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日期的通敌内幕 1

第一章 亚洲式的合作

对于西义显、董道宁、高宗武、伊藤芳男、松本重治、犬养健、堀场一雄、石原莞尔等人，西方研究亚洲史的学者们一定会说，这些人所共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们的默默无闻。一般标准教科书在概述现代东亚史时，对上面这些人的名字只是一带而过。[1]但是，著名的《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一书的编者角田顺却坚持认为，研究这些人物的活动和信仰对于了解中日战争是“绝对必要的”。角田写道：“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是了解这次战争的关键”。[2]在谈到上述的那些日本人物时，角田认为，只有他们几个日本人曾在芦沟桥事变以后的几年中提出过全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建设性计划。他把他们比较明确的看法，特别是他们对在大陆上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既危险又徒劳的认识，同官方的政策作了对比。他用了一系列贬义的形容词来描述官方的政策：肤浅的、矛盾的、空洞的和盲目的等等。

在这批人物中，堀场和石原是军事战略家。由于他们考虑到和苏联战争的不可避免，所以他们一心一意地想到如何努力使日本的军事建设现代化和合理化，以应付对苏战争的到来。他们对于必须设法避免和中国发生冲突的问题也想得很多，并在冲突发生之后，便主张争取尽快结束冲突，最好是在会议桌上解决问题，使日本的军事力量只受到最低限度的损耗。但是他们的观点逐渐失势，到了一九三九年，他们两个人都被解除了在东京“中央”*制订战略计划的职务。

这批人物的其他人中，既有次官一级的官僚，又有企业家和一个新闻记者。他们自己组成关心及早结束战争的人士的“第三种力量”。这批人物以进行私下的和平努力开始，最后导致了汪精卫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叛离重庆这件大事；又从汪精卫叛离重庆开始，直到十五个月以后在南京建立了汪所领导的合作政府而告终。随着建立汪政权的过程的展开，我们将会看到，以石原和堀场为一方同以第三种力量集团为另一方之间个人的、以及思想意识上的紧密联系。

石原坚信，日本有一切理由去促进——而不是阻挠——中国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和独立的国家。这个观点对第三种力量集团很有吸引力，但对石原的陆军同僚们来说则很讨嫌。要是石原还能在中央呆下去的话，他的观点很有可能在形成汪政权的性质方面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并使该政权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独立政府，而不是一个傀儡政府。可是石原没有能够在中央呆下去，他的想法和第三种力量的想法也都没有占上风。这种结局——即“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的具体体现就是汪精卫政权和日本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在中国大陆建立的一大批傀儡政权。本书接受了角田的建议，认为研究这批人物的观点和计划——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研究合作的政治，乃是一种可以说明东亚史中中日战争这一划时代的伟大时期的好方式。

在第二章，我对汪精卫的早期生涯作了概述。不管是接受了共产党或国民党的主张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还记得汪精卫这个人，他们都是把汪当作中国现代史上的大坏蛋来看待的。因此我一开始就应当声明，我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搜集证据来支持多数人认定汪是个卖国贼的论点。我的目的也不是想要站在那些觉得可以从汪的身上找到纯属英雄品质的人的一边。在心理方面，汪精卫和大多数跟他一起同日本搞合作的人，与不搞合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同样复杂的。总之，汪的动机同那些批评汪精卫的人一样，既有高尚和爱国的一面，也有可鄙和自私自利的一面。在第二章，我们考察的是一九三七年以前的情况，这时上述的某些不同动机已经有所暴露，首先表现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其次表现在中日之间所形成的日益复杂的爱憎关系中。

第三、四章里，在讨论各个傀儡政权之前，我首先试图通过分析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日本军界和政界内部的激烈争论，使对傀儡政权的讨论能在一个视野比较广泛的基础上来进行。这种争论牵涉到日本用什么方法和条件来结束所谓支那事变[*]的问题。争论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究竟日本是否应当设法解决支那事变，究竟是通过和国民政府作出安排，还是依靠她自己建立的地方政权来确定她日后在中国大陆的地位的性质。

