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日期的通敌内幕 8
第八章 解决中国问题的种种方案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日本负责解决中国问题的官员们，在许多涉及中国的政策声明、工作文件、讲话以及会议中，最经常强调的莫过于需要“统一”这个词了。代表形形色色的观点的人都反复地谈到统一思想、统一政策和统一行动的必要性。“统一”这个字眼被用得如此之频繁，其意义如此之含糊不清，使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不过是官僚们为了回避问题实质而乐于使用的空洞词调之一。总之，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的紧张气氛中，对于不关痛痒的和模棱两可的用词，有一种夭然的爱好。以上这些因素对于强调统一的对华政策的迫切性可能都有些影响。然而，那样的强调还是完全合适地，因为日本对华政策在一九三八年发生了不统一的状况，使得顺利结束战争的尝试——不管是通过谈判或是军事行动——受到了威胁。根据宫内大臣的秘书长松平安政侯爵透露，在一九三八年年中，天皇自己也为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明确而苦恼。松平摘引了天皇一九三八年六月的一次谈话：“前些日子近卫来见我时说，‘我希望尽快地结束战争。’然而，今天陆军参谋总长却对我说，‘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们都要进攻汉口。’一派说要结束战争，另一派甚至说还要进攻汉口。真遗憾，他们之间竟丝毫没有共同语言！”[1]
多田将军的建议于一月十一日的御前会议中被推翻，五天以后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这两桩事迫使那些持比较稳健观点的人在一段长时期内显然处于守势。他们站在多数意见的对立面。而多数意见深信日本有能力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对于给中国以决定性的“惩罚”之前就可以实现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甚表怀疑，对于当时（一九三八年初）天皇批准进行一场歼灭战则兴高采烈。仅仅在几年以前，那些自封为惩罚者的人们，曾经在满洲事变中对中国成功地使用了军事力量，这伙人在一九三八年对于那些主张少用武力手段的人则显得颇不耐烦。一个批判这伙人的批评者曾写道：“他们错误地鼓吹使用武力而不管后果如何，那只是一种幻想—一以为他们从前用恐吓政策奏过效，今后如法炮制一番就能解决中国问题。”这个批评者还认为，把战争称之为“事变”，就说明了军国主义者对能否根本解决毫无把握，而只是一味盲目乐观，认为每发动一个新战役就能把中国的抵抗意志加以粉碎。[2]
如果说主张强硬路线的人在整个一九三八年仍占上风的话，他们还是未能恣意地扩大战争。一月中旬会议结束一个月之后，又举行了二次决定其后对华军事战略的御前会议。由于两个月前，南京派遣军的纪律糟到了极点，在陆军参谋本部坚持下，决定在中国战场来一段“休整时期”。参谋本部认为，在开始新的战役以前，需要研究一下在中国的整个军事状况，建立补给基地，尤其重要的是，整顿大陆部队的纪律。参谋本部明确了政府当前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政权之后，就着手制订适合于持久战的战略计划，因为参谋本部感到肯定得打一场持久战。一月底，它起草了一个“进行持久战的克制政策”，设想分为三个阶段。[3]第一阶段——到一九三八年底——在中国继续进行一段战争休整，与此同时，日本则设法充实国家资源。在大陆，除了对日本已建立的傀儡政权加以扶持之外，别的事暂且不做。要到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攻包括汉口在内的中国城市。只要参谋本部的动员计划能得到实施，到一九四一年第三阶段开始时，日本将拥有一万架飞机和九十个陆军师团，能够同时对中国和苏联两面作战。
参谋本部的“克制政策”墨迹未干，就遭到大陆各派遣军司令部制定的“进行持久战的积极政策”的挑战，这项积极政策反对拖长战争间歇时间，因为那样将使他们的部队士气不振。华北和华中派遣军都渴望继续进行战争，以便加强他们各自的战略地位。华北派遣军急于沿津浦路向南推进到重要的铁路枢纽站——徐州，最后和华中派遣军会师。华中派遣军也对让它留在处于易受攻击地位的长江南岸的命令表示不满，要求渡江到北岸。一九三八年二月初，该派遣军违反命令，开始对长江北岸进行小规模作战。[4]在大陆的各个总部都不得不进一步推行“积极政策”，因为他们都对各自的傀儡们私下许了愿，只要没有把国民党中央政府消灭掉，那些傀儡当然总感到不安。[5]海军的某些单位对参谋本部停滞不前的政策也表示不满意，向陆军施加很大压力，要陆军沿长江向上游推进，占领象安庆那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因为它的空军基地对于海军航空兵的作战是必需的。[6]总之，海军同样也要求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
多田将军和河边大佐支持克制政策，这项政策的信念是：尽管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导致日本和国民党之间最终和解的道路则决不能完全关死。的确，在近卫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后不到一个月，多田将军和他的战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就开始同蒋介石的一位正式代表进行了谨慎的试探性谈判。多田和其他反扩张主义者对于搞合作政府并不热心，更没有把日本在东亚的命运与王克敏连在一起的想法。可是，得到广田外交大臣和其他内阁阁员支持的大陆各派遣军司令部，却决心用尽快消灭国民政府的力量来证实“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是明智的。近卫当时。对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还没有得出清醒的结论，那是他在几个月之后才觉悟到的。所以他没有反对“积极政策”，而这一政策很快地就得到了杉山陆军大臣和梅津陆军次官的赞同。
多田将军再次用参谋本部的名义反对扩大战争。经过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御前会议的一场激烈辩论以后，看来“克制政策”获得了胜利。[*]在天皇面前，多田取得了“维持现状，不再前进”的谅解。[7]
在二月十六日的会议上，天皇对于多田的胜利很可能是起了作用的。因为，天皇一般在御前会议上很少开口，但这次他却询问杉山陆军大臣：听说陆军正在日益加紧对苏联作战的战备工作，海军也提出了扩军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能在中国进行一场持久战吗，杉山对这问题一时手足无措，只能支支吾吾地回答说，还要同政府研究研究。[8]然而，同往常差不多，打仗的主动权总是操在战场指挥官方面而不在中央。用河边大佐自己的话来说，那时他被人们当成是石原“失败主义”派的“残渣余孽”。他接受了一项不可能有成功希望的任务：向大陆各派遣军司令官解释“克制政策”。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他在一次去大陆视察的过程中，“对他表示不满的意见多如雪片”。[9]多田将军不得不在三月一日河边回到东京后，把这位不孚众望的河边撤换掉。他的继任者稻田政纯中佐，害怕中国事变有“转变成为另一次西伯利亚远征”的危险——成为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间那次代价极大的惨败的重演。那次事件曾使全国对陆军的信心一蹶不振，长达十年之久。[10]为了避免这样一场灾难，新作战课课长立即不再提参谋本部的克制政策，改而支持一项新的“积极政策”。实际上，这项新政策只是把克制政策的第一阶段去掉了而已。于是，这就为陆军大规模进攻徐州开了绿灯。
三月十四日，一支强大的日本军队从山东向南推进。八天以后，尽管东京还未正式批准徐州战役，可是一个日本官员就已向驻北平的外国记者透露，战役目标是夺取徐州。四月七日，这个灾难性的战役终于得到了正式批准：帝国大本营命令华北派遣军占领津浦路，向南一直推进到徐州郊区，在这里，与沿该铁路线向北推进的华中派遣军取得联系。[11]钳形作战方案需要动用关东军的后备军；而关东军在这以前一直都还没有动用过，以备一旦与苏联发生战争时之用。稻田后来承认，从那时起，“关东军就只靠虚张声势与俄国人对峙了”。[12]陆军中那些一直极力主张限制同中国冲突的范围的人士（先是说限制在永定河，然后说限制在黄河，最后又说限制在南京的城门口），这次可失败得最惨，因为徐州战役标志着力图把战争局部化的努力告一结束。诚然，四月七日，帝国大本营也曾命令华北派遣军占领西至开封的陇海路全线——一项大大地超过了该军能力的任务。查默斯·约翰逊写道：“其结果是，造成了无政府状态、共产党人乘虚而入、游击战、日本人进行惩罚性的讨伐——这些情况都完全有利于延安日后长远的成就。”[13]
日本人不久就认识到他们把战线拉得太长了。要占领徐州，就必须先清除台儿庄的敌军。台儿庄在徐州东北三十五英里，是津浦路南侧的一条支线的终点站。起初日军进展迅速，只遇到了微弱的抵抗，可是到了三月底，显然中国人打算在台儿庄以及徐州外围几个筑有坚固工事的市镇一带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保卫战。帝国陆军突然发现它面临的敌军比它原来所设想的要多得多。据东京报道，中国人已经在一条二千英里左右长的战线上部署了一百九十个师。台儿庄并不是很有名的地方，但中国陆军大学的战术家们却很熟悉这个地方，他们早就把这个小镇周围的地区当作演习场地了。中国的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在台儿庄附近投人了战斗，而日本步兵却得不到机械化部队的支援，开始遭到惨重伤亡。在战争中，中国人第一次从日本人手中收复了重要城镇。随着由防御转人了反攻，中国人在战争中也第一次有了乐观主义甚至是振奋的情绪，不再认为日本人是无法战胜的了。当朋友们告诉美国驻华武官约瑟夫·史迪威上校说，他们现在认为中国有可能赢得战争时，他表示同意：“我也是这样认为的。”[14]
台儿庄战斗激烈地进行了八夭。双方都数次声称占领了该镇，可是这些说法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小镇经过最初几个昼夜剧烈的白刃战、轰炸和炮击，已成为一堆硝烟弥漫的废墟。《朝日新闻》的一个记者于四月七日报道：“我越走近这个小镇，我看到躺在四处的尸体越多，简直是横尸遍野。”流经附近的大运河，据说“已被鲜血染红了”。[15]日本军队在这场战斗打响以后的第十七天把中国军队赶出了台儿庄，可是很少几个日本人还把它当作是一次胜利的战斗。以精锐著称的板垣师团丢了脸，负责指挥这次战役的第二军司令官濑谷少将，由于玷污了军队的传统，被迫转入预备役。中国的将军们，尤其是“虎将”李宗仁则成了英雄。后来，日本的参谋人员在估计中国人赢得这次“巨大的胜利”和它对中国士气的影响时，说了很有分量的话：现在中国人“开始大言不惭地讲到歼灭日本军队了”。[16]
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人却没有抓住他们军队士气旺盛的时机，继续展开进攻。史迪威将军对中国领导人竟然“头脑中连进攻的概念都没有”而感到十分困惑。据说，国民政府的首席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对于台儿庄战役后蒋介石有意坐失良机“怒不可遏”。他抱怨说，“我告诉委员长挥师前进、扩大战果，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干。不久日本人就有八到十个师团进逼徐州，那么，一切都晚了。”[17]果然，五月十五日，台儿庄陷落不到一个月，日本军队终于把徐州包围了，四天以后，他们占领了这个城市。几百年来，徐州的得失是衡量每个王朝是否稳定的标准。徐州一旦陷落，王朝也就维持不了很久了。
灾难性的徐州战役产生了两个矛盾的后果。一方面，扩张主义者没有从中国人猛烈抵抗中接受任何教训，立即要求进攻汉口。帝国大本营在命令进攻徐州时，实际上已经同意有必要把战争推进到汉口和广州了。六月十五日御前会议批准了这一计划。空军马上开始了轰炸，企图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在另一方面，台儿庄的消息对包括近卫首相在内的一些人来说，却并不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近卫终于同意了石原的意见：摧毁国民党政府是个错误的目标。从来不是以意志坚定出名的近卫，现在开始想方设法从他自己在四个月以前才宣布的政策中后退，并谋求起用对待蒋介石政权态度比较和解的领导人来负责战略问题了。他在宫廷、军界（主要是陆军参谋本部）和商业界的知名人士中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拥护。那些商业界人士对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脱节和不稳定甚为不安。许多金融界和工业界的巨头，对于与各轴心国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明显趋势也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强烈地感到，日本的经济前途取决于同英、美的关系是否融洽。
可能天皇本人对于近卫改变主意也有影响。一九三八年春，天皇身边的人用诸如“消瘦”、“憔悴”和“垂头丧气”等词汇来形容他[†]。在原田日记中，有很多记载说明：天皇对于军事顾问和大臣们所报告的情况，他们对战争的估计，以及近卫首相能否坚定地掌握住政府并设法结束战争等，都表示了深刻的怀疑。[18]不论人们对于近卫在中国战争问题上的政治态度会怎么评论，对于近卫来说，关心天皇的健康乃是超过一切的。近卫首相是贵族出身。他的祖父七十五年前曾任年幼的明治天皇的首相。不能设想，近卫会对天皇漠不关心，而天皇正是由于战争的扩大而感到苦恼的。
近卫也得到了聚集在他身边的一批有影响的顾问们的鼓励，其中有些人是内阁参议——近卫一九三七年十月为了绕过他的官方内阁而设置的一种职位，以避免事事通过内阁的麻烦。宇垣一成将军是最先担任该职务之一，由于他宣称“毫无牵挂”，乐于为解决中国问题效劳，而博得了近卫的信任。[19]近卫的另一顾问是尾崎秀实[‡]，他后来因为受苏联间谍理查德·索尔格案件的牵连而声名狼藉。尾崎担任内阁谘议，一个比内阁参议官方色彩更少的职位。然而，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到一九三九年一月，他一直在近卫非正式内阁中担任职务，并且无疑地向首相提供了他对中国事务的卓越的知识，传达了他认为侵略中国的政策必然严重地损害了日本的最大利益的深刻信念。按照尾崎的观点，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是无穷的，日本只有同那种鼓舞中国人民坚决抵抗的民族主义的真正利益站在一边才有可能结束战争。[20]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这段时间里，近卫也听取了昭和研究会[§]和早餐会的意见。一九三六年，近卫正考虑接受首相职位时，他的朋友后藤龙之助创办了昭和研究会。后藤的目的是搞个“智囊团”，网罗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研究一些问题，向近卫献策。早餐会是一九三七年底近卫出任首相以后成立的。这是一个由昭和研究会核心成员中精选出来的人物组成的非正式的讨论小组。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之间，这批教育家、新闻记者和政治家，每月在内阁办公室、首相官邸或西园寺公爵（他的孙子西园寺公一是该会的著名成员）的官邸，聚会两三次并共进早餐。虽然首相不经常出席这些聚会；可是他的秘书牛场友彦和彦道三则经常向他汇报讨论情况。一九三八年年中，早餐会的几个会员，特别是松本重治和犬养健，已经开始从事解决战争问题的活动，并就通过与汪精卫谈判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与酝酿。这一点是很有重要意义的。近卫对那些谋求结束日益加剧的冲突的人们的活动和建议，显然至少都是同情和注意听的。
虽然近卫周围的这些团体，代表着不同的观点，提出过各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但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武力不是结束战争的有效手段。[**]他们对于中国形形色色的、显然无力的傀儡政权，也差不多都同样表示厌恶。
随着一九三八年的过去，大家都日益清楚地看到，没有哪一个主要的傀儡政权能够号召必要的群众来效忠于一个对日本友好的新生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把那怕只是勉强算重要的人物从国民党方面争取过来。地方军阀不仅没有用他们的军队去支持任何一个傀儡政权，反而集中大量兵力进行抵抗，这使日本战略家们大为惊奇。到了一九三八年，没有人敢自信地断言冲突结束了。日本被迫采取非常的措施以适应战争的需要。一九三八年三月颁布了“全国总动员法”，规定“战时的立法权全部授予内阁掌管”，标志着议会政府的崩溃。[21]这就很容易成为走向军事独裁的第一步，而近卫和很多随着打一场全面战争这个大流走的人都十分厌恶这种发展趋势。尽管如此，四月份起各级学校都强迫实行军训，又朝那个方向前进了一步。军事供应上的需要，对一个资源异常贫乏的国家来说是很沉重的负担，而且这个负担愈来愈沉重。原棉和棉布在国内市场上脱销，铁“稀少得象黄金一样”，农林省的化学家在“研究用老鼠皮制革作为皮革的代用品”。一个《纽约时报》记者报道：“现在已很难买到一个炒菜铁锅，恐怕一个月后就不可能买到了。”[22]战时原料缺乏的情况是如此之严重，以致许多工业，包括重要的水泥和造船工业只能半开工，而且情况日益严重。[23]一份最近的研究论文表明：早在一九三八年，工时的延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和营养不良就开始严重损害着一般劳动人民的健康了。[24]一九三七年末，内务省通知各工厂主，一个劳动日的“最高限度是十二小时”，但也指出，“如果确有需要”，可以加班两小时。尽管那样，也还有人批评这个规定同战时经济不适应。休息时间和吃饭时间都被取消了，“每天干十四小时激活是很普通的”。[25]对少数神经过敏的人来说，银座（东京的闹市。——译者注）禁止使用霓虹灯也是战争带来的一项可喜成果——小说家永井荷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们不开明的军政府的一项开明的法令。”[26]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禁止使用霓虹灯是厉行节约的象征，在情况好转之前，前景只会越来越糟。
在徐州战役时期开始的重新估价过程，最后并没有导致战争的逐步降级或使日本对华政策得到统一。可是，它的确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引出了一连串高水平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建议，使内阁改组了，使陆军省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人事大变动，使已宣布的国家政策来一个大转弯并建立一个“统一的”新机构来掌管有关对华事务，等等。最后，还导致了批准几个为通向和平开辟新途径的“工作计划”。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内阁的改组，而这次改组把陆军省和外务省都交给了新的领导。
紧接着倒霉的徐州战役，近卫差不多就接近于要辞职了。他身体显然不健康，这或许与他渴望离职有关。不过，当时还很难断定，近卫究竟是由于健康的关系．而躺倒不干，还是单纯为了逃避那费力不讨好的责任——处理几乎无法处理的国家危机。[††]在同军方不断发生的冲突中，近卫并没有占上风，而为了保持对国家事务的控制，这种冲突是必不可免的。他并不欣赏政治论战，但他自认为超然于论战之外。他首先是一个贵族，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家。他在早餐会里的一个同事说，“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贵族。”[27]在日本，没有比近卫的门第更高贵的了。几世纪来，藤原家族和它的最显贵的支系——近卫家族——都在统治着日本，甚至当它的权势衰落以后，也还继续从这个家族中选出日本皇后和其他重要的宫廷人物。近卫很容易同天皇接近，而且能够颇为正确地使用天皇的语言。从少年时代起，近卫就开始使用矫揉造作的古老词汇了，而正是这种词汇使得天皇讲的话无法为大多数日本人所理解。大人从小就教近卫用皇室的方式称呼他的双亲为“御父”和“御母”，而不用习惯的称呼父亲和母亲。[28]
近卫具有的贵族性格和品德，使他成为一个被大家注意并极为重视的政治家。可是那种传统的软弱性，则又使他成为一个优柔寡断的蹩脚领导者。他将近六英尺高，使多数日本人相形见绌。他的才华很高，但对中国却是惊人地无知。据他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讲，他同他的文学俱乐部白禅社里的知识分子和唯美主义者组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集体，而且“喜欢邀请学者们尽可能经常地给他讲课”。[29]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翻译了几部奥斯卡·王尔德（英国十九世纪唯美主义文学家，著有《莎乐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等剧本。——译者注）的著作。一九一四年，他翻译了王尔德的《在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一书。这本书好象是引起了这位年轻公爵内心的共鸣。他衷心地同意王尔德关于劳动并不是人生目的的论点，而过有教养而又风雅的舒适生活和悠闲度日才是人生的目的。（几个世纪以来，以优雅、懒散、肤浅地涉猎艺术和卖弄风骚而著称的日本贵族，的确是王尔德典型理想的体现。）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根据他同近卫相识四年的体会，断言近卫是“迟钝的”。“近卫的表情说明，他既没有活力又不果断，倒是带有一种哲学家的疑虑……他的眼睛最能说明他的特征，它显示着智慧和政治敏感，但又带着懒散的神情。”[30]一九三八年夏，《亚洲内幕》的作者约翰·根室在拜访了近卫之后也作了类似的描写：“他看来缺乏干劲——也许他烦恼死了。”他举出了近卫不守时刻和极端厌烦早上（上午十一点以前）的约会的特点，并且补充道：“他的朋友说他简直是个典型的懒汉。”[31]
出现在人们眼前的近卫的形象，是一个身体虚弱、态度客气、难以捉摸、很有教养、深于世故、忧郁沉默的人。对他的秘书来说，他好象是“一个孤独的人”，“几乎是哈姆雷特式的人”（哈姆雷特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悲剧的主角，以孤独、忧郁著称。——译者注），他“打心眼里从来不完全信任任何人”。牛场重复了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对近卫的评价后，回忆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缺乏领导能力。最后，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军队“从来不说，‘不行！你们必须这样做’”。[‡‡]
在争论“全国总动员法”的过程中，近卫由于无法控制国家事务而灰心丧气。这位心神错乱的近卫乃借口身体不好，躲到他在东京郊区荻洼的别墅去休养了。徐州战役的发动只是增加了他的沮丧和失望，至少早在三月十七日，他就已在私下里谈到辞职了。[32]三月二十九日，他觐见天皇请求批准他辞职。近卫说，要让“我这样有名望但无实权的空想家来无限期地负责这个局面，那是极端困难的”。他建议，如果任命一个“有实权的人”来负责，将会更合适一些。[33]两天以后，近卫在和原田熊雄男爵的一次谈话中，透露了最后促使他辞职的原因。杉山陆军大臣突然飞到华北，除了曾告知海军大臣要作此行以外，他既没有告诉近卫，也没有通知任何内阁成员说明这次使命的目的何在。近卫告诉原田说，“陆军所有的活动，都是这样干的”。近卫说，例如，军部甚至坚持要速选军人负责华北和华中地区各国策公司。这才真是个讽刺，因为成立这些公司的重要理由之一，恰恰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不让军队插手经济政策的制定。近卫悲伤地对原田说，“我感到我简直就象个‘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34]
