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日期的通敌内幕 4
第四章 一桩事变发展成一场战争：
近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近卫首相召集他的核心内阁（即外相、陆相及海相）举行会议，一整套全面的侵华战争政策乃宣告出笼。这种会议往往被用来作为政府对参谋本部起草的各种政策作出承诺的手段。十月一日批准上奏天皇的这项政策也不例外。《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把十月一日会议的各项决定都写了进去，而《纲要》本身又是以石原将军手下的战争指导课的参谋人员起草的一份文件为蓝本的。[1]为了扫除在过去四年间恶化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它倡议撤消冀东政权及冀察政权，废除何梅协定及秦土协定，放弃日本已经在冀东建立了的“特别贸易”关系。它主张只有当华北“在南京政府主权管辖下”成为“真正明朗化的地区”时，华北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华北成为“真正明朗化的地区”是在那几年间许多官方的对华政策声明中经常出现的陈词滥调之一，而且总是与要求把国民政府从华北地区排除出去的那些声明联系在一起的。但这次战争指导课却用了准确反映石原意图的措词，在自己起草的文件中明确写上：让南京政府的势力留在华北乃是“实现中、日、满提携协调”的最好办法。
在八月八日到九月底这段时期内，当战争指导课草拟的文件在参谋本部及有关省的官员中传阅以征求意见并获得必需的批准签章时，强硬派官员总是想方设法把他们自己的意见加到里面去。不过，十月一日的决定表明，在事关重大的华北问题上，政府决定听从八月计划的建议，取消造成中日磨擦的协定和伪政权。这个决定似乎表明，石原和外务省发言人大田一郎的劝告已被作为国策接受了下来，在制订十月一日《纲要》期间，大田一郎曾经提出警告说：要是企图扶植独立于南京政府的政权，或者支持象吴佩孚那样的反动“守旧派”以大力破坏国民党的统治，“日本准会后悔一千年”。[2]
然而，强硬派的意见在十月一日的文件中仍然有所表达。在调整中日外交关系一节中，《纲要》相当笼统地提到中国必须“消除所有妨碍中日经济合作的阻力”，并“和日本合作以防止共产主义”。虽然《纲要》本来也许可以成为同中国进行有成果的外交谈判的基础，不过，从对文件内容所作的各种“说明”和“解释”可以清楚看出，核心内阁已经明显地改变了它的主张，并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路线的条件，从而使此后几个月中的谈判取得成功的前景大为黯淡了。官方对《纲要》的说明宣称，由于注意到“人民希望取得更大的胜利果实”，日本政府已不再满足于在先前较宽大的和平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了。说得恰当一点，日本将不得不考虑她在战争中的生命损失和费用开支，要求给予“物质”赔偿。说明中特别要求赔偿日本的“直接损失”。此外，日本还要求在华北取得许多经济特权，其中包括中日合营重要铁路、轮船公司、航空公司以及开发华北地下矿藏的特权。正如一位日本历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近卫后来把这些企图取得赔偿和特权的要求统统都说成是由于“人民”希望自己在战时所遭受的痛苦能得到补偿。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3]近卫内阁及陆军参谋本部认为这些条件和他们在华北的野心完全相吻合，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积极着手组织国策公司以开发华北经济潜力的做法上看得出来。
国策公司
石原调离中央，使参谋本部对开发华北经济的可能性“突然大大地”关心起来了。它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发表的《北支经济开发试行计划》，为以后的各项政策奠定了基础，而这些政策是要把中国沦陷区的所有重要工业、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开发置于日本控制之下。[4]在以后几章里，我们将更充分地讨论日本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国策公司的组织和业务。现在且先简要地叙述一下日本对华战时经济政策的由来。
在考虑开发华北经济所涉及的问题时，参谋本部的结论是，必须筹集大量私人资本，以便为它所设想的大规模计划提供资金。于是，它建议创立一个巨大的控股公司，负责处理华北所有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国开发公司就是典型的这样一个公司，它是南满铁路公司为管理它在华北的业务于一九三五年创办的。参谋本部建议把中国开发公司从南满铁路公司分出来，改组为控股公司，并通过它把日本的资金和经营管理人才输送到华北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前京都西本愿寺的住持大谷尊由离开他的僧职，去当近卫内阁的拓务相。他起草了一个补充参谋本部《试行计划》的全面计划。[5]该计划主张建立一个在日本“最高指导机关”帮助下工作的华北政府，把日本顾问派到拟议中的华北政府所属各个“自治”省去，并在华北和华中都建立巨大的国策公司来指导经济开发。大谷设想甚至把历来制订经济发展方案都不予考虑的华南地区也包括了进去，并主张由台湾拓殖公司来监督华南地区的开发。一九三八年，大谷被任命为他所提议在华北创办的公司的总裁。
军方的《试行计划》于十二月九日经四相会议批准。用大臣们的话来说，那就是“必须建立旨在发展华北、上海和其他地区的经济的‘国策机关’，以便应付在中国进行的持久战”。[6]具体要搞的开发重点是：运输、交通和金属采矿工业。这样，日本的私人资本要在开发中国经济中大显身手的野心和国家的战略需要就圆满地结合在一起了。参谋本部主张实行这样一个攫取经济特权的纲领，表明它的政策已有明显的变化。不管它是否有意这样做，这都标志着它已向建立傀儡政权方面迈进了一步，因为只有傀儡政权才能为推行这种政策提供必要的政治和法律基础。由于日本决心要使中国经济对进行战争作出贡献，这种政权具有十足的奴仆性质乃是必然的结果。主张攫取种种经济特权是因为它们对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所非有不可的，可是攫取这些特权则恰恰必然会使战争拖延下去。这个道理似乎并没有使大臣们在十二月九日感到有什么不安，这真是咄咄怪事。
大谷计划提出了八天之后，政府的企划院就发表了题为《北支经济开发政策》的明确政策声明。[7]这个新近成立的企划院只不过是“一个由陆军计划人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其任务是就动员人力和物力的问题向首相提出建议。[8]例如，企划院的秘书佐藤健隆中佐就同时在陆军省军务课里有兼职，而且是一个“倡议撤销承认蒋政权的急先锋”。[9]军方对企划院的控制以及该院染指华北事务等事实表明，外务省在决定日本对华政策方面的权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当时已有可靠的记述说明外务省对事态的这种发展感到不安。可是，“反对这样做的只有外务省，而陆军省和海军省则都赞成这样做，所以外务省也只能加以默认。”[10]
企划院的政策规定要成立一个国策公司，它后来被命名为“北支经济开发公司”，其任务是“开发、管理和调节（在华北的）有关运输（包括港口和公路）、交通、矿业、制盐和盐的利用等重要工业”。这个公司不仅要控制日本创办的工业，而且还要控制原来已有的企业。至于公司在经营方面产生的一切问题则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或地方治安维持会协商解决。
搞华北经济开发公司只是他们采用的许多办法之一，其目的在于：把西方对华北进行经济渗透的规模缩小，创立一个包括日本、满洲国和华北的日元集团，以及削弱国民政府。为这些目的服务的另一行动是分裂中国海关，而长期以来海关一直是南京政府国际信用地位的主要支柱。[11]到了一九三七年，海关虽然仍由英籍总税务司掌管，其工作人员虽然也仍由各种国籍的人来担任，但它已经被纳入了南京政府总的财政体系中，中国的沉重外债是用它的收入来摊提偿还的。到芦沟桥事变前夕，它的有效的行政管理，加上国际贸易的日益增长，使中国在国外的信用地位空前提高，这种信用对中国是极端需要的，因为中国所需的大部分战争物资都要仰赖国外供应。日军占领了诸如天津和上海等港口，使关税收入受到威胁，这就造成了一些棘手的国际问题，使西方和日本的外交官们不断发生争吵。
在天津，日本人对当地的海关税务司施加压力，要求把税款存在日本银行里，只准保留一小部分税款去支付某些国际债务和各种费用。海关税务司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屈服于这个压力，三天以后，相当大一部分的中国关税收人开始直接存入横滨正金银行。上海的海关当局也受到同样的压力。在正常情况下，上海关的收入占全中国关税收人的一半。不过这一次，英国外交官员在同意日本的要求之前，提出要日方对偿还债务及其他事项所需费用作出保证。结果终于在一九三八年春作出了体现双方妥协的复杂安排：日本答应英国不马上夺取海关行政管理权，而英国则答应日本不把绝大部分的关税收入给南京政府作为回报。这是一项仅对一方有利的
妥协，英国得到的是形式上的好处，而日本则得到实利，但是（由于英国人未能说服美国共同顶住日本的压力而处于无法进行讨价还价的软弱地位，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也是必不可免的。
同时，在华北，新的华北傀儡政府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任命了一位海关监督，这是毫不足怪的。这位海关监督立即把较高的一九三四年税率降低了，以便吸引外国船只到华北去。在新税率下受惠的是日本，因为规定享有较低税率的几种商品中就有茶、丝和纸等产品，而这些都是日本极度萧条的经济亟需推销的输出品。受到损失的是南京政府，它不仅失去了华北各港口的税收收人，而且还失去了由于新的低税率吸引到北方去的这部分贸易的税收。对于北平政府的非法歧视行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向日本提出了强硬抗议的照会，但是东京就是拒绝对华北政权的行动承担任何责任。
在芦沟桥事变后的两年里，日本通过国策公司、税率管理、金融和货币策略（这将在下一章加以考察），已经在经济上卡住了中国——尤其是华北——的脖子。等到一九三九年日本同她的主要合作者汪精卫谈判一项协议时，除了日本已经在华北取得的那些既得经济权益外，也就没有什么其他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了。
虽然日本露骨地在中国抢占经济地盘，她也还继续在外交上不断地去探索解决“支那事变”的办法。在一九三七年，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想断绝外交关系。八月初，当华北的战火还没有波及上海地区之前，日本大使川越茂和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举行过多次秘密会谈，试图为正式的谈判打下基础。东京还指令船津辰一郎参加会谈，此人在华从事过商业和外交活动并和高颇有私谊。八月九日在上海举行的秘密会议上，高警告日本人说，南京的气氛极端反对与日本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他告诉日本人，“稍微软弱一点”就会被认为是卖国。[12]同时西园寺公一也从蒋的小勇于宋子文那里听到大体上相同的意见，他当时是作为近卫的私人使者被派往中国去试探中国人的想法的[*]。宋说：
中国和日本的军人各自对本身都有错误的理解，日本军人对中国陆军仍然抱着他们的老看法。他们认为只要狠狠打击我们一下，我们就会投降，并且还会百依百顺。中国陆军从满洲事变以来就在努力学习。它是经过德国人训练出来的，而且我们已经花了不少钱来使它现代化。中国陆军知道自己是比以前强大了，它坚信这一次决不会再吃败仗。所以说，日本陆军低估了中国陆军，而中国陆军则又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这就是危险之所在。[13]
中日双方的军队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夸大了敌人的弱点，所以双方都很难克制自己不采取鲁莽的行动。不久事实就证明，宋的这种忧虑是完全有道理的。在八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个叫大山勋的日本海军大尉在上海郊区被杀，据说他是在企图单枪匹马地去袭击重要的虹桥机场时被打死的。总的说来，日本的地方军事当局作出了谨慎的反应，他们表示了道歉，并且取消了晚上的巡逻，以免使紧张局势一触即发。[14]然而，当八月十四日中国飞机袭击停泊在上海港的日本军舰时，宋的预感的正确性就得到了证实。双方都谈论到“忍无可忍的”时间已太长了，因而有必要采取较强硬的办法来对付另一方。战火一旦扩大起来，外交工作就会越来越难进行了，在这以后的两个月里，外交谈判陷入了僵局。
在日本，首先努力谋求打破外交僵局的是参谋本部，当时温和派的石原还在那里工作。九月九日，在石原和多田的坚持催促下，杉山陆相在天皇面前保证陆军在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并且“总要想点办法”利用外交渠道去解决战争。当天皇问陆相能否约束得住较低级的军官时，杉山回答说他将对此负责。大约在此同时，参谋本部决定绕过外务省，直接指示日本驻柏林的陆军武官大岛浩将军去试探一下德国人是否愿意出面调停。事实上，德国有两条极为重要的理由希望能在中国维持和平和稳定，即：维护德国在中国日益扩大的贸易；把日本的矛头转向苏联。中国作为接受德国的军事援助和顾问的国家，日本作为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的伙伴，因此两国都有理由把德国看作是诚实的中间人。但是德国外交部向日本明确表示，它不想在任何中日谈判中对中国施加压力，并且至少在目前，德国甚至不打算积极调解这次纷争。不过，如果日本需要的话，她可以充当“传信人”。
日本同意了。十一月三日，德国驻南京大使奥斯卡，陶德曼和驻东京大使赫伯特·冯·狄克逊就开始执行“传信人”的任务了。这一天，狄克逊把广田外相交给他的停战条款通知柏林。狄克逊报告德国外交部说，他认为广田是真诚希望根据这些条款实现和平的。他还认为，广田的下述说明也是出于诚意的：如果中国拒绝考虑这些条款，日本将继续进行战争，直到中国被完全打败为止，到那时候，日本将“会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15]柏林很快就指示陶德曼把这些条款转达给蒋介石，柏林感到“这些条款似乎是可以作为开始协商的基础而加以接受的”。这位大使在十一月五日转达给委员长的条款是和十月一日《纲要》的内容一致的，只是没有把强硬路线的“解释”（如要求赔款）包括在内。这项最新的日本建议，就象十月一日《纲要》一样，缺乏明确的具体内容：内蒙古要实行自治，但其疆界却未加规定；华北将置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但是要从满洲边界直到平津一线以南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它的反日政策，并开始和日本共同反共等等。十一月五日的条款常常被说成是宽大的，因为它们既没有提到赔款和在华北的自治政权，也没有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16]
