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s ADVANCES

Trying to get rid of surfing, wasted too much time, any suggestion?.......................... 七宗罪?............................... 1,没有原则的政治;2,不劳而获的财富;3,没有理智的享乐;4,没有特点的知识;5,没有道德的商业;6,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7,没有牺牲的崇拜。............................................. 虽然这是圣雄甘地说老印的.......

Monday, July 24, 2006

张五常:汇管有无与脉搏倒跳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中国今天还有外汇管制吗?很难说。写这个问题,因为不久前发表《从曾荫权到刘诗昆》,提到港元转钩人民币不需要等到中国完全解除汇管,跟着说:「这方面,蒙代尔的看法与我不同。我知道他在哪里有误解,会向他澄清。」

几位同学要求我向读者澄清。有两点。其一是中国货币制度的经验与西方货币政策的困难,解释过多次,这里不再说。其二是外汇管制。很多时,希望北京清除所有汇管,我会强调汇管还存在。其实,如果我说中国今天没有真的汇管,打起官司,会赢。在中国做生意,暗渡陈仓地避开汇管,不需要很「暗」有好些日子了。

翻阅自己的英语旧文,有两处提到汇管若有若无。其一是一九八八年九月写的:「很难说在哪个意义上,目前的中国还有汇管存在。」(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六九七页。)其二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写的:「外汇管制仍然官式地存在,但随时可以绕道而行,花一点额外费用——我的估计是汇款的百分之零点二与百分之一之间——通过漏洞。」(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九十二页。)

可不是吗?香港人熟知的地上钱庄或银号,顾客要买或要卖多少人民币皆可成交,而汇钱到中国去,通过钱庄比通过正规银行简便——这些方便有十多年的日子了。巨额款项的出出入入,有灰市可走。北京当局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活动,只是见到效果可以接受,忙顾左右而已。如果大事压制,中国的经济不会有今天。

外资大量涌进中国起码十年了。有汇管?难道他们发神经?我在《南窗集》数次提及的中外合资合约,清楚写明,发明专利与商标的使用费,一律可以汇到外地去,没有汇管。

上述可见,这些年中国有汇管之说不绝于耳,其实政府没有说要管的,可以做。这样,灰色地带多得很。所谓灰色地带,是政府可管也可以不管。北京不傻,知道发生着些什么事,但见不到不良效果,反对压力不大,不管。老外机构一般不敢或不懂得走灰色地带,出现了我见到的中外合资合约。今天的情况当然比九七年还要宽,只是官式汇管还存在,国内银行的正规操作出现了千奇百怪的「准」与「不准」,高深莫测,反映着交易费用略高。这是说,官式汇管存在,多了一点麻烦。这样,说因为有效应所以有汇管,也是对的。

说过了,跟踪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懂得掌握那里的脉搏跳动。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旁观者在岸上大声疾呼,听到,于是这里摸一下,那里摸一下,奇怪是这样过河可以过得那么快。熟能生巧吧。

要掌握中国的脉搏跳动,任何法例你要读到字里行间。在中国,法例说可以做,一定可以;说不可以做你要细想有哪个弯可以转,或哪个洞可以穿。政府不堵塞漏洞,多半是默许,不妨调查一下有多少人尝试过,你多半会发觉自己是最蠢的。美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在美国,法例说不可以做,一定不可以,试走弯路会焦头烂额;但法例说可以做,往往不可以。后者可见于土地的发展及使用。法例说得清楚可以这样那样,但到申请依法使用时,要通过多个部门审核,其中环保最麻烦;更头痛是要通过聆讯会议,市民联手反对,你的投资会血本无归。

朋友,你选哪一种?中西双方的脉搏倒跳,是奇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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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让我先覆高斯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中国未来」系列写了八篇,正要动笔写第九,却认为在程序上要先覆高斯。事情是这样的。这系列的第六篇——《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自己重视,要求高斯的助手王宁翻译给老人家看。九十五岁的高斯读后,说「极端有趣味」,提出好些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提出,不能不回应,何况这系列写得辛苦,回应高斯可以松弛一下。会再要求王宁翻译给高斯。

亲爱的郎奴:



王宁传来你的问题,综合起来有四个,试覆如下:



(一)你问,我提到杭州的工商业俊秀是哪些人,从哪里来,为什么会集中于杭州?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平均年龄大约四十岁,做得你的孙儿,做得我的儿子。斗青年才俊多,杭州当然比不上上海等大都会,但以人口比例算,杭州胜出无疑问。该市有一个天下知名的西湖,不大,优美,曾经诗人云集。杭州自古繁华,而今天的盛况是回复到宋代诗人所描述的了。浙江是今天中国一个比较富裕的省份,工商业的才俊跑到杭州去,看着西湖,想着中国的古文化,创生意,不是很有意思吗?今天杭州的人均每年收入,达四千多美元,以中、美双方的物价调整,应该逾万美元了。屈指一算,如果整个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杭州水平,物价调整后,中国的国民实质总收入会比美国的高一倍。



杭州有一个经济学会,会员绝大部分是工商业家,没有读过经济的。我敢打赌,这学会的成员对真实世界的经济认识,平均算,会远高于你和我知道的任何国际经济学会。史密斯当年没有受过正规的经济教育,写下了《国富论》,之后没有谁达到那样的水平。



二十年前,今天杭州的工商业家是大学生,一般读过我结集成书的《卖桔者言》。今天我到杭州,免费午餐不在话下。但你可以想象我的尴尬:每次到杭州,他们请我吃饭,说要拜我为师。胡说胡说!应该是我拜他们为师才对。



年多前,你还算是一位成员的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访中国,我带他到杭州去。十多二十个青年才俊大宴我们于西湖旁的贵宾厅。餐后摄影留念,院长对我说:「看来主角是你,不是我。」我于是给院长作第二次介绍:「这位院长是高斯的老板。」主角立刻转到院长那边去!不知院长回美后有没有对你提及这件趣事。可见中国事业有成的青年对你万分尊敬,应该的,因为没有高斯定律的思维中国不会有今天。你会很喜欢杭州的工商业家。他们对真实世界知得多,客观,分析能力强。有这些本领,有没有读过经济毫不重要。



你要知道他们做些什么,告诉你吧。一位做期货,很成功。一位管理升降机工厂,是美国牌子,产量占世界百分之十一。此君说今天地球上一半的新升降机用于中国。你会喜欢听到的数据,是十多年前开始时,百分之九十的零件由外地进口,今天倒转过来,百分之九十产于中国,而这几年制产出的升降机出口美国了。一位产出水泥的,听说是中国从水泥进口转为水泥大出口国的一个主要人物。一位造染料,供应世界百分之二十一,最大。一位做房地产,听说在《财富》榜上有名。此君对地产市场的分析十分老到。后来我在上海听郎朗钢琴演奏,散场时见到他。一个地产商从杭州跑到上海听一场古典音乐,应该说着些什么。



(二)王宁说你要多一点理解我说的中国独有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这容易,因为对你说是行家说行话。你会记得一九六九的春天,在温哥华的一个渔业研讨会中,一位(几年前获诺奖)在座的提出:「把公海渔业改为私产,只能有一个大业主,所以鱼产品之价会是垄断之价。」我立刻回应:「怎么可能呢?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农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出去给无数农民,农民竞争,农产品之价会是竞争市场之价。」当时你坐在旁边,轻声说我对了,说了三次,过了几天你又再说我对。



