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日期的通敌内幕 10

第十章 重光堂会议

重光堂坐落在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区一所公园附近，是一幢西式的大建筑物。中国事变的头几个月里，这所建筑物在巷战中打得弹痕累累，一直无人居住。到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才急急忙忙地进行了修缮，并从附近的饭店里租来了足够七八个人用的家俱和摆设。十一月十二日最后布置完毕，工人和车夫都撤离之后，一个身着便服的帝国陆军军官开始接待“客人”。这位主人就是今井武夫中佐[*]，“渡边工作”[†]的负责人。今井接待的头一个客人叫梅思平，是刚从国民党政府的新都——重庆来的。在重庆时他与“低调俱乐部”和汪精卫都有联系。没有等其他客人到齐，这两个人就立即着手干他们本来要一起干的工作：商定汪精卫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安排汪如何逃离重庆的详细办法。重光堂会议开了八天，于十一月二十日结束并签署了《协议纪要》，记载了日本陆军同汪精卫集团的初步谅解。[1]

日本人对梅思平并不熟悉。他在汪精卫和平运动参加者中是少数几个没有到过日本的、而且也不会讲日语的。他很不熟习日本的礼节，不脱鞋就走进铺着“榻榻米”的房间里，[2]这一点的确使今井感到很吃惊。梅思平和高宗武、周佛海都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人们认为他是国民党CC派大头目之一陈立夫的党羽。因此，同高宗武、周佛海一样，他和汪精卫的关系并不是很深的。犬养认为，梅思平是个“进步分子”。

他主要靠在南京附近当一个成功的实验县县长而出名的，据说这个实验县是蒋介石很关心的样板。今井称赞梅是一个不贪污，不利用县长职位去中饱私囊的模范官吏。一九三八年初，梅辞去县官后，陶希圣派他前往香港去充当“艺文研究会”办事处的负责人。从那以后，他一直与日本和平运动的成员保持着联系。

中国方面出席“重光堂会议”的，除梅思平外，还有高宗武和主要是担任翻译的周隆庠。今井的助手是由南满铁路公司来的伊藤芳男。在最后的细节都已谈妥时，影佐祯昭同犬养健从东京乘飞机赶到上海，主要是让影佐能参加部分最后阶段的商谈以及在《协议纪要》上签字。

在重光堂会议上进行谈判的有五个主要问题。根据会议的正式记录，三个参加者（今井、影佐和犬养）的回忆录和今井关于渡边工作的正式报告，使我们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双方所持的态度和写进了十一月二十日签署的《协议纪要》中达成的最后妥协。[3]下面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双方对每个问题的态度。

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满洲国的问题。它是历史记录不完全一致的唯一问题。今井十一月十五日的报告列举了双方开始时的观点，说明中国人是准备承认那个地区的自治的。这个报告如实地用材料说明了中国人在不少其他问题的保留意见，但却断然说中国方面表示“不反对”就等于给予了承认。[4]然而，据犬养回忆他在同影佐的谈话中，他们都一致认为承认一事是一个主要障碍。他也回忆了在会议结束时同高宗武的谈话，发现高宗武“非常关心在［即将发表的］近卫宣言中将如何处理承认满洲国这一问题”。高宗武认为，这一点如果处理不当，中国人民将会反对它，同时“汪精卫也会立即被迫逃亡到河内或法国去”。[5]对于今井和犬养记录不一致的解释只能是；会议没有那样认真地讨论过承认或不承认的问题，而仅仅讨论了日本将以什么方式宣布承认满洲国的问题。无论如何，在十一月二十日签署的最后文件中，中国方面毫无异议地同意了承认满洲国。但是日本人没有能够说服中国人接受中国和满洲国同时相互承认的条款。正是由于中国人反对这个建议，今井才让步，所以没有满洲国的代表出席。[6]

会议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关于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中国代表根本不考虑任何一种形式的赔款。今井十一月十五日的报告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到赔款的字样，这说明双方在最初的提案中都没有提出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十一月二十日签署最后的会议文件时，中国人准备接受日本提出“赔偿在华日侨因中国事变所受的损失”这一要求。日本对这一让步的交换条件是：同意不索取战争赔款。[7]犬养和影佐对于日本居然要求赔款都感到担心。在影佐看来，日本大藏省坚持提这种要求，违背了“和平运动在刚开始时就宣布了的”原则。[8]

