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日期的通敌内幕 12
第十二章 讨论合作的条件
——一九三九年四月至九月——
从一九三九年五月汪精卫到达上海以后，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他的“改组的国民政府”成立为止，这十个月里他面临两项极其重大的任务。第一项任务是使日本当局相信：同他达成一项体面的和平解决办法，既对日本有利，也会使汪的新政权获得生命力。第二项任务是使他在沦陷区推行他的纲领方面得到支持。这两项任务关系密切，因为一项任务的胜利完成，将使他能比较顺利地实现另一项任务。
汪在最初阶段的活动中的主要盟友是一个“支那通”小集团，他们在上海一所被日本人称为“梅园公馆”的建筑物里办公。这个集团未经官方合法的委任，所以也没有正式名义。那些故意强调这个集团是被影佐大佐所控制的人，把它贬称为“影佐机关”。但最普遍的称呼是叫它“梅机关”。[1]这个非正式的机关一直继续存在到汪政权成立。那时，它的两个最主要成员影佐和犬养，分别成为汪政府的武职和文职总顾问。汪政权和影佐之间的密切关系，招致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些道理的——各种指责，说影佐把汪的事业视为私人禁脔。
影佐用纯属消极的词句来说明“梅机关”的目的；“是保证汪政府不要成为日本的傀儡”。[2]令影佐伤脑筋的是，他的一些陆军同僚竟把这个机关看作只不过是另一个“特务部”——其任务恰恰是制造和管理傀儡的。[3]他反对“特务部”一味追求私利和专搞见不得人的活动等手法，并为之感到痛心；他对汪的敬仰日益增加并且由于得到汪的尊重而感到自豪。我没有找到任何理由去怀疑影佐的老同事们对他一致的评价：影佐是一个以诚实著称的军官，他决心要证明汪对他的信任是有道理的。影佐至少有一次曾未经批准就向汪的手下人透露了国家机密文件，可见他对汪的开诚布公到了什么程度。影佐泄密的行为受到陆军参谋本部多次批评。不过，从他的回忆录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觉得他作为效忠天皇的军官所起的作用，跟他努力为汪争取到日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和平条件这种做法，是完全不矛盾的。他认为，他这样做不仅是按照最优秀的日本武士道的传统办事——这传统要求胜利者必定要诚实，甚至在同敌人打交道时也要宽大，而且从长远看来也是符合日本的最高利益的。
梅机关虽然明明由影佐支配，但它的成员中也有其他陆军军官以及海军、外务省和兴亚院的代表。也有一些不任公职的公民，特别是记者和教师参加。梅机关的第二把交椅犬养健，虽然从行政关系上讲是与兴亚院有联系的，但他几乎是以私人的身份参加的。[*]还有一些其他在公众生活中有显著影响的人士，也被邀来替汪讲话（例如在报纸上），使他不受重庆代理人和后来无法避免会有的一大群想当官又没当上的人的“恶意中伤”。[4]
影佐强调，梅机关的成员都“自发地”接受他的领导。看来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尽管在法律上他只有权管束其他陆军军官，可是日本政府的其他代表显然都遵从他的领导，只有当他们从顶头上级机关接到直接指示时，才有少数例外的情况。[5]一九三九年底，海军省命令它的代表须贺彦次郎将军可以单独跟汪集团谈判与海军利益有重大关系的问题，这是唯一的一次造成权力分散的危机。在其他一切方面，看来梅机关的活动还是进行得很协调，并且只有一个目标——影佐大一位给它规定的目标。
如果说梅机关内部是协调的，那么日本的军政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内部却并不协调。恰恰相反，影佐和他的“支那通”们遭到了日本一些政府部门的巨大反汪浪潮的冲击。反汪的主要根源在于对汪的意图表示怀疑和不信任。甚至在汪与重庆之间的裂隙由于曾仲鸣的被刺而大大加深以后，日本国内还有许多人认为汪和蒋是在唱双簧。影佐大佐自己不仅倾向于这种看法，而且后来还说他倒希望事实果真是那样就好了，因为尽管日本对于他们互相间的勾结必须特别审慎，汪却可以成为东京与重庆之间的一座很好的桥梁。[6]
一九三九年春，兴亚院由干机构太大、变动又多，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兴亚院中权力很大的政务部长铃木贞一少将据说就“在采取行动，让反对建立汪政权的人不再有发言权”。[7]然而，总的来说，兴亚院对于与汪合作的想法还是显得冷淡，不愿意给他提供比给大陆上的傀儡们更好的条件。影佐和犬养二人都证实，梅机关在兴亚院里遇到了“阻力”；另外一些人甚至以更激烈的言词来描述兴亚院的反对意见。[8]对汪最大的反对意见，来自兴亚院驻大陆各地办事处的官员。北平办事处长官、王克敏的后台兼保护人喜多诚一中将就公开敌视汪精卫，并且把他的好恶情绪变成阻挠的战术，事事都加以拖延，这就大大地损害了汪在一九三九年的事业。也许不仅仅是巧合，刚好在汪精卫政权最后建成之前一个月，喜多被撤销了他北平办事处长官的职务。
除了兴亚院反对江之外，陆军中大部分将级军官不是对汪漠不关心，就是反对汪的事业。西义显把这种情况归因于他们“缺乏政治头脑”，并争辩说，这帮军人简直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对待汪和他的和平建议。[9]但是这个答案太过于简单化了。例如，占领汉口的十一军司令官同村宁次中将之反对汪就有很尖锐的政治理由作依据的。他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写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正在日益成为“早日结束战争的越来越大的障碍”。他感到，只有跟重庆打交道才能解决战争；认定搞一个象汪这样的“临时的”政府就能对重庆产生任何有成果的影响，那简直是“白日做梦”。冈村害怕“其后果很可能适得其反”。[10]
甚至一九三九年春支持汪的那些人，都强烈地趋向于采取“等着瞧”的态度。汪要证明他是有用的，就只有他能够获得充分的支持去实现下列两个目标之一：迫使重庆同意日本的和平条件；或者建立一个新政权，它有充分把握可以孤立重庆政权并最后使之不再成为一支有意义的力量。许多盼望汪能实现第二个目标的人，认为重庆被无法控制的派系斗争和紧张关系弄得焦头烂额，而这正是汪应该加以充分利用的。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参谋本部的战略专家们对于削弱重庆继续抵抗的决心，并不太乐观。一九三九年春，参谋本部对国民政府的最审慎的评价，对它的战斗实力和士气所作出的结论，跟在说给公众听的官方声明中把蒋政权说得一钱不值的提法，是完全相抵触的。参谋本部的研究报告经常提到一场“十年战争”的可能性，表明陆军根本不相信它自己那种把蒋贬低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军阀的宣传。甚至陆军中那些希望江能获得成功的人，都对只同他一个人达成协议的价值表示怀疑，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许多人都确信，使这场战争得到有意义的解决，绝对要有一项包括重庆政权在内的协议；他们多多少少与近卫的看法相似，认为汪的价值的大小，在于他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充当东京与重庆之间的桥梁。
在此期间，汪从外务省东亚局所得到的支持，也必须认为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尽管外务省在国内国外都暗示，“在适当的时候，日本坚决打算承认汪领导的新中央政权”；但正如历史学家臼井胜美指出的，这些声明看来倒并不象是对汪作出保证，而是要“各大国断绝对蒋的援助而施加的一种压力”。[11]
汪意识到对他的支持是这样的脆弱无力，于是，他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到达上海后办理的头一桩要事就是安排一次东京之行。“五大臣”不得不在五月十二日向他发出邀请。六月二日，他带了少数几个随行人员，包括周佛海和高宗武，到达东京。
汪要求在东京举行高级会谈这件事，于五月末、六月初期间，在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中制造了一种紧张气氛。为了设法解决对汪有争论的意见，并制订一个可行的统一政策，把前线的司令官们都召了回来，进行一系列的汇报和磋商。在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之后，到了六月六日才举行“五大臣会议”，这时汪到达东京已好几天了。经过五位大臣的商讨，在汪叛离重庆半年多之后，才制订出第一个全面的对华政策文件。要是汪知道了这个政策的详情，或者了解到对他事业的怀疑、冷淡的程度——有些人说，平沼首相甚至不知道汪已被邀请来东京——他对日本的信心必然会大受动摇。[12]在六月的第二个星期，他在五大臣官邸所受到的诚挚的接待，虽说并未明确表态，但跟这五位大臣在六日会议上才搞出来的严峻的政策一比，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六月六日五大臣会议的基本决策是：汪精卫只应当是在中国建立任何新的中央政权的“成员”之一，吴佩孚以及其他现有政权的领导人都必须包括在内。重庆政府也有资格成为“组成部分”，只要它“改变主意并进行反省”；进行反省即意味着放弃反日、亲共政策。[13]
可见，五大臣并不急于立即建立任何新政权。还有许多准备工作有待完成。汪在这个期间，应当通过“把重庆政府内部的各种强大势力争取过来，而最主要的是把该政府的有名望的人物拉过来”，以证明他是起作用的。[14]进一步，他必须建立一个他自己的、有影响的基本团体，筹措基金，招募并充分地装备一支军队。在这筹备性的策划阶段，日本将“尽最大可能地限制来自外部的干涉”。详细的方式和时间安排，将在此后与日方洽商后再走。大臣们明确表示，关于新政权的设想，他们不作一揽子的保证。他们需要时间去估价“筹备工作的发展，特别是看看［汪］能搞到多少人员和基本力量”。[15]
除开这一切，大臣们还给随便什么样的汪政权开列了详细的照办事项。首先，汪必须同意“中国将来的政治制度应符合分治合作的原则”；一句话，就是同意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在内蒙古这个“防共特别强化区”内，中央政府最多只能有名义上的权力。华北的情况也一样，“鉴于国防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应该使之成为一个日支联合特别强化区”。由于纯粹经济上的原因，“长江下游”也应是一个“强化区”。最后一个条件，反映了帝国海军日益强调的“南进”战略计划，以及它所面临的美、英两国的对抗；它要求汪必须赋予日本在“华南沿海某些岛屿”的“特殊地位”。[16]
显然，这些要求比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所提出的要求更强硬了（甚至是扩大了，只要看看日本要求在华南沿海拥有特殊地位这一点就行了）。无论是持久战的艰苦性，或是对傀儡政权的明显不满，或是中国抗战决心的日益增长，都不足以使日本的谈判姿态有任何软化的表现。这种立场究竟有多么顽固，从大臣们给六月六日政策声明附加的“几点意见”中就可以看到了。他们指令“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让汪的愿望得到满足，使他得到一个前途光明、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一切重要问题上，日本的政策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在所有根本问题上同意这个政策。[17]
