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s ADVANCES

Trying to get rid of surfing, wasted too much time, any suggestion?.......................... 七宗罪?............................... 1,没有原则的政治;2,不劳而获的财富;3,没有理智的享乐;4,没有特点的知识;5,没有道德的商业;6,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7,没有牺牲的崇拜。............................................. 虽然这是圣雄甘地说老印的.......

Thursday, December 01, 2005

孙立平: 改革共识基本破裂 人民需休养生息

(博讯2005年12月01日)
1990年代以来改革比休克疗法更激进
摘要: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或政策研究者中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甚至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却是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利益掠夺的手段。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的瓜分与掠夺,意味着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在被称之为改革的社会过程中,社会不公的现象与日俱增,而这种不公平感,正在日益瓦解改革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19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改革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现实中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于自己成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恐惧。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这都是我们在考虑改革条件时不得不正视的因素。 (博讯 boxun.com)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也许需要一个“与民休息”的时间。
时 间: 2005年9月20日下午 地 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人 物: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采访人:经济观察报记者殷练 
  评价改革慎重把握
  经济观察报:近段时间,在各种媒体上特别是网络上,有关改革评价的讨论越来越多。
  您如何看待这些讨论甚至争论?
  孙立平:实际上,这个讨论在去年郎咸平引起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就已经开始了。国企改制、国有资产流失、大批国企职工失业下岗,使得对国企改革的讨论和反思已经不可避免。我们可以看到,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有些也相当尖锐,受到抨击最多的,无疑是医疗、住房、教育这三个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关的改革。而从目前来看,有些讨论已经触及到改革中的一些更深层问题,比如,“20年的改革,谁分享其利?”如何看待改革的成本与阵痛?改革成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对改革需不需要进行反思甚至批评?
  但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担心,即这会不会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甚至有人担心,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的潮流?应当说,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去年国企改革的讨论中,郎咸平曾经提出国有企业的效率要高于民营企业效率的观点,而更多的人则是从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同时大批职工的失业下岗等现象中,产生了一种留恋和怀念过去旧体制的情绪。这些观点和现象引起很多人的担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将医改的不成功归咎于其市场化的取向,特别是报告对改革前医疗体制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这更引起了人们的敏感。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这场讨论,也许是一个契机,因为讨论和反思已经不仅限于医疗体制改革,甚至也涉及对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甚至整个改革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经济观察报:您怎样看待目前的改革以及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一直存在着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观点?
  孙立平:中国的改革已经有了27年的时间。纯粹以时间的意义说,27年相当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时间。27年改革最大的意义是使中国脱离了旧的体制,而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开始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正常的成员。正因为如此,由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汇聚而成的这次转型过程,成为自西方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变。因此,对于改革的这个基本取向和目标,无论如何都是要坚持的。中国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这个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改革的处境也是严峻的。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这与1980年代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在1980年代,市场经济因素在再分配体制的空隙中出现,并为当时在再分配体制中处于边缘或劣势地位的人们带来了机会。这时市场与公平的关系大体是和谐的。但到199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此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朝向市场经济的一些努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成为社会公平的对立物。特别是利益对于改革的扭曲变形,使得一些改革的走向已经不是朝着一种新体制的建立,而是不合理的利益瓜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改革的共识在破裂,动力在丧失,而且社会群体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裂痕,政府宏观政策也往往进退失据。
  关于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的论争,我觉得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改革以及对改革态度的意识形态化问题。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反应。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尽量去掉有关改革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化因素,将改革作为一个可以理性进行反思和讨论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务院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更重要的意义,是开始去除有关中国改革讨论的意识形态迷雾,而开始对中国改革进行理性和负责任的反思。
  这不是说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是无意义的。无论是在对改革的评论上还是在有关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但也都造成了各自的问题。在去年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的僵硬对立,妨碍了对一些要害问题的准确判断。
  利益集团扭曲改革
  经济观察报:对于近些年来一些改革的评价,既有来自学者的,也有来自民间的。但无论是来自哪里,人们关注的焦点,似乎都与利益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孙立平:应当承认,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住房制度改革几乎是最后一项利弊参半的改革。从一个方面说,农村分了地,城里分了房,这是近些年虽然社会矛盾突出但整个社会大体稳定的根本原因。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在住房制度改革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不公平现象,而住房制度改革是将此前房改中存在和出现的这些不公平现象固定化和合法化了。而在此前后的其他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其中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改制。目前中国社会中愈来愈烈的贫富两极分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在1980年代时,贫富差距主要还是从狭义的收入分配环节上产生的,当时人们不满的主要是个体经营者与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不同行业和单位的收入差距,以及脑体倒挂等。但到1990年代,开始出现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最初时主要是通过价差、利差、汇差等形式来实现的,据有学者估算,每年的流失有几千亿的规模。而这三差的形成,就是所谓双轨制。在最近几年时间,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财富掠夺。掠夺与瓜分是不同的,瓜分针对的是公共财产,而掠夺则是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掏腰包。而这种掠夺,有相当一些是通过扭曲改革的机制实现的。比如,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即住房、医疗和教育,就是如此。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改革带来的。这是一种不负责任也不敢正视现实的遁词。事情的复杂性在于,在最近几年间,必需进行的体制改革与财富掠夺往往是同时发生的,甚至成为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就是中国改革在今天所面对的严峻局面。
  经济观察报:人们一般都讲,改革也是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1980年代的改革也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什么1980年代改革引起的反响与现在是不一样的?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或中国改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孙立平:改革是如何走到今天这地步的?从根本上说,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19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具体表现为这些力量对体制的适应。而在整个1990年代,两者的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并且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其结果就是,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甚至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或政策研究者中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甚至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却是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利益掠夺的手段。
  经济观察报:扭曲改革的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是在改革措施制定的环节上,还是在实施的环节上?
  孙立平: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过程中,出发点良好且设计相对周密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被扭曲从而走样变形,几乎成为一种通例。甚至,由于扭曲改革机制的形成,正当的改革成果也会以畸形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及其私有化进程上。无论是从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还是从塑造新的市场主体的角度看,国企改革都是完全必要的。但在事实上,国企改革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和对原有国企职工的野蛮剥夺过程。其他如人事制度改革、公车改革、公务员工资改革等都有可能重蹈覆辙。
  在最初的时候,对改革的扭曲还主要是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在我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偏离通常都比较大。在改革前,经济社会生活程序化的程度低,社会动员成为运作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主要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目标和要求,实际工作效果主要看执行部门的落实情况。在改革中,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政策制定和偏离的程度进一步加大。这些方式沿袭下来,也就成为一种习惯。当社会中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的时候,特别是某些层级的政府或政府部门本身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这些做法就开始成为扭曲改革的机制。在那个时候,社会中利益群体或个别政府部门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还很小。
  而在最近几年间,随着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发育,其对政策制定环节的影响明显增强。在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利益群体的影响和作用。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领域,这种现象就相当明显。同时,随着政府部门利益主体化,部门利益也开始成为影响决策甚至立法的重要因素。
  由于这两个层面的因素,在最近这几年的改革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现象,我把它叫做“改革陷阱”。“改革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为了克服某种弊端而出台一种措施,过一段时间后,弊端死灰复燃,结果是该种弊端和为了克服弊端所采取的措施一起强化原来的弊端。最近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很容易出现这种后果。比如在医疗改革中,为了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同时要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但弄不好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短时间内,医疗价格上来了,药品价格下去了;过一段时间,下去的药品价格又上来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品价格高、医疗价格低变成医疗和药品的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公务员工资改革也是如此。按一些地方的做法,在制止非规范化分配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应当说这是一个好的设想。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确保不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式的工资上去了,但过一段时间,非规范的奖金津贴又恢复了。这就是“改革陷阱”,我们现在的许多改革都很难逃脱这种宿命。而背后的原因,无疑是利益关系和利益群体的作用。
  改革的共识、动力与策略
  经济观察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条件?人们一个通常的说法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立平: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这个说法在理论上当然是对的。因为要从根本上克服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需要通过改革来建立一套新的体制。但是,我们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不能离开现实的条件。我们现在在现实中能够进行哪些改革?即使是一种相对理想设计的改革在现实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进行这些深入改革的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具备不具备?都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改革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裂,改革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中国的改革在过去27年的时间里走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80年代的改革,既导源于现实的危机,也为走向一个新社会的理想所激发。而做大蛋糕的改革方式也成就了这种多少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可以说,1980年代是一个对改革有着极大共识的年代。从1990年代初开始,在蛋糕继续做大的同时,对蛋糕的重新瓜分过程也开始了。一些群体为改革付代价的现象开始出现。但这时候,人们把这种隐痛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必需的代价,是一种过渡中的暂时现象。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公共财富的瓜分已经开始演变为群体间的财富掠夺。国企改革特别是国企改制,至少断送了一部分群体的梦幻,而另外一系列改革的结果,是人们的生活更为艰难。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的瓜分与掠夺,意味着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在被称之为改革的社会过程中,社会不公的现象与日俱增,而这种不公平感,正在日益瓦解改革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19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改革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现实中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于自己成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恐惧。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这都是我们在考虑改革条件时不得不正视的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也许需要一个“与民休息”的时间。
  经济观察报:造成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它原因?是否可以说改革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控了?
  孙立平: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改革深入的阶段,我们没有能力在全面转型阶段上采取不同于侵蚀阶段的改革策略,没有形成在转型阶段继续推进改革的基本条件。
  依据苏东改革的情况,改革大体可以分为侵蚀与转型两大阶段。如果仔细区分一下,还可以加上重建阶段。侵蚀阶段的改革策略是个体性的自下而上对旧体制的瓦解,而转型阶段则是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立法和制度建设。
  在改革的初期,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叫作“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这个策略在破除旧体制的阶段上是适宜的。但问题是,我们在转型阶段仍然沿袭了改革前期的改革策略。比如,像国企改革这样涉及基本体制和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过程,也没有系统的立法。当去年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进行时,一些省说,我们早就卖完了,怎么才讨论这个问题?对此有人形象比喻为,河上有船,岸上有桥,而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石头过河。有人将中国改革称之为渐进式改革。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我们在199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比休克疗法更为激进,如国企的改革和工人失业下岗。所以区别不在于激进与渐进,而在于规范与非规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多改革几乎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我们现在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与此有关的。
  改革策略的转换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转型期需要的推进改革的机制无法实行。无论是整个社会对于改革的讨论,民众对于改革的参与,还是大规模的公正立法,都需要这个条件。我们在面临一种选择:要么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形成转型阶段所需要的改革策略,从而推进其他方面的深入改革,要么在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情况下暂停其他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其他改革很可能将这个社会引入歧途。
  关于立法的问题,我还要单说几句。我们现在除了立法滞后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是有法不依。也就是说,虽然一些法已经立了,但并没有真正将法律作为推进改革和形成新体制的手段,人们习惯用的还是“政策”、“文件”、“决议”、“精神”等非法律的手段。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这样的一些规定,在重要改革中引起的纠纷,法院不予受理。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就下发了一份名为“桂高法[2003]180号”的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暂不受理几类案件的通知》规定:对于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的案件暂不受理。其中涉及国企改制的就有:“四、因企业改制或者企业效益不好等原因出现的企业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因劳动制度改革而出现的职工下岗纠纷案件”;“五、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进行企业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案件;政府参与或者依据政府的指令而发生的政策性‘债转股’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过程中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因企业改制而引起的职工安置纠纷案件”。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走样变形甚至某种程度的失控,就很难避免。
  经济观察报:这是否意味着,正是由于改革中无法转换转型阶段的策略,使得改革成本出现了不合理的转嫁,并由此导致改革动力和共识的丧失?
  孙立平:在改革过程中,有一对关系是很难协调的,就是建立新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换句话来说,是如何用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来建立新体制或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新体制。在苏东,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好,我们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改革动力和共识的维护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必须看到,破除旧体制所需要的条件相对简单,那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和克服旧体制既得利益的阻力。而建立新体制所需要的条件则复杂得多,需要更多更复杂的条件。
  为了改革,需要整顿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那么在实践的层面应当如何选择?
  孙立平:目前的几种主张:一是继续深化改革;二是调整改革的模式,使多数人受益;三是纠偏。
  究竟做什么样的选择,需要形成几个最基本的判断:第一,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不改革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必须坚持的,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第二,由于利益机制对改革的扭曲,一些改革最终成为一场财富掠夺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对改革的共识与动力不能过分乐观;第三,由于经济社会生活基础秩序已经崩解,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是一种新体制建立起来了,也无法正常运转,一些必需的改革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举个例子,司法独立的问题目前还是法学界不断呼吁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社会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我们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就不能不有一种担心,如果司法真的独立了,司法腐败不知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从这样几个基本判断出发,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不要轻易进行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同时对此前的改革进行治理整顿,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重建改革的动力与机制。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其他方面的改革无法进行,从而推进整个改革的条件尚不具备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
  经济观察报:这样的设想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孙立平:我觉得首先的一条,是暂停关涉社会中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最近的几年中,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动机良好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实施的结果,是成了一场利益掠夺的战争。而背后是利益扭曲机制在起作用。最近一些地方在尝试的公车改革和所为“廉政保证金”,就是很值得警惕的。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实质上会变成了领导干部大幅度提高工资。有的地方搞“廉政保证金”也成了变相提高公务员工资或增加一项社会福利。而且,这都是要由国家财政来支出的。
  其次,是对已经进行的改革进行完善,对其中已经造成严重利益失衡的环节进行修复。比如,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也发生严重的失衡。因此,需要在这些改革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对改革中造成的一些问题进行修复和完善。包括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较为严重的群体和个人进行必要的补偿。我们不应将这些措施看作是一种纠偏,而应当看作是为巩固改革成果所必需的。
  第三,对于迫不得已的改革必须事先准备过程中的博弈机制。在1980年代时,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要解决的主要是解放思想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来自利益对改革的干扰和扭曲至少还不是主要问题。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改革措施实施环节上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现在可以说扭曲的技巧已经相当娴熟。如果不在一项改革措施制定之初就将反扭曲的机制考虑进去,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走样变形甚至事与愿违,几乎就会是必然的。
  第四,建立重启改革的机制。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困境:国企不改革效率低下,甚至悄悄流失,但一改革就变成瓜分国有资产,而且被瓜分的资产也不见得有比国有更高的效率;司法不独立,就会处在权力的支配之下,但司法一独立,可能比现在要腐败得多。原因是在于,作为社会生活和秩序基础的底线已经被破坏,基础秩序已经失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改革中所要确立的新体制,还是原来的旧体制,都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只有重建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重建社会生活的底线,才能维护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重启改革也才具备基本条件。