关于在经济方面日本在中国起什么作用的问题，是在这个会议上进行了讨价还价的另一重要问题。梅思平、周佛海和汪精卫早在重庆时就已商讨了这一问题，所以梅思平这时准备宣布“中国对于中国和日本共同在华北进行经济开发全无异议”。[9]中国人的交换条件是希望日本答应“在华北不进行工业垄断”。梅思平也迫切希望双方都把华北看作是包括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和山东五省在内的地区，这就是说，让中国重新获得察哈尔、绥远两省的全部土地，而在一九三七年，这两省的重要地区已划归内蒙古的德王所管辖。但是，在最后的协议中，既没有明确指出华北所包括的地区，也没有具体提到日本答应不在华北搞“工业垄断”。《协议纪要》第四款只规定了“承认日本在实现经济合作中的优先权，并为日本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提供特殊的便利条件”。[10]

中国方面在有关两国间经济关系的问题上赢得了几个重要的让步。《协议纪要》的一个解释性附件声明，第四款中所指的优先权仅仅意味着日本将享有最惠国待遇，别无其它含义。今井在十一月十五日的报告中说：“中国方面一直坚持希望在第四款中取消‘优先权’一词，因为在中国国内人们会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在国外则会助长其它强国要求给予同等待遇的压力。”

这些让步说明了今井和影佐的态度，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代表的希望。看来今并由于接受了附件对优先权所下的限制性的、无害的定义，的确在很大的程度上同意了中国方面的论点。今井通知参谋本部，在第四款的定稿上，他已达成写上“特殊便利”的协议，而没有坚持用“特权”一词，因为那几乎肯定会在中国引起“不良反应”。他还进一步听从中国代表的意见，放弃了日本关于建立“中日联合经济委员会”的要求。他说，中国方面害怕成立这样一个全面负责有关经济发展政策的机构将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从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下属类似机构的工作情况看来，中国方面这种害怕的心情是完全有根据的。由于今井愿意在这点上有所让步，最后的协议仅规定了“联合协商”等字眼。[11]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治外法权问题。梅思平在重庆同汪精卫集团商谈的结果是，中国代表准备同意日侨有权在中国内地居住经商。他们希望日本能够放弃治外法权和在中国的租界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代表同意废除治外法权，但是认为租界问题则需要一段“准备”时间。今井说，只要西方列强仍然在上海、天津等地继续保有租界，日本肯定不会放弃她重要的租界。最后，虽然梅思平赢得了取消治外法权的谈判，但是，对于写上日本只是答应考虑把租界退还中国这一条，他也不得不表示接受。[12]

重光堂会议上更为棘手的争论集中在日本军事占领的问题上。日本方面表示愿意结束对中国的占领，但是其条件之多足以引起中国人的疑虑，拟议中的汪精卫政权在实际上将受日本军方所支配。此外，汪精卫集团感到，要使中国人民相信这个政权是在为他们最大利益而奋斗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法证明它一直是在努力促使日本军队撤离中国的。为此目的它要求日本撤出除内蒙古以外的全部军队。留在内蒙古的日军仍可作为占领区的警备部队，但是他们要作为（至少在表面上作为）联合反共的防御力量的一部分。汪精卫集团深信日本一定要坚持继续驻军内蒙古，因此他们迫切希望签订一项规定日本警备部队的人数、作用、地区和驻军期限的条。约。同时，他们还建议把中日联合防御力量的协定纳入反共防御条约之中，就象德国和日本签订的反对共产国际的条约那样，“以消除中国人民方面可能有的任何疑虑”。[‡]中国代表要求，除了内蒙古以外的其他地区，日本“在和平条约订立以后立即撤出军队”，并且还要求日本明确规定撤军过程需要多长的时间。[13]

日本方面强调要在内蒙古搞一个“特殊反共地带”。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日本愿意讨论限制她在内蒙古驻军的权力问题。日本设想的反共条约将是一项比她同德国签订的“反对共产国际”条约更为全面、更为积极的反苏条约。日本只同意，她在内蒙古特殊反共地带驻军的时间不会比“中日反共条约”的有效期限更长，这就是日本为了照顾中国人的情绪所愿作出的唯一让步。从日本方面在重光堂会议最初的态度来看，这是一个小小的让步，因为日本曾要求在“一定的”时期内驻军内蒙古，但没有确切具体的期限。

