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日期的通敌内幕 9
第九章 低调俱乐部
在战争开头的十八个月里，南京和汉口充满了抗战到底的气氛，很少有几个中国人愿意公开表示支持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和解的态度。人们极不愿意公开谈论赞成和平、谈判、或任何可能被解释（或曲解）为意味着松懈抗战意志的问题。可是就有那么一个集团正开始私底下谨慎地对官方抗战到底的口号表示怀疑。这就是那个自成一派的低调俱乐部，它之所以这样命名，是为了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风气”[1]的不满。他们以聚餐形式在该俱乐部的一个领导成员周佛海家里碰头。其余知名的成员有高宗武和胡适。
这些人对中国的狂热气氛感到不安，并且觉得：那些哗众取宠的机会主义者们只要高喊抗战的口号就可以捞取权力。他们认为，中国对长期抗战没有准备，因此同日本的外交渠道应当保持畅通外，还要尽量开辟新的。胡适因在一九三八年被任命为驻美大使而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关系。他认为，“同近卫内阁进行谈判是可能的，而且不应错过这个机会。”[2]胡适期望从根本上调整中日关系，以求实现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使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他们对共产党人的恐惧，老是担心共产党正在利用统一战线和抗战作为扩大他们的权力和影响的手段。
低调俱乐部的另一个有名气的成员是经济史学家、前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抗战爆发后，作为汪精卫的老朋友和改组派成员之一的陶希圣就前往南京，就任他在政府中担任各要职中的第一个职务，成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和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并且担任领导这两个机构的汪精卫的顾问。因此，他同汪几乎每天都有接触。
汪的任务之一是处理各种和平建议，这些建议有的直接来自日本方面，有的间接来自通过包括德、英、意各国大使在内的外交途径。他和陶希圣在讨论每一项建议的优缺点之后再把意见转给委员长。据陶说，委员长那时正把全部精力放在指导抗战军务上。当时，有人曾建议汪甩掉委员长，亲自主持谈判，但是陶坚持说，汪总是拒绝考虑这种意见。陶后来举了一桩事情为例：一九三八年春天，当老牌政客唐绍仪（日本人曾经要拉他出任维新政府的首脑）的长女给汪带来了日本方面的类似建议时，汪就断然加以拒绝，并打发唐的女儿空手回香港。此外，陶还说，汪把所有这类建议都告诉了委员长。据说，汪曾经对陶讲过：“不管在战争中出现什么情况，我都要同蒋合作到底。”[3]
陶深信，尽管共产党人参加抗战，但是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要“制服”国民党。可是，由于国民政府对合作政策承担了义务，所以蒋不得不容忍共产党人要从他手中夺走领导权的企图，不过陶却感到自己有责任在国民党党内和党外动员并保持一支反共的力量。为此，他帮助组织了“艺文研究会”。这个在名称上具有欺骗性的组织并无官方资格，但是用陶的话来说，它“实际上”却是政府的“一个小小的部门”。研究会用它从“非官方渠道”得来的经费，“资助学者从华北来到汉口同中国共产党作斗争。”[4]
这个研究会的创办人之一兼会长是周佛海。他是唱“低调”的人们的首要发言人。就是通过他在低调运动中与陶希圣的合作关系，他才同汪精卫熟悉起来，才在筹建汪政府的谈判中充当主要角色，并且终于在那个政府中得到了第二、三把交椅的地位。
和参加汪精卫政权的许多其他人一样，周也曾经在日本受过大学教育。[5]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这使他受到了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河上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使他日后进入了日本早期左翼运动的前列。可能由于河上的影响，周才于一九二一年去上海帮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是这个幼年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二名代表之一，在名单中被列为中国留日学生的代表。周不久回到日本，又用了三年时间去完成学业。后来有些人把他在战时与日本的合作归因于他年轻时同日本人才交往。对于这一点，周反驳说，他在日本的整整七年期间从来没有结交过一个日本朋友；而且（他在一九三九年宣称）除了偶尔有些朋友带着他们的日本妻子来访以外，“在过去十六年中，他也没有接待过任何日本人”。[6]
周于一九二四年回中国，这一次是到广州，当对国民党在那里已建立起一个革命政府。他在那里脱离了共产党，开始在黄埔军校任教。他的学术研究也象他的政治关系一样，来了一个大转变。他对克鲁泡特金的兴趣让位于对孙文学说的研究。这些研究引起了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注意，终于使周获得了“国民党内最博学的理论家”的声誉。[7]
由于周同蒋的交情，他在国民党中提升得很快。在他还不到三十岁时，蒋就任命他为南京中央军校的总政治指导员。一九三一年，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受派系控制的国民党中，周逐渐靠拢由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所操纵的CC系。他也开始参加复兴社（它那带有贬义的别名蓝衣社更为出名）的活动。复兴社是由一批“黄埔狂热分子所建立的”半秘密组织，因为“他们感到国民党的文官机构太软弱、太官僚气、而且太腐败，不能贯彻孙中山精神”。[8]周在政治训育方面有特殊才干，到芦沟桥事变时，他已担任国民党宣传部次长。此外，他还是委员长的亲信侍从。
在所有同汪一起叛离的人中，周显然是最接近蒋的人了。他在一九三九年追述说，“（叛离重庆一事）最使我难过的莫过于旧谊了。首先，十几年来，我是通过与蒋委员长的关系才爬上政治阶梯的。”[9]犬养健是在汪政府成立前的一段长时间的谈判中才逐渐熟悉周的。他说，他始终没有真正相信周确已和蒋一刀两断了，因为他们俩以往的关系太密切了。许多日本人的头脑里总是在琢磨：周的真正作用恐怕就在于保持蒋汪之间联系渠道的畅通，以备日后两人言归于好之用。犬养说，当只有他和周两人在一起时，周总是习惯于从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委员长过去写给他的私人信件给犬养看，并且唉声叹气地怀念故乡不已，但是犬养并没有因此而消除了自己对周的怀疑。[10]
关于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经过，主要得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低调俱乐部的成员高宗武谈起。在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初的那个冬天，发起这一运动的人就是他，而在两年后，破坏这一运动的人也是他。起先是悄悄地、遮遮掩掩地干，双方都在进行试探性的接触，并只作谨慎的、不肯定的承诺。但是这个事情突然在一九四〇年一月的第一周里以闪电般的速度告吹了，因为高宗武耸人听闻地脱离了和平运动，并且向香港报界发表了一批文件，这些文件表明，和平运动已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单方面的工具。[*]
芦沟桥事变时，高年仅三十岁。[11]他出生于中国，但在日本受教育，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一位对他很熟悉的日本同事回忆说：“他非常精明，而且擅长词令。”[12]高身材瘦小，患慢性肺结核病，一生中有好几次长期住医院。高留学归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他关于中日外交问题的博士论文的片断曾在中国好几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其中有一家杂志的主编李圣五是在牛津大学留过学的国际法权威，并且是汪精卫的部下。李把高的一篇文章送给汪看，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见这个年轻人。汪当时任外交部长，由于对高很赏识，便邀请高参加政府工作，协助办理同日本人谈判有关中国和满洲国建立铁路和邮电联系的事宜。[13]国内对这项谈判普遍表示反对，人们于是把汪精卫和他周围的人都贬为妥协派，并造成了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暗杀和汪精卫本人被刺的那种气氛。就象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迫使往下野放洋，据说是去欧洲养伤。发生了这些事件之后，汪的最亲密追随着中还留在政府里的就寥寥无几了。高宗武这时已经成为汪的支持者和密友，他也是留了下来的几个人之一，而且很快被提升为亚洲司司长，当时他还不满三十岁。高居然挨过了那一阵反妥协的抗议风暴，而且年纪那样轻就当了那么大的官，这说明别人常常赞扬他颇有政治才干这一点的确名不虚传。
在芦沟桥事变和上海战事爆发之间关键的五个星期里，使华北事变不致波及全中国似乎还有一线希望，但此时高宗武和低调俱乐部都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正象高对他的日本新人所说的，谁要是稍微主张一下和解，就会被人骂为汉奸。[14]在那个期间，蒋政府大部分时间都在江西省群山之中的夏都牯岭办公。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云集牯岭，研究中国对于在华北发生的事件应作出何种反应，讨论东京当局正式要求国民党政权不得插手解决华北危机的问题应作出何种对策。很多人以为蒋会继续奉劝人们同敌人打交道要有耐心。正如新闻记者埃米莉·哈恩所写的那样：“多数最高级官员都在窃窃私议，认为蒋介石的反应又会是老一套，只有少数几个例外。”[15]一年多以前，他都还一直竭尽所能设法推迟同日本的最后摊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曾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宣称：“不到和平无望，决不放弃和平。不到无法避免牺牲的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16]如所周知，从蒋的观点来看，一九三七年已经到那个最后关头了。同中国各领导人一起开了十天会之后，他拒绝了日本所提出的关于局部解决华北事变的建议，并且声明对于任何进一步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国民党将坚决抵抗，从而结束了种种猜测。
但是低调俱乐部并不认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一切希望都已经破灭了。不管怎样，它不相信中国经受得起一场对日的全面战争。汪精卫在牯岭主张温和持重，他告诫不要采取轻率的行动，并要求再用五年的时间来建设国家、准备应战。在私下讨论中，汪精卫向国民党官员们透露了一篇“很长的文件”，这文件显然使一九三五年达成的何梅协定和其他一些协定的真相大白。这篇神秘的文件的确切内容现在无从知道，但是胡适感到它极为重要，并建议予以公布，以利于通过谈判达成和平。[17]枯岭会议结束后不久，胡适和“南京政府智囊团的几个成员”在高宗武家里共进午餐。这些智囊人物感到为时“已晚”，必须迅速纠正“过去的错误”。据胡适讲，他们谈话的整个基调是，应当“切实打通”外交渠道，并应把这项任务交给高宗武去办。[18]他急忙向委员长推荐高宗武，说高是一个“有学问且勇于负责的人”。蒋说，他知道高宗武，并准备召见他。[19]蒋介石果然于七月三十一日会见了汪精卫和高宗武，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会上，高提出了一个“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计划要点。根据某一消息来源说，汪“立即表示同意”。[20]至于蒋呢，他既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也没有拒绝高宗武的大胆建议。[21]这种默许的手法，是委员长日后在处理高负责的和平运动时所反复使用的手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很明显的：无论哪个聪明的年轻外交官使用什么外交妙计奏了效，委员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功劳据为己有；要是失败了呢，他也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把责任推卸掉。在西安事变和牯岭会议以后，委员长再也不能公开唱“低调”了。但是，在私底下，这种阳一套阴一套的做法还是有其明显的好处的。
高赶忙向多年来栽培他的吴震修汇报他与蒋汪会谈的情况。吴比高年长约二十岁，吴的一个熟人称他为“浙江财团驻南京政府的全权大使”。[22]事实上，吴也是南京银行公会的理事长和南京商界的重要人物。多年以前，吴在东京军事测绘学院学习时，是蒋介石的朋友黄郛（曾于一九二八年一度任外交部长）的同学。吴曾通过黄和其他一些国民党领导人的关系，使包括高在内的几个得意门生得到提拔。吴是个孜孜不倦地为中日和解奔走的幕后人物，他对一九三七年夏天日趋恶化的危机极为担心。
吴和高是在七月三十一日（就是高同蒋见面的那一天）碰头的。吴的一位日本实业界同僚兼朋友西义显也应邀在场。两年前，西义显担任南满铁路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后，就同吴搞熟了。这两个住在南京江苏路上的邻居彼此之间有了很深的交情，而且他们发现彼此对改善中日关系有着共同的兴趣。西义显是南满铁路公司总裁松冈洋右的门生。他向松冈提出了关于自己搞的和平工作的报告，从而获准“自由动用满铁的巨大资财”以支付和平运动所需的经费。[23]西义显在会见吴和高之后不久，就前往大连请求松冈支持高的计划。但是此行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还在途中，上海就爆发了战事。这时，吴和西义显的关系也确实变得紧张起来，而在十二月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后就更加紧张了。但到了一九三八年初，他们又恢复了商谈。
在此期间，高在南京失守后不久就辞去了外交部的职务，并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前往香港。根据“低调俱乐部”成员周佛海、陶希圣的指示，他的真正使命是去同愿意为和平运动效劳的个人和官员取得秘密联系。这个任务需要经常往返于香港和上海之间。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六月之间，高还三番四次到汉口向周佛海汇报情况。周希望高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重新打开通往东京的渠道，这条渠道已经被倒霉的陶德曼商谈和“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所破坏了。[24]
几乎所有与高的使命有关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说高所搜集并且寄回给周的情报并没有就此停留在周的手里，而是继续转到委员长那里去了。人们都说，高的香港之行是经过蒋批准的。[25]蒋原来可能对高逾越“命令”的行为有些担心，在蒋的亲信侍从周佛海表示愿意承担这一使命的全部责任之后，或许蒋的担心也就冰释了。蒋肯定知道高此番远出决不单是搜集情报而已，不过蒋觉得高最终还是忠于自己并受自己支配的，也许这一点足以使蒋不去考虑由于高积极介入和平活动而连累自己的风险。高也许能找到有影响的、愿意就蒋所能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的日本人。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蒋就能加以利用。委员长从来也没有忽视过用谈判取得和平的价值，因为这能使他摆脱他与共产党结成的不愉快的同盟。[26]
一九三七年末，高的病疾结核病复发，为了养病，高被迫暂停一切活动，因此他只得找一位他所信得过的下级，原亚洲司第一科（日本科）科长董道宁来帮他的忙。董道宁生在浙江，童年时代一直住在日本，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据和平运动中的一个日本同僚讲，他的日语“讲得比日本人还好”，是一个典型的“日华人”。[27]董与日本人的交游很广。在南京沦陷前后，高把他派往上海，让他“在幕后推动”陶德曼的调停工作。他的确曾绕过了调停者，直接去和日本大使川越茂商谈。在上海期间，董的努力得到了吴震修和浙江金融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28]在过去的十年中，浙江省的银行家和国民党之间互利的关系有所发展，银行家们捐献资金支持国民党，国民党则以政府的种种优待来酬谢他们。可是当战争迫使国民党节节向内地后退时，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了。正如费正清估计汉口战役以后的形势时指出的：“四川的地主和军阀取代了上海的银行家。”[29]
其实银行界在好几个问题上都对战争不满。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对华商银行的一切汇票增征了约百分之十的战时附加税。政府擅自征取的这项法外“提成”使得华商银行，特别是那些在香港也有业务的银行，处于很难同其他银行竞争的地位。“其结果是造成了外国资本财运亨通，而中国资本反而必须同自己的政府进行斗争的这一怪现象。”[30]受委屈的银行界显然感到，在战时要改善自己的处境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们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和平运动上。
董道宁还得到了他的老朋友西义显的鼓励。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发表前一两天，董道宁到上海汇中饭店西义显下榻处去拜访了他。使董感到吃惊的是，当他把自己未能通过外交途径找到解决中日冲突的办法的失意情况告诉西义显后，这位日本朋友竟建议，如果董肯去东京的话，也许还能在陆军参谋本部里找到某些愿意倾听他的建议的人。西义显最后提醒董，既然董已经同敌方川越大使都谈判过，因而成了“过河卒子”，那么到东京去跑一趟的“性质也差不多，而且效果还会更好”。西义显甚至提出他自己要先董而去东京，以便为董介绍合适的人物作一些安排。[31]
西义显在参谋本部里的主要熟人是陆军大佐影佐祯昭。影佐不同于被西义显在满洲工作时所看不起的那些“政治军人”，他是一个“杰出”人物、是一个远比一般日本军官强得多的人。西义显承认，他最初对影佐的印象并不是这样的。一九三五年，他们第一次会面时，他对影佐的印象并不深刻，影佐当时是驻南京的副武官，持有一般军官的“典型强硬路线观点”。[32]影佐自己也承认，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对中国问题持很不开明的观点的“粗卤军人”。但他说，芦沟桥事变后不久，随着调到参谋本部去工作后，他就开始改变看法了。[33]显然，影佐是根据石原莞尔将军的命令，于一九三七年八月被任命为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的，石原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对影佳起了很大的影响。此后不久，参谋本部成立了战略课，其明确目的就是谋求解决支那事变的办法。影佐那时已提升为陆军大佐并被任命为这个课的课长。西义显是于影佐调到参谋本部工作后，碰巧在船上遇到影佐的。当他们共叙旧谊时，西义显对影佐非常尊重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及其谋求和平解决支那事变的决心印象颇深。他说，影佐感到，日本的“第一道防线应该是支持中国民族主义”。[34]当西义显鼓励董道宁到东京去探索和平有无可能时，他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影佐大佐身上，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西义显于会见董道宁后不到五天，就返回日本和影佐商量董来东京之事。影佐马上就同意了。二月十五日查在西义显的一个助手伊藤芳男的陪同下抵达日本。关于董在日本逗留近三星期的细节，我们不大清楚。我们仅知道，他除了和影佐大佐商谈外，还和参谋本部石原派的其他一些军官进行了讨论，这些人包括多田参谋次长和支那课课长、当时的陆军中佐今井武夫。[35]从此以后，今井也将要象影佐那样深深地卷入和平运动之中去。