第一种选择明显地意味着放弃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华北和内蒙古边区各省费了大劲才取得的某些——如果不是全部的——特权和权力。然而，对某些人来说，这种自我克制作为走向现实主义地调整关系的一个步骤是有价值的，而中国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后，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正在日益增长。此外，这种做法对那些强调苏联构成危险威胁的纯战略家们也是有吸引力的。如果一旦同苏联这个敌国发生了战争——在他们的战略估计中，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作为一个同盟国或至少作为一个友好的中立国，也是绝对必要的。

然而，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三八年一月的这几个月里，我们看到那些主张和解政策的力量受到了决定性的挫折。不管这种政策有多少优点，它都不得不同过去二十多年来在华北和满洲建立帝国而得势的那股力量进行较量。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既促使又利用中国的不统一，他们日益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踌躇满志，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北亚“称霸”，都是他们的功劳，而日本的外交家们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成就。于是，战争就为这些军国主义者提供了理想的时机，去建立会分裂中国但却能保证日本在华北的霸权的傀儡政权。在东京争论了几个月后，首相近卫文麿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宣布日本决定停止和国民政府的一切接触，于是分裂中国的提倡者乃获得了重大的胜利。近卫宣称，日本期望一个新的中国政权将会建立起来并得到发展，日本将同这个政权讨论调整关系的问题。

事实上，鼓吹分裂中国的人士并没有等待官方批准他们的纲领，在开战不到两个月就已经开始建立地方傀儡政权了。在内蒙古建立了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政权，到了一九三七年十月，这些政权才又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十二月，华北方面军就在北平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日本政府并未公开关心这件事。稍后，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华中派遣军又建立了另一个以华中为基地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此。外，在某些重要城市建立了不属上述任何政府管辖的市政府。

第五章到第七章介绍各种傀儡机构的起源、特点、人选以及它们和日本陆军中支持它们的有关单位的关系。从参加这些政权的中国人的观点出发来细心研究这些政权，也许可以提供关于中国人政治态度的动向的丰富资料。不过，我研究这些成立较早且较次要的傀儡政权的主要原因是：（1）把它们和汪精卫政权——日本傀儡制造者的最后产品——相比较；（2）考查这些地方政权之较先成立对尔后汪政权建立的影响；（3）说明这些政府是怎样去实现日本陆军领导部门中某些重要人物的设想，而这些人物是热衷于有个分裂的、顺从的中国的。

我在第八章考查了近卫政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历史性的宣言以后所面临的各种选择之后，在其余的几章里又转过来讨论汪精卫政权。从最初公开暗示要成立傀儡中央政府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的改组国民政府最后成立之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里，用不着去详细叙述这两年多所发生的事情，我只想简要地阐明一下最后几章的主题：中日双方对新政权的目的和性质的态度起了重大变化。中国方面原来设想汪政权会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政府，在华南未被占领的几个省行使政权并逐步扩大。但是，由于日本人方面的误解、估计错误和很多奸诈行为，最后出笼的汪政权却很不一样。经过汪和日本人之间近两年的谈判之后，这个建立在中国被占领区的汪政府才同日本签订了一项基本条约，把汪政府从属于日本的关系明确地肯定了下来。

在这两年中，日本在这方面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里（甚至在汪精卫政权成立之后），汪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日本政府或甚至日本陆军的全力支持。例如，陆军内部各派系，就象对待其他各种政策那样，对于同汪合作是否有价值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意见。有的希望和各地方傀儡政权保持现存的联系，或者建立一个以象吴佩孚那样的军阀为首的新政权。还有一些人对与汪打交道是否明智抱有很大的怀疑，感到任何最后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必须和蒋介石商谈。的确，甚至在最热心支持汪的日本人中，对于汪应起的作用也没有前后一致和统一的看法：究竟应该把汪本人当作一个终极目标，还是只把他当作通向重庆的“桥梁”呢，关于对汪的态度背后的不肯定和变动等因素，本书的最后几章中当然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处理。

