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日期的通敌内幕 15
第十五章 太平洋战争时期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虽然选择足以反映现实的名称是费事的，一但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开始被轰炸的时候，中国事变就演变成大东亚之战了。天皇在日本帝国对美英两国宣战的诏书中声称：正是美英之“庇荫”，重庆政权才能坚持“兄弟阋墙而不悔”；而且还说“长此以往，帝国多年安定东亚之努力悉归泡影，帝国之存在亦濒于危殆。事既至此，帝国现为自存自卫计，惟有蹶然跃起，冲破一切障碍，岂有他哉！”[1]
唐纳德·基恩描述了日本知识分子听到战争扩大的消息时情绪高昂，欢欣鼓舞。由于写作了记述中国战场的战争日记而被国际上誉为日本的埃里克·雷马克[*]的火野苇平报道说，当他听到广播时，竟情不自禁地幻想横扫东亚的情景。“我相信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种感情的……。我就不相信有谁在听到宣战的圣旨后，会不感动得热泪奔流。”以托尔斯泰派基督徒及善邻信仰者而闻名的小说家武者小路实笃，为这次战争将能给亚洲人以机会，把本国的英美势力撵走而欢呼，并对于丘吉尔和罗斯福竟“愚蠢”地以日本为敌表示惊讶。[2]
汪政府可并不这样想。珍珠港的消息使他们大吃一惊，日本决定和美英开战事先并没有同他们磋商过，大多数官员一直都以为日本打苏联的可能性比“南进”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汪政府的一位成员金雄白回忆说，之所以会那样判断是有很多理由的：日本和俄国是世仇；在中国事件期间苏联给予中国的援助比其他国家都多；日本陆军急于为张高峰和诺蒙坎两次败北报仇雪耻；反共是近卫颁布的三原则之一，而且反共被认为是“日本政策的核心”；德国向日本施加强大的压力，要她进攻苏联并停止刺激英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深信德国会从欧洲东进，日本则从太平洋西进，发动对苏联的庞大的钳形攻势。人们肯定很自然会这样想：对日本来说，这样干的前景当然比她十二月七日实际上是轻率地进行冒险会更有吸引力一些。[3]正如汪精卫夫人在战后被判为叛国罪时所说的，如果日本将炸弹投到西伯利亚而不是投到珍珠港的话，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将会完全不同，而汪政权也就可能不会失败。一位中国国民党的外交官从不同的角度看这问题，他曾对一位美国同行说，“你们的珍珠港日就是我们的对日胜利日。”[4]
金雄白回忆了当他听到十二月七日（在远东则是十二月八日）的消息时的复杂心情。一方面他感到这是中国自开始抗战以来的第一次“曙光”，因为日本“造成了使自己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而中国最终将从日本进攻美国的失策中得到好处。在另一方面，他当时也看到了一幅暗淡的前景；“要是他们（日本人）打赢了，他们将会变得更为妄自尊大，并将对我们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是一旦他们开始失利，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将会越来越多。”为此他很担心。[5]
到了一九四二年初，金雄白和汪政权其他人的担心看来得到了证实，这时东条政府正开始要求设立一个大东亚省[†]。外相东乡茂德正确地指出，这样一种机构将会激起中国的对抗情绪，但是他的反对并没有起作用；还不到年底他就辞职了，而那时新成立的大东亚省则已开始办公了。被认为是汪政权的朋友和支持者的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被召回了，由一个被认为是东条将军唯唯诺诺的应声虫谷正之所接替。此外又分别将汪政权的军事和民政首席顾问影佐和犬养召回。当犬养把基本条约谈判的情报泄露给了西园寺公一和尾崎秀实时，他几乎被卷进了尾崎—索尔格间谍案。影佐被召回的原因倒不那么清楚。犬养认为，东条政府对影佐不满并将他调职的原因是由于他对汪的态度“大慷慨”了，但有些人则认为他的调动仅仅是陆军正常的职务轮换。[6]无论如何，当时已升为将军的影佐先是被任命为驻在满洲国的一个野战部队的部队长，后来被调到南太平洋的拉布尔，他在那里度过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负有防守那个要塞的不光彩的任务，而盟军在采用越岛战术时绕过了这个要塞。汪对将他所信赖的影佐从南京调走感到不满，并让日军知道他的不满——可是那也白搭。[‡]
在一九四二年这一整年里日本一直要求汪参加它对美、英的战争。汪的条件是废除他所厌恶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基本条约，包括所有的秘密协定和附件，而这些协定和附件则曾使汪与日本的合作蒙受巨大耻辱。他的条件最后得到了满足，汪政权乃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对盟国宣战，接着于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由汪和谷大使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来代替基本条约。甚至在此协定生效以前，日本就已开始放弃一些对中国主权最明显的侵犯行为：交还了汉口、天津、厦门及其他城市的日租界，一九四三年六月日本同意让汪政府接管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权。
没有什么必要对新条约和有关归还租界的各项协定加以详细的叙述了。因为事实是，尽管把上海公共租界交还给中国管辖可能是汪政权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可是由于迟迟才交还，所以不论对汪政权的生存或对日本在许诺一项新秩序方面的信用，都产生不了任何重大的影响；何况，首先放弃在中国的条约权利的是盟国而不是日本政府。一九〇三年的中美条约就作了这项许诺，但直到一九四二年十月科德尔·赫尔国务卿才最后将条约草案交给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履行了该项许诺。虽然重光葵认为日本早在一九四二年年中就考虑采取这项行动了，[7]但正式废除一个世纪以来的不平等条约的荣誉都必须给予美国和英国，因她们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都同重庆政府签订了条约，结束了她们在外国保有国中之国的特权。
重光在他的战后回忆录中指出，日本宣布废除她的某些特权的时间不仅仅是迟了几个月，而是迟了整整六年。他写道，要是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就采取了这样的步骤，那就不会发生中日战争了。[8]对此，我们可以补充一点，这种灵活的程度只要早三年提出，就会使汪政权的声望大增，但此时已为时过晚，无济于事了。要是在那紧要关头，即一九四〇年春在美国动用其武装力量去保护蒋政权之前签订这么一项条约，那末，在使日本所许诺的新秩序显得有一定的诚意和荣誉的同时，也会使汪蒋之间的斗争变得对汪更有利一些。一九四三年日本的让步虽然满足了汪，但对支撑他的政权已起不了多少作用，而且也太晚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御前会议通过了一项“对华新政策”。[9]日本之所以决定采取对华新政策，是她迟迟不对中国作出友好和尊重中国民族感情的姿态的另外一个方面。这项政策于一九四三年初由大陆的派遣军司令部以所谓善意援助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重光葵的杰作。[10]正象这项政策的名字所表明的，政策的这种改变说明军方认识到：它对汪政权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等于是对纯属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现在对中国行政机关只提供间接的帮助，这就意味着特务机关的结束。人们瞧不起的特务机关被联络部所替代。从特务机关到联络部的转变不光涉及到官僚机构名称的改变而已。还对军官们发出指示，要他们停止对中国公民和政府官员使用粗暴或傲慢的语言。与以前相反，将采取一种以“援助、建议和指导”为其特点的低姿态的新办法。据一位前军官说，军方并没有主动采取这项政策。
谁是这个政策的后台呢？我们不能肯定，但是我们相信这是天皇的意旨。如果这个命令只是来自军方，它是影响不了日本军官们的想法和习惯的。但如果通过大本营的口说：天皇的意愿要求我们应该对中国人更尊敬一些。那才会对我们起很大的影响。即便如此，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一夜之间就变了过来。变化必须逐步实现……要是早就这样做了，那该有多好。过去五年或五年多我们一直采取强硬政策……比方说，要是我们在汪政府建立之时就改变了做法，那该有多好。共产党人不正是在汪政府成立后的那段期间变成如此强大吗？[11]
在承认汪政权之前和之后，日本一直因为没有能够制定一个前后一贯的、统一的对华政策而感到烦恼。一些日本领导人不断地呼吁同蒋介石和解，而比较少的一部分人则极力主张加强南京政权。但是帝国陆军不变的野心——“幻想”一词或许更恰当——是要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别和割据斗争一举而征服敌人。帝国陆军由于有一个效率极高的情报网，所以才能够获悉国民党阵营内某些有势力的地方军事将领有任何不满的迹象。不过，知道他们有不满情绪是一回事，但要从中得到好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帝国陆军总是断断续续地把蒋介石的军队将领之间紧张关系加剧的希望，集中寄托于一份给人印象深刻的将军名单上。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龙云、张发奎和刘文辉以外，这个名单还包括：广西的李济深、陕西的刘建绪、广东的余汉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以及一大批师长。[12]
到一九四四年一直担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是颇受注意的对象，不仅因为他在政府中据有要职，同时也因为不断有情报说他快要在重庆的领导层中挑起分裂。根据一份情报，一九四二年初确实曾发生过分裂。[§]这份情报不仅指出何以及一些其他将领在战时首都组织了一个和平集团，而且还说他们“和南京政府一起合谋迫使蒋流亡到印度或伊朗去”。这以后，何及其追随者打算和汪精卫达成协议——这不过是他们自己想接管南京政府的一个序曲而已。[13]日本人之所以相信这些有关何应钦的报道是依据以下的事实：他大概是重庆反共将领中最积极的一个。他是制造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发生冲突的主要策划者，这一冲突象征着统一战线开始崩溃了。何将军对共产党所持的“顽固态度”在重庆的美国外交官中是很闻名的，这些美国外交官对他公开主张不加强对日作战是非常关注的，因为他怕把战后必需用于消灭共产党的兵力被消耗掉了[14]。而且日本人从周佛海那里得悉，何坚信，日本要是被彻底打败的话，战后的中国必将完全附属于美国，因此他曾“派人与周接触，试探同日本单独媾和的可能性”。[15]
日本另一个重要的注意对象是北方的军阀阎锡山。没有其他中国领导人能比阎锡山（当了山西省将近四十年的土皇帝和省长）更能说明在二十世纪中国某些人士对日本的爱和憎的复杂感情。阎是东京士官学校一九〇九届的毕业生，他对日本的进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中国时，他对日本掌握诸如X光这样的先进技术（他在日本医院治病时有亲身的体会）和对他们废除旧的社会习惯（如把牙齿搞得很黑）的积极态度极为钦佩。但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他对日本的钦佩……被他对日本威胁中国独立的认识所冲淡了”。[16]
满洲事件后，阎对国民党政府不愿坚决采取全国抗战的政策公开表示遗憾。他的部队对一九三六年日本指使满蒙军侵略绥远省所采取的坚定立场，促使《字林西报》评论道：“许多人相信，阎锡山在绥远抵抗日本的进犯使很大一部分中国人都站到阎的一边来了，这是史无前例的。”[17]芦沟桥事变后，阎邀请共产党的八路军进入他的山西省协助他抗拒日本的侵略。他保卫太原的意志是如此坚决，以致连本身是以勇猛著称的朱德将军也指责阎采用“自杀战术”来抗日。[18]
但是到一九四〇年间，日本却深信她能够通过发动一个名字叫做“对伯工作”的重要行动计划就可以把阎将军吸引到她这边来。田中隆吉少将是该行动初期的主管人，他和阎从一九二八年以来就是朋友了，当时日本人在阎和他的主要对手冯玉样的军阀斗争中支持了他。[19]看来日本的希望是根据：阎对重庆不供给他军火不满；阎对他在八路军中一度是同志的人日益冷淡。阎和共产党在山西的合作逐步崩溃，及至一九四四年，双方的军队就公开磨擦起来了。虽然阎欢迎——并且显然也接受了——来自日本的援助，但这一行动的主要目的，要阎发表一个支持日本的宣言，却没有达到。[20]根据田中说，阎认为日本海军一九四二年春在中途岛海战中已丧失了战斗力，这就预示着日本终将战败。从此，间便，“不愿意因成为（日本）的同盟者而有损自己的名誉了。”[21]
另一个行动也值得一提，哪怕只是由于它本身很离奇古怪。一九四四年参谋本部的一个情报官员小组（其中有晴气庆胤大佐——他是曾经帮助组织声名狼藉的上海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的特务部头子，现已提升为中国课课长——和情报局局长有末精三少将）和两个属于参谋本部的文官。他们建议向延安共产党提出有无可能单独和平解决的问题。这两个文官是佐野学和锅山贞亲，都是日本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他们两个人都曾因过激行动于一九二九年被捕并于一九三二年被判无期徒刑。一九三三年，这两人改变了他们的共产党观点，宣称日本共产党“反人民”、“脱离群众”、只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宣传机构”而在左派世界里引起了国际性的轰动。[22]尽管他们采取了合作的态度，但直到一九四三年他们才被从监狱里拜放出来。那时，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的知识——他们对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和苏联方面的任务有丰富的经验——为陆军参谋本部所赏识，因此很快就被指派为文职官员。
一九四四年春锅山被准许前往华北两个月，去调查共产主义运动。他回到东京后向情报局提出报告，主张同延安共产党人进行和谈。他在报告中说，延安政权是一个独立政府，拥有领域明确的根据地。锅山的论调与消息灵通的美驻华外交官差不多在同时送到华盛顿的报告的腔调相类似，指出“延安政权是深受人民尊敬和拥护的廉洁的、不贪污的政府”。[23]锅山的结论是；虽然不能无视莫斯科对陕西苏区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日本也应该与延安进行直接谈判。令人难于置信的是，看来参谋本部事实上竟被锅山的建议所打动，并作出了执行这项建议的计划。该部显然忽视了以下这一明摆着的事实：延安的存在就是依靠它成功地动员了爱国的抗日运动，任何想与延安谈判和平解决的计划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锅山计划也许比其他方案都更加强词夺理一些，它只不过是旨在从日益加深的危机中把帝国挽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行动计划之一而已。
中途岛、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马里亚纳群岛——这些地名标志着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帝国逐步陷入灾难。一九四二年中开始的争夺瓜达卡纳尔的战役，三个从中国调去的师团都被歼灭了。从这时开始，每当在太平洋进行一次大的战役，都迫使日本重新调拨部队和供应，从而削弱了她在中国大陆的力量，并且促使东京重新考虑同中国和平解决的条件。可是，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日本人在同中国领导人谈判时所持的态度反映了日本单方面决定和平条款的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即使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塞班岛失守促使东条内阁倒台并使日本本土处在美国轰炸机航程范围内，日本的和平谈判代表仍在坚持强硬的条款，这种态度和他们的国家已陷入无可救药的局面是完全不相称的。
例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当美军已作好在菲律宾登陆的准备时，已退休的宇垣一成将军受新首相小矶国昭之托亲自去中国进行和平谈判。但在宇垣起程前六天，新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于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所决定的和平条款注定了他的使命非失败不可。一方面给重庆一个刺激——把香港的主权交回给中国，另一方面新的和平条款在日军从大陆撤退的问题上留有余地（只是在英美的军队撤退后才付诸实施），同时仍旧一如既往，坚持满洲国得维持现状。[24]小矶首相以一种近乎荒谬的和解姿态建议说，宇垣可以答应给重庆“某些南方领土——例如法属印度支那”，以顶替满洲国。[25]不用说，宇垣的提议并未引起重庆作出反应。
这时，对汪的改组国民政府来说，如果不是取得了一个独立政府的实质的话，也算缓慢地取得了一些表面的东西，使汪满意的是一九四二年底颁布“对华新政策”之后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些东西中汪最感兴趣的一项是“清乡运动”[††]这运动从一九四一年七月就开始全面开展了。这运动的目的在于建立清除了共产党游击队并全面恢复了经济生产力的“模范和平区”。
为了在这些地区取得必要的社会控制，汪政权退回到古老的连坐制度，即所谓的保甲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第一步是审慎地核查人口并建立基层单位：每一家庭为一户；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各级的领导都是指定的，授予职责和权力并建立地方民团。每个地区都设有封锁和检查站。颁发身份证，一行一动都要求有通行许可证。每一家都得在家门前挂上牌子说明居民的情况。
当“清乡”制度执行得好的时候，它对游击队的渗透是个强大的障碍，也对居民行动加强了控制，而且甚至是个控制思想的机构。然而清乡的意义还不止于是恢复法律和秩序而已。汪希望清乡委员会可以促进模范和平区的经济恢复，所有模范和平区主要都是根据它们经济繁荣的程度挑选出来的。大部分的模范和平区都在江苏、安徽和浙江等省，这些省是南京政权控制最紧的地区。[‡‡]比方说，第一批开始搞清乡运动的地区就是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沪宁杭三角地区。人们都说，清乡地区包括那些“一季熟就足够供应大部分中国人的吃和穿的地方”。[26]
由于各种原因，清乡的计划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首先，汪虽是清乡委员会的主席，但他很不明智地把日常工作都交给一个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著名的七十六号的）李士群去管，李直到被毒死时一直担任该委员会的秘书长。此外，由于对日本获得胜利丧失信心，老百姓对南京改组国民政府的货币极担心，于是就开始囤积物资。美国陆军部一九四五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囤积食物和其他物资的情况，在日本占领区比重庆政府的地区更厉害。一九四三年起日本占领区的通货膨胀开始与重庆管辖的地区不相上下……到一九四四年达到了极为严重的阶段；从那以后它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重庆睿辖的地区。”[27]
交通工具不足也削弱了清乡计划。车辆损坏，共产党破坏铁路运输，美国飞机对铁路桥梁和码头的轰炸，阻碍了中国的货物流通。此外，某些清乡技术虽有成果，但却对农村的生产起了预期不到的影响。例如，封锁和检查站对控制土匪和游击队的渗透是有效的，但同时也妨碍了城市与清乡地区的农村之间的物资交流。在分发交流许可证和通行许可证方面，官僚主义作风和无限制地拖延也与导致清乡计划的失败有关。
执行清乡计划的许多职责是掌握在南京政府的军队手中。根据“对华新政策”，防守占领区的任务很快就由帝国陆军交给了南京政府的军队。但南京的军队只起维持治安的作用，并没有协助帝国陆军去和盟军作战。据一位南京政府的宫员说，汪的确拒绝让哪怕“一兵一卒”去与日本并肩战斗。[28]汪在给日本天皇关于他的政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备忘录中说道，他打算以宣战的方式来告诉重庆：他的南京政府拥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并且士气也很高，与重庆所宣传的完全相反。[29]
据多数人的估计，南京的武装力量在高峰时的总兵力为九十万人，正规军以及地方和各省的非正规军各占一半。[30]除了只是在纸上存在的空军之外，南京政府还拥有日本赠送的“几条小舰艇”——这就是由汪的连襟海军部长褚民谊所统辖的“海军”。陈公博和周佛海都认为对褚的任命是不折不扣的轻率行为。[31]
汪的正规军中有许多（也许有大部分）都是叛离国民党的分子。他们中许多人是跟孙良诚、李明扬、吴化文、郝鹏举、庞炳勋和张兰峰等一块儿投降过来的。[32]据汪政府的一个成员说，这些参加南京政府的将领们可分成四种类型：一、自认为是国民党军队中互相倾轧和角逐的牺牲品；二、受到日本和共产党军队的两面夹攻，投靠汪以求生存者；三、实质上是国民党军的编外军队，缺少力量，备受歧视者；四、发现帝国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之间武器的质量和数量都悬殊太大因而完全丧失对抗战信心者。[33]
