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日期的通敌内幕 11
第十一章 河内时期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四月——
参加重光堂会议的代表们为汪精卫叛离重庆制订了一个时间表。它在纸面上相当简单。在重庆的汪和在东京的日本当局将研究会上签署的协议，然后在十二月三日前后把他们接受（或拒绝）协议条款的决定转告在上海和香港的代理人。如果双方都接受这个协议，汪就在十二月八日离开重庆（经昆明）首途香港。与此同时，近卫将发表一个“调整中日关系”的新政策的公开声明，声明将以概括的语言体现重光堂和平条款。接着汪亦将发表他的政见：国民政府应该同意以近卫声明作为谈判基础。[1]
日汪双方都按计划签字接受了重光堂协议。了解一下日本人给汪的信件中所表达的确切内容是有用处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在重光堂签订的协议与十天后在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上日方所议决的和平条款之间的差别很大；可惜没有适当的记录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研究的线索。总之，汪表示接受的决定通过在上海的今井秘密传达到了东京，近卫则按计划准备发表他的声明。他原定十二月十一日在大阪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宣布对华“新政策”。[2]
但是，十二月九日事情突然发生波折，当时近卫得到消息说，汪不能顺利地逃离重庆。那些过去对汪的意图早有怀疑的人，现在更觉得他们持不信任态度是有道理的。甚至连今井都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象他的某些陆军同僚所说的那样中了圈套。他的确想过要剖腹自杀；因为要是他在重光堂果真受了骗，那末唯一合适的出路只有自杀。在这疑惧日增的气氛中，匆忙地召开了一次“五大臣会议”。有田外相主张不管汪的下落或计划如何，讲话照样发表；但近卫决定“即使这也许是中国人耍的一个花招，他对欺骗也有所准备；既然他已经按计划干到这种地步了，他宁愿干下去，推迟讲话，以符合中国人的愿望”。[3]也许由于看了今井的报告，近卫对于高宗武这个“政客”是不信任的；但又由于有梅思平参加，近卫对于汪的和平运动仍具有一定信心。[4]九日晚间，近卫告诉两个朋友，他不得不取消大阪之行，并且“从今天夜里开始，我就要害病了”。[5]
果真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近卫躲到他的获外庄别墅去住了几天，尽管他是以托病来逃避尴尬政治局势称著的，但这次却显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公众、甚至大部分阁员，对于国家政策马上就要改弦更张以及日本和汪的勾搭，均一无所知。[*]直到几周之后，日方才得悉汪的计划受阻的全部内幕情况。
重光堂会议后的几个星期里，汪于（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安排了一系列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梅思平、陶希圣、周佛海。陈公博也出席了会议。陈公博同周佛海一样，曾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但很快就跟它分道扬镳了。关于他脱离中共的原因现在还有争论，但最普遍的说法是：他想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愿望同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责任发生了冲突[6]。假如真是这样，他的愿望最后占了上风，因为他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了研究生。陈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很快就加入了国民党内的汪精卫改组派。从此，他的生涯与汪的事业就紧密相连了起来。每当汪的福星高照，陈亦飞黄腾达。一九三六年，汪下野赴欧洲，陈也去欧洲，汪返陈亦返。汪召集这些会议时，陈在成都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总之，他是汪最信赖的顾问和挚友。
在汪的官评所讨论的问题中，有一个争论得很久的问题：对于预期的近卫声明，是应该留待蒋介石去答复，还是汪自己先下手。如果我们认为汪及其追随者对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事态发展的说法是可信的话，直到那时汪仍旧把有关和平运动的情况不断通知蒋，而且汪当时还再次要求蒋应答复日方。周佛海说，蒋为讨论这个问题召开过一次会议：“许多显要的文武官员”中只有少数人出席，其中包括极力主张继续抗战的CC集团头子陈立夫。据周说，拥护这条强硬路线的人争辩说：一旦放弃抗战，中共、桂系、冯玉祥以及其它反国民党分子，就会利用反日的口号去取得民众的拥护来反对政府，结果必然导致内战重新爆发。在他们看来，要阻止这场他们似乎认定国民党准会失败的内战，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抗日。他们还进一步强调，国民党采取这种路线不会失掉什么：战争如以胜利告终，蒋会被捧为英雄；即使得不到胜利，“我们也会因为抵御了外侮而将名垂青史”。据周说，会上别无异议。蒋支持那些拥护继续抗战的人，决定拒绝近卫即将在外交上采取的步骤。[7]
假使以上情况属实，它意味着国民党已经察觉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无可奈何的境地。继续抗战，意味着保持统一战线并给中共提供一个庇护所，从而增加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获胜的机会，这正是汪、低调俱乐部以及蒋本人所最害怕的局面；但采取另一种办法，停止抗战，则甚至更糟，那正好让国民党的对头，特别是中共，得以恣意攻击它的怯懦与姑息。蒋显然看出继续抗战是两害中之较轻者，而汪则选择了求和的道路。汪对那些指责他给了中共以很大好处的人们答复如下：中共乃是不管国民党主战还是主和都要滋生事端的“天生挑拨者”。他在一九三九年写道，“与其象今天那样眼看着他们能借口爱国暗中玩弄阴谋，还不如让他们站出来，公开制造反对和平的麻烦。”[8]
在这种尴尬而且看起来又是绝望的局面中，难怪蒋、汪二人在上九三八年末都彼此表现得犹豫不决，都彼此在高宗武及其同伙的求和努力中采取谨慎小心而又不作出承诺的态度。国民党欣赏这种不进不退局面的事实，更增加了汪经常重复的一种说法的分量，即他的叛离井没有背弃蒋本人于一九三八年也一直在考虑的政策。汪于一九三九年夏访问日本后，在回到上海时对一群美国和欧洲的记者发表了谈话。他当时说，是蒋将高宗武调离外交部，并指定他安排对日和谈的。
说什么高宗武先生未经当局授权而自己搞活动，这纯属无稽之谈。在谈判进行中，曾有多次机会使双方观点十分接近，但双方总是因为涉及到蒋［是否下野］的问题而停滞不前，蒋也因为这个问题经常改变他关于和平问题的主意，我访问东京并非实行新的路线，这只是为了使高宗武先生开始的和谈免于破裂。[9]
汪宣称他一听说蒋决定拒绝近卫声明，马上就要求召开一次会议；他于十二月九日会见了刚从昆明巡视归来的蒋，仍旧希望蒋改变主意。[10]“我向蒋委员长表明了看法：当前中国面临的困难在于如何继续进行战争，而日本的问题则在于如何结束战争；若两国既承认各自的特殊困难，又能体谅对方的特殊困难，和平并非不可能。”[11]
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大争论”，仍然没有把蒋说服，于是二人就分手了。据汪说，他直到此时才作出叛离重庆的最后决定。甚至到了那个时候，他至少也还作了一次设法改变蒋的主意的努力。最后，他于十二月十八日面告蒋，他打算去成都向某个集会发表演说。究竟这是一种用来作为打掩护的说法，还是仅仅用来说明蒋对汪叛离没有任何责任或牵连，我们就不知道了。[†]无论如何，汪在几小时之后离开了重庆，没去成都而去了河内。他在给蒋的一封短柬中解释说，他离开的目的，是为了继续执行他所一贯主张的政策，即“和谈与抗战并行”的政策。在展望和谈的前景时，他预言：“你的任务比较容易，我的任务可困难了。”[12]
汪通过他的一个手下人，交通部次长彭学沛预订了所需的——也是难于搞到手的——飞机票。飞机票上并不注明由谁去使用；这是中国战时的普通保安措施，同时这种做法也让彭得以坚持说他“甚至做梦也没有想到”飞机票是由汪本人使用的。汪全家上下除一人之外，都决定随他一道去进行前途未卜的流亡旅行。十二月十八日清晨，由四辆汽车组成的一支车队，载着佣人和行李，开始去河内的长途旅程。上午九时，汪夫人、汪的挚友兼私人秘书曾仲鸣，以及汪家另外两个成员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他们惊慌地发现空军司令周至柔将军正等着搭同次班机。但当周对他们在机场出现并未表露怀疑时，他们又安下心来。汪本人在起飞前仅仅几分钟才到。登机前，他环绕机场稍事漫步，看起来非常轻松。飞机刚刚腾空，周将军就决心要给他的显要的旅伴表演一下自己作为一个飞行员的飞行技巧。当他走进前边的驾驶舱时，汪夫人和曾都在紧张地琢磨着周是否可能接到了重庆发来的最新指令后而驾机返航呢。但过了一段似乎很漫长的时间后，周从驾驶舱出来，回到原座；他经过汪的座位时，还行了个漂亮的敬礼。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汪的姿态都显得很轻松。[13]
午后不久，飞机到达目的地昆明，云南的省会、龙云将军的司令部所在地。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龙将军和一支军乐队在场欢迎这位副总裁。仪式结束后，汪等一行被领到龙的官邱，二人在此进行了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谈，一直谈过午夜才罢。他们交谈的详情不得而知，但根据我们掌握有关汪、龙的足够材料，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这次谈话对于汪的合作运动起着重要的、也许是决定性的作用。龙是一个汉化了的罗罗族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军阀。云南这个边远的省份从一九二八年以来一直就是龙的私产。国民党授予他省主席的头衔，使他在云南的统治合法化；但实际上龙的心目中并没有中央政府。他保持自己的军队，发行自己的钞票，开采锡矿，控制赚钱的鸦片买卖，恣意为所欲为。从他的嗜好和他经营的企业看，他都是一个完全名符其实的“鸦片将军”。[14]
汪夫人借口旅行演说，早就到过昆明，为汪的到来铺平道路。她辛勤的准备工作，保证汪在昆明受到了礼遇并得以顺利出国。尽管如此，龙仍旧没有决定是否全面支持汪的事业，这无疑就是十二月十八日所讨论的问题。龙显然并未坚定地表示支持汪，因为龙在动摇了好几个星期之后，终于决定跟重庆跑。[‡]
在汪、龙谈判的同时，汪的内侄、昆明航校教官陈国璋，跟欧亚航空公司作出最后安排，包机飞往河内。[15]汪在十二月十九日给蒋拍了一个电报说，因为前一天的高空飞行使他的血压受到不利的影响，他决定“在回重庆之前，在昆明再呆一天。”[§]汪的随行人员这时又增加了陶希圣和周佛海。他们登上包机，直飞河内，于十二月十九日晚到达那里。
参加汪和平运动的人中，很少人相信蒋对于汪离开中国的计划竟会一无所知。我们即使不相信所谓汪赞成和平运动的事对蒋毫无隐瞒的说法、但蒋通过戴笠将军十万人的情报网、通过他在各处安插的大批私人密探，说什么也能侦悉大致情况，这一点看来是可以肯定的。例如，蒋的机要秘书陈布雷，就跟和平运动的许多成员，特别是周佛海，有密切关系。[16]汪的长时期的合作者李圣五和何炳贤以及周佛海的亲信金雄白，全都坚持说，不能想象委员长会全然不知道汪的叛变计划；他们还认为，蒋完全可以叫汪走不成，如果蒋想那样做的话。绝大多数和平运动的参加者，都会同意这种说法的。况且，除了汪本人外，随汪一起顺利逃奔河内的亲近人物中还包括三个名人（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以及他们的亲属、佣人和行李。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消息灵通的日、中人士直到今天还确信：蒋“巧妙地利用了”汪的叛逃。[17]
金雄白当时是个上海报人，他回忆道，汪刚刚脱离重庆之后，跟国民党有联系的上海报界人士就从重庆得到通知：不要在报上攻击汪。[18]这跟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他与他的官员们例行的纪念周上，对汪奉命与日本人讨论和平条件一事加以否认的说法并不矛盾。蒋当时强调江在河内“接受医疗”，还谈到他这位副手“对国家卓著功勋”，并“表示希望：如果汪先生对国家政策持有个人意见，完全可以毫无顾虑地回来和党政负责人讨论这些问题。”[19]
与此同时，今井大佐一直在上海等待汪叛离的消息。十二月二十一日，他给参谋本部拍了一个电报，证实汪已到达河内，并转达汪要求近卫首相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早先商定好了的声明。近卫不得不赶紧在二十二日晚举行记者招待会。当时他宣读了一个长约十分钟的声明，概述了三个“共同目标”。这个声明后被称为“近卫三原则”。[20]近卫宣称，日本人愿意和“中国的同感忧虑及共有卓识之人士”合作，以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些原则含糊得足以使汪精卫指出，近卫的声明证明日方变了卦。如果日本真正愿意成为一个“善邻”（这是三原则中的第一条，这个措词经常是按照罗斯福总统曾经时时用来指美国在西半球所担任的角色的提法译成英语的），那就有一切理由结束抗战、着手和谈。汪大概要说，日本变了卦的另一个证明是，近卫公开表示愿意跟国民党代表谈判，实际上证实近卫抛弃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21]
对于帝国政府在他叛逃后的首次官方反应，汪尽管公开表示赞成，但暗地里却大为不满。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虽然简短，但他超出了笼统的一般原则，以相当具体的词句接触到重光堂会议所讨论过的许多问题。他明白地表示，他不受重光堂会议上达成的协议的约束。他也使自己会受到以下的指责：他对于合作运动的未来是如此之不关心，最多只不过是对鼓励汪的叛变以促进国民党内部的倾轧感兴趣而已。汪记运动中的日中参加者都感到苦恼的是，近卫要求中国“放弃愚蠢的反日主义以及对满洲国的成见……自愿地同满洲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不仅如此，令人更难以忍受的是，竟闭口不提在长城以南驻扎日军的期限。影佐对于这项遗漏，跟汪感到同样的苦恼。陆军中的某些部门，利用传统的、笼统的照顾“部队士气”的呼吁，要求近卫不要对撤军作出承诺。影佐写道，按照中国人的看法，近卫经常提无限期地在中国领土上驻军，“激怒了全（中）国”。[22]
关于首相受到某些要求澄清撤军承诺的压力，我们可以从犬养健那里得到一些暗示。十二月二十二日晚犬养就在近卫的办公楼里。大养通过跟正在参加陆军参谋本部会议的影佐通电话得悉，参谋本部有些军官激烈反对近卫单方面宣布自行规定对华军事占领的任何限期。[23]带头起来反对的人，是头几天刚刚继多田将军任参谋次长的中岛铁藏中将和他的部下富永恭次少将。富永决心使近卫打消此念，特别直言不讳，宣布他将“坚决拒绝承认如此丢脸的声明”。富永声称，战胜国就是不能向战败国作出承诺规定自己撤军的期限，任何这类承诺对于前方的英勇将士，都将是不可宽宥的污辱。他还说，他也不会因为在重光堂早就许下这些诺言而动摇；对于影佐曾经盖章同意的任何协议，他觉得都可以不受约束。认为今井和影佐所作的诺言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人许诺的这种论调，唱得越来越高。
据犬养说，这次通话就在首相办公室隔壁房间进行的，近卫无意中听到了通话的内容。首相竟会在如此意料不到的方式下，得知陆军反对重光堂协议的情况；这也很能说明近卫跟陆军之间的联系之薄弱。他的反应也同样地说明问题，他不愿——或者是不能——采取坚定立场反对强硬路线的拥护者。据犬养说，近卫不仅拒绝犬养的建议（让他促使参谋本部争取天皇支持宣布一个占领期限），而且对这种主张的反应简直就象个“漠不关心的第三者”似的。[24]
首相指示犬养：“请鼓励影佐在这桩事情上再做些工作，他是个解决难题的专家，对吗？”大养争辩道，影佐在“和平亲善派”中的地位，使他“跟富永完全说不到一块儿去”，所以不能期望影佐可以起那种作用。尽管他全力以赴，也没有能够说服近卫采取任何特别措施，在道义上承认重光堂协议的承诺对日本占领期限有约束力。当近卫的记者招待会快要召开时——它到晚上八点二十分才举行——一影佐作了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想要见到近卫，希望使他记住：要是他不承认重光堂商定的条款对日本有约束力，和平运动就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但是，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拒绝让他进谒近卫，使他不能在最后关头当面提出意见。总之，近卫亲自准备了他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并且将它的内容对极力要影响他的军方各派系完全保密。一个首相事先不跟内阁中最高官员和军界有关成员商议，就发表如此重要的声明，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违反常规的。但是，近卫显然是决心要表现他既不屈从于强硬路线派也不屈从于“和平亲善派”所施加的压力。[25]
就在近卫接见记者时，影佐和犬养不胜骇异地读到了首相发表的声明。影佐后来写道，中国之所以进行抗战完全就是因为日本军队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因此“假如我们要使鼓吹和平的活动获得新的生命力，我们绝对有必要表明撤军的意愿。”[26]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的发表，几乎使汪的运动在顺利开始之前就夭折了。而近卫的这种做法只不过是使强硬派的意见更加嚣张。这些人根本没有让步，当别人正在上海试图为和平打好基础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把他们对中国的要求加了码。
近卫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新秩序”和“三原则”声明，是以一九三八年堀场少佐的战争指导课所草拟的一个政策文件为依据的。半年来，这个《新关系方针》文件通过陆、海军机关各部门层层上报，并经这些部门讨论、修改，得到了必要的批准手续。[27]十一月三十日，它上报到了领导机构的最高层，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了最高当局的批准。关于重光堂会议精神与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声明精神之间的矛盾，我们至少可以在这个政策文件中找到某些说明。在这个文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版“东亚新秩序”的更为鲜明的画面；因为《新关系方针》跟措辞含糊不清的官方公开声明相反，它是用严谨而明确的语言写成的。
这个《方针》的核心，就是近卫以中国、满洲国和日本为基础的“新秩序”，各国“尊重”其它两国的“民族特点”，各国“尊重”其它两国的“领土和主权”。该《方针》相当坦率地表达了它的草拟者对于这些词句的见解，而近卫的“新秩序”声明却把它们掩盖于外交上惯用的暖昧词藻之中。该《方针》宣称，日本应当坚决要求“中国的新的政权形式，必须用与‘分治合作’相一致的原则为基础”。简言之，即日本将继续不准许中国的领导人完整地统一他们的国家。内蒙古和华北的地方自治政权（以及上海、青岛、厦门等“特别行政区”），实际上都应继续由日本人主持，如果在形式上和名称上不必这样说的话。日本将继续通过顾问在中国进行控制，这些顾问将派到任何可能建立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去；甚至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必须保证日本在内蒙古和华北的最高控制权，必须准许日本在这些地区无限期地保持一支“必要”数量的军队。
关于经济问题，近卫的“新秩序”声明仅仅谈到，中日之间的“紧密经济提携”；但秘密的《新关系方针》却可谓直言不讳了。例如，对于华北、蒙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最优先考虑日本和满洲国的需要。为了促进中国资源的开发，日本在华北、蒙疆以及中国其他各地，应该享受“特殊权利”。在十一月二十日的重光堂会议上由于中国人断然反对而被删去的这些词句，如此这般地又在《新关系方针》中重新出现，并于十一月三十日在天皇御前得到了庄严的批准。
在最重要的撤军问题上，《新关系方针》反映出对重光堂协议的精神和文字的蔑视，而这个协议却是促使汪叛逃的基础。该《方针》认为“共同防共”就是理所当然地允许日本“在华北和蒙疆的要地”任意驻军。对于反共“联防”的理论并不适用的上海、南京、杭州三角洲地区的占领也没有期限。“在赢得普遍和平以前”，将在该地区驻扎日军。此外，舰艇将在“长江沿岸的特定地点”和“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驻泊。还有，中国不但必须容忍所有这些驻军，而且还必须承担全部有关费用。最后，无论日军驻扎何地，日本方面都要“保留对于铁路、航空、通讯、以及重要港口和水道进行战略征用或监督的权利”。