在本书中不时可以看到汪精卫的带有阴影的经历。虽然在民国初年的多数年头里，汪广泛地受到尊敬，而且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心，但在三十年代他的实权越来越小，因而从未掌握过中国的命运。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汪的政敌蒋介石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同汪一样都主张和日本修好，他并不反对汪的修好政策。然而，西安事变迫使蒋放弃绥靖政策，而汪却仍然坚持认为，采取修好政策虽属万不得已，但也还是有好处的。汪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以前就缺乏军事实力派方面的支持，这时，随着整个中国都热衷于抵抗的精神，他发现他自己越发得不到政界和公众的支持了。于是，许多人就会在这一点上找到了一个答案，说明伟大的爱国者如何会变成傀儡这一矛盾现象。有些人认为，“汪的自尊心使他视而不见，政治上的挫折则使他恼怒异常……他把他的不幸告诉了日本人，而日本人由于没有更好的候选者，乃接受了他的帮忙。”[3]

这种争论——或曰指责——牵涉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而这问题正是本书必须予以解决的。用很简单的话来说，问题是：汪精卫究竟是不是一个傀儡？或者，把这个问题用更加普通的词汇来表达：以傀儡这个词来形容对敌合作者究竟有多大用处呢？对敌合作者包括的类型是如此繁多，从吉斯林卖国贼直到苏加诺：吉斯林的叛逆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以致他的名字象犹大一样，在人们的语言中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但苏加诺却能自由自在地吹嘘他自己同日本人的合作。

就现代国际关系而言，傀儡一词有多大用处呢？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互相交错和互相依存已成为每个国家政策的核心，只有虚构的国际法才会认为完全的独立是有道理的。就中国的历史来说，这一词又有多大用处呢？中国历史的特征是，中国人民在外国人统治下也能生存下去，甚至还能生存得很好。费正清写道：“暴君是谁，这倒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他‘发点善心’，能适应这个制度就行了。”[4]历史上没有其他国家象中国这样出现过那么多能够设法同征服者和平相处的显赫人物。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难道中国历史没有提供大量有说服力的事例吗？它们证明，野蛮的征服者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其外来的方式方法，接受中国高尚得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最后变得同中国广大群众一样，把自己原来的特征部丧失掉了。

最后，而且也是最富有特点的，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的背景而言，傀儡一词又有多大用处呢，而当时和日本合作往往意味着——或被认为是意味着——从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下或从布尔什维克化的幽灵中得到解放。就这一点来说，看来合作者具有的污点（或没有污点）同合作者被人利用到什么程度之间关系不大。相反地，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来，污点（或没有污点）是指某人的合作方式起了什么作用。如果同“敌人”的合作与民族主义不矛盾——或能使之看起来不矛盾——那末“傀儡”就不但不会蒙受耻辱，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还会得到很高的评价。



看来，用介绍的方式来对“傀儡”问题，特别是现代亚洲历史中的这类现象，作某些总的评价还是适宜的。

鉴于菲律宾“菲奸”的情况，可以认为亚洲傀儡所具有的污点有时也是含糊不清的。造成这种含糊不清主要有以下诸原因：菲律宾对美国人的感情是非常矛盾的；以日本的控制（日本答应菲律宾在大东亚共荣圈内独立）采取代美国的控制（美国答应菲律宾在一九四六年可以独立）是否值得的问题。更有甚者，这种含糊不清还同菲奸的表现有关：当有权决定菲律宾对敌合作者的命运的奥斯敏纳随同麦克阿瑟将军在雷厄特登陆的时候，他说，衡量是否忠诚的标准并不仅仅在于当过为日本人服务的官职本身，而在于当官的动机和在职时的行为。[5]

