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日期的通敌内幕 2
第二章 汪、蒋和日本的威胁
当有号召力的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逝世时，他（自己的一生）留下了一篇极其动人的传奇，而他的追随者们在努力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则把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都集中寄托在他身上。从那以后，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都认为将自己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对自己有利。前者神化他，后者尊敬他。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别的人物能象孙中山那样同时受到两个对立阵营的尊敬。辛亥革命后，尊他为国父；一九四九年以后，称他为“革命先驱”。孙之所以具有这种双重的吸引力，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前途抱有极为伟大的理想，但却没有提出一套旨在实现这些理想而使他容易遭到任何一方攻击的明确纲领。对于孙要求实现国家统一、摆脱外国控制、进行社会革命和实现经济现代化这样一些理想，是无可争议的。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留下了一套包括政治短论、宣言、党纲以及他临终前的遗嘱在内的遗著。他的遗嘱内容是那样空泛、含糊，以致共产党人、国民党人以及几乎每一个中间派都能随心所欲地来解释他的观点。甚至在许多显然属于专业方面的。具体事情上，例如铁路建设，孙也善于构想出一些极其不切实际的计划。这些计划是如此之不切实际，以致在今天，事隔半个多世纪，也还没有能够在中国得到大体上的实现。
孙未能为中国指定一个继承人这件事是很关紧要的。在他去世的时候，国民党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把一、二十个仍然割据着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中国的军阀的权力夺过来。看来，那时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遥遥无期。这个党所代表的是，形形色色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集团的要求，他们之中既有热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有意识到大势所趋而改过自新的军阀。要使这个集团强大起来、团结一致并具有明确的方针和目标，那就需要有一个至少同孙中山差不多强有力的人来领导。可是，孙在病危的好几个星期里，却没有向他的焦急的追随者们透露，他选中了谁当他的继承人。
这个职位的几个竞争者中，有两个人名列前茅：胡汉民和汪精卫。他们两人过去都是孙中山二十多年的密友，而且他们两人之间的私交也甚笃。两人都曾帮助孙把同盟会建设成为能够指导革命运动的组织，使帝制的主张名声扫地并使清王朝加速崩溃。两人都花了多年的功夫帮助孙发展同盟会的后继组织国民党，使它成为能完成辛亥革命任务的组织。但是，年长资深的胡汉民并没有能参加竞争多久，因为在孙去世后还不到六个月，他就间接受到一个政治暗杀案件的牵连，使他在国民党中的声誉受到损害。他不得不辞去党内职务，并受命出使苏联——他实际上是被迫走的。由于胡在国外，汪就比较容易悄悄地爬了上去，成为党和一九二五年七月宣告成立的新政府的首脑。当一九二六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汪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了。他的追随者中相当一部分人被选人了党的领导机关，并担任重要职务。”我们将会看到，汪力图接替孙在国民党内的权力所作的一番努力也和胡的遭遇一样，是短命的。但在讨论事态的这一变化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汪的早期经历。[1]
汪祖籍浙江，他一八八三年出生于广州，并且一直自称是广东人。他是清廷官员手下一个小官的第十个也是排行最小的孩子，取名为兆铭。尽管少年时期家境拮据，汪还是受到了以学习中国经书为主的传统教育，而且主要是在家里学习的。他父亲就是他的老师。他叔父的丰富藏书则供他自由阅览。年青的兆铭之所以能够在一九〇二年考上秀才，是与这样好的教育条件分不开的。两年后，汪成为教育改革的受益者，而这项改革措施是腐朽的清王朝所采取的，虽然为时过晚但也还算尽力而为。当时的清王朝认为，只要新一代的中国学生能学到西方强盛的秘诀，那末包括帝制在内的那些中国旧制度就统统能够保存下来。对包括年青的汪在内的许多中国学生来说，日本同样也能为他们提供和欧美差不多完备的教育，但离家则要近得多。一九〇四年，汪获得官费到东京学习法律和政治理论。在那些涌往日本留学、尔后回国成为现代中国领导人的学生中，汪是属于最早的一批。
汪学会了日文，并在一九〇六年毕业于法政大学。但除了这些成就之外，他却辜负了选派他去留学的清廷官员对他的期望。留学生们接触到一个正在迅速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居然能够在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五年的战争中打败俄国。这就使他们更加清楚地看出自己国家的奄奄一息和日本的生气勃勃之间的鲜明对照。反对清廷的革命活动开始在东京和横滨的中国学生社团中蓬勃开展起来，而汪则通过参加新成立的同盟会，在促进这些活动方面起了领导作用。他年仅二十二岁便当上了同盟会的三个重要委员会之一的主席。他发挥了他卓越的演说才能为革命事业服务，并用他已经很不错的辩才投入了当时同反对革命派不断进行的论战，其中包括同保皇党人、温和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这个庞然大物的论战。当革命期刊《民报》于一九〇五年创刊时，第一篇文章就是汪撰写的，而且他还是“以后各期的主要撰稿人”。[2]
许多学者在分析汪的演说和作品时，都对他的表达才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论是说话还是写作，不论在大小不同的场合，他毕生都以擅长于抓住听众和读者的心理而称著。就是那些要中伤他的人，也总是先对他的口才恭维了一番之后才攻击他的。在描写汪时，人们总是一再用“有说服力”、“才气纵横”、“优美的”、“戏剧性的”等一类的形容词。他的辩才使同盟会中比他年长很多的领导人都常常对他表示敬佩，而这在敬老的中国是很少见的现象。甚至比他年长十七岁的孙中山有时也很听这位年青革命家的。一个在汪晚年时才认识他的日本记者追忆他的演说时说道：“当在场的人数不多时，他总是把声调压得很低。他非常讲礼貌，总是用全名称呼人。但在三千人的群众场合，他简直就象一头狂狮！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3]
在孙周围的革命家们恰恰就是需要有这种才能的人。要是说汪的演说和文章在内容方面不如他的对手梁启超那样立论完整、深刻而又站得住脚，那是不足为奇的。汪只是粗略地知道一点西方的政治理论，不管怎么说，他只把理论放在次要的地位：他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一个思想家。
当汪在一九〇五年开始为《民报》写文章的时候，他按照中国的传统，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精卫。（“精卫”是中国神话里的一种鸟，它终生以衔西山木石去填东海为己任。据说汪选用这个名字是表明他推翻清朝的决心；也就是说，他就象精卫鸟不顾填海的困难那样，根本不去考虑这个任务有无可能实现的问题。）[4]次年，即一九〇六年，国内当局注意到汪的革命活动，停发了他的留学津贴，并且悬赏要他的脑袋。在此后几年中，他伴随孙遍游东南亚，组织同盟会的分会，到处演讲，写文章，并呼吁一般比较有钱的华侨团体给予财政支持。这些团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汪和孙的广东同乡。清王朝显然正在崩溃——当时已不是会不会崩溃、而是将于何时何地崩溃的问题。对于孙和汪——也可能对于许多华侨——来说，把革命根据地设在本省是至关重要的。有人总把广东人说成是乡土派性味道很浓的，从广东人在政治和社会活动方面的表现看来，这种老说法还是不无道理的。汪的一生说明，他同本省人的关系密切，而且他的最亲密的追随者中有不少都是广东人。
虽然有象孙和汪这样有干劲和有献身精神的人，但同盟会还是遭到了一系列的挫折。由于计划不周，经验不足，缺乏武器和弹药以及时运欠佳等等一连串的困难，起义一次又一次地归于失败。不少忠贞之士被捕就义，革命组织的士气低落，派系斗争开始抬头；而日本当局的镇压则更进一步削弱了这个革命运动。一九一〇年，同盟会的时运降到了最低点。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汪开始设法使革命阵营恢复信心，重新振作起来。
在当时秘密出版的《民报》（一九一〇年二月一日的一期）上，汪写了一篇反映那时在日本激进分子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论调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汪鼓吹以暗杀作为点燃推翻清朝的烈火的手段。他决心把他的主张付诸实施，隐姓匿名，把炸弹和《民报》缝在衣服里，潜回中国，前往北京。他拟定好了方案，图谋暗杀四岁的皇帝的摄政王醇亲王。但是厄运又一次挫败了革命志士的计划。警探在摄政王的座车将要行经的桥下发现了汪所埋藏的炸弹。几天后，汪被逮捕，锒铛入狱，并被判处死刑。但结果汪并未遂其杀身成仁之志，反而因祸得福，而本来谋刺皇族肯定会在严刑拷打之后被杀头的。除了几个走投无路、流亡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分子知道这个二十七岁的青年之外，汪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可是他现在却一下子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民族英雄。
汪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其原因至今不明。宣统皇帝，谋刺对象（醇亲王）的儿子，后来写道，日本人的干预是政府改变原来决定的重要因素。[5]另一种听起来较符合事实的说法认为，清廷当时深知帝制十分脆弱，看来不过分得罪革命党人还是明智的。另有一种说法称，因为太后爱上了这个美少年，替他说情准予减刑。且不问这一说法是否真有其事，但相信它的人却不少，而且还流传甚广。例如约翰·根宝在二十九年后所写的《亚洲内幕》一书中便引用了这一解释。[6]汪不但有讨人喜欢的人品，还长了一张非常漂亮的脸孔，这一点谁也不否认，而且从他后来的照片中也可看得出来。那些熟悉汪的人在描写他时，很少不提到他这个人皮肤细腻、容貌英俊，虽然年逾半百，却还能保持童颜。根室写道：“当我见到汪精卫时，我大吃一惊。他五十三岁了，但看起来只象二十八岁，真是一个出众的美男子。……他简直有点象学生模样。”在那些轻视他的人如硬汉子红军将领朱德看来，他就象旧京剧里的花旦那样，一付娘娘腔。[7]但对那些赞赏他的人和那些只是通过浪漫的传说了解他的人来说，他这个人漂亮得足以使清朝的皇太后都为之倾倒。
汪写的那些以忘我牺牲为题材的诗篇和发言，在使他自己成为不朽的人物方面是起了作用的。这些诗篇和发言肯定会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民族的文学和戏剧中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武侠故事：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见义勇为，路见不平即拔刀相助。因谋刺摄政王而被捕并判处死刑的有两个人，汪只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人叫黄复生。他和汪一样，最后也被释放了。虽然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在国民党内也略有名气，但是他参与谋刺之事并没有给他带来象汪所得到那样大的声誉。毫无疑问，这是由于：黄之所以有名，仅仅是凭他略懂化学、会制作炸弹而已，而汪的才学却渊博得多。当他的同胞们后来谈到他感人肺腑的狱中诗和他在法庭上的自白书时，都为之激动不已。*汪边指着自己在《民报》上所写的文章边说道：“此等文章乃以墨书成，我当化之为热血。”[8]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的起义士兵搞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暴动，它标志着中华帝国末日的到来。十一月，汪获释出狱后立即投入政治活动。不久他就同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袁世凯举行了一系列的密谈，这是二十八岁的汪当时已位居显要的明证、袁凭借他控制着北洋军而有权势，而北洋军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一支现代化精锐陆军，而且多年来一直是清王朝的主力部队。袁最后只是在表面上权且同意把帝制改为共和。当共和国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成立时，他当上了第一任内阁总理。
汪拒绝接受那个职位，也谢绝了别人请他担任的另外几个职务，并且退出政治活动。这一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声誉。*只有少数几个儒家圣人能比那些无意仕途、洁身自好的理想主义者更受人尊敬。但是，汪的动机并非源出儒家哲学，而是由于信守他自己在一九一二年帮助创立的进德会的会章。进德会是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运动，它不设办事人员，并且鼓励它的会员不接受政府官职。但是，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根源之外，进德会还有深刻的改良主义意识。它认识到，政治革命如果不伴随着社会改革，是毫无意义的，而这种见解在当时的中国革命者中是少有的。进德会认为，清朝的腐败与其说是由于其政治体制所造成，还不如说是由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腐败。进德会的会员应努力建立一种适合于新中国的道德，必须抛弃旧中国的三种最坏的习惯（嫖妓、赌博和纳妾）。[9]
汪的婚事是他本人摆脱旧中国习俗的一个明证。一反传统的中国惯例，他自己挑选了他的妻子——陈璧君。陈是海峡殖民地城市槟榔屿的一个富商的女儿。一九〇八年，当汪和孙在马来亚的时候，陈璧君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她一被这个革命家和他的事业所吸引，未经她父亲许可就决定跟随汪到日本去了。她不仅仅只是这个年青革命家的崇拜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的同志。当汪于一九一〇年前往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任务时，陈璧君陪伴着他并且协助他行事。从那时起一直到她于一九五九年死于共产党的牢房中为止，她始终如一地热情捍卫汪所拥护的一切主张。人人都说她是一个异常果断的女人，在进行政治论战时毫不退缩，而且敢于坚持非主流的立场。她从事她自己的政治生涯，到了三十年代，她已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了。汪倚之如左右手，正如他后来向一个日本同僚解释的那样：“她是我的妻子，但她也是我的革命老战友。因此，我在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作出重要决定的。”[10]
汪和他的妻子于一九一二年结婚后就到法国去旅行，他们在那里呆了五年，这是混乱、尔虞我诈、共和事业走下坡路的五年。当中国进入军阀混战的时期，汪却享了一个时期比较不过问政治的清福。在这个清闲的过渡时期里，他爱好深思的诗人素质显示出来了。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为了适应现代中国的改革需要而成立的进德会的组织者，竟会去参加旨在从唐诗中汲取文学启示的一群诗人所组织的诗社——南社。西方人也许比中国人更能看出这个矛盾的现象来，因为另一个很有诗才的革命家毛泽东，也是取法于古诗体裁的。南社的创始人和社长柳亚子，与毛私交甚密。
一九一七年汪回到中国，再次和孙在—起，并致力于加强国民党的工作。加强国民党事实上就意味着要同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结成联盟，并且依靠唯一对孙表示同情的外国——苏联的援助。苏联、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联盟，与其说是建立在共同的目标和信仰上，不如说是建立在他们对共同敌人中国军阀和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仇恨上。在这个联盟中始终存在着相互猜疑的因素，猜疑其中一方正在利用另外一方。每一方对有损于本身独立性的危险都怀有戒心，但又相信自己能免于受害。不管国民党得冒着多么大的风险，它本身在一九二三年时的软弱状况却需要这个联盟。俄国的步枪、苏联顾问团、象周恩来那样有组织能力和宣传才干的共产党人——这些因素都使新旧国民党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旧国民党是组织松弛，领导不力，本身没有实力基础。而在孙去世前后开始形成的新国民党则逐步变得有纪律、有力量了。
但是，二十年代统一战线的策略不可避免地使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倾向加深了。在国民党的党员中，对于和新的共产党盟友合作是否明智的问题，理解程度各有不同。在革命步骤的先后上也有着不同的看法：究竟先进行国家的统一工作，还是先搞社会改革，如果先搞社会改革，又该搞到什么程度，反对帝国主义又该占多少比重？矛头针对哪些国家，除了这些思想上的分歧之外，还有中国历来容易形成的以对地区或对个人的效忠为基础的宗派主义。虽然汪精卫一派的最高地位是由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但在短短的三个月以后就受到敌对的蒋介石一派的挑战。
夺权斗争并没有拖得很久。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汪到手不久的权力在几小时内就化为乌有了。[11]在这天之前，汪还是党和政府的领袖，并且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代表文官对军事机构进行监督。然而这天的事件却可说明，汪没有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乃是他的致命伤。结果，校址设在广州郊外的黄埔军官学校的学员成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裁决者。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兼第一军军长就是蒋介石。在三月二十日黎明前，蒋没有和汪商量，就派出了他的分遣队布满全广州城，逮捕共产党派到各个军事单位的党代表，不准苏联顾问离开他们的宿舍，并解除共产党的“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而这个委员会在过去九个月里曾有声有色地领导过广州市抵制外国货的运动。关于蒋搞政变的许多详细情况，至今还笼罩于神秘的迷雾之中。他的政敌们指出，这是蒋对他的革命盟友进行一系列背信弃义的袭击中的第一次，也是他向帝国主义者进行一系列卖国勾当中的第一次。他们中的一个人写到蒋时这样说道：