如果有从重庆方面过来投降的军队，南京的部队通常是欢迎的，但反过来则不然。蒋对向他投降或宣布归顺他的傀儡军总是非常怀疑，因而许多汪的士兵本来可能准备投蒋的都投向延安去了，而延安则对他们表示欢迎。吴化文将军的情况最足以说明问题。吴有一个时期曾指挥过山东的第三绥靖区，先叛离重庆投降南京，后来为了保存自己，又一次向重庆表示效忠，但蒋介石却不相信他，最后吴的部队“被迫”参加了共产党。满洲国部队的许多士兵也相似地加入了红军队伍。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傀儡军和国民党军之间的界限往往不是很清楚的，虽然许多将领并没有象吴将军那样具体地公开宣布他们效忠的态度。到一九四四年中帝国陆军进行有名的“一号攻势”的大规模进攻时，大部分前线是稳定的，对双方许多士兵来说，在相对平静的五年间，战争成了“官样文章”。这种官样文章的战争在所谓的无路区着得最清楚了，这些地区构成了南京的中国和重庆的中国的边界。一个美国官员描绘了华南这种“边界”地区之一的生活状况：
这“无路区”纵深大约二十英里，周围是美丽的稻田，部队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军官和他们的家属带着佣人住在征用来的农舍里，这些农舍是既大又好，而且又在如此富饶的地区。他们都从事走私或征收走私税而发财致富了。通过这条边界线所进行的贸易是经常不断的，他们运出大米、盐和各种原料，运进衣服、香烟和奢侈品。一个狡猾的商人只要通过前线到后方走一趟就能赚到五倍的利润。[34]
国民党军队与南京军队间不断地保持友好，其结果往往对国民党军队比较有利。美国海军情报军官米尔顿·梅乐斯中校对于傀儡军队竟心甘情愿地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表示很惊讶：
关于中国傀儡军队为日本人执行许多任务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一些。在占领区，差不多都驻有这类由他们自己的军官指挥的军队，有时还让这些军队负责维持某些日本控制区的秩序，或让他们执行其他与此相类似的任务。当然，这些军队的粮的都是日本人供应的，所以他们并不是不愿意为日本人效劳。可是，他们又都是中国人，内心里总还保留了许多效忠本国的想法。我问过（一个姓曾的上尉），这些傀儡军是否总是愿意合作……。曾上尉回答说：“噢，是愿意的。当然，他们对日本必须十分谨慎小心，但有时在他们感到是很保险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会邀请我们去赴宴。日本人给他们钱，当然希望他们会忠诚老实，但是日本人也派任务给他们，如果在他们的防区发生了骚动事件，日本人就处分他们。所以，要是他们不按我们的要求办事，我们只用进人他们的防区打它几枪——这就足以证明发生了一些骚动事件，于是日本人就会替我一们去处分他们。这真是个绝妙的办法。”[§§]
美国官员们对那种行为是密切注意的，因为他们有必要去判断某一将领是否值得支持，而那种行为既使他们莫明其妙又使他们震惊不已。对于顾祝同将军（统率国民党第三战区——浙江地区——所有部队的司令长官），职业外交官约翰·巴顿·戴维斯的评价是：“并非特别不忠诚——也不特别忠诚——因为他同日本人做买卖忙得不可开交。……他对商业的兴趣超过了他对军事或政治的关心。”[35]从一九四二年起，顾祝同实际上同在南京的周佛海几乎从未中断过联系。
美国观察家们常常发现，许多国民党将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此，“醋”乔治·史迪威将军曾大骂过——非常不乐意把他们的部队投人战斗。那时，部队的军粮、军饷、枪枝、汽油和各种军需供应品都是按照部队的人数来配给的。部队人数成了衡量一个将领的财富的标尺。它不仅决定着某一将领的军事地位，也决定着他的政治威望。要是他的部队满员无损，他就能既有钱又有势。只有鼠目寸光的将领才舍得让自己的部队去同敌人拼，去博取眼前的荣誉而冒日后永远丧失政治地位的风险。将领们不乐意与日本人作战是可以理解的，而日本人则欢迎而且鼓励这种态度。虽然不应指责所有的国民党将领都是按兵不动的，但是那些非蒋介石黄埔嫡系集团的将领们肯定非常了解他们自己的处境，总是设法避免打仗，以保存他们的军事实力。要做到这一点往往需要有机灵的手腕。例如，统率广东省在占领前所有国民党部队的广东将领余汉谋，由于他“对日本人采取谨慎的策略”，既避免了同日本人公开合作，又做到了“使他的七个师基本完整无损”。[36]
无论怎么说，采取这种“谨慎策略”的并不是只有那些“非嫡系”的将领，甚至可以说主要并不是他们，而是蒋介石自己圈子里的将军们。而且，这种在大多数时间都普遍存在的谨慎策略，到了一九四四年五月开始的六、七个月里简直成了流行病了。就在五月份，在孤注一掷的“一号攻势”的冲击之下，国民党在长沙的防线被突破，中国军队开始向印度支那边境方向溃逃。到了十一月，日军已推进到通向边境的走廊地区，并在途中占领了美国在中国最大的基地——桂林。节节胜利的帝国陆军然后移师西指，越过了贫瘠的贵州省，向该省省会贵阳推进，有直叩重庆周围之势，这时中国的阵线最后才算守住了。在“一号攻势”于十二月份达到高潮的前夕，国民党军队损失了差不多五十万，八个省及一亿以上的人口沦于日本人之手，其后“一号攻势”才开始减弱。正是在这灾难性的几个月里，重庆政府即将垮台或者被李济深将军领导的政变所推翻的传说广泛地流传了好几个月。李是广西的一个军阀，长期以来都是反蒋的。此外还盛传将会出现最常见的那种“谨慎策略”之类的合作局面。
虽然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对以下来自许多途径的大量间接证据则完全不可能视而不见：据说蒋介石被李济深分裂运动的日益得势吓得要命，以致他自己都在打算越过采取谨慎策略的阶段同日本人合作。“一号攻势”恰恰在李济深将军和薛岳将军控制的地区之间穿过，打开了一条很宽的通道，而薛岳当时正在考虑是否将他的一支强大力量——十二个师——去支持李济深。至少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蒋介石对于尽力抗阻日军前进的李、薛二人是既不支持又不给增援的。谁也不能指责美国驻重庆的大使克拉伦斯·E·高斯有偏袒李的分裂运动的倾向，因为他命令他的下属不得给该运动提供它赖以生存下去的美援。他于一九四四年八月电告华盛顿：“我们的意见是，李和他的同僚们认为他们的运动的发展，已使得他们没有必要采取任何行动来保卫（东南）地区不被日本占领，中央政府显然不打算保卫该地区，也不打算给当地部队以给养和装备去保卫该地区。”[37]
李将军的朋友们、共产党人以及流行的传说都认为，蒋介石比不给他的潜在对手们以帮助走得更远。美国领事阿瑟·林沃尔特从李济深的老根据地桂林报告说，据称蒋介石曾经“要求日军摧毁薛岳统率下的第九战区的部队，他认定薛岳策划了反对他的阴谋……。同蒋介石有联系的日军据说曾向李济深及其同伙下最后通碟：如果李不放弃他加强反对重庆的。计划，日军将摧毁他的集团和整个华南地区。”[38]
根据流传的说法，日军与蒋介石甚至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只要重庆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日军就保证蒋介石的华西——即所谓大理—潼关方形地区——为“不受侵犯的安全区”。[39]虽然从日本和南京的档案中找不到确能证实有该项协议存在的材料（也许根本不会有任何正式的协议），但是南京与重庆之间经常派遣象吴开先那样重要的国民党代表当信使来来往往，很可能与这项非正式协议有关。[40]不管怎么说，“一号攻势”一打到大理—潼关方形地区就停下来了，正好在方形之外的桂林被日军占领了；正好在方形之内的贵阳就没有被占领。
一九四四年末蒋介石的处境垂危，使得重庆同日本与南京政权进行有限合作的传闻更加可信。达成这样一种权宜性质的谅解，对于防止蒋政权的崩溃来说可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的那几个月里，这样一种谅解在战后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很可能对国民政府有利。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巴顿·戴维斯是对中国复杂政治局面的最敏锐的分析家之一。他写的报告里就经常强调这一点。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戴维斯草拟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扼要地叙述了蒋介石处境危急，共产党和各个军阀都已准备对他的权威提出挑战。戴维斯最后说：
蒋介石要在国内继续掌权，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与日本支持的中国傀儡们进行合作。假定美国（也许还有英国）会把日本人从华东赶走或使日本人从华东撤走，蒋介石要重新保住特别重要的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城市的最稳妥的战略，就是同傀儡们进行合作，而这些傀儡很可能在日本人撤走之后蒋介石来到之前这段真空期间谋求对上述地区的控制权。因此，对干有些将领向敌人“投降”并将部队编人伪军，蒋介石如果不是给予批准的话，至少也是听之任之、心安理得的。与此同时，他还通过戴笠和其他特务同傀儡们经常保持联系。他通过这些渠道，可以接触日本方面的和平试探者以及其他和平建议并给予答复。[***]
戴维斯明确指出，他并不认为蒋介石决要投降日本人了，因为“蒋从我们这里可以比从日本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他又指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想同日本人战斗。他所要的是（而且也许已经有了）一项与日本人互不侵犯的协定，从而可以给他积蓄力量的时间，以对付他认为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内战。”戴维斯还说，此外，日本人也欢迎这么一种态度。“我们不能再假定日本人想要消灭蒋介石和他的政府了。消灭了蒋介石政权只会使中国的权力均势对共产党有利，而日本人是把共产党当成比重庆更大的敌人的，何况这样做还可能使一个强有力的抗日联合政府形成起来呢。”
一个月以后（一九四五年一月），戴维斯又报道了一个“很聪明并且与高级官员有广泛联系的中国记者”对他透露的情况。这个记者说，“蒋介石重新控制华中和华东的最大希望就是将来通过与傀儡们的合作。……因此，重庆现在同南京与北平〔华北政务委员会）保持着接触。”他还说，日本人知道有这种接触而且批准这种接触，因为他们现在不想消灭蒋介石；了（“蒋现在对他们是不可缺少的了”）。[41]
戴维斯在写这报告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很有理由把蒋介石当成不可缺少的了。要是把蒋打垮了，他们就得设法对付李济深和薛岳这些人的坚决得多的抵抗，更不用提得对付在华北的日益强大的共产党了。不过，到了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月，李的分裂计划已不再构成认真的威胁了，这是由于在“一号攻势”中他的军事实力有所损失以及美国未能给他支持所造成的。多数美国观察家当时都认为李济深是一支进步的政治力量，而且早在一九四四年夏季李就曾寻求美国支持他在东南地区搞反蒋的改良政府。驻在该地区的美国官员对他的请求是持同情态度的。例如，美国领事林沃尔特就曾认为，要是李济深的计划会迫使重庆政权垮台的话，“对中国和盟国的事业来说，其结果未见得会是一件很坏的事。”[42]不过，高斯大使大概是根据华盛顿的指示办事，下令采取“不介人政策”，因此李济深分裂运动的势头也就逐步减弱了。[†††]
对国民党的事业来说，南京政权和日本的军队只是在过了一年半之后——直到战争末期，尤其是战后最初几个月——才真正发挥了作用。这些军队被证明是国民党同共产党夺权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南京国民政府由于它的领导人汪精卫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死去而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汪精卫的死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大东亚共荣圈集团内七个政权的领导人在东京开了两天会。正如缅甸代表巴莫所指出的那样，这次会议的宗旨是“鼓舞亚洲的新精神首次公开发表政见”。[‡‡‡]会议没有什么困难的问题要讨论，倒是成了滔滔不绝或小心翼翼地对日本表示信任的时机和场所。印度的领袖苏巴斯·钱德拉·博斯说道；“我认为，大会在旭日之国召开决不是偶然的。全世界向东方寻求光明和指导也并非第一次。”[43]东京政府也乘此机会作了一些表示善良愿望的姿态。例如，为了对博斯的颂扬作出反应，东条首相就站起来宣布，日本决定将东印度洋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交给自由印度。对某些领导人来说，他们是头一次会面，对另一些人（如何塞·劳雷尔与巴莫）则是在战后东京鸭巢战犯监狱再度见面前的最后一次会面。汪精卫参加了那次会议。巴莫这样写道：“他仪表堂堂、笑容可掬，对谁都点头致意。他很少讲话，而且用词十分审慎。声调则是柔和中听。从他举止显得拘束和讲话时声调拖得很长等迹象看来，人们很快就会觉察到中国要出现一场悲剧了。”[44]
巴莫的回忆录所未提到的是，汪精卫的健康状况不行了。一九三五年企图刺杀他的那颗子弹一直还留在他的背部没有取出来，它所造成的严重感染症和他多年来所思的肝病并发。一九四四年元旦，汪的病况趋于恶化，是年三月由他的家属陪同飞往日本进行手术治疗。手术除了使他减少了一点痛苦之外并没有多大效果。从那时开始，汪的身体已不宜工作了。在这之后的八个月里，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一职由陈公博代理。
十月下旬，当汪精卫在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病重时，他自己预感到生命快结束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习惯不一样。西方人习惯于在健康状况还很好的时候就先写好遗嘱，而中国人则认为遗嘱可能是有吉祥预兆的文件，只是到了病人恢复健康已毫无希望的时候才愿写它。因此，汪精卫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口授下述声明：“自从我到日本来已经八个月了。过去几天以来一直发高烧。对我这个已经六十二岁的人来说，我自己的将来究竟会怎样是没有把握的。”[§§§]美国B-29飞机的轰炸是在十一月份开始的，因此，汪精卫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在地下室避弹所呆着，而那里的室内温度很低，通风设备又很差，于是他的病况急转直下。十一月九日他猝发了肺炎，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就死了。他的遗体被送回南京，打算在中山陵附近安葬。不过，他的精心修建的坟墓没有完工，重庆军队于十四个月之后再度控制南京时，何应钦将军经蒋介石批准把汪的坟墓破坏了。破坏工作是秘密进行的，至少在一百五十磅炸药的爆炸声所允许的范围内是保密的。汪的尸体被烧毁了，骨灰被秘密地处理掉了。[45]
周佛海接管大权
虽然汪精卫的可靠同僚陈公博继任国家元首，但南京国民政府的真正大权早已落到周佛海的手中了，直到战争结束时都是如此。周佛海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许多职务，但没有哪项重要职务能反映他真正享有的权力。周佛海是靠他在玩弄阴谋诡计方面的才干和绝招而得到权势的。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早年是个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但他对于他自己晚年时代的思想信仰是否前后一贯这类高度原则性的问题，看来却非常无所谓。他把历史上谁是谁非这一类苦恼的问题留给汪精卫和陈公博去管。
同周一起搞和平运动的日本同僚们给周取了一个浑名——菩萨。[46]但那只表达了他的体型的外表。在个性上来看，他完全带有他家乡湖南的那种味道：感情用事而且容易激动——据说这种脾气同湖南人爱吃辣椒有关，当然周佛海也不例外。耶稣会的神父奥·布里埃是个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敏锐的评论家。他曾说过，虽然周佛海“并不是毫无优点的，但他却是个朝秦暮楚的家伙，老是定不下心来。”[47]正如我们上面讲过的那样，周佛海刚刚安下心来参加南京国民政府，他马上就开始考虑他自己背叛重庆政权是否明智的问题。日本人的专横早就使他气得要命。在战后周佛海以叛国罪受审时，周宣称他在对日战争的最初几年中“和日本人合作是为了使中国得到好处，而在战争最后几年则同中国人合作与日本人进行了斗争。”[48]审判周佛海的中国法官在宣布对周的最终判决时，肯定对周的这种辩解持有相当的保留。和对周的最终判决来对照一下，周的说法显然是为自己辩护的成分过多，不过，其中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周佛海很可能从未中断过同重庆的联系。不管怎么说，早在一九四二年周肯定就几乎每天都同重庆的代理人们保持着畅通无阻的接触。周通过两个秘密电台同重庆联系。一个台是向他的老朋友戴笠将军——国民党主管军事情报的头头——的总部发报联系；另一个台是同他另一密友顾祝同将军联系。当然周佛海并未设想日本人对他所进行的这些无线电联系会一点儿也不知道，所以他同一些日本官员澄清了这件事。起初日本人对这种做法表示极不信任，但周佛海设法利用了日本陆军与海军之间的矛盾，通过好友们的帮忙，终于得到了必要的批准。这位能说会道的周佛海甚至使日本人信服，这种电台接触有助于安排一项同重庆和平解决战争的办法。
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军部中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存在着两个秘密电台的事。[****]汪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冈田洋次海军少将就是少数几个知道有电台存在的人之一，同时他也是周佛海所信赖的盟友之一。[49]另外一个知情者就是金雄白，他大概算是周佛海在政治上最亲密的心腹了。金雄白感到周佛海最糟糕的错误是：哪怕是最小的事，他都要同重庆商量，这几乎已成为他的习惯了。例如，一九四三年末，周佛海在接受上海市市长一职的任命前就曾征求重庆的同意。显然重庆对周佛海的感情的照顾同样也很周到，至少在周佛海母亲死去这件事上就能说明这一点，因为重庆当时马上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周佛海。[††††]
据金雄白说，重庆在一九四三年末交给了周佛海好几项任务，这时正是汪精卫体力已不能胜任工作之前不久。周在开始执行他的任务时“情绪非常饱满”。这些任务包括：为国民党军队筹措军粮、任命重庆点头认可的人当省主席、保证南京的伪军一定不同效忠蒋介石的军队发生冲突、以及一般不乱花南京政权自己能掌握的资金（周当时除本职外，还兼任财政部长和储备银行行长）。[50]
在战争将近结束时，交给周佛海的任务就更加多了。一且盟军可能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时，周佛海就得负责在日军防线的后方协调抗日的暴动和起义。他再一次热情地接受了重庆给他的使命。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捞到机会来证明他对重庆的耿耿忠心，因为美军在太平洋的越岛战略取得成就加上原子弹的轰炸，排除了在中国大陆搞牺牲很大的登陆的必要性。金写道，要不是由于这个原因的话，“周本来是还有机会去显示他的重要性的”。[51]
即使如此，周佛海也还有“显示他的重要性”的余地。一九四五年初，许多在中国的人，特别是上海的企业和金融界的，巨头们都害怕帝国陆军一撤走，城市恐怕就会成为一片“焦土”。的确。象上海这个地下是一大摊烂泥的城市，弱点是非常之多的。电力的中断会使整个城市排水系统不通，接着几乎肯定会发生一场瘟疫。当然，这个城市也有可能被付诸一炬。美国外交官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报道说，“中国中央政府和傀儡的头头们都极力设法避免打一场会毁灭他们主要经济中心的战争，因为他们在那些城市里都拥有很多财产，而且许多人都还有家人和亲属居住在那里。”[52]谢伟思指出，日本人恐怕也很不愿意使上海成为一片“焦土”，因为对那里“大量的日本侨民以及巨大的经济利益，日本人是希望予以保护和保存的”。中国红军也许比国民党军队更易于占领上海的真正可能性，把整个问题搞得进一步复杂化了。在估计这些复杂的未知情况时，谢伟思最后认为，“中央政府、傀儡们和日本人之间有一种共同利益”。[53]事情完全是这样的。作为上海市——虎穴——市长的周佛海成了这种共同利益的关键人物。周于一九四五年初写道，他了解到蒋介石正在计划举行一次反攻，这大概是周与他的老上司进行的唯—一次直接的个人接触。他说，就他自己来讲，“我身处虎穴，因此帮助你进行反攻的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拖延时间，我们的准备就会不充分；如果我们匆忙行事则可能暴露我们的计划……对你的命令，我会优先执行。等胜利之日来到时，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你的严厉处分，那怕就是死也情愿”。[‡‡‡‡]
上海、南京以及其他长江沿岸和沿海的城市最后都由傀儡军和日军交给了蒋介石的军队，而没有交给共产党，不过整个过程完全不合乎常规，而且进行得并不很快。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同村宁次将军在日本投降三天之后，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对他的部队规定一项投降后的基本政策：在重建中国方面进行合作‘ 协助国民政府努力把中国人民统一起来；如中国共产党确有反日活动，那就“坚决予以惩办”。[54]
