教老师,但当校方拒绝这种监督并有恃无恐时,志愿者应该把真相说出来,以不辜负社会爱心。

  随着3名志愿者的联名指控,不仅仅是大众慈善学校遭受到信誉寒流。一些人因此担心孩子们就此失去藏文化教育的更多机会。于是,在力挺志愿者的强大声音中,有人发问:在对立、推翻之外,有没有更合理的办法?

  “我相信他们所说,因为很多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但如果能更全面理解志愿者三个字的涵义,矛盾可能会小很多。”北京女孩卞文说。2004年秋,她首先在大众慈善学校支教。她的潜台词是,她不会像他们那样激烈。

  志愿者马骅事件之后,丽江周边和梅里雪山下集合了大批志愿者,以至于泸沽湖景区内志愿者老师爆满,一些人只好专门在丽江古城候着轮换。他们中有些人是为了逃避,有些人是因为热爱旅行,但都怀着类似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可是究竟该做个怎样的志愿者,很多人想法不一。

  “我以为志愿者是公众角色,他们不是在为自己做事,而是在帮助或者辅助当地人做,这样理解有助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好恶,避免理想扩大化,否则既让自己沮丧,也容易和当地人起矛盾。”卞文自称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那时她也看到了她的继任者不满事实的一部分,但自己更愿意把这放在当时当地的复杂背景中来看待。“她是这么多志愿者里相处最融洽的。”尼玛说。

  在与普利学校的老师相处中,张乔阳一直注意说话的分寸,生怕给他们一种指手画脚的印象和压过他们的优越感。“我必须正视双方在知识文化上的差异,平等地与他们沟通,我不是施与者,我们是互助,是合作。”2年来,她觉得自己与学校共同成长。

  一个普遍现象是,志愿者觉得自己舍弃城市生活来到穷乡僻壤做善事,容易生出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并把它放大,转而苛求被帮助方的道德。北京义工王心阳认为,做半年一年与做一辈子是两回事,对当地的一些不规范之处,志愿者应学会宽容、平和地对待,求大同而存小异。

  “雪山下的人性就一定纯洁吗?这样要求是否泛道德化?实际上,随着游客蜂拥而至和商业负面文化的入侵,景区原住民的淳朴心态正在发生改变。从另一角度说,越是穷乡僻壤,当地既得利益者越缺乏现代游戏规则意识,就越抗拒外来力量的监控。”丽江一名旅游界人士如是说。

  在他眼里,许多志愿者与学校的冲突,一定程度上是农耕社会与市场社会、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冲突。

  张乔阳说,“矛盾是无处不在的,我们要慢慢来,不能太急”。在她的酒吧里,她目睹过一些志愿者因对学校心生失望,有时会扔下课程跑到雪山下散心。

  有人问卞文,3个月的支教改变了什么?她回答,只要有价值,做比不做强。王心阳说,有了这所学校,一些孩子的童年就不用在山上放羊了。

  “国际大机构做慈善硬体投入时,很懂得求大节、舍小节的道理,只要大方向没错,可以容忍三成的资金被吃掉。这是一种对现实、对人性的妥协,但值得志愿者学习借鉴。”一名熟悉NGO运作的人士说。

  张乔阳的建议是,保持谨慎的怀疑,合理的监督,全力的辅助,不失希望和信心。

  “那里海拔3400米,天特别蓝,云特别白,小溪从雪山而下流经学校旁,孩子们的脸好像总洗不干净,笑容却那么动人。我曾以为我找到了理想之地,但现在我不敢再回去了。”

  广东珠海女孩李逸杭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白马雪山腹地的德钦县大众慈善学校做了5个月志愿者老师后,因与校方产生矛盾被“请”出学校。随后,另两名志愿者也先后主动离开。最终,他们在网上集体“反水”,联合指责外界的捐赠没有被好好使用,学校管理混乱,而且校长有私吞部分善款的嫌疑。

  3名志愿者的联名指控使靠捐助维持运转的大众慈善学校遭受到办校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在力挺志愿者的强大声音中,有人发问:在对立、推翻之外,有没有更合理的办法?

  实际上,在类似于“香格里拉已经不在”的网上惊哗中,被怀疑的不仅仅是这所学校,被呼吁的不仅仅是制度管人,而在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奔赴边远地区的背景下,志愿者的理想主义该怎样与现实对接,则更是一个新鲜而务实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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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中與胡志強

關、胡莫硬拗 2005年11月10日


在野黨針對執政黨揭弊不遺餘力,是在盡在野黨的責任,也是民主機制的一環,只要不是誣栽造謠、誇張抹黑,都非常值得肯定。在野黨最恨執政黨抵賴硬拗,言詭而辯,民眾也痛恨狡辯的政客。果如是,在野政治人物就不能有樣學樣,在被抓包時也抵賴狡辯,厚顏硬拗。若這樣,有什麼立場責罵執政黨?


違反正義公平原則
關中與胡志強被揭發把擔任國民黨黨職時的年資,併入公務員年資計算,還將部分退休金存領18%的優惠利息,兩人30年總計可領納稅人埋單的1億多元。此事若屬實,關、胡二人應即退還溢領金錢,重新計算年資,以正視聽,絕不可效法狡辯硬拗的惡劣作風。
此案還應偵辦銓敘部經手人員是否圖利他人?應追究是否偽造文書?雖然那是黨國體制的時代,為黨服務就是為國服務;但把留學時的學生工作和黨的民眾服務社工作當作公職,也未免太過分了;何況黨國體制早已被社會公認是錯誤不公的體制。關鍵還在我們納稅人(大多數遠比關、胡收入低)必須為這種不公正埋單,嚴重違反社會正義與公平原則。
關、胡二人都做過高級政務官,宜三緘其口,等待法律解釋與判定,若不服再訴願,進而控告政府,不要學爛政客的狡辯硬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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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換取社區安定 政府大舉投資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1-09
林行止專欄


一、

  法國警方發言人指出近半個月來的騷亂有很大的「遊戲」成分,而現在已蔓延至柏林和布魯塞爾的燒車是「小流氓結派比賽取樂」的「夜間」活動。法國警方若非「故作鎮定」、安撫民心,便是隱瞞真相、自欺欺人。目前令歐盟諸國治安當局頭痛不已的,正是「十五歲至二十四歲」這一年齡階層的失業率太高(希臘百分之二十五點八、意大利二十三點一、比利時二十二點四、法國二十一點七、西班牙及芬蘭同為二十點七),「小流氓」因此數不勝數,他們的非法行為則防不勝防。事實上,負責「平亂」的重任並非落在警察肩上,而是內政部長薩爾科齊直接指揮的「防暴隊」(CRS,法國防暴警察),這支配備精良、以對付暴亂「絕不手軟」(等於非常殘暴)聞名的「武裝力量」住在軍營,「與世隔絕」,缺乏社區精神,在平息騷亂上便不擇手段;迄今為止,「防暴隊」已拘捕了八百多名滋事分子,其中半數是兒童,這些少年人若落在社區警察之手,肯定比較好過。法國防暴隊在薩爾科齊上任後快速擴充,但警察則因預算被削而人手不足!

  法國人對「小流氓」燒車取樂早已司空見慣習以為常,據昨天salon.com翻譯德國《鏡報周刊》一篇長文引述的官方統計,迄十月底(十月二十七日開始騷亂),今年法國全國已錄得七萬餘宗「損壞公物、縱火及幫派暴力活動」,被燒汽車不下二萬八千輛(大部分屬中下階層人士所有)。難怪現在「老法國」對外國人在電視機前看得驚心動魄的騷亂視若等閒了。

  雖然「法國伊斯蘭組織聯會」「以阿拉之名」號召暴徒「從街頭消失」,但環視歐洲的情況,回教徒早已成為不少歐洲國家的心腹之患。法國人口不足六千一百萬,回教徒人數在五百萬至一千萬之間(美國中情局公開網站的數字)—統計所以不精確,原因是法國法律禁止對宗教信仰(及族群)作任何資料蒐集—即使以最低估計數字看,亦佔約一成人口,受伊斯蘭及阿拉伯文化影響日深的歐洲已有「歐拉伯」(Eurabia)的別稱,對法國來說尤為如此;巴黎迪士尼樂園闢專室供回教徒祈禱,便是典型的例子。

  回教徒特別是阿拉伯回教徒,對他們的宗教信仰、文化傳統、風俗習尚和價值觀非常執、自豪,這是移居外國的回教徒社區自成天下、樂在其中的原因;這種趨勢令阿拉伯回教徒很難被移民國同化,與本地人的衝突便時有所聞。月前英國伯明翰的騷亂因巴基斯坦回教移民與加勒比海基督教徒移民衝突而起;荷蘭的百萬回教徒,更是社會不安定之源……。當政府武力介入這類騷亂活動時,有受迫害感的原教旨主義教徒便很易與激進組織如阿爾基達結盟……。

  角逐○七年總統寶座的兩個熱門人選內政部長薩爾科齊和總理德維爾潘,現在利用處理騷亂事件的不同方法爭取政治支持,其方法能否收效,對○七年總統競選勝負有重大影響。薩爾科齊宣布「絕不容情」(war without mercy)政策,主張強硬對付暴徒;德維爾潘則提出改善郊區生活環境的「行動綱領」,意味政府將撥巨款投入這些社區(這與六十年代暴亂後香港政府進行大規模公屋建設的意念如出一轍)。雖然周日的民調顯示薩爾科齊民望高企,但以「安定繁榮」為念的法國人,最終可能會支持德維爾潘的「綏靖」策略。

