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日期的通敌内幕 14
第十四章 “为蒋留下的一席盛宴”
在愚园路会谈之前几个月，高、陶二人就已经开始不信任影佐了。高现在把他看成“只不过是另一个土肥原罢了”。他们都提醒汪切勿信任这位大佐；两人都劝汪不要签署愚园路协议。他们也开始察觉到，日本人对他们的疑心已经达到可以危及他们性命的程度。陶从友人处得到消息说，日本人控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特务机关、著名的“七十六号”〔因它设于上海极司菲而路（现名为万航渡路。——译者注）七十六号而得名〕，已经打算要杀害他和高了，因而他们都设法逃出上海。[1]
把他们从“七十六号”手中救出来的主使人，是上海地下帮会头子杜月笙。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杜的错综复杂的形象，使傅曼竹[*]同他一比起来都显得象个圣人一般。[2]在赤裸裸地使用暴力和复杂的性格方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最大的城市的那些流氓头，都根本无法同上海的这个土霸王相比。杜是水果摊贩出身，但他从上海老家的青帮[†]组织层层向上爬，成为这个城市的头号匪徒。他把持着赌场、妓院、麻醉毒品，并庇护敲诈勒索；在这个城市，这些行当是很有油水可捞的。但是，直到一九二七年他的武装打手帮助蒋介石把上海的左翼工会和左翼学生连根拔掉之后，他才爬上政坛，有了权势和威望。由于杜在把上海“移交”给蒋（人们普遍相信他早年曾是青帮成员）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上海的西方企业界将他捧为名人，蒋给他授勋，还选拔他担任各种公众组织、医院、学校、银行等等的显要职务。
对于暴发的社会名人认识迟钝的《大英人名辞典》，到一九三三年才第一次把杜的名字收进去，当时把他称为“著名的公共福利工作者”。如果骂他的人没有骂错的话，他那擅长于利用他慈善家和社会公仆的地位去干穷凶极恶的事，就是他的才干最出众的表现。例如：作为禁烟局的成员，他却扩大了他对于毒品销售网的控制，使这项买卖空前兴隆起来。作为中国红十字会董事会的成员之一，他又从医药供应中大牟其利——有一个时期，军队中疟疾流行，盛传他的仓库里却囤满了奎宁，等到价钱涨足了的时候，才让他的代理人到黑市去抛售。[3]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杜把他的防弹小轿车送给防守上海的国民党将军，并把他的总部从法租界杜美路上他的豪华大厦迁往香港。尽管他远离上海，他却仍旧牢牢地遥控着这个城市的地下社会，他特别给他在上海的一万五千名私人队伍分派了某些爱国活动任务。青帮承担的任务之一，就是阻止中国知名人士参加亲日机构，特别是“维新政府”。当这些帮会匪徒不能用贿赂——重庆每月拿出五十万元法币供杜随意使用——来阻止这种叛国行为时，他们就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青帮谋杀了许多亲日分子和汉奸。
高、陶二人跟汪决裂后，就转而向杜求援。杜与高联系后，即飞往重庆去见委员长。蒋当时正在桂林巡视，一听说杜是来汇报有关高宗武的事，就立即赶回陪都，并批准杜协助高逃离上海。[4]一九四〇年元旦，高和陶去周佛海家拜年，高当即明显地暗示周，他将脱离汪阵营。周在他那天的日记里写道，“我们两个人都同意，为了在中国实现和平这同一目标而分头努力。”[5]三天后，高、陶搭上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一艘客轮前往香港，于一月五日到达那儿。
此后十六天里，这两人杳无音讯，他们在九龙被杜手下的人保护起来了。实际上，官方的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茲跟这些变节者是有联系的，而且他们在一月二十一日交出了愚园路会议上所用的机密文件。同一天，香港《大公报》以通栏标题宣布“惊人揭露”“日汪密约文件”。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高、陶给江的一份电报也公开发表了。二人在电中宣称，他们对于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在道义上不再有保守秘密的义务；他们已得出结论，日本正策划“要肢解我们的国家，并使我们亡国”。他们恳请汪“悬崖勒马”，放弃他的努力。[6]
这些文件的公布，震撼了整个汪阵营。周佛海很可能从高的暗示中听出马上就会发生叛汪的事，但他大概肯定没有想到高、陶二人会揭露愚园路谈判的内容。他二十二日的日记写道：“高、陶这两头畜牲，我誓要消灭他们。”[7]
汪系报纸很快就指责高、陶因为没有当上官而不满意，并对他们的揭发的真实性加以否认。关于第一项指责，除了他．们在汪政权中大概只能当得上第二流职务可作旁证之外，别无其他根据。陶希圣这个老练的经济专家大概已被内定为宣传部长而不是他意中的工商部长；汪显然早就决定要把那个职位给梅思平。至于高宗武，这个比其他一切人都更有资格被称为汪记运动的前辈人物，是个办理外交事务的权威，但他却被派定在汪夫人的妹夫褚民谊这个糊涂虫的手下，当个外交部次长。[8]褚民谊这个看来不大可能会是汪所中意的外长人选，虽然从法国大学得过医学和药学的学位，但在这两方面都没有工作实践。褚本性温和，同汪在国民政府内是老同事，常年担任典礼方面的职务——如主持庆祝孔子诞辰、比利时一百周年国庆纪念等等。在外国人看来，他是个对体育卫生有特别爱好的怪人而闻名：他是一家通俗卫生杂志的主编，一种练习拳击用的机械人对手的发明人，普及传统的太极拳运动的提倡者，还是一个喜好放风筝的人。[‡]假如高的叛汪果真只是由于心怀不满，那看来倒是有点道理的，因为褚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显然是由于裙带关系，并且也是日后类似情况的先声。例如，广东省实际上成了汪夫人的私房，相继由她的兄弟、侄子统治，到战争末期则由她的妹夫褚当政。[9]
关于对高、陶的第二项指责——说他们揭发的文件不真实——在技术上说倒是不错的。对一个英译本的分析，表明他们揭发的文件是影佐在十一月一日送给汪集团的那份，而不是会议最后产生的文件。因此，该文件对于汪的谈判代表能从影佐那里搞到多少让步条件（例如，关于华北的疆界问题），并未充分加以说明。但是，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文件的公布对于注记运动的名声——如果不是对于实际进程——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他们揭发出来的许多东西，本想写在未来某项“基本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里永不宣布。这些文件的揭发给了重庆以巨大的宣传胜利。
不消说，高、陶的揭发传到重庆时，全城似乎笼罩在一片欢腾之中。据说，蒋立即给高去了一封信，夸他是“浙江才子”。[10]几个月后，高接到重庆发给的护照，乘船赴美国；从此一直住在那里。到珍珠港事变日本人占领香港之前，陶一直住在香港。他好几次都差一点被日本人抓走了，因为日本人当然是急于想搞掉他的，但他在杜月笙帮助下设法逃离了香港。[11]一九四二年二月，陶重返重庆，参加了委员长侍从室的工作。此后不久，他即开始为蒋的战时著作《中国之命运》收集材料，他也许就是这本书的真正执笔者。一九四三年起，陶加入《中央日报》，先任总编辑，后当社长。自从蒋及其支持者一九四九年迁往台湾后，他一直住在那里。
随着河内后期高的影响在汪阵营中下降以及他在一九四〇年一月的叛汪，所谓周佛海路线就成了汪阵营中的主流了。这时，大多数人都准备同意在中国的日占区内成立一个合作政权的原则。从汪一九三九年五月到达上海起，他马上就发现自己夹在进行斗争的两大敌对势力之间，而且双方都一点也不保护他。一方是国民政府的秘密警察和情报人员（由戴笠指挥），他们与杜月笙的青帮合作。另一方是帝国陆军的特务机关以及它所雇佣的大批中国特务和恐怖分子。我们知道，汪并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军事靠山。在一九三九年的上海，他光是为了活命，就必须跟能保护他的人结成联盟。要活下去，并且建立一个总部、罗致党羽、发动报界支持、组织新的政府和政党、以及向那些愿跟他共命运的人提供安全保障，他就必须跟一个有力量同戴笠及杜月笙联合势力相抗衡的集团结成联盟。
日本陆军具备这些条件，但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汪还不愿接受被帝国陆军保护的丑名声。曾经传出一个故事，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感觉是多么强烈——在这个问题上，汪夫人的决心甚至更大。在他们到达上海的当晚，汪留在船上住下，为的是要避开显然已经获悉汪一行人的行踪的《朝日新闻》记者。在这同时，其他人员都被送到市内日本人控制区的重光堂去过夜。这些人大都很欣赏日本人的礼遇，而且对于日本警察巡逻队所提供的保护感到的确相当不错。但是高和汪夫人的想法可不一样。高宣布他不愿住重光堂，要搬到法租界去跟他兄弟一起住，从而引起了影佐的不满。汪夫人公开表示对这种安排不满，她干脆说，如果日本东道主不发给她到法租界去的通行证，那她就打算游过苏州河去（它在日本人控制的虹口区与公共租界之间）。犬养一想到这位“胖老太太”要在半夜里游过浑浊的苏州河这幅图景，就感到可笑；但今井却被汪夫人“强烈的自尊”和避免成为“敌人傀儡”的决心所感动。[12]
既然排除了日本人的公开保护，汪除了发展他自己的保安机构之外别无其他办法；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周佛海。当汪还在河内时，周已经以两个阴险的恶棍为核心，着手建立一个保安系统；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帮助下，这两个恶棍不久就能跟杜月笙相匹敌，成为上海地下社会的两大恶魔。由于李士群和丁默村这两个嗜杀成性的恶棍对于汪记运动的特点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比较详细地谈谈他们的背景会是值得的。[13]
一九三九年时，李和丁都是三十多不到四十岁的人。但两人在外形上并不相象；李体形粗扩，肤色黝黑，而丁则面色灰白、虚弱、只有五英尺一英寸高、害肺病。他们都加人共产党而开始其政治生涯；后来二人都抛弃了共产主义，参加了戴笠的主要特务组织之一，说得好听一些的名称是“中央调查统计局”[§]（原文如此，应为“军统”。——译者注）。一九三八年左右，李因为从事某种违法行为潜逃香港，以避免受“严厉惩处”。土肥原将军的驻沪特务机关随即网罗了他；尔后不久，重庆派遣他的老上级下去劝诱他回重庆。丁不仅没有成功，连自己都被李说服了去参加土肥原的特务机关。这段历史表明，这两人之所以献身于汪的事业，可以说完全出自个人利益和权宜之计。
一九三九年初，土肥原转赴北平去进行大功尚未告成的“吴佩孚工作计划”。上海特务机关移交给晴气庆胤中佐领导，晴气迅速地帮助李、丁组织了一个由恐怖分子和特务间谍组成的可怕的集团，以上海“三不管”地区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的一幢老式洋房为据点进行活动。对残暴的特务组织并不陌生的今井大佐写道，李和丁“嗜血成性，永远干血腥的勾当”。他说，“七十六号令人毛骨悚然。……使［上海的］一般市民感到胆战心惊”。[14]
周佛海早期在南京时，曾与丁、李交往多年，当时他们三人全是CC集团成员，因此周自然要找老同事帮忙。但实际上正如西义显写的，“这不是周去‘降服’李、丁的问题。事实刚刚相反，李、丁正等着把周抓过来。”[15]一九三九年春，汪与周的实力还很软弱，因为既无军事后盾，而财政支持又很少，所以不可能向李、丁发号施令。他们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去恳请七十六号能否帮助汪摆脱困境。结果，汪记运动从此就同七十六号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进出于七十六号警卫森严的大门的则是大批各式各样的恶棍和找官当的政客。
汪也许从来没有去过七十六号，但负责联系李、丁和接见并收罗那些川流不息的登门求职者的主要人物则肯定是周佛海。在这些求职者中，有些人“昨天还在高呼反汪口号”，但现在他们却在汪的和平十字军中找到了个人发展的机会。[16]周能够拉进汪记事业中来的人员，质量都很低劣，这对汪记运动以及后来的汪政府实质上成了七十六号的同义语至少有一部分关系。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汪政权中缺少有才能的、忠诚的、爱国的官员，既是汪自己陷于失望的缘故，也刺激了他与日本人的关系。在愚园路会谈时，影佐责骂周和其他中国人说，“你们同胞的眼睛在盯着你们哩！”影佐继续说，汪的追随者在重庆时曾致力于和平运动，但他们一到上海态度就变了。现在他们一心只想捞个一官半职。他申斥道，“汪政府总得是个比职业介绍所更好一点的机关呀！”[17]
七十六号设法维持的恐怖平衡，使上海变成一个搞报复和反报复的鬼地方。《圣经》上关于“以眼还眼”的说法，到了上海就变成“以银行家还银行家，以主编还主编”。这里稍谈一下受恐怖分子们袭击的这两类主要对象。往往每当重庆的青帮或蓝衣社分子杀死一个亲汪的银行家，七十六号就立刻干掉一个亲重庆的银行家，同时确实还扣留了一批不幸的人质，把他们关在七十六号的地牢里作为候补。然而，也有些被李、丁抓去的人能设法保全他们自己。有个十分熟悉这所恶名昭著的七十六号的人写道：“被七十六号抓去的人，通常是被枪毙或自杀，但要是你投降了，你就会在政府中得到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18]那些家里很有钱并且愿付巨额赎金的人，有时也能赎回自由。例如，曾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受教育并曾任蒋政权财政部官员的徐佳斌（译音），当他家里交出了全部财产——三十万美元之后，他就被释放了。事后，徐对一个美国友人说，抓他的人对他讲，只要他当上了汪所建立的国家银行系统的官，很快就能捞回他的财产。[19]
国民党驻上海的特务分子陈恭澍投降了七十六号之后，考虑到“个人的发展”，写了一部揭露的书《蓝衣社内幕》作为报答。被他点到名字的人中，有国民党驻沪地下人员的重要领导人物吴开先和蒋伯诚。他们终于被日本秘密警察抓住，并移交给了七十六号。算他们运气好，重庆说服周佛海释放了这两个囚犯。[20]这只是许许多多这类事件中的一件，它说明上海的恐怖统治并非总是象乍一看起来那么野蛮和不受管束。尽管有不少汪的追随者在恐怖事件中被谋杀了，但汪集团的高级官员中却没有一人遭过殃。
七十六号在乌烟瘴气下，小组织纷争和派系倾轧大量滋长，这也损害了汪阵营的公开形象和一般道德名声、我们知道，汪迫切需要军事支持。有一个名叫何天峰的将军是最早投奔汪的将领之一；但汪对何的这次归附并没有高兴多久，因为在一九三九年圣诞夜间何就被枪杀在“三不管地带”的一家夜总会里，刺客就是他的十八个保镖中的一个。此人虽然很可能是重庆收买过去的，但盛传何跟七十六号的某人发生了“利益仲突”。何的部队后来被当过司机的丁锡山接管了过去。丁锡山在七十六号的任务是驾汽车在上海到处跑，到七十六号所控制的无数赌窟去收集赃款以及抓政治犯，“在汪政权初期，差不多每一个对汪不满的人都是被丁锡山或吴世宝抓起来的。”[21]吴是七十六号的另一干将，也当过司机——事实上，他当过一个时期公共租界工部局美国公董的司机。由于有市政府车库的门路，他从汽油、轮胎的配给中大赚其钱。他也从事各种敲诈勒索活动，成了一个“脑满肠肥、踌躇满志”的人物。汪政权组成时，吴参加了七十六号，成了“警察”官员，并在那里爬上了相当有权势的地位。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了吴的作风：
他的习惯是在傍晚时带犯人出去散步，最后走到高墙深院的一个角落，那儿有几个刚填上土的坟墓。然后吴把手亲切地搭到受害者肩膀上，告诉他参加傀儡政权、或者捐出一笔大款子去支持这个政权所能够得到的好处。他几乎没有必要指出拒绝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22]
这两个前司机在七十六号的发迹是短命的。一九四一年，汪注意到丁锡山的犯罪活动，乃下令将他扣押；但后来不久他就越狱逃往内地去参加国民党了。吴在七十六号向上爬得太快，抓权大多，到了一九四一年，他的事业就猝然结束。当七十六号与周佛海之间对于流入七十六号的款项如何分配的问题发生一场争吵时，吴世宝不仅丢了他“警备队长”的官，而且还送了命。在他被解职后不久，七十六号的第二把手李士群就把他毒死了。
为了把对七十六号内部自相残杀、互相倾轧的讨论告一段落，让我们来看看李士群一生的最后一章。[**]周佛海由于任命了他的一个亲信负责一个油水很大的政府企业——它主管把上海海关税收解往汪政权的国库——而跟李结了仇。不久，一家同李这一派有关系的报纸就登出了一篇社论，攻击汪政权领导人物（包括周佛海）的腐化生活。周给李打电话。李说，他对此事不负任何责任；又说，这是宣传部副部长胡兰成的事情。虽然周无法确定这件事一定跟李有关，但他们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越来越坏。此后不久，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同村少佐请李到他家里去吃了一顿日本叫做“带馅饼”的美味点心。他回家不久，浑身就发肿、变紫，一直“汗如雨下”，二十四小时之后，放了毒药的“带馅饼”毒性大发，让死亡结束了他的痛苦。[††]
高、陶的叛汪和七十六号的恶行，激怒了汪阵营并使之士气不振；但它已陷得太深，无法改变它的进程了。除非重庆对日本的和平条件认真地表示有兴趣，这种趋势才能扭转过来。当东京在注视重庆发出的信息时，梅机关搞了一次汪与各傀儡政权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使汪记运动朝着“还都”的目标更进一步。会议于一月二十三日在青岛开幕。一九三九年六月五大臣关于新政府中要包括吴佩孚在内的指示，由于吴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突然死去而被取消了；五大臣原来要汪先证明他能拉拢有影响的中国人士背叛重庆然后再支持汪的有关决定，经过了这几个月，也悄悄地无人再提了。