《新关系方针》的主要起草人堀场少佐，后来承认“分洽合作”思想的顽固性，反映了“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们’（支那通们）的陈腐观念，它与现代趋向国家统一的潮流背道而驰”。[28]但是，在一九三八年，连陆军中的温和派——堀场也是这一派的人—一除了继续搞“分治合作”之外，也想不出其它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甚至堀场自己也承认他的《方针》有毛病，他要求通过时间的考验来判断它，他觉得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的过失。如他所说，那些企图使政府和天皇在一九三八年批准《新关系方针》的人，是想“确切地阐明战争的目的和范围”。[29]这使他们跟陆军和政府中不愿考虑战争有任何范围的人发生了矛盾。这些强硬派对于一场持久战给日本带来的潜在的危险毫无认识，他们不愿考虑其它解决办法，只想用军事手段越来越深入地侵占中国领土。我们已经看到多田将军和陆军参谋本部其他成员，在他们设法避免扩大战争时所遭遇的困难。堀场正是谋求对一场目的很不明确而范围又正在扩大的战争规定某些界限。即使我们看来，这些界限还是苛刻得令人难于原谅，但是按照堀场等人的看法，它们已是当时所能够得到的最宽大的条件了。
恶毒地攻击参谋本部（特别是对多田将军）为懦弱无能，乃制造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温和派明明知道，就算他们能够争取使当局同意一项包含合理宽大的和平条款的国家政策，但要使这项政策最后能够贯彻执行的可能性仍然是微乎其微的。意味深长的是，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才指定堀场开始起草一项新方针。那仅仅是由于台儿庄战败显示出日本为扩大战争所必须付出的可怕代价之后，改变对华政策的主张才开始获得了某些支持。
堀场谈到他为新方针争取一定支持所遇到的困难。当陆军省最激烈的强硬路线鼓吹者川本芳太郎中住在场时，新方针草案在该省内部讨论都不可能进行。堀场写道，当川本发现该省官员乘他外出的时候已大体同意堀场的草案时，他简直“呆若木鸡”。堀场也遭到海军省的反对，幸而在那里得到一个叫藤井茂的海军少佐的支持。藤井由于支持方针草案，不久就失宠，并被当做“海军的思想异端分子”而受到审查。[30]
推进方针草案的任务大部分落到影佐大佐的肩上，他由于五、六月间的内阁改组已被调到陆军省，担任军务课课长，这个重要的职务使他有可能为《方针》的形成在陆军省内外进行游说。[**]同堀场一样，影佐也谈到了陆军省内部对新方针的反对。凡是没有要求割地、赔款的方针，都使“陆军和政府圈子里的不少人”对之视为软弱得无法接受的方针。影佐声称，其实这种看法只不过反映了一般公民的情绪，他们认为日本“由于中国事变作出了牺牲”，因此中国必须给予日本领土、权力“作为赔偿”，[31]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特别关心其形象和“面子”的陆军来说，要接受一项没有“割地、赔款”的解决方案是不容易的。
毫无疑问，有些人会指责堀场、影佐以及其他为该《方针》辩护的人，他们认为那是温和派在当时单凭理智所能争取得到的最好的方案。不过，人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同意他们的论点。十一月三十日在御前会议上的讨论肯定就能证实这一点。在听到有田外相宣读《方针》文本之后，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男爵要求发言。虽然平沼（他在汪到达河内之后不久，继近卫任首相）觉得这个《方针》“总的来说是合适的”，但他认为，对于建立新的中国政权，本来是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的。他说，必须考虑到“形式的”和“实质的”诸方面。从纯粹形式方面来看，这个政权必须显得是“中国人民自发的、主动的”产物，但“在实质上它必须依赖日本政府的指导和协助，而［政府］则必须恩威并用”。平沼说，必须让中国人意识到，“他们不能调过头来反对我们”。[32]
平沼尤其反对《方针》对蒙疆的提法。他感到不安的是，《方针》在指明日本绝对需要蒙疆自治化方面不够积极。他承认，就当时情况看来，日本要求蒙疆自治化是为了反共，这一点倒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反共目的，我们也仍然必须要求［在蒙疆］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治化”。平沼并不反对只是在形式上承认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但除此之外，蒙疆必须不受中国控制。假如日本并非由于要利用这个地区作为一个防共区而仍旧坚持内蒙古自治化，那末她的要求又怎么说得通呢，平沼答复了这个没有提出来的问题：“鉴于蒙疆与满洲国的关系”，日本在战略上有必要使该地区自治化。有田外相站了起来，要平沼对这一点以及其他各点都感到放心。他说《方针》提到了反共是日本有权驻军蒙疆的合理根据，但是“这仅仅表明它是最重要的目标”。可以假定还有其他理由——诸如蒙疆矿藏资源对满洲国工业的重要性等—一也都包括在内了。至于平沼提出反对的另一点——《方针》也许把公共租界的交还设想得太快了一些，有田向这个男爵保证：“不消说，只是在设法使各欧洲国家都答应跟着干之后，我们才会干的。”[33]
读了十一月三十日的御前会议记录和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就不可能不同意今井的说法：它们是“片面的、强迫性的”，是“以过去的‘权益思想工权利和特殊利益的原则’为根据的”，并且是跟“重光堂会谈中日本所强调的东西相差很远的”。[34]最具有讽刺味道的是，许多人还认为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太软弱了，是近卫“优柔寡断外交”的进一步明证。
当我们回过头来谈汪在河内的活动之前，我们必须简单说说近卫对汪叛离重庆的态度。大部分记述部把近卫的态度描写成为冷谈的、猜疑的、悲观的。他显然没有影佐及其同伴的那股热心劲儿，把日本得以迅速结束战争的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汪身上，因此，难怪他也不象他们那样急于要对汪作让步以加强其地位。原田男爵（一个认真负责的、对日本昭和年代的事件、传闻作了逐日记录的人）记录了他在一九三八年秋季和冬季跟近卫的多次会见，可是在他的记事中却没有一处提到近卫把汪看作是具有任何价值的合作者。近卫的私人秘书证实，首相对汪缺乏兴趣，并说“近卫对汪的态度，一定使汪感到极其失望”。[35]一句话，近卫——以及政府中的其他人——对于日本打算如何利用汪的叛离并没有明确的想法。内阁书记宫长风见章（近卫的一个亲信，秘密参与“渡边工作”的核心的少数非军人之一）写道：
其实，近卫根本没有考虑过，甚至没有梦想过，在当时［一九三八年］建立一个以汪为中心的新中央政府……近卫倒是真诚希望汪作为居间的调解人，使［日本］得以跟中国谈判，这样一来，事情就可以进行得更顺利一些。他所希望的仅此而已。根本没有理由去搞一个汪政权或者任何类似的东西。况且，鉴于华北与华中的新政权都无啥进展，要谈建立另一个新政权，对于［近卫］来说实在是不会有什么吸引力的。[36]
我们会看到，把汪作为调解人的这种观点，跟汪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调非常一致。[37]他一贯坚持说，他叛离的意图并不是要组织一个新政府，而只是要研究东京提出的和平建议。假如日本是诚恳的井且答应提出一个体面的解决办法，他打算竭尽全力动员中国公众舆论支持以谈判来解决战争问题。如果重庆反应良好，那当然不错；但不论它反应如何，他当时绝没有想到跟日本合作建立一个新政府。汪自己对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当时的动机所作的这种说明，同近卫把汪当作“桥梁”而不当作合作者的观点，恰好十分吻合。
然而，它跟今井大佐从重光堂送回的报告却不一致。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报告暗示：会上相当强调需要以军事行动去支持汪的和平运动，这是使之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在中国的非占领区同重庆当局对峙的政府的第一步。今井指出，这些计划是“中国方面”提出来的。但无论当时情况如何，他的报告承认，会上对于以下这一根本前提并未作认真的讨论：即中日双方代表都不言而喻地一致认为要搞一个汪政权。
汪作中间人的说法跟重光堂所提出的文件，二者之间的矛盾怎么解释呢，难道我们会相信中国方面并没有提出他所记录的那些建议，而今井的报告纯属捏造，即使我们假定今井从谎报中方意见中会捞到什么好处，他也不能指望他们的观点会长期得不到澄清。中国方面在重光堂会议上就要跟今井及其同事发展有希望成为很密切的合作关系，看来今井总不致于认为如此卑劣地谎报中方意见会带来任何长远的好处的。
很可能是汪和近卫都把重光堂谈判的细节交给了他们的代理人去处理，虽然人们很难相信他们对会上所讨论的最基本的建议会完全不知道；对于把自己的未来卷人得如此之深的汪来说就更是如此。至于我自己，我认为最合理的假设是，汪及其追随者准备了两手。就是说，汪叛离后，的确打算向重庆呼吁，希望重庆接受他有可能从近卫那里取得的体面和平条件。然而，他不可能没有想到他的任务可能失败，因此几乎可以肯定他是考虑了其他选择的：最可能的就是出亡海外和跟日本合作这两条路。他的代理人在重光堂仅仅探索了与合作有关的某些方面和条件。当汪快死时，他深切地关心历史将对他作什么评价，这使我们后来不得不这样设想。由于他念念不忘历史总是要给予战时投敌合作者以极不光彩的评价，所以他在他“最后的遗嘱”里乃决定着重强调他最初的——也是预定的——目标，而把没有想到的结局掩盖过去，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对日本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中国方面发表的第一个正式答复，不是来自汪而是来自蒋介石。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一项声明，拒绝近卫的和平条件。[38]蒋首先关心的是使他手下的人无话可说，而在这些人身上近卫的“甜言蜜语本来有可能产生迷人的效果”。蒋宣称，近卫呼吁中日缔结反共公约，只不过是他要使中国承认日本驻军中国领土的手段；如果中国肯答应那一点，当初就不会打起来。
蒋也使他的答复指向西方国家，希望说服它们：日本的“东亚新秩序”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东亚，威胁了它们和中国的利益。的确，蒋一直在进行这类呼吁，不过，自广州、汉口沦陷后，他对西方政府所施加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美国大使纳尔逊·T·詹森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绝密”电报中，报告说近卫的“新秩序”声明发表后不久，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立即于十一月四日至五日同蒋委员长在长沙举行了会谈。克拉克—卡尔曾经通知美国海军武官詹姆士·麦克休说，虽然蒋“没有进行威胁性的谈话”，但他说过，“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他必须取得一项表明英国的意图以及有实质性证明的具体声明，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向全中国人民交代”。然后他要求给中国一笔支持中国法币的贷款，作为“英方的初步行动”。麦克休这个蒋家宫廷的熟客报告说，他的印象是，委员长“已经向伦敦提出了最后通牒”。不久以后，麦克休自己同蒋进行了会谈，蒋告诉他说，有理由相信日本会向中国提出“非常宽大的和平条件作为抛弃英国的交换条件”。麦克休反问蒋，他打算怎样向中国老百姓宣传反英情绪，他还没有作答，蒋夫人就插话说，“如果委员长告诉他们，中国最好是跟日本讲和，老百姓就会照办。”[39]十一月十九日，驻东京的格鲁大使给华盛顿送了一份“绝密”信件，报告在东京的英国同僚罗伯特·克雷吉爵士认为，“假使英国希望避免使蒋投人日本阵营，就必须采取进一步支持蒋介石的具体步骤。”[40]
在此后的六年间，差不多直到战争最后结束时，蒋一直以暗示和遮遮掩掩的威胁逼迫英国和美国。不过，他的意思倒是十分明白的：要是没有西方国家越来越大的支持，他觉得他的疲于战乱的国家就会由于负担太重而打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可能听从好些方面给他的劝告，跟日本合作建立一个“亚洲人的亚洲”。一九四二年七月，史迪威跟蒋夫人会见后，在日记中粗略地写下她再一次设法“吓唬我们”的情况：她直截了当地声明，“没有援助，中国就搞不下去了。”蒋夫人警告他说，亲日活动很有势力，要是没有更多的援助，中国可能不得不“另作安排”。[41]
在我们这里谈到的这段期间，中美关系中最经常一贯的主题就是威胁——时而隐蔽地，时而公开地——说，如果西方援助不能满足它的要求，蒋政权就准备跟日本“另作安排”。正如许多美、英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要是这些威胁“大部分是吹牛”的话，那么从重庆的观点看来，这些牛皮还是吹到了点子上的。恰好在汪逃离重庆之前两天，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宣布了美国第一笔大宗援华贷款，这不能说只是巧合而已。美国驻重庆使馆代办威利斯·佩克写道，二千五百万美元贷款的宣布“被中国人解释为表明［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开始采取行动去制止日本实现它在远东的目标；这时看来比较清楚的是，这种信念大大地激起并加强了长期抗战的意志。”[42]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当全世界的报纸都在推测汪的下落时——日本新闻机构“同盟社”报道他正在赴欧途中，而其他新闻记者的说法则各不相同，说他在上海、香港、广州、河内的都有——重庆仍旧慎重地不予评论。据周佛海说，重庆方面大多数人们认为，汪的离去完全出于个人考虑，他不久就会放弃他强调和平的论点，回到陪都。[43]
为了使神秘的情况和离开的原因得到澄清，汪发出了一封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长电，日期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因为汪运动的前途仍然非常渺茫，特别考虑到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中基本上不能令人满意的条款，汪阵营中许多人都反对在这样早的阶段就公开宣布汪的变节。然而梅思平却成功地争辩说，现在还把电报保密是“不光明正大的”，于是电报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一家香港报纸上发表了。[44]
虽然汪的“和平通电”（西方报刊给它起的别名）是打给重庆的，但它同时也是说给东京听的。汪对国民党表述了他的观点：最近日本的声明已经改变了一月十六日的政策，此时日本已经愿意协商，而且“近卫三原则”也为谈判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由于注认识到近卫的第二条原则“共同防共”，显得跟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相矛盾并且威胁到当时占主流的中苏友好关系，他就企图把这一点搪塞过去了事。他相当笨拙地宣称：反对共产国际的公约并不是把矛头指向苏联，它只不过是想“对付共产党人搞国际阴谋”。至于说到中国共产党，只要它信守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诺言，它也没有理由害怕这个公约。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全取消［他们的］党组织和宣传工作，撤销［他们的］‘边区’政府以及［他们的］特有的军事体系，并绝对服从中华民国的法统。”
为了使东京听得进去，汪对近卫声明的条款笼统地表示赞同，并且吁请日本拿出行动来配合近卫的高尚言词。与此同时，他阐明他不同意近卫在日军驻华问题上的暖昧态度。只有把近卫提到的“特定地点”理解为所有这些地点都“限干在内蒙古附近”，才是可以接受的。还有，驻扎防共部队的期限必须限于“在拟议中的防共公约所规定的同一时期里”。至于中国本部，日本陆军必须“迅速地、全部地”从中国领土上撤走。最后，汪吁请日本“制订一项亲华的教育政策”，从而使日本人民及其领导人“抛弃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蔑视态度和进行征服的思想”。
汪给重庆的另一份电报于一月八日发表。这份电报是拍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日期是十二月二十八日，[45]在电文中，汪把他在叛逃前不久跟蒋进行争论的实质问题揭示出来了。他当时曾说，“和平并非没有可能”，因为日中双方逐步认识到，战争对两国的害处都是很大的。汪继续指出，蒋曾经应允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通过陶德曼转达的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尽管那些条件比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所提出的条件甚至“更为不利，更为不明确”。汪说，尽管有些西方国家的援助已开始流入中国，但它“决不足以影响战争的结果”，不过，其数量倒是足以给中国增加一些可讨价还价的筹码罢了。汪最后说，战争继续下去，只有让中国共产党得利。
这封电报一发表，上海和香港就传出支持汪的第一批公开声明。这些最早的热心支持者中较为知名的人物有：林柏生，新闻出版界名人、汪的长期支持者；傅式说（读作“悦”。——译者注），教育家、和平运动的最初成员之一；褚民谊，汪的连襟（后任汪的外交部长）。
一月十五日，今井的“渡边工作”报告指出了对汪记运动保持谨慎乐观的进一步的理由。[46]高曾告诉他，有许许多多中国人从香港以及中国各地，给汪打来了“鼓励的电报”。（高说，也有不少人小心谨慎地致电重庆表示反汪。）据今井说，前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曾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内部进行过一次调查，调查表明：在一百五十九个回答者中，六十三人支持汪的行动，只有二十五人反对（其他人则意见不定）。今井还报告说，第三党（社会党）拥护汪，而且上海工会方面也有初步表示支持的迹象。他以为最鼓舞人心的消息是，好些军阀将领，包括龙云、潘文华、邓锡侯、张发奎和刘文辉，都跟汪保持着“良好的联系”。还有，云南的中心人物龙云只是在让汪去河内之后不久才向蒋表示效忠的。今井报告说，这一套都是“表面文章——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龙云正在玩弄“等着瞧”的把戏。一月十日，当重庆召开各省领导人会议时，龙只派了一个代表去参加。同时，香港的汪的支持者借口援助龙云将军管辖区的货币改革，已给云南交通银行汇了约法币三百万元。
重庆对于汪的公开声明的反应是非常快的，而且是仔细考虑过的。在“和平通电”发表后一天，即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将汪开除出党，并撤销他的一切职务。更严厉的制裁——其中有对他的通缉令——只是在好几个月之后才宣布的。在汪出走初期，双方——重庆的国民党和河内的汪集团——都小心地避免采取可能使和解完蛋的行动。这并不是说汪在重庆没有受到他应得的口头上的辱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就认识汪的周恩来就这么说：“我跟汪打了二十年的交道，早已清楚他老奸巨滑”。[47]汪的一个长期的政敌吴稚晖，骂汪“为了个人虚荣心”卖国，断言他“不齿于人类”。[48]中共的《新华日报》把他同中国最为声名狼藉的卖国贼相提并论，其中包括三百年前叛明降清的吴三桂。但是，汪回顾中国的丰富历史，找到了一个他自己要引征的先例。他要中国人回想明末的另一个人物，“土匪”张献忠，此人推行焦土战术来反抗满洲人，使国家元气大伤，以致无力抗御来自东边的满洲人入侵。汪的比喻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特别恰当的，因为“土匪”张献忠的老家就是延安。[49]
日本方面的批评，比中国的反应也许更叫汪感到沮丧。例如，右翼的《国民新闻》对“和平通电”加以评论说，汪的“条件，根本不可能被日本作为谈判基础来接受”。该报说，虽然日本可以找到某种尊重中国主权的办法，“但除非建立了真正的和平和秩序，目前在华的日本军人不会有任何人想离开中国大陆。”[50]
在一九三九年初的几个月里，汪有两项主要的急务：一是核实日本对他的和平运动的真正态度（由于近卫内阁在一月辞职使这项任务更加必要、更加复杂），二是在中国寻求支持者。与此同时，重庆玩弄等待的手法，对汪既加强劝阻又竭力把他搞臭。国民政府很了解，汪对他的运动的前途越来越感到泄气，到了一月下旬已在考虑流亡欧洲了；事实上他已经向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申请了签证。[51]此外，重庆的英国大使馆，经过非正式地与蒋介石核对了一番并“核实了蒋专门关心过要使汪能够出国旅行一事”之后，就“给［汪］发放了赴英旅行的签证”。[52]
汪之所以几乎就要放弃和平运动并自愿流亡欧洲，主要是因为他呼吁支持所得到的反应，特别是来自西南各省有势力的将领的反应，使他感到失望。一月十五日，今井把一份陈公博来的报告转发东京：重庆十分害怕汪可能跟西南地方部队勾结在一起，甚至已经在考虑对这些潜在的反叛者进行“讨伐”。今井最后说，“只能把重庆跟［广东与广西等］军队派系之间的关系视作暴风雨前的平静”。[53]
当这场风暴越来越明显地刮不起来而蒋又成功地诱使西南地方军人继续留在国民党方面时，汪的前途就显得日益暗淡了。当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广东军阀张发奎没有跟重庆反目相视，特别使汪失望；张有长期反蒋的历史，当一九三一年汪徒劳地呼吁在广东组织一个分裂政权时，张还是汪最强有力的军事支持者呢。
既然对于所谓“西南派”与重庆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缺少适当的研究，那就只能对蒋在西南取得成功的原因略加推测。我们已经提到一个可能的因素：美国在这个危急关头给予了贷款，以及美国和英国将来可能继续提供大量财政援助。龙、张以及其他汪的潜在盟友，也许因蒋有能力取得西方的支持和财政援助而动心，但对于日本会给汪多少这样的援助却大有怀疑。然而，更重要的也许是民族主义的因素。象龙云这样的“鸦片将军”，他的主导思想当然更多地是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而不是什么民族主义；但是，要是日本人以为他的下级官员和老百姓也会随着他跟中央政府间分裂，那就错了。正如今井在回忆时提到，“他们受到民族主义的鼓舞，即使龙云将军并非如此。”[54]