  法國已實施宵禁,這是一九五五年因阿爾及爾戰爭引致國內動亂而制訂的法例,一九六八年學生運動搞得天翻地覆時亦不曾引用,顯見當局對此次騷亂可能持續擴大的隱憂。

二、

  法國騷亂的根本原因,是基督教走下坡(教徒人數隨人口萎縮不斷下降)而其無微不至(無所不包)的福利制度吸引大量來自前殖民地的窮困回教移民,他們本來與移居地人民和平共處、相安無事,可是,自從美國入侵阿富汗及伊拉克後,回教徒已公開把白種人尤其是猶太人視為公敵,這令回教徒聚居的歐洲國家瀰漫反猶太之風。西方論者對不願與移居地融合的回教徒提心吊膽,不是沒有道理的。法國的回教徒騷亂,可追溯至一九七九年,只是現在這一次較有持續力和部署。歐洲的回教徒(當然,他們中大部分愛好和平並與人為善,與基督徒對幹只是少數激進分子)過去一年已在歐洲開闢二個「戰場」(西班牙的火車爆炸是年多前的事),其一是暗殺荷蘭政客及文化領袖;其一是七月間倫敦地車和巴士大爆炸。法國此次騷亂如果被證實與「聖戰」有關,事件便不是金錢所能徹底解決。

  在這種情形下,歐羅價兌美元已跌至二年低位,令筆者不解的是巴黎股市仍然在高點徘徊,按照常理,當前的局勢會打擊消費者信心(多國政府已勸喻人民暫停赴法國旅遊),「商業信心指數」必會相應下挫,股市當然不能倖免;但股市走勢向來並非「按常理」運行!現在的股市走勢顯示投資者相信政府很快會以金錢向暴徒「贖回」社區安定,這等於公營部門開支將大幅增長,企業必然從大規模公共投資中有所得益,也許是支股市於不墜的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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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春男 法國的同化與暴動

2005年11月10日

法國是歐洲最大的伊斯蘭國家,有600萬穆斯林,伊斯蘭是法國第2大宗教,信徒超過基督教和猶太教結合在一起的兩倍,阿拉伯文化已經成為法國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法國畫家畢卡索和作家卡繆的母親都來自西班牙,三劍客作者大仲馬是白人與黑人的混血,法國知名歌手Yves Montand是義大利人,法國足球隊明星Zinedine Zidane是來自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人,他是法國年輕人的偶像。法國是民族和文化的大熔爐,法國國旗有藍白紅3種顏色,有人把它改成黑人、白人和阿拉伯人,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至今仍是法國光榮的傳統,在這裡沒有種族、膚色和宗教的問題,任何移民一旦歸化為法國人,就享有和法國人完全相同的公民權利,法律上沒有任何歧視,完全一視同仁。


新移民如次等公民
這一套高貴的同化政策,是法蘭西共和國的立國精神,但這種博愛精神在現實的衝擊下,早已破洞百出,來自北非的阿拉伯移民,尤其是阿爾及利亞裔,他們在教育、就業、居住各方面有如次等公民,這些新移民均住在郊區的大型公寓,這種公寓年久失修,形同貧民窟,這次法國青少年大暴動即因此而來。
一個多月前美國南部一場颶風,暴露美國底層社會的貧窮和種族問題,這一次法國暴動也暴露法國同化政策所帶來的嚴重的移民問題。
法國實施一種「嚴格的同化政策」,法律上禁止登記人民的種族,信仰和性向,一旦歸化為法國人,以前的一切均可塗銷,其用意是避免貼上任何形式的標籤,以免造成歧視,但結果是無法研究、統計和分析移民者的生活工作情況,法律上一視同仁,現實上當然不可能如此,但因為缺乏具體數據,政府無法處理,而政客卻可信口開河,極右派的民族陣線即以種族和移民問題作為主要政見,在3年前幾乎贏得大選,引起歐洲震驚。
法國人對示威遊行活動司空見慣,報紙上有當天示威一覽表,放在天氣預報旁邊,這次的暴動是1968年5月學運以來最嚴重的社會危機,歐洲各國都有移民問題,大家感同身受,不過,法國的阿爾及利亞移民有複雜歷史因素,問題特別嚴重。
阿爾及利亞戰爭可說是法國的越戰,法國先後派130萬士兵前往阿爾及利亞鎮壓為數只有30多萬的遊擊隊,在8年的戰爭中,法國人死亡25萬,阿爾及利亞人死亡將近300萬,法國軍隊的血腥鎮壓,經過30多年後真相才浮現,這是法國歷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頁。
由於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的歷史淵源,阿國移民者特別多,他們被法國同化了,但卻無法真正融入法國社會,這類問題終將成為法國最大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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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洲 恐嚇就是恐嚇 與詩無關

2005年11月10日

對許多有過政治熱情的台灣人,近年來政局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恐怕不是「亂象」,而是「庸俗」。剛解嚴後的台灣社會不亂嗎?有個美好的想像在牽引著,再亂也不以為意,反而視為必要之惡,是邁向理想社會的過渡期。目前的朝野傾軋、藍綠惡鬥則不然,權力反客為主從手段變成目的,改革二字徒留其形,音已走調,義被假借、轉注,彷若一位來自天國神聖不可侵犯的仙女降臨凡間成為一位沿街拉客的妓女。




11月7日,詩人杜十三(本名黃人和)涉嫌打公共電話恐嚇行政院長謝長廷遭逮捕。

歹戲拖棚媒體推波
政客們的表現,大家有目共睹,「歹戲拖棚」的劇碼一再重播;媒體的推波助瀾,人人感同身受,「演戲瘋,看戲憨」,醉話震天價響,醒言瘖啞無聲。這也不打緊,反正政媒原本就是權力核心的要角,問題是在權力無法直接操控的民間社會中,似乎也無法倖免「庸俗」病毒的入侵,於是,原本充滿才氣的歌手會唱出「李登輝飼著一隻狗」--謾罵、粗暴的政治歌曲;號稱前衛多藝的詩人會去威脅殺人全家--弱智、怯懦的鄙劣作為。
其實不難想像,「意識」先行的輿情會對杜十三的行動作出什麼樣的評論,藍色的墨水一潑:他是英雄;綠色的濾鏡一照:他是罪犯。且讓我們站在透明的位置來仔細瞧瞧,還原他應有的色彩。
杜十三事件,媒體將焦點集中在他的詩人角色。詩是最具想像力的語言,以精煉的形式來傳達豐富的意象;詩人則是創意的文字加工者,將紛飛的思緒形塑成篇章。只要瞭解此一事件的來龍去脈,便會質疑:杜十三的作為與詩何干?唐朝中葉的杜甫身逢安史之亂,悲天憫人的胸懷讓他寫下許多膾炙人口的社會寫實詩作,後世尊為「詩聖」。酒醉之餘,隨興打一通潑婦罵街式的電話,何詩意之有?同樣姓杜,相去何止千里?
政局上的「庸俗」如同病毒般地滲入到台灣社會的每個角落,杜十三事件便是個例子。或許有人會問:詩人的另一角色也是公民,為何一定要用他的筆來做為武器?沒錯,誰能強制一個人的扮演角色,投筆從戎也是他的自由。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當權之前,就是個詩人,也曾是囚犯;知名的諾貝爾獎詩人聶魯達,擔任過大使,也被放逐流亡過。這兩人的生平事跡,無庸贅言,自身就是精彩絕倫的敘事史詩。而杜十三被捕後,其致歉口吻竟與尋常的刑事犯無異,同是詩人,情懷操守高下立判!


台灣已非革命年代
革命家的「英雄式」行徑,有著截然不同的思維邏輯,雖然史筆「成王敗寇」,但絕不會出現搖尾乞憐的造反者。筆者不是在讚頌「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暴力英雄,台灣目前也絕非「革命的年代」,只是當「求仁得仁」僅變成一句空洞的台詞,不禁讓人想到1970年發生在美國的「刺蔣事件」,主角之一的黃文雄在被壓倒在地逮捕時喊了一句話:「讓我像男子漢般地站起來。(Let me stand like a man)」當年的黃文雄,32歲,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事件發生後,逃亡26年,直到1996年才返回台灣,公開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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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濁水 產業政策與TVBS爭端

2005年11月10日
根據《廣電法》規定,外資「直接」投資台灣衛星電視不得超過股本50%,原是兩種產業政策衝突下的妥協產物,如今則成了朝野嚴重對峙的源頭。
主管機關新聞局原先的草案是不管直接間接投資外資都不得超過30%,到了提交行政院會時,提高到49%,但國民黨的「財經」單位有人有強烈意見,於是又引發了財經官員內部一番爭論,最後改為沒有上限,等到立院審查時,立委主張恢復上限為50%,折衷之後變成「直接投資不得超過50%」。這規定是個充滿漏洞的亂源,他承認了衛視不能完全由外資投資控制的「實質精神」;但外資如透過間接投資,甚至紙面公司虛設行號鑽漏洞,如TVBS則可以有「形式合法」的效果。於是造成了今天「形式合法」和「實質違法」矛盾的大難題。
九○年代初,恰巧台灣積極要參加WTO的前身GATT,這時財經官員內部對於要不要承諾對外資進入台灣有所管制時有兩種意見,一派認為應毫無限制,另一派則認為針對一些特性產業要有所限制,這中間文化、傳媒產業就是爭論的一個項目。這爭論其實不只在台灣,在韓、日、法等國也都一樣,只不過這些國家限制派佔上風,他認為自由貿易固然是WTO精神,但應有「文化例外條款」,才能保護世界文化的多樣性,避免各異質文化受到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全面牽制,他們的努力,使日本和韓國對外資投資廣電分別被限制在20%和49%,而韓國更規定各電影院可以保有一年必須放映韓片146天的權利。