Anybody cares to decode the paragragh above for
me? Thanks.

  经济观察报:这样会不会延误一些必要的改革?
  孙立平:雷曼兄弟公司2002年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这个说法我很同意。确实,中国的许多改革因为错过了合适的时机而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现在提出为了改革而治理整顿,并不是要拖延改革,更不是要否定改革,而是要退一步进两步,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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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READ 蔡崇达:别人的时代看上去那么美丽

2005-12-01 23:38:42

小饭说他无比感伤,这个习惯用矫情的语气调侃我的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却让我觉得真的很真诚,因为他之前叫我看了一个文章——陈丹青在这一期的万象谈他和他那个年代的人和故事。
他说他感伤的是,为什么人家那个时代看起来那么充满希望,因为似乎相互心灵相通,而且他们时代的作家总能这么深刻地打动他们,而他现在的生活让他很感伤,似乎写字是门技术而不是再能让人疯狂的艺术。我说了一句比较狠的话,我说我也感伤,我老在想如果我所认识的这群80后的小孩子是这个时代未来的先进文化生产力那我会觉得悲哀,因为我甚至找不到打动我的文字或者可能写出那种文字的人。当然我自己也不争气,我也写不出来。
别人的时代看上去那么绝望,在阿城、莫言、陈丹青他们的年代,没有发表的太多渠道,这样的渠道也无法给他们生活的任何展望,别人的年代看上去也那么美丽,好多让人心动的文字产生在那个年代。如果让我成为当时阿城的朋友,我估计要幸福到快死掉,因为我能有个同龄人能这么击中我的内心。
我可以通过陈丹青的讲话感觉到阿城的写作对当时阅读者而言的那种幸福,这个集体的上山下乡,许多人无法言语的悲哀,找不到超脱的方式,阿城写出来了,用一种对那个时代来讲这么重要的飘逸的方式叙述出来了,假如我也经历过这样同样的人生,我想我读《棋王》,我应该会幸福地呻吟——原谅我用语的粗俗。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写作。然而这个年代呢?
别人的年代这么美丽,美丽到集体的情绪有这么多的出口和表达,而关于我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焦虑的悲哀,我不仅叙述不出来,我也找不到一种阅读能让我表达出来。我看到的是大量炫耀性的表达,和理所当然想象出来的自以为是的可笑的故事。一点都没有温度。
我曾经想过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像古代中国人的生活和居住方式,那个时代的人怎么不焦虑。想想,用以依赖生活的要么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老天——耕作,如果是文人,又只有唯一的供养体系——官府,这么狭窄的生活空间和可能,他们如何不焦虑,而且以前的居住都是四合院样式的,高高的墙包裹住自己,没有像现在大量的开放的公共空间。他们如何不寂寞,为什么没有像我这样时常寂寞到差点疯狂。
这个问题我在采访四合院的时候得到了解答,当时一个专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以前的古人山水画不是装饰物,有的人看着里面的画一看就是一整天,仿佛真的进入一样,这就是那个”神游“的意思,看到全身投入,想象阳光清风树影,看完之后每个人仿佛登上一般,大汗淋漓心旷神怡,以前古代中国人迷恋山水画,迷恋盆景,迷恋假山,迷恋园林迷恋诗歌和文学,甚至书法都是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的审美功能有这么强大的心理理疗功能。而这样的功能是,他们时代有人能这么切中他们时代的情绪,而他们时代的大部分也懂得享受这种出口——他们有适合于他们的表达他们的真正的艺术家,我们没有,他们有真正享受艺术的人,我们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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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刘翔埋单半个中国田径队

shamelessly stolen from Cai Chongda's blog
迟钝者张同学前天才看到三联上我关于孙英杰和中国运动员收入的报道,兴致一来打电话问我每个人详细的工资。比如刘翔,他们到底多有钱?关于运动员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分配的各个利益方我在《孙英杰:冠军背后的利益关系》都说过了,在博客上也贴出了完整版。因为字数太多和国家体育总局的坚持,专访田径中心主任的关于运动员工资的细帐最终没有完全发出来,今天就把完整版也贴上来。
看过这个算法就知道,自称是蓝领的刘翔应该至少是白领,严格说是是小富,但绝不是大家想的超级大富豪。他的收入大概有两块,一个是工资,没有拿冠军的话他的工资加奖金是18万,拿了冠军又加18万,那就是年薪36万。而且他还有一部分,就是代言的广告和参加各大比赛的奖金。代言的广告三个,收入是按照他在没有成名前和体育总局签的比例分的,估计有30%,奖金应该是50万左右,而这些钱可能还要扣去到各地参加比赛的训练费用。而他已经是中国运动员收入最顶尖的一个了,大部分运动员没有广告代言,工资就在一个也1千多,确实是蓝领。
中国的运动员收入比起国外是相对低比较多的,主要是我们国家形成了耗费了大量的投入就为了产生一个顶尖运动员的举国体制,所以当这个运动员产生后就需要为整个体制埋单。在这个体制下,刘翔的产生和经营不如说是中国田径投资的结果,而产品诞生之后,他需要为这个体制买单,事实上,中国田径队将近一半的训练费用来自刘翔成名带来的经济效益。

