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从贪污到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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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高干子弟拿着半吋厚批文走天下的传言时有所闻。我见过两张，有盖章但还没有填上内容。很难说卖批文是不是贪污。一九八四年，官商勾结的传言四起，贪污的声浪变得明显了。我当时是高兴的。

为什么听到贪污会高兴呢？当时改革的重点是要把以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前者，从下向上或从甲向乙获取例外的方便是走后门：是一种特权交易，算不上是贪污。做得过分不好看，但等级特权无从界定得一清二楚，后门交易要接受。我在大学作正教授近三十年，特权不少，找我求方便的人无数，知道自己可以乱来一下还是在权力的范围内，只是除了学术与跑街头巷尾我什么也懒得管。

贪污取代走后门，显示着等级特权开始瓦解。我早就知道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的过程中，贪污一定会出现，但想不到来得那么快，所以高兴。但到一九八五，北京考虑推出物品分类管制，我蓦然惊觉：那是印度！跟着大声疾呼。当时的北京与今天不同，摸着石头过河任何旁观者的提点他们都考虑。我大呼中国走向印度之路，北京的朋友也跟着叫起来了。

细心衡量，人类的权利界定制度大概只有三种。其一是以资产界定权利，其二是以等级界定权利，其三是以管制法例界定权利。三者都有减低租值消散之效，但从管制法例而得的收入，超越了政府指定的，我们称为贪污。巴拿马、印尼、印度等地方的经验，是管制法例的权利可以划分得清楚，可以制度化而固定下来。一旦制度化，改革就胶着了。

中国的改革要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其间必经之路是以管制法例界定权利。一九八五年的中国，管制法例无数，每项法例都可带来贪污收入，干部频频走位，彷佛在玩音乐椅游戏，只要音乐停顿下来，大家找到了座位，改革就终止了。当时不少学者建议中国的改革要缓进，我破口大骂，说不能让音乐停下来，宁可乱，也要快，否则不能冲过印度那一关。

以物品分类管制容易协助界定贪污权利，可幸北京最后没有推出。当时最常见的贪污行为是倒买倒卖。那是要有价格管制才能成事，而价管只能在国营企业才容易施行。当时我不太担心这价管可以持久，因为水出鱼，鱼饮水，羊毛出在羊身上，价管不是免费午餐，需要的庞大费用支持来自政府。问题是不少有特权的把价管得来的枱底收入，送子女到外地读书（一位伦敦大学的教授协助找英国学位，生意好得很）。倒买倒卖的收入当然不容易放弃，但以之支持子女留学的是定期费用，要解除价管很困难。

我花了不少墨水主张解除价格管制，尤其是为了维护价管的枱底收入，国企要争取垄断权益。当时杭州的丝织行业就要维护养蚕的专利，而丝的价管倒卖差不多是公开的秘密。支持价管的言论主要是恐怕物价上升，国家职工承受不起，骤耳听来言不成理，但一九九一年我认为不是全错。

一九八八年七月，邓小平与……于北戴河硬闯放开价格，闯不过。传言四起，政权局势很紧张，使我考虑取消佛利民到北京之行。但朋友说……之会已经约好了。九月十九日下午佛老与赵老谈得好，大家同意与不同意的地方说得清楚。想不到后来某刊物大做文章，说我要倒邓保赵，更想不到在八九年……天安门事发后，北京有两份内部文件说我和佛老是北京民运的主导者。我不认为是误解，而是政治的需要才把佛老和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今天还相信，间接上，赵总书记下台与他坚持放开价格有关连。

回头说八八年九月十九之会，……对解除价格管制的看法显示着他对经济有深入的理解。政治不论，经济上他与佛利民只有一点分歧。佛老认为要立刻解除外汇管制；赵老同意汇管要解除，但要在解除国内所有价格管制之后。两个都对！赵老认为国内的物品一半有价管，一半没有，相对价格不合理；外间没有价管，相对价格是合理的。一旦解除汇管，合理的与不合理的相遇，可能出现汇率不合理，增加原料成本，所以要先解除价管才解除汇管。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可取的支持汇管继续的理论。佛老则认为既然解除价管有困难，解除汇管会增加解除价管的压力。这也对。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获诺贝尔奖，我飞到斯德哥尔摩去替他讲话，遇到佛利民。谈起中国，我对佛老说当年催促中国解除价格管制可能是错了。国营企业的生产弹性有问题。放开价格，产出不跟着上升，国家职工的薪酬相当划一地由政府规定，他们可能跑到街上去。这样看，解除价管是要与把国企改为私企一起推行的。但在那时，没有垄断权益的国企奄奄一息，或输清光，银行是出粮机构，政府给国企输血成为例行公事。

因为价格管制而引起倒买倒卖的贪污，比起八九年……之后与地产有关的贪污，是小巫见大巫，而又因为后者牵涉到银行，通胀急剧上升。

我可能是「始作俑者」：两年前在深圳遇到几位退了休的干部，他们说中国出售土地起于我的建议。是一九八六的春天，深圳政府邀请我到那里谈经济，尤其是关于土地使用的问题。我向他们解释了西方的土地法例，解释了使用权可与所有权分离，然后大胆地建议他们卖地。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佛山发行债券也不准转让，卖地的「资本主义」形象明显，提出来彷佛天方夜谭。但我知道他们有财政困难，解释利害关系之后，我不客气地指出不卖地他们不容易找到资金把城市建设起来，于是建议他们先搞好土地法律，然后拍卖。再澄清，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报》发表长文《出售土地一举三得》。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刚好是我的生日）深圳举行土地拍卖，是中国改革后的第一次。今天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万，可能因为大部分地区是新发展，以多人口看市容是中国之冠。

不幸的是，拍卖可以贪污，法庭可以贪污，而通过关系拿得地皮通常涉及贪污，高干子弟上下其手也算是贪污了。……之后经济放得宽，九十年代初期土地的获取或明或暗，而有关系的到银行借钱发展房地产，银行也贪污，相当公开的：利息率有枱上与枱下之分，而有盈利要枱下分帐。听说央行印银纸印个不停。改革初期是三十五元人民币兑一百港元，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黑市汇率是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兑一百港元。国民收入增长的数字，从改革起北京低估。九十年代初期的通胀率，他们也应该是低估了。

朋友，不要以为这篇文章是对中国改革的负面评价。绝对不是。无可避免的事，我们要接受。贪污只不过是改革程序的一部分，不可或缺。中国的经验是历史上最困难而又最成功的改革，只出现过这一次。世界上不会有比我更客观的学者，躬逢其会，认为有责任把我知道的过程，加上自己的阐释，大概地记录下来。

（「中国未来」系列，之四）

二○○六年四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