冈村命令他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他就是七年前汪记运动早期起过重要作用的那个今井——到湖南芷江去同国民党当局安排日本军队投降的事宜。当今井于八月二十一日在芷江下飞机时，他发现机场排列着美国和中国的士兵，都急于想看一看从被击败的日本派来的第一位军使是什么模样。今井之行以后，接着国民党陆军副参谋长冷欣于八月二十七日开始与冈村会谈。[§§§§]冷欣要求冈村进行合作，以便“接收”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青岛、广州与香港等八个主要大城市。冈村表示同意，但他指出他的军队在对付共产党军队方面已经遇到困难，而且将来也还会不断遇到困难，因为共产党军队也要求日军把武器和装备交出来。冈村建议冷欣尽早派出他们最精锐的部队去华北，因为华北地区的局势特别麻烦。他又说，他个人相信：虽然日本的将来是极端困难的，但是中国的将来——假定共产党的威胁被消除之后——则会是“和平而且宁静的”。[55]臼井指出，冈村—冷欣的会谈基调表明：与其说那是一次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会谈，还不如说是为了合作对付共同敌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朋友之间的会谈。[56]
当帝国陆军和傀儡政权的部队开始为他们昔日的敌人保全中国各大城市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在准备开始打一场为肘四年的你死我活的内战了。在上海的日军仍处于武装戒备的状态，甚至九月二日（日本投降十八天之后）到达上海的美国人还被他们抓起来了。[57]这事件发生在国民党军队开始大量开到上海和冈村宁次将军九月九日在南京签署投降文件之前几天。九月十日《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报道说，周佛海在使“傀儡军变成国民党”的过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德丁还写道，由于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怂恿，周佛海“在上海地区负起了‘维持治安’的职责，所用的军队据说还是一支相当强大而且装备精良的部队，而且现在仍然起着维持治安的作用。”[58]直到十月三日，周佛海才被抓起来，用飞机送到重庆去。同时被抓的是丁默村，汪精卫的社会部长兼（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的头头。
这时，正如冈村所许下的诺言一样，在华北的日军和共产党的军队发生了冲突，而不是向他们投降。九月九日美国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报道说，共产党接管冀鲁地区的企图受到阻挠，因为国民党的司令官们得到了傀儡军和日军的“增援”。赫尔利觉得，其结果是：共产党很可能转而北上试图控制平津地区，不过看来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因为日本人牢牢控制着交通线，使得共产党军队的调动很困难”。[59]
在九、十两个月中，美国大力帮助国民党这一边，提供运输机把他们的军队空运到华东和华北的主要地区。等到空运也不敷时，美国就派了五万名海军陆战队登陆，以占领青岛、天津、北平和秦皇岛等的港口和机场。这些交通中心不仅对控制华北是很重要的，就是对控制满洲国也是很重要的。（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早已占领了满洲，不准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秦皇岛于是成了华北地区离满洲最近的港口。）到了十月底（战争结束后约七十五天），美国驻天津的领事报告说，控制北平到秦皇岛这段重要铁路运输线的日军经常受到共产党的攻击。他的电报说，在这个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几乎完全靠前傀儡军和日本军队维持铁路沿线各城镇的秩序”。[60]
日本投降三个多月后，驻华美军总司令艾尔伯特·魏德迈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向美国参谋总长汇报说，“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不可能继续有效地解除日军的武装，其原因有三”：中央政府的军队被抗击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任务所牵制；国民党政府正使用日本军队来保护交通线及交通设施以对付共产党；要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其有实力的地区把日本军队解除武装，那末共产党军队就会开进来，不仅会接管日本人撤离的地区，还会把日军的武器和装备都接收过去。[61]
对于国民党、傀儡军和日本军队的勾结，毛泽东在延安曾加以严厉的谴责。在日本投降的两天前，他在一篇题目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新华社评论中大骂蒋介石：
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无怪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和与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
紧接着战争结束之后，帝国陆军的某些部队与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关系发展得特别亲密。[†††††]从阎锡山开始控制山西后的三十四年中，阎与蒋的关系最坏时（在一九三〇年）可以达到公开打仗，最好时也不过只是勉强共处而已。在战争结束时，阎坚决让国民党在山西的权力徒具形式。然而，对他的权力提出了真正挑战的是共产党。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共产党八路军的确已从他所控制的山西省夺走了一大部分地盘。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威胁，阎锡山在战争期间同日本人的合作是时断时续，及至一九四五年，这种威胁已经加剧，他就开始加强他和已被击败的敌人的联系。
阎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说服日资山西工业公司的总经理和公司的几个技术专家留在太原，帮助他在经济落后的山西省制订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62]这个公司的总经理（这时是阎的主要经济顾问之一）不是别人而是河本大作。正是这同一个河本大作在一九二八年（当时他是关东军的河本大佐）布置了暗杀张作霖将军的事件，而且是一九三一年满洲事变的煽动者之一。[‡‡‡‡‡]
战争结束六天后，阎锡山派他的女婿王靖国将军到临汾这个日军的重要据点，去同第一一四师团的师团长三浦三郎少将谈判一项协定：阎的军队不但不解除在山西日军的武装，而且还愿意同他们紧密合作以“防御”共产党军队。不久后，一支完全是日本志愿兵的队伍组成了一个特务团，并且开始了保卫阎锡山的山西帝国的战斗。[63]
阎锡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对于日本陆军的团结精神和军事传统异常钦佩。他聘请了一批日本军官在太原办了一个军事学校来训练他山西军的军官。日本人对这种盛情的邀请迫不及待地表示了同意。一九四六年初的一天，当阎锡山去视察他的部队（通常他总是由一位穿着帝国军服的日本将军陪同）时，他手下的一个中国将军领着集合起来的士兵高呼了一系列的口号。“中华民国万岁！”——等到激昂情绪过去之后，又高呼：“日本帝国万岁！”一位日本目击者显然很自豪地写道：“这是战后头一次公开听到‘日本帝国万岁’的口号，而且还是日本士兵和中国士兵一块高喊的。”[64]
战争结束十八个月之后，在太原的美国旅游者看到太原满街都是穿着阎军军装的日本兵，不过这些日本兵都在他们自己的指挥官指挥下进行作战。[65]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间，阎同共产党频频交战，当红军终于粉碎了阎对山西省的控制时，“日本士兵已构成阎军的主力了”。[66]当一九四九年四月最后时刻到来时，为阎锡山的事业最后卖命的就包括今村丰作将军的饿得半死、走投无路的部队在内。[§§§§§]
尽管这样，山西的情况毕竟是个例外。在其他地区，遣送日本部队的工作进行得很快。到一九四五年末，日本人在中国内战中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小。不过，某些有影响的帝国陆军军官明确对蒋介石表示，他们将竭尽全力帮助蒋与共产主义作斗争。例如，石原莞尔的一个忠实信徒辻政信大佐在一九四五年就表示愿意为蒋服务——他是“亚洲人的亚洲”的鼓吹者，对华北和满洲国日本人反共活动情况非常了解的情报军官。在战后年代里，帝国陆军军官中为蒋介石服务的最高级军官要算冈村宁次将军了。他是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的。战后，他的许多同事当时分别在马尼拉、雅加达、东京和其他城市作为战犯而受审判，而他却在为国民党政府应该在内战中采取什么战略的问题出谋献策。一九四九年一月，当上海的一个法院正式赦免不到七年前曾在华北搞“杀光、烧光、抢光”等三光政策的冈村宁次时，毛泽东愤怒地宣布，“我们老实告诉南京的先生们：你们是战犯，你们是要受审判的人们”。[******]
合作者的命运
至少早在一九四四年一月，重庆政府（在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就暗示过，“在可以说得过去的”情况下，某些汪政权分子将会得到宽大处理，甚至会得到赦免。[67]在战争结束后，这个预言得到了证实：大多数低级官员，甚至有些部长一级的官员，只是舒舒服服地被监禁起来，到一九四九年就被释放了。在被监禁期间，不仅准许这些“犯人”互相自由交往，而且还准许他们与外界自由接触。汪政权的教育部长李圣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他和他的狱友们“得到的印象是，国民党政府最初并不打算处死任何人”。他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处理缪斌妻子的问题上改变了态度。缪斌是新民会第一任会长，参加汪政权后任考试院副院长。一九四五年，他自称是重庆密使到东京去执行一项和平使命。究竟他是否真正代表国民党政府，谁也搞不清楚，不过（日本）最高战争委员会无论如何对此表示怀疑，于是梁的使命也就失败了。[68]据李圣五说，缪夫人“愚蠢地”公布了暗示重庆高级官员与她丈夫的和平使命有关的文件。李圣五解释道，“这些文件显然使某些人感到很尴尬，因而不久之后，缪斌、陈公博以及其他人的处决就开始了。”何炳贤说，他们是根据特别指示被处决的。[69]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合作者头头们的遭遇。
如前所述，周佛海尽管在战争接近尾声的那些日子里在上海为国民党效劳，但他还是被逮捕了。戴笠亲自照管这个犯人，并陪他一道口到重庆。周和他的家人一起被软禁在重庆。戴同周私交甚笃，而且也是周和重庆之间的主要联系人。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飞机失事丧命，这对周来说是很不幸的。戴之死对于周和其他汉奸的命运之不利，正如上述缪夫人公布文件所起的作用不相上下。（但还应指出，在这个期间，共产党报纸指责国民党政府迟迟不把汉奸们交付审判，这也许在迫使政府采取行动方面也起了些作用。）[70]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戴死后两个星期之内，政府就开始起诉。周佛海和缪斌是头一批被审判的。周被判处死刑，但蒋介石在他对这类案件颁发的少数几个特赦行政命令之一中把周减为无期徒刑。[71]特赦令宣称周在一九四四年重新效忠国民党政府。周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在狱中因心脏病死去。
陈公博害怕会被处死，于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就从南京逃到日本京都去了。他在那里躲藏了大约两个月，然后在十月里被解送回南京拘留受审。一九四六年春，他和汪政权的其他头子们在苏州以叛国罪受到公审。他极力为自己辩护，最后声称；汪政府没有哪一天停止过同日本人的斗争。他于四月五日被判处死刑，两个月之后被枪决。
维新政府的前主席、后来汪政权的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一度躲了起来，但后来同他的姨太太一起被抓住了，并在受审判后被处死。临时政府的头头、后来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于一九四五年在北平的一个监狱中等待审判时死了。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三年间也当过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揖唐是一九四六年九月被处决的。其他被处决的大头目中还有梅思平、林柏生和褚民谊。据金雄白估计，汪政权的军政头目中约有二千七百名被处决，另外有二千三百名（包括汪精卫夫人）被判处无期徒刑。[72]
有些合作者从未上过法庭就被民众团体处决了。陈春宇（报纸说他是日本驻杭州秘密警察的头子）就于一九四五年九月被群众抓住了，游街示众后，很快就被处死了。[73]不过，这类事件在乡村比在城市要普遍得多。在共产党军队解放的农村市镇中，干部们通常把当地的豪绅们抓来，进行简单的公开审判，摧毁这些豪绅们在农村的铁腕统治，为土地改革和日后的集体化准备条件。地主们最通常的罪状之一就是同日本人勾结。的确，这种罪状往往都是证据确凿的。许多富有的地主为了要保住他们特权的经济地位，毫无疑问是有亲日倾向的。总之，“解放区”的有产阶级面临以下两种选择：要嘛同敌人合作，要嘛向共产党打击富豪的政策投降。他们之所以选择了不爱国的办法也是不足为奇的。许多选择同敌人合作的地主往往在“人民法庭”上激起人们怒火般的义愤。
贫苦农民终生受到专制地主无数苦难折磨，而地主同敌人勾结给他们的折磨则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能还不是主要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关于山西省石墙村严惩地主的报道告诉我们，那些苦难和折磨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多得罄竹难书。在那里，地主为了从当地日本军队指挥官那里得到减免征粮的优待，经常（向他的佃户勒索必要的菜肴）在家里设宴招待日本军官；强拉壮丁到日本劳工队去干活；强迫妇女去满足日本军官的兽欲；总之，把日本人当作大棒来威胁任何敢于反抗他们在农村的铁腕统治的人。[74]考虑到贝尔登所讲的“诉苦会”往往是处决这些可恨的豪绅的前奏，看来村民们并不光是因为地主同敌人勾结这一条罪状而引起愤怒的。他们的愤怒没有针对地主的卖国行径，也没有指控地主有类似叛国这种罪名。与敌人的勾结只是被当作地主们为了加强千百年来对农民的残暴统治的另一条附加罪状而已，正是残暴的统治才引起农村广泛地对地主们愤怒地行刑。
在非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同敌人勾结的罪名有时完全被摆到一边去了。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要算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一年间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了。从一九四〇年起，爱国人士（特别是华侨中的爱国人士，而许多华侨的老家都在福建）就一直在批评陈仪的政府贪污成风、镇压成性，还批评陈仪不肯同日本人割断联系，不在全省进行全面抗战。[75]最后，蒋介石总算于一九四一年满足了那些要把陈仪撤换掉的要求，命令他到重庆去——可是，并不是使他丢脸或予以惩处，而是任命他为行政院秘书长。
一九四五年十月，福建人士又猛烈抨击陈仪是个汉奸，是“全省人民所鄙视的无法无天的军阀”。[76]陈仪被控为逮捕和处死千千万万抗日人士的元凶，还被控曾把南满铁路的人员请到福建去开发矿山等等。可是陈仪不仅没有被判为应对此负责，反而被任命为刚从日本统治了五十年之后解放出来的台湾省的省主席。这项任命的宣布激起了极大的义愤，福建和台湾人士象潮水般地纷纷写信到重庆，要求蒋介石重新考虑这项任命。曾在战后最初几年驻台湾的一个美国外交官写道，“这里有一股不满的暗流。现在日本终于被打败了。［国民党］政府同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结为盟国，嘴里不知讲了多少有关前途和改革的好话，可是现状却是这样。”[77]蒋介石对那些抗议置之不理，认定陈仪是最适合任省主席的人选，因为陈既有同日本打交道的经验，又有统治福建省的经验，而福建同台湾隔海相望，又是台湾岛上大部分居民的老家所在的省份。
陈仪在台湾一年半的统治使他更加声名狼藉。在大多数台湾人的眼里，国民党已从解放者变成了掠夺者。日本人对台湾岛的统治尽管是严峻的，并且经常进行镇压，但他们的统治至少是有效率的、不贪污的。台湾人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下还得到过一些好处（譬如，该岛居民的识字率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只比日本本土略低，比中国大陆则高得多）。台湾人很快就对他们的新统治者不感兴趣了，同旧统治者相比，新统治者是傲慢、无能有余，而在廉洁方面则远远不如旧统治者。[78]一九四七年二月，台湾人的不满上升成为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眼看就有爆发全面暴动之虞。这时陈仪乃下令镇压，其残暴的程度是岛上居民在日本人统治之下都从未经历过的。
等到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告一结束时，“好几千台湾人被屠杀了，其中包括人数不多但差不多全部受过现代教育、有行政经验、在政治上较成熟的台湾领袖们在内”。[79]魏德迈将军一九四七年八月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指出，台湾人害怕“中央政府为了支持南京的摇摇欲坠而又腐败的统治机器，正在计划血洗全岛，我认为他们的恐惧是很有理由的。……许多人都不得不承认，在［日本］的专制统治下，也许情况还会好一点呢。”[††††††]
[*] 雷马克是原籍德国的美国小说家，著名小说《西线无战事》的作者。——译者注
[†] 大东亚省是东条内阁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宣布成立的一个政府机构。东条内阁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其殖民统治，肃清被占领地区的一切抗日势力，搜括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满足日本垄断资本的欲壑，以继续进行侵略战争。该省成立后，原拓务省被撤销，外务省的部分权限亦划归该省。——译者注
[‡] 影佐调职数月之后，帝国陆军最出色的谋略家之一辻政信大佐去会见汪。通过译员交谈了一会儿后，汪就叫译员出去，开始和辻政信用笔谈的方式进行密谈，这是当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只会讲自己的语言时所通常使用的方式。汪对那些他不得不和他们一起共事的高级顾问和外交官员颇有怨言。他觉得他对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信不过，对此他表示悲叹。当辻政信问汪愿意挑谁当军事顾问时，他毫不犹豫地写上“影佐将军”。（见辻政信的《大东亚的两个领导人：石原莞尔和汪兆铭》第214页）
[§] 这份情报是一个名叫陈友仁的中国人通过兴亚机关转来的。这个以冈田吉政少住为首的机构，其任务是逮捕并扣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大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的中国要人。虽然有许多重要人物都被捕了，但最大的目标却逃脱了冈田的罗网：蒋夫人乘委员长派来的一架小飞机逃离了这个海岛。（明石祐冶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第156页引他和冈田的一次对话）
[**] 最高军事会议于一九四四年八月成立，把四大臣会议扩大到包括陆军参谋在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在内。
[††] 译者按：汪伪在日寇指使和支持下，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在伪国民政府下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共军事组织——“清乡委员会”。汪精卫自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兼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为秘书长，负责实际工作，攻击对象主要是新四军。（详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轮载唐生明的《我奉蒋介石命参加在伪政权的经过》第20—30页）
[‡‡] 美国陆军部估计，到一九四三年底为止，中国被占领地区（指日本最前沿据点后面的地区）的总面积约为三十四万五千平方英里；其中共产党控制了大约十五万五千平方英里，这些地区大部分是人烟稀少的华北山区，而日本大约控制了八万二千平方英里，其余的地方被认为是无人区或游击区（约六万七千平方英里）以及重庆控制区（四万一千平方英里）。所谓中国被占领地区的总人口约为一亿八千三百万人，估计居住在日本占领区的占七千万人，在游击区的有四千三百万人，在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的有五千四百万人，在重庆控制区的有一千六百万人。（见范斯莱克编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陆军部的一篇报告》第116—117页）根据一九四四年日本的调查，大约有五百六十万中国人居住在清乡方案所审慎挑选的目标地区 其中约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的人口被组织在保甲体系内。（见西谷省三的《在战争中的国民政府》第159—160页）