影佐对于董道宁敢于承担这样一项“危险”的战时使命表示赞赏，并且对他说，要想确定谁该对支那事变负责就“如同给死去的孩子计算年龄一样没有意义。”他们两人同意一起合作，以寻求一项和平解决的办法。董在临走前请影佐（自愿地）写封信给他带回中国去。据影佐的回忆录说，董显然是想把这封信带给蒋介石去看的。但考虑到既有“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存在，而且以一个小小的课长直接给委员长写信恐怕也不太合适，于是才决定还是由影佐写信给他以前的两个“熟人”，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前任外交部长张群。[36]影佐在信里（也许是在几封信里，记录里没有讲清楚）表示，他对于一月十六日的声明发表以来的事态发展很感痛心，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极力反对这个声明的，他还在信里赞扬董道宁的这次使命，把它同南宋外交家王伦曾在历史上作过的努力相媲美。[†]
影佐写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它使“东亚的最后结局更加令人绝望”。董道宁的这番使命表示了中国人民的诚意，日本人对此深为感激。影佐宣称：虽然我们希望董的这项工作会继续下去，但是根本解决中日问题决不能依靠“有条件的交易”，而只有依靠“彼此赤诚相见”。“有条件的交易”（亦即正式外交谈判）最后将会毫无结果，因为中国一定会坚持恢复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的原状，而日本则再也不会接受这一点。因此中国必须完全信任日本，而有武士道传统的日本也决不至于不以诚相待。影佐最后说：在这样的局面下，“条件就会自然而然地成熟起来”。
对于日本军人通常采取官僚主义的方法去解决国内外问题的态度，影佐是很蔑视的，这与他非常重视个人荣誉和忠诚是很相称的，凡是了解他的人都能举出感人的事例来证实他具有这种品质。有一个同影佐很熟识的新闻记者松方吉三郎说：“在和平运动中，不管事情进行得顺利与否，影佐总是把全部真相都告诉我们。”[37]后来影佐终于成了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汪对他为人坦率是很倚重的，参加和平运动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一致证实，汪对日本人明目张胆的不诚实感到心灰意懒，往往都想不再同日本合作了，只是由于他信任影佐，才同日本合作到底的。但是，就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影佐渐渐和陆军的权力中心疏远了，而且越来越无法说服他的同僚们同意他的观点，即：同汪精卫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加以鼓励的做法，是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的。汪和影佐两人基本上都对此无能为力，这一点是一条贯穿这段历史的主线，而且是最终导致汪记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霍华德·布尔曼把汪精卫刻划成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依靠“个人的才华”去弥补自己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不足。[38]松方吉三郎则把影佐描绘成一个可爱而又有魅力的人物，在他身上具有军人的许多忠贞和正直的美德。这一点也为布尔曼对汪精卫的描述作了一些补充。
三月五日，董带着影佐的信，“兴高彩烈地”离开了东京，他确信可以依靠参谋本部的几个重要人员去设法放宽近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中的条件。即使他带回中国的保证只是参谋本部少数几个军官个人许下的空洞诺言，那也还能够使在香港的那一小帮日本人和中国人不至于失望，而他在继续前往汉口之前，是要向他们报告此行经过的。在香港浅水湾饭店和董碰头的有西义显和高宗武，在场的还有日本半官方的同盟通讯社华南分社社长松本重治。
松本重治同和平运动中的许多人一样，也是一个中国通。一九二三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又在几所美国和欧洲的大学里读过书，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九三三年以来，他一直在上海，先是代表联合新闻社，后来又代表同盟社工作。他的一个美国熟人觉得他甚至“长得象个中国人……而且挺象汪精卫。松本重治对这些话是很爱听的，因为他认识汪精卫，而且对汪很钦佩。”[39]松本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曾遇到过一位以前在九州帝国大学教过高宗武的教授，这次偶然的会见使他结交上了高并且同高成了终身朋友。[40]由于高有“勇气”，敢于在芦沟桥事变后承担起与日本谈判这项不得人心的工作，这使松本大为钦佩。松本回忆说：“每当他来上海与日本使馆人员会谈时，总要到我们在施高塔路的家里来吃早饭，喝味噌汁（一种日本的黄酱汤）。”[41]这时松本总要把自己有关日本政治发展趋势的广博见识说给他听，而这些见识是来自他同左右日本政治趋势的首脑人物的私人交谊，其中包括常常保持超然态度的近卫首相。松本同近卫的关系实际上是如此密切，以致人们普遍把他当作是首相的私人驻华大使。[‡]近卫所了解到有关和平运动的情况，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与松本的通信和谈话得来的。
松本也认识影佐大佐。他们在上海有一个时期还是邻居。松本说：“我们两人发现我们的妻子有些亲戚关系，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谈到许多事情。影佐总是那么虚心接受我对陆海军的批评，这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他往往拿出笔记本说：‘你还有什么新指示吗？’他非常诚恳，因此我很喜欢他并且尊重他。后来当他调到陆军参谋本部任支那课课长时，借重他办一些事情是很方便的。”[42]
据自一九三八年春起就几乎与高宗武一直保持联系的今井武夫讲，高宗武偕同董道宁从香港回到汉口，向周佛海汇报情况。周佛海对董道宁此次出使的小小成就很感鼓舞。高宗武也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如果不是直接汇报，就是间接通过了周佛海。[43]蒋介石对高的汇报的答复是；批准高回到香港去。四月十六日，高回到了香港。
西义显以他惯用的细腻笔法描述了他同高宗武会面的情况。西义显对高宗武的脸色表情如何、喝了多少杯酒以及其他类似的细节都没有放过。人们不禁要问，他是不是要读者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相信他所叙述的更为重要的内容是靠得住的呢？（我们以后将会看到，高宗武就对西义显的报道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总而言之，事情是十六日上午发生在浅水湾饭店十号房间里（更确切地讲，是在十号房间的阳台上）。高宗武、西义显、董道宁三人谈了一会儿后，高表示他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向西义显传达井且突然要求董离开这个房间。然后高就说，委员长已经看过了影佐大佐写给张群和何应钦的信。委员长对这封信“很感激”，并口头指示高向日本政府和影佐转达他的谢意。委员长要让影佐知道：“作为一个军人”，影佐的真诚和勇气“深深地感动”了他。此外，还让高请影佐“放心，因为我（指蒋）是永远也不会公布这些信件的”。[44]高说：委员长曾告诉他，董道宁从东京带回的信息是他多年来同日本人打交道中所遇到的最为诚恳的态度。
委员长曾亲自向高宗武口授停火的条件，这是他对这条新开辟的谈判途径感兴趣的明证。他没有详细地逐一说出这些条件，只是笼统地提到，日本必须承认中国在长城以南的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至于满洲国和内蒙古，这些都是可以留待“日后”谈判的问题。委员长曾经明白表示他认识到引起这场战争的原因中也有一部分是由于日本关心她自身的安全，所以他愿意就这些地区进行谈判。[45]由此可见，蒋介石愿意承认：日本有迫切必要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由她所控制的反苏战略据点——只要这个据点不扩展到长城以南就行了。[§]
这时，西义显和松本都劝高宗武本人到东京去，可是高却表示犹豫并声辩说：这样跑一趟就会逾越蒋授权的范围。在高的要求下，西义显同意承担这项使命，并在高向他作汇报三天后于四月十九日离开香港。西义显在东京受到的接待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他本来希望影佐会同意和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可是影佐却拒绝这样做。[46]西义显在东京的熟人解释说；目前东京的政治气氛实在令人捉摸不透。西义显在日本逗留的期间，徐州战役正在进行。事实证明，这一情况对于象影佐和多田那样一些人说来，算是一次惨败了，因为他们一直希望使冲突局部化并且最后和蒋达成和解。在局势明朗化得足以弄清楚反扩张派的主张蒙受挫败的程度以前，进一步探索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性的工作就排不上日程。有人告诉西义显，谣传近卫首相正打算按照更为有利于反扩张主义派的方针来改组内阁。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末对于推动和平运动就会有一种好得多的气氛。就这样，西义显仅仅带着参谋本部几位成员继续关心和平运动的保证，于五月中旬回到了香港。这些保证使和平运动还能进行下去，因为当时战线正在迅速扩展，酝酿已久的汉口战役业已开始，这似乎表明，参谋本部内的温和分子正在失势，他们使战争保持在平静得足以使谈判之门能够重开的水平上的努力受到挫折。如果那时日军高级指挥部连勉强支持的表示也没有的话，那末和平运动差不多肯定是会垮掉的。
西义显的东京之行标志着和平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点。据他说：当高回去向蒋介石汇报蒋在四月份通过高转交的和平建议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时，蒋气急败坏，乃决定除了全面抗战外别无其他选择。因此他命令高在香港的活动仅限于搜集军事情报。[47]据西义显的记载说；所以，委员长明确地不准高宗武作东京之行。
尽管如此，要求高宗武去作这样一次旅行的压力还是越来越大。包括有势力的中国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永铭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在内的浙江财团及银行家，极力鼓励高去东京，而且还可能提出过要资助他成行。[**]不过，最终说服高去作这次未经批准的旅行的则很可能是松本重治。松本记得自己“约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在上海法租界高宗武没有生火的“秘密住所”里会见了高。[48]（如果这个日期是准确的话，这次会见应在西义显毫无成果的东京之行之前。）他们“边打哆嗦边谈”了两小时。松本极力向高说明，日本迟早将会被迫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而同蒋介石打交道，不管蒋介石是“在汉口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同时他告诫高对日本不要不耐心，因为很可能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日本才会同蒋打交道。他问道：“那么，汪精卫现在抱什么态度呢？”
高宗武回答说，汪曾经就与日本开始直接谈判的可能性问题同蒋讨论过大约十次，但是蒋每次都不同意汪的想法。高说，汪深信，“除非重开和谈，中国人民与日俱增的苦难就将永无尽期，双方的敌对行动也会遥无止境。”此外，高还坚信，为了制止中国共产党人的壮大，同日本人合作是很有必要的。
松本根据他平时和近卫、多田、影佐这些人来往密切，感到很自信地对高说，他认为，只要蒋介石肯辞职，东京就会考虑“从大陆分期撤走日本军队”。松本告诉高：日本可以同意蒋“暂时下野”，但是真要同日本实现和平，那么蒋就非辞职不可。高宗武表示同意。因为蒋以前就曾经暂时下野过，所以这次也还有可能再干一次。高也知道，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反蒋分子”，他特别指出了阎锡山、龙云和张发奎等人。松本敦促高估计一下暂时撇开蒋介石的可能性有多大，并且说，如果高愿意到日本去一趟，他答应“力争”在东京“解决一些问题”。
据西义显说，高宗武根本用不着别人这样劝他。他知道蒋介石有命令要他别和日本人谈判，所以他是不能自由行事的。虽然他对蒋忠心耿耿，但是他那种必须为促成中日和平做些事情的责任感则要强烈得多。高显然相信——或极力使自己相信——蒋的怒气会平息下去，而且从长远看来，达成和平对委员长本人还是有好处的。[49]当高同周佛海讨论拟议中的东京之行时，他发现周无条件支持他，而且甚至还表示愿意对高此行承担全部责任。[50]
在国民党的档案对外开放以前，总有人会继续对此加以猜测，认为实际情况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说高宗武的东京之行和汪后来的叛逃至少是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甚至还可能是在蒋的直接命令下进行的。然而，在确有相反的证据之前，我们还得相信那些与和平运动有关人士的回忆录或追忆，而他们都一致认为高去东京是违背了蒋介石的命令的。[51]
松本写信给影佐，以便为高的东京之行铺平道路。就在预定动身的那一天，高跑到松本在上海住的饭店里去告诉松本：他对这次旅行经过反复考虑之后，现在不想去了。他说他关心松本提出要蒋介石暂时下野的含义和影响。高要得到不使蒋丢脸的保证。松本记得，高是这样说的：“委员长应得到很好的待遇。”松本向高保证，他会尽最大努力去说服日本官方作出这方面的保证。高还要求松本在自己逗留东京期间也要在东京。当松本答应可以这样做时，高才同意进行这次旅行。松本和高都戴有官方颁发的记者证章，乘一辆挂着同盟社旗子的汽车，通过日军封锁线去搭乘等候着的“日本皇后”号轮船。[52]松本在送高安全离去的几天后也接着去了东京。高于七月初抵达日本，在那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星期。
高在东京期间，松本给他介绍了汪记和平运动初期的另一有名成员犬养健。他的父亲犬养毅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家，在满洲事变时担任首相，并以中国革命之友闻名。在犬养毅去世前不久，他以缅怀往事的心情追述了孙中山曾经怎样在他家里作客，孙和其他中国革命家怎样把他的住宅作为秘密开会的场所，并且怎样“和我共享我的衣食，乃至我那一点点微薄的收入”。[53]孙中山在自传里也直爽地感谢了犬养毅和其他一些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帮助i孙写道：“我们的日本朋友所作出的极其宝贵的贡献，有待正式的中国革命史将其更为详尽地加以记载。”[54]一九三二年，某些过激分子由于对犬养毅首相在满洲危机中采取了同中国和解的姿态表示愤怒，而把他暗杀了。年轻的犬养健立誓要完成他父亲未竟的事业。虽然犬养健是一位知名的文学家并且一度当过国会议员和递信交通省参事官，他是由于他父亲的名望和他本人与近卫的密切关系才成为汪记和平运动的重要人物的。犬养健和松本一样，成了近卫的智囊团成员之一。作为一个努力研究中国事务的学者，他在近卫官邸中有一间办公室，专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他的战后回忆录《扬子江仍在奔流》一书是关于汪记运动的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
和董道宁先前赴日之行一样，高在日本所进行的会谈也没有留下正式记录。因此我们只好依赖当时参加者的记忆了。幸而很多人都写了回忆录，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记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互有出入，即：究竟在讨论中怎么会提到汪精卫的名字的。
影佐在事情发生五年后写的文章中追述说，是高宗武在他们两次会谈中的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两次会谈都是在高所住的位于东京西面群山之中的箱根旅馆举行的。[††]据影佐的这个记载说：高讲过，如果日本不同蒋介石谈判，那么就必须另找他人，而汪精卫乃是“明显的人选”。但是他认为，只要汪还留在政府里，他就不可能把他的观点公开讲出来。因此，除了在政府范围之外发动一个和平运动迫使蒋倾听和平倡议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影佐说，他个人表示同意高的看法，而且回去向多田参谋次长作了汇报并“征得了他的同意”。影佐的回忆录同时指出，他对日本行将卷入的计划表示了疑虑，因为这个计划会使日本承担起“不在政治上、经济上、当然也不在军事上进行任何侵略……等重大义务”。[55]他显然没有把握说日本会履行这种义务。
今井和犬养都表示：汪的名字是在更加拐弯抹角的方式下被提出来的。据他们讲，高来东京的直接目的是，弄清“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否仍旧在妨碍着中日的接近。按犬养的说法（这是以高对他讲的话为根据的），今井向高讲明，尽管参谋本部里有许多人不同意“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这是一国的国策，毫无办法可想——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一位首相的声明不能如此轻易地就给取消了”）。接着今井第一次具体建议以汪代蒋，“作为［为时一两个月的］过渡时期里的暂时措施”。据犬养说，影佐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并补充说：“一旦和平运动走上正轨，只要汪精卫提议，我们就会转过来同蒋介石进行正式的谈判。”[56]
在所有这三个人的记述中，以今井所写的看起来最为真实。当今井参加高宗武、板垣和多田的谈话时，他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高“可能已经放弃了通过蒋达成一项解决中日事变的办法的念头；当然，他并没有坚决主张这一点，而是急切地等待日方提出这个问题来。”[57]由于高具有无可争议的谈判技巧，他作这种小心翼翼的试探还是十分得体的。
当犬养问及蒋介石在高的这次使命中起什么作用时，高回答说，蒋以为他还在上海或香港搜集情报呢。高坦率地告诉犬养：“他不知道我来东京。我想，如果他听到此事，一定会大吃一惊。”[58]犬养问道，要是汪果真取代了蒋出来同日本谈判，那又会产生什么情况呢？会不会有使“和平运动变成反蒋运动”的危险，高承认确实有这种危险存在，因此必须极力注意防止这种发展趋势。尽管这些人在他们的记述中都有为自己说话的成分，这一点是不应该忽视的，但是他们却都煞费苦心地在写和平运动参加者担心会再度引起蒋汪之间原来长期的不和，从而使这个运动演变成为一场内战。高使犬养确信：“周佛海曾经说过，他一定坚决设法防止这种趋势。”[59]
高在东京期间，犬养和他见过好几次面。他们俩在高下榻的旅馆里，后来在高临走前夕又在横滨一个夜总会里，边喝酒边讨论高的此番使命以及和平运动的前景。从大养对那些谈话的回忆可以看出，虽然高是擅自作主来到东京的，但是高总觉得自己是代表委员长，而不是代表汪说话的。他告诉犬养说：“我知道蒋的真正想法。只要日本在书面上同意……把她所有的军队撤到长城以北，蒋肯定不会对日本说：‘你非得明天就把全部军队撤走’。”高说，从长城以南撤军的细节和进程可以留待“一个秘密议定书之类的东西来加以规定”。[60]他请求犬养设法使日本有关当局谅解这几点。