事实证明，近卫本来就坚持不够，这次又未能坚持，因为天皇和他的顾问及朋友们都劝他打消辞意，重新组阁。[35]从五月开始验六月底，重新组阁的问题集中在广田外交大臣和杉山陆军大臣两人身上。近卫的目的是要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或者至少使之温和一些，而他认为广田是这项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用外交官加濑的话来说，杉山“脾气很好，但毫无头脑，昏庸老朽”。恰恰是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后很关键的十六个月里，在名义上担任了陆军大臣。[36]在这一段时期内，陆军的统治权究竟属于谁是很难搞清楚的，不过，显然不在杉山手中。近卫把他看作是“扩张主义者的机器人”。[§§]此外，如前所述，近卫对于杉山不愿在内阁中与他和别的文官阁员讨论重要的军事问题非常恼火。杉山在这方面近乎偏执狂的一次最出色的表演，发生在战争初期。当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次内阁会议上提出，陆军在到达永定河后就不要再向华北推进了的时候，陆军大臣怒吼道：“在这样的地方说这种话，这是什么意思？”把那位倒霉的海军大将吓得顺从地说：“我想你是对的。”[37]
其实，近卫好几个月来一直都在物色取代陆军大臣的人选。可是在战时，轻率地采取这个步骤是不行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进行战争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意见。况且，杉山又不肯给近卫一点便宜，悄悄地辞职了事；相反，他对近卫能够给他施加的全部压力，包括在皇宫内要他下台的间接表示在内，抵抗了好几个星期。[38]
选择继任人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陆军中各个派系都力图使各自中意的人选上台。反扩张主义者支持石原将军，如果石原不行，就支持多田将军。近卫认为“统制派”的官员应对挑起战争负责，所以渴望从其对立面“皇道派”方面推选一个人来代替杉山。[***]例如。对于近卫来说，柳川平助中将是个“非常中意的”人选，可是这位将军在过去几个月同计划作战的最高军事机关毫无联系。[39]扩张主义者提出的人选中，有当时任陆军次官的梅津将军，可是近卫和梅津的关系不好，而且认为梅津是扩张主义派的“幕后操纵着”。[40]
最后选中了板垣征四郎中将。板垣象石原那样，开始是满洲事件的强烈支持者，但后来就转而主张战争局部化，并希望尽快地结束战争。板垣看来并不是哪个派别或集团最中意的人选，事实上，正是由于板垣不带着派系色彩近卫才对他感兴趣的，因为近卫改组内阁的目的就在于加强文官对领导战争的政治控制权。在这一点上，格鲁大使对这次任命的分析大概是正确的：板垣之所以得到任命是因为他“既在陆军的年青军官中享有威信……又认为陆军应当不干预政治。”[41]
可是，为了促成这项任命，近卫不得不接受关东军的东条担任陆军次官作为妥协，次官这一职位也几乎是和大臣同样重要的。后来，近卫把这段期间内没有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归咎于他的新任陆军次官。近卫声称，“我本来对板垣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杉山和梅津却要求让东条任陆军次官，这给我埋下了‘祸根’，真使我大失所望。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实东条和梅津就象是‘一个人’似的。”[42]
免去广田外交大臣的职务倒不太复杂。近卫用不着被迫接受什么不愉快的交易，就物色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宇垣一成。宇垣是陆军预备役的一位将军，是第一个非职业外交官担任外交大臣职务的人。在这次任命前半年，宇垣就已经是内阁的参议了。近卫充分了解宇垣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并确信宇垣能够协助他改变一月十六日的政策，因为宇垣在国民党上层有大批的朋友。但是，近卫之所以考虑任命宇垣，实际上并不是以宇垣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如何来决定的，因为宇垣的观点肯定是近卫所能接受的。首相的一个疑虑是，担心宇垣是否有魄力足以把长期以来陆军对他的不悦压下去，从而把他的想法付诸实现。宇垣知道得很清楚，他自己在政党、财政金融界和整个公众中都颇享众望，但在军界中情况却不是这样，因此他并未仓促地接受这项任命。
一年前，甚至在宇垣已经接受了天皇的组阁命令后，陆军中的一个坚决的集团还横加阻挠，以致宇垣不得出任首相。他的对头们对他在一九二五年担任陆军大臣期间大幅度地缩减陆军的实力这件事耿耿于怀，从不罢休而且对他以和各个政党联系较多而著称表示不满。有些人认为，一九三一年三月推翻政府的阴谋活动，是他告了密，因而对他怀有敌意。[43]一九三八年，那些鼓吹与轴心国加紧联系的人，担心任命宇垣会相反地导致加强与英国的联系，这种担心由于他很快就采取主动与英国人进行友好谈话以及英国人热烈欢迎他的任命而得到了证实。英国大使写道，“我从一开始就喜欢这位将军，显然他把改善同英国的关系看做是他的主要任务之一。”[44]
宇垣意识到他的地位不稳固，于是他提出杉山必须辞职作为他入阁的先决条件。而且，在近卫决定提名板垣为杉山。的继任人时，他可能起了作用。[45]
宇垣对中国问题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很快地理解为什么近卫挑选他当外交大臣，并且使我们知道近卫重新估价对华”政策是朝哪个方向转变的。宇垣反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认为它恣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出任外交大臣以前不久，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日本人总是说，我们希望‘中国是中国人的’，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如果把这当作一个标准，那么，无论中国人希望任命哪个人担任什么职务，我们都应当感到满意。”[46]
宇垣明确地告诉近卫；只有就撤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讲话取得了谅解，他才领导外务省。那时（一九三八年五月），近卫已和宇垣意见一致，所以没有抵制宇垣的要求，并且答复说，他希望宇垣能够设法体面地撤销那个“考虑不周的”声明。[†††]此外，宇垣还要近卫接受以下三项总的原则作为他入阁的条件，即：迅速巩固和加强内阁，迅速决定一项对华的和平政策，迅速统一对华外交政策。[47]
用历史学家臼井的话说，近卫准备接受宇垣提出的所有条件，可以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说宇垣的任命“好象是希望之门已经打开”；很多人都肯定感到，对于解决中国问题会将有新的设想，战争拖长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小得多了。八月，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村山平助在《改造》月刊中写道：“我们的希望和期待都寄托在宇垣身上。如果在‘危急’局面下出山的宇垣没有‘成就’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得救了。”[48]
石射猪太郎的《意见书》
为宇垣撤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提供合理论据的人是石射猪太郎。他是外务省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亚洲局的局长。一九三八年六月，石射为他的新上级准备了一份很细致的长篇《意见书》，其中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各种途径。[49]石射象石原将军一样，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必须顺着中国民族主义的风向来扬帆，他的“意见书”很有说服力地阐述了这个观点。有很多理由说明它不是一份普通的文件。与外务省绝大多数呆板的、公文式的文件不一样，它既是生动的、有见解的、几乎是动了感情的呼吁，又讲出了心里话和头脑里的想法。它用了很多辛辣的比喻；例如，说日本的对华经济政策，就象一条章鱼把它自己的触角都吃掉似的，因为日元集团的扩大，正在使中国的购买力枯竭，并且造成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急剧下降。[50]但最突出的是，《意见书》的洞察力和坦率程度都是惊人的；它为一种当时很不盛行的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直率的辩护，而这种观点则表达了走在时代前面的少数意见。
石射一开始就提醒宇垣，尽管从狭义的理解，“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意思是指不与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可是从声明所用的语言来看，“人们觉得还是有一些灵活余地的”，因为声明用的是通俗的、大众化的文体，而不是正式公文文体。由于近卫和广田拚命强调，“即使国民党领导人建议举行和平谈判”，日本也永远不会同他们谈判和平问题，才把这个声明搞得没有灵活的余地了。[51]不幸的是，那些“公众舆论中肤浅的见识”竟如此称赞这种强硬的论调，以致现在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地反对它了。石射转而用相扑摔跤的比喻来说明他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的不满。象摔跤者用闪电般的动作把对手摔倒到圈子以外一样，这个突如其来的政策意想不到地把和平的希望都化为乌有了。但是，日本政府通过这次戏剧性的动作又干了些什么呢？“只是限制了自己对不断变化的情况作出抉择的可能性。我们拥有的唯一政策就是推进。”总之，“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只不过是同一个笨拙的相扑者在某个闭塞落后的市镇里的三流摔跤表演中作出的华而不实的姿态一样。[52]
石射认为：日本如果希望尽快结束“事变”，只有四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他认为，汉口战役结束后再进一步扩大战线的方针，显然是误人歧途，因而不应予以考虑。第一个方案是，争取胜利结束汉口战役，然后沿着陇海路和长江下游建立一条前沿交通线，并且沿着相互衔接的铁路线和航道占领全部通向北方的地区。石射说，虽然这个计划听起来好象不错，可是它有几个缺点。如果采用了它，国民党就会收复一些领土，从而提高它在中国人中间的声望和威信。那就会使占领区的人民“动乱”，从而占领军就更加难于维持治安了。国民党政府会“更加热中于搞它拿手的游击战术”。[53]同时，在没有占领的地区，国民党政权将加强它的军队，进行一场反对日本的消耗战。最后，日本将不得不去摧毁这些武装力量，那就意味着在新的战线上又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敌对行动。石射警告说：即使这些预言中的最坏情况没有发生，仅仅防护沿长江到汉口六百英里的占领区和维护几千英里铁路网的交通线，就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简言之，石射感到这个计划“无法解决局势问题”，而且会“继续成为我们保卫别的地区的障碍”（大概是指对苏联）。[54]因此，根据他的判断，这个方案没有什么价值。
石射提出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作为第二个供选择的方案，这个政府将要把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联合起来。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设想过这项办法了，在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时，就已经准备采取措施设法吸收唐绍仪和吴佩孚[‡‡‡]作新政府的头头。据支持这两个人的说法，唐在华南很有威信，而且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声望，这点将是有用的；吴和华西、华北都有联系，这点将使得他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合作者。这种说法鼓吹新的中央政府不用特别费力气，就会获得声誉。非占领区和占领区的地方军阀都会看到这个风向，赶快在新政府的屋檐下找一个栖身之处。其结果是，国民党就会被抛弃。石射用了最大的篇幅来讨论这个方案，因为当时这个方案正受到文官和军方的有力支持，而且正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
石射认为，第二种方案过高地估计了唐和吴的声誉，他们只不过是“政治僵尸”和“遗老”。他说，让他们复活是十分可笑的。中国人将把他们看作是“不知自己死之将至的老头子”。[§§§]石射声称，唐在他的同胞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声望，而且人们仍然记得，唐下台后任挂名职务时搞得很糟糕，以致曾被他家乡的那个县的老百姓驱逐出境。石射说，考虑同那样一个泥足英雄合作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可是吴佩孚则甚至还更糟。吴狂妄地说什么他的东山再起将会解决中日问题，这只能被认为是患了陶醉于过去的声誉的一种病症。那些支持吴的人争辩说，全中国的军阀，尤其是四川军阀将与吴佩孚汇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反蒋联盟。石射写道，吴的确与某些军阀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毫无疑问他们当中是有不少人不满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化；可是指望他们当时就会起来反对国民党，那就“错误地估计了时机”，[55]只有当国民党奄奄一息的时候，军阀们才会采取行动来反对它，而国民党现在离奄奄一息还远得很哩。事实上，国民政府正在密切注视这些军阀，特别是四川的军阀，何况这些军阀都是一些投机分子。光靠对吴的忠诚还不足以促使他们起来反对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此外，那些还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军阀则因互相猜忌和争夺而四分五裂，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他们会同吴汇合，组成一个名符其实的联合战线。基于这些理由，石射劝告外交大臣暂缓考虑这两种方案。
石射一带而过地提到第三种供选择方案，那就是把目前。已经建立的那些合作政权同国民党政府合并。石射说，首先。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都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而与国民党政府是势不两立的。此外，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同它一开始就讥讽为伪政权的政府搞联合，实际上就等于是投降。石射断言，“不管你说中国人多么会搞妥协，可在这个问题上则是毫无希望的。”[56]
石射认为，第四个是唯一的一个有效解决方案：与国民政府恢复谈判。石射马上回答了那些一再反对同一个与共产党人搞联合的政府达成和解的意见。他争辩说，“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统一战线的现实情况，我们就会看出，中国共产党只是被允许参加抗日阵线而已。”同中国共产党长期打交道的惨痛经验，使国民党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人是把统一战线当作一种手段，使他们被削弱了的实力得以重新壮大，因此，国民政府最不能容忍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种种活动。据说周恩来毛泽东和其他人已经加入国民党，这并不表明共产党人马上就要“吞并”国民党，它实际上表明，主动权仍在国民党手中。[57]
石射热烈赞扬国民党解决了它和西南军阀集团的分歧，结束了福建省的独立运动和把共产党的军队赶出了江西省。除了军事成就之外，它在教育、财政金融和经济等方面也取得了值得称赞的进展。石射说，“恰好与我们对中国的看法相反，国民党政府一直在进行革新的统治。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曙光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正是因为这样，国民党政府的力量不断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甚得人心。”[58]
石射写道，“不可否认”，蒋介石是肩负中国“民族复兴”的人物。中国人只对他一个人表示信赖。“他的形象比国民党和政府中任何别人都显得更加出众。”[59]设法推翻蒋政权或坚持让他下野，同“征服象张学良那样的地方军阀”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推翻国民党显然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尝试一下都会是得不偿失的。远东的稳定和中日合作，是日本反复提到的理想。就算把国民党摘掉了，继任的政权也肯定会是软弱的，也无法统治整个中国，其结果是中国将变成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破产的国家。在接踵而来的混乱和骚动的局面下，只有一个无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武装得最好的集团可以从中得利，那就是共产党。其结局将是，中国会成为一个破产的国家，而日本则担任着一个破产国家的管理人。帝国军队将不得不去镇压大批流浪农村的散兵游勇。对它所占领的地区得搞个庞大的救济方案。还得进行大量的宣传和教育活动。最重要的是，日本还必须把共产党军队镇压下去，而共产党军队则很可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享有中国经济发展的果实又从何谈起呢？那样一种局面将使日本关于努力促使远东稳定的主张成为笑柄。
石射断定，日本只有一个选择：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同中国谈判一项体面的、宽大的和平。至少就目前看来，中国和国民党是一回事，而蒋介石则是国民党的“轴心”。如果象东京许多人所提出的最低要求那样，尽力把蒋赶下台，让他隐退，不管是事实上的隐退或是名义上的隐退，那都只会有损于日本的事业。中国人会把蒋的下台看成是日本对中国的惩罚。而且，主张强硬路线的分子决不会让“中国人最尊敬的”蒋介石辞职。他们反而会促使他们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抵抗。“我们必须做的是，挽救并设法利用蒋。”[60]
石射说，很长时期以来，日本人一直鄙视蒋，把他看做死敌，一个“把日本当作工具来统一国家的”可恨的敌人。但是事实却是，他在一九三五年底当行政院长后，任命了象张群那样的亲日派参加内阁，以表示他对友好地调整中日关系甚为关切。石射提醒宇垣，那时这个委员长也曾派出密使向宇垣表示衷心希望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一九三六年，这个委员长曾对日本驻华武官说：“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次机会，我们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内就不会有别的机会了。”[61]日本人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宣称中国已经忍无可忍，这是日本将会永远感到后悔的事。更加遗憾的是，他们把蒋在牯岭的“抗战到底”的誓言看做是“胡说八道”，而没有意识到他已决心实现这个誓言。[62]
石射要求宇垣注意，某些不负责任的政府人士，无论在精神和文字上都一贯违反天皇的旨意。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天皇在议会的一次演说中宣称，“我的士兵们之所以不顾种种困难，而忠实地奋斗”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并建立和平”。此外，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政府发言人在天皇御前表示过，“消除所有过去的摩擦，并在宽宏大量的精神和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中日关系”的决心。天皇的大臣们曾宣称，两国之间的“融洽无间”是日本谋求解决中日问题的最终目的。可是，从那时以来，这些大臣们十分失职。他们没有让人民知道这些原则，“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发表了一些与一月十一日御前会议决定相反的声明。”[63]
由于这些当局人士无视御前会议决定的精神，所以政府和人民都在这样说：“在大陆上出现这么个绝好机会，那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着的啊！”“即使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殖民地”；“应当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去处理敌人的财产“；或者“既然我们已经付出那么大的牺牲，我们至少应当取得对华北和华中的控制权”；等等。这一切可以经常听到的说法，无情地拆穿了日本自称她在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的虚伪性。石射写道，“我们要征服中国——那就是日本的心情。”这样一来，日本远远没有遵照天皇的命令，在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实现宽大的和平，而是日益倾向于采取以下这类态度：“你能拿走多少就拿多少”，“抢在别人前头，尽量地捞一把”和“让我们把中国瓜分掉吧！”石射问道，御前会议的决定和上述这些掠夺成性的情绪之间所存在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日本怎么能希望实现中日合作和东亚和平呢？[64]
石射告诫宇垣说。只要日本采取这样的态度，即中国是有罪的，因而应当接受严厉的条件，那么中国人就不大可能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他预言，“即使中国会屈服的话，那也会使今后一百年发生麻烦。”反之，如果一个强大的日本对她的软弱的邻国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那决不会有人就此看不起她。相反，全世界都会称赞她的“武士道”风度。中国长期以来对日本的仇恨从此就顿时消逝，而且还会使中国人心里树立起一种信任感。石射附和石原一直呼吁的主张，认为日本必须向中国人提出“俾斯麦式的和平”，就象俾斯麦在普奥战争结束时向奥地利人提出的宽宏大量的和平条件一样。[65]石射说，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认识到，和谈的“最大障碍”是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的存在。允许它们继续存在，就会产生以前冀察政权所造成的那种对抗情绪。石射建议说，因此，日本应当规定一个期限，让国民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调整这两个政权的地位。[****]
石射还说，日本能否完成这件任务，尤其是能否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声明，“完全是一个我们政府当局是否有勇气这样做的问题”。那就是说，面对着可能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响，政府当局是否能证明自己的力量强大得足以根本转变国家的政策，甚至冒着有“生命的危险”也在所不惜？[66]石射断言，如果它能够经得起这个考验，那么这个风险就值得去冒，因为日本现在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宝贵机会，来调整两国的关系和开创和睦的新纪元”。[67]
新外交大臣研究了石射的《意见书》以后，在封面批上了：“它大体上符合我个人的意见”。[68]九月，他邀请了一批记者到叶山的别墅，除了讲一些情况外，还向他们讲了普奥战争的历史。宇垣在重复了石射对俾斯麦的敬仰和他自己对取消进攻汉口的主张时，颂扬了俾斯麦这位普鲁士领导人和他的总参谋长冯·莫尔特克“在世界军事史上开创的光辉经验”。普鲁士人在几周内就打败了奥地利军队，之后他们决定不攻陷维也纳，而情愿“在城堡的防御地带停止进军，同意建立一项不割地赔款的和平”。宇垣指出，在普奥之间和中日之间有着重要的类似之处。俾斯麦和冯·莫尔特克之所以宽宏大量地对待奥地利人，是因为他们预见到要对法国进行战争，因此希望奥地利不要参加到敌人那一边去。[69]目前的情况，今天的苏联就是当年的法国。