[§§] 见梅乐斯的《一种不同的战争》第59页。海乐斯对于美国未能充分利用许多愿意叛离南京的傀儡军队这件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特别指责艾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应对此错误负责。这也许有点道理，因为魏德迈于一九五一年在参议院武汉部队委员会作证时，在回答有关傀儡军队的问题时给人们以这种印象；他对于傀儡军队究竟指的是哪些军队竟连一点概念都没有，更不用说如何去充分利用他们了。魏德迈经过了努力的回忆，最后才想起来：在战争初期，是有些傀儡军队在“某个姓汪的将军”领导下曾有过一些活动。后来他又补充说，在他到达中国（一九四四年十月去接替史迪威的职务）后，这些傀儡军队就没有任何重要性了。（同上书，第490页；美国八十二届国会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听证记录”，第2300—2301页）
[***] 戴维斯把这个备忘录报送给罗斯福的特别顾问哈里·L·霍浦金斯，并在备忘录前加按语：“我想你会对讲到关于日本和傀儡们的那一部分特别感兴趣。”（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724—727页）
[†††] 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505—506页；同上编，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159一160页。一九四七年李济深逃亡到香港，两年后加人了共产党阵营。他在一九五九年逝世之前，担任过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几项重要职务。他的潜在合作者薛岳则始终未对李承担义务。尽管他与蒋介石一贯不和，却于一九四九年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中得到了一个职位。
[‡‡‡] 见巴莫的《缅甸的突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的革命回忆录》第338页。日本、中国（指汪伪政权。——译者注）、印度、缅甸、菲律宾、泰国和满洲国（指伪满。——译者注）等七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苏巴斯·钱德拉·博斯代表自由印度政府，作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
[§§§] 参看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见香港《春秋》杂志第一五九期第2页），也可参看作者在本书第503—512页的《参考书目说明》中对汪遗嘱可靠性的讨论。
[****] 周佛海把每天进行无线电联系的任务交给了两个经过严格审查的中国人。不过，他的审查显然还是不够严格，因为两人中之一的彭森木就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至少从一九三九年六月起，彭就已经在为重庆效劳了，这时彭在陪同汪和周去东京访问时担任翻译。（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05页及第250页）
[††††] 周佛海在收到他母亲死去的消息的当天就要尽人子之孝道，准备向上海新闻界发表讣告。当时金雄白劝周佛海等个时候再办，免得把与重庆有无线电联系这件事给暴露了。可是周佛海这个孝子却要金少管闲事，仍按原计划宣布了讣告。（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52页）
[‡‡‡‡]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70—271页。周的信是由国民党地下活动的头子蒋伯诚转交的。据说蒋介石收到了这封信，对于周持恭敬的态度印象很深。他本来想回周一封信，但有人建议，从政治上考虑，送一个口信比写回信更好一些。（同上书）
[§§§§] 译者按：庞镜塘写的《日寇投降后冈村宁次的一个反共建议》（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第58—60页）一文中，谈到冷欣曾亲自告诉庞本人关于冈村宁次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的反共建议。兹录于下：冈村宁次说，“中国的对日抗战是结束了，但今后难题尚多，主要的就是剿共的问题。这是中国心腹之患。我既受到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忠实地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驻在中国的完整部队还有一百几十万人，装备都是齐全的，趁现在尚未实行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力量。这是替中国着想。另一方面，我们的军队连同军队附属人员和散住各地的居留民，总共不下六、七百万人，骤然被遣散回国，不要说安置职业成问题，就是吃饭也大成问题。与其回去无法生活，还不如就在中国住下来好些。因此，我考虑的结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得到采纳。但事不宜迟，恐怕稍延时日，军心一经涣散，战斗力就不保险，要大大削弱了。”此文还揭露说，“冷回来后即密报何应钦请示，很快便得到蒋介石从重庆来电，要冷欣携带冈村的具体计划飞重庆当面报告。事后据白崇禧透露：冈村宁次的这份建议，深得蒋介石的‘嘉许’。”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直排版，第1137页、《选集》编者对“曲线救国”一词的解释是：“‘曲线救国’，是……实行降日反共的一种卑鄙手段……。国民党反动派指使它的一部分军队和官员投降日寇，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解放区，党称为所谓‘曲线救国’。”（见同书，第1140页）
[†††††] 译者按：关于阎锡山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情况，可参阅《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第158页赵瑞写的《阎锡山通敌叛国罪行纪要》一文。
[‡‡‡‡‡] 军阀张作霖，又称老帅，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八年是“东三省”（即满洲）的统治者。当日本最初插手这个地区时，日本人发现张作霖还是日本扩张主义计划驯服的合作者。可是到了一九二八年，他变得不那么顺从了。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在河本大佐所策划的事件中炸毁，几天之后张就死了。一九三二年河本离开了军队，当上了南满铁路的董事。
[§§§§§] 今村将军宁可服毒自杀而没有投降共产党。阎也表示他宁可服“毒茶”也不投降共产党。《生活》杂志（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41页）登载了阎锡山怎样向人显示一盒子氰药片，说是为他自己和他的一家人自尽准备的。不过，他最后找到了一条既不投降又不自杀的道路：他与蒋介石和解了，并于一九四九年底同蒋一起逃到台湾去了。他于一九六〇年死在台湾。（见唐纳德·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第287—288页）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直排版，第1399页。一九四九年辻政信和冈村宁次回到日本。冈村在退伍军人组织方面积极活动，在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后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辻政信于一九五二年当选国会议员。他于一九六一年到河内为《朝日新闻》采访印度支那战争新闻时神秘地失踪了。
[††††††] 见美国国务院统的《美中关系》第309页。蒋介石不能再无视反对陈仪当省主席的抗议呼声，于一九四七年四月把他召回南京。一年之后，陈仪被任命为浙江省主席。一九五〇年初，蒋介石下令处决陈仪，理由是：陈仪是个共产党阴谋家！
[1]见约翰·梅基的《一八九四——一九六〇年间在远东的冲突和紧张局势的主要文件》第105页。
[2] 见 唐纳德·基恩的《日本的作家和大东亚战争》（载《亚洲研究杂志》一九六四年第二十三期）第212页。
[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68—171页。
[4] 同上书，第168页。
[5] 同上。
[6]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29页。一九七〇年我访问今井和冈田洋次海军少将时，他们认为影佐当时的调动并非出于政治原因。
[7] 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第二卷第169页。
[8] 同上书，第167页。
[9] “对华新政策”不是正式全称，其正式全称是：《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全文载日本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580—581页。今井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281—284页有所述评。
[10]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一九六三年二——四月，第一一三——一一五期）第一一三期第49页；另见访问山崎重三郎的谈话记录。
[11] 见访问山崎的谈话记录。
[12] 见明石祐治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未发表的手稿）一文。关干薛岳，见沃伦·科恩的《谁在湖南抗日？——对中国为战争所作努力的几点看法》（载《亚洲研究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二十七期）第113—114页。
[13] 明石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第17页引了畑俊六将军在他未发表的《畑俊六日记》中的记录。
[14] 实例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二年第四卷第212页；另见埃德蒙·克拉布的报告，载上书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786页。
[15] 见明石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第63页。
[16] 见唐纳德·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第11页。
[17] 上书第236页引了《字林西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的评论。
[18] 同上书，第272页。
[19]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171—172页。关于“对伯工作”的文件，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449—521页。
[20] 见平野礼次的《满洲阴谋家：河本大作的灾难的足迹》第199页；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第282页从上书引了这一情况。
[21] 见田中隆吉的《日本战败的原因大白：军国主义者飞扬跋扈的真相》第18页；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第280页从上书引了这一情况。
[22] 见高□满俊的《鼓吹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人：佐野学与锅山贞亲》第166页。
[23] 见明石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第68页。
[24] 见今井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327一328页。
[25]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85页。
[26] 见李恩国的《汪精卫的晚年经历——特别是有关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间他的国民政府对日合作的问题》第176页。关于模范区和保甲制的论述，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61—67页，210—212页。
[27] 见莱曼·范斯莱克编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陆军部的一篇报告》第121—122页。
[28]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75页。
[29] 见汪精卫的《汪主席献给日本天皇的纪念文章》。
[30]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估计数字，载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222页。范斯莱克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陆军部的一篇报告》第96页引美国陆军部的估计数字。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94页，估计正规军人数为六十万人。
[31]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88页。
[32] 同上书，第210页。据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128—129页载，这些将领都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
[3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10页。
[34] 见格雷厄姆·佩克的《两种时代》第573页。
[35]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160页；另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94页。
[36]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199页。
[37] 同上编，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510页；另见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472—473页。
[38] 见林沃尔特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致高斯的报告，载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151页。
[39] 见格雷厄姆·佩克的《两种时代》第580—581页。
[40]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47—153页。
[41]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161页。
[42] 同上编，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 151页，414—415页。
[43] 见巴莫的《缅甸的突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的革命回忆录》第345页。
[44] 同上书，第338页。
[45]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二〇二章。
[46]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8页，第376—384页。
[47] 见布里埃的《一八九八——一九四八年五十年中的中国哲学》第21页。
[48]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64页。
[49] 访问冈田洋次的谈话记录。关于秘密电台的叙述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五十七章。
[50]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15页等。
[51] 同上书，第217页。
[52]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52一53页。日期是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53] 同上。
[54]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第188页；另见今井的《近代的战争》第364—368页。
[55]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第189—190页。
[56] 同上书，第190页。
[57] 见梅乐斯的《一种不同的战争》第531页。
[58] 见《纽约时报》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第4页。
[59]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553页。
[60] 同上书，第599页，原文中“日本军队”有括号。
[61] 同上书，第663页。
[62] 见条野的《山西独立战争记》（载青地信编《大陆梦》）第281—282页。
[63]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第197—198页；另见今井的《近代的战争》第378页。
[64] 见条野的《山西独立战争记》第298页。
[65] 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第285页，引《纽约时报》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和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的两篇文章。
[66] 同上书，第286页引了平野礼次的《满洲阴谋家：河本大作的灾难性的足迹》第210页。
[67]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319页，第333页。
[68] 见韦斯利·菲谢尔的《日本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和平攻势》（载《远东季刊》一九四九年第十三期）第387—397页，另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74—180页。
[69] 访问何炳贤和李圣五的谈话记录。
[70] 例证见《纽约时报》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第18页。
[71]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455一456页。金认为周佛海的朋友陈布雷安排了蒋与周佛海的两泪汪汪的妻子见面后，蒋就发了善心。
[72]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490页，引了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73] 见《纽约时报》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第5页。
[74] 见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了全世界》全书，特别是第三十章。另见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
[75] 明石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第74—8l页，记述了陈嘉庚（南洋华侨总会主席）发动的打倒福建省主席陈仪的运动。关于陈嘉庚和陈仪的生平，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165—170页，第25l—254页；以及乔治·克尔的《福摩萨被出卖了》第53—56页。
[76] 见《纽约时报》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第2页。
[77] 见克尔的《福摩萨被出卖了》第56页。
[78] 见马克·曼柯的《死心绝望的海岛——台湾》第2页。关于叙述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成就的著作，见江藤信吉的《台湾历史梗概》（载马克·曼珂编的《今日的台湾》第43—58页）。