日本政府已经从许多不同消息来源充分地了解到，任何其他分歧点都有进行协商的余地，惟独诱使国民党政府承认满洲国这一点是办不到的。至多只能希望它对其事实上的存在加以默认。在战争的头一个月，当西园寺对宋子文提出承认满洲国的问题时，宋曾说过，只要日本提出任何这样的要求就会“使战火蔓延开来”。宋说，如果日本不想帮助国民党政权保全面子，那么最起码也要做到“不使我们失去面子”。在西园寺说到日本可能同意只要在满洲国问题上保持缄默之后，来回答说，他将向委员长请示一下。两天以后，宋答复说，蒋不反对这种默示的、事实上的承认。[17]
当陶德曼于十一月五日把日本的一揽子建议交给蒋时，委员长作出了迅速的、否定的反应。他告诉陶德曼，由于若干理由，他不可能接受这些要求，任何一个中国政府要是同意了这样的要求，它就一定会被“公众舆论的浪潮所冲垮”。他说，只有在日本人准备恢复战前原状的情况下，他才能开始同他们谈判。他接着说，目前也没有必要去理睬日本的任何建议。因为西方国家即将在布鲁塞尔开会，考虑他们根据一九二二年九国公约的条款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中国应当等一等，看看他们是否同意对日本帝国采取某些强硬的惩戒行动，例如经济制裁。[18]有关各国从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在比利时首都开了三个星期的会。正如一位观察家所写的那样，他们“忙碌了半天却是一事无成”。[19]美国采取了孤立主义，而英、法和苏联则全神贯注于希特勒的威胁；总之，没有一个同情中国的国家愿意采取可能制止日本或者使日本放宽和平条件的行动。正如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在这次会议举行前几天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首先就不应该召集这次会议，因为它只能起证明“各大国不团结和软弱无力”的作用，这样反而会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加强自己的信心。[20]
正当中国对国际支持所抱的希望在布鲁塞尔遭到破灭的时候，从国内战场传来的消息又加剧了普遍的失望情绪。十一月四日，就是蒋拒绝陶德曼转交的建议的前一天，柳州平助中将的第十军奉命在上海南面的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次登陆没有受到抵抗。第十军部队朝西、北两个方向前进，攻破了上海的防线，到十一月底已推进到离南京不到六十英里的地点。德国继续对中国施加“善意的压力”并要中国对日本十一月五日的建议作出反应。在和中国高级官员的私下交谈中，陶德曼表示他自己深信“解决纷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陶德曼直率地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曾经有过各种有利机会来商谈和平，但是那时她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因而拒绝进行和平谈判，终于在凡尔赛被迫接受强加于她的一切条款。”[21]
由于战场形势日益恶化，蒋于十二月二日在处于半撤退状态的首都南京，召集他的高级将领讨论日本的和平建议。绝大多数的与会者第一次才听到大约在一个月前提出的这些条件。汪精卫后来公布了这次会议的经过情况，力图为他自己同日本搞和平活动进行辩护。[22]据他说，在外交部次长徐谟简要地向到会将领报告了陶德曼进行调停的情况以及十一月五日的条件之后，他们问徐谟，日本人是否还坚持要求过诸如限制中国军备之类的其他条件。徐回答说没有。这时蒋便征求唐生智将军的意见。唐是南京卫戍司令，曾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但他当时没有表态。委员长接着问白崇禧，他是国民党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并以主张大力抗日而闻名的。白崇禧回答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的话，那为什么还非打仗不可呢？”徐次长再次明确告诉与会者，陶德曼没有传达任何其他条件。委员长继续一一征求他的将领们的意见。徐永昌和顾祝同两位将军认为，日本的条件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而当蒋再次问唐生智的时候，唐表示同意其他人的意见。最后，委员长总结大家的意见，认为日本的条件既没有威胁要灭亡中国，也没有否认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权。他作出结论说：所以德国的调解是不应当加以拒绝的。
于是，蒋于十二月二日傍晚会见了陶德曼，表示愿意和日本开始对话。由于陶德曼的保证，蒋希望一旦中国和日本都同意开始谈判，希特勒就会要求交战双方实行停战。过了一天，狄克逊大使从东京打电报向德国外交部报告说，日本参谋本部对于战费的增加和战线的扩大极为担心，迫切希望战争得到和平解决。[23]他的报告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参谋本部的高级官员如多田将军和河边将军都感到，如果在南京陷落以前谈判都还没有开始，那就会大大助长强硬路线派的势力。参谋本部的一位军官回忆说，在南京陷落前的那些日子里，认为“日本应当不承认蒋政权的论调甚嚣尘上”。[24]十二月一日，河边将军发表了一个政策声明，反映了参谋本部内反扩张主义派的担忧：
撤销对蒋政权的承认会使它陷入极端绝望的境地，它将会拚死地同日本作困兽之斗。这样，不管我们是否摧毁了它，结果都会使中国长期分裂……，即使在长远的将来它也还会是一个消耗帝国力量的无底洞。何况，这还会引起英美对整个远东的觊觎。[25]
然而就在同一天，帝国大本营发表了一份《解决支那事变的建议草案》[†]。这个草案清楚地显示出强硬派占据上风已到了什么程度。它修改了陶德曼不到一个月前向蒋转达的条件，使其内容更加苛刻。现在，除了原先的要求之外，帝国大本营还要求蒋“正式承认满洲国”，“共同建立一个‘新上海’”和“赔偿日本侨民由于事变而蒙受的损失”。
更加苛刻的是，《建议草案》第四节中增加了一些“担保条款”，要求中国保证认真执行和平条约中的一切义务。在日本．对此感到满意之前，中国必须同意把日军已进人的所有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只有在“地方秩序恢复”后，日本才会从这些地区撤回她的军队。此外，“在华北的重要地区和上海周围”，中国必须接受一项比较永久性的安排：让日本驻扎军队并“控制必要的交通设备”。另一种形式的担保是，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华北五省的一些特别经济特权。这个文件并未具体规定有哪些特权，但指出，它们与关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交通运输等有关。最后，中国必须让日本控制那些为了行使和管理此类特权“所需要的机构”。
在整个十一月份，一直是日本人在提出和平建议，而中国人则认为和谈的问题应该慢慢来。与此同时，日本在军事上的地位不断获得改善，以致帝国大本营和日本政府的不少官员都想把十一月初的“宽大”条件加一点码。所以，等到蒋介石终于在十二月二日通知陶德曼准备就十一月所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时，东京的反应是冷冰冰的。当狄克逊于十二月七日把蒋同意谈判的消息转达给外务省时（这时南京战役正在进行），他大吃了一惊，因为广田外相对于日本是否还有可能以一个多月以前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表示怀疑。广田说，过去一个月军事形势已有变化，因此“公众舆论”恐怕不会再满足于先前的条件了，而且“各野战军所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了”。[26]广田拒绝把日本的新条件提交给狄克逊，因为所谓最新的条件（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帝国大本营所草拟的那些条件）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在以后两周里，为了制订更为苛刻的和平条件，召开了一系列内阁会议、核心内阁会议和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此期间，南京陷落，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在北平成立了。
这时，（日本）政府内部也有重大的变动。“歼灭战”最坚决的倡导者之一——（预备役）海军大将末次信政——参加了近卫内阁并担任内相，从而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取得发言权。末次于十二月十四日（南京陷落的次日）首次参加联席会议时就说：“除非把和平条件订得十分强硬，否则我们的人民就会不满，前方士兵同样也会不满。”[§]末次大将采取暗示军队和民众会变得难以驾驭因而可能采取激烈行动的做法，是当时很时兴的一种方式，就是说，问题没有得到争论就通过是不允许的。近卫立刻站起来驳斥未次发言中的这种含意，结果末次被迫承认近卫是正确的。但是，即使民众会变得难以驾驭的那种幽灵不再作怪，日本领导人中却无可否认地滋长了一种想法，即：一定要叫中国丢尽脸才能使政府要求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得到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必须达成一项清楚说明蒋介石已经被打败了的和平协议。这就是近卫和他的整个内阁在十二月初，甚至在南京陷落以前就已有的念头。现在，中国已在南京吃了败仗，他们就越发感到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了。十二月十四日，即举行联席会议的当天，近卫公开声明．“国民政府已经不成其为一个政府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随着国民政府的垮台而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权，那么日本就只有考虑采取与之共存共荣的具体措施，别无他法。”[27]
末次海军大将交给近卫一份报告，概括了内阁中许多人的想法。他在那份报告里攻击陆军中主张和平并对中国作让步的人；“老是得由我们这一方来提出和平条件的情况已经是够不象话的了，但是，如果我们（还要进一步）表示准备作出让步的话……，那末中国显然就更要利用我们的温和态度了。”这份报告继续说：“现在南京已经攻克，看来蒋政权已陷人了真正的困境，但是我们远不能作出蒋的权力已经完蛋的结论。如果我们稍微放松了作战，蒋政权显然就会恢复元气。不过，只要我们再推它一下，它就会倒台。要是我们极力主张和平……，中国人只会看不起我们，而且会重振他们的士气。”[28]
一个清楚的倾向正在露头。十二月初以后，在参谋本部本身，只有为数不多而且处境孤立的人，还认为以较温和的办法结束战争是可取的。近卫显然也同意多数人的看法，认为持温和态度是“危险”的。他向一个同僚解释道，“对于一个不断取得胜利的国家说来，采取一种极其类似战败国所持的态度并有意识地显示我们宽大无边是不妥当的。”他感到，任何示弱的表现都会被其他国家解释为日本有“处境不稳”的迹象。这就会对日本的工商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尤其会引起“日元暴跌和政府债券的贬值”。[29]
十二月二十二日，广田外相终于把德国大使召到外务省来，将日本政府对蒋介石十二月三日信件的答复交给他。正如广田已经在十二月十日所暗示的那样，日本人现在要求蒋接受比十一月转达给他的条款更为苛刻的新条款。[30]根据未次海军大将的建议，日本故意使新建议的内容含糊不清。其要点如下：中国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这个要求在先前提出的条款中是没有的；必须同意在华北和内蒙古建立一个（范围未定的）非军事区；必须偿付“适当的赔款”，这是又一项新要求；并且必须同意在华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机构，以实现日华满三国的共荣。狄克逊要求对此点加以澄清，但广田只说，他所设想的华北“特殊政治机构”是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不一定是隶属于蒋介石政府之下的”。[31]
狄克逊对条款措词之含糊、内容之苛刻感到十分不安。在此后几天里，他又多次要求广田作详细说明。他说，如果不加以说明，那就很难设想中国人会接受这些条款。同时他很不高兴地向柏林发出电报说，他确信日本领导人并不期望对方接受新的条款。狄克逊说，确实日本人希望对方对此加以一一拒绝，以便他们有借口来继续进行其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战争。广田不但没有说明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条款，反而把这些条款变成一项最后通牒：中国必须在年底左右表示准备接受“所有这些”条款，否则日本将“不得不从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当前的局势”。[32]不仅和平条款的内容含糊，甚至连威胁的措词也很不明确。
据河边虎四郎大佐说，多田将军曾一再推迟进攻南京的决定。他曾经争辩说，占领敌人的“京城”非但不能象松井将军和其他人所保证的那样会加速蒋的投降，反而会使和平解决成为不可能。[33]然而有人向多田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他批准这次进攻。等到他自己的作战课课长河边大佐也倒向了那些敦促他改变主意的人们时，他终于让步了，并在十二月一日下令向南京进军。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了一点可以算是胜利的东西。他在发布进军令时加列了一个条件：攻占南京一事不得“妨碍将来同南京政府达成和议”。[34]
但是，迹象日益证明，文职和军方的领导人都决心要摧毁国民政府而不想和它打交道，多田将军和他手下反对这种政策的参谋人员也变得越来越坚决了。这个反对力量的中心是作战部以堀场一雄中佐为首的战争指导课。堀场后来成为本书所涉及史实的最重要的编年记录者之一。他同他的上司河边一样，也是石原莞尔的门生。堀场是一个研究苏联及其经济计划的专家，在驻苏联和驻波兰的武官处工作多年。他回到日本后，和石原一起制订了发展日本和满洲工业的五年计划。[35]
政府决定把对中国的要求加以升级一事受到堀场所在单位的极力反对。他后来回忆说，“他们（扩张主义派）激怒了我。们，我们下定决心要顶住他们，我们要自告奋勇把我们的国家从险境中拯救出来。”[36]堀场坚信：是近卫在极力推行同国民党政府决裂的强硬政策，以便把这一整套坚决的政策提交新的一届国会，这一点使他特别感到忿怒。总之，他深信，近卫宁可危及国家的命运，而不愿作出政治上较难推行的决定。堀场和他的顶头上司河边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河边却懦怯地向上级屈服了。他说：“上级已经作了决定，现在除了服从命令，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堀场发现河边“在严酷的环境中缺乏反抗和斗争的勇气”。[37]他说：这也是意想得到的事。