大养禁不住问高宗武，他为什么答应为和平运动打先锋，为什么要把可能对自己产生可怕后果的东京之行这一使命揽过来。高回答说，他不同意蒋介石周围那些人的看法：他们把打日本作为中国当务之急，而同共产党人的对抗则可以推迟到以后再说。他告诉犬养说，他也完全意识到，共产党人可以利用象“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类动人的口号去抓住中国同胞们的心理，特别是年青人的心理。他还对犬养说，对他本人来说，他准备为了同日本达成和平作出任何必要的牺牲时。假如那样做意味着当上了汉奸，那也没啥！”[61]高对燃起战火的芦沟桥事变有他独特的分析，它明显地表示了他对共产党人的强烈仇恨与不信任。他告诉犬养，对于七月七日晚间宛平县城附近所响起的神秘枪声，无论是日本军队还是中国驻军都没有责任。那是一伙共产党人干的，他们“是从一个隐蔽的地点开枪的”。多年后，在我写这本书时，高仍旧坚持这个论点，而且还坚持他在一九三八年同犬养商谈时所表示的狂热的反共立场。[62]
高离开东京时就确信：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日本根本不会同意和蒋开始和谈。但是，他同时也确信，日本同副总裁汪精卫谈判的可能性倒是极大的。[‡‡]尚待确定的只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开始谈判这一问题而已。虽然高在东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这是松本说话的口吻〕，可是他回到中国时却并没有带回任何保证，说明日本肯作出汪所需要的让步，以便使汪能够领导一个生气勃勃的和平运动。高在东京期间拜访过的领导人中还有西园寺公一。西园寺为了中日和解事业作过不懈的努力。高告诉西园寺，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把事情交给那些政府负责人去办的话，那末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说来，局势都将会是毫无希望的。”[63]因此，两国真正关心自己国家的人士应该组织一个能够改变两国政府政策的和平运动。高对西园寺说：“我要回中国去苦干一番，你在这里也这样干吧。”[§§]
高回到上海后，考虑了他的下一步棋怎么走。他把东京之行的一份报告转给了周佛海。但是他决定不回汉口去见蒋，因为他怕蒋会大发雷霆，还可能由于违反了蒋的命令而被关进牢房。总而言之，他觉得要说服蒋辞职恐怕没有什么可能。由于悲观失望，精疲力竭并为个人前途担忧，高宗武自七月中旬回来后，约有六个星期没有露面。影佐等人只能在东京猜测，大概高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未获成功，也许说不定高来日本只是为了搞间谍活动。[64]后来到了八月底，那个不知疲倦的松本重治终于发现了高失踪的原因：高因患“轻微的肺结核病”，一直在上海一家疗养院疗养。可能是由于除了身体欠佳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使高中断了同参与和平运动的日本成员的联系。但是日方参与者对“呼吸系统有病”和“精神苦恼”这类说法似乎还是相信的。今井写道，高“发现自己陷人了尴尬的处境，感到十分苦恼”。[65]高的确可能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从未意料到的境地，还没有得到汪支持他的切实保证之前，就同蒋切断了关系。
中日双方参与和平运动的人都说，高宗武东京之行的报告送到了委员长的手里。周佛海看了这份报告后，就先同汪精卫商量，而汪对高的东京之行显然事先是一无所知的。汪听到日本当局希望他“背叛蒋”去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消息，表示大为震惊。他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把这份报告交给了蒋。[66]据报道，几天后，蒋介石把他的机要秘书陈布雷找去，问他是谁批准这个姓高的“家伙”出国的。看来蒋对这项消息的反应，与其说是大发雷霆，不如说是颇为恼火。委员长只是怒骂周佛海“荒唐，荒唐！”。[67]
再谈低调俱乐部
起先，汪对于高在七月间所转达的日本建议，曾断然加以拒绝，随着这一年光阴的消逝，他又暗暗地对它关心起来了。中国有识之士对于暗淡的战局和抗战的痛苦代价感到日益沮丧乃是促成他起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蒋在撤退时所实行的焦土政策造成了巨大损失。例如，仅仅为了替中国军队赢得一点点时间，就在一九三八年六月把郑州附近的黄河堤坝炸毁了，把素有“中国的苦难”之称而且充满淤泥的黄河河水放了出来。在黄河于几百英里以北的地区找到新的出海河道之前，河水淹没了三个省份。有十一个城市和近四千个村庄成了泽国。好几百万英亩的农田被水冲毁，二百万人无家可归。由于洪水及其影响，可能有一百万中国人因此死亡。
周佛海深知当时局势已陷入绝境，但是他还必须以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和共产党人周恩来、郭沫若一起去参加经常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感到他们讲得有声有色的战果是与事实不符的。后来他写道：“当我听到周、郭两位先生的报告时，我的心都碎了，这些报道纯属虚构，其目的只是为了欺骗广大的老百姓。”[68]一九三八年，周佛海在已被包围的汉口主持了双十节（辛亥革命纪念日）庆祝会，听见郭沫若惊人地宣布接到了前线来的一个电话，说取得了一次战胜日军的大捷。他对郭所耍的花招和“欺骗”欣喜若狂的群众的做法极为愤怒。他说，他感到中国的局势决不是花言巧语和“高调”所能挽救得了的。[69]他怎么还能号召人们誓死保卫已经注定要完蛋的汉口呢，
其实，就在举行庆祝会三天之后，随着乎汉铁路上的战略要地信阳于十月十三日陷落，汉口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信阳失守的前一天，日军在大鹏湾登陆，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同样也就决定了华南的广州的命运。一个月以后，在十一月十三日夜里，中国守军放火烧光了周的家乡——长沙市。它是这次战争中最骇人听闻的一次焦土事件。有关火烧长沙的全部真相至今不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互相责怪），但是在这个挤满了难民的城市里，肯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四天的大火中送了命。还可以肯定地说，将这座城市烧毁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当时日军距离长沙还很远，只是在六年之后长沙才落人了日军手中。[70]
由于十月份形势急剧恶化，不少人变得日益苦恼，汪就是其中的一人。他对国民党保卫他的家乡广州市的做法感到特别愤慨。汪叛离重庆后，曾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九日在广州发表广播讲话，对他的广东同乡表示慰问，并指出，他们曾经“再三得到军政当局的保证：日本军队永远也占领不了这座城市……。从当局的这种不负责的乐观态度看来，其主要职责似乎就是要使老百姓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71]汪接着就以斗争已经无用，焦土政策造成了“意外和不必要的牺牲”等为借口，替自己的背叛行为辩护。那些逃兵们放的火“并没有阻止日军前进，也没有给他们的攻势造成任何困难。它只是把广东人自己的生命、财产和生计都毁掉了而已。”[72]
汪是不是主要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并且由于他有某作家所谓的“恐战病”而去指责这种战争（并且终于叛离重庆）呢？[73]他本人事后所作的说明强调了这些想法，而且那些和他有私交的人的记述都着重指出了他那“诗人般”和“多愁善感的”气质，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汪自己的说法。尽管这样，那也没有什么必要去非难汪对人道主义的关注来说明他离开蒋还有其他动机。他的一个明显的动机就是反对共产主义。
尽管汪长时期以国民党左派的姿态出现，但是有许多证据足以证实以下的看法：他的“左派主张”不过是在二十年代中期为了在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之间搞平衡，并且还由于他与蒋之间的个人倾轧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反之，几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表明，汪对于象土地改革那一类“左派”纲领，或者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即阶级斗争）是深表同意的。就汪的“左派主张”中够得上构成前后一贯的理论部分看来，它是主张“着重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强调实现宪政、并强调采取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的，而（他的）右派（对手们）则强调恢复中国过去的光荣以及（国民党的）训政作用。”[74]汪和他的国民党右派朋友们都是英雄主宰世界论者，汪和他们一样，都不愿意把中国的命运交给群众去掌握。一位作家在提到汪的“脱离群众”时评论说：“他把谋刺摄政王作为他早年最脍炙人口之事，这是意味深长的。”[75]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汪甚至对国共暂时联合也公开反对，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以惯用的夸张手法打了一个比喻：有人以为同共产党人合作是可能的，这种看法“是既可怜又可笑”屈为“这样做等于是饮鸩止渴”。[76]芦沟桥事变后，公开批评统一战线就同批评抗战一样，都遭到了严厉的禁止。尽管这样，汪至少还能够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公开发表了一篇令人感到兴趣的揭露性文章，拐弯抹角地攻击共产党人。在这篇文章里，他承认焦土政策和游击战都有用处。的确，乍看起来，他似乎认为这两种战术都极为可取而且主张加以推广。例如，他在列举了一大半必须实行焦土政策的理由后作出结论说：“最后，军民奋勇战斗及英勇的牺牲精神鼓舞了那些幸存者，使他们也做到了同仇敌忾。决不允许一颗能结出有助于敌伪的果实的种子发出芽来。”[77]
然而，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汪为焦土政策和游击战术所下的定义，等于变相谴责了他心目中的共产党战术和不打阵地战的防御打法。焦土“意味着土地由于实际战斗而被烧焦。它并不意味着连仗都不必打，也不意味着不经激烈战斗的考验就把土地‘烧焦’。应该再次强调的是：‘焦土’是指一个地区必须是由于进行了战斗而整个遭到破坏。”[78]汪接着用西方人所熟悉的话来阐明他的论点：“烧焦的每一寸土地首先必定是沾满了人民的眼泪和血汗。”[79]当一九三八年汪写这篇文章时，他还不便于直截了当地攻击共产党应该对他所反对的焦土政策负责。但是一年后，当他在日军占领区的安全庇护所里写文章时就可以明说了。他指责道，把广州“化为焦土”只不过是掩盖了军队退却的懦夫行径而已。为什么广州当局会照办呢7“他们只不过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那末蒋又为什么会发出这种命令呢？“他只不过是按共产党的指示办事而已”。[80]
同样，当汪还在中国后方写文章时，在他的措词中，他又是（含蓄地）把毛泽东式的游击战排除于自己所赞成的那种游击战之外的。他说：“即使是经过改编了的职业匪徒，也切不可在‘游击’战中加以使用。他们会回避对敌作战，会避开敌人战线上的坚固据点。”[81]这种回避攻坚的战术当然是毛泽东的战略的要点。一年后，汪又更加露骨地说：“在令人难于置信的短时期中，就把空前未有过的大片国土送给了敌人。而共产党人所采取的游击战术则把还没有被烧掉的地方通通变成无人区。凡是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的游击战只不过是大规模抢劫的委婉说法而已。”[82]
由此可见，汪反对这样进行作战，并不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还有他敌视共产主义的因素。他显然深信战争的领导权正落人共产党人手中，恐怕国民党人再也无法获得主动权了。在汉口时期，他似乎对共产党控制着政府宣传部门的情况特别感到担忧。当时他曾写道：“除了各地有为数极少的汉奸之外，每个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认识到反抗侵略和侵略者的必要性。因此没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如果人民把精力都致力于实际有效的工作，而不把时间浪费在参加群众大会和游行上的话，效果将会好得多。”[83]
正如六年后汪在他“临终遗嘱”中所提到的那样，一九三八年欧洲局势的发展使汪和低调俱乐部越发感到沮丧。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份最后的几天里，在慕尼黑的会议桌上确认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肢解。遗嘱说，在欧洲，西方民主国家节节败退，而在远东，当日本排命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时，他们却“只是袖手旁观”。苏联是唯一援助中国的国家，而苏联提供援助的唯一原因则是希望看到“中国由于采取无止无休的抗日政策而遭到毁灭”。据说，汪在一九四四年曾经这样解释说：与其成为苏联阴谋的牺牲品，与其遭受巨大牺牲而且最终还是控制不了中国的命运，“倒不如把难以忍受的一切忍受下来，同日本缔结和约，那岂不更好？”[84]
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绝望和自暴自弃的情绪。这是由于下列这些因素所造成的：他们对空前残酷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感到悲伤，他们对西方列强显然不愿提供有力的支援感到愤恨，他们感到继续抵抗拥有绝对优势的帝国陆军是徒劳无益的，他们由于无法在汉口那种受压抑的气氛下公开说出他们的见解而感到失望，他们深信这场战争正使中国朝着加强国内的共产党人与国外的共产党人（指苏联）势力的方向发展，他们急于开始搞国家建设——如果有必要并能商妥平等条件的话，就同日本合作。最后，当我们在估量那些促使汪斟酌自己支持高宗武的建议有何得失的因素时，就不能忽略以下这个动机：即汪蒋之间的个人倾轧，而那些骂汪的人都讲这才是汪首先考虑并考虑得最多的因素。甚至钦佩汪的人也认为汪和蒋的磨擦是尖锐的、长期的，并且肯定是会影响汪作出他的决定的。但是如果贸然作出结论说：这就是决定性的因素，那就会忽视许多其他同等重要（或者更为重要）的因素。
就在汉口失陷、国民党政府逃往长江上游的重庆后不久，低调俱乐部通过它的一个成员梅思平接到消息说：日本提出了一项带有“宽大”条件的“和平建议”，梅同松本和今井一直保持着联系，而这一联系是高宗武在病中为他安排的。松本和今井也一直与东京当局保持联系，并曾向梅保证，当时陆军省正在制订一项较为宽大的对华政策。努力培育了一年之久的和平运动马上就要产生效果了。
东亚新秩序
十一月三日，就在梅到达重庆几天之后，东京宣布了一项新的对华政策。近卫在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中，号召建立一个以中日平等合作关系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85]他向他的人民保证，日本没有领土野心，并希望实现东亚的永久和平。日本决不想在中国取得领土和特权，她期望与中国合作，来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野心和争夺”。近卫放弃了日本要求赔偿的权利，并且答应，日本甚至还打算“考虑”放弃她在中国的租界和治外法权。鉴于他的国家在军事上正取得节节胜利，近卫竟会如此宽宏大量，真是令人感到意外。尽管声明也指出，“国民党政府除了作为一个地方性政权之外，已不复存在”，近卫总还是放弃了他在年初所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从而把他的政府引导到新的轨道上去。如果国民党政府愿意“更换人事组织，以取得新生成果”，那末，日本是欢迎它参加新秩序的。
就在同一天，傀儡头目王克敏和梁鸿志发表了他们各自的声明。他们说出了大陆日军各司令部的意见，公开宣称，只有消灭了中国共产党人，中日和平才能实现，而且只有推翻了蒋介石，才能消灭共产党人。[86]所以，虽然近卫打开了同国民党谈判的大门，但是大陆日军各司令部（可能还有近卫本人）仍然坚决反对与委员长谈判。
尾崎秀实——近卫的出色的中国问题顾问——写道，近卫的东亚新秩序是中日冲突的“历史必然产物”。尾崎承认（也可能是警告）说，新秩序牵涉到“许多困难”，但是他坚称，由于它承认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它“日后的潜力将会是极大的”。长时期以来，日本人总是强调中国的封建性和殖民地性等方面，而忽视了民族主义。尾崎写道：“可是到处都可以看到民族主义，你在国共合作中能看到……在傀儡政权的头目中也能看到……在经济问题、和平问题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尽管中国有一切弱点，但是仍能坚持作战，其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不仅在国家一级，而且在个人身上……不仅在游击队战士中，而且在只‘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中都可以看到民族主义。”[87]日本人之所以提出东亚新秩序是由于他们认识到——尽管这种认识为时已晚——他们永远无法用“单方面的手段”在经济上把东亚组织得对自己有利。[***]尾崎宣称，日本由于对中国问题束手无策，才最后想出了新秩序的主意，作为一种“使中国人愿意同她合作”的手段。[88]
尽管近卫关于“新秩序”的演说对于如何解决造成两国对立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并未作出回答（例如，没有提到撤军），可是低调俱乐部却已经感到它的调子很温和，值得进一步去探索和讨论了。因此汪精卫立刻命令梅思平回到上海去着手进行一轮新的谈判，以便达成一项关于和平条件的详细协议。
[*] 在高宗武发表他的回忆录以前，或者在台湾政权同意让外人自由阅览其历史档案（在我们这一辈子里，看来是不大可能得到这种许可的）以前，究竟在那些年代里发生过哪些事情的详情是无法知道的。据高讲，他本人对这些事情的记述在他死前是不会发表的。同时，“为了不被人曲解”，他还要对自己的私事和回忆严加保密。自从一九四〇年一月的那些重大的日子以来，高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和平运动的东西，除了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和我的一次谈话以外，他对于同感兴趣的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所有邀请都一概谢绝。
[†] 据西义显说，影佐所提关于王伦的那个很少有人知道的例子，既使收信人莫明其妙，又使他们大为感叹。不管是何应钦还是张群，都不见得知道这个在历史上井不知名的人物在七百多年前也曾执行过类似这样的一项和平使命。委员长不见得知道，西义显接着说，就是‘博学多才的汪精卫”也不一定知道。对于他的本国人（影佐）能如此精通中国典故，他显然感到很自豪。（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17页）
[‡] 近卫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是把松本引荐给近卫首相的人。据牛场说，“近卫同松本很合得来。只有那么少数几个人能够向近卫直接进言，而松本就是其中的一个。”牛场在一九七〇年的一次会见中告诉我，首相“非常想”让松本担任驻美大使。可是当首相向他提出这一想法时，他却婉言谢绝了，因为他感到在那个时候接受这一职务就会是对他的上司和朋友、同盟社社长岩水裕吉的一种不忠的行为，因为岩永才逝世不久。一九四〇年松本升任同盟社的总编辑。在战后的年代里，他因先后担任过日本国际大厦的总经理和董事长而在东京的国际人士中很出名。