《协议纪要》的两个附件成了核心事项。十一月二十日签订的一个秘密附件，规定了拟议中的反共条约的细节。这个秘密附件特别划定了双方在中国边境的军事范围：中国在新疆地区驻军，日本在内蒙古驻军。一旦同苏联发生了战争，这些军队要联合作战。第二个是解释协议的附件，规定日本在平津走廊驻军，“以便保护交通线”，与驻在内地的反共警备部队联系。[14]

对中国谈判代表来讲，比日本对内蒙古的要求麻烦得多的是，日本坚持要在中国其他地区延长撤军期限。中国方面最初要求，一俟达成和平协定，日本军队就立即从中国撤走；但不行，只得退让为“几个月内全部撤完”。日本人所持的立场是，撤军不能在中国“恢复和平”之前进行，而且谁也不能说汪精卫政权将会得到承认，因此根本不可能定出一个准确的撤军时间。最后，日本方面终于同意撤军将“于‘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并在‘恢复和平和公共秩序’之后的两年内全部撤退完毕。”[15]梅思平和高宗武认为，规定两年内撤完日本军队这一条是外交上的一个重要胜利，因为日本过去一直坚持拒绝规定撤军的时间。后来，日本政府以不承认这个两年撤军的条款为理由，否定了谈判代表的协议，中国方面认为这是日本方面最不讲信用的行为。

重光堂会议的代表们除了讨论、制订具体的和平条件以外，还就汪精卫政权本身的问题做出了几点重要决定。特别是解决了将如何处理汪精卫逃离重庆的问题，汪精卫逃离重庆后将在和平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他希望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些什么援助等问题。研究一下这些讨论就可以使人们对汪精卫的意图得出以下两点深刻的印象。

第一，会议记录毫不含糊地表明，中国方面的建议是根据汪精卫逃离重庆及其后“建立一个新政府”和“组织一支新军队”的假设而提出来的。[16]被今井生动的回忆所证实的书面记录，[17]显然同后来汪精卫和近卫的说法大有出入。据他们的说法，汪精卫逃离重庆时，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想到要建立一个由汪来领导的政府，而只是期待汪将领导一个同日本实现和平的运动。在我看来，这个出入只能有两种解释：不是汪精卫和近卫在他们后来的说法中没有讲真话，就是那时他们都没有能够完全控制他们的谈判代表，不知道重光堂会议上达成了协议这回事。我们以后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第二，中国方面希望新政府将建立在“来被日军占领的领土”内。汪精卫集团具体建议新政府要在没有被占领的云南和四川等省开始其统治，等到日本军队撤离时，它的权力将扩规展到广西和广东两省。[18]

汪精卫希望获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以逃避被戴上“傀儡”和“卖国贼”等帽子的打算，最后之所以会失败，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但是，放弃原来要在没有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地区建立一个新政府的计划，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在重光堂会议所有的讨论中以及汪精卫和他的同僚们在第二年的私下谈话中，都可以发现汪精卫始终在考虑有必要避免那些与临时、维新两政府有联系的傀儡们的命运。汪精卫和他的党羽们，甚至包括他的日本支持者，都决心不让汪当第二个梁鸿志或王克敏。就汪精卫的日本支持者来讲，他们之所以有决心，至少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私下对汪精卫作出了许多承诺，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汪精卫一个人才能够为当时未经考验过的“东亚新秩序”增添活力。

然而，汪精卫的日本支持者也知道，汪能否使他们将来的计划有所进展，就得看汪是否能够证明“新秩序”是一个由平等成员组成的联盟，而不是一个掩盖日本的帝国主义目的的）假面具。要是汪精卫可以在被日本占领区之外进行统治，那么就最能说明他是不受日本控制的。当今井后来发现汪精卫竟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权时，他是十分惊讶的。今并曾以谨慎的态度对梅思平、周佛海表达了他的忧虑，他担心汪精卫会步梁鸿志和王克敏的后尘。[19]

