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日期的通敌内幕 7
第七章 内蒙古
且不去说联合委员会还有其它各种缺陷，就是单从形式上来讲，它也不能自称代表中国全部沦陷区，因为关东军根本不让其内蒙古傀儡政权的代表参加这一新机构。这一点对委员会所造成的损害比乍看起来的还要大，因为内蒙古政权统治着以汉族居民占多数的地区，而且其中还包括一些几乎全是汉人居住的地区——例如晋北。关东军的做法显然与五大臣的意旨背道而驰，他们曾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明确宣称：这个委员会应有内蒙古政权的代表参加。[1]
虽然内蒙古傀儡政权统治的居民以汉人为主，但我们并不准备对此加以详细论述，因为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个中国傀儡政权，而是一个日本卵翼下的、由非汉族人领导的蒙古自治运动。尽管如此，由于它与纯属汉人的对敌合作政府之间有些外在的联系，所以在这里略为考察一下它的突出特点还是适当的。[2]
在清朝末年，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年代中，汉人开始大规模侵占长城以外的土地，而这个地区一向是北边纯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和南边务农的汉族之间的毗连地带。当蒙古族还很强盛的时期，他们根本不准汉族移民到这个地区来。可是在二十世纪初期，蒙古各部落都很衰弱而且四分五裂。随着铁路贯通蒙古牧区，使这个地区与华北的城市有了商业往来，这就加速了汉族向这个地区移民。只要有可能，汉族人就采用巧取豪夺的办法，把土地从蒙古部落酋长和王公的手里夺过来。在其余的地方，汉族人则利用新式武器的优势打败了那些企图抵抗的人。无论属于前面哪种情况，其结果都使长城外的广大地区汉化了。一九二八年，在一度为蒙古族的疆域新建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宁夏等四个省，就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标志。
虽然某些蒙古王公和酋长对用官衔和俸禄来补偿他们失去的土地（以及民族尊严）是满意的，可是另外一些人却利用蒙古人的不满情绪，煽起了一股不小的民族抵抗运动。等到关东军决定用几个蒙古的盟来对付中国以便进一步保护它的满洲帝国时，这个运动便同关东军的计划紧密配合起来了。因此，一九三二年以后，关东军便迫使它的满洲仆从采取旨在赢得蒙古人支持的行动。满洲政权把它的西部地区和原来热河省的一部分划出来，建立了兴安“蒙古族省”[*]，在这个新建立的省里，制定了包括保证蒙古族牧地不受侵犯等广泛的政策。一九三四年，当溥仪登上满洲国皇帝宝座时，他提到了蒙古人在效忠于满洲皇帝的传统封建方式下重新获得民族统一的可能性。虽然蒙古族的领袖从未对同满洲国（和日本）结成联盟感到多大兴趣，因为这种联盟肯定附有不愉快的条件，但他们却能以此威胁南京政府，迫使他们在政治上作出让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的年青王爷德王[†]算是蒙古自治运动最了不起的领袖了。[3]
德王是成吉思汗第三十代子孙，是一个半汉化的蒙古人。他在青年时受教育于汉族和蒙古族学者。尽管他熟悉儒家经书而且是一个有造诣的汉字书法家，但他却总是穿着蒙古式的长袍，并且继续虔诚地信奉喇嘛教。象大多数内蒙古王公一样，德王对清朝皇室竭尽忠诚。作为一个青年人。他还对旨在使清朝末代皇帝复位的帝制运动甚表同情。
一九三四年，德王居然利用日本人提出了与满洲国结成自治联盟的建议为手段，迫使南京政府承认所谓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同年四月，该委员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并由德王担任秘书长。不过，该委员会的号召力一开头就被汉人腰斩了，因为这些汉人中有许多在行将划归该委员会管辖的地区都有既得利益。例如，委员会成立之后不久，察哈尔省当局就破坏了禁止汉人继续蚕食蒙古领地的协议，在查布察新建了一个叫做化德的县[‡]。欧文·拉铁摩尔就把力图阻挠蒙古实行有效的自治一事归咎于“阎锡山的晋绥利益集团”。拉铁摩尔指的是阎锡山所扶植的几个自治委员会。每一个蒙盟都设有一个自治委员会，由代表他的“利益”的人在名义上掌权。用拉铁摩尔的话来说，把这些傀儡蒙古王公“当作蒙古民族主义的象征，简直是一种讽刺，这等于在辱骂德王并不诚心谋求自治。”当南京政府于一九三五年认可了阎锡山的傀儡政策而抛弃德王时，德王转而求助于日本人。拉钦摩尔说，与其说德王“倒向”了日本，还不如说是把他“五花大绑送给了日本人的”。[4]
到了一九三五年十月，土肥原贤二少将（当时任关东军所辖沈阳特务机关长）已经使德王确信蒙古自治运动和关东军的战略需要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及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建立一个由日本扶植的蒙古政府的计划已在顺利进行中。虽然蒙古人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间得到了日本小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是他们对汉族所占地区的袭击成效不大，还不足以证明日本对一个蒙古政府的扶植是有道理的。然而随着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战争的爆发，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关东军在华北方面军的部队和蒙古分遣队的协助下，打败了绥远军阀傅作义的地方部队。有的日本军队从满洲国的基地向南推进，有的则从平津地区驻地向西推进，他们很快就控制了华北和内蒙古之间的重要交通线——平绥铁路。九月十七日，他们沿铁路线越过长城到达丰镇，并且恰好在一个月之后到达了铁路终点——包头。到十月底，日本已经可以宣称，除了西部宁夏地区以外，至少在名义上已控制了整个内蒙古。[5]
随军的特务机关官员马上就把傀儡政权建立了起来。察南自治政府于九月四日建立于张家口，算是头一个傀儡政权。它立即成立了一个察南银行，发行和满洲国货币挂钩的钞票。不久，又于十月十五日在重要的交通和煤矿中心大同成立了晋北自治政府。应该指出，晋北和察南在地理上紧密相连，都属于桑干河流域。这两个政权都集中在五台山以北、夹在内外长城之间的一块面积虽小却富于矿藏的地带里。由于这个地区居民的绝大多数是汉人（据日本人估计，在察南地区的蒙古人不到三百，而在晋北地区则仅有“二十来人”），[6]所以这两个政权的头目都由汉人担任。
