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mplicated HISTORY
中日战争日期的通敌内幕
第十六章 估价
自从汪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逃离重庆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签订中日基本关系的条约为止，中间经过了两年。对汪说来，这两年是几乎不断失败和节节投降的两年。汪错误地设想中国政界已“分裂为势均力敌的两派”，但事实并不是这样。[1]他的和平运动没有打动重庆政府，没有使有些关键人物倒向他这边来，没有赢得东南亚广大华侨的支持，也没有得到被人认为是摇摆不定的任何军阀将领的赞助。日本人的想法是：“反蒋”的人就意味着“亲日”，或者不用费什么气力就可以使他们转变成为“亲日”派。这种想法使汪错上加错。汪并没有能够使重庆的紧张政局和派系斗争加剧从而削弱其进行战争的能力及决心，眼看着蒋介石把政敌们一个一个地加以制服，他在河内和上海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因为这时蒋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援助以及要继续进行援助的诺言。蒋的实力加强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虽说够不上典型统一战线的水平。但在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之前也一直进行得还算顺利。
总之，中国从来没有那样团结一致，齐心抗战，而汪却越来越背离了当时全国的民意。根据各方面的了解，在他的私人秘书和密友（曾仲鸣）于一九三九年三月被国民党刺客暗杀以前，他差一点就要承认失败而流亡国外了。但是那次暴行激怒了他，使他重下决心来反抗重庆对他的恐吓。
自从他在日本帝国陆军军官陪同下，乘一艘日本轮船从河内出发回到中国土地上那一天起，直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他的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时为止，他把大量的中国主权奉送给了日本人——而这正是他原来常常发誓坚决不肯干的事。他同意了建立顾问体制，这使日本人能有效地控制几乎所有各级政府机关。他承认了满洲国的独立和蒙疆（包括长城以南的地方）的自治。由于他同意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他就配合了日本，使那中国历史上的心脏地带成为受日本紧紧控制之下的自治区，并且使这个极为重要的地区和日本的战略目的联系在一起。甚至据称他的政权尚能自主的首都一带，即在长江下游地区，他对于日本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享有特权的要求也一一应允。
总之，在中国未被占领的地区从未有过一个类似法国未被占领地区的维希政权那样的政权，而维希政权几乎在同一时期从它的征服者那里争取到了一个非占领区。我们知道，汪的同事们同帝国陆军参谋本部最初达成的谅解是要在华南没有被占领的省份成立一个政权的。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计划为什么失败和怎样失败的情况在这里再重复一遍。但是值得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同意在占领区而不是在非占领区建立政权，对这个政权的性质和目的有重大关系。高宗武和汪的其他追随者早就意识到这样干下去，汪政权就会受到人家指责它对日本奴颜婢膝而无法辩解。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汪实际上用他自己巨大的名望和威信（以及他的改组国民政府并不怎么高的威信）去帮助日本最坚决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的“分治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同有些人所说的话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硬说：日本由于中国的孱弱和不团结而苦恼，她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抵抗苏联和英国的侵略。这个计划是如此藐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致只要汪默认了它，他的政权就注定了非失败不可。这个计划使汪所许下的“复兴中国”的诺言成为荒诞不经的假话。为汪辩护的人声称：汪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真正替日本计划卖力气，他们只不过是骗骗日本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是在卖力干而已。他们可能没有说错，事实也许真是那样。但这丝毫也不能够削弱对方反驳他们的理由，那就是说：凭汪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哪怕他只是暖昧地支持了日本，就一定会使他本国人民陷于不和与混乱。
的确有一些日本人主张对汪采取远为宽大的政策。这些人中间有不少人是根据石原莞尔将军的观点形成自己的战略观点的，而石原认为苏联才是日本真正的威胁。这种观点要求日本非同中国和解不可，因为有一个持敌对态度的中国在背后，日本是不敢同苏联对抗的。为了改善和稳定中日关系，石原提出要建立一个符合两国利益的东亚联盟。这个建立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松散联盟能够保证向日本提供对抗苏联所需要的安全和经济力量，石原认为，只要日本对过去的侵略和扩张的果实持否定态度（令人费解的是，他自己也曾经参与并发动过这一侵略行动），那就不难诱使中国来支持这个联盟。[*]这样一来，这个联盟的目的不但适合，而且还有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因为中国也同日本一样，有了这个联盟而会得到加强，能够抵御不论是来自苏联或是来自西方的帝国主义。
象犬养健和影佐祯昭等一贯最亲密地参与日汪合作的日本人，都自认为是石原的信徒。他们一心一意要依照石原的设想来建立汪政权，力图降低日本对汪的要求并对汪作足够的让步，以消除其傀儡的臭名，使他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并能生存下去的政权。由于影佐的重要地位和他同陆军上层人物的关系，加上犬养和首相的交往，汪对他们能够履行其诺言抱乐观想法是有点理由的。但结果却证明这种乐观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因影佐和犬养等等都无法说服日本领导人别提出过高的要求，这就注定了日汪进行合作的试验和日本大泛亚主义的目标的命运非失败不可。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影佐和犬养的奔走没有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日本政界中有一种固定而又普遍的想法：感到重庆极为重要，决不能予以忽视，如果重庆不作为协商的一方，就不可能达成一项解决中日争端的有意义的办法。由于蒋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他和汪之间人所共知的矛盾，就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同汪搭上了关系， 那就一定会使对华战争拖下去，更不要说进行全面合作了。所以这个时期的文章经常出现这样一个比喻：就象犬养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把汪看作只不过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而蒋才是盛宴以待的（尽管是迟到的）贵宾。虽然今并将军很钦佩汪，但他也很坦率地承认：同汪合作“并不完全象在阴间碰见了菩萨那样”。[2]可见，连最赞助汪的人也感到有必要设法同重庆达成协议，因此，他们在究竟以支持汪政权为最终目的还是利用汪作为通向国民党政府的桥梁这两者之间一直摇摆不定。
还有其他原因有助于说明石原—影佐—犬养对中日合作的设想为什么会成为泡影。最明显的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分治合作”政策打击了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怎么能够期望中国人会拥护一个参与肢解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呢？可是日本却要求她的中国盟友不仅要容忍满洲国和华北伪政权的存在，而且还得公开表示赞同。一九三八年底，北平的学生们被迫去参加为庆祝武汉三镇陷落而举行的大规模田径长跑比赛之后，怎么会不痛恨日本呢？当这些学生（以及他们的教师）在一九三九年参加一次运动会而集合时，当他们头顶上飘扬着临时政府的五色旗，眼前看到（那纳粹纽伦堡阅兵式的东方翻版）由好多人群组成“东亚新秩序”五个大字时，他们心里准会怎样想呢，难道他们不会象历史学家臼井那样都能看出“统治沦陷区的不是临时政府而是日本军队”？[3]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在参加了要通过决议感谢帝国陆军创立满洲国而召开的一次会议后，决心再也不受同日本人合作的气了。试问又有多少个和日本人搞合作的中国人不和他抱同感呢？[4]
可是日本抓住她战利品不放的决心却从未动摇过。就是那些对中国民族主义最表同情的领导人也没有考虑过放弃满洲国。石射的《意见书》中就从未提出过这样的建议。石原在他反对政府的多次演讲中肯定也从未提到过这件事。石原反而（振振有词地）争辩说，满洲基本上不算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把满洲人、蒙古人以及朝鲜人的这块土地变成了殖民地的。日本到那里去，为的是免得它落到西方国家的手里去；现在它只不过是“一个中日共有的殖民地”。[5]在我们所调查过的那些和平试探活动中，日本没有考虑过要放弃满洲国。据我所知，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本人才认真考虑过这一让步，甚至这时也还得不到东京的支持。[†]但无论如何，这时重庆已无意同日本单独媾和。没过一个月，苏联军队就跨过满洲边界蜂拥而至，从根本上把日本能作自由选择的机会一笔勾销了。
历史学家冈吉武所谓的日本“在心理上孤立”[6]于亚洲国家之外，乃是中日合作试验之所以失败的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冈吉武认为：由于日本的民族主义有其独特之本源，所以这种孤立状态就得到了发展。正是因为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是经政府灌输而来的，所以它就具有一种人为的性质。反之，中国的民族主义则是从整个世纪极其痛苦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它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内容。总之，由于日本人没有经历过受外国人凌辱的历史，他们就不可能充分理解饱经屈辱的亚洲邻国的思想感情。只有缺乏这一心理因素才能说明为什么日本硬要以蒋介石辞职作为停战条件之一，而且不顾石射猪太郎和另外许多人的劝告，坚持这一要求。而石射等人则意识到了蒋是一种新的民族精神的强大象征。日本完全无视这一事实，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汪，用种种苛刻的条件剥夺了汪和他的政权的爱国号召力，然后通过把汪打扮成与日本同心协力为一个受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求解放的解放者的办法，希望他重新获得那种号召力。这种异想天开的愿望只能用“在心理上惊人地脱离”了中国民族主义这种说法来解释。能够理解这个愿望所包含的巨大讽刺意味的日本人是极少数的，但大多数的中国人却是十分清楚的。
在这以前的整整四十年中，日本倡议的“泛亚”设想先后曾有过多次，但能符合石原将军所要求的真正平等的则寥寥无几[7]。石原的同僚中因泛亚主义的循环推理而作茧自缚的却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泛亚主义赋予日本以制止苏联和资本主义向中国扩张的责任，但为了实现这项解放的使命，她自己就得向中国扩张，并在中国取得战略基地。这种泛亚主义的概念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得到发展，而这些人的思想充其量只能说是刚从他们国家过去历史所形成的思想格局中解放了一半而已。封建社会使它的人民从等级，而不是从平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难道我们还用得着问日本泛亚主义者究竟认为哪一个国家应该坐第一把交椅吗，中国和日本对西方帝国主义及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同态度，就提供了答案。
中国的态度是软弱的，而日本的态度则是强硬的。假若要把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对孪生的祸害从亚洲清除掉，显然不能把这项任务的领导权交给中国。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中国连领导这场圣战的最起码条件也不具备，因为她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酒井隆少将于一九三九年写道：“中国只是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国家。”他接着说：“或者还不如说：中国是一个土匪的社会。”他又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常用的口吻说：“中国人民是污染世界文明的细菌。”[8]
日本人对于中日两国在泛亚秩序中相应的地位如何的独特看法——这种看法对中国的威胁最大——表现在他们对于“天职”的信仰。根据这个狂热的想法，不管中国愿意与否，日本不但有权而且是不得不去拯救中国的。只有当人们理解了“天职”思想的支配作用时，才会对松井大将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为侵华战争所作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感到中听：
中日之间的斗争总是“亚洲大家庭” 中兄弟之争……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把这种斗争当作是使中国人进行自我反省的办法之一。我们并不是因为憎恨他们才这样做，恰恰相反，我们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太爱他们了。这就象在家庭中一样，当老大哥对行为不端的弟弟忍无可忍时。就不得不揍弟弟一顿，教他规矩点。[9]
至于日本士兵和平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常常够不上松井所谓的“老大哥”的品行的问题，我们就不必大加谴责了[10]。战后东京审讯所提供的证据就足以说明老大哥们对中国人的暴行的规模。不过，假如战时暴行果真是可以解释的话，那么这些证据也并没有说明这种非人道行为的原因。但是，由于日本在中国大陆驻军的野蛮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象汪那样极力为日本涂脂抹粉的人的失败，我们不能不略加评论就轻轻地放过这一点。
当然，日本军队军纪的败坏可以部分地从日本社会制度没有一套概括的伦理准则来解释。这套准则既能约束在自己家乡生活的农民，又能在他穿上军装被派往中国去驻守一个城市时仍然起作用。日本人在国内遵守一套既繁琐又有约束力的社会行为规则——这套规则几乎把他管束得透不过气来——凡是他可能遇到的一切社会环境或道德场合，都得照章办事。他只要遵守他从小就学到了的章法和习惯，就能保证他个人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宁。当日本人遇到了这类章法本本所不能解决的场合，或者遇上约束他日常行为的规则范围以外的场合，他就很可能胡干一通。埃德温·赖肖尔写道：“比起我们这些依照比较概括的信条和为数较少的具体规则生活的人来，日本人在本本范围以外行事时会更加感到无所适从。”[11]赖肖尔又说，日本人的那些“人人必读的处事指南”，在通常情况下是行之有效的，它“比起我们自己那个比较带个人主义的操行准则来，也许的确可以少制造一些摩擦和紧张关系”；但是“一旦遇上意外的情况，他们的伦理准则就会比我们这种比较概括的伦理概念崩溃得更加彻底，从而使日本人倒退到按照他们排除约束的本能来行事的地步了”。
日本作家乐于强调军队生活对各级士兵的有害影响。野间宏战后所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帝国陆军的小说《真空地带》，把军队描绘成一个建立在镇压人类本性基础上的非人道机构。他以亲身经验描写了军官之间为了向上爬、搞贪污、尤其是搞暴行而进行不讲信义和野蛮的竞赛等一系列令人寒心的事实。社会学家鹤见和子把“无情破坏个人私生活以及广泛使用暴力”描绘成为“从反面影响社会化”的方式。她写道：“社会化执行者的暴戾和目空一切达到了顶点，而被社会化的对象的痛苦、恐惧和屈辱也达到了顶点。”[12]这个社会化过程的目的是禁止士兵按自己的意志去想、去做，甚至连觉得自己还有意志都不行——一句话，就是要造成野间在他小说中所说的那个“真空地带”。只有这样，士兵才会在被“社会化”之后去送死——那就是说，使他乖乖地去送死。
丸山真男认为，日本军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所犯的暴行是一种“转嫁压迫”的行为。士兵受到上级压迫和虐待之后，遇到了任何他可以压迫和虐待的人，就如法炮制，从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补偿。丸山并没有为高级军官开脱他们对日军在中国所犯暴行的最后责任，但是他指出，犯罪的都是那些一般士兵。考虑到日本社会的性质，他作出结论说：“在平时，过着平民和军队生活的士兵找不到任何可以转嫁压迫的对象。当他们一旦有可能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动，要一下子把压在自己头上的压力通通解除掉，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13]
姑且先不提奸淫掳掠这类事，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的日本“老大哥”也和任何其他士兵一样，极其喜欢在他们日常用语中讲种族侮辱性的话。日本话“中国佬”相当于英语中的“chink”（美国俚语蔑视中国人的称呼。——译者注），而且也是以同样鄙视的音调说出来的。火野苇平所写的战争报道（以《战争和士兵》为题译成英文）中提到，不论“中国佬”是抵抗还是欢迎日本兵，他们都是被看不起的。他在写到一九三七年末速决的杭州战役中，某些城镇的居民对他竟以笑脸相迎而大感惊讶时说：
假使日本城市被敌人占领了，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无论男女老幼都不会忘记他们是敌人，而且始终会对他们抱着敌意。日本人就是死也不愿和敌人友好的。我们可以同中国的个人友好，而且甚至可以爱上他们。但是看到他们在自己国家命运处于危急的情况下，还要对敌人微笑和诱媚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象这样一个民族，我们怎么能不鄙视他们呢？在我们士兵看来，他们都是些使人瞧不起而且没有骨气的人。[14]