[79]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253页。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虽然选择足以反映现实的名称是费事的，一但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开始被轰炸的时候，中国事变就演变成大东亚之战了。天皇在日本帝国对美英两国宣战的诏书中声称：正是美英之“庇荫”，重庆政权才能坚持“兄弟阋墙而不悔”；而且还说“长此以往，帝国多年安定东亚之努力悉归泡影，帝国之存在亦濒于危殆。事既至此，帝国现为自存自卫计，惟有蹶然跃起，冲破一切障碍，岂有他哉！”[1]
唐纳德·基恩描述了日本知识分子听到战争扩大的消息时情绪高昂，欢欣鼓舞。由于写作了记述中国战场的战争日记而被国际上誉为日本的埃里克·雷马克[*]的火野苇平报道说，当他听到广播时，竟情不自禁地幻想横扫东亚的情景。“我相信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种感情的……。我就不相信有谁在听到宣战的圣旨后，会不感动得热泪奔流。”以托尔斯泰派基督徒及善邻信仰者而闻名的小说家武者小路实笃，为这次战争将能给亚洲人以机会，把本国的英美势力撵走而欢呼，并对于丘吉尔和罗斯福竟“愚蠢”地以日本为敌表示惊讶。[2]
汪政府可并不这样想。珍珠港的消息使他们大吃一惊，日本决定和美英开战事先并没有同他们磋商过，大多数官员一直都以为日本打苏联的可能性比“南进”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汪政府的一位成员金雄白回忆说，之所以会那样判断是有很多理由的：日本和俄国是世仇；在中国事件期间苏联给予中国的援助比其他国家都多；日本陆军急于为张高峰和诺蒙坎两次败北报仇雪耻；反共是近卫颁布的三原则之一，而且反共被认为是“日本政策的核心”；德国向日本施加强大的压力，要她进攻苏联并停止刺激英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深信德国会从欧洲东进，日本则从太平洋西进，发动对苏联的庞大的钳形攻势。人们肯定很自然会这样想：对日本来说，这样干的前景当然比她十二月七日实际上是轻率地进行冒险会更有吸引力一些。[3]正如汪精卫夫人在战后被判为叛国罪时所说的，如果日本将炸弹投到西伯利亚而不是投到珍珠港的话，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将会完全不同，而汪政权也就可能不会失败。一位中国国民党的外交官从不同的角度看这问题，他曾对一位美国同行说，“你们的珍珠港日就是我们的对日胜利日。”[4]
金雄白回忆了当他听到十二月七日（在远东则是十二月八日）的消息时的复杂心情。一方面他感到这是中国自开始抗战以来的第一次“曙光”，因为日本“造成了使自己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而中国最终将从日本进攻美国的失策中得到好处。在另一方面，他当时也看到了一幅暗淡的前景；“要是他们（日本人）打赢了，他们将会变得更为妄自尊大，并将对我们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是一旦他们开始失利，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将会越来越多。”为此他很担心。[5]
到了一九四二年初，金雄白和汪政权其他人的担心看来得到了证实，这时东条政府正开始要求设立一个大东亚省[†]。外相东乡茂德正确地指出，这样一种机构将会激起中国的对抗情绪，但是他的反对并没有起作用；还不到年底他就辞职了，而那时新成立的大东亚省则已开始办公了。被认为是汪政权的朋友和支持者的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被召回了，由一个被认为是东条将军唯唯诺诺的应声虫谷正之所接替。此外又分别将汪政权的军事和民政首席顾问影佐和犬养召回。当犬养把基本条约谈判的情报泄露给了西园寺公一和尾崎秀实时，他几乎被卷进了尾崎—索尔格间谍案。影佐被召回的原因倒不那么清楚。犬养认为，东条政府对影佐不满并将他调职的原因是由于他对汪的态度“大慷慨”了，但有些人则认为他的调动仅仅是陆军正常的职务轮换。[6]无论如何，当时已升为将军的影佐先是被任命为驻在满洲国的一个野战部队的部队长，后来被调到南太平洋的拉布尔，他在那里度过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负有防守那个要塞的不光彩的任务，而盟军在采用越岛战术时绕过了这个要塞。汪对将他所信赖的影佐从南京调走感到不满，并让日军知道他的不满——可是那也白搭。[‡]
在一九四二年这一整年里日本一直要求汪参加它对美、英的战争。汪的条件是废除他所厌恶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基本条约，包括所有的秘密协定和附件，而这些协定和附件则曾使汪与日本的合作蒙受巨大耻辱。他的条件最后得到了满足，汪政权乃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对盟国宣战，接着于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由汪和谷大使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来代替基本条约。甚至在此协定生效以前，日本就已开始放弃一些对中国主权最明显的侵犯行为：交还了汉口、天津、厦门及其他城市的日租界，一九四三年六月日本同意让汪政府接管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权。
没有什么必要对新条约和有关归还租界的各项协定加以详细的叙述了。因为事实是，尽管把上海公共租界交还给中国管辖可能是汪政权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可是由于迟迟才交还，所以不论对汪政权的生存或对日本在许诺一项新秩序方面的信用，都产生不了任何重大的影响；何况，首先放弃在中国的条约权利的是盟国而不是日本政府。一九〇三年的中美条约就作了这项许诺，但直到一九四二年十月科德尔·赫尔国务卿才最后将条约草案交给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履行了该项许诺。虽然重光葵认为日本早在一九四二年年中就考虑采取这项行动了，[7]但正式废除一个世纪以来的不平等条约的荣誉都必须给予美国和英国，因她们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都同重庆政府签订了条约，结束了她们在外国保有国中之国的特权。
重光在他的战后回忆录中指出，日本宣布废除她的某些特权的时间不仅仅是迟了几个月，而是迟了整整六年。他写道，要是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就采取了这样的步骤，那就不会发生中日战争了。[8]对此，我们可以补充一点，这种灵活的程度只要早三年提出，就会使汪政权的声望大增，但此时已为时过晚，无济于事了。要是在那紧要关头，即一九四〇年春在美国动用其武装力量去保护蒋政权之前签订这么一项条约，那末，在使日本所许诺的新秩序显得有一定的诚意和荣誉的同时，也会使汪蒋之间的斗争变得对汪更有利一些。一九四三年日本的让步虽然满足了汪，但对支撑他的政权已起不了多少作用，而且也太晚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御前会议通过了一项“对华新政策”。[9]日本之所以决定采取对华新政策，是她迟迟不对中国作出友好和尊重中国民族感情的姿态的另外一个方面。这项政策于一九四三年初由大陆的派遣军司令部以所谓善意援助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重光葵的杰作。[10]正象这项政策的名字所表明的，政策的这种改变说明军方认识到：它对汪政权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等于是对纯属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现在对中国行政机关只提供间接的帮助，这就意味着特务机关的结束。人们瞧不起的特务机关被联络部所替代。从特务机关到联络部的转变不光涉及到官僚机构名称的改变而已。还对军官们发出指示，要他们停止对中国公民和政府官员使用粗暴或傲慢的语言。与以前相反，将采取一种以“援助、建议和指导”为其特点的低姿态的新办法。据一位前军官说，军方并没有主动采取这项政策。
谁是这个政策的后台呢？我们不能肯定，但是我们相信这是天皇的意旨。如果这个命令只是来自军方，它是影响不了日本军官们的想法和习惯的。但如果通过大本营的口说：天皇的意愿要求我们应该对中国人更尊敬一些。那才会对我们起很大的影响。即便如此，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一夜之间就变了过来。变化必须逐步实现……要是早就这样做了，那该有多好。过去五年或五年多我们一直采取强硬政策……比方说，要是我们在汪政府建立之时就改变了做法，那该有多好。共产党人不正是在汪政府成立后的那段期间变成如此强大吗？[11]
在承认汪政权之前和之后，日本一直因为没有能够制定一个前后一贯的、统一的对华政策而感到烦恼。一些日本领导人不断地呼吁同蒋介石和解，而比较少的一部分人则极力主张加强南京政权。但是帝国陆军不变的野心——“幻想”一词或许更恰当——是要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别和割据斗争一举而征服敌人。帝国陆军由于有一个效率极高的情报网，所以才能够获悉国民党阵营内某些有势力的地方军事将领有任何不满的迹象。不过，知道他们有不满情绪是一回事，但要从中得到好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帝国陆军总是断断续续地把蒋介石的军队将领之间紧张关系加剧的希望，集中寄托于一份给人印象深刻的将军名单上。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龙云、张发奎和刘文辉以外，这个名单还包括：广西的李济深、陕西的刘建绪、广东的余汉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以及一大批师长。[12]
到一九四四年一直担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是颇受注意的对象，不仅因为他在政府中据有要职，同时也因为不断有情报说他快要在重庆的领导层中挑起分裂。根据一份情报，一九四二年初确实曾发生过分裂。[§]这份情报不仅指出何以及一些其他将领在战时首都组织了一个和平集团，而且还说他们“和南京政府一起合谋迫使蒋流亡到印度或伊朗去”。这以后，何及其追随者打算和汪精卫达成协议——这不过是他们自己想接管南京政府的一个序曲而已。[13]日本人之所以相信这些有关何应钦的报道是依据以下的事实：他大概是重庆反共将领中最积极的一个。他是制造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发生冲突的主要策划者，这一冲突象征着统一战线开始崩溃了。何将军对共产党所持的“顽固态度”在重庆的美国外交官中是很闻名的，这些美国外交官对他公开主张不加强对日作战是非常关注的，因为他怕把战后必需用于消灭共产党的兵力被消耗掉了[14]。而且日本人从周佛海那里得悉，何坚信，日本要是被彻底打败的话，战后的中国必将完全附属于美国，因此他曾“派人与周接触，试探同日本单独媾和的可能性”。[15]
日本另一个重要的注意对象是北方的军阀阎锡山。没有其他中国领导人能比阎锡山（当了山西省将近四十年的土皇帝和省长）更能说明在二十世纪中国某些人士对日本的爱和憎的复杂感情。阎是东京士官学校一九〇九届的毕业生，他对日本的进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中国时，他对日本掌握诸如X光这样的先进技术（他在日本医院治病时有亲身的体会）和对他们废除旧的社会习惯（如把牙齿搞得很黑）的积极态度极为钦佩。但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他对日本的钦佩……被他对日本威胁中国独立的认识所冲淡了”。[16]
满洲事件后，阎对国民党政府不愿坚决采取全国抗战的政策公开表示遗憾。他的部队对一九三六年日本指使满蒙军侵略绥远省所采取的坚定立场，促使《字林西报》评论道：“许多人相信，阎锡山在绥远抵抗日本的进犯使很大一部分中国人都站到阎的一边来了，这是史无前例的。”[17]芦沟桥事变后，阎邀请共产党的八路军进入他的山西省协助他抗拒日本的侵略。他保卫太原的意志是如此坚决，以致连本身是以勇猛著称的朱德将军也指责阎采用“自杀战术”来抗日。[18]
但是到一九四〇年间，日本却深信她能够通过发动一个名字叫做“对伯工作”的重要行动计划就可以把阎将军吸引到她这边来。田中隆吉少将是该行动初期的主管人，他和阎从一九二八年以来就是朋友了，当时日本人在阎和他的主要对手冯玉样的军阀斗争中支持了他。[19]看来日本的希望是根据：阎对重庆不供给他军火不满；阎对他在八路军中一度是同志的人日益冷淡。阎和共产党在山西的合作逐步崩溃，及至一九四四年，双方的军队就公开磨擦起来了。虽然阎欢迎——并且显然也接受了——来自日本的援助，但这一行动的主要目的，要阎发表一个支持日本的宣言，却没有达到。[20]根据田中说，阎认为日本海军一九四二年春在中途岛海战中已丧失了战斗力，这就预示着日本终将战败。从此，间便，“不愿意因成为（日本）的同盟者而有损自己的名誉了。”[21]
另一个行动也值得一提，哪怕只是由于它本身很离奇古怪。一九四四年参谋本部的一个情报官员小组（其中有晴气庆胤大佐——他是曾经帮助组织声名狼藉的上海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的特务部头子，现已提升为中国课课长——和情报局局长有末精三少将）和两个属于参谋本部的文官。他们建议向延安共产党提出有无可能单独和平解决的问题。这两个文官是佐野学和锅山贞亲，都是日本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他们两个人都曾因过激行动于一九二九年被捕并于一九三二年被判无期徒刑。一九三三年，这两人改变了他们的共产党观点，宣称日本共产党“反人民”、“脱离群众”、只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宣传机构”而在左派世界里引起了国际性的轰动。[22]尽管他们采取了合作的态度，但直到一九四三年他们才被从监狱里拜放出来。那时，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的知识——他们对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和苏联方面的任务有丰富的经验——为陆军参谋本部所赏识，因此很快就被指派为文职官员。
一九四四年春锅山被准许前往华北两个月，去调查共产主义运动。他回到东京后向情报局提出报告，主张同延安共产党人进行和谈。他在报告中说，延安政权是一个独立政府，拥有领域明确的根据地。锅山的论调与消息灵通的美驻华外交官差不多在同时送到华盛顿的报告的腔调相类似，指出“延安政权是深受人民尊敬和拥护的廉洁的、不贪污的政府”。[23]锅山的结论是；虽然不能无视莫斯科对陕西苏区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日本也应该与延安进行直接谈判。令人难于置信的是，看来参谋本部事实上竟被锅山的建议所打动，并作出了执行这项建议的计划。该部显然忽视了以下这一明摆着的事实：延安的存在就是依靠它成功地动员了爱国的抗日运动，任何想与延安谈判和平解决的计划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锅山计划也许比其他方案都更加强词夺理一些，它只不过是旨在从日益加深的危机中把帝国挽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行动计划之一而已。
中途岛、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马里亚纳群岛——这些地名标志着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帝国逐步陷入灾难。一九四二年中开始的争夺瓜达卡纳尔的战役，三个从中国调去的师团都被歼灭了。从这时开始，每当在太平洋进行一次大的战役，都迫使日本重新调拨部队和供应，从而削弱了她在中国大陆的力量，并且促使东京重新考虑同中国和平解决的条件。可是，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日本人在同中国领导人谈判时所持的态度反映了日本单方面决定和平条款的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即使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塞班岛失守促使东条内阁倒台并使日本本土处在美国轰炸机航程范围内，日本的和平谈判代表仍在坚持强硬的条款，这种态度和他们的国家已陷入无可救药的局面是完全不相称的。
例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当美军已作好在菲律宾登陆的准备时，已退休的宇垣一成将军受新首相小矶国昭之托亲自去中国进行和平谈判。但在宇垣起程前六天，新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于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所决定的和平条款注定了他的使命非失败不可。一方面给重庆一个刺激——把香港的主权交回给中国，另一方面新的和平条款在日军从大陆撤退的问题上留有余地（只是在英美的军队撤退后才付诸实施），同时仍旧一如既往，坚持满洲国得维持现状。[24]小矶首相以一种近乎荒谬的和解姿态建议说，宇垣可以答应给重庆“某些南方领土——例如法属印度支那”，以顶替满洲国。[25]不用说，宇垣的提议并未引起重庆作出反应。
这时，对汪的改组国民政府来说，如果不是取得了一个独立政府的实质的话，也算缓慢地取得了一些表面的东西，使汪满意的是一九四二年底颁布“对华新政策”之后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些东西中汪最感兴趣的一项是“清乡运动”[††]这运动从一九四一年七月就开始全面开展了。这运动的目的在于建立清除了共产党游击队并全面恢复了经济生产力的“模范和平区”。
为了在这些地区取得必要的社会控制，汪政权退回到古老的连坐制度，即所谓的保甲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第一步是审慎地核查人口并建立基层单位：每一家庭为一户；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各级的领导都是指定的，授予职责和权力并建立地方民团。每个地区都设有封锁和检查站。颁发身份证，一行一动都要求有通行许可证。每一家都得在家门前挂上牌子说明居民的情况。
当“清乡”制度执行得好的时候，它对游击队的渗透是个强大的障碍，也对居民行动加强了控制，而且甚至是个控制思想的机构。然而清乡的意义还不止于是恢复法律和秩序而已。汪希望清乡委员会可以促进模范和平区的经济恢复，所有模范和平区主要都是根据它们经济繁荣的程度挑选出来的。大部分的模范和平区都在江苏、安徽和浙江等省，这些省是南京政权控制最紧的地区。[‡‡]比方说，第一批开始搞清乡运动的地区就是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沪宁杭三角地区。人们都说，清乡地区包括那些“一季熟就足够供应大部分中国人的吃和穿的地方”。[26]
由于各种原因，清乡的计划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首先，汪虽是清乡委员会的主席，但他很不明智地把日常工作都交给一个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著名的七十六号的）李士群去管，李直到被毒死时一直担任该委员会的秘书长。此外，由于对日本获得胜利丧失信心，老百姓对南京改组国民政府的货币极担心，于是就开始囤积物资。美国陆军部一九四五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囤积食物和其他物资的情况，在日本占领区比重庆政府的地区更厉害。一九四三年起日本占领区的通货膨胀开始与重庆管辖的地区不相上下……到一九四四年达到了极为严重的阶段；从那以后它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重庆睿辖的地区。”[27]
交通工具不足也削弱了清乡计划。车辆损坏，共产党破坏铁路运输，美国飞机对铁路桥梁和码头的轰炸，阻碍了中国的货物流通。此外，某些清乡技术虽有成果，但却对农村的生产起了预期不到的影响。例如，封锁和检查站对控制土匪和游击队的渗透是有效的，但同时也妨碍了城市与清乡地区的农村之间的物资交流。在分发交流许可证和通行许可证方面，官僚主义作风和无限制地拖延也与导致清乡计划的失败有关。
执行清乡计划的许多职责是掌握在南京政府的军队手中。根据“对华新政策”，防守占领区的任务很快就由帝国陆军交给了南京政府的军队。但南京的军队只起维持治安的作用，并没有协助帝国陆军去和盟军作战。据一位南京政府的宫员说，汪的确拒绝让哪怕“一兵一卒”去与日本并肩战斗。[28]汪在给日本天皇关于他的政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备忘录中说道，他打算以宣战的方式来告诉重庆：他的南京政府拥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并且士气也很高，与重庆所宣传的完全相反。[29]
据多数人的估计，南京的武装力量在高峰时的总兵力为九十万人，正规军以及地方和各省的非正规军各占一半。[30]除了只是在纸上存在的空军之外，南京政府还拥有日本赠送的“几条小舰艇”——这就是由汪的连襟海军部长褚民谊所统辖的“海军”。陈公博和周佛海都认为对褚的任命是不折不扣的轻率行为。[31]
汪的正规军中有许多（也许有大部分）都是叛离国民党的分子。他们中许多人是跟孙良诚、李明扬、吴化文、郝鹏举、庞炳勋和张兰峰等一块儿投降过来的。[32]据汪政府的一个成员说，这些参加南京政府的将领们可分成四种类型：一、自认为是国民党军队中互相倾轧和角逐的牺牲品；二、受到日本和共产党军队的两面夹攻，投靠汪以求生存者；三、实质上是国民党军的编外军队，缺少力量，备受歧视者；四、发现帝国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之间武器的质量和数量都悬殊太大因而完全丧失对抗战信心者。[33]