外資強力介入
我國則在經貿自由教條主義獲勝下,在談判時全盤放棄限制。認為愈純粹的自由化,愈能透過外資和外國技術以強化我國的文化、電視產業。
教條自由派對呢,還是限制派對,其實以今天的結果來看是十分鮮明的,那就是韓劇、韓國電影如今橫掃台灣,而台劇奄奄一息,台灣電影製作幾乎停擺。於是台灣在做為好萊塢文化帝國殖民地之外,現在又幾成了大韓新文化帝國的殖民地。如今局勢已定,回頭嘆息空負盛名的國民黨教條自由派財經官員對產業前瞻性之荒蕪已無濟於事,只能徒呼負負。
台灣當時教條「自由派」大勝,換來的除了台灣文化影視產業的蕭條之外,還有一個非常深遠的影響,就是外資進入台灣強而有力地介入台灣公共意見形成的空間。假使隨著外資而來的是客觀的國際訊息和觀點,其實可以有助於台灣視野的全球化,產生類似NCC或NHK頻道的效果,如今100%的純外資公司TVBS,對於帶進這樣的國際視野毫無興趣,其2100節目的興趣全在於國內政治事務,然後以層出不窮的未經查明的「證據」,以「合理推論」的爆料策略作為營運策略。
固然在亂槍打鳥的爆料策略下,偶有揭重大弊案的正面重大貢獻,但運用國內尖銳政治對立造成的縫隙,激動民粹情緒的結果,社會情緒隨真真假假的爆料劇烈起伏動盪,一個虛設行號鑽法律漏洞的公司,在民粹情緒中成為道德正義的化身,然後再引起新聞局過當的處置,造成了一場媒體自由與公司合法性的大混戰,使社會陷入各式各樣價值選擇僵局。這和台灣淪為美、韓文化帝國殖民地一樣,恐怕是當時「自由教條主義者」和「文化有條件保護主義者」在立法政策上做妥協時,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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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November 08, 2005

李開復跳槽Google 師父凌大任:李開復離開方式令人遺憾

2005.11.09  工商時報
何英煒/專訪


微軟副總裁兼全球研究院院長凌大任從一九九五年開始擔任微軟研究院院長,微軟前任副總裁李開復是由他引領進來微軟公司的,他也算是李開復在微軟的「伯樂」、「師父」。當初李開復也是受到凌大任的賞識,才到中國籌設研究院;如今,李開復跳槽到競爭對手陣營Google,與老東家對簿公堂,看在凌大任的眼中實在情何以堪,凌大任昨(八)日接受專訪時表示「李開復以這種方式離開,實在令人感到遺憾和難過」。

凌大任是在義大利出生的華人,他的父親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大陸到台灣居住和工作,他青少年時期也時常在台灣陪父親,近來他也時常回台灣探視高齡九十的父親。以下是記者專訪紀要:


問:身為微軟研究院院長,能否談談微軟未來科技研發的方向如何?

答:眼前最重要的是搜尋。現在搜尋引擎業者只能提供網頁搜尋服務。但未來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亞洲研究院主任研究員馬維英的團隊,就做出了深度搜尋,可以找影片、圖片,甚至於提供已經分好類別的結果。另外,微軟一直在做自然語言的了解,這個技術可以進階發展到自動翻譯,目前可以做到英文網頁翻成西班牙文及法文,接下來中文等亞洲語文也可逐步實現。至於「人機互動」也是微軟研究的重要方向。

問:許多新興的網路公司不約而往人才濟濟的微軟公司挖角,近來微軟有不少人才流失及跳槽,請問微軟要如何留住好的人才?

答:Google、雅虎與微軟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微軟當然要找到聰明的人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問題。人才的競爭有國際性也有區域性,要留住好的人才必須提供好的環境,未必是指薪水給得更好,而是允許他們有自由度,從事基礎研究。在微軟研究院中,研發人員不需要經過上級主管的認可,就可以自行發表論文,這對研究人員來說極具吸引力。

問:微軟前任副總裁李開復離開,對微軟的影響如何?

答:對於開復以這種方式離開,我感到難過和遺憾,尤其當初他是我應徵進來的,也是我推薦他到中國設立研究院,所以心情感受很不好。本來在大公司當中,人員的來來去去是很平常的,長期而言我認為對微軟並沒有大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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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零件 通用奉上800億美元大單

2005.11.09  工商時報

葉定民/綜合報導
為儘早達成三年內削減一百五十億美元採購成本的目標,通用北美總部將派出兩百名工程師與管理人員到中國,對當地零件供應廠執行徹底改造計畫的同時,並奉上一張八百億美元的採購訂單。

這些訂單將供應一款名為「皮卡」(Pick Up)的客貨兩用車組裝之用,這筆大訂單不僅能滿足未來十三年北美生產線之需,更是通用汽車在大陸所下最大訂單。


通用總部第一批派抵中國的首席工程師指出,通用汽車已派遣兩百名北美地區工程師與管理人員到中國,並深入大多數零組件廠,進行全方位指導;其中第一批數十名人員已先期抵達,每人負責指導六家供應商,並提出具體的改造計畫。

據了解,通用北美總部派出的龐大指導團隊,將對供應商的加工能力、財務狀況與企業生產流程等進行綜合考評與測試,並協助完成品質改善動作。

這位教授級工程師進一步表示,他不打算在上海通用長期逗留;不過,在直奔中國各地的汽車零組件供應商的同時,與他一起到中國的,還有一張八百億美元採購訂單。

一位了解內情的供應商指出,這筆訂單主要針對通用將推出一款排氣量在三千二百西西以上、名為「皮卡」客貨兩用車生產所需,該輛車前有兩到三排座椅,後方用於裝卸貨物。

這位供應商強調,這筆訂單簽下來的話,合計必須為通用北美廠供貨十三年。

通用北美總部將採購目光轉向中國的主因,係作為北美通用主要供應來源的美國Delphi破產;其次,美國工資佔整個公司銷售額的二○%到三○%,但在中國的人力成本,僅占銷售額的二%到三%,此一措施,有助於三年內削減一百五十億美元採購成本的目標達成。

台灣區車輛公會認為,通用公司對於零件品質的要求甚高,目前供應上海通用相關零組件的台商,只有六和機械的六豐廠及上海明芳等兩、三家,多數在大陸的台商零組件,並未打入通用供應體系,因此台商受惠者將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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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经济大师考古记

Haha, wuchang's excuse: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第一次怀疑国内地摊小贩出售的、众人皆说是假的古董,有真古物混在其中,起于价格太相宜,就是国内的低工资也造不出来。在地下掘出来是另一回事。

九十年代初期,为了学书法常到上海,在那里清早的地摊市场见到「古」玉件,不大的挂件,设计古雅精妙,工艺一流,开价人民币二三百,议价后八十至一百可成交。明显是仿制的更多,工艺奇劣,容易鉴别,价格减半。问题是,那些看来是古时珍品,人民币八十,比香港商店叫价数千的好得多,是不是真古物呢?朋友一般说是假,连自称专家的也这样说。问他们为什么?响应一律是价太低,不可能是真的。这就是了,他们认为价太低是假,我认为价太低是真。于是盘算,这些玉件设计件件不同、艺术品味高妙,转了几手才卖给我,第一个出售的人所得甚微。应该是真,但怎样证实呢?

我对太太说:「这样吧。如果这些玉件是仿制的,买之不尽,但如果是真古物,可以买尽,之后要等一段日子才有供应。价钱那么低,我们或可买尽,看看供应后果。」于是在两个早上,我们花了三、四万元,在地摊选出认为是古的,买尽。此尽也,尽到今天!(其后有少量出现过,今天于高档商店偶见之。)

也是在那时,太太在地摊上看到一件她喜爱的大约十吋高的人物造像。我一看就说:「是晋瓷,有名的『药师』,国内的博物馆有两件,晋瓷假不了,但为什么是那样新的呢?」讨价还价后一百五十元人民币购得,一位专家朋友肯定是假:太新,价太低,如果是真的会在博物馆内。于是打赌三千元,作当时不少人相信的热释光验证,果然是晋代。这件药师造像有一天要交到中国的博物馆去——不是因为热释光,而是晋瓷若干世纪前失传,「药师」是最珍贵的代表作。

我为中国的古陶瓷可以改作「新」观调查了一段日子。知道碱酸不侵,但土藏痕迹那样重,怎可以新如昨天造的?考查所得,知道国内有翻新绝技,托有联系的朋友寄难看的去尝试,果然了得。后来知道方法分两部分,获知第一部分,在家中尝试过,第二部分是商业秘密。

宋代的汝窑曾经是稀世奇珍,但市场竟然出现,有精美绝伦的,也有远为粗劣的。此天下名窑只存在了二十多年,曾经估计只三十七件存世,台北故宫那件比较完整,估价天文,而就是碎片一块也被视为国宝。发生了什么事?

九年前听到河南原产地仿制汝窑,立刻派人到那里采购仿制样品,与我在市场找得的貌合神离,是两回事。再派人拿着我认为可能是「古」的汝窑走一趟,回报是仿制品不少,但一看而知有别。重要是市场找到的精品,比有证书的顶级仿制高很多,但价格远为相宜!再深入考查,结论是前者不可能是今天仿制,而是出土翻新。反复推敲,我无从判断这些不是今天造的汝窑到不到宋。

北京某文物权威机构姗姗来迟,去年出版影碟,介绍宋徽宗时期的汝窑,说今天有真有假,真的其实相当多。我认为出土的有机会到宋,但不同意该权威说精致的是真,粗劣的是假——古代的名窑一般有几个质量层面。

个人之见,是出土汝窑翻新后优雅迷人,一看就知道是徽宗品味,既然不是今天仿制,价格相宜,哪管到不到宋,不收藏是大傻瓜!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古很世俗,凡事论价。比方说,要知一件自己有兴趣但不熟悉的看来是「古」之物,是否今天仿制,我喜欢对供应者说希望多买几件,要一模一样的。他容易地找到我怀疑是仿制,找不到我把出价提升,鼓励加工寻。

又例如,凡有朋友说我收藏的是今天仿制,我会响应:「给你五万元,带我到仿制的工厂去看看。」这样说,因为我曾经出高价去找多人说的数之不尽仿制得可以乱真的天才,到今天还找不到。

仿制仿制,以假乱真,谈何容易!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大显神威,说成本高的部分会仿得马虎,市价够高会仿得逼真。

宋代产于河北的定窑(称北定),市场也有,价也不高。是「真」的吗?四年前在河北与那里仿制定窑的老板进午餐,他说河北只他一家,送给我的一套定窑,仿得不错,但一看而知有别。定窑细看似有轻纱盖面,彷佛雾里看花,这一小点成本高,不难露出马脚。明清的瓷器有精彩的仿制品,因为这个时期的瓷器价格往往天文数字。上古的泥公仔,仿制成本近于零,有价,不懂的不容易分辨今古。除了这些,仿制得可以乱真非常困难——价不够高,技术失传,有些黏土用尽,是以为难也。我只见过一件说明是今天仿制的建窑(日本称天目,属南宋),不看碗底分不开来,价格比我收藏的高几倍。