我们要回过头来谈谈为什么汪精卫最后决定要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地区建立政权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探讨一下重光堂会议的设想。会议的记录和我同今井的谈话都很清楚地说明，谈判者们对于汪精卫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这一点是非常乐观的。一九三八年末或一九三九年初，日本方面透露了一个人们看了之后会有深刻印象的中国领导人的名单，人们认为名单中的这些领导人可能就是汪精卫的可靠伙伴。作出这项推测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有些象经济学家顾孟余这一类的人是汪精卫改组派的成员。其他知名的人如甘乃光、彭学沛、王世杰、张道藩等虽说与汪精卫的正式联系不多，但他们与汪的关系仍然密切得“可以被认为是汪的追随者”。[20]日本人假定（结果却是错误的）汪精卫的最大部分支持者将会来自蒋介石的许多政敌方面。他们对CC派的头子陈果夫、陈立夫二人或其中之一会逃离重庆参加汪精卫的队伍抱有相当大的希望。三位一体的四川军阀一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一贯反对蒋介石的立场也是人所共知的，所以他们在可能支持汪精卫的人名名单中是名列前茅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云南的龙云将军、广东的张发奎将军及陈济棠将军、桂系的头目白崇禧等等，也被着重说成是有希望（甚至很可能）成为汪精卫的支持者。甚至传闻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愿意加入汪派。[21]

可以肯定地说，并不是所有那些人都会倒向汪精卫一边。但是正如会议文件中所明确指出的，如果汪精卫准备在未被日军占领的西南诸省地区建立一个能存在下去的政府，某些关键人物、包括指挥大量军队的龙云和张发奎的支持是很重要的。要是没有那样一个军事基础，新政权既不可能抵挡蒋介石肯定要派来进攻的军队，也无法证明它是个不依赖日本的政府。然而这些决定性的支持，最后都没有落实。[§]

在重光堂会议上，汪精卫的代表们不光是推测某些重要的中国将领会来支持，他们做了更多的事情。他们要求日本军方尽一切办法减轻对那些有希望来参加汪精卫运动的军队的压力。十一月十五日他们明确地提出，要日本人从山西到广西这一整条很长的战线对中央政府发动战役，并从贵州省开始打击国民党军队。但那些中国人说，必须注意不要把在贵州的“中央军”赶到效忠汪精卫的部队所辖的地区去，以免他们侵扰这些部队。[22]

会议后的几个月里，虽然汪精卫集团多次要求日军进行一系列“牵制性的攻击”以便“截击”和“孤立”蒋介石的部队，但是帝国陆军却毫无反应。今井回忆说：“我认为进行牵制性的攻击是一个好主意。为此我曾向东京当局商讨过，但是他们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所关心的就是汪精卫逃离重庆这一件事——但这事对许多人来说甚至算不上次要事项。不管怎样，等到汪精卫确实逃离重庆后，他们马上对发动牵制性攻击失去兴趣了，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了。”[23]当日本战略实力很紧张的时候，中国方面要求军事援助是得不到帝国陆军的支持的，因为帝国陆军对于为了保卫合作的尝试而消耗日本的资源和人力是不感兴趣的，何况看来合作的本身又得不到多少有意义的支持。

但是，汪精卫的支持者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互为因果关系的问题的。他们认为，帝国陆军的牵制性攻击是引起各地起来响应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些驻守边远省份的军阀，类似龙云将军那样的人物中，反蒋的情绪是很厉害的，需要加以争取。据说，龙云与蒋介石的关系紧张到甚至他拒绝去重庆，除非蒋的夫人来昆明（云南省省会）作为人质，他才动身。[24]不论龙云多么急于同重庆破裂，但是他深知自己处境危险，因为蒋介石的中央军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为了“监视”象龙云这一类潜在的反叛分子的军队的。高宗武和梅思平争辩说，蒋介石的军队就驻在龙云总部的家门口，准备一旦发现龙云不忠就向他猛扑过去。因此，只有中央军调离防区时，龙云才会有所行动。
东京对重光堂协议的看法

当两方代表在重光堂会议上摆明了他们各自的观点以后，今井于十一月十五日飞回东京同他的上级会商。为此召开了一个会议。陆军大臣板垣、参谋次长多田等十多个高级军官到会听他的汇报。会议从四时开到六时，会后，局长以上的高级军官离开了会场，留下低一级的课、班长来讨论上海所发生的情况，今井不得不反复保证他并没有被中国人欺骗，最后才消除了到会军官们的猜疑。可能也就只有那天是没有猜疑的。从第二年起，事实上大多数日本人就不相信汪精卫及其同党的动机了，对于汪精卫不断表白他所要求的一切就是为了和平这一点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日本人几乎普遍认为，汪精卫和蒋介石是互相勾结在一起的。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是一个企图松懈要粉碎中国全面抗战的帝国陆军决心的诡计。[25]