他成了卡尔·马克思在谈到路易·拿破仑时所说过的那么“一个人，他不是晚上作决定、白天行动，而是白天作决定、晚上行动”……总之，取消共产党人的政治待遇、提高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并把群众运动的巨大而尚未动用的资本储备交给资产阶级去处理的时候已经到来了。[12]
蒋介石在约三十年后回顾这事件时，还在为这次政变辩护，理由是：他“那时怀疑共产党人即将进行一次暴动”。[13]换句话说，按照他的说法，那次政变是一次反政变。他当时怀疑某种阴谋正在酝酿之中，因而他个人的安全也很可能受到了威胁。这一论点受到了许多学究气十足的研究报告的支持。蒋认为当时广州的政治形势是复杂得令人难以相信，他还隐约地暗示，要等到他死后才有可能把广州政变的全部经过搞清楚。虽然他从来没有公开责备汪是触发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但由于汪和共产党人有密切关系，而且汪蒋之间又赤裸裸地在进行夺权斗争，所以，汪是这次政变的既定打击对象之一和主要牺牲品，那是毋容置疑的。随后，蒋迅速地去安慰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的怒气平静下来，因为他们的支持对他急于要换动的北伐能否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汪这时既丢了权，又很恼怒，于是他辞去官职并于不久后开始他生平第二次流亡巴黎的生活。汪领导革命（至少是在名义上领导革命）总共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后，革命的主动权就开始落到蒋的手里了。他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北伐，巩固了他对一政府、党和军队的控制。汪在此后也还经常向蒋挑战，但却从来没有严重威胁过蒋在这两年中发展起来的领导权。
一九二六年初，谁也想不到蒋会如此迅速地危及汪在革命中的地位，当时蒋的名字尚未见诸于《中国年鉴》。和汪一样，蒋曾经到过日本，并在清朝统治最后十年的期间参加了同盟会。但是，当口若悬河、才气横溢的汪已在提出革命纲领、灌输革命热情的时候，蒋还只是一个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不知名的二等兵。这个孤独、瘦弱的军官候补生在他的同学中不孚众望，更不用说他有什么左右革命事业的才干和个性了。蒋究竟算勤勤恳恳还是平平庸庸，这就要看人家是怎样刻划他的性格了。这个人为了学到最新的炮兵技术和得到逐步提升，颇能忍受既不光彩又单调乏味的兵营生活。至于汪究竟算擅长鼓动还是华而不实，那也要看人家是怎样来估量他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了。但事实仍然是：当汪已获得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的称号时，二等兵蒋介石却还在北海道的第十三野战联队“洗刷军马”呢。[14]
从两人和有威望的孙中山的接近程度而论，汪和蒋之间的差别也很显著。迄至一九二五年孙去世的时候为止，汪已经和这位受人尊敬的革命之父共事二十年了。尽管汪多年在国外，而且在政见上和孙有些不一致，但在他们同胞的心目中，这两个人的名字几乎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孙在北京生命垂危之时，汪就守候在他的床边，等到要写政治遗嘱时，汪就代表这位病危的领袖执笔，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最后为孙的政治主张向后代作解释的人是汪，遗嘱的起草人也是汪，而孙同意这篇遗嘱并曾吃力地作了最后一次签名。[15]对于多数人来说，汪在孙病榻前那一幕中所担任的角色是另一个无可争论的标志，它说明汪具有继承孙的权力的资格。
可是，所有这一切同蒋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权术所由得的兵权比起来就毫无价值了。除非人们假定汪会象甘地一样不计较个人的权位，那他们就不能不承认：汪对自己在一九二六年以后的十年走下坡路而怨气冲天，同他于一九三八年决定和日本人合作一事有重要关系。我们在以后几章中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去考察那次对敌合作的其他一些原因。
一九二八年末，中国在名义上统一后，建都于南京。此后直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进攻中国时为止的十年中，在对付国内共产党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的同时，重建中国社会的任务落到了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专政和南京政府的身上。要很深入地分析这十年的历史，那就会超出本书研究的范围，但申述几点看法还是可以的。
首先，一九二八年后，蒋的军事力量受到许多方面的挑战，以致这个委员长——外国报纸都这样称呼他——无力对所有政敌采取公开敌对的态度。妥协和联合是南京政府执政十年的特征。此外，蒋也完全明白：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自己是不够格的。正如一位作家所评论的那样，蒋的“天性是内向的……既不是一个有才能的演说家，也不是一个宜传家。他最擅长的是，策划于密室。他懂得如何操纵政客，但在大庭广众的面前却不知所措；他知道怎样去压服别人，却不知道怎样去说服别人。”[16]汪的长处恰足以补蒋之短处。蒋的官方传记作者董显光指出：“蒋总是需要一位有才能的政治同僚，使他和党务保持联系，并替他向中国公众和外部世界详细阐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而汪精卫就具有这种罕有的才干。”[17]
结果，在南京政府执政十年期间，汪有时参加国民政府，有时又退出。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无论是自动流亡在国外或是在国内，汪都拼命反对蒋扩大自己的权力。例如，在一九三〇年，他和冯玉祥、阎锡山搞联合，而当时这两个北方军阀则正在同力图消灭他们的私人军队并接管他们地盘的国民党搏斗。这是孙中山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搞过的那种权宜的联合。但是结果毫无用处。南京同奉系军阀“少帅”张学良结成联盟，经过了整个军阀混战时期中的几场最激烈的战役后，汪—冯—阎的联盟被打败了。汪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他的前景似乎不妙，然而就在第二年，在华南又出现了新的机会。
一九三一年向南京发动的挑战是由于逮捕胡汉民这件事引起的，而胡既是孙中山最老、最亲密的朋友，又是孙的广东同乡。国民党头面人物的反应是，要求对蒋介石进行弹劾，纷纷辞去南京的职务并前往广州。汪参加了反对派。这些反对派由于有实力的广东军阀张发奎加人了他们的队伍而拥有很大的力量。仅仅在两年前还和张发奎进行过苦战的李宗仁将军，现在却参加了广东反蒋派的行列。李的行径是这个纵横捭阖、千变万化的时期中最典型的事例。稍后，在一九三二年五月，新的反蒋联盟要求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蒋介石现在腹背受敌：在华北有不少零散的敌人，在南方则面临一个团结一致的敌对联盟。他明智地决定避免采取一年前的那种在军事上是可取的摊牌办法。在一九三一年整个夏季中，广东分裂派和南京之间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停战状态。象往常一样，汪用了好些漂亮词藻来表达大家的心情。他说，“通过建设来达到统一”，必须排除既无益又有破坏性的内战。为此，他宣称愿意和蒋合作。[18]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敌对的各派有一条紧急的理由要加速他们之间的和解。就在那一天，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属于日本所有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遭到了破坏。日本军队借口中国军队企图破坏铁路，开始向中国人称之为东三省的全部地区进军。在短短几个月内，便把整个地区从中国分割出来，并于一九三二年初使其变成伪满洲国。日本的行动迫使敌对的派系为了国家的安全把分歧搁置起来。一九三二年一月，汪就任行政院长。*蒋汪之间将近六年不断加剧的不和现在开始弥合了。
以后的四年，直到一九三五年末，这个委员长全力以赴地搞了一系列围剿战役泪的是要消灭“共匪”的根据地，因为他们已经显得比军阀更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了。这就使汪能够在制订非军事性质的纲领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而这些纲领都是政府在那几年中才开始着手进行的。汪在他一生的经历中，特别是在关键的一九二七年，总是被当作一个左派——国民党左派的首领。尽管这类名称的含义难以捉摸，但也并不是没有某些实质内容的。诚然，汪从不害怕同军阀将领结成联盟，不过这就象那时共产国际代理人和蒋介石出于权宜之计方决定结成联盟一样。总的说来，汪是由于坚持依靠苏联的援助而获得国民党左派的名声的。结果，他被批评为斯大林的“傀儡”。事实上，汪只不过是坚持了孙的主张而已。孙认为：尽管依靠一个外国的力量来使中国摆脱其他几个外国的控制是个不好的办法。但那是不可避免的。当斯大林想要操纵革命的意图变得十分明显而且其目的又是汪所无法忍受的时候，汪就立即切断他和莫斯科的联系。共产国际代表罗伊泄露了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的电报这一有名事件，加速了汪和莫斯科的破裂。由于罗伊不慎，汪获悉斯大林下令执行一项没收土地、消灭“不可靠的将领”和建立一支工农军队的纲领。和罗伊的设想相反，汪断然拒绝接斯大林的旨意办事，反而采取了激烈的反共姿态，而且一直坚持到死。
不论是想要理解孙中山或者理解孙的信徒汪精卫，人们都会发现自己在概念上钻进了死胡同，很难找到能够自圆其说的地方，这种比喻看来一点也不过分。理论年复一年地改变着，可是往往总同实际没有什么关系似的。不过，如果以阶级斗争，特别是以剥夺富有的地主财产的农民暴力行动作为区分左翼改良派和激进派的标准的话，那末，汪显然是一个改良派，而不是激进派。根据当时任何一条标准来衡量，他和他所挑选的许多同僚同他为权宜之计而结交的盟友相比，都算得上是左派。例如，陈公博大概总可算是汪的心腹、汪的改组派*的主要理论家了。他曾经在一九二一年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又在一九二五年积极参加了使英国在华南的经济利益受到将近一年损害的抵制外货和罢工运动。改组派的成员对于中国有必要采取激烈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也是真关心的；但是他们不愿意放手让农民去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就象其他所有中国人一样（只有个别人例外），他们也的确并没有意识到蕴藏在农民之中的爆炸性能量究竟能有多么大。
当汪于一九三二年回到政府任职的时候，许多改组派的成员也都担任了重要职务。陈公博任实业部长；经济学家、五四运动的有名人物顾孟余任铁道部长，并着手进行汪所要求的“复兴”工作。由于汪以不贪污闻名，由于改组派许多成员有学者的履历，由于人们普遍感到中国过去为害极大的停滞状态终将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南京政府在一个时期中开始博得舆论界的好评，而且同中国知识界的关系处得也还不错。虽然汪在领导国内复兴计划的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我们现在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他在南京政府的十年期间所负责的另一领域，即对外关系方面。这在三十年代初期，对中国说来，主要是指和日本的关系。
随着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关东军进攻满洲，本来在二十年代已很紧张而且经常处于危机边缘的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历时十四年而且苦难有增无减的阶段。整个中国掀起了反日的怒潮，爱国的学生组织纷纷成立，为的就是要激起民族的义愤，迫使南京政府不得不宣布全面抗战的政策。中国商人联合起来抵制日货——不买、不卖、不运输；对于不这样做的人，斗志昂扬的学生们就会折磨他们。日本商行的中国经理们纷纷辞去他们的职务。成千上万的日本商人、侨民和外交人员，在全中国到处都可见到“日本人不准入内”的标语，听到一片骂声。但是，公众要求抗日的呼声并没有使少帅张学良的军队仓皇撤退的步子放慢。到年底时，关东军的部队已差不多完成了他们全部的战斗任务，以致那些有政治头脑的日本军官已经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建立一个傀儡国的事情上来了。张学良在数量上占优势的部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使得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并不能归咎于少帅一个人。这位三十三岁的少帅是北京社交界的名人，吸毒成瘾，喜欢和漂亮的妇女（包括电影明星胡蝶和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达·齐亚诺）鬼混。他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把队伍撤到长城以南。蒋说，中国并不想打仗，而是要把这事件交给国际联盟来处理。
这位委员长在照例于每星期一早晨（举行的纪念周上）对中央军校的学生们的一次训话时，这样解释说：如果他只考虑到他自己的名望的话，
那事情就很好办——我只要对日宣战就行了。这样一来，全国就会赞扬我，把我捧上天。那末。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为什么我反而被人怀疑为“不抵抗”呢？我并不怕死，但我不能把国家社稷断送掉，也不能孤注一掷地拿国家去拚。我必须想到国家的前途。我不能为我的个人名望而牺牲全中国。[19]
蒋坚信，“国家社稷”之所以有断送之虞，是由于共产主义在作祟。在蒋看来，共产党人不仅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大敌，而且是“以虐杀为乐”的妖魔。……他们必定要在家庭中和同村的各户中挑起纠纷。他们特别怂恿青年人不顾道德败坏。总之，他们向中国的家庭生活和一切伦理观念宣战。[20]蒋经常反复地说，不关心来自日本的威胁的并不是他。有一次他对一个愤怒的学生代表团训话说：“我向你们保证，在三年之内，我将把日本人打得跪下来讨饶。要相信我的话，回到你们学校去好好读书吧，”[21]把中国有限的军事资源消耗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是没有好处的，它只能分散南京的力量，让共产党军队得到好处。根据这条理由，蒋衡量了一下轻重缓急，乃认为必须先安内而后攘外。蒋指出：当安内工作“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日本人却恰好在一九三一年九月“来了，及时解救了”被围困的共产党人。[22]结果，南京不得不抽调一些军队出来，不过主力部队则仍然留了下来，对“共匪”山区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反日敌对行动达到一个新高潮，而汪精卫恰巧在同一天出任行政院长。就在那一天，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进上海市郊的闸北，遭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十九路军的抵抗，从而使上海抵制日货运动所引起的紧张局势爆发成为一场公开的战斗。双方互相射击，但使全世界震惊的是；日军竟悍然下令进行空袭以“惩罚”中国军队。当未被击败的守军拒绝投降时，日本军舰就参加了战斗，并且增派更多的军队登陆。难民营遭到袭击，中国人横遭屠杀，外国人受到凌辱，当时全世界还没有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五年后发生的事件的前奏而已。
十九路军抗击日本军队达三十四天之久。他们在弯弯曲曲的街道上、在烧光了的工厂废墟上、以及最后不得不后撤时，还在郊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战斗结束后，原先人们对中国士兵的可笑印象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民族英雄。由于世界舆论站在处于劣势的中国人一边，他甚至还成了一个国际英雄。而日本的指挥官们则大吃一惊，他们原来估计用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译者注）的兵力就可以解决问题，但结果却在这场战役中投人了好几个师团。女作家韩素音回忆说：“十九路军……为中国雪了耻。即使在今天，只要当年的激情从心头涌起时，我的喉头还会梗住，我的眼睛还会发酸。”[23]学生团体蜂涌前来支援十九路军，他们奔走于上海附近的各个城镇，“呼口号，发传单，向街头群众作宣传，表演颂扬十九路军英雄事迹的活报剧，唤起人民去抗日。”[24]许多人，其中学生占多数，志愿参加十九路军，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促使一个外国人这样写道：“脚穿布鞋、头戴软帽、装备低劣的军队居然能在世界上装备最好的一支军队面前巍然不动，这个国家就有了新生的因素。……中国可以毫无愧色地自立于以有千千万万为保卫国土壮烈牺牲的英雄儿女而自豪的国家之林。”[25]
然而，南京政府的步调却同整个民族的意向很不合拍。当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纷纷向南京捐献国防费用时，政府却不给蔡将军的部队补充武器和弹药。蔡的抵抗是违背南京政府的命令的，等到他最后被迫撤退到日本最后通牒所坚持的界线以外时，南京就同东京开始磋商起解决这一事件的办法了。根据一九三二年五月的“和平协定”，南京同意在上海周围建立一条长二十公里并禁止中国军队进人的非军事区。南京政府对协定是满意的，因为协定虽然有损中国的主权，但也规定日本不得进一步攻打长江下游地区。更重要的是，可以赢得宝贵的时间去进攻共产党人。和日本的协定一达成，蒋立即下令发动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