这就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到在一九三九年最初几个月里，即日本人不愿答应全力支持汪的事业时，汪越来越悲观的道理。这种局面由于汪变节后不到两周近卫就辞职而更形恶化。近卫的辞职跟“渡边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对于那些与汪的事业有关连的人来说，由于其他国内问题恰好在这个关头迫使近卫内阁辞职，那简直太不巧了。这些问题是：中小企业倒闭剧增，通货膨胀率显著加速以及亲轴心情绪日益高涨——这种情绪是近卫内阁大多数成员所反对但又无法抵制的。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学家们从来也没有表扬过近卫具备知难而进的气质。一九三九年一月，汪不幸地成为首相的众所周知的“神经衰弱症”（按丸山真男的描写）的间接牺牲品。[55]
近卫的继任者平沼男爵，并不是“渡边工作”集团所喜欢的人物。当影佐和犬养正在去河内跟在建立联系的途中，他们听到了台湾一家电台广播近卫内阁辞职的消息。由于新闻广播所引起的烦恼，他们急急忙忙赶回东京去看看“渡边工作”是否还有前途。结果发现还能继续下去，但当时可不是马上就能看得很清楚的，因为平沼采取了一种比其前任甚至更加不明确表态的“等着瞧”的态度；有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日本政府认真地对支持汪感到兴趣。“渡边工作”的主持人今井，已奉命返回东京，到了二月份，他的注意力已转移到一些新的活动上去了，其中包括设法去拉拢吴佩孚。
在这同时，重庆继续努力鼓励汪出洋。为此目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蒋的机要秘书陈布雷双双出马，到河内规劝汪。还有，原来是汪改组派成员、之后又倒向蒋介石的谷正鼎也两次被派到河内，劝汪回重庆或者去欧洲。据报道，汪对谷说：只要蒋继续搞不切实际的抗战，他就不回重庆。然而，他明确地要求一张去欧洲旅行的护照；三月中旬，当谷从重庆带着护照和“旅费”到来时，汪差不多都准备要动身了。[56]但是，就在谷离开河内返回重庆后一天，由于发生了一桩个人悲剧事件，使汪突然改变了主意。
曾仲鸣被刺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左右，汪的亲信秘书和挚友曾仲鸣在汪及其亲近人物的河内寓所内被刺身死。手执机枪的刺客顺利地进人这所房屋，它不象汪后来所住的私邸那样，保卫人员很少。一般人认为刺杀曾的目的是为了恐吓汪，但是金雄白在回顾有关事件时，却强烈地指出汪本人才是刺客们原来想要刺杀的人。这也是曾的遗孀的看法。他们两人都认为刺客弄错了房间，曾和他妻子住的是整幢房屋中摆设得最精致的卧室，而汪却睡在一间“简陋得象仆人住的”卧室里。[††]不管怎么说，无论是预谋或者是意外，刺客是朝曾的卧室扫射了子弹，这位有教养的翻译家兼作家受到致命的重伤。他的妻子，一个以其闺名闻名于世的画家，方君璧也受了伤。[57]
汪、曾、方，这三家自一九〇九年以来就有密切关系，当时曾的姐姐和他妻子的姐姐一起跟汪合谋行刺摄政王。当曾在法国里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还同时在汪的指导下没有中断过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一九二五年回国后，曾仲鸣在政府中历任各种职务，一直升到副部长一级；一九三六年他离开了政府工作，担任汪的秘书。正如某些人所说的，假如这次对曾的骇人听闻的谋杀是为了恐吓汪的话，那么其结果则恰恰适得其反。六天之后，即三月二十七日，香港一家汪的支持者所主编的报纸发表了汪的一篇声明，宣布他决心继续进行他对日和解的计划，“这不仅是为了安慰我永世不能忘怀的朋友们，而且更主要的是为了民族存亡所系的这种政策。”[58]曾夫人也发表了一篇声明说，“鼓吹和平可能带来牺牲，但我们不得不以自己的死去换取民族的生。”[59]
按照汪的说法，他在曾被杀前本已决心出洋，但他也通知过重庆：“如果国民政府一定要让目前这种绝望的局面继续拖下去而不作出明确决定的话”，他还会回来。他推测，一定是他说了他还要回来这件事激怒了重庆，“才引起了这场暴行”。[60]曾夫人也说，汪本来“明确地”决心出洋，但因她丈夫遇刺而使他改变了计划。[61]
一个并不太重要的政客的死，而且是死于弄错了刺杀目标的情况，这么一个事件的影响竟如此之大，这真是历史上偶然因素起作用的惊人例证。此外，汪对这一事件的戏剧性反应，他之突然改变安排而全心全意地投入几天前还似乎不愿实行的计划；这些都倾向于证实布尔曼对他性格的刻划：一个“浪漫的激进派”，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压倒其政治判断力”的人。[62]在当时情况下，似乎是他的伤感意识和个人愤怒压倒了他的政治判断力。
在三月二十七日声明中，汪不仅只是对曾表示哀悼，而且还作了耸人听闻的揭发，从而大大地加深了他与重庆之间的隔阂。他公布了据说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一次会议的简要记录，这个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于汉口举行的会议是为了讨论陶德曼和平条款。会上，外交部次长徐谟传达了他在四天前举行的会议的报告；在那次会上，蒋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们一致同意，以日本通过陶德曼大使提出的和平建议作为和谈基础。
根据徐的报告，虽然蒋同意让德国继续进行调停，但他很快就把将领们的意见搁在一边。蒋在同一天（十二月二日）晚些时候跟陶德曼的讨论中声称，“他不敢相信日本，日本撕毁了许多条约，言而无信。”陶德曼则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忍让的方针”，并表示如果中国现在拒绝日本的条件，只怕将来的条件会更加苛刻。[63]
汪在揭发中所提到的事实表明，早在南京沦陷之前，就已经有赞成接受日本条件的舆论了。他并没有试图责备蒋阻挠了和平解决或破坏了陶德曼调停的努力。他只是要求公众注意：他自己在一九三九年春呼吁和平，跟一九三七年秋政府的最高级会议上占主导的意见是一致的。汪争辩说，要是中国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那时日军尚未侵占南京、济南、开封、苏州、九江、广州和武汉）跟日本达成了协议的活，那该会是多么适时啊！他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在这些军事胜利之后，日方议和条件一定会更加强硬；可是看来日方现在提出的谈判条件其实并不比它一九三七年的要求更苛刻，所以中国方面应该作出积极的反应。汪在三月二十七日声明中并没有探讨具体的和平条件；那得留待将来的谈判详细地予以商定。简言之，汪认为“假如条件侵犯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那么和平是不可能的；假如条件并不危及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那么和平是可能的”。[64]
在汪公布国家机密之前，由于汪在全国享有相当高的声望，重庆虽然很恼火，但对他的态度也还比较审慎、和缓；可是在这之后，重庆就可以公开指责他是个卖国贼了。[‡‡]《大公报》独家揭发了一段汪与平沼（由高宗武出面谈判）之间一次近乎秘密协定的详情，以此作为回击。据该报称，汪曾提出要领导“一场反蒋、反共的战争”，但条件是日本人保证以占领西安、南宁、长沙、福州及其他战略要地来对他支持。日本将在一九三九年五、六月份完成她在此计划中所承担的任务；之后汪就不再要求蒋进行和平谈判了，而去履行他承担的任务，即对重庆发动全面战争。此外，《大公报》说，汪曾要求日方每月津贴三百万元法币作为政府开支费用，另加一笔二亿元法币的贷款帮助建立一支军队。[65]对于《大公报》的指责，汪并未正面加以否认，只是说“这些说法极其可鄙，我不想花时间去驳斥它们。”[66]
在这段时间中，汪记运动的前途无论多么暗淡，事实上中国方面仍旧跟日本人进行着某些谈判。例如，高宗武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回到了东京，进一步要求日本人进行“牵制性进攻”，把龙云、张发奎以及其他将领解放出来参加汪的运动。[67]《大公报》的那些指责看来还是有些事实根据的，尽管它似乎主要只是提到了汪及其亲信的主观愿望，而不是他们实际上搞的名堂。如前所指出，汪一伙人要求日本人向各战略要地发动军事进攻的愿望，早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已通过今井大佐转达了。早在十二月三十日，汪也要求过财政援助，其数目恰巧与《大公报》所说相符。[68]不过，我并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平沼首相在《大公报》所揭发的时间里曾向汪（或者高）作过坚定的承诺。[69]
救出河内
曾仲鸣被刺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平沼内阁即授权影佐大佐和犬养健去河内，探视汪是否要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确切地说就是搬到日本人保护下的地方去。虽然战后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法官勉强同意了影佐的口供，说汪是自由地选择离开河内的；但是，只要汪下了决心要领导和平运动，那么他就会要求回到中国领土去的，这也完全合乎逻辑。[70]况且河内的法国当局对于庇护一个反重庆的运动并不热心，也不愿给汪提供他日后所需要的保护。这时，汪在港、沪的同事，为他可能回到中国大陆所作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好几个月了。他们筹集了基金，拉拢了报纸和电台，并且跟地下帮会组织——只有它们能保证汪记组织的安全——建立了重要的联系。
影佐和犬养化名乘坐五千吨的专轮北兴丸，于四月十六日到达海防；两天后，二人一道第一次见到了汪。四月二十日，影佐请求陆军省为汪到达上海作出安排，这些安排包括：有钢板保护的密室、防弹的窗户、并在室内装有铁栅门。[71]汪的禁闭生涯即将开始。
四月二十五日，汪等一行登上为这次旅行包租的一条法国小轮船，第二天离开海防。那伙日本人在同一天乘北兴丸动身。但法国船设备很差，不久就遇到了风浪使它不能顺利航行。途中，江等一行不得不转乘北兴丸。虽然汪力求避免这样做，但他还是在一位皇军军官陪同下，乘坐一艘挂着庆祝天皇诞辰彩旗的日本船，返回中国。[72]
海上航期将近两周（除在台湾补充燃料稍事停留外），使汪有充分的时间去回顾往事。一天晚上，他写了一首忧伤的诗；当时他正聆听着船钟的滴答声，悲悼死去的同志和他“平生的坎坷”，表达了他在返回中国土地时所感到的黯谈的失望情绪。[73]但是，这次旅行也使汪、影佐和犬养有机会了解彼此的观点。汪使这两个日本人深切地感到，最最困难的事是赢得一批同情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人们。他说，主张抗战显然是爱国的；但要使别人相信倡议和平也出自对中国的热爱却是非常困难的。他说，重庆政府很顽固，仅仅通过呼吁还动摇不了它；因此他得出了结论：建立一个“和平政府”是唯一的希望。“我们先拿出事实来证明中日合作是富有成果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公众舆论究竟支持那条路线——是抗战，还是讲和。”[74]他认为，这么一条路线在最初肯定是会受到严厉批评的，不过如果中日合作进行得顺利的话，公众自然就会认识到抗战是毫无意义的。面临这种发展下去的局面，重庆政权就一定会了解为什么要朝着和平的方向采取行动的原因。
汪向影佐和犬养反复强调三点：第一，他坚持说，他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和领导一个与重庆对峙的政府；那只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他的最终目标是跟重庆重新联合起来，只要重庆和汪阵营保持分裂状态，就不能希望同日本实现一项有意义的和平解决。此外，汪还说，假如他的看法不错的话，要是那些在重庆的人们最后不得不参加他的运动，他就会认为他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从而“毫不迟疑地下野隐居”。[75]
第二，汪强调说，他最最不希望看到他的和平运动转化成为一场内战。他承认，“在我们建立了一个政府之后，我们当然要建立武装部队”，“但是我将用一切办法来保证这些军队不跟重庆打仗，不给我国国民带来一场血腥的灾难”。影佐当时同意汪的意见，并且写下了他钦佩汪的“高尚精神”和政治上无私的精神。[76]
最后，汪试图使影佐和犬养认识到日本所起的重要作用：他的运动的最终成败，取决于日本是否愿意本着近卫宣布的“三原则”的精神，对他和中国人民以诚相待。汪说，光是谈论和平打动不了爱国的中国人，“鼓吹和平跟主张卖国之间仅仅只有一发之差……日本方面唯有执行公平、合理的政策才能使和平运动发扬光大”。[77]汪指出，他已经知道他的同事中有了分歧，有些人对和平运动失去兴趣，还提醒他要注意建立一个通敌政府的危险性。他说，香港集团中就有“不少人……对日本政府持悲观看法”。汪对他在上海的支持者的看法更是缺乏信心。据影佐判断，汪虽然要求并且盼望去东京全面搞清楚平沼内阁的意图，但他显然和那些愿意冒险把希望寄托在日本的忠实可靠上的人站在一起。[78]
关于汪的下一步行动会造成他自己阵营的分裂这一点，汪是估计对了。一个以香港为中心的少数集团，拥护后来（至少在“渡边工作”的日本参加者中是）相当闻名的高氏路线。在重光堂会议上，就是这个高宗武最激烈地坚持拟议中的汪政权将不受日本那怕是任何一点点的控制。他十分清楚地阐明：除非是设在中国非占领区范围内，并且拥有本地军队组成的军事基地，他甚至连考虑都不考虑建立汪政权的问题。否则他感到这个新政权就注定了非同其他傀儡政权的命运一样不可。对于他认为是汪独立行动所不可缺少的这些原则和其他原则，高在重光堂会议上进行了强硬的讨价还价，难怪今井和影佐二人都对他的顽固感到不满，而觉得梅思平比较好打交道。今井写道，“要是只有高一个人说话算数，恐怕我们从一开始就搞不到一起。”[§§]
近卫和平沼对汪的叛离作出了令人不满的反应，这使高的信念更加强了。他开始跟港英当局商讨让汪在香港流亡的可能性。在这件事谈得毫无结果之后，他又竭力劝告汪不要去中国沦陷区。同时，由于他建议日本人停止跟汪接触，这就使他自己在日本人中很不得人心。到今天高还解释说，“我爱护汪，不愿眼看他成为日本的傀儡。”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说他曾给影佐打了一个电报，央求他别去河内；在电报中还提出了最坦率的忠告：“你们的傀儡已经不少了。别再拉我的朋友下水吧！”难怪高从此以后大大不受信任。他回忆说：“从那以后他们（日本人）竭力使我不能接近汪。当我在南京时，人家说我是头号亲日派；现在我突然变成头号反日派了。”[79]
汪阵营中另一派的主要发言人是周佛海。他的路线（也是汪所采纳的路线）是要在日本人管辖范围内建立一个政府，希望日本从其本身的利益出发肯定会对新政权作一些让步。周认为，假如汪政府能够有把握地使日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接管的企业、工厂和房屋归还给中国原业主，从而证明该政府是有所作为的话；那么“汪政府一定会受到一切讲求实际的中国人的拥护”。显然，如果这个政权是在中国沦陷区活动的活，用这种方式来证明汪的政治纲领的“实际上有用处”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80]
一九三九年四月，西义显和周佛海在上海的一次长谈中，讨论了这两条不同路线的优缺点。[81]周对西义显说，他一度曾希望日本陆军会帮助汪在中国非沦陷区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但现在，由干这显然已无可能，他觉得只有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建立一个政府，在那里继续搞和平运动。西义显对此表示惊讶：象周这样一个“忠实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人物，怎么会提出这么一条等于否定了孙先生的民族主义原则的行动路线？周答道，西义显把高的路线理想化了，因为不管高想要使汪政权多么独立，等到实际做起来的时候，它的建立还是要靠帝国陆军撑腰的。周□□□□□□□□□□的计划之间，归根结蒂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周的论点是难以驳斥的，但是西义显却不准备在这一点上让步。他坚持说，周提出的路线必定会使汪成为一个“对中国人毫无号召力的日军俘虏”。他建议周促使汪打消建立政府的念头，“用演说去启发你们的民众”和推进和平运动。周答道，直到前不久，这还是汪的想法，也许今天也还是这样；但他自己深信，现在光有促进和平的努力已经不够了。周说：“你怕我们会变成俘虏，我对你的关怀表示欣赏。但是，那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则取决于日本的态度。假如日本政府把我们看作俘虏，不论我们这些人怎么干，和平总是不可能的。”这场辩论中，西义显的最后回答是一段提醒对方的话：“我［在和平运动中］的朋友们，一直在设法改变我国政府的态度，使它的态度成为你们所希望的那样。然而很遗憾，我们远远没有成功。……假如日本政府真象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大方，中日问题恐怕早就解决了。”[82]
从这次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方参加和平运动的人士中也有两种想法。西义显，这个运动最早的组织者，当时正在等候北兴丸在基隆靠岸。由于一年多以来，和平运动的各个成员在通信联系中都用化名，当汪这么一个杰出人物俯允使用西义显的化名——太郎来亲密地称呼他时，西义显着实感到十分光荣。但是汪的崇高地位并没有阻碍西义显跟他直率地谈话。西义显说，作为和平的最低条件，汪必须要求日本不附带任何条件归还长城以南的全部中国。如果日本真想建立“东亚新秩序”和“中日永久和平”，她就不能拒绝这样的条件；然而，假如日本坚持要对这一承诺附加条件，那么“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希望你与其攻击重庆政府还不如攻击日本政府”。[83]当汪没有回答这个坦率的忠告时，西义显把他的立场告诉了影佐。
西义显对影佐说，汪没有任何军事力量作支持就离开了重庆，仅仅只依靠近卫做他的事业的靠山，这是拿他的事业和生命去冒险。考虑到日本政府现在的态度，搞一个“和平政府”简直就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去利用汪精卫这位中国的政界‘元老’，那可真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84]假如影佐无法使汪免于受到这种操纵和利用；西义显明确表示，他一定洗手不干和平运动了。影佐，不仅同西义显一起赞扬汪，而且也同样对汪政权的未来忧心忡忡，尽管他本想尽力要西义显放心，但他还是无能为力——并且相当羡慕西义显有随便谈话、随便行动的自由。这次谈话回来后，影佐若有所思地对犬养说，“健兄，我刚才被别人训了一通。要是咱们也能象西义显那样自由，那岂不太美了吗？”[85]
汪于五月五日到达上海，这标志着汪记运动的“无罪时期”的结束。尽管和平运动的美丽词藻继续在强调抵抗无益、和谈必要等等，但是正如汪的一位支持者所写的，“上海的机灵人物都知道，这只是要在沦陷区建立一个政府的序曲罢了。”据报道，“几天”之间，有五百多位“机灵人物”秘密访问了周佛海在上海的办事处；周为了使和平运动转变成为一个政府，已在开始罗致一些必不可少的有才能的官吏了。不管它的话讲得多么好听，不管它的领导人的意图如何，汪记运动的首要目标日益变成夺取权力了。[86]
这种转变必然给西义显这些最早支持汪记运动的人带来幻灭。他们已经把自己看作是第三种力量，既不为中国政府讲话，也不为日本政府讲话，而只是为超国家的“泛亚洲”目标讲话，其首要目标就是要实现和平。假如他们没有阐明他们的目标，他们也会象西义显后来所写的那样感到：“实现中日和平的一个绝对的条件，就是日本放弃她的帝国主义政策。”[87]在西义显看来，日本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对汪的态度表明它是在扩大而不是放弃她的帝国主义政策，而汪则正开始踏上一条毫无希望的、注定要灭亡的通敌卖国的道路。
[*] 美驻日大使格鲁从东京致电美国国务院称，他“相当肯定地认为”，近卫因为跟吴佩孚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已经取消了他的广播演说。参看格鲁致国务卿783号电，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见美国国务院编的《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417页）
[†] 有些材料提到，汪说他想去成都，是因为他的同伙陈公博当时在那里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日本驻沪总领事干十二月二十九日电告日本外务省；汪曾被邀请去成都四川大学发表演说。（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04页）。蒋的顾问W·H·端纳在几个月之后写道，汪在十二月十八日告诉蒋，“他要去成都向一次集会发表演说。”（见端纳的《蒋介石总部通讯》，载纽约《亚细亚》第三十九期第195页）龚德柏提供了最详尽的情况；他写道，汪在离开前不久，拜访了蒋的亲信张群并告诉张说，他将接受陈公博的再次邀请，去成都作一次演说；汪请张把他的旅行计划转告委员长，张应允照办。（见龚的《汪兆钧除敌叛国秘史》第87页）
[‡] 龙将军跟国民政府勉强的联合关系，一直维持到战后蒋迅速对云南省采取行动井建立强有力的控制为止。龙虽然在国民政府中获得一个挂名差使，但他仍然受到“相当于软禁的那种严密监视”。一九四八年未，他设法化装逃到香港。一九五〇年，他决心参加北京的中共方面。他先后担任过好几个官职；但在一九五八年被指控霸占了农民三千亩以上的土地之后，一切职务均被撤销。他死于一九六二年。（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辞典》第二卷第458一459页）