然而汉人的“统治”为时不长，因为在关东军主持下，于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了蒙古王公大会，并于十月二十九日把这两个政权并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新的联合政府以年高德劭的云王[**]为主席；当他于一九三八年死去时，他的职位由副主席德王继任。联合政府的首都设于呼和浩特，它是一个骆驼商队云集、满是灰尘的城市，是蒙古阿丹汗于十六世纪兴建的。[††]关东军显然急于使人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联合政府不会被加人进来的两个汉人政权所控制，而是将由联合政府的第三种力量来控制，而这个联合政府本身也不过只是蒙古各盟的一个松散的联盟而已。当然在实际上，“顾问协议”确保了日本人对联合政府及其组成单位的控制。每个政权的组织法都明确规定关东军派出的最高顾问在实际上享有独断权力。[7]
由于诸如内蒙古政府设在何处这类表面特征的缘故，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日本正象中国反日报刊一直在指责的那样，让一个主要由汉人居住的地区落入她的蒙古盟友之手。但在事实上，关东军却是竭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的。例如，关东军为了应付汉人的压力，修改了原来的计划，不许蒙古军队进驻张家口。它的说法是，汉人之所以害怕压迫和掠夺是合乎道理的。同样，该军也表示赞同其他地区的汉人宁愿要日本人来统治，而不要蒙古人来占领。就操纵内蒙古政权的日本人允许蒙古人享有一定种族特权的问题看来，那基本上也只是徒具形式而已。每一件具体和重要的事情（例如经济政策）都是由日本人支配的。据臼井说，那些宁愿同日本合作的汉人的确仍然构成一股“在经济上压迫蒙古人的势力”。[8]
由于本书主要是研究有关中日合作问题的，我们就不再进一步探讨蒙古要求自治和日蒙合作的问题了。不过，日本人如何处理察南和晋北的问题倒是需要进一步加以考察的，因为它是留给汪精卫处理的大问题之一。
晋察这两个汉人居住省份的地方政权保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新京（关东军司令部）对它们的控制无论如何要比来自呼和浩特的控制要紧得多。同把华北和华中分割开来的做法相比较，应该说：把这些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的、纯属汉人的地区从中国本部分割出来的做法是把“分治合作”搞得更加极端的例子。如上所述，关东军曾竭尽全力阻挠内蒙古政权参加联合委员会，尽管这种参加只意味着形式上的统一。因此“分治合作”中的“合作”成分在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中是完全不”存在的。看来，关东军把这个地区留作它的特殊禁区，其动机完全是经济方面的。
关东军决定在晋北和察南扎根的做法可能是由于其将领们采纳了南满铁路公司（更具体地说，满铁的一个职员金井章次）的建议。南满铁路公司的活动远远超出了它的名字所表示的那个范围。它在满洲拥有那么多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以致外来的人几乎搞不清政府和公司的职权是怎样来划分和交接的。这条铁路也是一条大动脉，日本通过它，把人力和财力输进她在大陆上的帝国。这家公司一贯密切注意改善和扩大它的业务，差不多从一九〇六年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它就制定了野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到了三十年代，关东军的军官们对这家公司的专家和研究人员的技术性建议已是言听计从了。[9]就在满洲事变前几年，有个叫金井章次的专家开始提出了一个多民族的、自治的“满洲国”的设想。据说，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并立下汗马功劳的土肥原将军“就被人认为是受了金井的影响的”。[10]
金井是个医生（一九三〇年时任满铁医务处处长）、细菌学家、经济学家。此人多才多艺，而且据说还对“种族心理学最感兴趣”。[11]芦沟桥事变后，关东军把他找到总部，并告诉他不久即将派他去当“强大而且有前途的”内蒙古新政权的顾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当关东军的本多旅团开进张家口”会时，随军而来的除一个新任的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外，还有这个细菌学家兼经济学家金井。（大概就是这个金井，以“种族心理学家”的身份，策划阻止了蒙古军队参加占领张家口的。）当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金井成了它的最高顾问。[12]
金井认为，晋北和察南地区在经济上和地理上都同它们南边的中国地方不同，在经济上讲，内蒙古才是它们更自然的伙伴，实际上，平绥铁路已经把它们同内蒙古连结起来了，后来他又坚持认为，他是在研究了晋北的地方经济和物资流通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他的研究表明，商品运输量的百分之八十是通过晋北中心大同，作东西走向流通的，在大同和太原以及大同和晋南之间作南北走向流通的运输量则还不到百分之二十。[13]在五台山脉北沿的雁门关周围，崇山峻岭实际上形成了在晋南与晋北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应该指出，这个地理特点在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那里的共产党根据地是最难以攻破的中国抗日据点之一，虽然大同和太原两地都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后被占领，可是即使在白天，日本也始终无法控制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铁路线。
察南和晋北地区盛产煤铁，它们向日本人提供了两项很有价值的战利品。其中最值得开采的是大同煤矿，估计其蕴藏量约为一百二十亿吨。该矿交满铁经营，迄至一九三八年底，雇用了大约四千名矿工来开采。[14]大同煤的价格政策是日本残酷掠夺中国资源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大同煤在平津地区售价每吨一千日元，而在横滨，同样的一吨煤则仅值四十日元。一位前帝国陆军军官引用这些数字时评论道：“大同地区的大多数中国居民认为，这种价格简直就是日本军队的掠夺行径。”他补充说，它给“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深受苦难”的共产党人提供了“十分有力的宣传材料”。[15]