日本在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又进行了新的和更严重的入侵活动。一月，日本军队占领了战略要地山海关走廊，也就是那个地处长城东端和渤海湾之间、扼华北平原门户的关口。从辛丑条约签订以来一直驻扎在华北保护日本权益的所谓天津驻屯军，派出部队在冀察两省进行军事和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关东军也开始在长城以北的热河省采取行动。在冀察两省的行动极其复杂，这是决心要搞华北自治这一活动的开端。在人口稀少而多山的热河所进行的作战完成得既圆满又迅速。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是“一个靠在本省广种鸦片大发其财的旧式军阀，他显然不是一块当英雄的材料。”南京命令他进行抵抗，[26]但是既没有派军队又没有派飞机去支援他。于是日本在十天内便占领了全省； 省会承德竟陷于一支仅有一百二十八人的日军之手！
愤怒的国民再一次发出了要求抗战的呼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猛烈地攻击这位“鸦片将军，说他敞开大门让日军进人中国”，但是，她的最尖锐的攻击还是对准她的这位委员长妹夫的：“谁应该对这项卖国行径负责呢？是蒋介石。为什么呢，因为蒋用他的军队打中国人民，任用卖国将领，又不予以撤职。他既不愿意武装人民也不组织游击队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27]
孙夫人一面抗议，一面呼吁结束“围剿”、联合红军游击队共同抗战。这主要是呼吁实行民族团结。蒋本人也经常谈到民族团结很有必要。其实他之所以下决心首先打垮最直接威胁中国秩序的共产党人，也正是由于他一心想要实现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因此，他把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军事机器的全部力量都不断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由于他对日本入侵所作的反应很软弱，日本自然就只肯按她自己提出的条件来解决一九三三年的冲突。这年五月间在塘沽签订的一个“局部”停战协定就是其解决办法。停战协定的局部性质一方面说明了南京政府在有关的这几个省没有力量，还说明了它想避免用它自己的名义签署这个丢脸的协定所蒙受的耻辱。北平市及其周围地区实际上仍然处于军阀统治之下，南京只拥有名义上的控制权。五月，蒋任命他的亲信顾问黄郛为北平政务委员会主席，名义上负责管辖日本企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那几个省。正是黄郛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成为此后四年日本力图使华北自治化的保证书。
这个协定的最重要的条款乃是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这个地区约有三十到四十英里宽，从长城以南一直延伸到平津走廊。中国军队不许进入这个地区。指定了一支中国警察部队负责“维持治安”，但协定的秘密条款规定该警察部队必须对日本亲善。这个协定还让日本控制山海关，但协定并没有改变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军（即日本天津驻屯军）的地位。这就意味着日本军队可以驻在禁止中国军队进入的某些非军事区。日本在军事上从这个协定所得到的好处，增加了她在政治和经济上压倒华北的地方政府和军阀们的优势。当日树以后几年着手尽量利用这个好处时，中国人就纷纷起来抨击南京政府的软弱无能。
这种批评越来越指向汪精卫。当热河和华北危机爆发时，汪正在法国治病。但他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回国，不久就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在以后的两年半中，他一直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蒋汪两人对于南京有必要（多么可悲的必要！）同意塘沽协定的条款是意见一致的，对这一点人们是深信不疑的。由于汪为“象征软弱”的塘沽协定辩护，而成为舆论攻击的主要对象。这使他的密友陈公博大为不安。他建议汪提醒批评者：这个协定是蒋介石批准的。但汪拒绝这样说。他认为，他身为行政院长，必须对该协定负全部责任。黄郛于塘沽协定签字两年后死去。汪在致悼词时，对三十年代初期中国进退两难的局面作了清楚的说明。他承认这个协定当然会使人民感到沮丧，并且使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误解”。但政府曾慎重地考虑过这种危险，其结论是；“空话和虚荣心是无济于事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实在太虚弱，无法在华北抗击日本。如果北方沦陷，“黄河以南各省也将受到威胁。”汪说：“所以，我们决定寻求暂时停止战争的途径。”由于签订了这个协定，中国就能够多争取到一点时间。
第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把国家统一起来，以便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去抵御外来的势力；第二，消灭赤匪，他们使国内不得安宁，牵制着军队，使之不能调往前线……；第三，努力建设我们的物质基础，加强并扩大抗战的力量。[28]
从他于一九三二年上海（—·二八）事变时参加政府之日起，这位说话明白易懂而又有说服力的汪精卫就一直担负着为软弱的防御政策进行解释和辩护的任务。他很快就创造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简单扼要地说明了他的立场，并平息那些抨击政府不抵抗的人的怒气。“一面建设，一面交涉”不久就同“通过建设达到统一”一起，成为汪的语汇中一直使用的字眼。对汪说来，这个口号决非一种空洞的陈腔滥调。
对于上海和满洲两次战役，他都曾经主张过抗战，并带头提出撤换不抵抗的将领（如少帅）。但是在上述两次战役中，当他明白过来进行抵抗并无好处时（手头上资源有限，而且又要绝对优先顾及围剿），汪就转而主张谈判，以尽量挽救绝望的局面。汪经常向他的同胞们解释，愿意和日本人协商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在某个时候承认日本或满洲国对东北四省拥有主权。*他许下诺言说，中国决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成果。他在一九三四年写道：“中国决不放弃一寸领土，无论受到什么威胁，也决不签订玷辱国家体面、有损国家主权、破坏领土和行政完整的任何条约。”他说，签订停战协定也并不就意味着投降，但却能为国家赢得时间来组成统一战线（当时这意味着要消灭共产党人而不是要同他们联合）。汪向读者们保证：“国内统一战线一旦组成，不管日本国力多么富、军力多么强，中国都能依靠她地广人多来抗日卫国。”[29]
但是，中国目前必须不去理睬那些空喊宣战和“直捣东京”的人。他问道：“日本是一个海上强国，难道我们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去直捣东京吗？”
我们目前的军备和日本相比，有如弓箭之于机枪。如果我们贸然向日本宣战，拳乱之祸就会重演……日本能立即动员二百五十万军队和后备军，并且能够在两天内就把军队经海路运到中国，而我们由于缺乏交通运输条件，得花半个月时间才能把军队从北方调到南方。[30]
汪坚持说，尽管中国的处境十分危急，却没有必要危言耸听地去大谈屈服和失败。中国太大了，日本可能进攻少数几个地方，但他们“肯定不可能把我们全国都变成战场。我们的军队可能暂时失利，但世界上没有一个觉醒了的国家会永久被征服的。只要我们坚持作自卫的准备，这样一个时候必然会到来：这时侵略者将精疲力尽，列强也将会觉悟到自己对和平事业所负的责任。”[31]
总之，汪主张从现实出发，反对空想，主张忍耐，反对鲁莽从事。象蒋一样，他也引证历史和神话故事来支持他的论点。委员长常对他的听众介绍《伊索寓言》中龟兔赛跑的故事，以表达他的信心：中国龟一定能在和日本兔的竞赛中获胜。而汪则喜欢引证明末的史实，当时由于“群情汹汹”使朝臣们无法冷静地去制订国策。汪警告说，“其结果是明朝的覆灭，所有的爱国志士也随着明朝的崩溃而牺牲殆尽。”至于那些原来大声疾呼要求作战的人也不得不去“归顺新政权”。对汪来说，这个教训是记忆犹新的。他用带韵律的对偶句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论点：“唱高调，教人厌。骄失利，谦免败。深知攻则不利，然亦知守之有余。”[32]
用塘沽协定换来的时间开始产生效果了。将近一九三四年底时，蒋对共产党人不断增加的压力迫使他们放弃在江西的根据地，并开始了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前往遥处西北、但较安全的延安地区。由于蒋集中精力抓军事，汪就越来越专心致志地设法尽力挽回日趋恶化的华北局势。他的主要谈判对手是日本驻华公使、其后成为外务次官的重光葵。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重光对中国采取了比较和解的态度，所以汪才象重光一样，也坚信外交手段可能奏效。机敏的重光原想把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心理转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其办法是：帮助中国取得海关、司法和包括上海、天津以及其他仍有外国租界的大城市的完全自主。虽然这种办法几乎必然意味着日本将不得不放弃她自己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并从华北撤军，但重光感到，他的国家将由于采取这种克制的政策而得到很多好处。中国不但不会把日本的力量消耗殆尽，反而由于她的软弱和需要一个强大邻国的帮助，将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日本。
这种早期的泛亚概念有可能成为中日谅解的共同基础。重光的政策肯定是为日本自己的利益服务的。试问有哪个国家的外交不是这样呢？当然，有些问题是几乎无法取得和解的。满洲国或许就是这些问题中最大的一个。在日本的军政要人中，不管他们对中国持什么样的和解态度，都没有人认为把满洲国还给中国以赢得中国的友谊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办法。但是在中国看来，力争日本在华北实行一项克制的政策，是一个很值得进行外交活动的目标。至于说日本能帮助中国把她百年来同西方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关系告一结束，则恰恰体现了孙中山心里所想的那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孙曾强调指出：“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也就没有日本。”汪生前向中国和日本的听众讲话时一直喜欢引用这句名言。[33]
但是，重光的意见并不等于就是帝国陆军的意见。陆军方面继续认为中国是各个军阀统治地区的集合体。中国的软弱和不统一，招致别国的觊觎。日本军界的头头中几乎没有什么人把国民党看作是未来的象征，或一种能够扭转地方军事割据的分裂倾向的力量，而正是这种分裂倾向才使中国在近几年以来老是受到来自日本的压力。因此在他们的印象中，蒋介石也是一个军阀，只不过比大多数的军阀强大一点而已，但是在日本最大战略利益所集中的那部分中国领土——华北，他的力量恰巧最为薄弱。一九三一年，日军开进满洲，为的是要建立一个对抗苏联扩张的缓冲地区；现在到了一九三四年，帝国陆军决定：这个缓冲地区本身也还需要一个缓冲地区。结果，重光的合理主张也就被否定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在核心内阁的一次重要会议上，*陆军的意见占了上风，从而形成了日本官方的观点。它认为“中国国民政府的原则基本上是和日本对华政策相对抗的”。具体到华北的问题，核心内阁决定：“日本期望逐渐削弱国民政府在华北的行政权力。”[34]
由于得到了帝国政府最高决策机构的批准，陆军就着手把十二月七日的决定付诸行动。华北的具体工作是由善于搞政治阴谋著称的三名陆军军官主持的。他们使用了从欺骗到恫吓等各种办法，有计划、有阶段地签订了不少协定。这些协定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名义上都把国民政府的势力从华北大部分地区排除出去。军阶最高而又最著名的是土肥原少将。早在三年前，他曾经负责把郁郁寡欢的溥仪从其隐居之处拉出来，使他重登皇位。
土肥原正以有政治头脑的日本将军中的佼佼者而崭露头角，同时对自己能够把温驯的中国军阀驾驭自如而有恃无恐。一个和他同时代的日本人这样写道：“作为个人，他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君子，但是，他从来不吸取过去的教训，而只是重复运用他那一套违反时代的、腐朽的老手法。”[35]到了一九三五年，土肥原集中精力于察哈尔省，这是一个位于北平西北一直延伸到内蒙古草原的一个省份。国民党在察哈尔的势力对日本在邻近的平津走廊的阴谋可以起制约的作用；国民党军队能够而且在事实上正向新近占领热河省的日军进行挑战，因为热河和察哈尔两省的共同边界很长。最后，察哈尔的国民党军队对于关东军想要实现它的又一个帝国主义野心——在察哈尔和绥远这样的边远省份建立一个由内蒙古部落组成的自治联盟——起阻碍作用。一九三五年六月，土肥原和秦德纯将军签订了一项协定。秦是察哈尔省政府的委员，他是奉委员长之命和土肥原来进行协商的。以塘沽协定为蓝本的秦土协定也是一个“地方性的”协定，它使南京政府既可从绥靖政策中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又可把这个协定说成是无啥重要的协定。它把塘沽协定所规定非军事区的界线延伸到察哈尔省，从而使这个省的大部分地区“非军事化”了。它也规定了要把反日的官员撤职、限制汉人向察哈尔移民以及解散“反日机关”（即所有的国民党机构）。此外，日本还取得向省政府派出文职“顾问”及军事“顾问”的权利；随着这些顾问们在七月份的到来，内蒙古自治化的计划便开始进行了。[36]
正当秦德纯代表南京同土肥原协商解决察哈尔问题时，委员长的另一个密使正乖乖地在缔订一项涉及河北这样重要的省份而且影响深远的协定。这个倒霉的特使就是何应钦。何是蒋最信任的将军之一，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四年一直担任军政部长。他的使命注定要使他成为学生示威和群众日益高涨的反日抗议的活靶子。何应钦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所签订的秘密协定规定，中国军队要进一步撤出河北，撤销国民党机关，解散在河北的抗日秘密会社，并在全中国取缔抗日活动。
当秘密的何梅协定的条款被公众知道时，南京政府矢口否认已经达成这样的协定，以图逃避批评。但是有关这个协定的事实俱在，明显得无法隐瞒。当二十九军根据协定规定的条款向南撤退时，整个华北笼罩着一种失望和愤怒的气氛。丧失东北四省和地处前沿的察哈尔省已经够丢脸了，但它和这次新危机所带来的屈辱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察哈尔省的人口还不到二百万，并且大部分不是汉族；但河北省的居民却多达二千八百万左右，而且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国家生活的中心地带。河北人民的反应近乎慌成一团，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命运前途莫测、于心不甘，不久就要被抛弃了。北京、天津、燕京和清华等著名大学的学生走向街头（象前一辈人在一九一九年五月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对本国领导人的贪污腐化和胆小如鼠比对日本人的行为更加忿恨。他们的示威不可避免地引起日本人指责那些负责履行何梅协定的中国官员不守信用。日本人要求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以取缔抗日活动。这就使得中国士兵和警察采取更为严酷的措施来对付示威的中国学生。当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实况以及对示威学生进行大规模逮捕、酷刑甚至屠杀的消息传开来时，就连国民党的最高机构对政府政策也有了不满情绪。八月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政治会议（中国的最高政治机关）通过一项不信任外交部长汪精卫的决议。第二天，汪便提出辞职。
但是，委员长不愿接受党的这个决定。他从“剿匪”前线赶回来，在庐山召开主要领导人会议，并派他的亲密朋友张群去劝汪打消辞意。八月二十二日，蒋向中央政洽会议的委员们保证，汪所执行的外交路线得到他的“完全支持”。[37]第二天，中央政治会议撤消了不信任案，于是汪也就收回了他的辞呈，蒋对绥靖政策不再受到干扰感到满意，于是又回到前线去完成他对共产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这时，共产党的队伍由于受到国民党炮火的打击以及长征的严峻折磨，人数已锐减到只有几千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的全体领导人齐集在南京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午九时三十分开幕仪式结束后，汪和其他的人正在南京大会堂前摆好姿势等待拍照，摄影记者中突然有一个人从摄影机背后拔出手枪，在警卫人员把他击倒之前，朝汪连发了三枪。事后查明，那个“摄影师”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他对汪的绥靖政策深感忿怒。由于蒋介石和汪之间长期不和，再加上晨光通讯社据说是同委员长有“关系”，蒋立即被怀疑与暗杀有关。这件事也象涉及蒋汪激烈倾轧的许多事件一样，至今真相不明。汪自己从来没有谴责过委员长与谋刺有牵连。由于那时两人意见已趋一致，关于蒋会同谋刺有牵连这一点似乎是不大可信的。*
汪被刺后受到重伤。加上旧病并发，他的伤处需要作两次外科手术和长时期的休养。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因为有一颗子弹无法取出，而且正如未能圆满地完成这次手术的外科医生们所预料的那样，它后来引起感染和其他并发症，终于加速了汪在一九四四年的死亡。
不公正地给汪戴上媚敌外交政策设计师的帽子这一事，对他一生造成的损害要比刺客的枪弹厉害得多。他在被刺不久就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这就说明了国民党继续支持汪所创始的外交政策。而蒋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公开声明中也表示继续支持这一政策。这个声明对日本所用的语调十分克制和温和。然而公众对于软弱的外交政策却是越来越反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学生义愤填膺，爆发了一连串有组织、有纪律并取得了空前成功的示威运动。他们提出“为什么不抗日？”这个老问题。事情就是这样，十二月的示威运动标志着这个问题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因为示威运动显示出如此巨大的力量，使人们再也不能加以忽视了。就连北京大学教务长胡适那样受尊敬的教育家如果去劝告学生规规矩矩、“听从政府”，也准会被轰下台来的。[38]