举国体制下田径发展的经济方式
——专访国家田管中心主任罗超毅
2002年刘翔出现在黄金联赛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知道,当时去参加比赛的那些钱是国家田径管理中心顶着2500万的可能赤字硬掏出来的。说到底刘翔其实是中国田径的一次“风险投资”。“我们想的是,只有有成绩才有明星,有明星才有观众,有观众才有赞助,所以不惜‘砸锅卖铁‘都要支持,要不就只有死路一条。” 国家田管中心主任罗超毅博士对记者说。从2001世界锦标赛没有人进前三,总共就一个第四和第五再到2004雅典奥运会的两块金牌,中国田管中心主任罗超毅博士还记得,2002年1月原本主持兴奋剂检查工作的他从体育总局调过来的时候, “整个国家队几乎散掉一样,名存实亡,就连一整套统一的服装都难配上,装配甚至比地方队伍都差”。而且当时“根本没有人想要打国际比赛,一来觉得竞争力不行,再来地方队伍觉得打好全运会最重要。”
“要理解中国田径当时的问题和罗主任面对的困难,还是要回到这个体制。中国的体育地方和国家队其实并没有衔接的关系,地方队的训练经费运坐经费都是由地方政府拨的,评价地方体育官员政绩的是地方政府,地方官员的升职空间更多不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的系统里,而是地方政府评价地方体育官员最重要的还是看全运动会。根据中国目前的这套体制,他连要调动地方的精锐人员到国家参赛都困难。也就是说,虽然国家总局是地方体育的监管单位,而不是主管单位。而罗主任作为国家体育总局下的管理中心,他们的任务是奥运会,地方体育部门根本对这不在乎,如果没有找到一条纽带拉动起地方,调动起地方,这个机制衔接不上,成绩就根本上不去。”林显鹏教授说。“而且实际上国家体育总局的钱是有限的,不一定比地方雄厚多少,我知道的,拨给田径管理中心一年就大概一千万,要用这点钱调动起全国的体育系统还是个难题。”
当时总局实施了一个办法连接上一条纽带——“取得奥运会冠军的选手也自动在该地方协会上加上一块全运会金牌。”在这个背景下,罗超毅主任也用一套经济方式终于启动了中国田径的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您能大概介绍一下,2002年2月1日刚上任的时候您面临的情况吗?
罗超毅:当时国家队名存实亡,基本没有队伍,宿舍也没有了,好的选手都在地方,没有可以抓在在手里可以打仗的部队。举国体制是中国成功的重要经验,而举国体制最核心的一点是,集中力量到国家队,集中到这一点,当时的中国田径失去了这种聚焦。当时甚至没有一个条件符合的训练基地。整个队伍成绩下滑比较厉害。比较典型的是2001世界田径锦标赛一个第四一个第五 总分9分,世界第33位。经费也特别紧张,我印象特别深刻, 2002年8月我上任的时候,我们到斯里兰卡去打比赛。当时运动员服装是国内小企业赞助的长的运动服装,斯里兰卡37、38度热得很,运动员没有短袖的衣服,长的又实在穿不了,想换一套整齐的短袖服装也不可能,整个队伍都是临时组建,从各个省市掉过来的,运动员有的穿蓝颜色有的穿红颜色,人家都是短袖衣服整整齐齐地出去,我们当时没有这个准备,第二天要出场了,火烧眉毛临时在斯里兰卡买了个短袖衫。要不当时怎么敢出场,这样一出去太狼狈了,再怎么说中国也是大国,这样太丢人了。也因为这种状况,中国田径整个没有士气,就觉得我打奥运整个能进去前八就很难很难。不要说争什么奖牌、进什么前三,大家更愿意打全运会,全运会还能拿冠军,但是当时有的全运会冠军到世界上去,连世界前20、30名都进不了,拿了前八又怎么样?没什么奖金没什么钱,所以宁愿打国内的比赛,宁愿打小的比赛,奖金还挺多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您想出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罗超毅:我脑子也一团乱,从哪切入啊?困难太多了。不过冷静下来充分思考以后,我觉得首先要抓竞技体育,提高成绩。这有个逻辑链条,没有运动成绩老百姓不喜欢,你谈何普及谈何推广。过去田径冷冷清清没有人看,现在有个刘翔就开始让观众感兴趣了,没有名气没有运动明星没有人关注,企业也不会赞助。所以当务之急是拔尖子,抓成绩,把成绩提高,其他问题就好办了。也用不着说怎么做就能自然普及,老百姓感兴趣了,就有赞助,有赞助有经费了,有些事情就好办了。
所以我上来第一个看法就是抓队伍抓成绩。抓成绩直接落下来就是抓国家队。国家队的组建,其实当时有两种认识争议,一种认为你还搞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还这么国家大包大揽,是不是和市场经济想违背,应该放到各个省市,国家不应该大包大揽。在各个地方逐渐组社会化产业化。我当然认为第二种观点有它的道理,但是不是现在可以走得通,中国发展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一支强而有力的国家队。而且当时我分析,无论从哪个条件上讲,国家队的力量是最强的,在中国田径落后到这种程度的情况下,没有国家的意志国家的力量,包括集中的经费投入,你哪个省能投入这么强。而且因为田径在国际上落后到这种状况后,田径在各个省也不是重点,投入也是非常有限的,管理力量上,国家有几十个人在管田径,我们管的程度,细化的程度绝对比一个省要强得多,省里面一个副主任管了若干个项目。对田径项目的认识和国际的接轨,他们肯定也不行的有限的。第三个,北京的医疗科研力量比地方强很多,国家的科研所在这,国家的重点实验室在这,以他们的经验来解决运动中的实际问题,比各个省来得清楚,我管过14年的科研,我太清楚了。田径不依靠科技不依靠科学是不行的,我把全部的运动员集合起来,也把全部的科学力量集合起来,全部科学训练科学管理,这是很重要的条件,任何省都不具备。2002年2月1日我刚上来的时候大家还在争论,2月6日我刚上任5天就跟大家说不要讨论就这么定了,在见老同志的会议上我就这么宣布了,