[§]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30页。金说，关于从昆明发电报的材料来自周佛海。但我没有找到任何可靠根据。既然在刚刚在前一天骗蒋说；他打算去成都（位于重庆西北，而昆明则在重庆西南），那么看来发这份电报就不通了。说去成都的这套把戏，很可能是为了说清蒋有任何牵连的污名，要是在汪离开重庆前叛离计划就败露了的话。一且到了昆明，汪认为蒋对于他的行踪可能又需要作别的解释了。在汪到达昆明的前几天，周佛海早已借口有事先到那儿了；周告诉今井说，他接到过陈布雷给他的一份电报，指示他回重庆。由于周搞不清楚蒋对汪的计划到底掌握了多少，因此他难于抉择：要嘛听陈布雷的命令回到重庆，面临蒋可能已经知道汪的叛离计划而加以制止的局面；要嘛就抓紧时机赶快逃离昆明。假如他选择逃跑这一着，而蒋又没有自觉汪的计划，那么周过早叛离反而可能使蒋加速发现这个阴谋，从而危及汪的逃跑。周狡猾地选定了第三种办法，大体上是：他跟蒋取得联系，获准在昆明多逗留几天以便办完他的事。（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86—87页）
[**] 影佐新职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陆军省组织系统表上所载明的那种地位。实际上，他代行了他的顶头上司、健康状况不佳的军务局局长中村明人少将的职务。在军事系统里，军务局局长一职非常重要。他的一项主要职责是同其他政府部门进行联系——或者如丸山真男所形容的是“搞不折不扣的政治活动”。丸山写道：由于他的“职务是管理政务，所以他能插手政治；由于他的职务只是管理政务，他又不负政治责任”。（见丸山的《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和行径》第119页）
[††] 见金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47页。金关于那次暗杀的叙述（见同书第187—188页）是一篇第一流的侦探作品，是根据同汪的子女的个别谈话以及对有关文件进行了研究写成的。金指责王六樵（译音）和郑介民（一个蓝衣社成员）要对这一行动负主要责任，他还含蓄地提到了中国驻河内领事。郑逃回重庆，王六樵和其余二人被捕，供认他们计划要刺杀的人是汪精卫。这伙刺客住进了汪的邻屋，用望远镜对汪的寓所窥探了好几天。由于汪经常用这间摆设华丽的房间作会客室兼会议室，于是刺客们乃认定这就是汪的房间。尽管全部证据都有了，但金仍旧不想肯定地说汪是原定暗杀的对象。例如他提到，在审讯中的某个场合，刺客们曾一度声称他们原来想要谋杀屋里的每一个人。他写道：然而，他们显然不习惯于“半夜杀人”，所以“迷迷糊糊”地没有完成任务就离开了。
译者按：关于河内刺汪事件，据沈醉的说法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离开重庆去成都转往昆明去河内，发表声明，响应日首相近卫文麿调整中日关系三原则。国民党的副总裁这一行动，充分说明和暴露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使蒋介石感到很难堪，便叫戴笠立刻派人去河内刺杀汪精卫，以表明他还是反对投降的。戴笠便把原任军统局临法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叫到重庆，和他研究了行刺办法，并由戴笠在特务总队内挑选了武术和枪法最好的唐英杰、陈帮国、陈步云等六人，由余率领前往。余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能操流利法语，对河内情况熟悉，去后即在汪所居住的寓所附近找到了房子。因汪在河内，法国人派有大批越南军警保护他，迟迟不能下手。戴笠怕汪去南京后，更难找到机会，一再电促余乐醒早日动手，最后便决定越墙而人。不料当天晚上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了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搬到另一间房内去了。特务们半夜越墙进去后，还以为汪住在原来的房间，想用利斧破门冲进去。结果门打不开，只得在门上劈了一个洞，用手电照着开枪射击。因为曾忡鸣钻到床底下，只翼出半截身子，他们便以为是汪精卫无疑。打了几枪后，惊动了保卫的军警，结果除余乐醒、唐英杰两人逃走外，其余均被捕去，直到抗战胜利、日寇投降才释放。”（见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第109—110页）
[‡‡] 尽管如此，看来重庆仍在进行幕后活动，要汪重新考虑他的立场。陆大维在四月初对汪转达了蒋夫人和宋子文的个人呼吁以及蒋的诺言：只要在返回重庆，既往不究。（见陆的《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84页所引日本外交部档案中未公布的材料）
[§§]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28页。犬养也发现梅更为温顺，准备让步的东西“比高多”。（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94页）然而，深深远虑的日本人还有其他理由不信任高：怀疑他在幕后利用各报刊泄露“渡边工作”的活动。有个叫市田的日本中佐，是个驻香港的特务（伪装成一个并不太象的蚊香推销商），他声称，他以绝密方式送给高的情报，竟不断出现在《大公报》上。（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39页）我们将看到，高最后还是成了要对在许多中国报纸上泄露汪记运动的秘密信报负责的人。
[1] 见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297—298页。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进和的努力》第311—312页，记录了更为详细的时间表。
[2]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588—589页。
[3] 同上。
[4]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233—234页。今井武夫与影佐祯昭钦佩梅思平，但不信任高宗武。他们认为高“不真诚”。见影佐的《漫谈》（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349—398页）和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78页。
[5] 见矢部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588页。
[6]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继续支持共产党的敌人、军阀陈炯明。见马丁·威尔伯的《陈公博的复杂经历》（载薛君度编的《现代中国的革命领袖》第455—470页）。
[7]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2—23页、57—58页。
[8]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
[9] 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之目标》（载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编的《附有编者说明的文件汇编》第三号）。
[10] 某些日本资料认为蒋出人意料地返回陪都，迫使汪改变了计划。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86—87页。其他谈论这个问题的资料乃是瑞纳（蒋的顾问）的《蒋介石总部通讯》（载纽约《亚细亚》一九三九年第三十九期）、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4—28页（据与周佛海的谈话）、以及我写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年日本在华的傀儡政权》第278—280页。
[11] 见汪精卫的《为何中国必须结束战争》（汪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从河内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的信，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陈布雷的《回忆录》第108页也记述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的会见；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315页摘译了陈布雷的记述。
[12]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98页。
[13] 同上书，第31页。
[14] 同上书；第一八六章。另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二卷第457—459页。
[15]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27页。据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87页载，周佛海告诉今井，那架飞机是“龙云将军借汪使用”的。
[16]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76页和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47页。陈布雷（于一九四八年自杀）的文稿及日记无疑会对汪的叛逃透露不少增况。据我访问金雄白时，金说这些文稿为陈的兄弟所有，此人现是香港一家报纸驻马尼拉的记者。
[17] 访问李圣五、何炳贤及金雄白的谈话记录。金雄白说，一九三九年上海“了解内情的”新闻记者对蒋汪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双簧”表演。
[18] 访问金雄白的谈话记录。
[19]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436页。
[20] 近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中国战争的第三个主要政策声明，一般是指第三次近卫声明。其他两次是：一月十六日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和十一月三日的“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的英译本收录在美国国务院编的《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日本，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482—483页。日文本见日本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470页。詹姆斯·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230页把近卫三原则同广田外相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宣布的三原则作了对比。
[21] 见汪精卫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和平建议》（一九三九年《人民论坛报》第二十七期第56页）及《为何中国必须结束战争》（同上期《人民论坛报》第59页）。
[22] 见影佐的《漫谈》第362页。
[23]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00—104页。
[24] 同上书，第101页。
[25] 同上书，第101—102页。
[26] 见影佐的《漫谈》第362页。
[27] 这个文件的全称是《处理日支新关系方针》。我在讨论这个方针时所根据的文本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文件第2178-C号中的英译本和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91—194页中的日文原文本。这个文件的主要部分是题为《处理日支新关系要纲》的一个附件。这个文件往在与另一个同名的文件混淆。虽然后者是在晚一年以后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批准的，而且一般是以前者为根据的，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后者的全文收录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的《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86—294页。
[28] 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93页。
[29] 同上。
[30] 同上书，第196页。
[31] 见影佐的《漫谈》第360页。
[32] 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224—227页收录了平沼的发言全文。
[33] 同上书，第228页。
[34]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90页及《昭和阴谋》第128页。
[35] 访问牛场友彦的谈话记录。
[36] 见风见章的《近卫内阁》第178页。
[37] 我用了两项关于汪的声明的资料。一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四——五月与影佐和犬养的会谈，收录于影佐的《漫谈》第365—367页；另一是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春秋》第一五九期第3—4页，第15页）中有关汪的遗嘱的要旨部分。汪精卫的遗嘱的可靠性在本书第503—512页《参考书目说明》中加以讨论。
[38] 见《东方事务》第十一期（一九三九年）第97—99页。
[39] 詹森自重庆向国务卿的报告，第547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见美国档案第793·94/14365号。
[40] 格鲁自东京向国务卿的报告，第741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见美国档案第793·94/14373号。
[41] 见西奥多·怀特的《史迪威文件》第104页。
[42]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435页。
[4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32页。
[44] 汪精卫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和平建议》（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就是十二月二十九日的通电的英译本。中文一般称之为“艳电”，“艳”字是发电报的代日（二十九日）。日文则称之为“和平通电”。
[45] 汪精卫的《为何中国必须结束战争》（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就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电文的英译本。
[46]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302—304页。
[47]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第174页。
[48]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338页引了这句话。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一八五章详述了汪精卫与教育家、学者吴稚晖的关系。吴是“国民党的四老”之一。
[49] 见汪精卫的《在新秩序中的自由平等》（载唐良礼编的《救国之根本：由汪精卫等人参加的座谈会记录》第188页）。
[50] 见《国民新闻》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
[51]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207页。
[52] 美国驻重庆代办佩克给国务卿的第60号报告，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见美国档案第793·94/14651号。原田男爵的日记记录了这份报告的准确的全文，并说明帝国海军也“收到”了这份电报。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287页，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的日记。
[53]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303页。
[54] 访问今井谈话纪录。
[55] 见丸山真男的《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和行径》第97页。
[56] 见三轮君忠的《汪精卫政权和日本谋求结束在华战争的努力》（载约瑟夫·罗根道夫编的《对日本文化的传统和实践的研究》）第129页；又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33—34页。
[57] 除了金的记述外，我还取材于龚德柏的《汪兆铭降敌叛国秘史》第88页。我也感谢曾夫人为我回忆刺杀曾仲鸣事件，之后我的妻子又在一九七〇年七月在波士顿访问过她。
[58]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另见汪精卫的动人的悼词《悼念曾钟鸣博士》（载唐良礼编的《救国之根本》）。
[59] 见唐良礼编的《救国之根本：由汪精卫等人参加的座谈会记录》第49页。
[60]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第67页。
[61] 访问曾夫人谈话记录。
[62] 见布尔曼的《汪精卫：政治人物简介》（载薛君度编的《现代中国的革命领袖》）第317—318页。
[63]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
[64] 同上文，第65页。
[65]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第203页。
[66] 见《东方事务》一九三九年第十一期第276页。
[67]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39—242页。
[68]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304页。
[69] 陆大维在《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85页中；断言外务省的档案“证明存在非正式的协议”。
[70]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记录第24043页等等（对影佐的盘问）。法庭上影佐的旁证、供词及盘问等等的主要记录见上述审讯记录第23790—24141页及被告文件第1282号。此外，见起诉物证第1005-l号至 1005-23号。这些物证大部分有关日本人和汪精卫在一九三九年四——七月即汪叛逃前后从河内到上海这段期间的关系。我在本书第503—512页的《参考资料说明》中，讨论了影佐证词的用处。
[71]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物证第1005－6号。
[72] 见龚德柏的《汪兆铭除敌叛国秘史》第九章。另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记录第24055页等。
[73]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章第91页。
[74] 影佐的《漫谈》第365页和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62—164页都记述了这段海上的谈话。
[75] 见影佐的《漫谈》第366页。
[76] 同上。
[77] 同上。
[78] 同上。
[79] 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
[8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65页。
[81]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43—249页。
[82] 同上。
[83] 同上书，第256—260页。
[84]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65页。
[85] 同上书，第166页。
[86]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52—54页。
[87] 见角田顺的《解题》（《书日说明》），（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23页。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四月——