委员长不会是一个能被汹汹群情所动摇的人——那怕人们是出自爱国的义愤。他更不会因示威学生高呼口号而有所感动。学生们对他的说法提出了疑问：即，学生最能为国效劳的办法是，信任国家领导人并回学校去学习。他更绝对不会赞成那些有可能使他的死敌共产党人喘一口气的要求，因为看来最后消灭他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因此，他就给一二·九运动（这是对那一连串示威抗议活动的总称）戴上了红帽子，这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反对蒋的“首先安内”政策的人还继续遭到逮捕。不过，由于学生赢得了政治发言权并使他们的宣传方式日臻完善，全国人民开始知道（在此以前他们还不知道）需要有一个“首先攘外”的政策。这样就使汪精卫的名字越来越和令人厌恶的称呼“汉奸”（卖国贼）联系在一起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上海被暗杀了。唐是汪同日本人谈判的私下牵线人和多年的老朋友。一九三六年二月，汪乘船前往法国进行长期疗养，看来他此后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前景的确十分黯谈。
与此同时，日本企图建立有利于她的华北自治区的野心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位于北平以东十二英里、一度以大运河终点而闻名的城市通州，发表了一个使占河北省三分之一的东北部地区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宣言。这个新的政权包括二十二个县，这些县原来就是塘沽协定所规定的非军事区，而且已经根据何梅协定把国民党的势力清除出去了。在这个地区内约有五百万人口，有蕴藏量丰富的开滦煤矿，还有满洲国通往平津地区的铁路干线。新政权的建立者在成立宣言中说：他们对南京政府无法在中国消除共产主义感到不满。所以新政权取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又把委员会改称为政府）。在以后的二十七个月中，一直到冀东政府被并人另一个更大的傀儡政权之前，它成了帝国陆军搞华北自治运动的急先锋。委员会主席殷汝耕在宣布建立政权的时候明确指出：这仅仅是华北五省最后合并为一个自治区的第一步。*至于其他类似的计划，帝国陆军各派遣军司令部也都得到了笼统的授权去搞各自的自治运动。就在冀东政权建立前六周，核心内阁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重申了要削弱国民党在华北的影响的决定，而且其措词笼统得足以使陆军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除了使用民国初年的五色国旗外，冀东政权没有多少象个政府那样的排场。它的总部就设在古老的孔庙里。尽管没有一个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在外交上承认它，外交事务还是叙由主席殷汝耕来掌管。军务也同样由他掌握。所谓的军务就是指保安队而言。它是一支由当地征募来的、由日本军官来训练的、负责维持治安的庞大的民兵队伍。在整个塘沽协定时期，保安队一直都是为日本利益服务的。在新政权刚开始的头几周里，它受命不让一二·九运动蔓延到冀东地区来。当一九三七年七月驻在通州的保安队反正，并杀死市内大约二百五十个日本和朝鲜侨民时，这种指望保安队会效忠的做法的危险性才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冀东除了有着明显的战略重要性之外，后来证明，这个地区之所以有价值还在于它可以对中央政府施加经济压力。[39]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早已在塘沽协定所规定的地区内开始了，这时在冀东当局的包庇下那就更加大大猖獗起来。鸦片和其他麻醉毒品是从满洲国和察哈尔运进这个地区的，而种植罂粟在满洲国和察哈尔都是得到日本当局鼓励的。[40]这种非法贸易都操纵在日本人和高丽“浪人”（流氓）*手里。一九三五年以后，这些人已成了当地新增加的人祸。经由冀东走私外流的白银数量之多，使南京政府稳定币制的措施受到严重破坏。此外，为了不让南京政府得到它极端需要的财政收人，为了加强日本本身萧条的出口市场，当大量未经征税的商品毫无节制地由日本通过冀东不断涌人华北市场时，日本当局却伙同冀东当局故意不闻不问。即使货物通过冀东当局所设的关卡时，所抽的税也远低于中国海关规定的税率。[41]很难弄到可靠的统计数字，但走私规模之大，却可从有关国家向日本提出的强烈抗议中看出一些苗头，因为这些国家给予中国的贷款以及中国付给他们的赔款都是以中国的关税收入来担保的。[42]
冀东的这种做法使殷汝耕获得华北头号汉奸的臭名，而且大大地减少了日本力图说服中国人相信“中日合作”乃出自诚意的可能性。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在冀东政权建立的前几天，奉命向蒋介石和他的新任外交部长张群解释日本在华北的意图。有吉明硬说自治运动是基于“人民自发的愿望”，而不是因为日本人要坚持这样做。针对这种说法，张群回答说：“事实很明显，如果日本召回土肥原将军，……自治运动恐怕马上就会结束了。”[43]
至少在当时，土肥原和大陆各派遣军司令部其他一些人所赞同的五省自治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使冀东脱离中国固然不至于引起一场大规模战争，但是更为宏大的华北国计划则一时还是行不通的。不过大陆派遣军司令部却提出了另外一个比较有节制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要在冀、察两省建立一个政务委员会。在日益高涨的示威和刺杀亲日的官员及记者的浪潮中，中日双方一直为此目的进行了整整两个月（一九三五年动乱的十一、十二两月）的谈判。这一地区的中国军权掌握在宋哲元将军手里。他一方面受到公众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日本陆军的压力。土肥原将军对宋进行多次访问后，宋得出了蔑视学生容易、蔑视帝国陆军难的结论。因此他于十一月三十日向南京发出电报说：“华北局势日益紧张，目前已无法控制矣。”[44]电文的意思是：宋马上就要向日本屈膝投降，并将仿照冀东政权建立一个分裂主义的政府。南京不愿意让来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华北政权，于是决定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到这个地区去。在何、宋和日本人三方面协商之后，一个妥协性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出笼了。国民党在华北保留了一点面子和地位，代价是南京同意两省在事实上的自治。名义上，南京有权任命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但事实上这项任命必须征得日本人的同意。结果，委员会中包括好几个在管理塘沽协定地区方面一贯积极地同日本人合作的人在内。有些人实际上从臭名昭著的“西原贷款”之日起便和日本人进行合作了。*在委员会中还有一种明显的安福系色彩，而安福系这个声名狼藉的亲日派是军阀全盛时期在华北发展起来的。
政务委员会这种机构早有先例。最著名的是已在广州成立了好几年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管辖广东和广西两省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名义上是南京政府的一个下属单位，它的军队在名义上同样也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南京只能在西南政务委员会自己任命的领导人可能容忍的范围内在西南两省行使权力。除了名义之外，它实际上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权。西南和冀察这两个政务委员会都是不断使中央政府苦恼的事物。这明显地证明，共产党人并不是国家统一的唯一阻力。两个政务委员会都使南京的财源减少，并且使政府改革财政的努力受到破坏。南方的政权能够而且的确谴责过中央政府对日本的妥协政策，并使它十分难堪，而北方的政权则是妥协政策的明显的结果。
当一九三六年各方面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指向南京的时候，“首先安内”政策的讽刺意味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只要日本对华北的入侵不被阻止，安内就不可能得到实现。一九三六年，中国慢慢地走向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且改变了允许日本在华北毫无阻碍地扩张其势力的“首先安内”政策。这年的十二月，戏剧性的西安事变解决了由蒋介石“先统一后抗战”这一口号所挑起的争论。[45]当蒋坐镇西安发动对共产党的第六次“围剿”时，他被自己的“剿匪”将领绑架了。他当了两个星期的俘虏。当全世界都等着听他的消息的时候，一种值得注意的民族团结精神在中国形成了。延安、西安和南京的领导人都突然认识到：把蒋杀掉将会把国家推入全面内战的深渊，而且只有日本能从因此造成的大混乱中得到好处。甚至莫斯科——它由于罗马—柏林—东京当时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公约而感到不安——也认识到中国进一步分裂的恶果，因而也来帮助调解把蒋释放出来。一九三六年圣诞节前夕，蒋获得自由，西安的插曲也就结束了。虽然委员长没有为此签署什么书面文件，但是他显然默认了停止反共内战以及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是那些把他抓起来的人提出来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新年已经在“一个不吉利的调子中”开始了。
中国突然出人意料之外地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为之震惊。打个比喻说，这个国家似乎正在搔头皮，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虽然在报纸上也谈论过对华政策要改弦易辙，但却没有指出要朝什么方向去改变。看来日本是最不能够理解中国的新情况的国家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但却是千真万确的。[46]
* 汪最著名的狱中诗原文如下：慷慨悲歌过燕市，笑语从容入囹圄。延颈受戮无穷乐，唯此不负少年头。
* 斯卡拉皮诺和俞合著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第38页，引《民立报》的说法。按照詹姆斯·雪利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第59页）的说法，汪的那种带有儒者“味道的大公无私（和）富贵不能淫”的自制力，使他在一出关于辛亥革命的戏剧中赢得了“圣人”的绰号。
* 在法律上，行政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但按实权来说，与文官，政府平行的各种军事机构的权力却大得多。最高的军事当局是军事委员会，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六年，蒋介石一直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 改组派是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简称。
* 日本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三年先后侵占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等四省，被合并成为伪满洲国。中国人总是避免使用满洲国这一名称。
* 这是三十年代常用的一种安排，以便绕过开起来较不方便的内阁全体会议。它有时称为四相会议。这四相是首相、外相和陆海两相。有时四相会议加上了外相或内相，扩大成为五相会议。
* 但是，汪夫人不但相信委员长要对暗杀她的丈夫一事负责，而且公开也这样说。（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卷第175页）
* 其他预定要合并进去的省份是：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
* “浪人”本来的意义是指没有主人的武士，即主人死后飘泊无依的武士。在现代，当这个词开始广泛用以指从事走私、贩卖毒品和其他非法活动的流氓兵痞时，它便含有贬意了。
* 西原龟三于一九一七年被寺内首相派往北京，就几笔贷款事宜与亲日的段祺瑞政府进行了谈判。作为总额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的贷款（其中多数未经接受者说明用途）的报酬，日本取得了在华北的各种特权。〔译者按：《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载叶恭绰写的《西原借款内幕》一文指出：西原借款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英、俄、法等帝国主义无力东顾，勾结北洋军阀段祺瑞谋取在华的铁路权利以及其他特权的阴谋活动。而该项借款又大部分被段用于打内战，从而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分化中国的毒计。〕
[1] 可参阅詹姆士·雪利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林翰望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霍华德·布尔曼的《汪精卫：政治人物简介》。
[2] 见迈克尔·加斯特的《中国政治革新过程中的改革与革命》。
[3] 访问松本重治谈话记录。
[4]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第289页。一九四四年汪精卫死前不久，曾告诉西园寺他取这个名字的原因。
[5] 见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第一卷第34页。宣统皇帝后来成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康德，而在西方国家倒以亨利·溥仪闻名。
[6] 见约翰·根室的《亚洲内幕》第263页。
[7] 同上。另见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03页。
[8] 见詹姆士·雪利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第47页。
[9] 详情可见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及乔治·俞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汪精卫没有成为“丙组”的成员，因作为“丙组”的成员必需戒酒。
[10]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142页。
[11] 吴天成的《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动的政变》一文，详细记述了这次事件。
[12] 见哈罗德·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第92—93页。
[13] 见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第29页。
[14] 罗伯特·佩思的《蒋介石传》第58页，引蒋的一次讲话。
[15] 杰罗姆·陈的《国民党左派的定义》一文，谈到孙的遗嘱。
[16] 见皮雄·罗的《蒋介石的策略的新估价》一文。
[17] 见董显光的《蒋介石传》第149页。
[18] 见汪精卫的《中国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第13—23页。
[19] 见罗伯特·佩恩的《蒋介石传》第 157页。
[20] 见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第41—42页。
[21] 见罗伯特·佩恩的《蒋介石传》第156页。
[22] 见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第42页。
[23] 见韩素音的《死亡之花》第179页。
[24] 见约翰·以色列的《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第82页。
[25] 同上书，第83页。
[26] 见埃汉德·克拉布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第172页。
[27]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143页引有此语。
[28] 同上书，第132页和第135页。译文是意译的。
[29] 见汪精卫的《中国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第116—117页。
[30] 同上书，第116页。
[31] 同上。
[32] 同上书，第113—114页。
[33] 孙中山的这几句话是在一九一七年说的。他说的完整的话如下：“如果中国需要找盟邦的话，就不外乎是日本和美国。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同生共死的关系。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就没有日本。”（着重点是原有的。）见孙中山的《中国与日本：天生之友而非天生之敌》第113页。
[34] 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71—72页。
[35]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50页。
[36] 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118页，详述了秦德纯—土肥原协定。
[37] 同上书，第135页。
[38] 见韩素音的《死亡之花》第376页。
[39] 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 172—173页。
[40] 见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文件”CE第393页。
[41] 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 172页，有一表说明部分差别性关税率。
[42] 实例可见多萝西·布格的《美国与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的远东危机》第 178—180页。
[43]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66页。
[44] 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162页。
[45] 范斯莱克的《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第五章，详述了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各方面。
[46] 见约瑟·格鲁的《在日本的十年》第193页。