这时，暂不让汪知道日本会向他提出什么明确的要求。大臣们决定，在他们与江举行的会谈中，不讨论任何有争论或有分歧的问题，也不“对具体细节问题进行商讨”；而是强调他们对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信心，以及使支那事变得到公平、宽大地解决的决心。[18]四位大臣都坚决按这个决定办事；只有第五位大臣板垣陆相，在日本给予支持的问题上向汪提出了一些比较不含糊的保证，并对汪的爱国心和勇敢大加赞扬。
汪—板垣会谈
自从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在公开和私下的声明中，都表明她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可是，她的顾问制度构成了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严重干涉乃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汪在六月十一日与十五日跟板垣的两次会谈中得知，这个制度将会继续下去。
板垣记录了汪于五月二十八日，动身来东京的前夕所提出的书面意见。汪在意见书中概述了他准备建立什么类型的政府，并间接地表达了他想从日本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合作形式。[19]在赞扬了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并预言它们将在历史上占有光辉篇章之后，汪明确地表示他要让它们尽快地成为历史陈迹。汪的意见书声称，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因此他的政府一成立，这两个傀儡政府“立即”宣告它们自行解散乃是“理所当然的”。
汪与其他大臣的会谈曾使他抱有至少会得到某种笼统的保证的希望，可是板垣对他的建议的分析必定对他是个打击。板垣说，日本的理解是，到了适当的时候，“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作为政府的名称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然而，日本并不想取消这两个政权的“实质和事实”。[20]
对此，汪简直吓坏了。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他就一直在告诉中国民众，只要日本同意以不侵犯中国主权为条件，同日本和平解决问题是可能的。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看来是尊重中国主权的，从而给中国提供了一条摆脱战争的途径。可是现在，自从十二月二十二日以来，当他第一次有机会跟一位内阁成员就具体问题来讨论近卫的抽象概念时，他就获悉日本的意图竟然是要在实质上保留她在大陆上建立的那些可恨的傀儡政权。汪的幻灭之深是不难想象的。汪问板垣：“那么，归根到底，难道你连［中国的］主权都不提了吗？”
板垣承认是有一些涉及主权的问题的，但他提议最好还是把整个问题称之为“政治组织”问题之一。然后，他就开始发表一篇关于“分治合作”原则的演讲。他几乎一字不改地照搬六月六日“五大臣”决议中有关“分治合作”的部分。他说，对日本来讲，中国的不同部分都有其“特点”和特殊重要性，有些“地区”将来必须跟日本“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不过，他还把五大臣的论点推进了一步，他最后说，日本在中国某些部分的特殊利益，使之“有必要通过某种组织形式，以保持日本跟临时政府、维新政府之间有过的联系”。他对汪说，情况就是这样，“我希望你尊重现有［傀儡］政府的实质和现实情况”。[21]
汪回，答说，他准备把这两个傀儡政权中的某些分子吸收到新的中央政府里去，不过要是日本试图为这两个政权保留相当程度的主权，那么他就不参加创建新政府。他坚持说，同日本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都取决于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真正有主权的、统一的中央政府。这正是那些认为非搞“分洽合作”不可的人所不予置信的事，而板垣则是那个阵营的坚定分子，绝不会发慈悲的。他说，他想的办法是用华北的自治势力，建立一个“政务委员会”，以加强该地区的中日关系。
汪承认，这类委员会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但他指出，以往采取的所有这种措施，都是由于没有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所决定的，并且都被看作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如果日本想要把实权交给傀儡政权（或者象“华北政务委员会”之类的新机构），那么新政权显然只是一个徒具空名的最高中央政府。其必然的结果就会是：在中国内部造成混乱，中央政权和地区政权之间会为了管辖范围和权限问题进行斗争。汪声称，这样一种局势，不仅对中国有害，而且最后对日本也不利，因为面临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他根本没有可能去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假如日本决心把实权交给傀儡政权，那么他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最好的办法还是把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推迟。
谁都得承认：汪的结论——或者不如说是威胁——显然是非常正确的。他要是一直坚持不让步，那么人们在今天本来是会给汪以较高的评价的。然而，会谈到了这个关键上，另外一个人发了言。参加了六月十五日汪与板垣之间的三小时会谈的影佐大佐，这时插话要汪重新考虑。汪早就主张有必要建立一个新中央政权去求得“局势的解决”，怎么现在却谈到要推迟建立它呢？难道他打算提出什么新方案吗，除非他帮助组成一个新政府，否则他怎能希望得到足够的精神力量和权威去向重庆施加压力呢，影佐说，建立新政权具有“极端的迫切性”；他还向汪保证，关于管辖范围和主权问题，加以进一步研究肯定是容易解决的。[22]
板垣赞成影佐的保证，但又作了某些“澄清”。他说，他并不打算让现有各政权获得实际主权。但与此同时，汪必须承认并且接受随着战争已遍及全国而在中国产生的“各种既存现实”；例如，“发展地区经济的机构”（即先前已提到的大控股公司）。汪一听到希望他承认“各种既存现实”，对他来说，板垣的“保证”就几乎不起什么保证作用了。板垣直截了当地说，决不能把时钟倒拨，日本是不愿意放弃战利品的。日本对于华北自治化的想法是固定不变的。
最后，板垣强迫汪作出了让步，而这个让步使汪政权甚至在建立之前实质上就已被阉割了。汪被迫同意在华北建立一个具有“较大程度自治的”“政务委员会”，而汪则要求他的政权在华中的权力不受任何侵犯作为交换条件。汪强调指出他所说的权力既指经济权力，也指政治权力。板垣点头同意说：“很好”。[23]这时，这位陆军大臣看来就不那么坦率了，因为刚刚在九天之前（在六月六日五大臣会议上），他还举手通过了一项不得默许汪的折衷建议的政策。
在这轮致命的汪—板垣会谈结束之前，汪就同意了（或者说，至少没有强烈反对）板垣的一些别的要求。他同意中国有必要承认满洲国。他对于板垣抱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日本被视作一种危险”表示谅解，并答应采取措施去澄清这“三个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这一比较麻烦的主义，因为它被许多日本人视为共产主义。最后，他同意放弃“一个政府，一个党”的原洲保证让国民党外的人士担任政府职务。板垣的推论完全不错，假如让汪和他的同事们按他们自己的政治本能行事的话，他们准会试图在上海“改组”国民党，并且使这个“改组了的、正统的”党实际上独家把持政府的要职和权力。对于要求汪扩大政府基础并使党“民主化”的帝国陆军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没有证据表明帝国陆军由于扮演了民主卫士这个不平常的脚色而感到不安，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要保全它的傀儡，特别是保全在华北政权中的那些傀儡的权力地位。
汪连一声也没吭就同意放弃“一个政府，一个党”的原则。这不过只是形式上的让步而已，因为他坚持把建立新政权的工作当作是国民党的任务。这种情况越来越意味着他不得不依赖一些虚构的说法去表白他的信仰。这类虚构的说法之一就是；他在上海的一小撮追随者才是正统的国民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捍卫者，而重庆的机会主义分子则完全无视并歪曲了三民主义。这又导致了另一种虚构的说法：这个正统的国民党打算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纪念日）建立的政府并不是一个新政府，而是真正的政府回到它的原址重新掌政。在“还都”之后，一切都要恢复原状。政府的五院结构将予保存；国民政府的主席一职，将留给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一直担任该名誉职务的、年高德劭的林森。国旗的选择，是对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他坚决主张用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国旗。尽管一九三九年六月汪访问东京时，连日汪双方是否已就建立一个新政权的问题达成了协议都还有问题；可是，选择国旗的问题，却在访问过程中——以及在其后很久的一段时间内——成了一个主要的斗争问题。[24]
日本主张重新采用民国初期使用过的五色旗（华北傀儡政权当时已采用它），理由是如果国民政府和新的汪政府都使用同一旗帜，必然会导致灾难性的误会：几乎可以肯定，被弄糊涂了的日本士兵有时不免会向友军开火。
但是，汪拒绝依从日本的要求。汪这样做是由于他要表示对孙中山的忠诚—一甚至在辛亥革命前，孙就已强烈地要求把青天白日旗（后来加上红色的大地）作为国旗；也由干他希望把自己的政权打扮成为合乎法统的政府。令日本人感到讨嫌的是，自一九三九年春汪到上海后，青天白日旗就一直在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人的——包括汪的——住宅上空飘扬。
关于国旗问题的僵局，在日本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以后，终于在东京解决了。只要汪同意在旗子顶上加上写有“和平建国”字样的三角小黄旗（后来又决定在小旗的口号上增加“反共”二字，从而成为“反共、和平、建国”）以区别于重庆用的旗帜，汪就可以继续采用有争议的国旗。汪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个“折衷方案”都很恼火——周佛海评论这小黄旗象一条“猪尾巴”——但最后仍在原则上接受了日本的解决办法。[25]中国人预料到日本强令加上小黄旗准会遭到反对；正如周佛海向犬养指出的，既然小旗是用绳子捆上去的，也就很容易会被解下来。此后几个月里，关于悬挂国旗的礼仪问题掀起了不少风波，对此双方都各有责任：中国方面按周佛海的意见办，悬挂没有那可恶的小黄旗的国旗；日本方面则允许“新民会”之类的傀儡组织继续挂五色旗。