察南的龙烟铁矿和冶炼厂是另一项重要的战利品。这两个企业都交给满铁的子公司抚顺煤矿去经营。可是这些厂矿都从未被充分利用。战争使日本经济紧张得始终无法去有效地利用她所赢得的战利品，这真是一桩很有讽刺意味的事。她无法提供资金来更新龙烟炼铁厂的设备。这个厂是一九一九年建成的，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铁价下跌而从未开工。她也筹不到资金来提高这一地区原有铁路的可怜的运输能力。中国共产党人对交通运输线的袭击也使该地区无法成为对日本经济有利的地区。有人认为日本的扩张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就晋北和察南的经验看来，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关东军把晋北和察南从中国本部分割出来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遭到反对的。它的竞争对手华北方面军以及东京的陆军省都批评过它的做法。正如新近进行的一项历史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在一九三二年，“关东军是在无视政府和中央军事领导人的反对的情况下……实现了对满洲的全面政治改组的。”[16]晋北和察南的政治改组也是在关东军照样违抗命令、东京当局照样迁就不管的情况下完成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约在晋北察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前一周，关东军起草了一项通过设在张家口的一个大特务机关来控制察南地区的计划。关东军参谋长东条将军把这计划送请陆军省批准，但立即被陆军次官梅津断然驳回。东条不肯罢休，他申辩说，如果关东军要在满洲国的边缘建立一个“安全地带”的话，那么这个措施就是必要的。[17]
不过陆军省也没有让步，它于九月四日发表了该省的计划，划定了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各自的管辖界线。陆军省建议把关东军的辖区限于外长城以北，而把夹在内外长城之间的晋北和察南部分交给了华北方面军管辖。[18]这两支军队实际上都开进了上述有争议的地区；可是关东军却违抗陆军省的命令，并且终于占了上风。
十月一日，关东军发出一份冗长的文件，表明关东军的将领们打算自由行动，并要在有争议的地区造成既成事实再报政府。这个文件明确地全面提出设立蒙疆联盟的计划[‡‡]。这个政权将由关东军来指导，其辖区则将向南延伸到内长城。尽管梅津将军不断抗议，指出该计划将“在我们与整个中国的关系上产生许多问题”[19]，关东军还是照样将该计划付诸实行。
近卫内阁对关东军的骄横跋扈也表示关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内阁宣布：关东军对这个地区的实际控制不能看作是永久性的，“到了适当的时候”，必须把察南和晋北交还给华北。[20]
关东军对内阁的这一态度非常恼火。在内阁举行会议的那天，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将军写信给陆军省说，他听到了有关内阁打算采取什么立场的谣言。他声称，把晋北和察南视作华北的一部分就等于“无视现实，会使人们对日本帝国陆军丧失信心；而且还会从根本上使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的全部计划付诸东流。”[21]过了两天，梅津陆军次官对此作了回答，他用了十分明确的语言来表示他是支持内阁的，并且表示强烈反对把晋北和察南从中国本部分割出来。他警告植田说，关东军的野心包含着“将来同华北政权（临时政府）从而同整个中国……发生麻烦的种子。”[22]
关东军不理睬内阁的决定和梅津的警告。它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内阁作出决议之前的行动表明，它并没有被内阁的决议弄得措手不及。早在一个月前，它已经扶植了一个所谓的蒙疆联合委员会。按照关东军的指示，这个由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所属三个政权的代表组成的新机构将具有“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的资格”。[23]看来这个机构主要是负责有关运输、交通、财政和一般经济事务的。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关东军就和它地领导人缔结了一项秘密协议。协议清楚地说明了关东军的意图。条款之一就规定，不管将来关于这一地区有任何正式协议，“有关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职能将不会有任何变更。”[24]
联合委员会的行政权力大部分操在日本顾问手中。十一月二十二日，就在委员会成立的当天，植田将军接到一封由蒙古三个自治政府头目所写的联名信，恳求关东军“领导”他们的工作。[25]他们特别请求植田推荐日本人和满洲国人当顾问，而委员会则将予以正式任命。委员会还打算指定日本的和满洲国的机构来“管理”它辖区内的“重要工业和运输设施”。委员会的首席行政官是委员长。德王是被提名担任这个职位的第一个人。有一项“谅解”规定，当这个职位出缺时，由日本最高顾问行使其职权。一九三九年四月，德王因不满日本人的政策而辞职，最高顾问金井章次就接管了委员长的职务。
一九三七年，关东军就是通过这种政治花招谋求在张家口实现它五年前早已在沈阳实现了的故事。在上述两地，它都设法利用其“未经改造”的党派政客和资本家们，使它所控制的地区不让日本政府染指，而且都成功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蒙疆几乎一直是驻大陆的关东军司令部的禁脔。
可是关东军却失去了它在内蒙古的主要合作者德王的支持。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德王通过蒋介石的情报首脑戴笠将军，同蒋挂上了钩。虽然德王表示愿意逃往重庆，可是蒋却勉励他留在内蒙古同日本人维持表面上的合作。据说德兰从蒋那里得到秘密指示，要他做到“不亢不卑”。[26]国一九三九年末，一个访问内蒙古的日本人同德王会晤后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德王继承了几分成吉思汗的精神。”这位访问者还认为，“任何迫使他俯首贴耳的企图都是行不通的。[27]
[*] 即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所建的“兴安省”。——译者注