堀场把河边的意见传达给了战争指导课的几个同事听，他发现他们仍然有决心要干到底。他们决定要堀场去见陆军次官梅津将军，设法使他感到极其有必要回到原来提出的和平建议，因为那个建议已被蒋介石作为协商的基础而接受了下来。高岛少佐也同样要去见参谋次长多田将军。堀场的使命毫无结果，但是多田将军则颇受感动，这可能是由于他的下属进行了强烈的呼吁，也可能是出自他自己的信念。他决定去作最后一次惊人的努力，以防止这次外交尝试遭到破坏。他将此事禀奏天皇裁决。
一月十一日的御前会议
上一次利用御前会议来决定国策还是在日俄战争期间。多日显然认为，如果迫使内阁和军方到天皇面前讨论解决支那事变的办法的话，他们就非得提出一项较为宽大的对华政策不可。其实天皇对和平协商的进展是很关心的，看来多田可能知道这一点。多田希望一项比较有克制的政策会获得天皇的批准，从而成为无可争议的国策。正如近卫说的，“（多田）希望能够制止最近由松井和寺内等人提出的极端强硬的意见，用‘已经御前会议决定’这样一句话去封住他们的嘴。”[38]
海军省和外务省都不想召开这样的会议。近卫显然也不想这样做，这可以从他对多田的评价判断出来：“多田是一个莫明其妙的人。我有时都在奇怪，他怎么竟会走得那么远。”[39]不过，近卫希望避免召开御前会议的动机并不单单是为了推行他自己对支那事变的主张。作为高贵的藤原家族中地位最高的一支后裔（在日本历史的初期，日本的天皇[**]和皇后就是从藤原家族选出来的），近卫一直力图不去惊动天皇，免得他费心去调解派别争论的问题。在举行关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次有历史意义的御前会议以前，天皇几乎始终没有积极地参加过决策。[††]不过，要是天皇偶尔皱一下眉头，或者向内阁提出一个为难的问题，那就会引起巨大的惶恐并促使内阁重新考虑那些看来已使天皇感到不快的问题。
在参谋本部的坚决要求下，近卫同意召开御前会议。但他首先想出一个办法，保证会议的召开不至于有损天皇至高无上的尊严，他说服宫廷官员向天皇奏明，会上将要提出的政策早已由政府确定下来了，因此他也就不必再查问了。[40]近卫当然不仅仅只是为了要保持天皇的尊严，而且还要保证参谋本部的政策得不到天皇的批准。相反地，天皇的缄默可以被所有与会者看做是赞同政府的政策。近卫的手腕以及他能够这样地操纵御前会议颇能说明：军人虽有直接上奏天皇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显然并不象乍看起来那么有用。近卫成功地操纵决策过程这一点，把他自己（在战后回忆录中所说）的话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他说，他曾经努力阻止强硬派将领们把日本投进战争的深渊，可是劳而无功。克罗利写道：“近卫把对华战争的责任推到军国主义集团身上的做法，把与他同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们都弄糊涂了。他这样做也未免太妄自菲薄了，譬如说，他置自己灵巧的政治领导于何地？”[41]
一月十一日下午两点钟，日本的十一位最高级文武官员聚集在皇宫的东厅，围着两张长方形的桌子坐下，天皇坐在桌首的高坛上。坐得最靠近天皇的是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两位亲王。陆军参谋次长多田将军和海军军令部次长古贺峰一将军坐在末席，离天皇最远。广田外相宣读了《处理支那事变的根本方针》，奏请天皇批准，而这项政策是在当天早晨才由内阁通过的。[42]接着闲院宫大将就概括地提出了参谋本部被磨去了棱角的保留意见，最后表示赞同内阁的决定。日本人遇事一向力求取得一致意见的这一倾向占了上风，也就顾不上所争论的问题究竟有多么紧要了。在其一他与会者发表了类似的温和保留意见后，五十五分钟的会议便告结束。天皇一句话没说便退席了。由此产生的《根本方针》，不仅肯定了扩张主义派所提出的最苛刻的要求，而且还要对中国发出另一道最后通碟。上述苛刻的要求包括赔款以及建立“一个在华北享有广泛权力的……新政治机构”。
两天以后，核心内阁在一月十三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把最后通牒的时限定为七十二小时。如果国民党政权在这个限期内不接受《根本方针》的条件，日本就要“消灭”它或者采取措施把它合并到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中去。这个在日本帮助下组成的新政府将是这样的一个政府：“日本可以与之协商以调整彼此的关系，并将和它合作以实现中国的新生。”事实上，内阁已经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确立了这项政策，而且比一月十一日的文件更为明确地宣称：新近成立的临时政府“成为新生的中国的中心力量之前，将予以扩大和加强”。[43]
一月十五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
《根本方针》的内容虽然严厉，但同三周以前委托狄克逊转达给中国的四个含糊的条件相比，至少它的条款还较明确。然而广田外相并没有按照御前会议的指示转达这些条款，随着最后通谋的限期即将届满，他对中国外交部长要他作补充说明的请求置若罔闻。没有什么比广田故意保持缄默更能说明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和蒋破裂了。其实，在一月十六日以前，广田连以七十二小时为限期的最后通牒都没有让狄克逊知道，可是到了一月十六日限期已经届满。[‡‡]在一月十五日举行了一整天争论很激烈的联席会议上，多田就长期战争意味着有灾难性的后果提出了警告，并且再次要求澄清所提条件的内容以及延长最后通碟的期限。但是海相米内光政的话使他怒而不语，米内声称：“如果参谋本部不信任政府，那末不是参谋本部辞职，便是政府辞职。”[44]大家心里都明白，米内究竟是在要求哪一方辞职。
从闲院宫和近卫的交谈中，更可以明显地看出政府不肯一让步的态度。亲王问广田，如果在“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政策宣布后，蒋说他想要和平，那怎么办，广田一下子无言以对，近卫便接着回答说：“绝对不（和蒋）打交道。”[45]
一月十五日的联席会议对多田来说，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唯一支持他的是海军军令部次长古贺峰一。杉山陆相把中国没有答复日本的要求这一点看成是有意拖延时间，因而站在政府一边要求同蒋破裂。正如堀场所评论的那样，“这次会议说明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之间存在着矛盾，其程度并不下于政府和帝国大本营之间的矛盾。”[46]
在下午近傍晚的休会时间里，疲惫不堪的多田回到参谋本部，把政府坚决要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情况告知他的下属：近卫、杉山、广田和其他人都对中国人“无诚意”表示不耐烦，都说再谈判下去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日本应该鲜明地采取坚定的立场。在陆军参谋本部里，有一个集团（以堀场中佐为核心）告诫多田不要屈服于那些意见。他们极力劝说多田，如果一切其他办法都失败了，就行使参谋本部直接上奏天皇的权利（帷幄上奏）。这样可以使天皇知道军方领导人对于政府的计划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感到，如果天皇充分理解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所包含的灾难性后果，他就不会饶过这项预定于次日宣布的严厉政策。他们打了电话给皇宫的侍从武官长，问他是否可以把体弱的闲院宫大将安排在近卫首相之前去谒见天皇。对方回答说：天皇的日程表上还有几分钟空隙时间，刚刚够在首相之前把闲院宫大将去谒见天皇。
但同时另一帮人却告诫多田说，要是继续反对政府的意旨并极力要求天皇干预的话，那就只能导致政府垮台。最后，多田同意了这些人的意见、他不愿意在战时向敌人暴露日本领导人之间存在深刻裂痕，决定不行使参谋本部“帷幄上奏”的特权。这就再一次表明，这种被人们大事渲染但却很少行使的特权的用处是很有限的。[§§]因此多田在傍晚就回到联席会议的会场去宣布，陆军参谋本部勉强接受了政府停止同中国国民政府谈判的决定。[***]第二天中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就发表了。广田立即通知德国大使，日本政府感谢德国的斡旋，但是现在已无此必要了。[47]
近卫在一月十六日声明中所选用的词汇，反映了他是有意违背五天前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使用的语言。御前会议的决议中本来有这样一句说明：如果中国拒绝日本的条件，“帝国今后将不（单单）依靠它（国民政府）作为解决支那事变的伙伴”。[48]在近卫于十六日所作的公开声明中，这句话变得更为强硬了：“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49]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更动，无论在语调和内容上都更加好战。[50]而且，甚至连近卫的朋友也对使用“对手”这个词提出意见，因为它通常是指一个人的对立面，但在军事上使用它时则往往带有敌意和侮辱性的味道。据近卫的顾问犬养健说：这个令人反感的字是由外务省起草文件的官员加进去的；由于近卫使用了这个粗暴、不准确和非法律性质的词，这个起草人曾“备受责难”。近卫的传记作者也认为，这次演说很可能是由外务省正式起草的；但近卫本人却坚持说，由于华北派遣军施加压力，他才把话说得那么强硬，而派遣军则受到了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中那些对日合作者的压力。[51]
不管措词作了耸人听闻的转变的原因何在，反正在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文件中竟会使用一个如此随随便便的词，这就立即会使人产生猜疑。日本是不是要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呢，格鲁大使在一月十七日早晨和广田晤谈后，向华盛顿报告说，“这个声明并不算是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具体行动，它只不过意味着停止和汉口打交道而已，其理由是，在汉口的政府已不再代表中国了。外相说，日本政府要等待事态的发展，不会立即承认任何其他政权。不论实际上将承认哪一个政府，华北的政权都将构成该政府的基本力量”。[52]
在一月十八日发布的官方消息中，政府对这个措词作了说明。政府的“补充声明”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含义比不承认那个政府更为强硬”。[53]广田在回答国会的质询时，更进一步宣称，这个声明“甚至比宣战更为强硬”。[54]于是，谋求和平的正式外交活动就到此为止了。在过去未经宣战的六个月中，一直留在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终于被召回国。日本也着手去进行建立一个使她能够“与之更加充分地合作”的政府。
历史学家秦郁彦在谈到日本领导人未能制订一项解决支那事变的有效政策时写道，这个“‘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明显地把日本的苦处都概括出来了”。[55]主张实行温和的对华政策、谋求和平解决办法的任务竟只由这样少的一些人担当起来，他们基本上都集中在参谋本部；而其他领导公众的广大官员竟会对在大陆进行长期战争所包含的灾难性后果如此漠不关心，对日军在中国激起的全民抗战怒潮如此茫然无知。回想起来，这一切似乎都是难以置信的。
参谋本部中属于反扩张主义派的少数人发现，他们一方面要应付军人中那些认为中国不堪“一击”的傲慢自大、盲目乐观分子，另一方面又要应付近卫内阁。正如历史学家田井胜美所说的，这个内阁“从全面战争爆发后（即自从八月间战争扩大到上海以后），便一直在侈谈军事上的成就以及从中可以取得多少利益的问题”。[56]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内阁就已对以下各个发展阶段作出了规划：即，调解终将失败；战争将长期拖下去；根据内阁的决定将利用军事上的胜利建立起各个傀儡政权；内阁将以“‘随着战线的扩大，人民希望从战争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为理由，决定从中国攫取重要特权”。[57]
近卫在几个月之后就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感到后悔，因为不久就可看出，石原—堀场关干战争要拖下去并成为消耗国家资源的无底洞这一预言即将成为事实。据说，近卫还没有过半年就说：那次演说是个“毫无意义的举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九三八年还没有结束，近卫就采取了废除一月十六日声明的步骤，并且设法寻找通往重庆的桥梁。可是外交桥梁已经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所摧毁了。正如近卫后来发现的那样，事实证明，将桥梁毁掉要比架桥容易得多。
尽管“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个“毫无意义的举动”，不过它同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三八年一月之间事态发展的趋势还是完全不矛盾的。我们要是只顾批评几个用得不妥的字眼，而忽略了比这个重大得多的政策问题，那就错了，因为正是这些政策才引导人们去使用那些字眼的。贻害近卫和他的国家的并不是错用了几个字，而是日本举国上下犯了视而不见的致命错误。日本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石原将军主张中明智之处：即，同日本作战的敌人极为坚强，远非以前的腐败军阀所能比拟。石原曾警告说，中国已经觉醒了，她是决不会投降的，日本非但不因这一惊人的警告而有所觉悟，反而继续沉醉于认为这个敌人乃是一个软弱而孤立的军阀政权的梦幻之中，满以为只消迅速地对它加以致命的一击，它就一定会垮台。
[*] 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一书中，有一段引人入胜地叙述了他和宋的会谈，见该书第269—277页。西园寺前往上海去见宋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但他很快就被中国宪兵逮捕，说他是日本人。经过解释后他还是被释放了。他说他是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华侨，只会说英语，而且他说话时可能还带有牛津口音，因为他曾在那里受过教育。西园寺写道，他走过一条长达一两个街区的走廊，还要迂回地通过“十多道门，每个门口都有两个荷枪的警卫把守着，然后才能在宋的豪华巨宅里见到宋。”