在讨论了与汪精卫和他的同伙共事的利弊和要对那些可能是很广泛的计划承担责任所冒的风险后，这个课、班长会议显然得不出一个最后结论来。没有一个人愿意对今井在上海进行的谈判承担责任，甚至连支持象汪精卫和平运动那样一个没有把握的行动也不肯表态。这时，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提议，大家不要去管个人的责任，只要共同负责同意接受上海的协议就行了。其他军官一致同意，会议于下午九点结束。今井带着参谋本部同僚对他的支持，回到上海，继续完成重光堂的谈判工作。

对于这样一件严肃和重大的事情，由非正式的、低级的会议作出决定是“下克上”的一个明显的事例，而“下克上”是日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队系统的特点。“下克上”是指低级军官控制了高级军官。有时有人比较狭义地把“下克上”说成是不听命令而已，但这种说法在这里并不适用。以上述的事件为例子，“下克上”并不是用暗中搞阴谋的形式实现的，而是在陆军省里进行的，甚至还可以说是遵照陆军大臣自己的命令执行的，因为陆军大臣和其他一些高级军官决定让他们的部下来全权处理问题。就是在首相府也这么做过，影佐和今井拿着《协议纪要》去见近卫以听取他的反应。近卫“热情地”听了《协议纪要》，既没有肯定表示赞同上海协议，也没有表示反对。[26]他听到了报告，这就行了。

没有高级官员负责的决定，对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带来了严重后果，因为汪精卫和他的同事们把在重光堂会议上所立下的保证当作日本政府的旨意，把日方代表当作是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但是他们不久就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会议结束还不到几个星期，东京当局就开始否认今井和影佐于十一月二十日签署的协议。[27]这个协议从国际法讲是无效的，因为在重光堂会议上确实没有互相认可的使节出席，然而并不能因为这样就认为日本的背信行为可以不受谴责。当然，日本方面撕毁重光堂协议无论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或东亚新秩序来说都不是好兆头。

据今井谈，“高级官员不负责任”使得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进行得十分不稳定，而且在参加这项和平运动的中日双方看来，这也使日本的诚实大受玷污。在我访问今井时，他认为这很容易就可以解释清楚：



在和平运动中差不多我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我个人的意图做的，并非根据官方旨意做的。如果做对了，还好。要是做得不对……（他说到这里，用日本习惯的手势，把一个手指横着往脖子上一抹，表示会遭到从降级到砍头的厄运，来说明他要说的话）。那些被派去干敏感的情报工作或政治任务的低级军官通常都是这样办事的：去探索各种可能性，制订详细计划，然后就靠自己的运气了。只有当工作已经安排得很好了，井且看来前景很不错时，才把高级军官拉到前台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叫作“下克上”，但是，问题的实质是首脑们缺乏责任感。



这就是一个拥有无可争辩的资格的人士的解释。帝国陆军的军官在中国大陆上安排和执行秘密行动与谋略时，是没有几个人比他更加有经验的。正象今并已经明确指出的那样，任何把“高级”军官说成是“低级”军官搞“下克上”阴谋的牺牲品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事实是高级军官——一陆军中局长一级以上的军官乃至近卫内阁一级的官员—一都完全不愿意别人把爆炸性政治计划的最初阶段的情况告诉自己，生怕该计划会失败。等到某个计划开始露出有成功迹象时，再去承认它并把功劳归给自己，也是为时未晚的。

至于他这个低级军官，凭他所掌握的丰富的地方背景知识、广泛的工作联系、充裕的活动资金和根据多年来艰苦的情报活动所积累的大量有关中国人物的档案，他是能够在他胆识所容许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他的作用的。他的行动必须绝对保密，因为任何泄密的行动都会暴露他的中国共谋者，并使他们遭受报复。但是需要保密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一个谋略家必须回避陆军中那些搞其他阴谋活动或反阴谋活动的同事们的耳目。今井告诉我，过早地暴露密谋，对密谋的执行者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当这个密谋遭到失败或是同另一个有高级官员支持的密谋抵触时，那就更加危险。（当我们谈到这里时，今并同刚才一样用抹脖子的手势来表达轻举妄动的后果。）

