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中国历史教科书风波忧思

《明报月刊》3月号

面对至今尚未止息的风波，察古观今，感慨良多。
在《冰点》停刊整顿的处理决定中给拙作定下的罪状是：“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云云，由于对这些“纪律”及其法律根据毫无所知，无从讨论。形象如何受损、影响如何恶劣，众所周知，不必赘言。其他莫须有的罪名，不仅是对个人尊严的侵害，更令人忧虑的是我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生存环境。

狼奶不能再饮

拙作《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写于2002年6月，登载在《东方文化》双月刊第六期，销路很好；放到网上，点击率和转发率高得惊人。时间过去整整三年，《冰点》拿来重新发表，竟然触发雷暴！对我说来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

拙作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企盼不要再给我们的青少年再饮“狼奶”。什么是“狼奶”？
1979年5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五四运动讨论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在大会报告中介绍张志新烈士悲惨遭遇后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这句话可圈可点！在我看来，所谓狼奶就是19世纪以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片面化的观点。

前者妨碍中国吸收世界世界先进文化。
后者动辄把人们的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看作阶级斗争新动向，为肆意剥夺公民权利的暴政和暴民专制提供根据。
错误思潮一经形成，习非成是，成为融入人们脑袋的思维习惯，要清除其影响十分不易。可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要使公民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这些百年积垢非清除不可。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从娃娃开始，化除戾气，培植宽广的胸怀，既尊重自己，又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尊重别人，尊重其他民族，为构建平等、和平的世界，民主、自由、法治的中国社会奠立坚实的思想基础，而我国的历史教科书不符合这个要求。为了揭示这个不正常的现象，笔者写下这篇文章。
去年，胡锦涛主席把民主、法治列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措施，空谷足音，令人高兴。
不过，在强大的传统面前，要落实这些思想实非易事。拙作的遭遇就是一个实例。

所谓“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

拙作主要讨论了火烧圆明园和义和团事件，在指责侵略者罪行的同时，也总结了清政府操纵民众所做的错事乃至罪行。百年前的陈年旧事，不论说得对还是不对，平心静气好好讨论，大家得益。不料飞来的是几顶政治帽子！
关于前者，笔者开宗明义就指出：“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也是中国人民心头无法磨灭的创伤。”结论是：“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澱，不是朝夕所能改变的；侵略者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的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i]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
关于后者，我的结论是：“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ii]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白纸黑字，哪里有“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的影子？

这篇拙作要回答的问题不是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而是在谴责列强侵略的前提下，讨论更高层次的问题：怎样才能有效地反对侵略、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我的结论是：“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这是反复研究19世纪中国惨痛历史教训后作出的结论。

19世纪的大清帝国已经腐朽不堪。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改革也已刻不容缓。鸦片战争后魏源便一再鼓吹“以内修为外攘”，即通过内部改革达到驱除侵略者的目的，并在《海国图志》中相应地提出了一个改革纲领。此后，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学习西方、改革自己，谋求自强，是对抗列强的唯一正确道路。冯桂芬、王韬、郭嵩焘、薛福成、黄遵宪、郑观应等人苦口婆心反覆论证的正是这条道路。恭亲王、文祥、李鸿章等开明官僚也支持这种主张。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概括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这部巨著中反复鼓吹政治上“设议院”；经济上依靠私商进行“商战”；教育领域必须兴西学，改革考试制度；文化上要支持报馆，痛斥“暴君污吏必深恨日报”；如此等等，中心思想就是从制度改革中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至于众所周知的康梁的维新变法，更是推动思想变革与制度变革的运动。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倭仁、刚毅等顽固派和只会空谈的清议派。对待制度改革的态度是真爱国还是空谈误国的分水岭，是真正维护国家独立还是为列强摧残中国提供藉口的试金石。

但是，在多方掣肘下有识之士的主张无法实现。抗拒改革的力量特别是不愿进行制度改革的势力成了19世纪大清帝国的支配力量。代价是悲惨的：一亿多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而且绝大部分死于中国人自己的刀下和饿死；赔给外来侵略者约七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十多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其中最大宗的赔款是由义和团事件造成的。孟子说：“反求诸己”；毛泽东一再宣扬内因是决定性因素。面对如此巨大的挫折，历史研究者从内部寻找原因，铭记历史教训，有何不可？而这样思考有罪，究其原因，恐怕还是极端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绝对化的阴魂在作祟。