上次（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南京举行）的汪、王、梁会谈出现的争吵气氛，到青岛会议时已经不再存在了。愚园路会议所作的安排，对于这三个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帝国陆军发起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虽然还不是完全令他们满意的。青岛会议只就维新政府如何并人汪的新政权的问题作出了具体安排（例如，梁为监察院院长），井为临时政府换了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新招牌，其他照旧。[23]
青岛会议为建立汪政府清除了最后的显著障碍，汪的发言人甚至迫不及待地宣布新政权即将诞生。然而，在青岛的讨论其实并不太重要，因为东京的主要注意力已转向开始暗示对和谈感兴趣的重庆方面了。且不论东京是多么亲热地在公开场合夸耀自己的未婚妻，但它私下对于是否同汪政权结婚还是犹豫不决。虽然蒋介石被东京骂得一塌糊涂，但他毕竟还是更为迷人的伴侣。与此同时，大约从一九三九年八月以来，特别是八月底“正统国民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汪集团与重庆之间的关系大为恶化，使汪充当通向重庆的桥梁的任何希望都化为泡影了。
汪在报界的支持者早已准备大露一手，为扩大跟重庆的裂隙作出贡献。上海《南华日报》主笔林柏生剥下蒋政权的伪装，指出它正在干它称汪所干的大逆不道的事情，那就是说蒋也在谋求谈判和平解决。林斥责道，重庆和汪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重庆是偷偷摸摸地追求它的目标，而汪则直接把和平问题公诸于世。林认为，汪这样做是正当的，因为一个立宪政府要决定和、战这类国家大事，就应当把关系国家生存的问题提交民众或立宪机构来公断。林写道，正当的政府绝不应该“不让民众议论”，不应该搞“敢于偶语［和平］者弃市”。他本人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宣布拥护汪以后，就曾被残暴地刺伤，眼睛挨了一枪。[24]林除了批评重庆压制和谈之外，还就蒋被公认“受共党支配”的问题大做文章，实际上暗示被人操纵的是蒋而不是汪：
近年来，莫斯科显然热中于使中、日保持不和；因此，直到目前为止，它的一切努力都是直接反对任何和解的。因此，中共也是反对一切和平努力的。请看这些先生们是多么顺从莫斯科：紧接着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他们的领袖毛泽东就声明德国不再是中国的死敌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莫斯科由反德变为亲德，中共也就跟着干。斯大林说，“转”，我们全都转！
日苏之间于九月十五日签订的诺蒙坎协议表明，在长期的日俄纷争中，中国一直被俄国当成卒子来使，这一点是更加清楚了。一旦莫斯科认为同东京讲和有利，重庆就被抛在一边了。人们不禁要问；最后共产党会不会把日本同德国一样都当成中国的朋友呢？
自从一九三七年以来，蒋介石将军不管是否明智，都一直在玩莫斯科的那一套把戏。正因为共党对于委员长的这种控制，而他们自己则按莫斯科的命令行事，结果使得中国的利益附属于俄国；所以这才促使汪先生跟重庆决裂。无论“反共公约”是否存在，它跟这种局势都是毫不相干的，并且对汪先生的地位和论点也毫无影响。无论现在共党是粉红、深红或者不红，也都没有关系。他们仍然是依附莫斯科，一旦得到机会，他们就要使国家布尔什维克化并且附属于苏俄。他们是现代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最能干的买办。[25]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汪自己也在加紧攻击蒋本人及其政策。他八月在广东的一次讲话中，抨击蒋“对自己的个人利益看得比民族利益重得多”。汪声称，蒋在西安“把国家奉送给了共党和第三国际，作为保他一条命的报答”。[26]一九三九年双十节，汪把蒋描绘成“一个自命不凡的独裁者，［此人］甚至连做一个普通人的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品质都没有。”[27]从汪这方面讲，这倒不仅只是诽谤的逐步升级，而是根据孔夫子关于一个恶毒暴君必然丧尽人心的教导而进行的自我辩护。汪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因此，我们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推翻个人独裁，纯洁国家的政洽和军事机构。”[28]
尽管汪在加强他跟国民政府的论战，但他讲话中一直坚持不变的主题依旧是他所谓“和平和全国统一”。有些人说，由于抗战的结果，中国正在迅速实现长期以来一直在追求的全国统一的目标。为了回答这些人，汪写道：
我强烈地反对这种论调。自有史以来直到今天，当政者总是以维持国内和平以求抵御外侮为己任，而不是从事对外战争以求维持国内和平。打一场对外战争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此我们怎能把它作为实现国内和平的手段呢？中国现在进行抗战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她国家独立的地位；她并不只是为了实现全国统一而打仗的。我坚决反对利用抗战作为统一国家的手段。况且，正如今天的现实情况那样，主张和平决不会对中国的统一有丝毫损害；而不主张和平倒不一定能够防止统一战线的破裂。[29]
汪为了捍卫他的和平政策，并没有硬说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完美无缺的，而只是主张要设法制止“循环报复”。他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阐明了他所谓“循环报复”的意思：
例如，日本说；“中国人仇视日本是沈阳事件的起因。”中国说：“中国人仇视日本是日本侵略造成的。” 日本说；“要改善中日关系，中国就必须先放弃‘以夷制夷’的政策。”中国说：“要改善中日关系，日本就必须先放弃侵华政策。”如此等等。他们都责怪对方，都希望另一方首先改善态度。这只能促使局势恶化。[30]
“桐工作计划”
随着重庆与汪之间的仇隙日益扩大，而且用汪充当通往重庆的桥梁的可能性又在沪、渝互相攻许中化为乌有，于是日本人着手探索一系列新的行动，想绕过汪而跟重庆直接重开谈判。一九四〇年初，这些行动之一显得颇有希望，致使汪政权的建立被推迟达数月之久。甚至在汪政权于一九四〇年三月成立之后，日本也还拖了六个多月没有正式承认它，为的就是要让这次谋求通向重庆的新秘密外交途径的审慎探索得以进行下去。和汪最亲近的日本支持者，特别是梅机关集团，曾经正确地估计到有些途径是走不通的，因为打开这些途径是重庆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阻止日、汪实现东亚新秩序。然而，除了这些忠诚的人士之外，只有少数几个日本人是宁愿冒着有可能危及跟重庆和解的风险而过早地与汪结成联盟的。况且，尽管我们今天知道海机关正确地看到了重庆对和谈的兴趣至少有一部分是假的，但在当时谁也不能肯定重庆是有诚意（还是没有诚意）的。的确，时至今日也仍然不可能肯定，究竟这些和平努力中最有希望的所谓“桐工作计划”是纯属骗局，还是重庆方面的一次有诚意的和平行动。[31]
“桐工作计划”是从—九三九年十一月开始，持续了将近一年的一系列谈判的代号。这桩神秘的事情，是从铃木卓尔中佐在香港碰到一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宋子文和宋美龄（蒋介石夫人）的兄弟——开始的，当时铃木正在香港执行情报任务。关于这么一个重要人物，按理说帝国陆军的情报档案中是应该有大量资料的，可是档案却十分不完备。等到把资料匆促地汇集起来时，才知道宋在三年多以前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后来到香港任西南运输公司经理。每当蒋夫人经常为了治病或为了摆脱战时重庆的艰苦生活来香港疗养时，宋氏一家人——包括宋子良在内——总是要在沙逊路孔祥熙夫人（宋霭龄）的家里聚会一番。当铃木在思想上对于这条直接通向重庆最高当局的途径的全部潜在价值有了定见之后，他就找今井大佐跟他一起干。一九四〇年二月，今井大佐以“南满铁路的佐藤先生”的化名身份到了香港，准备跟蒋介石的内弟进行第一次会面。
在初次见面时，今井就敏锐地察觉到，他不能确信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宋子良。这个陌生人看起来约四十岁上下，五英尺二、三英寸高，似乎文质彬彬，颇有风度，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偶尔也抽支雪茄。今井说，可惜他无法找个认识宋子良的人去查对一下相貌是否相符。把铃木介绍给宋子良的人是一个名叫张志平（译音）的记者，他一度为冀东傀儡政权做过事，自称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良是同班同学。今井在冀东时就认识了张志平——但是这个人可靠吗，
今井带着这些印象返回东京，但上级批准他继续进行“桐工作计划”，尽管有可能受骗。一九四〇年三月，经过周密的安全布置后，在香港某中国商行二楼，开始了认真的会谈。偶尔会谈也改在澳门一所房屋的、点着腊烛的地下室内举行——“它使我想起德川幕府时代的一些事情”，今井回忆道。[32]每天晚上从九点开始，有时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今井和两个助手（臼井茂树大佐和板田诚盛）跟中国的代表团一起开会，这时中方代表包括蒋的军事总部派来的陈兆林（译音）将军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主任秘书张玉山（译音）。会上主要发言人是张，但他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听陈的。宋不过“当个中间人”。
日本当局对于全部中方参加者都保持严密监视，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中国谋报员协助下，他们发现，无论散会散得多么晚，中方代表都马上聚集在一起商量很久，然后派遣一个联络人员到机场去。有一架飞机经常在半夜里飞往重庆。
另一件使今井相信他的确是与重庆联系上了的事情是，香港报纸透露蒋夫人当时也正在香港，从幕后支持着某种和谈。
谈判顺利地进行了一些日子，所碰到的唯一障碍是今井的一个对头和智高次少将制造的。和智用向上海报界泄露和谈在进行的手法，企图破坏和谈。日本方面经过会谈弄清了许多事情。首先，重庆明确表示它绝不考虑跟汪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据说蒋政权对美日关系恶化感到欣慰，并且认为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日本看来准备要支持汪政权了。重庆坚持指出，假如日本要和平，她就必须认识到日本在华北驻军是“绝对不行的”。此外，日本还必须了解，关于承认“满洲国”的要求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因此这个要求“在目前”必须不提。今井写道，由于汪自己早已同意承认满洲国，所以日本政府“在满洲国问题上的态度倒是变得有些无所谓了”。“我们并不认为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会对和平造成多大的障碍，因此当我们了解到重庆的真实感情时反倒觉得非常惊讶”。[33]
当会谈到了这个阶段时，筹建汪政府的计划已经进行到定好三月二十六日为庆祝“国民党还都”南京的纪念日的程度了。然而，由于“桐工作计划”的前景大有希望，所以当重庆要求给予更多的时间去解决承认满洲国问题时，兴亚院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都要求东京把就职典礼延期至四月十五日举行。东京当时怀疑重庆没有诚意，也许重庆只对使汪下不来台感兴趣（到这时，日本还一直没有对汪作出任何解释，为什么他的新政权成立大典被一再延期），因此只肯给国民政府四天的时间去考虑。假如三月三十日仍得不到重庆的答复，汪政权的成立典礼即将在是日举行。后来，重庆并没有答复。
一九四〇年五月，“桐工作计划”谈判重新开始。两位主要的中方谈判代表随身带来了委员长签署的证书。[34]同时，宋子良的身份则仍无法核实。据今井说，甚至连真正的宋子良年龄究竟有多大都无法断定。“桐工作计划”的情报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他生于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九年之间的某一年。今井怀着要解决这个神秘问题的希望，在香港格兰特饭店布置了他自己跟宋的一次会见。他精心地将来安排在正对门上钥匙洞的座位上坐下，当二人谈话时，铃木在门外蹲下来通过钥匙洞，拍了几张照片。当这些照片交给周佛海和陈公博去看时，一个人说这人是宋，另一个却说不是，这使今井大为生气。
虽然周和陈对于日本谍报机关的受挫私下感到欣慰，但他们却无法挫败它进行这项努力的本身，“桐工作计划”还继续进行。这个谜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才最后被揭穿。真是无巧不成书，“桐工作计划”的日方译员板田诚盛当时从上海附近某集中营一群中国俘虏中正好认出了这位“宋子良”。经审讯后，他招供他的名字叫曾广（译音，另据［日］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8页载，此人是曹宏上校。——译者注），是蓝衣社成员，六年前他的确冒充过同他长得挺相象的宋子良。他直接受蒋的特务头子戴笠将军指挥。战争结束八年之后，将“宋子良”介绍给铃木的记者张志平拜访了今井，也证实了这次骗局的原委。据张说，当时蒋委员长和戴将军直接掌握这次谈判，并对谈判抱着很大的希望，但在会谈内容被泄露之后，蒋受到要求中断谈判的极大压力，最后到一九四〇年九月就中断了。[35]
尽管中国方面在来的问题上进行了欺骗，日本分析家仍倾向于相信，参加“桐工作计划”的中国人实际上跟重庆有联系，并且认为这些谈判看来已接近于有成果了：到八月份，双方都在认真地讨论停火以及板垣将军跟蒋委员长在长沙会见的问题了。最后，由于兴亚院对委员长的处境困难毫无体会，“桐工作”乃以失败告终。中方谈判代表强调蒋真心渴望对日媾和，因为统一战线内部的紧张关系正在增长，“大概到［一九四〇年］八月就会表面化”。今井报告说，重庆认为，宣布跟日本举行正式的高级会议，将会促使中国提前发生一场全面内战，而国民党自然希望到时候能够消灭共产党。因此，东京必须放弃在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上要重庆事先作出承诺的要求。但是，日本的最高司令部不肯在这一点上让步。板垣将军告诉今井，尽管陆军极其希望与中国好和，但它还抱着它的“强硬”政策不放，并且坚持非承认满洲国不可。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最后决定，中国“没有诚意讲和”，把“桐工作”降格为仅仅是一条“情报渠道”。[36]
与此同时，汪和他的同事们则认为“桐工作计划”是个严重威胁。六月前后，影佐把秘密谈判的进展情况全部告诉他们之后，由于看来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们也就变得日益灰心丧气。到七月份，周佛海阴郁地在他的日记中预言道：“和平实现后的一年左右；蒋还可能认为我们对于同日本人谈判是非常重要的；但时间更长一点，也许我们全都会被干掉。”[37]周的不安是针对着日本人心目中汪精卫的全部活动的一个根本弱点。无论在新政权建立之前或以后，汪记运动从未依靠自己站住阵脚，而运动的本身也从未被当作是个目的。由于东京顽固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跟重庆和解上，它一直不许汪政权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发展或取得一定程度的国家尊严，而要做到这一点，日本不保证给予支持是不行的。再没有比日本这个后台老板兼保证人对待汪政权那样漠不关心更能说明汪政权的傀儡性质了。也再没有比日本那样不尊重她自己搞新秩序的头一个伙伴更使东亚新秩序名誉扫地了！
在一九四〇年三月的最后几天，跟重庆直接解决问题的希望破灭后，东京才批准梅机关着手安排汪政府的就职典礼。尽管对这个新政权的信心不大，但当时重庆方面的希望则更渺茫。海军军官宇垣天于三月十六日评论道，到头来东京可能把每个中国人都得罪了；日本人必须小心谨慎“避免两头落空”。[38]
尽管安排节日活动的设计者不那样想，三月三十日汪的就职典礼事实上是凄凄惨惨的。在这惨遭日本人踩踏的城市里，早已没有什么欢乐的气氛了，这天还碰上了凄风苦雨。全副武装的帝国陆军仍然还出现在眼前，看到通向现代中国最崇高的圣殿——位于紫金山麓的中山陵——的各条大街站着日本警卫人员，很少有几个中国人会无动于衷。在占领中国的整个期间，日本军队一直都是这样干的。他们这种无视民族感情的做法在无数细小的骄横行为中也有所表现：诸如将街道重新命名（把南京的征服者松井之流的受人厌恶的名字当作街名）；把中国时间改定为东京时间；发动大型的学生集会去庆祝日本军队占领中国城市。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日，汪曾下令把被人讨厌的小三角旗从庆祝就职典礼会场上升起的青天（白日）旗上取下来。但影佐撤销了这个命令，在典礼开始前又把黄色小三角旗挂上了，这就好象在重申日本的决心——就连中国国民生活中的象征也要加以控制。
就职典礼在一个简陋的礼堂里举行，因为城里最壮观的政府大厦都被帝国陆军征用了。日方曾通知日本官员最好不去参加这个简短的仪式。这个仪式包括：汪发表一个很短的声明，介绍他的部长们，他们每个人从用粉笔圈好的位置向前走几步行一鞠躬。当天稍晚，汪接见记者，对日本发出了一个小心翼翼的警告。他宣布“改组政府”赞成“近卫三原则”。但是，“中国首先必须保持独立的主权和民族自由，这样她才能贯彻执行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诸原则，进而分担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责任。”[39]
在就职典礼后的第二天，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弥吉郎于四月一日会见报界，谈新政权的问题。从须磨的发言中汪可能一点安慰也得不到。须磨在答复有关汪政权的独立性问题时，他并非有意讽刺地说，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它的独立性就象满洲国一样。[40]被提名为“改组政府”的主席林森（由汪任“代主席”暂时代替他）发表的声明，也使汪得不到什么鼓励。林从重庆电台广播，说汪的所作所为助长日本的侵略，号召把他当作汉奸加以逮捕。[41]在重庆的其他国民党官员则用焚烧丑化他们夫妻二人的模拟像，并筹集悬赏要他脑袋的基金来祝贺汪的高升。[42]