例如，菲律宾的曼纽尔·罗哈斯和日本的合作就是在有所选择的基础上进行的。他是战时供应日本陆军的大米采购机构的董事长，但他拒绝接受日本要他当总统的请求；他是一九四三年日本赞助的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并以他的显赫地位使共和国的声望有所提高，然而他居然能够设法在宪法的序言中把提到大东亚共荣圈的恭维话都删去了，而日本人是希望把它写进去的；最后，当日本要求菲律宾对美宣战时，罗哈斯说服了那些反对派，要他们“别犯公然抗拒日本的错误”，但与此同时，他也拒绝了日本人要建立一支由菲律宾青年组成的军队的请求。[6]当罗哈斯和曾起誓“不放过任何一个不忠诚的菲律宾人”的麦克阿瑟见面的时候，将军“热情地拥抱”了他。由于麦克阿瑟的支持，罗哈斯于一九四六年成了战后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7]

最能说明菲律宾人对待菲奸持两可态度的例子，恐怕要算当过日本支持的“共和国”总统的何塞·劳雷尔了。在日本占领结束以后，劳雷尔被控有一百多条叛国的罪状，但在受审判以前获得了赦免，之后他又当选为参议员，而且在一九四九年的总统竞选中几乎获得成功。今天，他的照片上简单地题着“劳雷尔总统”几个字，和菲律宾其他总统的照片一起挂在马拉加南的大厅里。[8]

在亚洲的其他国家里，和日本人合作可以说是没有多少污点或甚至完全没有污点，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和日本占领当局所追求的目标配合得很好。对于亚洲人能把一个欧洲殖民国家打败的壮观局面，在心理上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印度尼西亚人由此懂得［我们的］白种主人和一般白种人并不是天生就高人一等的，亚洲人能够很容易地把他们撵走。”[9]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领袖们被允许同印度尼西亚的、群众保持接触，其程度是荷兰人从来也不肯容许的；例如，他们被允许到乡村旅行，并且可以使用无线电广播。正如后来苏加诺所回忆的：



当我请求准许我“去写作和旅行，以便到我无法去的地区去缓和那里的复杂情况”时，他（占领军总司令今村将军）就把飞机交给我使用并让我得以利用报纸。他允许我去召集群众开会。不仅苏加诺的名字，就是苏加诺的面容也为整个群岛所熟悉。我不能不为此而感谢日本人。[10]



日本人自然是决心依靠民族主义者的“帮助来更有效地统治印度尼西亚，使之适应日本的战时经济需要，特别是在动员强迫劳工和组织农民交售大米方面进行协助。”[11]日本人来的时候几乎没有带什么军政府人员，因此只得让印度尼西亚人去填补从前由荷兰人所掌管的官僚机构。其结果是，正如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学家所写的：



对于许多人来说，以下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荷兰的殖民官员拥有的技能完全是印尼人自己能力范围内所能做到的，而长期以来总是要让印尼人把荷兰官员当作上级来对待。做到了这一点就产；生了强大的自信心，使他们在自己有能力管理自己这方面增强了信心。[12]



当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日本人不得不要求印度尼西亚帮助建立一支由本地人组成的辅助军队，以抗击盟军即将进行的一人侵。苏加诺和他的同僚们都乐于照办。结果，当第一批盟军在爪哇登陆，准备帮助荷兰人打回印尼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经组织起来了，而且印度尼西亚军队坚决反抗荷兰人重新建立殖民统治。所以，就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而言，当傀儡成了最高尚的爱国美德。

尽管印度爱国者苏巴斯·钱德拉·博斯同日本人搞了合作，他也受到类似的尊重。一九四五年，他在日本人的赞助下组成印度国民军，打算让这支陆军作为日本大举进攻时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到印度去把英国人赶走。由于日本人在缅甸战场的失败才使他的计划受到挫折。他在战争将近结束时，在台湾上空因飞机失事而死去，但今天他仍然被当作是一位民族英雄，甚至还活在他的许多同胞的心里。一九六四年印度发行过印有他的肖像和印度国民军军徽的印度邮票。在战后印度的对敌合作者以叛国罪受审时，甘地和尼赫鲁都证明博斯曾经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13]