参加重光堂会议的代表们为汪精卫叛离重庆制订了一个时间表。它在纸面上相当简单。在重庆的汪和在东京的日本当局将研究会上签署的协议，然后在十二月三日前后把他们接受（或拒绝）协议条款的决定转告在上海和香港的代理人。如果双方都接受这个协议，汪就在十二月八日离开重庆（经昆明）首途香港。与此同时，近卫将发表一个“调整中日关系”的新政策的公开声明，声明将以概括的语言体现重光堂和平条款。接着汪亦将发表他的政见：国民政府应该同意以近卫声明作为谈判基础。[1]
日汪双方都按计划签字接受了重光堂协议。了解一下日本人给汪的信件中所表达的确切内容是有用处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在重光堂签订的协议与十天后在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上日方所议决的和平条款之间的差别很大；可惜没有适当的记录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研究的线索。总之，汪表示接受的决定通过在上海的今井秘密传达到了东京，近卫则按计划准备发表他的声明。他原定十二月十一日在大阪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宣布对华“新政策”。[2]
但是，十二月九日事情突然发生波折，当时近卫得到消息说，汪不能顺利地逃离重庆。那些过去对汪的意图早有怀疑的人，现在更觉得他们持不信任态度是有道理的。甚至连今井都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象他的某些陆军同僚所说的那样中了圈套。他的确想过要剖腹自杀；因为要是他在重光堂果真受了骗，那末唯一合适的出路只有自杀。在这疑惧日增的气氛中，匆忙地召开了一次“五大臣会议”。有田外相主张不管汪的下落或计划如何，讲话照样发表；但近卫决定“即使这也许是中国人耍的一个花招，他对欺骗也有所准备；既然他已经按计划干到这种地步了，他宁愿干下去，推迟讲话，以符合中国人的愿望”。[3]也许由于看了今井的报告，近卫对于高宗武这个“政客”是不信任的；但又由于有梅思平参加，近卫对于汪的和平运动仍具有一定信心。[4]九日晚间，近卫告诉两个朋友，他不得不取消大阪之行，并且“从今天夜里开始，我就要害病了”。[5]
果真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近卫躲到他的获外庄别墅去住了几天，尽管他是以托病来逃避尴尬政治局势称著的，但这次却显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公众、甚至大部分阁员，对于国家政策马上就要改弦更张以及日本和汪的勾搭，均一无所知。[*]直到几周之后，日方才得悉汪的计划受阻的全部内幕情况。
重光堂会议后的几个星期里，汪于（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安排了一系列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梅思平、陶希圣、周佛海。陈公博也出席了会议。陈公博同周佛海一样，曾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但很快就跟它分道扬镳了。关于他脱离中共的原因现在还有争论，但最普遍的说法是：他想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愿望同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责任发生了冲突[6]。假如真是这样，他的愿望最后占了上风，因为他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了研究生。陈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很快就加入了国民党内的汪精卫改组派。从此，他的生涯与汪的事业就紧密相连了起来。每当汪的福星高照，陈亦飞黄腾达。一九三六年，汪下野赴欧洲，陈也去欧洲，汪返陈亦返。汪召集这些会议时，陈在成都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总之，他是汪最信赖的顾问和挚友。
在汪的官评所讨论的问题中，有一个争论得很久的问题：对于预期的近卫声明，是应该留待蒋介石去答复，还是汪自己先下手。如果我们认为汪及其追随者对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事态发展的说法是可信的话，直到那时汪仍旧把有关和平运动的情况不断通知蒋，而且汪当时还再次要求蒋应答复日方。周佛海说，蒋为讨论这个问题召开过一次会议：“许多显要的文武官员”中只有少数人出席，其中包括极力主张继续抗战的CC集团头子陈立夫。据周说，拥护这条强硬路线的人争辩说：一旦放弃抗战，中共、桂系、冯玉祥以及其它反国民党分子，就会利用反日的口号去取得民众的拥护来反对政府，结果必然导致内战重新爆发。在他们看来，要阻止这场他们似乎认定国民党准会失败的内战，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抗日。他们还进一步强调，国民党采取这种路线不会失掉什么：战争如以胜利告终，蒋会被捧为英雄；即使得不到胜利，“我们也会因为抵御了外侮而将名垂青史”。据周说，会上别无异议。蒋支持那些拥护继续抗战的人，决定拒绝近卫即将在外交上采取的步骤。[7]
假使以上情况属实，它意味着国民党已经察觉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无可奈何的境地。继续抗战，意味着保持统一战线并给中共提供一个庇护所，从而增加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获胜的机会，这正是汪、低调俱乐部以及蒋本人所最害怕的局面；但采取另一种办法，停止抗战，则甚至更糟，那正好让国民党的对头，特别是中共，得以恣意攻击它的怯懦与姑息。蒋显然看出继续抗战是两害中之较轻者，而汪则选择了求和的道路。汪对那些指责他给了中共以很大好处的人们答复如下：中共乃是不管国民党主战还是主和都要滋生事端的“天生挑拨者”。他在一九三九年写道，“与其象今天那样眼看着他们能借口爱国暗中玩弄阴谋，还不如让他们站出来，公开制造反对和平的麻烦。”[8]
在这种尴尬而且看起来又是绝望的局面中，难怪蒋、汪二人在上九三八年末都彼此表现得犹豫不决，都彼此在高宗武及其同伙的求和努力中采取谨慎小心而又不作出承诺的态度。国民党欣赏这种不进不退局面的事实，更增加了汪经常重复的一种说法的分量，即他的叛离井没有背弃蒋本人于一九三八年也一直在考虑的政策。汪于一九三九年夏访问日本后，在回到上海时对一群美国和欧洲的记者发表了谈话。他当时说，是蒋将高宗武调离外交部，并指定他安排对日和谈的。
说什么高宗武先生未经当局授权而自己搞活动，这纯属无稽之谈。在谈判进行中，曾有多次机会使双方观点十分接近，但双方总是因为涉及到蒋［是否下野］的问题而停滞不前，蒋也因为这个问题经常改变他关于和平问题的主意，我访问东京并非实行新的路线，这只是为了使高宗武先生开始的和谈免于破裂。[9]
汪宣称他一听说蒋决定拒绝近卫声明，马上就要求召开一次会议；他于十二月九日会见了刚从昆明巡视归来的蒋，仍旧希望蒋改变主意。[10]“我向蒋委员长表明了看法：当前中国面临的困难在于如何继续进行战争，而日本的问题则在于如何结束战争；若两国既承认各自的特殊困难，又能体谅对方的特殊困难，和平并非不可能。”[11]
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大争论”，仍然没有把蒋说服，于是二人就分手了。据汪说，他直到此时才作出叛离重庆的最后决定。甚至到了那个时候，他至少也还作了一次设法改变蒋的主意的努力。最后，他于十二月十八日面告蒋，他打算去成都向某个集会发表演说。究竟这是一种用来作为打掩护的说法，还是仅仅用来说明蒋对汪叛离没有任何责任或牵连，我们就不知道了。[†]无论如何，汪在几小时之后离开了重庆，没去成都而去了河内。他在给蒋的一封短柬中解释说，他离开的目的，是为了继续执行他所一贯主张的政策，即“和谈与抗战并行”的政策。在展望和谈的前景时，他预言：“你的任务比较容易，我的任务可困难了。”[12]
汪通过他的一个手下人，交通部次长彭学沛预订了所需的——也是难于搞到手的——飞机票。飞机票上并不注明由谁去使用；这是中国战时的普通保安措施，同时这种做法也让彭得以坚持说他“甚至做梦也没有想到”飞机票是由汪本人使用的。汪全家上下除一人之外，都决定随他一道去进行前途未卜的流亡旅行。十二月十八日清晨，由四辆汽车组成的一支车队，载着佣人和行李，开始去河内的长途旅程。上午九时，汪夫人、汪的挚友兼私人秘书曾仲鸣，以及汪家另外两个成员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他们惊慌地发现空军司令周至柔将军正等着搭同次班机。但当周对他们在机场出现并未表露怀疑时，他们又安下心来。汪本人在起飞前仅仅几分钟才到。登机前，他环绕机场稍事漫步，看起来非常轻松。飞机刚刚腾空，周将军就决心要给他的显要的旅伴表演一下自己作为一个飞行员的飞行技巧。当他走进前边的驾驶舱时，汪夫人和曾都在紧张地琢磨着周是否可能接到了重庆发来的最新指令后而驾机返航呢。但过了一段似乎很漫长的时间后，周从驾驶舱出来，回到原座；他经过汪的座位时，还行了个漂亮的敬礼。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汪的姿态都显得很轻松。[13]
午后不久，飞机到达目的地昆明，云南的省会、龙云将军的司令部所在地。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龙将军和一支军乐队在场欢迎这位副总裁。仪式结束后，汪等一行被领到龙的官邱，二人在此进行了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谈，一直谈过午夜才罢。他们交谈的详情不得而知，但根据我们掌握有关汪、龙的足够材料，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这次谈话对于汪的合作运动起着重要的、也许是决定性的作用。龙是一个汉化了的罗罗族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军阀。云南这个边远的省份从一九二八年以来一直就是龙的私产。国民党授予他省主席的头衔，使他在云南的统治合法化；但实际上龙的心目中并没有中央政府。他保持自己的军队，发行自己的钞票，开采锡矿，控制赚钱的鸦片买卖，恣意为所欲为。从他的嗜好和他经营的企业看，他都是一个完全名符其实的“鸦片将军”。[14]
汪夫人借口旅行演说，早就到过昆明，为汪的到来铺平道路。她辛勤的准备工作，保证汪在昆明受到了礼遇并得以顺利出国。尽管如此，龙仍旧没有决定是否全面支持汪的事业，这无疑就是十二月十八日所讨论的问题。龙显然并未坚定地表示支持汪，因为龙在动摇了好几个星期之后，终于决定跟重庆跑。[‡]
在汪、龙谈判的同时，汪的内侄、昆明航校教官陈国璋，跟欧亚航空公司作出最后安排，包机飞往河内。[15]汪在十二月十九日给蒋拍了一个电报说，因为前一天的高空飞行使他的血压受到不利的影响，他决定“在回重庆之前，在昆明再呆一天。”[§]汪的随行人员这时又增加了陶希圣和周佛海。他们登上包机，直飞河内，于十二月十九日晚到达那里。
参加汪和平运动的人中，很少人相信蒋对于汪离开中国的计划竟会一无所知。我们即使不相信所谓汪赞成和平运动的事对蒋毫无隐瞒的说法、但蒋通过戴笠将军十万人的情报网、通过他在各处安插的大批私人密探，说什么也能侦悉大致情况，这一点看来是可以肯定的。例如，蒋的机要秘书陈布雷，就跟和平运动的许多成员，特别是周佛海，有密切关系。[16]汪的长时期的合作者李圣五和何炳贤以及周佛海的亲信金雄白，全都坚持说，不能想象委员长会全然不知道汪的叛变计划；他们还认为，蒋完全可以叫汪走不成，如果蒋想那样做的话。绝大多数和平运动的参加者，都会同意这种说法的。况且，除了汪本人外，随汪一起顺利逃奔河内的亲近人物中还包括三个名人（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以及他们的亲属、佣人和行李。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消息灵通的日、中人士直到今天还确信：蒋“巧妙地利用了”汪的叛逃。[17]
金雄白当时是个上海报人，他回忆道，汪刚刚脱离重庆之后，跟国民党有联系的上海报界人士就从重庆得到通知：不要在报上攻击汪。[18]这跟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他与他的官员们例行的纪念周上，对汪奉命与日本人讨论和平条件一事加以否认的说法并不矛盾。蒋当时强调江在河内“接受医疗”，还谈到他这位副手“对国家卓著功勋”，并“表示希望：如果汪先生对国家政策持有个人意见，完全可以毫无顾虑地回来和党政负责人讨论这些问题。”[19]
与此同时，今井大佐一直在上海等待汪叛离的消息。十二月二十一日，他给参谋本部拍了一个电报，证实汪已到达河内，并转达汪要求近卫首相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早先商定好了的声明。近卫不得不赶紧在二十二日晚举行记者招待会。当时他宣读了一个长约十分钟的声明，概述了三个“共同目标”。这个声明后被称为“近卫三原则”。[20]近卫宣称，日本人愿意和“中国的同感忧虑及共有卓识之人士”合作，以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些原则含糊得足以使汪精卫指出，近卫的声明证明日方变了卦。如果日本真正愿意成为一个“善邻”（这是三原则中的第一条，这个措词经常是按照罗斯福总统曾经时时用来指美国在西半球所担任的角色的提法译成英语的），那就有一切理由结束抗战、着手和谈。汪大概要说，日本变了卦的另一个证明是，近卫公开表示愿意跟国民党代表谈判，实际上证实近卫抛弃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21]
对于帝国政府在他叛逃后的首次官方反应，汪尽管公开表示赞成，但暗地里却大为不满。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虽然简短，但他超出了笼统的一般原则，以相当具体的词句接触到重光堂会议所讨论过的许多问题。他明白地表示，他不受重光堂会议上达成的协议的约束。他也使自己会受到以下的指责：他对于合作运动的未来是如此之不关心，最多只不过是对鼓励汪的叛变以促进国民党内部的倾轧感兴趣而已。汪记运动中的日中参加者都感到苦恼的是，近卫要求中国“放弃愚蠢的反日主义以及对满洲国的成见……自愿地同满洲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不仅如此，令人更难以忍受的是，竟闭口不提在长城以南驻扎日军的期限。影佐对于这项遗漏，跟汪感到同样的苦恼。陆军中的某些部门，利用传统的、笼统的照顾“部队士气”的呼吁，要求近卫不要对撤军作出承诺。影佐写道，按照中国人的看法，近卫经常提无限期地在中国领土上驻军，“激怒了全（中）国”。[22]
关于首相受到某些要求澄清撤军承诺的压力，我们可以从犬养健那里得到一些暗示。十二月二十二日晚犬养就在近卫的办公楼里。大养通过跟正在参加陆军参谋本部会议的影佐通电话得悉，参谋本部有些军官激烈反对近卫单方面宣布自行规定对华军事占领的任何限期。[23]带头起来反对的人，是头几天刚刚继多田将军任参谋次长的中岛铁藏中将和他的部下富永恭次少将。富永决心使近卫打消此念，特别直言不讳，宣布他将“坚决拒绝承认如此丢脸的声明”。富永声称，战胜国就是不能向战败国作出承诺规定自己撤军的期限，任何这类承诺对于前方的英勇将士，都将是不可宽宥的污辱。他还说，他也不会因为在重光堂早就许下这些诺言而动摇；对于影佐曾经盖章同意的任何协议，他觉得都可以不受约束。认为今井和影佐所作的诺言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人许诺的这种论调，唱得越来越高。
据犬养说，这次通话就在首相办公室隔壁房间进行的，近卫无意中听到了通话的内容。首相竟会在如此意料不到的方式下，得知陆军反对重光堂协议的情况；这也很能说明近卫跟陆军之间的联系之薄弱。他的反应也同样地说明问题，他不愿——或者是不能——采取坚定立场反对强硬路线的拥护者。据犬养说，近卫不仅拒绝犬养的建议（让他促使参谋本部争取天皇支持宣布一个占领期限），而且对这种主张的反应简直就象个“漠不关心的第三者”似的。[24]
首相指示犬养：“请鼓励影佐在这桩事情上再做些工作，他是个解决难题的专家，对吗？”大养争辩道，影佐在“和平亲善派”中的地位，使他“跟富永完全说不到一块儿去”，所以不能期望影佐可以起那种作用。尽管他全力以赴，也没有能够说服近卫采取任何特别措施，在道义上承认重光堂协议的承诺对日本占领期限有约束力。当近卫的记者招待会快要召开时——它到晚上八点二十分才举行——一影佐作了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想要见到近卫，希望使他记住：要是他不承认重光堂商定的条款对日本有约束力，和平运动就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但是，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拒绝让他进谒近卫，使他不能在最后关头当面提出意见。总之，近卫亲自准备了他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并且将它的内容对极力要影响他的军方各派系完全保密。一个首相事先不跟内阁中最高官员和军界有关成员商议，就发表如此重要的声明，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违反常规的。但是，近卫显然是决心要表现他既不屈从于强硬路线派也不屈从于“和平亲善派”所施加的压力。[25]
就在近卫接见记者时，影佐和犬养不胜骇异地读到了首相发表的声明。影佐后来写道，中国之所以进行抗战完全就是因为日本军队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因此“假如我们要使鼓吹和平的活动获得新的生命力，我们绝对有必要表明撤军的意愿。”[26]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的发表，几乎使汪的运动在顺利开始之前就夭折了。而近卫的这种做法只不过是使强硬派的意见更加嚣张。这些人根本没有让步，当别人正在上海试图为和平打好基础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把他们对中国的要求加了码。
近卫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新秩序”和“三原则”声明，是以一九三八年堀场少佐的战争指导课所草拟的一个政策文件为依据的。半年来，这个《新关系方针》文件通过陆、海军机关各部门层层上报，并经这些部门讨论、修改，得到了必要的批准手续。[27]十一月三十日，它上报到了领导机构的最高层，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了最高当局的批准。关于重光堂会议精神与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声明精神之间的矛盾，我们至少可以在这个政策文件中找到某些说明。在这个文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版“东亚新秩序”的更为鲜明的画面；因为《新关系方针》跟措辞含糊不清的官方公开声明相反，它是用严谨而明确的语言写成的。
这个《方针》的核心，就是近卫以中国、满洲国和日本为基础的“新秩序”，各国“尊重”其它两国的“民族特点”，各国“尊重”其它两国的“领土和主权”。该《方针》相当坦率地表达了它的草拟者对于这些词句的见解，而近卫的“新秩序”声明却把它们掩盖于外交上惯用的暖昧词藻之中。该《方针》宣称，日本应当坚决要求“中国的新的政权形式，必须用与‘分治合作’相一致的原则为基础”。简言之，即日本将继续不准许中国的领导人完整地统一他们的国家。内蒙古和华北的地方自治政权（以及上海、青岛、厦门等“特别行政区”），实际上都应继续由日本人主持，如果在形式上和名称上不必这样说的话。日本将继续通过顾问在中国进行控制，这些顾问将派到任何可能建立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去；甚至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必须保证日本在内蒙古和华北的最高控制权，必须准许日本在这些地区无限期地保持一支“必要”数量的军队。
关于经济问题，近卫的“新秩序”声明仅仅谈到，中日之间的“紧密经济提携”；但秘密的《新关系方针》却可谓直言不讳了。例如，对于华北、蒙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最优先考虑日本和满洲国的需要。为了促进中国资源的开发，日本在华北、蒙疆以及中国其他各地，应该享受“特殊权利”。在十一月二十日的重光堂会议上由于中国人断然反对而被删去的这些词句，如此这般地又在《新关系方针》中重新出现，并于十一月三十日在天皇御前得到了庄严的批准。
在最重要的撤军问题上，《新关系方针》反映出对重光堂协议的精神和文字的蔑视，而这个协议却是促使汪叛逃的基础。该《方针》认为“共同防共”就是理所当然地允许日本“在华北和蒙疆的要地”任意驻军。对于反共“联防”的理论并不适用的上海、南京、杭州三角洲地区的占领也没有期限。“在赢得普遍和平以前”，将在该地区驻扎日军。此外，舰艇将在“长江沿岸的特定地点”和“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驻泊。还有，中国不但必须容忍所有这些驻军，而且还必须承担全部有关费用。最后，无论日军驻扎何地，日本方面都要“保留对于铁路、航空、通讯、以及重要港口和水道进行战略征用或监督的权利”。
《新关系方针》的主要起草人堀场少佐，后来承认“分洽合作”思想的顽固性，反映了“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们’（支那通们）的陈腐观念，它与现代趋向国家统一的潮流背道而驰”。[28]但是，在一九三八年，连陆军中的温和派——堀场也是这一派的人—一除了继续搞“分治合作”之外，也想不出其它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甚至堀场自己也承认他的《方针》有毛病，他要求通过时间的考验来判断它，他觉得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的过失。如他所说，那些企图使政府和天皇在一九三八年批准《新关系方针》的人，是想“确切地阐明战争的目的和范围”。[29]这使他们跟陆军和政府中不愿考虑战争有任何范围的人发生了矛盾。这些强硬派对于一场持久战给日本带来的潜在的危险毫无认识，他们不愿考虑其它解决办法，只想用军事手段越来越深入地侵占中国领土。我们已经看到多田将军和陆军参谋本部其他成员，在他们设法避免扩大战争时所遭遇的困难。堀场正是谋求对一场目的很不明确而范围又正在扩大的战争规定某些界限。即使我们看来，这些界限还是苛刻得令人难于原谅，但是按照堀场等人的看法，它们已是当时所能够得到的最宽大的条件了。