所谓“严重违背历史事实”
任何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探讨，当然只能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决定》没有指出拙作究竟在哪些地方“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网上反对拙作的文章，除了那些肆意漫骂令人为写作者的品格和学养如此低劣摇头的大字报外，也有几篇严肃地思考了一些问题。他们的责难，归纳起来有三个：（1）侵略者打到家里来了，一切反抗行动都是有理的。（2）义和团破坏现代文明设施是阻击侵略军的行动。（3）义和团破坏现代文明设施是清政府镇压迫出来的。坦率地说，这些责难后面还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为此目的不顾历史事实。

关于义和团，文化革命闹得天翻地覆之际，毛泽东写了一段著名的的“最高指示”：“究竟是中国人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北京版）所有的辩护词，似乎没有超过这个水平。中国的大门确实是被迫打开的。问题是进来的不仅是手持武器的侵略者，还有大批的商人和传教士。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在中国领海甚至内河有列强的军舰游弋，领土上有外国武装驻扎，当然是侵害主权的莫大的屈辱。可是，当你的国力不足驱逐他们的时候，应该卧薪尝胆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主动袭击他们？又以传教士来说，他们良莠不齐，其中固然有仗势欺人的不法之徒，也有为中国的文化教育医药乃至外交和其他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友好人士。翻翻19世纪中国教育史、新闻史、法律史、翻译出版史和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发展的历史，那一领域没有得到西方在华友好人士的帮助？洋人不等于都是帝国主义者，即使是列强的官方代表，也要按照国际法以礼相待；笼统说反抗甚至打杀他们就是有理；肯定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严肃态度。

鸦片战争后，处于弱势的清政府操纵广州士绅，连续十多年进行反入城斗争，成为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增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误国殃民的蠢行还是应该歌颂的正义行动？

又以义和团事件来说，其中重要原因是农民和天主教徒的利益冲突。鸦片战争以后，此类矛盾连绵不断，清政府总结经验后已经懂得，督促神职人员约束教徒和官员及时依法秉公审理有关案件，矛盾通常都能得到解决。在义和团事件中，是顽固派操纵无知农民杀害无辜，杀害外国人，为帝国主义入侵制造了藉口，给国家带来空前的灾难。1900年6月24日，慈禧甚至下诏，命各省督抚屠杀洋人。我国的教科书竟没有一字提及！谴责这些罪行，让后人牢记历史教训，与“为帝国主义侵略翻案”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怎么能混为一谈？

义和团和官员残杀的洋人是231人；而残杀的中国人数以万计，财产损失巨大；给外国的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国家形象的损害更难以数计。因此，包括孙中山、鲁迅、胡适和20年代以前的陈独秀在内的知识阶层的许多人，都曾毫不含糊谴责义和团是“拳匪”。有的学者绞尽脑汁为他们的罪行开脱，歌颂义和团的书籍汗牛充栋。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但是，笔者无法认同他们的结论。

任何政府都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之初，就留下乱杀和抢掠“教民”（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非教民的记录。1896年7月他们就“藉毁教之名，既拆教堂复抢盐店”。说得透一些，其实他们所谓反洋教很多时候也是一种藉口。1899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昌、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94页，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任何政府对这样的行为都不可能坐视不理。义和团的烧杀抢掠不能归罪于清政府。

1898值1900年间流传、被研究者称为“义和团主要文献”的歌谣写道：“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烧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义和团文献辑注及研究》第3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当时的愚民对外来文化的认识，把摧毁铁路、电线说成是战争的需要，显然是诡辩。

再看看他们行动的具体日程吧。各国援兵抵达天津海口是1900年6月1日的事；6月10日西摩率联军向北京进军；6月17日联军攻打大沽炮台。在六月以前，各国除了增兵保护使馆外，没有新的侵略战争行为。义和团的反文明罪行则已惨不忍睹。仅以5月为例，5月12日在直隶（今河北）涞水“拳匪……将南高洛村教民居住之房屋，放烧约四五十间，并在井内，见有杀伤男女大小约二三十口”。（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四）371页）13日又在定兴县烧教民房屋十数家。5月26日起开始烧和拆毁芦沟桥至保定的铁路、拔电杆，京郊琉璃河车站和涿州铁桥亦被烧毁，芦保铁路交通中断。5月31日则保定以南的铁路、桥梁亦被拆毁或焚毁。也就是说，他们肆无忌惮破坏铁路和通讯设施等等，时间在八国联军入侵以前，地点是与阻击入侵者毫无关系的芦沟桥到汉口的铁路。至6月6日，京津铁路亦遭破坏中断。后来更是愈演愈烈，罄竹难书。