这样就不难看出，这种民族优越感——或者用一些沙文主义的口号（例如“发扬国威”）来表明国家最终目标的做法——是怎样使石原那些泛亚主义者的梦想归于破灭的。重光葵在批评自己国家在战时陶醉于发扬国威时写道：“不幸的日本呀，她不仅理解错了，而且连克制自己都感到不耐烦、不可容忍了。讲来讲去，只有国威两个字才是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字决定了国家政策，决定了作战计划。战时人民的心理状态也是由这两个字塑造出来的。这固然很了不起，但是看来忍耐和明智恐怕要更可贵一些。”[15]
汪精卫向中国人民兜售孙中山的泛亚思想时，所碰到的问题也是不难理解的。汪的一切辩才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一九四〇年的日本已经不再是本世纪初叶时对孙中山友好、赞助国民革命的日本了。孙中山在死前几个月，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到日本去作了他多次旅行中的最后一次。他对日本人发表的最后一次重要演说中，谈到了泛亚主义。他把以仁爱、正义、道德，亦即王道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同西方的霸道文化作了对照，他向日本听众提出这样一项挑战：“虽然日本现在已经很熟悉西方霸道文化那一套了，但也还保持着东方王道文化的特点。现在的问题是：日本究竟是要做西方霸道文化的老鹰，还是要做捍卫东方的长城，这是日本人民面临的抉择。”[16]
影佐、犬养以及他们的同事们都未能回答孙中山所提出的挑战，他们也未能为汪争取到本来可以使他和日本处于平等地位的让步，这样就证实了：一九二四年以来，霸道牌的泛亚主义已经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占着统治地位。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当汪正准备叛离重庆时，近卫还只不过给自己心目中的泛亚主义取了一个新名字——东亚新秩序。那时怎样把他话里的抽象内容变成具体政策还要拭目以待。但事后看出“新秩序”原来就是日本控制她的泛亚伙伴的那一套，却是不难的。但是在当初，的确有理由相信“新秩序”有实现真正伙伴关系的某种可能性——这倒并不是由于近卫和他的顾问们真心真意要搞真正的乎等合作（虽然某些人确是这样），而是由于他们希望约束日本军人集团，从而结束严重消耗日本国力的战争。把“新秩序”解释成为对汪有可估后果的并不是近卫和他的顾问们，而是那些兴亚院的成员们。兴亚院头目之一的喜多城一将军后来在战犯审讯中，以少有的直截了当的话宣称：兴亚院的任务就是“使中国日本化”。[17]
让我们再指出石原的泛亚平等概念之所以站不住的最后一个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军人中最有势力的那一部分人并不同意石原的基本设想。属于那一集团的东条英机、田中新一、富永恭次、杉山元等人肯定对石原担忧苏联的见解抱有同感。但他们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不应该以同中国交好的方式来使中国保持中立，而应该把她消灭从而使她中立化。
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不顾石原的警告，逐渐采取消灭的政策。当人们看到决定国策的各种会议记录时——御前会议，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四大臣会议以及五大臣会议——就会感到十分惊讶：既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对重大问题的分析又是那样平庸，尤其是他们在制订计划时竟会那样目光短浅。总之，无数证据说明：日本正是象石原所预见的那样，一步一步地滑进大陆泥沼中去。许多日本人，不论是局内或是局外人，都评论过这个过程。丸山真男论及日本领导人未能“根据既定的明确目标来调整对策”，从而“使用残暴的力量来推行政策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直到最终无法挽回。”[18]近卫在一九四五年写了一段悲伤的悼词：“情况已是这样，形势的发展逼得他们（陆军）继续往前走，战线越拉越长。中国事变之所以造成极大的危害，其原因就在这里。”[19]
近卫特别把应承担的责任推到陆军身上去，其实我们都知道消灭政策在一九三八年曾得到他的内阁的完全赞同。要是说近卫没有象尾崎秀实那样会拉响对华作战危险警报的谋土，他不是也有象永井柳太郎那样的谋士吗，而且“温和的永井是毫无疑问够得上通常称为自由派的开明文官的”。[20]可是，即使象永井那样的温和派也会把消灭国民党中国的政策说成是合理的。他争辩说：日本的真正敌人不是中国人民，而是“白人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南京傀儡（蒋介石）之间的罪恶联盟”。[‡]近卫不是没有觉察到战争拖延下去的危险性，但是沉醉于执行日本神圣使命的迷梦则足以麻痹他对危险的警惕心。
使历史学家感到兴趣的是，那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日本历来一贯认为为了保卫日本就必须消灭——或最起码得征服——中国。至少早在十八世纪，象兵器专家兼防御战略家林子平（一七三八——一七九三）那样的作家，就已把中国和俄国描绘成为对日本的威胁，并且主张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政策来应付这种危险。一八二三年，著名的医生、药物学家兼天文学家、西方军事科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佐藤信渊（一七六九——一八〇〇）写了一本名叫《混同秘策》（即《并吞的秘密计划》）的书。这本书强调指出，一个弱小的中国使日本面临危险。[21]它并不是说中国本身会威胁日本，而是因为中国容许真正威胁日本的英国在亚洲获得立足点。佐藤认为：日本的对策应该是，占领中国的一部分作为屏障，以阻遏英国进一步的扩张。
由于中华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把中国看作是对日本的威胁（虽然不是直接的），以及把中国看作是没有人瞧得起的贫弱、腐败的国家的论调乃甚嚣尘上，这是二点也不足为奇的。在此以后，有影响的思想家象会泽正志斋（一七八二——一八六三）、横田小楠（一八〇九——一八六九）、福泽谕吉（一八三三——一九〇一）及德富苏峰（一八六三——一九五七）等人对中国的攻击日益尖锐了。日本之所以推迟进攻中国及其保护国朝鲜，并不是由于她对这一行动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还有什么怀疑，而是对进攻的时机和准备工作是否成熟还有争论。在没有摆脱过去封建时期的分裂状态、没有形成有力的国家意识、没有掌握西方军事优势的秘密以前，日本是不敢动手的。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许多人感到这些条件已经具备，同时中国受屈辱和失败的惨状也更加成为定局了。
这时，扩张主义者的思想中增加了一条崇高的公正说法。说什么他们主张对中国进行扩张并不是从国家自私利益这个狭隘的理由出发，而是为了保卫文明——尽管对于他们所要拯救的究竟是“近代文明”还是东方文明，远远没有一致的意见。大教育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的传布者招泽渝吉就常常强调这一点。他在一八八一年写道：“我国一定要从军事上保护她（中国〕，从文化上指导她，向她指出达到近代文明的道路。”而且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我国甚至可以用武力威胁［中国］以保证她的进步”。[22]一八八五年福泽在他所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虽简短却堪称驰名的文章。就象它的标题《脱亚论》的含义那样，这篇文章要求日本“退出亚洲”，就是说要日本抛弃她的亚洲传统，以西方为样板全力进行现代化。与此同时，任何要使落后得不可救药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文明起来的想法都必须予以放弃。他写道：“我们不必因为中国和朝鲜是我们的近邻而对她们特别客气。我们还不如照西方国家那样来对待她们。”[23]松本三之助就在《脱亚论》中找到了日本侵华的根源。他写道：“不可否认，这篇论文起了为以后几十年日本对亚洲大陆搞帝国主义扩张进行辩护和鼓励的作用。”[24]
德富苏峰和福泽一样，也是宣扬西方进步事物的重要代言人。他利用他那有影响的报纸《国民之友》的社论栏来为终于在一八九四年八月爆发的对华战争进行辩护。他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发生的前一年写道：日本马上就要变成“大日本”了，就要变成一个驰骋于整个亚洲和南太平洋的国家了。他说：他所鼓吹的扩张目的不仅只限于发展贸易或建立殖民地，“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向全世界显示国力”。他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又写道：“从各方面看来，是中国阻挠了我们扩大国家威力。当我们要建立‘大日本’的时候，我们发现我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困难的原因是在中国而不在欧洲。”[25]当一八九四年夏日本找到了对中国挑起战争的适当借口时，德富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它意味着那是使日本能够获得一个“和世界上其他扩张主义大国并驾齐驱”的机会。[26]当他所支持的“漂亮的小战争”终于爆发时，他简直是乐不可支。战争开始不久。他写了一篇社论，纠正了某些人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索取巨额赔款的想法。他指出：“日本就是为一举而决定［他］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战。”他又说：“假如我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以前的一切误解都会消除。我国和我们民族特色的真正性质就会象太阳冲破浓雾那样，突然显示出来。”[27]
明治时代日本最早的基督徒学者内村完造（一八六一——一九三〇），他虽然后来是以和平主义者而著称，但在战争发生时也附和这种日本负有历史使命的论调，并且宣称这是“历史的需要”。他援引古典著作、圣经和欧洲历史来证明“高丽战争”（他的说法）是一次“正义战争”。他争辩说，“高丽战争就是要决定：到底‘进步’能否象在西方早已实现那样成为统治东方的法则，还是让先是由波斯帝国、以后由迦太基、再以后由西班牙、而现在最后（但愿这是历史上最后的一次）则由大清帝国所代表的‘倒退’来永远统治东方。”[28]
日本在对华战争中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一连串胜利。这在国内是非常得人心的——无数老武士要求参战，以致天皇不得不特别降旨，命令他们守住自己的岗位。当这个国家充满自豪感和对中国的蔑视时，日本人把以前在文化方面可能对中国怀有感激的心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唐纳德·基恩编了一本书目，把庆祝那次短暂的战争的流行歌曲、剧本、诗歌以及“锦绘”（彩色木版画）都收集了进去。在“锦绘”中，中国人总是被画成怯懦、毫无尊严、毫无理性和不体面的劣等人。歌曲则把中国领导人李鸿章大加嘲笑（“李呀，李呀，扁鼻子李鸿章呀！”）。一个人问：“在亲王马前打滚的是什么呀？”另一个人鄙夷地回答：“是支那人的南瓜脑袋，难道你还不知道？”[29]当著名诗人与谢野宽（一八七三——一九三五）听到宣战时，他就在诗中提到那臭名昭著的耳冢——十六世纪日本领袖丰臣秀吉对朝鲜战争中从中国士兵头上割下的耳朵建成的耳坟：
何须自愧不如古？
再建耳冢时已近。[30]
诚然，当时也有许多日本人并不抱这种反华情绪，到了三十年代，中国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也的确足以使日本人改变他们鄙视中国的态度。但是先人为主的观念还存在。我们已经看到，象石射或者石原那样，敢于对长期以来把中国的孱弱看作是对日本的威胁的荒谬见解提出挑战的人毕竟是个别的。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忠告是很少有人听得进去的。就是第二次大战日本的战败也没有完全把某些日本人认为必须消灭中国的偏见铲除掉。鹤见和子援引了一个即将被处死的中将战犯的遗嘱为例，说明上述那种看法是多么顽固。“我的肉体死亡后，我的真正灵魂将会在天上飞翔。它一直要等到日本报了她战败之仇以后才会停止飞翔……只有消灭美国，征服中国，才能复兴天皇的国家。只要我国仍然处于美国或是中国的压力之下，她就复兴了，也实现不了大日本的世界使命。”[31]
在本书开头我就同意了角田顺的意见。那就是，理解象石原莞尔和犬养健（我还要把石射猪太郎也包括在内）这些人作出的“努力最后为什么会流产”，对于理解中日战争是极为重要的。日本在缅甸的主要合作者巴莫曾经设想过那些人的努力要是没有“流产”所可能产生的结果。在他最近发表的回忆录中，他对日本“背弃”了她的亚洲同盟者和合作者的可悲后果表示惋惜。他写道：假如日本没有被她的军国主义者和“种族狂”们所背弃，那末亚洲和日本会有多么不同的前途啊！
假如日本真正具有亚洲的本性，假如她就象在战争开始时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忠于亚洲人的亚洲的概念，她的命运本来是会完全两样的。半个甚至半个以上的亚洲，不会因为日本在军事上的失败而勾销对她的信任和感激。那就会大大有助于使她在亚洲有其应有地位的战后世界中，找到一席崭新的、伟大的、永久的地位。[32]
汪的动机
属于梅机关的外交部中国通清水董三曾经说过：只要汪精卫出席了有日本外交官和军官参加的社交场合或是正式场合，日本人“相形之下，都显得黯然失色”。[33]汪的堂堂仪表起了鼓舞他的追随者的作用，但那也无法弥补长达六年的战时对敌合作给他们一生所造成的损害。美国参战后，汪政权的绝望处境使它的许多成员意志消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观泛滥。金雄白写道：“许多人借酒消愁。汪是例外，而李士群、梅思平、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个个都和女人有纠葛。”[34]汪的私生活一直是无可非议的。即使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无法把通常指责他下属非法牟利和生活糜烂等罪名加在他的头上。他家中摆设简单，并没有一般认为象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应有的豪华气派。汪喜欢请客吃饭，但吃的总是“极平常的西餐”。他总是和妻子、儿女坐在一桌，客人就坐在另外一桌。据说有一次，汪夫人买了一些西餐餐具，汪误以为是昂贵的东西，暴怒之余把它们摔得粉碎，而且责备他的妻子说：“你怎么可以在这样一个时候把钱浪费在这些东西上呢？”[35]
随着对日合作的紧张关系的加剧，平常性情温和的汪精卫发脾气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他常常在会议开到一半时发起火来，用拳头捶桌子，找一把椅子或是其它什么东西来摔，要是找不到东西的话，就在在场的人——通常是他的联襟褚民谊——身上出气。一九四三年有一次，当他听说他的下属准备把日本人交给他们的一批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关到战俘营里去，就勃然大怒。他气得泪流满面，责备他的同事没有爱国心。他说：日本当然希望把他们当作敌人和战俘来看待，但是这些人毕竟都曾经为“祖国”卖过命，中国同胞除了向他们致敬之外，还能怎样对待他们呢？[36]战时对日合作不可设想的尴尬局面就在这类事情中集中表现出来。它还表现在汪于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后对他儿子的教导。汪充分理解，美国参战对他自己和日本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因此要他儿子作最坏的打算。要是中国能够得救、能够得以幸存，那末他自己的生命。和名誉就保不住了，他的家庭和房子也就完了。汪告诉他的儿子说：“你一定要有应付这个日子到来的勇气。”[37]
当汪叛离重庆时，他不会没有想到历史对通敌者所作的结论。汪自己就谴责过溥仪（他毕竟还不是汉人），说溥仪是配合日本搞满洲国阴谋的“汉奸”。[38]他一定知道他的政敌和多数同胞准会把他自己说过的话回敬他。例如，他在一九三四年所作的声明：“中国（将）采取坚定不移的立场反对任何默认或意味着承认‘满洲国’的步骤。”[39]又如他在同年发表的声明：“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背信弃义地侵占沈阳以来，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始终坚持拒绝签订任何有损中国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条约。我们准备现在遭受苦难，为的是使将来少受些痛苦。”[40]再如他在叛逃前一年所说的：“难道我们会甘愿做傀儡吗，假使不愿意，唯一可走的路就是作最大的牺牲……个人牺牲是不够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同胞在活着的时候去当傀儡。”[41]
假使汪果真确信他的人民是受日本侵略者的剥削和压迫，那么他又怎么可能为自己同侵略者的合作开脱呢，大概只能这样解释：他与日本人合作完全是出于一个错误的估计，误认为日本会获胜，因此才作茧自缚。虽然后来他早已明白这样做既无助于国家，又不利于个人，但还不得不继续同日本人合作下去。
在那篇据说是汪的遗嘱中，他为自己辩护说：他正是由于日本掠夺他的人民——而不是不顾他的人民——他才和日本谈判，并且终于同她合作了。[42]这文件承认汪是处于软弱的讨价还价地位来进行谈判的（“我是赤手空拳的”）。但他争辩说：恰恰由于他本身和中国都很孱弱，所以他的对日合作是有道理的。中国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似乎处于绝境，外国朋友的重大援助充其量只能说把握不大，在这同时，中国最重要的领土正被残暴的敌人所占领，其余部分则被无能透顶用防御部队的焦土政策所破坏。绝望之余，不得不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蒋介石不可能鼓吹和平或者提出同敌人妥协的主张，因为他的责任就是以武力保卫祖国，而且全国人民“慷慨激昂”的情绪也决不会答应他这样做的。所以“与其他来，不如我干”。由于汪的软弱——不象蒋，汪并没有军队——所以他显然没有理由对自己的使命抱乐观想法。但是他至少可以通过谈判，利用日本军人之间的倾轧，并且设法和一些比较明智的人物（例如天皇）挂上钩。
我为什么要玷污自己的名声，并且不顾自己四十年来献身国事的光荣业绩？其原因是，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我们只有靠机智才能保全它。要是我们能乘敌人之不备，收复国土，安抚流离失所的民众——只要我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论我的余生会如何困难，我也置之度外。了解我的人们会同情我的困难，不会说我的做法不正当的。[43]
由于走投无路的日本人认为，汪的影响也许大到有可能获致和平，汪就越来越有可能“为同胞争取到保障”，拖延敌军的进攻，在享有中国的物产和资源方面同日本“竞争”。所以在汪看来，充当对日合作者，签订一些协定和条约，都是一种竞争的方法——特别是在由谁来控制中国主权方面进行竞争。一旦战争结束——假如盟国获胜（他终于不得不作这样的假定）——反正这些条约也只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
南京和维希