内阁改组于一九三八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完成。新内阁仍然由代表宫廷、军部和财政金融界的各种人物联合组成。不过，近卫还是设法把那些愿意献身于新的解决战争途径的人，尽可能地组成了最强大的联合，并且成功地把那些与不妥协政策有密切联系的人们排除在内阁之外，而不妥协政策是一月联席会议和御前会议所制定的。他还获得了天皇的批准。以五大臣会议作为全国最高决策机构，从而增强他自己的实力。这样一来，曾经由二等的陆、海军军官随意摆布的联席会议，就正式地由近卫自己指定的官员组成的一个切实可行得多的会议所替代。这些官员是：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交大臣和大藏大臣。看来为结束对华战争找到一条崭新途径的布置已经就绪。
宇垣的任命预示着谋求和平的新时代的到来。最富有戏剧性的证明是，宇垣和他的私人朋友、曾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张群互通了电报。张群致电宇垣，祝贺他就任新职，说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使他“为东亚而欢欣鼓舞”。[70]这种做法在战时来看，是极其不平常的。接着，他希望宇垣在重开和平谈判方面发挥作用，并建议汪精卫可以作为中国方面的和谈代表。
这位日本外交大臣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并且还得到了象石射那样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支持，及时地向张表明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宇垣回答说，他认为由汪精卫代表中国进行和谈不合适，因为尽管汪很有资格当代表，但“你们的同胞会认为他是个亲日派的首脑……因而可能指责他出卖国家。”[71]宇垣想起了战争开始后不久，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在新加坡发表过一些和解性的意见，所以他建议由孔来当代表比较理想。大家都知道他和蒋的关系非常亲密，是能够代表蒋讲话的。此外，他本人不象汪和张群那样由于有亲日的污名而不具备代表资格。孔显然同意这项安排，因此他派了他的私人秘书乔辅三去香港和日本总领事中村丰一会面。六月十六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双方都寄予很大希望的这次谈判，一直谈到九月一日。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而且有个时候日本已经准备好一艘军舰把孔送到长崎或台湾的某处和宇垣会见。可是，尽管成功的希望极大，谈判最后在几个问题上以失败告终。
谈判之初，孔要求日本把条件都开列出来，宇垣回答说，“尽管政府改组了，新内阁和外交大臣是一致的；虽然我接替了广田，日本对外政策仍然不变。”[72]据中村后来回忆，来自东京的指示使他特别难办，指示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没有改变。他于一九五六年写道，“根据那种指示，我简直就没法去开始谈判。”这位总领事飞回国内同宇垣商谈。宇垣对他说，“日本最后是要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旗号的，可是现在我们不能那样做。”当时与宇垣有密切接触的石射，是能对此作出有权威性评论的人。他后来写道，宇垣之所以采取强硬立场，只是想把要蒋介石下野作为初步讨价还价的策略，随着谈判的进展，他是准备作出让步的。[73]
然而，宇垣自己的日记却说明，在他当外交大臣的几个月里，他的感情起了令人惊奇的变化。当与孔的谈判正在开始进行的时候，宇垣于六月二十八日在日记中显得非常同情蒋和蒋所面临的问题。他写道，“中国被列强捆住手脚一百多年了”，其结果是，“无论中国人怎样努力奋斗，他们也无法向前迈进。”可是，近年来，中国对于她所蒙受的灾难作出了反应，民族团结的“强大潮流”已达到席卷全国的程度。字垣写道：“蒋介石是走在前头领导这一潮流的人”，但是日本人“应该特别注意以下这个事实，即使我们把蒋介石推翻了，这一潮流还将一如既往，继续向前。”[74]七月十五日，宇垣写下了他的信念：除非日本帮助促进和加强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反对它，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和获得持久和平才有可能。[75]然而，短短的两个月后，字垣在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的前夕，却感到“必须增加我们的压力以粉碎蒋政权和他的一伙人。”[76]
不管宇垣个人的观点如何，七月八日五大臣会议所决定的日本政府的正式观点是，日本人“接受中国当时中央政府的投降”，是以蒋的辞职为条件的。近卫政府已经同意有必要修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以便在处理有关国民党政府投降的问题上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石射认为，打算完全推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同蒋本人谈判，那是要有勇气的，可是五大臣却缺乏石射所谓的必要的“勇气”。七月八日，他们正式要求“蒋介石下野”。[77]
宇垣在向中村解释这仅仅是个暂时的权宜之计时，强调指出，不管怎么说，蒋把他的国家管理得很糟糕，使中国人遭受了极端的苦难，因此要他退出政治舞台是“理所当然的”。[††††]中村表示不同意：中国人民并不认为蒋要对打败仗负责，因此，要求他辞职会“引起麻烦”。[78]
宇垣在同孔的间接谈判中，对于蒋的下台，采取了稍微有点不同的方针。他把下台问题同孔提出的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一个是赔款问题。孔要求日本放宽要求，因为中国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简直付不起战争赔款。孔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承认满洲国问题。孔说：两国对那里事实上存在的局面都是尊重的，而且中国实际上已经默认了满洲国；满洲国问题在中国国内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此时日本应承认这一点。鉴于这种情况，孔问日本是否可以同意取消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的要求。[79]
宇垣对孔的答复如下：如果孔要求日本人适当地考虑中国国内的问题，那么也应该能意识到蒋介石同样给日本政府造成了国内问题。“日本人把蒋介石看作敌人，并且说过不同他打交道。但他们对中国人民不抱恶意。可是鉴于蒋领导这个国家，造成了当前的局势，因而大多数日本人都憎恨他。”宇垣说，因此，如果中国想要在满洲国和赔款问题上得到让步，就应很好地处理蒋的问题，同意他下台，以“缓和日本人的情绪”。宇垣最后说，他的辞职“对你们国家比对日本更为有利”，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够在日本为取消赔款和“默认”满洲国问题制造一种适宜的气氛。[80]这些巧妙的论据并没有能够说服孔，他甚至从未暗示过蒋有下台的微小的可能性。孔告诉宇垣，如果辞职对于缓和日本人的情绪是必要的话，那么他本人辞职也许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孔当时刚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这一姿态也没有能使东京感到满意。
虽然蒋的辞职是谈判中的主要症结所在；可是华北问题也是一个主要障碍。孔祥熙讲了一堂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的课来回答宇垣关于把华北划为“特殊地带”的要求。孔说，中国人民一贯把长城以外的地区看成是“未开化的”地区，对于那里存在外国势力并不特别关怀。因此，中国愿意默认满洲国的存在，也同意日本在内蒙古驻军并建立一个特殊地带。他坚持说，日本必须理解，长城以内的地区则完全是属另一回事。如果她试图“解放”华北并在那里无限期地驻军，可以肯定中国人会“坚持日本最后企图吞并整个中国的看法”。[81]
宇垣回答说，认为日本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是很可笑的。如果她准备这样做，她为什么只在华北划出一个地带呢？难道南京和上海不是已经落人日本的手中了吗？宇垣解释说，在华北的特殊地带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中日联防反共。内蒙古是防御的第一线，华北是第二线。宇垣表示，“我们正在做的一切都是我本人和段祺瑞政府签订的协定的继续。”宇垣讲这话时，大概没有察觉到，段棋瑞在军阀极盛时期称霸华北，而国民党政权宣称要反对的恰恰就是这种称霸的局面，因为这种局面意味着一个分裂的中国和出卖领土和主权去换取日本的靠不住的军事援助并从中贪污。[82]如果宇垣真以为那样谈一下日本在华北的意图就会使孔安心的话，那就说明甚至在象宇垣这样的温和派的心目中也没有怎么意识到中国的情况正在变化。
及至八月，关于中国人不同意宇垣建议的反应，纷纷传到东京，这不仅来自中村总领事处，而且也来自各种各样中间人那里。接近委员长和张群的重庆《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会见了一个和宇垣有接触的日本同行。通过他们的会见，宇垣才知道，只要日本继续施加要分裂中国的压力，中国人就决心抗日到底。这个记者强调，日本迟早必须承认两件事：中国打算在政治上达到统一；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唯一的一支政治力量，因而，也是日本必须最终与之打交道的政府。[83]
宇垣通过与孔谈判解决中日问题的努力持续了整个八月份，但是因为孔在蒋的辞职问题上没有作出让步，在香港的谈判于九月初就陷于停顿、拖拉的状况。宇垣在夏季以前抱有的积极性到这时就消磨殆尽了。汉口战役已经开始；五大臣决定坚持蒋介石必须辞职；土肥原将军经东京批准，正在劝说吴佩孚出任中国的一个新政权的首脑；影佐祯昭大佐[‡‡‡‡]正在为最终导致成立汪精卫政权进行初步接触。从对宇垣的威望来讲，最糟糕的事情是，陆军正在酝酿成立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专门机构（最后定名为“兴亚院”[§§§§]）以便剥夺外务省在日本对华政策方面的一切控制权力。本来宇垣对于转变对华政策的热情已经在减退，事态的这些发展使他的热情更进一步低落了。外交大臣对于有些行动竟一无所知，对于另一些行动则无法加以控制。例如，正当他与孔会谈时，有人就在向汪精卫的追随者进行初步的试探。正是那个新的有关中国的机构篡夺了外交大臣的权力这件事，才最后迫使宇垣于一九三八年九月辞去了他的职务。
几乎所有的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外交大臣在内，都认为需要有某种协调机构来决定对华政策。[84]宇垣赞成在首相领导下成立一个机构，但其权限只限于管理中国占领区，至于全面的对华政策则仍应由五大臣来制定。根据他的意见，那样一个机构的首要任务，是联系沟通与中国有关的各省（部）的情况，并主要指导在中国占领区的各国策公司的业务。
可是陆军的想法却很不一样。它想要搞一个有广泛权力的机构，涉及到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并对整个中国都有管辖权。多少有点不协调的是，陆军还要它的特务机关，在中国大陆的地方行政事务方面保有相当大的“就地处置”的权力。九月二十七日，宇垣通知五大臣会议，既然他已经承担了解决中国事变的责任，他就不能同意建立一个有关中国的机构，除非外务省仍拥有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的权利。由于陆、海军大臣的反对，会议陷人了僵局。两天以后，宇垣向近卫提出辞职。他说，既然没有运用外交手段的余地，他就无法行使外交大臣的职责。他的辞职获准，两天后，近卫于十月一日宣布成立一个满足陆军全部要求的“中国局”。正如几天以后《朝日新闻》所评论的那样，外务省已经“威信扫地”。[85]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务省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发言权愈来愈小，以致四年以后，外交大臣东乡茂德被告知，外务省在对华方面的职责仅限于正式接待使节和签订条约这类的“纯外交”事务。[86]
十二月，这个局改名“兴亚院”。首相虽是该院的总裁．可是它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是现役的陆、海军军官。他们当中有总务长官柳川平助中将和政务部长铃木贞一少将，而铃木也许是该院最重要的成员。一九三九年初，日本政府宣布在张家口、北平、上海和厦门成立四个“兴亚院”的“联络机构”。所有这些联络机构都在陆、海军将领的控制之下，例如，临时政府的主要后台喜多将军就被指定来领导驻北平的机构。
关于建立“兴亚院”的帝国法令，授予“兴亚院”全权“管理有关中国事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而且，政府公开发表的声明指出，敌对行动的终止并不一定意味着“事变”已经结束。换句话说，政府预见到有必要使“兴亚院”继续起作用，“直到中国的重建和发展计划，以及日本、满洲国、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合作得到实现时为止”。[87]可是，在军方控制下的“兴亚院”，在达到加强领导对华政策和纲领的目的方面，只实现了一部分。虽然外务省在中国已经日益不起作用，但驻华各派遣军司令部和陆军与海军的各个集团，仍继续推行独立的对华工作方针。在这些独立的“工作计划”中进行得最有希望的一项，要算一九三八年年中争取退隐军阀吴佩孚出山当新的合作政府头头的工作了。
一九三八年的整个夏季，当宇垣正在设法与孔蒋达成谅解的时候，中国和日本的报刊都在纷纷猜测，日本计划劝诱军阀时代三个上年纪的退隐军人单独或合伙出来领导新的合作政府。这些推测一般说来还是正确的。虽然早在一九三七年底就已进行过一些试探，去了解这些人是否愿意加人亲日政府，但直到一九三八年年中，才很好地组织了对他们的劝诱工作。那时，以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个课长、岩黑秀夫大佐为首的小组终于认识到，如果帝国陆军要达到它在中国的目的，王克敏和梁鸿志都不足以胜任首脑。尤其是如果打算要把几个傀儡政权联合成为某种全国性的政府的话，那就必须有在声誉和领导才干方面都更胜一筹的人物。[88]所以，岩黑和他的小组建议成立一个各军种混合组成的工作小组，来探索搜罗有名望的中国政治家和领导人出山的可能性。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五大臣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并授权这个新的小组，根据五大臣当时正在草拟的政策，“制订出对华的重要策略”和“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89]这个新的小组由五大臣直接领导并正式命名为“在支特别委员会”。它就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以“竹机关”为其代号的机构，通常又称之为“土肥原机关”，因为它是由典型的政治将军土肥原贤二控制的。
土肥原将军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官来讲，他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那年早些时候他的部队在兰封遭到了惨败。但是，他三十年代初期在满洲国的政治经验却使得他非常适宜于承担当前这项任务。[90]为了象征各军种之间的合作，津田静枝海军中将被派到“土肥原机关”作为海军的代表。其他成员有，大关道定大佐、和智高次少将和坡斋利八郎少将。对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来讲，板斋这个人是非常生疏的。东京中央的成员把板斋看作是所有“老中国通”中“最大的中国问题权威”。同华北方面军的参谋人员和一些其他坚持“分治合作”主义的人不同，他赞成有一个强盛的、统一的中国。然而，这并不是说他的观点和石射猪太郎一样开明。板斋和土肥原一样，都坚持谋求与吴佩孚那样的下野政客合作。[91]
土肥原设想的计划有两个部分。[92]第一部分要求设法诱骗当时正在协助保卫汉口的所谓广西军脱离蒋阵营。这个任务交给了和智将军，但很快地就失败了。土肥原大胆地进行工作计划的第二部分；网罗中国的三个重要人物当新政府的头头。三个争取对象中，两个很快地就被淘汰了。第一个是当过段祺瑞政府陆军总长的下野军官靳云鹏。靳最后于一九一九年曾担任过内阁总理，一九二一年下台后，由从政转而经商，后来于一九三一年出家当了和尚。土肥原劝使靳放弃他的圣洁的隐居生活但没有成功。那就剩下唐绍仪和吴佩孚了。根据土肥原曾不断加以修改的计划，打算让七十八岁的唐绍仪在拟议中的政府当文职的头头，而吴则掌管武职，包括组织一支亲日的军队。
唐和吴都是清朝和军阀时代的老政客，好些年来一直过着退休的生活。唐住在上海，吴住在北平。西方研究亚洲史的人们对吴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在这里详细介绍他的历史背景了。[93]可是在西方却很少有人知道唐的名字，所以我们在这里简要地讲讲他的背景和观点也许会有些用处。[94]
一八七三年，唐作为第一批派赴美国留学的学生之一出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回国任袁世凯的秘书，由于和袁有交往而成了有名的人物。清朝时，他曾多次担任外交职务——包括西藏事务特派员，最后当了民国首届政府的内阁总理。但任职不久，就因被指责在财政管理方面失当而陷入困境，他的内阁于一九一二年六月倒台。从那时起直到一九三四年退出政界时为止，他在不同的政权里，一个接一个地担任过部长级或副部长级的职务。唐和大多数被日本网罗到傀儡政权中去的人不一样，他在任公职的最后几年里得到了国民党的欢心，并且到了一九三八年仍然和国民政府的官员保持着紧密而且友好的接触。
因为唐有泛亚主义情绪，所以土肥原和他的同僚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唐非常尊崇日本所显示出来的军事力量，因为它“迫使那些所谓的大国与她握手言欢”。[95]按照他的观点，中国人和印度人要是想实现从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愿望，非得依靠一个强大的中日同盟不可。只有当中国的爱国者认识到不信任日本的力量和动机则贻害本国利益的时候，这个同盟才能形成。
他在一九一六年写道：中国的反日情绪是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和日本团结的外界势力煽动起来的。……我们对于那些说日本是亚洲的威胁的论调已经听烦了。……我们没有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正在兴起的日本。我们只希望中国印度同等富强，希望日本坚守亚洲大陆以反对欧洲侵略者。到那时候，那些实际上是由外界力量引起却嫁祸于日本的国际纷争，在亚洲将不复存在。[96]
在这些观点发表的时候，中国民族主义者中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大有人在。可是，在日本侵略了十年以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已经对他们邻国的泛亚主义深表怀疑，而唐在一九三八年仍坚持这些观点，这至少是土肥原对唐深感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日本外务省“唐工作计划”纪要，唐只是因为怕“日本人可能将来要同蒋政权和解，或者打算建立一个纯粹的傀儡政府，”[97]才不愿与日本合作的。基于这些原因，唐曾坚决地拒绝参加维新政府。不过，等到土肥原一亲自出马，唐不愿干的想法就开始烟消云散了。土肥原显然曾劝他起草一个“和平通电”，然后加以发表，作为建立唐、吴政府的第一步。可是，正当电报草稿送交吴佩孚征求意见时，唐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被残暴地暗杀了。由于被认为同日本人友好的人士被暗杀的数字不断上升，土肥原曾经特别关心过唐绍仪的安全，提出要给这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派保镖，可是唐拒绝了。根据日本的资料，在唐筹备他女儿的婚礼时，几个国民党法西斯蓝衣社分子进人了上海法租界的唐公馆，当他欠身欢迎这些“客人”时，一个蓝衣社分子用一把小斧砍中了他的头部。国民政府（它手下的人大概对这次谋杀应该负责）发表了讣告，嘉奖了唐的一生功勋卓著，并拨出了一笔巨款作为治丧费。[98]
唐既然没有希望了，土肥原就把他的全部精力用于说服吴佩孚，要他放弃佛学的研究、写诗、养花和其他高雅的消遣，而这些消遣对一位由军人转为学者的退休生活来讲是很适宜的。土肥原的“吴工作计划”的这些活动虽然一直延续到吴死去时为止（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但其高潮则大约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九年一月期间。土肥原为了劝说这个不愿干的退隐军阀出山合作，诱使吴的一个老同事张燕卿同临时政府脱离了关系。因为临时政府和它的后台华北派遣军一样，对“土肥原机关”的目标是十分敌视的。[99]张在日本人帮助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个“和平救国”协会。这些只是在纸上存在的组织的领导人，纷纷向吴致电，请他再次出山，与日本合作、从而使国家安定并摆脱他非常痛恨的共产主义。在执行“吴工作计划”过程中，曾多次和吴会面的今井武夫写道，“他真是一个固执的家伙。他总是攻击共产主义，看来他认为共产主义大概就是共产共妻……他对于时代的变化毫无概念。他仍然沾沾自喜，以为他的名声从军阀黄金时代以来一点都没有起过变化，而且象一只老虎似的在那儿蹲着，随时准备返回政治舞台。”[100]
象他这样的一个人，不去仔细审查审查要求他出马领导的和平救国协会究竟是个真组织还是假组织，那是毫不足怪的。这个协会的“领导人”，在这位大帅的老窝开封，搞了一个“敦促吴佩孚”出山的总部，发表了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和采取类似措施的声明，为他们的大帅东山再起尽快地制造合法根据。吴没有觉察到，对他的所谓支持大多出自土肥原之手，遂于十一月三十日召集记者，宣布他正在组织一个“治安委员会”，作为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的第一步。十二月初，日本报刊报道，日本已经任命吴为“陇海铁路地区绥靖公署主任”。该报道说，为了使吴能够放手去同游击队作战，并且为了使他想要建立的亲日政府赢得人们的支持，日本将从华北撤出大部分部队。[101]
尽管当时的情况还不太清楚，但现在则可以明显地看出，“吴从来也没有近乎接受土肥原的任务。他虽没有断然拒绝这位日本将军，但他坚持土肥原作出不可能同意的让步。比如说，他要求在组织和领导他的新政权的军队方面应给予他相当大的自主权，并且至少在名义上让他作为统治整个中国的统一政府的领导人。这些要求不仅是帝国陆军和“兴亚院”所不能接受的，就连那时的傀儡政府也是反对的。[102]对于吴派人物发表声明免除蒋介石和国民党战败的罪责，临时政府是特别关注的。华北政权相当害怕吴在他拟议中的政府中会给国民党以席位，这就必然会结强烈反对国民党的临时政府带来灾难。正如今井所说的，“吴那怕只要作出最微小的动作，就立刻会引起北平临时政府领导人的焦急不安”。[103]东京当局命令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和“土肥原机关”合作，可是，当两个傀儡政权的头头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联合委员会的会议上会面时，都要求吴的活动应限制在汉口（吴的另一个老巢）和中国西南地区。[104]
虽然“吴工作计划”在一九三九年这一整年中都在持续进行，可是它仍然不能克服所有这些障碍。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吴在傀儡政治中已不再是一个主要因素，及至年底，他就死了。[*****]国民党政府对这位死去的军阀赞扬备至，追赠了军衔，拨给了巨额治丧费，赠给了大批挽联悼词。他拒绝担任傀儡政权的头头的伟大忠诚受到了颂扬。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临时政府对此也很重视，在悼念吴的活动中也很大方，拨给的治丧费竟比重庆的还多两倍。[105]
[*] 这次会议是一次罕见的帝国大本营御前会议，那是天皇与陆海军举行的一次会议，政府的全部文职阁员都被排除在外。