[§]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36页。但高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坚称，虽然西义显热心参预谋求中日和平的工作，但是他的记载却“很不准确”。高坚持说：所谓他同西义显有过几次长谈的说法纯属虚构。至于影佐写的那些信件，高说：“信倒确实是有的，但是没有转交给收信人。”根据会见过张群（一九五四年以来在台湾任委员长的总统府秘书长）的陆大维向我提供的资料看来，张也否认曾经接到过影佐的信。我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是相信西义显的记载呢，还是相信高、张二人矢口否认的说法？这三个人之所以这样说，可能都有他们各自利己的目的。西义显可能是为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影佐所参预的崇高事业辩护而虚构了一些事实，他还想让人们知道，不仅声誉扫地的汪精卫；就是蒋介石本人也对此很感兴趣，以便借此来夸大此事的重要性。至于张群，则由于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和平运动最终导致了汪精卫背叛重庆，而且国民党的领导人一直坚决谴责这一事件是叛国行为，所以他矢口否认他自己和蒋介石同和平运动有任何纠葛乃是不足为怪的。最后，我们还可以这样看：高宗武也是为了保全蒋介石的名誉才这样说的。西义显写道：他不能肯定究竟这些指示是（用高所说的那样）由委员长亲自口授的，还是由高起草然后得到委员长批准的，或者高根本没有征求委员长的意见和批准就擅自杜撰的。这就使关于高传达了委员长指示这一已经够暖昧的说法变得更加令人弄不清楚了。（同上书，第137页）西义显没有说明他为什么会有上述那些疑问。我猜想他是用这种写法来提醒读者注意：在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并没有无懈可击的文件作证明，也没有委员长的签名盖章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最后，要是影佐果真收到过回信的话，照想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很可能要提到这件事，可是他对此却只字未提，至少在公开发表的《漫谈》版本中是这样。（参看我在《参考资料说明》中对这篇作品的讨论）
[**]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87—388页。虽然犬养强调高宗武与银行界的关系（例如，他指出高总是利用中国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作为和平运动的日方参与者发来密码电报的收电地址），不过他也谨慎地指出：高井不只是以他们代理人的身份行事。他说：恰恰相反，诱使有影响的中国人参加和平运动乃是高的“大的才能”之一。（见同书，第56页）
[††] 高宗武去东京时，恰好遇上苏联秘密警察的一个高级军官柳什科夫将军叛变的事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由于担心他们两人可能会彼此碰上，就让高先后还住过好几家私营旅馆。实际上，对高的访日却安排得着实很令人莫明其妙。一方面，犬养健描述了精心布置的安全措施，提到了私下进行的会议以及建筑物设有秘密出口处。总的说来，无非是表明；高宗武到日本这件事是严加保密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声有色地描写了为高安排得满满的社交日程表，其中包括有许多日本显要们参加的大型社交聚会、在夜总会里举行的招待会以及高官俱乐部舞池中的一些滑稽表演，等等。看来，之所以进行这些活动，与其说是遮人耳目，倒还不如说是唯恐别人不知道似的。（见《扬子江仍在奔流》第77一79页）今井说（见《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9页），尽管采取了这些安全措施，高至少有一次还是“偶然碰上了柳什科夫将军”。
[‡‡]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名蒋为总裁，从而确认了他在党内的最高地位，同时汪当选为副总裁。
[§§] 一九四二年，西园寺由于向他的密友尾崎秀实（索尔格案件的关键人物）泄露了某些国家机密，因此违犯了“军事保密法”而被判有罪。但日本法庭宣判他井没有进行颠覆活动的动机，将他的过失归站于单纯的疏忽大意。因此西园寺这个贵族免尝十八个月的铁窗滋味。在战后的年代里，西园寺献身于改进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工作。一九五八年，他迁居北京，而且在此后的十二年里，他一直住在那里，写下了一些赞扬中国烹调、酒类和音乐的文章，并积极参加促进中日贸易的工作。他在缔结一九六三年民间协定的谈判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协定，日本可以每年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进行双边贸易谈判。
[***] 这时已与苏联间谍索尔格有了联系的尾崎，是一个典型的穿上了伪装的变色龙。他是一个日本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或曰社会主义者，由于跟着三十年代流行的极端国家主义的风跑，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他这篇文章（《东亚共同体的理想及其实现的客观基础》，载竹内好编《亚细亚主义》第322—335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说明这个机敏的“变色龙”如何用转弯抹角、婉转的、和模棱两可的话，设法通过当时严格的新闻检查，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尾崎用“单方面的手段”一词来说明日本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而不用肯定会造到新闻检查删掉的词句。他用来避过新闻检查的另一手段是借中国评论者之口，道出了他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们看到，他根据许多中国人的说法，把近卫的政策说成是一个“骗局”。在这里，尾崎接着补充说（同上文，第329页，为的是哄骗一下新闻检查官）：“中国人之所以那样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并不理解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尾崎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喜欢用“东亚共同体”而不用官方的“东亚新秩序”一词。（见约翰逊的《叛国罪之一例；尾崎秀实和索尔格间谍集团》第5—8页，第119—120页）
[1] 我所使用的关于低调俱乐部的资料，是根据我访问参加过该俱乐部的幸存者或与该俱乐部成员有私谊的人们的谈话记录整理的。这些人是：高宗武、陶希圣、金雄白、何炳贤及李圣五。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77—378页和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九章及其他章节，有大量材料。
[2]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220页摘要引了胡适博士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的日记。
[3] 见陶希圣的《乱流》（载《传记文学》第二期第165—194页）。
[4] 同上文，第166页；另据访问陶的谈话记录。
[5] 关于周佛海生平的资料，取材于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405—409页，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76—384页、及吉田东雄为《周佛海日记》日文译本写的序言第 l—34页。
[6] 见周佛海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编的《附有编者说明的文件汇编》第四号第1页）。
[7]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405页。
[8] 见约翰·以色列的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第 97页。
[9] 见周佛海的《回顾与展望》第15页。
[1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78页。
[11] 关于高宗武的生平材料，取材于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85—392页及其他章节、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72页、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74—76页。关于高的生辰众说不一，根据现有的人名录（东亚问题调查会编的《最近支那要人传》第59页）他生于一九〇六年，而他的和平运动的一个同事写的关于他的传略，说他生于一九〇七年（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406页）。
[12]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载今井政一编：《昭和时代的动乱》第268—329页）。
[13] 见李圣五访问记录。
[14]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16页）
[15] 见埃米莉·哈恩的《宋氏姐妹》第240页。
[16] 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322—323页。
[17]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218页引了胡适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的日记两则。
[18] 同上书，第218—219页引胡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的日记。
[19] 同上书，第219—220页引胡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今井说高宗武同蒋介石的关系很密切，蒋还甚至在高结婚时当他的证婚人，（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25—126页）。但那些熟悉高宗武的中国人，则认为他们两人的关系不那么密切（访问何炳贤和李圣五的谈话记录）。
[20]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76页。
[21] 同上。
[22]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30页。关于吴震修的生平材料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6—30页。
[23]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77页。
[24]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6—69页。
[25] 同上书，第66页；另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34—136页，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以及访问何炳贤与李圣五的谈话记录。
[26] 吉田东雄在他为周佛海的日记日文译本写的序言（见《周佛海日记》第1—34页）中暗示了这一情况，秦郁彦在《日中战争史》第154—155页同意这种说法。
[27]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92—93页。
[28] 同上书，第90—98页。另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6页。
[29] 见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221页。有关国民党与浙江金融机构的关系的论著见Y·C·王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一八七二——一九四九年》第十三——十四章。
[3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75—76页，第386—387页。
[31]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劫秘史》第95—97页。
[32] 同上书，第102页。
[33]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25—126页。
[34]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04页。
[35] 见影佐祯昭的《漫谈》（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349—398页）。
[36] 这几封信的各有关部分，分别收录在影佐的《漫谈》第359页，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16页、第135页，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7页。作者都证明这些信达到了目的，全都转给委员长看了。
[37] 访问松方吉三郎的谈话纪录。另见松方在影佐追悼会上的悼词（影佐于一九四八年去世），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26—127页记述了这篇悼词。
[38] 见布尔曼的《汪精卫：政治人物简介》载薛君度编《现代中国的革命领袖》第295—319页）。
[39] 见埃米莉·哈恩的《我所知道的中国》第44—45页。
[40] 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25页载一九七一年九月与松本的通信。
[41] 访问松本谈话记录。
[42] 同上。
[43]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7页。另我写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年日本在华的傀儡政权》第239页，叙述较详细。
[44]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35页。
[45] 同上书，第135—136页。
[46] 同上书，第178页。
[47] 同上书，第185—186页。
[48] 本章叙述的有关这次会见的说法，是根据我一九六九年访问松本时，松本谈到的情况。
[49]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186页。
[5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87页。
[51]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8—69页，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46—47页。
[52] 访问松本谈话记录。
[53] 见犬养毅为K·K·河上的《日本谈论中日危机》写的序言第7页。
[54] 莱昂·沙曼的《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第154页引了这句话。
[55] 见影佐的《漫谈》第359页。
[56] 见犬养的《杨子江仍在奔流》第49页。
[57]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9页。
[58] 见犬养的《杨子江仍在奔流》第46—47页，第387页。
[59] 同上书，第5l页，另见影佐的《漫谈》第 364—367页。
[6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61页。
[61] 同上书，第44页及第72页。
[62] 同上书，第92页；另见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
[63] 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84页。
[64] 见影佐的《漫谈》第359页。
[65]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8页；另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578页及访问松本的谈话记录。
[66] 见陶希圣的《乱流》第166页；另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9页。
[67]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9—70页；另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9页。
[68] 见周佛海的《回顾与展望》第11页。
[69] 同上。
[70]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42—43页（张治中条）；另见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299—302页，其中谈到长沙大火的责任问题。
[71]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载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编的《附有编者说明的文件汇编》第二号第8—13页）。
[72] 同上文，第10页。
[73] 见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15页。
[74] 见杰罗姆·陈的《国民党左派的定义》（载《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学报》一九六二年第二十五期第557—573页）。詹姆土·雪利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第88页有关汪精卫的论点也强调了这一点。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09页，举出下面的一个事实来说明汪精卫在思想上存在的权宜之计。当汪被要求解释他的武汉政府在一九二七年的政策——先是和共产党人合作然后又和共产党人决裂——时，据说，汪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为什么和共产党人合作？那是因为我们尊重我们的领袖（孙中山）的遗训。你们问到我们为什么以后又和共产党人分裂呢？那是出于对我们领袖的精神的尊重。”（重点是我加的）。
[75] 见劳伦斯·罗辛格的《汪精卫——一个卖国贼的伎俩》第273页。
[76] 见特拉弗斯·德基的《汪精卫与日本》第88页。
[77] 见汪精卫的《在焦土上的游击战》（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八年第二十一期）第210页。
[78] 同上。
[79] 同上文，第211页。
[80]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10页。
[81] 见汪精卫的《在焦土上的游击战》第212页。
[82] 见汪精卫的《抗战的真相》（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第70页）。
[83] 见汪精卫的《在焦土上的游击战》第215页。
[84] 见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载香港《春秋》第159——160期，一九六四年二——三月）。
[85]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日本，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477—478页。
[86]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368—389页。
[87] 见尾崎秀实的《东亚共同体的理想及其实现的客观基础》第324一326页。
[88] 同上书，第328页。