后人仿制自古有之,这使我们难以判断,除了不是今天,一件古物究竟是哪个时代的产品。我说是唐,意思是最高的可能性是唐,但五代、南北朝,甚至宋、元等的机会存在。中国的陶瓷文化转变缓慢,不是一旦换了朝代就改变了技术与风格的。不同意这些观点的不可能是专家,或者是蠢专家。上古的玉器,判断只差一千年了不起。识者相传,元代的龙有三爪,明代有四,清代有五。大致上对,但例外多得很。墨守成规非专家也。年多前某拍卖行推出一件书画卷轴,国宝无疑,说是唐。但有两位专家跑出来,说不是唐,而是宋或以后,拍出之价因而低了不少。求教于我,我一看就说是唐,因为宣纸上印上的龙是头细有五爪,是唐龙,非常少见。我曾经研究过一件所有特征皆唐朝的铜镜,有此龙,一模一样。不能说我一定对。

鉴别今古,文革与战乱帮大忙。不是今天造的不难肯定,文革不可能,因为当时仿古有杀身之祸,再推上去是人民公社,国共之争,中日之战,乱世也。饭也没有得吃,仿什么的?明清之物,今天不少商人跑到农村找,但较古的多是从地下掘出来。困难依旧:我们无从判断是何时埋下去的。

曾经说过,鉴证中国文物的专家有三个级别。初哥什么都说假、假、假,因为不这样显不出自己是专家。中级的什么都说真、真、真,因为看得多了,知道今天的出土文物多而精彩,价格相宜,何必假呢?最高一级,如区区在下,会说不知不知。这是因为中国的古文化如无底深潭,愈学愈复杂,愈想愈胡涂。

严格地说,研究中国文物,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要近于学究天人。我是因为研究五大名窑而迫着去理解宋徽宗这个胡涂天才的。古董奇案,美国的专家自认不识中文,是初哥之下的级别了。他们小看了张五常是有眼不识泰山;小看了中国文化则罪不可赦。



张五常破财安度古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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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01日 13:34 南方都市报

  本报讯 香港消息 涉嫌在美国逃税被美通缉的香港经济学者张五常,去年被揭发在西雅图一间有其夫妇入股的古董店售卖假古董,遭美国司法部控告欺骗顾客。上周五,古董店与美国华盛顿州司法部达成和解协议,愿意向顾客作出赔偿,并向政府付罚款及诉讼费,涉款合计约430万港元(即55万美元)。达成和解后,华盛顿州司法部撤销对张五常涉嫌售卖假古董的指控。








  美报记者揭出假古董案

  美国《西雅图时报》2003年派记者到该古董店,以约17500港元购买一个唐朝陶瓷茶壶及一块明朝瓷砖,之后交给两家国际知名机构——英国牛津鉴证所及美国的黎明考古实验室化验,结果均断定两“古董”不足一百年历史。

  事后,被指为该古董店股东之一的张五常表示有关古董被人“做手脚”。据调查,该古董店是由一间以张五常为名的公司(Steven N S Cheung Inc.)之下的附属公司持有,但张五常却否认拥有该古董店。但资料显示,张五常于2003年1月底向香港媒体承认,他拥有该店2%股份,其妻苏锦玲则拥有30%股份。

  承诺不再在美售卖古董

  案件纠缠两年后,古董店与司法部终达成和解协议,古董店同意向曾在该店或其网上购买陶器物品的顾客作出赔偿,估计赔偿金额在10万至20万美元(约78万至156万港元)之间;另亦需向政府支付35万美元(约273万港元)作罚款及讼费。

  控方律师指出,华盛顿州政府以科学方法测试该店出售的四件“古董”,也将数十件“古董”交专家鉴定,发现全属较现代的产品,却以古董名义出售。

  该古董店却一直否认卖假古董。辩方律师称,该店在5年的经营期间,在店内或网上皆如实出售古董,顾客若有不满可退款,该案本来不应发生。该古董店在和解协议中亦承诺,不会再在华盛顿州出售中国“古董”,亦无计划复业,会根据出售记录向顾客发出退款申请表,顾客也可向司法部的消费者保障部查询退款安排。

  身负13项控罪遭美通缉

  张五常除了涉及假古董案外,于2003年1月亦被美国司法部控告共13项逃税及虚报资料等罪名,其妻苏锦玲亦被控一项串谋罪名,张五常当时虽强调会往美国应讯,但之后却不露面,美国司法部随即向两人发出拘捕令,从此张离开香港。

  张氏夫妇在美国涉及13项包括提交虚假报税表及虚假银行户口报告等控罪,涉及漏报收入高达7100万港元,若所有控罪皆成罪,最高可入狱83年及罚款475万美元(约3700万港元)。而张妻的一项串谋罪,最高可被判5年刑期及罚款25万美元(约195万港元)。

  据美国《西雅图时报》披露,2003年张氏夫妇得知被美国起诉后,即离开香港到上海生活,而中美并未签订引渡协议。据美国负责该宗逃税案的主控官指出,法庭对张氏夫妇发出的拘捕令永久生效,直至两人回美受审。

  今年初,有香港媒体爆出张氏夫妇在深圳斥巨资购买豪宅居住,并经常返回香港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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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博弈理论大势去矣!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上期写《经济解释与博弈理论》,说最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使博弈分析升温,也评述了这种分析对解释行为的困难。文稿发给朋友看,反应意外地震撼,显然是踩中了些什么。为此我再考虑这门学问在经济学的前途,认为这几年热情渐冷,加上一些其它发展,博弈分析的消散是大势所趋,不容易再振作起来了。

话虽如此,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最近说,那里历来自成一家的价格理论的传统,也有被博弈理论取而代之的形势。反对「博弈」的大师如贝加也守不住,使我幻想着如果昔日的佛利民、史德拉、高斯、戴维德等名将长生不老,还在芝大叱咤风云,斗将起来不知会是怎样的。

几项随意的观察使我认为博弈理论在走下坡。其一是两年前,一位到美国深造的旧学生,告诉我数学的使用在经济学报上有明显下降的迹象。其二是一位好于在网上跑的同学,不久前说博弈分析的文章,这几年在学报上的比率下降了不少。其三,最近读到阮志华的一篇文章,内里提到的宏观经济的发展,数据资料的处理比二十多年前理智得多,有了长进,反映着对真实世界的观察是比较慎重了。其四是我自己多年前发表的、与博弈理论格格不入的英语文章,这几年行内的注意度上升。

高斯、布格南等老人家对经济学发展悲观,有二十年了。个人的观点,是只要经济学者回复到六十年代时对解释行为的热情,遵守事实验证的哲理,那么博弈也好,不博弈也好,经济学重入正轨是早晚的事。读最近志华老弟的文章,蓦然惊觉,宏观经济的从事者对事实的阐释,越来越不信任计算机算得快如闪电的回归分析,对世界真实性的要求比较执着,比较苛求。这样的科学态度发展下去,博弈理论的接受性不能持久。

说过了,博弈分析,无从观察的变量实在多。无从观察是经济解释的主要困难:真实世界不能鉴定的变量,误以为可以鉴定,容易推出无从验证的假说。别的不说,本科生一年级经济学所教的需求定律,约束着价格与需求量的此减彼增的关系,一百个经济学博士中,有多少个知道「需求量」是想出来的,在真实世界不存在呢?可能一个也没有。「需求」是意图之物,无从观察!

所有经济学课本说,一个人的品味转变,其需求曲线会移动。又是自欺欺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某人舍甲取乙,局限转变了这个人可能舍乙取甲,但我们怎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品味如何呢?一个人跳楼自杀,说他的品味变了,不可能错,但我们不能观察到这个人的品味,也无从判断这品味转变。所以在拙作《科学说需求》的第五章,我把心一横,假设任何人的品味永远不变!

不是说笑的。飞机失事频频,死人无数,坐飞机的人数大减,是因为他们的品味转变了吗?还是坐飞机的安全讯息改变了?说是品味转变,无从验证,因为品味看不到。讯息改变则可以量度:去年一架飞机失事,今年数百架。于是,假设品味不变,但讯息变了,解释坐飞机的人数下降可以验证。以品味转变作解释,说了等于没说;以讯息改变解释,可以验证,我们何必提出品味有所转变呢?

结论是清楚的。无从观察的变量无从验证,以之作解释是死路一条,得个「讲」字,虽然在思想推理时我们不妨用上无从观察的变量,但验证假说,我们必须把这些废除,代之以可以观察到的变量。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的理论远比经济学湛深,但很少遇上无从观察的变量的困难。后者不仅在经济学存在,容易遇上,是否懂得处理有关键性。

在西方经济学的二百多年历史中,没有一个派别历久不衰。败下阵来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要点上分析逻辑有失误;其二是漠视了变量可以观察的重要性。

起于史密斯的古典经济学,走了一百年,与今天的经济学相比,参与的人不多。这时期的分析逻辑与理念有点困难:边际分析不是没有,而是不够全面;资本、投资、成本、利息等理念没有掌握得好。然而,于今回顾,我认为这古典传统还是历来最好的。以马歇尔为重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盛行了大约五十年,技术与理念有长进,可惜为了美观技术分析,把世界简化得面目全非,漠视了真实的局限条件。凯恩斯学派走红三十年,其经济理论基础相当弱,也引进了无从观察的神话,要不是参与者热衷于改进社会或建议政策,这门学问早就淘汰了。二战后兴起的经济发展学说,热闹了二十年,得个「蠢」字,但有模糊不清的概念与不知为何物的「现象」支持,参与者众。货币理论也吵了二十年,因果大致上有了理解,但货币制度选择的功课做得不够,今天要麻烦我这个老人家。