使汪精卫决定和日本合作的因素同促使法国的比埃尔·赖伐尔及贝当元帅对德合作的原因大抵相似。把汪和他们相比较，我们就能对中国进行合作的经验的动机、成果和特点作比较精确的估价。
汪和他的同事们也有和法国对德合作者一样的反英偏见（认为英国是准备打到把法国人最后的一兵一率都搞光了为止的自私的帝国主义者）。所以，尽管汪等对英国人（和美国人）不援助中国颇为愤慨，但却为自己也能出一份力量把西方帝国主义赶出东亚去而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满意的情绪。无论在中国或在法国的情况下，对敌合作者的怒气不仅针对英国人，而且也针对国内那些在军事上，尤其是在经济上，过份依赖英美的人。汪的某些同事尖锐地攻击蒋介石，说他是英国（还有苏联）的傀儡。这可能是一种宣传手法，或者说明他们自己做贼心虚，所以不足取信。但是对日合作者陶希圣是一个受尊敬的、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冷静的、有分寸的分析必须看作是一种在性质上很不一样的评论。陶在论及中国工业的缺陷时写道：
除“买办资本主义”以外，工业中的民族资本微不足道。可是，连这么少量的民族资本也还得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外国资本。所以中国的实业家辨别不出国际问题的征兆。他们尤其缺乏独立自主的民族观点。当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要琢磨外国资本家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因而拿不定主意。如果问题比较大，他们就靠国外援助，否则就跑到在中国的外国租界寻求帮助或庇护。所以实业家的利益同一般民众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能够依靠外国或外国租界过日子，但是有钱的实业家却能在英国、美国或者上海和香港获利致富……作为一个弱国的中国，要是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一定会造成俗语所谓“远水不救近火”的局面。[44]
法国对敌合作者和中国对敌合作者观点之间的第二个主要相似点，而且也是两国之所以有姑息让步情绪的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到来自左派威胁的那个妖魔的存在。法国在一九三五年末到一九三六年年初的那个冬天成立的人民阵线和中国在一九三六年末到一九三七年初的冬天成立的统一战线把两国的右派吓得要命，使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家濒于多少受莫斯科控制的左翼联盟接管的危险。那个时期在法国流行的“与其勃鲁姆，不如希特勒”的口号概括了这种恐惧。（社会党人莱翁·勃鲁姆担任过人民阵线产生的第一任内阁总理。）
虽然在中国没有一个和这个完全相当的口号，但不用多思索就可以想象得到，汪和他的同事们也会喊出“与其毛泽东，不如日本”的口号。（“与其莫斯科，不如东京”可能更为贴切。因为毛的势力只是在统一战线时期中才开始被人们所承认。不管怎么说，汪和他的同事们感到真正的威胁来自莫斯科，而不是来自延安。）在法国，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生效期间（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和法国共产党开始配合第五纵队来破坏法国进行抵抗的努力时，主张对德合作者和日后的姑息分子的反共情绪有所减退。但汪集团的反共情绪却没有类似的减退。与此相反，象我们上文已指出那样，随着战争的发展，汪和他的同伙越来越相信最后只有中国共产党（以及他们的莫斯科“主子”）才会是胜利者。
法国和中国的对敌合作者都使出了标志着老练的通敌手段的混身解数——骑墙手法。所以只消把名字适当地换一下（例如：把德国改成日本，第三共和改成国民党），历史学家戈登·赖特对赖伐尔所作的描绘就可以同样适用于汪精卫或者周佛海。赖特指出：一九四二年的赖伐尔和一九四〇年的赖伐尔大不相同。
那时他相信德国马上就要胜利，他设法要为法国在“新秩序”中争取一席有利的地位。现在（一九四二）战争胜利谁属已经没有把握了，他改变了主意，要用哄骗、拖延的办法来避开德国的勒索，并且多少保持一些法国自治的模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甚至想过要实现把维希恢复到第三共和的和平过渡。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为止，他一直扮演着他自己在一九四二年所选择的角色。演技相当熟练巧妙，但是却越来越无法控制局势的发展。[45]
那篇据说是汪所写的遗嘱透露了类似赖伐尔（以及其他人）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关心的事情。它要中国人别忘了汪曾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以复兴国民党的名义，作过公开演讲；他一直坚持中央军校的信条；他不允许日本要求在中国学校使用把中国人描绘成“奴隶”的教科书；他并且经常使学校学生记住本朝的二位伟大的爱国者岳飞和文天祥的事迹。[§]那篇遗嘱也为“同生共死”这类口号作辩护。日本人曾对此大事宣传，以证明汪赞同他们在华的意图。遗嘱坚称这些口号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而且在战前都流行过，其中有些还是被巧妙地修改过的清末反满的爱国口号。[46]
虽然汪在遗嘱中的自我辩护，会被某些西方读者看成是抽象的遁词和无力的表白，但是它也有其独特的中国气质。保存了受人敬爱的孙中山的主义，追崇了几百年前的爱国者，清除了教科书中有害的内容，并且使儒家的传统保持下去——汪无疑感到，当他本国人对于他和日本合作的这几年加以估价时，这些成就一定会得到他们赞赏的。在对日合作这段期间，他的写作总是引证历史先例来证明他的确没有越出那古老而光荣的传统的界限，它把同战争中的敌人合作提高到和抗击战争中的敌人一样高的地位。
中国在整个漫长的历史中，学会了用灵活手段来对付她国境以外常常在军事上处于优势的“蛮夷戎狄”的威胁。即使在无法使用武力来控制蛮族的时候，她还是可能用“以夷制夷”的手段，用笼络手段（或曰羁縻政策），或者在情况实在糟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派人纳贡以缓和入侵者，从而达到保护中国文化和儒家生活方式的目的。[47]爱国的中国政治家并不排除采取诸如割让领土、甚至和敌人积极合作等更为极端的措施，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用这类方法来使中国免受蛮族的蹂躏，而那些蛮族则留待儒家经书的感化力量来加以同化。汪能够找到充分史实来说明这种政策的远见性，因为外来的敌人往往来到以后，由于蒙受中国文明之惠就被“同化”了。野蛮民族总被中国所同化的明显史实——不管他们军事力量有多大——使中国人对于同敌人合作产生一种自满，甚至乐观的态度。历史学家林翰笙写道：“在中国历史经验中……和外国敌人的合作是常有的事。其实这样做反而丰富了中国的文化，扩大了中国的领土和影响。”[48]
所有这些并不等于说汪集团喜欢同历史上一切媚外者和对敌合作者去相比。例如陈公博就不同意审讯检察官把汪同中国两个最臭名昭著的通敌者张邦昌和刘豫相提并论。这两个来代官员在十二世纪时曾背叛了皇帝去为入侵的金人效劳。[49]汪喜欢自比为张之洞和李鸿章。这两个人在一九〇〇年拳乱时（指义和团运动。——译者注），对西方帝国主义者采取了和解政策，从而就会因“谄媚洋鬼子”和违反圣旨而担被非议弹劾的风险。汪认为应该把张和李的谨慎和有远见的政治家风度同聂士成将军虽英勇但基本无效的抗战政策作对比来进行评价。聂是在率领其部下同外国军队作战中牺牲生命的。汪在一九三九年写道：“的确，将土和民众都很多勇，然而他们至多只能步聂士成提督（原文如此。——作者注）的后尘，忠贞至死，可是他们的死却挽救不了国家的命运。”[50]
汪日常穿西服，长年在国外生活，对西方习俗很熟悉，以及他对现代事务的高深知识，跟他的儒家背景大不相称。当他开始在东京学现代政治科学以前，他曾考中秀才（通过了科举制度的第一关），因而他的写作显出浓厚的儒家倾向。在他一九四一年所写的一篇纪念孔子诞辰的文章《孔子与中国道德的关系》中，汪批评有些人认为古代儒家学说没有什么可学，因而转向外国即共产主义的俄国或资本主义的英美去寻找医治中国弊病之道。这些国家无法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却是造成中国问题的根源。汪认为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因素造成中国在十九世纪的孱弱和“不安与徬徨的状态”。第一个因素是教会在传教时不遗余力地使“下层阶级”脱离他们原来的习俗。“他们设立医院、搞种种慈善活动，为的就是要不知不觉地赢得贫苦阶级的心。后来，教会又采用了以通俗的方言来传播教义的方法……。这样一来，中国固有的文化就在下层阶级中遭到了破坏。”[51]使中国变弱的第二个原因是有教养的阶级虽然不受教会的影响，却爱上了西方的科学。汪写道：“不用说，当构成国家中坚的上层阶级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时，就要产生严重的危机。”[52]汪严肃地说，那些“嘲笑”中国的人“已经忘记什么是构成一个国家的要素。文化的重要性仅次于血统关系和语言，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就是看不起自己的种族和国家。”[53]
汪认为中国文化的菁华包含在儒家礼教之中。所以只要回到孔子那里去，中国就能够获得“道德上的重建”和民族团结精神。中国需要这些精神来抵御给她带来了那么多苦难的西方影响。从汪对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谴责、对儒家经典能重振中国的信心、以及他特别支持新生活运动等方面看来，我们就能发现他同他的头号政敌蒋介石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似点。汪在一九四一年所写关于孔子的文章中的观点，无一不存在于蒋在两年以后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说两者之间在语气上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蒋的著作中反对西方的话更显得恶毒，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在此书中“蒋把军阀主义、卖淫、私贩军火、吸鸦片、抢劫以及在中华民国诞生时的所有流血混乱局面全都算在外国人的帐上。［他还］埋怨外国教会以及他们的大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汪的著作，不论是政论文章或是诗词，一律都反映了“君子”（德行高超的人〕的观感。没有再比重视为人正直的观念更接近于儒家关于君子的想法了。——“假若皇帝行义，他的大臣也会行义，假若大臣行义”，等等。汪的毕生经历以及他在中国所受到的尊敬，说明他在政治上变节的缺陷得到了他为人正直和有高度勇气的弥补。他对自己，特别是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及其学说的解释者，在道德上的完整无缺是有信心的，他也意识到他自己本人很有吸引力。这两点合在一起就使汪有了如同他所敬仰的文天祥那样坚韧不拔的性格。汪和他的宋代样板文天祥都犯有“不合情理的行为”的错误，但是这种不合情理的行为符合儒家最优良的传统。就象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W·莫特所说的那样，“文天祥明明知道自己的事业毫无希望，甚至违反天意，但他仍然坚持忠贞的原则。”[54]汪在早年为自己所取的名字“精卫”二字就表示着他日后事业的某种英雄气概。（据说，这个名字原指传说中的一种鸟。其非凡的毅力是汪决心要推翻清朝时希望仿效的一种品德。）
再把汪和赖伐尔在个性上作个比较也很适当。即使赖伐尔的性格并没有受过儒家学说的熏陶，他和汪之间也存在着饶有趣味的相似点。这些相似点指的并不是通常都把傀儡们看成是浑浑噩噩、任人摆布的那种说法。历史学家杰弗里·沃纳对赖伐尔的描绘也同样适用于汪：“［赖伐尔］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对自己的能力有无限信心，而且不幸地还秉赋着确能说服别人的本领。”[55]要同强大的战胜国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是一件艰巨而且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决不是一个怯懦者担当得起的。恰恰相反，不少最出名的对敌合作者倒是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典型性格。小说家赛林纳称贝当为“法国最后的一个国王”，而且贝当的确使用过国王用来自称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我们腓利普·贝当”，[56]就象生来就惯于用这一套词汇的人似的。维达孔·吉斯林因叛国罪受审时，就曾夸耀他自己“是在古挪威海盗墓丛中、在圣经所述的历史和古北欧英雄传奇之间长大的……吉斯林这一姓氏……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王室旁支的姓氏”。[57]至于汪，高宗武曾称他为“一个伟大而有勇气的人，因为他敢于去做他所认为正确的事，不管这件事是多么不孚众望”。[58]
汪和中国共产党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对汪精卫坟墓的污辱象征着蒋介石对他的老政敌的表面上的胜利。但是蒋的胜利注定是短命的，正如汪所预见到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力量大大增强，崛起成为国民党的劲敌。在芦沟桥事变前夕大约只有五万人的红军，到战争结束时，已拥有五十万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了。共产党于一九三七年从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的陕北山区的一小块根据地朝东发展到四面环山的山西省，再从那里进人华北平原，甚至深人到华中。战争结束时，他们已经控制了总人口为七千万到九千万的十九个游击区根据地。[59]这时共产党只用维持他们以抗战时期所鼓动起来的那股爱国热情为基础的势头，再利用国民党的错误和腐败就能稳妥地取得一九四九年的革命胜利。汪终于能够从他的坟墓——他的衣冠冢，而不是他那被人污辱过的钢筋混凝土陵墓——看到他的敌手蒋介石的胜利在短短四年之中就烟消云散，最后可耻地逃到台湾去了。
难道汪的追随者就可以把他说成一个先知吗，我说：“不能”，因为他固然预见到共产党会从持久的对日战争中得到胜利果实，但他的洞察力也仅仅到此为止。他在一九三八年以后所作的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警告，令人听来有声嘶力竭和蛊惑人心之感。他反复强调的不外乎说共产党恶毒狡猾，说他们无情地使用暴力，说他们不顾人民相利，特别是说他们抗日并非出于爱国的动机。八路军所以能赢得农村，是因为他们在那里的行为同以奸淫掳掠而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士兵的行径截然不同之故。可是对这种情况，汪却只字不提。汪的倒霉的清乡运动说明他并不是不知道农村需要进行改革，但是从中国实际需要的情况来看，他所采取的步骤只能算是半心半意的。在汪的演讲和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一点能够说明汪察觉到共产党人正在把人民争取过去，因为多数人民欢迎共产党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政策，憎恶一直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由来已久的高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尽管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初期所推行的这些改革还只是很有限的。[60]汪肯定也和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一样，看到了不合理的战争重担都压在贫苦的农民头上。富人的儿子可以用钱贿赂免服兵役，或是当上军官，通过贪污公款或黑市投机而发财致富。但是穷苦人家父子两代则被人用绳子捆在一起，硬拉到新兵集中地去，在那里他们变成了军官的剥削对象和牺牲品。一个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控制区都有过丰富经验的美国军官戴维·D·巴勒特上校写道：“要是有人说在共产党地区也有人被绑去当兵的话，我可没有见到过。”[61]
汪提出过共产党会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警告，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一点足以说明他察觉到了共产党能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关键所在：那就是他们善于先使抗战成为一场真正得人心的、爱国的斗争，然后抢先掌握进行这场斗争的主动权。恰恰相反，我们所看到的尽是一大堆歪曲的话和陈词滥调。汪尤其坚信共产党“毫无民族意识，他们只是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62]汪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写道：
共产主义同爱国主义是格格不人的。共产党人不效忠他们所属的国家。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痛苦经验告诉我：在我们中间主张抗战的共产党分子是在共产国际命令之下才这样做的，为的是替凌驾于中国利益之上的共产国际利益服务。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效忠莫斯科，而不效忠他们所属的国家，［而且］他们的动力是来自莫斯科，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也是莫斯科。[63]
同月，汪召开的没有代表性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称：共产党人利用战争以“执行他们摧毁中产阶级和偏下的中产阶级的政策，使大部分民众失去工作，无家可归。这样，在赤贫的情况下，人们就容易被共产党所利用。”共产党的政策还要“通过非法压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使群众变成愚昧无知。因为一个国家要是在知识方面破了产，那就可以使人民盲从得更加厉害。”这次大会还说，共产党就是期望通过这种方法用他们的“边区政府”来代替“国民政府”，并且最后把整个国家“变成苏维埃中国，永远成为苏联的一个保护国。”[64]
我们完全有理由不对这种估价作过于严厉的批判。在一九三九年时，人们普遍认为克里姆林宫和延安之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实际上，直到五十年代后期中苏之间发生冲突以后，中国式的共产主义才受到充分的赏识。此外，在汪从重庆出走的一九三八年，以及在他从事大量写作以争取支持的一九三九年时，中国共产党才刚刚开始进行尔后赢得民心的许多改革。历史学家对这些改革在中日战争初期所涉及的范围及其影响还有争论。[65]但这些都有点离题，我们的主题是，汪只把共产党的社会和经济措施看作是“掠夺”，并且低估了毛泽东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抗战大熔炉中融合为一体的能力，因此犯了严重错误。他没有能够估量出中国人民的需要，也没有能够摸清整个国家的爱国意向。我们还可以顺便再补充一句，他的对手蒋介石也是如此。对于那些要想领导伟大国家的人说来，错误估计了形势是致命的。因此汪和蒋两人都得把领袖的地位让给毛泽东。