在汪与东京当局会谈初期，对于日本干涉中国事务的全部不满的情绪，可以说都集中表现在这个国旗问题上。的确，只是当周佛海威胁如果日本坚持要求使用五色旗就要中断谈判之后，日方才提出折衷方案。周对最后的协议极为不满。他对犬养说，“当我的孩子们问我为什么要改换国旗时，我将难于答复他们。”[26]可能除了日本有篡改和随心所欲地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企图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能象国旗问题这样激起汪、周二人的爱国义愤了。汪不断要求日本重新考虑他的立场，但日本都不予理睬。只是经过了四年的斗争之后，直到一九四三年日本才最后放弃了她在悬挂令人看不起的小黄旗方面的要求。[†]
汪的东京之行，在汪记运动中掀起了一场新的激烈斗争，扩大了高宗武和周佛海两派的裂隙。早些时候，当汪把追随者全部召集到上海来讨论这次出行的价值时，[27]这时还在香港的陈公博就拒绝参加商讨。尽管这样，他还是派了一个同事何炳贤代表他出席。何与周佛海在会上发生了冲突。周说，唯有建立起一个政府，汪记运动才能有“安全”可言；何说，进一步参与任何跟日本人的谈判，都会使党和国家分裂并玷污汪精卫的“光荣的革命的一生”。高也劝汪不要去东京。
如前已指出，汪决心要去，拒绝了他最信赖的顾问高宗武和陈公博的忠告。后来，他们二人不得不作出决定，是否伴随汪去执行这次看来是困难重重的使命。经过几番痛苦的考虑之后，高决定还是去。高回忆说，“作为一个朋友，当时离开他是不对的。”[28]然而，陈拒绝参加此行，在中立的香港逗留了半年时间，最后，显然是出于友谊和忠诚才打消了他的疑虑，并且勉强地加人了汪的行列。
在东京，由于高老是劝汪要谨慎从事，乃引起日本当局对他甚为不满，而完全把他撇在一边。这位“捣乱者”没有被安排同汪的主要随行人员一起住在东京近郊的王子饭店，而是被弄到几英里外的浅草区去住。这种隔离，可能与高不久前害肺病，还在恢复的过程中有关系；但他和犬养都相信，把他从汪那里孤立出来是故意安排的，并且在事实上已被列入要加以毒毙的名单。显然是犬养把高从厄运中救了出来，但这次虚惊并没有使高对日本东道主与日俱增的疑虑有所减少。[29]
要说汪在东京学到了一点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日本傀儡政治中所奉行的“分治合作”这条大原则。日本军方代表“间接地”建议汪在返沪途中，最好去拜访拜访王克敏、梁鸿志和吴佩孚，汪表示同意这样做。假如日本以要求新政权是一种松散的联邦，并让上述人物都在该政权中有一个席位作为支持新政权的唯一条件，那么日本当然必须要求汪跟他们改善关系。[30]因此在汪与板垣的会谈结束三天之后，汪就离开东京前往华北。
汪的华北之行甚至比他的日本之行更为失败。虽然吴与汪有信函往来，似乎同情他的事业，但他拒绝见汪。刚刚拨出一笔一千万日元巨款去资助“吴工作计划”的兴亚院，不是不愿意就是无能为力诱使吴去跟汪会谈。同其他人一样，吴对汪的叛离以及蒋在其中的牵连，早已感到捉摸不定，就到那时，他也可能还有重大的怀疑。[31]或者，他可能（正如汪后来宣布的）因为想当新政权的主席——而汪则坚持要把主席这职位留给林森——所以拒绝见汪。[32]
汪与华北傀儡们举行的会谈，只是突出地表明，汪日后跟他们合作可能发生困难。跟王克敏的会谈特别没有结果。汪、王二人彼此没有好感。汪精卫尖锐地抨击跟王克敏政权关系密切的“新民会”的纲领根本不起作用，汪坚持说，它连对付北平学生都束手无策，更不用说对付中共了。[33]汪、王会谈举行时，王克敏的帝国陆军主要支持者（包括喜多将军）都出席参加。有了这样的靠山，并且不理睬东京要临时政府与汪合作的愿望，这个华北傀儡不仅拒绝支持汪而且宣布他将不参加汪建立的任何政权。汪一走，王克敏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临时政府决不支持汪精卫的任何冒险事业；[34]从而更加证实了公众的怀疑：汪王二人的关系不妙。
日本官员没有参加汪、梁会谈。虽然这次会谈显然比汪、王会谈友好一些，但它并没有增加汪对合作前景的乐观情绪。梁和他的内政部长、老牌国民党人陈群发言的调子清楚表明，他们两人都认为汪蒋合流。他们两个都急于向汪表白，他们并没有攻击过委员长：一九三八年，他们不是曾经派了密使去武汉说明为什么成立维新政府，向蒋保证新政府纯粹是一种“临时措施”，并让蒋知道“一旦局势允许［他］返回南京，大家都会表示高兴”吗？[35]
如前所述，一九三一年在国民党内自相残杀达到最高潮肘，汪精卫凭借张发奎部队的支持，曾在广东搞过一个短命的分裂政府。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月间，汪精卫进行了东京、北平、南京等一系列希望渺茫的会谈之后，他乃孤注一掷地企图在广东重新试行自治化。他跟他的日本后台考虑到，这次冒险若能成功，将使他能够把同其他傀儡合作所牵涉的某些问题回避过去。
是汪还是日本人首先提出这个想法，现在仍未弄清楚。日本中央当局看来并没有插手制订或者支持这个计划。根据冈崎胜男总领事从广州发出的报告来看，日本外务省完全被蒙在鼓里。[36]这一计划肯定同六月六日的五大臣设想并无类似之处，而那个设想要求以汪精卫、吴佩孚和现有的傀儡政权为基础，建立新的中央政府。
如同华北、华中傀儡政权受到各地区方面军的支持一样，华南政权将从安藤利吉中将统率下的华南方面军得到它的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支持。尽管梅机关在这次冒险中所起的全部作用还搞不清楚。但它的某些成员确实出席了汪与华南方面军将领之间的会谈。[37]八月初，中日双方代表已经一致同意在广东成立一个新政府。它将包括南方和西南的五省，将拥有比别的中国政权更高、更大的权力。例如，华南方面军打算在警察和保安问题以及在政治、经济事务中，给汪予管辖权。[38]预期这个政权最后将发展成为一个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关于这个计划的其他特点人们还知道得很少，它非常象是匆匆忙忙搞出来的，几乎未提到细节问题或长远打算。
汪到他的出生地广州去，亲自出马寻找支持。八月九日，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感情充沛地”指责蒋在十个月以前的短暂的广州防御战中，使广州民众遭受了“无谓的牺牲和不必要的苦难”。汪强调指出，中国明明没有足以打败日本的军事力量，却不断跟着蒋“继续抗战的高调”跑，这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到头来从抗战得到好处的只能是共产党人，这些人“没有一点民族意识”，只是听命于第三国际，而第三国际非常希望中国的真正民族主义者（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战斗中两败俱伤。即使中国在持久战中打败了日本，共产党人也会说胜利果实是他们夺得的，到那时他们首先要做的事，就会是向他们从前的盟友报仇。[39]汪三番五次地强调，打一场时间长、代价大的战争只会使共产党人坐收渔利。他的崇拜者认为他这个论点是他在政治上预知未来的敏锐性和准确性的明证。[40]
汪寻求支持的公开呼吁，与其说是讲给广大的市民群众听的，还不如说是讲给军阀将领们以及他们手下力量可观的部队（特别是他的老搭档、广东同乡张发奎）听的。在他的广播演说以及较不公开的呼吁中，汪保证说，他已跟安藤将军作出了安排，只要中国军队支持他的和平建议，就会得到公正的和平。这就等于说，如果蒋跟他的将领们愿意投降，他们的军队。将不予遣散，还准许他们本人跟他们的部队同汪一起统治华南。汪还许诺说，“广东一定要交还给广东人”。[41]
汪的呼吁毫无用处。长期以来都指望（或者至少是长期以来都在暗示）那些据说是动摇的将领们会表示支持，可是没有成为事实。到八月底，汪和华南方面军都显然已经知道，汪再也不会从张发奎那里得到军事支持了，因此华南自治运动也就悄悄地不了了之。一直随汪在华南游说、隶属于梅机关的外务省中国问题专家清水董三，曾生动地回顾了汪的广播呼吁所得到的可怜反响。[42]汪由于南行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回到上海后就投入了一场争取公众支持的新斗争。
八月二十八日，汪召集那些被认为是支持国民党的人士，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个被汪的报界代理人当作“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传了好几个星期的会议，在这厄运高照、失败累累的夏天里，成了又一个更加阴郁的失败。
汪私下一直强调重庆国民党领导人物中存在着不和，因此断定有很多人会参加他的事业。例如，他向王克敏保证，预期出席大会的三百名代表中，将有许多是重庆来的同志；其余还有许多同志，包括CC集团的陈立夫和军政部长何应钦，都急于要叛离，只不过干起来可能会有困难。汪以一种过份乐观的估计对这位华北的合作者说，五分之二到五分之三的国民党部队（包括张发奎部队）不久就要参加他的事业。当这些支持没有一样成为事实时，汪的威信乃急剧下降，他向日本人和其他傀儡们讨价还价的力量也都丧失殆尽了。
其结果是，出席“六大”参加创建“正统国民党”的国民党代表只有二百四十人。的确，假若代表名单没有把那些最露骨的投机分子计算在内的话，那么恐怕连这个令人失望的数目也还达不到。甚至汪最热心的辩护士之一的金雄白也承认他的忧虑：在他参加的这次会议里，充满了“跟汪毫无关系的人，以及那些头一天还在高呼抗战的人”。[43]（关于这个问题，金本身的代表资格就相当可疑；虽然他被指定为两个区的代表，可是他自己连个国民党员都不是。）报界吹鼓手再多，也掩盖不了“六大”的闹剧特色；许多观察家解释得很正确；纵使日本人（说得确切一些就是影佐）尊重汪的意愿，不干预大会的议案，这次大会仍然只是起着认可日本要求的橡皮图章作用。事实上，在这次人数不足、长达五小时的“大会”中，没有进行多少讨论。会议结果，同意了日本对于扩大（即包括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基础以建立新政府的要求。影佐用不着派出观察员或顾问去保证大会领会和依从这一要求；因为如所周知，两个多月前在和板垣的六月会谈中，汪早就俯首从命了。
为了让日本人满意，汪（和“大会”）扩大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政治委员会，使它不仅包括国民党的成员，而且还包括其他“具有杰出品德和优异才智的人物”。大会宣言表示，在要到战争结束后才能结束的“训政”时期内，中央政治委员会仍将是“全国最高政治机构”。[44]从而，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正统国民党内的地位，跟在原来国民党中的地位一样；重大的差别是，新委员会比蒋领导的机构更加遵行孙中山的主义中的第二点即“民权主义”。或者说，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最后被选到中央政治委员会去的绝大部分有德有才之士，都是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的首脑人物，这一点也是不足为怪的。
汪的许多国民党同事很瞧不起傀儡政权的头头，汪只能以忍受这部分同事的埋怨情绪作代价，才使上述措施在大会上通过。大会前夕，正统国民党的一位忠贞代表恳求——据一则报道说他是声泪俱下——汪跟现有政权中的“走狗”断绝关系。[45]（这些人指责梁鸿志以及其他人为汉奸，不配跟正统国民党一起来承担未来重任。对此，他们似乎一点也不感到此中的讽刺意味。）政治斗争正使老牌傀儡们和新的夺权者成为同床异梦的伴侣。甚至汪最亲密的支持者都承认，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紧张局面完全是汪和他的追随者的狂妄自大造成的。这些支持者中的一员，外务省的大田一郎困惑地写道；“简直无法理解，汪、特别是汪的年轻助手们竟会对王和梁那样粗野。”[46]
“大会”闭幕三周之后，汪邀请主克敏和梁鸿志跟他在南京会面，希望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达成谅解：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组织和职能； 华北与新政权的关系。在第一个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傀儡领袖们同意汪精卫担任委员会主席，并有权指定它的全部委员；而汪则给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席位比他原来打算给的稍多一些作为交换。