《三联生活周刊》:不过组建国家队训练要钱,科研要钱,出国去参加比赛要钱,当时照您此前的说法,连套整齐的服装都没有配备,经费上不紧张吗?
罗超毅:经费当然是紧张的,所以即使组建国家队不可能大包大揽,有的项目是在奥运会上可以有所建树的,争金夺牌或者进前八。有的项目的确是没有希望的,我就先放。我当时重点抓了十几个项目,如果要集中46个项目算算你就知道有多大的负担,每个项目集中三个人就100人,集中五个人就要230人,而且比如竞走、长跑它两三个人练不起来,一个气氛的问题,一般要十几个人,运动员要吃住、训练条件每项都要花钱。所以一部分要交到省里,让他们培养。同时在这些重点里,我又确定了重中之重。第一个就是高栏,当时刘翔还看不出有什么苗头,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共同的认识,中国人要怎么拼绝对体能的项目我们拼不过人家,有一个突破点,就是体能要求很高,技术要求也很高,两个要求都很高的情况下就有机会了,高栏就是这样,让刘翔和参加高栏的选手比百米,他决定是后面的,但是有了栏架,技术成了很大的因素他就有戏,当时考虑的类似项目还有链球、跳远、三级跳、撑杆跳。另外一个是耐力型的长跑,是吃大苦耐大劳,我们中国人向来能吃苦,人家不练或者练不到那种程度。我就等于把所有力量归结到一起,然后再归结到一点,集中力量突破一点,我相信一点突破了,成绩上去了,赞助就来,一切就好办了。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我知道国家给你们下的目标是,运动水平要好,参赛项目要全。应该说当时的经费都不能满足重点运动员基本的生活训练费用,那地方运动员的积极性又要怎么调动呢?而且还有个持续性的问题,如果就抓着几个,后来没有人跟上也很成问题。
罗超毅:我当时有两个计划,一个是攻尖计划,一个叫攀登计划。攀登计划就是划分了几个梯次:可以进入世界全50名、40名、30名、8名、前三,一个个台阶,每进一个台阶我这边就有一笔资金跟进。只要一个地方的运动员,他的成绩能进如入当时世界排名的前50,我们就和地方签协议,通知他们某某已经进入我的攀登计划,我准备给他投入多少钱,他的训练经费,他的训练津贴,科研保障,我要给他多少钱,你们干不干,你们要干,好,我们签个协议,我们要共同保证这个投入,双方按照约定的比例,完了之后我还要检查,这样我投的钱加他投的钱就能比较好的保证攀登运动员计划的运作了。我这叫抛砖引玉。
对于地方我还可以强调一个心态,入选国家视野是个荣誉也是个机会,要是进入我的视野,我全国集训的时候免费,出国比赛重点选拔你,外国专家讲课的时候我可以抽你来听。我有很多条件给他吸引他,所以这样他就很高兴,愿意和你干。这样基本上地方和国家就能衔接就能配合,所有运动员都能找到位置,而且水平越高支持越大,只要进入前八就进入攻尖计划了。这就形成了一个系统。
对于运动员来讲,我有个具体的措施。进入前五十名,那你进入我第一关,那我给一千。50之外的可能就900、1000这样,进到40名我就给你两千或者两千五,进到30名就是三千或者三千五,进到10就有四千了,前三名可以达到五千。你要根据你的成绩来领我的奖金。我们制订很细的条款,你只要从五十名进入四十名,那明年你的钱就加到了多少,所以你就跑。很清楚一跑入那个成绩工资就涨上去了。攀登计划不是虚的,虚的不顶用的,我全部和奖金工资待遇和他出国的条件保持在一起。
教练也一样。我是怎么干,你给我拿到奥运会冠军,我每个月给你一万五,一年18万,银牌12万、铜牌10万,四到八名八万。2002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拿,但我告诉你,你只要拿了金牌,我一年18万给你,这就是你的训练津贴,运动员18万。但是我现在一个月2100,30块一天的驻队补贴,3000千,到全年年底我给你结算你成绩,好加加2000封底5000,一般1000,成绩不怎么样你就拿3000,到顶了,假如每个月5000,我欠你1万,从02年三月组队开始到雅典奥运会结束,我算有多少个月,现在我只给你5000,但是你只要雅典拿了冠军,从那个时候一开始,一个月一万,加在一起多少钱全部给你。但是我事先不给,所以有的拿三千有的拿三千五,有的甚至被扣掉。这些东西都是过程,你只要完成任务,你那一万五缺多少我给你补多少。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如果照这个计划,钱从哪里来啊?
罗超毅:当时只能是超前经营负债经营,当时我就这么拍下去,拍完之后你说不慌张是骗人的,根据我提出来的目标算,2块金牌、3——5块奖牌、10个项目进前八,20项目进决赛,37个项目达标进场,一块金牌运动员教练员总共36万,02到08年五年,2块金牌又要多少,银牌12万,多少教练多少运动员,还多少助理教练,助理教练拿70%,算一笔细帐,一算两千五百万。但是当时我的口袋空空的啊,我说没关系反正我先把这个政策出来,你们给我干,我去找钱,我就不信成绩上来了我们还找不到钱。事实上是必须这样啊,不干也不行,不干完不成任务。等死啊,出了成绩我砸锅卖铁我都会补上去,就这么干出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还注意到,当时您还对国家队的一些组织形式修改了,比如不让国家队教练从地方抽调运动员?
罗超毅:这是我调动积极性的另一套方案。我总说国家队是一种建制,但同时也是一种机制。我抓在手里是实实在在的是国家队,这是建制。机制的意思是,它还是管理的重要手段。以前有些项目,国家队的教练会说山东有个好苗子,辽宁有个好苗子拉他进来,现在我不同意,你只能带你的队员来,一来这样做难度大,地方教练肯定不放,二来还可以让他们产生竞争。国家队教练是睡不着觉的,因为那山东辽宁甚至几个地方水平都差不多,都在打你都在挤你。要是把你调过来你就一家了,你就睡的安稳了,我就不让你调,弄不好你比赛输给地方队,你国家队没面子,一年365天不甘松懈,这就克服以前的情况,以前打完全运会休息两个月三个月,你敢休息两个月我至少敢休息一个半月,谁都可以不干,因为我只要打败你我就拿全国冠军,现在不一样,组建国家队以后,你四川辽宁不想要全国冠军吗?我知道你可能不想要奥运会冠军,但我知道你想要全国冠军,我选的国家队水平是当时相对高的,你想要这个冠军你就得打败他,而同时了,国家队教练和我签的责任状不是全国冠军,你拿了全国冠军完不成任务我还要罚你,所以他的任务要求很高,他拼命练,他水平上来那些盯着他的地方队也跟着要追,相互一刺激机制就活了。
《三联生活周刊》:不过我们也看到,当时您特别允许一些个别项目从地方队抽调人,比如女子中长跑,您当时就让王德现把刑慧娜从山东队调上来,这是为什么呢?地方怎么愿意呢?我们知道教练员的工资是和所带运动员成绩以及所取得的奖金挂钩的。
罗超毅:还是有特殊情况,因为当时2004年奥运会迫在眉睫,我们也知道如果要完成任务,就只能对有希望的项目要下最大的决心。我们通过竞争上来的教练,应该说本身至少有相当水平,而且我刚才说的国家有很多条件。所以我就特别允许竞走中长跑我再不下决心不行,关于地方和国家要怎么协调,首先要讲一个认识,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第二国家有个政策,就在几年,你带出的运动员的奖金还是原来教练的,不是王德显,当时会有个科学的评估,规定这个奖金在一年还是两年之内奖金归原来教练的,然后随着时间再按照比例慢慢改变,所以我们亚运会、奥运会刑慧娜拿的冠军,她的前教练都有分奖金的。特殊的政策等于说奖金归地方,国家队的教练完成任务包括亚运动会竞走的时候,当时两个运动员上场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只要你们是第一第二名的话,,两个不要拼,我现场就说我第二名照样金牌对待,给你荣誉给你钱。不然就两个窝里斗,罚下去一个损失就很大,冠军6万银牌也6万。所以利益保证是很重要的。其实地方的利益没有损失,奖金运动员拿大头,教练员留一部分,地方留一部分,协会拿很少的。几家共同享受,是有分配的,协会拿得非常少的,就是百分十到十五。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可以说中国的田径在您的领导下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对于2008您有什么展望呢?
罗超毅:现在不敢说什么根本性改观,只是说改善了,这几年国家对我的支持也很大,而且因为成绩好,有明星了,开始有赞助了,我自己也能找到足够的钱。比如刘翔、刑慧娜都有吸引过广告,而北京国家马拉松这样的活动也能拉到不错的赞助。现在整个形势动起来了。2008的奥运,我们金牌上依然没有把握,以为尖子仍然就是这几个,但是我敢说的是,中国田径有了整体性的进步,我相信2008我们在许多项目上都会有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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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D, Chinatimes has no credit at all!

Sorry for spreading rumors on my blog(a post published on Nov. 27). It turned out Chen Liangyu, the party leader of Shanghai, and Han Zheng, the Mayor of Shanghai, are still in their positions. I could have found out earlier if I used the news search of google.cn !
I once thought Chinatimes was a great newspaper although I found out earlier that editorial portion of Chinatimes were full of partisan attacks. This is one of reasons that I swiched to applydaily editorials. I never thought chinatimes could be able to spread rumors......well they did! Their reporters in Shanghai were really weak. Apparently no connections at all. Even if they don't have connections, simply do google search as I just did. They would have found that Chen and Han were the hosts of an administrative meeting in Shanghai on Nov. 26! Really stupid!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y could be replaced on Nov. 23 as reported by Chinatimes. The weirdest thing was that Chinatimes reported this rumor on Nov. 28! How pathetic!
Chinatimes needs a immediate reform in order to save itself from downgrading into a piece of toilet paper. No wonder it is lagging behind apply, liberty, and ud in Taiwan currently.

-----------an once loyal reader of China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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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只准政府食滿貫 不許百姓糊三番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2-01
林行止專欄
香港人享有各方各面各色各樣的自由,但在政治生活上,有明顯的局限─香港人沒有選擇政制發展的自由!

  當年中、英雙方「打造」的《基本法》,雖然台上假戲真做,落力演出,然而,畢竟只是異夢同床的「鳥籠政治」產物。英國人擎起「兩制」的大纛,目的在防範一黨專制窒礙自由的香港;中國則以「循序漸進」為法寶,提防倫敦「好」心做壞事、種下動盪的根源。回想起來教人唏噓,前後二個宗主國爭─很多時爭得面紅耳赤─為香港人求自由、謀福祉,香港人對本身的前途卻無緣置喙,循自由意志發展政制的權利,更是提也不用提!

  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不久前到西方民主大國解釋香港政改方案的立場時,一再提到「香港不能單方面行事,只是有些人天真地以為我們可以這樣做,亦應該這樣做……。我們的政制發展不單是香港的事,亦是國家的事」。說的倒是實情,如果說成「亦是國家主導的事」,也許更貼切實情。如今泛民主派人士可以發表與政府「對幹」的聲明,同時呼籲港人應為自決未來而走上街頭,反映了當前香港仍享受「建華八年」港人可以自由表達意見的「遺澤」,而這種政治氣氛,比《基本法》訂定時的預期遠為寬鬆。

  《基本法》裏行政主導、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的承諾,其與眾多民主派人士構想中的政制發展的差異,在於步伐的緩急。當年鄧小平的「摸石頭過河」,與如今香港市民期待的「時間表」、「路線圖」,根本是不同時代、不同社會條件的不同比喻意象,當中意識差別之大,也就不言而喻。

  比起政治過渡期間,中央對香港民意民情的拿捏,的確有所進步,這是由於有了較多較深刻的了解,少了芥蒂,京官終於明白,即使那些北京禁止入境、被目為最激烈的行動派,亦只有米高風呼口號及和平示威表達異見的勇氣,絕無具體謀反之心;可是,理解雖然比較深入,卻仍然缺乏足夠的「同情」,當然更是空有「血濃於水」的口號而無「同命」的打算。胡錦濤當上國家主席後,毅然決然擯除「背景成分」的梏桎,起用在「建華八年」中一度不甚得志的幹練「前朝孳臣」出任行政長官,站在港人的角度看,那是「胡溫新政」在「用人唯才」的道路上,邁開非常重要的一步。可惜《政制發展五號報告建議方案》的內容,反映北京對香港的所謂較前開明,原來止步於對個別交心港人的信任,其對香港群眾理性、明智和希望講道理辯是非的「志向」,還是信心缺缺,所以對相當部分港人要有明確明快步伐的民主訴求,依然只願回應(不准!)而不肯順應。看特區政府拋出《方案》後一再強調沒有「第二套方案」,即是不肯向泛民主黨派讓步、妥協的「強政勵治」心態,適足以反映北京對泛民主派的起碼要求不加考慮。非常明顯,中央負責香港特區事務的官員,還在眷戀「摸石頭過河」的情趣,不願接受一目了然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泛民主派健者當初站出來反對《方案》並且呼籲市民十二月四日上街示威時,一般市民對示威的目的和意義,沒有太多的認識,直至有人鮮明地提出需要有民主進程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否決《方案》的一方才有了行事的焦點;不過,由於政府聲言要求議會全盤通過《方案》,不容修修補補,頗有只准政府食滿貫不許百姓糊三番的味況;政府擺明絕不能改,不肯支持《方案》的反對派及對其存疑的猶疑派,難免有所顧忌,生怕過堅則摧,「欲速不達」,令政制發展在原地踏步,這種爭持不決的形勢,在陳日君主教振臂一呼,點破原地踏步不比「寸進」差,反對《方案》的理由變得易於理解,連猶疑派亦全神投入反對陣營……。