东京发出了正式的祝贺。但是中国报纸却把日本派阿部信行将军作为参加庆典的正式代表一事，看作是对新政权的藐视。假如日本政府决心表示它对新政府有信心的话，它本该派出近卫或地位与近卫相当的人物，而不是派这个没啥影响的阿部。更加丢脸的事是，东京并没有给予汪政权以外交上的承认。
愚园路会议时，堀场曾向影佐强调，日方当时提出的条件，体现了日本的全部要求，因此，在汪政府成立后，是可以放宽一些的。究竟汪有没有把堀场的保证信以为真呢，那就不知道了。如果他相信了的话，那倒是有助于说明他为何在十二月三十日接受了苛刻的条款。同时，这也有助于驳倒连他的崇拜者都说他天真和太顺从的批评论调。尽管条款如此苛刻，都还有充分理由怀疑日本可能把这些条款当作没有什么约束力的东西，只要这样做对她有利的话。就象对待过去的协议和谅解一样，她可以干脆背弃十二月三十日的协议，只说它未经政府正式批准就完了。当汪在一九四〇年夏跟日本开始谈判“基本条约”时，他就领教过兴亚院是完全打算照此办理的。
奉命与汪谈判条约的是阿部信行，这位大将（前任首相）曾代表日本政府出席过汪的就职典礼。阿部的名义是准大使级的特使，他不从外务省而从兴亚院（更具体地说，是从铃木贞一中将那里）接受指示。兴亚院对他的指示以两个基本前提作基础。第一个前提是，只要战争在继续进行，汪就不能指望日本作出任何会使军事行动复杂化的让步。铃木将军告诉有田外相，只要敌对行动继续存在，就谈不到同汪正式讨论就任何军事或经济事项达成妥协的问题。历史学家臼井写道，兴亚院设想的政府形式，“只不过是控制占领区的一种手段而已”。[43]
兴亚院在“调整中日关系”问题上的指导思想的第二个前提是，对日本在中国大陆上的前途起真正关键作用的，不是汪政权而是重庆政权。中国派遣军的首脑们宣称：“新的汪精卫中央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努力同重庆和好。”[44]兴亚院是全心全意地赞成这种看法的。一九四〇年三月，大阪《每日新闻》的松本宗吉声称：“重庆政府仍旧得到千百万中国人的拥护，大多数中国人是反日的，因此日本和汪必须进行一场长期宣传战，能争取多少中国人就争取多少。”[45]铃木将军在跟一个美国记者十分坦率地议论到蒋和汪时，也反映了这种情绪：“我们非常清楚［蒋］是中国唯一最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我们也注意到汪精卫在历史上总是抛弃同他合作的人。不过，在目前形势下，日本最多也只能找到象他这样的人。”[46]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个重要部门，跟兴亚院同样对汪缺乏信心并且继续谋求同重庆直接挂钩。的确，对于日汪联合是否明智的问题，日本全国上下的许多人都对此深表怀疑。在国会内一场辩论中，民政党的老资格领导人斋藤隆夫，向这个温和、被动的立法机构发表了一篇语调和内容都很少见的讲话。[47]他痛斥了政府的对华政策达两个多小时之久。他宣称，政府“侈谈‘圣战’，无视现实，并且有意隐瞒人民被迫作出牺牲的真象。政府使用诸如‘国际正义’、‘道义外交’，‘共同繁荣’以及‘世界和平’这一类词句，但是要了解这些词句的意思，那就好比水中捞月那样。”[48]
斋藤对政府支持汪精卫特别恼火，斋藤害怕这会使跟重庆和解的一切可能性都告吹。在说明他对汪很尊敬的同时，斋藤向国会讲了一堂关于国际法和国家力量的现实情况的课；
当我退一步考查局势时，我简直不能理解那个［汪］政府将从那儿获得力量。根据国际法，一国之所以成其为国家。它必须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内部并且履行其对世界各国的责任。从哪里去取得实力来做这些事呢？取自军事力量。不论你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结构……没有军事力量就没有一切。这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一个新的政权总是拥有优势力量……蒋介石拥有那种力量，所以他能统一中国……但是这个新政府有那种力量吗？[49]
斋藤回答他自己的问题说，汪政权——“从上到下全是匪徒和被打败了的散兵游勇”——根本毫无能力去建立国内和平。如果日本政府想要把这个政权支撑起来，必不可免地要在人力和财力上作出重大牺牲。斋藤因这次攻讦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由于诋毁圣战和指出政府“应该能够比光要求人民作牺牲做更多的事”而被众院纪律委员会所传讯，并被开除出国会。[50]要是支持汪就意味着烧掉通往重庆的最后桥梁，所以斋藤这个和平主义者才怀疑全力支持汪是否明智；可是兴亚院的鹰派成员们不是也有同样的怀疑吗，这真是够有讽刺意味的事！
兴亚院不断强调跟重庆实现和解的必要性，这正意味着它为了达到那个目的是不惜牺牲汪的。总之，日本是不会向汪提出最宽大的条件的，那得保留起来，以便将来好跟重庆谈判。正如犬养所指出的，跟汪的谈判就象举行一次宴会，但在这个宴会上却把最精美的菜肴留起来不给已请来的客人（汪）吃，以便为尚未请到的客人（蒋）在将来摆“一席盛宴”时再拿出来。[51]
最后的谈判——基本条约
当阿部把兴亚院提出的“基本条约”的内容通知汪和他的同事时，他们最初的想法是，“日本从［十二月三十日的］非正式协议中把她的全部要求都抽了出来，为的是要把它们放进即将签订的条约中去，而剩下来的其余部分则都将成为一堆废纸。”[52]等到正式谈判在七月份开始后，这种想法的正确性就在一个个问题上显示了出来。例如，汪要求阿部说明日本打算采取哪些具体步骤将日本交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意图（这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经近卫宣布，后又在愚园路会议上得到重申）付诸实现。但阿部拒绝说明，却说什么日本商人在中国的地位还不牢靠，他们斗不过拥有庞大资本和大量买办人员的英帝国主义者。为了平息关于日本不承认过去的协议具有约束力的谣言，汪试图把十二月三十日协议中的某些秘密谅解写入“基本条约”。对于那些大体上规定了对日本经济活动（诸如军用票的发行）加以某些限制的条款，阿部毫不让步。
汪最难以吞下的苦丸，恐怕要算阿部拒绝明文规定中国铁路国有化了，而铁路国有化是十二月三十日协议中特别明确地要求采取的一个步骤。汪拚命地恳求从东京来访的有影响的人士向近卫首相说情，给新政权留点必要的面子，使它能独立地站起来。他的要求清单上第一项就是，日本遵守十二月三十日的协议，将铁路（至少在上海、南京地区的那些铁路）交还给中国人管理。[53]兴亚院却以“军事上的必需”以及“铁路与帝国陆军的绥靖行动关系密切”为理由，坚决加以拒绝。结果，铁路仍旧归中日联合管理，这实际上就是日本人包办。
在与汪谈判“基本条约”的过程中，阿部毫不妥协，在差不多所有实质问题上，他都是坚持不让的。中国人只是在有关措辞或程序问题上略有所获。有时在用字上的长时间争论中，使人们有趣地看穿了汪的心思——或者说看穿了汪的副手们的心思更恰当一些——因为大部分的实际谈判工作是周佛海和梅思平二人干的。例如，当日本人提出第五条规定日本舰艇部队驻泊长江是“为确保两国的共同利益”；周请求把“共同利益”一词改为“根据事变前的惯例”。周说，归根到底日本舰艇部队驻泊长江是一种既成事实——而且那是蒋介石批准的。
周显然希望，改变一下词句，就可以把允许驻军的责任都推到重庆政府身上去。阿部妥协了，在最后的文本把两个提法都写进了条约，作为日本海军在长江驻泊的正当理由。[54]
在最重要的撤军问题上，不用说，汪是无法从阿部那里得到任何让步的，而且基本条约附属议定书第三条还用了许多十二月三十日协议里用过的语言。通过把两年的撤军期限与汪政府保证做到“在此期间确保治安”联系在一起，于是基本条约就等于规定了一个几乎是无限长的占领期限。
周跟影佐之间的一场对话，说明双方在撤军问题上的距离。周说：“你们说除非这儿有日军，否则日本人［平民］就不会来中国。假如你们以客人的身份来，那么我们会欢迎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日本人觉得只有带着枪才感到安全，那种局面将令我们非常难堪。”[55]周还说，南京政府如果在条约上签了字，就等于表示它同意让日本军队永久占领，这就会使公众心目中的新政权蒙受严重损害。影佐答道：“你说什么枪哪、客人哪，都不对。日本人本来要穿‘和服’来作客，但是你们的‘房间’条件太差。事变前，日本想跟中国友好相处，但中国国内的气氛却不是那么和谐。在中国，和平维持得不太好。因此，你们欢迎的那种客人——佳客——是不会来的，除非你们能保证和平和秩序。这些你都是完全清楚的。”[56]
八月三十一日，基本条约的最后文本通过了，为日本宣布她正式承认汪政权扫清了道路。可是，东京却一拖再拖。
再度推迟：“钱工作计划”
一九四〇年一月四日，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少将宣称，陆军“在年内不管用什么手段，都决心结束战争”，反映了帝国陆军对于在中国的冲突没完没了深感走投无路。在一九四〇年这一年的许多政策声明、研究报告和决议中，都明显地发出了要在这一年内决一死战的类似信号。然而和以前一样，陆军在依靠武力还是采取诱降的问题上仍然拿不定主意。为了要结束战争，恐怕二者都得兼用。[57]
但是，看来一九四〇年的重点还是朝着不断扩大使用武力的方向发展。由于日本对英国同情中国很恼火，于是乘英国忙于应付欧洲战场的机会，要求英国关闭中缅边境（这就是说要关闭运送源源不绝的援华物资的滇缅公路）。日本还要求关闭香港边境，并且陈重兵于新界，进入戒备状态，作为这一要求的后盾。英国就象过去对日军早些时候炫耀武力时一样地作出反应：呼吁美国的支持，以抵制日本的要求。美国的反应也同过去发生类似情况时一样：极力主张英国采取坚定立场，但又拒绝采取任何形式的联合行动。英国不愿单独得罪日本，不得不在七月十八日关闭了滇缅公路和香港边境。
四天后，近卫公爵被任命为首相并且组成了全体一致同意建立“一个高度国防国家”的内阁。用历史学家罗伯特·布托的话来说，它的意思就是要成立一个“‘具有高度权力的政府’，将更加广泛地援用全国总动员法，建立一种战时经济体见制，储存战争物资，并且扩大日本航运的吨位”。[58]东条英机中将被任命为陆相，松冈洋右为外相。布托写道，在近卫上台后不到一周，于七月二十七日举行了两年来第一次（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会议产生的决议“导致变中日战争为大东亚战争的关键阶段”，[59]这些决议的实质是，在搞外交失败的地方，日本将“使用武力”去实现她在亚洲的目标。
一旦日本开始策划在东南亚搞一个由日本控制的经济集团时，她需要依靠武力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这样一个集团对于维持她在大陆上的军事机器是极其重要的；要是没有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资源，同蒋介石打一场持久战几乎肯定是要失败的。当美国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实施一种针对日本的贸易限制制度时，这种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两个月之后，当废铁被列入美对日禁止出口商品名单时，朝着经济封锁迈出的这谨慎的第一步就开始使日本受到严重的损害了。
松冈任外相后最先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要求法国新上台的维希政府关闭中国与印度支那的边境，阻止物资流入国民党统治区。他进一步要求允许日军进驻印度支那的北部。贝当总理拖了一个月，希望美国也许会出面支援法国驻扎在印度支那的军队。当华盛顿的援助看来无望时，维希政府权衡了它能否抵挡得住日本从海南岛新建的海、空军基地以及邻近的广西省陆上基地发动的一场进攻。最后，正如丘吉尔认为还是在滇缅路问题上让步为好，贝当在印度支那也步此后尘。八月三十日，法国大使查理·阿塞纳—亨利在跟松冈的换文中，同意讨论缔结经济协定并将在印度支那为日本提供军事便利。
与此同时，一九四〇年春德国人的毁灭性的闪电战进一步使日本外务省认为“大英帝国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自称亲美的松冈辩称，受到中国事变和美国经济压力两方面影响而被“削弱和孤立”的日本，必须依靠另一个国家的力量来使自己度过危机。[60]他断定，选择德国是符合逻辑的。结果，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于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柏林正式签订了“三国公约”。但是，这个公约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它不但没有把美国吓得消极起来，反而加速了日美关系的趋于破裂。
在日美关系日趋破裂之际，重庆重新燃起了希望。十月十二日，美国驻重庆大使纳尔逊·詹森汇报了外交部次长徐谟曾讲过如下的话：
“委员长以及中国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现在感到，美英两国正日益认识到，中国的斗争可能对于这两个民主国家未来的安全起重大的影响；而且远东的这场战事与欧洲的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中国目前比开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接受和平建议。”[61]
詹森还说，“要说现在中国的土气比中日开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高，那是不会错的。”英国声明将在十月十八日重新开放滇缅路，这更进一步鼓舞了重庆的士气。中国人除了对大量的汽油、卡车和其他物资能再度源源送到中国表示满意以外，还由于重新打开了跟缅甸的联系而在心理上受到了大大的鼓舞。
这就是近卫内阁在重新制订对华政策时重庆的心情。在《处理支那事变纲要》声明中所包含的新政策，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御前会议上得到了正式批准。[62]这一新政策要求日本在年底以前继续谋求跟重庆进行和谈。不过，对汪政权的承认尽管因对“桐工作计划”抱着希望而一再被推迟，但仍将在十一月三十日以前付诸实现。因此，松冈乃着手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设法说服重庆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
松冈通过两条途径来进行。他首先说服日本的新轴心盟友去迫使重庆认识到继续抵抗是毫无用处的。十一月十五日，德国外长约契姆·冯·里宾特洛甫把中国驻柏林大使找到外交部，提醒这位大使注意，整个欧洲已在德国控制之下，预言战事最迟将在一九四〇年底或［一九四一年］初春结束。里宾特洛甫说，中国不久就会丧失国际支持。因此，她必须对松冈的和平建议做出良好反应，并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加人轴心国。他警告说，要是蒋介石不尊重这个劝告，德、意两国就不得不继日本之后，承认汪政权。[63]
与这种威胁、毁灭的策略相呼应，松冈的主要意图还是设法同重庆达成和解。他的门徒、在创建汪记运动时曾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西义显，如今又成了代表松冈与蒋接触的人物。西义显在这次努力中，利用了他早先在南京认识的两个中间人：前任交通部财务司司长张钦礼（译音）和与蒋有私交的银行家钱永铭（即钱新之——译者）。就象“桐工作”的情况一样，日本．官员们在进行“钱工作计划”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蒙在鼓里，确定不了他们是否真跟蒋联系上了。其实，他们是联系上了，但这是直到战后才弄清楚的。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钱工作”期间所讨论的各种条件的两份报告，彼此并不完全一致；[64]但是，两者都指出，松冈一度原则上同意了张钦礼一九四〇年十月访问东京时所提出的条件。如果这属实的话，那么松冈所同意的条件要比汪政权被迫接受的条件宽大得多。例如，松冈同意在实现停火后六个月内撤走自芦沟桥事变以后派至中国的全部日军，（这一期限可以根据预期要签订的一项防御条约延长到一年。）而汪则同意了撤退占领军的期限为两年。关于开发资源的问题，规定将最优先考虑中国的需要；在中国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日本才有权购买她所需要的一切资源，而且还得按当时市场上最高的价格购买！[65]
松冈——显然还有东条——甚至愿意考虑以这样的条件作为跟重庆谈判的基础，这就有力地支持了以下这种论点：即近卫内阁本来是极不乐意签署同汪政权之间的基本条约的。犬养坚信，把“最好的菜”留起来是准备给蒋的，这种判断显然是正确的。日本人对汪政府持冷淡态度的进一步证明，在枢密院十一月二十日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到。这时的枢密院，主要是天皇陛下的显要大官的养老院，但它仍旧保有一项最后的权力象征：批准条约的特权。这些枢密院顾问们显然对承认汪的这种想法感到忧虑。有马赖安伯爵代表许多在场的顾问们讲话，就曾把汪跟蒋进行了对比：汪的变节证明他“不正直，连中国人自己都信不过他，［反之］蒋由于他英雄的生平，却受到了中国人的信任”。[66]枢密院第二天复会时，顾问们继续表示对重庆的兴趣超过对南京的兴趣，同时松同外相则表明他对自己所进行的和谈很有信心，从而希望消除顾问们的疑虑：“［重庆已经］向我们靠拢得更紧了，谈判进行得相当顺利。”松冈以及其他人都请顾问们放心，即使承认了汪政权，帝国政府也不会停止劝诱蒋参加汪政权的努力。[67]
不幸得很，从这个关键性的时刻起，“钱工作”在历史上却只记下了日趋暗淡的记录，它只反映了那些中间人在疯狂地进行奔走，而有些利益攸关的方面则为了阻止基本条约的签署在进行着最后的、无指望的努力。[68]关于为什么跟蒋的接触最后以失败告终，以及为什么日本政府和大本营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一次联席会议上作出了两天之后签署条约的决定，我们除了只能作一些猜测之外，手头上一点材料也没有。正如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那些跟汪政权关系最密切的人，都认为整个行动完全是由于重庆玩弄狡猾手段以拖延对汪政权的承认，而汪和影佐所施加的压力，确实对十一月二十八日作出签署条约的决定起了作用。有一种说法认为，假如重庆跟香港之间的联系没有在最后一分钟被推迟的话，“钱工作”本来是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的，那么对汪政权的承认也就有可能还要再往后拖延。[69]
