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华北的合作
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逃离重庆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中间经过了将近十六个月。
拖得这么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也是汪政府成立后所面临的最恼火的问题之一）是：在中国还存在着另外几个由日本扶植的政府和半政府性的组织。随着这些地方性和地区性的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成立起来，他们取得了经过审慎考虑并加以扩大了的领土和财政管辖权，各个政府之间还建立了一些委员会和其他合作机构，以便就它们有共同利益的事宜进行联系并采取联合行动，而且这类机构对他们拥有的新权力也是抓得很紧很紧的。随着国民党官僚机构的西撤而建立起来的。新官僚机构不止一个，而是有半打之多。从地方小吏直到部长一级的大官都在开始巩固他们自己的王国。傀儡政府与沿海大城市的工业界和金融界之间打开了新的渠道，以便于后者进行由来已久的贿赂行动，借以换取官厅的优待。其他渠道也开辟了（而且显然是扩大了），让新政权把从管理上海的赌场直到热河的罂粟种植田这样一些地下社会的政府传统职能接管过来。此外，每个政权和它在大陆的日本驻屯军中的后台之间也开辟了一些渠道。
从各傀儡政权的角度看来，不论这些联系是组织上的或者是个人之间的，都同它们本身的生死存亡攸关。没有帝国陆军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它们根本就建立不起来，也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不过这些傀儡政权对日本军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不仅能够维持某些地方的秩序，从而使日本能抽出一些驻军去完成别的任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向日本提供了她所需要的驯服伙伴，使东京的计划官员和大陆日军各派遣军司令部十分重视的经济规划得以实现。最后，这些傀儡政权是日本的国策即以“王道”为基础建立一些机构的大好时机的具体体现。光靠这些机构就足以对付国民党及其有害的三民主义，使中国免遭赤化，并为融洽地——但又是驯服地——与日本结盟提供思想基础。
在一九三九年与一九四〇年间，为了解散所有这些新的官僚机构及堵塞其联系渠道，汪精卫使尽了他在政治方面的浑身解数并利用他在国内享有的声望，来为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铺平道路。经过了举行一连串“旨在调整局面”而且几乎没完没了的会议之后，各个政权才作出了让步。但是，汪政权最后也不得不为代表那些他所看不起的傀儡政权的许多讨厌的陌生政治伙伴留出一定的席位和地盘。日本的各军政机关也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勾心斗角之后才解决了它们之间的分歧，而它们之间的争权夺利是如此肆无忌惮，以致不能不引起外交人员和新闻观察家的注意。一位老资格的《纽约时报》记者同在华日本军人交游甚广，他在一九三九年曾报道了一则有人阴谋要暗杀汪精卫的消息。经过追查消息来源后，发现一个参加竞争的傀儡政权的日籍最高顾问与此事有牵连。[1]大陆各日军司令部之间的关系是“很糟糕的”，尽管东京不断训斥它们，但它们却仍然是我行我素。在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想要建立一批自治政权，而且决心要把这些政权紧紧地拴在他们各自的司令部之下。在大陆的各司令部又享有广泛的独立自主权，这就使得上述的一切更加容易做到。直到一九三九年十月建立了一个有权管辖所有大陆日军的总司令部后，大陆各日军部队才在实质上受到了一些约束。与此同时，他们也还有足够的机会去扶植和豢养一些傀儡政权。在我们转入讨论稍后成立的汪政府之前，必须对这些傀儡政权作相当详细的专门研究。
早在芦沟桥事变的次日，帝国陆军就曾宣称它有意让南京政府来管理华北。它在七月八日的政策声明中说：陆军“将等待”华北“当地居民自发地建立起政权机关来”。[2]可是，这时战线扩展到整个华北，中国军队又从许多城市和省份撤走，各地的行政机关也就解体了。为了填补政治真空，特别是为了建立能够帮助维持公共秩序的地方军事管制机构，帝国陆军在占领华北时就扶植起来了一批地方治安维持会。头一个维持会未经大吹大擂就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底在北平成立，八月初又在天津成立了一个。
负责控制这些维持会的是华北派遣军的各特务部。[*]这些机关名义上附属于各日军司令部，负责管理民政事务和军队的其他政治活动，但日军指挥官们却极少过问它们的活动。中国人怀疑它们干涉中国内政，而它们实际上也干涉了，所以它们在中国人中的名声很臭。随着战线扩及华北全境，特务部建立了好几十个治安维持会。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后，各特务部统归命中注定要成为华北头号“傀儡操纵人”的喜多诚一少将指挥。据说喜多将军在一九三八年一月曾向新闻界评论过刚刚成立的临时政府，他的政治哲学在这次评论中概括得淋漓尽致。据《密勒氏评论报》报道，他曾说过，由于中国人民“讨厌繁琐的规章制度”，所以将来在实际上也不会搞什么政府规章。喜多认为；“中国人很古怪”，他们既不需要君主形式的政府也不需要共和形式的政府。他的结论是：“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3]
虽然治安维持会一开始就明显地具有临时性质，但是在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十二月这近半年的期间，它们在华北还算是最近似政府的组织了。它们比后来的任何傀儡政府都更加彻底地受日本占领当局的控制。它们心甘情愿地按照日本人所制订的有深远影响的纲领办事。例如，它们迫不及待地改革了教育制度，以便采用经日本人批准、用以灌输尊孔和反对国民党的思想为主的教科书。[4]日本人给了维持会以巨额贷款作为对日合作的奖赏，而且还让洽安维持会——至少是天津的那个维持会——染指过去专供中国中央政府使用的重要财源。[5]
维持会的头目们都是一些在华北政界和军界混迹几十年的典型的老官僚；许多人远在清朝就当过官。北平治安维持会主席是江朝宗将军。从当时《时代》杂志所刊登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完全是西方人印象中的一个道貌岸然的清朝高级官员的化身。[6]早在二十多年前由于不明智地支持了军阀张勋的复辟企图失败以后，他便退出宦途了。这些头目中有不少人在配合日本攫夺大陆方面有过多年的经验，从亲日的安福系的全盛时期一直到多年后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们都参加过。他们这些人不辜众望，大多数人的粉墨登场都有其不明不白而且肮脏透顶的背景。难怪报界纷纷推测说，日本人只不过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人，一旦找到了较合适的人选，就会把他们踢开的。
治安维持会成立得如此之快，而且又具有如此明显的过渡性质，以致日本国内的决策机关连讨论都没有怎么讨论过它们的问题。相反，日本决策机关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是否赞成把这许多维持会合并成为一个比较正式的政府机构这一问题上。
委派喜多将军主管华北所有特务部的工作、负责“掌管并指导各中国机构的有关政务事宜”的命令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发表的。[7]但是该命令并没有说明上述各个机构指的是哪些机构。不过，两天之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给了喜多一项指令。这项与其说是明确还不如说是空洞的指令倒提供了一条线索：各个中国机构（大概指的就是那些治安维持会）到时候“就会象母亲足月分娩一样，产生出一个未来的华北政府来”。[8]这项指令大约是在察哈尔战役前后发出的，当时石原莞尔正在东京大力阻止这一事态的发展。华北战役中的一个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将军于九月十九日写了一封决不会使石原感到高兴的信。板垣在信中扬言：不管石原怎样反对，“只要一旦我们拿下绥远—太原—石家庄—济南—青岛一线，我们就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府。”[9]
