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成为国际通信标准台前幕后：三闯生死关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27日 10:28 IT时代周刊




　　《IT时代周刊》记者/佟风 张蓝 特约记者/范端胜 (发自北京)

　　信产部的一锤定音，让饱受猜忌与质疑的TD-SCDMA与大唐暂时缓了口气，也让众多为民族科技腾飞而奔忙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不可否认，在“崇洋媚外”的科技圈里，TD-SCDMA一路走来的印记，正是“科技兴国”的最好诠释！为一探究竟，《IT时代周刊》记者踏上了寻访TD-SCDMA前世今生的道路。三起三落，中国首个通信国际标准回应了怀疑，也震散了传闻！

　　跌跌撞撞11年，中国第一个通信国际标准在阵痛中诞生了，与之同时出世的，还有我国科技项目冲击国际层面的经典范本。

　　2006年1月20日，信息产业部正式颁布，3G三大国际标准之一的“中国标准” TD-SCDMA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此前，信产部称，在充分借鉴了国际标准化组织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由国内外企业广泛参与的充分讨论和主管机构的严格审查，特别是经过两个重要环节——“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试验专家组”和“TD产业化专项技术试验专家组”的严格鉴定后，“全面地验证了这一技术特别是其独立组网能力，TD产业已进入健康、开放、稳定发展的轨道。”

　　作为与欧洲版本的WCDMA、美国版本的CDMA2000并列的三大主流3G标志之一，TD-SCDMA对中国电信界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技术本身，它不仅是中国电信史上等待多年后的第一个完整的通信技术标准，承担着打破欧美标准垄断的重任，其成功与否更直接左右中国在未来国际高技术领域的对话地位。

　　屈指算来，TD-SCDMA从构思到现在已经跨越了将近11年，其间风雨历程，波折与传言一直伴随左右——外界的怀疑与阻挠、内部的艰辛与困扰、技术缺口、资金缺口、人才缺口、产业缺口……林林总总，都在信产部的一锤定音之下宣告得以解决。

　　前一刻还风雨飘摇的“中国标准”为何如此迅速地通过审定？资金问题如何解决？专利谈判有何进展？这前后身价的变动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又搅进了多少的国际权力与利益？

　　第一起落：高通阻击 标准之前身绝处逢生

　　因为梦想，CDMA领域内有了中国人的色彩。但漂流在外的孤单势力又怎能与CDMA的专利大鳄——高通相抗衡？就在两个年轻人无奈之际，他们与到处寻找发展契机的中国通信产业不期而遇。

　　戴尔是榜样 鼓舞创业

　　1995年，在美国奥斯汀摩托罗拉公司半导体部工作的项目经理陈卫，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助理教授徐广涵这对好友，终于下定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两个搞通信技术的中国留学生开始设计一个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方案，他们希望借此实现多年的创业梦想。

　　陈卫，1956年生，重庆人，原来在国内学的是计算机，后到美国伍斯特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0年加入摩托罗拉公司从事集成电路的设计工作。徐广涵，1969年生，上海人，1985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后被派赴美国留学，1991年从斯坦福大学电机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参加了美国军方资助的智能天线研究项目，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智能天线商品化并用于民用的人。

　　在不断的交谈讨论中，二人感到如果把新兴的无线通信技术与蓬勃成长的中国市场结合起来会大有前途，于是为了开发这个系统，两人自己掏腰包成立了一个高技术创业公司，取名Cwill(Chinese Wireless Local loop)，意为中国无线本地环路。

　　其实当初他们没有想过要开公司，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后来戴尔电脑的成功激励了他们：戴尔只是德州大学一个辍学的学生，靠着给人攒电脑做成一个声名鹊起的大公司。陈卫和徐广涵在一次聊天中聊起了这件事觉得很受鼓舞，他们认为自己的能力并不比一个辍学的学生差，认为中国人也能做出世界一流的技术和企业。

　　当初，二人只是想做一个无线本地环路接入系统，也就是在电话交换侧做一个无线接入，从而降低电信公司铺设管线的成本，并因此还得到中国台湾著名投资人陈五福先生的一笔风险投资。

　　高通是堵墙 绝处逢生

　　做一个全新通信系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为了尽快开发出产品，在别人基础上开发要快得多。于是，两个人利用陈卫夫人在高通工作熟悉这方面技术的便利(陈夫人曾在一段时间内为高通董事会成员)，作出一个兼容CDMA接入方案。

　　方案如果想产生效益，必须和接口商有合作协议，也就是要与CDMA的“大户”——高通面对面谈判，以寻求日后的发展。不过，高通在专利谈判方面，向来不会给人便利。

　　高通方面当时认为，Cwill只是个小型公司，资金薄弱，并不具备和他们合作开发的能力。为此，高通提出很多苛刻的条件，比如高额的专利费，开发出来的新技术需要共享给高通等，让Cwill大受刺激。

　　“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把高通的专利读了一遍，深入研究之后，发现无论我们怎么走，都绕不开高通的专利，而且我们永远都是在跟随，在追赶。”陈卫向《IT时代周刊》回忆说。最后，Cwill被迫放弃高通技术，转向探索新型系统SCDMA。

　　徐广涵想到了利用自己擅长的智能天线作为基础，利用上行同步作为用户信号识别技术，并使用时分双工实现同频传输信号，而高通使用频分复用和对用户信号进行特殊编码实现多用户信号识别和通信，SCDMA空中接口是没有编码的，这样同高通的CDMA有了根本区别。但一切从头开始又何其艰辛。

　　这个时候，中国正巧处于到处寻找标准突破的时间段。

　　当时中国通信产业发展的情况是，经过多年的运营发展，中国移动通信运营业蓬勃发展，但制造业却举步维艰，发展极不平衡。深究原由，监管部门认为：GSM中有的接口是不开放的，固有的标准使得国外厂商得以“先入为主”、“跑马圈地”，国产移动通信设备要想切入，困难重重。

　　标准问题限制了我国通信制造业的发展与革新。如要改变现状，就必须突破现有标准分布，拥有自己的标准。

　　但如何才能“弄出”新的标准呢？机会在Cwill这里闪现了。

　　一拍即合TD-SCDMA开始孕育

　　1995年5月，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现任大唐集团董事长周寰率国内7名通信专家到美国考察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状况，随行的专家里面有李世鹤。

　　李世鹤，1941年生，重庆人，和陈卫早有交往。陈卫在出国留学前，一直在李等人创办的全国第一家民营无线移动通信公司里工作。出国后，两人也一直保持联系。听说陈卫也办了一个搞无线通讯的公司，并有一套自主研发的世界领先技术(这套技术融合了当时许多领先于世界的技术，比如说智能天线、软件无线电、上行同步等)，李世鹤就专门跑来美国看看。

　　他们谈了一个晚上。李世鹤很兴奋，觉得陈和徐做得很不错，于是把他们推荐给周寰。也就是这次推荐，竟然缔造出了中国第一个国际通信标准的雏形！

　　周寰在详细听取他们的介绍后，一眼看上了SCDMA。回国后，周寰就开始积极张罗这个有中国人色彩的SCDMA。

　　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复杂，很多地方挖沟埋线困难，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套系统能降低通信设施的投入成本；而另一方面，在中国百年的通信史上，还没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通信技术。通信技术对于国家安全极其重要，且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于是，这个项目很快得到国家邮电部科技司的支持。

　　1995年11月，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和Cwill合资成立了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威公司)，由李世鹤任董事长，陈卫任总经理。后来，SCDMA更被列入“九五”科技攻关计划，得到1500万元的资助，也得到国家计委的1000万元资助。

　　由于人才、科研环境等原因，当时信威公司开发SCDMA的主要技术活动在美国进行，邮科院派出几十人次的技术人员到Cwill“留学”，国内开发经费也通过信威引入Cwill，陈卫也开放了后者所有的技术和成果。由于这种做法超过了合资公司的协议，引起Cwill在美国的一些合作伙伴的异议，矛盾一度尖锐。但是，陈卫仍然坚持开放，因为他们几个留学生的目标很明确：“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发展SCDMA通信技术。”

　　于是，中国3G标准TD-SCDMA开始孕育了。

　　第二起落：破堵突围 三重力量为TD-SCDMA保驾护航

　　3G标准的申请时间底线一步步逼近，而我国的所谓标准建设工程才刚刚起步。合作伙伴离去，国内怀疑重重，更有来自欧洲标准及美国标准势力的刁难与夹击。TD-SCDMA的成长之路，岂是艰辛一词能够形容？

　　时间紧迫“香山会议”一锤定音

　　1990年代，世界通信技术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业界迫切需要一些新技术来迎合比如手机视频、高速宽带等通信新功能，因此，世界各大通信强权提出了未来的技术概念。

　　1997年4月，国际电信联盟(ITU)向全世界发出了征集IMT-2000无线传输技术(RTT)的通函，并制定了详细的IMT-2000 RTT形成的时间表和步骤，拉开了全球范围内3G技术选择和竞争的序幕。这在全球移动通信发展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给所有的国家提供了参与3G标准化的绝好机会，也意味着这一次的技术选择和较量是国际性的。

　　1997年7月，邮电部成立了由政府部门、运营商和研究机构组成的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简称评估组)，并在国际电联进行了注册，成为第11个评估组。同年10月份，时任邮电部传输所副所长的曹淑敏担任评估组组长。“评估组成立后首先要对国外主流技术进行评估，同时探讨中国提交候选技术的可能性。说真的，当时我们并没有指望中国能提交候选技术。”曹淑敏坦诚地说。

　　1998年1月，欧洲电信标准化组织——欧洲通信标准协会特别移动部(ETSI SMG)采纳了一项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标准提案(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即人们现在常说的UMTS)。UMTS的陆地无线接入标准被称为UTRA，包括了频分双工(FDD)和时分双工(TDD)两种模式，前者采用的就是WCDMA技术。同时，日本也选择WCDMA技术作为3G标准，北美的T1标准化组织也在开发相似的概念。1998年12月，第三代协作项目组织(3GPP)成立，致力于发展一个被称为CDMA2000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就当时而言，与WCDMA并称两大3G准标准。

　　几乎同时，邮科院的一些领导开始酝酿能不能在SCDMA的技术基础上独立提交一个3G标准。李世鹤在推动事态的进展和说服各方领导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根据国际电联的时间表，提交候选技术到1998年6月30日截止，提交评估报告到1998年9月30日截止。中国要想有所作为，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评估组紧急发动全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积极准备开展工作。

　　为集中探讨下一代移动通信怎么做，中国有什么技术可以提交等话题，邮电部、国家“863”计划通信主题组临时决定1998年1月在北京香山联合召开一次会议。

　　为此，1997年12月底的一天，周寰连夜把李世鹤叫出来商量对策，此时离香山会议召开不到10天的时间。“周寰要我们在一周内拿个方案出来，时间太紧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只好以最快的速度，搞了一个很不成熟的框架出来。”李世鹤说。

　　在这份不成熟的框架中，李世鹤提出在SCDMA技术的基础上引入时分多址(TDMA)技术，用TDD方式做下一代移动通信，并将这项技术命名为TD-SCDMA。他解释说，这种技术的优势是不需要对称频段，可以见缝插针，灵活方便地规划使用日益紧张的频谱资源。此外，还可以灵活设置上下行业务占用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带宽和系统资源，非常适合未来数据业务的需求。

　　1998年1月，香山会议如期召开了。这是候选技术提交和中国确定3G候选技术策略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来自全国高校的教授和研究院所分别介绍了各自在3G技术研究方面的一些基础和观点，其中包括提出TD-SCDMA技术的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后来的大唐电信)的李世鹤和他的主要团队。

　　三天的会议，大家争论就争了两天。很多教授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包括清华大学的王京、北邮的张平、东南大学的尤肖虎等。不过，他们提的都是单项技术，只有李世鹤提的TD-SCDMA是一套系统技术。

　　第三天开了一个小会，参加者是邮电部科技委和评估组成员，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是否向国际电联提交TD-SCDMA技术。

　　“参加会议的有二三十人，争论得非常厉害，90%都持怀疑态度。人家怀疑是有道理的，国际标准从来都是外国人的天下，搞移动通信标准，成本非常高，难度非常大，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先例，能否玩得起这个游戏？当时周寰坚决支持，最后，邮电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下了非常重要的结论。”李世鹤回忆说。

　　宋直元说：“中国发展移动通信事业不能永远靠国外的技术，总得有个第一次。第一次可能不会成功，但他们会留下宝贵的经验。我建议同意在他们认为可能的情况下，支持他们把TD-SCDMA提到国际上去。如果真碰见了问题，失败了，我们也看作是一次胜利，一次中国人敢于创新的尝试，即使失败，也是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此次“香山会议”为TD-SCDMA一锤定音。

　　伙伴“叛离”大唐独自搏击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唐集团方面与信威方面却产生了分歧。当大唐鼓足干劲准备和时间赛跑的时候，美国的Cwill却表示，不愿意专注开发TD-SCDMA而忽略其他技术进程。

　　当时，Cwill是投资下成立的公司，各方面更看重自身利益，而TD-SCDMA的研发虽说前景远大，但并没有人敢保证日后一定会有收益，且能迅速收回投资。由于以前的矛盾，Cwill在国外的工作人员纷纷要求陈卫等人“一切要以公司利益为重”。而不少投资者，也并不赞同公司专注TD-SCDMA而放弃其他业务(当时，公司正在与大庆谈合作项目)。

　　为了争取时间，保证国家任务的完成，纠缠几日却毫无结果之下，大唐决定把TD-SCDMA的开发工作转移到集团的中央研究院(后来成立了由李世鹤担任总裁的大唐移动来承担这项任务)。由于当时信威的技术研发人员基本上是从邮科院派来的或代为招聘的，所以在开发 TD-SCDMA的号召下，信威的几十个技术研发人员几乎全部转到大唐中央研究院。

　　矛盾尖锐之际，陈卫被免除了信威总经理的职务，只好回到美国。

　　按照国际电联的要求，李世鹤被要求提前两个月拿出草案，再由评估组一起来评估完善。这么一推算，从香山会议结束到4月30日也就三个多月的时间。此时，李世鹤发现身边既没有人，也没有钱。“必须得干！”李世鹤的话有些发狠。

　　不得不发狠，因为前面的困难太多了。整个研发队伍是以大唐电信研究生部毕业生为骨干的学生队伍，而这支队伍中，包括在读的研究生在内不过30人。队伍太年轻，大多数成员才二十几岁，缺少有开发经验的人。单是向国际电联提交的文稿，就相当于用英文写一部书。李世鹤只好一边培养，一边干，他们顶上一点，李世鹤就放一点。

　　TD-SCDMA项目开发部主任李军说，李世鹤每天的工作时间比他们年轻人都长。一个周末，原西安四所的老同志来京探望李世鹤。大热天，李就穿着短裤背心迎出来，聊了20分钟，就让他爱人陪他们继续聊，说道：“对不起，我还要干活。”又一年国庆节，老朋友杨运年想找李世鹤出游，放松一下，但李世鹤说：“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要干活，将东西拿出来。”

　　为什么这么拼命？“这是基于第一代、第二代移动通信给我们带来的苦涩。”大唐集团董事长周寰说，“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通信大国，在第一代、第二代移动通信领域，不管是在标准上，还是在技术设备上，都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在第一代，我国虽然做过一些研发，但没有知识产权，设备生产也没有形成产业。在第二代，GSM被广泛采用，但依然是‘拿来主义’。第三代移动通信，中国如果还和以前一样，将失去一次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三股力量铸就TD一线生机

　　1998年6月30日，凝聚着多人心血的TD-SCDMA技术方案被送到国际电联。由此，国际上才突然知道中国竟然也有了一个3G标准，不少国际公司也开始关注中国，以及其开发的TD-SCDMA标准。西门子就是其中之一。

　　极力促成双方合作关系的西门子(中国)通信集团高级副总裁、首席技术官李万林博士(当时是西门子移动通信工程师)在谈及这段往事时表示：“外资企业如果仅仅在中国搞销售，会被看成纯粹的商人；如果单纯搞生产，会被当成朋友；如果搞研发，就会被看作自己人。”这也正是西门子最后愿意为TD-SCDMA付出的真正原由。