很明显，重庆就是利用谈判向英、美强调，要是她们不对中国进行大量的援助，那就必然要冒迫使中日和解的风险而这种和解将使日本得以任意南侵，从而危及西方的利益。当宋子文和陈纳德将军都在华盛顿呼吁援助时，蒋则把日本的和平建议以及德国愿当日本和平条件的保证人等活动，统统告知了罗斯福总统。驻重庆的詹森大使显然害怕重庆快要接受松冈提出进行谈判的建议。在他兴高采烈地汇报重庆士气高昂之后不到六个星期，这位大使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却以完全不同的情绪写道：蒋已通知他，美国如果不“拿出极积态度”来对付轴心国即将对汪政权的承认，他的抗战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70]十一月二十七日，詹森再次致电华盛顿，说他认为蒋“对于自己继续跟国内困难局势作斗争的能力，已经丧失信心；并且感到他为了抗击侵略，已把他国家的实力消耗殆尽，而他这样做既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同样是为了英、美两国的利益；因此现在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时候了。”[71]
这种压力在罗斯福总统身上起了作用。十一月二十一日，他要他的顾问们加速拟定一项贷款协定，准备好在十一月三十日左右宣布。结果，就在阿部与汪在南京签订“基本条约”时，华盛顿就宣布了一项空前巨大的援华计划。美国将拨款一亿美元归蒋支配；立即交付五十架新式驱逐机，井答应以后提供更多的飞机；还将采取步骤，准许美国公民在中国担任飞行员或飞行教官。[72]从此以后，汪政权的命运与美国越来越深地在东亚的卷人的关系日益密切了。
蒋介石评论说，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南京签署条约，就象“在［汪的］坟前念祭文”似的。蒋说，汪在这年早些时候高、陶揭发他时就已经寿终正寝了，他的葬礼在三月三十日就职典礼时已经举行过了。[73]那些对汪还比较友善的人，也不否认在条约签字时南京的气氛挺象葬礼。据某观察家说，在在预定举行仪式的中山陵前等候阿部到来；“他站在那儿似乎心中感到十分茫然。两眼凝视着紫金山顶上的朵朵白云，由于痛苦和烦恼而把脸拉得长长的，泪流满面。”这同一观察家还评论道，这个仪式“揭开了一场历史悲剧的帷幕”。[74]
汪完全有理由满怀辛酸地去回顾与那一天到来有关的一桩桩事件。自从重光堂会议打开他叛离重庆之门以来，已经整整两年了。他的叛离是为了要以孙中山“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就没有日本”的铭言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生的中国。但是汪的善良的动机并不足以保住他的运动，不受这充斥着错误的估计、误解和误会、口是心非和不讲信义的两年的冲击。他经常谈论中日两国“同生共死”的必要性；而过去两年的事实，却有力地说明了他的前途相当不妙。三个星期后，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当他还在汉口和重庆的时候，他对日本的看法是“荒谬”的。醒悟了的周佛海供认，“那些主张抗战的人的观点则完全被证明是正确的。”[75]
418
[*] 傅曼竹是美国资产阶级作家为了污辱中国人民，虚构的一个混迹于美国地下社会井颇有能量的中国人。——译者注
[†] 青帮是几百年来在长江沿岸发展起来的各个秘密会社的上海嫡系。关于这些帮会形形色色的活动情况，哈罗德·艾萨克斯写道：“他们贩卖鸦片和奴隶；他们搞绑票索取赎金；他们干敲诈勒索的买卖和行凶谋杀。从长江口直到四川三峡，几乎个个店家、商人或船主都得给他们纳贡送礼。”（见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42页）
[‡] 埃米莉·哈恩追溯到褚民谊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对雌兔阴道震动的研究》，以证明他是个以怪人出名的人。（见哈恩的《我所知道的中国》第21页）
[§] 亚洲战时的秘密警察组织，没有一个可以同这个强大和可怕的“局”相比；这个“局”是在蒋直接控制的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巴巴拉·塔奇曼曾把戴笠叫做“中国的希姆莱和胡佛的混合物”（见《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261页）。战时在华的多数美国观察家都很看不起戴；总是把他的警察机构和德国的“盖世太保”相比。虽然他的特务组织本应进行抗日的反间谍活动，但他们却更为积极地从事镇压共产党人及反蒋运动。参阅美国外交官约翰·卡特尔·文森特以及其他人从中国发回有关戴将军的电报（载《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四年的中国部分索引中戴笠条目下）。战时与戴密切合作过的海军中将梅乐斯所著的《一种不同的战争》一书，则对他大加吹捧。梅乐斯在哀悼戴（死于一九四六年）时曾写道：“许多非常熟悉中国的人曾经说过，假使戴笠没死，也许中国就丢不了。这倒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以前就打败过共产党人，现在也有可能再打赢一次。”（见上书第576页）梅乐斯之吹捧戴，可见一斑。
[**] 译者按：关于李士群的结局，唐生明的《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第63—71页有详细的叙述，主要是因为李士群在在伪政权中，与周佛海明争暗斗，也不肯归附戴笠的军统。戴笠便决心除掉他，乃命周佛海执行，周假日本人之手把他毒死。
[††]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31—32章。七十六号的副头目丁默村多次逃脱重庆特务的暗算而保住了性命。最惊人的一次牵涉到他的不到二十岁的情妇郑苹菊（译音），她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据信郑小姐是忠于她母亲一方的；实际上，重庆也收买了她，把她变成一个双料特务。她把丁诱进上海一处设有埋伏的地方，可是他还是设法逃了命。这位富有同情心但很不谨慎的郑小姐却很不幸，她暴露了自己的复杂身份，因为她在丁的口袋里放了她的名片，上边写着祈求她的情人平静归天的一段佛教祈祷文。根据丁的命令，她被带到一个墓穴边枪毙了，并且还拍了照片。拍摄叛变者的尸体，是上海恐怖战中双方都用来宣传反间谍技术成就的一种方法。（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37—252页；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35—137页）
[1] 访问高宗武、陶希圣谈话记录。
[2] Y·C·王的《杜月笙（1885—1951）：政治人物传记试稿》（载《亚洲研究杂志》一九六七年第26期）第433—435页有最详细的论述。另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三卷第328—330页。在英语的出版物中，杜的名字有不同的译法：Dou Yu-seng，Tu Yu-sen。
[3] 见韩素音的《没有鸟儿的夏天》第84页。
[4] 关于高—陶—杜联系的情况，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一八二章、一九八——一九九章。
[5] 见《周佛海日记》第36页。
[6] 这个文件及高、陶的电报的英译本，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〇年二月三日第341—344页，标题是“汪精卫的叛卖”。
[7] 见《周佛海日记》第52页。
[8]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71—72页。
[9]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220页。
[10]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114页。
[11] 见陶希圣的《乱流》第177—193页。
[12]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69—170页，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130页。
[13] 除了在本章所引用的资料外，另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49—52页，晴气的《上海阴谋》。
[14] 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35页。
[15]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52页。
[16]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52页。金雄白在此书第47—54页，讨论了周佛海罗致人员的策略及其后果。
[17]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68—269页。
[18]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49页。
[19] 见约翰·鲍威尔的《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第335页。
[20]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三十五章。
[21] 同上书，第197页。
[22] 见鲍威尔的《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第336页。
[23] 关于青岛会议的会议记录和绝密的梅机关报告，收录在国会图书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第491—493卷，S1.1.1.0-27号，第5580—5645页。
[24] 见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342页。
[25] 见林柏生的《中国和平运动》（《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
[26]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11页。
[27] 见唐良礼的《救国之根本：由汪精卫等人参加的座谈会记录》第88页。
[28] 同上。
[29]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第65页。
[30] 见汪精卫的《中日关系》第5页。
[31] 我记述“桐工作计划”时所根据的文件，主要是今井大佐与几个中国谈判者的谈判记录，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112—150页、326—375页。其他使用的资料是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52—164页，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66—67页，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冶进展》第229—237页，以及《周佛海日记》有关部分。一九四〇年日本人同时进行的其他工作是：“司徒工作计划”（对美国的教育家司徒雷登做的工作）、“兰工作计划”。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9—160页，略述了这两项计划。
[32] 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61页。德川幕府时代是一六〇〇年——一八六七年。
[33] 同上书，第158页。
[34] 周佛海怀疑代表证书签章的真实性。见《周佛海日记》第169页（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日记）。另今井在《支那事变回忆录》第137页也表示对此怀疑。
[35] 据张志平说，对委员长的压力之一是来自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今井接到冒充宋子文的曾广本人的信后，更进一步证实这个委员长和戴笠确实卷进一九五五年的“桐工作”中去。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149—150页。
[36]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34—247页。
[37] 见《周佛海日记》第166页（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日记）。
[38]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33页。
[39] 见《人民论坛报》（上海）一九四〇年第二十八期第301页。
[40] 见《远东评论》一九四〇年第三十六期第127页。
[41] 见青木德三的《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背景》第三卷第310—311页。
[42]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第200页。
[43]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24页。
[44] 同上书，第223页。
[45] 见松本宗吉的《中国人民的倾向》（载《外交时报》一九四〇年三月一日第八四六期）第113页。
[46] 见约翰·戈特的《日本为亚洲而战》第126页。
[47] 斋藤的讲话全文收录在《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336—344页。
[48] 同上书，第338页。
[49] 同上书，第339页。
[50] 同上书，第339页、第343页。最后引的那些话，获得了其他国会议员的喝采并高呼：“听！听！”
[51]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18页。
[52] 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25页，引用了日本外务省未公布的档案。
[53] 传讯西园寺公一与审判尾崎秀实等人的关系，见《现代史资料》第三卷第490页。
[54] 见矢野征记的《矢野文件》。和“基本条约”谈判的速记记录最近似的文件是外务省官员矢野征记做的记录。参看我在本书第511页《参考资料说明》对这资料的论述。
[55] 同上。
[56] 同上。
[57]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25页。
[58] 见罗伯特·布托的《东条与战争的到来》第143页、第152页。
[59] 同上书，第153页。
[60] 见陆大维的《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115页。
[61]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〇年，第四卷第424页。
[62] 《处理支那事变纲要》载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年——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464—465页。
[63] 见格鲁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致国务卿的报告，载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〇年，第四卷第444—446页。
[64] 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72页等有第一手的报道；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32—244页有较好的综述。
[65]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42页。
[66]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507页。
[67] 同上书，第509—510页。
[68]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 302—305页；另见《周佛海日记》第248—256页。
[69] 见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456—457页。
[70]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〇年，第四卷第440页。
[71] 同上书，第 447页。
[72] 见赫伯特·菲斯的《通往珍殊港的道路》第135页。
[73] 见《中国季刊》（重庆版）一九四〇年第五期第936页。
[74]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12页。
[75] 见《周佛海日记》第267页。