然而，除此之外会议就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了。王和梁断然拒绝讨论任何实质问题，理由是他们没有资格和权威；他们声称，在同他们各自的顾问喜多将军和原田将军磋商之前，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这两位顾问都是以不愿向汪作重大让步著称的人物。[47]会议到九月二十日休会时，王克敏公开表示感谢汪对他的表扬，然后就圆滑地用这些表扬来作为继续搞华北分裂、自治的合理证明。王声称：“汪先生争取和平的讲话，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因为他表扬了这个［临时］政府成员过去的政绩……。假如我们过去做的事有利于总的国家形势和大众生计，我们希望按照实现我们原定的目标继续前进并去取得成就”。[48]
陶希圣和梅思平陪同江参加了南京会议，陶以冷酷的嘲讽语调，写下日军对这三位中国“首脑人物”的“保护”情况：街上满布着皇军的岗哨，日本宪兵的摩托车队担任他们的警卫车队，如此等等。陶和梅把汪—王—梁会谈比喻成为几个人在一起打麻将，但打牌的人却从来不决定自己的牌怎样打法，而是由日本官员（喜多、原田、影佐）从后面把手伸过他们的肩头，来替他们摸牌、出牌、作决定。一回到上海，陶就说：“谁都不愿提这次旅行”；“我们全都感到忧郁、屈辱、可耻和后悔”。[49]
东京的期刊《中央公论》一九三九年十月号刚好在南京会议时出版，刊载了汪精卫写的一篇文章，他对日本的极度不满跃然纸上。[50]他写道，日本的“东亚新秩序”的具体条件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还不清楚。它答应要给东亚提供手段，使之摆脱西方“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对孪生大敌。中国无疑需要帮助。而曾经非常成功地清除了这两个敌人的日本，正好又有能力来帮助中国。如果他的日本读者对于为什么中国人对日本的援助那样缺少热情感到迷惑不解的话，那么汪是可以作出解释的。简单的事实就是，很多中国人害怕日本人，甚至超过了他们害怕西方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日本不仅是中国必须抵抗的另一种残暴势力，而且还是“残暴中之最残暴者”。
汪问道，当日本的行为迫使中国人想到，他们自己的祖国可能遭到毁灭的时候，日本怎能希望他们会对建设东亚感兴趣呢，他建议日本人回想一下古代某个中国皇帝的故事：当一个廷臣向皇帝说明，所谓的灾年就是指谷物供应不够养活老百姓的年份时，这个皇帝被弄得莫明其妙。他惊奇地问道，在这种情况之下，老百姓为什么不吃肉呢，汪希望日本人肯定会明白；“中国人害怕亡国，就好比缺少谷物作为粮食；而建议去建设东亚，就跟讲什么吃肉一样。”
[*] 犬养为梅机关服务所得到的报酬看来是少得可怜，如果说还有任何报酬的话。结果他只得出卖他家藏的部分元代书画来支付他在中国工作的花销。为了出售这批名贵的家传珍品，近卫还帮他找到了一个买主。（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04页）
[†] 译者按：据唐生明的《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一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第29—30页称，“到了一九四三年，三角小黄旗也取消了。据陈公博告诉我，取消这面有六个字的小旗，不是意味着南京政府不反共，因为国民党本身就是反共的；同时，也由于南京政府已追随德意日轴心国家正式向美英等国宣战，今后任务不只是反共而且要反美英等国，范围更大；所以不要那六个字了。”
[1] 这所建筑物的中文名称是“梅花堂”。影佐的《漫谈》第373—374页记述了梅机关。
[2] 同上书，第374页。
[3] 同上；另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04页。
[4] 见影佐的《漫谈》第376页。例如，其中的一员是《朝日新闻》的记者神尾茂，他报道汪记运动的文章，写有《汪精卫与和平运动》（载一九三九年《近代日本》第八期）和《汪精卫与重庆》（载一九四〇年《近代日本》第九期）等文。
[5] 见影佐的《漫谈》第374页。
[6] 同上书，第363页。
[7] 见陆大维的《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87页。
[8]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06页；影佐的《漫谈》第378页，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一卷第239页。
[9]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27页。
[10] 见稻场正夫编的《冈村宁次大将》第339页。
[11]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09页。
[12] 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第一卷第208页。
[13]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70页。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一卷第261—265页对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的五大臣会议及其决议作了很有价值的评论。
[14]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一卷第263页。
[15] 同上。
[16] 同上书，第262—263页。
[17] 同上书，第263—264页。
[18] 同上。
[19] 五月二十八日意见书的正式日文译本称为《关于处理形势的具体建议》，收录于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306—310页。
[20]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656—657页。重点是我加的。引文是引自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和十五日汪—板垣会谈的速记记录稿，见上书，第652—659页。
[21] 同上书，第657—658页。
[22] 同上书，第657页。
[23] 同上书，第658—659页。
[24] 关于国旗的问题，在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91—195页、影佐的《漫谈》第368页、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95页和97页以及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47—48页都有叙述。
[25]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95页。
[26] 同上。
[27] 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95—96页对此有所论述。
[28] 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
[29] 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另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71—173页。
[30]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519-H号，第4页。
[31]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1页。
[32]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519-H号，第6页。
[33] 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1页，引用了日本外务省未公布的档案。
[34] 见陆大维的《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82页，另见梨本祐平的《在中国的日本人》第115页。
[35] 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2页，引用了日本外务省未公布的档案。
[36] 冈崎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致有田外相的报告，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519-I号，第1页。
[37]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3页。
[38]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华南特务机关副长原致海军军务局第一课课长宇垣的报告，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246页。臼并在《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3页论述了关于成立华南自治政府的计划的另一个重要材料来源：“竹内［汪精卫］与［陆军］小组会议要点”。“竹内”是日本常见的姓氏，是汪的代号。
[39]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10—12页。
[40] 例证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56—58页。
[41]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12页。
[42] 访问清水的谈话记录。
[4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55页。
[44] 全文见《人民论坛报》（上海版）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第107—116页。
[45]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73页。
[46] 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5页引日本外务省未公布的档案。
[47] 同上书，第214页，另见影佐的《漫谈》第376页及陶希圣的《乱流》第170—171页。
[48]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九月三十日，第174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49] 见陶希圣的《乱流》第171页。
[50] 见汪精卫的《依靠日本——中国与东亚》（载《中央公论》一九三九年第六二五期）。
——一九三九年四月至九月——