　　尽管西门子的德国总部有不少人疑惑，甚至李万林的同事都在抱怨：“为什么把研发放到中国去？他们做研发，我们做什么？”但在1998年，双方还是在北京组建了西门子(中国)移动通信研发中心，并同本地伙伴大唐电信共同开发TD-SCDMA技术。

　　当时，国际电联内部正为确定3G标准而争吵不休。代表美国利益的CDMA2000和代表欧洲利益的WCDMA水火不容，谁也没有想到中国方面突然提出自己的3G标准来，都感到很莫名其妙。习惯了独占通信市场的国外厂商开始仔细研究TD-SCDMA。李世鹤这时开始担心，国外厂商会联合起来“做掉”中国标准，因为以当年的技术基础和成熟度来说，TD-SCDMA很难逃脱CDMA2000与WCDMA的重重包围。

　　而这个时刻，一向以技术强势为业界所知的西门子给了大唐不少支持与帮助。早先，为了推动欧洲统一标准WCDMA，西门子提出的TD-CDMA被牺牲掉，导致西门子耿耿于怀。如今，转而支持中国TD-SCDMA后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到来，西门子怎么可能退让？

　　雄厚的公司形象，全力支持的榜样，西门子为大唐争得了不少支持与赞誉。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TD-SCDMA优良的技术特性，以及中国政府的支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换句话说，那里有着让全球通信设备商都垂涎的利润。试问，哪个公司会放弃呢？”

　　巨大市场让中国在国际电联颇具影响力。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美国方面和欧洲方面都“拉拢”中国站在自己一边，希望将对方的标准否决掉。两大阵营拉锯的结果是，实力最弱的TD-SCDMA反而没有多少人反对。当然，当时走在前面的电信技术大国们可能也没有把TD-SCDMA看得太认真，他们只是专注得想把对方“吃掉”，而这一想法，反而给了TD-SCDMA生存的空间。

　　大唐不遗余力的拼搏，西门子全力以赴的支持，特别是国家政府的鼎力相助，三股力量撞击的结果，最终让TD-SCDMA顺利进入芬兰国际电联大会。

　　1999年11月，国际电联大会在赫尔辛基召开。李世鹤无暇顾及圣诞老人故乡的独特景致，参加在赫尔辛基召开的国际电联会议的他，天蒙蒙亮时已到会场，夜幕降临时才回到宾馆。他的全部心思都扑在其参加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建议书起草小组的工作上，因为他负责设法将可能通过的3G标准写入建议书。

　　11月5日上午10时许，3G技术委员会主席宣布了中国为之努力的结果：中国提出的标准写入了建议书，这意味着TD-SCDMA成为国际标准已成定局。几乎是余音尚在，国内询问、祝贺的电话就接二连三地打到会场。

　　最终，2000年5月，在土耳其召开的国际电联全会上，经投票表决，由中国大唐集团提出的TDD模式的TD-SCDMA系统，与欧洲提出的WCDMA和美国提出的CDMA2000同列为国际3G三大标准之一。

　　第三起落：危机四伏 政府与民族的力量凸显

　　终于站上了“国际标准”的舞台，迎面而来的并不完全是掌声与鲜花。国外势力的阻挠，先天缺陷的暴露，以及众多缠绕在身的猜测与怀疑，几乎让TD-SCDMA不堪重负。

　　风雨飘摇之际，是政府的扶持与民族企业力量的支持，让TD-SCDMA走到今天。

　　产业联盟对抗国际势力

　　“随着我国政府对自主标准支持力度的加强，某些外国政府和企业则开始担心我国支持TD-SCDMA的行动将损害他们的利益，开始设法干扰我国TD-SCDMA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朱彤博士称。

　　其实，中国在标准问题上受国外阻击的案例远非今日才开始。李世鹤的早期遭遇就是鲜明一例。

　　1999年的国庆五十周年假期，李世鹤是在家里电话旁度过的。那个时间，正好是国际电联会议举行的时间，会议将审议每个国际电联成员提交的建议，也就是决定TD-SCDMA命运的时间。

　　当时举办这个会议的某亚洲国家找了种种借口不给大唐代表签证，会议基调是TD-SCDMA还不完善，就不要写进去了。经过不停地周旋，大会主席同意不在现场的大唐代表可以通过电话参加会议。于是，老人守在电话旁“参加”会议，远隔千里地通过电话发言，据理力争。

　　坊间传言，为保证TD-SCDMA顺利“过关”，信息产业部向各个外资公司的北京分公司打电话，发送信函，提醒大家看清楚中国的大市场，要求得到支持。为此，各大移动通信巨头中国总部的负责人还被邀请到信息产业部开会，除西门子，对中国提出的3G标准不以为然的厂商，结果被“一个个地敲了一顿”。

　　TD-SCDMA被国际电信联盟接受为3G的国际标准后，国家随后推出了一系列支持TD-SCDMA的政策措施，包括3G频谱规划中把主要频谱分配给TD-SCDMA，成立了相关企业参加的TD-SCDMA产业联盟等。

　　于是，有了2002年10月30日人民大会堂的张灯结彩。那一天，可以说是TD-SCDMA有生以来最辉煌的一天。

　　大唐、中兴、普天、华为、中国电子、南方高科、联想、华立等8家中国最具实力的科技企业老总每个人脖子上都围着TD-SCDMA大围巾，手拉手肩并肩站成一堵“墙”，发起成立TD-SCDMA联盟。

　　“产业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不仅得到了政府的强力支持，更重要的，它体现了该标准得到了中国产业界的整体响应。”TD-SCDMA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说，“从系统到终端由国内企业广泛参与的TD-SCDMA产业链已见雏形。”这一事件，对于习惯于制造标准、引导产业发展的欧美利益集团，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

　　到2006年1月10日，联盟的企业已经扩展到25家，同时，还有大量的国际、国内企业在争抢入围联盟的入场券。

　　谣言反而缓和了资金压力

　　关于TD-SCDMA的种种谣言中，资金缺乏是最沉重，也最让人头疼的一个。

　　2000年，大唐集团在TD-SCDMA上的投资是2亿元，2001年接近4亿元，这还只是研发阶段。为了更好地备战TD-SCDMA，全力冲刺相关开发，2002年2月8日，大唐中央研究院、上海大唐等部分从大唐集团剥离出来，正式组建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但仅仅过了一年，大唐电信就传出亏损的消息。2003年财报显示，大唐电信主营业务收入为17.63亿元，同比下降15.66%，净利润为-1.87亿元。年报还显示，2003年大唐电信借款23.4亿元，偿还债务19.9亿元，偿债压力较大，基本上靠债务周转。因此，大唐移动只能自行解决关于TD-SCDMA的投资。李世鹤估计，要让TD-SCDMA标准完全成熟，需要投入的资金在10亿元以上。而从有关方面透露出的财务状况来看，大唐移动投资到TD-SCDMA项目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工行、建行和华夏银行的贷款，数目不超过5亿元。

　　在2003年末，资深证券分析师给TD-SCDMA的评语只有一个：“正在资金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此前，大唐移动一直聘请中银国际作为其私募的承销商，其间陆续有多家国外投资机构和大唐移动进行了接触。但中国政府和运营商一直未对TD-SCDMA作出明确的表态，私募的进展也就只能是走走停停。

　　中银国际一位负责帮助大唐移动私募的管理人士悄悄透露，由于投资者看不到TD-SCDMA明确的前景，3G牌照也一直未能发放，大唐移动的私募已经陷入停滞状态。该人士说，即使投资者相信中国政府对TD-SCDMA的支持，但要想TD-SCDMA成为一个能和WCDMA、CDMA2000对抗的标准，至少需要十几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没人敢冒如此之大的风险。况且，WAPI的结局已经让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标准”产生了怀疑。

　　而就在这时，业内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卫通已完成800亿元TD-SCDMA的投资规划！

　　2004年6月出现的消息称，“有卫通内部人士透露，大唐正在和卫通探讨将TD-SCDMA技术改频到800M频段使用的可能性，一旦方案最后敲定，就将通过卫通与Nextel即将成立的合资公司来组网，预计投资800亿元。大唐移动希望使用TD-SCDMA技术帮助卫通开展集群业务，但双方还未就最终的技术方案达成一致。”

　　如今辨别真假已经没有意义，明眼人只是奇怪，一向对运营商牌照问题监管甚严的中国政府，当时对“卫通要组建TD-SCDMA”的传闻为何没有一个态度呢？

　　不管怎样，这个消息的确让吃紧的大唐熬过了那段艰苦岁月，也让众多厂商放飞了梦想与期望。

　　随后，就有投资公司给大唐移动提出建议：一是在大唐移动盈利后，将其放入上市公司中去。二是和大唐微电子一块儿进入大唐控股，用两块最优良的资产到海外上市。

　　三部委平复分手之痛

　　好日子似乎就要来临，但接踵而至的危机，却是分离。

　　就在大家为终于找到资金缺乏的解决之道时，大唐与西门子的合作也走到了终点。

　　2003年8月29日，西门子改和华为成立了一家研发TD-SCDMA技术的公司。西门子中国区的一位高级经理后来说，西门子作出这个决定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不知道TD-SCDMA项目能盈利还要等到哪一天。“表面上说是和华为成立合资公司，实际上是把西门子在TD-SCDMA上的整个研发卖给了对方。”

　　西门子的这次行为给了大唐当头一棒！一方面，TD-SCDMA的研发势力被分化，不论人才、物资，还是信念；另一方面，西门子的离去，让那些怀疑的论调空前盛大，几乎动摇了所有厂商的信心。不可否认，一个参与发家的企业脱离出去，怎么能让人相信TD-SCDMA是个有希望的标准呢？

　　“中国标准和大唐要一起崩溃了！”有跨国企业人士如此道听途说。

　　关键时刻，是发改委、科技部和信产部的支持把TD-SCDMA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三部委不仅在3G无线频谱、规划中为TD-SCDMA预留出了155M的非对称，还组建了涵盖终端、系统多家厂商的TD-SCDMA联盟，并为联盟的研发投入了7个亿的启动资金。大唐移动的员工说，三部委之所以如此看重TD-SCDMA，一方面与国家扶持自有知识产权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大唐不断鼓吹民族精神从而引起高层注意有很大的联系。

　　三部委的支持加上3G牌照与TD-SCDMA产业化进程同步进行，使得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参与到TD-SCDMA的研发中去。除原有的8个产业联盟成员，又有包括天基、重庆重邮、海信、凯明、海天天线、展讯等多家厂商加入。

　　到2004年信产部再次进行3G测试时，TD-SCDMA已经基本达到组网要求，大唐、普天、中兴的产品研发速度也均大幅度提高。

　　一切的保驾护航之下，TD-SCDMA终于跨越幼年，如破茧而出的彩蝶一般，迎来更广阔的空间，将在世界科技领域的舞台上画上属于中华民族的印记。虽然日后还可能面临种种困难，但正如李世鹤的豪言壮语：“中国标准不可能在中国吃不开！”

　　附:TD-SCDMA大事记

　　1998年

　　原邮电部组织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在SCDMA技术基础上起草了符合IMT-2000要求的TD-SCDMA建议草案。同年6月30日，该草案被提交给ITU(国际电信联盟)，成为IMT-2000的15个候选方案之一。

　　1999年9月

　　CWTS(中国无线通信标准研究组)代表中国向3GPP提出将TD-SCDMA纳入3GPP标准的建议。

　　1999年12月

　　在法国尼斯召开的3GPP会议上，TD-SCDMA成为国际标准认可的3G标准。

　　2001年3月16日

　　TD-SCDMA 标准被3GPP(第三代移动通信伙伴项目)接纳。

　　2002年3月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拉开了中国TD-SCDMA技术全面产业化的序幕。

　　2002年10月30日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广州南方高科有限公司、华立集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想(北京)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等8家企业自愿联合发起成立TD-SCDMA产业联盟。

　　2003年7月

　　世界首次TD-SCDMA手持电话演示。RTX Telecom公司和PRISMA Engineering公司的合作取得了重要突破，他们测试了基于实际网络的TD-SCDMA 3G终端。

　　2003年底

　　凯明、展讯、天碁、重邮信科、海天、海信成为TD-SCDMA产业联盟成员，联盟成员扩大到14家。

　　2004年6月

　　北电网络与中国普天集团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成立专门从事TD-SCDMA的研发与产品开发的公司。目前基于TD-SCDMA的手机、手机芯片、商用基站都已经面市。

　　2004年12月9日

　　温家宝总理在荷兰接通了来自北京的全球第一个TD-SCDMA商用手机国际长途电话。

　　2005年4月16日

　　UT斯达康、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众友科技、上海迪比特、英华达、中山通宇、中创信测等7家企业正式加入TD-SCDMA产业联盟。至此，TD-SCDMA产业联盟成员企业已达21家。

　　2005年9月14日

　　信产部电信研究院TD-SCDMA研究开发和产业化项目办公室主任魏贵明公开宣布:我国独立研发的TD-SCDMA标准目前已具备大规模同频组网能力。这是官方机构首次全面披露TD-SCDMA外场测试成果。

　　2005年11月25日

　　广州市新邮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青岛海尔通信有限公司、上海科泰世纪科技有限公司、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5家企业正式加入TD-SCDMA产业联盟。至此，TD-SCDMA产业联盟成员企业已达25家。

　　2005年12月19日

　　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19日说，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发放的决策时机已到，牌照发放涉及技术和业务成熟性、竞争格局优化、知识产权问题、3G中国标准TD-SCDMA的发展4个问题。TD-SCDMA在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但关键是支持这一中国标准的产业链崛起。当前，涉及这一标准的核心技术、产业链都已形成，在中国的3G布局中，TD-SCDMA要占有一席之地，可能会由有实力的运营商来运营。

　　2006年1月5日

　　国资委专家表示，中国优先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有利于在3C技术和产品融合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中赢得主动，有利于真正占领世界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2006年1月20日

　　信息产业部20日颁布，3G三大国际标准之一的“中国标准” TD-SCDMA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这意味着这一标准技术方案已经成熟，能够指导企业进行制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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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巨头对中国行业龙头展开廉价掠夺式并购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2月27日 01:05 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这是一场强强对决—跨国巨头正在对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开始一轮强权、廉价、掠夺式并购：绝对控股，拥有并限制使用原中国品牌，拒绝接受不良资产，中国企业只作为其全球化战略下的中国生产基地，全面整合中国民族产业使其成为跨国巨头自己的包括生产、采购，以及物流、营销、金融等的一体化大公司……

　　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外资并购看作是一场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运营演习”，那么今天的外资并购更似一场“廉价掠夺”。因为此时形式上的相近几乎被实质的差异取代，而此前的固步自封可能已演变成了今天的“投怀送抱”。

　　如今，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正在接受一场外资并购风暴的冲击，民族工业的大旗亦面临在“廉价掠夺”的并购浪潮中摇摇欲坠，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企业所追求的百年老店目标，正经受着外资“入侵”的考验……

　　2006年新年伊始，中央就提出了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精神”。但是，作为创建“创新型国家”主力军的行业龙头企业，却正面临着被某些跨国巨头以“资本运作”的合法途径而清洗出局的危险命运。

　　特彼勒的中国野心

　　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正在中国展开一场并购扩张风暴，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几乎都被列入其并购计划中；对于卡特彼勒发起的这一并购风暴，业界人士认为其 “扩张野心”在于：整合并吃掉中国整个机械制造行业。

　　“合作意向书”中的强势与霸气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卡特彼勒计划并购的谈判对象几乎囊括了中国机械制造行业的几大龙头企业：厦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宣化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等。

　　“收购龙头企业还只是卡特彼勒在中国扩张野心的一小部分，”某分析人士说，“目前，美国卡特彼勒进入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目的已不仅仅是占领中国市场，同时也意图把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从而形成更强有力的的资本吞食。”

　　该人士的观点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在《中国经济周刊》得到的一份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在2003年提交给国内某企业的“投资合作意向书”中，卡特彼勒有如下要求：合资要在卡特彼勒全球战略下进行，并服从卡特彼勒的全球战略；卡特彼勒要求拥有品牌，强调全球一体化，限制使用原中国企业品牌；将把该企业建成具有能生产卡特彼勒产品技术的企业，成为其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卡特彼勒还同时宣布，要在中国投资100亿美元，建立“既包括生产、采购，也包括物流、营销、金融”的大公司。