正如板垣信中所指出的，建立华北新政权的主动权显然操在大陆各日本派遣军司令部的手中。喜多将军在十月间向陆军省的军事课报告了他对华北局势的看法；从喜多的语气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在向上级请示或征求意见，他只不过是让东京知道一下华北派遣军可能在政治方面搞点名堂出来。“我们希望在华北建立一个既对日本和满洲国有利又可用以防共的地区。我们并没有领土野心，不过如果这种局势再拖延下去，那就很难说我们会错过机会去建立一个类似满洲国或比满洲国更满洲国的东西。”[10]喜多解释说：“我们并不扦算建立一个象冀察政务委员会那种委员会式的政权机构。”他心目中想到的是，一个在政治实权和地理范围上都要大得多的政权。先成立各省的省政府，然后，“我们打算建立一个‘中华民国联省政府’——我们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应当使用这个名称。”喜多说，尚待解决的是人选的问题。喜多写道：某位可胜任新政府首脑的“强有力的人选”尚持“谨慎态度”，“不过，要是我们请他出来上任，他或许肯干的。”[11]
到了十月底，成立一个华北新政权的计划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喜多在十月二十八日签署的《关于建立华北政府的研究》的文件中主张：华北政权不应只具有地方政权的性质，而应成为一个“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他借用了宋朝儒家朱熹的语言解释说：一个纯属地方性或者区域性的政权在“大义名分”上（即名称与职责之间）有不足之处，因而也就无法吸引头一流的中国人士出来同日本合作。而且，搞一个区域性的政权“在思想上讲是一种倒退，对付不了南京政府的统一策略。”[12]
陆军省于十月三十日对喜多的看法表示支持。军务课建议“扩大并加强在华北的政权，以期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中央政府。”军务课预见到：随着华北秩序的恢复、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全中国都会复苏起来。它的计划要求，向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这一目标逐步前进：首先在河北、山东、山西和察哈尔建立起“自主的”省级政权，然后把这几个省组成一个联合体，最后再建立一个把随后在华中和华南组成的类似联合体都联系在一起的机构。[13]陆军参谋本部的有影响的支那课也赞成建立华北新政权的计划，而且在十一月十八日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组成一个亲日反共的“名符其实的中国中央政府。”[14]
陆军的其他单位也支持华北派遣军的华北方案，但唯有一项重要的保留条件：其他几个日本派遣军司令部都坚决反对使拟议中的北平政权成为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反对得最厉害的是关东军，因为它已经在内蒙古建立了自己的傀儡政府，决不希望看到它的主要由汉族居住的广大地盘被同它竞争的政权或日军派遣军司令部接管过去。何况关东军长期以来一贯力主中国应在政治上保持分裂状态。该军的将领认为：侈谈给中国建立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央政府”的论调未免太激进了。关东军的东条将军的一份研究报告的要点指出：“我们不应该急急忙忙在中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以免不必要地得罪各种地方政权”；他建议成立一个松散的、“仅仅具有政府基本象征”的联省政府。[15]
华中派遣军正想建立它自己的傀儡政权，因此也反对“一开始”就决定把华北“当作政治中心”。[16]其他日军派遣军司令部的反对意见虽不足以阻拦华北派遣军推行它在北平建立政府的计划，但是它们的意见无疑影响了日本政府作出不在外交上承认该政府并对其权力范围加以限制的决定。
考虑到日本决定在十二月初进攻南京，喜多将军迅速采取行动，使他的华北政权能够赶在华中派遣军在“解放了的南京”建立政权之前就行使职权。不过由于当时还找不到适当的人选来担任这个新政权的头目，他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并把选择国家元首的事推迟一下。几个月以来，报上一直在传喜多想劝曹锟出来担任这个职位的消息，而这些谣传是颇有根据的。曹是直系军阀，曾在一九二三年被受贿的国会选为中国总统，后来又被赶下台。要是喜多能够劝说曹出山，把他原来未当满的总统任期当满，那末这个傀儡政权至少就会有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当头头，好赖总算有点名气。但是，曹对同日本合作要价太高。吴佩孚也差不多。尤其是日本老牌大陆阴谋家土肥原将军对吴下的功夫恐怕只多不少。
所以，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平居仁堂（原来是盖给袁世凯当官邸的地方）举行就职典礼时，它的各部的总长和高级官员名单之中竟有一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值得一提的人物在内。最高级的官员，行政院院长[†]王克敏是上海的银行家，他在临时政府成立的一星期前还在香港同喜多的代表就新政权的职权范围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呢。王不愿意放弃他优裕的隐退生活来换取在国民党政府同日本政府的谈判中充当小卒子的角色。因此他要求日本保证将同国民党决裂，而且今后只同新政府打交道，并取得了这项保证。[17]
王克敏是被挑选为临时政府成员中最典型的人物。早在清朝他就开始了他的官僚生涯。民国初年他转而经营中法工业银行，之后又重返政界，并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间，在好几届短命的北洋军阀内阁中担任财政总长。王克敏同他在临时政府中的许多同僚一样，他们的政治生涯都是在临时政府成立前的十年到十五年之间的军阀全盛时代达到了顶峰的。除了理财的才干之外，王以拥有妖艳的小老婆而闻名。
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多年心腹陶希圣（当王在北京当官的时候，陶还在那里念书）回忆说：当年听京戏时，许多观众的注意力（至少是大学生们的注意力）常常不集中在舞台上，而是集中在包厢里的王的小老婆的容貌和满身的珠光宝气上。[18]
王在二十年代的军阀混战中押宝押输了，因而在那以后的年代无法在国民党政府里当上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当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王克敏是委员之一。其实，包括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和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在内的许多头面人物都当过该委员会的委员而有同日本人打交道的实际经验。作为激烈反国民党的日本代言人来说，所有这些人都算是上乘人选，而这种反国民党的姿态则是临时政府的标志。直到一九四〇年临时政府正式结束时为止，这些人都一直担任该政府的领导人，之后直到一九四五年，所有这些人都还是日本仍在华北执行政策的工具。王克敏是在华的外国报刊的揶揄对象。它们都以报道诸如他捐款慰劳日本士兵以及被他自己家庭成员公开责备而出丑之类的事来取乐。[19]
临时政府并没有把自己装扮成是受民众委托或由选举产生的，它甚至连日后有无实行选举、代议制度或其他民众监督的方法的可能性都没有暗示过。它进行统治的根据仅仅是一纸由它自己任命的委员会所草拟的所谓“宪法”。在政府结构上，它同国民党把权力分属行政、立法、司法和监察等四个院[‡]的做法很相似，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名列第五的考试院的权力则交给了教育部掌管。在该政府成立后不久，监察院也被撤销了。
在实践上，临时政府也很象国民党政权：由于人员的相互兼职以及行政院拥有的权力很大，临时政府各部门间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力分工。例如，行政院决定一切立法，只是事后把它的决定提交立法院[§]（而立法院的委员竟是由行政院任命的！）去批准一下而已。日本顾问们让临时政府享有的一切权力，显然都集中在行政院。行政院之下设五个部，而很有意思的是，这五个部中竟没有一个主管军事、外交的部。事实上该政权也没有在取得国际承认问题上作出认真的努力，就连日本自己也从未表示过要承认它。一九三八年临时政府任命过几个驻日“代表”，但他们只不过是“表示亲善的使者”而已。这个政权从来也没有同任何国家签订过什么条约或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协定。有必要进行谈判时，则同日本顾问们谈，而同华北派遣军司令官谈就算是最高一级的谈判了。