在缅甸，合作主义者的行列中也有许多值得尊敬的爱国者，其中包括：巴莫博士、昂山和于一九六二年上台的军事独裁者奈温。巴莫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支持的一个缅甸政权的首脑。他在写到他和日本人的合作时显然感到自豪。巴莫对组织并领导缅甸独立军的一个日本军官推崇备至，说他在唤起缅甸人抗击英国人方面是个“最生动而且有活力的人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也赞扬这同一位出色的日军军官，说“在同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军打交道时，这个军官撑了缅甸人的腰”。巴莫认为，“缅甸人对自由和民族主义的概念一完全不同［于日本人的概念］”，但他也承认日本人经常是态度傲慢并且对他的同胞进行了粗暴的勒索，不过，他总是责备他的同胞有时候不理解这次战争对他们的利害关系有多么大。[14]缅甸人由于脑子里只想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只“看到日本人为了把战争继续打下去从他们那里拿走了不少东西，而没有看到他们也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不少东西”。[15]他激动地写道，他感到是缅甸——以及亚洲所有的独立国家——欠了日本一笔债。正是这笔债使缅甸的对日合作者们觉得合作不仅有理而且还有功呢。



谁也抹杀不了日本在给无数殖民地人民带来解放方面所起的作用。日本人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惊人的胜利，实际上标志着一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完蛋的开始。日本人在战时帮助建立了国民军，而这些国民军接着又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树立了一种新的精神和意志。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了一批独立的国家并承认了自由印度的临时政府，而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交战国允许在它自己的统治范围内谈论独立呢……在最后总结历史时，这一切将比战争时期的紧张关系、激动心情和背叛行为等等，更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中。[16]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书的历史背景——战时的中国。人们在使用傀儡一词时，选择和回旋的余地是很大的。大多数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认定汪精卫是日本的傀儡；但是基于相同的理由，许多日本的学者和宣传家则同样坚信蒋介石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对他们来说，这个论点是以孙中山关于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次殖民地”这一理论为根据的。宋家和孔家是西方化的代表人物，贸易和工业方面的统计数字也说明了这一点。从上海的外滩一直到北戴河避暑胜地，这些沿海地区都明显地具有西方化的特征，而最后则还有租借法案和大量的财政援助可资“证明”。人们，不一定非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可，也可以把财政援助和帝国主义的控制等同起来看待，从而得出关于蒋介石受偏爱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甚至有更多的人，特别是日本军界人士，在西安事变以后的时期里，认为蒋介石是中国共产党或苏联的傀儡，或者是它们共同的傀儡。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不明确的，因为对于多数人来说，中国共产党也只不过是苏联的傀儡而已。拉里有两种不同的提法。有一种人可能争辩说，蒋在内心里基本上是个布尔什维克，但这就必须把他在苏联作了短期逗留的意义加以夸大，把他十来年的讲话内容都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并且还得把他从一九二七年四月搞上海恐怖事件以来所公开说的一切话都撂在一边。较易说明问题的是这样的观点：蒋根据权宜之计和为了生存等原因，接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援助。然后，他就允许共产党插手宣传机关的管理，从而失去了指挥战争的控制能力。按照这种观点，正是共产党人煽动中国人民激起一种主要指向日本的排外主义的浪潮，并且鼓励国民党对日本进行毫无用处的抵抗，而把他们自己的军队完好无损地保存起来。许多日本领导人对此是太了解了，认为蒋只是被共产党所利用了，而共产党一俟国民党和日本的实力消耗得筋疲力竭，就要进而把“中国苏维埃化”了。[17]