[†] 《解决支那事变的建议草案》全文内容可参阅《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5l—52页。帝国大本营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是一个设有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最高作战委员会。虽然据说设立这个机构的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便利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配合，但是据原因男爵说，其真正目的是要控制不听话的大陆各日军派遣军司令部。它们在胜利之余，得意忘形，决心要推翻南京政府，并扶植类似满洲国的伪政权。（见琼斯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64页）
[‡]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是在一个月前才建立起来的制度。它是政府最高一级文武官员集合在一起开会的方式。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陆军省和海军省都派有代表参加。
[§]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187页。“公众舆论”的论点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原田男爵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所记的日记中，就有一则关于人民的“希望”的事例。一个著名的实业家警告原田说：鉴于日本在战时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如果我们不是全力以赴地从（中国）获得赔偿的话，那恐怕就将出现非常不安的局面。”（同上书，第154—155页）。河边将军也注意到了“公众的强硬态度”。其实，在他看来，“人民的态度最为强硬，其次才是政府，而陆军参谋本部所持的态度是全国最软弱的。”（见《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卷第529页）
[**] 原文如此。——译者注。
[††] 大卫·伯盖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纽约，一九七一年）一书是在本书付型后出版的，因此我无法对他书中的主要新论点加以评价。这些论点是以这样的副标题加以概括的：“裕仁天皇如何将日本引向对西方作战”。
[‡‡] 但是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参赞于一月十二日接到外务省官员的通知说，如果到一月十五日还没有接到中国的答复，日本就要“保留她的行动自由”。（见普雷塞森的《德国和日本：对一九三三——一九四一年间极权主义国家外交的研究》第141页）
[§§] 根据有关这一事件的另一说法，闲院官亲王的确行使过参谋本部的特权。我不便透露对我讲过这些话的人的名字，不过此人所了解的情况却是非常可靠的。据他说，别人为闲院宫大将准备了他对天皇的奏词的提纲，并且用大字（以便于年迈的亲王阅读）为他写了好几页备忘录，但是闲院宫在上奏天皇时不知怎么搞的，漏读了两三页备忘录。参谋本部这个被弄得面目全非的意见使天皇听不懂，所以未受重视。接着天皇便接见近卫首相，同意了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决定。假定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就我所知）它还不曾见于书报：第一，出于对闲院宫亲王的尊敬；第二，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参谋本部就此事行使觐见天皇的权利是没有什么宪法上的根据的。
[***] 堀场说：一月十五日的会议休会过两次。在第一次（中午）休会时，多田告诉堀场，他决心不让参谋本部同意“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但是等到第二次休会时，陆军省的中岛铁藏中将已经说服多田作让步并接受政府的决定。堀场写道：“他们强调说，多田如果不赞同，那就意味着政府的垮台，这就会引起很大的反响。”（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30页）
[†††] 在镜田泽一郎的《松籁政谈》第270页上涉及宇垣的部分，记载了宇垣曾把这句话告诉镰田。关于近卫自己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表示不满的其他证据，可参看吉田东雄的《两国之间的桥梁》第202—205页。书中论及近卫打算派吉田带一封对声明表示遗憾的信去见蒋；也可参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文件第2104号，第1页。在这里面，近卫写道：“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的声明丝毫没有取得有利的结果，这一事实用不着任何人向我指出，我心里就十分明白了，我自己承认，那完全是一个错误。”
[1]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答辩文件》第2507号有《纲要》的英译本。我的译文稍偏于意译，是根据日本外务省绝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370—372页收录的日文本译的。
[2] 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14—115页）引有日本外务省本公布的档案。大田当时是外务省东亚局中国课课长。
[3] 同上书，第119页。
[4] 《北支经济开发试行计划》见于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20页。
[5] 大谷的计划写进一份呈交广田外相的备忘录内，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20页引有这个计划。
[6] 同上书，第120页。
[7] 上书第120—121页摘录了《北支经济开发政策》的要点。这个文件在十二月十六日发表。
[8] 见耶尔·马克森的《谁控制着日本的对外政策》第124页。
[9]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16页。
[10] 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119页收录了原田本人与企划院次官青木一男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电话记录。
[11] 用英语记述这个主题的较好的作品，有尼古拉斯·克利福德、多萝西·布
格、亚瑟·N·杨等人的著作。
[12]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16页。
[13] 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74页。
[14] 见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42—345页。
[15] 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778—779页。关于陶德曼谈话的比较详细的讨论，可见于欧内斯特·普雷塞森的《德国和日本：对一九三三——一九四一年间极权主义国家外交的研究》、詹姆士·刘的《德国对中日战争的调停》和F·C·琼斯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53—70页。我用了琼斯从德国档案中引用的大多数引文。
[16] 该条款的本文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25—126页。在十一月五日的条款中，虽然未提到华北的自治政权，但也表明了日本“希望这一地区的主要行政官员必需是对日本友好的人士”。
[17] 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75—276页。
[18] 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780—781页。
[19] 见亚瑟·N·杨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及外援》第16页。
[20] 多萝西·布格的《美国与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的远东危机》第的1页引了格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写的未发表的日记。
[21]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27期第 62页）。
[22] 同上文，第60—67页。
[23] 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策》第一卷第790页。
[24]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15页。
[25] 引自河边将军的《对支那中央政府政策》（载《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49—50页）。
[26] 狄克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致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799页。
[27] 见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59页引《国际拾遗》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第三版。
[28]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04—105页。这份文件是角田顺在近卫文件中发现的，虽未署名，但角田从其内容判断，肯定其作者是末次将军。（访问角田记录）。
[29]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10页。
[30] 该条款载《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86页。F·C·琼斯的《一九三一——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65页从德文译本引的该条款，内容稍有出人。
[31] 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87页。
[32] 狄克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见《一九一八— —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802—803页。
[33] 见河边虎四郎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二卷第437页）。
[34] 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58页引外务省档案。
[35] 关于堀场一雄的这点介绍是从稻场正夫与原四郎为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写的序言（第一卷第3—7页）中摘录的。
[36] 同上书，第117页。
[37] 同上书，第116—118页。
[38]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03页。
[39] 同上。
[40]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3090号。
[41] 见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93页。
[42] 《处理支那事变的根本方针》在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23页中提到。
[43] 同上书，第136页。也见石射猪太郎的《外交家的一生》第302页。
[44]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468页。
[45] 同上。
[46] 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30页。
[47] 见琼斯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69页。
[48] “帝国今后将不（单单）依靠它（国民政府）作为解决支那事变的伙伴”一语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23页。
[49] “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一月十六日声明收录于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386页。《纽约时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刊登了英译本。
[50]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0页）。
[51] 见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41页。又见矢部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469页。矢部同意关于由于华北派遣军施加压力的说法，但不同意关于陆军军官是代表傀儡王克敏的见解。他写道，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理论根据”而已，他们早就横下一条心，日本必定要同蒋破裂。关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的措词问题，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28页。
[52]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日本，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438页。
[53] 见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 387页。
[54] 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第二卷第183页。
[55]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41页。
[56] 见臼井胜美的《资料解说》（《现代史资料》第九卷序言第29页）。
[57] 同上。