从一九三九年五月汪精卫到达上海以后，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他的“改组的国民政府”成立为止，这十个月里他面临两项极其重大的任务。第一项任务是使日本当局相信：同他达成一项体面的和平解决办法，既对日本有利，也会使汪的新政权获得生命力。第二项任务是使他在沦陷区推行他的纲领方面得到支持。这两项任务关系密切，因为一项任务的胜利完成，将使他能比较顺利地实现另一项任务。
汪在最初阶段的活动中的主要盟友是一个“支那通”小集团，他们在上海一所被日本人称为“梅园公馆”的建筑物里办公。这个集团未经官方合法的委任，所以也没有正式名义。那些故意强调这个集团是被影佐大佐所控制的人，把它贬称为“影佐机关”。但最普遍的称呼是叫它“梅机关”。[1]这个非正式的机关一直继续存在到汪政权成立。那时，它的两个最主要成员影佐和犬养，分别成为汪政府的武职和文职总顾问。汪政权和影佐之间的密切关系，招致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些道理的——各种指责，说影佐把汪的事业视为私人禁脔。
影佐用纯属消极的词句来说明“梅机关”的目的；“是保证汪政府不要成为日本的傀儡”。[2]令影佐伤脑筋的是，他的一些陆军同僚竟把这个机关看作只不过是另一个“特务部”——其任务恰恰是制造和管理傀儡的。[3]他反对“特务部”一味追求私利和专搞见不得人的活动等手法，并为之感到痛心；他对汪的敬仰日益增加并且由于得到汪的尊重而感到自豪。我没有找到任何理由去怀疑影佐的老同事们对他一致的评价：影佐是一个以诚实著称的军官，他决心要证明汪对他的信任是有道理的。影佐至少有一次曾未经批准就向汪的手下人透露了国家机密文件，可见他对汪的开诚布公到了什么程度。影佐泄密的行为受到陆军参谋本部多次批评。不过，从他的回忆录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觉得他作为效忠天皇的军官所起的作用，跟他努力为汪争取到日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和平条件这种做法，是完全不矛盾的。他认为，他这样做不仅是按照最优秀的日本武士道的传统办事——这传统要求胜利者必定要诚实，甚至在同敌人打交道时也要宽大，而且从长远看来也是符合日本的最高利益的。
梅机关虽然明明由影佐支配，但它的成员中也有其他陆军军官以及海军、外务省和兴亚院的代表。也有一些不任公职的公民，特别是记者和教师参加。梅机关的第二把交椅犬养健，虽然从行政关系上讲是与兴亚院有联系的，但他几乎是以私人的身份参加的。[*]还有一些其他在公众生活中有显著影响的人士，也被邀来替汪讲话（例如在报纸上），使他不受重庆代理人和后来无法避免会有的一大群想当官又没当上的人的“恶意中伤”。[4]
影佐强调，梅机关的成员都“自发地”接受他的领导。看来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尽管在法律上他只有权管束其他陆军军官，可是日本政府的其他代表显然都遵从他的领导，只有当他们从顶头上级机关接到直接指示时，才有少数例外的情况。[5]一九三九年底，海军省命令它的代表须贺彦次郎将军可以单独跟汪集团谈判与海军利益有重大关系的问题，这是唯一的一次造成权力分散的危机。在其他一切方面，看来梅机关的活动还是进行得很协调，并且只有一个目标——影佐大一位给它规定的目标。
如果说梅机关内部是协调的，那么日本的军政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内部却并不协调。恰恰相反，影佐和他的“支那通”们遭到了日本一些政府部门的巨大反汪浪潮的冲击。反汪的主要根源在于对汪的意图表示怀疑和不信任。甚至在汪与重庆之间的裂隙由于曾仲鸣的被刺而大大加深以后，日本国内还有许多人认为汪和蒋是在唱双簧。影佐大佐自己不仅倾向于这种看法，而且后来还说他倒希望事实果真是那样就好了，因为尽管日本对于他们互相间的勾结必须特别审慎，汪却可以成为东京与重庆之间的一座很好的桥梁。[6]
一九三九年春，兴亚院由干机构太大、变动又多，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兴亚院中权力很大的政务部长铃木贞一少将据说就“在采取行动，让反对建立汪政权的人不再有发言权”。[7]然而，总的来说，兴亚院对于与汪合作的想法还是显得冷淡，不愿意给他提供比给大陆上的傀儡们更好的条件。影佐和犬养二人都证实，梅机关在兴亚院里遇到了“阻力”；另外一些人甚至以更激烈的言词来描述兴亚院的反对意见。[8]对汪最大的反对意见，来自兴亚院驻大陆各地办事处的官员。北平办事处长官、王克敏的后台兼保护人喜多诚一中将就公开敌视汪精卫，并且把他的好恶情绪变成阻挠的战术，事事都加以拖延，这就大大地损害了汪在一九三九年的事业。也许不仅仅是巧合，刚好在汪精卫政权最后建成之前一个月，喜多被撤销了他北平办事处长官的职务。
除了兴亚院反对江之外，陆军中大部分将级军官不是对汪漠不关心，就是反对汪的事业。西义显把这种情况归因于他们“缺乏政治头脑”，并争辩说，这帮军人简直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对待汪和他的和平建议。[9]但是这个答案太过于简单化了。例如，占领汉口的十一军司令官同村宁次中将之反对汪就有很尖锐的政治理由作依据的。他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写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正在日益成为“早日结束战争的越来越大的障碍”。他感到，只有跟重庆打交道才能解决战争；认定搞一个象汪这样的“临时的”政府就能对重庆产生任何有成果的影响，那简直是“白日做梦”。冈村害怕“其后果很可能适得其反”。[10]
甚至一九三九年春支持汪的那些人，都强烈地趋向于采取“等着瞧”的态度。汪要证明他是有用的，就只有他能够获得充分的支持去实现下列两个目标之一：迫使重庆同意日本的和平条件；或者建立一个新政权，它有充分把握可以孤立重庆政权并最后使之不再成为一支有意义的力量。许多盼望汪能实现第二个目标的人，认为重庆被无法控制的派系斗争和紧张关系弄得焦头烂额，而这正是汪应该加以充分利用的。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参谋本部的战略专家们对于削弱重庆继续抵抗的决心，并不太乐观。一九三九年春，参谋本部对国民政府的最审慎的评价，对它的战斗实力和士气所作出的结论，跟在说给公众听的官方声明中把蒋政权说得一钱不值的提法，是完全相抵触的。参谋本部的研究报告经常提到一场“十年战争”的可能性，表明陆军根本不相信它自己那种把蒋贬低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军阀的宣传。甚至陆军中那些希望江能获得成功的人，都对只同他一个人达成协议的价值表示怀疑，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许多人都确信，使这场战争得到有意义的解决，绝对要有一项包括重庆政权在内的协议；他们多多少少与近卫的看法相似，认为汪的价值的大小，在于他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充当东京与重庆之间的桥梁。
在此期间，汪从外务省东亚局所得到的支持，也必须认为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尽管外务省在国内国外都暗示，“在适当的时候，日本坚决打算承认汪领导的新中央政权”；但正如历史学家臼井胜美指出的，这些声明看来倒并不象是对汪作出保证，而是要“各大国断绝对蒋的援助而施加的一种压力”。[11]
汪意识到对他的支持是这样的脆弱无力，于是，他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到达上海后办理的头一桩要事就是安排一次东京之行。“五大臣”不得不在五月十二日向他发出邀请。六月二日，他带了少数几个随行人员，包括周佛海和高宗武，到达东京。
汪要求在东京举行高级会谈这件事，于五月末、六月初期间，在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中制造了一种紧张气氛。为了设法解决对汪有争论的意见，并制订一个可行的统一政策，把前线的司令官们都召了回来，进行一系列的汇报和磋商。在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之后，到了六月六日才举行“五大臣会议”，这时汪到达东京已好几天了。经过五位大臣的商讨，在汪叛离重庆半年多之后，才制订出第一个全面的对华政策文件。要是汪知道了这个政策的详情，或者了解到对他事业的怀疑、冷淡的程度——有些人说，平沼首相甚至不知道汪已被邀请来东京——他对日本的信心必然会大受动摇。[12]在六月的第二个星期，他在五大臣官邸所受到的诚挚的接待，虽说并未明确表态，但跟这五位大臣在六日会议上才搞出来的严峻的政策一比，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六月六日五大臣会议的基本决策是：汪精卫只应当是在中国建立任何新的中央政权的“成员”之一，吴佩孚以及其他现有政权的领导人都必须包括在内。重庆政府也有资格成为“组成部分”，只要它“改变主意并进行反省”；进行反省即意味着放弃反日、亲共政策。[13]
可见，五大臣并不急于立即建立任何新政权。还有许多准备工作有待完成。汪在这个期间，应当通过“把重庆政府内部的各种强大势力争取过来，而最主要的是把该政府的有名望的人物拉过来”，以证明他是起作用的。[14]进一步，他必须建立一个他自己的、有影响的基本团体，筹措基金，招募并充分地装备一支军队。在这筹备性的策划阶段，日本将“尽最大可能地限制来自外部的干涉”。详细的方式和时间安排，将在此后与日方洽商后再走。大臣们明确表示，关于新政权的设想，他们不作一揽子的保证。他们需要时间去估价“筹备工作的发展，特别是看看［汪］能搞到多少人员和基本力量”。[15]
除开这一切，大臣们还给随便什么样的汪政权开列了详细的照办事项。首先，汪必须同意“中国将来的政治制度应符合分治合作的原则”；一句话，就是同意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在内蒙古这个“防共特别强化区”内，中央政府最多只能有名义上的权力。华北的情况也一样，“鉴于国防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应该使之成为一个日支联合特别强化区”。由于纯粹经济上的原因，“长江下游”也应是一个“强化区”。最后一个条件，反映了帝国海军日益强调的“南进”战略计划，以及它所面临的美、英两国的对抗；它要求汪必须赋予日本在“华南沿海某些岛屿”的“特殊地位”。[16]
显然，这些要求比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所提出的要求更强硬了（甚至是扩大了，只要看看日本要求在华南沿海拥有特殊地位这一点就行了）。无论是持久战的艰苦性，或是对傀儡政权的明显不满，或是中国抗战决心的日益增长，都不足以使日本的谈判姿态有任何软化的表现。这种立场究竟有多么顽固，从大臣们给六月六日政策声明附加的“几点意见”中就可以看到了。他们指令“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让汪的愿望得到满足，使他得到一个前途光明、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一切重要问题上，日本的政策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在所有根本问题上同意这个政策。[17]
这时，暂不让汪知道日本会向他提出什么明确的要求。大臣们决定，在他们与江举行的会谈中，不讨论任何有争论或有分歧的问题，也不“对具体细节问题进行商讨”；而是强调他们对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信心，以及使支那事变得到公平、宽大地解决的决心。[18]四位大臣都坚决按这个决定办事；只有第五位大臣板垣陆相，在日本给予支持的问题上向汪提出了一些比较不含糊的保证，并对汪的爱国心和勇敢大加赞扬。