如果有从重庆方面过来投降的军队，南京的部队通常是欢迎的，但反过来则不然。蒋对向他投降或宣布归顺他的傀儡军总是非常怀疑，因而许多汪的士兵本来可能准备投蒋的都投向延安去了，而延安则对他们表示欢迎。吴化文将军的情况最足以说明问题。吴有一个时期曾指挥过山东的第三绥靖区，先叛离重庆投降南京，后来为了保存自己，又一次向重庆表示效忠，但蒋介石却不相信他，最后吴的部队“被迫”参加了共产党。满洲国部队的许多士兵也相似地加入了红军队伍。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傀儡军和国民党军之间的界限往往不是很清楚的，虽然许多将领并没有象吴将军那样具体地公开宣布他们效忠的态度。到一九四四年中帝国陆军进行有名的“一号攻势”的大规模进攻时，大部分前线是稳定的，对双方许多士兵来说，在相对平静的五年间，战争成了“官样文章”。这种官样文章的战争在所谓的无路区着得最清楚了，这些地区构成了南京的中国和重庆的中国的边界。一个美国官员描绘了华南这种“边界”地区之一的生活状况：
这“无路区”纵深大约二十英里，周围是美丽的稻田，部队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军官和他们的家属带着佣人住在征用来的农舍里，这些农舍是既大又好，而且又在如此富饶的地区。他们都从事走私或征收走私税而发财致富了。通过这条边界线所进行的贸易是经常不断的，他们运出大米、盐和各种原料，运进衣服、香烟和奢侈品。一个狡猾的商人只要通过前线到后方走一趟就能赚到五倍的利润。[34]
国民党军队与南京军队间不断地保持友好，其结果往往对国民党军队比较有利。美国海军情报军官米尔顿·梅乐斯中校对于傀儡军队竟心甘情愿地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表示很惊讶：
关于中国傀儡军队为日本人执行许多任务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一些。在占领区，差不多都驻有这类由他们自己的军官指挥的军队，有时还让这些军队负责维持某些日本控制区的秩序，或让他们执行其他与此相类似的任务。当然，这些军队的粮的都是日本人供应的，所以他们并不是不愿意为日本人效劳。可是，他们又都是中国人，内心里总还保留了许多效忠本国的想法。我问过（一个姓曾的上尉），这些傀儡军是否总是愿意合作……。曾上尉回答说：“噢，是愿意的。当然，他们对日本必须十分谨慎小心，但有时在他们感到是很保险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会邀请我们去赴宴。日本人给他们钱，当然希望他们会忠诚老实，但是日本人也派任务给他们，如果在他们的防区发生了骚动事件，日本人就处分他们。所以，要是他们不按我们的要求办事，我们只用进人他们的防区打它几枪——这就足以证明发生了一些骚动事件，于是日本人就会替我一们去处分他们。这真是个绝妙的办法。”[§§]
美国官员们对那种行为是密切注意的，因为他们有必要去判断某一将领是否值得支持，而那种行为既使他们莫明其妙又使他们震惊不已。对于顾祝同将军（统率国民党第三战区——浙江地区——所有部队的司令长官），职业外交官约翰·巴顿·戴维斯的评价是：“并非特别不忠诚——也不特别忠诚——因为他同日本人做买卖忙得不可开交。……他对商业的兴趣超过了他对军事或政治的关心。”[35]从一九四二年起，顾祝同实际上同在南京的周佛海几乎从未中断过联系。
美国观察家们常常发现，许多国民党将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此，“醋”乔治·史迪威将军曾大骂过——非常不乐意把他们的部队投人战斗。那时，部队的军粮、军饷、枪枝、汽油和各种军需供应品都是按照部队的人数来配给的。部队人数成了衡量一个将领的财富的标尺。它不仅决定着某一将领的军事地位，也决定着他的政治威望。要是他的部队满员无损，他就能既有钱又有势。只有鼠目寸光的将领才舍得让自己的部队去同敌人拼，去博取眼前的荣誉而冒日后永远丧失政治地位的风险。将领们不乐意与日本人作战是可以理解的，而日本人则欢迎而且鼓励这种态度。虽然不应指责所有的国民党将领都是按兵不动的，但是那些非蒋介石黄埔嫡系集团的将领们肯定非常了解他们自己的处境，总是设法避免打仗，以保存他们的军事实力。要做到这一点往往需要有机灵的手腕。例如，统率广东省在占领前所有国民党部队的广东将领余汉谋，由于他“对日本人采取谨慎的策略”，既避免了同日本人公开合作，又做到了“使他的七个师基本完整无损”。[36]
无论怎么说，采取这种“谨慎策略”的并不是只有那些“非嫡系”的将领，甚至可以说主要并不是他们，而是蒋介石自己圈子里的将军们。而且，这种在大多数时间都普遍存在的谨慎策略，到了一九四四年五月开始的六、七个月里简直成了流行病了。就在五月份，在孤注一掷的“一号攻势”的冲击之下，国民党在长沙的防线被突破，中国军队开始向印度支那边境方向溃逃。到了十一月，日军已推进到通向边境的走廊地区，并在途中占领了美国在中国最大的基地——桂林。节节胜利的帝国陆军然后移师西指，越过了贫瘠的贵州省，向该省省会贵阳推进，有直叩重庆周围之势，这时中国的阵线最后才算守住了。在“一号攻势”于十二月份达到高潮的前夕，国民党军队损失了差不多五十万，八个省及一亿以上的人口沦于日本人之手，其后“一号攻势”才开始减弱。正是在这灾难性的几个月里，重庆政府即将垮台或者被李济深将军领导的政变所推翻的传说广泛地流传了好几个月。李是广西的一个军阀，长期以来都是反蒋的。此外还盛传将会出现最常见的那种“谨慎策略”之类的合作局面。
虽然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对以下来自许多途径的大量间接证据则完全不可能视而不见：据说蒋介石被李济深分裂运动的日益得势吓得要命，以致他自己都在打算越过采取谨慎策略的阶段同日本人合作。“一号攻势”恰恰在李济深将军和薛岳将军控制的地区之间穿过，打开了一条很宽的通道，而薛岳当时正在考虑是否将他的一支强大力量——十二个师——去支持李济深。至少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蒋介石对于尽力抗阻日军前进的李、薛二人是既不支持又不给增援的。谁也不能指责美国驻重庆的大使克拉伦斯·E·高斯有偏袒李的分裂运动的倾向，因为他命令他的下属不得给该运动提供它赖以生存下去的美援。他于一九四四年八月电告华盛顿：“我们的意见是，李和他的同僚们认为他们的运动的发展，已使得他们没有必要采取任何行动来保卫（东南）地区不被日本占领，中央政府显然不打算保卫该地区，也不打算给当地部队以给养和装备去保卫该地区。”[37]
李将军的朋友们、共产党人以及流行的传说都认为，蒋介石比不给他的潜在对手们以帮助走得更远。美国领事阿瑟·林沃尔特从李济深的老根据地桂林报告说，据称蒋介石曾经“要求日军摧毁薛岳统率下的第九战区的部队，他认定薛岳策划了反对他的阴谋……。同蒋介石有联系的日军据说曾向李济深及其同伙下最后通碟：如果李不放弃他加强反对重庆的。计划，日军将摧毁他的集团和整个华南地区。”[38]
根据流传的说法，日军与蒋介石甚至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只要重庆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日军就保证蒋介石的华西——即所谓大理—潼关方形地区——为“不受侵犯的安全区”。[39]虽然从日本和南京的档案中找不到确能证实有该项协议存在的材料（也许根本不会有任何正式的协议），但是南京与重庆之间经常派遣象吴开先那样重要的国民党代表当信使来来往往，很可能与这项非正式协议有关。[40]不管怎么说，“一号攻势”一打到大理—潼关方形地区就停下来了，正好在方形之外的桂林被日军占领了；正好在方形之内的贵阳就没有被占领。
一九四四年末蒋介石的处境垂危，使得重庆同日本与南京政权进行有限合作的传闻更加可信。达成这样一种权宜性质的谅解，对于防止蒋政权的崩溃来说可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的那几个月里，这样一种谅解在战后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很可能对国民政府有利。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巴顿·戴维斯是对中国复杂政治局面的最敏锐的分析家之一。他写的报告里就经常强调这一点。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戴维斯草拟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扼要地叙述了蒋介石处境危急，共产党和各个军阀都已准备对他的权威提出挑战。戴维斯最后说：
蒋介石要在国内继续掌权，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与日本支持的中国傀儡们进行合作。假定美国（也许还有英国）会把日本人从华东赶走或使日本人从华东撤走，蒋介石要重新保住特别重要的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城市的最稳妥的战略，就是同傀儡们进行合作，而这些傀儡很可能在日本人撤走之后蒋介石来到之前这段真空期间谋求对上述地区的控制权。因此，对干有些将领向敌人“投降”并将部队编人伪军，蒋介石如果不是给予批准的话，至少也是听之任之、心安理得的。与此同时，他还通过戴笠和其他特务同傀儡们经常保持联系。他通过这些渠道，可以接触日本方面的和平试探者以及其他和平建议并给予答复。[***]
戴维斯明确指出，他并不认为蒋介石决要投降日本人了，因为“蒋从我们这里可以比从日本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他又指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想同日本人战斗。他所要的是（而且也许已经有了）一项与日本人互不侵犯的协定，从而可以给他积蓄力量的时间，以对付他认为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内战。”戴维斯还说，此外，日本人也欢迎这么一种态度。“我们不能再假定日本人想要消灭蒋介石和他的政府了。消灭了蒋介石政权只会使中国的权力均势对共产党有利，而日本人是把共产党当成比重庆更大的敌人的，何况这样做还可能使一个强有力的抗日联合政府形成起来呢。”
一个月以后（一九四五年一月），戴维斯又报道了一个“很聪明并且与高级官员有广泛联系的中国记者”对他透露的情况。这个记者说，“蒋介石重新控制华中和华东的最大希望就是将来通过与傀儡们的合作。……因此，重庆现在同南京与北平〔华北政务委员会）保持着接触。”他还说，日本人知道有这种接触而且批准这种接触，因为他们现在不想消灭蒋介石；了（“蒋现在对他们是不可缺少的了”）。[41]
戴维斯在写这报告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很有理由把蒋介石当成不可缺少的了。要是把蒋打垮了，他们就得设法对付李济深和薛岳这些人的坚决得多的抵抗，更不用提得对付在华北的日益强大的共产党了。不过，到了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月，李的分裂计划已不再构成认真的威胁了，这是由于在“一号攻势”中他的军事实力有所损失以及美国未能给他支持所造成的。多数美国观察家当时都认为李济深是一支进步的政治力量，而且早在一九四四年夏季李就曾寻求美国支持他在东南地区搞反蒋的改良政府。驻在该地区的美国官员对他的请求是持同情态度的。例如，美国领事林沃尔特就曾认为，要是李济深的计划会迫使重庆政权垮台的话，“对中国和盟国的事业来说，其结果未见得会是一件很坏的事。”[42]不过，高斯大使大概是根据华盛顿的指示办事，下令采取“不介人政策”，因此李济深分裂运动的势头也就逐步减弱了。[†††]
对国民党的事业来说，南京政权和日本的军队只是在过了一年半之后——直到战争末期，尤其是战后最初几个月——才真正发挥了作用。这些军队被证明是国民党同共产党夺权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南京国民政府由于它的领导人汪精卫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死去而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汪精卫的死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大东亚共荣圈集团内七个政权的领导人在东京开了两天会。正如缅甸代表巴莫所指出的那样，这次会议的宗旨是“鼓舞亚洲的新精神首次公开发表政见”。[‡‡‡]会议没有什么困难的问题要讨论，倒是成了滔滔不绝或小心翼翼地对日本表示信任的时机和场所。印度的领袖苏巴斯·钱德拉·博斯说道；“我认为，大会在旭日之国召开决不是偶然的。全世界向东方寻求光明和指导也并非第一次。”[43]东京政府也乘此机会作了一些表示善良愿望的姿态。例如，为了对博斯的颂扬作出反应，东条首相就站起来宣布，日本决定将东印度洋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交给自由印度。对某些领导人来说，他们是头一次会面，对另一些人（如何塞·劳雷尔与巴莫）则是在战后东京鸭巢战犯监狱再度见面前的最后一次会面。汪精卫参加了那次会议。巴莫这样写道：“他仪表堂堂、笑容可掬，对谁都点头致意。他很少讲话，而且用词十分审慎。声调则是柔和中听。从他举止显得拘束和讲话时声调拖得很长等迹象看来，人们很快就会觉察到中国要出现一场悲剧了。”[44]
巴莫的回忆录所未提到的是，汪精卫的健康状况不行了。一九三五年企图刺杀他的那颗子弹一直还留在他的背部没有取出来，它所造成的严重感染症和他多年来所思的肝病并发。一九四四年元旦，汪的病况趋于恶化，是年三月由他的家属陪同飞往日本进行手术治疗。手术除了使他减少了一点痛苦之外并没有多大效果。从那时开始，汪的身体已不宜工作了。在这之后的八个月里，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一职由陈公博代理。
十月下旬，当汪精卫在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病重时，他自己预感到生命快结束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习惯不一样。西方人习惯于在健康状况还很好的时候就先写好遗嘱，而中国人则认为遗嘱可能是有吉祥预兆的文件，只是到了病人恢复健康已毫无希望的时候才愿写它。因此，汪精卫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口授下述声明：“自从我到日本来已经八个月了。过去几天以来一直发高烧。对我这个已经六十二岁的人来说，我自己的将来究竟会怎样是没有把握的。”[§§§]美国B-29飞机的轰炸是在十一月份开始的，因此，汪精卫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在地下室避弹所呆着，而那里的室内温度很低，通风设备又很差，于是他的病况急转直下。十一月九日他猝发了肺炎，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就死了。他的遗体被送回南京，打算在中山陵附近安葬。不过，他的精心修建的坟墓没有完工，重庆军队于十四个月之后再度控制南京时，何应钦将军经蒋介石批准把汪的坟墓破坏了。破坏工作是秘密进行的，至少在一百五十磅炸药的爆炸声所允许的范围内是保密的。汪的尸体被烧毁了，骨灰被秘密地处理掉了。[45]
周佛海接管大权
虽然汪精卫的可靠同僚陈公博继任国家元首，但南京国民政府的真正大权早已落到周佛海的手中了，直到战争结束时都是如此。周佛海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许多职务，但没有哪项重要职务能反映他真正享有的权力。周佛海是靠他在玩弄阴谋诡计方面的才干和绝招而得到权势的。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早年是个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但他对于他自己晚年时代的思想信仰是否前后一贯这类高度原则性的问题，看来却非常无所谓。他把历史上谁是谁非这一类苦恼的问题留给汪精卫和陈公博去管。
同周一起搞和平运动的日本同僚们给周取了一个浑名——菩萨。[46]但那只表达了他的体型的外表。在个性上来看，他完全带有他家乡湖南的那种味道：感情用事而且容易激动——据说这种脾气同湖南人爱吃辣椒有关，当然周佛海也不例外。耶稣会的神父奥·布里埃是个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敏锐的评论家。他曾说过，虽然周佛海“并不是毫无优点的，但他却是个朝秦暮楚的家伙，老是定不下心来。”[47]正如我们上面讲过的那样，周佛海刚刚安下心来参加南京国民政府，他马上就开始考虑他自己背叛重庆政权是否明智的问题。日本人的专横早就使他气得要命。在战后周佛海以叛国罪受审时，周宣称他在对日战争的最初几年中“和日本人合作是为了使中国得到好处，而在战争最后几年则同中国人合作与日本人进行了斗争。”[48]审判周佛海的中国法官在宣布对周的最终判决时，肯定对周的这种辩解持有相当的保留。和对周的最终判决来对照一下，周的说法显然是为自己辩护的成分过多，不过，其中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周佛海很可能从未中断过同重庆的联系。不管怎么说，早在一九四二年周肯定就几乎每天都同重庆的代理人们保持着畅通无阻的接触。周通过两个秘密电台同重庆联系。一个台是向他的老朋友戴笠将军——国民党主管军事情报的头头——的总部发报联系；另一个台是同他另一密友顾祝同将军联系。当然周佛海并未设想日本人对他所进行的这些无线电联系会一点儿也不知道，所以他同一些日本官员澄清了这件事。起初日本人对这种做法表示极不信任，但周佛海设法利用了日本陆军与海军之间的矛盾，通过好友们的帮忙，终于得到了必要的批准。这位能说会道的周佛海甚至使日本人信服，这种电台接触有助于安排一项同重庆和平解决战争的办法。
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军部中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存在着两个秘密电台的事。[****]汪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冈田洋次海军少将就是少数几个知道有电台存在的人之一，同时他也是周佛海所信赖的盟友之一。[49]另外一个知情者就是金雄白，他大概算是周佛海在政治上最亲密的心腹了。金雄白感到周佛海最糟糕的错误是：哪怕是最小的事，他都要同重庆商量，这几乎已成为他的习惯了。例如，一九四三年末，周佛海在接受上海市市长一职的任命前就曾征求重庆的同意。显然重庆对周佛海的感情的照顾同样也很周到，至少在周佛海母亲死去这件事上就能说明这一点，因为重庆当时马上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周佛海。[††††]
据金雄白说，重庆在一九四三年末交给了周佛海好几项任务，这时正是汪精卫体力已不能胜任工作之前不久。周在开始执行他的任务时“情绪非常饱满”。这些任务包括：为国民党军队筹措军粮、任命重庆点头认可的人当省主席、保证南京的伪军一定不同效忠蒋介石的军队发生冲突、以及一般不乱花南京政权自己能掌握的资金（周当时除本职外，还兼任财政部长和储备银行行长）。[50]
在战争将近结束时，交给周佛海的任务就更加多了。一且盟军可能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时，周佛海就得负责在日军防线的后方协调抗日的暴动和起义。他再一次热情地接受了重庆给他的使命。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捞到机会来证明他对重庆的耿耿忠心，因为美军在太平洋的越岛战略取得成就加上原子弹的轰炸，排除了在中国大陆搞牺牲很大的登陆的必要性。金写道，要不是由于这个原因的话，“周本来是还有机会去显示他的重要性的”。[51]
即使如此，周佛海也还有“显示他的重要性”的余地。一九四五年初，许多在中国的人，特别是上海的企业和金融界的，巨头们都害怕帝国陆军一撤走，城市恐怕就会成为一片“焦土”。的确。象上海这个地下是一大摊烂泥的城市，弱点是非常之多的。电力的中断会使整个城市排水系统不通，接着几乎肯定会发生一场瘟疫。当然，这个城市也有可能被付诸一炬。美国外交官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报道说，“中国中央政府和傀儡的头头们都极力设法避免打一场会毁灭他们主要经济中心的战争，因为他们在那些城市里都拥有很多财产，而且许多人都还有家人和亲属居住在那里。”[52]谢伟思指出，日本人恐怕也很不愿意使上海成为一片“焦土”，因为对那里“大量的日本侨民以及巨大的经济利益，日本人是希望予以保护和保存的”。中国红军也许比国民党军队更易于占领上海的真正可能性，把整个问题搞得进一步复杂化了。在估计这些复杂的未知情况时，谢伟思最后认为，“中央政府、傀儡们和日本人之间有一种共同利益”。[53]事情完全是这样的。作为上海市——虎穴——市长的周佛海成了这种共同利益的关键人物。周于一九四五年初写道，他了解到蒋介石正在计划举行一次反攻，这大概是周与他的老上司进行的唯—一次直接的个人接触。他说，就他自己来讲，“我身处虎穴，因此帮助你进行反攻的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拖延时间，我们的准备就会不充分；如果我们匆忙行事则可能暴露我们的计划……对你的命令，我会优先执行。等胜利之日来到时，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你的严厉处分，那怕就是死也情愿”。[‡‡‡‡]
上海、南京以及其他长江沿岸和沿海的城市最后都由傀儡军和日军交给了蒋介石的军队，而没有交给共产党，不过整个过程完全不合乎常规，而且进行得并不很快。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同村宁次将军在日本投降三天之后，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对他的部队规定一项投降后的基本政策：在重建中国方面进行合作‘ 协助国民政府努力把中国人民统一起来；如中国共产党确有反日活动，那就“坚决予以惩办”。[54]