[†] 德王即原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九三三年十月，他在日寇指使下，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会议”，成立伪“内律古自治政府”，任“秘书长”，七七事变后，成立用蒙古军政府，任“总裁”、“蒙古军总司今”、“军政府主席”；抗日胜利后，投靠蒋介石。——译者注
[‡] 把蒙古查布察旗改名为化德县是汉人精心策划的嘲笑蒙古人自治愿望之举。因为化德这两个字除了“化之以德”的一般意义以外，也有“同化德王”的含意。德王识破了这个阴谋，等到后来他在那里建立军政府时，他就把化德二字颠倒过来，成为德化（即“以德化之”）作为回敬。（见高姆包扎布·汗金的《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第38页）
[§] 据河边将军说（见河边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第407页），德兰于一九三五年去新京（即长春——译者），并且表示他“完全效忠”于满洲国政府。河边认为（但不敢肯定），德王收到了一笔“巨款”是使他决定同日本人合作的重要因素。
[**] 即原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译著注
[††] 人们常用它的汉名归绥。它现在是于一九四七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
[‡‡] 日本人对包括晋北、察南和内蒙古在内的地区使用蒙疆这一名称，其字面上的意思是指蒙古的边界地区。中国人很少使用这一名称，就连傀儡政权中的中国人也很少使用它。他们对于该名称意味着把山西和察哈尔的一部分地区算作蒙古的一部分这一点都一致表示不满。这一名称是容易引起混乱的，因为“蒙疆”的“疆”和“新疆”的“疆”是同一个汉字。所以许多中国人就把蒙疆这个陌生的词解释为指“蒙古和新疆”，并且给日本加上了另一条扩张主义的罪状，其实日本从来也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1]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65页。
[2] 有关这个时期日本人在内蒙古活动的较详尽的论著，可见栗原健的《日本的满蒙政策面面观》一书。关于内蒙古傀儡政权的文件载于《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07—184页。
[3] 霍华德·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二卷第6—10页收录了德王的生平记述。我并取材于原德王行政助理高姆包扎布·汗金（约翰·高·汗金）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会议上提出的文章：《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
[4] 见欧文·拉铁摩尔的《对边疆史的研究》第437—438页。
[5] 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274—278页，记述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军事方面的活动。
[6] 见今井武夫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122页。
[7]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42页）。
[8] 同上书，第143页。
[9] 见约翰·杨的《一九〇七——一九四五年南满铁路公司的研究活动》第3—11页。
[10] 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76页。
[11] 见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密勒氏评论报》第258页。
[12]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9—140页。
[13] 上书第141页提到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五月一日金井在《每日新闻》（信浓版）上写的一系列文章。
[14] 见约翰·阿勒斯的《一个日本制造的“成吉思汗”》（载《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第302—303页）。
[15]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第一一三期）第54页。
[16] 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178页。
[17]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67—168页。
[18] 同上书，第141页。臼井在谈到这一计划时，认为该计划的起草人是关东军的将领们（见《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40页），而《现代史资料》的作者们则“认为”该计划的作者是陆军省人土。似乎关东军不可能插手这项计划。
[19]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74页。
[20]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44页。
[21] 同上。
[22]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 174页。
[23]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43页。
[24]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67—168页。
[25] 同上书，第168—169页。和这封信类似的还有亨利·溥仪致本庄繁（一九三二年关东军司令官）请求派顾问及其他帮助的信件（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 123—138页）
[26] 见高姆包扎布·汗金的《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第39页。
[27] 见伊藤金次郎的《德王近况及新蒙古》（载《中央公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六二七期第