近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近卫首相召集他的核心内阁（即外相、陆相及海相）举行会议，一整套全面的侵华战争政策乃宣告出笼。这种会议往往被用来作为政府对参谋本部起草的各种政策作出承诺的手段。十月一日批准上奏天皇的这项政策也不例外。《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把十月一日会议的各项决定都写了进去，而《纲要》本身又是以石原将军手下的战争指导课的参谋人员起草的一份文件为蓝本的。[1]为了扫除在过去四年间恶化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它倡议撤消冀东政权及冀察政权，废除何梅协定及秦土协定，放弃日本已经在冀东建立了的“特别贸易”关系。它主张只有当华北“在南京政府主权管辖下”成为“真正明朗化的地区”时，华北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华北成为“真正明朗化的地区”是在那几年间许多官方的对华政策声明中经常出现的陈词滥调之一，而且总是与要求把国民政府从华北地区排除出去的那些声明联系在一起的。但这次战争指导课却用了准确反映石原意图的措词，在自己起草的文件中明确写上：让南京政府的势力留在华北乃是“实现中、日、满提携协调”的最好办法。
在八月八日到九月底这段时期内，当战争指导课草拟的文件在参谋本部及有关省的官员中传阅以征求意见并获得必需的批准签章时，强硬派官员总是想方设法把他们自己的意见加到里面去。不过，十月一日的决定表明，在事关重大的华北问题上，政府决定听从八月计划的建议，取消造成中日磨擦的协定和伪政权。这个决定似乎表明，石原和外务省发言人大田一郎的劝告已被作为国策接受了下来，在制订十月一日《纲要》期间，大田一郎曾经提出警告说：要是企图扶植独立于南京政府的政权，或者支持象吴佩孚那样的反动“守旧派”以大力破坏国民党的统治，“日本准会后悔一千年”。[2]
然而，强硬派的意见在十月一日的文件中仍然有所表达。在调整中日外交关系一节中，《纲要》相当笼统地提到中国必须“消除所有妨碍中日经济合作的阻力”，并“和日本合作以防止共产主义”。虽然《纲要》本来也许可以成为同中国进行有成果的外交谈判的基础，不过，从对文件内容所作的各种“说明”和“解释”可以清楚看出，核心内阁已经明显地改变了它的主张，并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路线的条件，从而使此后几个月中的谈判取得成功的前景大为黯淡了。官方对《纲要》的说明宣称，由于注意到“人民希望取得更大的胜利果实”，日本政府已不再满足于在先前较宽大的和平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了。说得恰当一点，日本将不得不考虑她在战争中的生命损失和费用开支，要求给予“物质”赔偿。说明中特别要求赔偿日本的“直接损失”。此外，日本还要求在华北取得许多经济特权，其中包括中日合营重要铁路、轮船公司、航空公司以及开发华北地下矿藏的特权。正如一位日本历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近卫后来把这些企图取得赔偿和特权的要求统统都说成是由于“人民”希望自己在战时所遭受的痛苦能得到补偿。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3]近卫内阁及陆军参谋本部认为这些条件和他们在华北的野心完全相吻合，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积极着手组织国策公司以开发华北经济潜力的做法上看得出来。
国策公司
石原调离中央，使参谋本部对开发华北经济的可能性“突然大大地”关心起来了。它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发表的《北支经济开发试行计划》，为以后的各项政策奠定了基础，而这些政策是要把中国沦陷区的所有重要工业、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开发置于日本控制之下。[4]在以后几章里，我们将更充分地讨论日本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国策公司的组织和业务。现在且先简要地叙述一下日本对华战时经济政策的由来。
在考虑开发华北经济所涉及的问题时，参谋本部的结论是，必须筹集大量私人资本，以便为它所设想的大规模计划提供资金。于是，它建议创立一个巨大的控股公司，负责处理华北所有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国开发公司就是典型的这样一个公司，它是南满铁路公司为管理它在华北的业务于一九三五年创办的。参谋本部建议把中国开发公司从南满铁路公司分出来，改组为控股公司，并通过它把日本的资金和经营管理人才输送到华北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前京都西本愿寺的住持大谷尊由离开他的僧职，去当近卫内阁的拓务相。他起草了一个补充参谋本部《试行计划》的全面计划。[5]该计划主张建立一个在日本“最高指导机关”帮助下工作的华北政府，把日本顾问派到拟议中的华北政府所属各个“自治”省去，并在华北和华中都建立巨大的国策公司来指导经济开发。大谷设想甚至把历来制订经济发展方案都不予考虑的华南地区也包括了进去，并主张由台湾拓殖公司来监督华南地区的开发。一九三八年，大谷被任命为他所提议在华北创办的公司的总裁。
军方的《试行计划》于十二月九日经四相会议批准。用大臣们的话来说，那就是“必须建立旨在发展华北、上海和其他地区的经济的‘国策机关’，以便应付在中国进行的持久战”。[6]具体要搞的开发重点是：运输、交通和金属采矿工业。这样，日本的私人资本要在开发中国经济中大显身手的野心和国家的战略需要就圆满地结合在一起了。参谋本部主张实行这样一个攫取经济特权的纲领，表明它的政策已有明显的变化。不管它是否有意这样做，这都标志着它已向建立傀儡政权方面迈进了一步，因为只有傀儡政权才能为推行这种政策提供必要的政治和法律基础。由于日本决心要使中国经济对进行战争作出贡献，这种政权具有十足的奴仆性质乃是必然的结果。主张攫取种种经济特权是因为它们对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所非有不可的，可是攫取这些特权则恰恰必然会使战争拖延下去。这个道理似乎并没有使大臣们在十二月九日感到有什么不安，这真是咄咄怪事。
大谷计划提出了八天之后，政府的企划院就发表了题为《北支经济开发政策》的明确政策声明。[7]这个新近成立的企划院只不过是“一个由陆军计划人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其任务是就动员人力和物力的问题向首相提出建议。[8]例如，企划院的秘书佐藤健隆中佐就同时在陆军省军务课里有兼职，而且是一个“倡议撤销承认蒋政权的急先锋”。[9]军方对企划院的控制以及该院染指华北事务等事实表明，外务省在决定日本对华政策方面的权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当时已有可靠的记述说明外务省对事态的这种发展感到不安。可是，“反对这样做的只有外务省，而陆军省和海军省则都赞成这样做，所以外务省也只能加以默认。”[10]
企划院的政策规定要成立一个国策公司，它后来被命名为“北支经济开发公司”，其任务是“开发、管理和调节（在华北的）有关运输（包括港口和公路）、交通、矿业、制盐和盐的利用等重要工业”。这个公司不仅要控制日本创办的工业，而且还要控制原来已有的企业。至于公司在经营方面产生的一切问题则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或地方治安维持会协商解决。
搞华北经济开发公司只是他们采用的许多办法之一，其目的在于：把西方对华北进行经济渗透的规模缩小，创立一个包括日本、满洲国和华北的日元集团，以及削弱国民政府。为这些目的服务的另一行动是分裂中国海关，而长期以来海关一直是南京政府国际信用地位的主要支柱。[11]到了一九三七年，海关虽然仍由英籍总税务司掌管，其工作人员虽然也仍由各种国籍的人来担任，但它已经被纳入了南京政府总的财政体系中，中国的沉重外债是用它的收入来摊提偿还的。到芦沟桥事变前夕，它的有效的行政管理，加上国际贸易的日益增长，使中国在国外的信用地位空前提高，这种信用对中国是极端需要的，因为中国所需的大部分战争物资都要仰赖国外供应。日军占领了诸如天津和上海等港口，使关税收入受到威胁，这就造成了一些棘手的国际问题，使西方和日本的外交官们不断发生争吵。
在天津，日本人对当地的海关税务司施加压力，要求把税款存在日本银行里，只准保留一小部分税款去支付某些国际债务和各种费用。海关税务司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屈服于这个压力，三天以后，相当大一部分的中国关税收人开始直接存入横滨正金银行。上海的海关当局也受到同样的压力。在正常情况下，上海关的收入占全中国关税收人的一半。不过这一次，英国外交官员在同意日本的要求之前，提出要日方对偿还债务及其他事项所需费用作出保证。结果终于在一九三八年春作出了体现双方妥协的复杂安排：日本答应英国不马上夺取海关行政管理权，而英国则答应日本不把绝大部分的关税收入给南京政府作为回报。这是一项仅对一方有利的
妥协，英国得到的是形式上的好处，而日本则得到实利，但是（由于英国人未能说服美国共同顶住日本的压力而处于无法进行讨价还价的软弱地位，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也是必不可免的。
同时，在华北，新的华北傀儡政府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任命了一位海关监督，这是毫不足怪的。这位海关监督立即把较高的一九三四年税率降低了，以便吸引外国船只到华北去。在新税率下受惠的是日本，因为规定享有较低税率的几种商品中就有茶、丝和纸等产品，而这些都是日本极度萧条的经济亟需推销的输出品。受到损失的是南京政府，它不仅失去了华北各港口的税收收人，而且还失去了由于新的低税率吸引到北方去的这部分贸易的税收。对于北平政府的非法歧视行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向日本提出了强硬抗议的照会，但是东京就是拒绝对华北政权的行动承担任何责任。
在芦沟桥事变后的两年里，日本通过国策公司、税率管理、金融和货币策略（这将在下一章加以考察），已经在经济上卡住了中国——尤其是华北——的脖子。等到一九三九年日本同她的主要合作者汪精卫谈判一项协议时，除了日本已经在华北取得的那些既得经济权益外，也就没有什么其他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了。
虽然日本露骨地在中国抢占经济地盘，她也还继续在外交上不断地去探索解决“支那事变”的办法。在一九三七年，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想断绝外交关系。八月初，当华北的战火还没有波及上海地区之前，日本大使川越茂和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举行过多次秘密会谈，试图为正式的谈判打下基础。东京还指令船津辰一郎参加会谈，此人在华从事过商业和外交活动并和高颇有私谊。八月九日在上海举行的秘密会议上，高警告日本人说，南京的气氛极端反对与日本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他告诉日本人，“稍微软弱一点”就会被认为是卖国。[12]同时西园寺公一也从蒋的小勇于宋子文那里听到大体上相同的意见，他当时是作为近卫的私人使者被派往中国去试探中国人的想法的[*]。宋说：
中国和日本的军人各自对本身都有错误的理解，日本军人对中国陆军仍然抱着他们的老看法。他们认为只要狠狠打击我们一下，我们就会投降，并且还会百依百顺。中国陆军从满洲事变以来就在努力学习。它是经过德国人训练出来的，而且我们已经花了不少钱来使它现代化。中国陆军知道自己是比以前强大了，它坚信这一次决不会再吃败仗。所以说，日本陆军低估了中国陆军，而中国陆军则又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这就是危险之所在。[13]
中日双方的军队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夸大了敌人的弱点，所以双方都很难克制自己不采取鲁莽的行动。不久事实就证明，宋的这种忧虑是完全有道理的。在八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个叫大山勋的日本海军大尉在上海郊区被杀，据说他是在企图单枪匹马地去袭击重要的虹桥机场时被打死的。总的说来，日本的地方军事当局作出了谨慎的反应，他们表示了道歉，并且取消了晚上的巡逻，以免使紧张局势一触即发。[14]然而，当八月十四日中国飞机袭击停泊在上海港的日本军舰时，宋的预感的正确性就得到了证实。双方都谈论到“忍无可忍的”时间已太长了，因而有必要采取较强硬的办法来对付另一方。战火一旦扩大起来，外交工作就会越来越难进行了，在这以后的两个月里，外交谈判陷入了僵局。
在日本，首先努力谋求打破外交僵局的是参谋本部，当时温和派的石原还在那里工作。九月九日，在石原和多田的坚持催促下，杉山陆相在天皇面前保证陆军在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并且“总要想点办法”利用外交渠道去解决战争。当天皇问陆相能否约束得住较低级的军官时，杉山回答说他将对此负责。大约在此同时，参谋本部决定绕过外务省，直接指示日本驻柏林的陆军武官大岛浩将军去试探一下德国人是否愿意出面调停。事实上，德国有两条极为重要的理由希望能在中国维持和平和稳定，即：维护德国在中国日益扩大的贸易；把日本的矛头转向苏联。中国作为接受德国的军事援助和顾问的国家，日本作为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的伙伴，因此两国都有理由把德国看作是诚实的中间人。但是德国外交部向日本明确表示，它不想在任何中日谈判中对中国施加压力，并且至少在目前，德国甚至不打算积极调解这次纷争。不过，如果日本需要的话，她可以充当“传信人”。
日本同意了。十一月三日，德国驻南京大使奥斯卡，陶德曼和驻东京大使赫伯特·冯·狄克逊就开始执行“传信人”的任务了。这一天，狄克逊把广田外相交给他的停战条款通知柏林。狄克逊报告德国外交部说，他认为广田是真诚希望根据这些条款实现和平的。他还认为，广田的下述说明也是出于诚意的：如果中国拒绝考虑这些条款，日本将继续进行战争，直到中国被完全打败为止，到那时候，日本将“会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15]柏林很快就指示陶德曼把这些条款转达给蒋介石，柏林感到“这些条款似乎是可以作为开始协商的基础而加以接受的”。这位大使在十一月五日转达给委员长的条款是和十月一日《纲要》的内容一致的，只是没有把强硬路线的“解释”（如要求赔款）包括在内。这项最新的日本建议，就象十月一日《纲要》一样，缺乏明确的具体内容：内蒙古要实行自治，但其疆界却未加规定；华北将置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但是要从满洲边界直到平津一线以南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它的反日政策，并开始和日本共同反共等等。十一月五日的条款常常被说成是宽大的，因为它们既没有提到赔款和在华北的自治政权，也没有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16]