根据核心内阁十二月二十四日的规定，临时政府的管辖区包括河北、山东和山西等三个省的全部以及第四个省察哈尔的一部分。[20]日本占领河南后，河南省也要置于新政权的管辖之下。但是正当华北派遣军从南面进攻山西省长城以南的。地区时，关东军则从北面侵入山西，并且已经先下手为它的内蒙古傀儡政权夺得了整个晋北地区。这个地区以大同为中心，包括把内蒙古地区和北平连接起来的主要交通线平绥铁路。
此外，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来一贯自行其是地搞自治的冀东反共自治政府，虽已公开宣布取消自治并归属北平政权，但仍以唐山为中心盘踞一方。直至该自治政府的高级官员于一九三八年在新政权中获得重要职位之后，它才逐步撤销。[21]临时政府管辖区之所以很小的最主要原因是：它只能在日本陆军控制下的地方行使权力，也就是说，它的管辖区域主要限于几个大城市和几条铁路线。所以冀东道（临时政府恢复了清朝“道”一级政权的名称）的道尹在一九三九年初报告说，他只能控制所属二十二个县中的七个。[22]这个新的国家远非日本陆军梦寐以求的那个华北国。
临时政府成立的宣言是由汤尔和宣读的。汤是留学日本的医生，内定为教育部总长。这个宣言有两个方面很突出：首先是内容清楚地显示了新政府对国民党极端蔑视，其次是文体证明其作者为十足的儒生。该宣言[**]强调说：“国民党窃据政柄”，以致“灾害洊臻”；该党“欺罔民众……税敛苛毒……倒行逆施，不顾社稷之将覆，犹且不早悔悟。”至于说到同日本的战争，那首先是国民党对日本采取敌对态度，国民党“夫既自知流朽，何以轻动干戈，业已备战十年，何以脆弱至此”，所以就“百战百败”了。又说“（国民）党人方且标榜清廉……实则辇金外国，化名存储，已成公开秘密。日倡礼义廉耻，而魑魅魍魉白昼横行，盘踞要津，荡无法纪”。由于国民党政府“犹复不负责任遁逃，不能收拾”，所以就“丧其国都”了。[23]
文告还在另外两个问题上做文章。第一个论点是中日同种：战争之真正可悲乃在于“同种相噬”。第二个是反共：国民党以中国人民的名义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其结果是“拾共产党唾余为党权高于一切之邪说”，排斥了所有其他人的意见。
从此以后，临时政府一再反复宣讲它十二月十四日文告所表明的这些论点。它把这些论点和“王道”哲学结合起来，其目的是为大搞控制社会的活动提供理论基础。儒家哲学中的王道是衡量国君的统治是否贤明的一个崇高标准。它认为；要是一个国君由于受礼教的陶冶，能够本着仁义道德来进行统治，那他就是一个模范的贤君。君主通过树立完美德行的典范来证明他是受命于天的，从而使他的臣民必须忠诚并确保社会的协调。但在一九三八年，王道却被临时政府用来作为一种解毒良方，以对付现代中国（实际或假定）流行的许多毒素。总之，王克敏和他的同伙所谓的王道强调：国民应恭顺地把统治者在道德方面的教诲铭记在心，并以王道作为武器防止受西方唯物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感染，因为这些“主义”都是以国民会积极主动地去改造原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为前提的。
最重要的是打算用王道来反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约瑟夫·利文森在谈到日本在满洲国搞“清朝复辟”时写道：“之所以提出‘王道’显然是为了反对‘三民主义’……日本人和满洲国分子都硬说三民主义是西方的思想。”[24]在华北“提出”王道显然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这就使某些人责难日本企图使华北“满洲化”的论点得到了证实。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临时政府是怎样复活了清朝的政治体制（例如，恢复“道”），并且任用了好些清朝的遗老；但是，强调王道这一点却是它企图复辟清朝的最明显的证据。[††]
“王道”不仅仅只是中国和日本少数几个守旧派想要实现的东西。在华北全境灌输“王道”思想很快就成了临时政府的一项主要工作。这项大规模的工作主要由教育部和新民会这两个机构负责。新民会是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没几天就成立了的。它基本上是喜多将军构想出来的一个组织，因为他对临时政府那些既老朽又不受尊敬的头目们是否能够掀起一场（特别是在青年中）热烈拥护王道的运动深感怀疑。喜多也主张采用新的名称，并建议说：“王道”一词听起来太古老了，为了便于向公众宣传，应该把它改称为“新民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喜多将军认为“新民”一词听起来比较现代化，对青年有吸引力，所以主张使用它，可是这个词却是采自最能体现儒家学说的《大学》一书。[25]
新民会是一个有多种政治目的的组织，主要用以垄断政治思想，动员民众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政府，并从总的方面传播日本的宣传和日本文化。它是以满洲国的协和会为蓝本的。它并不是一个松弛地联系着几百万个会员的群众组织，而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通过历史悠久的儒家保甲制度和类似奥威尔复合体的分支机构，来保证严格的纪律和秩序得到实现。[‡‡]
设立了新民会中央训练所来培训从事会务工作的骨干。又设立了主要培训政府工作人员的新民学院。这个学院的第一期毕业生先到日本游历了一番之后，再回国担任各种官职（主要在教育部）；毫无疑问，有许多毕业生被分配到各个新民模范学校去工作。童子军改名为新民少年团。还建立了防治疾病的新民医院。在娱乐方面，人们可以收听国家办的新民合唱团在新民广播电台里演唱的新民歌，或者可以到政府经营的许多新民茶馆去喝茶。这个政权的机关报《新民报》则是正确的理论和时事评论的唯一来源。
新民会承担的任务是如此包罗万象，它的分会和职员又是如此之多，以致它几乎可以代替临时政府成为华北的统治机构了。一位颇有学识的观察家对这个组织的无孔不入的性质作了如下的叙述：
几乎没有一项政府的活动没有新民会的份儿；在北方的每一个省、每一个被日军占领的大城市、每一个县都设有新民会的分会。为了庆祝纪念日、庆祝大城市被日军攻陷、反共周等等而举行一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统统由新民会主办。它向各级学校发布命令，强迫他们参加此类庆祝会；它训练城乡的青少年，组织尊孔、崇敬祖先、谴责国民党等等的集会。它掌管一个完整的实验县；组织合作社，照管灾区救济工作，向农民发放贷款和种子，指导收割和农具的使用，向乡村提供医疗服务，教所有的人学日语，送学生去日本留学，自办一所学校，编写教科书，草拟并分发各种宣传品，自办一家广播电台，派出流动电影放映车，鼓励戏剧演出，进行新闻检查，举行考试，召开家长会议，开设免费的茶馆，进行不可胜数的调查，普查户口，提倡中国艺术，控制劳工，管理公众的娱乐活动。它甚至还进口猪来做饲养试验。它举办巡回图书馆，对学生作文发给奖品。它大事吹嘘模范村。它的种种活动简直是没完没了的，它的活动能量也是无穷无尽的。从天津到太原府，从济南到保定，旅行者到处都可以看到以阴阳为标志的新民会会旗。[26]
如上所述，新民会的御用哲学新民主义是用来抵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西方思想的残渣”——的影响的。[27]新民主义强调儒家的德行，强调重礼、敬上、孝顺和好学。虽然这些新的“主义”从未被系统地（更不用说合乎逻辑地）加以发挥过，但它们却都有一个可以说是共同的命题，即：只有日本‘能够使中国得救，并实现土肥原将军所谓的“东方文化的复兴”。[28]
缪斌是新民会的主要理论家和第一任会长。他原是国民党的革命家，一向对日本极为崇拜，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对这个组织起了影响。缪早就认为，中日两国之所以对现代世界作出的反应大不相同，其原因乃在于日本有武士道精神。缪还认为武士道精神渊源于儒家传统，只有学习日本的尚武精神，中国才能象日本那样生气勃勃而不再是死气沉沉。[29]这个新哲学思想还把佛教视作中日两国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并给以同等的尊崇，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它的折衷主义手法。例如，一方面准备在山东设立一所教授儒学的大学，同时又准备在山西开办一所教授佛学的大学。[30]