当有号召力的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逝世时，他（自己的一生）留下了一篇极其动人的传奇，而他的追随者们在努力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则把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都集中寄托在他身上。从那以后，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都认为将自己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对自己有利。前者神化他，后者尊敬他。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别的人物能象孙中山那样同时受到两个对立阵营的尊敬。辛亥革命后，尊他为国父；一九四九年以后，称他为“革命先驱”。孙之所以具有这种双重的吸引力，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前途抱有极为伟大的理想，但却没有提出一套旨在实现这些理想而使他容易遭到任何一方攻击的明确纲领。对于孙要求实现国家统一、摆脱外国控制、进行社会革命和实现经济现代化这样一些理想，是无可争议的。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留下了一套包括政治短论、宣言、党纲以及他临终前的遗嘱在内的遗著。他的遗嘱内容是那样空泛、含糊，以致共产党人、国民党人以及几乎每一个中间派都能随心所欲地来解释他的观点。甚至在许多显然属于专业方面的。具体事情上，例如铁路建设，孙也善于构想出一些极其不切实际的计划。这些计划是如此之不切实际，以致在今天，事隔半个多世纪，也还没有能够在中国得到大体上的实现。
孙未能为中国指定一个继承人这件事是很关紧要的。在他去世的时候，国民党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把一、二十个仍然割据着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中国的军阀的权力夺过来。看来，那时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遥遥无期。这个党所代表的是，形形色色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集团的要求，他们之中既有热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有意识到大势所趋而改过自新的军阀。要使这个集团强大起来、团结一致并具有明确的方针和目标，那就需要有一个至少同孙中山差不多强有力的人来领导。可是，孙在病危的好几个星期里，却没有向他的焦急的追随者们透露，他选中了谁当他的继承人。
这个职位的几个竞争者中，有两个人名列前茅：胡汉民和汪精卫。他们两人过去都是孙中山二十多年的密友，而且他们两人之间的私交也甚笃。两人都曾帮助孙把同盟会建设成为能够指导革命运动的组织，使帝制的主张名声扫地并使清王朝加速崩溃。两人都花了多年的功夫帮助孙发展同盟会的后继组织国民党，使它成为能完成辛亥革命任务的组织。但是，年长资深的胡汉民并没有能参加竞争多久，因为在孙去世后还不到六个月，他就间接受到一个政治暗杀案件的牵连，使他在国民党中的声誉受到损害。他不得不辞去党内职务，并受命出使苏联——他实际上是被迫走的。由于胡在国外，汪就比较容易悄悄地爬了上去，成为党和一九二五年七月宣告成立的新政府的首脑。当一九二六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汪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了。他的追随者中相当一部分人被选人了党的领导机关，并担任重要职务。”我们将会看到，汪力图接替孙在国民党内的权力所作的一番努力也和胡的遭遇一样，是短命的。但在讨论事态的这一变化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汪的早期经历。[1]
汪祖籍浙江，他一八八三年出生于广州，并且一直自称是广东人。他是清廷官员手下一个小官的第十个也是排行最小的孩子，取名为兆铭。尽管少年时期家境拮据，汪还是受到了以学习中国经书为主的传统教育，而且主要是在家里学习的。他父亲就是他的老师。他叔父的丰富藏书则供他自由阅览。年青的兆铭之所以能够在一九〇二年考上秀才，是与这样好的教育条件分不开的。两年后，汪成为教育改革的受益者，而这项改革措施是腐朽的清王朝所采取的，虽然为时过晚但也还算尽力而为。当时的清王朝认为，只要新一代的中国学生能学到西方强盛的秘诀，那末包括帝制在内的那些中国旧制度就统统能够保存下来。对包括年青的汪在内的许多中国学生来说，日本同样也能为他们提供和欧美差不多完备的教育，但离家则要近得多。一九〇四年，汪获得官费到东京学习法律和政治理论。在那些涌往日本留学、尔后回国成为现代中国领导人的学生中，汪是属于最早的一批。
汪学会了日文，并在一九〇六年毕业于法政大学。但除了这些成就之外，他却辜负了选派他去留学的清廷官员对他的期望。留学生们接触到一个正在迅速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居然能够在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五年的战争中打败俄国。这就使他们更加清楚地看出自己国家的奄奄一息和日本的生气勃勃之间的鲜明对照。反对清廷的革命活动开始在东京和横滨的中国学生社团中蓬勃开展起来，而汪则通过参加新成立的同盟会，在促进这些活动方面起了领导作用。他年仅二十二岁便当上了同盟会的三个重要委员会之一的主席。他发挥了他卓越的演说才能为革命事业服务，并用他已经很不错的辩才投入了当时同反对革命派不断进行的论战，其中包括同保皇党人、温和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这个庞然大物的论战。当革命期刊《民报》于一九〇五年创刊时，第一篇文章就是汪撰写的，而且他还是“以后各期的主要撰稿人”。[2]
许多学者在分析汪的演说和作品时，都对他的表达才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论是说话还是写作，不论在大小不同的场合，他毕生都以擅长于抓住听众和读者的心理而称著。就是那些要中伤他的人，也总是先对他的口才恭维了一番之后才攻击他的。在描写汪时，人们总是一再用“有说服力”、“才气纵横”、“优美的”、“戏剧性的”等一类的形容词。他的辩才使同盟会中比他年长很多的领导人都常常对他表示敬佩，而这在敬老的中国是很少见的现象。甚至比他年长十七岁的孙中山有时也很听这位年青革命家的。一个在汪晚年时才认识他的日本记者追忆他的演说时说道：“当在场的人数不多时，他总是把声调压得很低。他非常讲礼貌，总是用全名称呼人。但在三千人的群众场合，他简直就象一头狂狮！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3]
在孙周围的革命家们恰恰就是需要有这种才能的人。要是说汪的演说和文章在内容方面不如他的对手梁启超那样立论完整、深刻而又站得住脚，那是不足为奇的。汪只是粗略地知道一点西方的政治理论，不管怎么说，他只把理论放在次要的地位：他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一个思想家。
当汪在一九〇五年开始为《民报》写文章的时候，他按照中国的传统，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精卫。（“精卫”是中国神话里的一种鸟，它终生以衔西山木石去填东海为己任。据说汪选用这个名字是表明他推翻清朝的决心；也就是说，他就象精卫鸟不顾填海的困难那样，根本不去考虑这个任务有无可能实现的问题。）[4]次年，即一九〇六年，国内当局注意到汪的革命活动，停发了他的留学津贴，并且悬赏要他的脑袋。在此后几年中，他伴随孙遍游东南亚，组织同盟会的分会，到处演讲，写文章，并呼吁一般比较有钱的华侨团体给予财政支持。这些团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汪和孙的广东同乡。清王朝显然正在崩溃——当时已不是会不会崩溃、而是将于何时何地崩溃的问题。对于孙和汪——也可能对于许多华侨——来说，把革命根据地设在本省是至关重要的。有人总把广东人说成是乡土派性味道很浓的，从广东人在政治和社会活动方面的表现看来，这种老说法还是不无道理的。汪的一生说明，他同本省人的关系密切，而且他的最亲密的追随者中有不少都是广东人。
虽然有象孙和汪这样有干劲和有献身精神的人，但同盟会还是遭到了一系列的挫折。由于计划不周，经验不足，缺乏武器和弹药以及时运欠佳等等一连串的困难，起义一次又一次地归于失败。不少忠贞之士被捕就义，革命组织的士气低落，派系斗争开始抬头；而日本当局的镇压则更进一步削弱了这个革命运动。一九一〇年，同盟会的时运降到了最低点。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汪开始设法使革命阵营恢复信心，重新振作起来。
在当时秘密出版的《民报》（一九一〇年二月一日的一期）上，汪写了一篇反映那时在日本激进分子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论调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汪鼓吹以暗杀作为点燃推翻清朝的烈火的手段。他决心把他的主张付诸实施，隐姓匿名，把炸弹和《民报》缝在衣服里，潜回中国，前往北京。他拟定好了方案，图谋暗杀四岁的皇帝的摄政王醇亲王。但是厄运又一次挫败了革命志士的计划。警探在摄政王的座车将要行经的桥下发现了汪所埋藏的炸弹。几天后，汪被逮捕，锒铛入狱，并被判处死刑。但结果汪并未遂其杀身成仁之志，反而因祸得福，而本来谋刺皇族肯定会在严刑拷打之后被杀头的。除了几个走投无路、流亡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分子知道这个二十七岁的青年之外，汪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可是他现在却一下子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民族英雄。
汪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其原因至今不明。宣统皇帝，谋刺对象（醇亲王）的儿子，后来写道，日本人的干预是政府改变原来决定的重要因素。[5]另一种听起来较符合事实的说法认为，清廷当时深知帝制十分脆弱，看来不过分得罪革命党人还是明智的。另有一种说法称，因为太后爱上了这个美少年，替他说情准予减刑。且不问这一说法是否真有其事，但相信它的人却不少，而且还流传甚广。例如约翰·根宝在二十九年后所写的《亚洲内幕》一书中便引用了这一解释。[6]汪不但有讨人喜欢的人品，还长了一张非常漂亮的脸孔，这一点谁也不否认，而且从他后来的照片中也可看得出来。那些熟悉汪的人在描写他时，很少不提到他这个人皮肤细腻、容貌英俊，虽然年逾半百，却还能保持童颜。根室写道：“当我见到汪精卫时，我大吃一惊。他五十三岁了，但看起来只象二十八岁，真是一个出众的美男子。……他简直有点象学生模样。”在那些轻视他的人如硬汉子红军将领朱德看来，他就象旧京剧里的花旦那样，一付娘娘腔。[7]但对那些赞赏他的人和那些只是通过浪漫的传说了解他的人来说，他这个人漂亮得足以使清朝的皇太后都为之倾倒。
汪写的那些以忘我牺牲为题材的诗篇和发言，在使他自己成为不朽的人物方面是起了作用的。这些诗篇和发言肯定会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民族的文学和戏剧中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武侠故事：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见义勇为，路见不平即拔刀相助。因谋刺摄政王而被捕并判处死刑的有两个人，汪只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人叫黄复生。他和汪一样，最后也被释放了。虽然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在国民党内也略有名气，但是他参与谋刺之事并没有给他带来象汪所得到那样大的声誉。毫无疑问，这是由于：黄之所以有名，仅仅是凭他略懂化学、会制作炸弹而已，而汪的才学却渊博得多。当他的同胞们后来谈到他感人肺腑的狱中诗和他在法庭上的自白书时，都为之激动不已。*汪边指着自己在《民报》上所写的文章边说道：“此等文章乃以墨书成，我当化之为热血。”[8]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的起义士兵搞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暴动，它标志着中华帝国末日的到来。十一月，汪获释出狱后立即投入政治活动。不久他就同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袁世凯举行了一系列的密谈，这是二十八岁的汪当时已位居显要的明证、袁凭借他控制着北洋军而有权势，而北洋军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一支现代化精锐陆军，而且多年来一直是清王朝的主力部队。袁最后只是在表面上权且同意把帝制改为共和。当共和国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成立时，他当上了第一任内阁总理。
汪拒绝接受那个职位，也谢绝了别人请他担任的另外几个职务，并且退出政治活动。这一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声誉。*只有少数几个儒家圣人能比那些无意仕途、洁身自好的理想主义者更受人尊敬。但是，汪的动机并非源出儒家哲学，而是由于信守他自己在一九一二年帮助创立的进德会的会章。进德会是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运动，它不设办事人员，并且鼓励它的会员不接受政府官职。但是，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根源之外，进德会还有深刻的改良主义意识。它认识到，政治革命如果不伴随着社会改革，是毫无意义的，而这种见解在当时的中国革命者中是少有的。进德会认为，清朝的腐败与其说是由于其政治体制所造成，还不如说是由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腐败。进德会的会员应努力建立一种适合于新中国的道德，必须抛弃旧中国的三种最坏的习惯（嫖妓、赌博和纳妾）。[9]
汪的婚事是他本人摆脱旧中国习俗的一个明证。一反传统的中国惯例，他自己挑选了他的妻子——陈璧君。陈是海峡殖民地城市槟榔屿的一个富商的女儿。一九〇八年，当汪和孙在马来亚的时候，陈璧君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她一被这个革命家和他的事业所吸引，未经她父亲许可就决定跟随汪到日本去了。她不仅仅只是这个年青革命家的崇拜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的同志。当汪于一九一〇年前往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任务时，陈璧君陪伴着他并且协助他行事。从那时起一直到她于一九五九年死于共产党的牢房中为止，她始终如一地热情捍卫汪所拥护的一切主张。人人都说她是一个异常果断的女人，在进行政治论战时毫不退缩，而且敢于坚持非主流的立场。她从事她自己的政治生涯，到了三十年代，她已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了。汪倚之如左右手，正如他后来向一个日本同僚解释的那样：“她是我的妻子，但她也是我的革命老战友。因此，我在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作出重要决定的。”[10]
汪和他的妻子于一九一二年结婚后就到法国去旅行，他们在那里呆了五年，这是混乱、尔虞我诈、共和事业走下坡路的五年。当中国进入军阀混战的时期，汪却享了一个时期比较不过问政治的清福。在这个清闲的过渡时期里，他爱好深思的诗人素质显示出来了。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为了适应现代中国的改革需要而成立的进德会的组织者，竟会去参加旨在从唐诗中汲取文学启示的一群诗人所组织的诗社——南社。西方人也许比中国人更能看出这个矛盾的现象来，因为另一个很有诗才的革命家毛泽东，也是取法于古诗体裁的。南社的创始人和社长柳亚子，与毛私交甚密。
一九一七年汪回到中国，再次和孙在—起，并致力于加强国民党的工作。加强国民党事实上就意味着要同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结成联盟，并且依靠唯一对孙表示同情的外国——苏联的援助。苏联、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联盟，与其说是建立在共同的目标和信仰上，不如说是建立在他们对共同敌人中国军阀和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仇恨上。在这个联盟中始终存在着相互猜疑的因素，猜疑其中一方正在利用另外一方。每一方对有损于本身独立性的危险都怀有戒心，但又相信自己能免于受害。不管国民党得冒着多么大的风险，它本身在一九二三年时的软弱状况却需要这个联盟。俄国的步枪、苏联顾问团、象周恩来那样有组织能力和宣传才干的共产党人——这些因素都使新旧国民党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旧国民党是组织松弛，领导不力，本身没有实力基础。而在孙去世前后开始形成的新国民党则逐步变得有纪律、有力量了。
但是，二十年代统一战线的策略不可避免地使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倾向加深了。在国民党的党员中，对于和新的共产党盟友合作是否明智的问题，理解程度各有不同。在革命步骤的先后上也有着不同的看法：究竟先进行国家的统一工作，还是先搞社会改革，如果先搞社会改革，又该搞到什么程度，反对帝国主义又该占多少比重？矛头针对哪些国家，除了这些思想上的分歧之外，还有中国历来容易形成的以对地区或对个人的效忠为基础的宗派主义。虽然汪精卫一派的最高地位是由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但在短短的三个月以后就受到敌对的蒋介石一派的挑战。
夺权斗争并没有拖得很久。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汪到手不久的权力在几小时内就化为乌有了。[11]在这天之前，汪还是党和政府的领袖，并且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代表文官对军事机构进行监督。然而这天的事件却可说明，汪没有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乃是他的致命伤。结果，校址设在广州郊外的黄埔军官学校的学员成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裁决者。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兼第一军军长就是蒋介石。在三月二十日黎明前，蒋没有和汪商量，就派出了他的分遣队布满全广州城，逮捕共产党派到各个军事单位的党代表，不准苏联顾问离开他们的宿舍，并解除共产党的“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而这个委员会在过去九个月里曾有声有色地领导过广州市抵制外国货的运动。关于蒋搞政变的许多详细情况，至今还笼罩于神秘的迷雾之中。他的政敌们指出，这是蒋对他的革命盟友进行一系列背信弃义的袭击中的第一次，也是他向帝国主义者进行一系列卖国勾当中的第一次。他们中的一个人写到蒋时这样说道：