日本政府已经从许多不同消息来源充分地了解到，任何其他分歧点都有进行协商的余地，惟独诱使国民党政府承认满洲国这一点是办不到的。至多只能希望它对其事实上的存在加以默认。在战争的头一个月，当西园寺对宋子文提出承认满洲国的问题时，宋曾说过，只要日本提出任何这样的要求就会“使战火蔓延开来”。宋说，如果日本不想帮助国民党政权保全面子，那么最起码也要做到“不使我们失去面子”。在西园寺说到日本可能同意只要在满洲国问题上保持缄默之后，来回答说，他将向委员长请示一下。两天以后，宋答复说，蒋不反对这种默示的、事实上的承认。[17]
当陶德曼于十一月五日把日本的一揽子建议交给蒋时，委员长作出了迅速的、否定的反应。他告诉陶德曼，由于若干理由，他不可能接受这些要求，任何一个中国政府要是同意了这样的要求，它就一定会被“公众舆论的浪潮所冲垮”。他说，只有在日本人准备恢复战前原状的情况下，他才能开始同他们谈判。他接着说，目前也没有必要去理睬日本的任何建议。因为西方国家即将在布鲁塞尔开会，考虑他们根据一九二二年九国公约的条款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中国应当等一等，看看他们是否同意对日本帝国采取某些强硬的惩戒行动，例如经济制裁。[18]有关各国从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在比利时首都开了三个星期的会。正如一位观察家所写的那样，他们“忙碌了半天却是一事无成”。[19]美国采取了孤立主义，而英、法和苏联则全神贯注于希特勒的威胁；总之，没有一个同情中国的国家愿意采取可能制止日本或者使日本放宽和平条件的行动。正如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在这次会议举行前几天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首先就不应该召集这次会议，因为它只能起证明“各大国不团结和软弱无力”的作用，这样反而会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加强自己的信心。[20]
正当中国对国际支持所抱的希望在布鲁塞尔遭到破灭的时候，从国内战场传来的消息又加剧了普遍的失望情绪。十一月四日，就是蒋拒绝陶德曼转交的建议的前一天，柳州平助中将的第十军奉命在上海南面的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次登陆没有受到抵抗。第十军部队朝西、北两个方向前进，攻破了上海的防线，到十一月底已推进到离南京不到六十英里的地点。德国继续对中国施加“善意的压力”并要中国对日本十一月五日的建议作出反应。在和中国高级官员的私下交谈中，陶德曼表示他自己深信“解决纷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陶德曼直率地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曾经有过各种有利机会来商谈和平，但是那时她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因而拒绝进行和平谈判，终于在凡尔赛被迫接受强加于她的一切条款。”[21]
由于战场形势日益恶化，蒋于十二月二日在处于半撤退状态的首都南京，召集他的高级将领讨论日本的和平建议。绝大多数的与会者第一次才听到大约在一个月前提出的这些条件。汪精卫后来公布了这次会议的经过情况，力图为他自己同日本搞和平活动进行辩护。[22]据他说，在外交部次长徐谟简要地向到会将领报告了陶德曼进行调停的情况以及十一月五日的条件之后，他们问徐谟，日本人是否还坚持要求过诸如限制中国军备之类的其他条件。徐回答说没有。这时蒋便征求唐生智将军的意见。唐是南京卫戍司令，曾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但他当时没有表态。委员长接着问白崇禧，他是国民党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并以主张大力抗日而闻名的。白崇禧回答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的话，那为什么还非打仗不可呢？”徐次长再次明确告诉与会者，陶德曼没有传达任何其他条件。委员长继续一一征求他的将领们的意见。徐永昌和顾祝同两位将军认为，日本的条件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而当蒋再次问唐生智的时候，唐表示同意其他人的意见。最后，委员长总结大家的意见，认为日本的条件既没有威胁要灭亡中国，也没有否认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权。他作出结论说：所以德国的调解是不应当加以拒绝的。
于是，蒋于十二月二日傍晚会见了陶德曼，表示愿意和日本开始对话。由于陶德曼的保证，蒋希望一旦中国和日本都同意开始谈判，希特勒就会要求交战双方实行停战。过了一天，狄克逊大使从东京打电报向德国外交部报告说，日本参谋本部对于战费的增加和战线的扩大极为担心，迫切希望战争得到和平解决。[23]他的报告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参谋本部的高级官员如多田将军和河边将军都感到，如果在南京陷落以前谈判都还没有开始，那就会大大助长强硬路线派的势力。参谋本部的一位军官回忆说，在南京陷落前的那些日子里，认为“日本应当不承认蒋政权的论调甚嚣尘上”。[24]十二月一日，河边将军发表了一个政策声明，反映了参谋本部内反扩张主义派的担忧：
撤销对蒋政权的承认会使它陷入极端绝望的境地，它将会拚死地同日本作困兽之斗。这样，不管我们是否摧毁了它，结果都会使中国长期分裂……，即使在长远的将来它也还会是一个消耗帝国力量的无底洞。何况，这还会引起英美对整个远东的觊觎。[25]
然而就在同一天，帝国大本营发表了一份《解决支那事变的建议草案》[†]。这个草案清楚地显示出强硬派占据上风已到了什么程度。它修改了陶德曼不到一个月前向蒋转达的条件，使其内容更加苛刻。现在，除了原先的要求之外，帝国大本营还要求蒋“正式承认满洲国”，“共同建立一个‘新上海’”和“赔偿日本侨民由于事变而蒙受的损失”。
更加苛刻的是，《建议草案》第四节中增加了一些“担保条款”，要求中国保证认真执行和平条约中的一切义务。在日本．对此感到满意之前，中国必须同意把日军已进人的所有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只有在“地方秩序恢复”后，日本才会从这些地区撤回她的军队。此外，“在华北的重要地区和上海周围”，中国必须接受一项比较永久性的安排：让日本驻扎军队并“控制必要的交通设备”。另一种形式的担保是，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华北五省的一些特别经济特权。这个文件并未具体规定有哪些特权，但指出，它们与关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交通运输等有关。最后，中国必须让日本控制那些为了行使和管理此类特权“所需要的机构”。
在整个十一月份，一直是日本人在提出和平建议，而中国人则认为和谈的问题应该慢慢来。与此同时，日本在军事上的地位不断获得改善，以致帝国大本营和日本政府的不少官员都想把十一月初的“宽大”条件加一点码。所以，等到蒋介石终于在十二月二日通知陶德曼准备就十一月所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时，东京的反应是冷冰冰的。当狄克逊于十二月七日把蒋同意谈判的消息转达给外务省时（这时南京战役正在进行），他大吃了一惊，因为广田外相对于日本是否还有可能以一个多月以前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表示怀疑。广田说，过去一个月军事形势已有变化，因此“公众舆论”恐怕不会再满足于先前的条件了，而且“各野战军所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了”。[26]广田拒绝把日本的新条件提交给狄克逊，因为所谓最新的条件（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帝国大本营所草拟的那些条件）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在以后两周里，为了制订更为苛刻的和平条件，召开了一系列内阁会议、核心内阁会议和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此期间，南京陷落，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在北平成立了。
这时，（日本）政府内部也有重大的变动。“歼灭战”最坚决的倡导者之一——（预备役）海军大将末次信政——参加了近卫内阁并担任内相，从而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取得发言权。末次于十二月十四日（南京陷落的次日）首次参加联席会议时就说：“除非把和平条件订得十分强硬，否则我们的人民就会不满，前方士兵同样也会不满。”[§]末次大将采取暗示军队和民众会变得难以驾驭因而可能采取激烈行动的做法，是当时很时兴的一种方式，就是说，问题没有得到争论就通过是不允许的。近卫立刻站起来驳斥未次发言中的这种含意，结果末次被迫承认近卫是正确的。但是，即使民众会变得难以驾驭的那种幽灵不再作怪，日本领导人中却无可否认地滋长了一种想法，即：一定要叫中国丢尽脸才能使政府要求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得到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必须达成一项清楚说明蒋介石已经被打败了的和平协议。这就是近卫和他的整个内阁在十二月初，甚至在南京陷落以前就已有的念头。现在，中国已在南京吃了败仗，他们就越发感到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了。十二月十四日，即举行联席会议的当天，近卫公开声明．“国民政府已经不成其为一个政府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随着国民政府的垮台而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权，那么日本就只有考虑采取与之共存共荣的具体措施，别无他法。”[27]
末次海军大将交给近卫一份报告，概括了内阁中许多人的想法。他在那份报告里攻击陆军中主张和平并对中国作让步的人；“老是得由我们这一方来提出和平条件的情况已经是够不象话的了，但是，如果我们（还要进一步）表示准备作出让步的话……，那末中国显然就更要利用我们的温和态度了。”这份报告继续说：“现在南京已经攻克，看来蒋政权已陷人了真正的困境，但是我们远不能作出蒋的权力已经完蛋的结论。如果我们稍微放松了作战，蒋政权显然就会恢复元气。不过，只要我们再推它一下，它就会倒台。要是我们极力主张和平……，中国人只会看不起我们，而且会重振他们的士气。”[28]
一个清楚的倾向正在露头。十二月初以后，在参谋本部本身，只有为数不多而且处境孤立的人，还认为以较温和的办法结束战争是可取的。近卫显然也同意多数人的看法，认为持温和态度是“危险”的。他向一个同僚解释道，“对于一个不断取得胜利的国家说来，采取一种极其类似战败国所持的态度并有意识地显示我们宽大无边是不妥当的。”他感到，任何示弱的表现都会被其他国家解释为日本有“处境不稳”的迹象。这就会对日本的工商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尤其会引起“日元暴跌和政府债券的贬值”。[29]
十二月二十二日，广田外相终于把德国大使召到外务省来，将日本政府对蒋介石十二月三日信件的答复交给他。正如广田已经在十二月十日所暗示的那样，日本人现在要求蒋接受比十一月转达给他的条款更为苛刻的新条款。[30]根据未次海军大将的建议，日本故意使新建议的内容含糊不清。其要点如下：中国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这个要求在先前提出的条款中是没有的；必须同意在华北和内蒙古建立一个（范围未定的）非军事区；必须偿付“适当的赔款”，这是又一项新要求；并且必须同意在华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机构，以实现日华满三国的共荣。狄克逊要求对此点加以澄清，但广田只说，他所设想的华北“特殊政治机构”是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不一定是隶属于蒋介石政府之下的”。[31]
狄克逊对条款措词之含糊、内容之苛刻感到十分不安。在此后几天里，他又多次要求广田作详细说明。他说，如果不加以说明，那就很难设想中国人会接受这些条款。同时他很不高兴地向柏林发出电报说，他确信日本领导人并不期望对方接受新的条款。狄克逊说，确实日本人希望对方对此加以一一拒绝，以便他们有借口来继续进行其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战争。广田不但没有说明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条款，反而把这些条款变成一项最后通牒：中国必须在年底左右表示准备接受“所有这些”条款，否则日本将“不得不从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当前的局势”。[32]不仅和平条款的内容含糊，甚至连威胁的措词也很不明确。
据河边虎四郎大佐说，多田将军曾一再推迟进攻南京的决定。他曾经争辩说，占领敌人的“京城”非但不能象松井将军和其他人所保证的那样会加速蒋的投降，反而会使和平解决成为不可能。[33]然而有人向多田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他批准这次进攻。等到他自己的作战课课长河边大佐也倒向了那些敦促他改变主意的人们时，他终于让步了，并在十二月一日下令向南京进军。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了一点可以算是胜利的东西。他在发布进军令时加列了一个条件：攻占南京一事不得“妨碍将来同南京政府达成和议”。[34]
但是，迹象日益证明，文职和军方的领导人都决心要摧毁国民政府而不想和它打交道，多田将军和他手下反对这种政策的参谋人员也变得越来越坚决了。这个反对力量的中心是作战部以堀场一雄中佐为首的战争指导课。堀场后来成为本书所涉及史实的最重要的编年记录者之一。他同他的上司河边一样，也是石原莞尔的门生。堀场是一个研究苏联及其经济计划的专家，在驻苏联和驻波兰的武官处工作多年。他回到日本后，和石原一起制订了发展日本和满洲工业的五年计划。[35]
政府决定把对中国的要求加以升级一事受到堀场所在单位的极力反对。他后来回忆说，“他们（扩张主义派）激怒了我。们，我们下定决心要顶住他们，我们要自告奋勇把我们的国家从险境中拯救出来。”[36]堀场坚信：是近卫在极力推行同国民党政府决裂的强硬政策，以便把这一整套坚决的政策提交新的一届国会，这一点使他特别感到忿怒。总之，他深信，近卫宁可危及国家的命运，而不愿作出政治上较难推行的决定。堀场和他的顶头上司河边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河边却懦怯地向上级屈服了。他说：“上级已经作了决定，现在除了服从命令，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堀场发现河边“在严酷的环境中缺乏反抗和斗争的勇气”。[37]他说：这也是意想得到的事。