且不去说联合委员会还有其它各种缺陷，就是单从形式上来讲，它也不能自称代表中国全部沦陷区，因为关东军根本不让其内蒙古傀儡政权的代表参加这一新机构。这一点对委员会所造成的损害比乍看起来的还要大，因为内蒙古政权统治着以汉族居民占多数的地区，而且其中还包括一些几乎全是汉人居住的地区——例如晋北。关东军的做法显然与五大臣的意旨背道而驰，他们曾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明确宣称：这个委员会应有内蒙古政权的代表参加。[1]
虽然内蒙古傀儡政权统治的居民以汉人为主，但我们并不准备对此加以详细论述，因为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个中国傀儡政权，而是一个日本卵翼下的、由非汉族人领导的蒙古自治运动。尽管如此，由于它与纯属汉人的对敌合作政府之间有些外在的联系，所以在这里略为考察一下它的突出特点还是适当的。[2]
在清朝末年，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年代中，汉人开始大规模侵占长城以外的土地，而这个地区一向是北边纯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和南边务农的汉族之间的毗连地带。当蒙古族还很强盛的时期，他们根本不准汉族移民到这个地区来。可是在二十世纪初期，蒙古各部落都很衰弱而且四分五裂。随着铁路贯通蒙古牧区，使这个地区与华北的城市有了商业往来，这就加速了汉族向这个地区移民。只要有可能，汉族人就采用巧取豪夺的办法，把土地从蒙古部落酋长和王公的手里夺过来。在其余的地方，汉族人则利用新式武器的优势打败了那些企图抵抗的人。无论属于前面哪种情况，其结果都使长城外的广大地区汉化了。一九二八年，在一度为蒙古族的疆域新建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宁夏等四个省，就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标志。
虽然某些蒙古王公和酋长对用官衔和俸禄来补偿他们失去的土地（以及民族尊严）是满意的，可是另外一些人却利用蒙古人的不满情绪，煽起了一股不小的民族抵抗运动。等到关东军决定用几个蒙古的盟来对付中国以便进一步保护它的满洲帝国时，这个运动便同关东军的计划紧密配合起来了。因此，一九三二年以后，关东军便迫使它的满洲仆从采取旨在赢得蒙古人支持的行动。满洲政权把它的西部地区和原来热河省的一部分划出来，建立了兴安“蒙古族省”[*]，在这个新建立的省里，制定了包括保证蒙古族牧地不受侵犯等广泛的政策。一九三四年，当溥仪登上满洲国皇帝宝座时，他提到了蒙古人在效忠于满洲皇帝的传统封建方式下重新获得民族统一的可能性。虽然蒙古族的领袖从未对同满洲国（和日本）结成联盟感到多大兴趣，因为这种联盟肯定附有不愉快的条件，但他们却能以此威胁南京政府，迫使他们在政治上作出让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的年青王爷德王[†]算是蒙古自治运动最了不起的领袖了。[3]
德王是成吉思汗第三十代子孙，是一个半汉化的蒙古人。他在青年时受教育于汉族和蒙古族学者。尽管他熟悉儒家经书而且是一个有造诣的汉字书法家，但他却总是穿着蒙古式的长袍，并且继续虔诚地信奉喇嘛教。象大多数内蒙古王公一样，德王对清朝皇室竭尽忠诚。作为一个青年人。他还对旨在使清朝末代皇帝复位的帝制运动甚表同情。
一九三四年，德王居然利用日本人提出了与满洲国结成自治联盟的建议为手段，迫使南京政府承认所谓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同年四月，该委员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并由德王担任秘书长。不过，该委员会的号召力一开头就被汉人腰斩了，因为这些汉人中有许多在行将划归该委员会管辖的地区都有既得利益。例如，委员会成立之后不久，察哈尔省当局就破坏了禁止汉人继续蚕食蒙古领地的协议，在查布察新建了一个叫做化德的县[‡]。欧文·拉铁摩尔就把力图阻挠蒙古实行有效的自治一事归咎于“阎锡山的晋绥利益集团”。拉铁摩尔指的是阎锡山所扶植的几个自治委员会。每一个蒙盟都设有一个自治委员会，由代表他的“利益”的人在名义上掌权。用拉铁摩尔的话来说，把这些傀儡蒙古王公“当作蒙古民族主义的象征，简直是一种讽刺，这等于在辱骂德王并不诚心谋求自治。”当南京政府于一九三五年认可了阎锡山的傀儡政策而抛弃德王时，德王转而求助于日本人。拉钦摩尔说，与其说德王“倒向”了日本，还不如说是把他“五花大绑送给了日本人的”。[4]
到了一九三五年十月，土肥原贤二少将（当时任关东军所辖沈阳特务机关长）已经使德王确信蒙古自治运动和关东军的战略需要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及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建立一个由日本扶植的蒙古政府的计划已在顺利进行中。虽然蒙古人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间得到了日本小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是他们对汉族所占地区的袭击成效不大，还不足以证明日本对一个蒙古政府的扶植是有道理的。然而随着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战争的爆发，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关东军在华北方面军的部队和蒙古分遣队的协助下，打败了绥远军阀傅作义的地方部队。有的日本军队从满洲国的基地向南推进，有的则从平津地区驻地向西推进，他们很快就控制了华北和内蒙古之间的重要交通线——平绥铁路。九月十七日，他们沿铁路线越过长城到达丰镇，并且恰好在一个月之后到达了铁路终点——包头。到十月底，日本已经可以宣称，除了西部宁夏地区以外，至少在名义上已控制了整个内蒙古。[5]
随军的特务机关官员马上就把傀儡政权建立了起来。察南自治政府于九月四日建立于张家口，算是头一个傀儡政权。它立即成立了一个察南银行，发行和满洲国货币挂钩的钞票。不久，又于十月十五日在重要的交通和煤矿中心大同成立了晋北自治政府。应该指出，晋北和察南在地理上紧密相连，都属于桑干河流域。这两个政权都集中在五台山以北、夹在内外长城之间的一块面积虽小却富于矿藏的地带里。由于这个地区居民的绝大多数是汉人（据日本人估计，在察南地区的蒙古人不到三百，而在晋北地区则仅有“二十来人”），[6]所以这两个政权的头目都由汉人担任。