由于暴露就意味着谋略家的“完蛋”，因而具体参与某一秘密活动的人数总是保持在最低限度之内。一旦密谋失败，谁也不会知道。不过要是密谋有成功的迹象，就会准许更多的人参与机密，并把进展的点滴情况逐级上报领导，但至少在开始阶段总是以谨慎的和非正式的方式上报，以便使那些高级官员不承担正式责任。只有当某一计划得到高级官员们一定程度的支持时，才会将建议提交给高级文职官员，但也还得十分谨慎小心。例如，向近卫首相汇报时，最初总是很扼要的，并且是通过非正式的顾问们进行汇报的。如果他没有把这个计划的门关死，那么他同计划负责人的联系就会密切起来，越来越多的详尽情报就会通过象内阁书记官长这号人物的渠道送到他手里。在计划发展到关键阶段以前，却没有必要用官方的书面文件或通过正规的途径去报告近卫，因为没有必要让近卫为此事的进展承担直接的个人责任。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他承担过任何责任。这种政府不承担责任的体制就是造成通常指责近卫的“软弱外交”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一九三八年日本的“中国通”同时进行各种“工作计划”——其中有些是自相矛盾的——的部分原因。



[*] 今井武夫（1900—），1931年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任职，专门研究中国问题；1935年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辅佐官，驻于北平；1937年—1939年，陆军参谋本部“支那班”班长，“支那课”课长；1939年，任中国派遣军参谋（二课课长）；1942年，任大东亚省调查宫；曾屡次参与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1944年9月，任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译者注

[†] 渡边是一个很常见的日本姓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用来作为高宗武的代号。“渡边工作”是一项最终导致汪精卫背叛重庆的全部活动的综合性计划。

[‡] 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289页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反对共产国际的条约表面上只规定在日德之间交换国际共产主义活动的情报，但秘密条款则规定，一旦缔约一方遭到了苏联的侵略，缔约他方不得采取对侵略者有利的行动。

[§] 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下列名单上所列的人谁也没有去投靠汪精卫。从一九二七年起批追随汪精卫的甘乃光，自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五二年一直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副秘书长。彭学沛是中国抗空公司的董事长。王世杰是政学系的成员、宣传部部长，常与蒋介石的意见相左。张道藩，知名的文化人，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有人也曾经提到过可能支持汪精卫的人包括：内政部长何键，交通部长张嘉璈，四川大学校长、知名的教育家程天放。有趣的是，虽然在精卫没有得到这些潜在的反叛人物的支持，但是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后来对蒋介石的领导完全不抱幻想，于一九四九年投靠了共产党，其中留在大陆的两个人是邓锡候和刘文辉。一九五九年刘文辉担任了人民政府的林业部长。

[1] 《协议纪要》是《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及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的简称。协议全文见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293—298页。

[2]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124—125页。其他有关梅思平的情况是据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87页、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9—10页、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577—579页以及访问陶希圣的谈话记录等写成的。

[3] 今井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先后从上海向东京陆军参谋本部发回五份关于“渡边工作”的报告。这些报告的全文收录在《支那事变回忆录》第286—305页。这些报告（除第二份外），也收录在《通往太平作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75—284页。这几份报告连同今井的评论（见《支那事变回忆录》第78—95页）以及我访问今井的谈话记录，是我写本章的基本资料。

[4]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289页。

[5]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93页、96—97页。

[6]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295—296页。

[7] 同上书，第294页。

[8]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95页。

[9]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289页。

[10] 同上书，第293—294页。

[11] 同上书，第294—296页。

[12] 同上书，第294页。

[13] 同上书，第289页。

[14] 同上书，第294—295页。

[15] 同上书，第296页。

[16] 同上书，第83页、288页。

[17] 访问今井的谈话记录。

[18]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83页、288页。

[19] 同上书，第96页。

[20] 同上书，第93页。

[21] 同上书，第84页、93页、303页；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集第1519-H号第9—10页。另《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第201页）报道说，陈立夫曾在河内加人汪的行列。

[22]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288页。

[23] 访问今井的谈话记录。

[24] 见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316页。

[25]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78一79页。

[26] 访问今井的谈话记录。

[27]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00页、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103页、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5页、和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317—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