  十二月四日的遊行,與其說是市民向特區政府說不,毋寧說是對泛民主派和促進民主化的宗教界的重大考驗。群眾秩序井然的和平集會遊行,既非和中央政府過不去,亦不是要打倒曾蔭權,可說並無「殺」亦無「殺傷力」,因此,再多市民上街,北京與特區政府只要說港人享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和自由,亦清楚聽到港人的聲音和訴求,便可堂皇完事,「證明香港人仍享有集會示威的自由」,一點後果亦不必負責;可是,如果上街人數不足五萬十萬,日來聲嘶力竭鼓勵策動群眾參與示威的民主黨派和宗教領袖,便會因為感召力不足,臉上無光之餘,難免還會招受與民情脫節的奚落。

  昨天傍晚,行政長官仿效民主國家領袖在無線電時代的「爐邊談話」和電視時代在「空氣中與國人談心」的公關技巧,現身熒幕說《方案》,其拉攏市民、試圖打消有意參與示威者上街的用意,彰彰明甚,這種善用媒介的做法是可取的;可惜其談話內容不大適時,細細聽來(至截稿時有線電視已重播數十遍,希望反對派亦有同樣的時間表達意見),總覺得像是《方案》公布後的說詞,如今登場,顯然有其用意,卻予人以未能與時並進之感覺,這即是說,經過連日來的公眾討論,關心政改者的認知早已超越那「三幅被」,曾氏變得是在自說自話(推銷《方案》),不僅沒有反駁反對派的意見,亦無回應他人的訴求,而且還說數周的反覆思量仍不明白《方案》何以不能被接受,這等於反對派的理由他完全聽不進耳,如此反應,恐怕會有反效果!筆者的「聽後感」是,由於曾氏並無動之以情的功架,內容又落後於形勢,那些決然不會上街的市民也許會叫好,但那些決心上街的則不會為其所動。如果喬副秘書長南下「宣道」的內容亦與曾氏的「閒談」同調,那真是不說也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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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誰主兩制 重重弔詭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1-30
林行止專欄
假設香港明天便有雙普選,你道誰將當選行政長官?是曾蔭權連任?還是民建聯、民主黨、自由黨的黨魁或四十五條關注組的其中一位成員?立法會的議員名單,又有多大改動?

  理性地推算,筆者認為馬上普選行政長官,曾先生以高票當選的機會是十拿九穩;至於普選立法會議員,料變化亦不會太大。換句話說,以筆者的觀察,有沒有雙普選,「台上人物」來來去去都是那些人。

  十八個區議會就《政制發展五號報告建議方案》表態,當中只有兩區不予支持,但是市民已清晰看到《方案》他日能在立法會通過的機會微乎其微;如果未來的發展果真如此,那是反映區議會不足以傳達民意?還是立法會議員脫離了群眾?

  以上二個問題讓人意識到當前的香港政情是多弔詭!

  推論曾蔭權會於假設中的普選勝出,是憑其公務員背景、工作表現及不同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大都顯示他是「眾望所歸」而達致;這等於說,香港市民的投票結果與中央政府的「欽定」─別說「大選舉團」(不管是八百人還是一千六百人)並非全聽北京指揮吧─不謀而合,這種「巧合」當然包含了中央及時(若非江澤民退休,「及時」便要延宕)棄董用曾的省悟。可是,由於授權來源有別,曾蔭權現在是由中央「賞識」然後選票「加身」,那與港人憑自由意志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認受性便有天壤之別。

  過去幾星期,政府在推銷《方案》上,既有「教車師傅」真傳的策略性「攻門」程序,又鑽「拳頭不打笑臉」的空隙,以看似玩世的嘻笑方式,用俚俗的語言,推銷北京認可的政改「進」程,軟硬兼施、花樣百出的手法,其予人的觀感是特區首長之行事,強烈體現了受命於北京因而以中央俯允的一套為指針,未有從港人立場出發,向北京爭取更為明快的政制發展步伐。對於強烈要求民主的鬥士們、又或只是從泛民主派的人士看來,曾蔭權無疑是秉承權力來源的旨意、維護統治者的主張;更偏激的社群,則會指責他是藉北京授予的權力打壓、恫嚇本地民主派!連要有時間表和路線圖的起碼要求,也沒商量。

  上述想法的擴散,將會加快結束曾蔭權與港人的政治蜜月期,對他今後的管治威信,必有非常負面的影響。沒有制度發展的配合,曾蔭權極其量只是一名比其前任老於行政經驗的優秀公務員(consummate public servant,這是港英末督彭定康對他可圈可點含褒帶貶的評語)。如果曾氏以聽命「今上」的公務員心態當行政長官,沒有與港人協力同心的氣度與魄力,他將會在管治上得不到群眾的和應而困阻重重;要是他以港人為念,處處以港人利益出發,其「失寵」於北京,不得中央支持的危險性又極為明顯,這是大家心裏有數的現實。曾蔭權最終將是港人尊敬的領導還是中央器重的命官,那是他的關鍵性選擇,亦是港人難以掌握的另一弔詭情勢。

  董建華當年在毫無對手之下幾乎全票連任,突顯了推選行政長官機制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如今中央找到較佳的人選取代,香港人的怒氣降了溫,可是如此一來,卻反映了香港已墮入人治的窠臼,不是制度化的公平遴選,沒有明確推動選舉制度的進程,其無助於現存制度之改進,彰彰明甚。

  北京以一國之尊,干涉兩制的運作,對於高高在上的國家領導人,只是小事一樁,甚至不會放在議事日程上;但是對於崇尚(也許說習慣了較恰當)法治的香港人,可行、有效、合理的政治制度遠為重要。香港人心裏明白,通過普選推舉行政長官和議員,未必就能選出合適的理想人選,但是不稱職不符民望者難以立足,或屆滿不得不鞠躬下台,或未任滿便可能被彈劾落台……。在普選制度之下,像董先生般連任而一再貽誤港事以至殘害他的自尊心的鬧劇,絕對不可能發生。制度的不合理,害了群眾,害了香港,害了董先生。中央領導人英明神武,卻在董氏連任上露了底,令港人對曲線體現中央任命的大選舉團信心全失!

  彭定康勳爵口舌便給,雖然有新意的內容不多,可是在他的口底筆下,盡都活龍活現,動人心弦,這是一流政客的基本功;他否定落實普選會使香港政局不穩之說,語雖泛泛,且屬老生常談,卻說到了港人的心坎裏。在港駐紮重兵、對社會各層面均深入滲透的北京,其實對香港實行普選不會造成任何不穩的情勢,早有估計,可是她對傳統親中共的「圍內人」上位,未有把握;「圍內人」能否被選中固然是一重考慮,就是當選了,他們是否具備理順香港事務的能力,北京亦不無懷疑。此外,北京對「突然親中」的香港俊傑不放心,放不下手,於是普選之訴求遂連畫餅充飢的「時間表」、「路線圖」也提不上來。

  不過,話得說回來,港人對普選的態度絕非毫無保留。多數港人一方面嚮往並追求建立開明民主的政治制度,一方面則並不十分信賴民主黨派的政治質素和管治能力。此外,香港目前面對結構性的經濟困難,更非港人在政治上真正當家作主便可應付,加上當前管治班子的辦事效率還算可以,相形之下,市民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的迫切性便顯得相當軟弱了。

  十二月四日上街缺乏迫切性,卻並非沒有理由,因為曾先生上台後並無採取或暗示將會採取新政策新措施以彌補「建華八年」在「分權分勢」上的缺失,那是漠視市民的民主訴求,其實多數港人並非強求即時民主,他們要求普選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並不過分,政府堅持《方案》一成不變,沒有退讓餘地,大概是「強政勵治」的表現,實際卻是令人無法理解的執,如此強橫,擺明若非接受政府的安排便實行拉倒的態度,其與有容乃大、為群眾服務的領袖胸襟相去何止千萬里?

  遊行前夕,北京大員再度出動,於十二月二日南下深圳,與香港的民意代表及社會賢達商談政改,那是中央致力淡化京港在政改立場之分歧,緩和上街的緊張?還是曾蔭權公然把主導特區政制發展大權雙手奉還中央的一種表態?對曾氏有厚望者能不忐忑!