然而汉人的“统治”为时不长，因为在关东军主持下，于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了蒙古王公大会，并于十月二十九日把这两个政权并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新的联合政府以年高德劭的云王[**]为主席；当他于一九三八年死去时，他的职位由副主席德王继任。联合政府的首都设于呼和浩特，它是一个骆驼商队云集、满是灰尘的城市，是蒙古阿丹汗于十六世纪兴建的。[††]关东军显然急于使人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联合政府不会被加人进来的两个汉人政权所控制，而是将由联合政府的第三种力量来控制，而这个联合政府本身也不过只是蒙古各盟的一个松散的联盟而已。当然在实际上，“顾问协议”确保了日本人对联合政府及其组成单位的控制。每个政权的组织法都明确规定关东军派出的最高顾问在实际上享有独断权力。[7]
由于诸如内蒙古政府设在何处这类表面特征的缘故，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日本正象中国反日报刊一直在指责的那样，让一个主要由汉人居住的地区落入她的蒙古盟友之手。但在事实上，关东军却是竭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的。例如，关东军为了应付汉人的压力，修改了原来的计划，不许蒙古军队进驻张家口。它的说法是，汉人之所以害怕压迫和掠夺是合乎道理的。同样，该军也表示赞同其他地区的汉人宁愿要日本人来统治，而不要蒙古人来占领。就操纵内蒙古政权的日本人允许蒙古人享有一定种族特权的问题看来，那基本上也只是徒具形式而已。每一件具体和重要的事情（例如经济政策）都是由日本人支配的。据臼井说，那些宁愿同日本合作的汉人的确仍然构成一股“在经济上压迫蒙古人的势力”。[8]
由于本书主要是研究有关中日合作问题的，我们就不再进一步探讨蒙古要求自治和日蒙合作的问题了。不过，日本人如何处理察南和晋北的问题倒是需要进一步加以考察的，因为它是留给汪精卫处理的大问题之一。
晋察这两个汉人居住省份的地方政权保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新京（关东军司令部）对它们的控制无论如何要比来自呼和浩特的控制要紧得多。同把华北和华中分割开来的做法相比较，应该说：把这些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的、纯属汉人的地区从中国本部分割出来的做法是把“分治合作”搞得更加极端的例子。如上所述，关东军曾竭尽全力阻挠内蒙古政权参加联合委员会，尽管这种参加只意味着形式上的统一。因此“分治合作”中的“合作”成分在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中是完全不”存在的。看来，关东军把这个地区留作它的特殊禁区，其动机完全是经济方面的。
关东军决定在晋北和察南扎根的做法可能是由于其将领们采纳了南满铁路公司（更具体地说，满铁的一个职员金井章次）的建议。南满铁路公司的活动远远超出了它的名字所表示的那个范围。它在满洲拥有那么多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以致外来的人几乎搞不清政府和公司的职权是怎样来划分和交接的。这条铁路也是一条大动脉，日本通过它，把人力和财力输进她在大陆上的帝国。这家公司一贯密切注意改善和扩大它的业务，差不多从一九〇六年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它就制定了野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到了三十年代，关东军的军官们对这家公司的专家和研究人员的技术性建议已是言听计从了。[9]就在满洲事变前几年，有个叫金井章次的专家开始提出了一个多民族的、自治的“满洲国”的设想。据说，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并立下汗马功劳的土肥原将军“就被人认为是受了金井的影响的”。[10]
金井是个医生（一九三〇年时任满铁医务处处长）、细菌学家、经济学家。此人多才多艺，而且据说还对“种族心理学最感兴趣”。[11]芦沟桥事变后，关东军把他找到总部，并告诉他不久即将派他去当“强大而且有前途的”内蒙古新政权的顾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当关东军的本多旅团开进张家口”会时，随军而来的除一个新任的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外，还有这个细菌学家兼经济学家金井。（大概就是这个金井，以“种族心理学家”的身份，策划阻止了蒙古军队参加占领张家口的。）当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金井成了它的最高顾问。[12]
金井认为，晋北和察南地区在经济上和地理上都同它们南边的中国地方不同，在经济上讲，内蒙古才是它们更自然的伙伴，实际上，平绥铁路已经把它们同内蒙古连结起来了，后来他又坚持认为，他是在研究了晋北的地方经济和物资流通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他的研究表明，商品运输量的百分之八十是通过晋北中心大同，作东西走向流通的，在大同和太原以及大同和晋南之间作南北走向流通的运输量则还不到百分之二十。[13]在五台山脉北沿的雁门关周围，崇山峻岭实际上形成了在晋南与晋北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应该指出，这个地理特点在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那里的共产党根据地是最难以攻破的中国抗日据点之一，虽然大同和太原两地都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后被占领，可是即使在白天，日本也始终无法控制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铁路线。
察南和晋北地区盛产煤铁，它们向日本人提供了两项很有价值的战利品。其中最值得开采的是大同煤矿，估计其蕴藏量约为一百二十亿吨。该矿交满铁经营，迄至一九三八年底，雇用了大约四千名矿工来开采。[14]大同煤的价格政策是日本残酷掠夺中国资源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大同煤在平津地区售价每吨一千日元，而在横滨，同样的一吨煤则仅值四十日元。一位前帝国陆军军官引用这些数字时评论道：“大同地区的大多数中国居民认为，这种价格简直就是日本军队的掠夺行径。”他补充说，它给“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深受苦难”的共产党人提供了“十分有力的宣传材料”。[15]