　　对此，国内同行认为，卡特彼勒不仅仅是要占领中国市场，而是要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市场和资源，从根本上消灭其潜在的竞争对手——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

　　作为中国机械制造业龙头之一的厦门厦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集团)，是卡特彼勒的重点目标之一。

　　并购“厦工”悬案：外界压力下放缓并购步伐

　　刚刚进入2006年，中国机械行业内就盛传，厦工集团总经理王昆东正在就并购事宜与美国卡特彼勒公司进行谈判。一方是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另一方是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之一，所以，此消息备受各方关注。

　　据了解，厦工集团是中国500强和中国机械工业100强企业，是具有40多年生产工程机械产品丰富经验的国有独资集团公司。公司资产总额近19亿元人民币，员工6千多人。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关键工艺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有数字显示，近几年来，厦工集团发展很快，生产能力和规模在国内机械制造业中首屈一指。如生产基地从5万平方米的生产场地发展到近200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区；具备年产装载机2万台，挖掘机2000台，叉车3000台，小型工程机械2000台，桥箱2万台套的生产能力，特别是日产装载机70台的能力让厦工轻松地站在了年产2万台装载机的门槛上。

　　但业内人士分析说，在此大好发展势头的同时，目前厦工集团也开始面临着某些现实困扰，如受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性影响，工程机械市场也表现出了特有的典型周期性，而这种周期性又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增减息息相关。近几年，由于民间资本进入建设领域，特别是重大项目建设领域，市场的内生需求逐渐增大，自2001年以来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出现了连续几年的高需求高增长；而2004年4月开始的宏观调控，使工程机械的市场急剧降温，“这种低迷状况可能会延续到2006年年底。”该分析人士说。

　　也就是说，当厦工集团刚刚把产能提高到最高状态时，国内需求市场却由热变冷了。

　　就在此时，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找上了厦工集团。

　　据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卡特彼勒与厦门市政府以及厦工集团的接触从2005年年初就已经开始，双方曾多次进行谈判。

　　“到目前为止，不良资产问题仍是双方谈判的焦点。厦门市政府希望卡特彼勒能接手厦工集团的不良资产，而卡特彼勒却不愿意。同时，在控股权和品牌问题上，卡特彼勒提出控股、控品牌。”该知情人士介绍说。

　　在竞争对手面临困境时重拳出击，这是乘虚而入还是乘人之危？是商海战术还是商家大忌？这显然是商业与道德两个截然不同领域的命题。

　　无论外人如何议论和评价，现实却是：尽管卡特彼勒提出的并购条件苛刻，在此次厦工集团改制的谈判过程中，至今尚未出现能与卡特彼勒匹敌的竞争对手，“如果不出意外，卡特彼勒胜出的可能性很大。”上述分析人士判断说。

　　厦工表示要与跨国公司抗衡

　　卡特彼勒对厦工集团的这次收购，被人们称为是一场强者与强者之间的对决。

　　厦工集团是中国500强和中国机械工业100强企业，也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企业之一，其“厦工”牌装载机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同行首位；卡特彼勒更是来势凶猛，作为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在世界500强中排名第77位，公司2004年的销售额就达302.5亿美元。

　　“但卡特彼勒在中国的经营业绩并不好，如2003年在华业务仅为40亿元人民币，不足中国工程机械市场总产量的1/20，更是其全球市场营销中的微末之数。”业内人士分析说。

　　所以，随着中国建筑业的高速发展和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对于卡特彼勒而言，中国市场无疑充满巨大诱惑，卡特彼勒也开始加快实施其在中国的扩张战略。

　　该人士还分析说，卡特彼勒熟悉中国国情和国有企业，并且善于打政府牌，同时又具备行业霸主的实力与野心，作风强悍。

　　“卡特彼勒在中国诸多的并购中，收购厦工集团甚为关键，一旦卡特彼勒竞购厦工集团成功，就基本上确立了它在中国装载机市场的垄断地位，促成它在中国装载机市场的垄断地位必将提前形成，并将使我国装载机行业几十年积累的竞争能力和自主品牌随之消失。对行业的影响将十分巨大。”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研究颇深的经济学家白津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不无担忧地表示。

　　尽管外界对卡特彼勒并购厦工集团予以极大关注，但当事人似乎并不愿发表看法，甚至采取回避行为。如记者在致电厦工集团了解双方谈判进展时，其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应说：“卡特彼勒并购厦工集团是没有的事，我们作为企业的员工都没有听说这样的消息。”

　　厦工集团的态度与业内传言及媒体报道之间为何会有如此大反差？相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厦工之所以否认并购一事，可能是公司感觉到了某种压力，不排除地方政府施加的压力。作为沿海城市的厦门在搞了20多年的开放以后，当地经济的发展基本是靠外资拉动的，正因如此，当地政府对于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给予了高度认可。照此推论，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力量推动厦工并购案也在常理之中。但问题是，并购事宜一经披露，不料想却质疑声四起，给地方政府也带来了很大压力。

　　卡特彼勒能否成功并购厦工集团，目前看还是一桩悬案。不过，在2005年11月24—25日厦门举行的“2005年第四届中国工程机械发展高层论坛”上，厦工集团董事长王昆东做了主题为“打造工程机械民族品牌、加快振兴我国装备制造业”演讲，王昆东董事长在演讲中说，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势介入，厦工的应对措施是：立足自主创新，努力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使之成为推动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实施名牌战略，努力打造一批民族自主品牌，使之成为与跨国公司品牌抗衡的利器；自立自强，努力培养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使之成为支撑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脊梁。

　　外界评论说，王昆东董事长的发言透露了厦工的“心事”，即厦工集团对跨国巨头对国内企业并购的企图已经高度警觉，厦工集团作为国内工程机械业的排头兵，有决心和勇气振兴民族装备制造业。

　　对卡特彼勒来说，厦工集团的确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要想像收购山东工程机械公司(下称山工机械)那样合算的买卖，并非易事。

　　卡特彼勒的一单好买卖：低价并购“山工”

　　卡特彼勒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最初始于1995年，当时它与徐州机械工程集团共同设立了一家合资企业，但直到2003年，它在中国市场的业务也不理想。因此，要想实现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资源和市场的目标，选择并购之路才是捷径。

　　于是，在2004年5月，卡特彼勒开始对国内老牌企业——山东工程机械公司进行兼并重组。

　　据了解，有40多年历史的山工机械，年生产能力5000台，销售额1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装载机行业中排名第七，总资产约6亿人民币，资产负债率较高，净资产仅436万元。

　　“此次并购谈判的细节至今没有公开，据说原因是交易额低得可怜。”某知情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透露说。

　　2005年4月，山东省外经贸厅公布：“3月10日，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卡特彼勒(香港)有限公司分别出资130.8万元人民币和43.6万元人民币，以股权并购方式获得山东山工机械有限公司30%和10%的股权，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项目投资总额62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436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卡特彼勒用不到200万元人民币收购山工机械这家销售收入10亿元、国内工程机械企业排名第七的国有企业40%的股份，顺利地将其纳入自己的中国体系内。而收购山工40%的股份也只是卡特彼勒的一期并购，卡特彼勒提出有权在未来3年内随时收购山工机械的剩余股份。也就是说，其余60%的股份将在适当时机收归美商的氅下。

　　这是卡特彼勒首次整体收购中国企业，此并购案也是卡特彼勒在华并购战略的第一个实质性战果。对卡特彼勒来说，这应该是“做了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美国的卡特彼勒公司从1995年与徐州工程机械集团建立的第一个合资企业起，就着眼于对中国工程机械的整体并购战略。在完成对徐工的部分控股之后，又兼并了山东工程机械厂。最近，又在试图通过控股投资方式，收购厦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同时，还在谋求并购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如果这一布局得以实现，等于‘通吃’了中国机械工程行业。”经济学家白津夫向《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其担忧和警告。

　　事实上，白津夫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业内人士也认为，卡特彼勒在中国的目的很明确：不仅是要控制中国工程机械的龙头企业，它要吃掉的是整个行业。而卡特彼勒在中国庞大的行业整合计划，对中国工程机械业的生存已经构成了巨大威胁，因为中国目前只有厦工、柳工、三一重工等为数不多的工程机械强势企业，如果没有了他们，中国自己的民族机械产业可能就是名存实亡。

　　据悉，目前卡特彼勒公司已在中国建立了11个生产基地、2个研发中心和1个培训中心，包括(卡特彼勒)徐州公司、上海发动机公司、山西铸造公司、天津亚实履带公司等。对于垄断利润的追逐决定了卡特彼勒这个大型跨国巨头不会停下自己攻城掠地的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卡特彼勒在中国的并购计划才刚刚开始。

　　(资料)

　　我国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被并购案例

　　像卡特彼勒这样力图以资本运作方式“吃掉”中国工程机械龙头企业的外资并购案例有不少。

　　2005年10月25日，我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被美国凯雷投资集团以3.75亿美元(约合3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85%的股权。此前的1995年，美国卡特彼勒已经与徐工设立了合资公司；

　　在油嘴油泵行业，德国博世公司收购我国油嘴油泵行业的排头企业——江苏无锡威孚有限公司后，我国的油嘴油泵行业几乎全部被跨国公司并购、控股，经过多年建立的技术中心被撤销、合并；

　　在轴承行业，四年前全国轴承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就已经与世界第三大轴承公司德国FAG公司合资，两年后合资公司变成了德方独资企业。由于合资，西北轴承让出了经营了多年的铁路货车轴承的品牌，失去了占中国铁路货车轴承25%的市场；

　　在化工机械制造行业，占举足轻重地位的“锦西化机”，已与跨国巨头西门子合资，业内人士对这种合作的未来判断是：锦西化机的透平机械核心技术被西门子拿走，国内大型化肥设备的维修要看西门子的“脸色”。

　　此外，我国重点行业的一批龙头企业——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潍坊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等也都被跨国公司紧紧“咬住”不放。其中，德国的“ZF”公司正在谋求控股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杭齿是我国船舶配套的中高速柴油机、齿轮箱及工程齿轮箱的行业排头兵生产企业，并承担一定的军工任务，如果被外商整体控股，其对军品生产的影响比较大。

　　另有消息称，中联重科、山东临工等企业的相关谈判也正在进行中。可以说，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国内的龙头企业正在逐渐地被纳入外资企业的旗下。

　“本轮外资并购，跨国公司采取的手法往往是掠夺式和廉价式。”经济学家白津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必须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点已






经成为跨国公司目前在中国收购活动的基本要求。”

　　在如此不平等条款下完成的并购，其结果必然是，中国民族工程机械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逐渐消失；国内龙头企业的核心部分、关键领域和高附加值如果被外资控制，行业发展必将出现“外大内空”的危险景象。

　　国企改制要不要外资并购

　　其实，跨国巨头大举并购国内行业的龙头企业并非偶然，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并购重组的一种新趋势。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并购重组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战略性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并购重组主要是为了降低和分散经营风险，90年代的并购重组主要是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和实现一体化经营，而进入21世纪后的并购重组则主要是以提高核心竞争优势为基础的战略并购。这种并购突出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重点、以增强竞争能力为目标、以强势企业联合为特征，加剧了资源向优势企业的集中，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也改变了国际投资方式。因此，跨国巨头大举并购中国行业龙头企业的行为正是这一战略并购的具体表现。

　　拿机械制造行业的外资并购为例，如果说传统的合资并购仅仅是为获得进入中国市场“许可证”的话，如今的合资并购则已经明确为：将国内工程机械企业纳入跨国巨头的全球产业链，通过合法途径实现对中国机械制造市场的垄断。

　　面对如此国际购并的大环境和大趋势，中国的国企改制如何选择？外资并购还行得通吗？

　　经济学界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国有企业就必然会出问题，只有选择产权改革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之策，而产权改革最好是将产权卖给外国公司，据说在国资委内部也有很多人持这种声音；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让跨国公司并购并不是唯一解决不良资产的出路。如果国有企业发展前景良好，过去体制上的弊病应该趁现在的大好时机尽快扭转。成立国资委的目的就是使国有企业真正有出资人的代表，用市场管理的方式，割断过去国有企业多重的行政命令关系，通过实施出资人的办法，使国有企业焕发活力。这本身就是为了使国有企业产权清晰，能够适合市场经济环境。

　　“现在不少人认为国资委的任务就是应把国有企业灭掉，我认为这种理念是非常错误的。这还要看企业的结构，比如搞服装的、搞食品的、搞零售的，历史证明，这些行业让国有企业来管理绝对不行；而象矿山、铁路、电力、国家电网等，让私人去搞也是不行的。所以，不能笼统地说国有企业是行或者不行。我们国家是一个工业和科技竞争力相对落后的国家，面对全球化竞争，不能让产权都私有化，没有了民族工业，国家经济独立就等于是零。”国家发改委体改所研究员高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明确表示，国企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把国有企业灭掉或卖掉，而是要做强做大民族工业。他认为，现在中央提出自主创新，如果这些品牌消失了，创新的主体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创新。

　　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加入WTO以后，面对开放的国际市场，各个产业都面临着外部的挑战。要想保护民族产业，企业不良资产等财务漏洞能否自我填补？如果填补不了，企业在开放市场条件下又如何活下去？

　　“如果要对产业进行保护，在遵守WTO法律范围条件下，财政要有支持力。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确面临两难选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前核心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改革。中国如果不改革只保护，死路一条；如果不改革就开放，中国民族产业到最后难免全军覆灭。

　　强势垄断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近年来，《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涉及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法规和办法相继出台。这标志着中国政策的闸门已经打开，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已不存在任何制度性障碍，外资可以并购的目标企业涵盖多种组织形式与所有制形态的中国企业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

　　不过事实证明，跨国巨头们在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潮中，几乎都将关注目光集中投向国有企业改制。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地方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某些国企来讲，合资绝对是一条出路。国企必须改制，否则后面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无法解决。”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指导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在扭曲的政绩观驱使下，草率选择让跨国公司并购龙头企业的方式来参与其改制。

　　“这是当前国企改制中的一种不正常的倾向，如果原国企产权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另外的国企，则被地方政府一些官员认为‘改制不彻底’，‘改了也等于没改，改来改去还是改到国企的饭碗里’。而跨国公司的财力、技术、品牌等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同时还可兼收‘引进外资’的‘政绩’。”国家发改委研究员高梁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一语中的。

　　从近年来外商投资情况看，外商独资企业比重上升很快，从1985年的0.66%、1990年的不足20%，上升到1999年的38.5%；而从2005年1-10月份利用外资的情况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比上一年同期分别下降11.76%和42.83%，而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同比却增加4.27%和43.63%。

　　从正式对外披露的30多起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案例来看，来自美国企业的并购案件最多，占30.2%；欧盟企业次之，占27.3%；来自东盟国家和香港的企业都占9.1%；日本企业为2例，占6.1%；加拿大、印度等各1例，占3.1%。

　　“跨国公司利用资本运营控股并购我国企业后，通过对我国产业尤其是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将可能垄断或图谋垄断国内一些产业。外资控股并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在于它可能导致的垄断。”白津夫分析说，如果外资并购造成垄断，外商不仅控制国内市场，制定垄断价格和瓜分市场策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容易制约内资企业成长和技术进步。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士意识到了外资对行业形成威胁的负面影响。国家发改委研究员高梁于2005年12月底在《联合早报》上撰文称，“应该反思过度开放的问题”，制定相应对策，给脆弱的国内工业以喘息之机。

不只是在中国，全世界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跨国并购，这使得世界各国的监管机构对此极为关注，各国纷纷制订有关法律对其不当行为进行约束。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重要行业的跨国并购一直实行严格的管制，包括制定完善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审查程序，实行积极有效的行政和法律干预等。可以说，美国是全球第一个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的国家。