如上所述，可见对于傀儡这个词的使用应该谨慎一些，而在亚洲使用这个词时尤其应该如此。在这方面，之所以要谨慎小心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本书所讨论到的“傀儡”中，事实上只有很少几个是无灵魂的傀儡，完全按照他们主子的要求办事，自己根本一点也没有发言权。由于把人的复杂个性和政治行为过分简单化了，傀儡这个词所表达的形象往往会使人发生误解。

日本的满洲国傀儡，康德皇帝（亨利·溥仪）也许是唯一可以毫无保留地称之为傀儡的对日合作者。但是，由于这位可悲的溥仪的背景和个性，他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他身居深宫，在太监管制下长大，这就按中国专制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够落后的，可是这倒是培养傀儡这种角色的绝妙环境。他的自传证明：他是一个满脑子个人虚荣，搞同性恋爱，嗜好毒品，有虐待狂，又患有各种神经恐惧和不由自主症的软弱无能的家伙。[18]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他成为具有以下性格的理想人物：个性消极被动，缺乏对任何抱有积极主见来进行统治的人来说都是必需的事业心、志趣和才能；他的虚荣心使他情愿拿实权去换取空洞的头衔和礼仪规格。溥仪追忆说，当关东军司令官通知他，日本政府即将承认他为满洲国的皇帝时，他简直“欣喜若狂”。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必须得搞一套龙袍……而这套龙袍正是我二十二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19]

其他被日本人挑选出来的“傀儡”没有一个象溥仪那样地顺从。首先，他们都是一些一贯追求权力和权威的人，在如何去得到权力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有时，他们为了得到他们的个人利益或小集团的利益而进行讨价还价；有时，他们进行讨价还价时脑子里也还想到过广泛的国家利益。也许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夹杂着包括所有这些因素在内的动机来进行讨价还价的。要精确地指出某人的动机是困难的。不过，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无论如何只有能确立以下的论点才是重要的：即日本人并不是总能任意操纵他们的合作者的。

尽管对日合作者的讨价还价地位肯定是软弱的，但他们的事业决不是毫无希望的。由于日本人自己在所追求的目标和拥有的权威方面存在着分歧，这就成了中国方面在讨价还价时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侵华的各个派遣军司令部都极力维护它卵翼下的政权的统治范围和特权，不准其他司令部和东京的陆军最高当局来染指。“傀儡们”发现，在这种形势下采用中国人在历史上“以夷制夷”的策略是完全可行的。美国大使馆写的一篇有关王克敏的文章，对于怎样运用这种有上百年历史的老手法来进行讨价还价，提供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而王克敏是华北临时政府的首脑，一般人都认为他是日本傀儡中最软弱的一个。（在这里“夷”指的是华北方面军的喜多诚一少将和寺内寿一将军以及陆军参谋本部的土肥原贤二将军。）



据说，虽然喜多和王克敏的其他日本后台老板厌恶王的顽固，但是把王摘掉则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和土肥原的胜利。下面的例子可说明日本很难与王相处……寺内将军和喜多好些时候以来一直设法劝说王签订一个把华北所有铁路“移交”给日本政府；以应战争之需的文件……但王总是拒绝这样做，尽管王对于他们大多数的一般性和具体的建议是必须照办不误的，……据说他经常在这些问题上和日本人争吵，他看到了在这些问题上有可能为中国人保全一些东西。[20]



不过，从长远看来，这种以夷制夷的手法在历史上被证明是，与其说它富有成效还不如说它是机灵有余。要是认为中国的傀儡们非常成功地运用了这种策略来操纵傀儡制造者，那就错了。不过，中国人还拥有另一种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因素。