[†] 尽管天皇“非常的消瘦”，可是宫内侍从长和其他人等都不愿意他到他的海滨别墅去疗养以恢复健康，免得他被人指责为给土兵们树立了一个不英雄的榜样。（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47页）天皇的顾问们也不同意他到他的豪华的海洋生物实验室去工作，理由是；在国家处于厉行节约和作出牺牲的年代里，追求那样舒适的生活是不负责任的。（见伦纳德·莫斯利的《日本天皇裕仁》第181—184页）
[‡] 尾崎秀实（1901—1944），日本评论家，研究中国问题，历任日本《朝日新闻》驻华特派员、近卫文麿的顾问等。后因索尔格间谍案，被判死刑。著有《现代支那批判》、《现代支那论》等。——译者注
[§] 昭和研究会是近卫控制下的一个智囊团，从事于研究和制订国策，曾提出有关日本内政外交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方案，供近卫内阁采纳。该会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成立，一九四〇年十月解散。参加者有法西斯战犯贺屋兴宜、青田一男、吉田茂等人。该会于一九三七年三月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译者注
[**] 夸大这些团体成员的反战情绪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由于胆子都很小和总是日对侵华战争提出极其有限的反对意见，而受到了战后作家的严厉批评。尽管昭和研究会的会员们对于大日本主义和帝国军队在中国表现的民族优越感很不满意，但他们还是赞同把东亚从西方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一目的的。一九三八年三木清所写的一篇文章，最能说明他们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了。三木清是昭和研究会会员，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和新闻记者。他在文章中指责日本对中国使用武力，而靠使用武力显然是不能永远占领中国的；可是他又坚持认为日本“并不一定想把日本的观点强加于中国”。他写道：“这一点，从日本领导人通常认为儒家学说是华北文化工作的指导原则就可以看出来了”，而“儒家学说可以看作是两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共同纽带”。（见三木清的《支那事务及日本的想法》，载《现代日本》一九三八年第六期第608页）。三木在帮助近卫形成东亚新秩序的指导思想的基本原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一九四二年被征召参加了陆军写作队（一个由作家和新闻记者组成的单位）。在菲律宾经过短暂的服役后，他决定不能继续使用他的笔杆子去主持战争了。有一段时间，他在东京的苏菲亚大学避难。一九四五年三月，因为供给一个越狱的左翼朋友以衣食，违犯了“维护和平法”而入狱。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麦克阿瑟将军命令日本当局释放全部政治犯的前八天，三木死于狱中。关于昭和研究会和三木的生平，见皮奥维萨纳的《代表痛苦一代的思想家三十清》；斯波尔丁的《一九三二——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新官僚》和约翰逊的《叛国罪之一例：尾崎秀实和索尔格间谍集团》第114—122页。
[††] 鲁斯的出版物对近卫的多疑、失眠、孱弱和偏见很感兴趣。《生活》杂志称他为“天生的多疑症患者”。（见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九日号，第111页）。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时代》杂志的封面刊登了他的照片，并根据不具体的证据推算出来：“从二十五岁起，他每天有半天消磨在床上。”《时代》杂志说，“实际上，他的卧室是他的指挥部，他不仅在危机时刻躲到卧室里去，而且在那里读书、开会、看电影、听无线电、吃饭和睡觉，而且还在那里担心睡不着觉。”（见该刊第32页）对此人更客观的评价，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81—283页和斯托里的《藤原家族的末代子孙近卫文麿》。
[‡‡] 根据一九七〇年五月访问牛场的记录。西园寺评论（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81页）道：“作为个人来讲，近卫有很多优点。他有敏锐的直觉感和比较精确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他不为小事操心。在当时的政治家中间，没有人在这些方面胜得过他。可是近卫却不具备一种很重要的品格，那就是他没有一股子力量，……没有把一件事做到底的魄力……日本的行动路线早已由军方决定。军方的政策就是国家的唯一的政策。首相、天皇等人的意志，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
[§§] 根据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的回忆录，杉山被他的陆军部下摆布到什么程度是很清楚的。风见写道，“尽管听起来是可笑的，但成立临时政府的报告对近卫和我来说，都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因为我们只是通过报纸的报道才知道这件事的。”早些时候，近卫曾问过杉山关于这一行动的谣传是否属实，而杉山则一贯“用不置可否的方式来作答，让我们总是无法弄清真相”。风见说，最初，阁员们都对他们事先一无所知而表示十分气愤，并且打算拿陆军大臣出气。然而不久以后就弄清楚了，他和文职的内阁阁员一样事先也不知道，他也不过是“被迫同意既成的事实”。（见风见章的《近卫内阁》，第59页及第89一90页）
[***] “皇道派”是一个松散的集团，大体上由年青的野战部队军官，甚至是连级军官组成的。他们的行动非常大胆、不听指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曾企图把日本引向极端国粹主义的方向。他们毫无组织纪律的活动，包括暗杀和搞政变，震惊了比较保守的、主要是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对手“统制派”。一九三六年二月，“皇道派”组织的一次全面的兵变失败后，“统制派”胜利了。由于詹姆土·克劳利对这问题作了重新的估价，以皇道派—统制派两派斗争来解释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一些事态的作用已经减少了。然而，两派的抗争对于近卫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他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写的回忆录中，谴责“统制派”要对日本侵华和南进到东南亚从而引起珍珠港事件负责。〔译者按：“统制派”是三十年代日本陆军内部的一个派系，参加者多为陆军省、参谋本部和中央官厅内的一批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同政界、财界的军国主义分子有密切联系，为加速日本法西斯化而策划过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关于一九三六年二月“皇道”组织的兵变，是指日本现代史上的“二二六”事件。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法西斯军人在东京发动武装政变事件，以建立法西斯军人政府，加紧扩大侵华战争。在“皇道派”法西斯军官率领下，约一千四百名士兵曾占领政府重要机关，袭击首相官邱，杀死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二月二十九日暴乱平息后，继冈田内阁的广日内阁更为反动，标志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
[†††] 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516页载：从近卫和原田的一次议论中，可以看出近卫对撤销声明比宇垣更为主动。原因引述近卫六月三日说的话：他要宇垣来一个外交上的大转变，“因为广田和我过于着重搞垮蒋介石”。（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5页）
[‡‡‡]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一九三七年前后至一九三八年秋，企图罗致吴佩孚出山，充当傀儡的经过，可参阅《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第215—225页载陶葊写的《吴佩孚与日伪的勾结》一文。——译者注
[§§§] 据《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326页载，石射的尖刻的原话是：“老头子竟象年青人一样泡在冷水里，结果是病倒了。”这里的翻译也许没有把这个味道译出来。
[****] 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334页。不过满洲国则是另一回事。石射告诉宇垣，“根据来自意大利这一途径的消息，中国准备承认满洲国这一点大体是明确的”，这也许是“由于收复失地已无望”。（同上书）战争最初几个月里，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和驻日大使馆都积极从事于调停的努力。
[††††] 据格鲁大使报道，宇垣向英国大使克雷吉表示，“蒋介石本人并不是强烈反日的，可是他必须对在学校中和其他地方加强抗日宣传负责，除非他来个转变，日本政府就不能和他打交道。克雷吉把这个转变解释为‘直至委员长与共产党决裂’。”（见格鲁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向国务卿的报告，载《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263页）
[‡‡‡‡] 影佐祯昭（1893—1948），曾任日本陆军省军务课课长，一九三九年，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专门负责对汪精卫的工作，一九四〇年，任汪伪政府的军事顾问。——译者注
[§§§§] “兴亚院”是直属日本内阁的一个殖民侵略机构。近卫内阁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设置。在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寇为了集中统一中国占领区的统治、扶植伪政权等罪恶活动，决定建立这个机构。总裁由内阁总理大臣兼任，副总裁由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兼任。——译者注
[*****] 吴显然死于牙脓肿引起的并发症。由一组德国和日本医生进行的紧急手术没有能够救活他，反而使日本人被指控为用毒药谋杀了这位病人。今并对这类事情了解很多而且也很坦率。他说，调查的结果是，日本人对吴的死亡并没有插手（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51页）
[1]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8页。
[2] 见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97页。
[3]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2—43页）；另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42—147页。
[4] 见今井武夫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134—135页。
[5]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2页。
[6] 见河边虎四郎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二卷第453页）。另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48页。
[7]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3页。
[8]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48页
[9] 见河边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第445页。
[10]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44页。
[11]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3页。
[12] 见阿尔文·库克斯的《消耗国家作战力量的后果：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日本陆军在中国的经验》（载《军务》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十二期第6页）。另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289—290页。上列史书的记述表明那时还未大量动用后备力量。
[13] 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力量》第37页。
[14] 见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186页。
[15] 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265—266页。
[16] 这样说的日本人是下山中将和桥本群中将，见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36页。
[17] 见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186—187页。
[18] 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48页，叙述天皇对杉山陆相不满；第七卷第32页，叙述天皇的侍从长“从不向天皇呈奏他应该呈奏的事宜，而，天皇也没有要他下达圣谕”；第七卷第5l—52页，叙述流传的天皇对板垣陆相的训斥，因为陆军“经常使用狡黠的手段……并且不服从中央的命令”；第七卷第97—98页，叙述陆军参谋本部处事柔优寡断。
[19] 见宇垣一成的《宇垣日记》第300页。
[20] 关于尾崎对中国的观点以及他和“近卫集团”的联系 在查默斯·约翰逊的《叛国罪之一例：尾崎秀实和索尔格间谍集团》和G·R·斯托里与 F·W·迪金合著的《理查德·索尔格案件》两书中，得到很概括的叙述。关于尾崎的多种文件，《现代史资料》的特辑已汇编在一齐，《现代史资料》的前三卷是专门记述索尔格事件的。
[21] 见柳贺千年的《自佩里时代以来的日本》第534页。
[22] 阿尔文·库克斯的《虎年》第133页，引了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纽约时报》第27页刊载的材料。库克斯并列了一份要求天皇节约的物品清单；其中，天皇被迫用国产的酒来代替泊来品，用国产的香烟或雪茄来代接外国烟，天皇的赐礼和名片改用银质的（而不是习惯用的金质的）。见上书，引自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朝日新闻》第11页。
[23] 见都留茂人的《日本经济论文集》第194页。
[24] 同上书，第214—216页。
[25] 同上书，第215页。
[26] 见爱德华·西登斯蒂卡：《作家永井荷风的生乎及其所处时代：一八七九——一九五九年》第154页。
[27] 访问松方吉三郎的谈话记录。
[28] 见鹤见俊助的《大政翼赞运动的策划者》（载《转向》第57页）。
[29] 访问牛场友彦的谈话记录。
[30] 见罗伯特·克雷吉的《在日本假面具的后面》第60页。
[31] 见根室的《亚洲内幕》第68页。
[32]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65页。
[33] 同上书，第270页。
[34] 同上书，第270—271页。
[35]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496页。
[36] 见加濑俊一的《密苏里号军舰之行》第111页。另见风见章的《近卫内阁》第59页。
[37]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422页。
[38] 同上书，第502页。
[39] 同上书，第502—503页。
[40] 同上书，第509页。
[41] 见约瑟·格鲁的《在日本的十年》第248页，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
[42] 见重光葵的《外交回忆录》第134—135页。阿尔文·库克斯的《虎年》对我的研究也很有帮助。
[43] 见G·R·斯托里的《加倍受国者：对日本民族主义的研究》第60—63页。
[44] 见罗伯特·克雷吉的《在日本假面具的背后》第61页。
[45]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330—332页。
[46]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46页）。臼井在此书中引了宇垣的一则日记，但我在角田顺编的《宇垣一成日记》新版本中没有找到。臼井引的那则日记和角田编的版本中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和五月五日的两则日记很吻合（见角田编的《宇垣一成日记》第二卷第1235—1236页）。令人奇怪的是宇垣在较早时自编的一卷本，也略去这一则以及其他许多有关他对中国看法的日记（见宇垣一成的《宇垣日记一》）例如，角田版本中，收录了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和五月十八日这两天的日记，而这两民在宇垣自编的版本中却没有。这两篇日记叙述宇垣反复考虑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只是“同床异梦”（见角田编的《宇垣一成日记》第313—314页）。
[47]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13—314页。
[48] 见杉山平助的《宇垣新外相》第115页。
[49] 这份重要文件的本文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315—337页，其全称是《当前事变对策方案》。
[50] 同上书，第319页。
[51] 同上书，第316页。
[52] 同上书，第315页，第327页。
[53] 同上书，第324—325页。
[54] 同上书，第325页。
[55] 同上书，第326页。
[56] 同上。
[57] 同上书，第327页。
[58] 同上书，第328页。
[59] 同上。
[60] 同上书，第328页，第333—334页。
[61] 据上书第329页，这位武官是矶谷廉介将军。石射与宇垣谈到，据可靠稍息，在宇垣任朝鲜总督期间（一九三一——一九三六年），曾数度与蒋的来使密谈，这些密使都传达了委员长“衷心希望”有较好的中日关系。石射劝告宇垣说：“从这一点看，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他（蒋）内心的意愿。”
[62] 同上。
[63] 同上书，第331—332页。
[64] 同上书，组332页。
[65] 同上书，第333页。
[66] 同上书，第330页。
[67] 同上书，第332页。
[68] 同上书，第315页。
[69] 库克斯的《虎年》引述了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的《朝日新闻》第一版刊载的《叶山怪谈》。
[70]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26—327页。
[71] 同上书，第327页。
[72] 同上书，第329页。
[73] 见中村丰一的《无人知道的宇垣—孔祥熙秘密谈判》（载《昭和秘史》第262页）。
[74]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16页。
[75] 同上书，第318页。
[76] 见角田编的《宇垣一成日记》第二卷第1262页（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日记，这则日记在宇垣日记的早期版本中是没有收录之一）。
[77]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64页。
[78] 见中村的《无人知道的宇垣—孔祥熙秘密谈判》第262—263页。
[79]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29—330页。
[80] 同上书，第332页。
[81] 同上书，第330页。
[82] 同上书，第331页。
[83]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第77—78页。
[84] 本书有关兴亚院的论述是根据马场章的。设置兴亚院的一些问题》（载《外务省调查月报》一九六六年第七期第46—83页）。
[85] 见一九三八年十月六日的《朝日新闻》。
[86]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第35757页。
[87] 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第三卷第433页引用了“新闻报道中的政府声明”。
[88]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75—77页。
[89]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八卷第266页。
[90] 有关土肥原在满洲国的政治活动的详细述评，可参阅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67页，第75—76页。
[91] 今井武夫访问记录。
[92]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146—151页。
[93] 关于吴佩孚的详细背景材料，可见保罗·理查德·索特的《吴佩孚：对一个中国军阀的专题研究》和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三卷第444—450页。
[94] 关于唐绍仪生平的资料，主要取材于一九三八十月八日的《密勒氏评论》第174—175页；《东方事务》第十期（一九三八年）第335—336页；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三卷第232—236页。
[95] 见《东方事务》第十期（一九三八年）第336—337页。
[96] 同上。
[97]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203号第6页。
[98]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79—80页。
[99] 张燕卿是新民会的副会长。关于张燕卿拥吴的活动详情，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49—151页。
[100] 同上书，第148—149页。
[101]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第312页，二月十一日第330页；H·H·巴杰的《吴佩孚元帅》详细记述了亲历其境的观察家写的吴“接受”了“治安首脑”任务时混乱环境的第一手材料。
[102]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书第1005-22号。这是一篇三页的摘要（詹姆士·T·C·刘签署的），概述日本驻北平大使馆馆员林出贤次郎写的关于吴佩孚和土肥原机关的手抄报告。吴与土肥原之间联系困难可能是他们达不成协议的部分原因。虽然土肥原几乎不断地与吴保持接触，但他本人却一直不能会见吴，因为吴在三十年代末经常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中。于是一切联系都不得不通过第三方面。见冈野增次郎的《吴佩孚》第1149页。
[103]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99页。
[104]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书第1005-22号第1页。