　　美国的并购法规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法规组成：一是国会规制并购行为的法律，二是政府规制并购的行为准则。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就制定了《反托拉斯法》，还设立了外国投资委员会，对重要行业的跨国并购进行评估和审查。从我国联想集团并购IBM的PC业务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以及中海油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海尔并购美泰公司等，均因美国政府干预而失败的事例可以看出，一直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美国，对重点行业的并购和垄断也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和限制，为保护本国的产业而建立有关限制性措施，给跨国公司对其并购造成困难。

　　在德国，《公司法》规定跨国收购中，当一个人收购德国公司25%或50%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时，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当收购产生并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这种收购将被禁止。

　　在加拿大，目前，任何超过2亿美元的并购协议都必须经过加拿大政府批准方可生效。

　　此外，韩国已经出台帮助国内企业抵御外资恶意收购的新规则。这项在2005年3月份生效的新规则规定，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的投资者，在公开控制公司经营权的意向后，5日内不得行使投票权且不得继续购入股票。韩国公司成为收购目标后，可以增发股票或发行债券以对抗恶意收购。如果投资者在柜台市场公开收购某公司5%以上股份，目标公司可以发行可转换债券或其他证券以进行自我保护。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对于外资并购，我国有关部门在2003年出台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首次对并购导致过度集中的审查问题作出了规定，提出防止外资并购造成市场过度集中。但从已经实施的30多个审查案例来看，尚没有运用权力作出禁止合并的决定，而且审查制实际上成了备案制。虽然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规定了禁止外商设立独资企业和外商控股的产业内容，但可操作性不高，目前并没有单独制定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而是把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与其他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等同视之，对于哪些领域允许外资并购、哪些领域鼓励外资并购、哪些领域禁止外资并购，主要靠部门内部掌握，缺乏全国统一、透明、公开、操作性强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导向。

　　“在欧洲、拉丁美洲等国家都有相应的限制性法律制止外资并购本国企业。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市场开放条件下，面对外国公司的竞争压力，如果没有经营能力，企业自身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不得不开放股权。而在开放股权上，我国法律又没有明确条文禁止其接管。如果有相应的法律条款规定，外资肯定不会进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规定哪些产业要进行保护。

　　“这轮外资并购，中国不但不限制，而且还在鼓励，任何国家都在限制重要的工业、金融等不能随便允许外人随意并购。我真的为中国捏把汗。”高粱义正词严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外资经过前20年积累对中国投资环境认同后，试图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瓜分掉中国的市场。如果这种瓜分真的得以实现，意味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衰亡，“照此下去，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中国民族工业的百年老店？”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新特点和我们的对策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2月27日 01:05 中国经济周刊


　　★文/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白津夫

　　外商并购投资是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也是目前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对于盘活国内存量资产、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外商并购投资集中在我国关键领域的重点企业，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战略指向。

　　外商并购投资的新特点

　　一是并购的条件越来越苛刻。控股权、控制销售权及财务权、品牌使用权上，外商都提出明确的控制要求。其中在控股权方面，表现得更为迫切，包括最初以参股、相对控股实施并购的跨国公司，现在也在谋求通过增资扩股实现绝对控股。今年上半年，在引进外资中，属于增资和并购项目明显增多，如四川省外资企业增资和外商并购投资额同比增长185%，占全省外商投资总额的56.5%。

　　二是整体布局、全行业通吃。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从过去单向选择，发展为有计划、有步骤的战略行动。从跨国公司比如美国的卡特彼勒对我工程机械行业的并购可见，其整体布局意图明显。

　　三是重点选择行业的排头兵企业。目前，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实施的近乎于是“斩首”行动，专门选择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作为并购的重点，利用国有企业改制和地方推进国有产权改革的时机，加快了并购的步伐。并且不遗余力、不惜血本，意图通过拿下行业排头兵企业，控制战略制高点，实现对整个市场的操控。

　　四是在华并购成为跨国公司的“联合行动”。对我行业排头兵企业的并购，既有跨国公司的单个行动，也有跨国公司间的合作之手，其“联合行动”不免要有“合谋”之嫌。其中既有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也有与投资公司或基金的相互配合。例如在美国卡特彼勒大举进攻中国机械工程行业的同时，美国凯雷投资集团遥相呼应，2005年10月25日，凯雷投资集团以3.75亿美元(约合3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徐工集团85%的股权。如此“绝配”，显然不是简单的巧合。而实际上，凯雷投资的最初收购设想，就是希望转手卖给卡特彼勒公司。但由于在收购协议上有“不许把徐工转手卖给竞争对手”这样的限制性条款，凯雷投资只能暂时作罢。然而，凯雷投资作为风险投资机构退出是迟早的事，当徐工在境外上市，凯雷投资完全可以通过慢慢卖掉所持的股份的方式退出。届时，国际竞争对手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对徐工机械的控制则是顺理成章的。

　　五是采取分步到位策略。对有的重要企业的并购不能一步到位的，跨国公司往往采取分步走的策略，通过逐步渗透、迫使中国企业逐步就范。有时，为了得到一家合资企业，跨国公司在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资以后，就采取让其陷入亏损的办法，直到将合资企业的中方拖垮，中方愿意将整个企业拱手相让，合资企业最后变成了外方独资企业。西北轴承厂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这家企业在拿出铁路轴承这一块优质资产和德国某公司合资后，一步一步地失去控制权，最后不但丢掉了合资公司，而且丢掉了有竞争力的高端主导产品的市场和制造资质。　

　　积极应对跨国公司战略并购的措施建议

　　一是确立明晰的产业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战略产业，整体规划产业发展和企业改革，对于战略性产业和重要企业，外资进入的方式和深度要有明确的界定；对于涉及到战略产业和重要企业的并购重组，必须坚持国家战略利益至上的原则，在服从战略利益的前提下考虑企业的商业利益，避免以牺牲战略利益、长远利益为代价去换取眼前利益。

　　二是积极推进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当前，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重组过程中，更要处理好开放与共赢的关系，既要努力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加快结构调整和重组改革，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规模和水平；又要在开放中保持自主和理性，要树立合作共赢的意识，在对外合作中保持自主、发展自我。不能再搞那种“一厢情愿”式的招商引资，更不能以牺牲自主去换取合作。只有在合资合作中保持自主、发展自我，才能实现长期的合作共赢。

　　三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外资并购发展。正确把握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和特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外资并购发展。既要进一步创造有利于外资并购投资的环境，努力使并购投资成为我国吸引外资新的增长点。也要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引导，规范其发展。同时，要以《公司法》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为依据，推进企业依法改革、规范改制。在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要严格履行程序，理性选择适于企业实际的合作伙伴、合作形式，不能盲目资本化运作，防止以搞运动的方式推动企业改革重组。

　　四是创建多部门联合并购审查机制。重大并购重组活动，要经过专项评估和论证。对于战略性产业和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企业，在实施并购重组过程中，必须通过专项审议。同时，建立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防范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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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中国土壤上的技术领袖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2月06日 20:15 《中外管理》
　　本刊记者 王小燕 周国良

　　当TCL正在为对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并购烦恼不已的时候，上海贝尔则对于与阿尔卡特的股权转让津津乐道。难怪他们自豪，股份转让三年半以来，合资公司不仅每年产生的70多项专利都属于中国所有，而且公司产生利润的50%也属于国资委。仅2005年11月与澳大利亚Telstra23亿美元的订单一项，就为中国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利税收入。通过合资既获得了技术又获得了效益，这在殷切期待用“市场换技术”却大多陷于尴尬处境的中国产业界来说，是殊为罕见也是值得我们关注与借鉴的。

　　从“同场操戈”到“同舟共济”

　　上海贝尔与阿尔卡特的渊源由来已久。

　　1984年，上海贝尔作为中国通信业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宣告成立，股东架构为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占股份60%，比利时贝尔公司占32%，比利时王国合作发展基金会占8%。后来，比利时贝尔被阿尔卡特兼并，其32%的股份也随之转移，阿尔卡特也正式成为了上海贝尔的股东。只是，由于是中方控股、中方决策。在18年间，上海贝尔一直被看作是中国国有企业。

　　起初，上海贝尔引进的是S12程控交换机技术，这项固定通信网络的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在当时绝对是业内领先的，并在2001年时占有了全国固话交换机总容量的1/30。

　　但是，经历18年发展的整个电信市场，早已不再是固网“一网吃遍天”的时代。移动网络、专网……新技术日新月异，当中国土壤中崛起的电信新贵华为、中兴跃马扬鞭之时，仅凭一项利润率不断下滑的固网交换机技术，上海贝尔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尽管每年都在研发上投入数亿元资金，但研发成果所带来的效益远低于预期……

　　而合资案的另一主角——阿尔卡特，此时也正在经历由于行业变化而引起的阵痛。

　　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阿尔卡特，曾经一度大而无当，从电力、运输到造船、酿酒无所不做。但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此长的产品线很难保证各项业务都取得理想业绩。于是在新任董事长谢瑞克的推动下，阿尔卡特从1996年开始回归专业化道路，只在通信领域内进行业务的全面拓展，业务范围上至天上的卫星，下至海底的光缆，当然少不了地面上的各种网络。与诺基亚、爱立信等行业内的竞争对手相比，阿尔卡特在很多领域都居于领先地位，仍是世界第一大电信基础设施供应商。

　　然而，21世纪初，随着全球电信市场陷入低迷，阿尔卡特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业绩、股价都出现了下滑甚至亏损。他们开始把关注重点放在了市场迅速成长的中国。2000年1月，阿尔卡特亚太区总部在上海成立。这是第一家将亚太区总部设在中国的跨国公司，阿尔卡特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可见一斑。但是，阿尔卡特在中国的销售能力和市场关系都比较薄弱，依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在短期内获得突破。

　　这时，急需突破僵局的上海贝尔想要得到阿尔卡特全球领先的技术产品资源和研发能力以及国际销售网络，阿尔卡特则看中了上海贝尔在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和销售团队，以及与中国政府和用户的良好关系。

　　双方一拍即合，决定亲上加亲。

　　2002年5月28日，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公司正式成立，阿尔卡特在买断了比利时政府拥有的那8%股份后，又从中方股东手中收购了10%加1股的股份，从而以50%加1股的股权，成为了新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中方拥有剩余的50%股份(总股份为100%加1股)。此次股改不涉及阿尔卡特的卫星和海底光缆业务。 新公司仍然由中方出任董事长，法方任命总裁。值得提到的是，新公司虽然由阿尔卡特控股，但是仍然属于中国国资委下属的196家大型企业之一，接受阿尔卡特与国资委的双重领导。

　　“黄金一股”的黄金价值

　　可别小看了阿尔卡特拥有的这多出来的“黄金1股”。虽然面值也就是1元人民币，但是因为多了这一股，阿尔卡特得以将新公司的营业收入计入在欧洲上市的集团财报；因为少了这一股，上海贝尔得以使阿尔卡特同意：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作为其亚太研发中心，对新公司开放其除卫星和海底光缆外的全球技术库，在新公司所获专利全部归新公司所有，并在中国注册。

　　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第一次。

　　在此之前，中国通信企业还没有被外资控股的先例。而阿尔卡特以往的原则是只向自己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开放全球技术库。阿尔卡特内部从上市公司角度撰写的研究报告更提出过疑问：只拥有50%加1股的股份，怎么敢把那么多专利放在中国？

　　其实，阿尔卡特为了这一股的破例，对于许多跨国公司而言都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市场，实在是一个输不起的必争之地！更何况，目前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已经完全国际化，全球所有的大型电信企业都已经进入中国，所有有潜力的新兴公司也在不断地进入。世界一流的阿尔卡特此前在中国的发展却落在了许多竞争对手之后，如果这次再不抓住机会，更待何时？

　　而上海贝尔用这一股所换来的，就更为可观。

　　商务部对于合资企业协议的标准文本中有一个技术转让章节(TOT)。一般情况下没有这个章节，合资企业就得不到批准。根据这个规定：技术转让时，转让内容只涵盖经过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部分，再多一点东西都要重新经过转让谈判，过程冗长麻烦，而且中方需要追加大量投入。股改前的上海贝尔就深深体会到这一过程的艰难。但是这次股改的协议中没有TOT，代之的是技术总协议(GTA)。用上海贝尔阿尔卡特高级执行副总裁徐智群的话说：“阿尔卡特昨天、今天、明天的技术，完全对新公司开放，双方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所有产品都在一个大家庭里共享，再不用每做一件事都进行技术谈判。”商务部对此表示：这个模式以前没见过，但这是一个好的模式。

　　而新公司产生的发明专利都留在中国，更是“市场换技术”、“股权换技术”的真正诉求所在。技术转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技术的本地化，而知识产权的归属则是本地化的关键标志。知识产权在中国，集团其它公司或客户使用时产生的经济效益就归属于中国，税收也交给中国政府。

　　阿尔卡特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技术的底蕴、积累和能力，它在世界各地的众多子公司，产生的专利都不属于子公司，而是归集团所有。这样，如果有一天子公司被剥离或破产，总公司的知识产权不至于被破坏。而拿到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对于手中没有控股权的中方来说，除了经济效益和税收上的好处之外，万一出现清算的一天，也会占有相当的主动权。

　　全程参与股权谈判的公司董事长袁欣表示：新公司成立本身就是在更高层面上继承和发扬了上海贝尔“以创新追求一流”的精神。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要走出一条国际资源和本土优势相结合的成功发展之路，成为股东、客户、员工满意的好企业，以及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骨干企业。


　　中国才华+国际管理

　　新成立的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产品种类，得到了极大丰富，由传统的交换设备，扩展到移动、数据、终端、传输、接入等多个品种，涉及到了电信领域的各方各面。但是，这并不等于新公司就拥有了自己的研发能力。对于中国研发人员的能力，阿尔卡特的欧美同事颇多怀疑之声，认为他们能力不行、外语不行……国内也有观点认为：引入好的产品，






通过好的网络销售出去，新公司就已经有了足够的威慑力。但如果没有研发，上海贝尔岂不又一次成为跨国企业的生产基地和加工厂？

　　负责企业发展战略与研发工作的徐智群，对自己团队的能力、才华和情商都有高度自信：“中国人的能力并不低，接受技术、掌握技术绝对没问题。所以美国硅谷对于IC有一个解释：India，China。”

　　而中国在研发上的成本优势更为明显。徐智群介绍：“把整个项目计算进去，我们人均研发成本相当于欧洲的1/4、美国的1/5～1/6。这是直接成本优势，还有很多间接成本优势：我们的人比较吃苦耐劳，老外到了休假时间天塌下来也要去休假，我们的人在市场紧急时可以通宵工作，春节不休假都是经常有的事。并不是我们强迫他们这样做，而是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们更有灵活度和弹性。”这也是很多跨国公司逐步把研发转移到中国和印度的主要原因。

　　但是中国研发人员也有自己的缺点：个人能力都非常强，但是团队合作较为薄弱；意识相对落后，比如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纪律较为松散，你有你的做法，我有我的一套。“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过去长期封闭造成的差距。”徐智群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组织、体制、机制上下功夫。

　　于是，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总裁狄加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

　　狄加曾先后担任阿尔卡特欧洲和南方区执行副总裁，他除了把阿尔卡特相关的流程，如：供应商流程、研发流程移植到上海以外，也注意根据中国人的特点进行一些“特色管理”。例如：在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厂房内的看板上，就有“大家应该有勇气指出错误”一类的口号，而这在欧洲是没有的。“在欧洲，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会马上将问题往上报。但我发现在中国碰到这样的情况，无论同事的问题也好，自己的问题也好，一般来说都不会往上报，而是在同级之间隐瞒。我想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如果问题出现了，而你不解决这个问题，问题可能变得更大。所以，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极力推动大家加强横向沟通，沟通好才能有效地解决。”狄加还表示：在横向沟通中更多强调从正面去引导，及早把问题解决。如果越拖越严重，而给用户带来严重的影响，甚至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隐瞒不报的人就应该承担相关的后果。

　　与此同时，新公司也尽量避免阿尔卡特身上的大企业病。作为总裁的狄加在经营管理上就得到了充分的授权：“在整个阿尔卡特集团内部，我们有很多的规章制度和好的管理流程，但是，作为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从我个人来说，我是完全可以说了算的。这也是董事会的管理体制，董事会对我特别授权，我也向董事会汇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自主的决策权，比起阿尔卡特百分之百控股的企业的决策权要大一些。当然，如果我做得不好的话，他们也可以随时把我给撤换掉。” 而董事会对他的要求就是：更多地自主创新，更灵活地提高效率，更进一步提高用户满意度。