要是说“复兴东方文化”的奢望并未能象预期的那样使华北的广大居民改而信奉儒教的话，那末新民会的巨大努力至少可能已经使很大一部分居民在效忠什么的问题上搞得稀里糊涂了，而新民会所提倡的朝拜孔庙和学习《大学》等事，按设想本来可能对一些人（主要是年岁较大的人们）是会有一些意义的；至于对广大的学生来说，那就很难设想他们对于以下这类事情会有多大的劲头；具有明显宣传性质的作文竞赛和演讲竞赛（《为什么我们要打倒蒋介石政府》，《中日如何亲善》，等等）；（“按照北平教育局的命令”）首先强调学习日本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大量采用日本批准的教科书并把日语作为必修课；课程中包括例如《易经》这样玄奥的教材，或者用伦理学（“修身”）来代替公民课。公民课由于强调了对国家的责任和中国民族主义而遭到怀疑，因为民族主义只会妨碍中国人投身于中日合作，而中日合作正是一九三八年在华北纷纷成立的各种“教科书改编委员会”的最终目的。[31]
曾在华北派遣军服役的山崎重三郎中佐指出过新民会存在的一些缺点。他把新民会说成是一项“旨在建设新华北的思想运动”。他写道，新民会虽以满洲国的协和会为蓝本，但它却“没有抓住华北人民的心理，而他们的文化程度远比满洲国人民为高。”他坦白地承认，新民会是失败的，因为它“太官僚化了，而且它的日本味道也太浓了。”他说，结果新民会“变成了一群在思想上打了败仗的人的组织，面对着共产党的宣传攻势，他们简直束手无策。”[32]
华北政权的奴仆性质在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第一个方面是，日本顾问广泛地控制着一切政府事务。在这方面，王克敏至少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平常总是批评王的外国报刊也不得不承认，王“坚决反对把满洲国的制度照搬到华北来，（同时）也强烈反对把大批低级日本官员安插在各个部、局”。[33]一九三八年六月，有消息说，“王的主张被采纳了”。几个月之前曾经“充斥于各部门”的一大批小顾问“都被调走了，只实行在较高级的部门中派驻少数特别有资格的顾问的原则。”[34]
一九三八年四月，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同王克敏达成了一项关于向临时政府派日本顾问的协议。它规定建立一个由日本提供“合作性质的援助”的制度。据这个协议附件的第四条说，这是指“日本顾问和同级的临时政府的官员“事先”就一切政务事宜“进行无保留的磋商”。[35]尽管寺内—王“关于顾问的协议”明确地要求双方在任命顾问之前要进行磋商，然而有个顾问却说，“只要司令官决定某某去当顾问，那就可以了。顾问的各种职责也有明文规定，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搞什么外交协议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在结束对顾问体制所作的坦率估价时，他把顾问比喻为“附家老”[§§]——那是指日本封建时代年青贵族的高级顾问，他们以比他们所应服侍的主子更为有权势而见称。[36]
不管顾问体制的用意多么善良，不管顾问们的行为多么客气（姑且假定占领军能够有这种难得的作风），也无法使人欢迎。据一位日籍观察家说，在他所接触过的大多数中国人中，他们最感不满的便是日本强加给新的行政机关的那些顾问。他承认“许多人是完全不称职的……而且对中国人民连最起码的了解都没有。”他举了一个做官的中国友人为例。那个中国官吏的顶头上司是一个日本人，而这个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或经济竟一无所知”，然而更糟糕的是，“连芝麻大点的事情也得同这位顾问商量。中国官吏在点头之前必须同别人商量。时间就是这样被白白浪费了，而最后是一事无成。”[37]
既然中国官吏对日本顾问有反感，而帝国陆军军官又瞧不起中国官吏，把这二者加在一起是决不会产生和睦合作的精神的。山崎中佐以不屑一提的口气追述了临时政府搜罗来的那些行政人员的质素：“他们不是旧时代的遗老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权都不要的第三流角色。他们是一批靠不住的贪官污吏，只是为了领薪水才来上班的。人民对他们抱有恶感和反抗情绪。最后，人民把这些恶感和情绪都化为对日、本军政官员和日本侨民的仇恨。”[38]
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政策
我们已经考察过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关于海关和关税的方面。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北平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是另一个最能说明日本炮制华北伪政权目的何在的经济措施。用一个作家的话来说，这一行动是“对中国货币发起的一场强大的正面攻击。”[39]这家在日本顾问指导下的银行，是为许多重要目的服务的，但它的总目标则是要把华北的金融活动同中国的其他部分割裂开来，从而破坏国民党政府从一九三五年起就一直在谋求的财政统一与完整。正如一家东京出版的商业月刊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所说的那样：“华北象满洲国一样，将成为金（日）元集团的一部分，并将成为把帝国经济紧紧地捆起来的货币链条的一个环节。”[40]
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期间，日本政府曾经不顾外务省的劝告，拒绝支持英国帮助中国稳定货币和统一财政制度的做法。现在，既然临时政府已经建立起来了，于是许多日本人乃感到，日本完全有力量摧毁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和经济制度，从而加速其投降。他们希望，通过发行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并禁止法币（南京政府国币的名称）的使用，联合准备银行能够使华北的居民不再效忠于国民党政权。国民党的中国对即将成立联合准备银行的公告所作的反应似乎也表明日本的金融战略有可能奏效；因为资金逃离中国的数量和对外国货币的投机买卖立即“剧增”。
然而，事实证明联合准备银行只不过是一项效果平庸的武器而已。当这个银行刚建立的时候，临时政府宣布，法币只能再流通一年，即到一九三九年三月为止，在此以后就只准使用准备银行发行的货币（联券）了。新货币刚一发行，临时政府和日本陆军都得到了好处，因为通过发行自己的货币，临时政府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可以弥补一下它无法从游击队所控制的内地搞到税收；日本陆军则可以通过对兑换率的操纵筹集它自己所必需的开支，并促进它的经济开发计划，但作为一项旨在破坏国民党财政稳定的政治武器来说，联券的发行却是个大失败。由于联券的发行准备金有名无实，随着每月印刷量的不断增加以及货币总流通量越来越大，其价值也就不断下跌。尽管对私藏国民党货币的人严加惩罚，格雷贤的法则却再次被证明是正确的：较有信用的国民政府合法货币仍被继续使用，而且在兑换中往往还能得到贴水。在华北某些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法律禁止持有联券，违者处死。结果，华北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发现，他们只有用法币才能从内地买到农副产品。
一位作家指出：“凡是在日本人势力达不到的地方，人人都拒绝使用联券。”[41]甚至在日军势力“所能及”的地方，人们也尽可能避免使用这种令人憎恨的货币。例如，在华的日本商人也不愿接受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券，因为他们不能用它来偿付中国的债权人。在中国营业的外国银行宣布，只有横滨正金银行采取接受这种纸币以抵付其他货币的政策，他们才这样做。可是日本的银行家都坚决拒绝这样做。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海的《财政与商业》月刊说，“横滨正金银行的全部资财可能会因兑付北平所印出来的钞票而告罄。”[42]由于天津外国租界当局拒绝合作，日本对联合准备银行所抱的希望又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为止，即日本所扶植的联合准备银行成立的九个月后，他们事实上仍继续以法币作为记帐单位。由于日本所遇到的这些困难，其结果是，法币到了一年以后非但没有完全被联券所取代，反而在大约两个月后，即一九三九年五月，它与联券兑换的贴水率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之多。[43]由于日本军队在华北使用军用券购买当地商品和劳务，这就使已经够混乱的货币流通情况更加恶化了。到了一九三九年，日本银行发行的日元纸币和朝鲜银行在中国发行的特别纸币也都在华北流通，这就造成了进一步的混乱。