北京当局是大地主,拥有中国的所有土地。大致上,他们把土地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整个国家的数以百计的县,而县又再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无数用家。你知道我推翻了马歇尔的佃农理论,但马氏不简单,在一个注脚中差不多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注脚和我的理论加起来,说,分成率可以不变,只要有一个价值够高的变量可以调整,竞争下会达到最高效能的资源使用。



撇开沙石,中国的地区情况可以这样看。分成率是税率,税收再分也是佃农分成。这些分成率是划一的。重要的变量调整是地价。土地投资基建由县处理,卖地收入也要与上头分帐。重点是地价可以从很高下降到零之下(后者是补贴招商)——这样,县的土地投资往往要亏蚀。但他们不傻,不会明知故犯地做亏本生意:税收分成他们可以赚回来。他们于是在土地使用决策与地价调整的范围内争取最高的税收,也即是争取最高的租金收入。每个县是一家公司,争取土地租金总收入的极大化是正确不过的经济原则。县与县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大家拼命招徕,而又因为没有劳动人口土地不值钱,他们善待工人。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精彩的分成制度,把整个国家以合约组合起来。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今天还继续飙升的主要原因。



(三)转谈合资合约。你或许记得,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尔摩,步下诺贝尔奖台时你向我招手,我走前恭贺,你第一句就要求我继续合约研究。当时你说知道美国有一个机构,有很多工商业的合约版本出售。我的回应,是早就知道这机构,一九七六年由美国国家研究基金出钱给我买下数百份合约版本,绝大部分是知识产权与商标的租用合约。这研究很困难,所获甚少,但在这研究中我知道,这些租用合约很难监管,续约常有争执,打官司如家常便饭。



三年前一位同学要写博士论文,不知从哪里弄来十多份中外合资合约,找我求教。我懒得管,躺在沙发上睡觉。她高声把合约读出,只听几句我就跳起来了。原来这些合资合约,不少是知名大机构的,一律是通过合资而互相监管的知识与商标的租用。这个同学调查得相当彻底,知道施行一般畅顺,合资双方皆大欢喜。没有读过她写成的论文,但与她多番研讨中,知道该论文重要。



如果你还是《法律经济学报》的编辑,如果我还年轻,再如果这些合资合约可以公开引用,我可以在一个周末写好一篇你不能不放在学报首位的文章。可惜这类有趣而重要的文章,今天的经济学报早就见不到了。



(四)这就带来你提出的第四点:中国怎样才能避去美国经济学的不良影响,来一个中国经济学的大跃进。机会不高,但存在。我每星期发表三篇专栏,大约一半是关于经济的,网上转载无数,而几年前完工的三卷本《经济解释》,虽然在中国没有发行,从网上打印下来的「盗版」无数。不记得多少次在街上遇到要求我在盗版上签名的同学,当然来者不拒。



重点是我坚持经济的唯一用场是解释世事,就是建议政策也要先求解释。有不少中国学子搞博弈理论,但毫无解释力,看来搞不上去。最近北京搞新制度经济学的朋友出版了一本刊物,也转载我的专栏。还有两个地方要用《经济解释》为名出刊物,我不反对,希望他们不会吵起来。



如下的数字可能给你一点安慰。「高斯定律」一词(国内称科斯)在中文网页出现过六万六千次;我的「佃农理论」差一点,五万四千次——都了不起。「经济解释」一词是我于一九八九发明的,你猜中文网页出现过多少次?二千七百万次!



(「中国未来」系列之九)


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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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让我先覆高斯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中国未来」系列写了八篇,正要动笔写第九,却认为在程序上要先覆高斯。事情是这样的。这系列的第六篇——《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自己重视,要求高斯的助手王宁翻译给老人家看。九十五岁的高斯读后,说「极端有趣味」,提出好些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提出,不能不回应,何况这系列写得辛苦,回应高斯可以松弛一下。会再要求王宁翻译给高斯。

亲爱的郎奴:



王宁传来你的问题,综合起来有四个,试覆如下:



(一)你问,我提到杭州的工商业俊秀是哪些人,从哪里来,为什么会集中于杭州?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平均年龄大约四十岁,做得你的孙儿,做得我的儿子。斗青年才俊多,杭州当然比不上上海等大都会,但以人口比例算,杭州胜出无疑问。该市有一个天下知名的西湖,不大,优美,曾经诗人云集。杭州自古繁华,而今天的盛况是回复到宋代诗人所描述的了。浙江是今天中国一个比较富裕的省份,工商业的才俊跑到杭州去,看着西湖,想着中国的古文化,创生意,不是很有意思吗?今天杭州的人均每年收入,达四千多美元,以中、美双方的物价调整,应该逾万美元了。屈指一算,如果整个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杭州水平,物价调整后,中国的国民实质总收入会比美国的高一倍。



杭州有一个经济学会,会员绝大部分是工商业家,没有读过经济的。我敢打赌,这学会的成员对真实世界的经济认识,平均算,会远高于你和我知道的任何国际经济学会。史密斯当年没有受过正规的经济教育,写下了《国富论》,之后没有谁达到那样的水平。



二十年前,今天杭州的工商业家是大学生,一般读过我结集成书的《卖桔者言》。今天我到杭州,免费午餐不在话下。但你可以想象我的尴尬:每次到杭州,他们请我吃饭,说要拜我为师。胡说胡说!应该是我拜他们为师才对。



年多前,你还算是一位成员的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访中国,我带他到杭州去。十多二十个青年才俊大宴我们于西湖旁的贵宾厅。餐后摄影留念,院长对我说:「看来主角是你,不是我。」我于是给院长作第二次介绍:「这位院长是高斯的老板。」主角立刻转到院长那边去!不知院长回美后有没有对你提及这件趣事。可见中国事业有成的青年对你万分尊敬,应该的,因为没有高斯定律的思维中国不会有今天。你会很喜欢杭州的工商业家。他们对真实世界知得多,客观,分析能力强。有这些本领,有没有读过经济毫不重要。



你要知道他们做些什么,告诉你吧。一位做期货,很成功。一位管理升降机工厂,是美国牌子,产量占世界百分之十一。此君说今天地球上一半的新升降机用于中国。你会喜欢听到的数据,是十多年前开始时,百分之九十的零件由外地进口,今天倒转过来,百分之九十产于中国,而这几年制产出的升降机出口美国了。一位产出水泥的,听说是中国从水泥进口转为水泥大出口国的一个主要人物。一位造染料,供应世界百分之二十一,最大。一位做房地产,听说在《财富》榜上有名。此君对地产市场的分析十分老到。后来我在上海听郎朗钢琴演奏,散场时见到他。一个地产商从杭州跑到上海听一场古典音乐,应该说着些什么。



(二)王宁说你要多一点理解我说的中国独有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这容易,因为对你说是行家说行话。你会记得一九六九的春天,在温哥华的一个渔业研讨会中,一位(几年前获诺奖)在座的提出:「把公海渔业改为私产,只能有一个大业主,所以鱼产品之价会是垄断之价。」我立刻回应:「怎么可能呢?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农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出去给无数农民,农民竞争,农产品之价会是竞争市场之价。」当时你坐在旁边,轻声说我对了,说了三次,过了几天你又再说我对。



北京当局是大地主,拥有中国的所有土地。大致上,他们把土地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整个国家的数以百计的县,而县又再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无数用家。你知道我推翻了马歇尔的佃农理论,但马氏不简单,在一个注脚中差不多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注脚和我的理论加起来,说,分成率可以不变,只要有一个价值够高的变量可以调整,竞争下会达到最高效能的资源使用。