　　阿尔卡特方面并没有食言。

　　为了培养新公司的研发能力，阿尔卡特给予了很多优惠支持，前三年每年将销售额的8%百分之百无条件地返还给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作为研发经费；2002年6月，公司成立了国内首个开放式、端到端的3G网络应用中心；2003年2月在成都成立了光通信研发中心；2005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阿尔卡特亚太区IPTV方案研究中心……去年8月18日，狄加在成都宣布将在成都成立一家年投资3亿元的研发中心，该中心将致力于移动通信技术和解决方案的研发。至此，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的研发团队已经超过2000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1/3。

中国的，世界的

　　但是做研发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股改前的上海贝尔在研发上面的投入也不少，但是与市场需求的联系却并不紧密。股改后，袁欣一再强调技术研发“市场回报”的重要性。

　　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将研发方向确定为“两个驱动”——市场驱动和技术驱动。所谓市






场驱动，是指做出来的产品要符合市场需求。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的主要客户是电信运营商，而现在国内主要运营商都已经是上市公司，他们在进行技术投入时更为谨慎，更多考虑股东的要求，关心的是所做的投入是否带来经济效益，而不能为新技术而新技术。徐智群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研发团队必须要投客户所好，要去了解客户以解决客户关心的问题，而不是自己认为客户关心的问题。

　　而技术驱动是指：以全新的技术来满足客户需求，在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现在随着用户基数扩大，低 端用户不断增加，人均电信消费不断下降，而怎样能在低端用户增加的情况下维持人均电信消费不下降，甚至还有上升，就需要拿出创新的东西。

　　目前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的研发划分为三个阶段：1年、2年最多3年的一般产品研发；3～5年的中期产品研究；以及更长期(如：5～10年左右)的前瞻性研究。前者属于市场导向，主要用于满足市场当前的或近期的需要，分属各个事业部；后两者由公司级的研究与创新中心负责。

　　与股改前上海贝尔只专注于中国市场的定位不同，新公司的研发是立足于中国和亚太市场，将中国市场的需求带到整个阿尔卡特体系中去，推动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徐智群表示：“在新技术的引用，最终用户在网络上享受新技术方面，我们中国的用户丝毫不亚于欧美用户，很多新技术，如：IPTV，不是我们落后于西方国家，而是我们跑在他们前面。”所以，在市场驱动上，在确定一个项目的时候，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的战略部门会对今后一段时间内市场上会发生的情况、用户担心的事情做出自己的判断，去影响或参与总部的决策把中国市场和亚太市场未来发展的需要变成产品的策略，与总部同事们一起确定下一步目标和策略，再转换成产品开发。

　　例如：宽带多媒体接入技术。阿尔卡特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是宽带接入技术绝对的世界领先者。“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调研，2003年提出要从原来以ATM为核心的宽带接入变为以IP为核心的多媒体接入。当时美国、欧洲市场上根本没有这个需要。我们与欧美的同事们不断沟通、不断讨论，用了10个月的时间说服了他们，开发的重心就放在我们这里。“无论是狄加还是徐智群，谈起这个项目都深以为傲。2004年9月，由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主导的研发项目7302 ISAM推出，这是当时业界唯一支持语音、数据、视频三重播放的接入技术，在阿尔卡特集团年度管理年会上获得2004年度唯一一个集团项目大奖。该产品推出后，不仅是中国，美国市场、欧洲市场都大量供货，并在阿尔卡特2004年年底与美国最大的运营商SBC(南方贝尔)高达17亿美元的合同、与澳大利亚Telstra23亿美元的合同中都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与此相关的所有专利收入，都将进入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的囊中。

　　“我们的起点比较高，不单单是国际市场，而是要采纳方方面面的意见，如北美市场、欧洲市场的情况，然后共同确定。”徐智群介绍到。国际化的视野对于提升研发人员的水平具有极大的帮助。通过阿尔卡特内部的人员轮岗制度到欧洲去挂职锻炼的中国人才中，最好的已经做到了阿尔卡特全球移动无线事业部的首席运营官。

　　经过三年的整合发展，目前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的研发中心已经成为阿尔卡特全球三大研发支柱之一、六大研究和创新(R&I)中心之一，人均专利数和人均在国际一流媒体发表论文数都大大超过集团平均数，专利总数占到阿尔卡特集团的1/10，在4G等前瞻性研究项目上的多项专利还填补了集团的空白。狄加表示：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未来的思路是，生产的分量将越来越少，开发的分量越来越大。

　　现在，上海贝尔与阿尔卡特的合作，已经进入了哈 佛商业评论的案例库。虽然三年半的时间断言其成功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走这条路，谁都不敢想象上海贝尔和阿尔卡特会有怎样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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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冰点事件管窥中共党内斗争

从冰点复刊后的人事安排看，李大同的背景实在不可小觑。他不仅能够动员不下十位中共自由派大佬炮轰中宣部，而且有将申述书递交胡锦涛的管道。旧冰点的第一第二号人物去职后，新冰点的主编居然是旧冰点原班人马中的第三号人物，副主编则是李大同的老婆！我以前说过袁伟时的文章授人以柄，现在刊登一篇反驳文章则是恰到好处的给中共左派下了台。
总的来说，冰点事件是新闻媒体反审查的一次重大胜利。对比新京报的处境，就可以看出，至少目前我们应该寄希望于中共内部的改革力量。由于中共的高压政策，民间力量不仅不堪一击，而且也没有治理中国的能力和背景。所以现在我只好为中国的未来祈祷中共变好，否则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其他的领导力量。再有就是冰点事件成就了一个天涯网民：子乔。甚至到目前为止，依然有很多人认为子乔的文章比张教授的文章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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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中国历史教科书风波忧思

《明报月刊》3月号

面对至今尚未止息的风波，察古观今，感慨良多。
在《冰点》停刊整顿的处理决定中给拙作定下的罪状是：“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云云，由于对这些“纪律”及其法律根据毫无所知，无从讨论。形象如何受损、影响如何恶劣，众所周知，不必赘言。其他莫须有的罪名，不仅是对个人尊严的侵害，更令人忧虑的是我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生存环境。

狼奶不能再饮

拙作《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写于2002年6月，登载在《东方文化》双月刊第六期，销路很好；放到网上，点击率和转发率高得惊人。时间过去整整三年，《冰点》拿来重新发表，竟然触发雷暴！对我说来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

拙作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企盼不要再给我们的青少年再饮“狼奶”。什么是“狼奶”？
1979年5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五四运动讨论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在大会报告中介绍张志新烈士悲惨遭遇后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这句话可圈可点！在我看来，所谓狼奶就是19世纪以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片面化的观点。

前者妨碍中国吸收世界世界先进文化。
后者动辄把人们的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看作阶级斗争新动向，为肆意剥夺公民权利的暴政和暴民专制提供根据。
错误思潮一经形成，习非成是，成为融入人们脑袋的思维习惯，要清除其影响十分不易。可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要使公民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这些百年积垢非清除不可。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从娃娃开始，化除戾气，培植宽广的胸怀，既尊重自己，又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尊重别人，尊重其他民族，为构建平等、和平的世界，民主、自由、法治的中国社会奠立坚实的思想基础，而我国的历史教科书不符合这个要求。为了揭示这个不正常的现象，笔者写下这篇文章。
去年，胡锦涛主席把民主、法治列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措施，空谷足音，令人高兴。
不过，在强大的传统面前，要落实这些思想实非易事。拙作的遭遇就是一个实例。

所谓“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

拙作主要讨论了火烧圆明园和义和团事件，在指责侵略者罪行的同时，也总结了清政府操纵民众所做的错事乃至罪行。百年前的陈年旧事，不论说得对还是不对，平心静气好好讨论，大家得益。不料飞来的是几顶政治帽子！
关于前者，笔者开宗明义就指出：“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也是中国人民心头无法磨灭的创伤。”结论是：“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澱，不是朝夕所能改变的；侵略者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的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i]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
关于后者，我的结论是：“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ii]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白纸黑字，哪里有“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的影子？

这篇拙作要回答的问题不是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而是在谴责列强侵略的前提下，讨论更高层次的问题：怎样才能有效地反对侵略、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我的结论是：“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这是反复研究19世纪中国惨痛历史教训后作出的结论。

19世纪的大清帝国已经腐朽不堪。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改革也已刻不容缓。鸦片战争后魏源便一再鼓吹“以内修为外攘”，即通过内部改革达到驱除侵略者的目的，并在《海国图志》中相应地提出了一个改革纲领。此后，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学习西方、改革自己，谋求自强，是对抗列强的唯一正确道路。冯桂芬、王韬、郭嵩焘、薛福成、黄遵宪、郑观应等人苦口婆心反覆论证的正是这条道路。恭亲王、文祥、李鸿章等开明官僚也支持这种主张。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概括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这部巨著中反复鼓吹政治上“设议院”；经济上依靠私商进行“商战”；教育领域必须兴西学，改革考试制度；文化上要支持报馆，痛斥“暴君污吏必深恨日报”；如此等等，中心思想就是从制度改革中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至于众所周知的康梁的维新变法，更是推动思想变革与制度变革的运动。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倭仁、刚毅等顽固派和只会空谈的清议派。对待制度改革的态度是真爱国还是空谈误国的分水岭，是真正维护国家独立还是为列强摧残中国提供藉口的试金石。

但是，在多方掣肘下有识之士的主张无法实现。抗拒改革的力量特别是不愿进行制度改革的势力成了19世纪大清帝国的支配力量。代价是悲惨的：一亿多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而且绝大部分死于中国人自己的刀下和饿死；赔给外来侵略者约七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十多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其中最大宗的赔款是由义和团事件造成的。孟子说：“反求诸己”；毛泽东一再宣扬内因是决定性因素。面对如此巨大的挫折，历史研究者从内部寻找原因，铭记历史教训，有何不可？而这样思考有罪，究其原因，恐怕还是极端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绝对化的阴魂在作祟。

所谓“严重违背历史事实”
任何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探讨，当然只能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决定》没有指出拙作究竟在哪些地方“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网上反对拙作的文章，除了那些肆意漫骂令人为写作者的品格和学养如此低劣摇头的大字报外，也有几篇严肃地思考了一些问题。他们的责难，归纳起来有三个：（1）侵略者打到家里来了，一切反抗行动都是有理的。（2）义和团破坏现代文明设施是阻击侵略军的行动。（3）义和团破坏现代文明设施是清政府镇压迫出来的。坦率地说，这些责难后面还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为此目的不顾历史事实。

关于义和团，文化革命闹得天翻地覆之际，毛泽东写了一段著名的的“最高指示”：“究竟是中国人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北京版）所有的辩护词，似乎没有超过这个水平。中国的大门确实是被迫打开的。问题是进来的不仅是手持武器的侵略者，还有大批的商人和传教士。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在中国领海甚至内河有列强的军舰游弋，领土上有外国武装驻扎，当然是侵害主权的莫大的屈辱。可是，当你的国力不足驱逐他们的时候，应该卧薪尝胆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主动袭击他们？又以传教士来说，他们良莠不齐，其中固然有仗势欺人的不法之徒，也有为中国的文化教育医药乃至外交和其他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友好人士。翻翻19世纪中国教育史、新闻史、法律史、翻译出版史和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发展的历史，那一领域没有得到西方在华友好人士的帮助？洋人不等于都是帝国主义者，即使是列强的官方代表，也要按照国际法以礼相待；笼统说反抗甚至打杀他们就是有理；肯定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严肃态度。

鸦片战争后，处于弱势的清政府操纵广州士绅，连续十多年进行反入城斗争，成为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增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误国殃民的蠢行还是应该歌颂的正义行动？

又以义和团事件来说，其中重要原因是农民和天主教徒的利益冲突。鸦片战争以后，此类矛盾连绵不断，清政府总结经验后已经懂得，督促神职人员约束教徒和官员及时依法秉公审理有关案件，矛盾通常都能得到解决。在义和团事件中，是顽固派操纵无知农民杀害无辜，杀害外国人，为帝国主义入侵制造了藉口，给国家带来空前的灾难。1900年6月24日，慈禧甚至下诏，命各省督抚屠杀洋人。我国的教科书竟没有一字提及！谴责这些罪行，让后人牢记历史教训，与“为帝国主义侵略翻案”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怎么能混为一谈？

义和团和官员残杀的洋人是231人；而残杀的中国人数以万计，财产损失巨大；给外国的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国家形象的损害更难以数计。因此，包括孙中山、鲁迅、胡适和20年代以前的陈独秀在内的知识阶层的许多人，都曾毫不含糊谴责义和团是“拳匪”。有的学者绞尽脑汁为他们的罪行开脱，歌颂义和团的书籍汗牛充栋。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但是，笔者无法认同他们的结论。

任何政府都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之初，就留下乱杀和抢掠“教民”（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非教民的记录。1896年7月他们就“藉毁教之名，既拆教堂复抢盐店”。说得透一些，其实他们所谓反洋教很多时候也是一种藉口。1899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昌、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94页，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任何政府对这样的行为都不可能坐视不理。义和团的烧杀抢掠不能归罪于清政府。

1898值1900年间流传、被研究者称为“义和团主要文献”的歌谣写道：“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烧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义和团文献辑注及研究》第3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当时的愚民对外来文化的认识，把摧毁铁路、电线说成是战争的需要，显然是诡辩。

再看看他们行动的具体日程吧。各国援兵抵达天津海口是1900年6月1日的事；6月10日西摩率联军向北京进军；6月17日联军攻打大沽炮台。在六月以前，各国除了增兵保护使馆外，没有新的侵略战争行为。义和团的反文明罪行则已惨不忍睹。仅以5月为例，5月12日在直隶（今河北）涞水“拳匪……将南高洛村教民居住之房屋，放烧约四五十间，并在井内，见有杀伤男女大小约二三十口”。（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四）371页）13日又在定兴县烧教民房屋十数家。5月26日起开始烧和拆毁芦沟桥至保定的铁路、拔电杆，京郊琉璃河车站和涿州铁桥亦被烧毁，芦保铁路交通中断。5月31日则保定以南的铁路、桥梁亦被拆毁或焚毁。也就是说，他们肆无忌惮破坏铁路和通讯设施等等，时间在八国联军入侵以前，地点是与阻击入侵者毫无关系的芦沟桥到汉口的铁路。至6月6日，京津铁路亦遭破坏中断。后来更是愈演愈烈，罄竹难书。

义和团要消灭的不但是铁路，还有洋货、洋学堂及其学生等一切沾有洋味的人和物。如在北京，“凡卖洋货者均逃闭。否则，团民进内，将货物打碎，然后将房焚毁。住户亦是如此。各街巷抛弃煤油如泼脏水一般，各种煤油灯砸掷无数，家家户户尤恐弃之不及，至贻祸害。”“京中各坛团民借端生事，攪扰不堪。凡夙昔略有微嫌，即悮指为‘二毛子’，或一人，或全家，必搜寻砍毙。甚至三五岁幼童亦不留一线之延，惨不忍闻”。（仲芳氏：《庚子纪事》第13、22页，中华书局1978年北京版）类似罪行，遍及各地。这叫什么反抗侵略者的需要？

更令人担忧的是，歌颂只要自认为有理就可以杀人放火，究竟会给我们的少年儿童的心灵留下什么？

摧残学术、文化和创造力的体制，此时不变，更待何时？

1957年，毛泽东反复申说：“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不幸，他自己言行不一，把11％的中国知识分子（当时毛泽东说，全国有高中以上的毕业生500万左右）打成右派，人为制造了在文革十年中达到高潮的连绵不断的阶级斗争，后果不堪回首!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时至21世纪，还有人要违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继续沿用行政命令和强制的办法粗暴地对待思想、学术和文化的争议。