在战争开头的十八个月里，南京和汉口充满了抗战到底的气氛，很少有几个中国人愿意公开表示支持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和解的态度。人们极不愿意公开谈论赞成和平、谈判、或任何可能被解释（或曲解）为意味着松懈抗战意志的问题。可是就有那么一个集团正开始私底下谨慎地对官方抗战到底的口号表示怀疑。这就是那个自成一派的低调俱乐部，它之所以这样命名，是为了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风气”[1]的不满。他们以聚餐形式在该俱乐部的一个领导成员周佛海家里碰头。其余知名的成员有高宗武和胡适。
这些人对中国的狂热气氛感到不安，并且觉得：那些哗众取宠的机会主义者们只要高喊抗战的口号就可以捞取权力。他们认为，中国对长期抗战没有准备，因此同日本的外交渠道应当保持畅通外，还要尽量开辟新的。胡适因在一九三八年被任命为驻美大使而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关系。他认为，“同近卫内阁进行谈判是可能的，而且不应错过这个机会。”[2]胡适期望从根本上调整中日关系，以求实现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使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他们对共产党人的恐惧，老是担心共产党正在利用统一战线和抗战作为扩大他们的权力和影响的手段。
低调俱乐部的另一个有名气的成员是经济史学家、前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抗战爆发后，作为汪精卫的老朋友和改组派成员之一的陶希圣就前往南京，就任他在政府中担任各要职中的第一个职务，成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和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并且担任领导这两个机构的汪精卫的顾问。因此，他同汪几乎每天都有接触。
汪的任务之一是处理各种和平建议，这些建议有的直接来自日本方面，有的间接来自通过包括德、英、意各国大使在内的外交途径。他和陶希圣在讨论每一项建议的优缺点之后再把意见转给委员长。据陶说，委员长那时正把全部精力放在指导抗战军务上。当时，有人曾建议汪甩掉委员长，亲自主持谈判，但是陶坚持说，汪总是拒绝考虑这种意见。陶后来举了一桩事情为例：一九三八年春天，当老牌政客唐绍仪（日本人曾经要拉他出任维新政府的首脑）的长女给汪带来了日本方面的类似建议时，汪就断然加以拒绝，并打发唐的女儿空手回香港。此外，陶还说，汪把所有这类建议都告诉了委员长。据说，汪曾经对陶讲过：“不管在战争中出现什么情况，我都要同蒋合作到底。”[3]
陶深信，尽管共产党人参加抗战，但是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要“制服”国民党。可是，由于国民政府对合作政策承担了义务，所以蒋不得不容忍共产党人要从他手中夺走领导权的企图，不过陶却感到自己有责任在国民党党内和党外动员并保持一支反共的力量。为此，他帮助组织了“艺文研究会”。这个在名称上具有欺骗性的组织并无官方资格，但是用陶的话来说，它“实际上”却是政府的“一个小小的部门”。研究会用它从“非官方渠道”得来的经费，“资助学者从华北来到汉口同中国共产党作斗争。”[4]
这个研究会的创办人之一兼会长是周佛海。他是唱“低调”的人们的首要发言人。就是通过他在低调运动中与陶希圣的合作关系，他才同汪精卫熟悉起来，才在筹建汪政府的谈判中充当主要角色，并且终于在那个政府中得到了第二、三把交椅的地位。
和参加汪精卫政权的许多其他人一样，周也曾经在日本受过大学教育。[5]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这使他受到了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河上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使他日后进入了日本早期左翼运动的前列。可能由于河上的影响，周才于一九二一年去上海帮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是这个幼年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二名代表之一，在名单中被列为中国留日学生的代表。周不久回到日本，又用了三年时间去完成学业。后来有些人把他在战时与日本的合作归因于他年轻时同日本人才交往。对于这一点，周反驳说，他在日本的整整七年期间从来没有结交过一个日本朋友；而且（他在一九三九年宣称）除了偶尔有些朋友带着他们的日本妻子来访以外，“在过去十六年中，他也没有接待过任何日本人”。[6]
周于一九二四年回中国，这一次是到广州，当对国民党在那里已建立起一个革命政府。他在那里脱离了共产党，开始在黄埔军校任教。他的学术研究也象他的政治关系一样，来了一个大转变。他对克鲁泡特金的兴趣让位于对孙文学说的研究。这些研究引起了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注意，终于使周获得了“国民党内最博学的理论家”的声誉。[7]
由于周同蒋的交情，他在国民党中提升得很快。在他还不到三十岁时，蒋就任命他为南京中央军校的总政治指导员。一九三一年，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受派系控制的国民党中，周逐渐靠拢由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所操纵的CC系。他也开始参加复兴社（它那带有贬义的别名蓝衣社更为出名）的活动。复兴社是由一批“黄埔狂热分子所建立的”半秘密组织，因为“他们感到国民党的文官机构太软弱、太官僚气、而且太腐败，不能贯彻孙中山精神”。[8]周在政治训育方面有特殊才干，到芦沟桥事变时，他已担任国民党宣传部次长。此外，他还是委员长的亲信侍从。
在所有同汪一起叛离的人中，周显然是最接近蒋的人了。他在一九三九年追述说，“（叛离重庆一事）最使我难过的莫过于旧谊了。首先，十几年来，我是通过与蒋委员长的关系才爬上政治阶梯的。”[9]犬养健是在汪政府成立前的一段长时间的谈判中才逐渐熟悉周的。他说，他始终没有真正相信周确已和蒋一刀两断了，因为他们俩以往的关系太密切了。许多日本人的头脑里总是在琢磨：周的真正作用恐怕就在于保持蒋汪之间联系渠道的畅通，以备日后两人言归于好之用。犬养说，当只有他和周两人在一起时，周总是习惯于从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委员长过去写给他的私人信件给犬养看，并且唉声叹气地怀念故乡不已，但是犬养并没有因此而消除了自己对周的怀疑。[10]
关于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经过，主要得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低调俱乐部的成员高宗武谈起。在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初的那个冬天，发起这一运动的人就是他，而在两年后，破坏这一运动的人也是他。起先是悄悄地、遮遮掩掩地干，双方都在进行试探性的接触，并只作谨慎的、不肯定的承诺。但是这个事情突然在一九四〇年一月的第一周里以闪电般的速度告吹了，因为高宗武耸人听闻地脱离了和平运动，并且向香港报界发表了一批文件，这些文件表明，和平运动已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单方面的工具。[*]
芦沟桥事变时，高年仅三十岁。[11]他出生于中国，但在日本受教育，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一位对他很熟悉的日本同事回忆说：“他非常精明，而且擅长词令。”[12]高身材瘦小，患慢性肺结核病，一生中有好几次长期住医院。高留学归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他关于中日外交问题的博士论文的片断曾在中国好几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其中有一家杂志的主编李圣五是在牛津大学留过学的国际法权威，并且是汪精卫的部下。李把高的一篇文章送给汪看，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见这个年轻人。汪当时任外交部长，由于对高很赏识，便邀请高参加政府工作，协助办理同日本人谈判有关中国和满洲国建立铁路和邮电联系的事宜。[13]国内对这项谈判普遍表示反对，人们于是把汪精卫和他周围的人都贬为妥协派，并造成了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暗杀和汪精卫本人被刺的那种气氛。就象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迫使往下野放洋，据说是去欧洲养伤。发生了这些事件之后，汪的最亲密追随着中还留在政府里的就寥寥无几了。高宗武这时已经成为汪的支持者和密友，他也是留了下来的几个人之一，而且很快被提升为亚洲司司长，当时他还不满三十岁。高居然挨过了那一阵反妥协的抗议风暴，而且年纪那样轻就当了那么大的官，这说明别人常常赞扬他颇有政治才干这一点的确名不虚传。
在芦沟桥事变和上海战事爆发之间关键的五个星期里，使华北事变不致波及全中国似乎还有一线希望，但此时高宗武和低调俱乐部都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正象高对他的日本新人所说的，谁要是稍微主张一下和解，就会被人骂为汉奸。[14]在那个期间，蒋政府大部分时间都在江西省群山之中的夏都牯岭办公。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云集牯岭，研究中国对于在华北发生的事件应作出何种反应，讨论东京当局正式要求国民党政权不得插手解决华北危机的问题应作出何种对策。很多人以为蒋会继续奉劝人们同敌人打交道要有耐心。正如新闻记者埃米莉·哈恩所写的那样：“多数最高级官员都在窃窃私议，认为蒋介石的反应又会是老一套，只有少数几个例外。”[15]一年多以前，他都还一直竭尽所能设法推迟同日本的最后摊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曾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宣称：“不到和平无望，决不放弃和平。不到无法避免牺牲的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16]如所周知，从蒋的观点来看，一九三七年已经到那个最后关头了。同中国各领导人一起开了十天会之后，他拒绝了日本所提出的关于局部解决华北事变的建议，并且声明对于任何进一步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国民党将坚决抵抗，从而结束了种种猜测。
但是低调俱乐部并不认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一切希望都已经破灭了。不管怎样，它不相信中国经受得起一场对日的全面战争。汪精卫在牯岭主张温和持重，他告诫不要采取轻率的行动，并要求再用五年的时间来建设国家、准备应战。在私下讨论中，汪精卫向国民党官员们透露了一篇“很长的文件”，这文件显然使一九三五年达成的何梅协定和其他一些协定的真相大白。这篇神秘的文件的确切内容现在无从知道，但是胡适感到它极为重要，并建议予以公布，以利于通过谈判达成和平。[17]枯岭会议结束后不久，胡适和“南京政府智囊团的几个成员”在高宗武家里共进午餐。这些智囊人物感到为时“已晚”，必须迅速纠正“过去的错误”。据胡适讲，他们谈话的整个基调是，应当“切实打通”外交渠道，并应把这项任务交给高宗武去办。[18]他急忙向委员长推荐高宗武，说高是一个“有学问且勇于负责的人”。蒋说，他知道高宗武，并准备召见他。[19]蒋介石果然于七月三十一日会见了汪精卫和高宗武，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会上，高提出了一个“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计划要点。根据某一消息来源说，汪“立即表示同意”。[20]至于蒋呢，他既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也没有拒绝高宗武的大胆建议。[21]这种默许的手法，是委员长日后在处理高负责的和平运动时所反复使用的手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很明显的：无论哪个聪明的年轻外交官使用什么外交妙计奏了效，委员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功劳据为己有；要是失败了呢，他也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把责任推卸掉。在西安事变和牯岭会议以后，委员长再也不能公开唱“低调”了。但是，在私底下，这种阳一套阴一套的做法还是有其明显的好处的。
高赶忙向多年来栽培他的吴震修汇报他与蒋汪会谈的情况。吴比高年长约二十岁，吴的一个熟人称他为“浙江财团驻南京政府的全权大使”。[22]事实上，吴也是南京银行公会的理事长和南京商界的重要人物。多年以前，吴在东京军事测绘学院学习时，是蒋介石的朋友黄郛（曾于一九二八年一度任外交部长）的同学。吴曾通过黄和其他一些国民党领导人的关系，使包括高在内的几个得意门生得到提拔。吴是个孜孜不倦地为中日和解奔走的幕后人物，他对一九三七年夏天日趋恶化的危机极为担心。
吴和高是在七月三十一日（就是高同蒋见面的那一天）碰头的。吴的一位日本实业界同僚兼朋友西义显也应邀在场。两年前，西义显担任南满铁路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后，就同吴搞熟了。这两个住在南京江苏路上的邻居彼此之间有了很深的交情，而且他们发现彼此对改善中日关系有着共同的兴趣。西义显是南满铁路公司总裁松冈洋右的门生。他向松冈提出了关于自己搞的和平工作的报告，从而获准“自由动用满铁的巨大资财”以支付和平运动所需的经费。[23]西义显在会见吴和高之后不久，就前往大连请求松冈支持高的计划。但是此行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还在途中，上海就爆发了战事。这时，吴和西义显的关系也确实变得紧张起来，而在十二月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后就更加紧张了。但到了一九三八年初，他们又恢复了商谈。
在此期间，高在南京失守后不久就辞去了外交部的职务，并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前往香港。根据“低调俱乐部”成员周佛海、陶希圣的指示，他的真正使命是去同愿意为和平运动效劳的个人和官员取得秘密联系。这个任务需要经常往返于香港和上海之间。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六月之间，高还三番四次到汉口向周佛海汇报情况。周希望高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重新打开通往东京的渠道，这条渠道已经被倒霉的陶德曼商谈和“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所破坏了。[24]
几乎所有与高的使命有关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说高所搜集并且寄回给周的情报并没有就此停留在周的手里，而是继续转到委员长那里去了。人们都说，高的香港之行是经过蒋批准的。[25]蒋原来可能对高逾越“命令”的行为有些担心，在蒋的亲信侍从周佛海表示愿意承担这一使命的全部责任之后，或许蒋的担心也就冰释了。蒋肯定知道高此番远出决不单是搜集情报而已，不过蒋觉得高最终还是忠于自己并受自己支配的，也许这一点足以使蒋不去考虑由于高积极介入和平活动而连累自己的风险。高也许能找到有影响的、愿意就蒋所能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的日本人。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蒋就能加以利用。委员长从来也没有忽视过用谈判取得和平的价值，因为这能使他摆脱他与共产党结成的不愉快的同盟。[26]
一九三七年末，高的病疾结核病复发，为了养病，高被迫暂停一切活动，因此他只得找一位他所信得过的下级，原亚洲司第一科（日本科）科长董道宁来帮他的忙。董道宁生在浙江，童年时代一直住在日本，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据和平运动中的一个日本同僚讲，他的日语“讲得比日本人还好”，是一个典型的“日华人”。[27]董与日本人的交游很广。在南京沦陷前后，高把他派往上海，让他“在幕后推动”陶德曼的调停工作。他的确曾绕过了调停者，直接去和日本大使川越茂商谈。在上海期间，董的努力得到了吴震修和浙江金融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28]在过去的十年中，浙江省的银行家和国民党之间互利的关系有所发展，银行家们捐献资金支持国民党，国民党则以政府的种种优待来酬谢他们。可是当战争迫使国民党节节向内地后退时，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了。正如费正清估计汉口战役以后的形势时指出的：“四川的地主和军阀取代了上海的银行家。”[29]
其实银行界在好几个问题上都对战争不满。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对华商银行的一切汇票增征了约百分之十的战时附加税。政府擅自征取的这项法外“提成”使得华商银行，特别是那些在香港也有业务的银行，处于很难同其他银行竞争的地位。“其结果是造成了外国资本财运亨通，而中国资本反而必须同自己的政府进行斗争的这一怪现象。”[30]受委屈的银行界显然感到，在战时要改善自己的处境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们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和平运动上。
董道宁还得到了他的老朋友西义显的鼓励。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发表前一两天，董道宁到上海汇中饭店西义显下榻处去拜访了他。使董感到吃惊的是，当他把自己未能通过外交途径找到解决中日冲突的办法的失意情况告诉西义显后，这位日本朋友竟建议，如果董肯去东京的话，也许还能在陆军参谋本部里找到某些愿意倾听他的建议的人。西义显最后提醒董，既然董已经同敌方川越大使都谈判过，因而成了“过河卒子”，那么到东京去跑一趟的“性质也差不多，而且效果还会更好”。西义显甚至提出他自己要先董而去东京，以便为董介绍合适的人物作一些安排。[31]
西义显在参谋本部里的主要熟人是陆军大佐影佐祯昭。影佐不同于被西义显在满洲工作时所看不起的那些“政治军人”，他是一个“杰出”人物、是一个远比一般日本军官强得多的人。西义显承认，他最初对影佐的印象并不是这样的。一九三五年，他们第一次会面时，他对影佐的印象并不深刻，影佐当时是驻南京的副武官，持有一般军官的“典型强硬路线观点”。[32]影佐自己也承认，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对中国问题持很不开明的观点的“粗卤军人”。但他说，芦沟桥事变后不久，随着调到参谋本部去工作后，他就开始改变看法了。[33]显然，影佐是根据石原莞尔将军的命令，于一九三七年八月被任命为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的，石原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对影佳起了很大的影响。此后不久，参谋本部成立了战略课，其明确目的就是谋求解决支那事变的办法。影佐那时已提升为陆军大佐并被任命为这个课的课长。西义显是于影佐调到参谋本部工作后，碰巧在船上遇到影佐的。当他们共叙旧谊时，西义显对影佐非常尊重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及其谋求和平解决支那事变的决心印象颇深。他说，影佐感到，日本的“第一道防线应该是支持中国民族主义”。[34]当西义显鼓励董道宁到东京去探索和平有无可能时，他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影佐大佐身上，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西义显于会见董道宁后不到五天，就返回日本和影佐商量董来东京之事。影佐马上就同意了。二月十五日查在西义显的一个助手伊藤芳男的陪同下抵达日本。关于董在日本逗留近三星期的细节，我们不大清楚。我们仅知道，他除了和影佐大佐商谈外，还和参谋本部石原派的其他一些军官进行了讨论，这些人包括多田参谋次长和支那课课长、当时的陆军中佐今井武夫。[35]从此以后，今井也将要象影佐那样深深地卷入和平运动之中去。