撇开沙石,中国的地区情况可以这样看。分成率是税率,税收再分也是佃农分成。这些分成率是划一的。重要的变量调整是地价。土地投资基建由县处理,卖地收入也要与上头分帐。重点是地价可以从很高下降到零之下(后者是补贴招商)——这样,县的土地投资往往要亏蚀。但他们不傻,不会明知故犯地做亏本生意:税收分成他们可以赚回来。他们于是在土地使用决策与地价调整的范围内争取最高的税收,也即是争取最高的租金收入。每个县是一家公司,争取土地租金总收入的极大化是正确不过的经济原则。县与县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大家拼命招徕,而又因为没有劳动人口土地不值钱,他们善待工人。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精彩的分成制度,把整个国家以合约组合起来。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今天还继续飙升的主要原因。



(三)转谈合资合约。你或许记得,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尔摩,步下诺贝尔奖台时你向我招手,我走前恭贺,你第一句就要求我继续合约研究。当时你说知道美国有一个机构,有很多工商业的合约版本出售。我的回应,是早就知道这机构,一九七六年由美国国家研究基金出钱给我买下数百份合约版本,绝大部分是知识产权与商标的租用合约。这研究很困难,所获甚少,但在这研究中我知道,这些租用合约很难监管,续约常有争执,打官司如家常便饭。



三年前一位同学要写博士论文,不知从哪里弄来十多份中外合资合约,找我求教。我懒得管,躺在沙发上睡觉。她高声把合约读出,只听几句我就跳起来了。原来这些合资合约,不少是知名大机构的,一律是通过合资而互相监管的知识与商标的租用。这个同学调查得相当彻底,知道施行一般畅顺,合资双方皆大欢喜。没有读过她写成的论文,但与她多番研讨中,知道该论文重要。



如果你还是《法律经济学报》的编辑,如果我还年轻,再如果这些合资合约可以公开引用,我可以在一个周末写好一篇你不能不放在学报首位的文章。可惜这类有趣而重要的文章,今天的经济学报早就见不到了。



(四)这就带来你提出的第四点:中国怎样才能避去美国经济学的不良影响,来一个中国经济学的大跃进。机会不高,但存在。我每星期发表三篇专栏,大约一半是关于经济的,网上转载无数,而几年前完工的三卷本《经济解释》,虽然在中国没有发行,从网上打印下来的「盗版」无数。不记得多少次在街上遇到要求我在盗版上签名的同学,当然来者不拒。



重点是我坚持经济的唯一用场是解释世事,就是建议政策也要先求解释。有不少中国学子搞博弈理论,但毫无解释力,看来搞不上去。最近北京搞新制度经济学的朋友出版了一本刊物,也转载我的专栏。还有两个地方要用《经济解释》为名出刊物,我不反对,希望他们不会吵起来。



如下的数字可能给你一点安慰。「高斯定律」一词(国内称科斯)在中文网页出现过六万六千次;我的「佃农理论」差一点,五万四千次——都了不起。「经济解释」一词是我于一九八九发明的,你猜中文网页出现过多少次?二千七百万次!



(「中国未来」系列之九)


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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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从大包干到输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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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再从中国经改的第一阶段(一九八○至一九九二)说起吧。

一九七九年到广州探访离别了二十二年的姊姊,她和姊夫都是医生,解放前起在政府机构工作,深知国家的情况。弟弟既然是制度专家,他们当然有问必答,言无不尽,只几天我学得很多。一天晚上,姊夫走尽后门,安排了一个国家级的地方晚宴。邀请的贵宾中有我后来称为立叔的梁尚立。难以忘怀是宴后没有人收钱——国家职工都下班走了。这是今天没有学好的一些经济学者还支持的国企的本质吧。

从那时到一九八一动笔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我想的是怎样从一个以等级界定权利的体制改革为一个以资产界定权利的体制。当时身在美国,虽然听到有「承包」这回事,却没有想到那是后来改革产权的关键信道。我的意识是中国不能再来一次流血革命,而历史的经验,以宪政或法例改革产权结构,只能轻微修改,革命性地以法例改革,历史没有出现过。日本明治维新的史实我清楚,那只是把私有土地加上转让权,而明治之前的土地转让已经在灰色市场出现了。一九八二回港工作,知道国内的农地承包开始盛行,我意识到承包合约是中国产权改革的命脉。有前车可鉴:中世纪时代的欧洲,类似的通过合约安排改革土地产权有成功的先例,虽然演变缓慢,用了两百年。

看官须知,当时的欧洲,或古代的中国,「租」与「税」是同义的字。郡主收租是承包制,而如果郡主施政,提供保安及公共服务等,成为政府,收的租就称为税,而有一段长时期租与税是分不开来的。中国在共产政制下,产品上缴然后下拨,税就谈不上;承包是「留成」之后上缴,我就推断税制会出现,想不到来得那么复杂。今天简化了不少,还是太复杂。至于中国能在几年间差不多走完了欧洲中世纪走过的路,我意想不到,但不觉得奇怪。当时农业承包似火燎原,大家有利可图,加上政府鼓励,不快才奇怪。

感谢蔡俊华。他把多年搜集的农业承包历史资料,倾囊相授,使我能在一个星期之内写好了《从「大锅饭」到「大包干」》(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表),从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写到生产大队到生产小队到包产到组、到户、到劳,以至一九八三盛行的大包干。不容易找到更为层次分明的农业改革发展,而经济理论又可以大展拳脚的。

一九八三兴起的大包干的「干」,是指三项征收。一是公粮(农业税,不久前法定取消);二是公余粮(价管下政府征购农产品,取消价管后不存在);三是集体提留(福利金与公积金——后来改了称呼——据说不久前跟着税一起取消,引起不少问题)。大包干是开始稳定下来的承包制,而如果承包合约的年期够长,加上可以转包,土地的使用权与包「干」之后的收入享受权能到「户」,土地作为资产就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推到尽,承包合约是一张地契,转包是土地买卖,年期够长与私有土地是没有分别的。

大包干是通过承包合约把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在农业推行得顺利,因为:一、土地的划分容易界定;二、土地既不会贬值,也不会遗失;三、从干部等级界定权利转向土地资产界定权利时,昔日的生产队长或农村等级较高的干部,一般能承包较大的土地面积。从高斯定律的角度看,明智的做法是界定了土地资产权利再作打算。后来转包导致土地再分配,而地区政府征用土地往往引起纠纷,这情况到今天还没有处理得好。

提到高斯,炎黄子孙要感谢这个人。私有产权是「私」字当头,北京不容易接受(就是今天他们以「民」为「私」)。但清楚的资产权利界定北京却接受了。其实以资产界定权利就是私产,只是在高斯之前没有谁说得清楚。见北京不反对权利界定,我就不断地以高斯之见下笔推销。

一九六八年作合约研究时,我指出在高斯定义下的私产要有清楚界定的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与自由转让权。所有权(ownership right)是不需要的。当年英国的私人土地是没有私人所有权的。这一点,我曾经读过两巨册英国法律史,再跟艾智仁及高斯研讨过。肯定私产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见到北京要维护土地国有的社会主义形象,一九八五年我建议把两权分离:所有权为国有,使用权为私有。于今回顾,那是邓小平后来提出的两权分离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五年前在北京遇到一位D校院长,他记得一九八六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讲话,提出两权分离,在座很少人相信行得通,而跟着上头通告不要相信我说的。

跑到首钢的宿舍住了几天,是为了研究工业承包。说有兴趣调查,香港新华社立刻同意提供任何资料,有问必答,而使我难以下台的是查济民生先寄给港大一张支票,作为研究经费。其实当时港大的经费不紧张,但查先生出了手,我不能临阵退缩。结果是写了结集为《再论中国》的文章,但工业承包的研究不足以独立成书。

是非常头痛的调查。我要求的工业承包合约,只几天就送到,无从入手是因为内容频频转换,只几个月就面目全非。当时的中国是转变得太快了。我跑福州,跑北京,跑杭州,跑温州,走马看花,花多眼乱。变得太快当然难以捉摸,但一九八七年初我肯定工业承包的困难所在,有五点。一、工业机构内的资产一般共享,不能像农地那样界定划分。二、厂房与设备、机械等会贬值,或受到破坏,既为国营,政府不能不管,而投资额是多是少,由谁负责,吵个不休。三、工业的生产程序远比农业复杂,需要的层层承包(即判上判),政府干预起来很头痛。四、工业变化大,亏损可以如家常便饭,无「干」可包也。五、工业以生意头脑为重,当时法定的最高月薪是人民币二百五十,天才怎会服气呢?

