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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ly 24, 2006

张五常:回顾感慨,前看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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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回顾感慨,前看忧心(「中国未来」系列之八)

写中国未来,开头七篇却写了回顾!不是有计划的,只是写了第一篇后,觉得有责任把自己跟踪了二十多年的所知记录下来。对经济历史有研究,知道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过程,从学术的角度看,比任何国家的任何时代都重要。高斯一九八○年说——跟着重复了多次——他想不到有其它经济题材比中国改革更重要。去年替我写前言,他说中国的成功改革不仅是历史大事,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是最深远的。一九七四年经济学天才嘉素(R. Kessel)对我说:判断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行内没有谁比得上高斯。

写回顾,有无限的感慨。是那样重要的历史,只起于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今天我们还身在其中,竟然知得那么少,将来的历史学者会怎样处理呢?传媒的报道不尽不实,专业机构的报告不知所谓,而就是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读到的,所知不多,往往误解了中国的情况。我自己也所知不多,只是八十年代深圳派出三个助手协助我调查研究,北京有几位搞经改的造访港大,跟他们讨教过一些日子,之后我要求某些资料,总会有人提供。这些加起来不等于我知得准确。是那么复杂的改革,今天回顾主要靠自己的经历,猜测在所难免。但我想,是对是错,客观地记录下来,对将来的学者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吧。

比较可靠的是在神州大地作过不少实地调查。既为街头巷尾专家,这方面我眼观六路,可以迅速地把见到的种种以简单的理论联系起来。话虽如此,我知道的还是不够,远为不够的。希望北京当局能好好地保存他们的档案,有朝一日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世,是学术之幸。

有些朋友对中国永远不看好,但二十多年来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奇迹,将来的学者不会说违心话。要注意的,是这迅速经济增长绝对不是因为改革一帆风顺。正相反,这改革风风雨雨,一波三折,就是今天还满是沙石,值得破口大骂的事情无数。可见学院里的经济发展学说,就是最高明的,也大有问题。能不感慨乎?

三年前我对周其仁说:「批评中国这样不是那样不对,很容易。但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有那么多的不足之处,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奇迹,北京一定是做对了些什么,对得非常对。是些什么呢?这才是问题。」大致上我找到了答案,有好几方面的,前文说过了。一减一加是浅逻辑,有大波折的过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能震撼世界,是不容易解释的现象。

二十世纪后期,像中国那样,东欧与前苏联等国家都试图从产权的角度入手改革经济,但条件看来最差的中国,却跑出好几个马位。虽然我认为中国在九十年代开始稳定下来的货币与地区制度很精彩,独有的,但我们不能排除还有其它可以抗衡或更有经济效能的制度。为什么东欧没有相近的成绩呢?一个原因是他们起笔推出民主投票,其中困难我解释过了。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的理念掌握不足。一九九○年在瑞典,一位诺贝尔奖委员对我说,东欧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认识近于零——虽然近几年他们开始重视,但这门学问已经走上歪路,没有什么可教的。

还有一个显然重要但我不懂的原因,应该不说但为了将来学者的研究要提点一下。中国的共产D看来是一个很有系统组织的机构,从改革那方面看,这机构给我如下的印象:决定了大方向,他们拿得紧,但在改革的细节上,他们处理从宽。后者,要批评,可说朝令夕改;要赞赏,可说处事有弹性。别的不说,单是我认为今天稳定下来的、界定得非常好的地区竞争制度,跟踪过这发展过程的人,都知道地区的划分、权利的界定、承包的性质与分帐的方程式,不知更改过多少次。说不民主,但我知道他们搜集意见是不断的工作,天天做。说北京有权力斗争,但经济效果却看不出来。考虑,推出,不对,更改,再推出——大致上是中国改革的细节过程。改来改去,到今天,我担心北京分不开重点与沙石,把重点作沙石处理,改坏了。在货币制度上,最近央行的言论给我这样的感受。

说未来,我想到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自己在《信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经济学可误导中国的经济改革》,顾题可以知意。应用上,经济学与工程或自然科学等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工程师可以建造大厦,但一个经济学博士甚至教授,十之八九不会懂得怎样搞好经济。有实用性的经济学要对历史与世事知很多,操作的人要有天生的感受,要有普通常识,要理解局限条件的重点,也要掌握根本不需要经过正规训练才知道的基本经济原理。世事洞明皆学问,而有实用性的经济知识,可不是今天学院教的均衡或博弈理论,也不是什么回归分析。换言之,除非有天生的奇佳感受,一个经济学博士要从象牙塔跑出来,在真实世界不断打转起码二十年。我不怀疑一些从海外名校回归的经济专材的智商不凡,但建议经济政策单靠名头与智商不足够,远为不够的。

北京当局能否维持他们已往的收取意见,自己考虑,自己决定——有关键性。摸着石头过河摸了那么久,过了那么远,继续下去最高明。我也担心贝加(G. S. Becker)对中国未来的负面观:走上福利经济的路。我不反对扶贫,更不反对扶助农民,问题是怎样扶才对。曾经发表过三篇题为《扶贫何价》的文章,细说了,会再说。这方面我特别担心的,是好些福利政策推了出去收不回来。这一点,与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细节从宽,不对则改」的处理手法是水火不兼容的。建议温总理:任何扶贫政策都不妨考虑,但会养大压力团体而收不回来的,不要干。

最令人忧心是树大招风,带来国际压力。这是外交问题,我不懂。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我发表《令人羡慕的困境——朱镕基退休有感》,结尾写道:「愚见以为,不出两年,外国(尤其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会很大。」言犹在耳,不出三个月此压力就排山倒海而来。北京终于守不住,去年三月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今天上升了大约三个百分点。

大方向是走对了,走得好。我这个人不蠢,不会跟成功争论。可惜余下来的沙石不仅多,而且难处理。比起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的未来,今天的形势远为复杂,其中牵涉到我一无所知的学问。下期开始写未来,是三分推断,七分建议吧。

(「中国未来」系列之八)

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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