在愚园路会谈之前几个月，高、陶二人就已经开始不信任影佐了。高现在把他看成“只不过是另一个土肥原罢了”。他们都提醒汪切勿信任这位大佐；两人都劝汪不要签署愚园路协议。他们也开始察觉到，日本人对他们的疑心已经达到可以危及他们性命的程度。陶从友人处得到消息说，日本人控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特务机关、著名的“七十六号”〔因它设于上海极司菲而路（现名为万航渡路。——译者注）七十六号而得名〕，已经打算要杀害他和高了，因而他们都设法逃出上海。[1]
把他们从“七十六号”手中救出来的主使人，是上海地下帮会头子杜月笙。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杜的错综复杂的形象，使傅曼竹[*]同他一比起来都显得象个圣人一般。[2]在赤裸裸地使用暴力和复杂的性格方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最大的城市的那些流氓头，都根本无法同上海的这个土霸王相比。杜是水果摊贩出身，但他从上海老家的青帮[†]组织层层向上爬，成为这个城市的头号匪徒。他把持着赌场、妓院、麻醉毒品，并庇护敲诈勒索；在这个城市，这些行当是很有油水可捞的。但是，直到一九二七年他的武装打手帮助蒋介石把上海的左翼工会和左翼学生连根拔掉之后，他才爬上政坛，有了权势和威望。由于杜在把上海“移交”给蒋（人们普遍相信他早年曾是青帮成员）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上海的西方企业界将他捧为名人，蒋给他授勋，还选拔他担任各种公众组织、医院、学校、银行等等的显要职务。
对于暴发的社会名人认识迟钝的《大英人名辞典》，到一九三三年才第一次把杜的名字收进去，当时把他称为“著名的公共福利工作者”。如果骂他的人没有骂错的话，他那擅长于利用他慈善家和社会公仆的地位去干穷凶极恶的事，就是他的才干最出众的表现。例如：作为禁烟局的成员，他却扩大了他对于毒品销售网的控制，使这项买卖空前兴隆起来。作为中国红十字会董事会的成员之一，他又从医药供应中大牟其利——有一个时期，军队中疟疾流行，盛传他的仓库里却囤满了奎宁，等到价钱涨足了的时候，才让他的代理人到黑市去抛售。[3]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杜把他的防弹小轿车送给防守上海的国民党将军，并把他的总部从法租界杜美路上他的豪华大厦迁往香港。尽管他远离上海，他却仍旧牢牢地遥控着这个城市的地下社会，他特别给他在上海的一万五千名私人队伍分派了某些爱国活动任务。青帮承担的任务之一，就是阻止中国知名人士参加亲日机构，特别是“维新政府”。当这些帮会匪徒不能用贿赂——重庆每月拿出五十万元法币供杜随意使用——来阻止这种叛国行为时，他们就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青帮谋杀了许多亲日分子和汉奸。
高、陶二人跟汪决裂后，就转而向杜求援。杜与高联系后，即飞往重庆去见委员长。蒋当时正在桂林巡视，一听说杜是来汇报有关高宗武的事，就立即赶回陪都，并批准杜协助高逃离上海。[4]一九四〇年元旦，高和陶去周佛海家拜年，高当即明显地暗示周，他将脱离汪阵营。周在他那天的日记里写道，“我们两个人都同意，为了在中国实现和平这同一目标而分头努力。”[5]三天后，高、陶搭上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一艘客轮前往香港，于一月五日到达那儿。
此后十六天里，这两人杳无音讯，他们在九龙被杜手下的人保护起来了。实际上，官方的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茲跟这些变节者是有联系的，而且他们在一月二十一日交出了愚园路会议上所用的机密文件。同一天，香港《大公报》以通栏标题宣布“惊人揭露”“日汪密约文件”。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高、陶给江的一份电报也公开发表了。二人在电中宣称，他们对于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在道义上不再有保守秘密的义务；他们已得出结论，日本正策划“要肢解我们的国家，并使我们亡国”。他们恳请汪“悬崖勒马”，放弃他的努力。[6]
这些文件的公布，震撼了整个汪阵营。周佛海很可能从高的暗示中听出马上就会发生叛汪的事，但他大概肯定没有想到高、陶二人会揭露愚园路谈判的内容。他二十二日的日记写道：“高、陶这两头畜牲，我誓要消灭他们。”[7]
汪系报纸很快就指责高、陶因为没有当上官而不满意，并对他们的揭发的真实性加以否认。关于第一项指责，除了他．们在汪政权中大概只能当得上第二流职务可作旁证之外，别无其他根据。陶希圣这个老练的经济专家大概已被内定为宣传部长而不是他意中的工商部长；汪显然早就决定要把那个职位给梅思平。至于高宗武，这个比其他一切人都更有资格被称为汪记运动的前辈人物，是个办理外交事务的权威，但他却被派定在汪夫人的妹夫褚民谊这个糊涂虫的手下，当个外交部次长。[8]褚民谊这个看来不大可能会是汪所中意的外长人选，虽然从法国大学得过医学和药学的学位，但在这两方面都没有工作实践。褚本性温和，同汪在国民政府内是老同事，常年担任典礼方面的职务——如主持庆祝孔子诞辰、比利时一百周年国庆纪念等等。在外国人看来，他是个对体育卫生有特别爱好的怪人而闻名：他是一家通俗卫生杂志的主编，一种练习拳击用的机械人对手的发明人，普及传统的太极拳运动的提倡者，还是一个喜好放风筝的人。[‡]假如高的叛汪果真只是由于心怀不满，那看来倒是有点道理的，因为褚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显然是由于裙带关系，并且也是日后类似情况的先声。例如，广东省实际上成了汪夫人的私房，相继由她的兄弟、侄子统治，到战争末期则由她的妹夫褚当政。[9]
关于对高、陶的第二项指责——说他们揭发的文件不真实——在技术上说倒是不错的。对一个英译本的分析，表明他们揭发的文件是影佐在十一月一日送给汪集团的那份，而不是会议最后产生的文件。因此，该文件对于汪的谈判代表能从影佐那里搞到多少让步条件（例如，关于华北的疆界问题），并未充分加以说明。但是，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文件的公布对于注记运动的名声——如果不是对于实际进程——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他们揭发出来的许多东西，本想写在未来某项“基本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里永不宣布。这些文件的揭发给了重庆以巨大的宣传胜利。
不消说，高、陶的揭发传到重庆时，全城似乎笼罩在一片欢腾之中。据说，蒋立即给高去了一封信，夸他是“浙江才子”。[10]几个月后，高接到重庆发给的护照，乘船赴美国；从此一直住在那里。到珍珠港事变日本人占领香港之前，陶一直住在香港。他好几次都差一点被日本人抓走了，因为日本人当然是急于想搞掉他的，但他在杜月笙帮助下设法逃离了香港。[11]一九四二年二月，陶重返重庆，参加了委员长侍从室的工作。此后不久，他即开始为蒋的战时著作《中国之命运》收集材料，他也许就是这本书的真正执笔者。一九四三年起，陶加入《中央日报》，先任总编辑，后当社长。自从蒋及其支持者一九四九年迁往台湾后，他一直住在那里。
随着河内后期高的影响在汪阵营中下降以及他在一九四〇年一月的叛汪，所谓周佛海路线就成了汪阵营中的主流了。这时，大多数人都准备同意在中国的日占区内成立一个合作政权的原则。从汪一九三九年五月到达上海起，他马上就发现自己夹在进行斗争的两大敌对势力之间，而且双方都一点也不保护他。一方是国民政府的秘密警察和情报人员（由戴笠指挥），他们与杜月笙的青帮合作。另一方是帝国陆军的特务机关以及它所雇佣的大批中国特务和恐怖分子。我们知道，汪并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军事靠山。在一九三九年的上海，他光是为了活命，就必须跟能保护他的人结成联盟。要活下去，并且建立一个总部、罗致党羽、发动报界支持、组织新的政府和政党、以及向那些愿跟他共命运的人提供安全保障，他就必须跟一个有力量同戴笠及杜月笙联合势力相抗衡的集团结成联盟。
日本陆军具备这些条件，但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汪还不愿接受被帝国陆军保护的丑名声。曾经传出一个故事，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感觉是多么强烈——在这个问题上，汪夫人的决心甚至更大。在他们到达上海的当晚，汪留在船上住下，为的是要避开显然已经获悉汪一行人的行踪的《朝日新闻》记者。在这同时，其他人员都被送到市内日本人控制区的重光堂去过夜。这些人大都很欣赏日本人的礼遇，而且对于日本警察巡逻队所提供的保护感到的确相当不错。但是高和汪夫人的想法可不一样。高宣布他不愿住重光堂，要搬到法租界去跟他兄弟一起住，从而引起了影佐的不满。汪夫人公开表示对这种安排不满，她干脆说，如果日本东道主不发给她到法租界去的通行证，那她就打算游过苏州河去（它在日本人控制的虹口区与公共租界之间）。犬养一想到这位“胖老太太”要在半夜里游过浑浊的苏州河这幅图景，就感到可笑；但今井却被汪夫人“强烈的自尊”和避免成为“敌人傀儡”的决心所感动。[12]
既然排除了日本人的公开保护，汪除了发展他自己的保安机构之外别无其他办法；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周佛海。当汪还在河内时，周已经以两个阴险的恶棍为核心，着手建立一个保安系统；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帮助下，这两个恶棍不久就能跟杜月笙相匹敌，成为上海地下社会的两大恶魔。由于李士群和丁默村这两个嗜杀成性的恶棍对于汪记运动的特点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比较详细地谈谈他们的背景会是值得的。[13]
一九三九年时，李和丁都是三十多不到四十岁的人。但两人在外形上并不相象；李体形粗扩，肤色黝黑，而丁则面色灰白、虚弱、只有五英尺一英寸高、害肺病。他们都加人共产党而开始其政治生涯；后来二人都抛弃了共产主义，参加了戴笠的主要特务组织之一，说得好听一些的名称是“中央调查统计局”[§]（原文如此，应为“军统”。——译者注）。一九三八年左右，李因为从事某种违法行为潜逃香港，以避免受“严厉惩处”。土肥原将军的驻沪特务机关随即网罗了他；尔后不久，重庆派遣他的老上级下去劝诱他回重庆。丁不仅没有成功，连自己都被李说服了去参加土肥原的特务机关。这段历史表明，这两人之所以献身于汪的事业，可以说完全出自个人利益和权宜之计。
一九三九年初，土肥原转赴北平去进行大功尚未告成的“吴佩孚工作计划”。上海特务机关移交给晴气庆胤中佐领导，晴气迅速地帮助李、丁组织了一个由恐怖分子和特务间谍组成的可怕的集团，以上海“三不管”地区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的一幢老式洋房为据点进行活动。对残暴的特务组织并不陌生的今井大佐写道，李和丁“嗜血成性，永远干血腥的勾当”。他说，“七十六号令人毛骨悚然。……使［上海的］一般市民感到胆战心惊”。[14]
周佛海早期在南京时，曾与丁、李交往多年，当时他们三人全是CC集团成员，因此周自然要找老同事帮忙。但实际上正如西义显写的，“这不是周去‘降服’李、丁的问题。事实刚刚相反，李、丁正等着把周抓过来。”[15]一九三九年春，汪与周的实力还很软弱，因为既无军事后盾，而财政支持又很少，所以不可能向李、丁发号施令。他们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去恳请七十六号能否帮助汪摆脱困境。结果，汪记运动从此就同七十六号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进出于七十六号警卫森严的大门的则是大批各式各样的恶棍和找官当的政客。
汪也许从来没有去过七十六号，但负责联系李、丁和接见并收罗那些川流不息的登门求职者的主要人物则肯定是周佛海。在这些求职者中，有些人“昨天还在高呼反汪口号”，但现在他们却在汪的和平十字军中找到了个人发展的机会。[16]周能够拉进汪记事业中来的人员，质量都很低劣，这对汪记运动以及后来的汪政府实质上成了七十六号的同义语至少有一部分关系。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汪政权中缺少有才能的、忠诚的、爱国的官员，既是汪自己陷于失望的缘故，也刺激了他与日本人的关系。在愚园路会谈时，影佐责骂周和其他中国人说，“你们同胞的眼睛在盯着你们哩！”影佐继续说，汪的追随者在重庆时曾致力于和平运动，但他们一到上海态度就变了。现在他们一心只想捞个一官半职。他申斥道，“汪政府总得是个比职业介绍所更好一点的机关呀！”[17]
七十六号设法维持的恐怖平衡，使上海变成一个搞报复和反报复的鬼地方。《圣经》上关于“以眼还眼”的说法，到了上海就变成“以银行家还银行家，以主编还主编”。这里稍谈一下受恐怖分子们袭击的这两类主要对象。往往每当重庆的青帮或蓝衣社分子杀死一个亲汪的银行家，七十六号就立刻干掉一个亲重庆的银行家，同时确实还扣留了一批不幸的人质，把他们关在七十六号的地牢里作为候补。然而，也有些被李、丁抓去的人能设法保全他们自己。有个十分熟悉这所恶名昭著的七十六号的人写道：“被七十六号抓去的人，通常是被枪毙或自杀，但要是你投降了，你就会在政府中得到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18]那些家里很有钱并且愿付巨额赎金的人，有时也能赎回自由。例如，曾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受教育并曾任蒋政权财政部官员的徐佳斌（译音），当他家里交出了全部财产——三十万美元之后，他就被释放了。事后，徐对一个美国友人说，抓他的人对他讲，只要他当上了汪所建立的国家银行系统的官，很快就能捞回他的财产。[19]
国民党驻上海的特务分子陈恭澍投降了七十六号之后，考虑到“个人的发展”，写了一部揭露的书《蓝衣社内幕》作为报答。被他点到名字的人中，有国民党驻沪地下人员的重要领导人物吴开先和蒋伯诚。他们终于被日本秘密警察抓住，并移交给了七十六号。算他们运气好，重庆说服周佛海释放了这两个囚犯。[20]这只是许许多多这类事件中的一件，它说明上海的恐怖统治并非总是象乍一看起来那么野蛮和不受管束。尽管有不少汪的追随者在恐怖事件中被谋杀了，但汪集团的高级官员中却没有一人遭过殃。
七十六号在乌烟瘴气下，小组织纷争和派系倾轧大量滋长，这也损害了汪阵营的公开形象和一般道德名声、我们知道，汪迫切需要军事支持。有一个名叫何天峰的将军是最早投奔汪的将领之一；但汪对何的这次归附并没有高兴多久，因为在一九三九年圣诞夜间何就被枪杀在“三不管地带”的一家夜总会里，刺客就是他的十八个保镖中的一个。此人虽然很可能是重庆收买过去的，但盛传何跟七十六号的某人发生了“利益仲突”。何的部队后来被当过司机的丁锡山接管了过去。丁锡山在七十六号的任务是驾汽车在上海到处跑，到七十六号所控制的无数赌窟去收集赃款以及抓政治犯，“在汪政权初期，差不多每一个对汪不满的人都是被丁锡山或吴世宝抓起来的。”[21]吴是七十六号的另一干将，也当过司机——事实上，他当过一个时期公共租界工部局美国公董的司机。由于有市政府车库的门路，他从汽油、轮胎的配给中大赚其钱。他也从事各种敲诈勒索活动，成了一个“脑满肠肥、踌躇满志”的人物。汪政权组成时，吴参加了七十六号，成了“警察”官员，并在那里爬上了相当有权势的地位。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了吴的作风：
他的习惯是在傍晚时带犯人出去散步，最后走到高墙深院的一个角落，那儿有几个刚填上土的坟墓。然后吴把手亲切地搭到受害者肩膀上，告诉他参加傀儡政权、或者捐出一笔大款子去支持这个政权所能够得到的好处。他几乎没有必要指出拒绝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22]
这两个前司机在七十六号的发迹是短命的。一九四一年，汪注意到丁锡山的犯罪活动，乃下令将他扣押；但后来不久他就越狱逃往内地去参加国民党了。吴在七十六号向上爬得太快，抓权大多，到了一九四一年，他的事业就猝然结束。当七十六号与周佛海之间对于流入七十六号的款项如何分配的问题发生一场争吵时，吴世宝不仅丢了他“警备队长”的官，而且还送了命。在他被解职后不久，七十六号的第二把手李士群就把他毒死了。
为了把对七十六号内部自相残杀、互相倾轧的讨论告一段落，让我们来看看李士群一生的最后一章。[**]周佛海由于任命了他的一个亲信负责一个油水很大的政府企业——它主管把上海海关税收解往汪政权的国库——而跟李结了仇。不久，一家同李这一派有关系的报纸就登出了一篇社论，攻击汪政权领导人物（包括周佛海）的腐化生活。周给李打电话。李说，他对此事不负任何责任；又说，这是宣传部副部长胡兰成的事情。虽然周无法确定这件事一定跟李有关，但他们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越来越坏。此后不久，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同村少佐请李到他家里去吃了一顿日本叫做“带馅饼”的美味点心。他回家不久，浑身就发肿、变紫，一直“汗如雨下”，二十四小时之后，放了毒药的“带馅饼”毒性大发，让死亡结束了他的痛苦。[††]
高、陶的叛汪和七十六号的恶行，激怒了汪阵营并使之士气不振；但它已陷得太深，无法改变它的进程了。除非重庆对日本的和平条件认真地表示有兴趣，这种趋势才能扭转过来。当东京在注视重庆发出的信息时，梅机关搞了一次汪与各傀儡政权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使汪记运动朝着“还都”的目标更进一步。会议于一月二十三日在青岛开幕。一九三九年六月五大臣关于新政府中要包括吴佩孚在内的指示，由于吴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突然死去而被取消了；五大臣原来要汪先证明他能拉拢有影响的中国人士背叛重庆然后再支持汪的有关决定，经过了这几个月，也悄悄地无人再提了。
上次（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南京举行）的汪、王、梁会谈出现的争吵气氛，到青岛会议时已经不再存在了。愚园路会议所作的安排，对于这三个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帝国陆军发起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虽然还不是完全令他们满意的。青岛会议只就维新政府如何并人汪的新政权的问题作出了具体安排（例如，梁为监察院院长），井为临时政府换了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新招牌，其他照旧。[23]