考虑到上述种种,我建议北京快刀斩乱麻。是简单的三步。一、政府偏低地评估一家工厂的资产净值,收低息为「干」。二、按资产净值发行股票,免费分配给厂内员工,不妨仿效美国棒球世界锦标赛分红时球员互相投票来决定谁分多谁分少。三、让股票在市场自由转让。

犹豫不决,北京没有这样做。几位北京朋友让我数番拍案解释,但我相信他们对国企还可以改善挽救的幻想是诚恳的。结果是没有垄断权益的国企,一般的收场是输清光。是的,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因为要照顾国家职工,好些国企送出去也没有人要。其后,私营企业急升,国企亏蚀严重,朱镕基迫着要关水喉,显示着输光还不止也。再其后,国企容许买家解雇职工,由地区政府负责,地产值钱,国企可以沽出。

一九八一年我白纸黑字地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的地方,会是那些容易维护垄断权益的国企。不幸言中。今天还有些大名鼎鼎的教授说国企可取,要维护,不知是哪种学问了。

是重要的一课。国企输光是社会的代价,但为了改革制度,输光也可取!当时看这代价庞大,但今天回顾,微不足道。

(「中国未来」系列,之三)

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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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从贪污到通货膨胀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一九八三年,高干子弟拿着半吋厚批文走天下的传言时有所闻。我见过两张,有盖章但还没有填上内容。很难说卖批文是不是贪污。一九八四年,官商勾结的传言四起,贪污的声浪变得明显了。我当时是高兴的。

为什么听到贪污会高兴呢?当时改革的重点是要把以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前者,从下向上或从甲向乙获取例外的方便是走后门:是一种特权交易,算不上是贪污。做得过分不好看,但等级特权无从界定得一清二楚,后门交易要接受。我在大学作正教授近三十年,特权不少,找我求方便的人无数,知道自己可以乱来一下还是在权力的范围内,只是除了学术与跑街头巷尾我什么也懒得管。

贪污取代走后门,显示着等级特权开始瓦解。我早就知道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的过程中,贪污一定会出现,但想不到来得那么快,所以高兴。但到一九八五,北京考虑推出物品分类管制,我蓦然惊觉:那是印度!跟着大声疾呼。当时的北京与今天不同,摸着石头过河任何旁观者的提点他们都考虑。我大呼中国走向印度之路,北京的朋友也跟着叫起来了。

细心衡量,人类的权利界定制度大概只有三种。其一是以资产界定权利,其二是以等级界定权利,其三是以管制法例界定权利。三者都有减低租值消散之效,但从管制法例而得的收入,超越了政府指定的,我们称为贪污。巴拿马、印尼、印度等地方的经验,是管制法例的权利可以划分得清楚,可以制度化而固定下来。一旦制度化,改革就胶着了。

中国的改革要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其间必经之路是以管制法例界定权利。一九八五年的中国,管制法例无数,每项法例都可带来贪污收入,干部频频走位,彷佛在玩音乐椅游戏,只要音乐停顿下来,大家找到了座位,改革就终止了。当时不少学者建议中国的改革要缓进,我破口大骂,说不能让音乐停下来,宁可乱,也要快,否则不能冲过印度那一关。

以物品分类管制容易协助界定贪污权利,可幸北京最后没有推出。当时最常见的贪污行为是倒买倒卖。那是要有价格管制才能成事,而价管只能在国营企业才容易施行。当时我不太担心这价管可以持久,因为水出鱼,鱼饮水,羊毛出在羊身上,价管不是免费午餐,需要的庞大费用支持来自政府。问题是不少有特权的把价管得来的枱底收入,送子女到外地读书(一位伦敦大学的教授协助找英国学位,生意好得很)。倒买倒卖的收入当然不容易放弃,但以之支持子女留学的是定期费用,要解除价管很困难。

我花了不少墨水主张解除价格管制,尤其是为了维护价管的枱底收入,国企要争取垄断权益。当时杭州的丝织行业就要维护养蚕的专利,而丝的价管倒卖差不多是公开的秘密。支持价管的言论主要是恐怕物价上升,国家职工承受不起,骤耳听来言不成理,但一九九一年我认为不是全错。

一九八八年七月,邓小平与……于北戴河硬闯放开价格,闯不过。传言四起,政权局势很紧张,使我考虑取消佛利民到北京之行。但朋友说……之会已经约好了。九月十九日下午佛老与赵老谈得好,大家同意与不同意的地方说得清楚。想不到后来某刊物大做文章,说我要倒邓保赵,更想不到在八九年……天安门事发后,北京有两份内部文件说我和佛老是北京民运的主导者。我不认为是误解,而是政治的需要才把佛老和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今天还相信,间接上,赵总书记下台与他坚持放开价格有关连。

回头说八八年九月十九之会,……对解除价格管制的看法显示着他对经济有深入的理解。政治不论,经济上他与佛利民只有一点分歧。佛老认为要立刻解除外汇管制;赵老同意汇管要解除,但要在解除国内所有价格管制之后。两个都对!赵老认为国内的物品一半有价管,一半没有,相对价格不合理;外间没有价管,相对价格是合理的。一旦解除汇管,合理的与不合理的相遇,可能出现汇率不合理,增加原料成本,所以要先解除价管才解除汇管。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可取的支持汇管继续的理论。佛老则认为既然解除价管有困难,解除汇管会增加解除价管的压力。这也对。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获诺贝尔奖,我飞到斯德哥尔摩去替他讲话,遇到佛利民。谈起中国,我对佛老说当年催促中国解除价格管制可能是错了。国营企业的生产弹性有问题。放开价格,产出不跟着上升,国家职工的薪酬相当划一地由政府规定,他们可能跑到街上去。这样看,解除价管是要与把国企改为私企一起推行的。但在那时,没有垄断权益的国企奄奄一息,或输清光,银行是出粮机构,政府给国企输血成为例行公事。

因为价格管制而引起倒买倒卖的贪污,比起八九年……之后与地产有关的贪污,是小巫见大巫,而又因为后者牵涉到银行,通胀急剧上升。

我可能是「始作俑者」:两年前在深圳遇到几位退了休的干部,他们说中国出售土地起于我的建议。是一九八六的春天,深圳政府邀请我到那里谈经济,尤其是关于土地使用的问题。我向他们解释了西方的土地法例,解释了使用权可与所有权分离,然后大胆地建议他们卖地。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佛山发行债券也不准转让,卖地的「资本主义」形象明显,提出来彷佛天方夜谭。但我知道他们有财政困难,解释利害关系之后,我不客气地指出不卖地他们不容易找到资金把城市建设起来,于是建议他们先搞好土地法律,然后拍卖。再澄清,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报》发表长文《出售土地一举三得》。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刚好是我的生日)深圳举行土地拍卖,是中国改革后的第一次。今天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万,可能因为大部分地区是新发展,以多人口看市容是中国之冠。