汪—板垣会谈
自从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在公开和私下的声明中，都表明她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可是，她的顾问制度构成了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严重干涉乃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汪在六月十一日与十五日跟板垣的两次会谈中得知，这个制度将会继续下去。
板垣记录了汪于五月二十八日，动身来东京的前夕所提出的书面意见。汪在意见书中概述了他准备建立什么类型的政府，并间接地表达了他想从日本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合作形式。[19]在赞扬了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并预言它们将在历史上占有光辉篇章之后，汪明确地表示他要让它们尽快地成为历史陈迹。汪的意见书声称，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因此他的政府一成立，这两个傀儡政府“立即”宣告它们自行解散乃是“理所当然的”。
汪与其他大臣的会谈曾使他抱有至少会得到某种笼统的保证的希望，可是板垣对他的建议的分析必定对他是个打击。板垣说，日本的理解是，到了适当的时候，“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作为政府的名称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然而，日本并不想取消这两个政权的“实质和事实”。[20]
对此，汪简直吓坏了。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他就一直在告诉中国民众，只要日本同意以不侵犯中国主权为条件，同日本和平解决问题是可能的。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看来是尊重中国主权的，从而给中国提供了一条摆脱战争的途径。可是现在，自从十二月二十二日以来，当他第一次有机会跟一位内阁成员就具体问题来讨论近卫的抽象概念时，他就获悉日本的意图竟然是要在实质上保留她在大陆上建立的那些可恨的傀儡政权。汪的幻灭之深是不难想象的。汪问板垣：“那么，归根到底，难道你连［中国的］主权都不提了吗？”
板垣承认是有一些涉及主权的问题的，但他提议最好还是把整个问题称之为“政治组织”问题之一。然后，他就开始发表一篇关于“分治合作”原则的演讲。他几乎一字不改地照搬六月六日“五大臣”决议中有关“分治合作”的部分。他说，对日本来讲，中国的不同部分都有其“特点”和特殊重要性，有些“地区”将来必须跟日本“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不过，他还把五大臣的论点推进了一步，他最后说，日本在中国某些部分的特殊利益，使之“有必要通过某种组织形式，以保持日本跟临时政府、维新政府之间有过的联系”。他对汪说，情况就是这样，“我希望你尊重现有［傀儡］政府的实质和现实情况”。[21]
汪回，答说，他准备把这两个傀儡政权中的某些分子吸收到新的中央政府里去，不过要是日本试图为这两个政权保留相当程度的主权，那么他就不参加创建新政府。他坚持说，同日本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都取决于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真正有主权的、统一的中央政府。这正是那些认为非搞“分洽合作”不可的人所不予置信的事，而板垣则是那个阵营的坚定分子，绝不会发慈悲的。他说，他想的办法是用华北的自治势力，建立一个“政务委员会”，以加强该地区的中日关系。
汪承认，这类委员会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但他指出，以往采取的所有这种措施，都是由于没有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所决定的，并且都被看作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如果日本想要把实权交给傀儡政权（或者象“华北政务委员会”之类的新机构），那么新政权显然只是一个徒具空名的最高中央政府。其必然的结果就会是：在中国内部造成混乱，中央政权和地区政权之间会为了管辖范围和权限问题进行斗争。汪声称，这样一种局势，不仅对中国有害，而且最后对日本也不利，因为面临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他根本没有可能去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假如日本决心把实权交给傀儡政权，那么他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最好的办法还是把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推迟。
谁都得承认：汪的结论——或者不如说是威胁——显然是非常正确的。他要是一直坚持不让步，那么人们在今天本来是会给汪以较高的评价的。然而，会谈到了这个关键上，另外一个人发了言。参加了六月十五日汪与板垣之间的三小时会谈的影佐大佐，这时插话要汪重新考虑。汪早就主张有必要建立一个新中央政权去求得“局势的解决”，怎么现在却谈到要推迟建立它呢？难道他打算提出什么新方案吗，除非他帮助组成一个新政府，否则他怎能希望得到足够的精神力量和权威去向重庆施加压力呢，影佐说，建立新政权具有“极端的迫切性”；他还向汪保证，关于管辖范围和主权问题，加以进一步研究肯定是容易解决的。[22]
板垣赞成影佐的保证，但又作了某些“澄清”。他说，他并不打算让现有各政权获得实际主权。但与此同时，汪必须承认并且接受随着战争已遍及全国而在中国产生的“各种既存现实”；例如，“发展地区经济的机构”（即先前已提到的大控股公司）。汪一听到希望他承认“各种既存现实”，对他来说，板垣的“保证”就几乎不起什么保证作用了。板垣直截了当地说，决不能把时钟倒拨，日本是不愿意放弃战利品的。日本对于华北自治化的想法是固定不变的。
最后，板垣强迫汪作出了让步，而这个让步使汪政权甚至在建立之前实质上就已被阉割了。汪被迫同意在华北建立一个具有“较大程度自治的”“政务委员会”，而汪则要求他的政权在华中的权力不受任何侵犯作为交换条件。汪强调指出他所说的权力既指经济权力，也指政治权力。板垣点头同意说：“很好”。[23]这时，这位陆军大臣看来就不那么坦率了，因为刚刚在九天之前（在六月六日五大臣会议上），他还举手通过了一项不得默许汪的折衷建议的政策。
在这轮致命的汪—板垣会谈结束之前，汪就同意了（或者说，至少没有强烈反对）板垣的一些别的要求。他同意中国有必要承认满洲国。他对于板垣抱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日本被视作一种危险”表示谅解，并答应采取措施去澄清这“三个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这一比较麻烦的主义，因为它被许多日本人视为共产主义。最后，他同意放弃“一个政府，一个党”的原洲保证让国民党外的人士担任政府职务。板垣的推论完全不错，假如让汪和他的同事们按他们自己的政治本能行事的话，他们准会试图在上海“改组”国民党，并且使这个“改组了的、正统的”党实际上独家把持政府的要职和权力。对于要求汪扩大政府基础并使党“民主化”的帝国陆军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没有证据表明帝国陆军由于扮演了民主卫士这个不平常的脚色而感到不安，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要保全它的傀儡，特别是保全在华北政权中的那些傀儡的权力地位。
汪连一声也没吭就同意放弃“一个政府，一个党”的原则。这不过只是形式上的让步而已，因为他坚持把建立新政权的工作当作是国民党的任务。这种情况越来越意味着他不得不依赖一些虚构的说法去表白他的信仰。这类虚构的说法之一就是；他在上海的一小撮追随者才是正统的国民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捍卫者，而重庆的机会主义分子则完全无视并歪曲了三民主义。这又导致了另一种虚构的说法：这个正统的国民党打算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纪念日）建立的政府并不是一个新政府，而是真正的政府回到它的原址重新掌政。在“还都”之后，一切都要恢复原状。政府的五院结构将予保存；国民政府的主席一职，将留给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一直担任该名誉职务的、年高德劭的林森。国旗的选择，是对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他坚决主张用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国旗。尽管一九三九年六月汪访问东京时，连日汪双方是否已就建立一个新政权的问题达成了协议都还有问题；可是，选择国旗的问题，却在访问过程中——以及在其后很久的一段时间内——成了一个主要的斗争问题。[24]
日本主张重新采用民国初期使用过的五色旗（华北傀儡政权当时已采用它），理由是如果国民政府和新的汪政府都使用同一旗帜，必然会导致灾难性的误会：几乎可以肯定，被弄糊涂了的日本士兵有时不免会向友军开火。
但是，汪拒绝依从日本的要求。汪这样做是由于他要表示对孙中山的忠诚—一甚至在辛亥革命前，孙就已强烈地要求把青天白日旗（后来加上红色的大地）作为国旗；也由干他希望把自己的政权打扮成为合乎法统的政府。令日本人感到讨嫌的是，自一九三九年春汪到上海后，青天白日旗就一直在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人的——包括汪的——住宅上空飘扬。
关于国旗问题的僵局，在日本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以后，终于在东京解决了。只要汪同意在旗子顶上加上写有“和平建国”字样的三角小黄旗（后来又决定在小旗的口号上增加“反共”二字，从而成为“反共、和平、建国”）以区别于重庆用的旗帜，汪就可以继续采用有争议的国旗。汪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个“折衷方案”都很恼火——周佛海评论这小黄旗象一条“猪尾巴”——但最后仍在原则上接受了日本的解决办法。[25]中国人预料到日本强令加上小黄旗准会遭到反对；正如周佛海向犬养指出的，既然小旗是用绳子捆上去的，也就很容易会被解下来。此后几个月里，关于悬挂国旗的礼仪问题掀起了不少风波，对此双方都各有责任：中国方面按周佛海的意见办，悬挂没有那可恶的小黄旗的国旗；日本方面则允许“新民会”之类的傀儡组织继续挂五色旗。
在汪与东京当局会谈初期，对于日本干涉中国事务的全部不满的情绪，可以说都集中表现在这个国旗问题上。的确，只是当周佛海威胁如果日本坚持要求使用五色旗就要中断谈判之后，日方才提出折衷方案。周对最后的协议极为不满。他对犬养说，“当我的孩子们问我为什么要改换国旗时，我将难于答复他们。”[26]可能除了日本有篡改和随心所欲地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企图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能象国旗问题这样激起汪、周二人的爱国义愤了。汪不断要求日本重新考虑他的立场，但日本都不予理睬。只是经过了四年的斗争之后，直到一九四三年日本才最后放弃了她在悬挂令人看不起的小黄旗方面的要求。[†]