[105]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第100页。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日本负责解决中国问题的官员们，在许多涉及中国的政策声明、工作文件、讲话以及会议中，最经常强调的莫过于需要“统一”这个词了。代表形形色色的观点的人都反复地谈到统一思想、统一政策和统一行动的必要性。“统一”这个字眼被用得如此之频繁，其意义如此之含糊不清，使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不过是官僚们为了回避问题实质而乐于使用的空洞词调之一。总之，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的紧张气氛中，对于不关痛痒的和模棱两可的用词，有一种夭然的爱好。以上这些因素对于强调统一的对华政策的迫切性可能都有些影响。然而，那样的强调还是完全合适地，因为日本对华政策在一九三八年发生了不统一的状况，使得顺利结束战争的尝试——不管是通过谈判或是军事行动——受到了威胁。根据宫内大臣的秘书长松平安政侯爵透露，在一九三八年年中，天皇自己也为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明确而苦恼。松平摘引了天皇一九三八年六月的一次谈话：“前些日子近卫来见我时说，‘我希望尽快地结束战争。’然而，今天陆军参谋总长却对我说，‘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们都要进攻汉口。’一派说要结束战争，另一派甚至说还要进攻汉口。真遗憾，他们之间竟丝毫没有共同语言！”[1]
多田将军的建议于一月十一日的御前会议中被推翻，五天以后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这两桩事迫使那些持比较稳健观点的人在一段长时期内显然处于守势。他们站在多数意见的对立面。而多数意见深信日本有能力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对于给中国以决定性的“惩罚”之前就可以实现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甚表怀疑，对于当时（一九三八年初）天皇批准进行一场歼灭战则兴高采烈。仅仅在几年以前，那些自封为惩罚者的人们，曾经在满洲事变中对中国成功地使用了军事力量，这伙人在一九三八年对于那些主张少用武力手段的人则显得颇不耐烦。一个批判这伙人的批评者曾写道：“他们错误地鼓吹使用武力而不管后果如何，那只是一种幻想—一以为他们从前用恐吓政策奏过效，今后如法炮制一番就能解决中国问题。”这个批评者还认为，把战争称之为“事变”，就说明了军国主义者对能否根本解决毫无把握，而只是一味盲目乐观，认为每发动一个新战役就能把中国的抵抗意志加以粉碎。[2]
如果说主张强硬路线的人在整个一九三八年仍占上风的话，他们还是未能恣意地扩大战争。一月中旬会议结束一个月之后，又举行了二次决定其后对华军事战略的御前会议。由于两个月前，南京派遣军的纪律糟到了极点，在陆军参谋本部坚持下，决定在中国战场来一段“休整时期”。参谋本部认为，在开始新的战役以前，需要研究一下在中国的整个军事状况，建立补给基地，尤其重要的是，整顿大陆部队的纪律。参谋本部明确了政府当前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政权之后，就着手制订适合于持久战的战略计划，因为参谋本部感到肯定得打一场持久战。一月底，它起草了一个“进行持久战的克制政策”，设想分为三个阶段。[3]第一阶段——到一九三八年底——在中国继续进行一段战争休整，与此同时，日本则设法充实国家资源。在大陆，除了对日本已建立的傀儡政权加以扶持之外，别的事暂且不做。要到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攻包括汉口在内的中国城市。只要参谋本部的动员计划能得到实施，到一九四一年第三阶段开始时，日本将拥有一万架飞机和九十个陆军师团，能够同时对中国和苏联两面作战。
参谋本部的“克制政策”墨迹未干，就遭到大陆各派遣军司令部制定的“进行持久战的积极政策”的挑战，这项积极政策反对拖长战争间歇时间，因为那样将使他们的部队士气不振。华北和华中派遣军都渴望继续进行战争，以便加强他们各自的战略地位。华北派遣军急于沿津浦路向南推进到重要的铁路枢纽站——徐州，最后和华中派遣军会师。华中派遣军也对让它留在处于易受攻击地位的长江南岸的命令表示不满，要求渡江到北岸。一九三八年二月初，该派遣军违反命令，开始对长江北岸进行小规模作战。[4]在大陆的各个总部都不得不进一步推行“积极政策”，因为他们都对各自的傀儡们私下许了愿，只要没有把国民党中央政府消灭掉，那些傀儡当然总感到不安。[5]海军的某些单位对参谋本部停滞不前的政策也表示不满意，向陆军施加很大压力，要陆军沿长江向上游推进，占领象安庆那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因为它的空军基地对于海军航空兵的作战是必需的。[6]总之，海军同样也要求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
多田将军和河边大佐支持克制政策，这项政策的信念是：尽管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导致日本和国民党之间最终和解的道路则决不能完全关死。的确，在近卫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后不到一个月，多田将军和他的战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就开始同蒋介石的一位正式代表进行了谨慎的试探性谈判。多田和其他反扩张主义者对于搞合作政府并不热心，更没有把日本在东亚的命运与王克敏连在一起的想法。可是，得到广田外交大臣和其他内阁阁员支持的大陆各派遣军司令部，却决心用尽快消灭国民政府的力量来证实“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是明智的。近卫当时。对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还没有得出清醒的结论，那是他在几个月之后才觉悟到的。所以他没有反对“积极政策”，而这一政策很快地就得到了杉山陆军大臣和梅津陆军次官的赞同。
多田将军再次用参谋本部的名义反对扩大战争。经过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御前会议的一场激烈辩论以后，看来“克制政策”获得了胜利。[*]在天皇面前，多田取得了“维持现状，不再前进”的谅解。[7]
在二月十六日的会议上，天皇对于多田的胜利很可能是起了作用的。因为，天皇一般在御前会议上很少开口，但这次他却询问杉山陆军大臣：听说陆军正在日益加紧对苏联作战的战备工作，海军也提出了扩军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能在中国进行一场持久战吗，杉山对这问题一时手足无措，只能支支吾吾地回答说，还要同政府研究研究。[8]然而，同往常差不多，打仗的主动权总是操在战场指挥官方面而不在中央。用河边大佐自己的话来说，那时他被人们当成是石原“失败主义”派的“残渣余孽”。他接受了一项不可能有成功希望的任务：向大陆各派遣军司令官解释“克制政策”。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他在一次去大陆视察的过程中，“对他表示不满的意见多如雪片”。[9]多田将军不得不在三月一日河边回到东京后，把这位不孚众望的河边撤换掉。他的继任者稻田政纯中佐，害怕中国事变有“转变成为另一次西伯利亚远征”的危险——成为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间那次代价极大的惨败的重演。那次事件曾使全国对陆军的信心一蹶不振，长达十年之久。[10]为了避免这样一场灾难，新作战课课长立即不再提参谋本部的克制政策，改而支持一项新的“积极政策”。实际上，这项新政策只是把克制政策的第一阶段去掉了而已。于是，这就为陆军大规模进攻徐州开了绿灯。
三月十四日，一支强大的日本军队从山东向南推进。八天以后，尽管东京还未正式批准徐州战役，可是一个日本官员就已向驻北平的外国记者透露，战役目标是夺取徐州。四月七日，这个灾难性的战役终于得到了正式批准：帝国大本营命令华北派遣军占领津浦路，向南一直推进到徐州郊区，在这里，与沿该铁路线向北推进的华中派遣军取得联系。[11]钳形作战方案需要动用关东军的后备军；而关东军在这以前一直都还没有动用过，以备一旦与苏联发生战争时之用。稻田后来承认，从那时起，“关东军就只靠虚张声势与俄国人对峙了”。[12]陆军中那些一直极力主张限制同中国冲突的范围的人士（先是说限制在永定河，然后说限制在黄河，最后又说限制在南京的城门口），这次可失败得最惨，因为徐州战役标志着力图把战争局部化的努力告一结束。诚然，四月七日，帝国大本营也曾命令华北派遣军占领西至开封的陇海路全线——一项大大地超过了该军能力的任务。查默斯·约翰逊写道：“其结果是，造成了无政府状态、共产党人乘虚而入、游击战、日本人进行惩罚性的讨伐——这些情况都完全有利于延安日后长远的成就。”[13]
日本人不久就认识到他们把战线拉得太长了。要占领徐州，就必须先清除台儿庄的敌军。台儿庄在徐州东北三十五英里，是津浦路南侧的一条支线的终点站。起初日军进展迅速，只遇到了微弱的抵抗，可是到了三月底，显然中国人打算在台儿庄以及徐州外围几个筑有坚固工事的市镇一带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保卫战。帝国陆军突然发现它面临的敌军比它原来所设想的要多得多。据东京报道，中国人已经在一条二千英里左右长的战线上部署了一百九十个师。台儿庄并不是很有名的地方，但中国陆军大学的战术家们却很熟悉这个地方，他们早就把这个小镇周围的地区当作演习场地了。中国的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在台儿庄附近投人了战斗，而日本步兵却得不到机械化部队的支援，开始遭到惨重伤亡。在战争中，中国人第一次从日本人手中收复了重要城镇。随着由防御转人了反攻，中国人在战争中也第一次有了乐观主义甚至是振奋的情绪，不再认为日本人是无法战胜的了。当朋友们告诉美国驻华武官约瑟夫·史迪威上校说，他们现在认为中国有可能赢得战争时，他表示同意：“我也是这样认为的。”[14]
台儿庄战斗激烈地进行了八夭。双方都数次声称占领了该镇，可是这些说法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小镇经过最初几个昼夜剧烈的白刃战、轰炸和炮击，已成为一堆硝烟弥漫的废墟。《朝日新闻》的一个记者于四月七日报道：“我越走近这个小镇，我看到躺在四处的尸体越多，简直是横尸遍野。”流经附近的大运河，据说“已被鲜血染红了”。[15]日本军队在这场战斗打响以后的第十七天把中国军队赶出了台儿庄，可是很少几个日本人还把它当作是一次胜利的战斗。以精锐著称的板垣师团丢了脸，负责指挥这次战役的第二军司令官濑谷少将，由于玷污了军队的传统，被迫转入预备役。中国的将军们，尤其是“虎将”李宗仁则成了英雄。后来，日本的参谋人员在估计中国人赢得这次“巨大的胜利”和它对中国士气的影响时，说了很有分量的话：现在中国人“开始大言不惭地讲到歼灭日本军队了”。[16]
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人却没有抓住他们军队士气旺盛的时机，继续展开进攻。史迪威将军对中国领导人竟然“头脑中连进攻的概念都没有”而感到十分困惑。据说，国民政府的首席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对于台儿庄战役后蒋介石有意坐失良机“怒不可遏”。他抱怨说，“我告诉委员长挥师前进、扩大战果，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干。不久日本人就有八到十个师团进逼徐州，那么，一切都晚了。”[17]果然，五月十五日，台儿庄陷落不到一个月，日本军队终于把徐州包围了，四天以后，他们占领了这个城市。几百年来，徐州的得失是衡量每个王朝是否稳定的标准。徐州一旦陷落，王朝也就维持不了很久了。
灾难性的徐州战役产生了两个矛盾的后果。一方面，扩张主义者没有从中国人猛烈抵抗中接受任何教训，立即要求进攻汉口。帝国大本营在命令进攻徐州时，实际上已经同意有必要把战争推进到汉口和广州了。六月十五日御前会议批准了这一计划。空军马上开始了轰炸，企图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在另一方面，台儿庄的消息对包括近卫首相在内的一些人来说，却并不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近卫终于同意了石原的意见：摧毁国民党政府是个错误的目标。从来不是以意志坚定出名的近卫，现在开始想方设法从他自己在四个月以前才宣布的政策中后退，并谋求起用对待蒋介石政权态度比较和解的领导人来负责战略问题了。他在宫廷、军界（主要是陆军参谋本部）和商业界的知名人士中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拥护。那些商业界人士对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脱节和不稳定甚为不安。许多金融界和工业界的巨头，对于与各轴心国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明显趋势也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强烈地感到，日本的经济前途取决于同英、美的关系是否融洽。
可能天皇本人对于近卫改变主意也有影响。一九三八年春，天皇身边的人用诸如“消瘦”、“憔悴”和“垂头丧气”等词汇来形容他[†]。在原田日记中，有很多记载说明：天皇对于军事顾问和大臣们所报告的情况，他们对战争的估计，以及近卫首相能否坚定地掌握住政府并设法结束战争等，都表示了深刻的怀疑。[18]不论人们对于近卫在中国战争问题上的政治态度会怎么评论，对于近卫来说，关心天皇的健康乃是超过一切的。近卫首相是贵族出身。他的祖父七十五年前曾任年幼的明治天皇的首相。不能设想，近卫会对天皇漠不关心，而天皇正是由于战争的扩大而感到苦恼的。
近卫也得到了聚集在他身边的一批有影响的顾问们的鼓励，其中有些人是内阁参议——近卫一九三七年十月为了绕过他的官方内阁而设置的一种职位，以避免事事通过内阁的麻烦。宇垣一成将军是最先担任该职务之一，由于他宣称“毫无牵挂”，乐于为解决中国问题效劳，而博得了近卫的信任。[19]近卫的另一顾问是尾崎秀实[‡]，他后来因为受苏联间谍理查德·索尔格案件的牵连而声名狼藉。尾崎担任内阁谘议，一个比内阁参议官方色彩更少的职位。然而，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到一九三九年一月，他一直在近卫非正式内阁中担任职务，并且无疑地向首相提供了他对中国事务的卓越的知识，传达了他认为侵略中国的政策必然严重地损害了日本的最大利益的深刻信念。按照尾崎的观点，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是无穷的，日本只有同那种鼓舞中国人民坚决抵抗的民族主义的真正利益站在一边才有可能结束战争。[20]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这段时间里，近卫也听取了昭和研究会[§]和早餐会的意见。一九三六年，近卫正考虑接受首相职位时，他的朋友后藤龙之助创办了昭和研究会。后藤的目的是搞个“智囊团”，网罗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研究一些问题，向近卫献策。早餐会是一九三七年底近卫出任首相以后成立的。这是一个由昭和研究会核心成员中精选出来的人物组成的非正式的讨论小组。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之间，这批教育家、新闻记者和政治家，每月在内阁办公室、首相官邸或西园寺公爵（他的孙子西园寺公一是该会的著名成员）的官邸，聚会两三次并共进早餐。虽然首相不经常出席这些聚会；可是他的秘书牛场友彦和彦道三则经常向他汇报讨论情况。一九三八年年中，早餐会的几个会员，特别是松本重治和犬养健，已经开始从事解决战争问题的活动，并就通过与汪精卫谈判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与酝酿。这一点是很有重要意义的。近卫对那些谋求结束日益加剧的冲突的人们的活动和建议，显然至少都是同情和注意听的。
虽然近卫周围的这些团体，代表着不同的观点，提出过各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但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武力不是结束战争的有效手段。[**]他们对于中国形形色色的、显然无力的傀儡政权，也差不多都同样表示厌恶。
随着一九三八年的过去，大家都日益清楚地看到，没有哪一个主要的傀儡政权能够号召必要的群众来效忠于一个对日本友好的新生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把那怕只是勉强算重要的人物从国民党方面争取过来。地方军阀不仅没有用他们的军队去支持任何一个傀儡政权，反而集中大量兵力进行抵抗，这使日本战略家们大为惊奇。到了一九三八年，没有人敢自信地断言冲突结束了。日本被迫采取非常的措施以适应战争的需要。一九三八年三月颁布了“全国总动员法”，规定“战时的立法权全部授予内阁掌管”，标志着议会政府的崩溃。[21]这就很容易成为走向军事独裁的第一步，而近卫和很多随着打一场全面战争这个大流走的人都十分厌恶这种发展趋势。尽管如此，四月份起各级学校都强迫实行军训，又朝那个方向前进了一步。军事供应上的需要，对一个资源异常贫乏的国家来说是很沉重的负担，而且这个负担愈来愈沉重。原棉和棉布在国内市场上脱销，铁“稀少得象黄金一样”，农林省的化学家在“研究用老鼠皮制革作为皮革的代用品”。一个《纽约时报》记者报道：“现在已很难买到一个炒菜铁锅，恐怕一个月后就不可能买到了。”[22]战时原料缺乏的情况是如此之严重，以致许多工业，包括重要的水泥和造船工业只能半开工，而且情况日益严重。[23]一份最近的研究论文表明：早在一九三八年，工时的延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和营养不良就开始严重损害着一般劳动人民的健康了。[24]一九三七年末，内务省通知各工厂主，一个劳动日的“最高限度是十二小时”，但也指出，“如果确有需要”，可以加班两小时。尽管那样，也还有人批评这个规定同战时经济不适应。休息时间和吃饭时间都被取消了，“每天干十四小时激活是很普通的”。[25]对少数神经过敏的人来说，银座（东京的闹市。——译者注）禁止使用霓虹灯也是战争带来的一项可喜成果——小说家永井荷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们不开明的军政府的一项开明的法令。”[26]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禁止使用霓虹灯是厉行节约的象征，在情况好转之前，前景只会越来越糟。
在徐州战役时期开始的重新估价过程，最后并没有导致战争的逐步降级或使日本对华政策得到统一。可是，它的确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引出了一连串高水平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建议，使内阁改组了，使陆军省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人事大变动，使已宣布的国家政策来一个大转弯并建立一个“统一的”新机构来掌管有关对华事务，等等。最后，还导致了批准几个为通向和平开辟新途径的“工作计划”。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内阁的改组，而这次改组把陆军省和外务省都交给了新的领导。
紧接着倒霉的徐州战役，近卫差不多就接近于要辞职了。他身体显然不健康，这或许与他渴望离职有关。不过，当时还很难断定，近卫究竟是由于健康的关系．而躺倒不干，还是单纯为了逃避那费力不讨好的责任——处理几乎无法处理的国家危机。[††]在同军方不断发生的冲突中，近卫并没有占上风，而为了保持对国家事务的控制，这种冲突是必不可免的。他并不欣赏政治论战，但他自认为超然于论战之外。他首先是一个贵族，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家。他在早餐会里的一个同事说，“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贵族。”[27]在日本，没有比近卫的门第更高贵的了。几世纪来，藤原家族和它的最显贵的支系——近卫家族——都在统治着日本，甚至当它的权势衰落以后，也还继续从这个家族中选出日本皇后和其他重要的宫廷人物。近卫很容易同天皇接近，而且能够颇为正确地使用天皇的语言。从少年时代起，近卫就开始使用矫揉造作的古老词汇了，而正是这种词汇使得天皇讲的话无法为大多数日本人所理解。大人从小就教近卫用皇室的方式称呼他的双亲为“御父”和“御母”，而不用习惯的称呼父亲和母亲。[28]
近卫具有的贵族性格和品德，使他成为一个被大家注意并极为重视的政治家。可是那种传统的软弱性，则又使他成为一个优柔寡断的蹩脚领导者。他将近六英尺高，使多数日本人相形见绌。他的才华很高，但对中国却是惊人地无知。据他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讲，他同他的文学俱乐部白禅社里的知识分子和唯美主义者组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集体，而且“喜欢邀请学者们尽可能经常地给他讲课”。[29]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翻译了几部奥斯卡·王尔德（英国十九世纪唯美主义文学家，著有《莎乐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等剧本。——译者注）的著作。一九一四年，他翻译了王尔德的《在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一书。这本书好象是引起了这位年轻公爵内心的共鸣。他衷心地同意王尔德关于劳动并不是人生目的的论点，而过有教养而又风雅的舒适生活和悠闲度日才是人生的目的。（几个世纪以来，以优雅、懒散、肤浅地涉猎艺术和卖弄风骚而著称的日本贵族，的确是王尔德典型理想的体现。）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根据他同近卫相识四年的体会，断言近卫是“迟钝的”。“近卫的表情说明，他既没有活力又不果断，倒是带有一种哲学家的疑虑……他的眼睛最能说明他的特征，它显示着智慧和政治敏感，但又带着懒散的神情。”[30]一九三八年夏，《亚洲内幕》的作者约翰·根室在拜访了近卫之后也作了类似的描写：“他看来缺乏干劲——也许他烦恼死了。”他举出了近卫不守时刻和极端厌烦早上（上午十一点以前）的约会的特点，并且补充道：“他的朋友说他简直是个典型的懒汉。”[31]
出现在人们眼前的近卫的形象，是一个身体虚弱、态度客气、难以捉摸、很有教养、深于世故、忧郁沉默的人。对他的秘书来说，他好象是“一个孤独的人”，“几乎是哈姆雷特式的人”（哈姆雷特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悲剧的主角，以孤独、忧郁著称。——译者注），他“打心眼里从来不完全信任任何人”。牛场重复了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对近卫的评价后，回忆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缺乏领导能力。最后，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军队“从来不说，‘不行！你们必须这样做’”。[‡‡]
在争论“全国总动员法”的过程中，近卫由于无法控制国家事务而灰心丧气。这位心神错乱的近卫乃借口身体不好，躲到他在东京郊区荻洼的别墅去休养了。徐州战役的发动只是增加了他的沮丧和失望，至少早在三月十七日，他就已在私下里谈到辞职了。[32]三月二十九日，他觐见天皇请求批准他辞职。近卫说，要让“我这样有名望但无实权的空想家来无限期地负责这个局面，那是极端困难的”。他建议，如果任命一个“有实权的人”来负责，将会更合适一些。[33]两天以后，近卫在和原田熊雄男爵的一次谈话中，透露了最后促使他辞职的原因。杉山陆军大臣突然飞到华北，除了曾告知海军大臣要作此行以外，他既没有告诉近卫，也没有通知任何内阁成员说明这次使命的目的何在。近卫告诉原田说，“陆军所有的活动，都是这样干的”。近卫说，例如，军部甚至坚持要速选军人负责华北和华中地区各国策公司。这才真是个讽刺，因为成立这些公司的重要理由之一，恰恰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不让军队插手经济政策的制定。近卫悲伤地对原田说，“我感到我简直就象个‘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34]
事实证明，近卫本来就坚持不够，这次又未能坚持，因为天皇和他的顾问及朋友们都劝他打消辞意，重新组阁。[35]从五月开始验六月底，重新组阁的问题集中在广田外交大臣和杉山陆军大臣两人身上。近卫的目的是要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或者至少使之温和一些，而他认为广田是这项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用外交官加濑的话来说，杉山“脾气很好，但毫无头脑，昏庸老朽”。恰恰是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后很关键的十六个月里，在名义上担任了陆军大臣。[36]在这一段时期内，陆军的统治权究竟属于谁是很难搞清楚的，不过，显然不在杉山手中。近卫把他看作是“扩张主义者的机器人”。[§§]此外，如前所述，近卫对于杉山不愿在内阁中与他和别的文官阁员讨论重要的军事问题非常恼火。杉山在这方面近乎偏执狂的一次最出色的表演，发生在战争初期。当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次内阁会议上提出，陆军在到达永定河后就不要再向华北推进了的时候，陆军大臣怒吼道：“在这样的地方说这种话，这是什么意思？”把那位倒霉的海军大将吓得顺从地说：“我想你是对的。”[37]