新制度经济学本应大有可为,基于史密斯的伟大传统,加进边际分析与一般化的成本理念,再辅之以真实世界的局限调查,很好很好。可惜从事者偷懒,把悭水悭力的「偷懒」、「卸责」、「恐吓」、「勒索」等无从捉摸的变量放进去,以方程式处理就成为博弈分析了。

前思后想,在博弈理论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今天,我不识时务地以「大势去矣」来形容这理论的前途,上文提出的因素外,更要指出这学问的技术游戏已经玩得七七八八。天才出现过;庸才不成话。不需要落手落脚地调查真实世界的局限变化的经济研究,不难做到尽头,不可以维持太久。

还是回到真实世界那里去吧。好奇心是上苍赐予人类的本质,如果经济学是为了解释世事,我们应该走进世界去。不容易走,小小的真实局限转变,调查要做得好,动不动几年功夫。这样看,经济研究的路走之不尽,新陈代谢,历史永远在演变。好比今天中国的发展,五十年前众多的经济发展专家没有一个预料到,就是做梦也想不出来。

说世界美好,说世界丑陋,说世界复杂,都不难找到同意的人。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世界过瘾、有趣,数之不尽的怪现象需要解释。处理得对,经济学应该是社会科学的王子吧。

我还是同意高斯当年对我说的:要解释世界,我们先要知道世界是怎样的。

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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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不捲入宗教鬥爭 法騷亂很快平息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1-08



林行止專欄




一、

  十月二十七日巴黎東北郊區非洲移民聚居地二名非裔青年因逃避警方搜查,誤闖國營電站變壓器觸電致死,引起社區騷動,警方絕不手軟,出動「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CRS)對付,雖然雙方爭持不下,騷動持續三夜,至三十日死者出殯,由地區穆斯林團體組織的送葬行列,類似進行「和平默哀」抗議,與在旁監視的警方相安無事;可是,當晚齋戒月結束,黃昏時高度戒備的防暴隊於空無一人的街上巡邏,據一位目擊者(中學史地教師)在網站Imsi-net發表的「現場報道」,在安定和平的環境下防暴隊如臨大敵,引起居民不滿,晚餐後大批青年湧上街頭,與警方怒目相視,很快「擦槍走火」、發生衝突。從二十七日起計,法國的騷亂已持續十一天,地區則擴散至全國有非洲移民聚居的十多個城市。

  「社會不和諧」,通常會導致股市大跌,但從巴黎股市走勢看,法國「上層」社會似乎不為這種過去經常發生的騷動所動,期內股市指數不降,反從四千三百三十六點上升至十一月三日的四千五百多點,四日稍為回順(升了五、六個交易日後出現獲利回吐的必然結果),可見投資者不以為事態會失控因而泰然處之。現在情況趨於嚴重,不但暴徒向天主教堂、學校、醫院、商店、貨倉縱火和投擲土製炸彈,燒毀汽車已發展成全國性活動;昨天消息傳來,暴徒把防暴隊引至公共(廉租)屋廣場,然後以牙還牙,向警方發射橡膠子彈,造成數名警員受傷,而一名暴徒被警察毆打致命……。騷亂已甚難收拾,巴黎股市看來快守不住了!

  和英國收容數以十萬計前殖民地人民一樣,法國在五、六十年代殖民地相繼獨立後,亦吸納了大批前殖民地的「孤臣孽子」;和英國有所不同的是,法國殖民地除了越南以外,大部分集中在中非和北非,他們幾乎清一色穆斯林教徒,宗教信仰本來不會造成社會問題,只是經過半個世紀之後,法國政府當年為這些移(難)民興建的屋已殘舊不堪,居住環境極度惡劣,而口頭好話說盡的法國人有很深的種族歧視(巴黎大學一名研究種族歧視問題的社會學教授,不久前發出數十求職信,結果顯示填上非裔社區地址的申請信大都石沉大海,申請人獲約見的機會比住於「良好地區」白人申請者低近百分之八十),非裔家庭的平均入息比白人家庭少百分之七十五(見昨天《國際先驅論壇報》),更重要的是非裔失業率倍於全國平均水平。這種種情況,播下種族仇恨的種子,令暴亂騷動一觸即發。

  法國的失業情況在歐盟來說不算最差,近年且略見進步,比如一九九五年失業率百分之十一點六,今年九月底為百分之九點八;不過,二十五歲以下的失業率雖有改善但仍極嚴重,同期的百分比為二十四點二及二十三,有的非裔社區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傳媒的揣測,非官方統計),加上舒拉克總統於○二年成功連任後,致力拆建「實在殘破得令法國丟臉」的舊屋(計劃至二○一○年拆建住宅樓宇單位總數達二十五萬,翻新的亦有四萬個單位)卻削減社會福利開支,雖然現年度對「窮困郊區」的撥款仍達三億一千萬歐羅,平去年度數額,但由於沒有增長,令「嗷嗷待哺」的非裔人士極度不滿。現在法國非裔已是第二代第三代,他們土生土長,接受全盤法化教育,本該認同法國生活方式,可惜他們一出世便生活在大不如人的「人間地獄」,環境比白人居住的城市差得太多,而失業率高企令非裔社區犯罪率很高,因此經常出現燒車縱火之類以示不滿的事故,招來警方的強力對付。令警方與這些信奉穆斯林的社區「勢不兩立」的是,自從上世紀末以來,穆斯林以暴力對基督徒進行報復的活動升級(所謂Islamic radicalisation時期),助長非裔法國人與當局對幹的「士氣」。

  包含了社會動亂的基本元素如高失業率、種族歧視和宗教信仰問題,法國當前的騷亂,肯定不可能像近期英國伯明翰、丹麥Arhus市和一年多前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貧民窟騷動」一樣,很快便平息並且「和諧」如初!

二、

  長達十一天的騷亂,可看出法國政壇權力鬥爭升級的情況。

  發生騷動初期,內政部長薩爾科齊公開申斥暴徒為「人渣」、「社會毒瘤」,同時增派防暴部隊進駐「災區」,刺激非裔族群不滿情緒升級;去周三社會黨和共產黨議員在國會猛烈抨擊薩爾科齊處事不當,令小事化大;薩爾科齊不發一言,由總理德維爾潘代答。表面上看,執政集團團結對外,實際上內部矛盾重重,這主要是薩爾科齊和德維爾潘都在暗中角力,爭取○七年在大選中取代舒拉克。薩爾科齊一開始便以鐵腕處理騷亂事件,必可獲右派勢力支持。

  薩爾科齊口誅暴徒,與他在○二年上任後的政策取向一致,一方面他增強警隊力量,準備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動亂;一方面主催立法禁止回教徒學生包頭巾、公開指斥非裔青年不上進等吃免費午餐……,薩爾科齊與非裔回教徒「站在對立面」,是他的公開立場,而且獲得大部分政黨及民意支持,以這次「平亂」為例,包括社會黨、綠黨和共產黨都認為他沒做錯,受指責的只是「用力過猛」而已。在昨天傳出第一名暴徒死亡消息前一天的民調,顯示支持強力對付暴徒的民意高達百分之五十七。法國主流民意對非裔回教徒早有「微言」,是顯而易見的。

  「老法國」由於見慣「黑人燒車取樂」,因此對當前的騷亂不太在意,起碼不若我們看電視直播的驚心動魄,當大家聽到總理取消訪問加拿大、內政部長押後出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以至警方要求軍方增援平亂時,難免認為事態嚴重。

  法國目前的確存在太多非解決不可的問題,而形勢似乎對工人不大有利。舒拉克政府大力推行的國企私有化計劃已引起工人的抗爭,繼馬賽的渡輪工人之後(罷工二十三天時憲兵介入,工人決定復工),該市的交通工人亦反對私有化而罷工;不過,去周五馬賽法院裁定已罷工三十二天的交通工人必須復工,不然每天罰款一萬歐羅,同時下令工會改以秘密投票方式決定是否罷工,以取代較易受操縱(影響)的公開舉手方式,加上控制法國最大工會CGT的共產黨支持私人企業收購國企及其負責工運的領袖表示「我們能反對政府但不能挑戰法院」,看來罷工情況不致惡化。

  舒拉克政府有決心維持社會安定及貫徹國企私有化計劃,長遠而言,對法國社會經濟都有好處,只是這些「去社會主義化」的施政,引起這樣那樣的抗爭,是免不了的。

  如果法國目前的騷亂不會發展成為「穆斯林對抗西方文明」的鬥爭,目前的混亂局面很快便會成為過去。「老法國」認為目前的亂局是小事一樁,也許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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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疫症隱現防長發財 疫症爆發經濟蕭條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1-07



林行止專欄



一、

  禽流感被證實,病毒禽傳人且在擴散而人傳人已有「疑似病例」,由於醫家並無治病良方,引起人心惶惶,自是情理中事。現在多國已動員起來以應付可能蔓延的流感。以美國為例,布殊總統除了要求國會增撥七十一億(美元.下同)購買有關藥物、設備及「應急額外開支」之外,布殊上月中旬還力促國會考慮修訂律法,取消總統不能在「美國本土」調動軍隊的規定,這意味當局預期人傳人流感一旦爆發,政府要有效率地「抗疫」,需要調動軍隊負起防疫及「封鎖現場」(城市及港口)的任務;此舉等同實行軍事管制,茲事體大,國會因此遲遲未予通過。

  布殊總統要動用軍隊抗疫防疫及購買大量特敏福「治病救人」,引起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有否「利益衝突」的問題。十一月一日五角大樓發出「法律備忘錄」,指出部長是加州吉利德科學公司(Gilead Sciences;納斯特編號Gild)的股東,該公司持有特敏福專利權,發出「備忘錄」的原因當然是替部長澄清他與國防部購入數百萬劑特敏福及當局撥款大購特敏福(用其中十億購進特敏福及Relenza)的決策無關。

  二○○一年拉姆斯菲爾德重返官場前,為這家公司的行政總裁,他辭職從政時,公司給予優渥報酬,還持有一批該公司股票,其股價從○一年約十元升至去周末五十一元水平。拉姆斯菲爾德辭職後股價才大幅持續上揚,可能與二年前曾發生禽流感有關。