堀场把河边的意见传达给了战争指导课的几个同事听，他发现他们仍然有决心要干到底。他们决定要堀场去见陆军次官梅津将军，设法使他感到极其有必要回到原来提出的和平建议，因为那个建议已被蒋介石作为协商的基础而接受了下来。高岛少佐也同样要去见参谋次长多田将军。堀场的使命毫无结果，但是多田将军则颇受感动，这可能是由于他的下属进行了强烈的呼吁，也可能是出自他自己的信念。他决定去作最后一次惊人的努力，以防止这次外交尝试遭到破坏。他将此事禀奏天皇裁决。
一月十一日的御前会议
上一次利用御前会议来决定国策还是在日俄战争期间。多日显然认为，如果迫使内阁和军方到天皇面前讨论解决支那事变的办法的话，他们就非得提出一项较为宽大的对华政策不可。其实天皇对和平协商的进展是很关心的，看来多田可能知道这一点。多田希望一项比较有克制的政策会获得天皇的批准，从而成为无可争议的国策。正如近卫说的，“（多田）希望能够制止最近由松井和寺内等人提出的极端强硬的意见，用‘已经御前会议决定’这样一句话去封住他们的嘴。”[38]
海军省和外务省都不想召开这样的会议。近卫显然也不想这样做，这可以从他对多田的评价判断出来：“多田是一个莫明其妙的人。我有时都在奇怪，他怎么竟会走得那么远。”[39]不过，近卫希望避免召开御前会议的动机并不单单是为了推行他自己对支那事变的主张。作为高贵的藤原家族中地位最高的一支后裔（在日本历史的初期，日本的天皇[**]和皇后就是从藤原家族选出来的），近卫一直力图不去惊动天皇，免得他费心去调解派别争论的问题。在举行关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次有历史意义的御前会议以前，天皇几乎始终没有积极地参加过决策。[††]不过，要是天皇偶尔皱一下眉头，或者向内阁提出一个为难的问题，那就会引起巨大的惶恐并促使内阁重新考虑那些看来已使天皇感到不快的问题。
在参谋本部的坚决要求下，近卫同意召开御前会议。但他首先想出一个办法，保证会议的召开不至于有损天皇至高无上的尊严，他说服宫廷官员向天皇奏明，会上将要提出的政策早已由政府确定下来了，因此他也就不必再查问了。[40]近卫当然不仅仅只是为了要保持天皇的尊严，而且还要保证参谋本部的政策得不到天皇的批准。相反地，天皇的缄默可以被所有与会者看做是赞同政府的政策。近卫的手腕以及他能够这样地操纵御前会议颇能说明：军人虽有直接上奏天皇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显然并不象乍看起来那么有用。近卫成功地操纵决策过程这一点，把他自己（在战后回忆录中所说）的话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他说，他曾经努力阻止强硬派将领们把日本投进战争的深渊，可是劳而无功。克罗利写道：“近卫把对华战争的责任推到军国主义集团身上的做法，把与他同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们都弄糊涂了。他这样做也未免太妄自菲薄了，譬如说，他置自己灵巧的政治领导于何地？”[41]
一月十一日下午两点钟，日本的十一位最高级文武官员聚集在皇宫的东厅，围着两张长方形的桌子坐下，天皇坐在桌首的高坛上。坐得最靠近天皇的是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两位亲王。陆军参谋次长多田将军和海军军令部次长古贺峰一将军坐在末席，离天皇最远。广田外相宣读了《处理支那事变的根本方针》，奏请天皇批准，而这项政策是在当天早晨才由内阁通过的。[42]接着闲院宫大将就概括地提出了参谋本部被磨去了棱角的保留意见，最后表示赞同内阁的决定。日本人遇事一向力求取得一致意见的这一倾向占了上风，也就顾不上所争论的问题究竟有多么紧要了。在其一他与会者发表了类似的温和保留意见后，五十五分钟的会议便告结束。天皇一句话没说便退席了。由此产生的《根本方针》，不仅肯定了扩张主义派所提出的最苛刻的要求，而且还要对中国发出另一道最后通碟。上述苛刻的要求包括赔款以及建立“一个在华北享有广泛权力的……新政治机构”。
两天以后，核心内阁在一月十三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把最后通牒的时限定为七十二小时。如果国民党政权在这个限期内不接受《根本方针》的条件，日本就要“消灭”它或者采取措施把它合并到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中去。这个在日本帮助下组成的新政府将是这样的一个政府：“日本可以与之协商以调整彼此的关系，并将和它合作以实现中国的新生。”事实上，内阁已经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确立了这项政策，而且比一月十一日的文件更为明确地宣称：新近成立的临时政府“成为新生的中国的中心力量之前，将予以扩大和加强”。[43]
一月十五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
《根本方针》的内容虽然严厉，但同三周以前委托狄克逊转达给中国的四个含糊的条件相比，至少它的条款还较明确。然而广田外相并没有按照御前会议的指示转达这些条款，随着最后通谋的限期即将届满，他对中国外交部长要他作补充说明的请求置若罔闻。没有什么比广田故意保持缄默更能说明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和蒋破裂了。其实，在一月十六日以前，广田连以七十二小时为限期的最后通牒都没有让狄克逊知道，可是到了一月十六日限期已经届满。[‡‡]在一月十五日举行了一整天争论很激烈的联席会议上，多田就长期战争意味着有灾难性的后果提出了警告，并且再次要求澄清所提条件的内容以及延长最后通碟的期限。但是海相米内光政的话使他怒而不语，米内声称：“如果参谋本部不信任政府，那末不是参谋本部辞职，便是政府辞职。”[44]大家心里都明白，米内究竟是在要求哪一方辞职。
从闲院宫和近卫的交谈中，更可以明显地看出政府不肯一让步的态度。亲王问广田，如果在“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政策宣布后，蒋说他想要和平，那怎么办，广田一下子无言以对，近卫便接着回答说：“绝对不（和蒋）打交道。”[45]
一月十五日的联席会议对多田来说，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唯一支持他的是海军军令部次长古贺峰一。杉山陆相把中国没有答复日本的要求这一点看成是有意拖延时间，因而站在政府一边要求同蒋破裂。正如堀场所评论的那样，“这次会议说明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之间存在着矛盾，其程度并不下于政府和帝国大本营之间的矛盾。”[46]
在下午近傍晚的休会时间里，疲惫不堪的多田回到参谋本部，把政府坚决要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情况告知他的下属：近卫、杉山、广田和其他人都对中国人“无诚意”表示不耐烦，都说再谈判下去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日本应该鲜明地采取坚定的立场。在陆军参谋本部里，有一个集团（以堀场中佐为核心）告诫多田不要屈服于那些意见。他们极力劝说多田，如果一切其他办法都失败了，就行使参谋本部直接上奏天皇的权利（帷幄上奏）。这样可以使天皇知道军方领导人对于政府的计划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感到，如果天皇充分理解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所包含的灾难性后果，他就不会饶过这项预定于次日宣布的严厉政策。他们打了电话给皇宫的侍从武官长，问他是否可以把体弱的闲院宫大将安排在近卫首相之前去谒见天皇。对方回答说：天皇的日程表上还有几分钟空隙时间，刚刚够在首相之前把闲院宫大将去谒见天皇。
但同时另一帮人却告诫多田说，要是继续反对政府的意旨并极力要求天皇干预的话，那就只能导致政府垮台。最后，多田同意了这些人的意见、他不愿意在战时向敌人暴露日本领导人之间存在深刻裂痕，决定不行使参谋本部“帷幄上奏”的特权。这就再一次表明，这种被人们大事渲染但却很少行使的特权的用处是很有限的。[§§]因此多田在傍晚就回到联席会议的会场去宣布，陆军参谋本部勉强接受了政府停止同中国国民政府谈判的决定。[***]第二天中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就发表了。广田立即通知德国大使，日本政府感谢德国的斡旋，但是现在已无此必要了。[47]
近卫在一月十六日声明中所选用的词汇，反映了他是有意违背五天前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使用的语言。御前会议的决议中本来有这样一句说明：如果中国拒绝日本的条件，“帝国今后将不（单单）依靠它（国民政府）作为解决支那事变的伙伴”。[48]在近卫于十六日所作的公开声明中，这句话变得更为强硬了：“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49]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更动，无论在语调和内容上都更加好战。[50]而且，甚至连近卫的朋友也对使用“对手”这个词提出意见，因为它通常是指一个人的对立面，但在军事上使用它时则往往带有敌意和侮辱性的味道。据近卫的顾问犬养健说：这个令人反感的字是由外务省起草文件的官员加进去的；由于近卫使用了这个粗暴、不准确和非法律性质的词，这个起草人曾“备受责难”。近卫的传记作者也认为，这次演说很可能是由外务省正式起草的；但近卫本人却坚持说，由于华北派遣军施加压力，他才把话说得那么强硬，而派遣军则受到了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中那些对日合作者的压力。[51]
不管措词作了耸人听闻的转变的原因何在，反正在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文件中竟会使用一个如此随随便便的词，这就立即会使人产生猜疑。日本是不是要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呢，格鲁大使在一月十七日早晨和广田晤谈后，向华盛顿报告说，“这个声明并不算是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具体行动，它只不过意味着停止和汉口打交道而已，其理由是，在汉口的政府已不再代表中国了。外相说，日本政府要等待事态的发展，不会立即承认任何其他政权。不论实际上将承认哪一个政府，华北的政权都将构成该政府的基本力量”。[52]
在一月十八日发布的官方消息中，政府对这个措词作了说明。政府的“补充声明”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含义比不承认那个政府更为强硬”。[53]广田在回答国会的质询时，更进一步宣称，这个声明“甚至比宣战更为强硬”。[54]于是，谋求和平的正式外交活动就到此为止了。在过去未经宣战的六个月中，一直留在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终于被召回国。日本也着手去进行建立一个使她能够“与之更加充分地合作”的政府。
历史学家秦郁彦在谈到日本领导人未能制订一项解决支那事变的有效政策时写道，这个“‘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明显地把日本的苦处都概括出来了”。[55]主张实行温和的对华政策、谋求和平解决办法的任务竟只由这样少的一些人担当起来，他们基本上都集中在参谋本部；而其他领导公众的广大官员竟会对在大陆进行长期战争所包含的灾难性后果如此漠不关心，对日军在中国激起的全民抗战怒潮如此茫然无知。回想起来，这一切似乎都是难以置信的。
参谋本部中属于反扩张主义派的少数人发现，他们一方面要应付军人中那些认为中国不堪“一击”的傲慢自大、盲目乐观分子，另一方面又要应付近卫内阁。正如历史学家田井胜美所说的，这个内阁“从全面战争爆发后（即自从八月间战争扩大到上海以后），便一直在侈谈军事上的成就以及从中可以取得多少利益的问题”。[56]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内阁就已对以下各个发展阶段作出了规划：即，调解终将失败；战争将长期拖下去；根据内阁的决定将利用军事上的胜利建立起各个傀儡政权；内阁将以“‘随着战线的扩大，人民希望从战争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为理由，决定从中国攫取重要特权”。[57]
近卫在几个月之后就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感到后悔，因为不久就可看出，石原—堀场关干战争要拖下去并成为消耗国家资源的无底洞这一预言即将成为事实。据说，近卫还没有过半年就说：那次演说是个“毫无意义的举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九三八年还没有结束，近卫就采取了废除一月十六日声明的步骤，并且设法寻找通往重庆的桥梁。可是外交桥梁已经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所摧毁了。正如近卫后来发现的那样，事实证明，将桥梁毁掉要比架桥容易得多。
尽管“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个“毫无意义的举动”，不过它同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三八年一月之间事态发展的趋势还是完全不矛盾的。我们要是只顾批评几个用得不妥的字眼，而忽略了比这个重大得多的政策问题，那就错了，因为正是这些政策才引导人们去使用那些字眼的。贻害近卫和他的国家的并不是错用了几个字，而是日本举国上下犯了视而不见的致命错误。日本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石原将军主张中明智之处：即，同日本作战的敌人极为坚强，远非以前的腐败军阀所能比拟。石原曾警告说，中国已经觉醒了，她是决不会投降的，日本非但不因这一惊人的警告而有所觉悟，反而继续沉醉于认为这个敌人乃是一个软弱而孤立的军阀政权的梦幻之中，满以为只消迅速地对它加以致命的一击，它就一定会垮台。
[*] 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一书中，有一段引人入胜地叙述了他和宋的会谈，见该书第269—277页。西园寺前往上海去见宋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但他很快就被中国宪兵逮捕，说他是日本人。经过解释后他还是被释放了。他说他是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华侨，只会说英语，而且他说话时可能还带有牛津口音，因为他曾在那里受过教育。西园寺写道，他走过一条长达一两个街区的走廊，还要迂回地通过“十多道门，每个门口都有两个荷枪的警卫把守着，然后才能在宋的豪华巨宅里见到宋。”