结果证明：对中国货币“进行改革”远比预期的要复杂而困难。早先几年，让满洲人停止使用军阀张学良时代流通的既贬值又不稳定的“奉票”还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由于其他的问题很多，事实证明还不可能把在满洲国取得的成功经验照搬到华北来。公众的信任是日本在这十年中的头几年取得了一些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是在后几年中她显然已经失去了公众的信任。正如一位财政分析家所写的那样：“在战争十八个月后，尽管中国丧失了大部分重要城市，但她却能使外汇汇率维持在空前稳定的水平上。要求一个国家的人民抛弃一种既贬值又混乱的货币，代之以一种更稳定的交换手段，那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可是，要是强迫他们接受一种既。不能兑换又毫不值钱的纸币去替代另一种比较健全和稳定的货币，那倒是一件极端困难的工作。”[44]
战争爆发以后，鸦片在日本占领区的财政收入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由于这种贸易的秘密性质，人们很难得出精确的数字，但是许多观察家所提出的证据都表明，自一九三七年初以后，秘密的鸦片贸易额急剧增加了。美国财政部派驻上海的专员就是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的人中之一。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向海关署长报告中国的麻醉品贸易情况。一九三七年四月，他报告说，在察哈尔北部的“日本当局”用“当地县长的名义”向农民发出通知，鼓励他们去种植这种“有毒的植物”，并公布奖励办法（例如，种了最低限量的可以免除土地税，种了五亩的可免服兵役）。[45]这些鸦片连同那些在内蒙古其他地方和满洲国所生产的鸦片，都由受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官员保护的”日本人和朝鲜浪人走私运进华北，而这些官员则从利润中提成作为报酬。[46]
战争爆发后成立的名不符实的禁烟局，倒是为毒品运进华北提供了方便。事实上，这个局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禁止麻醉品的贸易，而是通过颁发许可证的制度，把这项贸易置于当局的控制之下。美国财政部专员关于此事的报告，均为战后在东京的审讯中被日本军官及中国傀儡政府的官员所证实。[47]在这方面，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梅思平的长篇供词。梅是汪精卫政府的最重要成员之一，任内政部长。梅否认了他所谓在中国“流行的那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日本关于麻醉品的政策目的在于造成有毒瘾的人，“使中国人体质衰弱而且穷困”。他说，特务部发现毒品贸易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可以用来补充供它进行“多方面工作”的“非常有限的经费”之不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梅供称，为了进行间谍活动，也把毒品赠予或售给“无耻之徒或甚至贪污的官员”。[***]
梅把鸦片贸易和其他毒品（如吗啡和可卡因）的贸易加以区别。他认为，后者大部分是由地方低级官员自己搞的，而前者则是极有组织的，并且是内蒙古傀儡政府的主要财源。他还说，日本政府把鸦片贸易所得的收人汇到东京作为“秘密辅助资金”之用，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据梅说，直到一九四三年，日本政府才开始执行真正禁止鸦片的政策。这是针对中国民众突然爆发的愤懑和学生示威而采取的步骤。（东条政府为应付此次危机而派往中国的经济顾问表示愿意帮助汪政权查禁鸦片贸易，但也提醒汪政权不要忘记，从“鸦片贸易所得的利润是［设在内蒙古的］蒙疆自治政府主要财源”。）[48]
国策公司
在经济开发，即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交通运输的管理等领域内，临时政府被迫当傀儡的形象最为突出，而且日本的帝国主义意图也最为露骨。“经济合作”的口号远远掩盖不了这方面的实际情况。
军务局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制订的计划，列出了控制华北经济的指导性纲领的要点。[49]它规定在青岛市设立特别市政府，由一个中国人当市长，一个（由特务部挑选的）日本“最高顾问”协助工作，还设一个市参议会，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各半组成。计划组织中日合营公司经营地方的盐、酒、糖和烟草工业。将考虑在税收上优待这些企业并授予专卖权。还要在山东省设立其他合营的企业以经营煤矿和铁矿以及与之有关的工业。全省所有主要铁路将由一个企业独家经营。
随着日本占领了整个华北，必须为陆军所指望的合营政策制订出更为全面的方案这一点变得愈来愈明显了。据说，王克敏对日本人坚持全面和不受约束地控制华北经济特别感到忧虑。一个观察家写道：“王最初是一个银行家兼经济学家，之后很久才成为政客的。他明确地反对日本人完全垄断所有工业和经济计划。他虽然准备同意在重工业方面让日本人占有稍多于一半的份额，但却坚持把其余经济部门分摊给中国资本家和……中国政府。”[50]
为了使王放心，寺内将军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和他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建立一个中日经济委员会（日华经济协议会）。两国各任命五个委员，委员会负责制订华北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计划。王克敏自任主席；副主席是平尾八三郎。平尾是著名的日本实业家，曾任内阁阁员。据臼井胜美说，王以为此后经济事务将交北平的中日经济委员会来考虑解决，而不是按东京下达的单方面决定行事，所以他才同意订立这个协议的。[51]
要是王果真这样认为的话，他的幻想不久就破灭了。一开始委员会的权力就几乎被阉割掉了。事实上，王与寺内签订上述协定的次日，即三月二十七日，就不得不签署同寺内达成的一项“谅解”，该“谅解”规定“华北最高经济顾问将根据军事需要控制交通、运输和空运”。为日本单独控制这些企业而辩护的另一个理由是：临时政府无权要求取得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因为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都属国民政府所有；既然临时政府还没有被承认为是国民政府的主权继承者，它也就不能够成为国民政府所有权的继承者。[52]这样一来，这些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就从委员会的权限之内划了出去，并于最后划归日本陆军和日本企业联合经营。
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华北占领区有关资源开发的所有工业（铁、煤、电力等等）实际上都在中国开发公司的有效控制之下。而且只有这家公司拥有准许经营这些企业的权力。中国开发公司创办于一九三五年，原为南满铁路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并于一九三八年被置于华北派遣军的牢牢控制之下。由于需要吸收大量资本和技术援助，这就使该公司出面邀请日本各大企业参与它的经济开发计划。结果，日本工业界就在中国接管了重要的企业管理权。三井、三菱和大仓进入了煤炭工业；东京电灯、日本电力和大同电力进人了电力领域；日本制铁所和大仓兴业会社等等进入了钢铁工业。日本工业家甚至渗入了生产重要消费品的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如东洋纺织公司和钟渊纺织公司就接管了许多中国的纺织厂。[53]