中国人很清楚地知道，随着帝国陆军企图把战役胜利转变成为全面胜利，它就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它能够依靠自己的人员去治理它所控制的地区，但是对于这项任务它必须投人大量的人力，而单纯为了战争的军事方面，人力就已经是够紧张的了。还有，尽管日本的头面人物宣称帝国陆军在中国是如何受到热情的欢迎，但是陆军本身却比较现实地认识到，不能指望外来的日本人能有效地对中国进行统治，更不能指望日本人能说服中国接受它在“东亚新秩序”中的地位——除非通过能代表中国说话的人的渠道来进行这项说服工作。因此，日本人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用军政府的形式来统治。从战争一开始，帝国陆军就选择了要大力依靠中国合作的道路。

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分析中国的对日合作者和日本人之间的谈判和协议，以便看出每一方在坚持主张自己的利益方面是为了什么目的和达到多少成效的程度。难道帝国陆军的纯军事优势和财政优势比我们一再论及的中国的利益——事实上日本是需要中国一起合作的——更加重要吗，总结我们研究的结果，正如莱曼·范斯莱克所建议的，我们可以说，存在着一个“有效合作的限度”。[21]在一定程度内——一般说来这个程度是十分有限的——日本是愿意满足她的合作者的要求的。不过，要是超出了这个限度之外，以及在陆军认为对它的战略需要关系重大的所有问题上，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来，合作便不再是有成效或有成果的了。

本书的第二个主要目的，是研究日本的合作政策，来断定这些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能揭示一些什么情况：在日本的战时决策过程方面；在同中国作战的目的和要求的变化方面；以及在陆军内部和陆军与文官之间有关战争的不同意见方面。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区分在日本的对华政策和态度中哪些部分是不变的，哪些部分是有变化的，并指出在“东亚新秩序”中哪些内容是装模作样的，而现实情况又是怎样的。



* 中央是一个含意不清楚的词汇，指的是由几个东京文武大臣组成的小团体。它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大臣组成，但一般说来，它的成员包括首相、外相、内相、陆相和海相以及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有时也包括一些次一级的官员，如参谋次长和军务局长。

[*]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内阁命令把北支事变改称为支那事变。

[1] 见费正清、赖肖尔、艾伯特·克雷格合著的《现代东亚的演变》（波士顿，一九六五年版）。

[2] 见角田顺的《解题》（《书目说明》），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22页。

[3] 见保罗·莱因巴格的《蒋介石的中国》第208页。

[4] 见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7页。

[5] 见克拉罗·雷克托的《菲律宾三年沦陷时期》第94页。

[6] 见何塞·劳雷尔的《何塞·劳雷尔博士战时回忆录》第16页。

[7] 见戴维·伍尔费尔的《菲律宾》第 697页。

[8] 见大卫·斯坦堡的《何塞·劳雷尔：“被误解的对敌合作者”》。研究日本占领菲律宾时期的最好的著作是：斯坦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菲律宾的对敌合作》及西奥多·弗兰德的《介于两个帝国之间：一九二九——一九四六年菲律宾所经受的严峻考验》。

[9] 见康贾兰宁格拉特的《印度尼西亚心目中的日本》。

[10] 见《苏加诺自传》第179页。研究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时期最有价值的记叙性著作是哈里·本达著的《新月与旭日》。本达等编纂的《日本在印度尼西亚的军政府：文件选辑》也是颇有价值的。

[11] 见乔治·卡欣的《印度尼西亚》。

[12] 同上

[13] 见乔伊斯·雷勃拉的《日本的政策和印度国民军》第46—47页。

[14] 见巴莫的《缅甸的突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的革命回忆录》第142页。

[15] 同上书，第275页。

[16] 同上书，第185页。

[17]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著作是：田中鼎的文章《国民党与共产党》与大仑公望的文章《东亚的重建和苏联》。

[18] 见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

[19] 同上，第二卷第295页。

[20] 引自洛克哈特（美国驻北平的大使馆参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致美国国务卿的报告，载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二卷第372页。

[21] 当我写作这个命题的提纲阶段时，范斯莱克教授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这点以及其他许多评论，我对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