不幸的是,拍卖可以贪污,法庭可以贪污,而通过关系拿得地皮通常涉及贪污,高干子弟上下其手也算是贪污了。……之后经济放得宽,九十年代初期土地的获取或明或暗,而有关系的到银行借钱发展房地产,银行也贪污,相当公开的:利息率有枱上与枱下之分,而有盈利要枱下分帐。听说央行印银纸印个不停。改革初期是三十五元人民币兑一百港元,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黑市汇率是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兑一百港元。国民收入增长的数字,从改革起北京低估。九十年代初期的通胀率,他们也应该是低估了。

朋友,不要以为这篇文章是对中国改革的负面评价。绝对不是。无可避免的事,我们要接受。贪污只不过是改革程序的一部分,不可或缺。中国的经验是历史上最困难而又最成功的改革,只出现过这一次。世界上不会有比我更客观的学者,躬逢其会,认为有责任把我知道的过程,加上自己的阐释,大概地记录下来。

(「中国未来」系列,之四)

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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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工业第三阶段:月是故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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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经济历史分析工业发展,是从科技与生产力的角度入手。中国的情况很特别,又或者是我个人喜欢特别地看。

我认为中国的工业发展阶段要以地区划分,明确的。第一阶段是珠江三角洲,时间大约八十年代初期到一九九二。第二阶段是长江三角洲,时间大约一九九三到今天。当然,珠三角及长三角还会继续他们的工业励进,我只是从不同阶段的地区重点看。

从地区看,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三阶段会在哪里呢?我的推断,是会回到乡镇那里去,因为月是故乡明。二十年前,中国要搞什么乡镇工业,说什么离土不离乡,认真地看,搞不起来。当时的乡镇企业要不是国营,就是乡营或镇营,非私营或民营也。当时举国没有几条好公路,物流有困难,不宜乡镇工业发展。也是在当时,外资对中国没有多大兴趣,乡镇造的多是手工艺品,没有国际大看头。

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集中于沿海一带非善策,但起笔需要,因为经济发展要有个火头。十年来这火头明显地烧到内陆去:成都、重庆、武汉、长沙等地,皆可见大火燎原。这样看,中国的可观工业发展早就不限于珠三角及长三角了。然而,有势头的工业发展,我们还不容易在乡镇见到。

会见到的,大约从我下笔的今天开始吧。相当肯定,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国内的公路建造得非常快,对物流有大助早就见于农产品。周其仁认为,城市的农产品物价上升得慢,主要是交通有大改进的结果。应该对:经济急升,农作人口急速下降,农产品的相对价格理应上升得明显,但没有。其仁老弟对经济的掌握渐入佳境:这种简单观察功力不凡。浅吗?当然,但名校博士一般看不出来。这里要指出,运输的改进对工业比农业更重要。

其二,扶助农民是今天国务院的首要项目。有意思,问题是怎样扶助才对。据说北京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在《扶贫何价?》一文中,我指出扶贫有负性与正性之别。前者是政府花一元扶贫,社会得到的利益不到一元;后者是扶贫一元,社会可获超过一元的利益。

原则上,正性扶贫的项目多得很,问题是回报有高低之别,明智的选择不容易。我们还要指出政府投资容易引起贪污问题。牵涉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政府投资,通常连带着界外效应,这就是高斯分析的「社会成本问题」了。很复杂,不容易算得准。这方面,中国比我知道的任何其它国家高明:他们差不多凡事收费——无论公路,桥梁、水乡、公园,有时甚至厕所,都收费。这样,虽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成本问题,但大部分解决,因为公共设施的投资回报有直接收入作依凭。

上面提到的公路投资,当然协助「月是故乡明」的工业发展。前几年听到,收费公路可以回本或赚钱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但经济发展得快,要亏蚀的过三几年一般大有起色。人口多,发展快,就有这样的方便:只要能继续目前的增长率,公共设施的投资乱来一下也容易买中马。

只要能约束贪污与控制成本,扶助农民大可考虑乡镇的基建、教育、医疗、康乐、文化等。原则上,这些都可以是正性扶贫。不直接收费,有些项目,例如基建,可以从卖地及税收赚回来,但不收费或收费甚微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的回报就不容易衡量。有回报,应该考虑下注,只是社会利益难以衡量。这方面我有两个建议。一、政府不仅容许,而且鼓励私人投资于这些项目,让他们自由收费。不是说政府自己不要做,而是公立有私立的在旁协助,政府的负担会减少,而有私立的参与竞争,公立的会办得好一点。二、政府要鼓励私营或民营的慈善机构筹办这些事项,只要不牟利,要免税,再不够就补贴慈善,例如私人捐一元,政府补一元。有政府补贴,私人慈善会风起水涌。意图做善事的人会比较细心处理,会比较小心花钱。当然,假冒为善的人多得很,但有严谨法律约束的慈善机构,例如香港的,不容易出术。

第三个工业将会转向乡镇发展的原因,可能最重要。这是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尤其是南中国),一则起于其它廉价劳力国家的竞争,接单工业不能大幅加薪,二则因为月是故乡明,愿意离乡别井的人愈来愈少了。农民愿意转往工业,或愿意半农半工,但不愿意离乡别井,会帮政府一个忙。工业集中于沿海一带,或近于闹市,如果继续下去,边际产出定律说对国家整体的发展不利。政府要推广乡镇的工业发展,是正着,而月是故乡明有助焉。二十年前不成,今天可以——我认为是今后十年的大势所趋。

在广东设厂的朋友说,从北方南下的工人每年只回家探亲一两次。如果工厂设于离工人老家不过两个小时车程,工人可以每一两个星期回家一次,享天伦之乐。有天时(发展得快),地利(交通发达),人和(天伦之乐)这三者的合并,第三阶段的工业发展会在乡镇出现是不难推断的。

产品的质量、生产力与科技的改进,是地区之外不可忽略的工业发展问题。产品质量的急升出现于第二阶段,尤其是一九九七至二○○三那段时期。生产力的急升最近几年开始明显:工业总人口下降了不少(大约从三年前的九千八百万下降至今天的八千三百万),农民人口继续下降,但工业的总产值继续大幅上升。这其中一个重要含意,是愈来愈多的人转到商业及服务业去。都是好现象。

至于科技的改进,二十多年来没有中断过,但我认为科技的急升会发生于工业发展的第四阶段。那是乡镇工业的发展有了势头,后浪推前浪,科技的需求压力大幅增加,落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都市。如果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能持续,中国的科技跃升不出十年。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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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人民币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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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的历程(「中国未来」系列之七)

人民币出现于解放前,有六十年的历史了。历史上,中国没有哪种纸币曾经存在那么久,虽然历尽沧桑,满是血泪。有谁会想到,今天地球上的先进之邦会联手强逼人民币升值呢?这是炎黄子孙终于抬起头来的铁证。

八二年回港任职后不久我跟进人民币。外汇券与人民币并存的一国二币有研究价值。国民D时期的一国多币,是乱来,但外汇券是货币制度的一部分,不是乱来的。

一九七九年中国开放改革,游客涌进,物品质量较佳的友谊商店为游客而设,国内的人不准到那里购物。问题是后者委托游客朋友代购。为了杜绝这种行为,该年四月北京推出外汇券。较高级的商店与酒店只准用外汇券,不准用人民币。这样,作为货币,外汇券也是通行证或入场券。只两年,此法证实行不通,因为国内的人可以在市场以人民币购买外汇券。