恶毒地攻击参谋本部（特别是对多田将军）为懦弱无能，乃制造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温和派明明知道，就算他们能够争取使当局同意一项包含合理宽大的和平条款的国家政策，但要使这项政策最后能够贯彻执行的可能性仍然是微乎其微的。意味深长的是，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才指定堀场开始起草一项新方针。那仅仅是由于台儿庄战败显示出日本为扩大战争所必须付出的可怕代价之后，改变对华政策的主张才开始获得了某些支持。
堀场谈到他为新方针争取一定支持所遇到的困难。当陆军省最激烈的强硬路线鼓吹者川本芳太郎中住在场时，新方针草案在该省内部讨论都不可能进行。堀场写道，当川本发现该省官员乘他外出的时候已大体同意堀场的草案时，他简直“呆若木鸡”。堀场也遭到海军省的反对，幸而在那里得到一个叫藤井茂的海军少佐的支持。藤井由于支持方针草案，不久就失宠，并被当做“海军的思想异端分子”而受到审查。[30]
推进方针草案的任务大部分落到影佐大佐的肩上，他由于五、六月间的内阁改组已被调到陆军省，担任军务课课长，这个重要的职务使他有可能为《方针》的形成在陆军省内外进行游说。[**]同堀场一样，影佐也谈到了陆军省内部对新方针的反对。凡是没有要求割地、赔款的方针，都使“陆军和政府圈子里的不少人”对之视为软弱得无法接受的方针。影佐声称，其实这种看法只不过反映了一般公民的情绪，他们认为日本“由于中国事变作出了牺牲”，因此中国必须给予日本领土、权力“作为赔偿”，[31]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特别关心其形象和“面子”的陆军来说，要接受一项没有“割地、赔款”的解决方案是不容易的。
毫无疑问，有些人会指责堀场、影佐以及其他为该《方针》辩护的人，他们认为那是温和派在当时单凭理智所能争取得到的最好的方案。不过，人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同意他们的论点。十一月三十日在御前会议上的讨论肯定就能证实这一点。在听到有田外相宣读《方针》文本之后，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男爵要求发言。虽然平沼（他在汪到达河内之后不久，继近卫任首相）觉得这个《方针》“总的来说是合适的”，但他认为，对于建立新的中国政权，本来是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的。他说，必须考虑到“形式的”和“实质的”诸方面。从纯粹形式方面来看，这个政权必须显得是“中国人民自发的、主动的”产物，但“在实质上它必须依赖日本政府的指导和协助，而［政府］则必须恩威并用”。平沼说，必须让中国人意识到，“他们不能调过头来反对我们”。[32]
平沼尤其反对《方针》对蒙疆的提法。他感到不安的是，《方针》在指明日本绝对需要蒙疆自治化方面不够积极。他承认，就当时情况看来，日本要求蒙疆自治化是为了反共，这一点倒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反共目的，我们也仍然必须要求［在蒙疆］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治化”。平沼并不反对只是在形式上承认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但除此之外，蒙疆必须不受中国控制。假如日本并非由于要利用这个地区作为一个防共区而仍旧坚持内蒙古自治化，那末她的要求又怎么说得通呢，平沼答复了这个没有提出来的问题：“鉴于蒙疆与满洲国的关系”，日本在战略上有必要使该地区自治化。有田外相站了起来，要平沼对这一点以及其他各点都感到放心。他说《方针》提到了反共是日本有权驻军蒙疆的合理根据，但是“这仅仅表明它是最重要的目标”。可以假定还有其他理由——诸如蒙疆矿藏资源对满洲国工业的重要性等—一也都包括在内了。至于平沼提出反对的另一点——《方针》也许把公共租界的交还设想得太快了一些，有田向这个男爵保证：“不消说，只是在设法使各欧洲国家都答应跟着干之后，我们才会干的。”[33]
读了十一月三十日的御前会议记录和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就不可能不同意今井的说法：它们是“片面的、强迫性的”，是“以过去的‘权益思想工权利和特殊利益的原则’为根据的”，并且是跟“重光堂会谈中日本所强调的东西相差很远的”。[34]最具有讽刺味道的是，许多人还认为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太软弱了，是近卫“优柔寡断外交”的进一步明证。
当我们回过头来谈汪在河内的活动之前，我们必须简单说说近卫对汪叛离重庆的态度。大部分记述部把近卫的态度描写成为冷谈的、猜疑的、悲观的。他显然没有影佐及其同伴的那股热心劲儿，把日本得以迅速结束战争的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汪身上，因此，难怪他也不象他们那样急于要对汪作让步以加强其地位。原田男爵（一个认真负责的、对日本昭和年代的事件、传闻作了逐日记录的人）记录了他在一九三八年秋季和冬季跟近卫的多次会见，可是在他的记事中却没有一处提到近卫把汪看作是具有任何价值的合作者。近卫的私人秘书证实，首相对汪缺乏兴趣，并说“近卫对汪的态度，一定使汪感到极其失望”。[35]一句话，近卫——以及政府中的其他人——对于日本打算如何利用汪的叛离并没有明确的想法。内阁书记宫长风见章（近卫的一个亲信，秘密参与“渡边工作”的核心的少数非军人之一）写道：
其实，近卫根本没有考虑过，甚至没有梦想过，在当时［一九三八年］建立一个以汪为中心的新中央政府……近卫倒是真诚希望汪作为居间的调解人，使［日本］得以跟中国谈判，这样一来，事情就可以进行得更顺利一些。他所希望的仅此而已。根本没有理由去搞一个汪政权或者任何类似的东西。况且，鉴于华北与华中的新政权都无啥进展，要谈建立另一个新政权，对于［近卫］来说实在是不会有什么吸引力的。[36]
我们会看到，把汪作为调解人的这种观点，跟汪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调非常一致。[37]他一贯坚持说，他叛离的意图并不是要组织一个新政府，而只是要研究东京提出的和平建议。假如日本是诚恳的井且答应提出一个体面的解决办法，他打算竭尽全力动员中国公众舆论支持以谈判来解决战争问题。如果重庆反应良好，那当然不错；但不论它反应如何，他当时绝没有想到跟日本合作建立一个新政府。汪自己对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当时的动机所作的这种说明，同近卫把汪当作“桥梁”而不当作合作者的观点，恰好十分吻合。
然而，它跟今井大佐从重光堂送回的报告却不一致。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报告暗示：会上相当强调需要以军事行动去支持汪的和平运动，这是使之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在中国的非占领区同重庆当局对峙的政府的第一步。今井指出，这些计划是“中国方面”提出来的。但无论当时情况如何，他的报告承认，会上对于以下这一根本前提并未作认真的讨论：即中日双方代表都不言而喻地一致认为要搞一个汪政权。
汪作中间人的说法跟重光堂所提出的文件，二者之间的矛盾怎么解释呢，难道我们会相信中国方面并没有提出他所记录的那些建议，而今井的报告纯属捏造，即使我们假定今井从谎报中方意见中会捞到什么好处，他也不能指望他们的观点会长期得不到澄清。中国方面在重光堂会议上就要跟今井及其同事发展有希望成为很密切的合作关系，看来今井总不致于认为如此卑劣地谎报中方意见会带来任何长远的好处的。
很可能是汪和近卫都把重光堂谈判的细节交给了他们的代理人去处理，虽然人们很难相信他们对会上所讨论的最基本的建议会完全不知道；对于把自己的未来卷人得如此之深的汪来说就更是如此。至于我自己，我认为最合理的假设是，汪及其追随者准备了两手。就是说，汪叛离后，的确打算向重庆呼吁，希望重庆接受他有可能从近卫那里取得的体面和平条件。然而，他不可能没有想到他的任务可能失败，因此几乎可以肯定他是考虑了其他选择的：最可能的就是出亡海外和跟日本合作这两条路。他的代理人在重光堂仅仅探索了与合作有关的某些方面和条件。当汪快死时，他深切地关心历史将对他作什么评价，这使我们后来不得不这样设想。由于他念念不忘历史总是要给予战时投敌合作者以极不光彩的评价，所以他在他“最后的遗嘱”里乃决定着重强调他最初的——也是预定的——目标，而把没有想到的结局掩盖过去，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对日本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中国方面发表的第一个正式答复，不是来自汪而是来自蒋介石。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一项声明，拒绝近卫的和平条件。[38]蒋首先关心的是使他手下的人无话可说，而在这些人身上近卫的“甜言蜜语本来有可能产生迷人的效果”。蒋宣称，近卫呼吁中日缔结反共公约，只不过是他要使中国承认日本驻军中国领土的手段；如果中国肯答应那一点，当初就不会打起来。
蒋也使他的答复指向西方国家，希望说服它们：日本的“东亚新秩序”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东亚，威胁了它们和中国的利益。的确，蒋一直在进行这类呼吁，不过，自广州、汉口沦陷后，他对西方政府所施加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美国大使纳尔逊·T·詹森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绝密”电报中，报告说近卫的“新秩序”声明发表后不久，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立即于十一月四日至五日同蒋委员长在长沙举行了会谈。克拉克—卡尔曾经通知美国海军武官詹姆士·麦克休说，虽然蒋“没有进行威胁性的谈话”，但他说过，“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他必须取得一项表明英国的意图以及有实质性证明的具体声明，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向全中国人民交代”。然后他要求给中国一笔支持中国法币的贷款，作为“英方的初步行动”。麦克休这个蒋家宫廷的熟客报告说，他的印象是，委员长“已经向伦敦提出了最后通牒”。不久以后，麦克休自己同蒋进行了会谈，蒋告诉他说，有理由相信日本会向中国提出“非常宽大的和平条件作为抛弃英国的交换条件”。麦克休反问蒋，他打算怎样向中国老百姓宣传反英情绪，他还没有作答，蒋夫人就插话说，“如果委员长告诉他们，中国最好是跟日本讲和，老百姓就会照办。”[39]十一月十九日，驻东京的格鲁大使给华盛顿送了一份“绝密”信件，报告在东京的英国同僚罗伯特·克雷吉爵士认为，“假使英国希望避免使蒋投人日本阵营，就必须采取进一步支持蒋介石的具体步骤。”[40]
在此后的六年间，差不多直到战争最后结束时，蒋一直以暗示和遮遮掩掩的威胁逼迫英国和美国。不过，他的意思倒是十分明白的：要是没有西方国家越来越大的支持，他觉得他的疲于战乱的国家就会由于负担太重而打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可能听从好些方面给他的劝告，跟日本合作建立一个“亚洲人的亚洲”。一九四二年七月，史迪威跟蒋夫人会见后，在日记中粗略地写下她再一次设法“吓唬我们”的情况：她直截了当地声明，“没有援助，中国就搞不下去了。”蒋夫人警告他说，亲日活动很有势力，要是没有更多的援助，中国可能不得不“另作安排”。[41]
在我们这里谈到的这段期间，中美关系中最经常一贯的主题就是威胁——时而隐蔽地，时而公开地——说，如果西方援助不能满足它的要求，蒋政权就准备跟日本“另作安排”。正如许多美、英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要是这些威胁“大部分是吹牛”的话，那么从重庆的观点看来，这些牛皮还是吹到了点子上的。恰好在汪逃离重庆之前两天，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宣布了美国第一笔大宗援华贷款，这不能说只是巧合而已。美国驻重庆使馆代办威利斯·佩克写道，二千五百万美元贷款的宣布“被中国人解释为表明［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开始采取行动去制止日本实现它在远东的目标；这时看来比较清楚的是，这种信念大大地激起并加强了长期抗战的意志。”[42]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当全世界的报纸都在推测汪的下落时——日本新闻机构“同盟社”报道他正在赴欧途中，而其他新闻记者的说法则各不相同，说他在上海、香港、广州、河内的都有——重庆仍旧慎重地不予评论。据周佛海说，重庆方面大多数人们认为，汪的离去完全出于个人考虑，他不久就会放弃他强调和平的论点，回到陪都。[43]
为了使神秘的情况和离开的原因得到澄清，汪发出了一封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长电，日期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因为汪运动的前途仍然非常渺茫，特别考虑到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中基本上不能令人满意的条款，汪阵营中许多人都反对在这样早的阶段就公开宣布汪的变节。然而梅思平却成功地争辩说，现在还把电报保密是“不光明正大的”，于是电报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一家香港报纸上发表了。[44]
虽然汪的“和平通电”（西方报刊给它起的别名）是打给重庆的，但它同时也是说给东京听的。汪对国民党表述了他的观点：最近日本的声明已经改变了一月十六日的政策，此时日本已经愿意协商，而且“近卫三原则”也为谈判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由于注认识到近卫的第二条原则“共同防共”，显得跟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相矛盾并且威胁到当时占主流的中苏友好关系，他就企图把这一点搪塞过去了事。他相当笨拙地宣称：反对共产国际的公约并不是把矛头指向苏联，它只不过是想“对付共产党人搞国际阴谋”。至于说到中国共产党，只要它信守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诺言，它也没有理由害怕这个公约。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全取消［他们的］党组织和宣传工作，撤销［他们的］‘边区’政府以及［他们的］特有的军事体系，并绝对服从中华民国的法统。”
为了使东京听得进去，汪对近卫声明的条款笼统地表示赞同，并且吁请日本拿出行动来配合近卫的高尚言词。与此同时，他阐明他不同意近卫在日军驻华问题上的暖昧态度。只有把近卫提到的“特定地点”理解为所有这些地点都“限干在内蒙古附近”，才是可以接受的。还有，驻扎防共部队的期限必须限于“在拟议中的防共公约所规定的同一时期里”。至于中国本部，日本陆军必须“迅速地、全部地”从中国领土上撤走。最后，汪吁请日本“制订一项亲华的教育政策”，从而使日本人民及其领导人“抛弃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蔑视态度和进行征服的思想”。
汪给重庆的另一份电报于一月八日发表。这份电报是拍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日期是十二月二十八日，[45]在电文中，汪把他在叛逃前不久跟蒋进行争论的实质问题揭示出来了。他当时曾说，“和平并非没有可能”，因为日中双方逐步认识到，战争对两国的害处都是很大的。汪继续指出，蒋曾经应允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通过陶德曼转达的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尽管那些条件比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所提出的条件甚至“更为不利，更为不明确”。汪说，尽管有些西方国家的援助已开始流入中国，但它“决不足以影响战争的结果”，不过，其数量倒是足以给中国增加一些可讨价还价的筹码罢了。汪最后说，战争继续下去，只有让中国共产党得利。
这封电报一发表，上海和香港就传出支持汪的第一批公开声明。这些最早的热心支持者中较为知名的人物有：林柏生，新闻出版界名人、汪的长期支持者；傅式说（读作“悦”。——译者注），教育家、和平运动的最初成员之一；褚民谊，汪的连襟（后任汪的外交部长）。
一月十五日，今井的“渡边工作”报告指出了对汪记运动保持谨慎乐观的进一步的理由。[46]高曾告诉他，有许许多多中国人从香港以及中国各地，给汪打来了“鼓励的电报”。（高说，也有不少人小心谨慎地致电重庆表示反汪。）据今井说，前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曾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内部进行过一次调查，调查表明：在一百五十九个回答者中，六十三人支持汪的行动，只有二十五人反对（其他人则意见不定）。今井还报告说，第三党（社会党）拥护汪，而且上海工会方面也有初步表示支持的迹象。他以为最鼓舞人心的消息是，好些军阀将领，包括龙云、潘文华、邓锡侯、张发奎和刘文辉，都跟汪保持着“良好的联系”。还有，云南的中心人物龙云只是在让汪去河内之后不久才向蒋表示效忠的。今井报告说，这一套都是“表面文章——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龙云正在玩弄“等着瞧”的把戏。一月十日，当重庆召开各省领导人会议时，龙只派了一个代表去参加。同时，香港的汪的支持者借口援助龙云将军管辖区的货币改革，已给云南交通银行汇了约法币三百万元。
重庆对于汪的公开声明的反应是非常快的，而且是仔细考虑过的。在“和平通电”发表后一天，即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将汪开除出党，并撤销他的一切职务。更严厉的制裁——其中有对他的通缉令——只是在好几个月之后才宣布的。在汪出走初期，双方——重庆的国民党和河内的汪集团——都小心地避免采取可能使和解完蛋的行动。这并不是说汪在重庆没有受到他应得的口头上的辱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就认识汪的周恩来就这么说：“我跟汪打了二十年的交道，早已清楚他老奸巨滑”。[47]汪的一个长期的政敌吴稚晖，骂汪“为了个人虚荣心”卖国，断言他“不齿于人类”。[48]中共的《新华日报》把他同中国最为声名狼藉的卖国贼相提并论，其中包括三百年前叛明降清的吴三桂。但是，汪回顾中国的丰富历史，找到了一个他自己要引征的先例。他要中国人回想明末的另一个人物，“土匪”张献忠，此人推行焦土战术来反抗满洲人，使国家元气大伤，以致无力抗御来自东边的满洲人入侵。汪的比喻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特别恰当的，因为“土匪”张献忠的老家就是延安。[49]
日本方面的批评，比中国的反应也许更叫汪感到沮丧。例如，右翼的《国民新闻》对“和平通电”加以评论说，汪的“条件，根本不可能被日本作为谈判基础来接受”。该报说，虽然日本可以找到某种尊重中国主权的办法，“但除非建立了真正的和平和秩序，目前在华的日本军人不会有任何人想离开中国大陆。”[50]
在一九三九年初的几个月里，汪有两项主要的急务：一是核实日本对他的和平运动的真正态度（由于近卫内阁在一月辞职使这项任务更加必要、更加复杂），二是在中国寻求支持者。与此同时，重庆玩弄等待的手法，对汪既加强劝阻又竭力把他搞臭。国民政府很了解，汪对他的运动的前途越来越感到泄气，到了一月下旬已在考虑流亡欧洲了；事实上他已经向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申请了签证。[51]此外，重庆的英国大使馆，经过非正式地与蒋介石核对了一番并“核实了蒋专门关心过要使汪能够出国旅行一事”之后，就“给［汪］发放了赴英旅行的签证”。[52]
汪之所以几乎就要放弃和平运动并自愿流亡欧洲，主要是因为他呼吁支持所得到的反应，特别是来自西南各省有势力的将领的反应，使他感到失望。一月十五日，今井把一份陈公博来的报告转发东京：重庆十分害怕汪可能跟西南地方部队勾结在一起，甚至已经在考虑对这些潜在的反叛者进行“讨伐”。今井最后说，“只能把重庆跟［广东与广西等］军队派系之间的关系视作暴风雨前的平静”。[53]
当这场风暴越来越明显地刮不起来而蒋又成功地诱使西南地方军人继续留在国民党方面时，汪的前途就显得日益暗淡了。当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广东军阀张发奎没有跟重庆反目相视，特别使汪失望；张有长期反蒋的历史，当一九三一年汪徒劳地呼吁在广东组织一个分裂政权时，张还是汪最强有力的军事支持者呢。
既然对于所谓“西南派”与重庆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缺少适当的研究，那就只能对蒋在西南取得成功的原因略加推测。我们已经提到一个可能的因素：美国在这个危急关头给予了贷款，以及美国和英国将来可能继续提供大量财政援助。龙、张以及其他汪的潜在盟友，也许因蒋有能力取得西方的支持和财政援助而动心，但对于日本会给汪多少这样的援助却大有怀疑。然而，更重要的也许是民族主义的因素。象龙云这样的“鸦片将军”，他的主导思想当然更多地是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而不是什么民族主义；但是，要是日本人以为他的下级官员和老百姓也会随着他跟中央政府间分裂，那就错了。正如今井在回忆时提到，“他们受到民族主义的鼓舞，即使龙云将军并非如此。”[54]