需要爱憎兼有的感情
汪在三十年代中期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比他早年推翻清朝的目标要难得多。在芦沟桥事变前的几年中，他并不是为日本的罪行开脱责任，而是由于他深知中国极端虚弱而又极不团结，才主张对日和解的。他一面提出纠正那些弊病的计划，一面主张进行谈判，并且在必要时作出让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被刺中弹，几乎由于主张让步而送了命。从那以后，民族情绪越来越敌视姑息政策，而汪本人也越来越没有权了。一九三八年出现了一个规模虽小但能量颇大的和平运动，该运动有了通往东京首相办公室的渠道，更重要的是，有了通往日本参谋本部的渠道，于是，汪就有恃无恐，乘机叛离重庆，到别处去探索有无同日本进行和解的可能性。连那些批评他的人们也不能责备他这一次在政策上前后有矛盾。我认为，更没有理由责备他为了眼前的利益或贪财而失节。汪出走时留函给蒋说：从此以后他要挑起较重的担子，让蒋挑较轻的担子。究竟这封信有没有感动过蒋则很难说，但是汪在此后六年的余生中，的确是挑起了很重的担子，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汪没有活到战后，没有活到在战后审判中为自己辩护。在那次审判中，几乎他所有的同事都被判处死刑。但是他的遗孀陈璧君却经历了整个战争时期和战后审判，自清朝末年她同汪一起在北京干埋炸弹的大胆行为以来，无论是汪的政治生涯或是私生活，都是同她分不开的。这个极端自信的女人不听她亲戚们的劝告，拒绝在汪死后退出政治活动。这时日本的败局已经十分明显了，她的家庭成员劝她退出南京政府，希望这一行动可以在战后不可避免的叛国审判中，博得重庆的宽大处理。汪夫人回答说，虽然她对战争胜利谁属的问题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她感到有责任继续积极进行政治活动，以尽量防止日本人对中国沦陷区进行报复性打击。
汪夫人于一九四六年春在苏州受审时，她极力为她的丈夫辩护，并痛斥了囚禁她的人。她振振有词地反问道：汪怎么可能出卖中国呢，他显然不可能出卖重庆所控制的地区。至于南京控制下的地区，它本来就是“被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她还自诩她的丈夫连一寸中国领土也没有丢失过。他所做的一切，为的就是要收复那些叛国的、只顾自己逃命的高级军官所丢失的领土。汪不得不做某些事情来满足那些“被遗弃的民众”的需要。她宣称：“对于已故的汪精卫为了挽救自己的国家所做的无可非议的工作，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衷心钦佩。”[66]她非但没有认错，“反而捶桌子、大声盘问检察官”，使得旁听的群众为她鼓掌称快。匆促的审问结束以后，“好几十个听众围住汪夫人，要她签名，她都爽快地签了。”[67]接着她在苏州国民党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当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原文如此。——译者注）拿下苏州时，她落到了他们的手中。以后她一直多病，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度过了她最后的十一年。[68]
通过对汪（以及其他对敌合作者）的个性、观点、动机和成就的概括叙述，我试图把汪从爱国者变成傀儡那样一个看来是突变过程的自相矛盾之处给弥合一下。历史学家对前后不一贯的人抱怀疑态度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相信，只要花点力气把带有爆炸性的“傀儡”一词和蔑视味道稍少一点的“对敌合作者”一词的含义冲淡一下，那么这个前后不一贯的明显矛盾就会得到解决了。
亚洲近代历史中的对敌合作者，从满洲国的既不要险又没有头脑的溥仪。直到被人捧得过份的印尼民族英雄苏加诺。真是什么样的人物全有。应当用比“傀儡”这个笼统的称呼含义更全面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所作所为。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暂时不给他们作结论。我只是想说明一下，战时对敌合作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充满了两可的含义。赖伐尔就看出了这种两可的含义，他对他的朋友们说：“要是我的政策成功了，把法国所有的石头用来为我建立塑像恐怕都嫌不够用；、要是我的政策失败了，我就会被绞死。”[69]的确，在汪精卫所处的时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本身就有其两可的含义，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一百来年饱受来自多方面的侵略和蚕食。与其说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中国摆脱所有的敌人，还不如说问题在于弄清楚哪个敌人对她威胁最小。要对陷于这种两可情况下的对敌合作者加以评价时，我认为我们应当有一种合情合理的爱憎兼有的感情。当汉奸汪精卫夫人在受审时，支配那些拍手称快的旁观者的心理的，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感情。
[*] 在本书中，我始终有意要对石原异常尊重中国民族主义力量表示高度赞扬。虽然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但也不应该使我们对于石原思想中的一些很有问题的内容视而不见。他毕竟提出过要让参谋本部来决定国家政策的建议；而克劳利则曾指出（见《日本谋求自治》第394页）：“这一建议会否定内阁和首相决定官方政策权力的合法性。”其次，我们应该记住，石原并不把同中国搞和平当作目的，而是把它当作手段，以便发动一场不可避免的对苏战争。最后，由于石原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凡是没有规定完全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的任何一种解决中国事变的办法，他肯定都不会接受、人们现在只能猜想石原的想法究竟会把日本带向何处去；但是参谋本部大权独揽、进行第二次日俄战争加上日本卷人重新爆发的中国内战等等，这一切大概不会给日本带来幸运。
[†] 这是由今井将军所进行的多次秘密活动之一。这次他（奉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之命）试图同国民党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柱国将军谈判一项和平解决的协议。（见访问今井的谈话记录；另见今井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336—338页）
[‡] 见杜斯的《永井柳太郎和“白人之祸”，一九〇五——一九四四年》第46页。永井在近卫第一届内阁中担任过许多职务，并于一九四二年担任驻汪精卫政权的特使。他后来认为，传统的政党制度已无法动员全国的力量来满足日本战时的特殊需要，因此他和近卫联合起来要求解散各个政党（包括他自己的民政党），以组成一个包括各方面的政治组织。结果在一九四〇年组成了大政翼赞会，直到一九四四年他死时为止，他一直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 汪在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给美国情报人员以深刻的印象。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一篇报告中，美国战略情报局指出：在汪影响最大的广州，“极少”学校教师为敌人作宣传，因此“大部分学生没有中毒，井且痛恨日本人”。这个报告最后说：“总的说来，教育系统并没有受到敌人的重大干扰。”（见美国战略情报局编的《日本对华政策纲领》第二卷第15页）汪的教育部长李圣五在战后审讯中实际上被判免罪。这主要是由于汪政府所用的教科书和梁鸿志政权所采用的教科书内容不同的缘故。陈公博也利用教科书这个问题在战后审讯中作为为自己辩护的主要理由。（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402页）
[**] 见怀特和雅各比合著的《来自中国的雷声》第126页。1943年版的《中国之命运》是中文本。前面已指出，许多人都认为陶希圣是这本书的捉刀代笔人。它是蒋对中国政治作广泛分析的初次尝试。原版本中仇恨外国的激烈态度引起了中国的战时盟国纷纷提出正式抗议。他们对于蒋把他们同帝国主义的日本相提并论，把他们描述得一团漆黑而表示不满。显然由于这些抗议，这本书初版印出五十万本以后就不再发行。虽然一九四四年已将一九四三年原版的一部分译成了英文，但经过审定的——修改过的——英文版本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出版。
[1] 访问今井谈话记录。
[2]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97页。
[3] 见臼井胜美的《追求一个幻想：大东亚新秩序》（载《朝日杂志》社编的《昭和时代历史片断》第一卷第285—293页）。
[4]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20—222页。
[5] 见角田顺编的《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246—247页。据自石原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在东京对满洲留学生的讲话。
[6] 见伊凡·莫里斯的《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右派》第38页。
[7] 近年来，日本的学者已经致力于研究日本的泛亚思想及计划。例证见《参考书目》中开列的两次圆桌讨论会后公开发表的纪录文本如林房雄等人的《为什么要重新估价大东亚战争》、竹内好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和实况》；另见冈吉武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理智》（载《对现代日本思想史的研究》）、马林·梅奥的《对亚洲的态度及日本帝国的兴起》（载格兰特·古德曼编的《日本帝国及亚洲》）、入江明的《出跨大平洋：美国与东方关系内幕交》、以及马里阿斯·詹森的《明治时代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载艾伯特·费尔韦克尔等人合编的《探讨中国现代史的途径》）。
[8] 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246页引了这几句话。
[9] 丸山真男的《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和行径》第95页引了这段话。
[10] 见保罗·达尔及迈克尔·梅村高有的《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使用索引》第6—7页。
[11] 见赖肖尔的《美国和日本》第 139—141页。
[12] 见鹤见和子的《社会变迁与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前后的日本》第116页。关于这一主题，请看该书第三章：《死亡的社会化：在学校和在陆军中的道德教育》。
[13] 见丸山真男的《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和行径》第19页。
[14] 引自《东方事务》一九四〇年四月第217页一篇未署名的评比。火野苇平是玉井胜德的笔名。
[15] 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英译本为《日本和她的命运》第270页。
[16] 见孙中山的《中国与日本：天生之友而非天生之敌》第151页。
[17]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835号第8页。
[18] 见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战时领袖》（载东京的《东方与西方》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五期第 41页。阿尔文·库克斯的《虎年》引了这几句话。
[19] 见近卫文麿的《近卫公爵回忆录》第4015页。
[20] 见彼得·杜斯的《永井柳太郎和“白人之祸”，一九〇五——一九四四年》。松本三之助在《民族主义在现代日本人思想中的重要性：某些理论上的问题》一文对杜斯的作品作了有价值的评论；而杜斯为了进一步深人研究永井，又写了《永井柳太郎：革新所遇到的策略上的窘境》。
[21] 见赫伯特·诺曼的《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崛起》第38页。
[22] 松本三之助的《福泽谕吉对文明的概念及其对亚洲的看法》第167页，引了福泽的《时代潮流的批判》。
[23] 同上书，第159页。
[24] 同上。
[25] 宫川彻和井桁武的《德富苏峰》第519页引了德富的《支那论》，此文载于《国民之友》第二三〇期。
[26] 肯尼思·派尔的《一八八五——一八九五年明治时代的日本一代新人：在文化上的同一性问题》第173页，引了德富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写的社论。
[27] 同上，引了德富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三日写的社论。
[28] 唐纳德·基恩的《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载唐纳德·夏夫利编的《日本文化的传统及其革新》第128页，引自《内村完造全集》）。
[29] 同上书，第134页。
[30] 同上书，第127页。
[31] 见鹤见和子的《社会变迁与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前后的日本》第156页。
[32] 见巴莫的《缅甸的突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的革命回忆录》第185页。
[3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89页。
[34] 同上书，第288页。
[35] 同上书，第290页。
[36] 同上书，第166页。杨益周的《太平洋战争的前夜》第148页叙述了一桩相似的事件：一批学生在散发了谴责汪为卖国贼的传单后被逮捕了。
[37]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90页。
[38] 唐良礼的《伪“满洲国”》第28页引了汪精卫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讲话。
[39] 同上。
[40] 见汪精卫的《中国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第112页。
[41] 《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第179页。
[42] 见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载香港《春秋》杂志一九六四年二——三月第一五九——一六〇期）。
[43] 同上，见《春秋》第一五九期第4页。
[44] 见陶希圣的《中日经济关系》（载《人民论坛》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第146—152页）第 150—151页。
[45] 见戈登·赖特的《现代法国：一九六〇年到现在》第516页。
[46] 见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春秋》第一五九期第4页。
[47] 见杨连升的《关于中国式的世界秩序的历史札记》（载费正清编的《中国式的世界秩序》）；本杰明·施瓦茨的《中国人在过去和现在对世界秩序的观念》（同载费正清编）论述了中国与蛮夷民族之间的交往中，这些手段的重要性。
[48] 见林翰笙的《中国人对敌合作方面的专题研究：一九四〇——一九四五年的南京政府》（未经发表的手稿）第1页。
[49]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390页。
[50] 见汪精卫的《中日关系》第6页。
[51] 见汪精卫的《孔子及中国的道德重建》（载唐良礼编的《救国之根本》）第263页。
[52] 同上。
[53] 同上书，第266页。
[54] 见弗雷德里克·莫特的《元代儒家的遁世主义》（载亚瑟·赖特编的《儒家信念》）第234页。
[55] 见杰弗里·沃纳的《赖伐尔的没落与垮台》（载《今日历史》杂志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
[56] 见朱尔斯·罗伊的《贝当元帅受审记》第172页。
[57] 见拉尔夫·休因斯的《吉斯林：不光采的预言》第21页。
[58] 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
[59] 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73页和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235页。如果把民兵算进一九四五年红军的武装力量中，红军力量的增长更为显著。
[60] 马克·塞尔登的《中国革命中的延安方式》对共产党的纲领作了极好的研究。
[61] 见戴维·巴勒特的《迪克西使团：一九四四年美国陆军驻延安观察小组》第86页。巴勒特不可能被认为是一位共产党同情者。他曾写道：“赤色中国是我们在当代世界上的死敌。”但他引人入胜的专论对战争年代中的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作了大量的对比（他总是不恭维蒋介石的军队的）。
[62] 见汪精卫的《中日关系》第6页。
[63] 同上，并另见汪的《欧战与中国前途》（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第102—103页）。
[64] 同上，并另见汪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4页。
[65] 例证见吉林在一九六四年《亚洲研究》杂志第二十三期第269—289页评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的文章中。
[66]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69页、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253页、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卷第一六一——一六三章。
[67] 见香港的《南华早报》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第1页。
[68]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220页。埃德加·斯诺在《大河彼岸》第547页提到在夫人一九六一年仍在人间并囚禁在华德路监狱一事，显然是弄错了。
[69] 见赖特的《现代法国：一九六〇年到现在》第518页。
第十六章 估价