  特區行政長官要在中央的主意和香港的民意之間允中允正,那是一份極度弔詭的使命,需要的,不僅僅是一般的政治智慧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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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November 29, 2005

杜念中 中國再度暴露19世紀面貌

蘋果 2005年11月30日


台灣人到過中國東北的不多,熟悉東北地理的人更少。但是最近松花江的苯污染事件,可能讓不少人注意到哈爾濱市民驚恐搶水的電視畫面。不過松花江污染事件究竟是怎麼回事,恐怕不會有太多人關心。大家想,反正中國每年發生的大小天災人禍這麼多,松花江事件也不過在紀錄上添加一樁罷了。不過要是仔細看看這次松花江污染事件,就可以發現其中透露出關於中國的訊息還真不少。
首先,東北省級官員都是撒謊成性的封建領主。當吉林市近郊的吉林化工廠發生爆炸時,許多大型儲槽的苯液傾瀉至松花江,造成江水嚴重污染。但是吉林省市的官員裝糊塗,說完全沒有造成污染,不但沒有緊急通知當地居民,更沒有知會位於下游的黑龍江省官員。5天之後,吉林發現事態嚴重,才通知黑龍江。但是人口400萬的哈爾濱市府卻告訴市民,哈爾濱要檢修水管,全市停水4天。直到全市地震、恐怖攻擊的謠言亂飛,市民瘋狂搶水,市府無力控制才被迫說實話。即使到這個時候,吉林的官員還矢口否認有污染問題。這已經是爆炸發生後8天的事。


具中國特色的新封建
不要以為地方官員這種想瞞天過海的行為很特別,它其實是常態。每個省市鄉鎮都以鄰為壑,每個地方都像個半獨立王國。照理說,吉林化工廠屬於最大的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就算當地官員含混推諉,化工廠也該直接向總公司報告災情,情治人員更應如此。但是這些都沒有發生。吉林省所有黨、政、軍、警特、國企、媒體結成了一個銅牆鐵壁似的龐大利益集團,與上級不溝通,與鄰省不通氣。儘管中國省市高官由北京派任,但是人到了地方,地方的利益瓜葛終究超過了與中央的關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封建體制。
在這種封建關係中,中南海的大員處於半聾半盲的狀態。表面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是全國權力中心,中央大員到哪裡都前呼後擁,風光得很。但是骨子裡,大員們還真不明白他們統治的龐大國家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吉林化工廠爆炸後10天,北京才派員到地方了解災情。很難想像這個不少台灣人不斷歌頌的21世紀強權,在處理內部危機時,步調竟如此緩慢。
中國城市知識份子的環保意識近年來逐漸抬頭。但是共產黨不相信自發性組織,所以只有少數團體受到政府認可。成員最多的「自然之友」成立已超過10年,在保護瀕臨絕種動物方面,有相當的成績;「自然之友」也不遺餘力在各地推行環保教育。由於中國的環保問題是國際環保問題的重要一環,這10年來,中國產生了一些傑出的環保人士,像梁從誡、楊欣,在國際上也得到肯定。有人說,他們是中國政府的環保花瓶,這也不盡公平。其實若非像梁從誡這樣出身書香世家,又廣受尊敬的人士出馬,在中國想搞個民間團體,又要能做點事,實在不易。但中國的環保人士能做的事還是極為有限,政府不完全信任你,地方要阻攔你,要是妨礙了利益團體,連性命都可能難保。這次松花江污染事件,沒有環保人士的聲音,更沒有他們的積極參與和調查。足見中國的新封建制度中沒有自發性團體的空間。


中央集權已無以為繼
若干年前,中國出現過一股討論滿情末年的熱潮,許多人把共產黨的統治比喻成滿清王朝的末期,認為中國已經出現朝廷小地方大的局面,政令出不了北京城。這樣的意見當然不能見容於當道,共產黨很快就把它壓制下去。但是松花江污染事件的荒謬演出,再次提醒了世界,中國還有2/5深陷在19世紀,這包括了大部分的農村,共產黨的官僚體系,和愈來愈坐大的地方勢力。
中央集權的體制在中國已經無以為繼,但是現存的地方分權又不足為法。如果中國人民不想繼續停留在19世紀的話,顯而易見的,不管動力來自何處,也顧不了共產黨意願,中國一定要有全面的制度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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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第一大港 洋山港下月開港 重挫釜山

白德華/上海報導 Airports and harbors
MAP OF YANGSHAN PORT : BACKGROUND SHOWS ZHOUSHAN PORT, RAILWAY(GREEN), HIGHWAY(ORANGE, UNDER CONSTRUCTION) AND MAJOR CITIES NEARBY.

上海附近的洋山深水港一期,將於下月十日正式開港,上海港歐洲航線將全部轉至洋山港。屆時,上海對東北亞地區大型集裝箱船舶和國際中轉的吸引力將顯著增強,並進一步確立上海的航運樞紐和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同時也將對韓國的釜山港與台灣的高雄港構成巨大競爭壓力。
YANGSHAN FIRST STAGE
隨著大陸第一大港「洋山港」海關上周正式落成,洋山港將在下月十日正式開港,大陸第一個「保稅港區」─洋山保稅港區也將同時啟用。上海有關人士說,上海海關已做好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正式開港。開港在即,近日上海海關在洋山保稅港區進行多次通關等各項海關業務合練、測試,為開港作最後衝刺。

YANGSHAN FULLSTAGE
據了解,中共國務院今年六月廿二日正式批覆設立上海洋山保稅港區。洋山保稅港區將港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合而為一,可享受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相關的稅收和外匯管理政策,境外貨物入港區可保稅,境內貨物入港區視同出口實行退稅。擁有十五公尺以上優良深水條件的洋山深水港,將是上海打造國際航運中心的關鍵。 DONGHAI BRIDGE CONNECTS YANGSHAN PORT (FULL STAGE) AND LINGANG XINCHENG (LUCHAO HARBOR)

洋山港工程分為洋山深水港區、東海大橋和臨港新城三大主體。其中,一期碼頭岸線總長一千六百公尺,有五個深水泊位,年設計吞吐能力為二百二十萬標準箱,但據有關人士表示,實際吞吐能力將達三百五十萬萬標準箱左右。 DONGHAI BRIDGE
LINGANG XINCHENG DESIGNED BY A GERMAN OFFICE.
上海國際港務(集團)公司董事長陸海祜指出,洋山一期正式投入使用後,原本在外高橋碼頭(一期至五期)的歐洲航線將全部遷至洋山港。專家普遍認為,將歐洲航線全部轉移至洋山,符合洋山深水港的定位。據了解,上海港歐洲航線上來往的都是大型集裝箱船隻,而洋山港的十五公尺水深,最適宜大型集裝箱船舶停靠。

就在洋山港開港之際,韓國第一大港釜山港已表現極大擔心。十月廿日,韓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正式向韓國總統府提交「上海物流報告」指出,世界最大規模的洋山港建成後,韓國釜山港貨物處理量將減少三○%,韓國「東北亞物流中心」夢想將受極大威脅。

事實上,上海港處理貨物能力早已超過釜山港,但因上海港缺乏深水港,很多從上海港出發的貨輪只在上海裝半船貨物,然後再去釜山等港口裝滿,從天津、大連和青島等港口出發的貨輪也同樣如此,釜山港從中獲得的利益占釜山港全部物流量二○%至三○%。洋山港則徹底解決這一「裝半船」的問題。
Overview of Yangshan and Zhoushan ports
專家指出,集裝箱深水樞紐港是國際航運中心的核心,在中國這樣一個市場巨大、腹地遼闊的國家,特別是長三角,如果沒有一個國際航運中心,沒有深水樞紐港,在國際分工與競爭中就會處於被動地位,經濟發展動力就會被削弱。專家說,建設深水樞紐港,關係中國未來一百年的可持續性發展。
Here is the question: according to this map, seeminly yangshan belongs to zhoushan city, zhejiang province. How come it's now a port of shanghai? It is known yangshan and zhoushan compete each other to be the No. 1 port in China, or even in the world. Let us see what will happen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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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強:緬甸遷都 軍政府欲一石二鳥