其实，近卫好几个月来一直都在物色取代陆军大臣的人选。可是在战时，轻率地采取这个步骤是不行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进行战争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意见。况且，杉山又不肯给近卫一点便宜，悄悄地辞职了事；相反，他对近卫能够给他施加的全部压力，包括在皇宫内要他下台的间接表示在内，抵抗了好几个星期。[38]
选择继任人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陆军中各个派系都力图使各自中意的人选上台。反扩张主义者支持石原将军，如果石原不行，就支持多田将军。近卫认为“统制派”的官员应对挑起战争负责，所以渴望从其对立面“皇道派”方面推选一个人来代替杉山。[***]例如。对于近卫来说，柳川平助中将是个“非常中意的”人选，可是这位将军在过去几个月同计划作战的最高军事机关毫无联系。[39]扩张主义者提出的人选中，有当时任陆军次官的梅津将军，可是近卫和梅津的关系不好，而且认为梅津是扩张主义派的“幕后操纵着”。[40]
最后选中了板垣征四郎中将。板垣象石原那样，开始是满洲事件的强烈支持者，但后来就转而主张战争局部化，并希望尽快地结束战争。板垣看来并不是哪个派别或集团最中意的人选，事实上，正是由于板垣不带着派系色彩近卫才对他感兴趣的，因为近卫改组内阁的目的就在于加强文官对领导战争的政治控制权。在这一点上，格鲁大使对这次任命的分析大概是正确的：板垣之所以得到任命是因为他“既在陆军的年青军官中享有威信……又认为陆军应当不干预政治。”[41]
可是，为了促成这项任命，近卫不得不接受关东军的东条担任陆军次官作为妥协，次官这一职位也几乎是和大臣同样重要的。后来，近卫把这段期间内没有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归咎于他的新任陆军次官。近卫声称，“我本来对板垣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杉山和梅津却要求让东条任陆军次官，这给我埋下了‘祸根’，真使我大失所望。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实东条和梅津就象是‘一个人’似的。”[42]
免去广田外交大臣的职务倒不太复杂。近卫用不着被迫接受什么不愉快的交易，就物色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宇垣一成。宇垣是陆军预备役的一位将军，是第一个非职业外交官担任外交大臣职务的人。在这次任命前半年，宇垣就已经是内阁的参议了。近卫充分了解宇垣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并确信宇垣能够协助他改变一月十六日的政策，因为宇垣在国民党上层有大批的朋友。但是，近卫之所以考虑任命宇垣，实际上并不是以宇垣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如何来决定的，因为宇垣的观点肯定是近卫所能接受的。首相的一个疑虑是，担心宇垣是否有魄力足以把长期以来陆军对他的不悦压下去，从而把他的想法付诸实现。宇垣知道得很清楚，他自己在政党、财政金融界和整个公众中都颇享众望，但在军界中情况却不是这样，因此他并未仓促地接受这项任命。
一年前，甚至在宇垣已经接受了天皇的组阁命令后，陆军中的一个坚决的集团还横加阻挠，以致宇垣不得出任首相。他的对头们对他在一九二五年担任陆军大臣期间大幅度地缩减陆军的实力这件事耿耿于怀，从不罢休而且对他以和各个政党联系较多而著称表示不满。有些人认为，一九三一年三月推翻政府的阴谋活动，是他告了密，因而对他怀有敌意。[43]一九三八年，那些鼓吹与轴心国加紧联系的人，担心任命宇垣会相反地导致加强与英国的联系，这种担心由于他很快就采取主动与英国人进行友好谈话以及英国人热烈欢迎他的任命而得到了证实。英国大使写道，“我从一开始就喜欢这位将军，显然他把改善同英国的关系看做是他的主要任务之一。”[44]
宇垣意识到他的地位不稳固，于是他提出杉山必须辞职作为他入阁的先决条件。而且，在近卫决定提名板垣为杉山。的继任人时，他可能起了作用。[45]
宇垣对中国问题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很快地理解为什么近卫挑选他当外交大臣，并且使我们知道近卫重新估价对华”政策是朝哪个方向转变的。宇垣反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认为它恣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出任外交大臣以前不久，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日本人总是说，我们希望‘中国是中国人的’，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如果把这当作一个标准，那么，无论中国人希望任命哪个人担任什么职务，我们都应当感到满意。”[46]
宇垣明确地告诉近卫；只有就撤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讲话取得了谅解，他才领导外务省。那时（一九三八年五月），近卫已和宇垣意见一致，所以没有抵制宇垣的要求，并且答复说，他希望宇垣能够设法体面地撤销那个“考虑不周的”声明。[†††]此外，宇垣还要近卫接受以下三项总的原则作为他入阁的条件，即：迅速巩固和加强内阁，迅速决定一项对华的和平政策，迅速统一对华外交政策。[47]
用历史学家臼井的话说，近卫准备接受宇垣提出的所有条件，可以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说宇垣的任命“好象是希望之门已经打开”；很多人都肯定感到，对于解决中国问题会将有新的设想，战争拖长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小得多了。八月，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村山平助在《改造》月刊中写道：“我们的希望和期待都寄托在宇垣身上。如果在‘危急’局面下出山的宇垣没有‘成就’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得救了。”[48]
石射猪太郎的《意见书》
为宇垣撤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提供合理论据的人是石射猪太郎。他是外务省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亚洲局的局长。一九三八年六月，石射为他的新上级准备了一份很细致的长篇《意见书》，其中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各种途径。[49]石射象石原将军一样，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必须顺着中国民族主义的风向来扬帆，他的“意见书”很有说服力地阐述了这个观点。有很多理由说明它不是一份普通的文件。与外务省绝大多数呆板的、公文式的文件不一样，它既是生动的、有见解的、几乎是动了感情的呼吁，又讲出了心里话和头脑里的想法。它用了很多辛辣的比喻；例如，说日本的对华经济政策，就象一条章鱼把它自己的触角都吃掉似的，因为日元集团的扩大，正在使中国的购买力枯竭，并且造成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急剧下降。[50]但最突出的是，《意见书》的洞察力和坦率程度都是惊人的；它为一种当时很不盛行的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直率的辩护，而这种观点则表达了走在时代前面的少数意见。
石射一开始就提醒宇垣，尽管从狭义的理解，“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意思是指不与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可是从声明所用的语言来看，“人们觉得还是有一些灵活余地的”，因为声明用的是通俗的、大众化的文体，而不是正式公文文体。由于近卫和广田拚命强调，“即使国民党领导人建议举行和平谈判”，日本也永远不会同他们谈判和平问题，才把这个声明搞得没有灵活的余地了。[51]不幸的是，那些“公众舆论中肤浅的见识”竟如此称赞这种强硬的论调，以致现在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地反对它了。石射转而用相扑摔跤的比喻来说明他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的不满。象摔跤者用闪电般的动作把对手摔倒到圈子以外一样，这个突如其来的政策意想不到地把和平的希望都化为乌有了。但是，日本政府通过这次戏剧性的动作又干了些什么呢？“只是限制了自己对不断变化的情况作出抉择的可能性。我们拥有的唯一政策就是推进。”总之，“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只不过是同一个笨拙的相扑者在某个闭塞落后的市镇里的三流摔跤表演中作出的华而不实的姿态一样。[52]
石射认为：日本如果希望尽快结束“事变”，只有四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他认为，汉口战役结束后再进一步扩大战线的方针，显然是误人歧途，因而不应予以考虑。第一个方案是，争取胜利结束汉口战役，然后沿着陇海路和长江下游建立一条前沿交通线，并且沿着相互衔接的铁路线和航道占领全部通向北方的地区。石射说，虽然这个计划听起来好象不错，可是它有几个缺点。如果采用了它，国民党就会收复一些领土，从而提高它在中国人中间的声望和威信。那就会使占领区的人民“动乱”，从而占领军就更加难于维持治安了。国民党政府会“更加热中于搞它拿手的游击战术”。[53]同时，在没有占领的地区，国民党政权将加强它的军队，进行一场反对日本的消耗战。最后，日本将不得不去摧毁这些武装力量，那就意味着在新的战线上又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敌对行动。石射警告说：即使这些预言中的最坏情况没有发生，仅仅防护沿长江到汉口六百英里的占领区和维护几千英里铁路网的交通线，就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简言之，石射感到这个计划“无法解决局势问题”，而且会“继续成为我们保卫别的地区的障碍”（大概是指对苏联）。[54]因此，根据他的判断，这个方案没有什么价值。
石射提出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作为第二个供选择的方案，这个政府将要把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联合起来。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设想过这项办法了，在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时，就已经准备采取措施设法吸收唐绍仪和吴佩孚[‡‡‡]作新政府的头头。据支持这两个人的说法，唐在华南很有威信，而且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声望，这点将是有用的；吴和华西、华北都有联系，这点将使得他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合作者。这种说法鼓吹新的中央政府不用特别费力气，就会获得声誉。非占领区和占领区的地方军阀都会看到这个风向，赶快在新政府的屋檐下找一个栖身之处。其结果是，国民党就会被抛弃。石射用了最大的篇幅来讨论这个方案，因为当时这个方案正受到文官和军方的有力支持，而且正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
石射认为，第二种方案过高地估计了唐和吴的声誉，他们只不过是“政治僵尸”和“遗老”。他说，让他们复活是十分可笑的。中国人将把他们看作是“不知自己死之将至的老头子”。[§§§]石射声称，唐在他的同胞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声望，而且人们仍然记得，唐下台后任挂名职务时搞得很糟糕，以致曾被他家乡的那个县的老百姓驱逐出境。石射说，考虑同那样一个泥足英雄合作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可是吴佩孚则甚至还更糟。吴狂妄地说什么他的东山再起将会解决中日问题，这只能被认为是患了陶醉于过去的声誉的一种病症。那些支持吴的人争辩说，全中国的军阀，尤其是四川军阀将与吴佩孚汇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反蒋联盟。石射写道，吴的确与某些军阀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毫无疑问他们当中是有不少人不满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化；可是指望他们当时就会起来反对国民党，那就“错误地估计了时机”，[55]只有当国民党奄奄一息的时候，军阀们才会采取行动来反对它，而国民党现在离奄奄一息还远得很哩。事实上，国民政府正在密切注视这些军阀，特别是四川的军阀，何况这些军阀都是一些投机分子。光靠对吴的忠诚还不足以促使他们起来反对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此外，那些还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军阀则因互相猜忌和争夺而四分五裂，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他们会同吴汇合，组成一个名符其实的联合战线。基于这些理由，石射劝告外交大臣暂缓考虑这两种方案。
石射一带而过地提到第三种供选择方案，那就是把目前。已经建立的那些合作政权同国民党政府合并。石射说，首先。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都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而与国民党政府是势不两立的。此外，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同它一开始就讥讽为伪政权的政府搞联合，实际上就等于是投降。石射断言，“不管你说中国人多么会搞妥协，可在这个问题上则是毫无希望的。”[56]
石射认为，第四个是唯一的一个有效解决方案：与国民政府恢复谈判。石射马上回答了那些一再反对同一个与共产党人搞联合的政府达成和解的意见。他争辩说，“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统一战线的现实情况，我们就会看出，中国共产党只是被允许参加抗日阵线而已。”同中国共产党长期打交道的惨痛经验，使国民党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人是把统一战线当作一种手段，使他们被削弱了的实力得以重新壮大，因此，国民政府最不能容忍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种种活动。据说周恩来毛泽东和其他人已经加入国民党，这并不表明共产党人马上就要“吞并”国民党，它实际上表明，主动权仍在国民党手中。[57]
石射热烈赞扬国民党解决了它和西南军阀集团的分歧，结束了福建省的独立运动和把共产党的军队赶出了江西省。除了军事成就之外，它在教育、财政金融和经济等方面也取得了值得称赞的进展。石射说，“恰好与我们对中国的看法相反，国民党政府一直在进行革新的统治。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曙光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正是因为这样，国民党政府的力量不断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甚得人心。”[58]
石射写道，“不可否认”，蒋介石是肩负中国“民族复兴”的人物。中国人只对他一个人表示信赖。“他的形象比国民党和政府中任何别人都显得更加出众。”[59]设法推翻蒋政权或坚持让他下野，同“征服象张学良那样的地方军阀”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推翻国民党显然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尝试一下都会是得不偿失的。远东的稳定和中日合作，是日本反复提到的理想。就算把国民党摘掉了，继任的政权也肯定会是软弱的，也无法统治整个中国，其结果是中国将变成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破产的国家。在接踵而来的混乱和骚动的局面下，只有一个无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武装得最好的集团可以从中得利，那就是共产党。其结局将是，中国会成为一个破产的国家，而日本则担任着一个破产国家的管理人。帝国军队将不得不去镇压大批流浪农村的散兵游勇。对它所占领的地区得搞个庞大的救济方案。还得进行大量的宣传和教育活动。最重要的是，日本还必须把共产党军队镇压下去，而共产党军队则很可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享有中国经济发展的果实又从何谈起呢？那样一种局面将使日本关于努力促使远东稳定的主张成为笑柄。
石射断定，日本只有一个选择：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同中国谈判一项体面的、宽大的和平。至少就目前看来，中国和国民党是一回事，而蒋介石则是国民党的“轴心”。如果象东京许多人所提出的最低要求那样，尽力把蒋赶下台，让他隐退，不管是事实上的隐退或是名义上的隐退，那都只会有损于日本的事业。中国人会把蒋的下台看成是日本对中国的惩罚。而且，主张强硬路线的分子决不会让“中国人最尊敬的”蒋介石辞职。他们反而会促使他们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抵抗。“我们必须做的是，挽救并设法利用蒋。”[60]
石射说，很长时期以来，日本人一直鄙视蒋，把他看做死敌，一个“把日本当作工具来统一国家的”可恨的敌人。但是事实却是，他在一九三五年底当行政院长后，任命了象张群那样的亲日派参加内阁，以表示他对友好地调整中日关系甚为关切。石射提醒宇垣，那时这个委员长也曾派出密使向宇垣表示衷心希望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一九三六年，这个委员长曾对日本驻华武官说：“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次机会，我们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内就不会有别的机会了。”[61]日本人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宣称中国已经忍无可忍，这是日本将会永远感到后悔的事。更加遗憾的是，他们把蒋在牯岭的“抗战到底”的誓言看做是“胡说八道”，而没有意识到他已决心实现这个誓言。[62]
石射要求宇垣注意，某些不负责任的政府人士，无论在精神和文字上都一贯违反天皇的旨意。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天皇在议会的一次演说中宣称，“我的士兵们之所以不顾种种困难，而忠实地奋斗”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并建立和平”。此外，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政府发言人在天皇御前表示过，“消除所有过去的摩擦，并在宽宏大量的精神和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中日关系”的决心。天皇的大臣们曾宣称，两国之间的“融洽无间”是日本谋求解决中日问题的最终目的。可是，从那时以来，这些大臣们十分失职。他们没有让人民知道这些原则，“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发表了一些与一月十一日御前会议决定相反的声明。”[63]
由于这些当局人士无视御前会议决定的精神，所以政府和人民都在这样说：“在大陆上出现这么个绝好机会，那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着的啊！”“即使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殖民地”；“应当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去处理敌人的财产“；或者“既然我们已经付出那么大的牺牲，我们至少应当取得对华北和华中的控制权”；等等。这一切可以经常听到的说法，无情地拆穿了日本自称她在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的虚伪性。石射写道，“我们要征服中国——那就是日本的心情。”这样一来，日本远远没有遵照天皇的命令，在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实现宽大的和平，而是日益倾向于采取以下这类态度：“你能拿走多少就拿多少”，“抢在别人前头，尽量地捞一把”和“让我们把中国瓜分掉吧！”石射问道，御前会议的决定和上述这些掠夺成性的情绪之间所存在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日本怎么能希望实现中日合作和东亚和平呢？[64]
石射告诫宇垣说。只要日本采取这样的态度，即中国是有罪的，因而应当接受严厉的条件，那么中国人就不大可能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他预言，“即使中国会屈服的话，那也会使今后一百年发生麻烦。”反之，如果一个强大的日本对她的软弱的邻国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那决不会有人就此看不起她。相反，全世界都会称赞她的“武士道”风度。中国长期以来对日本的仇恨从此就顿时消逝，而且还会使中国人心里树立起一种信任感。石射附和石原一直呼吁的主张，认为日本必须向中国人提出“俾斯麦式的和平”，就象俾斯麦在普奥战争结束时向奥地利人提出的宽宏大量的和平条件一样。[65]石射说，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认识到，和谈的“最大障碍”是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的存在。允许它们继续存在，就会产生以前冀察政权所造成的那种对抗情绪。石射建议说，因此，日本应当规定一个期限，让国民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调整这两个政权的地位。[****]
石射还说，日本能否完成这件任务，尤其是能否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声明，“完全是一个我们政府当局是否有勇气这样做的问题”。那就是说，面对着可能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响，政府当局是否能证明自己的力量强大得足以根本转变国家的政策，甚至冒着有“生命的危险”也在所不惜？[66]石射断言，如果它能够经得起这个考验，那么这个风险就值得去冒，因为日本现在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宝贵机会，来调整两国的关系和开创和睦的新纪元”。[67]
新外交大臣研究了石射的《意见书》以后，在封面批上了：“它大体上符合我个人的意见”。[68]九月，他邀请了一批记者到叶山的别墅，除了讲一些情况外，还向他们讲了普奥战争的历史。宇垣在重复了石射对俾斯麦的敬仰和他自己对取消进攻汉口的主张时，颂扬了俾斯麦这位普鲁士领导人和他的总参谋长冯·莫尔特克“在世界军事史上开创的光辉经验”。普鲁士人在几周内就打败了奥地利军队，之后他们决定不攻陷维也纳，而情愿“在城堡的防御地带停止进军，同意建立一项不割地赔款的和平”。宇垣指出，在普奥之间和中日之间有着重要的类似之处。俾斯麦和冯·莫尔特克之所以宽宏大量地对待奥地利人，是因为他们预见到要对法国进行战争，因此希望奥地利不要参加到敌人那一边去。[69]目前的情况，今天的苏联就是当年的法国。