察南的龙烟铁矿和冶炼厂是另一项重要的战利品。这两个企业都交给满铁的子公司抚顺煤矿去经营。可是这些厂矿都从未被充分利用。战争使日本经济紧张得始终无法去有效地利用她所赢得的战利品，这真是一桩很有讽刺意味的事。她无法提供资金来更新龙烟炼铁厂的设备。这个厂是一九一九年建成的，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铁价下跌而从未开工。她也筹不到资金来提高这一地区原有铁路的可怜的运输能力。中国共产党人对交通运输线的袭击也使该地区无法成为对日本经济有利的地区。有人认为日本的扩张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就晋北和察南的经验看来，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关东军把晋北和察南从中国本部分割出来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遭到反对的。它的竞争对手华北方面军以及东京的陆军省都批评过它的做法。正如新近进行的一项历史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在一九三二年，“关东军是在无视政府和中央军事领导人的反对的情况下……实现了对满洲的全面政治改组的。”[16]晋北和察南的政治改组也是在关东军照样违抗命令、东京当局照样迁就不管的情况下完成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约在晋北察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前一周，关东军起草了一项通过设在张家口的一个大特务机关来控制察南地区的计划。关东军参谋长东条将军把这计划送请陆军省批准，但立即被陆军次官梅津断然驳回。东条不肯罢休，他申辩说，如果关东军要在满洲国的边缘建立一个“安全地带”的话，那么这个措施就是必要的。[17]
不过陆军省也没有让步，它于九月四日发表了该省的计划，划定了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各自的管辖界线。陆军省建议把关东军的辖区限于外长城以北，而把夹在内外长城之间的晋北和察南部分交给了华北方面军管辖。[18]这两支军队实际上都开进了上述有争议的地区；可是关东军却违抗陆军省的命令，并且终于占了上风。
十月一日，关东军发出一份冗长的文件，表明关东军的将领们打算自由行动，并要在有争议的地区造成既成事实再报政府。这个文件明确地全面提出设立蒙疆联盟的计划[‡‡]。这个政权将由关东军来指导，其辖区则将向南延伸到内长城。尽管梅津将军不断抗议，指出该计划将“在我们与整个中国的关系上产生许多问题”[19]，关东军还是照样将该计划付诸实行。
近卫内阁对关东军的骄横跋扈也表示关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内阁宣布：关东军对这个地区的实际控制不能看作是永久性的，“到了适当的时候”，必须把察南和晋北交还给华北。[20]
关东军对内阁的这一态度非常恼火。在内阁举行会议的那天，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将军写信给陆军省说，他听到了有关内阁打算采取什么立场的谣言。他声称，把晋北和察南视作华北的一部分就等于“无视现实，会使人们对日本帝国陆军丧失信心；而且还会从根本上使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的全部计划付诸东流。”[21]过了两天，梅津陆军次官对此作了回答，他用了十分明确的语言来表示他是支持内阁的，并且表示强烈反对把晋北和察南从中国本部分割出来。他警告植田说，关东军的野心包含着“将来同华北政权（临时政府）从而同整个中国……发生麻烦的种子。”[22]
关东军不理睬内阁的决定和梅津的警告。它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内阁作出决议之前的行动表明，它并没有被内阁的决议弄得措手不及。早在一个月前，它已经扶植了一个所谓的蒙疆联合委员会。按照关东军的指示，这个由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所属三个政权的代表组成的新机构将具有“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的资格”。[23]看来这个机构主要是负责有关运输、交通、财政和一般经济事务的。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关东军就和它地领导人缔结了一项秘密协议。协议清楚地说明了关东军的意图。条款之一就规定，不管将来关于这一地区有任何正式协议，“有关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职能将不会有任何变更。”[24]
联合委员会的行政权力大部分操在日本顾问手中。十一月二十二日，就在委员会成立的当天，植田将军接到一封由蒙古三个自治政府头目所写的联名信，恳求关东军“领导”他们的工作。[25]他们特别请求植田推荐日本人和满洲国人当顾问，而委员会则将予以正式任命。委员会还打算指定日本的和满洲国的机构来“管理”它辖区内的“重要工业和运输设施”。委员会的首席行政官是委员长。德王是被提名担任这个职位的第一个人。有一项“谅解”规定，当这个职位出缺时，由日本最高顾问行使其职权。一九三九年四月，德王因不满日本人的政策而辞职，最高顾问金井章次就接管了委员长的职务。
一九三七年，关东军就是通过这种政治花招谋求在张家口实现它五年前早已在沈阳实现了的故事。在上述两地，它都设法利用其“未经改造”的党派政客和资本家们，使它所控制的地区不让日本政府染指，而且都成功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蒙疆几乎一直是驻大陆的关东军司令部的禁脔。
可是关东军却失去了它在内蒙古的主要合作者德王的支持。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德王通过蒋介石的情报首脑戴笠将军，同蒋挂上了钩。虽然德王表示愿意逃往重庆，可是蒋却勉励他留在内蒙古同日本人维持表面上的合作。据说德兰从蒋那里得到秘密指示，要他做到“不亢不卑”。[26]国一九三九年末，一个访问内蒙古的日本人同德王会晤后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德王继承了几分成吉思汗的精神。”这位访问者还认为，“任何迫使他俯首贴耳的企图都是行不通的。[27]
[*] 即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所建的“兴安省”。——译者注
[†] 德王即原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九三三年十月，他在日寇指使下，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会议”，成立伪“内律古自治政府”，任“秘书长”，七七事变后，成立用蒙古军政府，任“总裁”、“蒙古军总司今”、“军政府主席”；抗日胜利后，投靠蒋介石。——译者注