撰文 貌強 Maung Chan (緬甸華族)
2005/11/24, 週四
軍政府遷都事件,眾說紛紜。
克倫族聯盟KNU的Sarki將軍是從軍事角度來分析。 他指出:緬甸軍政府把軍政大樓搬遷到緬甸心臟彬馬那,
1。可遠距離從容躲避仰光外海飛來的“不速之客”--美國
2。更能集中優勢軍力,向西攻擊若開邦與欽邦叛軍,向北與東北攻擊克欽邦與撣邦起義軍,向東與東南攻擊撣邦 、克倫邦、克倫尼邦、孟邦造反派系.
“兵貴神速嘛!”,這位克倫族聯盟傳奇英雄、斷臂將軍Sarki,笑著對撣族老朋友賽萬賽(Sai Wansai)與華族克倫老同鄉貌強說。
我們知道他曾理論結合實際地研究過“孫子兵法” 與“毛澤東遊擊戰術”,經無數次的經驗總結與昇華,現在用兵如神。
眾所周知:“孫子兵法”是美國丘八與將官人手一本的必修教科書,“毛澤東遊擊戰術”更是已故肯尼地總統越戰當年手不釋卷的案前兵書。
身經百戰的老戰友們,回顧著慘痛的歷史:
1989年軍政府之第一大敵內訌時,軍政府深知機不可失,就迅速加強其宣傳、挑撥、分化、收買工作,總共誘使、招安了17個武裝集團前來簽訂停戰協定,接著進一步成功地威迫利誘,招降了好多股弱小的原住民武裝力量。
目前,軍政府一邊派遣重軍,加強包圍、鉗制、監控各停戰集團,一邊用經貿優惠政策收買、分化各停戰利益集團,文攻武鬥,恩威兼施,最近才圖窮匕現--迫他們“以武器換取和平”。軍政府的停戰協定與給特權政策,使各族人民武裝力量、停戰組織之間,發生各種不同的政見與利益衝突,使他們不再跟軍政府鬥,轉而互相爭權奪利與傾軋廝殺。
茲述克倫族、克倫尼族、孟族、撣族、佤族、克欽族停戰組織的現況如下:
克倫邦(Karen State)
克倫邦在新都的東南部,與泰國為鄰。
克倫族聯盟KNU從1948年就開始拿起武器,向緬軍為首的大緬族沙文主義者爭取民族平等權。克倫族聯盟KNU擁有世界上進行武裝鬥爭最長久、視死如歸的一支軍隊。
眾所周知:1990年軍政府普選慘敗但不交權,並對緬族和平民主力量展開大屠殺。結果,緬族學生、僧侶、市民、當選國會議員、公務員、民主人士等,大量逃往克倫族解放區。克倫族聯盟KNU收留與保護他們,所有被壓迫人民在此共同組成了反對軍政府的大同盟 。
克倫族佛教徒與基督教徒之間存在著多年的宗教衝突,在軍政府的煽風點火之下,“民主克倫佛教軍”(Democratic Karen Buddhist Army)從克倫族解放軍KNLA中分裂出來。1995年,“民主克倫佛教軍”與軍政府簽訂了停戰協議, 在軍政府給特權與挑撥離間之下,克倫族佛教軍與克倫族解放軍不時發生武裝衝突。
軍政府不斷加倍派遣特務去暗殺與離間,另一方面盡力挑動群眾鬥群眾,千方百計地破壞與圍攻該大同盟的大小基地。
在1995年,克倫族聯盟與緬甸民主力量的反軍政府總部Manerplaw,終於被軍政府攻破了。
在軍政府總理欽紐(Khin Nyunt)將軍與一心想開發泰緬邊界的泰國政、軍、商界的敦促下,在2004年,克倫族聯盟 KNU與軍政府總理欽紐將軍達成了“君子協定”(但緬軍有時還是毀約偷 襲),KNU老領導人波米亞(Bo Mya)將軍親飛仰光進行和談。泰國政界、商界、軍界當時對泰緬邊界的和平建設,感到一片樂觀。
誰知不久欽紐將軍卻以貪汙罪被拉下臺並坐牢,和談胎死腹中。各利益集團茫然不知所措。
在軍政府的“以武器換取和平”的強大壓力下,現在克倫族佛教徒與基督教徒,深深體會到任何一方被軍政府吃掉,都一樣地唇亡齒寒,徹底覺悟到共同對敵的重要性。他們正在求同存異,謀取團結。他們最近宣佈絕不放下武器,說武器是用來保衛家鄉人民的生命財產與和平生活的。
孟邦(Mon State)
孟邦在新都的東南部,與泰國為鄰。
新孟邦黨(New Mon State Party)1995年與軍政府簽了停戰協定。1996 年,軍政府把17項工業部門“權力下放”,讓新孟邦黨試與新加坡、馬來西亞商談伐木業、漁業、開金礦、內陸交通、貿易等問題,其實是在製造孟族領導層內部發生政見與利益衝突。1998年,軍政府再以各種藉口,又收回了大部分特權,由自己與泰國、法國、韓國、美國石油公司 Total, Unocal 等簽約,利益完全獨佔。 孟族幾個利益小集團簡直一場歡喜一場空。
自1995年孟族各領導紛紛下海從商,進行自給自足之後,孟族武裝力量就開始分崩離析。其著名領袖柰隋金(Nai Shwe Kyin) 幾年前去世後,更是每況愈下。
最近新孟邦黨在總部開了緊急會議,決定參加12月5日軍政府續開的制憲全國大會,參加上屆會議的奈強陀(Nai Chan Toi),昂奈將軍( General Aung Naing)與拉威昂上校( Colonel Lawee Ong)這次不去了,改由低層幹部代替。
新孟邦黨秘書長奈漢達(Nai Han Thar)一直在說:政治問題最好用政治對話來解決。 新孟邦黨主席奈陀孟(Nai Htaw Mon)最近說:我們堅持三方對話,堅持政治解決政治問題,我們反對軍政府扭曲與違反停戰協議,強迫我們放下武器。
1990年新孟邦黨的武裝部隊“孟族解放軍”有6千兵力,現在軍心渙散,開小差去做小買賣跑單幫的很多,武器彈藥既無法補充,也很難管理。
想東山再起?孟族群眾告訴我:“談何容易!”。
2001年,柰般紐上校(Col Nai Pan Nyunt)離開新孟邦黨, 成立了漢莎瓦底復興黨 (Hongsawatoi Restoration Party) , 分道揚鑣。
11月20日,在泰緬邊境的孟族團結聯盟MUL(Mon Unity League)主席奈素東( Nai Suthorn)發表言論:我們已致函於聯合國安理會的一些成員國與永久理事國——尤其中國與俄國,述說緬軍仍然繼續控制著國家,在軍政府主導的所謂制憲會議上,他們不許我們眾原住民的停戰組織提出解決政治問題的不同方案。他們說對他們預製的憲法草案, 堅持一字不改。
我們強調:“緬甸的主要問題,其實就是眾原住民問題。安理會不幹預就解決不了”。
克倫尼邦(Karenni State)
克倫尼邦在新都的東南部,與泰國為鄰。
英國統治緬甸時期,克倫尼是獨立的邦。緬甸爭取獨立時期,克倫尼邦既不參加彬龍會議,也不參與聯邦憲法的討論與簽訂——它不想、也沒興趣加入緬甸聯邦。
所以說,克倫尼族進步黨( Karenni National Progressive Party ) 也是歷史悠久的老叛軍。
自從其他4個克倫尼武裝力量與軍政府簽訂停戰協議後,在1995年3月1日,克倫尼族進步黨也不得不跟著簽約——排行第五。
3個月後,軍政府就大軍壓境,強行闖入其管制區,並強迫克倫尼村民為緬軍搬運軍用物資與修路造橋, 2萬多孟族村民不堪受大緬族沙文主義的壓迫,都逃往泰緬邊境——於是雙方又打起仗來了。
最近,克倫尼族進步黨秘書長雷蒙圖(Rimond Htoo)為“武器換取和平”之事發表聲明:“迫我們放下武器就是要我們投降嘛!這哪裏是政治解決?我們不要這類停戰協定“。
克倫尼族人民解放陣線( Karenni National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在1978年由克倫尼族進步黨分裂出去,在1994年6月與軍政府簽訂了停戰協議。軍政府“以夷制夷”:派他們治安,但不補貼,只幫助他們搶奪與切斷克倫尼進步黨KNPP的經濟命脈——即由克倫尼進步黨KNPP手中,在1996年奪取泰緬邊貿關稅站,毛奇錫礦(Maw Chi tin mine)與林木稅收權,按緬軍安排的“自給自足- 利益衝突- 互相殘殺” 陰謀鬼點子走下去。
克欽邦(Kachin State)
克欽邦在新都東北部,與中國雲南為鄰。
在現任領導人拉蒙度宰( Lamung Tu Jai)的帶領下,克欽獨立組織在1994年與軍政府簽訂停戰協定——當年眾原住民聯盟大為震動而不知所措,因克欽獨立組織KIO是領導眾原住民武裝反抗軍政府的的主要領導。
克欽獨立軍(KIA)與克欽獨立組織(KIO)與軍政府停戰後,經軍政府成功地收買、挑撥、分化,逐漸內訌而四分五裂。 2001年以來,克欽獨立組織KIO的領導層一直在爭權奪利。頭頭詔邁將軍(Gen Zau Mai)據說貪污——擅自批准中國木廠濫伐木材,因而被趕下臺,並遭軟禁。
2004年元月,新分裂集團陰謀捉拿KIO情報局長拉桑敖瓦(Lasang Awng Wa)等一群領導人物,將官拉桑敖瓦最後跨境逃入中國雲南。
拉桑敖瓦(Lasang Awng Wa)也是由克欽族獨立組織KIO分裂出去的。在克欽新民主軍NDA-K(New Democratic Army-Kachin,)主席薩昆丁英 (Zahkung Ting Ying)的包庇與支持下,拉桑敖瓦曾在2004年初發動兵變,奪取了巴交( Pajau )鎮的克欽族獨立組織KIO總部,因而最近獲軍政府的獎賞:派駐克欽邦首府密支那附近的紮圖巴(Ja Htu Pa)新地區。軍政府對其厚愛有加,除了供應軍糧、保證安全、允許半自治權之外,還全包遷離費,並提供運輸車輛。
恩昆朵拉(N’Hkum Doi La)為首的300多人則寧願留守當地,不願離開。他們深信投降是自投羅網——不只在制憲全國大會要作應聲蟲,並隨時隨地都要按指令辦事,將來的下場一定悲慘。
今年9月中旬,克欽新民主軍NDA-K主席薩昆丁英帶著親信,親赴仰光向軍政府頭頭們釋疑他經營的克欽邦第一特區(Kachin State Special Region 1,即前緬共101戰區總部)的複雜情況,力求溝通與諒解。豈料他們身在仰光,其秘書長拉姚澤侖(Layawk Zelum)卻乘機在老家搞政變奪了權。
薩昆丁英非同小可:他是克欽獨立組織KIO的老領導之一,60年代末率部加入緬共,1989年又率部與軍政府簽停戰協議,並改其部隊名為克欽新民主軍NDA-K,成為第一個克欽邦停戰組織。
在軍政府的支援下,沙昆丁英在9月下旬回老家武裝復辟,雙方火拼,死傷眾多。沙昆丁英奪回了中緬邊界的總部版瓦(Pang Wah) ,即克欽邦第一特區,還活捉了秘書長與其同黨。
現在該組織大力鼓吹參加制憲全國大會的好處,領導人之一(Dr La Ja)拉紮博士說:全國大會雖然不能滿足克欽獨立組織KIO的所有要求,但新憲法卻會誕生自由選舉。
大家早就看到幾個克欽邦停戰組織已是緬軍指揮下的邊境安全民兵團(border security militia group),現在看出克欽新民主軍NDA-K已淪為軍政府的幫兇與喉舌。
雖然軍政府允許這幾個克欽邦停戰組織搞經濟,掌握自然資源,自己分配,自給自足,但由於軍政府源源不絕派遣重軍進入克欽邦,暗中又在收集他們的“不法言行”,虎視眈眈,許多克欽軍都感到前景不妙。
若開邦 (Arakan State)
若開邦在新都的西部,西與孟加拉接壤。
於11月16日,若開軍(Arakan Army)凱索上校(Col Khaing Zaw)帶著9個兵士,向軍政府投降。若開軍是若開民族團結黨NUPA(National United Party of Arakan)的武裝力量,其前任領導人是凱拉甲(Khaing Raza),已故。 至今未見若開軍或若開民族團結黨對此發表聲明。
佤區
佤區在新都的東北部。
佤邦第四特區(Special Region 4)由賽龍 (Sai Leun) 領導的東撣邦民族民主聯軍NDAA-ESS(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 – Eastern Shan State)管制,總部設在版桑(Panghsang)。16年來,旅遊業、非正式邊貿等為該區帶來一片風光。在9月,中緬緝毒人員緊密合作,就在這一帶破獲半噸海洛英毒品,震驚了中國與世界。
東撣邦民族民主聯軍與北佤區果敢軍,同屬戰鬥力極強的佤邦聯軍UWSA(United Wa State Army)。
緬甸軍政府與中國雲南省開了幾輪會議, 11月14日終於在猛臘(Mongla)公佈:兩國政府同意開發猛臘-大羅(Mongla-Daluo)為中緬官方邊貿城市。不久,緬甸軍政府的大量軍警、邊貿人員將進駐該重地。這意味著:佤邦區不只失去軍、政、財、經等重地,也將失去由猛臘通往湄公河的要道。四面通道已被緬軍切斷。
軍政府又與泰國合作,泰緬邊貿重鎮的美賽-大其力(Maesai and Tachilek)第二大橋,將在11月30日正式通車--這大大加強了泰、緬、中三國的交通,也使緬軍能大量進駐該地,對當地與南北叛軍增強了威脅與鉗製作用。
軍政府近幾個月乘勝追擊:一直逼迫佤邦軍“以武器換取和平+特權”。
撣邦 (Shan State)
撣邦在新都的東北與東部,與中國雲南與泰國為鄰。
最近軍政府嚴厲判罪9個撣族領袖:昆吞烏(Hkun Htun Oo)93年監,梭登將軍(Maj-Gen Hso Ten)106年監,賽紐侖(Sai Nyunt Lwin) 85 年監,賽拉昂(Sai Hla Aung) 79年監,敏丹( Myint Than)79 監,吞牛( Tun Nyo) 79 年監,賽繆溫吞( Sai Myo Win Tun) 79 年監, 尼尼莫(Nyi Nyi Moe) 79年監,薩大烏(Sa Tha Oo) 12年監--這就是緬甸將軍們所說的:“對不聽話者的懲罰樣板,殺一儆百,以儆效尤”。
為此,各族人民破口大駡:軍政府不是口口聲聲“不分裂聯邦、不破壞團結、依法治國”嗎?實際行動卻正好相反。他們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現在更加暴露無遺!
上個月,撣邦軍SSA第三團90人,從曼德勒-臘戍公路北部回來時,軍政府不守停戰協議,強迫他們繳械投降。11月8日,膠眉(Kyaukme)的撣邦軍SSA代表吞基上校(Captain Htun Kyi)因不肯投降而被捕入獄。 11月13日,軍政府軍警掩至琬奔(Wanpong)鎮指揮官般發(Col Pangfah)家突擊搜捕。當時般發不在家,其兩位部下被捕。般發現任撣邦軍SSA第一團參謀長,帶兵2000人。
軍政府又不斷逼迫撣邦軍現有領導人參加12月5日續開的制憲全國大會,但不許他們亂說亂動。
南撣邦軍(SSA-South)的指揮官姚色克(Col Yawdserk),至今不放下武器,繼續堅持武裝鬥爭,他目前已經接任第三團部隊的指揮。
總論:
細察軍政府的“停戰與給特權”政策:它解除了各族人民的武裝鬥爭意志,摧毀了停戰組織的政治理念,並使他們因利益衝突而互相內鬥、廝殺。現在,軍政府再集中軍政力量於緬甸中部彬馬那(Pyinmana)新都,退則可守——以防外敵,進則可攻——東討西伐,南征北戰,得心應手,來去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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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屢傳口誤 “拉票”說成“買票”