内阁改组于一九三八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完成。新内阁仍然由代表宫廷、军部和财政金融界的各种人物联合组成。不过，近卫还是设法把那些愿意献身于新的解决战争途径的人，尽可能地组成了最强大的联合，并且成功地把那些与不妥协政策有密切联系的人们排除在内阁之外，而不妥协政策是一月联席会议和御前会议所制定的。他还获得了天皇的批准。以五大臣会议作为全国最高决策机构，从而增强他自己的实力。这样一来，曾经由二等的陆、海军军官随意摆布的联席会议，就正式地由近卫自己指定的官员组成的一个切实可行得多的会议所替代。这些官员是：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交大臣和大藏大臣。看来为结束对华战争找到一条崭新途径的布置已经就绪。
宇垣的任命预示着谋求和平的新时代的到来。最富有戏剧性的证明是，宇垣和他的私人朋友、曾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张群互通了电报。张群致电宇垣，祝贺他就任新职，说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使他“为东亚而欢欣鼓舞”。[70]这种做法在战时来看，是极其不平常的。接着，他希望宇垣在重开和平谈判方面发挥作用，并建议汪精卫可以作为中国方面的和谈代表。
这位日本外交大臣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并且还得到了象石射那样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支持，及时地向张表明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宇垣回答说，他认为由汪精卫代表中国进行和谈不合适，因为尽管汪很有资格当代表，但“你们的同胞会认为他是个亲日派的首脑……因而可能指责他出卖国家。”[71]宇垣想起了战争开始后不久，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在新加坡发表过一些和解性的意见，所以他建议由孔来当代表比较理想。大家都知道他和蒋的关系非常亲密，是能够代表蒋讲话的。此外，他本人不象汪和张群那样由于有亲日的污名而不具备代表资格。孔显然同意这项安排，因此他派了他的私人秘书乔辅三去香港和日本总领事中村丰一会面。六月十六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双方都寄予很大希望的这次谈判，一直谈到九月一日。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而且有个时候日本已经准备好一艘军舰把孔送到长崎或台湾的某处和宇垣会见。可是，尽管成功的希望极大，谈判最后在几个问题上以失败告终。
谈判之初，孔要求日本把条件都开列出来，宇垣回答说，“尽管政府改组了，新内阁和外交大臣是一致的；虽然我接替了广田，日本对外政策仍然不变。”[72]据中村后来回忆，来自东京的指示使他特别难办，指示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没有改变。他于一九五六年写道，“根据那种指示，我简直就没法去开始谈判。”这位总领事飞回国内同宇垣商谈。宇垣对他说，“日本最后是要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旗号的，可是现在我们不能那样做。”当时与宇垣有密切接触的石射，是能对此作出有权威性评论的人。他后来写道，宇垣之所以采取强硬立场，只是想把要蒋介石下野作为初步讨价还价的策略，随着谈判的进展，他是准备作出让步的。[73]
然而，宇垣自己的日记却说明，在他当外交大臣的几个月里，他的感情起了令人惊奇的变化。当与孔的谈判正在开始进行的时候，宇垣于六月二十八日在日记中显得非常同情蒋和蒋所面临的问题。他写道，“中国被列强捆住手脚一百多年了”，其结果是，“无论中国人怎样努力奋斗，他们也无法向前迈进。”可是，近年来，中国对于她所蒙受的灾难作出了反应，民族团结的“强大潮流”已达到席卷全国的程度。字垣写道：“蒋介石是走在前头领导这一潮流的人”，但是日本人“应该特别注意以下这个事实，即使我们把蒋介石推翻了，这一潮流还将一如既往，继续向前。”[74]七月十五日，宇垣写下了他的信念：除非日本帮助促进和加强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反对它，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和获得持久和平才有可能。[75]然而，短短的两个月后，字垣在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的前夕，却感到“必须增加我们的压力以粉碎蒋政权和他的一伙人。”[76]
不管宇垣个人的观点如何，七月八日五大臣会议所决定的日本政府的正式观点是，日本人“接受中国当时中央政府的投降”，是以蒋的辞职为条件的。近卫政府已经同意有必要修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以便在处理有关国民党政府投降的问题上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石射认为，打算完全推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同蒋本人谈判，那是要有勇气的，可是五大臣却缺乏石射所谓的必要的“勇气”。七月八日，他们正式要求“蒋介石下野”。[77]
宇垣在向中村解释这仅仅是个暂时的权宜之计时，强调指出，不管怎么说，蒋把他的国家管理得很糟糕，使中国人遭受了极端的苦难，因此要他退出政治舞台是“理所当然的”。[††††]中村表示不同意：中国人民并不认为蒋要对打败仗负责，因此，要求他辞职会“引起麻烦”。[78]
宇垣在同孔的间接谈判中，对于蒋的下台，采取了稍微有点不同的方针。他把下台问题同孔提出的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一个是赔款问题。孔要求日本放宽要求，因为中国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简直付不起战争赔款。孔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承认满洲国问题。孔说：两国对那里事实上存在的局面都是尊重的，而且中国实际上已经默认了满洲国；满洲国问题在中国国内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此时日本应承认这一点。鉴于这种情况，孔问日本是否可以同意取消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的要求。[79]
宇垣对孔的答复如下：如果孔要求日本人适当地考虑中国国内的问题，那么也应该能意识到蒋介石同样给日本政府造成了国内问题。“日本人把蒋介石看作敌人，并且说过不同他打交道。但他们对中国人民不抱恶意。可是鉴于蒋领导这个国家，造成了当前的局势，因而大多数日本人都憎恨他。”宇垣说，因此，如果中国想要在满洲国和赔款问题上得到让步，就应很好地处理蒋的问题，同意他下台，以“缓和日本人的情绪”。宇垣最后说，他的辞职“对你们国家比对日本更为有利”，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够在日本为取消赔款和“默认”满洲国问题制造一种适宜的气氛。[80]这些巧妙的论据并没有能够说服孔，他甚至从未暗示过蒋有下台的微小的可能性。孔告诉宇垣，如果辞职对于缓和日本人的情绪是必要的话，那么他本人辞职也许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孔当时刚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这一姿态也没有能使东京感到满意。
虽然蒋的辞职是谈判中的主要症结所在；可是华北问题也是一个主要障碍。孔祥熙讲了一堂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的课来回答宇垣关于把华北划为“特殊地带”的要求。孔说，中国人民一贯把长城以外的地区看成是“未开化的”地区，对于那里存在外国势力并不特别关怀。因此，中国愿意默认满洲国的存在，也同意日本在内蒙古驻军并建立一个特殊地带。他坚持说，日本必须理解，长城以内的地区则完全是属另一回事。如果她试图“解放”华北并在那里无限期地驻军，可以肯定中国人会“坚持日本最后企图吞并整个中国的看法”。[81]
宇垣回答说，认为日本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是很可笑的。如果她准备这样做，她为什么只在华北划出一个地带呢？难道南京和上海不是已经落人日本的手中了吗？宇垣解释说，在华北的特殊地带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中日联防反共。内蒙古是防御的第一线，华北是第二线。宇垣表示，“我们正在做的一切都是我本人和段祺瑞政府签订的协定的继续。”宇垣讲这话时，大概没有察觉到，段棋瑞在军阀极盛时期称霸华北，而国民党政权宣称要反对的恰恰就是这种称霸的局面，因为这种局面意味着一个分裂的中国和出卖领土和主权去换取日本的靠不住的军事援助并从中贪污。[82]如果宇垣真以为那样谈一下日本在华北的意图就会使孔安心的话，那就说明甚至在象宇垣这样的温和派的心目中也没有怎么意识到中国的情况正在变化。
及至八月，关于中国人不同意宇垣建议的反应，纷纷传到东京，这不仅来自中村总领事处，而且也来自各种各样中间人那里。接近委员长和张群的重庆《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会见了一个和宇垣有接触的日本同行。通过他们的会见，宇垣才知道，只要日本继续施加要分裂中国的压力，中国人就决心抗日到底。这个记者强调，日本迟早必须承认两件事：中国打算在政治上达到统一；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唯一的一支政治力量，因而，也是日本必须最终与之打交道的政府。[83]
宇垣通过与孔谈判解决中日问题的努力持续了整个八月份，但是因为孔在蒋的辞职问题上没有作出让步，在香港的谈判于九月初就陷于停顿、拖拉的状况。宇垣在夏季以前抱有的积极性到这时就消磨殆尽了。汉口战役已经开始；五大臣决定坚持蒋介石必须辞职；土肥原将军经东京批准，正在劝说吴佩孚出任中国的一个新政权的首脑；影佐祯昭大佐[‡‡‡‡]正在为最终导致成立汪精卫政权进行初步接触。从对宇垣的威望来讲，最糟糕的事情是，陆军正在酝酿成立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专门机构（最后定名为“兴亚院”[§§§§]）以便剥夺外务省在日本对华政策方面的一切控制权力。本来宇垣对于转变对华政策的热情已经在减退，事态的这些发展使他的热情更进一步低落了。外交大臣对于有些行动竟一无所知，对于另一些行动则无法加以控制。例如，正当他与孔会谈时，有人就在向汪精卫的追随者进行初步的试探。正是那个新的有关中国的机构篡夺了外交大臣的权力这件事，才最后迫使宇垣于一九三八年九月辞去了他的职务。
几乎所有的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外交大臣在内，都认为需要有某种协调机构来决定对华政策。[84]宇垣赞成在首相领导下成立一个机构，但其权限只限于管理中国占领区，至于全面的对华政策则仍应由五大臣来制定。根据他的意见，那样一个机构的首要任务，是联系沟通与中国有关的各省（部）的情况，并主要指导在中国占领区的各国策公司的业务。
可是陆军的想法却很不一样。它想要搞一个有广泛权力的机构，涉及到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并对整个中国都有管辖权。多少有点不协调的是，陆军还要它的特务机关，在中国大陆的地方行政事务方面保有相当大的“就地处置”的权力。九月二十七日，宇垣通知五大臣会议，既然他已经承担了解决中国事变的责任，他就不能同意建立一个有关中国的机构，除非外务省仍拥有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的权利。由于陆、海军大臣的反对，会议陷人了僵局。两天以后，宇垣向近卫提出辞职。他说，既然没有运用外交手段的余地，他就无法行使外交大臣的职责。他的辞职获准，两天后，近卫于十月一日宣布成立一个满足陆军全部要求的“中国局”。正如几天以后《朝日新闻》所评论的那样，外务省已经“威信扫地”。[85]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务省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发言权愈来愈小，以致四年以后，外交大臣东乡茂德被告知，外务省在对华方面的职责仅限于正式接待使节和签订条约这类的“纯外交”事务。[86]
十二月，这个局改名“兴亚院”。首相虽是该院的总裁．可是它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是现役的陆、海军军官。他们当中有总务长官柳川平助中将和政务部长铃木贞一少将，而铃木也许是该院最重要的成员。一九三九年初，日本政府宣布在张家口、北平、上海和厦门成立四个“兴亚院”的“联络机构”。所有这些联络机构都在陆、海军将领的控制之下，例如，临时政府的主要后台喜多将军就被指定来领导驻北平的机构。
关于建立“兴亚院”的帝国法令，授予“兴亚院”全权“管理有关中国事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而且，政府公开发表的声明指出，敌对行动的终止并不一定意味着“事变”已经结束。换句话说，政府预见到有必要使“兴亚院”继续起作用，“直到中国的重建和发展计划，以及日本、满洲国、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合作得到实现时为止”。[87]可是，在军方控制下的“兴亚院”，在达到加强领导对华政策和纲领的目的方面，只实现了一部分。虽然外务省在中国已经日益不起作用，但驻华各派遣军司令部和陆军与海军的各个集团，仍继续推行独立的对华工作方针。在这些独立的“工作计划”中进行得最有希望的一项，要算一九三八年年中争取退隐军阀吴佩孚出山当新的合作政府头头的工作了。
一九三八年的整个夏季，当宇垣正在设法与孔蒋达成谅解的时候，中国和日本的报刊都在纷纷猜测，日本计划劝诱军阀时代三个上年纪的退隐军人单独或合伙出来领导新的合作政府。这些推测一般说来还是正确的。虽然早在一九三七年底就已进行过一些试探，去了解这些人是否愿意加人亲日政府，但直到一九三八年年中，才很好地组织了对他们的劝诱工作。那时，以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个课长、岩黑秀夫大佐为首的小组终于认识到，如果帝国陆军要达到它在中国的目的，王克敏和梁鸿志都不足以胜任首脑。尤其是如果打算要把几个傀儡政权联合成为某种全国性的政府的话，那就必须有在声誉和领导才干方面都更胜一筹的人物。[88]所以，岩黑和他的小组建议成立一个各军种混合组成的工作小组，来探索搜罗有名望的中国政治家和领导人出山的可能性。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五大臣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并授权这个新的小组，根据五大臣当时正在草拟的政策，“制订出对华的重要策略”和“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89]这个新的小组由五大臣直接领导并正式命名为“在支特别委员会”。它就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以“竹机关”为其代号的机构，通常又称之为“土肥原机关”，因为它是由典型的政治将军土肥原贤二控制的。
土肥原将军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官来讲，他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那年早些时候他的部队在兰封遭到了惨败。但是，他三十年代初期在满洲国的政治经验却使得他非常适宜于承担当前这项任务。[90]为了象征各军种之间的合作，津田静枝海军中将被派到“土肥原机关”作为海军的代表。其他成员有，大关道定大佐、和智高次少将和坡斋利八郎少将。对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来讲，板斋这个人是非常生疏的。东京中央的成员把板斋看作是所有“老中国通”中“最大的中国问题权威”。同华北方面军的参谋人员和一些其他坚持“分治合作”主义的人不同，他赞成有一个强盛的、统一的中国。然而，这并不是说他的观点和石射猪太郎一样开明。板斋和土肥原一样，都坚持谋求与吴佩孚那样的下野政客合作。[91]
土肥原设想的计划有两个部分。[92]第一部分要求设法诱骗当时正在协助保卫汉口的所谓广西军脱离蒋阵营。这个任务交给了和智将军，但很快地就失败了。土肥原大胆地进行工作计划的第二部分；网罗中国的三个重要人物当新政府的头头。三个争取对象中，两个很快地就被淘汰了。第一个是当过段祺瑞政府陆军总长的下野军官靳云鹏。靳最后于一九一九年曾担任过内阁总理，一九二一年下台后，由从政转而经商，后来于一九三一年出家当了和尚。土肥原劝使靳放弃他的圣洁的隐居生活但没有成功。那就剩下唐绍仪和吴佩孚了。根据土肥原曾不断加以修改的计划，打算让七十八岁的唐绍仪在拟议中的政府当文职的头头，而吴则掌管武职，包括组织一支亲日的军队。
唐和吴都是清朝和军阀时代的老政客，好些年来一直过着退休的生活。唐住在上海，吴住在北平。西方研究亚洲史的人们对吴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在这里详细介绍他的历史背景了。[93]可是在西方却很少有人知道唐的名字，所以我们在这里简要地讲讲他的背景和观点也许会有些用处。[94]
一八七三年，唐作为第一批派赴美国留学的学生之一出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回国任袁世凯的秘书，由于和袁有交往而成了有名的人物。清朝时，他曾多次担任外交职务——包括西藏事务特派员，最后当了民国首届政府的内阁总理。但任职不久，就因被指责在财政管理方面失当而陷入困境，他的内阁于一九一二年六月倒台。从那时起直到一九三四年退出政界时为止，他在不同的政权里，一个接一个地担任过部长级或副部长级的职务。唐和大多数被日本网罗到傀儡政权中去的人不一样，他在任公职的最后几年里得到了国民党的欢心，并且到了一九三八年仍然和国民政府的官员保持着紧密而且友好的接触。
因为唐有泛亚主义情绪，所以土肥原和他的同僚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唐非常尊崇日本所显示出来的军事力量，因为它“迫使那些所谓的大国与她握手言欢”。[95]按照他的观点，中国人和印度人要是想实现从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愿望，非得依靠一个强大的中日同盟不可。只有当中国的爱国者认识到不信任日本的力量和动机则贻害本国利益的时候，这个同盟才能形成。
他在一九一六年写道：中国的反日情绪是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和日本团结的外界势力煽动起来的。……我们对于那些说日本是亚洲的威胁的论调已经听烦了。……我们没有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正在兴起的日本。我们只希望中国印度同等富强，希望日本坚守亚洲大陆以反对欧洲侵略者。到那时候，那些实际上是由外界力量引起却嫁祸于日本的国际纷争，在亚洲将不复存在。[96]
在这些观点发表的时候，中国民族主义者中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大有人在。可是，在日本侵略了十年以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已经对他们邻国的泛亚主义深表怀疑，而唐在一九三八年仍坚持这些观点，这至少是土肥原对唐深感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日本外务省“唐工作计划”纪要，唐只是因为怕“日本人可能将来要同蒋政权和解，或者打算建立一个纯粹的傀儡政府，”[97]才不愿与日本合作的。基于这些原因，唐曾坚决地拒绝参加维新政府。不过，等到土肥原一亲自出马，唐不愿干的想法就开始烟消云散了。土肥原显然曾劝他起草一个“和平通电”，然后加以发表，作为建立唐、吴政府的第一步。可是，正当电报草稿送交吴佩孚征求意见时，唐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被残暴地暗杀了。由于被认为同日本人友好的人士被暗杀的数字不断上升，土肥原曾经特别关心过唐绍仪的安全，提出要给这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派保镖，可是唐拒绝了。根据日本的资料，在唐筹备他女儿的婚礼时，几个国民党法西斯蓝衣社分子进人了上海法租界的唐公馆，当他欠身欢迎这些“客人”时，一个蓝衣社分子用一把小斧砍中了他的头部。国民政府（它手下的人大概对这次谋杀应该负责）发表了讣告，嘉奖了唐的一生功勋卓著，并拨出了一笔巨款作为治丧费。[98]
唐既然没有希望了，土肥原就把他的全部精力用于说服吴佩孚，要他放弃佛学的研究、写诗、养花和其他高雅的消遣，而这些消遣对一位由军人转为学者的退休生活来讲是很适宜的。土肥原的“吴工作计划”的这些活动虽然一直延续到吴死去时为止（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但其高潮则大约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九年一月期间。土肥原为了劝说这个不愿干的退隐军阀出山合作，诱使吴的一个老同事张燕卿同临时政府脱离了关系。因为临时政府和它的后台华北派遣军一样，对“土肥原机关”的目标是十分敌视的。[99]张在日本人帮助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个“和平救国”协会。这些只是在纸上存在的组织的领导人，纷纷向吴致电，请他再次出山，与日本合作、从而使国家安定并摆脱他非常痛恨的共产主义。在执行“吴工作计划”过程中，曾多次和吴会面的今井武夫写道，“他真是一个固执的家伙。他总是攻击共产主义，看来他认为共产主义大概就是共产共妻……他对于时代的变化毫无概念。他仍然沾沾自喜，以为他的名声从军阀黄金时代以来一点都没有起过变化，而且象一只老虎似的在那儿蹲着，随时准备返回政治舞台。”[100]
象他这样的一个人，不去仔细审查审查要求他出马领导的和平救国协会究竟是个真组织还是假组织，那是毫不足怪的。这个协会的“领导人”，在这位大帅的老窝开封，搞了一个“敦促吴佩孚”出山的总部，发表了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和采取类似措施的声明，为他们的大帅东山再起尽快地制造合法根据。吴没有觉察到，对他的所谓支持大多出自土肥原之手，遂于十一月三十日召集记者，宣布他正在组织一个“治安委员会”，作为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的第一步。十二月初，日本报刊报道，日本已经任命吴为“陇海铁路地区绥靖公署主任”。该报道说，为了使吴能够放手去同游击队作战，并且为了使他想要建立的亲日政府赢得人们的支持，日本将从华北撤出大部分部队。[101]
尽管当时的情况还不太清楚，但现在则可以明显地看出，“吴从来也没有近乎接受土肥原的任务。他虽没有断然拒绝这位日本将军，但他坚持土肥原作出不可能同意的让步。比如说，他要求在组织和领导他的新政权的军队方面应给予他相当大的自主权，并且至少在名义上让他作为统治整个中国的统一政府的领导人。这些要求不仅是帝国陆军和“兴亚院”所不能接受的，就连那时的傀儡政府也是反对的。[102]对于吴派人物发表声明免除蒋介石和国民党战败的罪责，临时政府是特别关注的。华北政权相当害怕吴在他拟议中的政府中会给国民党以席位，这就必然会结强烈反对国民党的临时政府带来灾难。正如今井所说的，“吴那怕只要作出最微小的动作，就立刻会引起北平临时政府领导人的焦急不安”。[103]东京当局命令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和“土肥原机关”合作，可是，当两个傀儡政权的头头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联合委员会的会议上会面时，都要求吴的活动应限制在汉口（吴的另一个老巢）和中国西南地区。[104]
虽然“吴工作计划”在一九三九年这一整年中都在持续进行，可是它仍然不能克服所有这些障碍。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吴在傀儡政治中已不再是一个主要因素，及至年底，他就死了。[*****]国民党政府对这位死去的军阀赞扬备至，追赠了军衔，拨给了巨额治丧费，赠给了大批挽联悼词。他拒绝担任傀儡政权的头头的伟大忠诚受到了颂扬。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临时政府对此也很重视，在悼念吴的活动中也很大方，拨给的治丧费竟比重庆的还多两倍。[105]
[*] 这次会议是一次罕见的帝国大本营御前会议，那是天皇与陆海军举行的一次会议，政府的全部文职阁员都被排除在外。
[†] 尽管天皇“非常的消瘦”，可是宫内侍从长和其他人等都不愿意他到他的海滨别墅去疗养以恢复健康，免得他被人指责为给土兵们树立了一个不英雄的榜样。（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47页）天皇的顾问们也不同意他到他的豪华的海洋生物实验室去工作，理由是；在国家处于厉行节约和作出牺牲的年代里，追求那样舒适的生活是不负责任的。（见伦纳德·莫斯利的《日本天皇裕仁》第181—184页）