[†] 《解决支那事变的建议草案》全文内容可参阅《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5l—52页。帝国大本营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是一个设有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最高作战委员会。虽然据说设立这个机构的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便利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配合，但是据原因男爵说，其真正目的是要控制不听话的大陆各日军派遣军司令部。它们在胜利之余，得意忘形，决心要推翻南京政府，并扶植类似满洲国的伪政权。（见琼斯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64页）
[‡]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是在一个月前才建立起来的制度。它是政府最高一级文武官员集合在一起开会的方式。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陆军省和海军省都派有代表参加。
[§]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187页。“公众舆论”的论点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原田男爵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所记的日记中，就有一则关于人民的“希望”的事例。一个著名的实业家警告原田说：鉴于日本在战时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如果我们不是全力以赴地从（中国）获得赔偿的话，那恐怕就将出现非常不安的局面。”（同上书，第154—155页）。河边将军也注意到了“公众的强硬态度”。其实，在他看来，“人民的态度最为强硬，其次才是政府，而陆军参谋本部所持的态度是全国最软弱的。”（见《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卷第529页）
[**] 原文如此。——译者注。
[††] 大卫·伯盖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纽约，一九七一年）一书是在本书付型后出版的，因此我无法对他书中的主要新论点加以评价。这些论点是以这样的副标题加以概括的：“裕仁天皇如何将日本引向对西方作战”。
[‡‡] 但是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参赞于一月十二日接到外务省官员的通知说，如果到一月十五日还没有接到中国的答复，日本就要“保留她的行动自由”。（见普雷塞森的《德国和日本：对一九三三——一九四一年间极权主义国家外交的研究》第141页）
[§§] 根据有关这一事件的另一说法，闲院官亲王的确行使过参谋本部的特权。我不便透露对我讲过这些话的人的名字，不过此人所了解的情况却是非常可靠的。据他说，别人为闲院宫大将准备了他对天皇的奏词的提纲，并且用大字（以便于年迈的亲王阅读）为他写了好几页备忘录，但是闲院宫在上奏天皇时不知怎么搞的，漏读了两三页备忘录。参谋本部这个被弄得面目全非的意见使天皇听不懂，所以未受重视。接着天皇便接见近卫首相，同意了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决定。假定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就我所知）它还不曾见于书报：第一，出于对闲院宫亲王的尊敬；第二，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参谋本部就此事行使觐见天皇的权利是没有什么宪法上的根据的。
[***] 堀场说：一月十五日的会议休会过两次。在第一次（中午）休会时，多田告诉堀场，他决心不让参谋本部同意“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但是等到第二次休会时，陆军省的中岛铁藏中将已经说服多田作让步并接受政府的决定。堀场写道：“他们强调说，多田如果不赞同，那就意味着政府的垮台，这就会引起很大的反响。”（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30页）
[†††] 在镜田泽一郎的《松籁政谈》第270页上涉及宇垣的部分，记载了宇垣曾把这句话告诉镰田。关于近卫自己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表示不满的其他证据，可参看吉田东雄的《两国之间的桥梁》第202—205页。书中论及近卫打算派吉田带一封对声明表示遗憾的信去见蒋；也可参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文件第2104号，第1页。在这里面，近卫写道：“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的声明丝毫没有取得有利的结果，这一事实用不着任何人向我指出，我心里就十分明白了，我自己承认，那完全是一个错误。”
[1]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答辩文件》第2507号有《纲要》的英译本。我的译文稍偏于意译，是根据日本外务省绝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370—372页收录的日文本译的。
[2] 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14—115页）引有日本外务省本公布的档案。大田当时是外务省东亚局中国课课长。
[3] 同上书，第119页。
[4] 《北支经济开发试行计划》见于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20页。
[5] 大谷的计划写进一份呈交广田外相的备忘录内，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20页引有这个计划。
[6] 同上书，第120页。
[7] 上书第120—121页摘录了《北支经济开发政策》的要点。这个文件在十二月十六日发表。
[8] 见耶尔·马克森的《谁控制着日本的对外政策》第124页。
[9]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16页。
[10] 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119页收录了原田本人与企划院次官青木一男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电话记录。
[11] 用英语记述这个主题的较好的作品，有尼古拉斯·克利福德、多萝西·布
格、亚瑟·N·杨等人的著作。
[12]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16页。
[13] 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74页。
[14] 见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42—345页。
[15] 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778—779页。关于陶德曼谈话的比较详细的讨论，可见于欧内斯特·普雷塞森的《德国和日本：对一九三三——一九四一年间极权主义国家外交的研究》、詹姆士·刘的《德国对中日战争的调停》和F·C·琼斯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53—70页。我用了琼斯从德国档案中引用的大多数引文。
[16] 该条款的本文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25—126页。在十一月五日的条款中，虽然未提到华北的自治政权，但也表明了日本“希望这一地区的主要行政官员必需是对日本友好的人士”。
[17] 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75—276页。
[18] 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780—781页。
[19] 见亚瑟·N·杨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及外援》第16页。
[20] 多萝西·布格的《美国与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的远东危机》第的1页引了格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写的未发表的日记。
[21]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27期第 62页）。
[22] 同上文，第60—67页。
[23] 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策》第一卷第790页。
[24]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15页。
[25] 引自河边将军的《对支那中央政府政策》（载《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49—50页）。
[26] 狄克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致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799页。
[27] 见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59页引《国际拾遗》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第三版。
[28]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04—105页。这份文件是角田顺在近卫文件中发现的，虽未署名，但角田从其内容判断，肯定其作者是末次将军。（访问角田记录）。
[29]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10页。
[30] 该条款载《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86页。F·C·琼斯的《一九三一——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65页从德文译本引的该条款，内容稍有出人。
[31] 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87页。
[32] 狄克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见《一九一八— —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802—803页。
[33] 见河边虎四郎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二卷第437页）。
[34] 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58页引外务省档案。
[35] 关于堀场一雄的这点介绍是从稻场正夫与原四郎为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写的序言（第一卷第3—7页）中摘录的。
[36] 同上书，第117页。
[37] 同上书，第116—118页。
[38]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03页。
[39] 同上。
[40]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3090号。
[41] 见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93页。
[42] 《处理支那事变的根本方针》在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23页中提到。
[43] 同上书，第136页。也见石射猪太郎的《外交家的一生》第302页。
[44]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468页。
[45] 同上。
[46] 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30页。
[47] 见琼斯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69页。
[48] “帝国今后将不（单单）依靠它（国民政府）作为解决支那事变的伙伴”一语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23页。
[49] “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一月十六日声明收录于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386页。《纽约时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刊登了英译本。
[50]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0页）。
[51] 见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41页。又见矢部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469页。矢部同意关于由于华北派遣军施加压力的说法，但不同意关于陆军军官是代表傀儡王克敏的见解。他写道，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理论根据”而已，他们早就横下一条心，日本必定要同蒋破裂。关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的措词问题，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28页。
[52]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日本，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438页。
[53] 见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 387页。
[54] 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第二卷第183页。
[55]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41页。
[56] 见臼井胜美的《资料解说》（《现代史资料》第九卷序言第29页）。
[57] 同上。
posted by BFF @ 9:54 AM
0 Comments:
Post a Comment
<<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