青岛会议为建立汪政府清除了最后的显著障碍，汪的发言人甚至迫不及待地宣布新政权即将诞生。然而，在青岛的讨论其实并不太重要，因为东京的主要注意力已转向开始暗示对和谈感兴趣的重庆方面了。且不论东京是多么亲热地在公开场合夸耀自己的未婚妻，但它私下对于是否同汪政权结婚还是犹豫不决。虽然蒋介石被东京骂得一塌糊涂，但他毕竟还是更为迷人的伴侣。与此同时，大约从一九三九年八月以来，特别是八月底“正统国民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汪集团与重庆之间的关系大为恶化，使汪充当通向重庆的桥梁的任何希望都化为泡影了。
汪在报界的支持者早已准备大露一手，为扩大跟重庆的裂隙作出贡献。上海《南华日报》主笔林柏生剥下蒋政权的伪装，指出它正在干它称汪所干的大逆不道的事情，那就是说蒋也在谋求谈判和平解决。林斥责道，重庆和汪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重庆是偷偷摸摸地追求它的目标，而汪则直接把和平问题公诸于世。林认为，汪这样做是正当的，因为一个立宪政府要决定和、战这类国家大事，就应当把关系国家生存的问题提交民众或立宪机构来公断。林写道，正当的政府绝不应该“不让民众议论”，不应该搞“敢于偶语［和平］者弃市”。他本人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宣布拥护汪以后，就曾被残暴地刺伤，眼睛挨了一枪。[24]林除了批评重庆压制和谈之外，还就蒋被公认“受共党支配”的问题大做文章，实际上暗示被人操纵的是蒋而不是汪：
近年来，莫斯科显然热中于使中、日保持不和；因此，直到目前为止，它的一切努力都是直接反对任何和解的。因此，中共也是反对一切和平努力的。请看这些先生们是多么顺从莫斯科：紧接着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他们的领袖毛泽东就声明德国不再是中国的死敌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莫斯科由反德变为亲德，中共也就跟着干。斯大林说，“转”，我们全都转！
日苏之间于九月十五日签订的诺蒙坎协议表明，在长期的日俄纷争中，中国一直被俄国当成卒子来使，这一点是更加清楚了。一旦莫斯科认为同东京讲和有利，重庆就被抛在一边了。人们不禁要问；最后共产党会不会把日本同德国一样都当成中国的朋友呢？
自从一九三七年以来，蒋介石将军不管是否明智，都一直在玩莫斯科的那一套把戏。正因为共党对于委员长的这种控制，而他们自己则按莫斯科的命令行事，结果使得中国的利益附属于俄国；所以这才促使汪先生跟重庆决裂。无论“反共公约”是否存在，它跟这种局势都是毫不相干的，并且对汪先生的地位和论点也毫无影响。无论现在共党是粉红、深红或者不红，也都没有关系。他们仍然是依附莫斯科，一旦得到机会，他们就要使国家布尔什维克化并且附属于苏俄。他们是现代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最能干的买办。[25]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汪自己也在加紧攻击蒋本人及其政策。他八月在广东的一次讲话中，抨击蒋“对自己的个人利益看得比民族利益重得多”。汪声称，蒋在西安“把国家奉送给了共党和第三国际，作为保他一条命的报答”。[26]一九三九年双十节，汪把蒋描绘成“一个自命不凡的独裁者，［此人］甚至连做一个普通人的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品质都没有。”[27]从汪这方面讲，这倒不仅只是诽谤的逐步升级，而是根据孔夫子关于一个恶毒暴君必然丧尽人心的教导而进行的自我辩护。汪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因此，我们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推翻个人独裁，纯洁国家的政洽和军事机构。”[28]
尽管汪在加强他跟国民政府的论战，但他讲话中一直坚持不变的主题依旧是他所谓“和平和全国统一”。有些人说，由于抗战的结果，中国正在迅速实现长期以来一直在追求的全国统一的目标。为了回答这些人，汪写道：
我强烈地反对这种论调。自有史以来直到今天，当政者总是以维持国内和平以求抵御外侮为己任，而不是从事对外战争以求维持国内和平。打一场对外战争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此我们怎能把它作为实现国内和平的手段呢？中国现在进行抗战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她国家独立的地位；她并不只是为了实现全国统一而打仗的。我坚决反对利用抗战作为统一国家的手段。况且，正如今天的现实情况那样，主张和平决不会对中国的统一有丝毫损害；而不主张和平倒不一定能够防止统一战线的破裂。[29]
汪为了捍卫他的和平政策，并没有硬说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完美无缺的，而只是主张要设法制止“循环报复”。他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阐明了他所谓“循环报复”的意思：
例如，日本说；“中国人仇视日本是沈阳事件的起因。”中国说：“中国人仇视日本是日本侵略造成的。” 日本说；“要改善中日关系，中国就必须先放弃‘以夷制夷’的政策。”中国说：“要改善中日关系，日本就必须先放弃侵华政策。”如此等等。他们都责怪对方，都希望另一方首先改善态度。这只能促使局势恶化。[30]
“桐工作计划”
随着重庆与汪之间的仇隙日益扩大，而且用汪充当通往重庆的桥梁的可能性又在沪、渝互相攻许中化为乌有，于是日本人着手探索一系列新的行动，想绕过汪而跟重庆直接重开谈判。一九四〇年初，这些行动之一显得颇有希望，致使汪政权的建立被推迟达数月之久。甚至在汪政权于一九四〇年三月成立之后，日本也还拖了六个多月没有正式承认它，为的就是要让这次谋求通向重庆的新秘密外交途径的审慎探索得以进行下去。和汪最亲近的日本支持者，特别是梅机关集团，曾经正确地估计到有些途径是走不通的，因为打开这些途径是重庆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阻止日、汪实现东亚新秩序。然而，除了这些忠诚的人士之外，只有少数几个日本人是宁愿冒着有可能危及跟重庆和解的风险而过早地与汪结成联盟的。况且，尽管我们今天知道海机关正确地看到了重庆对和谈的兴趣至少有一部分是假的，但在当时谁也不能肯定重庆是有诚意（还是没有诚意）的。的确，时至今日也仍然不可能肯定，究竟这些和平努力中最有希望的所谓“桐工作计划”是纯属骗局，还是重庆方面的一次有诚意的和平行动。[31]
“桐工作计划”是从—九三九年十一月开始，持续了将近一年的一系列谈判的代号。这桩神秘的事情，是从铃木卓尔中佐在香港碰到一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宋子文和宋美龄（蒋介石夫人）的兄弟——开始的，当时铃木正在香港执行情报任务。关于这么一个重要人物，按理说帝国陆军的情报档案中是应该有大量资料的，可是档案却十分不完备。等到把资料匆促地汇集起来时，才知道宋在三年多以前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后来到香港任西南运输公司经理。每当蒋夫人经常为了治病或为了摆脱战时重庆的艰苦生活来香港疗养时，宋氏一家人——包括宋子良在内——总是要在沙逊路孔祥熙夫人（宋霭龄）的家里聚会一番。当铃木在思想上对于这条直接通向重庆最高当局的途径的全部潜在价值有了定见之后，他就找今井大佐跟他一起干。一九四〇年二月，今井大佐以“南满铁路的佐藤先生”的化名身份到了香港，准备跟蒋介石的内弟进行第一次会面。
在初次见面时，今井就敏锐地察觉到，他不能确信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宋子良。这个陌生人看起来约四十岁上下，五英尺二、三英寸高，似乎文质彬彬，颇有风度，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偶尔也抽支雪茄。今井说，可惜他无法找个认识宋子良的人去查对一下相貌是否相符。把铃木介绍给宋子良的人是一个名叫张志平（译音）的记者，他一度为冀东傀儡政权做过事，自称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良是同班同学。今井在冀东时就认识了张志平——但是这个人可靠吗，
今井带着这些印象返回东京，但上级批准他继续进行“桐工作计划”，尽管有可能受骗。一九四〇年三月，经过周密的安全布置后，在香港某中国商行二楼，开始了认真的会谈。偶尔会谈也改在澳门一所房屋的、点着腊烛的地下室内举行——“它使我想起德川幕府时代的一些事情”，今井回忆道。[32]每天晚上从九点开始，有时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今井和两个助手（臼井茂树大佐和板田诚盛）跟中国的代表团一起开会，这时中方代表包括蒋的军事总部派来的陈兆林（译音）将军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主任秘书张玉山（译音）。会上主要发言人是张，但他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听陈的。宋不过“当个中间人”。
日本当局对于全部中方参加者都保持严密监视，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中国谋报员协助下，他们发现，无论散会散得多么晚，中方代表都马上聚集在一起商量很久，然后派遣一个联络人员到机场去。有一架飞机经常在半夜里飞往重庆。
另一件使今井相信他的确是与重庆联系上了的事情是，香港报纸透露蒋夫人当时也正在香港，从幕后支持着某种和谈。
谈判顺利地进行了一些日子，所碰到的唯一障碍是今井的一个对头和智高次少将制造的。和智用向上海报界泄露和谈在进行的手法，企图破坏和谈。日本方面经过会谈弄清了许多事情。首先，重庆明确表示它绝不考虑跟汪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据说蒋政权对美日关系恶化感到欣慰，并且认为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日本看来准备要支持汪政权了。重庆坚持指出，假如日本要和平，她就必须认识到日本在华北驻军是“绝对不行的”。此外，日本还必须了解，关于承认“满洲国”的要求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因此这个要求“在目前”必须不提。今井写道，由于汪自己早已同意承认满洲国，所以日本政府“在满洲国问题上的态度倒是变得有些无所谓了”。“我们并不认为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会对和平造成多大的障碍，因此当我们了解到重庆的真实感情时反倒觉得非常惊讶”。[33]
当会谈到了这个阶段时，筹建汪政府的计划已经进行到定好三月二十六日为庆祝“国民党还都”南京的纪念日的程度了。然而，由于“桐工作计划”的前景大有希望，所以当重庆要求给予更多的时间去解决承认满洲国问题时，兴亚院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都要求东京把就职典礼延期至四月十五日举行。东京当时怀疑重庆没有诚意，也许重庆只对使汪下不来台感兴趣（到这时，日本还一直没有对汪作出任何解释，为什么他的新政权成立大典被一再延期），因此只肯给国民政府四天的时间去考虑。假如三月三十日仍得不到重庆的答复，汪政权的成立典礼即将在是日举行。后来，重庆并没有答复。
一九四〇年五月，“桐工作计划”谈判重新开始。两位主要的中方谈判代表随身带来了委员长签署的证书。[34]同时，宋子良的身份则仍无法核实。据今井说，甚至连真正的宋子良年龄究竟有多大都无法断定。“桐工作计划”的情报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他生于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九年之间的某一年。今井怀着要解决这个神秘问题的希望，在香港格兰特饭店布置了他自己跟宋的一次会见。他精心地将来安排在正对门上钥匙洞的座位上坐下，当二人谈话时，铃木在门外蹲下来通过钥匙洞，拍了几张照片。当这些照片交给周佛海和陈公博去看时，一个人说这人是宋，另一个却说不是，这使今井大为生气。
虽然周和陈对于日本谍报机关的受挫私下感到欣慰，但他们却无法挫败它进行这项努力的本身，“桐工作计划”还继续进行。这个谜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才最后被揭穿。真是无巧不成书，“桐工作计划”的日方译员板田诚盛当时从上海附近某集中营一群中国俘虏中正好认出了这位“宋子良”。经审讯后，他招供他的名字叫曾广（译音，另据［日］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8页载，此人是曹宏上校。——译者注），是蓝衣社成员，六年前他的确冒充过同他长得挺相象的宋子良。他直接受蒋的特务头子戴笠将军指挥。战争结束八年之后，将“宋子良”介绍给铃木的记者张志平拜访了今井，也证实了这次骗局的原委。据张说，当时蒋委员长和戴将军直接掌握这次谈判，并对谈判抱着很大的希望，但在会谈内容被泄露之后，蒋受到要求中断谈判的极大压力，最后到一九四〇年九月就中断了。[35]
尽管中国方面在来的问题上进行了欺骗，日本分析家仍倾向于相信，参加“桐工作计划”的中国人实际上跟重庆有联系，并且认为这些谈判看来已接近于有成果了：到八月份，双方都在认真地讨论停火以及板垣将军跟蒋委员长在长沙会见的问题了。最后，由于兴亚院对委员长的处境困难毫无体会，“桐工作”乃以失败告终。中方谈判代表强调蒋真心渴望对日媾和，因为统一战线内部的紧张关系正在增长，“大概到［一九四〇年］八月就会表面化”。今井报告说，重庆认为，宣布跟日本举行正式的高级会议，将会促使中国提前发生一场全面内战，而国民党自然希望到时候能够消灭共产党。因此，东京必须放弃在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上要重庆事先作出承诺的要求。但是，日本的最高司令部不肯在这一点上让步。板垣将军告诉今井，尽管陆军极其希望与中国好和，但它还抱着它的“强硬”政策不放，并且坚持非承认满洲国不可。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最后决定，中国“没有诚意讲和”，把“桐工作”降格为仅仅是一条“情报渠道”。[36]
与此同时，汪和他的同事们则认为“桐工作计划”是个严重威胁。六月前后，影佐把秘密谈判的进展情况全部告诉他们之后，由于看来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们也就变得日益灰心丧气。到七月份，周佛海阴郁地在他的日记中预言道：“和平实现后的一年左右；蒋还可能认为我们对于同日本人谈判是非常重要的；但时间更长一点，也许我们全都会被干掉。”[37]周的不安是针对着日本人心目中汪精卫的全部活动的一个根本弱点。无论在新政权建立之前或以后，汪记运动从未依靠自己站住阵脚，而运动的本身也从未被当作是个目的。由于东京顽固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跟重庆和解上，它一直不许汪政权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发展或取得一定程度的国家尊严，而要做到这一点，日本不保证给予支持是不行的。再没有比日本这个后台老板兼保证人对待汪政权那样漠不关心更能说明汪政权的傀儡性质了。也再没有比日本那样不尊重她自己搞新秩序的头一个伙伴更使东亚新秩序名誉扫地了！
在一九四〇年三月的最后几天，跟重庆直接解决问题的希望破灭后，东京才批准梅机关着手安排汪政府的就职典礼。尽管对这个新政权的信心不大，但当时重庆方面的希望则更渺茫。海军军官宇垣天于三月十六日评论道，到头来东京可能把每个中国人都得罪了；日本人必须小心谨慎“避免两头落空”。[38]
尽管安排节日活动的设计者不那样想，三月三十日汪的就职典礼事实上是凄凄惨惨的。在这惨遭日本人踩踏的城市里，早已没有什么欢乐的气氛了，这天还碰上了凄风苦雨。全副武装的帝国陆军仍然还出现在眼前，看到通向现代中国最崇高的圣殿——位于紫金山麓的中山陵——的各条大街站着日本警卫人员，很少有几个中国人会无动于衷。在占领中国的整个期间，日本军队一直都是这样干的。他们这种无视民族感情的做法在无数细小的骄横行为中也有所表现：诸如将街道重新命名（把南京的征服者松井之流的受人厌恶的名字当作街名）；把中国时间改定为东京时间；发动大型的学生集会去庆祝日本军队占领中国城市。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日，汪曾下令把被人讨厌的小三角旗从庆祝就职典礼会场上升起的青天（白日）旗上取下来。但影佐撤销了这个命令，在典礼开始前又把黄色小三角旗挂上了，这就好象在重申日本的决心——就连中国国民生活中的象征也要加以控制。
就职典礼在一个简陋的礼堂里举行，因为城里最壮观的政府大厦都被帝国陆军征用了。日方曾通知日本官员最好不去参加这个简短的仪式。这个仪式包括：汪发表一个很短的声明，介绍他的部长们，他们每个人从用粉笔圈好的位置向前走几步行一鞠躬。当天稍晚，汪接见记者，对日本发出了一个小心翼翼的警告。他宣布“改组政府”赞成“近卫三原则”。但是，“中国首先必须保持独立的主权和民族自由，这样她才能贯彻执行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诸原则，进而分担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责任。”[39]
在就职典礼后的第二天，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弥吉郎于四月一日会见报界，谈新政权的问题。从须磨的发言中汪可能一点安慰也得不到。须磨在答复有关汪政权的独立性问题时，他并非有意讽刺地说，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它的独立性就象满洲国一样。[40]被提名为“改组政府”的主席林森（由汪任“代主席”暂时代替他）发表的声明，也使汪得不到什么鼓励。林从重庆电台广播，说汪的所作所为助长日本的侵略，号召把他当作汉奸加以逮捕。[41]在重庆的其他国民党官员则用焚烧丑化他们夫妻二人的模拟像，并筹集悬赏要他脑袋的基金来祝贺汪的高升。[42]