自从汪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逃离重庆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签订中日基本关系的条约为止，中间经过了两年。对汪说来，这两年是几乎不断失败和节节投降的两年。汪错误地设想中国政界已“分裂为势均力敌的两派”，但事实并不是这样。[1]他的和平运动没有打动重庆政府，没有使有些关键人物倒向他这边来，没有赢得东南亚广大华侨的支持，也没有得到被人认为是摇摆不定的任何军阀将领的赞助。日本人的想法是：“反蒋”的人就意味着“亲日”，或者不用费什么气力就可以使他们转变成为“亲日”派。这种想法使汪错上加错。汪并没有能够使重庆的紧张政局和派系斗争加剧从而削弱其进行战争的能力及决心，眼看着蒋介石把政敌们一个一个地加以制服，他在河内和上海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因为这时蒋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援助以及要继续进行援助的诺言。蒋的实力加强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虽说够不上典型统一战线的水平。但在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之前也一直进行得还算顺利。
总之，中国从来没有那样团结一致，齐心抗战，而汪却越来越背离了当时全国的民意。根据各方面的了解，在他的私人秘书和密友（曾仲鸣）于一九三九年三月被国民党刺客暗杀以前，他差一点就要承认失败而流亡国外了。但是那次暴行激怒了他，使他重下决心来反抗重庆对他的恐吓。
自从他在日本帝国陆军军官陪同下，乘一艘日本轮船从河内出发回到中国土地上那一天起，直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他的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时为止，他把大量的中国主权奉送给了日本人——而这正是他原来常常发誓坚决不肯干的事。他同意了建立顾问体制，这使日本人能有效地控制几乎所有各级政府机关。他承认了满洲国的独立和蒙疆（包括长城以南的地方）的自治。由于他同意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他就配合了日本，使那中国历史上的心脏地带成为受日本紧紧控制之下的自治区，并且使这个极为重要的地区和日本的战略目的联系在一起。甚至据称他的政权尚能自主的首都一带，即在长江下游地区，他对于日本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享有特权的要求也一一应允。
总之，在中国未被占领的地区从未有过一个类似法国未被占领地区的维希政权那样的政权，而维希政权几乎在同一时期从它的征服者那里争取到了一个非占领区。我们知道，汪的同事们同帝国陆军参谋本部最初达成的谅解是要在华南没有被占领的省份成立一个政权的。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计划为什么失败和怎样失败的情况在这里再重复一遍。但是值得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同意在占领区而不是在非占领区建立政权，对这个政权的性质和目的有重大关系。高宗武和汪的其他追随者早就意识到这样干下去，汪政权就会受到人家指责它对日本奴颜婢膝而无法辩解。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汪实际上用他自己巨大的名望和威信（以及他的改组国民政府并不怎么高的威信）去帮助日本最坚决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的“分治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同有些人所说的话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硬说：日本由于中国的孱弱和不团结而苦恼，她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抵抗苏联和英国的侵略。这个计划是如此藐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致只要汪默认了它，他的政权就注定了非失败不可。这个计划使汪所许下的“复兴中国”的诺言成为荒诞不经的假话。为汪辩护的人声称：汪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真正替日本计划卖力气，他们只不过是骗骗日本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是在卖力干而已。他们可能没有说错，事实也许真是那样。但这丝毫也不能够削弱对方反驳他们的理由，那就是说：凭汪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哪怕他只是暖昧地支持了日本，就一定会使他本国人民陷于不和与混乱。
的确有一些日本人主张对汪采取远为宽大的政策。这些人中间有不少人是根据石原莞尔将军的观点形成自己的战略观点的，而石原认为苏联才是日本真正的威胁。这种观点要求日本非同中国和解不可，因为有一个持敌对态度的中国在背后，日本是不敢同苏联对抗的。为了改善和稳定中日关系，石原提出要建立一个符合两国利益的东亚联盟。这个建立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松散联盟能够保证向日本提供对抗苏联所需要的安全和经济力量，石原认为，只要日本对过去的侵略和扩张的果实持否定态度（令人费解的是，他自己也曾经参与并发动过这一侵略行动），那就不难诱使中国来支持这个联盟。[*]这样一来，这个联盟的目的不但适合，而且还有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因为中国也同日本一样，有了这个联盟而会得到加强，能够抵御不论是来自苏联或是来自西方的帝国主义。
象犬养健和影佐祯昭等一贯最亲密地参与日汪合作的日本人，都自认为是石原的信徒。他们一心一意要依照石原的设想来建立汪政权，力图降低日本对汪的要求并对汪作足够的让步，以消除其傀儡的臭名，使他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并能生存下去的政权。由于影佐的重要地位和他同陆军上层人物的关系，加上犬养和首相的交往，汪对他们能够履行其诺言抱乐观想法是有点理由的。但结果却证明这种乐观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因影佐和犬养等等都无法说服日本领导人别提出过高的要求，这就注定了日汪进行合作的试验和日本大泛亚主义的目标的命运非失败不可。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影佐和犬养的奔走没有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日本政界中有一种固定而又普遍的想法：感到重庆极为重要，决不能予以忽视，如果重庆不作为协商的一方，就不可能达成一项解决中日争端的有意义的办法。由于蒋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他和汪之间人所共知的矛盾，就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同汪搭上了关系， 那就一定会使对华战争拖下去，更不要说进行全面合作了。所以这个时期的文章经常出现这样一个比喻：就象犬养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把汪看作只不过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而蒋才是盛宴以待的（尽管是迟到的）贵宾。虽然今并将军很钦佩汪，但他也很坦率地承认：同汪合作“并不完全象在阴间碰见了菩萨那样”。[2]可见，连最赞助汪的人也感到有必要设法同重庆达成协议，因此，他们在究竟以支持汪政权为最终目的还是利用汪作为通向国民党政府的桥梁这两者之间一直摇摆不定。
还有其他原因有助于说明石原—影佐—犬养对中日合作的设想为什么会成为泡影。最明显的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分治合作”政策打击了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怎么能够期望中国人会拥护一个参与肢解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呢？可是日本却要求她的中国盟友不仅要容忍满洲国和华北伪政权的存在，而且还得公开表示赞同。一九三八年底，北平的学生们被迫去参加为庆祝武汉三镇陷落而举行的大规模田径长跑比赛之后，怎么会不痛恨日本呢？当这些学生（以及他们的教师）在一九三九年参加一次运动会而集合时，当他们头顶上飘扬着临时政府的五色旗，眼前看到（那纳粹纽伦堡阅兵式的东方翻版）由好多人群组成“东亚新秩序”五个大字时，他们心里准会怎样想呢，难道他们不会象历史学家臼井那样都能看出“统治沦陷区的不是临时政府而是日本军队”？[3]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在参加了要通过决议感谢帝国陆军创立满洲国而召开的一次会议后，决心再也不受同日本人合作的气了。试问又有多少个和日本人搞合作的中国人不和他抱同感呢？[4]
可是日本抓住她战利品不放的决心却从未动摇过。就是那些对中国民族主义最表同情的领导人也没有考虑过放弃满洲国。石射的《意见书》中就从未提出过这样的建议。石原在他反对政府的多次演讲中肯定也从未提到过这件事。石原反而（振振有词地）争辩说，满洲基本上不算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把满洲人、蒙古人以及朝鲜人的这块土地变成了殖民地的。日本到那里去，为的是免得它落到西方国家的手里去；现在它只不过是“一个中日共有的殖民地”。[5]在我们所调查过的那些和平试探活动中，日本没有考虑过要放弃满洲国。据我所知，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本人才认真考虑过这一让步，甚至这时也还得不到东京的支持。[†]但无论如何，这时重庆已无意同日本单独媾和。没过一个月，苏联军队就跨过满洲边界蜂拥而至，从根本上把日本能作自由选择的机会一笔勾销了。
历史学家冈吉武所谓的日本“在心理上孤立”[6]于亚洲国家之外，乃是中日合作试验之所以失败的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冈吉武认为：由于日本的民族主义有其独特之本源，所以这种孤立状态就得到了发展。正是因为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是经政府灌输而来的，所以它就具有一种人为的性质。反之，中国的民族主义则是从整个世纪极其痛苦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它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内容。总之，由于日本人没有经历过受外国人凌辱的历史，他们就不可能充分理解饱经屈辱的亚洲邻国的思想感情。只有缺乏这一心理因素才能说明为什么日本硬要以蒋介石辞职作为停战条件之一，而且不顾石射猪太郎和另外许多人的劝告，坚持这一要求。而石射等人则意识到了蒋是一种新的民族精神的强大象征。日本完全无视这一事实，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汪，用种种苛刻的条件剥夺了汪和他的政权的爱国号召力，然后通过把汪打扮成与日本同心协力为一个受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求解放的解放者的办法，希望他重新获得那种号召力。这种异想天开的愿望只能用“在心理上惊人地脱离”了中国民族主义这种说法来解释。能够理解这个愿望所包含的巨大讽刺意味的日本人是极少数的，但大多数的中国人却是十分清楚的。
在这以前的整整四十年中，日本倡议的“泛亚”设想先后曾有过多次，但能符合石原将军所要求的真正平等的则寥寥无几[7]。石原的同僚中因泛亚主义的循环推理而作茧自缚的却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泛亚主义赋予日本以制止苏联和资本主义向中国扩张的责任，但为了实现这项解放的使命，她自己就得向中国扩张，并在中国取得战略基地。这种泛亚主义的概念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得到发展，而这些人的思想充其量只能说是刚从他们国家过去历史所形成的思想格局中解放了一半而已。封建社会使它的人民从等级，而不是从平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难道我们还用得着问日本泛亚主义者究竟认为哪一个国家应该坐第一把交椅吗，中国和日本对西方帝国主义及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同态度，就提供了答案。
中国的态度是软弱的，而日本的态度则是强硬的。假若要把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对孪生的祸害从亚洲清除掉，显然不能把这项任务的领导权交给中国。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中国连领导这场圣战的最起码条件也不具备，因为她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酒井隆少将于一九三九年写道：“中国只是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国家。”他接着说：“或者还不如说：中国是一个土匪的社会。”他又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常用的口吻说：“中国人民是污染世界文明的细菌。”[8]
日本人对于中日两国在泛亚秩序中相应的地位如何的独特看法——这种看法对中国的威胁最大——表现在他们对于“天职”的信仰。根据这个狂热的想法，不管中国愿意与否，日本不但有权而且是不得不去拯救中国的。只有当人们理解了“天职”思想的支配作用时，才会对松井大将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为侵华战争所作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感到中听：
中日之间的斗争总是“亚洲大家庭” 中兄弟之争……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把这种斗争当作是使中国人进行自我反省的办法之一。我们并不是因为憎恨他们才这样做，恰恰相反，我们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太爱他们了。这就象在家庭中一样，当老大哥对行为不端的弟弟忍无可忍时。就不得不揍弟弟一顿，教他规矩点。[9]
至于日本士兵和平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常常够不上松井所谓的“老大哥”的品行的问题，我们就不必大加谴责了[10]。战后东京审讯所提供的证据就足以说明老大哥们对中国人的暴行的规模。不过，假如战时暴行果真是可以解释的话，那么这些证据也并没有说明这种非人道行为的原因。但是，由于日本在中国大陆驻军的野蛮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象汪那样极力为日本涂脂抹粉的人的失败，我们不能不略加评论就轻轻地放过这一点。
当然，日本军队军纪的败坏可以部分地从日本社会制度没有一套概括的伦理准则来解释。这套准则既能约束在自己家乡生活的农民，又能在他穿上军装被派往中国去驻守一个城市时仍然起作用。日本人在国内遵守一套既繁琐又有约束力的社会行为规则——这套规则几乎把他管束得透不过气来——凡是他可能遇到的一切社会环境或道德场合，都得照章办事。他只要遵守他从小就学到了的章法和习惯，就能保证他个人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宁。当日本人遇到了这类章法本本所不能解决的场合，或者遇上约束他日常行为的规则范围以外的场合，他就很可能胡干一通。埃德温·赖肖尔写道：“比起我们这些依照比较概括的信条和为数较少的具体规则生活的人来，日本人在本本范围以外行事时会更加感到无所适从。”[11]赖肖尔又说，日本人的那些“人人必读的处事指南”，在通常情况下是行之有效的，它“比起我们自己那个比较带个人主义的操行准则来，也许的确可以少制造一些摩擦和紧张关系”；但是“一旦遇上意外的情况，他们的伦理准则就会比我们这种比较概括的伦理概念崩溃得更加彻底，从而使日本人倒退到按照他们排除约束的本能来行事的地步了”。
日本作家乐于强调军队生活对各级士兵的有害影响。野间宏战后所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帝国陆军的小说《真空地带》，把军队描绘成一个建立在镇压人类本性基础上的非人道机构。他以亲身经验描写了军官之间为了向上爬、搞贪污、尤其是搞暴行而进行不讲信义和野蛮的竞赛等一系列令人寒心的事实。社会学家鹤见和子把“无情破坏个人私生活以及广泛使用暴力”描绘成为“从反面影响社会化”的方式。她写道：“社会化执行者的暴戾和目空一切达到了顶点，而被社会化的对象的痛苦、恐惧和屈辱也达到了顶点。”[12]这个社会化过程的目的是禁止士兵按自己的意志去想、去做，甚至连觉得自己还有意志都不行——一句话，就是要造成野间在他小说中所说的那个“真空地带”。只有这样，士兵才会在被“社会化”之后去送死——那就是说，使他乖乖地去送死。
丸山真男认为，日本军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所犯的暴行是一种“转嫁压迫”的行为。士兵受到上级压迫和虐待之后，遇到了任何他可以压迫和虐待的人，就如法炮制，从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补偿。丸山并没有为高级军官开脱他们对日军在中国所犯暴行的最后责任，但是他指出，犯罪的都是那些一般士兵。考虑到日本社会的性质，他作出结论说：“在平时，过着平民和军队生活的士兵找不到任何可以转嫁压迫的对象。当他们一旦有可能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动，要一下子把压在自己头上的压力通通解除掉，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13]
姑且先不提奸淫掳掠这类事，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的日本“老大哥”也和任何其他士兵一样，极其喜欢在他们日常用语中讲种族侮辱性的话。日本话“中国佬”相当于英语中的“chink”（美国俚语蔑视中国人的称呼。——译者注），而且也是以同样鄙视的音调说出来的。火野苇平所写的战争报道（以《战争和士兵》为题译成英文）中提到，不论“中国佬”是抵抗还是欢迎日本兵，他们都是被看不起的。他在写到一九三七年末速决的杭州战役中，某些城镇的居民对他竟以笑脸相迎而大感惊讶时说：
假使日本城市被敌人占领了，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无论男女老幼都不会忘记他们是敌人，而且始终会对他们抱着敌意。日本人就是死也不愿和敌人友好的。我们可以同中国的个人友好，而且甚至可以爱上他们。但是看到他们在自己国家命运处于危急的情况下，还要对敌人微笑和诱媚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象这样一个民族，我们怎么能不鄙视他们呢？在我们士兵看来，他们都是些使人瞧不起而且没有骨气的人。[14]