虽然人民币与外汇券的公价币值一样,但后者用途较广,也可以按公价兑换外币,过了不久,在灰色市场外汇券比人民币值钱,大约高三分之一。这样,在市场购物,懂得讨价还价的人,拿出外汇券可获大折头。如下情况出现:两种公价相同的货币,购买同样物品,讨价还价后二币不同价,其实价格相同;另一方面,不懂得讨价还价的老外,以外汇券付人民币之价,中了计,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就出现了。

到了一九八四,以外汇券阻止国内人购买较佳物品半点作用也没有,但北京的朋友要保存外汇券,认为上述的价格分歧会带来较多的外汇进帐。我数番向他们解释不一定,但牵涉到弹性系数分析,他们不明白。后来还是老外不傻,没有几个不懂得讨价还价,北京才知道外汇券是多此一举。

这里顺便一提,一国二币,人民币是劣币,外汇券是良币,只要市场知道,可以讨价还价,劣币是不会把良币逐出市场的。那大名鼎鼎的格拉森定律(Gresham’s Law)错得离谱,我在一九八五年一月与一九九二年三月两次为文解释得清楚。正相反,二○○三年北京要在香港搞「离岸中心」,让香港的银行大做人民币生意。但人民币有上升压力,是良币,港币钩着美元,是劣币,我立刻发表文章说良币会把劣币逐出市场,因为街上卖花生的会选收人民币!可能给我吓了一下,这「中心」到今天还搞不成。其实香港早应转用人民币,或改为与人民币挂钩。政治问题我不懂,但天生一个浅白脑子,经济解释信手拈来。

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公布取消外汇券,跟着八月说十一月起外汇券不再使用。我手痒,于该年九月发表了不应该发表的《外汇管制可以休矣》。北京的朋友说,因为这篇文章,他们推迟七年才取消外汇券。文章长,但论点简单,浅而妙。

我说有人民币与外汇券的共存,市场讨价还价后表面不同价其实是同价,再其实是非法行为,因为含意着的是一个黑市汇率。不明显,因为外汇券的存在是一重烟幕,把非法行为盖着了。取消外汇券,是拿开烟幕,非法会变得黑白分明。如果取消外汇券后中国容许外币(如港币)在国内流通(当时容许),以公价汇率算外币购物之价低不少,摆明是非法,纠正要外币价格管制。如果取消外汇券后外币不准在国内流通,在与市场脱节的公价汇率下,外贸、旅游及外资炒黑市会明目张胆,约束要加强外汇管制。这样,如果北京不走回头路——不加强价格管制与外汇管制——取消外汇券,拿开烟幕,外汇管制守不住。

一九九三年外币的灰市变为白市,北京取消外汇券,人民币进入了朱镕基时代,大略的发展我在《铁总理的故事》说过了。这里要说的是一九九七年我再跟进人民币的发展时,思想有大冲击。我是个不受成见约束的人,但传统的货币分析左右了我的思想。是拜师学艺的时候,我记不起有哪项经济问题我是那样反应迟钝的。

看官须知,传统的货币分析是环绕着一个古老的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理论基本上没有错,虽然分析可以变得非常复杂。这理论的弱点,是不管货币制度——制度如何与这理论的方程式是没有关系的。

一般专家同意,如果金或银有适当的供应量,金本位或银本位是最可取的货币制度。金属本身是货币,也是货币之锚,物品的市价会因为金属之价稳定而稳定,以金属之价有变而变,币量理论容易处理,而以货币政策调控失业、不景等问题是谈不上的。问题是这种本位制守不住:金属供应不足,或外流过多,或其价暴升暴跌,都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波动。

脱离了本位制,大师佛利民认为,小国可用英国殖民传统的钞票局(currency board,今天香港用的),可以看为局部本位制,但大国则要走fiat money的路,这是欧美今天的制度了。在这制度下,货币没有一个固定的锚,而是以调控币量或利率的办法来达到某些经济指针或目标,例如通胀率、失业率、产出增长率等。这是间接地以指针为锚,货币政策是指以调控币量、利率及其它法例来达到指针。非常困难,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真的处理得好。这是蒙代尔及一些货币专家跟佛利民之见有出入的关键原因。没有谁不同意货币要有锚,只是一个大国的锚不易找,专家一般这样看。大家都赞成汇率浮动,但没有固定的锚而浮动是一回事,有了固定的锚才浮动是另一回事。这一点,对经济一知半解的人老是搞不清楚。他们认为所有物价以自由浮动为上,货币也应如此,但他们忘记了货币的重点是协助交易,不是一般物品,币值要稳定,而这稳定最好有一个固定的锚。

脱离了本位制,大国的货币找不到一个固定的锚,是佛利民的观点。十多年前我向他建议以一篮子物品为锚,他回应说原则上可行,但费用高,太麻烦。殊不知在朱镕基掌政下,人民币钩着美元为锚稳如泰山,根本不需要有多少外汇储备,条件是央行不手痒,要集中于守锚来调控货币量。这是要放弃大部分以币量的变动来调控经济,或起码货币政策——例如以增加币量来减少失业——要在守锚之后有空间才考虑使用。这是说,单为守锚而调控货币量,或集中于稳定币值而守锚,任何国家都可以做到。欧美的货币制度的困难,是指针过多,顾此失彼——这一点,佛利民一九六八的一篇文章说过了。

回头说佛老当年认为以一篮子物品为锚费用过高,太麻烦,中国的经验证明是不对的。以一篮子物品取代美元为锚,贵客自理,可以在市场直接地购买这些物品,央行不需要存货,也不需要自己在期市活动,只是稳守锚价。我把朱老时期的中国货币制度阐释为:用一个可以直接在市场成交的指数为锚,钩着美元可以这样看,钩着一篮子物品也如是。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含意。币量理论是局部理论,范围不广,没有大用场。有一般性的货币理论一定要把货币制度的本身——尤其是锚的选择——加进去,而币量理论只是其中一个注脚罢了。有一个上佳的货币之锚,下得好,守得稳,币量多少由市场需求取决(不是锚价由市场取决),是多是少币值也稳定。

回头说昔日国内的银行是出粮机构,人民银行也如是,我骂过不知多少次。一九九五年,人民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法定不准做生意,而其它银行则商业化起来了。都做得对。今天中国的银行制度,沙石不少,奇怪的,没有跟进,不理解。还存在的主要困难是国营。监管银行借贷永远不易,职员出术的方法层出不穷,国营监管当然头痛头痛。另一方面,银行有坏帐,何必要国家负担呢?