东京发出了正式的祝贺。但是中国报纸却把日本派阿部信行将军作为参加庆典的正式代表一事，看作是对新政权的藐视。假如日本政府决心表示它对新政府有信心的话，它本该派出近卫或地位与近卫相当的人物，而不是派这个没啥影响的阿部。更加丢脸的事是，东京并没有给予汪政权以外交上的承认。
愚园路会议时，堀场曾向影佐强调，日方当时提出的条件，体现了日本的全部要求，因此，在汪政府成立后，是可以放宽一些的。究竟汪有没有把堀场的保证信以为真呢，那就不知道了。如果他相信了的话，那倒是有助于说明他为何在十二月三十日接受了苛刻的条款。同时，这也有助于驳倒连他的崇拜者都说他天真和太顺从的批评论调。尽管条款如此苛刻，都还有充分理由怀疑日本可能把这些条款当作没有什么约束力的东西，只要这样做对她有利的话。就象对待过去的协议和谅解一样，她可以干脆背弃十二月三十日的协议，只说它未经政府正式批准就完了。当汪在一九四〇年夏跟日本开始谈判“基本条约”时，他就领教过兴亚院是完全打算照此办理的。
奉命与汪谈判条约的是阿部信行，这位大将（前任首相）曾代表日本政府出席过汪的就职典礼。阿部的名义是准大使级的特使，他不从外务省而从兴亚院（更具体地说，是从铃木贞一中将那里）接受指示。兴亚院对他的指示以两个基本前提作基础。第一个前提是，只要战争在继续进行，汪就不能指望日本作出任何会使军事行动复杂化的让步。铃木将军告诉有田外相，只要敌对行动继续存在，就谈不到同汪正式讨论就任何军事或经济事项达成妥协的问题。历史学家臼井写道，兴亚院设想的政府形式，“只不过是控制占领区的一种手段而已”。[43]
兴亚院在“调整中日关系”问题上的指导思想的第二个前提是，对日本在中国大陆上的前途起真正关键作用的，不是汪政权而是重庆政权。中国派遣军的首脑们宣称：“新的汪精卫中央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努力同重庆和好。”[44]兴亚院是全心全意地赞成这种看法的。一九四〇年三月，大阪《每日新闻》的松本宗吉声称：“重庆政府仍旧得到千百万中国人的拥护，大多数中国人是反日的，因此日本和汪必须进行一场长期宣传战，能争取多少中国人就争取多少。”[45]铃木将军在跟一个美国记者十分坦率地议论到蒋和汪时，也反映了这种情绪：“我们非常清楚［蒋］是中国唯一最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我们也注意到汪精卫在历史上总是抛弃同他合作的人。不过，在目前形势下，日本最多也只能找到象他这样的人。”[46]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个重要部门，跟兴亚院同样对汪缺乏信心并且继续谋求同重庆直接挂钩。的确，对于日汪联合是否明智的问题，日本全国上下的许多人都对此深表怀疑。在国会内一场辩论中，民政党的老资格领导人斋藤隆夫，向这个温和、被动的立法机构发表了一篇语调和内容都很少见的讲话。[47]他痛斥了政府的对华政策达两个多小时之久。他宣称，政府“侈谈‘圣战’，无视现实，并且有意隐瞒人民被迫作出牺牲的真象。政府使用诸如‘国际正义’、‘道义外交’，‘共同繁荣’以及‘世界和平’这一类词句，但是要了解这些词句的意思，那就好比水中捞月那样。”[48]
斋藤对政府支持汪精卫特别恼火，斋藤害怕这会使跟重庆和解的一切可能性都告吹。在说明他对汪很尊敬的同时，斋藤向国会讲了一堂关于国际法和国家力量的现实情况的课；
当我退一步考查局势时，我简直不能理解那个［汪］政府将从那儿获得力量。根据国际法，一国之所以成其为国家。它必须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内部并且履行其对世界各国的责任。从哪里去取得实力来做这些事呢？取自军事力量。不论你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结构……没有军事力量就没有一切。这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一个新的政权总是拥有优势力量……蒋介石拥有那种力量，所以他能统一中国……但是这个新政府有那种力量吗？[49]
斋藤回答他自己的问题说，汪政权——“从上到下全是匪徒和被打败了的散兵游勇”——根本毫无能力去建立国内和平。如果日本政府想要把这个政权支撑起来，必不可免地要在人力和财力上作出重大牺牲。斋藤因这次攻讦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由于诋毁圣战和指出政府“应该能够比光要求人民作牺牲做更多的事”而被众院纪律委员会所传讯，并被开除出国会。[50]要是支持汪就意味着烧掉通往重庆的最后桥梁，所以斋藤这个和平主义者才怀疑全力支持汪是否明智；可是兴亚院的鹰派成员们不是也有同样的怀疑吗，这真是够有讽刺意味的事！
兴亚院不断强调跟重庆实现和解的必要性，这正意味着它为了达到那个目的是不惜牺牲汪的。总之，日本是不会向汪提出最宽大的条件的，那得保留起来，以便将来好跟重庆谈判。正如犬养所指出的，跟汪的谈判就象举行一次宴会，但在这个宴会上却把最精美的菜肴留起来不给已请来的客人（汪）吃，以便为尚未请到的客人（蒋）在将来摆“一席盛宴”时再拿出来。[51]
最后的谈判——基本条约
当阿部把兴亚院提出的“基本条约”的内容通知汪和他的同事时，他们最初的想法是，“日本从［十二月三十日的］非正式协议中把她的全部要求都抽了出来，为的是要把它们放进即将签订的条约中去，而剩下来的其余部分则都将成为一堆废纸。”[52]等到正式谈判在七月份开始后，这种想法的正确性就在一个个问题上显示了出来。例如，汪要求阿部说明日本打算采取哪些具体步骤将日本交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意图（这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经近卫宣布，后又在愚园路会议上得到重申）付诸实现。但阿部拒绝说明，却说什么日本商人在中国的地位还不牢靠，他们斗不过拥有庞大资本和大量买办人员的英帝国主义者。为了平息关于日本不承认过去的协议具有约束力的谣言，汪试图把十二月三十日协议中的某些秘密谅解写入“基本条约”。对于那些大体上规定了对日本经济活动（诸如军用票的发行）加以某些限制的条款，阿部毫不让步。
汪最难以吞下的苦丸，恐怕要算阿部拒绝明文规定中国铁路国有化了，而铁路国有化是十二月三十日协议中特别明确地要求采取的一个步骤。汪拚命地恳求从东京来访的有影响的人士向近卫首相说情，给新政权留点必要的面子，使它能独立地站起来。他的要求清单上第一项就是，日本遵守十二月三十日的协议，将铁路（至少在上海、南京地区的那些铁路）交还给中国人管理。[53]兴亚院却以“军事上的必需”以及“铁路与帝国陆军的绥靖行动关系密切”为理由，坚决加以拒绝。结果，铁路仍旧归中日联合管理，这实际上就是日本人包办。
在与汪谈判“基本条约”的过程中，阿部毫不妥协，在差不多所有实质问题上，他都是坚持不让的。中国人只是在有关措辞或程序问题上略有所获。有时在用字上的长时间争论中，使人们有趣地看穿了汪的心思——或者说看穿了汪的副手们的心思更恰当一些——因为大部分的实际谈判工作是周佛海和梅思平二人干的。例如，当日本人提出第五条规定日本舰艇部队驻泊长江是“为确保两国的共同利益”；周请求把“共同利益”一词改为“根据事变前的惯例”。周说，归根到底日本舰艇部队驻泊长江是一种既成事实——而且那是蒋介石批准的。
周显然希望，改变一下词句，就可以把允许驻军的责任都推到重庆政府身上去。阿部妥协了，在最后的文本把两个提法都写进了条约，作为日本海军在长江驻泊的正当理由。[54]
在最重要的撤军问题上，不用说，汪是无法从阿部那里得到任何让步的，而且基本条约附属议定书第三条还用了许多十二月三十日协议里用过的语言。通过把两年的撤军期限与汪政府保证做到“在此期间确保治安”联系在一起，于是基本条约就等于规定了一个几乎是无限长的占领期限。
周跟影佐之间的一场对话，说明双方在撤军问题上的距离。周说：“你们说除非这儿有日军，否则日本人［平民］就不会来中国。假如你们以客人的身份来，那么我们会欢迎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日本人觉得只有带着枪才感到安全，那种局面将令我们非常难堪。”[55]周还说，南京政府如果在条约上签了字，就等于表示它同意让日本军队永久占领，这就会使公众心目中的新政权蒙受严重损害。影佐答道：“你说什么枪哪、客人哪，都不对。日本人本来要穿‘和服’来作客，但是你们的‘房间’条件太差。事变前，日本想跟中国友好相处，但中国国内的气氛却不是那么和谐。在中国，和平维持得不太好。因此，你们欢迎的那种客人——佳客——是不会来的，除非你们能保证和平和秩序。这些你都是完全清楚的。”[56]
八月三十一日，基本条约的最后文本通过了，为日本宣布她正式承认汪政权扫清了道路。可是，东京却一拖再拖。
再度推迟：“钱工作计划”
一九四〇年一月四日，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少将宣称，陆军“在年内不管用什么手段，都决心结束战争”，反映了帝国陆军对于在中国的冲突没完没了深感走投无路。在一九四〇年这一年的许多政策声明、研究报告和决议中，都明显地发出了要在这一年内决一死战的类似信号。然而和以前一样，陆军在依靠武力还是采取诱降的问题上仍然拿不定主意。为了要结束战争，恐怕二者都得兼用。[57]
但是，看来一九四〇年的重点还是朝着不断扩大使用武力的方向发展。由于日本对英国同情中国很恼火，于是乘英国忙于应付欧洲战场的机会，要求英国关闭中缅边境（这就是说要关闭运送源源不绝的援华物资的滇缅公路）。日本还要求关闭香港边境，并且陈重兵于新界，进入戒备状态，作为这一要求的后盾。英国就象过去对日军早些时候炫耀武力时一样地作出反应：呼吁美国的支持，以抵制日本的要求。美国的反应也同过去发生类似情况时一样：极力主张英国采取坚定立场，但又拒绝采取任何形式的联合行动。英国不愿单独得罪日本，不得不在七月十八日关闭了滇缅公路和香港边境。
四天后，近卫公爵被任命为首相并且组成了全体一致同意建立“一个高度国防国家”的内阁。用历史学家罗伯特·布托的话来说，它的意思就是要成立一个“‘具有高度权力的政府’，将更加广泛地援用全国总动员法，建立一种战时经济体见制，储存战争物资，并且扩大日本航运的吨位”。[58]东条英机中将被任命为陆相，松冈洋右为外相。布托写道，在近卫上台后不到一周，于七月二十七日举行了两年来第一次（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会议产生的决议“导致变中日战争为大东亚战争的关键阶段”，[59]这些决议的实质是，在搞外交失败的地方，日本将“使用武力”去实现她在亚洲的目标。
一旦日本开始策划在东南亚搞一个由日本控制的经济集团时，她需要依靠武力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这样一个集团对于维持她在大陆上的军事机器是极其重要的；要是没有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资源，同蒋介石打一场持久战几乎肯定是要失败的。当美国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实施一种针对日本的贸易限制制度时，这种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两个月之后，当废铁被列入美对日禁止出口商品名单时，朝着经济封锁迈出的这谨慎的第一步就开始使日本受到严重的损害了。
松冈任外相后最先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要求法国新上台的维希政府关闭中国与印度支那的边境，阻止物资流入国民党统治区。他进一步要求允许日军进驻印度支那的北部。贝当总理拖了一个月，希望美国也许会出面支援法国驻扎在印度支那的军队。当华盛顿的援助看来无望时，维希政府权衡了它能否抵挡得住日本从海南岛新建的海、空军基地以及邻近的广西省陆上基地发动的一场进攻。最后，正如丘吉尔认为还是在滇缅路问题上让步为好，贝当在印度支那也步此后尘。八月三十日，法国大使查理·阿塞纳—亨利在跟松冈的换文中，同意讨论缔结经济协定并将在印度支那为日本提供军事便利。
与此同时，一九四〇年春德国人的毁灭性的闪电战进一步使日本外务省认为“大英帝国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自称亲美的松冈辩称，受到中国事变和美国经济压力两方面影响而被“削弱和孤立”的日本，必须依靠另一个国家的力量来使自己度过危机。[60]他断定，选择德国是符合逻辑的。结果，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于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柏林正式签订了“三国公约”。但是，这个公约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它不但没有把美国吓得消极起来，反而加速了日美关系的趋于破裂。
在日美关系日趋破裂之际，重庆重新燃起了希望。十月十二日，美国驻重庆大使纳尔逊·詹森汇报了外交部次长徐谟曾讲过如下的话：
“委员长以及中国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现在感到，美英两国正日益认识到，中国的斗争可能对于这两个民主国家未来的安全起重大的影响；而且远东的这场战事与欧洲的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中国目前比开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接受和平建议。”[61]
詹森还说，“要说现在中国的土气比中日开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高，那是不会错的。”英国声明将在十月十八日重新开放滇缅路，这更进一步鼓舞了重庆的士气。中国人除了对大量的汽油、卡车和其他物资能再度源源送到中国表示满意以外，还由于重新打开了跟缅甸的联系而在心理上受到了大大的鼓舞。
这就是近卫内阁在重新制订对华政策时重庆的心情。在《处理支那事变纲要》声明中所包含的新政策，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御前会议上得到了正式批准。[62]这一新政策要求日本在年底以前继续谋求跟重庆进行和谈。不过，对汪政权的承认尽管因对“桐工作计划”抱着希望而一再被推迟，但仍将在十一月三十日以前付诸实现。因此，松冈乃着手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设法说服重庆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
松冈通过两条途径来进行。他首先说服日本的新轴心盟友去迫使重庆认识到继续抵抗是毫无用处的。十一月十五日，德国外长约契姆·冯·里宾特洛甫把中国驻柏林大使找到外交部，提醒这位大使注意，整个欧洲已在德国控制之下，预言战事最迟将在一九四〇年底或［一九四一年］初春结束。里宾特洛甫说，中国不久就会丧失国际支持。因此，她必须对松冈的和平建议做出良好反应，并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加人轴心国。他警告说，要是蒋介石不尊重这个劝告，德、意两国就不得不继日本之后，承认汪政权。[63]
与这种威胁、毁灭的策略相呼应，松冈的主要意图还是设法同重庆达成和解。他的门徒、在创建汪记运动时曾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西义显，如今又成了代表松冈与蒋接触的人物。西义显在这次努力中，利用了他早先在南京认识的两个中间人：前任交通部财务司司长张钦礼（译音）和与蒋有私交的银行家钱永铭（即钱新之——译者）。就象“桐工作”的情况一样，日本．官员们在进行“钱工作计划”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蒙在鼓里，确定不了他们是否真跟蒋联系上了。其实，他们是联系上了，但这是直到战后才弄清楚的。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钱工作”期间所讨论的各种条件的两份报告，彼此并不完全一致；[64]但是，两者都指出，松冈一度原则上同意了张钦礼一九四〇年十月访问东京时所提出的条件。如果这属实的话，那么松冈所同意的条件要比汪政权被迫接受的条件宽大得多。例如，松冈同意在实现停火后六个月内撤走自芦沟桥事变以后派至中国的全部日军，（这一期限可以根据预期要签订的一项防御条约延长到一年。）而汪则同意了撤退占领军的期限为两年。关于开发资源的问题，规定将最优先考虑中国的需要；在中国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日本才有权购买她所需要的一切资源，而且还得按当时市场上最高的价格购买！[65]
松冈——显然还有东条——甚至愿意考虑以这样的条件作为跟重庆谈判的基础，这就有力地支持了以下这种论点：即近卫内阁本来是极不乐意签署同汪政权之间的基本条约的。犬养坚信，把“最好的菜”留起来是准备给蒋的，这种判断显然是正确的。日本人对汪政府持冷淡态度的进一步证明，在枢密院十一月二十日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到。这时的枢密院，主要是天皇陛下的显要大官的养老院，但它仍旧保有一项最后的权力象征：批准条约的特权。这些枢密院顾问们显然对承认汪的这种想法感到忧虑。有马赖安伯爵代表许多在场的顾问们讲话，就曾把汪跟蒋进行了对比：汪的变节证明他“不正直，连中国人自己都信不过他，［反之］蒋由于他英雄的生平，却受到了中国人的信任”。[66]枢密院第二天复会时，顾问们继续表示对重庆的兴趣超过对南京的兴趣，同时松同外相则表明他对自己所进行的和谈很有信心，从而希望消除顾问们的疑虑：“［重庆已经］向我们靠拢得更紧了，谈判进行得相当顺利。”松冈以及其他人都请顾问们放心，即使承认了汪政权，帝国政府也不会停止劝诱蒋参加汪政权的努力。[67]
不幸得很，从这个关键性的时刻起，“钱工作”在历史上却只记下了日趋暗淡的记录，它只反映了那些中间人在疯狂地进行奔走，而有些利益攸关的方面则为了阻止基本条约的签署在进行着最后的、无指望的努力。[68]关于为什么跟蒋的接触最后以失败告终，以及为什么日本政府和大本营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一次联席会议上作出了两天之后签署条约的决定，我们除了只能作一些猜测之外，手头上一点材料也没有。正如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那些跟汪政权关系最密切的人，都认为整个行动完全是由于重庆玩弄狡猾手段以拖延对汪政权的承认，而汪和影佐所施加的压力，确实对十一月二十八日作出签署条约的决定起了作用。有一种说法认为，假如重庆跟香港之间的联系没有在最后一分钟被推迟的话，“钱工作”本来是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的，那么对汪政权的承认也就有可能还要再往后拖延。[69]