冈村命令他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他就是七年前汪记运动早期起过重要作用的那个今井——到湖南芷江去同国民党当局安排日本军队投降的事宜。当今井于八月二十一日在芷江下飞机时，他发现机场排列着美国和中国的士兵，都急于想看一看从被击败的日本派来的第一位军使是什么模样。今井之行以后，接着国民党陆军副参谋长冷欣于八月二十七日开始与冈村会谈。[§§§§]冷欣要求冈村进行合作，以便“接收”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青岛、广州与香港等八个主要大城市。冈村表示同意，但他指出他的军队在对付共产党军队方面已经遇到困难，而且将来也还会不断遇到困难，因为共产党军队也要求日军把武器和装备交出来。冈村建议冷欣尽早派出他们最精锐的部队去华北，因为华北地区的局势特别麻烦。他又说，他个人相信：虽然日本的将来是极端困难的，但是中国的将来——假定共产党的威胁被消除之后——则会是“和平而且宁静的”。[55]臼井指出，冈村—冷欣的会谈基调表明：与其说那是一次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会谈，还不如说是为了合作对付共同敌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朋友之间的会谈。[56]
当帝国陆军和傀儡政权的部队开始为他们昔日的敌人保全中国各大城市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在准备开始打一场为肘四年的你死我活的内战了。在上海的日军仍处于武装戒备的状态，甚至九月二日（日本投降十八天之后）到达上海的美国人还被他们抓起来了。[57]这事件发生在国民党军队开始大量开到上海和冈村宁次将军九月九日在南京签署投降文件之前几天。九月十日《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报道说，周佛海在使“傀儡军变成国民党”的过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德丁还写道，由于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怂恿，周佛海“在上海地区负起了‘维持治安’的职责，所用的军队据说还是一支相当强大而且装备精良的部队，而且现在仍然起着维持治安的作用。”[58]直到十月三日，周佛海才被抓起来，用飞机送到重庆去。同时被抓的是丁默村，汪精卫的社会部长兼（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的头头。
这时，正如冈村所许下的诺言一样，在华北的日军和共产党的军队发生了冲突，而不是向他们投降。九月九日美国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报道说，共产党接管冀鲁地区的企图受到阻挠，因为国民党的司令官们得到了傀儡军和日军的“增援”。赫尔利觉得，其结果是：共产党很可能转而北上试图控制平津地区，不过看来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因为日本人牢牢控制着交通线，使得共产党军队的调动很困难”。[59]
在九、十两个月中，美国大力帮助国民党这一边，提供运输机把他们的军队空运到华东和华北的主要地区。等到空运也不敷时，美国就派了五万名海军陆战队登陆，以占领青岛、天津、北平和秦皇岛等的港口和机场。这些交通中心不仅对控制华北是很重要的，就是对控制满洲国也是很重要的。（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早已占领了满洲，不准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秦皇岛于是成了华北地区离满洲最近的港口。）到了十月底（战争结束后约七十五天），美国驻天津的领事报告说，控制北平到秦皇岛这段重要铁路运输线的日军经常受到共产党的攻击。他的电报说，在这个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几乎完全靠前傀儡军和日本军队维持铁路沿线各城镇的秩序”。[60]
日本投降三个多月后，驻华美军总司令艾尔伯特·魏德迈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向美国参谋总长汇报说，“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不可能继续有效地解除日军的武装，其原因有三”：中央政府的军队被抗击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任务所牵制；国民党政府正使用日本军队来保护交通线及交通设施以对付共产党；要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其有实力的地区把日本军队解除武装，那末共产党军队就会开进来，不仅会接管日本人撤离的地区，还会把日军的武器和装备都接收过去。[61]
对于国民党、傀儡军和日本军队的勾结，毛泽东在延安曾加以严厉的谴责。在日本投降的两天前，他在一篇题目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新华社评论中大骂蒋介石：
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无怪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和与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
紧接着战争结束之后，帝国陆军的某些部队与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关系发展得特别亲密。[†††††]从阎锡山开始控制山西后的三十四年中，阎与蒋的关系最坏时（在一九三〇年）可以达到公开打仗，最好时也不过只是勉强共处而已。在战争结束时，阎坚决让国民党在山西的权力徒具形式。然而，对他的权力提出了真正挑战的是共产党。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共产党八路军的确已从他所控制的山西省夺走了一大部分地盘。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威胁，阎锡山在战争期间同日本人的合作是时断时续，及至一九四五年，这种威胁已经加剧，他就开始加强他和已被击败的敌人的联系。
阎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说服日资山西工业公司的总经理和公司的几个技术专家留在太原，帮助他在经济落后的山西省制订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62]这个公司的总经理（这时是阎的主要经济顾问之一）不是别人而是河本大作。正是这同一个河本大作在一九二八年（当时他是关东军的河本大佐）布置了暗杀张作霖将军的事件，而且是一九三一年满洲事变的煽动者之一。[‡‡‡‡‡]
战争结束六天后，阎锡山派他的女婿王靖国将军到临汾这个日军的重要据点，去同第一一四师团的师团长三浦三郎少将谈判一项协定：阎的军队不但不解除在山西日军的武装，而且还愿意同他们紧密合作以“防御”共产党军队。不久后，一支完全是日本志愿兵的队伍组成了一个特务团，并且开始了保卫阎锡山的山西帝国的战斗。[63]
阎锡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对于日本陆军的团结精神和军事传统异常钦佩。他聘请了一批日本军官在太原办了一个军事学校来训练他山西军的军官。日本人对这种盛情的邀请迫不及待地表示了同意。一九四六年初的一天，当阎锡山去视察他的部队（通常他总是由一位穿着帝国军服的日本将军陪同）时，他手下的一个中国将军领着集合起来的士兵高呼了一系列的口号。“中华民国万岁！”——等到激昂情绪过去之后，又高呼：“日本帝国万岁！”一位日本目击者显然很自豪地写道：“这是战后头一次公开听到‘日本帝国万岁’的口号，而且还是日本士兵和中国士兵一块高喊的。”[64]
战争结束十八个月之后，在太原的美国旅游者看到太原满街都是穿着阎军军装的日本兵，不过这些日本兵都在他们自己的指挥官指挥下进行作战。[65]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间，阎同共产党频频交战，当红军终于粉碎了阎对山西省的控制时，“日本士兵已构成阎军的主力了”。[66]当一九四九年四月最后时刻到来时，为阎锡山的事业最后卖命的就包括今村丰作将军的饿得半死、走投无路的部队在内。[§§§§§]
尽管这样，山西的情况毕竟是个例外。在其他地区，遣送日本部队的工作进行得很快。到一九四五年末，日本人在中国内战中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小。不过，某些有影响的帝国陆军军官明确对蒋介石表示，他们将竭尽全力帮助蒋与共产主义作斗争。例如，石原莞尔的一个忠实信徒辻政信大佐在一九四五年就表示愿意为蒋服务——他是“亚洲人的亚洲”的鼓吹者，对华北和满洲国日本人反共活动情况非常了解的情报军官。在战后年代里，帝国陆军军官中为蒋介石服务的最高级军官要算冈村宁次将军了。他是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的。战后，他的许多同事当时分别在马尼拉、雅加达、东京和其他城市作为战犯而受审判，而他却在为国民党政府应该在内战中采取什么战略的问题出谋献策。一九四九年一月，当上海的一个法院正式赦免不到七年前曾在华北搞“杀光、烧光、抢光”等三光政策的冈村宁次时，毛泽东愤怒地宣布，“我们老实告诉南京的先生们：你们是战犯，你们是要受审判的人们”。[******]
合作者的命运
至少早在一九四四年一月，重庆政府（在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就暗示过，“在可以说得过去的”情况下，某些汪政权分子将会得到宽大处理，甚至会得到赦免。[67]在战争结束后，这个预言得到了证实：大多数低级官员，甚至有些部长一级的官员，只是舒舒服服地被监禁起来，到一九四九年就被释放了。在被监禁期间，不仅准许这些“犯人”互相自由交往，而且还准许他们与外界自由接触。汪政权的教育部长李圣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他和他的狱友们“得到的印象是，国民党政府最初并不打算处死任何人”。他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处理缪斌妻子的问题上改变了态度。缪斌是新民会第一任会长，参加汪政权后任考试院副院长。一九四五年，他自称是重庆密使到东京去执行一项和平使命。究竟他是否真正代表国民党政府，谁也搞不清楚，不过（日本）最高战争委员会无论如何对此表示怀疑，于是梁的使命也就失败了。[68]据李圣五说，缪夫人“愚蠢地”公布了暗示重庆高级官员与她丈夫的和平使命有关的文件。李圣五解释道，“这些文件显然使某些人感到很尴尬，因而不久之后，缪斌、陈公博以及其他人的处决就开始了。”何炳贤说，他们是根据特别指示被处决的。[69]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合作者头头们的遭遇。
如前所述，周佛海尽管在战争接近尾声的那些日子里在上海为国民党效劳，但他还是被逮捕了。戴笠亲自照管这个犯人，并陪他一道口到重庆。周和他的家人一起被软禁在重庆。戴同周私交甚笃，而且也是周和重庆之间的主要联系人。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飞机失事丧命，这对周来说是很不幸的。戴之死对于周和其他汉奸的命运之不利，正如上述缪夫人公布文件所起的作用不相上下。（但还应指出，在这个期间，共产党报纸指责国民党政府迟迟不把汉奸们交付审判，这也许在迫使政府采取行动方面也起了些作用。）[70]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戴死后两个星期之内，政府就开始起诉。周佛海和缪斌是头一批被审判的。周被判处死刑，但蒋介石在他对这类案件颁发的少数几个特赦行政命令之一中把周减为无期徒刑。[71]特赦令宣称周在一九四四年重新效忠国民党政府。周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在狱中因心脏病死去。
陈公博害怕会被处死，于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就从南京逃到日本京都去了。他在那里躲藏了大约两个月，然后在十月里被解送回南京拘留受审。一九四六年春，他和汪政权的其他头子们在苏州以叛国罪受到公审。他极力为自己辩护，最后声称；汪政府没有哪一天停止过同日本人的斗争。他于四月五日被判处死刑，两个月之后被枪决。
维新政府的前主席、后来汪政权的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一度躲了起来，但后来同他的姨太太一起被抓住了，并在受审判后被处死。临时政府的头头、后来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于一九四五年在北平的一个监狱中等待审判时死了。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三年间也当过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揖唐是一九四六年九月被处决的。其他被处决的大头目中还有梅思平、林柏生和褚民谊。据金雄白估计，汪政权的军政头目中约有二千七百名被处决，另外有二千三百名（包括汪精卫夫人）被判处无期徒刑。[72]
有些合作者从未上过法庭就被民众团体处决了。陈春宇（报纸说他是日本驻杭州秘密警察的头子）就于一九四五年九月被群众抓住了，游街示众后，很快就被处死了。[73]不过，这类事件在乡村比在城市要普遍得多。在共产党军队解放的农村市镇中，干部们通常把当地的豪绅们抓来，进行简单的公开审判，摧毁这些豪绅们在农村的铁腕统治，为土地改革和日后的集体化准备条件。地主们最通常的罪状之一就是同日本人勾结。的确，这种罪状往往都是证据确凿的。许多富有的地主为了要保住他们特权的经济地位，毫无疑问是有亲日倾向的。总之，“解放区”的有产阶级面临以下两种选择：要嘛同敌人合作，要嘛向共产党打击富豪的政策投降。他们之所以选择了不爱国的办法也是不足为奇的。许多选择同敌人合作的地主往往在“人民法庭”上激起人们怒火般的义愤。
贫苦农民终生受到专制地主无数苦难折磨，而地主同敌人勾结给他们的折磨则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能还不是主要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关于山西省石墙村严惩地主的报道告诉我们，那些苦难和折磨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多得罄竹难书。在那里，地主为了从当地日本军队指挥官那里得到减免征粮的优待，经常（向他的佃户勒索必要的菜肴）在家里设宴招待日本军官；强拉壮丁到日本劳工队去干活；强迫妇女去满足日本军官的兽欲；总之，把日本人当作大棒来威胁任何敢于反抗他们在农村的铁腕统治的人。[74]考虑到贝尔登所讲的“诉苦会”往往是处决这些可恨的豪绅的前奏，看来村民们并不光是因为地主同敌人勾结这一条罪状而引起愤怒的。他们的愤怒没有针对地主的卖国行径，也没有指控地主有类似叛国这种罪名。与敌人的勾结只是被当作地主们为了加强千百年来对农民的残暴统治的另一条附加罪状而已，正是残暴的统治才引起农村广泛地对地主们愤怒地行刑。
在非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同敌人勾结的罪名有时完全被摆到一边去了。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要算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一年间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了。从一九四〇年起，爱国人士（特别是华侨中的爱国人士，而许多华侨的老家都在福建）就一直在批评陈仪的政府贪污成风、镇压成性，还批评陈仪不肯同日本人割断联系，不在全省进行全面抗战。[75]最后，蒋介石总算于一九四一年满足了那些要把陈仪撤换掉的要求，命令他到重庆去——可是，并不是使他丢脸或予以惩处，而是任命他为行政院秘书长。
一九四五年十月，福建人士又猛烈抨击陈仪是个汉奸，是“全省人民所鄙视的无法无天的军阀”。[76]陈仪被控为逮捕和处死千千万万抗日人士的元凶，还被控曾把南满铁路的人员请到福建去开发矿山等等。可是陈仪不仅没有被判为应对此负责，反而被任命为刚从日本统治了五十年之后解放出来的台湾省的省主席。这项任命的宣布激起了极大的义愤，福建和台湾人士象潮水般地纷纷写信到重庆，要求蒋介石重新考虑这项任命。曾在战后最初几年驻台湾的一个美国外交官写道，“这里有一股不满的暗流。现在日本终于被打败了。［国民党］政府同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结为盟国，嘴里不知讲了多少有关前途和改革的好话，可是现状却是这样。”[77]蒋介石对那些抗议置之不理，认定陈仪是最适合任省主席的人选，因为陈既有同日本打交道的经验，又有统治福建省的经验，而福建同台湾隔海相望，又是台湾岛上大部分居民的老家所在的省份。
陈仪在台湾一年半的统治使他更加声名狼藉。在大多数台湾人的眼里，国民党已从解放者变成了掠夺者。日本人对台湾岛的统治尽管是严峻的，并且经常进行镇压，但他们的统治至少是有效率的、不贪污的。台湾人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下还得到过一些好处（譬如，该岛居民的识字率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只比日本本土略低，比中国大陆则高得多）。台湾人很快就对他们的新统治者不感兴趣了，同旧统治者相比，新统治者是傲慢、无能有余，而在廉洁方面则远远不如旧统治者。[78]一九四七年二月，台湾人的不满上升成为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眼看就有爆发全面暴动之虞。这时陈仪乃下令镇压，其残暴的程度是岛上居民在日本人统治之下都从未经历过的。
等到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告一结束时，“好几千台湾人被屠杀了，其中包括人数不多但差不多全部受过现代教育、有行政经验、在政治上较成熟的台湾领袖们在内”。[79]魏德迈将军一九四七年八月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指出，台湾人害怕“中央政府为了支持南京的摇摇欲坠而又腐败的统治机器，正在计划血洗全岛，我认为他们的恐惧是很有理由的。……许多人都不得不承认，在［日本］的专制统治下，也许情况还会好一点呢。”[††††††]
[*] 雷马克是原籍德国的美国小说家，著名小说《西线无战事》的作者。——译者注
[†] 大东亚省是东条内阁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宣布成立的一个政府机构。东条内阁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其殖民统治，肃清被占领地区的一切抗日势力，搜括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满足日本垄断资本的欲壑，以继续进行侵略战争。该省成立后，原拓务省被撤销，外务省的部分权限亦划归该省。——译者注
[‡] 影佐调职数月之后，帝国陆军最出色的谋略家之一辻政信大佐去会见汪。通过译员交谈了一会儿后，汪就叫译员出去，开始和辻政信用笔谈的方式进行密谈，这是当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只会讲自己的语言时所通常使用的方式。汪对那些他不得不和他们一起共事的高级顾问和外交官员颇有怨言。他觉得他对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信不过，对此他表示悲叹。当辻政信问汪愿意挑谁当军事顾问时，他毫不犹豫地写上“影佐将军”。（见辻政信的《大东亚的两个领导人：石原莞尔和汪兆铭》第214页）
[§] 这份情报是一个名叫陈友仁的中国人通过兴亚机关转来的。这个以冈田吉政少住为首的机构，其任务是逮捕并扣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大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的中国要人。虽然有许多重要人物都被捕了，但最大的目标却逃脱了冈田的罗网：蒋夫人乘委员长派来的一架小飞机逃离了这个海岛。（明石祐冶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第156页引他和冈田的一次对话）
[**] 最高军事会议于一九四四年八月成立，把四大臣会议扩大到包括陆军参谋在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在内。
[††] 译者按：汪伪在日寇指使和支持下，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在伪国民政府下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共军事组织——“清乡委员会”。汪精卫自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兼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为秘书长，负责实际工作，攻击对象主要是新四军。（详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轮载唐生明的《我奉蒋介石命参加在伪政权的经过》第20—30页）
[‡‡] 美国陆军部估计，到一九四三年底为止，中国被占领地区（指日本最前沿据点后面的地区）的总面积约为三十四万五千平方英里；其中共产党控制了大约十五万五千平方英里，这些地区大部分是人烟稀少的华北山区，而日本大约控制了八万二千平方英里，其余的地方被认为是无人区或游击区（约六万七千平方英里）以及重庆控制区（四万一千平方英里）。所谓中国被占领地区的总人口约为一亿八千三百万人，估计居住在日本占领区的占七千万人，在游击区的有四千三百万人，在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的有五千四百万人，在重庆控制区的有一千六百万人。（见范斯莱克编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陆军部的一篇报告》第116—117页）根据一九四四年日本的调查，大约有五百六十万中国人居住在清乡方案所审慎挑选的目标地区 其中约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的人口被组织在保甲体系内。（见西谷省三的《在战争中的国民政府》第159—160页）