其实，人的认识千差万别，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有不同观点，非常正常。除非法律作出规定（如德国不准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纳粹），让大家自由讨论，由读者作出判断，是唯一正确的途径。拙作讨论一百多年前的陈年旧事，它既不影响社会稳定，更谈不上威胁国家安全，有些人认为这是大毒草，在《冰点》和其他报刊上各抒己见，辩驳论难，澄清是非，涤瑕荡秽，提高读者的辨别能力，有何不可？这是常识，也是各国《宪法》几乎都有的保障学术、言论自由的制度。不顾《宪法》明文，向常识挑战，何苦来啊？

这件事发生在中共中央负责人一再为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不足而着急和大声疾呼的时候，特别显得突兀。

在一些人心目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要放手创新，而人文社会科学则要加紧管制。这是忘记历史教训的非常危险的想法。有两件很值得认真思考的事实：

1．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究竟有哪一次学术、文化和思想批判收到了良好效果？

2．半个多世纪来，给国计民生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的举措，无一不是人文社会科学观点的错误加上没有民主法治造成的。痛定思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弄得鸦雀无声是非常危险的。

在无法穷尽的社会和自然现象面前，任何人都应保持谦卑的态度，严格遵守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民主、自由制度。中国人吃一个脑袋代替全中国人思考的苦头已经够多了，换上“阅评组”若干个脑袋也不可能比“伟大导师”还要伟大。不是这些同志不聪明，而是这样的制度不适应学术文化的发展。

就在发表拙作的那一期《冰点》上，一篇《忆沈从文：作家死了》的短文看后令人非常难受。“沈从文的个人心灵史上，1949年是极为苦痛的一章。当年3月，他两度自杀……获救后，沈从文一度‘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在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看来，沈从文受到‘致命的一击’，是1948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 沈从文（1902～1988）无疑是20世纪中国才华横溢、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可是，1949年以后，他的创作终结了。稍为了解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孤立的现象。1949年以后，除极为个别的作家的个别作品（如老舍的《茶馆》），一大批早已成名的作家在1949年以后都写不出引人注目的作品。原因无他，就是精神受到不应有的压抑。

粗暴地对待知识阶层和知识产品既伤害国家形象，又损害国家长远发展，千万不可等闲视之！文化学术科学技术是高度复杂的精神劳动，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环境，人们的创造力不可能充分释放。创巨痛深，务必不要重蹈覆辙！

中国社会发展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从制度改革中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任务，而政治体制滞后，已经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改革的中心和成败的关键是能否落实胡锦涛主席把民主法治列为建设和谐社会首要措施的指示。这也是把中国人被压制的创造力释放出来的关键。围绕这个关系中国前途的中心，许多制度应该重新审视。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关乎几代人的精神状态和学术文化发展，其改革更加刻不容缓！

[i] 周佳荣等编著：《会考中国历史》上册，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269－270页。

[ii] 周佳荣等编著：《会考中国历史》上册，313－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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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企盼学术、文化讨论回归理性、宽容、自由、平等的正轨

2006年3月2日
【明报专讯】《冰点》今天复刊，刊登了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以下简称《反》文)。拜读以後，有几点感想
第一，迈向正常轨道的第一步。
总的看来，《反》文是力求在史学围内讨论问题的。与一个多月以来的状况不同，《反》文没有乱扣帽子、大打棍子，开始回到讲事实、摆道理的常态。这是值得欢迎的进步。其中还有一些很不恰当的非学术的词句，引起一些读者的反感，我想还是应该用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一时难於自拔的旧的思维习惯。
时至今日，中国思想、学说、文化领域面已经出现了多元并立的局面。对历史和现实事件，各种人会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解读。应该拿出足够的智慧和宽容的心态直面这种多元并存的局面。各方(不单是一方)都要对当前文化发展、学术发展的大局有个清醒的认识不可能有思想的统一、观点的统一，不可能出现大一统了面对这个局面，需要回到平等的自由的讨论。
否则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很容易回到文革状态。「文革」一开始，在批判彭真的文化汇报提纲的时候就提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没有什麽平等可言的，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结果是斯文扫地，冤狱遍域中，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飞速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大陆却全面大倒退。所以，不愿意回到平等的、自由的讨论就或迟或早会回到文革状态。我想，付出了这麽大的代价之後，愿意回到这个局面的人很少了。
今天，知识或者人力资本已经成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首要因素。摧残学术文化，就是戕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全球化的大潮又一次把各国推到十字路口能不能营造一个让人的创造力自由发展的制度环境，是决定国家盛衰的关键。让权力成为学术文化是非的判官，必定带来灾难性的後果。唯一出路是让学术文化回归自由探索、自由讨论的天地。对多灾多难的中国说来，重要的一条是各方君子均要多考虑国家发展和人民的福祉，扫除各种稀奇古怪的障碍。
其中之一是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陈腐思维。
拙作《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讨论19世纪的问题，希望改进历史教学，本来是十分平常的学术讨论，批评的是咸丰皇帝、慈禧太等颟顸的统治者误国殃民的罪行，怎麽扯到攻击社会主义、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上去了
就在前几天，几位自称「左派民族主义者」的人士，大骂《冰点》原主编李大同先生「背後有洋人和民间资本利益集团的主子」袁伟时则是宣扬「洋奴影射史学」说话要有根据。你们不懂历史却要大放厥词，往自己脸上擦黑、出丑倒也罢了，人身攻击是极为下流并要承担责任的。请问这些先生哪一位是李大同先生的本国和外国的主子你们知道不知道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多少学者、知识分子在「影射史学」的大棒下身亡所谓「洋奴」、「买办」的罪名又坑害了多少无辜你们究竟想干什麽
《反》文值得欢迎之处是开始摆脱混淆学术和政治的糊涂、愚昧的习惯，讲出一番道理，列出一批史料。是对，是错，可以慢慢讨论。如果《冰点》周刊的新任主编有足够的远见和权力，发表批驳《反》文的文章，那就为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回归正常的轨道迈开了重要的一步。我为我的祖国馨香祷祝，企盼不要有人为学术文化的发展设置不应有的障碍
第二，怎样反帝反封建
说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问题，本身没有错。但是应该将涉及的内容具体化。
所谓「反帝」就是维护国家的独立。所谓「打倒帝国主义」无非是各个国家取得自己的独立，结束殖民体系。
什麽是「反封建」核心一点就是在自己国家面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文革」结束後，中国很多老革命和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中国的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这就是一心一意夺取政权而没有把制度建设摆到应有高度的恶果。
1895年，严复就看到这一条了。他说「国贵独立，身贵自由。」这是「反帝反封建」最好的诠释。
我的文章讨论的不但是「反帝反封建」，而且是怎样去「反帝反封建」。《反》文却停留在要不要反帝反封建这样比较低的层次上讨论问题。
第三，史料和观点失误举隅。
历史学家发言的根据是史料和高远的观点。愚意以为《反》文有好些史料和观点也经不起推敲。详细讨论只能待诸异日。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义和团的事件不单是对洋人的抵抗，更大规模的是屠杀本国人民。为什麽通篇没有提到屠杀本国人民这是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的重要罪行。1898年开始，义和团(包括其前身)一直屠杀本国人民。屠杀本国人民比杀掉的外国人民多100倍以上。杀掉的外国人有321人。杀掉多少本国人，这个数字一直没有算清，但是最少不是100倍而是几百倍的问题。但是这样重要的问题，《反》文避了。
又如外国人入广州城问题。《反》文强调是对条约有不同理解。即使按照《反》文说法，条约规定「外国官员可以进入广州城」，但是事实上这一点也做不到。文章虽然口口声声讲反封建，却没有谴责当时广州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和咸丰皇帝怎麽「误国」。他们以为「民气可用」，操纵士绅组织民众阻止外国人入城拜会官员、游览、做生意，结果惹下大祸。
又如《反》文说「中国今天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华民族今天能够跻身於世界民族之林，不是靠学习西方列强得来的。」
改革开放以前为什麽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改革开放以後为什麽中国会发展得这麽快是学习东方还是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从哪来的邓小平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不要纠缠於姓社还是姓资，而是以「三个有利於」为标准来考虑国家的发展，《反》文说这样的大话，是不是有违背邓小平思想呢
袁伟时
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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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冰点》复刊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

——评袁伟时教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note:《冰点》1日复刊

作者：张海鹏

哲学教授袁伟时近些年阑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自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发表了若干论著，被某些人称许为“公共知识分子”。今年1月11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以下简称“现文”），引起广泛关注，网民评论如潮，一些网民给予了强烈抨击，赞成者亦有之。原来此文前几年曾以《现代化与中国历史教科书问题》为题发表于《东方文化》，此次稍加改动，不顾学术界的通行规则，再次抛出，可见袁教授对此文的钟情与执着。

“现文”以历史教科书为题，全面否定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善意地对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提出批评或者修订意见，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全面否定中学历史教科书，其动机如何，就值得怀疑了。通观“现文”，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其矛头所向，是要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不能不引起关注。

史 实 辩 正

“现文”一开始围绕第二次鸦片战争发难。它说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比大陆编得高明，它把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结论是：“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这四点，对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而言，阿罗号事件、马神父事件，“现文”已经引证；修改条约，教科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课的开始两次提到，“现文”视而不见。除了外人入城问题，我们的教科书都讲到了。差了外人入城问题一条，就变成天大问题，就要兴师问罪，就不符合历史实际，就不是合格的历史学家。基本一样的答案，却有两把不同的量尺，作者何其不公正也！

“现文”接着指出，“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何谓两条根本原因？作者回答一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即外人入城问题），另一是修约问题。这是两条表面原因，绝对不是根本原因。把这两条所谓根本原因告诉我们的孩子，是误人子弟，是隐瞒了历史真实。根本原因是什么？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满足！《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虽然从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但还要取得更多的特权。它们还要求在中国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国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设立使馆。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宇和教授近年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证明，英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很大程度是要強迫清政府把鴉片貿易合法化，以保障当时英国在华最大的经济利益 —— 鴉片貿易。[i]谋求在华的全面经济与政治利益，

这是它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场侵略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问题只在发动战争的时机和借口而已。这个根本原因，“现文”向读者隐瞒了。但是，中学历史教科书却清楚记载着：“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美三国不满足既得利益。他们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1954年夏，英国首先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谋求增加沿海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内地自由贸易等特权。”这样的写法，简明地写出了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真正原因，揭示了历史事件本来面目，不是比“现文”更符合历史事实吗！

要求修约，是西方列强企图从中国拿到更多权益的策略手段。早在1853年，英国就利

用最惠国待遇和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有关12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向中方提出修约要求。这年5月，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文翰提出修订《南京条约》问题，要他向中方提出：中国应毫无保留地给英国人开放全部城市和港口，英国人走遍全中国不受任何限制。文翰接到训令时，太平军北伐部队已攻进天津附近，文翰感到太平军与清政府之间谁胜谁负难料，就把训令搁置起来。7月，美国向清政府提出帮助镇压太平军作为诱饵，以修约扩大在华权益。清政府怀疑美国的动机，没有接受。其实，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学者早已指出，英国要求修订《南京条约》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南京条约》是一项政治条约，不是商约，没有修订的规定；而修约本身不能包括在最惠国待遇之内。[ii]英国利用中国当局不了解欧洲人的国际关系知识，加以蒙哄和欺诈，清政府只有被牵着鼻子走了。

1854年，英国、美国、法国都积极活动修约。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会见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后，认为包令正“十分急切地想以重要行动来标志他的到华，急于想一下子解决与一个极端复杂的任务有关的各项问题”[iii]，这种说法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想以战争行动解决修约问题。但是对于英国来说，采取战争行动解决修约问题的时机没有成熟。最大的原因是，英、法联盟正与俄国为分割和奴役土耳其打着克里米亚战争，英国的军力布置在克里米亚战场上。所以英国政府训令包令在修约谈判中要严格避免使用武力，只要中国承认修约的原则，实际谈判不必马上进行。1855年，美国任命传教士伯驾为驻华公使，给伯驾的任务，是要他从清政府取得公使驻京、无限制扩大贸易以及取消对个人自由的任何限制等三项主要权利。伯驾知道，《望厦条约》只规定了12年后作细小的修改，但他认为：“为了达到各国政府的最大利益，不仅细小的修改，而且激烈的变更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必须采取强硬手段”[iv]。他在来华前，遍访了伦敦和巴黎外交部，取得了一致意见。1855年8月，伯驾希望北上渤海湾，逼迫北京政府举行修约谈判。包令说：“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从中国取得任何重要的让步”[v]。因为各国军舰尚未调到远东来，没有军力支持，这次北上行动未能成行。这就是说，用战争手段，达到逼迫清政府同意修约的目的，这已经是既定决策。关于这一点，我再引用下面的材料加以证明。研究远东国际关系的历史学家、苏联人纳罗奇尼茨基写道：“还在1850-1854年，英国政府已在考虑对中国发动新的战争。1850年9月29日，巴麦尊写道：很快就可以通过对扬子江下游重要据点的占领以及切断大运河的交通来对中国实行‘新的打击’。他写道：‘中国人在对唯一能使他们信服的论据——大棒论据退却以前，就不仅应该看到这根大棒，而且应该感到这根大棒确实打在自己的背上’。1851年9月，巴麦尊询问包令究竟在什么时候最宜切断对北京的大米供应，中止大运河和长江会合处的粮食运输。”[vi]战争已经逼近中国人的头上了，可惜当时的中国政府还浑然不觉。可惜，过了150年的今人，在写作“现文”的时候，也浑然不觉！

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俄国战败。这时候，英、法、俄国都把眼光投向了

中国，各国军舰都可以移师中国了。在克里米亚战场上厮杀的对手，在中国成为了合作的伙伴。利用战争手段已经决定，侵略者总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正在这时候，马神甫事件发生了。尽管这是一个突发的个别的事件，对于法国来说就是一个好借口，但是，对于英国来说，这个借口还不太有力。不久，亚罗号事件发生了。[vii]。历史进程的真实就是，殖民主义者要寻找侵略中国的借口是不难的。20世纪初法国的研究者研究了资料后指出：包令“要向中国启衅，不愁找不到合法的借口；如果需要的话，他还有本领找到比劫持‘亚罗’号更好的借口。”[viii]

以上史实说明，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定要打起来的，并不因为中方的什么态度而转移。而要打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强要越过条约特权在中国谋取更大的利益。“现文”说了好多，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下面要说一说外人入城问题。其实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茅海建教授研究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入城问题，我这里引用他的基本结论，看看是否像“现文”所说只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那样简单的问题。《南京条约》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该五处城邑。”这就是说，一般英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旅行者及其家属）可以居住在港口，英国女王任命的外交官则可以住在城邑。中方认为，按中文字义，城邑不一定指城内，条约未给英国人入城的权利。《南京条约》英文本把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译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认为Cities and Towns就可以指城内，因此，英国外交官和一般英国人都可以入城。中英双方在条约约文的理解上，发生了很大歧异。按照欧洲人的国际法，《南京条约》的两种文本（当时没有第三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条约签字时未声明以哪种文本为准，在文本的解释发生歧义时，应允许各方各执己见。事实上，这两个文本都是英国提供的。这就造成了入城和反入城的同一法律来源的不同解释。在中方看来，英人要求全面履行条约的理由不充分。其实中国官方在英国的压力下，已经同意英国人可以入城。但是广州城厢内外社团、士绅坚决不同意英国人入城，甚至不惜开战，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协”为由，推迟入城的时间。茅海建认为，入城并不能给英国人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英国人更多侧重于心理方面。在英国人看来，他们是“高等民族”，拒绝入城是对他们的污辱，他们企图用入城的手段来击垮清政府力图保持的“天朝”颜面。[ix]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暴行和鸦片战争后多起英人恃强作恶的中外纠纷事件，是造成广州民众仇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广州民众的仇外情绪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当时有其发生的条件。[x]这个评论是客观、公允的。反入城斗争坚持了差不多15年时间，中英之间有多次交涉，这样复杂的事件，要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解释清楚是难以做到的。历史教科书的编者从少年学生的接受程度出发，不讲入城、反入城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违背历史的真实。“现文”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意在挑剔，意在否定教科书，同时也表示作者的知识程度不够。

侵略者只讲利益追求，不讲程序正义

“现文”在评述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马神父事件的时候，拿出了一个杀手锏，叫做程