影佐对于董道宁敢于承担这样一项“危险”的战时使命表示赞赏，并且对他说，要想确定谁该对支那事变负责就“如同给死去的孩子计算年龄一样没有意义。”他们两人同意一起合作，以寻求一项和平解决的办法。董在临走前请影佐（自愿地）写封信给他带回中国去。据影佐的回忆录说，董显然是想把这封信带给蒋介石去看的。但考虑到既有“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存在，而且以一个小小的课长直接给委员长写信恐怕也不太合适，于是才决定还是由影佐写信给他以前的两个“熟人”，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前任外交部长张群。[36]影佐在信里（也许是在几封信里，记录里没有讲清楚）表示，他对于一月十六日的声明发表以来的事态发展很感痛心，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极力反对这个声明的，他还在信里赞扬董道宁的这次使命，把它同南宋外交家王伦曾在历史上作过的努力相媲美。[†]
影佐写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它使“东亚的最后结局更加令人绝望”。董道宁的这番使命表示了中国人民的诚意，日本人对此深为感激。影佐宣称：虽然我们希望董的这项工作会继续下去，但是根本解决中日问题决不能依靠“有条件的交易”，而只有依靠“彼此赤诚相见”。“有条件的交易”（亦即正式外交谈判）最后将会毫无结果，因为中国一定会坚持恢复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的原状，而日本则再也不会接受这一点。因此中国必须完全信任日本，而有武士道传统的日本也决不至于不以诚相待。影佐最后说：在这样的局面下，“条件就会自然而然地成熟起来”。
对于日本军人通常采取官僚主义的方法去解决国内外问题的态度，影佐是很蔑视的，这与他非常重视个人荣誉和忠诚是很相称的，凡是了解他的人都能举出感人的事例来证实他具有这种品质。有一个同影佐很熟识的新闻记者松方吉三郎说：“在和平运动中，不管事情进行得顺利与否，影佐总是把全部真相都告诉我们。”[37]后来影佐终于成了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汪对他为人坦率是很倚重的，参加和平运动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一致证实，汪对日本人明目张胆的不诚实感到心灰意懒，往往都想不再同日本合作了，只是由于他信任影佐，才同日本合作到底的。但是，就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影佐渐渐和陆军的权力中心疏远了，而且越来越无法说服他的同僚们同意他的观点，即：同汪精卫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加以鼓励的做法，是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的。汪和影佐两人基本上都对此无能为力，这一点是一条贯穿这段历史的主线，而且是最终导致汪记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霍华德·布尔曼把汪精卫刻划成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依靠“个人的才华”去弥补自己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不足。[38]松方吉三郎则把影佐描绘成一个可爱而又有魅力的人物，在他身上具有军人的许多忠贞和正直的美德。这一点也为布尔曼对汪精卫的描述作了一些补充。
三月五日，董带着影佐的信，“兴高彩烈地”离开了东京，他确信可以依靠参谋本部的几个重要人员去设法放宽近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中的条件。即使他带回中国的保证只是参谋本部少数几个军官个人许下的空洞诺言，那也还能够使在香港的那一小帮日本人和中国人不至于失望，而他在继续前往汉口之前，是要向他们报告此行经过的。在香港浅水湾饭店和董碰头的有西义显和高宗武，在场的还有日本半官方的同盟通讯社华南分社社长松本重治。
松本重治同和平运动中的许多人一样，也是一个中国通。一九二三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又在几所美国和欧洲的大学里读过书，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九三三年以来，他一直在上海，先是代表联合新闻社，后来又代表同盟社工作。他的一个美国熟人觉得他甚至“长得象个中国人……而且挺象汪精卫。松本重治对这些话是很爱听的，因为他认识汪精卫，而且对汪很钦佩。”[39]松本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曾遇到过一位以前在九州帝国大学教过高宗武的教授，这次偶然的会见使他结交上了高并且同高成了终身朋友。[40]由于高有“勇气”，敢于在芦沟桥事变后承担起与日本谈判这项不得人心的工作，这使松本大为钦佩。松本回忆说：“每当他来上海与日本使馆人员会谈时，总要到我们在施高塔路的家里来吃早饭，喝味噌汁（一种日本的黄酱汤）。”[41]这时松本总要把自己有关日本政治发展趋势的广博见识说给他听，而这些见识是来自他同左右日本政治趋势的首脑人物的私人交谊，其中包括常常保持超然态度的近卫首相。松本同近卫的关系实际上是如此密切，以致人们普遍把他当作是首相的私人驻华大使。[‡]近卫所了解到有关和平运动的情况，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与松本的通信和谈话得来的。
松本也认识影佐大佐。他们在上海有一个时期还是邻居。松本说：“我们两人发现我们的妻子有些亲戚关系，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谈到许多事情。影佐总是那么虚心接受我对陆海军的批评，这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他往往拿出笔记本说：‘你还有什么新指示吗？’他非常诚恳，因此我很喜欢他并且尊重他。后来当他调到陆军参谋本部任支那课课长时，借重他办一些事情是很方便的。”[42]
据自一九三八年春起就几乎与高宗武一直保持联系的今井武夫讲，高宗武偕同董道宁从香港回到汉口，向周佛海汇报情况。周佛海对董道宁此次出使的小小成就很感鼓舞。高宗武也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如果不是直接汇报，就是间接通过了周佛海。[43]蒋介石对高的汇报的答复是；批准高回到香港去。四月十六日，高回到了香港。
西义显以他惯用的细腻笔法描述了他同高宗武会面的情况。西义显对高宗武的脸色表情如何、喝了多少杯酒以及其他类似的细节都没有放过。人们不禁要问，他是不是要读者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相信他所叙述的更为重要的内容是靠得住的呢？（我们以后将会看到，高宗武就对西义显的报道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总而言之，事情是十六日上午发生在浅水湾饭店十号房间里（更确切地讲，是在十号房间的阳台上）。高宗武、西义显、董道宁三人谈了一会儿后，高表示他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向西义显传达井且突然要求董离开这个房间。然后高就说，委员长已经看过了影佐大佐写给张群和何应钦的信。委员长对这封信“很感激”，并口头指示高向日本政府和影佐转达他的谢意。委员长要让影佐知道：“作为一个军人”，影佐的真诚和勇气“深深地感动”了他。此外，还让高请影佐“放心，因为我（指蒋）是永远也不会公布这些信件的”。[44]高说：委员长曾告诉他，董道宁从东京带回的信息是他多年来同日本人打交道中所遇到的最为诚恳的态度。
委员长曾亲自向高宗武口授停火的条件，这是他对这条新开辟的谈判途径感兴趣的明证。他没有详细地逐一说出这些条件，只是笼统地提到，日本必须承认中国在长城以南的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至于满洲国和内蒙古，这些都是可以留待“日后”谈判的问题。委员长曾经明白表示他认识到引起这场战争的原因中也有一部分是由于日本关心她自身的安全，所以他愿意就这些地区进行谈判。[45]由此可见，蒋介石愿意承认：日本有迫切必要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由她所控制的反苏战略据点——只要这个据点不扩展到长城以南就行了。[§]
这时，西义显和松本都劝高宗武本人到东京去，可是高却表示犹豫并声辩说：这样跑一趟就会逾越蒋授权的范围。在高的要求下，西义显同意承担这项使命，并在高向他作汇报三天后于四月十九日离开香港。西义显在东京受到的接待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他本来希望影佐会同意和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可是影佐却拒绝这样做。[46]西义显在东京的熟人解释说；目前东京的政治气氛实在令人捉摸不透。西义显在日本逗留的期间，徐州战役正在进行。事实证明，这一情况对于象影佐和多田那样一些人说来，算是一次惨败了，因为他们一直希望使冲突局部化并且最后和蒋达成和解。在局势明朗化得足以弄清楚反扩张派的主张蒙受挫败的程度以前，进一步探索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性的工作就排不上日程。有人告诉西义显，谣传近卫首相正打算按照更为有利于反扩张主义派的方针来改组内阁。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末对于推动和平运动就会有一种好得多的气氛。就这样，西义显仅仅带着参谋本部几位成员继续关心和平运动的保证，于五月中旬回到了香港。这些保证使和平运动还能进行下去，因为当时战线正在迅速扩展，酝酿已久的汉口战役业已开始，这似乎表明，参谋本部内的温和分子正在失势，他们使战争保持在平静得足以使谈判之门能够重开的水平上的努力受到挫折。如果那时日军高级指挥部连勉强支持的表示也没有的话，那末和平运动差不多肯定是会垮掉的。
西义显的东京之行标志着和平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点。据他说：当高回去向蒋介石汇报蒋在四月份通过高转交的和平建议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时，蒋气急败坏，乃决定除了全面抗战外别无其他选择。因此他命令高在香港的活动仅限于搜集军事情报。[47]据西义显的记载说；所以，委员长明确地不准高宗武作东京之行。
尽管如此，要求高宗武去作这样一次旅行的压力还是越来越大。包括有势力的中国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永铭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在内的浙江财团及银行家，极力鼓励高去东京，而且还可能提出过要资助他成行。[**]不过，最终说服高去作这次未经批准的旅行的则很可能是松本重治。松本记得自己“约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在上海法租界高宗武没有生火的“秘密住所”里会见了高。[48]（如果这个日期是准确的话，这次会见应在西义显毫无成果的东京之行之前。）他们“边打哆嗦边谈”了两小时。松本极力向高说明，日本迟早将会被迫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而同蒋介石打交道，不管蒋介石是“在汉口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同时他告诫高对日本不要不耐心，因为很可能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日本才会同蒋打交道。他问道：“那么，汪精卫现在抱什么态度呢？”
高宗武回答说，汪曾经就与日本开始直接谈判的可能性问题同蒋讨论过大约十次，但是蒋每次都不同意汪的想法。高说，汪深信，“除非重开和谈，中国人民与日俱增的苦难就将永无尽期，双方的敌对行动也会遥无止境。”此外，高还坚信，为了制止中国共产党人的壮大，同日本人合作是很有必要的。
松本根据他平时和近卫、多田、影佐这些人来往密切，感到很自信地对高说，他认为，只要蒋介石肯辞职，东京就会考虑“从大陆分期撤走日本军队”。松本告诉高：日本可以同意蒋“暂时下野”，但是真要同日本实现和平，那么蒋就非辞职不可。高宗武表示同意。因为蒋以前就曾经暂时下野过，所以这次也还有可能再干一次。高也知道，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反蒋分子”，他特别指出了阎锡山、龙云和张发奎等人。松本敦促高估计一下暂时撇开蒋介石的可能性有多大，并且说，如果高愿意到日本去一趟，他答应“力争”在东京“解决一些问题”。
据西义显说，高宗武根本用不着别人这样劝他。他知道蒋介石有命令要他别和日本人谈判，所以他是不能自由行事的。虽然他对蒋忠心耿耿，但是他那种必须为促成中日和平做些事情的责任感则要强烈得多。高显然相信——或极力使自己相信——蒋的怒气会平息下去，而且从长远看来，达成和平对委员长本人还是有好处的。[49]当高同周佛海讨论拟议中的东京之行时，他发现周无条件支持他，而且甚至还表示愿意对高此行承担全部责任。[50]
在国民党的档案对外开放以前，总有人会继续对此加以猜测，认为实际情况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说高宗武的东京之行和汪后来的叛逃至少是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甚至还可能是在蒋的直接命令下进行的。然而，在确有相反的证据之前，我们还得相信那些与和平运动有关人士的回忆录或追忆，而他们都一致认为高去东京是违背了蒋介石的命令的。[51]
松本写信给影佐，以便为高的东京之行铺平道路。就在预定动身的那一天，高跑到松本在上海住的饭店里去告诉松本：他对这次旅行经过反复考虑之后，现在不想去了。他说他关心松本提出要蒋介石暂时下野的含义和影响。高要得到不使蒋丢脸的保证。松本记得，高是这样说的：“委员长应得到很好的待遇。”松本向高保证，他会尽最大努力去说服日本官方作出这方面的保证。高还要求松本在自己逗留东京期间也要在东京。当松本答应可以这样做时，高才同意进行这次旅行。松本和高都戴有官方颁发的记者证章，乘一辆挂着同盟社旗子的汽车，通过日军封锁线去搭乘等候着的“日本皇后”号轮船。[52]松本在送高安全离去的几天后也接着去了东京。高于七月初抵达日本，在那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星期。
高在东京期间，松本给他介绍了汪记和平运动初期的另一有名成员犬养健。他的父亲犬养毅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家，在满洲事变时担任首相，并以中国革命之友闻名。在犬养毅去世前不久，他以缅怀往事的心情追述了孙中山曾经怎样在他家里作客，孙和其他中国革命家怎样把他的住宅作为秘密开会的场所，并且怎样“和我共享我的衣食，乃至我那一点点微薄的收入”。[53]孙中山在自传里也直爽地感谢了犬养毅和其他一些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帮助i孙写道：“我们的日本朋友所作出的极其宝贵的贡献，有待正式的中国革命史将其更为详尽地加以记载。”[54]一九三二年，某些过激分子由于对犬养毅首相在满洲危机中采取了同中国和解的姿态表示愤怒，而把他暗杀了。年轻的犬养健立誓要完成他父亲未竟的事业。虽然犬养健是一位知名的文学家并且一度当过国会议员和递信交通省参事官，他是由于他父亲的名望和他本人与近卫的密切关系才成为汪记和平运动的重要人物的。犬养健和松本一样，成了近卫的智囊团成员之一。作为一个努力研究中国事务的学者，他在近卫官邸中有一间办公室，专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他的战后回忆录《扬子江仍在奔流》一书是关于汪记运动的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
和董道宁先前赴日之行一样，高在日本所进行的会谈也没有留下正式记录。因此我们只好依赖当时参加者的记忆了。幸而很多人都写了回忆录，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记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互有出入，即：究竟在讨论中怎么会提到汪精卫的名字的。
影佐在事情发生五年后写的文章中追述说，是高宗武在他们两次会谈中的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两次会谈都是在高所住的位于东京西面群山之中的箱根旅馆举行的。[††]据影佐的这个记载说：高讲过，如果日本不同蒋介石谈判，那么就必须另找他人，而汪精卫乃是“明显的人选”。但是他认为，只要汪还留在政府里，他就不可能把他的观点公开讲出来。因此，除了在政府范围之外发动一个和平运动迫使蒋倾听和平倡议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影佐说，他个人表示同意高的看法，而且回去向多田参谋次长作了汇报并“征得了他的同意”。影佐的回忆录同时指出，他对日本行将卷入的计划表示了疑虑，因为这个计划会使日本承担起“不在政治上、经济上、当然也不在军事上进行任何侵略……等重大义务”。[55]他显然没有把握说日本会履行这种义务。
今井和犬养都表示：汪的名字是在更加拐弯抹角的方式下被提出来的。据他们讲，高来东京的直接目的是，弄清“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否仍旧在妨碍着中日的接近。按犬养的说法（这是以高对他讲的话为根据的），今井向高讲明，尽管参谋本部里有许多人不同意“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这是一国的国策，毫无办法可想——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一位首相的声明不能如此轻易地就给取消了”）。接着今井第一次具体建议以汪代蒋，“作为［为时一两个月的］过渡时期里的暂时措施”。据犬养说，影佐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并补充说：“一旦和平运动走上正轨，只要汪精卫提议，我们就会转过来同蒋介石进行正式的谈判。”[56]
在所有这三个人的记述中，以今井所写的看起来最为真实。当今井参加高宗武、板垣和多田的谈话时，他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高“可能已经放弃了通过蒋达成一项解决中日事变的办法的念头；当然，他并没有坚决主张这一点，而是急切地等待日方提出这个问题来。”[57]由于高具有无可争议的谈判技巧，他作这种小心翼翼的试探还是十分得体的。
当犬养问及蒋介石在高的这次使命中起什么作用时，高回答说，蒋以为他还在上海或香港搜集情报呢。高坦率地告诉犬养：“他不知道我来东京。我想，如果他听到此事，一定会大吃一惊。”[58]犬养问道，要是汪果真取代了蒋出来同日本谈判，那又会产生什么情况呢？会不会有使“和平运动变成反蒋运动”的危险，高承认确实有这种危险存在，因此必须极力注意防止这种发展趋势。尽管这些人在他们的记述中都有为自己说话的成分，这一点是不应该忽视的，但是他们却都煞费苦心地在写和平运动参加者担心会再度引起蒋汪之间原来长期的不和，从而使这个运动演变成为一场内战。高使犬养确信：“周佛海曾经说过，他一定坚决设法防止这种趋势。”[59]
高在东京期间，犬养和他见过好几次面。他们俩在高下榻的旅馆里，后来在高临走前夕又在横滨一个夜总会里，边喝酒边讨论高的此番使命以及和平运动的前景。从大养对那些谈话的回忆可以看出，虽然高是擅自作主来到东京的，但是高总觉得自己是代表委员长，而不是代表汪说话的。他告诉犬养说：“我知道蒋的真正想法。只要日本在书面上同意……把她所有的军队撤到长城以北，蒋肯定不会对日本说：‘你非得明天就把全部军队撤走’。”高说，从长城以南撤军的细节和进程可以留待“一个秘密议定书之类的东西来加以规定”。[60]他请求犬养设法使日本有关当局谅解这几点。