这样就不难看出，这种民族优越感——或者用一些沙文主义的口号（例如“发扬国威”）来表明国家最终目标的做法——是怎样使石原那些泛亚主义者的梦想归于破灭的。重光葵在批评自己国家在战时陶醉于发扬国威时写道：“不幸的日本呀，她不仅理解错了，而且连克制自己都感到不耐烦、不可容忍了。讲来讲去，只有国威两个字才是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字决定了国家政策，决定了作战计划。战时人民的心理状态也是由这两个字塑造出来的。这固然很了不起，但是看来忍耐和明智恐怕要更可贵一些。”[15]
汪精卫向中国人民兜售孙中山的泛亚思想时，所碰到的问题也是不难理解的。汪的一切辩才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一九四〇年的日本已经不再是本世纪初叶时对孙中山友好、赞助国民革命的日本了。孙中山在死前几个月，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到日本去作了他多次旅行中的最后一次。他对日本人发表的最后一次重要演说中，谈到了泛亚主义。他把以仁爱、正义、道德，亦即王道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同西方的霸道文化作了对照，他向日本听众提出这样一项挑战：“虽然日本现在已经很熟悉西方霸道文化那一套了，但也还保持着东方王道文化的特点。现在的问题是：日本究竟是要做西方霸道文化的老鹰，还是要做捍卫东方的长城，这是日本人民面临的抉择。”[16]
影佐、犬养以及他们的同事们都未能回答孙中山所提出的挑战，他们也未能为汪争取到本来可以使他和日本处于平等地位的让步，这样就证实了：一九二四年以来，霸道牌的泛亚主义已经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占着统治地位。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当汪正准备叛离重庆时，近卫还只不过给自己心目中的泛亚主义取了一个新名字——东亚新秩序。那时怎样把他话里的抽象内容变成具体政策还要拭目以待。但事后看出“新秩序”原来就是日本控制她的泛亚伙伴的那一套，却是不难的。但是在当初，的确有理由相信“新秩序”有实现真正伙伴关系的某种可能性——这倒并不是由于近卫和他的顾问们真心真意要搞真正的乎等合作（虽然某些人确是这样），而是由于他们希望约束日本军人集团，从而结束严重消耗日本国力的战争。把“新秩序”解释成为对汪有可估后果的并不是近卫和他的顾问们，而是那些兴亚院的成员们。兴亚院头目之一的喜多城一将军后来在战犯审讯中，以少有的直截了当的话宣称：兴亚院的任务就是“使中国日本化”。[17]
让我们再指出石原的泛亚平等概念之所以站不住的最后一个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军人中最有势力的那一部分人并不同意石原的基本设想。属于那一集团的东条英机、田中新一、富永恭次、杉山元等人肯定对石原担忧苏联的见解抱有同感。但他们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不应该以同中国交好的方式来使中国保持中立，而应该把她消灭从而使她中立化。
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不顾石原的警告，逐渐采取消灭的政策。当人们看到决定国策的各种会议记录时——御前会议，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四大臣会议以及五大臣会议——就会感到十分惊讶：既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对重大问题的分析又是那样平庸，尤其是他们在制订计划时竟会那样目光短浅。总之，无数证据说明：日本正是象石原所预见的那样，一步一步地滑进大陆泥沼中去。许多日本人，不论是局内或是局外人，都评论过这个过程。丸山真男论及日本领导人未能“根据既定的明确目标来调整对策”，从而“使用残暴的力量来推行政策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直到最终无法挽回。”[18]近卫在一九四五年写了一段悲伤的悼词：“情况已是这样，形势的发展逼得他们（陆军）继续往前走，战线越拉越长。中国事变之所以造成极大的危害，其原因就在这里。”[19]
近卫特别把应承担的责任推到陆军身上去，其实我们都知道消灭政策在一九三八年曾得到他的内阁的完全赞同。要是说近卫没有象尾崎秀实那样会拉响对华作战危险警报的谋土，他不是也有象永井柳太郎那样的谋士吗，而且“温和的永井是毫无疑问够得上通常称为自由派的开明文官的”。[20]可是，即使象永井那样的温和派也会把消灭国民党中国的政策说成是合理的。他争辩说：日本的真正敌人不是中国人民，而是“白人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南京傀儡（蒋介石）之间的罪恶联盟”。[‡]近卫不是没有觉察到战争拖延下去的危险性，但是沉醉于执行日本神圣使命的迷梦则足以麻痹他对危险的警惕心。
使历史学家感到兴趣的是，那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日本历来一贯认为为了保卫日本就必须消灭——或最起码得征服——中国。至少早在十八世纪，象兵器专家兼防御战略家林子平（一七三八——一七九三）那样的作家，就已把中国和俄国描绘成为对日本的威胁，并且主张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政策来应付这种危险。一八二三年，著名的医生、药物学家兼天文学家、西方军事科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佐藤信渊（一七六九——一八〇〇）写了一本名叫《混同秘策》（即《并吞的秘密计划》）的书。这本书强调指出，一个弱小的中国使日本面临危险。[21]它并不是说中国本身会威胁日本，而是因为中国容许真正威胁日本的英国在亚洲获得立足点。佐藤认为：日本的对策应该是，占领中国的一部分作为屏障，以阻遏英国进一步的扩张。
由于中华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把中国看作是对日本的威胁（虽然不是直接的），以及把中国看作是没有人瞧得起的贫弱、腐败的国家的论调乃甚嚣尘上，这是二点也不足为奇的。在此以后，有影响的思想家象会泽正志斋（一七八二——一八六三）、横田小楠（一八〇九——一八六九）、福泽谕吉（一八三三——一九〇一）及德富苏峰（一八六三——一九五七）等人对中国的攻击日益尖锐了。日本之所以推迟进攻中国及其保护国朝鲜，并不是由于她对这一行动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还有什么怀疑，而是对进攻的时机和准备工作是否成熟还有争论。在没有摆脱过去封建时期的分裂状态、没有形成有力的国家意识、没有掌握西方军事优势的秘密以前，日本是不敢动手的。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许多人感到这些条件已经具备，同时中国受屈辱和失败的惨状也更加成为定局了。
这时，扩张主义者的思想中增加了一条崇高的公正说法。说什么他们主张对中国进行扩张并不是从国家自私利益这个狭隘的理由出发，而是为了保卫文明——尽管对于他们所要拯救的究竟是“近代文明”还是东方文明，远远没有一致的意见。大教育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的传布者招泽渝吉就常常强调这一点。他在一八八一年写道：“我国一定要从军事上保护她（中国〕，从文化上指导她，向她指出达到近代文明的道路。”而且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我国甚至可以用武力威胁［中国］以保证她的进步”。[22]一八八五年福泽在他所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虽简短却堪称驰名的文章。就象它的标题《脱亚论》的含义那样，这篇文章要求日本“退出亚洲”，就是说要日本抛弃她的亚洲传统，以西方为样板全力进行现代化。与此同时，任何要使落后得不可救药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文明起来的想法都必须予以放弃。他写道：“我们不必因为中国和朝鲜是我们的近邻而对她们特别客气。我们还不如照西方国家那样来对待她们。”[23]松本三之助就在《脱亚论》中找到了日本侵华的根源。他写道：“不可否认，这篇论文起了为以后几十年日本对亚洲大陆搞帝国主义扩张进行辩护和鼓励的作用。”[24]
德富苏峰和福泽一样，也是宣扬西方进步事物的重要代言人。他利用他那有影响的报纸《国民之友》的社论栏来为终于在一八九四年八月爆发的对华战争进行辩护。他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发生的前一年写道：日本马上就要变成“大日本”了，就要变成一个驰骋于整个亚洲和南太平洋的国家了。他说：他所鼓吹的扩张目的不仅只限于发展贸易或建立殖民地，“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向全世界显示国力”。他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又写道：“从各方面看来，是中国阻挠了我们扩大国家威力。当我们要建立‘大日本’的时候，我们发现我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困难的原因是在中国而不在欧洲。”[25]当一八九四年夏日本找到了对中国挑起战争的适当借口时，德富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它意味着那是使日本能够获得一个“和世界上其他扩张主义大国并驾齐驱”的机会。[26]当他所支持的“漂亮的小战争”终于爆发时，他简直是乐不可支。战争开始不久。他写了一篇社论，纠正了某些人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索取巨额赔款的想法。他指出：“日本就是为一举而决定［他］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战。”他又说：“假如我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以前的一切误解都会消除。我国和我们民族特色的真正性质就会象太阳冲破浓雾那样，突然显示出来。”[27]
明治时代日本最早的基督徒学者内村完造（一八六一——一九三〇），他虽然后来是以和平主义者而著称，但在战争发生时也附和这种日本负有历史使命的论调，并且宣称这是“历史的需要”。他援引古典著作、圣经和欧洲历史来证明“高丽战争”（他的说法）是一次“正义战争”。他争辩说，“高丽战争就是要决定：到底‘进步’能否象在西方早已实现那样成为统治东方的法则，还是让先是由波斯帝国、以后由迦太基、再以后由西班牙、而现在最后（但愿这是历史上最后的一次）则由大清帝国所代表的‘倒退’来永远统治东方。”[28]
日本在对华战争中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一连串胜利。这在国内是非常得人心的——无数老武士要求参战，以致天皇不得不特别降旨，命令他们守住自己的岗位。当这个国家充满自豪感和对中国的蔑视时，日本人把以前在文化方面可能对中国怀有感激的心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唐纳德·基恩编了一本书目，把庆祝那次短暂的战争的流行歌曲、剧本、诗歌以及“锦绘”（彩色木版画）都收集了进去。在“锦绘”中，中国人总是被画成怯懦、毫无尊严、毫无理性和不体面的劣等人。歌曲则把中国领导人李鸿章大加嘲笑（“李呀，李呀，扁鼻子李鸿章呀！”）。一个人问：“在亲王马前打滚的是什么呀？”另一个人鄙夷地回答：“是支那人的南瓜脑袋，难道你还不知道？”[29]当著名诗人与谢野宽（一八七三——一九三五）听到宣战时，他就在诗中提到那臭名昭著的耳冢——十六世纪日本领袖丰臣秀吉对朝鲜战争中从中国士兵头上割下的耳朵建成的耳坟：
何须自愧不如古？
再建耳冢时已近。[30]
诚然，当时也有许多日本人并不抱这种反华情绪，到了三十年代，中国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也的确足以使日本人改变他们鄙视中国的态度。但是先人为主的观念还存在。我们已经看到，象石射或者石原那样，敢于对长期以来把中国的孱弱看作是对日本的威胁的荒谬见解提出挑战的人毕竟是个别的。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忠告是很少有人听得进去的。就是第二次大战日本的战败也没有完全把某些日本人认为必须消灭中国的偏见铲除掉。鹤见和子援引了一个即将被处死的中将战犯的遗嘱为例，说明上述那种看法是多么顽固。“我的肉体死亡后，我的真正灵魂将会在天上飞翔。它一直要等到日本报了她战败之仇以后才会停止飞翔……只有消灭美国，征服中国，才能复兴天皇的国家。只要我国仍然处于美国或是中国的压力之下，她就复兴了，也实现不了大日本的世界使命。”[31]
在本书开头我就同意了角田顺的意见。那就是，理解象石原莞尔和犬养健（我还要把石射猪太郎也包括在内）这些人作出的“努力最后为什么会流产”，对于理解中日战争是极为重要的。日本在缅甸的主要合作者巴莫曾经设想过那些人的努力要是没有“流产”所可能产生的结果。在他最近发表的回忆录中，他对日本“背弃”了她的亚洲同盟者和合作者的可悲后果表示惋惜。他写道：假如日本没有被她的军国主义者和“种族狂”们所背弃，那末亚洲和日本会有多么不同的前途啊！
假如日本真正具有亚洲的本性，假如她就象在战争开始时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忠于亚洲人的亚洲的概念，她的命运本来是会完全两样的。半个甚至半个以上的亚洲，不会因为日本在军事上的失败而勾销对她的信任和感激。那就会大大有助于使她在亚洲有其应有地位的战后世界中，找到一席崭新的、伟大的、永久的地位。[32]
汪的动机
属于梅机关的外交部中国通清水董三曾经说过：只要汪精卫出席了有日本外交官和军官参加的社交场合或是正式场合，日本人“相形之下，都显得黯然失色”。[33]汪的堂堂仪表起了鼓舞他的追随者的作用，但那也无法弥补长达六年的战时对敌合作给他们一生所造成的损害。美国参战后，汪政权的绝望处境使它的许多成员意志消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观泛滥。金雄白写道：“许多人借酒消愁。汪是例外，而李士群、梅思平、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个个都和女人有纠葛。”[34]汪的私生活一直是无可非议的。即使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无法把通常指责他下属非法牟利和生活糜烂等罪名加在他的头上。他家中摆设简单，并没有一般认为象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应有的豪华气派。汪喜欢请客吃饭，但吃的总是“极平常的西餐”。他总是和妻子、儿女坐在一桌，客人就坐在另外一桌。据说有一次，汪夫人买了一些西餐餐具，汪误以为是昂贵的东西，暴怒之余把它们摔得粉碎，而且责备他的妻子说：“你怎么可以在这样一个时候把钱浪费在这些东西上呢？”[35]
随着对日合作的紧张关系的加剧，平常性情温和的汪精卫发脾气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他常常在会议开到一半时发起火来，用拳头捶桌子，找一把椅子或是其它什么东西来摔，要是找不到东西的话，就在在场的人——通常是他的联襟褚民谊——身上出气。一九四三年有一次，当他听说他的下属准备把日本人交给他们的一批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关到战俘营里去，就勃然大怒。他气得泪流满面，责备他的同事没有爱国心。他说：日本当然希望把他们当作敌人和战俘来看待，但是这些人毕竟都曾经为“祖国”卖过命，中国同胞除了向他们致敬之外，还能怎样对待他们呢？[36]战时对日合作不可设想的尴尬局面就在这类事情中集中表现出来。它还表现在汪于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后对他儿子的教导。汪充分理解，美国参战对他自己和日本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因此要他儿子作最坏的打算。要是中国能够得救、能够得以幸存，那末他自己的生命。和名誉就保不住了，他的家庭和房子也就完了。汪告诉他的儿子说：“你一定要有应付这个日子到来的勇气。”[37]
当汪叛离重庆时，他不会没有想到历史对通敌者所作的结论。汪自己就谴责过溥仪（他毕竟还不是汉人），说溥仪是配合日本搞满洲国阴谋的“汉奸”。[38]他一定知道他的政敌和多数同胞准会把他自己说过的话回敬他。例如，他在一九三四年所作的声明：“中国（将）采取坚定不移的立场反对任何默认或意味着承认‘满洲国’的步骤。”[39]又如他在同年发表的声明：“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背信弃义地侵占沈阳以来，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始终坚持拒绝签订任何有损中国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条约。我们准备现在遭受苦难，为的是使将来少受些痛苦。”[40]再如他在叛逃前一年所说的：“难道我们会甘愿做傀儡吗，假使不愿意，唯一可走的路就是作最大的牺牲……个人牺牲是不够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同胞在活着的时候去当傀儡。”[41]
假使汪果真确信他的人民是受日本侵略者的剥削和压迫，那么他又怎么可能为自己同侵略者的合作开脱呢，大概只能这样解释：他与日本人合作完全是出于一个错误的估计，误认为日本会获胜，因此才作茧自缚。虽然后来他早已明白这样做既无助于国家，又不利于个人，但还不得不继续同日本人合作下去。
在那篇据说是汪的遗嘱中，他为自己辩护说：他正是由于日本掠夺他的人民——而不是不顾他的人民——他才和日本谈判，并且终于同她合作了。[42]这文件承认汪是处于软弱的讨价还价地位来进行谈判的（“我是赤手空拳的”）。但他争辩说：恰恰由于他本身和中国都很孱弱，所以他的对日合作是有道理的。中国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似乎处于绝境，外国朋友的重大援助充其量只能说把握不大，在这同时，中国最重要的领土正被残暴的敌人所占领，其余部分则被无能透顶用防御部队的焦土政策所破坏。绝望之余，不得不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蒋介石不可能鼓吹和平或者提出同敌人妥协的主张，因为他的责任就是以武力保卫祖国，而且全国人民“慷慨激昂”的情绪也决不会答应他这样做的。所以“与其他来，不如我干”。由于汪的软弱——不象蒋，汪并没有军队——所以他显然没有理由对自己的使命抱乐观想法。但是他至少可以通过谈判，利用日本军人之间的倾轧，并且设法和一些比较明智的人物（例如天皇）挂上钩。
我为什么要玷污自己的名声，并且不顾自己四十年来献身国事的光荣业绩？其原因是，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我们只有靠机智才能保全它。要是我们能乘敌人之不备，收复国土，安抚流离失所的民众——只要我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论我的余生会如何困难，我也置之度外。了解我的人们会同情我的困难，不会说我的做法不正当的。[43]
由于走投无路的日本人认为，汪的影响也许大到有可能获致和平，汪就越来越有可能“为同胞争取到保障”，拖延敌军的进攻，在享有中国的物产和资源方面同日本“竞争”。所以在汪看来，充当对日合作者，签订一些协定和条约，都是一种竞争的方法——特别是在由谁来控制中国主权方面进行竞争。一旦战争结束——假如盟国获胜（他终于不得不作这样的假定）——反正这些条约也只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
南京和维希
使汪精卫决定和日本合作的因素同促使法国的比埃尔·赖伐尔及贝当元帅对德合作的原因大抵相似。把汪和他们相比较，我们就能对中国进行合作的经验的动机、成果和特点作比较精确的估价。