(「中国未来」系列之七)
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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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外资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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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我以同一题目发表文章,是早一天在中国经贸部于广州举办的会议作出的讲话。有外宾,主事人要求我用英文讲,有同步翻译。我从头到尾破口大骂(见《再论中国》一八三至一九一页),翻译被中断了。预料可能闯祸,安排了汽车在门口等候,讲完立刻离开。《南华早报》刊登英语原文,把题目改为《中国的十个污点》,老编评论大赞,称我为the good professor。

我以为与北京的关系完蛋了。殊不知过了两天,经贸部传来一个口信,说万分感谢我的批评。因此我觉得,只要自己说的是衷心话,不磨斧,不鄙视,大可百无禁忌,有话直说。

骂声未了二十年!今天晚上无意间读到《商业周刊》的一篇专栏,作者是曾经被誉为美国最了不起的经理总裁Jack Welch,与他的太太Suzy。该文起笔引用一间公司主事人说的话:「我们是一家成功的加拿大公司,有两个主要竞争者不久前搬到中国去。我知道他们正在那里亏蚀,但我还是担心留在本地是错误的。」作者回应:「不仅要担心,要惧怕,非常惧怕。」

该专栏的要点是:「不妨过于敏感吧:要假设你的竞争仇家知道中国有某方面可取的,而你不知道。」相当夸张:作者认为,只要不能解释为什么不跑到中国去,应该去。

是简单的选择。在经济急升下,十三多亿人口是史无前例的大市场,就算某些产品的需求今天还不冠于地球,给人的印象是不久的将来一定是。愈来愈多外资可在中国内销了,赚到的钱愈来愈容易汇出去;工资低廉,工人吃得苦,技术与产品质量与日俱增,在中国产出的可以运回老家销售;地区的竞争者频频招手,外资有什么要求都有商量。没有投资者会反对我花了长时日才理解的中国地区制度(见《南窗集》最近发表的):地区政府的立场是只要有钱可赚,大家一起赚。

上述是今天「外资的中国观」的正面观。负面的沙石还多的是。可以说,今天投资中国要上怎样避开沙石的课。各行各业的沙石不同,投资者如果不是下了注,亲历其境,不可能懂得怎样处理。两年前读到一项报道,依稀记得,外资到上海下注,首两年亏的多,赚的少,但五年后赚钱的近百分之九十。

大市场就有这样的奇异功能。如果你有一种证实有市场的特别产品,或一套证实有市场的特别服务,跑到中国去下注,控制质量,控制成本,然后守,死守,几年后你会赚钱。市场那么大,你开始赚钱之际跑到市场看,不容易见到自己的产品。

但要注意——万分注意——你的产品要有点特别。如果你没有发明专利,没有商业秘密,没有设计天赋,商标不值钱——换言之,你提供的很多外人可以依样提供,那么找我替你算命,我的水晶球说在中国你没有前途。这是因为猛虎不及地头虫。地头虫生长于沙石,门路多多,成本比你低,你斗他们不过。

到中国投资,希望赚钱,要有自知之明。好比印刷行业,日本曾经雄视天下,跑到中国下注,被地头虫杀得叫救命。好比什么刀刀**,或塑料产品,外资到中国尝试,成功机会是零。

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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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回顾感慨,前看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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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回顾感慨,前看忧心(「中国未来」系列之八)

写中国未来,开头七篇却写了回顾!不是有计划的,只是写了第一篇后,觉得有责任把自己跟踪了二十多年的所知记录下来。对经济历史有研究,知道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过程,从学术的角度看,比任何国家的任何时代都重要。高斯一九八○年说——跟着重复了多次——他想不到有其它经济题材比中国改革更重要。去年替我写前言,他说中国的成功改革不仅是历史大事,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是最深远的。一九七四年经济学天才嘉素(R. Kessel)对我说:判断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行内没有谁比得上高斯。

写回顾,有无限的感慨。是那样重要的历史,只起于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今天我们还身在其中,竟然知得那么少,将来的历史学者会怎样处理呢?传媒的报道不尽不实,专业机构的报告不知所谓,而就是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读到的,所知不多,往往误解了中国的情况。我自己也所知不多,只是八十年代深圳派出三个助手协助我调查研究,北京有几位搞经改的造访港大,跟他们讨教过一些日子,之后我要求某些资料,总会有人提供。这些加起来不等于我知得准确。是那么复杂的改革,今天回顾主要靠自己的经历,猜测在所难免。但我想,是对是错,客观地记录下来,对将来的学者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吧。

比较可靠的是在神州大地作过不少实地调查。既为街头巷尾专家,这方面我眼观六路,可以迅速地把见到的种种以简单的理论联系起来。话虽如此,我知道的还是不够,远为不够的。希望北京当局能好好地保存他们的档案,有朝一日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世,是学术之幸。

有些朋友对中国永远不看好,但二十多年来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奇迹,将来的学者不会说违心话。要注意的,是这迅速经济增长绝对不是因为改革一帆风顺。正相反,这改革风风雨雨,一波三折,就是今天还满是沙石,值得破口大骂的事情无数。可见学院里的经济发展学说,就是最高明的,也大有问题。能不感慨乎?

三年前我对周其仁说:「批评中国这样不是那样不对,很容易。但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有那么多的不足之处,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奇迹,北京一定是做对了些什么,对得非常对。是些什么呢?这才是问题。」大致上我找到了答案,有好几方面的,前文说过了。一减一加是浅逻辑,有大波折的过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能震撼世界,是不容易解释的现象。

二十世纪后期,像中国那样,东欧与前苏联等国家都试图从产权的角度入手改革经济,但条件看来最差的中国,却跑出好几个马位。虽然我认为中国在九十年代开始稳定下来的货币与地区制度很精彩,独有的,但我们不能排除还有其它可以抗衡或更有经济效能的制度。为什么东欧没有相近的成绩呢?一个原因是他们起笔推出民主投票,其中困难我解释过了。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的理念掌握不足。一九九○年在瑞典,一位诺贝尔奖委员对我说,东欧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认识近于零——虽然近几年他们开始重视,但这门学问已经走上歪路,没有什么可教的。

还有一个显然重要但我不懂的原因,应该不说但为了将来学者的研究要提点一下。中国的共产D看来是一个很有系统组织的机构,从改革那方面看,这机构给我如下的印象:决定了大方向,他们拿得紧,但在改革的细节上,他们处理从宽。后者,要批评,可说朝令夕改;要赞赏,可说处事有弹性。别的不说,单是我认为今天稳定下来的、界定得非常好的地区竞争制度,跟踪过这发展过程的人,都知道地区的划分、权利的界定、承包的性质与分帐的方程式,不知更改过多少次。说不民主,但我知道他们搜集意见是不断的工作,天天做。说北京有权力斗争,但经济效果却看不出来。考虑,推出,不对,更改,再推出——大致上是中国改革的细节过程。改来改去,到今天,我担心北京分不开重点与沙石,把重点作沙石处理,改坏了。在货币制度上,最近央行的言论给我这样的感受。

说未来,我想到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自己在《信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经济学可误导中国的经济改革》,顾题可以知意。应用上,经济学与工程或自然科学等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工程师可以建造大厦,但一个经济学博士甚至教授,十之八九不会懂得怎样搞好经济。有实用性的经济学要对历史与世事知很多,操作的人要有天生的感受,要有普通常识,要理解局限条件的重点,也要掌握根本不需要经过正规训练才知道的基本经济原理。世事洞明皆学问,而有实用性的经济知识,可不是今天学院教的均衡或博弈理论,也不是什么回归分析。换言之,除非有天生的奇佳感受,一个经济学博士要从象牙塔跑出来,在真实世界不断打转起码二十年。我不怀疑一些从海外名校回归的经济专材的智商不凡,但建议经济政策单靠名头与智商不足够,远为不够的。

北京当局能否维持他们已往的收取意见,自己考虑,自己决定——有关键性。摸着石头过河摸了那么久,过了那么远,继续下去最高明。我也担心贝加(G. S. Becker)对中国未来的负面观:走上福利经济的路。我不反对扶贫,更不反对扶助农民,问题是怎样扶才对。曾经发表过三篇题为《扶贫何价》的文章,细说了,会再说。这方面我特别担心的,是好些福利政策推了出去收不回来。这一点,与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细节从宽,不对则改」的处理手法是水火不兼容的。建议温总理:任何扶贫政策都不妨考虑,但会养大压力团体而收不回来的,不要干。