[§§] 见梅乐斯的《一种不同的战争》第59页。海乐斯对于美国未能充分利用许多愿意叛离南京的傀儡军队这件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特别指责艾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应对此错误负责。这也许有点道理，因为魏德迈于一九五一年在参议院武汉部队委员会作证时，在回答有关傀儡军队的问题时给人们以这种印象；他对于傀儡军队究竟指的是哪些军队竟连一点概念都没有，更不用说如何去充分利用他们了。魏德迈经过了努力的回忆，最后才想起来：在战争初期，是有些傀儡军队在“某个姓汪的将军”领导下曾有过一些活动。后来他又补充说，在他到达中国（一九四四年十月去接替史迪威的职务）后，这些傀儡军队就没有任何重要性了。（同上书，第490页；美国八十二届国会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听证记录”，第2300—2301页）
[***] 戴维斯把这个备忘录报送给罗斯福的特别顾问哈里·L·霍浦金斯，并在备忘录前加按语：“我想你会对讲到关于日本和傀儡们的那一部分特别感兴趣。”（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724—727页）
[†††] 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505—506页；同上编，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159一160页。一九四七年李济深逃亡到香港，两年后加人了共产党阵营。他在一九五九年逝世之前，担任过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几项重要职务。他的潜在合作者薛岳则始终未对李承担义务。尽管他与蒋介石一贯不和，却于一九四九年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中得到了一个职位。
[‡‡‡] 见巴莫的《缅甸的突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的革命回忆录》第338页。日本、中国（指汪伪政权。——译者注）、印度、缅甸、菲律宾、泰国和满洲国（指伪满。——译者注）等七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苏巴斯·钱德拉·博斯代表自由印度政府，作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
[§§§] 参看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见香港《春秋》杂志第一五九期第2页），也可参看作者在本书第503—512页的《参考书目说明》中对汪遗嘱可靠性的讨论。
[****] 周佛海把每天进行无线电联系的任务交给了两个经过严格审查的中国人。不过，他的审查显然还是不够严格，因为两人中之一的彭森木就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至少从一九三九年六月起，彭就已经在为重庆效劳了，这时彭在陪同汪和周去东京访问时担任翻译。（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05页及第250页）
[††††] 周佛海在收到他母亲死去的消息的当天就要尽人子之孝道，准备向上海新闻界发表讣告。当时金雄白劝周佛海等个时候再办，免得把与重庆有无线电联系这件事给暴露了。可是周佛海这个孝子却要金少管闲事，仍按原计划宣布了讣告。（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52页）
[‡‡‡‡]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70—271页。周的信是由国民党地下活动的头子蒋伯诚转交的。据说蒋介石收到了这封信，对于周持恭敬的态度印象很深。他本来想回周一封信，但有人建议，从政治上考虑，送一个口信比写回信更好一些。（同上书）
[§§§§] 译者按：庞镜塘写的《日寇投降后冈村宁次的一个反共建议》（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第58—60页）一文中，谈到冷欣曾亲自告诉庞本人关于冈村宁次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的反共建议。兹录于下：冈村宁次说，“中国的对日抗战是结束了，但今后难题尚多，主要的就是剿共的问题。这是中国心腹之患。我既受到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忠实地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驻在中国的完整部队还有一百几十万人，装备都是齐全的，趁现在尚未实行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力量。这是替中国着想。另一方面，我们的军队连同军队附属人员和散住各地的居留民，总共不下六、七百万人，骤然被遣散回国，不要说安置职业成问题，就是吃饭也大成问题。与其回去无法生活，还不如就在中国住下来好些。因此，我考虑的结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得到采纳。但事不宜迟，恐怕稍延时日，军心一经涣散，战斗力就不保险，要大大削弱了。”此文还揭露说，“冷回来后即密报何应钦请示，很快便得到蒋介石从重庆来电，要冷欣携带冈村的具体计划飞重庆当面报告。事后据白崇禧透露：冈村宁次的这份建议，深得蒋介石的‘嘉许’。”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直排版，第1137页、《选集》编者对“曲线救国”一词的解释是：“‘曲线救国’，是……实行降日反共的一种卑鄙手段……。国民党反动派指使它的一部分军队和官员投降日寇，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解放区，党称为所谓‘曲线救国’。”（见同书，第1140页）
[†††††] 译者按：关于阎锡山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情况，可参阅《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第158页赵瑞写的《阎锡山通敌叛国罪行纪要》一文。
[‡‡‡‡‡] 军阀张作霖，又称老帅，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八年是“东三省”（即满洲）的统治者。当日本最初插手这个地区时，日本人发现张作霖还是日本扩张主义计划驯服的合作者。可是到了一九二八年，他变得不那么顺从了。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在河本大佐所策划的事件中炸毁，几天之后张就死了。一九三二年河本离开了军队，当上了南满铁路的董事。
[§§§§§] 今村将军宁可服毒自杀而没有投降共产党。阎也表示他宁可服“毒茶”也不投降共产党。《生活》杂志（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41页）登载了阎锡山怎样向人显示一盒子氰药片，说是为他自己和他的一家人自尽准备的。不过，他最后找到了一条既不投降又不自杀的道路：他与蒋介石和解了，并于一九四九年底同蒋一起逃到台湾去了。他于一九六〇年死在台湾。（见唐纳德·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第287—288页）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直排版，第1399页。一九四九年辻政信和冈村宁次回到日本。冈村在退伍军人组织方面积极活动，在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后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辻政信于一九五二年当选国会议员。他于一九六一年到河内为《朝日新闻》采访印度支那战争新闻时神秘地失踪了。
[††††††] 见美国国务院统的《美中关系》第309页。蒋介石不能再无视反对陈仪当省主席的抗议呼声，于一九四七年四月把他召回南京。一年之后，陈仪被任命为浙江省主席。一九五〇年初，蒋介石下令处决陈仪，理由是：陈仪是个共产党阴谋家！
[1]见约翰·梅基的《一八九四——一九六〇年间在远东的冲突和紧张局势的主要文件》第105页。
[2] 见 唐纳德·基恩的《日本的作家和大东亚战争》（载《亚洲研究杂志》一九六四年第二十三期）第212页。
[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68—171页。
[4] 同上书，第168页。
[5] 同上。
[6]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29页。一九七〇年我访问今井和冈田洋次海军少将时，他们认为影佐当时的调动并非出于政治原因。
[7] 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第二卷第169页。
[8] 同上书，第167页。
[9] “对华新政策”不是正式全称，其正式全称是：《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全文载日本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580—581页。今井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281—284页有所述评。
[10]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一九六三年二——四月，第一一三——一一五期）第一一三期第49页；另见访问山崎重三郎的谈话记录。
[11] 见访问山崎的谈话记录。
[12] 见明石祐治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未发表的手稿）一文。关干薛岳，见沃伦·科恩的《谁在湖南抗日？——对中国为战争所作努力的几点看法》（载《亚洲研究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二十七期）第113—114页。
[13] 明石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第17页引了畑俊六将军在他未发表的《畑俊六日记》中的记录。
[14] 实例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二年第四卷第212页；另见埃德蒙·克拉布的报告，载上书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786页。
[15] 见明石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第63页。
[16] 见唐纳德·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第11页。
[17] 上书第236页引了《字林西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的评论。
[18] 同上书，第272页。
[19]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171—172页。关于“对伯工作”的文件，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449—521页。
[20] 见平野礼次的《满洲阴谋家：河本大作的灾难的足迹》第199页；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第282页从上书引了这一情况。
[21] 见田中隆吉的《日本战败的原因大白：军国主义者飞扬跋扈的真相》第18页；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第280页从上书引了这一情况。
[22] 见高□满俊的《鼓吹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人：佐野学与锅山贞亲》第166页。
[23] 见明石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第68页。
[24] 见今井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327一328页。
[25]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85页。
[26] 见李恩国的《汪精卫的晚年经历——特别是有关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间他的国民政府对日合作的问题》第176页。关于模范区和保甲制的论述，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61—67页，210—212页。
[27] 见莱曼·范斯莱克编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陆军部的一篇报告》第121—122页。
[28]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75页。
[29] 见汪精卫的《汪主席献给日本天皇的纪念文章》。
[30]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估计数字，载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222页。范斯莱克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陆军部的一篇报告》第96页引美国陆军部的估计数字。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94页，估计正规军人数为六十万人。
[31]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88页。
[32] 同上书，第210页。据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128—129页载，这些将领都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
[3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10页。
[34] 见格雷厄姆·佩克的《两种时代》第573页。
[35]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160页；另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94页。
[36]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199页。
[37] 同上编，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510页；另见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472—473页。
[38] 见林沃尔特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致高斯的报告，载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151页。
[39] 见格雷厄姆·佩克的《两种时代》第580—581页。
[40]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47—153页。
[41]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161页。
[42] 同上编，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 151页，414—415页。
[43] 见巴莫的《缅甸的突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的革命回忆录》第345页。
[44] 同上书，第338页。
[45]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二〇二章。
[46]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8页，第376—384页。
[47] 见布里埃的《一八九八——一九四八年五十年中的中国哲学》第21页。
[48]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64页。
[49] 访问冈田洋次的谈话记录。关于秘密电台的叙述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五十七章。
[50]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15页等。
[51] 同上书，第217页。
[52]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52一53页。日期是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53] 同上。
[54]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第188页；另见今井的《近代的战争》第364—368页。
[55]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第189—190页。
[56] 同上书，第190页。
[57] 见梅乐斯的《一种不同的战争》第531页。
[58] 见《纽约时报》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第4页。
[59]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553页。
[60] 同上书，第599页，原文中“日本军队”有括号。
[61] 同上书，第663页。
[62] 见条野的《山西独立战争记》（载青地信编《大陆梦》）第281—282页。
[63]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第197—198页；另见今井的《近代的战争》第378页。
[64] 见条野的《山西独立战争记》第298页。
[65] 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第285页，引《纽约时报》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和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的两篇文章。
[66] 同上书，第286页引了平野礼次的《满洲阴谋家：河本大作的灾难性的足迹》第210页。
[67]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319页，第333页。
[68] 见韦斯利·菲谢尔的《日本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和平攻势》（载《远东季刊》一九四九年第十三期）第387—397页，另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74—180页。
[69] 访问何炳贤和李圣五的谈话记录。
[70] 例证见《纽约时报》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第18页。
[71]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455一456页。金认为周佛海的朋友陈布雷安排了蒋与周佛海的两泪汪汪的妻子见面后，蒋就发了善心。
[72]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490页，引了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73] 见《纽约时报》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第5页。
[74] 见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了全世界》全书，特别是第三十章。另见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
[75] 明石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第74—8l页，记述了陈嘉庚（南洋华侨总会主席）发动的打倒福建省主席陈仪的运动。关于陈嘉庚和陈仪的生平，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165—170页，第25l—254页；以及乔治·克尔的《福摩萨被出卖了》第53—56页。
[76] 见《纽约时报》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第2页。
[77] 见克尔的《福摩萨被出卖了》第56页。
[78] 见马克·曼柯的《死心绝望的海岛——台湾》第2页。关于叙述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成就的著作，见江藤信吉的《台湾历史梗概》（载马克·曼珂编的《今日的台湾》第43—58页）。
[79]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253页。
posted by BFF @ 9:2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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