很明显，重庆就是利用谈判向英、美强调，要是她们不对中国进行大量的援助，那就必然要冒迫使中日和解的风险而这种和解将使日本得以任意南侵，从而危及西方的利益。当宋子文和陈纳德将军都在华盛顿呼吁援助时，蒋则把日本的和平建议以及德国愿当日本和平条件的保证人等活动，统统告知了罗斯福总统。驻重庆的詹森大使显然害怕重庆快要接受松冈提出进行谈判的建议。在他兴高采烈地汇报重庆士气高昂之后不到六个星期，这位大使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却以完全不同的情绪写道：蒋已通知他，美国如果不“拿出极积态度”来对付轴心国即将对汪政权的承认，他的抗战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70]十一月二十七日，詹森再次致电华盛顿，说他认为蒋“对于自己继续跟国内困难局势作斗争的能力，已经丧失信心；并且感到他为了抗击侵略，已把他国家的实力消耗殆尽，而他这样做既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同样是为了英、美两国的利益；因此现在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时候了。”[71]
这种压力在罗斯福总统身上起了作用。十一月二十一日，他要他的顾问们加速拟定一项贷款协定，准备好在十一月三十日左右宣布。结果，就在阿部与汪在南京签订“基本条约”时，华盛顿就宣布了一项空前巨大的援华计划。美国将拨款一亿美元归蒋支配；立即交付五十架新式驱逐机，井答应以后提供更多的飞机；还将采取步骤，准许美国公民在中国担任飞行员或飞行教官。[72]从此以后，汪政权的命运与美国越来越深地在东亚的卷人的关系日益密切了。
蒋介石评论说，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南京签署条约，就象“在［汪的］坟前念祭文”似的。蒋说，汪在这年早些时候高、陶揭发他时就已经寿终正寝了，他的葬礼在三月三十日就职典礼时已经举行过了。[73]那些对汪还比较友善的人，也不否认在条约签字时南京的气氛挺象葬礼。据某观察家说，在在预定举行仪式的中山陵前等候阿部到来；“他站在那儿似乎心中感到十分茫然。两眼凝视着紫金山顶上的朵朵白云，由于痛苦和烦恼而把脸拉得长长的，泪流满面。”这同一观察家还评论道，这个仪式“揭开了一场历史悲剧的帷幕”。[74]
汪完全有理由满怀辛酸地去回顾与那一天到来有关的一桩桩事件。自从重光堂会议打开他叛离重庆之门以来，已经整整两年了。他的叛离是为了要以孙中山“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就没有日本”的铭言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生的中国。但是汪的善良的动机并不足以保住他的运动，不受这充斥着错误的估计、误解和误会、口是心非和不讲信义的两年的冲击。他经常谈论中日两国“同生共死”的必要性；而过去两年的事实，却有力地说明了他的前途相当不妙。三个星期后，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当他还在汉口和重庆的时候，他对日本的看法是“荒谬”的。醒悟了的周佛海供认，“那些主张抗战的人的观点则完全被证明是正确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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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曼竹是美国资产阶级作家为了污辱中国人民，虚构的一个混迹于美国地下社会井颇有能量的中国人。——译者注
[†] 青帮是几百年来在长江沿岸发展起来的各个秘密会社的上海嫡系。关于这些帮会形形色色的活动情况，哈罗德·艾萨克斯写道：“他们贩卖鸦片和奴隶；他们搞绑票索取赎金；他们干敲诈勒索的买卖和行凶谋杀。从长江口直到四川三峡，几乎个个店家、商人或船主都得给他们纳贡送礼。”（见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42页）
[‡] 埃米莉·哈恩追溯到褚民谊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对雌兔阴道震动的研究》，以证明他是个以怪人出名的人。（见哈恩的《我所知道的中国》第21页）
[§] 亚洲战时的秘密警察组织，没有一个可以同这个强大和可怕的“局”相比；这个“局”是在蒋直接控制的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巴巴拉·塔奇曼曾把戴笠叫做“中国的希姆莱和胡佛的混合物”（见《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261页）。战时在华的多数美国观察家都很看不起戴；总是把他的警察机构和德国的“盖世太保”相比。虽然他的特务组织本应进行抗日的反间谍活动，但他们却更为积极地从事镇压共产党人及反蒋运动。参阅美国外交官约翰·卡特尔·文森特以及其他人从中国发回有关戴将军的电报（载《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四年的中国部分索引中戴笠条目下）。战时与戴密切合作过的海军中将梅乐斯所著的《一种不同的战争》一书，则对他大加吹捧。梅乐斯在哀悼戴（死于一九四六年）时曾写道：“许多非常熟悉中国的人曾经说过，假使戴笠没死，也许中国就丢不了。这倒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以前就打败过共产党人，现在也有可能再打赢一次。”（见上书第576页）梅乐斯之吹捧戴，可见一斑。
[**] 译者按：关于李士群的结局，唐生明的《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第63—71页有详细的叙述，主要是因为李士群在在伪政权中，与周佛海明争暗斗，也不肯归附戴笠的军统。戴笠便决心除掉他，乃命周佛海执行，周假日本人之手把他毒死。
[††]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31—32章。七十六号的副头目丁默村多次逃脱重庆特务的暗算而保住了性命。最惊人的一次牵涉到他的不到二十岁的情妇郑苹菊（译音），她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据信郑小姐是忠于她母亲一方的；实际上，重庆也收买了她，把她变成一个双料特务。她把丁诱进上海一处设有埋伏的地方，可是他还是设法逃了命。这位富有同情心但很不谨慎的郑小姐却很不幸，她暴露了自己的复杂身份，因为她在丁的口袋里放了她的名片，上边写着祈求她的情人平静归天的一段佛教祈祷文。根据丁的命令，她被带到一个墓穴边枪毙了，并且还拍了照片。拍摄叛变者的尸体，是上海恐怖战中双方都用来宣传反间谍技术成就的一种方法。（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37—252页；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35—137页）
[1] 访问高宗武、陶希圣谈话记录。
[2] Y·C·王的《杜月笙（1885—1951）：政治人物传记试稿》（载《亚洲研究杂志》一九六七年第26期）第433—435页有最详细的论述。另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三卷第328—330页。在英语的出版物中，杜的名字有不同的译法：Dou Yu-seng，Tu Yu-sen。
[3] 见韩素音的《没有鸟儿的夏天》第84页。
[4] 关于高—陶—杜联系的情况，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一八二章、一九八——一九九章。
[5] 见《周佛海日记》第36页。
[6] 这个文件及高、陶的电报的英译本，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〇年二月三日第341—344页，标题是“汪精卫的叛卖”。
[7] 见《周佛海日记》第52页。
[8]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71—72页。
[9]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220页。
[10]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114页。
[11] 见陶希圣的《乱流》第177—193页。
[12]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69—170页，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130页。
[13] 除了在本章所引用的资料外，另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49—52页，晴气的《上海阴谋》。
[14] 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35页。
[15]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52页。
[16]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52页。金雄白在此书第47—54页，讨论了周佛海罗致人员的策略及其后果。
[17]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68—269页。
[18]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49页。
[19] 见约翰·鲍威尔的《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第335页。
[20]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三十五章。
[21] 同上书，第197页。
[22] 见鲍威尔的《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第336页。
[23] 关于青岛会议的会议记录和绝密的梅机关报告，收录在国会图书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第491—493卷，S1.1.1.0-27号，第5580—5645页。
[24] 见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342页。
[25] 见林柏生的《中国和平运动》（《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
[26]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11页。
[27] 见唐良礼的《救国之根本：由汪精卫等人参加的座谈会记录》第88页。
[28] 同上。
[29]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第65页。
[30] 见汪精卫的《中日关系》第5页。
[31] 我记述“桐工作计划”时所根据的文件，主要是今井大佐与几个中国谈判者的谈判记录，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112—150页、326—375页。其他使用的资料是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52—164页，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66—67页，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冶进展》第229—237页，以及《周佛海日记》有关部分。一九四〇年日本人同时进行的其他工作是：“司徒工作计划”（对美国的教育家司徒雷登做的工作）、“兰工作计划”。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9—160页，略述了这两项计划。
[32] 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61页。德川幕府时代是一六〇〇年——一八六七年。
[33] 同上书，第158页。
[34] 周佛海怀疑代表证书签章的真实性。见《周佛海日记》第169页（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日记）。另今井在《支那事变回忆录》第137页也表示对此怀疑。
[35] 据张志平说，对委员长的压力之一是来自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今井接到冒充宋子文的曾广本人的信后，更进一步证实这个委员长和戴笠确实卷进一九五五年的“桐工作”中去。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149—150页。
[36]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34—247页。
[37] 见《周佛海日记》第166页（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日记）。
[38]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33页。
[39] 见《人民论坛报》（上海）一九四〇年第二十八期第301页。
[40] 见《远东评论》一九四〇年第三十六期第127页。
[41] 见青木德三的《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背景》第三卷第310—311页。
[42]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第200页。
[43]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24页。
[44] 同上书，第223页。
[45] 见松本宗吉的《中国人民的倾向》（载《外交时报》一九四〇年三月一日第八四六期）第113页。
[46] 见约翰·戈特的《日本为亚洲而战》第126页。
[47] 斋藤的讲话全文收录在《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336—344页。
[48] 同上书，第338页。
[49] 同上书，第339页。
[50] 同上书，第339页、第343页。最后引的那些话，获得了其他国会议员的喝采并高呼：“听！听！”
[51]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18页。
[52] 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25页，引用了日本外务省未公布的档案。
[53] 传讯西园寺公一与审判尾崎秀实等人的关系，见《现代史资料》第三卷第490页。
[54] 见矢野征记的《矢野文件》。和“基本条约”谈判的速记记录最近似的文件是外务省官员矢野征记做的记录。参看我在本书第511页《参考资料说明》对这资料的论述。
[55] 同上。
[56] 同上。
[57]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25页。
[58] 见罗伯特·布托的《东条与战争的到来》第143页、第152页。
[59] 同上书，第153页。
[60] 见陆大维的《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115页。
[61]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〇年，第四卷第424页。
[62] 《处理支那事变纲要》载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年——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464—465页。
[63] 见格鲁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致国务卿的报告，载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〇年，第四卷第444—446页。
[64] 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72页等有第一手的报道；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32—244页有较好的综述。
[65]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42页。
[66]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507页。
[67] 同上书，第509—510页。
[68]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 302—305页；另见《周佛海日记》第248—256页。
[69] 见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456—457页。
[70]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〇年，第四卷第440页。
[71] 同上书，第 447页。
[72] 见赫伯特·菲斯的《通往珍殊港的道路》第135页。
[73] 见《中国季刊》（重庆版）一九四〇年第五期第936页。
[74]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12页。
[75] 见《周佛海日记》第267页。
posted by BFF @ 9:4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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