他成了卡尔·马克思在谈到路易·拿破仑时所说过的那么“一个人，他不是晚上作决定、白天行动，而是白天作决定、晚上行动”……总之，取消共产党人的政治待遇、提高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并把群众运动的巨大而尚未动用的资本储备交给资产阶级去处理的时候已经到来了。[12]
蒋介石在约三十年后回顾这事件时，还在为这次政变辩护，理由是：他“那时怀疑共产党人即将进行一次暴动”。[13]换句话说，按照他的说法，那次政变是一次反政变。他当时怀疑某种阴谋正在酝酿之中，因而他个人的安全也很可能受到了威胁。这一论点受到了许多学究气十足的研究报告的支持。蒋认为当时广州的政治形势是复杂得令人难以相信，他还隐约地暗示，要等到他死后才有可能把广州政变的全部经过搞清楚。虽然他从来没有公开责备汪是触发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但由于汪和共产党人有密切关系，而且汪蒋之间又赤裸裸地在进行夺权斗争，所以，汪是这次政变的既定打击对象之一和主要牺牲品，那是毋容置疑的。随后，蒋迅速地去安慰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的怒气平静下来，因为他们的支持对他急于要换动的北伐能否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汪这时既丢了权，又很恼怒，于是他辞去官职并于不久后开始他生平第二次流亡巴黎的生活。汪领导革命（至少是在名义上领导革命）总共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后，革命的主动权就开始落到蒋的手里了。他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北伐，巩固了他对一政府、党和军队的控制。汪在此后也还经常向蒋挑战，但却从来没有严重威胁过蒋在这两年中发展起来的领导权。
一九二六年初，谁也想不到蒋会如此迅速地危及汪在革命中的地位，当时蒋的名字尚未见诸于《中国年鉴》。和汪一样，蒋曾经到过日本，并在清朝统治最后十年的期间参加了同盟会。但是，当口若悬河、才气横溢的汪已在提出革命纲领、灌输革命热情的时候，蒋还只是一个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不知名的二等兵。这个孤独、瘦弱的军官候补生在他的同学中不孚众望，更不用说他有什么左右革命事业的才干和个性了。蒋究竟算勤勤恳恳还是平平庸庸，这就要看人家是怎样刻划他的性格了。这个人为了学到最新的炮兵技术和得到逐步提升，颇能忍受既不光彩又单调乏味的兵营生活。至于汪究竟算擅长鼓动还是华而不实，那也要看人家是怎样来估量他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了。但事实仍然是：当汪已获得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的称号时，二等兵蒋介石却还在北海道的第十三野战联队“洗刷军马”呢。[14]
从两人和有威望的孙中山的接近程度而论，汪和蒋之间的差别也很显著。迄至一九二五年孙去世的时候为止，汪已经和这位受人尊敬的革命之父共事二十年了。尽管汪多年在国外，而且在政见上和孙有些不一致，但在他们同胞的心目中，这两个人的名字几乎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孙在北京生命垂危之时，汪就守候在他的床边，等到要写政治遗嘱时，汪就代表这位病危的领袖执笔，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最后为孙的政治主张向后代作解释的人是汪，遗嘱的起草人也是汪，而孙同意这篇遗嘱并曾吃力地作了最后一次签名。[15]对于多数人来说，汪在孙病榻前那一幕中所担任的角色是另一个无可争论的标志，它说明汪具有继承孙的权力的资格。
可是，所有这一切同蒋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权术所由得的兵权比起来就毫无价值了。除非人们假定汪会象甘地一样不计较个人的权位，那他们就不能不承认：汪对自己在一九二六年以后的十年走下坡路而怨气冲天，同他于一九三八年决定和日本人合作一事有重要关系。我们在以后几章中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去考察那次对敌合作的其他一些原因。
一九二八年末，中国在名义上统一后，建都于南京。此后直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进攻中国时为止的十年中，在对付国内共产党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的同时，重建中国社会的任务落到了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专政和南京政府的身上。要很深入地分析这十年的历史，那就会超出本书研究的范围，但申述几点看法还是可以的。
首先，一九二八年后，蒋的军事力量受到许多方面的挑战，以致这个委员长——外国报纸都这样称呼他——无力对所有政敌采取公开敌对的态度。妥协和联合是南京政府执政十年的特征。此外，蒋也完全明白：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自己是不够格的。正如一位作家所评论的那样，蒋的“天性是内向的……既不是一个有才能的演说家，也不是一个宜传家。他最擅长的是，策划于密室。他懂得如何操纵政客，但在大庭广众的面前却不知所措；他知道怎样去压服别人，却不知道怎样去说服别人。”[16]汪的长处恰足以补蒋之短处。蒋的官方传记作者董显光指出：“蒋总是需要一位有才能的政治同僚，使他和党务保持联系，并替他向中国公众和外部世界详细阐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而汪精卫就具有这种罕有的才干。”[17]
结果，在南京政府执政十年期间，汪有时参加国民政府，有时又退出。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无论是自动流亡在国外或是在国内，汪都拼命反对蒋扩大自己的权力。例如，在一九三〇年，他和冯玉祥、阎锡山搞联合，而当时这两个北方军阀则正在同力图消灭他们的私人军队并接管他们地盘的国民党搏斗。这是孙中山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搞过的那种权宜的联合。但是结果毫无用处。南京同奉系军阀“少帅”张学良结成联盟，经过了整个军阀混战时期中的几场最激烈的战役后，汪—冯—阎的联盟被打败了。汪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他的前景似乎不妙，然而就在第二年，在华南又出现了新的机会。
一九三一年向南京发动的挑战是由于逮捕胡汉民这件事引起的，而胡既是孙中山最老、最亲密的朋友，又是孙的广东同乡。国民党头面人物的反应是，要求对蒋介石进行弹劾，纷纷辞去南京的职务并前往广州。汪参加了反对派。这些反对派由于有实力的广东军阀张发奎加人了他们的队伍而拥有很大的力量。仅仅在两年前还和张发奎进行过苦战的李宗仁将军，现在却参加了广东反蒋派的行列。李的行径是这个纵横捭阖、千变万化的时期中最典型的事例。稍后，在一九三二年五月，新的反蒋联盟要求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蒋介石现在腹背受敌：在华北有不少零散的敌人，在南方则面临一个团结一致的敌对联盟。他明智地决定避免采取一年前的那种在军事上是可取的摊牌办法。在一九三一年整个夏季中，广东分裂派和南京之间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停战状态。象往常一样，汪用了好些漂亮词藻来表达大家的心情。他说，“通过建设来达到统一”，必须排除既无益又有破坏性的内战。为此，他宣称愿意和蒋合作。[18]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敌对的各派有一条紧急的理由要加速他们之间的和解。就在那一天，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属于日本所有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遭到了破坏。日本军队借口中国军队企图破坏铁路，开始向中国人称之为东三省的全部地区进军。在短短几个月内，便把整个地区从中国分割出来，并于一九三二年初使其变成伪满洲国。日本的行动迫使敌对的派系为了国家的安全把分歧搁置起来。一九三二年一月，汪就任行政院长。*蒋汪之间将近六年不断加剧的不和现在开始弥合了。
以后的四年，直到一九三五年末，这个委员长全力以赴地搞了一系列围剿战役泪的是要消灭“共匪”的根据地，因为他们已经显得比军阀更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了。这就使汪能够在制订非军事性质的纲领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而这些纲领都是政府在那几年中才开始着手进行的。汪在他一生的经历中，特别是在关键的一九二七年，总是被当作一个左派——国民党左派的首领。尽管这类名称的含义难以捉摸，但也并不是没有某些实质内容的。诚然，汪从不害怕同军阀将领结成联盟，不过这就象那时共产国际代理人和蒋介石出于权宜之计方决定结成联盟一样。总的说来，汪是由于坚持依靠苏联的援助而获得国民党左派的名声的。结果，他被批评为斯大林的“傀儡”。事实上，汪只不过是坚持了孙的主张而已。孙认为：尽管依靠一个外国的力量来使中国摆脱其他几个外国的控制是个不好的办法。但那是不可避免的。当斯大林想要操纵革命的意图变得十分明显而且其目的又是汪所无法忍受的时候，汪就立即切断他和莫斯科的联系。共产国际代表罗伊泄露了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的电报这一有名事件，加速了汪和莫斯科的破裂。由于罗伊不慎，汪获悉斯大林下令执行一项没收土地、消灭“不可靠的将领”和建立一支工农军队的纲领。和罗伊的设想相反，汪断然拒绝接斯大林的旨意办事，反而采取了激烈的反共姿态，而且一直坚持到死。
不论是想要理解孙中山或者理解孙的信徒汪精卫，人们都会发现自己在概念上钻进了死胡同，很难找到能够自圆其说的地方，这种比喻看来一点也不过分。理论年复一年地改变着，可是往往总同实际没有什么关系似的。不过，如果以阶级斗争，特别是以剥夺富有的地主财产的农民暴力行动作为区分左翼改良派和激进派的标准的话，那末，汪显然是一个改良派，而不是激进派。根据当时任何一条标准来衡量，他和他所挑选的许多同僚同他为权宜之计而结交的盟友相比，都算得上是左派。例如，陈公博大概总可算是汪的心腹、汪的改组派*的主要理论家了。他曾经在一九二一年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又在一九二五年积极参加了使英国在华南的经济利益受到将近一年损害的抵制外货和罢工运动。改组派的成员对于中国有必要采取激烈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也是真关心的；但是他们不愿意放手让农民去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就象其他所有中国人一样（只有个别人例外），他们也的确并没有意识到蕴藏在农民之中的爆炸性能量究竟能有多么大。
当汪于一九三二年回到政府任职的时候，许多改组派的成员也都担任了重要职务。陈公博任实业部长；经济学家、五四运动的有名人物顾孟余任铁道部长，并着手进行汪所要求的“复兴”工作。由于汪以不贪污闻名，由于改组派许多成员有学者的履历，由于人们普遍感到中国过去为害极大的停滞状态终将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南京政府在一个时期中开始博得舆论界的好评，而且同中国知识界的关系处得也还不错。虽然汪在领导国内复兴计划的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我们现在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他在南京政府的十年期间所负责的另一领域，即对外关系方面。这在三十年代初期，对中国说来，主要是指和日本的关系。
随着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关东军进攻满洲，本来在二十年代已很紧张而且经常处于危机边缘的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历时十四年而且苦难有增无减的阶段。整个中国掀起了反日的怒潮，爱国的学生组织纷纷成立，为的就是要激起民族的义愤，迫使南京政府不得不宣布全面抗战的政策。中国商人联合起来抵制日货——不买、不卖、不运输；对于不这样做的人，斗志昂扬的学生们就会折磨他们。日本商行的中国经理们纷纷辞去他们的职务。成千上万的日本商人、侨民和外交人员，在全中国到处都可见到“日本人不准入内”的标语，听到一片骂声。但是，公众要求抗日的呼声并没有使少帅张学良的军队仓皇撤退的步子放慢。到年底时，关东军的部队已差不多完成了他们全部的战斗任务，以致那些有政治头脑的日本军官已经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建立一个傀儡国的事情上来了。张学良在数量上占优势的部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使得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并不能归咎于少帅一个人。这位三十三岁的少帅是北京社交界的名人，吸毒成瘾，喜欢和漂亮的妇女（包括电影明星胡蝶和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达·齐亚诺）鬼混。他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把队伍撤到长城以南。蒋说，中国并不想打仗，而是要把这事件交给国际联盟来处理。
这位委员长在照例于每星期一早晨（举行的纪念周上）对中央军校的学生们的一次训话时，这样解释说：如果他只考虑到他自己的名望的话，
那事情就很好办——我只要对日宣战就行了。这样一来，全国就会赞扬我，把我捧上天。那末。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为什么我反而被人怀疑为“不抵抗”呢？我并不怕死，但我不能把国家社稷断送掉，也不能孤注一掷地拿国家去拚。我必须想到国家的前途。我不能为我的个人名望而牺牲全中国。[19]
蒋坚信，“国家社稷”之所以有断送之虞，是由于共产主义在作祟。在蒋看来，共产党人不仅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大敌，而且是“以虐杀为乐”的妖魔。……他们必定要在家庭中和同村的各户中挑起纠纷。他们特别怂恿青年人不顾道德败坏。总之，他们向中国的家庭生活和一切伦理观念宣战。[20]蒋经常反复地说，不关心来自日本的威胁的并不是他。有一次他对一个愤怒的学生代表团训话说：“我向你们保证，在三年之内，我将把日本人打得跪下来讨饶。要相信我的话，回到你们学校去好好读书吧，”[21]把中国有限的军事资源消耗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是没有好处的，它只能分散南京的力量，让共产党军队得到好处。根据这条理由，蒋衡量了一下轻重缓急，乃认为必须先安内而后攘外。蒋指出：当安内工作“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日本人却恰好在一九三一年九月“来了，及时解救了”被围困的共产党人。[22]结果，南京不得不抽调一些军队出来，不过主力部队则仍然留了下来，对“共匪”山区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反日敌对行动达到一个新高潮，而汪精卫恰巧在同一天出任行政院长。就在那一天，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进上海市郊的闸北，遭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十九路军的抵抗，从而使上海抵制日货运动所引起的紧张局势爆发成为一场公开的战斗。双方互相射击，但使全世界震惊的是；日军竟悍然下令进行空袭以“惩罚”中国军队。当未被击败的守军拒绝投降时，日本军舰就参加了战斗，并且增派更多的军队登陆。难民营遭到袭击，中国人横遭屠杀，外国人受到凌辱，当时全世界还没有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五年后发生的事件的前奏而已。
十九路军抗击日本军队达三十四天之久。他们在弯弯曲曲的街道上、在烧光了的工厂废墟上、以及最后不得不后撤时，还在郊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战斗结束后，原先人们对中国士兵的可笑印象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民族英雄。由于世界舆论站在处于劣势的中国人一边，他甚至还成了一个国际英雄。而日本的指挥官们则大吃一惊，他们原来估计用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译者注）的兵力就可以解决问题，但结果却在这场战役中投人了好几个师团。女作家韩素音回忆说：“十九路军……为中国雪了耻。即使在今天，只要当年的激情从心头涌起时，我的喉头还会梗住，我的眼睛还会发酸。”[23]学生团体蜂涌前来支援十九路军，他们奔走于上海附近的各个城镇，“呼口号，发传单，向街头群众作宣传，表演颂扬十九路军英雄事迹的活报剧，唤起人民去抗日。”[24]许多人，其中学生占多数，志愿参加十九路军，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促使一个外国人这样写道：“脚穿布鞋、头戴软帽、装备低劣的军队居然能在世界上装备最好的一支军队面前巍然不动，这个国家就有了新生的因素。……中国可以毫无愧色地自立于以有千千万万为保卫国土壮烈牺牲的英雄儿女而自豪的国家之林。”[25]
然而，南京政府的步调却同整个民族的意向很不合拍。当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纷纷向南京捐献国防费用时，政府却不给蔡将军的部队补充武器和弹药。蔡的抵抗是违背南京政府的命令的，等到他最后被迫撤退到日本最后通牒所坚持的界线以外时，南京就同东京开始磋商起解决这一事件的办法了。根据一九三二年五月的“和平协定”，南京同意在上海周围建立一条长二十公里并禁止中国军队进人的非军事区。南京政府对协定是满意的，因为协定虽然有损中国的主权，但也规定日本不得进一步攻打长江下游地区。更重要的是，可以赢得宝贵的时间去进攻共产党人。和日本的协定一达成，蒋立即下令发动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
日本在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又进行了新的和更严重的入侵活动。一月，日本军队占领了战略要地山海关走廊，也就是那个地处长城东端和渤海湾之间、扼华北平原门户的关口。从辛丑条约签订以来一直驻扎在华北保护日本权益的所谓天津驻屯军，派出部队在冀察两省进行军事和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关东军也开始在长城以北的热河省采取行动。在冀察两省的行动极其复杂，这是决心要搞华北自治这一活动的开端。在人口稀少而多山的热河所进行的作战完成得既圆满又迅速。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是“一个靠在本省广种鸦片大发其财的旧式军阀，他显然不是一块当英雄的材料。”南京命令他进行抵抗，[26]但是既没有派军队又没有派飞机去支援他。于是日本在十天内便占领了全省； 省会承德竟陷于一支仅有一百二十八人的日军之手！