序正义优先。“现文”写道：广西西林地方官员把马神甫处死，“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咋一看来，程序正义优先，颇为吓人。似乎有了这一条，法国发动侵华战争，就有充分理由了。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被中国守军击退，让英法使节少带从人“绕个大弯”从北塘登陆进京换约，也违反了程序正义优先的原则，中方理亏，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就有理由了。这真是奇妙的逻辑！

在“现文”作者看来，来自欧洲的英国人、法国人最遵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实际上，这些貌似遵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的殖民主义侵略者，来到中国从来没有遵守过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

以马赖案子为例，马赖违法传教在先，而且在传教地区作恶多端，地方官员未能把违法的马赖解送领事而加以处死，违法在后。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为什么不是马赖或者法国首先理亏呢？请英、法、美、俄公使从北塘登陆进京换约，是主人的安排，这也是一种程序正义呀，为什么英法联军要率领军舰进攻大沽炮台？守军如果束手待毙，就是遵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吗？美国公使按照清政府安排从北塘登陆，顺利完成了中美《天津条约》的换约，如何来解释所谓程序正义优先呢？

其实，英国人、法国人从来没有以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来同中国打交道。前已指出，他们不过是把马神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当作开战的借口罢了，而开战是早已决定了的。又以大沽之战为例。当法国人知道清政府已经在大沽口设防，仍然决定与英国公使乘炮舰从大沽口溯白河到天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报告法国政府说，他们不但能应付困难，并且预先要激起某些困难，使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xi]英国公使普鲁斯给英国政府报告说：“我们不得不在天津给予中国政府另一次教训，……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顺从我的要求，我已准备凭借武力威胁来索取。”[xii]普鲁斯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坚持经大沽口溯白河进北京。英法联军在充分准备下（仅英国舰队就有战舰、巡洋舰、炮艇共十余艘，士兵2000人），[xiii]1859年6月25日下午向大沽炮台突然发动进攻。大沽守军进行了坚决回击，激战一昼夜，击沉击毁英法兵船十多只，毙伤英国士兵464人，法军14人，英国舰队司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狼狈撤走。英法军舰首先向大沽炮台开炮，大沽守军回击，完全是正义的。不容置疑，大沽事件的责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一贯同情被侵略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克思在1859年9月13日评论道：“即使中国人应该让英国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道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环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xiv]

实际上，清政府已经同意在北京换约，并且安排了大臣到北塘迎接英法公使，安排了沿途招待照料，在北京城内安排了公使住处。清政府从安全出发，指定了公使进京的路线，规定可带随从，不准带武器。这些安排完全合乎当时国际关系的准则。欧洲人制定的国际法没有规定可以携带武器到他国首都去交换条约批准书！这些安排完全符合所谓程序正义的要求。可是在“现文”那里，恰恰又是中方理亏！当大沽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反诬中国破坏条约，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实行“报复”。英国《每日电讯》甚至狂叫：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并占领北京；应教训中国人，英人应该成为中国的主人；应该像领有印度的加尔各答一样，把广州保留在自己的手里。马克思当时在评论大沽事件时写道：“难道法国公使留住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法国公使以率领法国远征队强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

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白河冲突并非偶然发生的，相反地，是由额尔金勋爵预先准备好的。”[xv]马克思是研究了英国公使和记者从中国发回的报道写下这些评论的。请读者对照一下，马克思的立场与“现文”作者的立场相差多远！“现文”作者的屁股究竟坐在哪一边，同情心究竟在哪一边，他的历史理解力和判断力如何低下，他对历史事实的掩盖如何笨拙，不是很清楚了吗。

资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遵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这里还是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举例。

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因在澳门望厦村签订，又名《望厦条约》），是中美之间缔结的一项商约。它的第34款规定：“合约已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又和约既经批准后，两国官民人等均应恪遵，至合众国中各国均不得遣员到来，另有异议。”[xvi]这里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望厦条约》“不得轻有更改”，中美两国“均应恪遵”，美利坚联邦各州（“至合众国中各国”）不得派人前来对此另有异议。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在12年后“稍有变通”呢？条件只是因为“至各口情形不一”（“现文”引用时恰恰把这几个字删掉），涉及到贸易及海面各款时，可以稍加修订。这实际上指的只是细小的修订。美国以及各国清楚这一点。中方也清楚这一点。1855年5月，美、英、法三国公使先后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在北京修订《望厦条约》，为此清政府指示说：“各夷议定条约，虽有12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为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xvii]，清政府的认识是合理合法的。按照所谓“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理”，英、法、美各国都没有提出大段修改条约的权利；即使稍加修订，也需要通过外交途径，与清政府商议，“公平酌办”。如果清政府不同意修订，只好等待。以武力逼迫签订的条约是无效的。马克思曾经援引前任香港首席检察官致伦敦《晨星报》的声明，那份声明说：“无论这个条约是怎样的，但既然英国政府及其官吏采取了强力行动，它早已失去了效力，因而大不列颠王国至少已没有权力享受这个条约所赋予它的优先权利和特权。”[xviii]这就是程序正义优先。但是，如前所述，英、法、美、俄各国哪一国遵守了这个原则？“现文”作者为什么不对此加以指责呢？至于“亚罗”号事件，英国人为它制造的各种舆论都是虚假的，包括在香港登记、船长是英国人，亚罗号升上了英国旗，中方稽查人员扯下了英国国旗等等，只是把事实的真相向中方隐瞒而已。这一方面，黄宇和教授根据从英国获得的历史资料有详尽的研究，请参考黄宇和著作，[xix]此处不赘述。

如何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

1842-1860年间，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以《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为标志，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形成了束缚中国发展进步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正是这个条约体系，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5年的《马关条约》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完全形成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0世纪20-30年代，当时的进步学者，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各个层面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共产

党的杰出领导人毛泽东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肯定并总结了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分析，并据此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可以说，在近代中国109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中国的革命政党推动的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旋律。这个革命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谋求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以谋求国家的民主进程。在基本上完成了这个任务后，在人民掌握了国家的主权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才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这是积109年及其后56年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凡是尊重历史的人，无不尊重这样的历史经验。

“现文”以“现代化”为题，主张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要抵抗，否定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题，抵抗侵略是犯了“大罪”，质问抵抗“是奉了什么样的命令”，嘲笑这样的抵抗“能算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吗？”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例子，最鲜明的是对待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侵略上，令人难以理解。

“现文”攻击“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说义和团犯了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现文”特别指出：“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总之，义和团十恶不赦，似乎应该从地球上，从中国，从历史上开除出去！

在这里也要辩正一个历史事实。“现文”说：“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号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的作者，再次在这里暴露了对历史事实的无知。小学生都知道，是先有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长期侵略，才使得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北方各省农民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只得利用旧式的组织形式，以农民可能采取的落后的方式，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尽管这种运动带有笼统排外主义的倾向，是后人需要吸取历史教训的。

网友子乔通过大量事实的举证，证明“义和团开始广泛宣传拆毁铁路、电杆，正是在列强以战争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时候，而采取大规模实际行动，则正是在清政府镇压期间和八国联军战争期间。”[xx]子乔在早前的评论中还指出，“从1898年至1900年4月底，除山东高密县外，各地义和团和其他民众并没有大规模的拆毁铁路、电杆的行为，连这类口号都较少；从1900年4月底至8月中旬，‘义和团在京津地区和直隶、东北一些地方，广泛地掀起拆毁铁路、电杆和焚砸其它洋物洋货的活动，还采用遍贴传单的形式造成强大的宣传攻势’，而第一次大规模的实际行动，国内外学术界一致认为是从5月27日开始的。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不但义和团拆毁铁路，清政府也命令清军拆毁铁路以阻挡敌军；从1900年8月中旬北京陷落到1902年各地义和团运动失败，‘拆毁铁路电杆的活动与宣传转入尾声，而日趋销声匿迹’”，“即便是在运动的高潮中，义和团也没有‘逢洋必反’”。已有的这些行动，基本上与敌视现代文明无关。[xxi]据美国历史学家施达格在1927年前的研究，在“1900年5月31日之前，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外国人是死在拳民手上的；唯一的一个就是卜克思先生在山东的遇害”。[xxii]1900年5月31日晚，英、俄、美、法、日、意六国士兵共356名自天津抵达北京。6月3日，还有一批德国兵和奥匈兵到达。据马士统计，总共到达北京的武装人员有451名，其中两名军官和41名卫兵保护西什库天

主堂（即北堂），17名军官和391名卫兵保护使馆。士兵携有机关枪和大炮。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各国公使决定调兵的集会上说过“这些行动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洋兵入京，不仅在克林德看来是瓜分中国的开始，在拳民看来也是瓜分中国的开始。义和团在北京和各地杀传教士、焚毁教堂、破坏铁路和电线杆以及部分人的抢劫行为，都是在这批外国士兵进京以后发生的。攻打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也在这以后。洋兵入京是事变变得更加复杂和动乱的根源。据施达格研究，1900年5月29-6月4日，发生在雄县附近义和团与京保铁路洋工程师倭松（Ossent）的冲突，是义和团与武装的欧洲人的第一次冲突，洋人先开枪，义和团从数百人聚集到万人，对洋人加以追击，“将洋人追击上岸，未知存亡”。[xxiii]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义和团杀教士、焚毁教堂、铁路等的具体原因。至于长期原因，则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有关，特别是《马关条约》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有关，与外国传教士长期以来在中国传教过程中的为非作歹有关。子乔说：“袁伟时先生不提那些铁路被毁前清政府以之运兵镇压义和团的史实，不提列强及其中国帮凶在修路时对沿线居民的巨大伤害，如强购土地、擅掘坟墓、拆毁民房、糟踏农田、破坏水系、拖欠补偿、调戏妇女、滥杀无辜等等，更不提由此引发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拆毁铁路的肇始“高密反筑路运动”，而只顾指责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这属于严重的隐匿行为，已经对读者产生了误导”。[xxiv]这样的分析是有历史根据的，我完全赞成。

“现文”作者还对义和团围攻使馆和西什库教堂耿耿于怀，说没有材料证明教堂是侵略者据点。我们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材料。据记载，西什库教堂内有“法水师兵30人，意水师兵10人，法教士13人，女教士20人，华教民3200人”。[xxv]义和团于6月15日围攻教堂，由于教堂防卫坚固，始终未能攻下来。再看使馆。6月12日，东交民巷一带已被西兵占据，不准中国人进入。试图靠近的拳民，往往被击毙。据美使康格6月15日的电报，“我们仅仅力图保卫我们自己直到增援部队到来之时，但是各使馆驻军早已枪杀了差不多一百个拳民”[xxvi]使馆以为西摩尔联军很快就会赶到，有恃无恐，3天之内就枪杀了近百个拳民，这不是在义和团的仇外心情上火上加油吗？围攻使馆固然违反国际法，但也是咎由自取。据记载，6月16日内阁奉上谕：“近因民教寻仇，讹言四起，匪徒乘乱，烧抢迭出，所有各国使馆，理应认真保护。著荣禄速派武卫中军得力队伍，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将各使馆实力保护，不得稍有疏虞”。[xxvii]显然，清政府保护使馆的措施是明确的。必须指出，早在5月底，各国已在各自使馆驻扎重兵，把使馆变成设在北京城内的外国军事据点。这是完全违背国际法的。据当时欧洲的国际法学家的意见：“使臣公署，不得据之屯兵”[xxviii]，这是国际公法常识。大沽事件后，各国侵华战争宣告爆发，清军和义和团攻击使馆，实际上是对这个外国军事堡垒的进攻，从国际法角度看，不能说完全无理。外国教堂屯兵，更是违反国际法的。[xxix]

把义和团称为“拳匪”，清朝统治者、地主阶级文人和帝国主义者，都是异口同声。连当时刚刚兴起中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也都呼吁镇压义和团。我要很遗憾地说，过了一百年，现在又看到“现文”作者把义和团称为“匪”。义和团的历史地位，是“现文”作者大力加以挞伐的。“现文”作者把义和团避免外国瓜分说斥为“诡辩”，说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话只是个人意见。这里需要指出，八国联军出兵以前，列强瓜分中国之说甚嚣尘上；八国联军出兵引起义和团强烈抵抗之后，经过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辩论，瓜分中国说为保全中国说所代替，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长达45年的英国人赫德在当时写的文章中分析道：“不论中国哪一部分领土被分割去，都必须用武力来统治。像这

样，被分割去的领土越大，治理起来所需要的兵力就越多，而骚乱和叛乱的发生就越是确定无疑。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即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xxx]义和团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西方人很快就看出来了，中国人也很快看出来了。最早看出这一点的中国人，是留日学生。1901年在横滨出版的《开智录》上，有作者著文，对义和团给与了崇高的评价，说“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有此数功，则我国民精神从此振刷矣。”[xxxi]孙中山很快就转变了态度，高度评价义和团的历史功绩。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主义，说义和团“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xxxii]

国际无产阶级高度评价了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俄国革命领袖列宁在1900年写道：“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xxxiii]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报纸《前进报》，1900年6月19日发表题为《铁拳》的社论，说“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xxxiv]比较一下中外人士

在20世纪之初的这些评论，“现文”作者不觉得汗颜吗！和清朝统治者与帝国主义一起把义和团称作“匪”的人，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还有几个呢！

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松散组织义和团，其本身愚昧、落后，有许多缺点，没有先进阶级的指导，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必须指出，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实质上是农民阶级有历史局限性的民族革命思想，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始形式。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初期的共同特点，义和团运动不过是它的典型代表和集中表现。因之，对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不应采取简单回避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需要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和历史考察，对它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像“现文”作者那样，对于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历史主题加以否定、蔑视的人，是很难认清历史进程的本质真实的。

鸦片战争以后16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侵略与反侵略同在，压迫与反抗同在，屈辱与辉煌同在。屈辱、觉醒、奋斗、牺牲、变革、进步，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总结160多年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前109年和后56年。前109年，历史的大关节，基本上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是封建统治者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人民起义和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是中国要求追上世界资本主义的步伐、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所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思想文化的种种斗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围绕这些历史的大关节进行的。经过社会先进人士无数次的社会改良，经过新的社会阶级、政党发动的屡次革命，在坚持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赢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由人民掌握政权的新中国的诞生。后56年，历史发展虽然也很曲折，但其历史的大关节，基本上是在人民取得政权的基础上，探索国家现代化并且取得巨大成绩的历史，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成功地摸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后56年内特别是前期的某些失误，也与这种探索有着密切的关系。换一个说法，前109年是争取国家独立的历史，后56年，是争取国家现代化和富强的历史。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过程，大多数人都是明了的，特别是最近50年，同时代人作为这一历史过程不同程度的参与者、见证者，都体验到了创造历史的艰辛与喜悦。

怎么可以说我们几代人都是“吃狼奶长大的”呢？

方 法 论

人类的历史进程是客观存在，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对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进程做出研究，正确地复原、描述并且解释历史，在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历史进程的同时，总结历史过程的经验教训，给后来的人以必要的启迪。

研究和解读历史，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把研究和解读所得用通俗的文字介绍给广大读者，更应该对社会、对读者抱着非常负责的态度。有人或许以为，历史不过是过去的事情，可以随人俯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已。这种态度显然是不对的。历史过程、历史规律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历史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并不能由人作任意的解释，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同时，历史进程充满矛盾的运动，复杂的事件是有各种各样具体的事件组成的，我们在分析、研究历史事件时不能把握尽可能多的史料，不能把事物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不能抓住历史过程的本质方面，不能对历史现象做出阶级地、辩证地分析，我们就不能从纷纭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头绪，把握历史过程的基本规律。如果不尊重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历史过程作任意的解释，那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流行一种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或者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有思想的人写出的，上述说法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不是很服膺这种说法，因为从这种说法中可以嗅出唯心史观的意味来。

当代人研究、撰写历史，还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观察历史现象，认清历史发展本质，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写成人人心中的历史，则言人人殊，失去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拿这种历史去教育青年，就会贻误青年。

“现文”所表示的，就是作者这个当代人自己心目中的历史。他的历史观是我心即我史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随手举几个例子。“现文”说“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的”。这是想当然。列强侵略中国，什么时候都没有与中国“协议”过。历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条约文本或者是侵略者提供的，或者是侵略者强加的，中国谈判代表哪里有资格置喙？唯一的协议，是关税协议，关税的制定是一国的主权，中国不能做主，要与列强“协议”。