  吉利德持有特敏福專利(本欄過去以為專利權為藥廠所有,不確),製造及推廣權則交瑞士的羅奇(Roche)藥廠,條件是專利權持有者可分享該藥百分之十的銷售額,即每賣出值十元的特敏福,吉利德獲專利費一元。

  拉姆斯菲爾德因特敏福暢銷而得益,市場謠傳四起,但事實上該藥物供不應求,因此只能說他投資眼光獨到沒有一早獲利回吐,現在當然坐享長線投資帶來的巨利。

二、

  大眾傳媒報道禽流感的「殺傷力」,基於此病毒無藥可治及歷史上大疫症爆發時的死亡人數(一九一八年西班牙H1N1流感死五千萬至一億人、一九五七年亞洲H2N2流感死一至四百萬人),數字甚為驚人,這好像是危言聳聽,事實上可能如此,因為病毒不斷「突變」令「特效藥」失效,死亡人數動輒以百萬計。由於生條件及保健意識日益提高,因流行疫症致死人數對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比如一九一八年全球人口十七億五千萬、一九五七年二十七億五千萬、一九六八年二十六億五千萬。從上引死亡人數看,我們不能不說這些年來醫學已大有進步─醫家並非束手無策,只是無法有效地對抗「突變」的病毒而已。

  流感大疫症對經濟的影響,看看一些有市場地位的投資銀行及證券經紀公司的評論,以煽情為能事的大眾傳媒算是相當克制;不過,傳媒的職責在不作價值判斷地報道事實,而非為免使讀者恐慌而隱瞞真相。

  荷蘭的ING銀行和加拿大的BMO Nesbitt Burns股票經紀行,近日先後發表類似「禽流感肆虐下投資者指南」的評論,其結論均令人震驚,它們認為疫症爆發將使世界性經濟大倒退,而通貨膨脹率無可避免會因供應中斷而急升。在這種情形下,GDP將以百分之十為單位的速度萎縮!它們都指出工商界和投資者在作「策略性計劃」時,要把這些可能出現的「風險要素」一併考慮。

  大疫症爆發時對經濟的衝擊,香港人記憶猶新,因此毋須具體而微作出闡釋。

三、

  天災突至,不僅導致人命傷亡及經濟損失,在意識形態層面亦帶來重大衝擊。主張小政府並把政府服務─包括公共醫療服務私有化的保守主義陣營,面對災難性事件,俱無計可施,而且都責備政府「投入不足」並希望政府多做點事。

  保守派智囊重鎮傳統基金會及嘉圖學社(Cato Institute)便是二個典型例子。前者要求聯邦政府把公共醫療視為與國防同等重要的服務,後者不再提撤銷防災部門(因為「市場能夠解決卡特里娜災難」)。面對破壞力這樣強力的天災(和疫症),政府實在不能太小─太小便失去應變能力,結果必然加深災難帶來的傷害。

  自由市場是經濟繁榮及解放人類生產潛力的基石,但其缺失在天災之前完全暴露。羅奇停止對市場輸出特敏福、只會接受政府訂單(見十月三十一日本欄),說明由自私掛帥人群組成的市場有其局限性,這是值得保守自由主義分子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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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灯塔辩才无疑

林濁水,民進黨的孤鷹

專訪\郭至楨(中時電子報總編輯) 撰文\王榮霖、張毅民



今年是民進黨成立十九週年,在上台執政前,這個黨引領人民一再走上街頭、衝撞威權體制,它的清廉願景、它對民主政治及新聞自由的堅持,普獲人民支持,終於在二千年推翻國民黨長達半世紀的藍色政權,但是,五年綠色執政下來,政局困頓,經濟遲滯,台灣幾乎原地踏步,加上弊案連連,人民的不滿終於全面潰堤,根據中國時報民調顯示,有高達四成七的民眾不滿陳水扁總統的表現,四成二對民進黨感到失望,綠色執政似已深陷危機泥淖,問題出在哪裡?

「社會上支持進步的力量,現在已經不再支持民進黨了,危機就在這裡!」留著灰白山羊鬍、一頭灰白的民進黨大老林濁水,在接受中時電子報總編輯郭至楨訪問的一開始,便毫不諱言的指出。林濁水認為,一個政黨得到多少支持度並不是重點,「如果被社會進步的力量所遺棄,儘管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這個政黨還是沒有前途的!」這位民進黨的推生者與守護者誠實地說道:「我認為民進黨最大的危機就在於社會上進步的力量已經質疑民進黨了。」林濁水指出,有三個力量蠹害民進黨既深且鉅,那就是第一、政治人物操守不好,讓民進黨清廉的招牌不再光鮮亮麗;第二、整體施政缺少戰略佈局,完全沒有優先順序;第三、在政策形成與執行中,民進黨政府的組織與領導統御有問題。

對於阿扁的領導風格,林濁水直言的力道尖銳無懼,他明白地點出,過去五年多來政府之所以會令出多門、府院之所以會不同調,一半的原因就出在阿扁總統的「製造神祕性的單線領導風格」,「常常讓人無法捉摸,無法預測他的政策,在複雜的社會中,這種領導方式會造成各部門之間政策執行的落差。」林濁水坦言,阿扁個人的領導風格,要為政府執政混亂負一半的責任。關於這點,林濁水在分析兩岸問題時也同樣指出,雖然阿扁總統在去年國慶日與今年元旦的演講中漸漸浮現出清楚的兩岸戰略性規劃,但是,阿扁言行不一的記錄,仍讓人不能放心。林濁水認為,阿扁的兩岸戰略目前只停留在「書面資料」階段,「我建議總統應該要把演講內容落實在實際的執行上」林濁水如是說。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林濁水努力避免陷入問題的支微末節,並試圖以清晰的論述方式陳述自己對各個攸關國家、政黨、社會、兩岸問題的見解。再以兩岸關係為例,國內朝野針對「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一事的解讀與回應,林濁水就毫不客氣地指出,無論是綠藍都「完全錯誤」。林濁水認為,中共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後,綠營好像得了急驚風,忙著發動群眾走上街頭,完全忽略隱藏在文字行間中共鴿派意圖務實處理兩岸事務的心態。林濁水指出,「執政黨認為對岸要動武,」其結果就是「把對岸任何務實的動作都視為惡意統戰」,結果兩岸不僅民間交流一事無成,更使得台海情勢不斷加溫。而藍營領袖先後訪中,在林濁水看來也是「極為可笑的事情」,「在野黨忙著討好對岸,無端把政治力與務實事務攪在一起,給對岸鷹派很大的鼓勵」,林濁水因此憂心地指出,「未來對岸鴿派要務實處理兩岸事務,就會很困難!」

林濁水看待民進黨當前所面臨的各項問題,毋寧是從比較高的格局及視野出發,也因此,反而常有迥異於一般政治人物的看法。民進黨近來因被揭露大量貪瀆弊案,導致民進黨年底選戰情勢一片大壞,甚至連民進黨內政治人物也以「民進黨得了禽流感,高燒不退」比喻,表示民進黨政治人物普遍對民進黨的憂心。林濁水對此倒持不同見解,他認為「民進黨還是有希望的,因為社會進步動力雖然背棄民進黨,卻未必已經轉向支持國民黨。」林濁水指出,從社會以雙重標準評斷國、民兩黨,就可見到民進黨未來的希望所在。「國民黨就是黑金」,林濁水說,「除了馬英九以外,找不出還有什麼利基,國民黨過去記錄不好,現在就好嗎?」相反的,林濁水認為,社會企盼在民進黨身上見到改革、清廉、台灣優先,所以對民進黨愛深責切,用較高的標準評斷民進黨。林濁水因此認為,民進黨的雖然短期利空,但是長期來說,未必完全沒有希望。

一個以清廉自許上台的政黨,執政五年來,被弊案追著打,民意支持度跌到谷底,林濁水說出了很多民進黨員不敢說的反省之聲,有人擔心他可能成為另一位黨內「孤鷹」,對於外界質疑「民進黨究竟還有沒有明天?」,林濁水既抱持希望、但同時讓人感到他對民進黨「恨鐵不成鋼」的期許。林濁水直言不諱的辛辣,也許會嗆得同志難以消受,但林濁水言所當言,無所隱諱。

以下是林濁水接受中時電子報總編輯郭至楨的獨家專訪詳細內容。

專訪\中時電子報總編輯郭至楨  整理撰文\中時電子報張毅民

問:首先我們從歷史來回顧民進黨。一九八○年代,民進黨給全台灣人民的感覺是一個擁有使命、要改革的政黨。民進黨也參與九○年代的學運,一直到兩千年,民進黨終於在全台灣人民支持的情況下獲得執政權。可是民進黨執政五年後,民眾的支持度卻嚴重下滑。在今年民進黨歡慶成立十九週年時,根據中國時報民調結果:四成七的訪者不滿陳水扁總統的表現,四成二對民進黨感到失望,僅僅三成六仍然肯定民進黨,但這比例卻又遠低於支持國民黨的四成。根據您的觀察,民進黨中央有意識到這個情況嗎?