愤怒的国民再一次发出了要求抗战的呼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猛烈地攻击这位“鸦片将军，说他敞开大门让日军进人中国”，但是，她的最尖锐的攻击还是对准她的这位委员长妹夫的：“谁应该对这项卖国行径负责呢？是蒋介石。为什么呢，因为蒋用他的军队打中国人民，任用卖国将领，又不予以撤职。他既不愿意武装人民也不组织游击队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27]
孙夫人一面抗议，一面呼吁结束“围剿”、联合红军游击队共同抗战。这主要是呼吁实行民族团结。蒋本人也经常谈到民族团结很有必要。其实他之所以下决心首先打垮最直接威胁中国秩序的共产党人，也正是由于他一心想要实现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因此，他把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军事机器的全部力量都不断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由于他对日本入侵所作的反应很软弱，日本自然就只肯按她自己提出的条件来解决一九三三年的冲突。这年五月间在塘沽签订的一个“局部”停战协定就是其解决办法。停战协定的局部性质一方面说明了南京政府在有关的这几个省没有力量，还说明了它想避免用它自己的名义签署这个丢脸的协定所蒙受的耻辱。北平市及其周围地区实际上仍然处于军阀统治之下，南京只拥有名义上的控制权。五月，蒋任命他的亲信顾问黄郛为北平政务委员会主席，名义上负责管辖日本企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那几个省。正是黄郛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成为此后四年日本力图使华北自治化的保证书。
这个协定的最重要的条款乃是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这个地区约有三十到四十英里宽，从长城以南一直延伸到平津走廊。中国军队不许进入这个地区。指定了一支中国警察部队负责“维持治安”，但协定的秘密条款规定该警察部队必须对日本亲善。这个协定还让日本控制山海关，但协定并没有改变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军（即日本天津驻屯军）的地位。这就意味着日本军队可以驻在禁止中国军队进入的某些非军事区。日本在军事上从这个协定所得到的好处，增加了她在政治和经济上压倒华北的地方政府和军阀们的优势。当日树以后几年着手尽量利用这个好处时，中国人就纷纷起来抨击南京政府的软弱无能。
这种批评越来越指向汪精卫。当热河和华北危机爆发时，汪正在法国治病。但他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回国，不久就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在以后的两年半中，他一直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蒋汪两人对于南京有必要（多么可悲的必要！）同意塘沽协定的条款是意见一致的，对这一点人们是深信不疑的。由于汪为“象征软弱”的塘沽协定辩护，而成为舆论攻击的主要对象。这使他的密友陈公博大为不安。他建议汪提醒批评者：这个协定是蒋介石批准的。但汪拒绝这样说。他认为，他身为行政院长，必须对该协定负全部责任。黄郛于塘沽协定签字两年后死去。汪在致悼词时，对三十年代初期中国进退两难的局面作了清楚的说明。他承认这个协定当然会使人民感到沮丧，并且使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误解”。但政府曾慎重地考虑过这种危险，其结论是；“空话和虚荣心是无济于事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实在太虚弱，无法在华北抗击日本。如果北方沦陷，“黄河以南各省也将受到威胁。”汪说：“所以，我们决定寻求暂时停止战争的途径。”由于签订了这个协定，中国就能够多争取到一点时间。
第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把国家统一起来，以便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去抵御外来的势力；第二，消灭赤匪，他们使国内不得安宁，牵制着军队，使之不能调往前线……；第三，努力建设我们的物质基础，加强并扩大抗战的力量。[28]
从他于一九三二年上海（—·二八）事变时参加政府之日起，这位说话明白易懂而又有说服力的汪精卫就一直担负着为软弱的防御政策进行解释和辩护的任务。他很快就创造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简单扼要地说明了他的立场，并平息那些抨击政府不抵抗的人的怒气。“一面建设，一面交涉”不久就同“通过建设达到统一”一起，成为汪的语汇中一直使用的字眼。对汪说来，这个口号决非一种空洞的陈腔滥调。
对于上海和满洲两次战役，他都曾经主张过抗战，并带头提出撤换不抵抗的将领（如少帅）。但是在上述两次战役中，当他明白过来进行抵抗并无好处时（手头上资源有限，而且又要绝对优先顾及围剿），汪就转而主张谈判，以尽量挽救绝望的局面。汪经常向他的同胞们解释，愿意和日本人协商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在某个时候承认日本或满洲国对东北四省拥有主权。*他许下诺言说，中国决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成果。他在一九三四年写道：“中国决不放弃一寸领土，无论受到什么威胁，也决不签订玷辱国家体面、有损国家主权、破坏领土和行政完整的任何条约。”他说，签订停战协定也并不就意味着投降，但却能为国家赢得时间来组成统一战线（当时这意味着要消灭共产党人而不是要同他们联合）。汪向读者们保证：“国内统一战线一旦组成，不管日本国力多么富、军力多么强，中国都能依靠她地广人多来抗日卫国。”[29]
但是，中国目前必须不去理睬那些空喊宣战和“直捣东京”的人。他问道：“日本是一个海上强国，难道我们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去直捣东京吗？”
我们目前的军备和日本相比，有如弓箭之于机枪。如果我们贸然向日本宣战，拳乱之祸就会重演……日本能立即动员二百五十万军队和后备军，并且能够在两天内就把军队经海路运到中国，而我们由于缺乏交通运输条件，得花半个月时间才能把军队从北方调到南方。[30]
汪坚持说，尽管中国的处境十分危急，却没有必要危言耸听地去大谈屈服和失败。中国太大了，日本可能进攻少数几个地方，但他们“肯定不可能把我们全国都变成战场。我们的军队可能暂时失利，但世界上没有一个觉醒了的国家会永久被征服的。只要我们坚持作自卫的准备，这样一个时候必然会到来：这时侵略者将精疲力尽，列强也将会觉悟到自己对和平事业所负的责任。”[31]
总之，汪主张从现实出发，反对空想，主张忍耐，反对鲁莽从事。象蒋一样，他也引证历史和神话故事来支持他的论点。委员长常对他的听众介绍《伊索寓言》中龟兔赛跑的故事，以表达他的信心：中国龟一定能在和日本兔的竞赛中获胜。而汪则喜欢引证明末的史实，当时由于“群情汹汹”使朝臣们无法冷静地去制订国策。汪警告说，“其结果是明朝的覆灭，所有的爱国志士也随着明朝的崩溃而牺牲殆尽。”至于那些原来大声疾呼要求作战的人也不得不去“归顺新政权”。对汪来说，这个教训是记忆犹新的。他用带韵律的对偶句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论点：“唱高调，教人厌。骄失利，谦免败。深知攻则不利，然亦知守之有余。”[32]
用塘沽协定换来的时间开始产生效果了。将近一九三四年底时，蒋对共产党人不断增加的压力迫使他们放弃在江西的根据地，并开始了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前往遥处西北、但较安全的延安地区。由于蒋集中精力抓军事，汪就越来越专心致志地设法尽力挽回日趋恶化的华北局势。他的主要谈判对手是日本驻华公使、其后成为外务次官的重光葵。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重光对中国采取了比较和解的态度，所以汪才象重光一样，也坚信外交手段可能奏效。机敏的重光原想把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心理转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其办法是：帮助中国取得海关、司法和包括上海、天津以及其他仍有外国租界的大城市的完全自主。虽然这种办法几乎必然意味着日本将不得不放弃她自己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并从华北撤军，但重光感到，他的国家将由于采取这种克制的政策而得到很多好处。中国不但不会把日本的力量消耗殆尽，反而由于她的软弱和需要一个强大邻国的帮助，将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日本。
这种早期的泛亚概念有可能成为中日谅解的共同基础。重光的政策肯定是为日本自己的利益服务的。试问有哪个国家的外交不是这样呢？当然，有些问题是几乎无法取得和解的。满洲国或许就是这些问题中最大的一个。在日本的军政要人中，不管他们对中国持什么样的和解态度，都没有人认为把满洲国还给中国以赢得中国的友谊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办法。但是在中国看来，力争日本在华北实行一项克制的政策，是一个很值得进行外交活动的目标。至于说日本能帮助中国把她百年来同西方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关系告一结束，则恰恰体现了孙中山心里所想的那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孙曾强调指出：“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也就没有日本。”汪生前向中国和日本的听众讲话时一直喜欢引用这句名言。[33]
但是，重光的意见并不等于就是帝国陆军的意见。陆军方面继续认为中国是各个军阀统治地区的集合体。中国的软弱和不统一，招致别国的觊觎。日本军界的头头中几乎没有什么人把国民党看作是未来的象征，或一种能够扭转地方军事割据的分裂倾向的力量，而正是这种分裂倾向才使中国在近几年以来老是受到来自日本的压力。因此在他们的印象中，蒋介石也是一个军阀，只不过比大多数的军阀强大一点而已，但是在日本最大战略利益所集中的那部分中国领土——华北，他的力量恰巧最为薄弱。一九三一年，日军开进满洲，为的是要建立一个对抗苏联扩张的缓冲地区；现在到了一九三四年，帝国陆军决定：这个缓冲地区本身也还需要一个缓冲地区。结果，重光的合理主张也就被否定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在核心内阁的一次重要会议上，*陆军的意见占了上风，从而形成了日本官方的观点。它认为“中国国民政府的原则基本上是和日本对华政策相对抗的”。具体到华北的问题，核心内阁决定：“日本期望逐渐削弱国民政府在华北的行政权力。”[34]
由于得到了帝国政府最高决策机构的批准，陆军就着手把十二月七日的决定付诸行动。华北的具体工作是由善于搞政治阴谋著称的三名陆军军官主持的。他们使用了从欺骗到恫吓等各种办法，有计划、有阶段地签订了不少协定。这些协定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名义上都把国民政府的势力从华北大部分地区排除出去。军阶最高而又最著名的是土肥原少将。早在三年前，他曾经负责把郁郁寡欢的溥仪从其隐居之处拉出来，使他重登皇位。
土肥原正以有政治头脑的日本将军中的佼佼者而崭露头角，同时对自己能够把温驯的中国军阀驾驭自如而有恃无恐。一个和他同时代的日本人这样写道：“作为个人，他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君子，但是，他从来不吸取过去的教训，而只是重复运用他那一套违反时代的、腐朽的老手法。”[35]到了一九三五年，土肥原集中精力于察哈尔省，这是一个位于北平西北一直延伸到内蒙古草原的一个省份。国民党在察哈尔的势力对日本在邻近的平津走廊的阴谋可以起制约的作用；国民党军队能够而且在事实上正向新近占领热河省的日军进行挑战，因为热河和察哈尔两省的共同边界很长。最后，察哈尔的国民党军队对于关东军想要实现它的又一个帝国主义野心——在察哈尔和绥远这样的边远省份建立一个由内蒙古部落组成的自治联盟——起阻碍作用。一九三五年六月，土肥原和秦德纯将军签订了一项协定。秦是察哈尔省政府的委员，他是奉委员长之命和土肥原来进行协商的。以塘沽协定为蓝本的秦土协定也是一个“地方性的”协定，它使南京政府既可从绥靖政策中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又可把这个协定说成是无啥重要的协定。它把塘沽协定所规定非军事区的界线延伸到察哈尔省，从而使这个省的大部分地区“非军事化”了。它也规定了要把反日的官员撤职、限制汉人向察哈尔移民以及解散“反日机关”（即所有的国民党机构）。此外，日本还取得向省政府派出文职“顾问”及军事“顾问”的权利；随着这些顾问们在七月份的到来，内蒙古自治化的计划便开始进行了。[36]
正当秦德纯代表南京同土肥原协商解决察哈尔问题时，委员长的另一个密使正乖乖地在缔订一项涉及河北这样重要的省份而且影响深远的协定。这个倒霉的特使就是何应钦。何是蒋最信任的将军之一，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四年一直担任军政部长。他的使命注定要使他成为学生示威和群众日益高涨的反日抗议的活靶子。何应钦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所签订的秘密协定规定，中国军队要进一步撤出河北，撤销国民党机关，解散在河北的抗日秘密会社，并在全中国取缔抗日活动。
当秘密的何梅协定的条款被公众知道时，南京政府矢口否认已经达成这样的协定，以图逃避批评。但是有关这个协定的事实俱在，明显得无法隐瞒。当二十九军根据协定规定的条款向南撤退时，整个华北笼罩着一种失望和愤怒的气氛。丧失东北四省和地处前沿的察哈尔省已经够丢脸了，但它和这次新危机所带来的屈辱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察哈尔省的人口还不到二百万，并且大部分不是汉族；但河北省的居民却多达二千八百万左右，而且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国家生活的中心地带。河北人民的反应近乎慌成一团，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命运前途莫测、于心不甘，不久就要被抛弃了。北京、天津、燕京和清华等著名大学的学生走向街头（象前一辈人在一九一九年五月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对本国领导人的贪污腐化和胆小如鼠比对日本人的行为更加忿恨。他们的示威不可避免地引起日本人指责那些负责履行何梅协定的中国官员不守信用。日本人要求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以取缔抗日活动。这就使得中国士兵和警察采取更为严酷的措施来对付示威的中国学生。当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实况以及对示威学生进行大规模逮捕、酷刑甚至屠杀的消息传开来时，就连国民党的最高机构对政府政策也有了不满情绪。八月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政治会议（中国的最高政治机关）通过一项不信任外交部长汪精卫的决议。第二天，汪便提出辞职。
但是，委员长不愿接受党的这个决定。他从“剿匪”前线赶回来，在庐山召开主要领导人会议，并派他的亲密朋友张群去劝汪打消辞意。八月二十二日，蒋向中央政洽会议的委员们保证，汪所执行的外交路线得到他的“完全支持”。[37]第二天，中央政治会议撤消了不信任案，于是汪也就收回了他的辞呈，蒋对绥靖政策不再受到干扰感到满意，于是又回到前线去完成他对共产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这时，共产党的队伍由于受到国民党炮火的打击以及长征的严峻折磨，人数已锐减到只有几千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的全体领导人齐集在南京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午九时三十分开幕仪式结束后，汪和其他的人正在南京大会堂前摆好姿势等待拍照，摄影记者中突然有一个人从摄影机背后拔出手枪，在警卫人员把他击倒之前，朝汪连发了三枪。事后查明，那个“摄影师”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他对汪的绥靖政策深感忿怒。由于蒋介石和汪之间长期不和，再加上晨光通讯社据说是同委员长有“关系”，蒋立即被怀疑与暗杀有关。这件事也象涉及蒋汪激烈倾轧的许多事件一样，至今真相不明。汪自己从来没有谴责过委员长与谋刺有牵连。由于那时两人意见已趋一致，关于蒋会同谋刺有牵连这一点似乎是不大可信的。*
汪被刺后受到重伤。加上旧病并发，他的伤处需要作两次外科手术和长时期的休养。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因为有一颗子弹无法取出，而且正如未能圆满地完成这次手术的外科医生们所预料的那样，它后来引起感染和其他并发症，终于加速了汪在一九四四年的死亡。
不公正地给汪戴上媚敌外交政策设计师的帽子这一事，对他一生造成的损害要比刺客的枪弹厉害得多。他在被刺不久就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这就说明了国民党继续支持汪所创始的外交政策。而蒋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公开声明中也表示继续支持这一政策。这个声明对日本所用的语调十分克制和温和。然而公众对于软弱的外交政策却是越来越反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学生义愤填膺，爆发了一连串有组织、有纪律并取得了空前成功的示威运动。他们提出“为什么不抗日？”这个老问题。事情就是这样，十二月的示威运动标志着这个问题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因为示威运动显示出如此巨大的力量，使人们再也不能加以忽视了。就连北京大学教务长胡适那样受尊敬的教育家如果去劝告学生规规矩矩、“听从政府”，也准会被轰下台来的。[38]