汪和他的同事们也有和法国对德合作者一样的反英偏见（认为英国是准备打到把法国人最后的一兵一率都搞光了为止的自私的帝国主义者）。所以，尽管汪等对英国人（和美国人）不援助中国颇为愤慨，但却为自己也能出一份力量把西方帝国主义赶出东亚去而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满意的情绪。无论在中国或在法国的情况下，对敌合作者的怒气不仅针对英国人，而且也针对国内那些在军事上，尤其是在经济上，过份依赖英美的人。汪的某些同事尖锐地攻击蒋介石，说他是英国（还有苏联）的傀儡。这可能是一种宣传手法，或者说明他们自己做贼心虚，所以不足取信。但是对日合作者陶希圣是一个受尊敬的、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冷静的、有分寸的分析必须看作是一种在性质上很不一样的评论。陶在论及中国工业的缺陷时写道：
除“买办资本主义”以外，工业中的民族资本微不足道。可是，连这么少量的民族资本也还得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外国资本。所以中国的实业家辨别不出国际问题的征兆。他们尤其缺乏独立自主的民族观点。当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要琢磨外国资本家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因而拿不定主意。如果问题比较大，他们就靠国外援助，否则就跑到在中国的外国租界寻求帮助或庇护。所以实业家的利益同一般民众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能够依靠外国或外国租界过日子，但是有钱的实业家却能在英国、美国或者上海和香港获利致富……作为一个弱国的中国，要是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一定会造成俗语所谓“远水不救近火”的局面。[44]
法国对敌合作者和中国对敌合作者观点之间的第二个主要相似点，而且也是两国之所以有姑息让步情绪的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到来自左派威胁的那个妖魔的存在。法国在一九三五年末到一九三六年年初的那个冬天成立的人民阵线和中国在一九三六年末到一九三七年初的冬天成立的统一战线把两国的右派吓得要命，使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家濒于多少受莫斯科控制的左翼联盟接管的危险。那个时期在法国流行的“与其勃鲁姆，不如希特勒”的口号概括了这种恐惧。（社会党人莱翁·勃鲁姆担任过人民阵线产生的第一任内阁总理。）
虽然在中国没有一个和这个完全相当的口号，但不用多思索就可以想象得到，汪和他的同事们也会喊出“与其毛泽东，不如日本”的口号。（“与其莫斯科，不如东京”可能更为贴切。因为毛的势力只是在统一战线时期中才开始被人们所承认。不管怎么说，汪和他的同事们感到真正的威胁来自莫斯科，而不是来自延安。）在法国，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生效期间（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和法国共产党开始配合第五纵队来破坏法国进行抵抗的努力时，主张对德合作者和日后的姑息分子的反共情绪有所减退。但汪集团的反共情绪却没有类似的减退。与此相反，象我们上文已指出那样，随着战争的发展，汪和他的同伙越来越相信最后只有中国共产党（以及他们的莫斯科“主子”）才会是胜利者。
法国和中国的对敌合作者都使出了标志着老练的通敌手段的混身解数——骑墙手法。所以只消把名字适当地换一下（例如：把德国改成日本，第三共和改成国民党），历史学家戈登·赖特对赖伐尔所作的描绘就可以同样适用于汪精卫或者周佛海。赖特指出：一九四二年的赖伐尔和一九四〇年的赖伐尔大不相同。
那时他相信德国马上就要胜利，他设法要为法国在“新秩序”中争取一席有利的地位。现在（一九四二）战争胜利谁属已经没有把握了，他改变了主意，要用哄骗、拖延的办法来避开德国的勒索，并且多少保持一些法国自治的模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甚至想过要实现把维希恢复到第三共和的和平过渡。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为止，他一直扮演着他自己在一九四二年所选择的角色。演技相当熟练巧妙，但是却越来越无法控制局势的发展。[45]
那篇据说是汪所写的遗嘱透露了类似赖伐尔（以及其他人）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关心的事情。它要中国人别忘了汪曾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以复兴国民党的名义，作过公开演讲；他一直坚持中央军校的信条；他不允许日本要求在中国学校使用把中国人描绘成“奴隶”的教科书；他并且经常使学校学生记住本朝的二位伟大的爱国者岳飞和文天祥的事迹。[§]那篇遗嘱也为“同生共死”这类口号作辩护。日本人曾对此大事宣传，以证明汪赞同他们在华的意图。遗嘱坚称这些口号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而且在战前都流行过，其中有些还是被巧妙地修改过的清末反满的爱国口号。[46]
虽然汪在遗嘱中的自我辩护，会被某些西方读者看成是抽象的遁词和无力的表白，但是它也有其独特的中国气质。保存了受人敬爱的孙中山的主义，追崇了几百年前的爱国者，清除了教科书中有害的内容，并且使儒家的传统保持下去——汪无疑感到，当他本国人对于他和日本合作的这几年加以估价时，这些成就一定会得到他们赞赏的。在对日合作这段期间，他的写作总是引证历史先例来证明他的确没有越出那古老而光荣的传统的界限，它把同战争中的敌人合作提高到和抗击战争中的敌人一样高的地位。
中国在整个漫长的历史中，学会了用灵活手段来对付她国境以外常常在军事上处于优势的“蛮夷戎狄”的威胁。即使在无法使用武力来控制蛮族的时候，她还是可能用“以夷制夷”的手段，用笼络手段（或曰羁縻政策），或者在情况实在糟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派人纳贡以缓和入侵者，从而达到保护中国文化和儒家生活方式的目的。[47]爱国的中国政治家并不排除采取诸如割让领土、甚至和敌人积极合作等更为极端的措施，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用这类方法来使中国免受蛮族的蹂躏，而那些蛮族则留待儒家经书的感化力量来加以同化。汪能够找到充分史实来说明这种政策的远见性，因为外来的敌人往往来到以后，由于蒙受中国文明之惠就被“同化”了。野蛮民族总被中国所同化的明显史实——不管他们军事力量有多大——使中国人对于同敌人合作产生一种自满，甚至乐观的态度。历史学家林翰笙写道：“在中国历史经验中……和外国敌人的合作是常有的事。其实这样做反而丰富了中国的文化，扩大了中国的领土和影响。”[48]
所有这些并不等于说汪集团喜欢同历史上一切媚外者和对敌合作者去相比。例如陈公博就不同意审讯检察官把汪同中国两个最臭名昭著的通敌者张邦昌和刘豫相提并论。这两个来代官员在十二世纪时曾背叛了皇帝去为入侵的金人效劳。[49]汪喜欢自比为张之洞和李鸿章。这两个人在一九〇〇年拳乱时（指义和团运动。——译者注），对西方帝国主义者采取了和解政策，从而就会因“谄媚洋鬼子”和违反圣旨而担被非议弹劾的风险。汪认为应该把张和李的谨慎和有远见的政治家风度同聂士成将军虽英勇但基本无效的抗战政策作对比来进行评价。聂是在率领其部下同外国军队作战中牺牲生命的。汪在一九三九年写道：“的确，将土和民众都很多勇，然而他们至多只能步聂士成提督（原文如此。——作者注）的后尘，忠贞至死，可是他们的死却挽救不了国家的命运。”[50]
汪日常穿西服，长年在国外生活，对西方习俗很熟悉，以及他对现代事务的高深知识，跟他的儒家背景大不相称。当他开始在东京学现代政治科学以前，他曾考中秀才（通过了科举制度的第一关），因而他的写作显出浓厚的儒家倾向。在他一九四一年所写的一篇纪念孔子诞辰的文章《孔子与中国道德的关系》中，汪批评有些人认为古代儒家学说没有什么可学，因而转向外国即共产主义的俄国或资本主义的英美去寻找医治中国弊病之道。这些国家无法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却是造成中国问题的根源。汪认为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因素造成中国在十九世纪的孱弱和“不安与徬徨的状态”。第一个因素是教会在传教时不遗余力地使“下层阶级”脱离他们原来的习俗。“他们设立医院、搞种种慈善活动，为的就是要不知不觉地赢得贫苦阶级的心。后来，教会又采用了以通俗的方言来传播教义的方法……。这样一来，中国固有的文化就在下层阶级中遭到了破坏。”[51]使中国变弱的第二个原因是有教养的阶级虽然不受教会的影响，却爱上了西方的科学。汪写道：“不用说，当构成国家中坚的上层阶级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时，就要产生严重的危机。”[52]汪严肃地说，那些“嘲笑”中国的人“已经忘记什么是构成一个国家的要素。文化的重要性仅次于血统关系和语言，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就是看不起自己的种族和国家。”[53]
汪认为中国文化的菁华包含在儒家礼教之中。所以只要回到孔子那里去，中国就能够获得“道德上的重建”和民族团结精神。中国需要这些精神来抵御给她带来了那么多苦难的西方影响。从汪对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谴责、对儒家经典能重振中国的信心、以及他特别支持新生活运动等方面看来，我们就能发现他同他的头号政敌蒋介石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似点。汪在一九四一年所写关于孔子的文章中的观点，无一不存在于蒋在两年以后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说两者之间在语气上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蒋的著作中反对西方的话更显得恶毒，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在此书中“蒋把军阀主义、卖淫、私贩军火、吸鸦片、抢劫以及在中华民国诞生时的所有流血混乱局面全都算在外国人的帐上。［他还］埋怨外国教会以及他们的大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汪的著作，不论是政论文章或是诗词，一律都反映了“君子”（德行高超的人〕的观感。没有再比重视为人正直的观念更接近于儒家关于君子的想法了。——“假若皇帝行义，他的大臣也会行义，假若大臣行义”，等等。汪的毕生经历以及他在中国所受到的尊敬，说明他在政治上变节的缺陷得到了他为人正直和有高度勇气的弥补。他对自己，特别是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及其学说的解释者，在道德上的完整无缺是有信心的，他也意识到他自己本人很有吸引力。这两点合在一起就使汪有了如同他所敬仰的文天祥那样坚韧不拔的性格。汪和他的宋代样板文天祥都犯有“不合情理的行为”的错误，但是这种不合情理的行为符合儒家最优良的传统。就象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W·莫特所说的那样，“文天祥明明知道自己的事业毫无希望，甚至违反天意，但他仍然坚持忠贞的原则。”[54]汪在早年为自己所取的名字“精卫”二字就表示着他日后事业的某种英雄气概。（据说，这个名字原指传说中的一种鸟。其非凡的毅力是汪决心要推翻清朝时希望仿效的一种品德。）
再把汪和赖伐尔在个性上作个比较也很适当。即使赖伐尔的性格并没有受过儒家学说的熏陶，他和汪之间也存在着饶有趣味的相似点。这些相似点指的并不是通常都把傀儡们看成是浑浑噩噩、任人摆布的那种说法。历史学家杰弗里·沃纳对赖伐尔的描绘也同样适用于汪：“［赖伐尔］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对自己的能力有无限信心，而且不幸地还秉赋着确能说服别人的本领。”[55]要同强大的战胜国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是一件艰巨而且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决不是一个怯懦者担当得起的。恰恰相反，不少最出名的对敌合作者倒是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典型性格。小说家赛林纳称贝当为“法国最后的一个国王”，而且贝当的确使用过国王用来自称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我们腓利普·贝当”，[56]就象生来就惯于用这一套词汇的人似的。维达孔·吉斯林因叛国罪受审时，就曾夸耀他自己“是在古挪威海盗墓丛中、在圣经所述的历史和古北欧英雄传奇之间长大的……吉斯林这一姓氏……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王室旁支的姓氏”。[57]至于汪，高宗武曾称他为“一个伟大而有勇气的人，因为他敢于去做他所认为正确的事，不管这件事是多么不孚众望”。[58]
汪和中国共产党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对汪精卫坟墓的污辱象征着蒋介石对他的老政敌的表面上的胜利。但是蒋的胜利注定是短命的，正如汪所预见到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力量大大增强，崛起成为国民党的劲敌。在芦沟桥事变前夕大约只有五万人的红军，到战争结束时，已拥有五十万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了。共产党于一九三七年从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的陕北山区的一小块根据地朝东发展到四面环山的山西省，再从那里进人华北平原，甚至深人到华中。战争结束时，他们已经控制了总人口为七千万到九千万的十九个游击区根据地。[59]这时共产党只用维持他们以抗战时期所鼓动起来的那股爱国热情为基础的势头，再利用国民党的错误和腐败就能稳妥地取得一九四九年的革命胜利。汪终于能够从他的坟墓——他的衣冠冢，而不是他那被人污辱过的钢筋混凝土陵墓——看到他的敌手蒋介石的胜利在短短四年之中就烟消云散，最后可耻地逃到台湾去了。
难道汪的追随者就可以把他说成一个先知吗，我说：“不能”，因为他固然预见到共产党会从持久的对日战争中得到胜利果实，但他的洞察力也仅仅到此为止。他在一九三八年以后所作的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警告，令人听来有声嘶力竭和蛊惑人心之感。他反复强调的不外乎说共产党恶毒狡猾，说他们无情地使用暴力，说他们不顾人民相利，特别是说他们抗日并非出于爱国的动机。八路军所以能赢得农村，是因为他们在那里的行为同以奸淫掳掠而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士兵的行径截然不同之故。可是对这种情况，汪却只字不提。汪的倒霉的清乡运动说明他并不是不知道农村需要进行改革，但是从中国实际需要的情况来看，他所采取的步骤只能算是半心半意的。在汪的演讲和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一点能够说明汪察觉到共产党人正在把人民争取过去，因为多数人民欢迎共产党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政策，憎恶一直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由来已久的高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尽管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初期所推行的这些改革还只是很有限的。[60]汪肯定也和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一样，看到了不合理的战争重担都压在贫苦的农民头上。富人的儿子可以用钱贿赂免服兵役，或是当上军官，通过贪污公款或黑市投机而发财致富。但是穷苦人家父子两代则被人用绳子捆在一起，硬拉到新兵集中地去，在那里他们变成了军官的剥削对象和牺牲品。一个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控制区都有过丰富经验的美国军官戴维·D·巴勒特上校写道：“要是有人说在共产党地区也有人被绑去当兵的话，我可没有见到过。”[61]
汪提出过共产党会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警告，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一点足以说明他察觉到了共产党能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关键所在：那就是他们善于先使抗战成为一场真正得人心的、爱国的斗争，然后抢先掌握进行这场斗争的主动权。恰恰相反，我们所看到的尽是一大堆歪曲的话和陈词滥调。汪尤其坚信共产党“毫无民族意识，他们只是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62]汪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写道：
共产主义同爱国主义是格格不人的。共产党人不效忠他们所属的国家。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痛苦经验告诉我：在我们中间主张抗战的共产党分子是在共产国际命令之下才这样做的，为的是替凌驾于中国利益之上的共产国际利益服务。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效忠莫斯科，而不效忠他们所属的国家，［而且］他们的动力是来自莫斯科，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也是莫斯科。[63]
同月，汪召开的没有代表性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称：共产党人利用战争以“执行他们摧毁中产阶级和偏下的中产阶级的政策，使大部分民众失去工作，无家可归。这样，在赤贫的情况下，人们就容易被共产党所利用。”共产党的政策还要“通过非法压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使群众变成愚昧无知。因为一个国家要是在知识方面破了产，那就可以使人民盲从得更加厉害。”这次大会还说，共产党就是期望通过这种方法用他们的“边区政府”来代替“国民政府”，并且最后把整个国家“变成苏维埃中国，永远成为苏联的一个保护国。”[64]
我们完全有理由不对这种估价作过于严厉的批判。在一九三九年时，人们普遍认为克里姆林宫和延安之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实际上，直到五十年代后期中苏之间发生冲突以后，中国式的共产主义才受到充分的赏识。此外，在汪从重庆出走的一九三八年，以及在他从事大量写作以争取支持的一九三九年时，中国共产党才刚刚开始进行尔后赢得民心的许多改革。历史学家对这些改革在中日战争初期所涉及的范围及其影响还有争论。[65]但这些都有点离题，我们的主题是，汪只把共产党的社会和经济措施看作是“掠夺”，并且低估了毛泽东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抗战大熔炉中融合为一体的能力，因此犯了严重错误。他没有能够估量出中国人民的需要，也没有能够摸清整个国家的爱国意向。我们还可以顺便再补充一句，他的对手蒋介石也是如此。对于那些要想领导伟大国家的人说来，错误估计了形势是致命的。因此汪和蒋两人都得把领袖的地位让给毛泽东。
需要爱憎兼有的感情