汪的东京之行，在汪记运动中掀起了一场新的激烈斗争，扩大了高宗武和周佛海两派的裂隙。早些时候，当汪把追随者全部召集到上海来讨论这次出行的价值时，[27]这时还在香港的陈公博就拒绝参加商讨。尽管这样，他还是派了一个同事何炳贤代表他出席。何与周佛海在会上发生了冲突。周说，唯有建立起一个政府，汪记运动才能有“安全”可言；何说，进一步参与任何跟日本人的谈判，都会使党和国家分裂并玷污汪精卫的“光荣的革命的一生”。高也劝汪不要去东京。
如前已指出，汪决心要去，拒绝了他最信赖的顾问高宗武和陈公博的忠告。后来，他们二人不得不作出决定，是否伴随汪去执行这次看来是困难重重的使命。经过几番痛苦的考虑之后，高决定还是去。高回忆说，“作为一个朋友，当时离开他是不对的。”[28]然而，陈拒绝参加此行，在中立的香港逗留了半年时间，最后，显然是出于友谊和忠诚才打消了他的疑虑，并且勉强地加人了汪的行列。
在东京，由于高老是劝汪要谨慎从事，乃引起日本当局对他甚为不满，而完全把他撇在一边。这位“捣乱者”没有被安排同汪的主要随行人员一起住在东京近郊的王子饭店，而是被弄到几英里外的浅草区去住。这种隔离，可能与高不久前害肺病，还在恢复的过程中有关系；但他和犬养都相信，把他从汪那里孤立出来是故意安排的，并且在事实上已被列入要加以毒毙的名单。显然是犬养把高从厄运中救了出来，但这次虚惊并没有使高对日本东道主与日俱增的疑虑有所减少。[29]
要说汪在东京学到了一点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日本傀儡政治中所奉行的“分治合作”这条大原则。日本军方代表“间接地”建议汪在返沪途中，最好去拜访拜访王克敏、梁鸿志和吴佩孚，汪表示同意这样做。假如日本以要求新政权是一种松散的联邦，并让上述人物都在该政权中有一个席位作为支持新政权的唯一条件，那么日本当然必须要求汪跟他们改善关系。[30]因此在汪与板垣的会谈结束三天之后，汪就离开东京前往华北。
汪的华北之行甚至比他的日本之行更为失败。虽然吴与汪有信函往来，似乎同情他的事业，但他拒绝见汪。刚刚拨出一笔一千万日元巨款去资助“吴工作计划”的兴亚院，不是不愿意就是无能为力诱使吴去跟汪会谈。同其他人一样，吴对汪的叛离以及蒋在其中的牵连，早已感到捉摸不定，就到那时，他也可能还有重大的怀疑。[31]或者，他可能（正如汪后来宣布的）因为想当新政权的主席——而汪则坚持要把主席这职位留给林森——所以拒绝见汪。[32]
汪与华北傀儡们举行的会谈，只是突出地表明，汪日后跟他们合作可能发生困难。跟王克敏的会谈特别没有结果。汪、王二人彼此没有好感。汪精卫尖锐地抨击跟王克敏政权关系密切的“新民会”的纲领根本不起作用，汪坚持说，它连对付北平学生都束手无策，更不用说对付中共了。[33]汪、王会谈举行时，王克敏的帝国陆军主要支持者（包括喜多将军）都出席参加。有了这样的靠山，并且不理睬东京要临时政府与汪合作的愿望，这个华北傀儡不仅拒绝支持汪而且宣布他将不参加汪建立的任何政权。汪一走，王克敏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临时政府决不支持汪精卫的任何冒险事业；[34]从而更加证实了公众的怀疑：汪王二人的关系不妙。
日本官员没有参加汪、梁会谈。虽然这次会谈显然比汪、王会谈友好一些，但它并没有增加汪对合作前景的乐观情绪。梁和他的内政部长、老牌国民党人陈群发言的调子清楚表明，他们两人都认为汪蒋合流。他们两个都急于向汪表白，他们并没有攻击过委员长：一九三八年，他们不是曾经派了密使去武汉说明为什么成立维新政府，向蒋保证新政府纯粹是一种“临时措施”，并让蒋知道“一旦局势允许［他］返回南京，大家都会表示高兴”吗？[35]
如前所述，一九三一年在国民党内自相残杀达到最高潮肘，汪精卫凭借张发奎部队的支持，曾在广东搞过一个短命的分裂政府。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月间，汪精卫进行了东京、北平、南京等一系列希望渺茫的会谈之后，他乃孤注一掷地企图在广东重新试行自治化。他跟他的日本后台考虑到，这次冒险若能成功，将使他能够把同其他傀儡合作所牵涉的某些问题回避过去。
是汪还是日本人首先提出这个想法，现在仍未弄清楚。日本中央当局看来并没有插手制订或者支持这个计划。根据冈崎胜男总领事从广州发出的报告来看，日本外务省完全被蒙在鼓里。[36]这一计划肯定同六月六日的五大臣设想并无类似之处，而那个设想要求以汪精卫、吴佩孚和现有的傀儡政权为基础，建立新的中央政府。
如同华北、华中傀儡政权受到各地区方面军的支持一样，华南政权将从安藤利吉中将统率下的华南方面军得到它的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支持。尽管梅机关在这次冒险中所起的全部作用还搞不清楚。但它的某些成员确实出席了汪与华南方面军将领之间的会谈。[37]八月初，中日双方代表已经一致同意在广东成立一个新政府。它将包括南方和西南的五省，将拥有比别的中国政权更高、更大的权力。例如，华南方面军打算在警察和保安问题以及在政治、经济事务中，给汪予管辖权。[38]预期这个政权最后将发展成为一个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关于这个计划的其他特点人们还知道得很少，它非常象是匆匆忙忙搞出来的，几乎未提到细节问题或长远打算。
汪到他的出生地广州去，亲自出马寻找支持。八月九日，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感情充沛地”指责蒋在十个月以前的短暂的广州防御战中，使广州民众遭受了“无谓的牺牲和不必要的苦难”。汪强调指出，中国明明没有足以打败日本的军事力量，却不断跟着蒋“继续抗战的高调”跑，这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到头来从抗战得到好处的只能是共产党人，这些人“没有一点民族意识”，只是听命于第三国际，而第三国际非常希望中国的真正民族主义者（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战斗中两败俱伤。即使中国在持久战中打败了日本，共产党人也会说胜利果实是他们夺得的，到那时他们首先要做的事，就会是向他们从前的盟友报仇。[39]汪三番五次地强调，打一场时间长、代价大的战争只会使共产党人坐收渔利。他的崇拜者认为他这个论点是他在政治上预知未来的敏锐性和准确性的明证。[40]
汪寻求支持的公开呼吁，与其说是讲给广大的市民群众听的，还不如说是讲给军阀将领们以及他们手下力量可观的部队（特别是他的老搭档、广东同乡张发奎）听的。在他的广播演说以及较不公开的呼吁中，汪保证说，他已跟安藤将军作出了安排，只要中国军队支持他的和平建议，就会得到公正的和平。这就等于说，如果蒋跟他的将领们愿意投降，他们的军队。将不予遣散，还准许他们本人跟他们的部队同汪一起统治华南。汪还许诺说，“广东一定要交还给广东人”。[41]
汪的呼吁毫无用处。长期以来都指望（或者至少是长期以来都在暗示）那些据说是动摇的将领们会表示支持，可是没有成为事实。到八月底，汪和华南方面军都显然已经知道，汪再也不会从张发奎那里得到军事支持了，因此华南自治运动也就悄悄地不了了之。一直随汪在华南游说、隶属于梅机关的外务省中国问题专家清水董三，曾生动地回顾了汪的广播呼吁所得到的可怜反响。[42]汪由于南行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回到上海后就投入了一场争取公众支持的新斗争。
八月二十八日，汪召集那些被认为是支持国民党的人士，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个被汪的报界代理人当作“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传了好几个星期的会议，在这厄运高照、失败累累的夏天里，成了又一个更加阴郁的失败。
汪私下一直强调重庆国民党领导人物中存在着不和，因此断定有很多人会参加他的事业。例如，他向王克敏保证，预期出席大会的三百名代表中，将有许多是重庆来的同志；其余还有许多同志，包括CC集团的陈立夫和军政部长何应钦，都急于要叛离，只不过干起来可能会有困难。汪以一种过份乐观的估计对这位华北的合作者说，五分之二到五分之三的国民党部队（包括张发奎部队）不久就要参加他的事业。当这些支持没有一样成为事实时，汪的威信乃急剧下降，他向日本人和其他傀儡们讨价还价的力量也都丧失殆尽了。
其结果是，出席“六大”参加创建“正统国民党”的国民党代表只有二百四十人。的确，假若代表名单没有把那些最露骨的投机分子计算在内的话，那么恐怕连这个令人失望的数目也还达不到。甚至汪最热心的辩护士之一的金雄白也承认他的忧虑：在他参加的这次会议里，充满了“跟汪毫无关系的人，以及那些头一天还在高呼抗战的人”。[43]（关于这个问题，金本身的代表资格就相当可疑；虽然他被指定为两个区的代表，可是他自己连个国民党员都不是。）报界吹鼓手再多，也掩盖不了“六大”的闹剧特色；许多观察家解释得很正确；纵使日本人（说得确切一些就是影佐）尊重汪的意愿，不干预大会的议案，这次大会仍然只是起着认可日本要求的橡皮图章作用。事实上，在这次人数不足、长达五小时的“大会”中，没有进行多少讨论。会议结果，同意了日本对于扩大（即包括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基础以建立新政府的要求。影佐用不着派出观察员或顾问去保证大会领会和依从这一要求；因为如所周知，两个多月前在和板垣的六月会谈中，汪早就俯首从命了。
为了让日本人满意，汪（和“大会”）扩大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政治委员会，使它不仅包括国民党的成员，而且还包括其他“具有杰出品德和优异才智的人物”。大会宣言表示，在要到战争结束后才能结束的“训政”时期内，中央政治委员会仍将是“全国最高政治机构”。[44]从而，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正统国民党内的地位，跟在原来国民党中的地位一样；重大的差别是，新委员会比蒋领导的机构更加遵行孙中山的主义中的第二点即“民权主义”。或者说，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最后被选到中央政治委员会去的绝大部分有德有才之士，都是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的首脑人物，这一点也是不足为怪的。
汪的许多国民党同事很瞧不起傀儡政权的头头，汪只能以忍受这部分同事的埋怨情绪作代价，才使上述措施在大会上通过。大会前夕，正统国民党的一位忠贞代表恳求——据一则报道说他是声泪俱下——汪跟现有政权中的“走狗”断绝关系。[45]（这些人指责梁鸿志以及其他人为汉奸，不配跟正统国民党一起来承担未来重任。对此，他们似乎一点也不感到此中的讽刺意味。）政治斗争正使老牌傀儡们和新的夺权者成为同床异梦的伴侣。甚至汪最亲密的支持者都承认，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紧张局面完全是汪和他的追随者的狂妄自大造成的。这些支持者中的一员，外务省的大田一郎困惑地写道；“简直无法理解，汪、特别是汪的年轻助手们竟会对王和梁那样粗野。”[46]
“大会”闭幕三周之后，汪邀请主克敏和梁鸿志跟他在南京会面，希望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达成谅解：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组织和职能； 华北与新政权的关系。在第一个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傀儡领袖们同意汪精卫担任委员会主席，并有权指定它的全部委员；而汪则给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席位比他原来打算给的稍多一些作为交换。