委员长不会是一个能被汹汹群情所动摇的人——那怕人们是出自爱国的义愤。他更不会因示威学生高呼口号而有所感动。学生们对他的说法提出了疑问：即，学生最能为国效劳的办法是，信任国家领导人并回学校去学习。他更绝对不会赞成那些有可能使他的死敌共产党人喘一口气的要求，因为看来最后消灭他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因此，他就给一二·九运动（这是对那一连串示威抗议活动的总称）戴上了红帽子，这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反对蒋的“首先安内”政策的人还继续遭到逮捕。不过，由于学生赢得了政治发言权并使他们的宣传方式日臻完善，全国人民开始知道（在此以前他们还不知道）需要有一个“首先攘外”的政策。这样就使汪精卫的名字越来越和令人厌恶的称呼“汉奸”（卖国贼）联系在一起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上海被暗杀了。唐是汪同日本人谈判的私下牵线人和多年的老朋友。一九三六年二月，汪乘船前往法国进行长期疗养，看来他此后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前景的确十分黯谈。
与此同时，日本企图建立有利于她的华北自治区的野心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位于北平以东十二英里、一度以大运河终点而闻名的城市通州，发表了一个使占河北省三分之一的东北部地区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宣言。这个新的政权包括二十二个县，这些县原来就是塘沽协定所规定的非军事区，而且已经根据何梅协定把国民党的势力清除出去了。在这个地区内约有五百万人口，有蕴藏量丰富的开滦煤矿，还有满洲国通往平津地区的铁路干线。新政权的建立者在成立宣言中说：他们对南京政府无法在中国消除共产主义感到不满。所以新政权取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又把委员会改称为政府）。在以后的二十七个月中，一直到冀东政府被并人另一个更大的傀儡政权之前，它成了帝国陆军搞华北自治运动的急先锋。委员会主席殷汝耕在宣布建立政权的时候明确指出：这仅仅是华北五省最后合并为一个自治区的第一步。*至于其他类似的计划，帝国陆军各派遣军司令部也都得到了笼统的授权去搞各自的自治运动。就在冀东政权建立前六周，核心内阁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重申了要削弱国民党在华北的影响的决定，而且其措词笼统得足以使陆军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除了使用民国初年的五色国旗外，冀东政权没有多少象个政府那样的排场。它的总部就设在古老的孔庙里。尽管没有一个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在外交上承认它，外交事务还是叙由主席殷汝耕来掌管。军务也同样由他掌握。所谓的军务就是指保安队而言。它是一支由当地征募来的、由日本军官来训练的、负责维持治安的庞大的民兵队伍。在整个塘沽协定时期，保安队一直都是为日本利益服务的。在新政权刚开始的头几周里，它受命不让一二·九运动蔓延到冀东地区来。当一九三七年七月驻在通州的保安队反正，并杀死市内大约二百五十个日本和朝鲜侨民时，这种指望保安队会效忠的做法的危险性才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冀东除了有着明显的战略重要性之外，后来证明，这个地区之所以有价值还在于它可以对中央政府施加经济压力。[39]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早已在塘沽协定所规定的地区内开始了，这时在冀东当局的包庇下那就更加大大猖獗起来。鸦片和其他麻醉毒品是从满洲国和察哈尔运进这个地区的，而种植罂粟在满洲国和察哈尔都是得到日本当局鼓励的。[40]这种非法贸易都操纵在日本人和高丽“浪人”（流氓）*手里。一九三五年以后，这些人已成了当地新增加的人祸。经由冀东走私外流的白银数量之多，使南京政府稳定币制的措施受到严重破坏。此外，为了不让南京政府得到它极端需要的财政收人，为了加强日本本身萧条的出口市场，当大量未经征税的商品毫无节制地由日本通过冀东不断涌人华北市场时，日本当局却伙同冀东当局故意不闻不问。即使货物通过冀东当局所设的关卡时，所抽的税也远低于中国海关规定的税率。[41]很难弄到可靠的统计数字，但走私规模之大，却可从有关国家向日本提出的强烈抗议中看出一些苗头，因为这些国家给予中国的贷款以及中国付给他们的赔款都是以中国的关税收入来担保的。[42]
冀东的这种做法使殷汝耕获得华北头号汉奸的臭名，而且大大地减少了日本力图说服中国人相信“中日合作”乃出自诚意的可能性。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在冀东政权建立的前几天，奉命向蒋介石和他的新任外交部长张群解释日本在华北的意图。有吉明硬说自治运动是基于“人民自发的愿望”，而不是因为日本人要坚持这样做。针对这种说法，张群回答说：“事实很明显，如果日本召回土肥原将军，……自治运动恐怕马上就会结束了。”[43]
至少在当时，土肥原和大陆各派遣军司令部其他一些人所赞同的五省自治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使冀东脱离中国固然不至于引起一场大规模战争，但是更为宏大的华北国计划则一时还是行不通的。不过大陆派遣军司令部却提出了另外一个比较有节制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要在冀、察两省建立一个政务委员会。在日益高涨的示威和刺杀亲日的官员及记者的浪潮中，中日双方一直为此目的进行了整整两个月（一九三五年动乱的十一、十二两月）的谈判。这一地区的中国军权掌握在宋哲元将军手里。他一方面受到公众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日本陆军的压力。土肥原将军对宋进行多次访问后，宋得出了蔑视学生容易、蔑视帝国陆军难的结论。因此他于十一月三十日向南京发出电报说：“华北局势日益紧张，目前已无法控制矣。”[44]电文的意思是：宋马上就要向日本屈膝投降，并将仿照冀东政权建立一个分裂主义的政府。南京不愿意让来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华北政权，于是决定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到这个地区去。在何、宋和日本人三方面协商之后，一个妥协性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出笼了。国民党在华北保留了一点面子和地位，代价是南京同意两省在事实上的自治。名义上，南京有权任命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但事实上这项任命必须征得日本人的同意。结果，委员会中包括好几个在管理塘沽协定地区方面一贯积极地同日本人合作的人在内。有些人实际上从臭名昭著的“西原贷款”之日起便和日本人进行合作了。*在委员会中还有一种明显的安福系色彩，而安福系这个声名狼藉的亲日派是军阀全盛时期在华北发展起来的。
政务委员会这种机构早有先例。最著名的是已在广州成立了好几年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管辖广东和广西两省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名义上是南京政府的一个下属单位，它的军队在名义上同样也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南京只能在西南政务委员会自己任命的领导人可能容忍的范围内在西南两省行使权力。除了名义之外，它实际上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权。西南和冀察这两个政务委员会都是不断使中央政府苦恼的事物。这明显地证明，共产党人并不是国家统一的唯一阻力。两个政务委员会都使南京的财源减少，并且使政府改革财政的努力受到破坏。南方的政权能够而且的确谴责过中央政府对日本的妥协政策，并使它十分难堪，而北方的政权则是妥协政策的明显的结果。
当一九三六年各方面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指向南京的时候，“首先安内”政策的讽刺意味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只要日本对华北的入侵不被阻止，安内就不可能得到实现。一九三六年，中国慢慢地走向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且改变了允许日本在华北毫无阻碍地扩张其势力的“首先安内”政策。这年的十二月，戏剧性的西安事变解决了由蒋介石“先统一后抗战”这一口号所挑起的争论。[45]当蒋坐镇西安发动对共产党的第六次“围剿”时，他被自己的“剿匪”将领绑架了。他当了两个星期的俘虏。当全世界都等着听他的消息的时候，一种值得注意的民族团结精神在中国形成了。延安、西安和南京的领导人都突然认识到：把蒋杀掉将会把国家推入全面内战的深渊，而且只有日本能从因此造成的大混乱中得到好处。甚至莫斯科——它由于罗马—柏林—东京当时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公约而感到不安——也认识到中国进一步分裂的恶果，因而也来帮助调解把蒋释放出来。一九三六年圣诞节前夕，蒋获得自由，西安的插曲也就结束了。虽然委员长没有为此签署什么书面文件，但是他显然默认了停止反共内战以及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是那些把他抓起来的人提出来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新年已经在“一个不吉利的调子中”开始了。
中国突然出人意料之外地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为之震惊。打个比喻说，这个国家似乎正在搔头皮，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虽然在报纸上也谈论过对华政策要改弦易辙，但却没有指出要朝什么方向去改变。看来日本是最不能够理解中国的新情况的国家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但却是千真万确的。[46]
* 汪最著名的狱中诗原文如下：慷慨悲歌过燕市，笑语从容入囹圄。延颈受戮无穷乐，唯此不负少年头。
* 斯卡拉皮诺和俞合著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第38页，引《民立报》的说法。按照詹姆斯·雪利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第59页）的说法，汪的那种带有儒者“味道的大公无私（和）富贵不能淫”的自制力，使他在一出关于辛亥革命的戏剧中赢得了“圣人”的绰号。
* 在法律上，行政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但按实权来说，与文官，政府平行的各种军事机构的权力却大得多。最高的军事当局是军事委员会，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六年，蒋介石一直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 改组派是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简称。
* 日本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三年先后侵占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等四省，被合并成为伪满洲国。中国人总是避免使用满洲国这一名称。
* 这是三十年代常用的一种安排，以便绕过开起来较不方便的内阁全体会议。它有时称为四相会议。这四相是首相、外相和陆海两相。有时四相会议加上了外相或内相，扩大成为五相会议。
* 但是，汪夫人不但相信委员长要对暗杀她的丈夫一事负责，而且公开也这样说。（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卷第175页）
* 其他预定要合并进去的省份是：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
* “浪人”本来的意义是指没有主人的武士，即主人死后飘泊无依的武士。在现代，当这个词开始广泛用以指从事走私、贩卖毒品和其他非法活动的流氓兵痞时，它便含有贬意了。
* 西原龟三于一九一七年被寺内首相派往北京，就几笔贷款事宜与亲日的段祺瑞政府进行了谈判。作为总额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的贷款（其中多数未经接受者说明用途）的报酬，日本取得了在华北的各种特权。〔译者按：《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载叶恭绰写的《西原借款内幕》一文指出：西原借款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英、俄、法等帝国主义无力东顾，勾结北洋军阀段祺瑞谋取在华的铁路权利以及其他特权的阴谋活动。而该项借款又大部分被段用于打内战，从而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分化中国的毒计。〕
[1] 可参阅詹姆士·雪利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林翰望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霍华德·布尔曼的《汪精卫：政治人物简介》。
[2] 见迈克尔·加斯特的《中国政治革新过程中的改革与革命》。
[3] 访问松本重治谈话记录。
[4]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第289页。一九四四年汪精卫死前不久，曾告诉西园寺他取这个名字的原因。
[5] 见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第一卷第34页。宣统皇帝后来成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康德，而在西方国家倒以亨利·溥仪闻名。
[6] 见约翰·根室的《亚洲内幕》第263页。
[7] 同上。另见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03页。
[8] 见詹姆士·雪利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第47页。
[9] 详情可见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及乔治·俞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汪精卫没有成为“丙组”的成员，因作为“丙组”的成员必需戒酒。
[10]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142页。
[11] 吴天成的《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动的政变》一文，详细记述了这次事件。
[12] 见哈罗德·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第92—93页。
[13] 见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第29页。
[14] 罗伯特·佩思的《蒋介石传》第58页，引蒋的一次讲话。
[15] 杰罗姆·陈的《国民党左派的定义》一文，谈到孙的遗嘱。
[16] 见皮雄·罗的《蒋介石的策略的新估价》一文。
[17] 见董显光的《蒋介石传》第149页。
[18] 见汪精卫的《中国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第13—23页。
[19] 见罗伯特·佩恩的《蒋介石传》第 157页。
[20] 见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第41—42页。
[21] 见罗伯特·佩恩的《蒋介石传》第156页。
[22] 见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第42页。
[23] 见韩素音的《死亡之花》第179页。
[24] 见约翰·以色列的《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第82页。
[25] 同上书，第83页。
[26] 见埃汉德·克拉布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第172页。
[27]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143页引有此语。
[28] 同上书，第132页和第135页。译文是意译的。
[29] 见汪精卫的《中国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第116—117页。
[30] 同上书，第116页。
[31] 同上。
[32] 同上书，第113—114页。
[33] 孙中山的这几句话是在一九一七年说的。他说的完整的话如下：“如果中国需要找盟邦的话，就不外乎是日本和美国。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同生共死的关系。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就没有日本。”（着重点是原有的。）见孙中山的《中国与日本：天生之友而非天生之敌》第113页。
[34] 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71—72页。
[35]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50页。
[36] 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118页，详述了秦德纯—土肥原协定。
[37] 同上书，第135页。
[38] 见韩素音的《死亡之花》第376页。
[39] 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 172—173页。
[40] 见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文件”CE第393页。
[41] 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 172页，有一表说明部分差别性关税率。
[42] 实例可见多萝西·布格的《美国与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的远东危机》第 178—180页。
[43]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66页。
[44] 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162页。
[45] 范斯莱克的《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第五章，详述了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各方面。
[46] 见约瑟·格鲁的《在日本的十年》第193页。
posted by BFF @ 9:5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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