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军事需要的不断增长，经济上也就更需要有更多的配合和集中计划管理，于是把中国开发公司改组为北支开发公司。这个新公司是根据一九三八年四月公布的一项法令批准成立的，同年十一月正式开张，拥有资本三亿五千万日元。[54]大谷尊由（前拓务大臣，在不到一年前曾主持制定成立这家大控股公司的计划）成为它的第一任总裁。他立即着手建立许多子公司并发行更多的债券。至于中国人所拥有的企业（例如铁矿），中国老板们除了把他们的设备和财产去换取该公司的股票之外别无他法。到了一九三九年，诸如华北交通公司和华北电力公司等国策公司的营业范围乃遍及整个占领区。
不过，其中有不少公司与其说是在事实上起作用，还不如说仅在理论上起作用。为了修建铁路和港口等野心勃勃的计划筹措所需资本而作的努力，在日本国内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在中国国内则更是毫无结果。日本军事当局和日本财界之间的利害冲突使他们在大陆上的冒险事业显得不那么吸引人。日本当时极端缺乏资金，军方拿不出什么办法来鼓励投资。军方对于使投资所冒的风险同利润大小成比例这一点的关心，远远赶不上它对用降低生产和利润的方法来使自己的计划获得资金一事的关心。可以用于投资的中国资本本来就少得可怜，这时更不愿意对国策公司的计划进行投资。泰勒评论说：“我们不应该忘记，把中国工业、矿业和商业财产都给没收的做法，并不能令人信服地向中国资产阶级表明中日经济合作有好处。”[55]
所以，为了实现急功近利的目标，往往放弃了从长远看来可能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和帝国主义国家本身都同样有利的经济发展计划。例如，究竟日本人对已在一九三八年初考虑的“土地改革”计划是怎样想的，恐怕只有天知道。考虑到将去执行该计划的那些实业部官僚和新民会官员所持的社会观，这个土地改革的前途充其量也只能是很渺茫的。无论如何，随着战争继续拖下去，对于诸如模范村（除非作为控制社会的工具）、修筑道路、修补河堤以及农贷和救济等等的强调之越来越少是可想而知的。一九三八年末，尽管中日经济委员会继续坚持说这类长远的目标还是很重要，但它也坦率地宣称，眼前需要关心的是“提高棉花和小麦的产量”。[56]
就单从日本本身的利益来看，也很难估计出：日本之所以未能成功地开发华北，究竟有几分原因是直接由于日本人无能所造成的，又有几分原因是由于游击队的抵抗所造成的。游击队在华北到处活动，他们从活动地点甚至可以看到北平的城墙。不过，毕竟不能因为日本没有建成她为华北计划的巨大铁路网而责怪她，因为白天铺上的路轨晚上便被撬掉了。不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美国新闻委员会在一九三九年所发表的文章看来还是对中国沦陷区糟糕的经济状况作了公正的描述：“生产、贸易和消费……都远远低于战前水平。一般生活水平大大降低了，大部分中国人在饥饿的边缘上生活。随着战争继续下去，日本人既无法把他们在经济上所造成的损害弥补起来，也无法促进任何大规模的新的经济发展。”[†††]
正如新闻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总的说来，中国居民都在经济上吃了苦头。泰勒认为，对一般人来说，最大的损害是由一些“小规模的掠夺者和谋利者”造成的。“在本财政年度（一九三九年）从神户搭船到大陆去谋求发迹的”二十二万日本人之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人。[57]傀儡政府和日本陆军都管不了这些人，也不愿意去管他们。他们每天的所作所为，都在提醒被占领城市中的中国人别忘记：中国人是一个被征服了的民族。根据日本人的估计，迄至一九四四年，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的人数是一九三七年的十倍。[58]新民会的一个被激怒的官员写了一份关于在大陆的某些日本人的劫掠行径的报告。他虽然承认有必要对某些重要的工业实行军事管制，但是他也用了最强烈的词句，遗憾地指出“恣意掠夺（中国）人民的私人企业并企图将这些私人企业置于日本工业控制之下的做法”。[‡‡‡]他指出，被没收或被迫实行中日合营的企业竟包括当铺、肥皂厂、油漆商店和面粉厂等等在内。
山崎中佐估计，在华北的日本侨民约达四十万人，“（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属于‘冒险家类型’的”。山崎遗憾地指出，这些冒险家们不理解日本宣布过的“圣战”的意义，他谴责他们编起了种族对立，并使那些天天同他们有接触的中国人激起了反日情绪。他作出结论说：“结果，‘新建设’的理想往往被这些毫无头脑的日本人所歪曲和破坏了。”[59]
华北日本人在经济上专横的做法，不仅违反了日本对经济合作许下的诺言，而且终于损害了自己。一九三九年，外相野村古三郎抱怨说，那些本来应该成为“北支经济开发核心”的国策公司，“全都缺乏机器设备，以致计划都完成不了”。[60]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日本“尽一切力量去吸引外国资本”到那个地区去。有讽刺意味的是，陆军恰恰就是想方设法用经济帝国主义的政策来防止依赖外国。根据日本人的估计，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年之间，美国对中国沦陷区的输出，的的确确增长了将近四倍。[61]这样一来，日本就日益依赖西方国家（在欧洲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依赖美国）帮助她去实现她的开发计划。而后来在一九四一年野村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华盛顿所进行的谈判中，正是这些开发计划成了最无法克服的障碍之一。
最后，让我再说几句话，以结束这一段关于日本力图“复兴东方文化”的讨论。
首先，统治华北同统治中国其他地区所用的方式和所建立的机构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后来几乎无法使其调和起来以建立汪精卫所领导的全国性政府。只提一下王克敏政权和汪精卫政府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就够了。后者非但不攻击孙中山，而且宣称只有它才是忠于孙的理想的。它攻击国民党没有实现“三民主义”，而且自称是“正统国民党”。
当汪精卫政府成立不久后于一九四〇年访问北平时，《新民报》发表了一篇“宣言”以示欢迎。在谈到汪献身于“三民主义”时，这篇“宣言”说：“当我们一想到它时，就不禁为之战慄。”中国现代史上所有的祸患无一不是孙中山的主义造成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蒋介石政权的组成、联俄联共、屈服于美国和欧洲的利益以及抗日，所有这些都根源于‘三民主义’。”[62]
用“新民主义”来代替“三民主义”这一点表明，日本人认为华北是个很稳妥的地方，可以（或者至少是企图）在那里搞起一种极端开历史倒车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学。清末以来，华北在政治上毕竟从未稳定过。总的说来，响应孙的民族主义思想并支持共和国的是南方；而在北方，民族主义才刚刚开始出现。国民党没有多少机会把它的思想意识和组织形式传播到这个地区，因为它在某些省份受到日本人的排斥，或者至少受到严厉的限制，而在另外一些省份则又被象阎锡山这类事实上独立的军阀所排斥。
学生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是最强烈反对“王道”计划的阶层了，但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他们处于组织涣散的状态。许多学校被炸毁了、关闭了、进行了改组或者迁移到外地去了，有的学校即使是还能办下去，其规模也大不如前。一九三五年与一九三六年间以一些学校为中心的激进抗日运动，在一九三八年简直就不复存在了。此外，由于共产党“有意识地把在北平的人力抽出去充实其他地方的领导力量”，“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精华”离开了大城市，到共产党在山西的根据地去了。[63]
在当时存在政治真空的条件下，日本人认为：他们广泛的政治“改革”最多也只会落得一个人们漠不关心的结果。陆军相信，它花了五个有用的年头在满洲国学会了如何跟人们漠不关心的态度作斗争，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说它不能在长城以南的地方取得成功。一个傀儡官员写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南京决非我（华北）人心之所向。总之，不论在精神上或在行动上，北方总是比较接近新京（满洲国的首都），而不是接近南京。”[64]