大养禁不住问高宗武，他为什么答应为和平运动打先锋，为什么要把可能对自己产生可怕后果的东京之行这一使命揽过来。高回答说，他不同意蒋介石周围那些人的看法：他们把打日本作为中国当务之急，而同共产党人的对抗则可以推迟到以后再说。他告诉犬养说，他也完全意识到，共产党人可以利用象“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类动人的口号去抓住中国同胞们的心理，特别是年青人的心理。他还对犬养说，对他本人来说，他准备为了同日本达成和平作出任何必要的牺牲时。假如那样做意味着当上了汉奸，那也没啥！”[61]高对燃起战火的芦沟桥事变有他独特的分析，它明显地表示了他对共产党人的强烈仇恨与不信任。他告诉犬养，对于七月七日晚间宛平县城附近所响起的神秘枪声，无论是日本军队还是中国驻军都没有责任。那是一伙共产党人干的，他们“是从一个隐蔽的地点开枪的”。多年后，在我写这本书时，高仍旧坚持这个论点，而且还坚持他在一九三八年同犬养商谈时所表示的狂热的反共立场。[62]
高离开东京时就确信：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日本根本不会同意和蒋开始和谈。但是，他同时也确信，日本同副总裁汪精卫谈判的可能性倒是极大的。[‡‡]尚待确定的只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开始谈判这一问题而已。虽然高在东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这是松本说话的口吻〕，可是他回到中国时却并没有带回任何保证，说明日本肯作出汪所需要的让步，以便使汪能够领导一个生气勃勃的和平运动。高在东京期间拜访过的领导人中还有西园寺公一。西园寺为了中日和解事业作过不懈的努力。高告诉西园寺，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把事情交给那些政府负责人去办的话，那末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说来，局势都将会是毫无希望的。”[63]因此，两国真正关心自己国家的人士应该组织一个能够改变两国政府政策的和平运动。高对西园寺说：“我要回中国去苦干一番，你在这里也这样干吧。”[§§]
高回到上海后，考虑了他的下一步棋怎么走。他把东京之行的一份报告转给了周佛海。但是他决定不回汉口去见蒋，因为他怕蒋会大发雷霆，还可能由于违反了蒋的命令而被关进牢房。总而言之，他觉得要说服蒋辞职恐怕没有什么可能。由于悲观失望，精疲力竭并为个人前途担忧，高宗武自七月中旬回来后，约有六个星期没有露面。影佐等人只能在东京猜测，大概高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未获成功，也许说不定高来日本只是为了搞间谍活动。[64]后来到了八月底，那个不知疲倦的松本重治终于发现了高失踪的原因：高因患“轻微的肺结核病”，一直在上海一家疗养院疗养。可能是由于除了身体欠佳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使高中断了同参与和平运动的日本成员的联系。但是日方参与者对“呼吸系统有病”和“精神苦恼”这类说法似乎还是相信的。今井写道，高“发现自己陷人了尴尬的处境，感到十分苦恼”。[65]高的确可能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从未意料到的境地，还没有得到汪支持他的切实保证之前，就同蒋切断了关系。
中日双方参与和平运动的人都说，高宗武东京之行的报告送到了委员长的手里。周佛海看了这份报告后，就先同汪精卫商量，而汪对高的东京之行显然事先是一无所知的。汪听到日本当局希望他“背叛蒋”去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消息，表示大为震惊。他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把这份报告交给了蒋。[66]据报道，几天后，蒋介石把他的机要秘书陈布雷找去，问他是谁批准这个姓高的“家伙”出国的。看来蒋对这项消息的反应，与其说是大发雷霆，不如说是颇为恼火。委员长只是怒骂周佛海“荒唐，荒唐！”。[67]
再谈低调俱乐部
起先，汪对于高在七月间所转达的日本建议，曾断然加以拒绝，随着这一年光阴的消逝，他又暗暗地对它关心起来了。中国有识之士对于暗淡的战局和抗战的痛苦代价感到日益沮丧乃是促成他起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蒋在撤退时所实行的焦土政策造成了巨大损失。例如，仅仅为了替中国军队赢得一点点时间，就在一九三八年六月把郑州附近的黄河堤坝炸毁了，把素有“中国的苦难”之称而且充满淤泥的黄河河水放了出来。在黄河于几百英里以北的地区找到新的出海河道之前，河水淹没了三个省份。有十一个城市和近四千个村庄成了泽国。好几百万英亩的农田被水冲毁，二百万人无家可归。由于洪水及其影响，可能有一百万中国人因此死亡。
周佛海深知当时局势已陷入绝境，但是他还必须以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和共产党人周恩来、郭沫若一起去参加经常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感到他们讲得有声有色的战果是与事实不符的。后来他写道：“当我听到周、郭两位先生的报告时，我的心都碎了，这些报道纯属虚构，其目的只是为了欺骗广大的老百姓。”[68]一九三八年，周佛海在已被包围的汉口主持了双十节（辛亥革命纪念日）庆祝会，听见郭沫若惊人地宣布接到了前线来的一个电话，说取得了一次战胜日军的大捷。他对郭所耍的花招和“欺骗”欣喜若狂的群众的做法极为愤怒。他说，他感到中国的局势决不是花言巧语和“高调”所能挽救得了的。[69]他怎么还能号召人们誓死保卫已经注定要完蛋的汉口呢，
其实，就在举行庆祝会三天之后，随着乎汉铁路上的战略要地信阳于十月十三日陷落，汉口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信阳失守的前一天，日军在大鹏湾登陆，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同样也就决定了华南的广州的命运。一个月以后，在十一月十三日夜里，中国守军放火烧光了周的家乡——长沙市。它是这次战争中最骇人听闻的一次焦土事件。有关火烧长沙的全部真相至今不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互相责怪），但是在这个挤满了难民的城市里，肯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四天的大火中送了命。还可以肯定地说，将这座城市烧毁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当时日军距离长沙还很远，只是在六年之后长沙才落人了日军手中。[70]
由于十月份形势急剧恶化，不少人变得日益苦恼，汪就是其中的一人。他对国民党保卫他的家乡广州市的做法感到特别愤慨。汪叛离重庆后，曾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九日在广州发表广播讲话，对他的广东同乡表示慰问，并指出，他们曾经“再三得到军政当局的保证：日本军队永远也占领不了这座城市……。从当局的这种不负责的乐观态度看来，其主要职责似乎就是要使老百姓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71]汪接着就以斗争已经无用，焦土政策造成了“意外和不必要的牺牲”等为借口，替自己的背叛行为辩护。那些逃兵们放的火“并没有阻止日军前进，也没有给他们的攻势造成任何困难。它只是把广东人自己的生命、财产和生计都毁掉了而已。”[72]
汪是不是主要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并且由于他有某作家所谓的“恐战病”而去指责这种战争（并且终于叛离重庆）呢？[73]他本人事后所作的说明强调了这些想法，而且那些和他有私交的人的记述都着重指出了他那“诗人般”和“多愁善感的”气质，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汪自己的说法。尽管这样，那也没有什么必要去非难汪对人道主义的关注来说明他离开蒋还有其他动机。他的一个明显的动机就是反对共产主义。
尽管汪长时期以国民党左派的姿态出现，但是有许多证据足以证实以下的看法：他的“左派主张”不过是在二十年代中期为了在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之间搞平衡，并且还由于他与蒋之间的个人倾轧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反之，几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表明，汪对于象土地改革那一类“左派”纲领，或者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即阶级斗争）是深表同意的。就汪的“左派主张”中够得上构成前后一贯的理论部分看来，它是主张“着重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强调实现宪政、并强调采取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的，而（他的）右派（对手们）则强调恢复中国过去的光荣以及（国民党的）训政作用。”[74]汪和他的国民党右派朋友们都是英雄主宰世界论者，汪和他们一样，都不愿意把中国的命运交给群众去掌握。一位作家在提到汪的“脱离群众”时评论说：“他把谋刺摄政王作为他早年最脍炙人口之事，这是意味深长的。”[75]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汪甚至对国共暂时联合也公开反对，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以惯用的夸张手法打了一个比喻：有人以为同共产党人合作是可能的，这种看法“是既可怜又可笑”屈为“这样做等于是饮鸩止渴”。[76]芦沟桥事变后，公开批评统一战线就同批评抗战一样，都遭到了严厉的禁止。尽管这样，汪至少还能够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公开发表了一篇令人感到兴趣的揭露性文章，拐弯抹角地攻击共产党人。在这篇文章里，他承认焦土政策和游击战都有用处。的确，乍看起来，他似乎认为这两种战术都极为可取而且主张加以推广。例如，他在列举了一大半必须实行焦土政策的理由后作出结论说：“最后，军民奋勇战斗及英勇的牺牲精神鼓舞了那些幸存者，使他们也做到了同仇敌忾。决不允许一颗能结出有助于敌伪的果实的种子发出芽来。”[77]
然而，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汪为焦土政策和游击战术所下的定义，等于变相谴责了他心目中的共产党战术和不打阵地战的防御打法。焦土“意味着土地由于实际战斗而被烧焦。它并不意味着连仗都不必打，也不意味着不经激烈战斗的考验就把土地‘烧焦’。应该再次强调的是：‘焦土’是指一个地区必须是由于进行了战斗而整个遭到破坏。”[78]汪接着用西方人所熟悉的话来阐明他的论点：“烧焦的每一寸土地首先必定是沾满了人民的眼泪和血汗。”[79]当一九三八年汪写这篇文章时，他还不便于直截了当地攻击共产党应该对他所反对的焦土政策负责。但是一年后，当他在日军占领区的安全庇护所里写文章时就可以明说了。他指责道，把广州“化为焦土”只不过是掩盖了军队退却的懦夫行径而已。为什么广州当局会照办呢7“他们只不过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那末蒋又为什么会发出这种命令呢？“他只不过是按共产党的指示办事而已”。[80]
同样，当汪还在中国后方写文章时，在他的措词中，他又是（含蓄地）把毛泽东式的游击战排除于自己所赞成的那种游击战之外的。他说：“即使是经过改编了的职业匪徒，也切不可在‘游击’战中加以使用。他们会回避对敌作战，会避开敌人战线上的坚固据点。”[81]这种回避攻坚的战术当然是毛泽东的战略的要点。一年后，汪又更加露骨地说：“在令人难于置信的短时期中，就把空前未有过的大片国土送给了敌人。而共产党人所采取的游击战术则把还没有被烧掉的地方通通变成无人区。凡是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的游击战只不过是大规模抢劫的委婉说法而已。”[82]
由此可见，汪反对这样进行作战，并不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还有他敌视共产主义的因素。他显然深信战争的领导权正落人共产党人手中，恐怕国民党人再也无法获得主动权了。在汉口时期，他似乎对共产党控制着政府宣传部门的情况特别感到担忧。当时他曾写道：“除了各地有为数极少的汉奸之外，每个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认识到反抗侵略和侵略者的必要性。因此没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如果人民把精力都致力于实际有效的工作，而不把时间浪费在参加群众大会和游行上的话，效果将会好得多。”[83]
正如六年后汪在他“临终遗嘱”中所提到的那样，一九三八年欧洲局势的发展使汪和低调俱乐部越发感到沮丧。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份最后的几天里，在慕尼黑的会议桌上确认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肢解。遗嘱说，在欧洲，西方民主国家节节败退，而在远东，当日本排命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时，他们却“只是袖手旁观”。苏联是唯一援助中国的国家，而苏联提供援助的唯一原因则是希望看到“中国由于采取无止无休的抗日政策而遭到毁灭”。据说，汪在一九四四年曾经这样解释说：与其成为苏联阴谋的牺牲品，与其遭受巨大牺牲而且最终还是控制不了中国的命运，“倒不如把难以忍受的一切忍受下来，同日本缔结和约，那岂不更好？”[84]
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绝望和自暴自弃的情绪。这是由于下列这些因素所造成的：他们对空前残酷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感到悲伤，他们对西方列强显然不愿提供有力的支援感到愤恨，他们感到继续抵抗拥有绝对优势的帝国陆军是徒劳无益的，他们由于无法在汉口那种受压抑的气氛下公开说出他们的见解而感到失望，他们深信这场战争正使中国朝着加强国内的共产党人与国外的共产党人（指苏联）势力的方向发展，他们急于开始搞国家建设——如果有必要并能商妥平等条件的话，就同日本合作。最后，当我们在估量那些促使汪斟酌自己支持高宗武的建议有何得失的因素时，就不能忽略以下这个动机：即汪蒋之间的个人倾轧，而那些骂汪的人都讲这才是汪首先考虑并考虑得最多的因素。甚至钦佩汪的人也认为汪和蒋的磨擦是尖锐的、长期的，并且肯定是会影响汪作出他的决定的。但是如果贸然作出结论说：这就是决定性的因素，那就会忽视许多其他同等重要（或者更为重要）的因素。
就在汉口失陷、国民党政府逃往长江上游的重庆后不久，低调俱乐部通过它的一个成员梅思平接到消息说：日本提出了一项带有“宽大”条件的“和平建议”，梅同松本和今井一直保持着联系，而这一联系是高宗武在病中为他安排的。松本和今井也一直与东京当局保持联系，并曾向梅保证，当时陆军省正在制订一项较为宽大的对华政策。努力培育了一年之久的和平运动马上就要产生效果了。
东亚新秩序
十一月三日，就在梅到达重庆几天之后，东京宣布了一项新的对华政策。近卫在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中，号召建立一个以中日平等合作关系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85]他向他的人民保证，日本没有领土野心，并希望实现东亚的永久和平。日本决不想在中国取得领土和特权，她期望与中国合作，来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野心和争夺”。近卫放弃了日本要求赔偿的权利，并且答应，日本甚至还打算“考虑”放弃她在中国的租界和治外法权。鉴于他的国家在军事上正取得节节胜利，近卫竟会如此宽宏大量，真是令人感到意外。尽管声明也指出，“国民党政府除了作为一个地方性政权之外，已不复存在”，近卫总还是放弃了他在年初所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从而把他的政府引导到新的轨道上去。如果国民党政府愿意“更换人事组织，以取得新生成果”，那末，日本是欢迎它参加新秩序的。
就在同一天，傀儡头目王克敏和梁鸿志发表了他们各自的声明。他们说出了大陆日军各司令部的意见，公开宣称，只有消灭了中国共产党人，中日和平才能实现，而且只有推翻了蒋介石，才能消灭共产党人。[86]所以，虽然近卫打开了同国民党谈判的大门，但是大陆日军各司令部（可能还有近卫本人）仍然坚决反对与委员长谈判。
尾崎秀实——近卫的出色的中国问题顾问——写道，近卫的东亚新秩序是中日冲突的“历史必然产物”。尾崎承认（也可能是警告）说，新秩序牵涉到“许多困难”，但是他坚称，由于它承认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它“日后的潜力将会是极大的”。长时期以来，日本人总是强调中国的封建性和殖民地性等方面，而忽视了民族主义。尾崎写道：“可是到处都可以看到民族主义，你在国共合作中能看到……在傀儡政权的头目中也能看到……在经济问题、和平问题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尽管中国有一切弱点，但是仍能坚持作战，其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不仅在国家一级，而且在个人身上……不仅在游击队战士中，而且在只‘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中都可以看到民族主义。”[87]日本人之所以提出东亚新秩序是由于他们认识到——尽管这种认识为时已晚——他们永远无法用“单方面的手段”在经济上把东亚组织得对自己有利。[***]尾崎宣称，日本由于对中国问题束手无策，才最后想出了新秩序的主意，作为一种“使中国人愿意同她合作”的手段。[88]
尽管近卫关于“新秩序”的演说对于如何解决造成两国对立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并未作出回答（例如，没有提到撤军），可是低调俱乐部却已经感到它的调子很温和，值得进一步去探索和讨论了。因此汪精卫立刻命令梅思平回到上海去着手进行一轮新的谈判，以便达成一项关于和平条件的详细协议。
[*] 在高宗武发表他的回忆录以前，或者在台湾政权同意让外人自由阅览其历史档案（在我们这一辈子里，看来是不大可能得到这种许可的）以前，究竟在那些年代里发生过哪些事情的详情是无法知道的。据高讲，他本人对这些事情的记述在他死前是不会发表的。同时，“为了不被人曲解”，他还要对自己的私事和回忆严加保密。自从一九四〇年一月的那些重大的日子以来，高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和平运动的东西，除了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和我的一次谈话以外，他对于同感兴趣的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所有邀请都一概谢绝。
[†] 据西义显说，影佐所提关于王伦的那个很少有人知道的例子，既使收信人莫明其妙，又使他们大为感叹。不管是何应钦还是张群，都不见得知道这个在历史上井不知名的人物在七百多年前也曾执行过类似这样的一项和平使命。委员长不见得知道，西义显接着说，就是‘博学多才的汪精卫”也不一定知道。对于他的本国人（影佐）能如此精通中国典故，他显然感到很自豪。（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17页）
[‡] 近卫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是把松本引荐给近卫首相的人。据牛场说，“近卫同松本很合得来。只有那么少数几个人能够向近卫直接进言，而松本就是其中的一个。”牛场在一九七〇年的一次会见中告诉我，首相“非常想”让松本担任驻美大使。可是当首相向他提出这一想法时，他却婉言谢绝了，因为他感到在那个时候接受这一职务就会是对他的上司和朋友、同盟社社长岩水裕吉的一种不忠的行为，因为岩永才逝世不久。一九四〇年松本升任同盟社的总编辑。在战后的年代里，他因先后担任过日本国际大厦的总经理和董事长而在东京的国际人士中很出名。