[‡] 把蒙古查布察旗改名为化德县是汉人精心策划的嘲笑蒙古人自治愿望之举。因为化德这两个字除了“化之以德”的一般意义以外，也有“同化德王”的含意。德王识破了这个阴谋，等到后来他在那里建立军政府时，他就把化德二字颠倒过来，成为德化（即“以德化之”）作为回敬。（见高姆包扎布·汗金的《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第38页）
[§] 据河边将军说（见河边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第407页），德兰于一九三五年去新京（即长春——译者），并且表示他“完全效忠”于满洲国政府。河边认为（但不敢肯定），德王收到了一笔“巨款”是使他决定同日本人合作的重要因素。
[**] 即原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译著注
[††] 人们常用它的汉名归绥。它现在是于一九四七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
[‡‡] 日本人对包括晋北、察南和内蒙古在内的地区使用蒙疆这一名称，其字面上的意思是指蒙古的边界地区。中国人很少使用这一名称，就连傀儡政权中的中国人也很少使用它。他们对于该名称意味着把山西和察哈尔的一部分地区算作蒙古的一部分这一点都一致表示不满。这一名称是容易引起混乱的，因为“蒙疆”的“疆”和“新疆”的“疆”是同一个汉字。所以许多中国人就把蒙疆这个陌生的词解释为指“蒙古和新疆”，并且给日本加上了另一条扩张主义的罪状，其实日本从来也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1]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65页。
[2] 有关这个时期日本人在内蒙古活动的较详尽的论著，可见栗原健的《日本的满蒙政策面面观》一书。关于内蒙古傀儡政权的文件载于《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07—184页。
[3] 霍华德·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二卷第6—10页收录了德王的生平记述。我并取材于原德王行政助理高姆包扎布·汗金（约翰·高·汗金）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会议上提出的文章：《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
[4] 见欧文·拉铁摩尔的《对边疆史的研究》第437—438页。
[5] 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274—278页，记述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军事方面的活动。
[6] 见今井武夫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122页。
[7]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42页）。
[8] 同上书，第143页。
[9] 见约翰·杨的《一九〇七——一九四五年南满铁路公司的研究活动》第3—11页。
[10] 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76页。
[11] 见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密勒氏评论报》第258页。
[12]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9—140页。
[13] 上书第141页提到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五月一日金井在《每日新闻》（信浓版）上写的一系列文章。
[14] 见约翰·阿勒斯的《一个日本制造的“成吉思汗”》（载《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第302—303页）。
[15]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第一一三期）第54页。
[16] 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178页。
[17]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67—168页。
[18] 同上书，第141页。臼井在谈到这一计划时，认为该计划的起草人是关东军的将领们（见《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40页），而《现代史资料》的作者们则“认为”该计划的作者是陆军省人土。似乎关东军不可能插手这项计划。
[19]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74页。
[20]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44页。
[21] 同上。
[22]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 174页。
[23]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43页。
[24]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67—168页。
[25] 同上书，第168—169页。和这封信类似的还有亨利·溥仪致本庄繁（一九三二年关东军司令官）请求派顾问及其他帮助的信件（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 123—138页）
[26] 见高姆包扎布·汗金的《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第39页。
[27] 见伊藤金次郎的《德王近况及新蒙古》（载《中央公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六二七期第
posted by BFF @ 9:5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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