答:當然有。既然您從一九八○年開始回顧民進黨,就讓我們從一九八○年談起。有人說目前社會對民進黨的支持情況,不若一九八○年代的情況。這點其實不盡然,因為那時候整個社會對民進黨的支持度低於百分之十五,比現在還低。所以,要比支持度的話,不應該從數字上來看,而要從社會上支持進步的力量來看。

遭社會進步動力背棄 民進黨最大危機

社會上支持進步的力量,是否與民進黨始終站在同一個陣線上?現在這些力量已經不再支持民進黨了。危機在這裡!如果被社會進步的力量所遺棄,儘管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這個政黨還是沒有前途的。現在我認為民進黨最大的危機就在於社會上進步的力量已經質疑民進黨了。

不過,我還是認為民進黨是有希望的,因為儘管社會進步力量背離了民進黨,但是尚未轉而支持國民黨。例如李遠哲先生最近不斷對民進黨表示失望,但是他仍然不後悔當初支持民進黨。對於民進黨政府的貪污腐化,李遠哲表示,曾經有商界的友人告訴他,民進黨貪污腐化的程度,比起當初的國民黨還是小巫見大巫。

問:對於民進黨的執政、對於政黨輪替,民眾曾經投以高度的期望與熱情。現在的問題不在於國民黨未見提升,而是民進黨的不斷下降與沈淪。這個下降以及沈淪讓民眾的熱情快速降低,加速心裡的不確定。這對民進黨是最大的危機。

社會評斷雙重標準 民進黨應甘之如飴




答:社會上對國民黨與民進黨的評斷存在雙重標準。不過,這在我看來也很合理,兩個角度來看這個事情:第一、民眾認為國民黨就是黑金,民進黨應該要知道自己在這點與國民黨不同,民進黨用清廉做號召、用國民黨的黑金做區隔,就自然不能批評社會對國、民兩黨的雙重標準。第二、社會上支持國民黨、民進黨的群眾也不一樣,在操守的要求上也有很大的差異。支持國民黨的的民眾常常用一些不見得登的上大雅之堂的利益與國民黨做交換,可是民進黨的支持者是支持改革的。因此,當民進黨不再推動改革的時候,民進黨的支持群眾自然就會消失,可是國民黨的支持群眾就是那些。所以現在如果民進黨使用過去國民黨鞏固樁腳的方式,那就一定比不過國民黨,加上自己的招牌又不見了,這就很危險。

問:「新民進黨運動」在民進黨內引起許多爭議,陳水扁總統也表示不妥,甚至要求改名為「清廉改革運動」。您怎麼看?

「新民進黨運動」 總統已展現支持

答:陳總統曾經對於「新」這個字很有意見,並且也曾經對推動這個運動的人持非常保留的意見。可是日前在台北縣競選造勢活動上,我們見到陳總統已經表示他對「新民進黨運動」名稱以及推動者的支持。

對於總統府內發生的弊端,許多人認為總統府既未能防患於先,發生之後又追查不力,一直到最近才有非常俐落、並且很徹底的查弊動作。從此我們可以知道,「新民進黨運動」已經獲得陳總統一定程度的支持了。

問:羅文嘉推「新民進黨」運動的口號,外界懷疑是因為他想要與中央的弊案與負面因素切割開來,並且與中央劃清界線。您認為呢?

答:如果要跟民進黨做區隔的話,最應該做的就是脫黨。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可見他沒有要與民進黨區隔,而是與民進黨裡面的瑕疵做區隔。他訴求「新民進黨」,是要回歸到民進黨的傳統價值尋求支持,他要回到民進黨過去被稱讚的核心價值,例如:清廉、改革、台灣優先等。我覺得應該要這樣看這個事情,比較接近事實。

問:想要與民進黨的瑕疵做區隔、想要走新中間路線,以前沈大老(沈富雄)曾經在選立委的時候嘗試過,可是後來證明是不討好的。羅文嘉有沒有那樣的意味?

答:羅文嘉的「新民進黨運動」與「新中間路線」應該是兩件事情,「新中間路線」是一種意識形態的事情。「新民進黨運動」強調清廉,因此是操守的問題,與意識形態不相重疊,沒有什麼邏輯上的問題。「腐敗」可以與台灣主體意識有交集、也可以沒有交集,二者邏輯上沒有關連性。

問:您認為民進黨現在最大的危機,到底在哪裡?

民進黨三大蠹害:人物操守差、施政無順序、領導有問題

答:我覺得第一是操守,現在民進黨清廉的招牌不再光鮮亮麗。第二、整體的施政缺少戰略佈局,沒有先後優先順序。第三、政策形成與執行的過程中,其組織與領導有問題。

問:的確,民進黨政府在政策推動的時候,常見府院、府與地方不同調、不同步的現象,例如之前的換身分證按捺指模,還有ATM事件,現在又有TVBS事件。許多事情都讓我們感到這個行政團隊運作不是很順。您看呢?

答:以TVBS事件來說,不僅僅在府院之見有不同看法,其實整個黨內都有意見。就TVBS案來說,我認為,其資本的部份,構成法律形式上的合法、法律實質上的違法。所以要看你從什麼層面上來說。從實質上,它當然是外資,是實質的違法,但是就形式上它是合法的。TVBS很聰明,知道鑽這個法律的漏洞,因此試圖自圓其說。要不要接受它的自圓其說?還是堅守實質的法律內涵?我看不只是府院之間要好好處理,可能整個社會都要面對這個問題。因為的確在這個方面,法律制定得不夠周延。

至於府院不同調的部份,除了TVBS案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坦白說,這是因為國家體制的原因,當然還有國家領導人的風格上不盡完善的地方。就體制來說,現在我們是半個總統制的國家。在法國有兩個制度加以支撐,可是台灣卻沒有。台灣使用的憲法制度,其設計是虛位元首制,實質是內閣制;修憲以後台灣成了半總統制,不過總統應有的備置卻沒有一併被制定完整。因此行政院與總統府之間的溝通與銜接出現許多問題,這是制度的問題,任何人當總統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當然,不可諱言的,我們最高當局的領導風格比較喜歡單線的領導,常常讓人無法捉摸、不可預測其政策。這會增加神祕的魅力,但是在複雜的社會中,這種領導方式會造成各部門之間政策執行的落差。

因此府院不同調,既是客觀形式制度使然,又加上總統的領導行事風格所造成。

問:扁政府的幾任行政院長都認為自己應該有完全的執行行政命令的權力,但是卻又要受制於總統的態度。

答:的確有這個問題,我認為就是剛剛我說得制度面、加上總統行事風格所造成。法國的設計就比較不會有這個落差。台灣現在沒有,大家只好猜,就因此出現問題。

話說回來,縱使制度不完善,但是領導人的領導風格應該也要調整,以避免發生問題。過去李登輝總統的運作模式就很值得參考,就國安、兩岸、財經問題上,在總統府內設有專業的小內閣,成員也很固定。所有的政策縱使是總統推出的,但是一定要經過這些小內閣,使得決策與執行一元化。但是如果單線領導、個別指揮,就會造成執行多元化,一旦這一元與那一元不對頭,問題就來了。

問:回到TVBS事件,您曾經說這是民進黨錯誤的戰術。您認為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保護本國傳媒事業 舉世皆然
TVBS案件 證明台灣法律不周全



答:總統前幾天講了幾點,第一、我們是法治的國家,所以國家不可以放任非法情事不管。但是,第二、處理的時候要合乎比例原則,關台就不符合比例原則,因為對於言論自由影響太大。第三、如果處理有瑕疵,總統認為應該有救濟的方式。總統的這些說法,我認為是很實際的。可是講到是否合法,就又回到我之前說得「形式合法」與「實質合法」的問題。

關於傳播媒體的限制與保護,即便像美國這樣的國家,他們對於文化與傳播事業也一樣立法加以保護,法國也一樣。日本、韓國對於外資擁有傳播媒體的限制比起台灣更加嚴格,美國對於電信事業的限制與保護也一樣嚴格。所以對於傳播電信事業不立法管制與保護,放諸全世界是沒有的。

台灣目前的法律是有瑕疵的,法律的問題一定要處理,不然問題層出不窮。可是要調整這個法律,需要比較多的時間。以現在立院生態,訂定遊戲規則談何容易。

問:今年四、五月的時候,國親兩黨主席紛紛出訪中國大陸,台灣興起一陣大陸熱。社會認為、也期望也許有可能從經貿出發,進而調整兩岸關係。您認為呢?

中國制定「反分裂法」 朝野解讀全錯
民進黨急驚風 國親兩黨行徑可笑

答:這個要回到中國制定反分裂法來看。台灣朝野對於中國制定反分裂法都認識錯了,對此我覺得很遺憾。

中國制定反分裂法,既是進步、也是退步。退步的地方就是它說要採取「非和平的手段」,因為是「內戰的遺留」。這就好像你我的祖父曾經打過一場架,現在還要我們再繼續打架,這真是極端的荒謬、無聊到極點。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反分裂法也呈現中國的務實,因為它說了三個條件出現之外,現況是合法的。這個對中國來說是相當不容易的。

它對現況的認定也很有趣,兩個矛盾的句子湊起來的:「兩岸尚未統一」以及「台灣與大陸同屬於中國的一部份,其事實從未改變」這兩個句子怎麼鬥的起來?「未統一」就是分裂啊,但是它又說「沒有分裂」?什麼是「沒有分裂」又「沒有統一」的東西?世界上有這種東西嗎?這是意識形態使然的結果。

儘管矛盾,「未統一」表示可以採取非和平手段,但是「未分裂」又表示可以不必馬上打。所以這兩句話,同時呈現了中國的退步與務實。

我看到「反分裂法」以後,我的判斷是:中國在兩岸實務上的來往已經設下可能性,武力相向應該在一段時間之內不會發生。可是朝野都解讀錯誤,執政黨認為對岸想要動武,所以馬上發動群眾走上街頭,國親兩黨也認為兩岸情勢一觸即發,所以又聯袂出訪中國、去溝通。我覺得朝野雖然對於事實的認定是同樣的,處理的策略卻是南轅北轍,愈走愈遠,這造成了台灣內部的分裂。這對於台灣社會要形成一個合理可行的中國政策,就非常困難,這很不好。

就政府這方面來說,因為認為對岸要採取武力,所以就完全不看務實的部份,認為任何務實的動作就是惡意統戰。另一方面,在野黨又忙著討好對岸,這又沒有必要。務實的部份,可以排除兩岸政治內涵,在野黨如今卻把政治力干涉進去,這樣一來,會給對岸的鷹派很大的鼓勵,未來對岸鴿派要處理兩岸務實的事情就很困難。

政治上要不斷讓步,才會讓對岸有務實的政策,國民黨向來都是這樣想的。可是這是很奇怪的,舉例來說,有一個人開店賣東西,他大聲地喊說:「快來買喔!今天不買的話,明天要降價了!」是不是很好笑?你如果知道他明天就要降價,你今天怎麼會花錢買呢?可是國民黨就是會做這種事情的人,他們主張要給人家希望、期待,認為這樣有助於對岸走向務實。很多生意人都在看,他們都覺得國民黨很可笑。