“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组织低调俱乐部，讲的也是类似这样的话。汪精卫之不齿于历史，已经难以改写了。我们只能这样回答：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如果不抵抗，不打，中国早就成为一个完全的殖民地了。中国还有今天吗？

“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当代人俯视历史，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列强是强势一方，封建的中国是弱势一方。但是，在鸦片战争的年代，有哪一个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是弱势一方呢。即使认识到是弱势的一方，难道弱势的一方面临外敌侵略的时候，就不应该反抗吗？清政府被严格限制在不平等条约体系内，什么时候都是严格遵守条约的，不遵守、不满足原有条约特权的，一向就是外国侵略者。

“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奕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这句模棱两可的话，放在晚清，放在近代中国，完全

是无的放矢。国家不独立，人民不掌握政权，没有强大的国力，靠清政府去博奕是可能的吗？就是在今天，中国综合国力相对比较强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国际上“博奕”了，可以争取建立相对平等、互惠的国际秩序了，但是建立合乎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是可能的吗？

“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这是“现文”作者心目中的道路。近代中国的历史道路不是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不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状况，只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可以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吗？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找得到这样的先例吗？孙中山建立中国同盟会，一心想振兴中华，向英国、美国、法国学习，建

立起像美、法那样的共和制度，却完全得不到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可是政权一旦转移到袁世凯手里，人家就宣布支持。孙中山经过几许磨难，终于明白这一点：他的老师们的国家是不支持在中国建立像他们那样的资本主义强国的。所以孙中山重新组建中国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决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决心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并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一波一波地发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运动，组织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掌握属于人民的武装，才能够有今天中国的结果。中国今天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华民族今天能够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靠学习西方列强得来的。西方人的历史发展道路给了中国人以启迪，在比较中，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认清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一步一步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靠社会主义，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走到了今天。这才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把这样的真实历史教给我们的下一代，才能为培养现代公民起到积极的作用。

“现文”所叙述的历史，不是建立在研究大量、扎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而是按照自己的好恶，随意拈出几条史料，随心所欲地作出历史评论，这样的历史评论，脱离了史料基础，只是个人感想，它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乍看吓人，却是没有根基的，没有说服力的，经不起史料鉴证的。它轻率地指责中学历史教科书错得一塌糊涂，自己的史料基础和史评更是错得一塌糊涂。它开给我们的药方，是“学习西方列强，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这样一幅不对症的药方，要把青年引导哪里去，不是很清楚吗。

转载自

中青网 　www.cycnet.com　 www.youth.cn 　200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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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参见J.Y. Wong,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60)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ii] 参考丁名楠、余绳武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一版。

[iii] W.C.Costi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p.187,转引自丁名楠、余绳武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119页。

[iv] W.C. Costi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p.195。

[v]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英文本，第687页。

[vi] 见А.Л.Нарочницкий：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нитика Капиташстических Держа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60-1895，第71页，莫斯科，1956年，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六册，第18页。

[vii] H.Cord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s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第一卷，巴黎，1901年，第19页，转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六册，第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viii] H.Cordier: L’Expedition de Chine de 1857-1858,Paris,1905. 第51-52页。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六册，第54页。

[ix] 参看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第10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x] 参看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第114页。

[xi] de Bourboulon to Walewski, May 1859,见Costin上引书，第290页，转引自丁名楠、余绳武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147页。

[xii] Bruce to Malmesburg, June 1859.见Correspondence with Mr.Bruce, Her Majiesty’s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in China ,第9-10页。转引自丁名楠、余绳武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148页。

[xiii] 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第197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xiv]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xv]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46页。

[xvi] 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编，第56页，三联书店，1957年第一版。

[xvii]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3卷，第14页。

[xviii] 转引自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页。

[xix]见《帝国主义新析—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以及J.Y. Wong,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60)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xx] http://64.1.25.169/showthread.php?t=27664 注册日期: 2006-01-27，引自天涯社区关天茶舍。
[xxi] 子乔：矫枉岂能过正——义和团运动史实述评，世纪中国系列论坛 » www.ccforum.org.cn/archiver/ 2005-10-13

[xxii] 施达格George Nye Steiger：《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162页,1927年英文版，转引自牟安世著：《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286-287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

[xxiii] 廷杰、廷雍等：《致裕禄电》，1900年6月2日，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48页。

[xxiv]子乔：矫枉岂能过正——义和团运动史实述评，世纪中国系列论坛 » www.ccforum.org.cn/archiver/ 2005-10-13
[xxv]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一册，第168页。

[xxvi] 引自施达格书，见牟安世著：《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338页。

[xxvii] 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4～145页。

[xxviii] 马尔顿Martens：《星轺指掌Laguide diplomatique》第2卷，第16页，1876年同文馆版。

[xxix] 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讲得很多。我在十多、二十多年前，写过两篇文章，专门阐述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及其历史地位，阐述义和团以及辛丑议和中的国际法问题，现列出题目，谨供读者参考:一篇是《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另一篇是《试论辛丑议和中有关国际法的几个问题》，均收入张海鹏著：《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xxx] 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集》，第152－1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xxxi]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载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62页，三联书店，1960年版。

[xxxii]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24页。

[xxxiii]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4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xxxiv]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上册，第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006年2月26日于东厂胡同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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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梧客车起火多名男子为救妇孺遇难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02日05:34 星辰在线-长沙晚报
　　[星辰在线3月1日广西南宁消息] “妈妈，为什么车厢里面起火了？我们的行李拿不出来了吗？”广西横县人民医院外四科407病房，5岁半的陈圣天真地问他母亲。这个来自四川遂宁的孩子还未意识到，1个小时前，他刚刚摆脱了死神的魔爪。而与他同车从四川射洪县前往深圳龙岗的16位叔叔阿姨已经葬身火海。

　　汽车发动机自燃引发惊天冲天大火
　　今日下午1时许，广西横县境内发生一起特大汽车火灾。一辆由四川射洪开往深圳龙岗的客车在南(宁)梧(州)高速六景镇甘棠河大桥横县方向100米处突发大火，车上42名乘客(含3名小孩)除17人成功逃生外，烧伤8人，死亡16人。

　　记者2点半赶到火灾现场时，汽车已经被烧得只剩下钢筋支架，先前赶到的消防官兵已将火扑灭。据事故现场一名路政人员介绍，这辆牌号为“川J31882”的39座科维达客车行驶到出事路段时，驾驶员发现发动机处冒出黑烟，便停下车打开引擎盖，不料高热的发动机接触空气后突然引发明火，并向车厢中部蔓延。车内乘客顿时惊呼着乱成一片，纷纷逃向后车厢。由于混乱，车门的控制系统受损，无法打开。两名司机从前窗跳下车后，立即拿救生锤和石头砸破车窗玻璃营救乘客。此时，车厢内尽是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被困车内的乘客们只能跳窗逃生。在警方和司机的一齐努力下，17名乘客成功脱险，8人不同程度被烧伤，但剩下16名乘客因火势太猛无法逃脱，不幸遇难。

　　在事故现场，最先发现火灾的一名目击交警描述说：“该车从六景镇经过时，我和几位同事正在巡逻执勤，远远看见车厢下面掉下一团火花。我们意识到车辆可能出问题了，于是急忙追赶该车。但是客车车速太快，到我们追上该车时，车顶上都已经火花四溅了。许多强行逃生的乘客从车窗跳出，跌倒在公路上。我们急忙停车，一边设置警戒，一边破窗救人。可是火势太大，我的衣袖都被车窗喷出的火焰烧焦了，我仅仅救出一名趴在车窗上的女子。”

　　男友救人让出生机谱写人间真情

　　“麻烦你们一定帮我找到我男朋友，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在车上还没下来！”18岁的陈秋兰痛哭着央求来横县人民医院看望她的南宁市委书记马飚和市长林国强。她24岁的男朋友杨保绪已被证实死亡，由于抢救其他乘客导致自己耽误生机，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陈秋兰告诉记者：“当时我坐在车厢靠右窗的第三排，他坐在我的左边。起火时他将我摇醒，并立即砸碎玻璃，把我一把推出车厢。我回头看他，发现他并没有出来，原来他在帮助别的乘客砸车窗。我见他又推出一个女的，然后就眼睁睁地看着他被火焰吞没了。”说到这里时，她泪如雨下：“我男朋友是为了我、为了别的乘客死的。”

　　一位在隔壁病房治疗炙伤的乘客向记者透露：“她的男朋友长得很帅，穿着一身西装。真是一个好小伙子啊，那么大的火，他没有一个人跳车逃命，把女朋友推出窗后又帮助其他人逃生，我从车窗跳下来的时候还看见他正用拳头砸玻璃，可那时火已经把他头发和衣服都已经烧燃了。”

　　据了解，生还的乘客中大部分是女性，另有一名小孩。留在车厢中的16名乘客大都是为救助妇幼逃生而延误生机的男性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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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策略:置之不理

细想想，还有一种策略就是置之不理。等待2008。甚至以后只要独派执政，就采此态度。我说过大陆在乎的就是那些名义上的东西，如果你不在乎了，任尔为之，又能如何？如果没有国家承认，没进联合国，宣布台湾独立又能如何。你不在乎了，也就再也不是你的弱点了。依据反分裂法，宣布台独不过是给了大陆在任何未来恰当的时机攻台的借口。主动权操之在我。我可以明天打，也可以明年打，或者下个世纪打，你也管不着，嘿嘿。中央脸皮厚点，抗些汉奸名义也就过去了。好象这个策略更稳妥。但结果可能会使岛内隐形台独显性化，没有了大陆的短期威胁，台独派可能过半。其实也就是个面子问题。本质上还不是没有改变什么。岛民们该怎么想还会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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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统阿扁要赢了?

有一种感觉，阿扁这次好象要赢了。美国没有办法。总不能制裁阿扁吧。中国也没有办法。总不能又放导弹，把台湾民心打散吧。
其实不然，中国依然有策略。但这次必须吸取上次的教训。尤记登辉上次暗渡陈仓完胜江CORE的大张旗鼓。那么阿扁这次大张旗鼓亦可完败于胡CORE的暗渡陈仓。

首先必须分析“废统”的性质。本人并不认为这将在实质上改变现状，而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技术性动作，岛内帮民进党解套，岛外继续试探中美底线。这个技术性动作的本质则是突破两岸众多默契中的一个。采用的是渐进式的切香肠战略。
胡不可随扁而舞是肯定的，否则正中圈套。大陆在乎的也就是那些个名义上的东西，但又不能为了非实质性损害而战，扁看得很清楚，于是攻大陆之软肋。但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大陆也可采切香肠策略。你向前切一段，我也切一段。你有所谓渐进台独，我有所谓渐进统一。具体技术性动作可以有很多。比如可以将台海中线东移十海里。下次再移十海里。

比如这次可以借力于美国对阿扁无可奈何的态度。以达至被绥靖的目标。有了借口，就可以开始暗渡陈仓了。具体措施可以包括海空军事力量超越台海中线。升级福州军区为福州战区，提高两级警戒。依反分裂法编列特别国防预算等。全面制造准备攻台前期假象。但必须不登报，不发布，不谈论。那位说了，海空军事力量超越台海中线，擦枪走火了怎么办？不用担心，超越台海中线完全应该采用上次潜艇进入日本邻海的策略，即不攻击，反而时刻准备承受第一击。料阿扁不敢下令开火。开了火，大陆不还手，有了损失还是好事。下次再越中线，再打，更频繁越过中线。这样台海的军事默契没有了，阿扁就应该紧张了。这样的事不登报，百姓不知道。泄漏了，可以否认或者拒绝讨论。这就成为直接压迫阿扁的一个管道了。如果阿扁自爆此事，则台股下跌，怨声载道。于是呼，阿扁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大陆甚至可以反向运作，比如同样以切香肠式提升大陆台胞待遇，最终甚至可以予以超国民待遇。比如台湾水果贵，大陆可变相补贴经销商，而使台胞获利。比如单方面给予民间自由贸易区待遇。总之台独越深入，越要有效区隔战略标的，达致收买人心之目的。其他军事准备，美国的军事卫星必然立刻知道，于是成为和美国对话的另类管道。必须让美国知道，如果阿扁要求被绥靖，我也要！其实如果真的有联美治台这一说，派个密使和美国打个招呼也未尝不可。美国乐得大陆帮他恐吓阿扁一下。如果双簧唱得好，神不知鬼不觉。中美合作，东亚现状将可再稳定二十年。最后要警惕美国的策略，可能不会简单，中国必须准备后手以防不测。


2006.02.28　 中國時報
又過一巧門 扁還有「下一步」
林淑玲/特稿


即使美國政府軟硬兼施，狠話說盡，扁政府說不退就不退。在二○○三年公投法闖關成功，二○○四年順利連任後，陳水扁頭上的緊箍咒就不見了；看準華府、北京也奈何不了他，現在終止國統會、國統綱領後，陳水扁已很難沒有下一步了。

陳水扁執意「廢統」，與二○○三的公投法推動過程如出一轍。論壓力，美方兩次反對的強度雖不相上下，但扁推公投時，須冒著萬一沒處理好，美國翻臉，可能落選的風險。這次扁不再有選舉壓力，美國上次擋不了他，這次就更擋不住他。


台灣有喊牌空間 扁自有邏輯

扁執政五年多，擁有龐大的國安團隊，他決定不甩華府、北京，還是有一套行為邏輯，不盡然就是所謂「蠻幹」的結果。只是扁政府處理美中台關係的邏輯，與泛藍或部分學者的思惟不同。差異在於，扁固然知道台灣要靠美國保護，但他也清楚，美國也要靠台灣來牽制中國，台灣不是完全沒有喊牌空間。

在二○○三年公投案交涉期間，正是美中關係波濤洶湧時，美急於處理伊拉克、北韓核武問題，不想讓陳水扁影響美中合作，後來便在中國總理溫家寶訪美時，公開修理台灣給北京看。這次交手讓扁政府徹底透析美國處理兩岸問題的模式：「避免事情鬧大」、「兩邊斡旋，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扁政府內部認為，不論是公投還是廢統，華府介入是要向北京交代，維繫自己在兩岸之間的樞紐位置。只要台灣肯退一點，讓華府交代得過去，表面上再對台灣做一些「懲罰」動作，給北京看，台灣要過關，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觀望二○○八 美不致有大動作

扁日前與獨派大老晤談時，也不諱言，即使美國總統布希要在四月「布胡會」罵他，他也認了。扁的態度主要是內部評估，只要不動到台美實質關係，對台灣並沒有什麼損失。美國為了不讓台海失衡，過度向中國傾斜，也不致真的對台灣有太大動作。

另一個重點則是，扁二○○八即將卸任，現在華府、北京都在觀望，屆時是馬英九上來？還是綠營連莊？扁政府認定，美中現在對台的任何動作，都會考量二○○八的因素，不致為了一個跛腳總統破壞他們在美中台關係的議程，因此操作起來更沒顧慮。

可以預見，二○○八的總統選舉，綠營不論是誰出馬，最終還是統獨議題的對決。這從扁政府今年突然大動作炒作二二八、廢統，就可以嗅得到為總統大選暖身的意味。對綠營而言，公投案闖關打前鋒，「廢統」繼續挺進，下一個應該也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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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blogging in the next few weeks

will move to the Bay area pretty soon. still don't know how those people can afford their houses. Besides, after being a village people for 5 years, an expensive townhouse without a nice big lawn is not my cup of tea at all. I hate the feeling that everything or everyone is closely packed although I had stayed in Shanghai for 7 years before I came here. I guess I have changed. Probably I will move again after a few years to the middle of nowhere to enjoy my hardearned green bills if they can leek through the greedy hands of those landl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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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p of China

I just realized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an unbiased english map of China on internet. NationGeographic always uses a map without South Tibet. Although it is solely administrated by India currently, it has been always claimed by China. Besides, it's bigger than Taiwan. I thought any unbiased map professionals should have known this. However....
Anyway, put an OK map stolen from WIKI here for the cla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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