然而，除此之外会议就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了。王和梁断然拒绝讨论任何实质问题，理由是他们没有资格和权威；他们声称，在同他们各自的顾问喜多将军和原田将军磋商之前，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这两位顾问都是以不愿向汪作重大让步著称的人物。[47]会议到九月二十日休会时，王克敏公开表示感谢汪对他的表扬，然后就圆滑地用这些表扬来作为继续搞华北分裂、自治的合理证明。王声称：“汪先生争取和平的讲话，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因为他表扬了这个［临时］政府成员过去的政绩……。假如我们过去做的事有利于总的国家形势和大众生计，我们希望按照实现我们原定的目标继续前进并去取得成就”。[48]
陶希圣和梅思平陪同江参加了南京会议，陶以冷酷的嘲讽语调，写下日军对这三位中国“首脑人物”的“保护”情况：街上满布着皇军的岗哨，日本宪兵的摩托车队担任他们的警卫车队，如此等等。陶和梅把汪—王—梁会谈比喻成为几个人在一起打麻将，但打牌的人却从来不决定自己的牌怎样打法，而是由日本官员（喜多、原田、影佐）从后面把手伸过他们的肩头，来替他们摸牌、出牌、作决定。一回到上海，陶就说：“谁都不愿提这次旅行”；“我们全都感到忧郁、屈辱、可耻和后悔”。[49]
东京的期刊《中央公论》一九三九年十月号刚好在南京会议时出版，刊载了汪精卫写的一篇文章，他对日本的极度不满跃然纸上。[50]他写道，日本的“东亚新秩序”的具体条件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还不清楚。它答应要给东亚提供手段，使之摆脱西方“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对孪生大敌。中国无疑需要帮助。而曾经非常成功地清除了这两个敌人的日本，正好又有能力来帮助中国。如果他的日本读者对于为什么中国人对日本的援助那样缺少热情感到迷惑不解的话，那么汪是可以作出解释的。简单的事实就是，很多中国人害怕日本人，甚至超过了他们害怕西方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日本不仅是中国必须抵抗的另一种残暴势力，而且还是“残暴中之最残暴者”。
汪问道，当日本的行为迫使中国人想到，他们自己的祖国可能遭到毁灭的时候，日本怎能希望他们会对建设东亚感兴趣呢，他建议日本人回想一下古代某个中国皇帝的故事：当一个廷臣向皇帝说明，所谓的灾年就是指谷物供应不够养活老百姓的年份时，这个皇帝被弄得莫明其妙。他惊奇地问道，在这种情况之下，老百姓为什么不吃肉呢，汪希望日本人肯定会明白；“中国人害怕亡国，就好比缺少谷物作为粮食；而建议去建设东亚，就跟讲什么吃肉一样。”
[*] 犬养为梅机关服务所得到的报酬看来是少得可怜，如果说还有任何报酬的话。结果他只得出卖他家藏的部分元代书画来支付他在中国工作的花销。为了出售这批名贵的家传珍品，近卫还帮他找到了一个买主。（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04页）
[†] 译者按：据唐生明的《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一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第29—30页称，“到了一九四三年，三角小黄旗也取消了。据陈公博告诉我，取消这面有六个字的小旗，不是意味着南京政府不反共，因为国民党本身就是反共的；同时，也由于南京政府已追随德意日轴心国家正式向美英等国宣战，今后任务不只是反共而且要反美英等国，范围更大；所以不要那六个字了。”
[1] 这所建筑物的中文名称是“梅花堂”。影佐的《漫谈》第373—374页记述了梅机关。
[2] 同上书，第374页。
[3] 同上；另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04页。
[4] 见影佐的《漫谈》第376页。例如，其中的一员是《朝日新闻》的记者神尾茂，他报道汪记运动的文章，写有《汪精卫与和平运动》（载一九三九年《近代日本》第八期）和《汪精卫与重庆》（载一九四〇年《近代日本》第九期）等文。
[5] 见影佐的《漫谈》第374页。
[6] 同上书，第363页。
[7] 见陆大维的《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87页。
[8]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06页；影佐的《漫谈》第378页，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一卷第239页。
[9]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27页。
[10] 见稻场正夫编的《冈村宁次大将》第339页。
[11]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09页。
[12] 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第一卷第208页。
[13]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70页。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一卷第261—265页对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的五大臣会议及其决议作了很有价值的评论。
[14]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一卷第263页。
[15] 同上。
[16] 同上书，第262—263页。
[17] 同上书，第263—264页。
[18] 同上。
[19] 五月二十八日意见书的正式日文译本称为《关于处理形势的具体建议》，收录于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306—310页。
[20]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656—657页。重点是我加的。引文是引自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和十五日汪—板垣会谈的速记记录稿，见上书，第652—659页。
[21] 同上书，第657—658页。
[22] 同上书，第657页。
[23] 同上书，第658—659页。
[24] 关于国旗的问题，在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91—195页、影佐的《漫谈》第368页、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95页和97页以及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47—48页都有叙述。
[25]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95页。
[26] 同上。
[27] 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95—96页对此有所论述。
[28] 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
[29] 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另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71—173页。
[30]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519-H号，第4页。
[31]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1页。
[32]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519-H号，第6页。
[33] 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1页，引用了日本外务省未公布的档案。
[34] 见陆大维的《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82页，另见梨本祐平的《在中国的日本人》第115页。
[35] 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2页，引用了日本外务省未公布的档案。
[36] 冈崎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致有田外相的报告，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519-I号，第1页。
[37]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3页。
[38]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华南特务机关副长原致海军军务局第一课课长宇垣的报告，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246页。臼并在《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3页论述了关于成立华南自治政府的计划的另一个重要材料来源：“竹内［汪精卫］与［陆军］小组会议要点”。“竹内”是日本常见的姓氏，是汪的代号。
[39]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10—12页。
[40] 例证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56—58页。
[41]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12页。
[42] 访问清水的谈话记录。
[4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55页。
[44] 全文见《人民论坛报》（上海版）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第107—116页。
[45]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73页。
[46] 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5页引日本外务省未公布的档案。
[47] 同上书，第214页，另见影佐的《漫谈》第376页及陶希圣的《乱流》第170—171页。
[48]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九月三十日，第174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49] 见陶希圣的《乱流》第171页。
[50] 见汪精卫的《依靠日本——中国与东亚》（载《中央公论》一九三九年第六二五期）。
posted by BFF @ 9:4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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