这就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到在一九三九年最初几个月里，即日本人不愿答应全力支持汪的事业时，汪越来越悲观的道理。这种局面由于汪变节后不到两周近卫就辞职而更形恶化。近卫的辞职跟“渡边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对于那些与汪的事业有关连的人来说，由于其他国内问题恰好在这个关头迫使近卫内阁辞职，那简直太不巧了。这些问题是：中小企业倒闭剧增，通货膨胀率显著加速以及亲轴心情绪日益高涨——这种情绪是近卫内阁大多数成员所反对但又无法抵制的。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学家们从来也没有表扬过近卫具备知难而进的气质。一九三九年一月，汪不幸地成为首相的众所周知的“神经衰弱症”（按丸山真男的描写）的间接牺牲品。[55]
近卫的继任者平沼男爵，并不是“渡边工作”集团所喜欢的人物。当影佐和犬养正在去河内跟在建立联系的途中，他们听到了台湾一家电台广播近卫内阁辞职的消息。由于新闻广播所引起的烦恼，他们急急忙忙赶回东京去看看“渡边工作”是否还有前途。结果发现还能继续下去，但当时可不是马上就能看得很清楚的，因为平沼采取了一种比其前任甚至更加不明确表态的“等着瞧”的态度；有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日本政府认真地对支持汪感到兴趣。“渡边工作”的主持人今井，已奉命返回东京，到了二月份，他的注意力已转移到一些新的活动上去了，其中包括设法去拉拢吴佩孚。
在这同时，重庆继续努力鼓励汪出洋。为此目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蒋的机要秘书陈布雷双双出马，到河内规劝汪。还有，原来是汪改组派成员、之后又倒向蒋介石的谷正鼎也两次被派到河内，劝汪回重庆或者去欧洲。据报道，汪对谷说：只要蒋继续搞不切实际的抗战，他就不回重庆。然而，他明确地要求一张去欧洲旅行的护照；三月中旬，当谷从重庆带着护照和“旅费”到来时，汪差不多都准备要动身了。[56]但是，就在谷离开河内返回重庆后一天，由于发生了一桩个人悲剧事件，使汪突然改变了主意。
曾仲鸣被刺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左右，汪的亲信秘书和挚友曾仲鸣在汪及其亲近人物的河内寓所内被刺身死。手执机枪的刺客顺利地进人这所房屋，它不象汪后来所住的私邸那样，保卫人员很少。一般人认为刺杀曾的目的是为了恐吓汪，但是金雄白在回顾有关事件时，却强烈地指出汪本人才是刺客们原来想要刺杀的人。这也是曾的遗孀的看法。他们两人都认为刺客弄错了房间，曾和他妻子住的是整幢房屋中摆设得最精致的卧室，而汪却睡在一间“简陋得象仆人住的”卧室里。[††]不管怎么说，无论是预谋或者是意外，刺客是朝曾的卧室扫射了子弹，这位有教养的翻译家兼作家受到致命的重伤。他的妻子，一个以其闺名闻名于世的画家，方君璧也受了伤。[57]
汪、曾、方，这三家自一九〇九年以来就有密切关系，当时曾的姐姐和他妻子的姐姐一起跟汪合谋行刺摄政王。当曾在法国里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还同时在汪的指导下没有中断过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一九二五年回国后，曾仲鸣在政府中历任各种职务，一直升到副部长一级；一九三六年他离开了政府工作，担任汪的秘书。正如某些人所说的，假如这次对曾的骇人听闻的谋杀是为了恐吓汪的话，那么其结果则恰恰适得其反。六天之后，即三月二十七日，香港一家汪的支持者所主编的报纸发表了汪的一篇声明，宣布他决心继续进行他对日和解的计划，“这不仅是为了安慰我永世不能忘怀的朋友们，而且更主要的是为了民族存亡所系的这种政策。”[58]曾夫人也发表了一篇声明说，“鼓吹和平可能带来牺牲，但我们不得不以自己的死去换取民族的生。”[59]
按照汪的说法，他在曾被杀前本已决心出洋，但他也通知过重庆：“如果国民政府一定要让目前这种绝望的局面继续拖下去而不作出明确决定的话”，他还会回来。他推测，一定是他说了他还要回来这件事激怒了重庆，“才引起了这场暴行”。[60]曾夫人也说，汪本来“明确地”决心出洋，但因她丈夫遇刺而使他改变了计划。[61]
一个并不太重要的政客的死，而且是死于弄错了刺杀目标的情况，这么一个事件的影响竟如此之大，这真是历史上偶然因素起作用的惊人例证。此外，汪对这一事件的戏剧性反应，他之突然改变安排而全心全意地投入几天前还似乎不愿实行的计划；这些都倾向于证实布尔曼对他性格的刻划：一个“浪漫的激进派”，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压倒其政治判断力”的人。[62]在当时情况下，似乎是他的伤感意识和个人愤怒压倒了他的政治判断力。
在三月二十七日声明中，汪不仅只是对曾表示哀悼，而且还作了耸人听闻的揭发，从而大大地加深了他与重庆之间的隔阂。他公布了据说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一次会议的简要记录，这个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于汉口举行的会议是为了讨论陶德曼和平条款。会上，外交部次长徐谟传达了他在四天前举行的会议的报告；在那次会上，蒋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们一致同意，以日本通过陶德曼大使提出的和平建议作为和谈基础。
根据徐的报告，虽然蒋同意让德国继续进行调停，但他很快就把将领们的意见搁在一边。蒋在同一天（十二月二日）晚些时候跟陶德曼的讨论中声称，“他不敢相信日本，日本撕毁了许多条约，言而无信。”陶德曼则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忍让的方针”，并表示如果中国现在拒绝日本的条件，只怕将来的条件会更加苛刻。[63]
汪在揭发中所提到的事实表明，早在南京沦陷之前，就已经有赞成接受日本条件的舆论了。他并没有试图责备蒋阻挠了和平解决或破坏了陶德曼调停的努力。他只是要求公众注意：他自己在一九三九年春呼吁和平，跟一九三七年秋政府的最高级会议上占主导的意见是一致的。汪争辩说，要是中国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那时日军尚未侵占南京、济南、开封、苏州、九江、广州和武汉）跟日本达成了协议的活，那该会是多么适时啊！他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在这些军事胜利之后，日方议和条件一定会更加强硬；可是看来日方现在提出的谈判条件其实并不比它一九三七年的要求更苛刻，所以中国方面应该作出积极的反应。汪在三月二十七日声明中并没有探讨具体的和平条件；那得留待将来的谈判详细地予以商定。简言之，汪认为“假如条件侵犯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那么和平是不可能的；假如条件并不危及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那么和平是可能的”。[64]
在汪公布国家机密之前，由于汪在全国享有相当高的声望，重庆虽然很恼火，但对他的态度也还比较审慎、和缓；可是在这之后，重庆就可以公开指责他是个卖国贼了。[‡‡]《大公报》独家揭发了一段汪与平沼（由高宗武出面谈判）之间一次近乎秘密协定的详情，以此作为回击。据该报称，汪曾提出要领导“一场反蒋、反共的战争”，但条件是日本人保证以占领西安、南宁、长沙、福州及其他战略要地来对他支持。日本将在一九三九年五、六月份完成她在此计划中所承担的任务；之后汪就不再要求蒋进行和平谈判了，而去履行他承担的任务，即对重庆发动全面战争。此外，《大公报》说，汪曾要求日方每月津贴三百万元法币作为政府开支费用，另加一笔二亿元法币的贷款帮助建立一支军队。[65]对于《大公报》的指责，汪并未正面加以否认，只是说“这些说法极其可鄙，我不想花时间去驳斥它们。”[66]
在这段时间中，汪记运动的前途无论多么暗淡，事实上中国方面仍旧跟日本人进行着某些谈判。例如，高宗武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回到了东京，进一步要求日本人进行“牵制性进攻”，把龙云、张发奎以及其他将领解放出来参加汪的运动。[67]《大公报》的那些指责看来还是有些事实根据的，尽管它似乎主要只是提到了汪及其亲信的主观愿望，而不是他们实际上搞的名堂。如前所指出，汪一伙人要求日本人向各战略要地发动军事进攻的愿望，早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已通过今井大佐转达了。早在十二月三十日，汪也要求过财政援助，其数目恰巧与《大公报》所说相符。[68]不过，我并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平沼首相在《大公报》所揭发的时间里曾向汪（或者高）作过坚定的承诺。[69]
救出河内
曾仲鸣被刺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平沼内阁即授权影佐大佐和犬养健去河内，探视汪是否要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确切地说就是搬到日本人保护下的地方去。虽然战后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法官勉强同意了影佐的口供，说汪是自由地选择离开河内的；但是，只要汪下了决心要领导和平运动，那么他就会要求回到中国领土去的，这也完全合乎逻辑。[70]况且河内的法国当局对于庇护一个反重庆的运动并不热心，也不愿给汪提供他日后所需要的保护。这时，汪在港、沪的同事，为他可能回到中国大陆所作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好几个月了。他们筹集了基金，拉拢了报纸和电台，并且跟地下帮会组织——只有它们能保证汪记组织的安全——建立了重要的联系。
影佐和犬养化名乘坐五千吨的专轮北兴丸，于四月十六日到达海防；两天后，二人一道第一次见到了汪。四月二十日，影佐请求陆军省为汪到达上海作出安排，这些安排包括：有钢板保护的密室、防弹的窗户、并在室内装有铁栅门。[71]汪的禁闭生涯即将开始。
四月二十五日，汪等一行登上为这次旅行包租的一条法国小轮船，第二天离开海防。那伙日本人在同一天乘北兴丸动身。但法国船设备很差，不久就遇到了风浪使它不能顺利航行。途中，江等一行不得不转乘北兴丸。虽然汪力求避免这样做，但他还是在一位皇军军官陪同下，乘坐一艘挂着庆祝天皇诞辰彩旗的日本船，返回中国。[72]
海上航期将近两周（除在台湾补充燃料稍事停留外），使汪有充分的时间去回顾往事。一天晚上，他写了一首忧伤的诗；当时他正聆听着船钟的滴答声，悲悼死去的同志和他“平生的坎坷”，表达了他在返回中国土地时所感到的黯谈的失望情绪。[73]但是，这次旅行也使汪、影佐和犬养有机会了解彼此的观点。汪使这两个日本人深切地感到，最最困难的事是赢得一批同情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人们。他说，主张抗战显然是爱国的；但要使别人相信倡议和平也出自对中国的热爱却是非常困难的。他说，重庆政府很顽固，仅仅通过呼吁还动摇不了它；因此他得出了结论：建立一个“和平政府”是唯一的希望。“我们先拿出事实来证明中日合作是富有成果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公众舆论究竟支持那条路线——是抗战，还是讲和。”[74]他认为，这么一条路线在最初肯定是会受到严厉批评的，不过如果中日合作进行得顺利的话，公众自然就会认识到抗战是毫无意义的。面临这种发展下去的局面，重庆政权就一定会了解为什么要朝着和平的方向采取行动的原因。
汪向影佐和犬养反复强调三点：第一，他坚持说，他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和领导一个与重庆对峙的政府；那只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他的最终目标是跟重庆重新联合起来，只要重庆和汪阵营保持分裂状态，就不能希望同日本实现一项有意义的和平解决。此外，汪还说，假如他的看法不错的话，要是那些在重庆的人们最后不得不参加他的运动，他就会认为他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从而“毫不迟疑地下野隐居”。[75]
第二，汪强调说，他最最不希望看到他的和平运动转化成为一场内战。他承认，“在我们建立了一个政府之后，我们当然要建立武装部队”，“但是我将用一切办法来保证这些军队不跟重庆打仗，不给我国国民带来一场血腥的灾难”。影佐当时同意汪的意见，并且写下了他钦佩汪的“高尚精神”和政治上无私的精神。[76]
最后，汪试图使影佐和犬养认识到日本所起的重要作用：他的运动的最终成败，取决于日本是否愿意本着近卫宣布的“三原则”的精神，对他和中国人民以诚相待。汪说，光是谈论和平打动不了爱国的中国人，“鼓吹和平跟主张卖国之间仅仅只有一发之差……日本方面唯有执行公平、合理的政策才能使和平运动发扬光大”。[77]汪指出，他已经知道他的同事中有了分歧，有些人对和平运动失去兴趣，还提醒他要注意建立一个通敌政府的危险性。他说，香港集团中就有“不少人……对日本政府持悲观看法”。汪对他在上海的支持者的看法更是缺乏信心。据影佐判断，汪虽然要求并且盼望去东京全面搞清楚平沼内阁的意图，但他显然和那些愿意冒险把希望寄托在日本的忠实可靠上的人站在一起。[78]
关于汪的下一步行动会造成他自己阵营的分裂这一点，汪是估计对了。一个以香港为中心的少数集团，拥护后来（至少在“渡边工作”的日本参加者中是）相当闻名的高氏路线。在重光堂会议上，就是这个高宗武最激烈地坚持拟议中的汪政权将不受日本那怕是任何一点点的控制。他十分清楚地阐明：除非是设在中国非占领区范围内，并且拥有本地军队组成的军事基地，他甚至连考虑都不考虑建立汪政权的问题。否则他感到这个新政权就注定了非同其他傀儡政权的命运一样不可。对于他认为是汪独立行动所不可缺少的这些原则和其他原则，高在重光堂会议上进行了强硬的讨价还价，难怪今井和影佐二人都对他的顽固感到不满，而觉得梅思平比较好打交道。今井写道，“要是只有高一个人说话算数，恐怕我们从一开始就搞不到一起。”[§§]
近卫和平沼对汪的叛离作出了令人不满的反应，这使高的信念更加强了。他开始跟港英当局商讨让汪在香港流亡的可能性。在这件事谈得毫无结果之后，他又竭力劝告汪不要去中国沦陷区。同时，由于他建议日本人停止跟汪接触，这就使他自己在日本人中很不得人心。到今天高还解释说，“我爱护汪，不愿眼看他成为日本的傀儡。”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说他曾给影佐打了一个电报，央求他别去河内；在电报中还提出了最坦率的忠告：“你们的傀儡已经不少了。别再拉我的朋友下水吧！”难怪高从此以后大大不受信任。他回忆说：“从那以后他们（日本人）竭力使我不能接近汪。当我在南京时，人家说我是头号亲日派；现在我突然变成头号反日派了。”[79]
汪阵营中另一派的主要发言人是周佛海。他的路线（也是汪所采纳的路线）是要在日本人管辖范围内建立一个政府，希望日本从其本身的利益出发肯定会对新政权作一些让步。周认为，假如汪政府能够有把握地使日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接管的企业、工厂和房屋归还给中国原业主，从而证明该政府是有所作为的话；那么“汪政府一定会受到一切讲求实际的中国人的拥护”。显然，如果这个政权是在中国沦陷区活动的活，用这种方式来证明汪的政治纲领的“实际上有用处”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80]
一九三九年四月，西义显和周佛海在上海的一次长谈中，讨论了这两条不同路线的优缺点。[81]周对西义显说，他一度曾希望日本陆军会帮助汪在中国非沦陷区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但现在，由干这显然已无可能，他觉得只有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建立一个政府，在那里继续搞和平运动。西义显对此表示惊讶：象周这样一个“忠实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人物，怎么会提出这么一条等于否定了孙先生的民族主义原则的行动路线？周答道，西义显把高的路线理想化了，因为不管高想要使汪政权多么独立，等到实际做起来的时候，它的建立还是要靠帝国陆军撑腰的。周□□□□□□□□□□的计划之间，归根结蒂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周的论点是难以驳斥的，但是西义显却不准备在这一点上让步。他坚持说，周提出的路线必定会使汪成为一个“对中国人毫无号召力的日军俘虏”。他建议周促使汪打消建立政府的念头，“用演说去启发你们的民众”和推进和平运动。周答道，直到前不久，这还是汪的想法，也许今天也还是这样；但他自己深信，现在光有促进和平的努力已经不够了。周说：“你怕我们会变成俘虏，我对你的关怀表示欣赏。但是，那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则取决于日本的态度。假如日本政府把我们看作俘虏，不论我们这些人怎么干，和平总是不可能的。”这场辩论中，西义显的最后回答是一段提醒对方的话：“我［在和平运动中］的朋友们，一直在设法改变我国政府的态度，使它的态度成为你们所希望的那样。然而很遗憾，我们远远没有成功。……假如日本政府真象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大方，中日问题恐怕早就解决了。”[82]
从这次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方参加和平运动的人士中也有两种想法。西义显，这个运动最早的组织者，当时正在等候北兴丸在基隆靠岸。由于一年多以来，和平运动的各个成员在通信联系中都用化名，当汪这么一个杰出人物俯允使用西义显的化名——太郎来亲密地称呼他时，西义显着实感到十分光荣。但是汪的崇高地位并没有阻碍西义显跟他直率地谈话。西义显说，作为和平的最低条件，汪必须要求日本不附带任何条件归还长城以南的全部中国。如果日本真想建立“东亚新秩序”和“中日永久和平”，她就不能拒绝这样的条件；然而，假如日本坚持要对这一承诺附加条件，那么“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希望你与其攻击重庆政府还不如攻击日本政府”。[83]当汪没有回答这个坦率的忠告时，西义显把他的立场告诉了影佐。
西义显对影佐说，汪没有任何军事力量作支持就离开了重庆，仅仅只依靠近卫做他的事业的靠山，这是拿他的事业和生命去冒险。考虑到日本政府现在的态度，搞一个“和平政府”简直就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去利用汪精卫这位中国的政界‘元老’，那可真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84]假如影佐无法使汪免于受到这种操纵和利用；西义显明确表示，他一定洗手不干和平运动了。影佐，不仅同西义显一起赞扬汪，而且也同样对汪政权的未来忧心忡忡，尽管他本想尽力要西义显放心，但他还是无能为力——并且相当羡慕西义显有随便谈话、随便行动的自由。这次谈话回来后，影佐若有所思地对犬养说，“健兄，我刚才被别人训了一通。要是咱们也能象西义显那样自由，那岂不太美了吗？”[85]
汪于五月五日到达上海，这标志着汪记运动的“无罪时期”的结束。尽管和平运动的美丽词藻继续在强调抵抗无益、和谈必要等等，但是正如汪的一位支持者所写的，“上海的机灵人物都知道，这只是要在沦陷区建立一个政府的序曲罢了。”据报道，“几天”之间，有五百多位“机灵人物”秘密访问了周佛海在上海的办事处；周为了使和平运动转变成为一个政府，已在开始罗致一些必不可少的有才能的官吏了。不管它的话讲得多么好听，不管它的领导人的意图如何，汪记运动的首要目标日益变成夺取权力了。[86]
这种转变必然给西义显这些最早支持汪记运动的人带来幻灭。他们已经把自己看作是第三种力量，既不为中国政府讲话，也不为日本政府讲话，而只是为超国家的“泛亚洲”目标讲话，其首要目标就是要实现和平。假如他们没有阐明他们的目标，他们也会象西义显后来所写的那样感到：“实现中日和平的一个绝对的条件，就是日本放弃她的帝国主义政策。”[87]在西义显看来，日本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对汪的态度表明它是在扩大而不是放弃她的帝国主义政策，而汪则正开始踏上一条毫无希望的、注定要灭亡的通敌卖国的道路。
[*] 美驻日大使格鲁从东京致电美国国务院称，他“相当肯定地认为”，近卫因为跟吴佩孚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已经取消了他的广播演说。参看格鲁致国务卿783号电，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见美国国务院编的《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417页）
[†] 有些材料提到，汪说他想去成都，是因为他的同伙陈公博当时在那里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日本驻沪总领事干十二月二十九日电告日本外务省；汪曾被邀请去成都四川大学发表演说。（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04页）。蒋的顾问W·H·端纳在几个月之后写道，汪在十二月十八日告诉蒋，“他要去成都向一次集会发表演说。”（见端纳的《蒋介石总部通讯》，载纽约《亚细亚》第三十九期第195页）龚德柏提供了最详尽的情况；他写道，汪在离开前不久，拜访了蒋的亲信张群并告诉张说，他将接受陈公博的再次邀请，去成都作一次演说；汪请张把他的旅行计划转告委员长，张应允照办。（见龚的《汪兆钧除敌叛国秘史》第87页）
[‡] 龙将军跟国民政府勉强的联合关系，一直维持到战后蒋迅速对云南省采取行动井建立强有力的控制为止。龙虽然在国民政府中获得一个挂名差使，但他仍然受到“相当于软禁的那种严密监视”。一九四八年未，他设法化装逃到香港。一九五〇年，他决心参加北京的中共方面。他先后担任过好几个官职；但在一九五八年被指控霸占了农民三千亩以上的土地之后，一切职务均被撤销。他死于一九六二年。（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辞典》第二卷第458一459页）