义和团要消灭的不但是铁路，还有洋货、洋学堂及其学生等一切沾有洋味的人和物。如在北京，“凡卖洋货者均逃闭。否则，团民进内，将货物打碎，然后将房焚毁。住户亦是如此。各街巷抛弃煤油如泼脏水一般，各种煤油灯砸掷无数，家家户户尤恐弃之不及，至贻祸害。”“京中各坛团民借端生事，攪扰不堪。凡夙昔略有微嫌，即悮指为‘二毛子’，或一人，或全家，必搜寻砍毙。甚至三五岁幼童亦不留一线之延，惨不忍闻”。（仲芳氏：《庚子纪事》第13、22页，中华书局1978年北京版）类似罪行，遍及各地。这叫什么反抗侵略者的需要？

更令人担忧的是，歌颂只要自认为有理就可以杀人放火，究竟会给我们的少年儿童的心灵留下什么？

摧残学术、文化和创造力的体制，此时不变，更待何时？

1957年，毛泽东反复申说：“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不幸，他自己言行不一，把11％的中国知识分子（当时毛泽东说，全国有高中以上的毕业生500万左右）打成右派，人为制造了在文革十年中达到高潮的连绵不断的阶级斗争，后果不堪回首!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时至21世纪，还有人要违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继续沿用行政命令和强制的办法粗暴地对待思想、学术和文化的争议。

其实，人的认识千差万别，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有不同观点，非常正常。除非法律作出规定（如德国不准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纳粹），让大家自由讨论，由读者作出判断，是唯一正确的途径。拙作讨论一百多年前的陈年旧事，它既不影响社会稳定，更谈不上威胁国家安全，有些人认为这是大毒草，在《冰点》和其他报刊上各抒己见，辩驳论难，澄清是非，涤瑕荡秽，提高读者的辨别能力，有何不可？这是常识，也是各国《宪法》几乎都有的保障学术、言论自由的制度。不顾《宪法》明文，向常识挑战，何苦来啊？

这件事发生在中共中央负责人一再为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不足而着急和大声疾呼的时候，特别显得突兀。

在一些人心目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要放手创新，而人文社会科学则要加紧管制。这是忘记历史教训的非常危险的想法。有两件很值得认真思考的事实：

1．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究竟有哪一次学术、文化和思想批判收到了良好效果？

2．半个多世纪来，给国计民生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的举措，无一不是人文社会科学观点的错误加上没有民主法治造成的。痛定思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弄得鸦雀无声是非常危险的。

在无法穷尽的社会和自然现象面前，任何人都应保持谦卑的态度，严格遵守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民主、自由制度。中国人吃一个脑袋代替全中国人思考的苦头已经够多了，换上“阅评组”若干个脑袋也不可能比“伟大导师”还要伟大。不是这些同志不聪明，而是这样的制度不适应学术文化的发展。

就在发表拙作的那一期《冰点》上，一篇《忆沈从文：作家死了》的短文看后令人非常难受。“沈从文的个人心灵史上，1949年是极为苦痛的一章。当年3月，他两度自杀……获救后，沈从文一度‘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在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看来，沈从文受到‘致命的一击’，是1948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 沈从文（1902～1988）无疑是20世纪中国才华横溢、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可是，1949年以后，他的创作终结了。稍为了解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孤立的现象。1949年以后，除极为个别的作家的个别作品（如老舍的《茶馆》），一大批早已成名的作家在1949年以后都写不出引人注目的作品。原因无他，就是精神受到不应有的压抑。

粗暴地对待知识阶层和知识产品既伤害国家形象，又损害国家长远发展，千万不可等闲视之！文化学术科学技术是高度复杂的精神劳动，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环境，人们的创造力不可能充分释放。创巨痛深，务必不要重蹈覆辙！

中国社会发展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从制度改革中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任务，而政治体制滞后，已经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改革的中心和成败的关键是能否落实胡锦涛主席把民主法治列为建设和谐社会首要措施的指示。这也是把中国人被压制的创造力释放出来的关键。围绕这个关系中国前途的中心，许多制度应该重新审视。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关乎几代人的精神状态和学术文化发展，其改革更加刻不容缓！

[i] 周佳荣等编著：《会考中国历史》上册，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269－270页。

[ii] 周佳荣等编著：《会考中国历史》上册，313－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