汪在三十年代中期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比他早年推翻清朝的目标要难得多。在芦沟桥事变前的几年中，他并不是为日本的罪行开脱责任，而是由于他深知中国极端虚弱而又极不团结，才主张对日和解的。他一面提出纠正那些弊病的计划，一面主张进行谈判，并且在必要时作出让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被刺中弹，几乎由于主张让步而送了命。从那以后，民族情绪越来越敌视姑息政策，而汪本人也越来越没有权了。一九三八年出现了一个规模虽小但能量颇大的和平运动，该运动有了通往东京首相办公室的渠道，更重要的是，有了通往日本参谋本部的渠道，于是，汪就有恃无恐，乘机叛离重庆，到别处去探索有无同日本进行和解的可能性。连那些批评他的人们也不能责备他这一次在政策上前后有矛盾。我认为，更没有理由责备他为了眼前的利益或贪财而失节。汪出走时留函给蒋说：从此以后他要挑起较重的担子，让蒋挑较轻的担子。究竟这封信有没有感动过蒋则很难说，但是汪在此后六年的余生中，的确是挑起了很重的担子，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汪没有活到战后，没有活到在战后审判中为自己辩护。在那次审判中，几乎他所有的同事都被判处死刑。但是他的遗孀陈璧君却经历了整个战争时期和战后审判，自清朝末年她同汪一起在北京干埋炸弹的大胆行为以来，无论是汪的政治生涯或是私生活，都是同她分不开的。这个极端自信的女人不听她亲戚们的劝告，拒绝在汪死后退出政治活动。这时日本的败局已经十分明显了，她的家庭成员劝她退出南京政府，希望这一行动可以在战后不可避免的叛国审判中，博得重庆的宽大处理。汪夫人回答说，虽然她对战争胜利谁属的问题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她感到有责任继续积极进行政治活动，以尽量防止日本人对中国沦陷区进行报复性打击。
汪夫人于一九四六年春在苏州受审时，她极力为她的丈夫辩护，并痛斥了囚禁她的人。她振振有词地反问道：汪怎么可能出卖中国呢，他显然不可能出卖重庆所控制的地区。至于南京控制下的地区，它本来就是“被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她还自诩她的丈夫连一寸中国领土也没有丢失过。他所做的一切，为的就是要收复那些叛国的、只顾自己逃命的高级军官所丢失的领土。汪不得不做某些事情来满足那些“被遗弃的民众”的需要。她宣称：“对于已故的汪精卫为了挽救自己的国家所做的无可非议的工作，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衷心钦佩。”[66]她非但没有认错，“反而捶桌子、大声盘问检察官”，使得旁听的群众为她鼓掌称快。匆促的审问结束以后，“好几十个听众围住汪夫人，要她签名，她都爽快地签了。”[67]接着她在苏州国民党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当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原文如此。——译者注）拿下苏州时，她落到了他们的手中。以后她一直多病，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度过了她最后的十一年。[68]
通过对汪（以及其他对敌合作者）的个性、观点、动机和成就的概括叙述，我试图把汪从爱国者变成傀儡那样一个看来是突变过程的自相矛盾之处给弥合一下。历史学家对前后不一贯的人抱怀疑态度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相信，只要花点力气把带有爆炸性的“傀儡”一词和蔑视味道稍少一点的“对敌合作者”一词的含义冲淡一下，那么这个前后不一贯的明显矛盾就会得到解决了。
亚洲近代历史中的对敌合作者，从满洲国的既不要险又没有头脑的溥仪。直到被人捧得过份的印尼民族英雄苏加诺。真是什么样的人物全有。应当用比“傀儡”这个笼统的称呼含义更全面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所作所为。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暂时不给他们作结论。我只是想说明一下，战时对敌合作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充满了两可的含义。赖伐尔就看出了这种两可的含义，他对他的朋友们说：“要是我的政策成功了，把法国所有的石头用来为我建立塑像恐怕都嫌不够用；、要是我的政策失败了，我就会被绞死。”[69]的确，在汪精卫所处的时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本身就有其两可的含义，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一百来年饱受来自多方面的侵略和蚕食。与其说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中国摆脱所有的敌人，还不如说问题在于弄清楚哪个敌人对她威胁最小。要对陷于这种两可情况下的对敌合作者加以评价时，我认为我们应当有一种合情合理的爱憎兼有的感情。当汉奸汪精卫夫人在受审时，支配那些拍手称快的旁观者的心理的，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感情。
[*] 在本书中，我始终有意要对石原异常尊重中国民族主义力量表示高度赞扬。虽然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但也不应该使我们对于石原思想中的一些很有问题的内容视而不见。他毕竟提出过要让参谋本部来决定国家政策的建议；而克劳利则曾指出（见《日本谋求自治》第394页）：“这一建议会否定内阁和首相决定官方政策权力的合法性。”其次，我们应该记住，石原并不把同中国搞和平当作目的，而是把它当作手段，以便发动一场不可避免的对苏战争。最后，由于石原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凡是没有规定完全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的任何一种解决中国事变的办法，他肯定都不会接受、人们现在只能猜想石原的想法究竟会把日本带向何处去；但是参谋本部大权独揽、进行第二次日俄战争加上日本卷人重新爆发的中国内战等等，这一切大概不会给日本带来幸运。
[†] 这是由今井将军所进行的多次秘密活动之一。这次他（奉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之命）试图同国民党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柱国将军谈判一项和平解决的协议。（见访问今井的谈话记录；另见今井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336—338页）
[‡] 见杜斯的《永井柳太郎和“白人之祸”，一九〇五——一九四四年》第46页。永井在近卫第一届内阁中担任过许多职务，并于一九四二年担任驻汪精卫政权的特使。他后来认为，传统的政党制度已无法动员全国的力量来满足日本战时的特殊需要，因此他和近卫联合起来要求解散各个政党（包括他自己的民政党），以组成一个包括各方面的政治组织。结果在一九四〇年组成了大政翼赞会，直到一九四四年他死时为止，他一直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 汪在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给美国情报人员以深刻的印象。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一篇报告中，美国战略情报局指出：在汪影响最大的广州，“极少”学校教师为敌人作宣传，因此“大部分学生没有中毒，井且痛恨日本人”。这个报告最后说：“总的说来，教育系统并没有受到敌人的重大干扰。”（见美国战略情报局编的《日本对华政策纲领》第二卷第15页）汪的教育部长李圣五在战后审讯中实际上被判免罪。这主要是由于汪政府所用的教科书和梁鸿志政权所采用的教科书内容不同的缘故。陈公博也利用教科书这个问题在战后审讯中作为为自己辩护的主要理由。（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402页）
[**] 见怀特和雅各比合著的《来自中国的雷声》第126页。1943年版的《中国之命运》是中文本。前面已指出，许多人都认为陶希圣是这本书的捉刀代笔人。它是蒋对中国政治作广泛分析的初次尝试。原版本中仇恨外国的激烈态度引起了中国的战时盟国纷纷提出正式抗议。他们对于蒋把他们同帝国主义的日本相提并论，把他们描述得一团漆黑而表示不满。显然由于这些抗议，这本书初版印出五十万本以后就不再发行。虽然一九四四年已将一九四三年原版的一部分译成了英文，但经过审定的——修改过的——英文版本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出版。
[1] 访问今井谈话记录。
[2]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97页。
[3] 见臼井胜美的《追求一个幻想：大东亚新秩序》（载《朝日杂志》社编的《昭和时代历史片断》第一卷第285—293页）。
[4]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20—222页。
[5] 见角田顺编的《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246—247页。据自石原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在东京对满洲留学生的讲话。
[6] 见伊凡·莫里斯的《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右派》第38页。
[7] 近年来，日本的学者已经致力于研究日本的泛亚思想及计划。例证见《参考书目》中开列的两次圆桌讨论会后公开发表的纪录文本如林房雄等人的《为什么要重新估价大东亚战争》、竹内好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和实况》；另见冈吉武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理智》（载《对现代日本思想史的研究》）、马林·梅奥的《对亚洲的态度及日本帝国的兴起》（载格兰特·古德曼编的《日本帝国及亚洲》）、入江明的《出跨大平洋：美国与东方关系内幕交》、以及马里阿斯·詹森的《明治时代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载艾伯特·费尔韦克尔等人合编的《探讨中国现代史的途径》）。
[8] 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246页引了这几句话。
[9] 丸山真男的《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和行径》第95页引了这段话。
[10] 见保罗·达尔及迈克尔·梅村高有的《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使用索引》第6—7页。
[11] 见赖肖尔的《美国和日本》第 139—141页。
[12] 见鹤见和子的《社会变迁与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前后的日本》第116页。关于这一主题，请看该书第三章：《死亡的社会化：在学校和在陆军中的道德教育》。
[13] 见丸山真男的《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和行径》第19页。
[14] 引自《东方事务》一九四〇年四月第217页一篇未署名的评比。火野苇平是玉井胜德的笔名。
[15] 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英译本为《日本和她的命运》第270页。
[16] 见孙中山的《中国与日本：天生之友而非天生之敌》第151页。
[17]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835号第8页。
[18] 见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战时领袖》（载东京的《东方与西方》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五期第 41页。阿尔文·库克斯的《虎年》引了这几句话。
[19] 见近卫文麿的《近卫公爵回忆录》第4015页。
[20] 见彼得·杜斯的《永井柳太郎和“白人之祸”，一九〇五——一九四四年》。松本三之助在《民族主义在现代日本人思想中的重要性：某些理论上的问题》一文对杜斯的作品作了有价值的评论；而杜斯为了进一步深人研究永井，又写了《永井柳太郎：革新所遇到的策略上的窘境》。
[21] 见赫伯特·诺曼的《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崛起》第38页。
[22] 松本三之助的《福泽谕吉对文明的概念及其对亚洲的看法》第167页，引了福泽的《时代潮流的批判》。
[23] 同上书，第159页。
[24] 同上。
[25] 宫川彻和井桁武的《德富苏峰》第519页引了德富的《支那论》，此文载于《国民之友》第二三〇期。
[26] 肯尼思·派尔的《一八八五——一八九五年明治时代的日本一代新人：在文化上的同一性问题》第173页，引了德富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写的社论。
[27] 同上，引了德富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三日写的社论。
[28] 唐纳德·基恩的《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载唐纳德·夏夫利编的《日本文化的传统及其革新》第128页，引自《内村完造全集》）。
[29] 同上书，第134页。
[30] 同上书，第127页。
[31] 见鹤见和子的《社会变迁与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前后的日本》第156页。
[32] 见巴莫的《缅甸的突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的革命回忆录》第185页。
[3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89页。
[34] 同上书，第288页。
[35] 同上书，第290页。
[36] 同上书，第166页。杨益周的《太平洋战争的前夜》第148页叙述了一桩相似的事件：一批学生在散发了谴责汪为卖国贼的传单后被逮捕了。
[37]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90页。
[38] 唐良礼的《伪“满洲国”》第28页引了汪精卫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讲话。
[39] 同上。
[40] 见汪精卫的《中国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第112页。
[41] 《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第179页。
[42] 见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载香港《春秋》杂志一九六四年二——三月第一五九——一六〇期）。
[43] 同上，见《春秋》第一五九期第4页。
[44] 见陶希圣的《中日经济关系》（载《人民论坛》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第146—152页）第 150—151页。
[45] 见戈登·赖特的《现代法国：一九六〇年到现在》第516页。
[46] 见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春秋》第一五九期第4页。
[47] 见杨连升的《关于中国式的世界秩序的历史札记》（载费正清编的《中国式的世界秩序》）；本杰明·施瓦茨的《中国人在过去和现在对世界秩序的观念》（同载费正清编）论述了中国与蛮夷民族之间的交往中，这些手段的重要性。
[48] 见林翰笙的《中国人对敌合作方面的专题研究：一九四〇——一九四五年的南京政府》（未经发表的手稿）第1页。
[49]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390页。
[50] 见汪精卫的《中日关系》第6页。
[51] 见汪精卫的《孔子及中国的道德重建》（载唐良礼编的《救国之根本》）第263页。
[52] 同上。
[53] 同上书，第266页。
[54] 见弗雷德里克·莫特的《元代儒家的遁世主义》（载亚瑟·赖特编的《儒家信念》）第234页。
[55] 见杰弗里·沃纳的《赖伐尔的没落与垮台》（载《今日历史》杂志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
[56] 见朱尔斯·罗伊的《贝当元帅受审记》第172页。
[57] 见拉尔夫·休因斯的《吉斯林：不光采的预言》第21页。
[58] 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
[59] 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73页和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235页。如果把民兵算进一九四五年红军的武装力量中，红军力量的增长更为显著。
[60] 马克·塞尔登的《中国革命中的延安方式》对共产党的纲领作了极好的研究。
[61] 见戴维·巴勒特的《迪克西使团：一九四四年美国陆军驻延安观察小组》第86页。巴勒特不可能被认为是一位共产党同情者。他曾写道：“赤色中国是我们在当代世界上的死敌。”但他引人入胜的专论对战争年代中的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作了大量的对比（他总是不恭维蒋介石的军队的）。
[62] 见汪精卫的《中日关系》第6页。
[63] 同上，并另见汪的《欧战与中国前途》（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第102—103页）。
[64] 同上，并另见汪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4页。
[65] 例证见吉林在一九六四年《亚洲研究》杂志第二十三期第269—289页评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的文章中。
[66]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69页、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253页、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卷第一六一——一六三章。
[67] 见香港的《南华早报》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第1页。
[68]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220页。埃德加·斯诺在《大河彼岸》第547页提到在夫人一九六一年仍在人间并囚禁在华德路监狱一事，显然是弄错了。
[69] 见赖特的《现代法国：一九六〇年到现在》第518页。
posted by BFF @ 9:1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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