[§]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36页。但高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坚称，虽然西义显热心参预谋求中日和平的工作，但是他的记载却“很不准确”。高坚持说：所谓他同西义显有过几次长谈的说法纯属虚构。至于影佐写的那些信件，高说：“信倒确实是有的，但是没有转交给收信人。”根据会见过张群（一九五四年以来在台湾任委员长的总统府秘书长）的陆大维向我提供的资料看来，张也否认曾经接到过影佐的信。我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是相信西义显的记载呢，还是相信高、张二人矢口否认的说法？这三个人之所以这样说，可能都有他们各自利己的目的。西义显可能是为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影佐所参预的崇高事业辩护而虚构了一些事实，他还想让人们知道，不仅声誉扫地的汪精卫；就是蒋介石本人也对此很感兴趣，以便借此来夸大此事的重要性。至于张群，则由于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和平运动最终导致了汪精卫背叛重庆，而且国民党的领导人一直坚决谴责这一事件是叛国行为，所以他矢口否认他自己和蒋介石同和平运动有任何纠葛乃是不足为怪的。最后，我们还可以这样看：高宗武也是为了保全蒋介石的名誉才这样说的。西义显写道：他不能肯定究竟这些指示是（用高所说的那样）由委员长亲自口授的，还是由高起草然后得到委员长批准的，或者高根本没有征求委员长的意见和批准就擅自杜撰的。这就使关于高传达了委员长指示这一已经够暖昧的说法变得更加令人弄不清楚了。（同上书，第137页）西义显没有说明他为什么会有上述那些疑问。我猜想他是用这种写法来提醒读者注意：在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并没有无懈可击的文件作证明，也没有委员长的签名盖章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最后，要是影佐果真收到过回信的话，照想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很可能要提到这件事，可是他对此却只字未提，至少在公开发表的《漫谈》版本中是这样。（参看我在《参考资料说明》中对这篇作品的讨论）
[**]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87—388页。虽然犬养强调高宗武与银行界的关系（例如，他指出高总是利用中国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作为和平运动的日方参与者发来密码电报的收电地址），不过他也谨慎地指出：高井不只是以他们代理人的身份行事。他说：恰恰相反，诱使有影响的中国人参加和平运动乃是高的“大的才能”之一。（见同书，第56页）
[††] 高宗武去东京时，恰好遇上苏联秘密警察的一个高级军官柳什科夫将军叛变的事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由于担心他们两人可能会彼此碰上，就让高先后还住过好几家私营旅馆。实际上，对高的访日却安排得着实很令人莫明其妙。一方面，犬养健描述了精心布置的安全措施，提到了私下进行的会议以及建筑物设有秘密出口处。总的说来，无非是表明；高宗武到日本这件事是严加保密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声有色地描写了为高安排得满满的社交日程表，其中包括有许多日本显要们参加的大型社交聚会、在夜总会里举行的招待会以及高官俱乐部舞池中的一些滑稽表演，等等。看来，之所以进行这些活动，与其说是遮人耳目，倒还不如说是唯恐别人不知道似的。（见《扬子江仍在奔流》第77一79页）今井说（见《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9页），尽管采取了这些安全措施，高至少有一次还是“偶然碰上了柳什科夫将军”。
[‡‡]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名蒋为总裁，从而确认了他在党内的最高地位，同时汪当选为副总裁。
[§§] 一九四二年，西园寺由于向他的密友尾崎秀实（索尔格案件的关键人物）泄露了某些国家机密，因此违犯了“军事保密法”而被判有罪。但日本法庭宣判他井没有进行颠覆活动的动机，将他的过失归站于单纯的疏忽大意。因此西园寺这个贵族免尝十八个月的铁窗滋味。在战后的年代里，西园寺献身于改进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工作。一九五八年，他迁居北京，而且在此后的十二年里，他一直住在那里，写下了一些赞扬中国烹调、酒类和音乐的文章，并积极参加促进中日贸易的工作。他在缔结一九六三年民间协定的谈判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协定，日本可以每年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进行双边贸易谈判。
[***] 这时已与苏联间谍索尔格有了联系的尾崎，是一个典型的穿上了伪装的变色龙。他是一个日本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或曰社会主义者，由于跟着三十年代流行的极端国家主义的风跑，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他这篇文章（《东亚共同体的理想及其实现的客观基础》，载竹内好编《亚细亚主义》第322—335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说明这个机敏的“变色龙”如何用转弯抹角、婉转的、和模棱两可的话，设法通过当时严格的新闻检查，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尾崎用“单方面的手段”一词来说明日本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而不用肯定会造到新闻检查删掉的词句。他用来避过新闻检查的另一手段是借中国评论者之口，道出了他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们看到，他根据许多中国人的说法，把近卫的政策说成是一个“骗局”。在这里，尾崎接着补充说（同上文，第329页，为的是哄骗一下新闻检查官）：“中国人之所以那样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并不理解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尾崎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喜欢用“东亚共同体”而不用官方的“东亚新秩序”一词。（见约翰逊的《叛国罪之一例；尾崎秀实和索尔格间谍集团》第5—8页，第119—120页）
[1] 我所使用的关于低调俱乐部的资料，是根据我访问参加过该俱乐部的幸存者或与该俱乐部成员有私谊的人们的谈话记录整理的。这些人是：高宗武、陶希圣、金雄白、何炳贤及李圣五。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77—378页和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九章及其他章节，有大量材料。
[2]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220页摘要引了胡适博士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的日记。
[3] 见陶希圣的《乱流》（载《传记文学》第二期第165—194页）。
[4] 同上文，第166页；另据访问陶的谈话记录。
[5] 关于周佛海生平的资料，取材于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405—409页，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76—384页、及吉田东雄为《周佛海日记》日文译本写的序言第 l—34页。
[6] 见周佛海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编的《附有编者说明的文件汇编》第四号第1页）。
[7]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405页。
[8] 见约翰·以色列的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第 97页。
[9] 见周佛海的《回顾与展望》第15页。
[1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78页。
[11] 关于高宗武的生平材料，取材于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85—392页及其他章节、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72页、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74—76页。关于高的生辰众说不一，根据现有的人名录（东亚问题调查会编的《最近支那要人传》第59页）他生于一九〇六年，而他的和平运动的一个同事写的关于他的传略，说他生于一九〇七年（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406页）。
[12]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载今井政一编：《昭和时代的动乱》第268—329页）。
[13] 见李圣五访问记录。
[14]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16页）
[15] 见埃米莉·哈恩的《宋氏姐妹》第240页。
[16] 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322—323页。
[17]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218页引了胡适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的日记两则。
[18] 同上书，第218—219页引胡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的日记。
[19] 同上书，第219—220页引胡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今井说高宗武同蒋介石的关系很密切，蒋还甚至在高结婚时当他的证婚人，（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25—126页）。但那些熟悉高宗武的中国人，则认为他们两人的关系不那么密切（访问何炳贤和李圣五的谈话记录）。
[20]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76页。
[21] 同上。
[22]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30页。关于吴震修的生平材料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6—30页。
[23]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77页。
[24]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6—69页。
[25] 同上书，第66页；另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34—136页，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以及访问何炳贤与李圣五的谈话记录。
[26] 吉田东雄在他为周佛海的日记日文译本写的序言（见《周佛海日记》第1—34页）中暗示了这一情况，秦郁彦在《日中战争史》第154—155页同意这种说法。
[27]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92—93页。
[28] 同上书，第90—98页。另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6页。
[29] 见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221页。有关国民党与浙江金融机构的关系的论著见Y·C·王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一八七二——一九四九年》第十三——十四章。
[3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75—76页，第386—387页。
[31]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劫秘史》第95—97页。
[32] 同上书，第102页。
[33]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25—126页。
[34]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04页。
[35] 见影佐祯昭的《漫谈》（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349—398页）。
[36] 这几封信的各有关部分，分别收录在影佐的《漫谈》第359页，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16页、第135页，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7页。作者都证明这些信达到了目的，全都转给委员长看了。
[37] 访问松方吉三郎的谈话纪录。另见松方在影佐追悼会上的悼词（影佐于一九四八年去世），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26—127页记述了这篇悼词。
[38] 见布尔曼的《汪精卫：政治人物简介》载薛君度编《现代中国的革命领袖》第295—319页）。
[39] 见埃米莉·哈恩的《我所知道的中国》第44—45页。
[40] 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25页载一九七一年九月与松本的通信。
[41] 访问松本谈话记录。
[42] 同上。
[43]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7页。另我写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年日本在华的傀儡政权》第239页，叙述较详细。
[44]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35页。
[45] 同上书，第135—136页。
[46] 同上书，第178页。
[47] 同上书，第185—186页。
[48] 本章叙述的有关这次会见的说法，是根据我一九六九年访问松本时，松本谈到的情况。
[49]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186页。
[5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87页。
[51]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8—69页，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46—47页。
[52] 访问松本谈话记录。
[53] 见犬养毅为K·K·河上的《日本谈论中日危机》写的序言第7页。
[54] 莱昂·沙曼的《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第154页引了这句话。
[55] 见影佐的《漫谈》第359页。
[56] 见犬养的《杨子江仍在奔流》第49页。
[57]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9页。
[58] 见犬养的《杨子江仍在奔流》第46—47页，第387页。
[59] 同上书，第5l页，另见影佐的《漫谈》第 364—367页。
[6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61页。
[61] 同上书，第44页及第72页。
[62] 同上书，第92页；另见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
[63] 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84页。
[64] 见影佐的《漫谈》第359页。
[65]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8页；另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578页及访问松本的谈话记录。
[66] 见陶希圣的《乱流》第166页；另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9页。
[67]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69—70页；另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9页。
[68] 见周佛海的《回顾与展望》第11页。
[69] 同上。
[70]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42—43页（张治中条）；另见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299—302页，其中谈到长沙大火的责任问题。
[71]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载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编的《附有编者说明的文件汇编》第二号第8—13页）。
[72] 同上文，第10页。
[73] 见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15页。
[74] 见杰罗姆·陈的《国民党左派的定义》（载《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学报》一九六二年第二十五期第557—573页）。詹姆土·雪利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第88页有关汪精卫的论点也强调了这一点。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09页，举出下面的一个事实来说明汪精卫在思想上存在的权宜之计。当汪被要求解释他的武汉政府在一九二七年的政策——先是和共产党人合作然后又和共产党人决裂——时，据说，汪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为什么和共产党人合作？那是因为我们尊重我们的领袖（孙中山）的遗训。你们问到我们为什么以后又和共产党人分裂呢？那是出于对我们领袖的精神的尊重。”（重点是我加的）。
[75] 见劳伦斯·罗辛格的《汪精卫——一个卖国贼的伎俩》第273页。
[76] 见特拉弗斯·德基的《汪精卫与日本》第88页。
[77] 见汪精卫的《在焦土上的游击战》（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八年第二十一期）第210页。
[78] 同上。
[79] 同上文，第211页。
[80]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10页。
[81] 见汪精卫的《在焦土上的游击战》第212页。
[82] 见汪精卫的《抗战的真相》（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第70页）。
[83] 见汪精卫的《在焦土上的游击战》第215页。
[84] 见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载香港《春秋》第159——160期，一九六四年二——三月）。
[85]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日本，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477—478页。
[86]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368—389页。
[87] 见尾崎秀实的《东亚共同体的理想及其实现的客观基础》第324一326页。
[88] 同上书，第328页。
posted by BFF @ 9:47 AM
0 Comments:
Post a Comment
<<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