满洲国的经验可没有一条能说明：外来的共产主义哲学竟会那么坚决地同中国的传统“方式”进行斗争。华北政权的许多军事和民政顾问都是先前在满洲国任过职之后调过来的，他们把前几年形成的一套关于行政管理的观点和政治哲学都带过来了。山崎大佐对此又作了恰当的评论：
那些在建设满洲国有过某些成功经验的人员负起了建设华北的责任。由于他们思想方法简单、知识领域狭隘，所以在指导地方行政人员方面犯了不少错误，发布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命令。结果，他们往往不得不朝令夕改。他们犯错误的最大原因是：负责的日本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没有予以足够的、认真的注意。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不只是专门对付日本军队，因而赢得了人心。相反，我们却只把中国共产党看做土匪，把镇压他们的事看得比对人民做工作更为重要。[65]
日本之所以把这种类型的政权强加给华北的另一个原因是：华北地区在她的战略思想中占有优先地位。华中和华南的重要性似乎远远及不上华北，所以，许多日本人打算同意在黄河以南建立一个比较有独立性的政权。但华北必须在事实上成为日本帝国的真正组成部分，如果在名义上并非如此的话。这个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决定了这项政策，因为它最贴近满洲国，也最容易受到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人的袭击，或者同时受到二者的袭击。如果说光有这种考虑还不够的活，那末单是这个地区的经济重要性也足以促使日本采取严格的控制政策的。
最后，中国最大而且最令人头痛的一支抗日游击部队集中在华北，这从本质上对决定日本人在那里作出反应也起了作用。在华北进行的“扫荡”比在中国任何其他地方所进行的“扫荡”更能说明他们单纯依赖军事手段。共产党的八路军不让日本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试行更加狡滑的扫荡办法，那怕日本果真准备并且愿意试一试的话。日本在华北采取极端黩武的态度，以她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间所实施的大规模毁灭政策（即三光政策）达到了顶点：为了使敌方不能利用某个地方和居民，便把这个地方及居民统统毁掉、杀掉。在伪政权体系中，也采取过类似政策，它对中国民族利益所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日本企图强加给华北的任何其他措施所造成的损害。
[*] 特务部偶尔也被称为特务机关。虽然日本的资料有时对这两个名称加以区别，但我在本书中还是把这些机构一律称之为特务部。
[†] 原文为 Executive Yüan，按当时伪组织的名称为“行政委员会”。此处应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译者注
[‡] 按当时伪政权的组织是：“行政委员会”、“议政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三个部门。——译者注
[§] 可能是指所谓的“议政委员会”。——译者注
[**] 以下引号中的“宣言”词句是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北平晨报》刊登的该伪临时政府成立的“宣言”。——译者注
[††] 要是把康德皇帝（亨利·溥仪）从满洲国新京的皇宫迁回北平（或者不如称之为北京，因为这个城市后来再度成为中国的首都），那么复辟清朝的活动就可以说达到顶点了。按照乔治·泰勒的说法，一九三八年这类语言在北平四起。这是由于下列消息而引起的：建筑新京的新皇宫工程已经停止，而修复北平紫禁城的工程却已开始了。（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27页）
[‡‡] 据美国资料的估计，一九四五年华北的总人口是一亿多一点。估计新民会会员总数为五十五万人（一九四三年）。但只有五万是“有完全资格的会员”，那就是说，这些人人会时间较长，并且受过特殊训练。所有政府官员、所有学校的校长和宣传机关的头头都必须是新民会会员。（见美国战略情报局编的《华北沦陷区的傀儡政府机构》第12页）
[§§] 日本德川时代，封建诸侯的总管家。——译者注
[***]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460号第3页。鸦片馆受到佩有政府机关证章的临时政府官员的保护，有些官员官阶之高，把《新民报》的编者都激怒了。这家报纸厌恶地揭露道：鸦片馆的掌柜们“甚至公开宣扬这一事实，并这样说过，‘如果当官的都觉得咱们的小店是值得光顾的，你们为啥们不这样认为呢?’”（见《在华北的鸦片贸易利润》，纽约《亚细亚》杂志一九四〇年第四十期第551页）
[†††] 见美国新闻委员会出版物第五号《中国开发（无限）公司：对日本经济合作的第一手研究》第28页。美国新闻委员会于一九三七年或一九三八年成立，负责人是美国传教士埃德温·马克斯。它为美国新闻界编写并散发日本占领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文献和研究报告。它的成员包括在华居住的美商、传教士和新闻记者。
[‡‡‡]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614页。人们认为，满洲国青年组织和新民会的一位活动家小山定友是这篇报告的执笔人。臼并把小山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是小山在一九三八年对中国沦陷区的一次视察旅行后写成的）概述如下：“那些原来在中国毫无地位和声誉、而且又毫无商业经验的（日本人），突然获得了一定的权力，并且正在牟取巨大的、不应得的利润，仅仅因为他们是日本人而已。”臼井写道，小山不论走到那里都能看到这种“不光彩的”情景。（见臼井的《追求一个幻想：大东亚新秩序》，载《朝日杂志》社编：《昭和时代历史片断》第286一287页）
[1] 见哈利特·阿本德的《一九二六——一九四一年我在中国侨居生活》第313页。这位顾问是原田熊吉少将，在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是华中派遣军的特务机关长。他和他的助手楠本实隆大佐的活动，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第2203号第1页和第7页谈到。他们俩人对建立一个与临时政府竞争性的政权——设在南京的维新政府，颇有帮助。在大陆的各日军司令部之间的竞争，可参阅约翰·戈特的《日本为亚洲而战》第61页、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95—98页、以及阿尔文·库克斯的《消耗国家作战力量的后果：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日本陆军在中国的经验》一文（载《军务杂志》一九六八年第32期，第60页）。我还通过访问前陆军军官山崎重三郎而得知这些内幕。山崎强调指出华北派遣军与华中派遣军之间的“恶感”。
[2] 见今井武夫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116页。
[3]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第207页。
[4] 见C·Y·W·孟的《日本在华北的机构——治安维持会》（载《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第125页）。
[5]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0页。
[6] 见《时代》杂志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三日第17页。
[7]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41页。
[8] 同上
[9]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27页。
[10] 喜多将军和根本博将军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给田中新一将军的报告见防卫厅防卫研究署编的《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卷第514页。