[‡] 尾崎秀实（1901—1944），日本评论家，研究中国问题，历任日本《朝日新闻》驻华特派员、近卫文麿的顾问等。后因索尔格间谍案，被判死刑。著有《现代支那批判》、《现代支那论》等。——译者注
[§] 昭和研究会是近卫控制下的一个智囊团，从事于研究和制订国策，曾提出有关日本内政外交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方案，供近卫内阁采纳。该会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成立，一九四〇年十月解散。参加者有法西斯战犯贺屋兴宜、青田一男、吉田茂等人。该会于一九三七年三月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译者注
[**] 夸大这些团体成员的反战情绪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由于胆子都很小和总是日对侵华战争提出极其有限的反对意见，而受到了战后作家的严厉批评。尽管昭和研究会的会员们对于大日本主义和帝国军队在中国表现的民族优越感很不满意，但他们还是赞同把东亚从西方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一目的的。一九三八年三木清所写的一篇文章，最能说明他们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了。三木清是昭和研究会会员，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和新闻记者。他在文章中指责日本对中国使用武力，而靠使用武力显然是不能永远占领中国的；可是他又坚持认为日本“并不一定想把日本的观点强加于中国”。他写道：“这一点，从日本领导人通常认为儒家学说是华北文化工作的指导原则就可以看出来了”，而“儒家学说可以看作是两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共同纽带”。（见三木清的《支那事务及日本的想法》，载《现代日本》一九三八年第六期第608页）。三木在帮助近卫形成东亚新秩序的指导思想的基本原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一九四二年被征召参加了陆军写作队（一个由作家和新闻记者组成的单位）。在菲律宾经过短暂的服役后，他决定不能继续使用他的笔杆子去主持战争了。有一段时间，他在东京的苏菲亚大学避难。一九四五年三月，因为供给一个越狱的左翼朋友以衣食，违犯了“维护和平法”而入狱。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麦克阿瑟将军命令日本当局释放全部政治犯的前八天，三木死于狱中。关于昭和研究会和三木的生平，见皮奥维萨纳的《代表痛苦一代的思想家三十清》；斯波尔丁的《一九三二——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新官僚》和约翰逊的《叛国罪之一例：尾崎秀实和索尔格间谍集团》第114—122页。
[††] 鲁斯的出版物对近卫的多疑、失眠、孱弱和偏见很感兴趣。《生活》杂志称他为“天生的多疑症患者”。（见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九日号，第111页）。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时代》杂志的封面刊登了他的照片，并根据不具体的证据推算出来：“从二十五岁起，他每天有半天消磨在床上。”《时代》杂志说，“实际上，他的卧室是他的指挥部，他不仅在危机时刻躲到卧室里去，而且在那里读书、开会、看电影、听无线电、吃饭和睡觉，而且还在那里担心睡不着觉。”（见该刊第32页）对此人更客观的评价，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81—283页和斯托里的《藤原家族的末代子孙近卫文麿》。
[‡‡] 根据一九七〇年五月访问牛场的记录。西园寺评论（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81页）道：“作为个人来讲，近卫有很多优点。他有敏锐的直觉感和比较精确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他不为小事操心。在当时的政治家中间，没有人在这些方面胜得过他。可是近卫却不具备一种很重要的品格，那就是他没有一股子力量，……没有把一件事做到底的魄力……日本的行动路线早已由军方决定。军方的政策就是国家的唯一的政策。首相、天皇等人的意志，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
[§§] 根据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的回忆录，杉山被他的陆军部下摆布到什么程度是很清楚的。风见写道，“尽管听起来是可笑的，但成立临时政府的报告对近卫和我来说，都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因为我们只是通过报纸的报道才知道这件事的。”早些时候，近卫曾问过杉山关于这一行动的谣传是否属实，而杉山则一贯“用不置可否的方式来作答，让我们总是无法弄清真相”。风见说，最初，阁员们都对他们事先一无所知而表示十分气愤，并且打算拿陆军大臣出气。然而不久以后就弄清楚了，他和文职的内阁阁员一样事先也不知道，他也不过是“被迫同意既成的事实”。（见风见章的《近卫内阁》，第59页及第89一90页）
[***] “皇道派”是一个松散的集团，大体上由年青的野战部队军官，甚至是连级军官组成的。他们的行动非常大胆、不听指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曾企图把日本引向极端国粹主义的方向。他们毫无组织纪律的活动，包括暗杀和搞政变，震惊了比较保守的、主要是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对手“统制派”。一九三六年二月，“皇道派”组织的一次全面的兵变失败后，“统制派”胜利了。由于詹姆土·克劳利对这问题作了重新的估价，以皇道派—统制派两派斗争来解释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一些事态的作用已经减少了。然而，两派的抗争对于近卫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他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写的回忆录中，谴责“统制派”要对日本侵华和南进到东南亚从而引起珍珠港事件负责。〔译者按：“统制派”是三十年代日本陆军内部的一个派系，参加者多为陆军省、参谋本部和中央官厅内的一批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同政界、财界的军国主义分子有密切联系，为加速日本法西斯化而策划过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关于一九三六年二月“皇道”组织的兵变，是指日本现代史上的“二二六”事件。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法西斯军人在东京发动武装政变事件，以建立法西斯军人政府，加紧扩大侵华战争。在“皇道派”法西斯军官率领下，约一千四百名士兵曾占领政府重要机关，袭击首相官邱，杀死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二月二十九日暴乱平息后，继冈田内阁的广日内阁更为反动，标志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
[†††] 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516页载：从近卫和原田的一次议论中，可以看出近卫对撤销声明比宇垣更为主动。原因引述近卫六月三日说的话：他要宇垣来一个外交上的大转变，“因为广田和我过于着重搞垮蒋介石”。（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5页）
[‡‡‡]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一九三七年前后至一九三八年秋，企图罗致吴佩孚出山，充当傀儡的经过，可参阅《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第215—225页载陶葊写的《吴佩孚与日伪的勾结》一文。——译者注
[§§§] 据《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326页载，石射的尖刻的原话是：“老头子竟象年青人一样泡在冷水里，结果是病倒了。”这里的翻译也许没有把这个味道译出来。
[****] 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334页。不过满洲国则是另一回事。石射告诉宇垣，“根据来自意大利这一途径的消息，中国准备承认满洲国这一点大体是明确的”，这也许是“由于收复失地已无望”。（同上书）战争最初几个月里，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和驻日大使馆都积极从事于调停的努力。
[††††] 据格鲁大使报道，宇垣向英国大使克雷吉表示，“蒋介石本人并不是强烈反日的，可是他必须对在学校中和其他地方加强抗日宣传负责，除非他来个转变，日本政府就不能和他打交道。克雷吉把这个转变解释为‘直至委员长与共产党决裂’。”（见格鲁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向国务卿的报告，载《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263页）
[‡‡‡‡] 影佐祯昭（1893—1948），曾任日本陆军省军务课课长，一九三九年，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专门负责对汪精卫的工作，一九四〇年，任汪伪政府的军事顾问。——译者注
[§§§§] “兴亚院”是直属日本内阁的一个殖民侵略机构。近卫内阁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设置。在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寇为了集中统一中国占领区的统治、扶植伪政权等罪恶活动，决定建立这个机构。总裁由内阁总理大臣兼任，副总裁由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兼任。——译者注
[*****] 吴显然死于牙脓肿引起的并发症。由一组德国和日本医生进行的紧急手术没有能够救活他，反而使日本人被指控为用毒药谋杀了这位病人。今并对这类事情了解很多而且也很坦率。他说，调查的结果是，日本人对吴的死亡并没有插手（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51页）
[1]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8页。
[2] 见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97页。
[3]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2—43页）；另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42—147页。
[4] 见今井武夫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134—135页。
[5]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2页。
[6] 见河边虎四郎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二卷第453页）。另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48页。
[7]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3页。
[8]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48页
[9] 见河边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第445页。
[10]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44页。
[11]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3页。
[12] 见阿尔文·库克斯的《消耗国家作战力量的后果：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日本陆军在中国的经验》（载《军务》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十二期第6页）。另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289—290页。上列史书的记述表明那时还未大量动用后备力量。
[13] 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力量》第37页。
[14] 见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186页。
[15] 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265—266页。
[16] 这样说的日本人是下山中将和桥本群中将，见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36页。
[17] 见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186—187页。
[18] 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48页，叙述天皇对杉山陆相不满；第七卷第32页，叙述天皇的侍从长“从不向天皇呈奏他应该呈奏的事宜，而，天皇也没有要他下达圣谕”；第七卷第5l—52页，叙述流传的天皇对板垣陆相的训斥，因为陆军“经常使用狡黠的手段……并且不服从中央的命令”；第七卷第97—98页，叙述陆军参谋本部处事柔优寡断。
[19] 见宇垣一成的《宇垣日记》第300页。
[20] 关于尾崎对中国的观点以及他和“近卫集团”的联系 在查默斯·约翰逊的《叛国罪之一例：尾崎秀实和索尔格间谍集团》和G·R·斯托里与 F·W·迪金合著的《理查德·索尔格案件》两书中，得到很概括的叙述。关于尾崎的多种文件，《现代史资料》的特辑已汇编在一齐，《现代史资料》的前三卷是专门记述索尔格事件的。
[21] 见柳贺千年的《自佩里时代以来的日本》第534页。
[22] 阿尔文·库克斯的《虎年》第133页，引了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纽约时报》第27页刊载的材料。库克斯并列了一份要求天皇节约的物品清单；其中，天皇被迫用国产的酒来代替泊来品，用国产的香烟或雪茄来代接外国烟，天皇的赐礼和名片改用银质的（而不是习惯用的金质的）。见上书，引自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朝日新闻》第11页。
[23] 见都留茂人的《日本经济论文集》第194页。
[24] 同上书，第214—216页。
[25] 同上书，第215页。
[26] 见爱德华·西登斯蒂卡：《作家永井荷风的生乎及其所处时代：一八七九——一九五九年》第154页。
[27] 访问松方吉三郎的谈话记录。
[28] 见鹤见俊助的《大政翼赞运动的策划者》（载《转向》第57页）。
[29] 访问牛场友彦的谈话记录。
[30] 见罗伯特·克雷吉的《在日本假面具的后面》第60页。
[31] 见根室的《亚洲内幕》第68页。
[32]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65页。
[33] 同上书，第270页。
[34] 同上书，第270—271页。
[35]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496页。
[36] 见加濑俊一的《密苏里号军舰之行》第111页。另见风见章的《近卫内阁》第59页。
[37]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422页。
[38] 同上书，第502页。
[39] 同上书，第502—503页。
[40] 同上书，第509页。
[41] 见约瑟·格鲁的《在日本的十年》第248页，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
[42] 见重光葵的《外交回忆录》第134—135页。阿尔文·库克斯的《虎年》对我的研究也很有帮助。
[43] 见G·R·斯托里的《加倍受国者：对日本民族主义的研究》第60—63页。
[44] 见罗伯特·克雷吉的《在日本假面具的背后》第61页。
[45]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330—332页。
[46]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46页）。臼井在此书中引了宇垣的一则日记，但我在角田顺编的《宇垣一成日记》新版本中没有找到。臼井引的那则日记和角田编的版本中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和五月五日的两则日记很吻合（见角田编的《宇垣一成日记》第二卷第1235—1236页）。令人奇怪的是宇垣在较早时自编的一卷本，也略去这一则以及其他许多有关他对中国看法的日记（见宇垣一成的《宇垣日记一》）例如，角田版本中，收录了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和五月十八日这两天的日记，而这两民在宇垣自编的版本中却没有。这两篇日记叙述宇垣反复考虑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只是“同床异梦”（见角田编的《宇垣一成日记》第313—314页）。
[47]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13—314页。
[48] 见杉山平助的《宇垣新外相》第115页。
[49] 这份重要文件的本文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315—337页，其全称是《当前事变对策方案》。
[50] 同上书，第319页。
[51] 同上书，第316页。
[52] 同上书，第315页，第327页。
[53] 同上书，第324—325页。
[54] 同上书，第325页。
[55] 同上书，第326页。
[56] 同上。
[57] 同上书，第327页。
[58] 同上书，第328页。
[59] 同上。
[60] 同上书，第328页，第333—334页。
[61] 据上书第329页，这位武官是矶谷廉介将军。石射与宇垣谈到，据可靠稍息，在宇垣任朝鲜总督期间（一九三一——一九三六年），曾数度与蒋的来使密谈，这些密使都传达了委员长“衷心希望”有较好的中日关系。石射劝告宇垣说：“从这一点看，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他（蒋）内心的意愿。”
[62] 同上。
[63] 同上书，第331—332页。
[64] 同上书，组332页。
[65] 同上书，第333页。
[66] 同上书，第330页。
[67] 同上书，第332页。
[68] 同上书，第315页。
[69] 库克斯的《虎年》引述了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的《朝日新闻》第一版刊载的《叶山怪谈》。
[70]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26—327页。
[71] 同上书，第327页。
[72] 同上书，第329页。
[73] 见中村丰一的《无人知道的宇垣—孔祥熙秘密谈判》（载《昭和秘史》第262页）。
[74]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16页。
[75] 同上书，第318页。
[76] 见角田编的《宇垣一成日记》第二卷第1262页（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日记，这则日记在宇垣日记的早期版本中是没有收录之一）。
[77]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64页。
[78] 见中村的《无人知道的宇垣—孔祥熙秘密谈判》第262—263页。
[79]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29—330页。
[80] 同上书，第332页。
[81] 同上书，第330页。
[82] 同上书，第331页。
[83]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第77—78页。
[84] 本书有关兴亚院的论述是根据马场章的。设置兴亚院的一些问题》（载《外务省调查月报》一九六六年第七期第46—83页）。
[85] 见一九三八年十月六日的《朝日新闻》。
[86]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第35757页。
[87] 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第三卷第433页引用了“新闻报道中的政府声明”。
[88]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75—77页。
[89]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八卷第266页。
[90] 有关土肥原在满洲国的政治活动的详细述评，可参阅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67页，第75—76页。
[91] 今井武夫访问记录。
[92]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146—151页。
[93] 关于吴佩孚的详细背景材料，可见保罗·理查德·索特的《吴佩孚：对一个中国军阀的专题研究》和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三卷第444—450页。
[94] 关于唐绍仪生平的资料，主要取材于一九三八十月八日的《密勒氏评论》第174—175页；《东方事务》第十期（一九三八年）第335—336页；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三卷第232—236页。
[95] 见《东方事务》第十期（一九三八年）第336—337页。
[96] 同上。
[97]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203号第6页。
[98]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79—80页。
[99] 张燕卿是新民会的副会长。关于张燕卿拥吴的活动详情，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49—151页。
[100] 同上书，第148—149页。
[101]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第312页，二月十一日第330页；H·H·巴杰的《吴佩孚元帅》详细记述了亲历其境的观察家写的吴“接受”了“治安首脑”任务时混乱环境的第一手材料。
[102]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书第1005-22号。这是一篇三页的摘要（詹姆士·T·C·刘签署的），概述日本驻北平大使馆馆员林出贤次郎写的关于吴佩孚和土肥原机关的手抄报告。吴与土肥原之间联系困难可能是他们达不成协议的部分原因。虽然土肥原几乎不断地与吴保持接触，但他本人却一直不能会见吴，因为吴在三十年代末经常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中。于是一切联系都不得不通过第三方面。见冈野增次郎的《吴佩孚》第1149页。
[103]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99页。
[104]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书第1005-22号第1页。
[105]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第100页。
posted by BFF @ 9:4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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