最令人忧心是树大招风,带来国际压力。这是外交问题,我不懂。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我发表《令人羡慕的困境——朱镕基退休有感》,结尾写道:「愚见以为,不出两年,外国(尤其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会很大。」言犹在耳,不出三个月此压力就排山倒海而来。北京终于守不住,去年三月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今天上升了大约三个百分点。

大方向是走对了,走得好。我这个人不蠢,不会跟成功争论。可惜余下来的沙石不仅多,而且难处理。比起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的未来,今天的形势远为复杂,其中牵涉到我一无所知的学问。下期开始写未来,是三分推断,七分建议吧。

(「中国未来」系列之八)

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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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博爱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世界首富盖茨的慈善基金捐了一百二十亿美元出去,还有二百四十亿美元在该基金内,之后盖茨很可能把自己的所有身家放进去。世界次富毕菲特可能怕麻烦,或懒得管(一笑),最近把三百七十亿美元投入盖茨的慈善基金,跟着还要捐出多少不得而知也。不久前盖茨公布,说要淡出微软的生意管理,两年后全情投入慈善工作。


上述皆天文数字,动不动就是一两个李嘉诚。加起来的总额,投资收息,本金不动,每年息收近美元五十亿,那是四百亿港元或人民币,要我考虑每年捐出那么多钱,会头痛得命不久矣。难怪盖茨要淡出生意,全力为之。


看官须知,盖、毕二富要捐的对象不论国籍,是捐给他们认为需要帮助的人。这是博爱,佩服佩服。诺贝尔的和平奖历来有争议,吃力不讨好,如果把该奖颁给盖茨与毕菲特,毫无政治内容的,多么有意思,我会站起来拍掌。


毫无疑问,私人捐钱给需要帮助的人会比政府的福利花费远为有实效。两个原因。其一是私人捐助,尤其是像盖茨、毕菲特那种不求闻达的,出自爱心,从中上下其手的行为不容易出现。其二是私家钱不容易赚回来,慷的不是他人之慨,捐出去会千考虑,万考虑,受惠者不容易海啸滑浪也。


经济学对慈善行为的分析不是没有,但不重视。有些慈善其实不慈善,捐一小点出去换个名堂,得可偿失而有余也。盖、毕二富显然不是那种人。像诚哥那样,大名早就远播,再要名堂是发神经。问题是要捐出天文数字,欲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样看,盖、毕二氏的慈善工作是低调的了。


我自己也喜欢捐钱,觉得可以换来一点舒畅,一点痛快的感受。有一次,在街头,天大寒,夜阑人静,一男一女抱一个小孩,在我身边行过。分离了数十步,男的突然回头,走到我的面前,说:「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吃东西,可否帮忙一下?」我在钱包掏出一百元给他。离开后,我想,是深夜了,四顾无人,有欺骗性的行乞不会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出现。于是追上去,把钱包中余下来的数百元交给他们,说:「给孩子买些暖衣吧。」不是伟大的行为。如果自己少吃一只鲍鱼而让一个需要的孩子有两件暖身的衣服,有机会做到我会做。


经济学有一个自私的假设,即是在局限下每个人都要争取自己利益的极大化。科学的需要,这假设要一贯,不能说一个人有时自私有时不自私。在这假设下,捐钱或赈济是自私的行为。自私与慷慨是没有矛盾的。盖茨要霸占软件市场,也要把差不多所有赚得的钱捐出去,二者显然都给他满足感。经济理论说没有矛盾,因为原则上这门学问可以解释在怎样的情况下盖茨会多捐一点,或少一点,或局限怎样转变他会改变慈善工作的策划。还是那个自私假设,但局限不同慈善的行为跟着有别。如果经济学不能作出这样的推断,可以验证的,那么自私的假设就不能解释出自爱心的慈善行为了。这样,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架构会塌下来,溃不成军。


问题是上苍造人龙生九种,各各不同。有些人视财如命,有些人见死不救。不能说这样的人是社会败类,因为他们对社会也可能作出大贡献。昔日美国的伟大发明家爱廸生视财如命,但对人类的贡献是伟大的。


灯前动笔,是电灯,感谢爱廸生,但欣赏的却是盖茨、毕菲特。感谢与欣赏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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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民主的负面广告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三月六日美国的《新闻周刊》以《新印度》为封面故事,誉之为今年经济发展的明星国家。是好事,替他们高兴,也认为中国要欢迎正在赶上来的竞争对手。没有谁可以在穷人身上赚到钱,有一天印度富裕起来,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升,我们也乐得多买精彩的印度货。

我反对人民币升值,因为这会扰乱了竞争秩序,损害了中国在改革期间有关键性的接单工业,也会误导了比较成本优势的产出规律。不是让赛的时候,而长远一点看中国的发展受损对印度没有好处。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该报道的内文说,印度的公共汽车涂上的广告是World’s Fastest Grow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世界增长最快的自由市场民主)。言下之意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比印度快,但印度有民主,中国没有。中国究竟有没有民主见仁见智,而说中国没有民主的高士没有一个知道那里的地区体制安排。我自己不是专家,但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民主何物这里不谈,但该广告似乎是说,经济发展,有民主斗不过没有。如果这不是给民主浇以冷水,总不会是大赞特赞吧。民主本身当然换不到饭吃,而昔日说明没有民主的香港,比今天的自由。最近一期的《壹周刊》更使我天旋地转:最后一页,民主大师李马丁高举公民D的诞生,说要大家一齐努力,但首页历来视民主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壹观点》,却把公民D骂得狗血淋头!上帝呀,我们是进入了一个怎样的时代了?

在上述封面故事的内文中,有一段说的与去年六月九日我发表的《……、民主、市场——给阿康与何洋上一课》的内容相近。《新闻周刊》写道:

「很多西方商人跑到印度去,期望印度是第二个中国。永远不可能。中国的增长是效率高的结果,有一个权力庞大的政府。北京决定要有新机场,要有八线行车的高速公路,或闪闪生光的工业园——几个月内这些就建造出来。政府对国际人士献殷勤,商业牌照与各种方便的提供只需要几天。看来好,而在很多方面真的是那么好,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发展。」

何不早听老人言?我大声疾呼地反对中国以民主投票来领导改革,屈指一算,已有二十多年的日子了。你要骂就骂,要杀就杀,但我知道自己掌握到真理。有朝一日,中国的改革大功告成,宪法能明确而有效地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哪些事项可以普选投票,哪些不可——皆一清二楚——我不会反对民主投票。但改革这回事,以普选投票作取舍,经济逻辑说不可能有大作为。这方面我解释过多次。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支持着我的观点。那里的人聪明,知识高,文化有厚度,但因种种与民主有关的沙石,缚手缚脚,改革搞不起来。

以……决策推行改革,可能作出大错吗?当然可能。……改革可能比民主改革闯出更大的祸吗?也可能。但二十多年前我白纸黑字写得清楚:中国衰落了二百年,民主改革肯定没有大作为,……改革虽然有机会闯大祸,炎黄子孙怎样也要赌这一手!我当时的判断,是可输的都输光了,无本的赌注,不痛下一手是大傻瓜。上苍保佑,赌中了,中得精彩。这是以往的事,向前看,再大赌的成本高,而北京看来不乏手痒之士,使我这个老人家睡不着觉。

衷心佩服印度的执政者。虽然印度人聪明,英语水平比中国好得多,但其它条件不见得有过人之处。人口那么多,在民主政制下他们竟然能把经济搞起高速,不能不说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奇迹。

血浓于水,我站在哪一边不言而喻。除此之外,任何比赛我永远为处于劣势的拍掌。谨在这里向印度的朋友致意。


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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