[11] 同上书，第513—514页。
[12]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1页。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关东军司令部的《支那复兴建设方策大纲》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
234—236页。
[16]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文件第2203号第1页。
[17] 见梨本祐平的《在中国的日本人》第六章。另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469页。梨本是临时政府的经济顾问，他的著作是关于该政权的最好的第一手资料。
[18] 访问陶希圣谈话记录。
[19] 实例请看《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第300页及十一月十九日第370页。
[20]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36页。
[21] 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115页。
[22] 见乔治·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33页。
[23] 见青木德三的《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背景》第三卷第213—2I5页。
[24] 见约瑟夫•利文森的《信奉儒家的中国及其在现代的命运：帝政衰败的问题》第133页。
[25]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60—61页。
[26] 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71页。
[27] 同上书，第210页记述新民会的“标语……向（一些想用作新年装饰的）
户主赠送”。
[28] 见土肥原贤二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中央公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第六一四期第n 页）。
[29] 弗雷德里克·莫特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华所扶植的政府》第190页，谈到缪斌的《武德论》。
[30] 见希拉里·康罗伊的《日本在华的战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第372页。
[31] 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93页、第224—225页。另见T·A·比
森的《日本在中国》第311—313页。
[32]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一九六三年二——四月第一一三期第50页）。
[33] 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114页。
[34] 同上刊，第340页。
[35] 见臼井胜美的《追求一个幻想：大东亚新秩序》一文（载《昭和时代历史片断》，《朝日杂志》社编，第286页。王克敏—寺内协议的全文见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微型胶卷《日本外务省档案》，第三五六卷，编号：SI．6．1．l—7号；第153页及续编。
[36]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4页。上述顾问是前内务省次官汤泽三千男。
[37] 见美国新闻委员会的第八号出版物《在中国舞台上的日本傀儡》第29页。
[38]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一九六三年二——四月第一一三期第50页）。
[39] 见W·Y·林的《中日货币战》（载《美亚杂志》一九三九年第三期第30—36页）。
[40] 亚瑟·N·杨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及外援》第65页引自东京的《东方经济学家》杂志。
[41] 见根室·斯坦因的《经济札记》（载《美亚杂志》一九三九年第三期第236页）。
[42] 见亚瑟·N·杨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及外援》第67页。
[43] 见斯坦因的《经济札记》第236页。
[44] 见W·Y·林的《中日货币战》第35页。
[45]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393号。另见美国财政部驻上海专员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的报告。
[46]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399号。另见美国财政部驻上海专员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的报告。
[47] 事例见：特务机关的官员原田熊吉的供词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
第423号；汪精卫政权的内阁成员梅思平在法庭上的誓词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460号。
[48]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460号第5页。蒙疆政权将在本书第七章讨论。
[49] 《处理山东及青岛地区纲要草案》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2—133页。”
[50] 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339页。
[51]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4页。
[52] 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134页。
[53]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4页。
[54] 见《东京公报》第十八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2页。
[55] 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148页。
[56] 同上书，第155页。
[57] 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149页引自《日本纪事报》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
[58] 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44页。
[59]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一九六三年二——四月第一一三期第52页）。
[60]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88页。
[61]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序言第32页。
[62] 见《东方事务》第十三期（一九四〇年）第245页。
[63] 见约翰·以色列的《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第179页。
[64] 见《东方事务》第十二期（一九三九年）第306页。
[65] 见山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第一一三期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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