問:中共那方面,您認為一方面進步、一方面退步。您是否認為他們在玩兩手策略?而台灣社會的兩種極端的因應方式,是否與他們剛好相對應?民進黨政府到底應該如何定調兩岸政策才比較妥善呢?
總統兩岸戰略規劃浮現 但盼阿扁言行一致

答:總統去年十月十日、今年元旦的演講裡面,我認為已經出現了比較理想的中國政策戰略性規劃,儘管他在動作上出現一些不一致的情況。

陳總統剛上台的時候對此持不一樣的態度。那時候他對於國家定位、與兩岸問題採取「新中間路線」,那時,我就很不以為然,因為「新中間路線」對國內很危險。我認為,台灣主體意識已經在台灣社會中持續十年了,不僅不會改變,而且還會繼續上升,「新中間路線」卻與這個趨勢相違背。主張「新中間路線」不會有什麼好處,反而壞處倒是不少。當時我就很不禮貌地向總統建議:「新中間路線」會使得社會出現另一個相當激進的政黨。後來果不期然出現了台聯黨,讓民進黨腹背受敵,造成後來民進黨不斷在「激進台獨路線」與「放棄台獨路線」兩個極端來回擺盪、疲於奔命。政策因此沒有連貫性、又相互衝突矛盾。六年來的窘境,我們看得很清楚。

陳總統在去年十月十日、今年元旦提出台灣國家定位的新三段論,是相對穩健的台灣主體意識,指出: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目前的名字是中華民國,其主權為台灣人民所擁有。我認為這種溫和而明確的態度,對中共來說既沒有挑釁、也不會給幻想。所以比較好。

不過,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書面的戰略,陳總統實際的執行應當要與演講內容相吻合,如此一來,我相信很快就會產生正面的效應。就這點我建議總統,應該要把演講內容要落實在實際的執行上。

問:接二連三的弊案,加上高雄捷運弊案,以及陳哲男事件造成民進黨與陳總統造成莫大衝擊。您認為民進黨應該要如何處理?

民進黨已入歧途 歸正需要時間

答:只有快速的因應是不夠的。人類總是在錯誤中學習,漸漸回到正確的道路上。很不幸地,在學習的道路上沒有捷徑。日本過去二十年間,我們看得很清楚。

民進黨的衰敗,不是今天才出現因子。在陳總統上台的第一天起,就存在了許多零零星星的種子,只是那時候大家沈浸在勝利的喜悅中,所以沒有看到,讓衰敗的種子有滋長的機會。現在經過慘痛經驗之後,我們除了應該斷然處理之外,更應徹底根本問題。比如:找回民進黨的傳統核心價值,重視操守、廉潔、與改革的決心,還有戰略的釐訂、領導風格等等。這樣在一定的時間內,應該可以穩住往下滑的趨勢。可是,六年的弊端想要在未來兩年完全恢復,難度很高。所以我認為,第一、民進黨要有充分的決心;第二,長遠的規劃不要急就章。不要期待在兩年內有什麼明顯的收穫。過去民進黨政府做事經常就是短線取代長線,可是民進黨的復甦一定是長線。

國民黨無理取鬧 「為反對而反對」

話說回來,與國民黨相較,民進黨一定還有機會。國民黨除了馬英九之外,找不出還有什麼利基。國民黨過去記錄不好,現在就好嗎?國民黨有什麼核心價值?所以國民黨是短期紅盤,馬英九是好人,可是未必是有能力的人。馬先生過去從政的經驗顯示出他是走保守主義的人,他相信孫中山那一套,可是孫中山那一套現在真的可以用嗎?

國民黨到底兩年後能不能獲得政權,其實還是一個問題。現在民進黨很「衰」,所以如果明天投票,可能國民黨會贏;可是兩年後的事情卻完全不一樣。我現在在立法院看國民黨,看得很清楚,他們根本是無所不反對,是一個非常古怪的在野黨。跟我們做在野黨的時候非常不一樣。我們當初提出總質詢的修改方案,可以讓國民黨的部長來感謝我。這就我做在野黨的時候的方式。像這種的改革案,現在看不到一個!

再舉一例,世界各國資訊公開法都是在野黨在推動的。我們在野的時候,也大力推動資訊自由法。現在民進黨執政了,傻傻的還繼續推動這個法案,可是國民黨竟然在抵制!反正跟民進黨沾上邊的東西,他們就完全反對──即便對自己有利。這是一個完全沒有核心價值的在野黨。長期來看,我不看好藍軍,可是現在短期來說,我必須承認:他們的確佔上風。

問:邱毅每天一爆料,甚至牽涉到吳乃仁;李慶華指柯建銘就是深喉嚨,您說呢?

爆料禿鷹盤旋 台灣政治難清




答:把柯建銘點出來是最荒唐的!柯建銘不是正義連線的,可是他對陳水扁忠心耿耿,跟正義連線的人比起來真是有過之無不及。柯建銘會爆料來修理陳水扁的政權?這個說法真是不可思議,真是太荒唐了!

說吳乃仁去濟州島是為了要協助上櫃的事情,那時候他又不是證交所主委。就算是證交所的,也管不到櫃買中心,那是OTC(按,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管的。

所以,台灣現在很令人憂心,之前有股市禿鷹,現在有爆料禿鷹,這些爆料禿鷹到處爆料,不管真實虛假,只要有一點點料,就馬上群集,群食腐肉。

問:吳乃仁的卡位說,您怎麼看?

答:這個他還沒有跟我說,我不太知道內容。我相信他會這樣說一定有根據。

問:高雄市調處有深喉嚨、不當洩漏訊息的人嗎?

答:這個問題真的很嚴重。第一、為什麼有人要修理陳菊?我不理解。而且這個修理也不照邏輯。陳菊批准是一回事,有沒有貪污是另一回事。如果批准就代表貪污,那勞委會批准的外勞案何止幾十萬件?如果這個說法說得過去,那要準備數萬的人來作勞委會主委。縱使有非法的圖利,外勞出弊端,何止這一件?高雄捷運的外勞弊端,只是其中一件。高雄市調這樣的處理已經超過了法律邏輯,我們不知道他的邏輯到底是什麼。想起來真是令人憂心。

對於陳菊這件事情,檢調要調查的時候,禿鷹卻先知道?更嚴重的是陳哲男親戚涉嫌洗錢的案子,到現在是否屬實尚未知,但是如果是真的,一旦這樣曝光,豈不是鼓勵他趕快逃?偵查不公開的目的一方面是保護當事人名譽不受損害,另一方面就是確保檢調可以抓的到犯罪人。你現在爆這個料,如果不屬實,人家的名譽受到損害,如果屬實,人家豈不是可以趕快跑掉?

問:二次金改現在已經漸漸出現了社會財富集中的現象。您怎麼看?

二次金改 不應為整併而失焦

答:第一次金改有比較多的正面評價,二次金改比較有爭論。我認為,有些批評政府可能應該要參考,可是,有些批評我就感到不以為然。

金改推動的整併,不一定要訂出明確的時限與數目,因為整併不是目的,提升競爭力才是目的。你一旦訂出時限與數目,就會讓整併成為目的,經濟效益就不是優先考量了。這個批評是有道理的。

至於財團化的現象,則是一個痛苦的問題。幾乎所有的金融集團都有財團的色彩。新加坡、歐洲的大金融集團,大概也都是財團。你要讓它有效率,是否真的要它是財團?日本的財團也不是家族性的財團,比較是大眾公司,不像歐美的金融財團有相當的家族色彩。這個問題我覺得應從兩個角度來看:第一、百分之百不財團化,可能很困難。第二、可不可以盡量不財團化?這應該是可以的。這次批評的最不合理的就是玉山金控,說它不是家族企業但卻能併公家銀行,這個批評就讓問題失去焦點。

當然,我們不應該為了整併而整併。

問:總統又提到二次經發會,您覺得對低迷的台灣景氣有實際的幫助嗎?總統有沒有具體的方案?

二次經發會若促政治和解 意義更大

答:總統有沒有具體的方案,我不知道;說台灣的經濟不景氣,我也不認為。台灣經濟我不認為不景氣,尤其第四季各項指標都蠻好的。以上市上櫃來說,創紀錄的公司比比皆是。

對未來的展望,也不必要過度悲觀。台灣在過去五六年所謂「低迷」的期間,我們忽視了一些數字,許多公司成長非常驚人,例如鴻海、宏碁、更不要說台積電,他們都成為非常龐大的企業。所以,是不是景氣非常的差?真的是不盡然。

真正的危機可能不在於景氣的低迷,而是政治上朝野的對立,讓社會大眾以及投資人沒有信心,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對於二次經發會,具體的經濟內涵很重要,既然目前投資意願低落的原因主要在政治氣氛,因此如果經發會可以促成政治和解的氣氛,那麼貢獻則會更大。

問:年底的選情,民進黨原來比較穩定的縣市都出現危機。您怎麼看?

年底選情 民進黨的確「很不好」

答:的確選情不好。目前是這樣,一些大幅度領先的縣市,是沒有問題的,例如:高雄縣、台南縣市、嘉義等。因為原來領先很多,因此即便大環境不好,但是可以沖銷掉。宜蘭、彰化、嘉義市這些原本領先幅度不大的,就是比較危險。宜蘭連續二十四年執政,每一次選舉都不是大幅度的領先,非常辛苦。

問:整體來看,對年底的選舉您有信心嗎?

答:如果民進黨政府呈現出決心加以整頓高雄捷運弊案的話,以及決心改革其他弊案,並提出未來的訴求,那麼得票率應該多少可以回穩。

問:未來兩年民進黨該怎麼做來挽回民眾的信心?

答:第一、操守的要求要更嚴謹,第二、改革的決心要更明確。第三、領導組織的再造是一定要的,絕對要改善政出多門的現象。第四、願景與戰略的提出。

過去行政院曾向民進黨團提出「三百四十個優先法案」,三百四十個優先,就是沒有優先。另外,有一些是要合作的,也有一些要有對抗,你的戰略是什麼?優先次序是什麼?應該要提出來才能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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