[§]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30页。金说，关于从昆明发电报的材料来自周佛海。但我没有找到任何可靠根据。既然在刚刚在前一天骗蒋说；他打算去成都（位于重庆西北，而昆明则在重庆西南），那么看来发这份电报就不通了。说去成都的这套把戏，很可能是为了说清蒋有任何牵连的污名，要是在汪离开重庆前叛离计划就败露了的话。一且到了昆明，汪认为蒋对于他的行踪可能又需要作别的解释了。在汪到达昆明的前几天，周佛海早已借口有事先到那儿了；周告诉今井说，他接到过陈布雷给他的一份电报，指示他回重庆。由于周搞不清楚蒋对汪的计划到底掌握了多少，因此他难于抉择：要嘛听陈布雷的命令回到重庆，面临蒋可能已经知道汪的叛离计划而加以制止的局面；要嘛就抓紧时机赶快逃离昆明。假如他选择逃跑这一着，而蒋又没有自觉汪的计划，那么周过早叛离反而可能使蒋加速发现这个阴谋，从而危及汪的逃跑。周狡猾地选定了第三种办法，大体上是：他跟蒋取得联系，获准在昆明多逗留几天以便办完他的事。（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86—87页）
[**] 影佐新职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陆军省组织系统表上所载明的那种地位。实际上，他代行了他的顶头上司、健康状况不佳的军务局局长中村明人少将的职务。在军事系统里，军务局局长一职非常重要。他的一项主要职责是同其他政府部门进行联系——或者如丸山真男所形容的是“搞不折不扣的政治活动”。丸山写道：由于他的“职务是管理政务，所以他能插手政治；由于他的职务只是管理政务，他又不负政治责任”。（见丸山的《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和行径》第119页）
[††] 见金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47页。金关于那次暗杀的叙述（见同书第187—188页）是一篇第一流的侦探作品，是根据同汪的子女的个别谈话以及对有关文件进行了研究写成的。金指责王六樵（译音）和郑介民（一个蓝衣社成员）要对这一行动负主要责任，他还含蓄地提到了中国驻河内领事。郑逃回重庆，王六樵和其余二人被捕，供认他们计划要刺杀的人是汪精卫。这伙刺客住进了汪的邻屋，用望远镜对汪的寓所窥探了好几天。由于汪经常用这间摆设华丽的房间作会客室兼会议室，于是刺客们乃认定这就是汪的房间。尽管全部证据都有了，但金仍旧不想肯定地说汪是原定暗杀的对象。例如他提到，在审讯中的某个场合，刺客们曾一度声称他们原来想要谋杀屋里的每一个人。他写道：然而，他们显然不习惯于“半夜杀人”，所以“迷迷糊糊”地没有完成任务就离开了。
译者按：关于河内刺汪事件，据沈醉的说法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离开重庆去成都转往昆明去河内，发表声明，响应日首相近卫文麿调整中日关系三原则。国民党的副总裁这一行动，充分说明和暴露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使蒋介石感到很难堪，便叫戴笠立刻派人去河内刺杀汪精卫，以表明他还是反对投降的。戴笠便把原任军统局临法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叫到重庆，和他研究了行刺办法，并由戴笠在特务总队内挑选了武术和枪法最好的唐英杰、陈帮国、陈步云等六人，由余率领前往。余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能操流利法语，对河内情况熟悉，去后即在汪所居住的寓所附近找到了房子。因汪在河内，法国人派有大批越南军警保护他，迟迟不能下手。戴笠怕汪去南京后，更难找到机会，一再电促余乐醒早日动手，最后便决定越墙而人。不料当天晚上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了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搬到另一间房内去了。特务们半夜越墙进去后，还以为汪住在原来的房间，想用利斧破门冲进去。结果门打不开，只得在门上劈了一个洞，用手电照着开枪射击。因为曾忡鸣钻到床底下，只翼出半截身子，他们便以为是汪精卫无疑。打了几枪后，惊动了保卫的军警，结果除余乐醒、唐英杰两人逃走外，其余均被捕去，直到抗战胜利、日寇投降才释放。”（见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第109—110页）
[‡‡] 尽管如此，看来重庆仍在进行幕后活动，要汪重新考虑他的立场。陆大维在四月初对汪转达了蒋夫人和宋子文的个人呼吁以及蒋的诺言：只要在返回重庆，既往不究。（见陆的《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84页所引日本外交部档案中未公布的材料）
[§§]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28页。犬养也发现梅更为温顺，准备让步的东西“比高多”。（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94页）然而，深深远虑的日本人还有其他理由不信任高：怀疑他在幕后利用各报刊泄露“渡边工作”的活动。有个叫市田的日本中佐，是个驻香港的特务（伪装成一个并不太象的蚊香推销商），他声称，他以绝密方式送给高的情报，竟不断出现在《大公报》上。（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39页）我们将看到，高最后还是成了要对在许多中国报纸上泄露汪记运动的秘密信报负责的人。
[1] 见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297—298页。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进和的努力》第311—312页，记录了更为详细的时间表。
[2]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588—589页。
[3] 同上。
[4]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233—234页。今井武夫与影佐祯昭钦佩梅思平，但不信任高宗武。他们认为高“不真诚”。见影佐的《漫谈》（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349—398页）和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78页。
[5] 见矢部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588页。
[6]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继续支持共产党的敌人、军阀陈炯明。见马丁·威尔伯的《陈公博的复杂经历》（载薛君度编的《现代中国的革命领袖》第455—470页）。
[7]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2—23页、57—58页。
[8]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
[9] 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之目标》（载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编的《附有编者说明的文件汇编》第三号）。
[10] 某些日本资料认为蒋出人意料地返回陪都，迫使汪改变了计划。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86—87页。其他谈论这个问题的资料乃是瑞纳（蒋的顾问）的《蒋介石总部通讯》（载纽约《亚细亚》一九三九年第三十九期）、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4—28页（据与周佛海的谈话）、以及我写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年日本在华的傀儡政权》第278—280页。
[11] 见汪精卫的《为何中国必须结束战争》（汪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从河内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的信，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陈布雷的《回忆录》第108页也记述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的会见；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315页摘译了陈布雷的记述。
[12]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98页。
[13] 同上书，第31页。
[14] 同上书；第一八六章。另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二卷第457—459页。
[15]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27页。据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87页载，周佛海告诉今井，那架飞机是“龙云将军借汪使用”的。
[16]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76页和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47页。陈布雷（于一九四八年自杀）的文稿及日记无疑会对汪的叛逃透露不少增况。据我访问金雄白时，金说这些文稿为陈的兄弟所有，此人现是香港一家报纸驻马尼拉的记者。
[17] 访问李圣五、何炳贤及金雄白的谈话记录。金雄白说，一九三九年上海“了解内情的”新闻记者对蒋汪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双簧”表演。
[18] 访问金雄白的谈话记录。
[19]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436页。
[20] 近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中国战争的第三个主要政策声明，一般是指第三次近卫声明。其他两次是：一月十六日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和十一月三日的“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的英译本收录在美国国务院编的《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日本，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482—483页。日文本见日本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470页。詹姆斯·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230页把近卫三原则同广田外相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宣布的三原则作了对比。
[21] 见汪精卫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和平建议》（一九三九年《人民论坛报》第二十七期第56页）及《为何中国必须结束战争》（同上期《人民论坛报》第59页）。
[22] 见影佐的《漫谈》第362页。
[23]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00—104页。
[24] 同上书，第101页。
[25] 同上书，第101—102页。
[26] 见影佐的《漫谈》第362页。
[27] 这个文件的全称是《处理日支新关系方针》。我在讨论这个方针时所根据的文本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文件第2178-C号中的英译本和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91—194页中的日文原文本。这个文件的主要部分是题为《处理日支新关系要纲》的一个附件。这个文件往在与另一个同名的文件混淆。虽然后者是在晚一年以后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批准的，而且一般是以前者为根据的，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后者的全文收录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的《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86—294页。
[28] 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93页。
[29] 同上。
[30] 同上书，第196页。
[31] 见影佐的《漫谈》第360页。
[32] 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224—227页收录了平沼的发言全文。
[33] 同上书，第228页。
[34]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90页及《昭和阴谋》第128页。
[35] 访问牛场友彦的谈话记录。
[36] 见风见章的《近卫内阁》第178页。
[37] 我用了两项关于汪的声明的资料。一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四——五月与影佐和犬养的会谈，收录于影佐的《漫谈》第365—367页；另一是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春秋》第一五九期第3—4页，第15页）中有关汪的遗嘱的要旨部分。汪精卫的遗嘱的可靠性在本书第503—512页《参考书目说明》中加以讨论。
[38] 见《东方事务》第十一期（一九三九年）第97—99页。
[39] 詹森自重庆向国务卿的报告，第547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见美国档案第793·94/14365号。
[40] 格鲁自东京向国务卿的报告，第741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见美国档案第793·94/14373号。
[41] 见西奥多·怀特的《史迪威文件》第104页。
[42]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435页。
[4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32页。
[44] 汪精卫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和平建议》（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就是十二月二十九日的通电的英译本。中文一般称之为“艳电”，“艳”字是发电报的代日（二十九日）。日文则称之为“和平通电”。
[45] 汪精卫的《为何中国必须结束战争》（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就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电文的英译本。
[46]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302—304页。
[47]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第174页。
[48]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338页引了这句话。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一八五章详述了汪精卫与教育家、学者吴稚晖的关系。吴是“国民党的四老”之一。
[49] 见汪精卫的《在新秩序中的自由平等》（载唐良礼编的《救国之根本：由汪精卫等人参加的座谈会记录》第188页）。
[50] 见《国民新闻》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
[51]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207页。
[52] 美国驻重庆代办佩克给国务卿的第60号报告，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见美国档案第793·94/14651号。原田男爵的日记记录了这份报告的准确的全文，并说明帝国海军也“收到”了这份电报。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287页，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的日记。
[53]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303页。
[54] 访问今井谈话纪录。
[55] 见丸山真男的《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和行径》第97页。
[56] 见三轮君忠的《汪精卫政权和日本谋求结束在华战争的努力》（载约瑟夫·罗根道夫编的《对日本文化的传统和实践的研究》）第129页；又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33—34页。
[57] 除了金的记述外，我还取材于龚德柏的《汪兆铭降敌叛国秘史》第88页。我也感谢曾夫人为我回忆刺杀曾仲鸣事件，之后我的妻子又在一九七〇年七月在波士顿访问过她。
[58]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另见汪精卫的动人的悼词《悼念曾钟鸣博士》（载唐良礼编的《救国之根本》）。
[59] 见唐良礼编的《救国之根本：由汪精卫等人参加的座谈会记录》第49页。
[60]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第67页。
[61] 访问曾夫人谈话记录。
[62] 见布尔曼的《汪精卫：政治人物简介》（载薛君度编的《现代中国的革命领袖》）第317—318页。
[63]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
[64] 同上文，第65页。
[65]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第203页。
[66] 见《东方事务》一九三九年第十一期第276页。
[67]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39—242页。
[68]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304页。
[69] 陆大维在《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85页中；断言外务省的档案“证明存在非正式的协议”。
[70]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记录第24043页等等（对影佐的盘问）。法庭上影佐的旁证、供词及盘问等等的主要记录见上述审讯记录第23790—24141页及被告文件第1282号。此外，见起诉物证第1005-l号至 1005-23号。这些物证大部分有关日本人和汪精卫在一九三九年四——七月即汪叛逃前后从河内到上海这段期间的关系。我在本书第503—512页的《参考资料说明》中，讨论了影佐证词的用处。
[71]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物证第1005－6号。
[72] 见龚德柏的《汪兆铭除敌叛国秘史》第九章。另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记录第24055页等。
[73]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章第91页。
[74] 影佐的《漫谈》第365页和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62—164页都记述了这段海上的谈话。
[75] 见影佐的《漫谈》第366页。
[76] 同上。
[77] 同上。
[78] 同上。
[79] 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
[8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65页。
[81]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43—249页。
[82] 同上。
[83] 同上书，第256—260页。
[84]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65页。
[85] 同上书，第166页。
[86]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52—54页。
[87] 见角田顺的《解题》（《书日说明》），（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23页。
posted by BFF @ 9:4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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