2005/11/28, 週一
台灣總統陳水扁27日晚間在台中市,陪著候選人林佳龍掃街拜票時再度口誤,把“拉票”說成“買票”。
“大家幫忙林佳龍買票!”陳水扁一時口誤,台語的“拉票”講成了“買票”,讓站在一旁的民進黨台中市長候選人林佳龍好尷尬,台下支持者一片譁然,陳水扁趕緊改口,要大家一起拉票,讓林佳龍當選,買票是對方陣營幹的,買票是不行的。
本月24日,陳水扁到場為候選人站台時也一時口誤,把“支持林佳龍”說成了“支持胡志強(國民黨台中市長候選人)”,當然也是立即改口說支持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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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人民币受到的压力

布殊访神州,重要话题当然包括要求人民币升值。三十多年前欧美同样地向日本施压,日圆从三百六十兑一美元上升至七十八兑一,今天大约一百二十兑一。为此我于一九八五说日本大势已去,不幸言中。是的,日本的经济触礁已有二十年了。该国的政要不少是富有家族,日圆保持强势对这组利益团体有好处,上升了的于是掉不下来。

五年前在三藩市与佛利民论天下,他说等了那么多年,日本的货币增长有机会上升了。这意味吁日圆兑美元有机会下降调整,帮帮经济,但五年过去了,依旧依旧。

日本当年的形势与今天中国的很不一样,当年如果日圆只上升一倍还有可为。两方面。其一是日本当年的工业,自己的科技有看头,用不吁靠廉价劳力争取市场。其二是不像中国今天那样,日本当年不需要顾及数之不尽的拥有无数廉价劳力的竞争国家。

今天中国的形势不同。人民币只上升百分之二,接单工厂叫救命之声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央行放松一下,炒家蜂拥而出,扰乱商家的视线。显而易见,如果央行再放松几下,朱老划定下来的货币制度就不容易守住了。
不久前读到英国货币大师C. Goodhart说人民币不宜再升值,我同意,但他说的理由,是中国还没有发展好外汇的期货市场。这理由我是不同意的。外汇市场中国还没有发展好是事实,但不是人民币不宜升值的好理由。Goodhart是专家无疑问,我认识这个人──欣赏此君──但他不清楚中国的货币制度,也不了解目前的国际竞争形势。不敢小看这位大师,而是问题复杂,要跟进很久才能掌握其脉搏的。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有大逆差。从这角度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不难理解。中国两年前的国际贸易总额有逆差,今天这总额有顺差。然而,这顺差大约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这是说,如果不算美国,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额有逆差。这也是说,如果中国把人民币大幅提升,升至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没有逆差,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逆差会是天文数字!可以接受,因为资本项目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另一部分,救一救。不可以接受的是这样做,中国现有的货币制度一定守不住,接单工业会兵败如山倒,而竞争之邦会把中国杀下马来。

说过了,今天人民币的强势不是来自贸易项目,而是来自资本项目。汇率一个,形成了双轨一价的麻烦。这是重要的分析。上选的解决办法,是中国解除所有外汇管制,把人民币大手地推出国际市场,既可赚钱,也可以因为资本项目的放宽而舒缓人民币的强势,使资本项目的人民币均衡汇率与贸易项目的均衡汇率看齐,双轨于是变为单轨,达到了单轨一价的整体均衡。处理得当,这政策是不会引起国内增加通胀的。

问题是这政策不能解决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不容易理解的现象:今天国内的市场有不少欧洲货,也有不少日本货,但美国货很少见。中国向美国买飞机,买谷物,也买点矿物原料,但日常用品不多见。美国对中国贸易有大逆差的关键,很可能在于美国有优势的服务、医药与先进科技(或其产品),进口中国双方都有管制。若如是,中美的谈判应该集中于互相解除这些管制。人民币升值是不应该考虑的。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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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治理矿难的经济分析

经济观察报

矿难和安全事故频频,怎样三令五申还是大案屡出。看起来积重难返,不容易有立竿见影之策。不过最近看到媒体报道国家安全监督总局李毅中局长的讲话,提出的思路有了新的层面。我认为问题重要,只是分析上还有一些可以补充、可以商榷的地方,需要讨论一下。

报道的看法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矿主承担的死亡矿工赔偿的数额偏低,在经济上等于鼓励矿主减少安全投资,一旦发生矿难,三钱不值两钱就应付过去。因此,李毅中支持山西等地大幅度提升矿难赔偿数额的做法,重要的是,确立以下新的死亡赔偿标准,即以死亡矿工本来还可以有的工作年限及可能赚取的收入,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这个数额目前是20万人民币);第二,矿主获取矿产资源的代价过低,目前按每吨产出的煤提取很少一点资源占用费,结果不但导致开采方面的惊人浪费,而且由此形成的开矿暴利,还成为不安全小煤矿屡禁不止的经济原因。为此,李局长主张大幅度提高矿产资源税,按储量、而不是按开采出来的成品煤的数量征收。

  容我说明一下。政府主管领导最近关于矿难的讲话涉及面很宽,不但包括以上两点经济分析,而且讲到法制、法办、绝不姑息等等。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人命关天的事情当然不只是赔多少钱就可以“了”的,该关的要关,该杀的要杀,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矿难毕竟与恐怖活动不同,在意图上没有谁喜欢制造矿难,因此,当令人忍无可忍的矿难频频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推断,作为一项利用市场需要、谋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其成本和收益结构一定存在着重大的歪曲。从经济上调整矿业的成本收益结构,进而改变相关的经济行为,是减少矿难的一个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李毅中最近讲到的以上两点颇有新意。

  还有哪些补充和商榷呢?先谈矿难的赔偿数额吧。李毅中分析矿难的赔偿数额偏低,在经济上降低了矿主对矿难的恐惧和投资安全的诱因,这当然有道理。跟着而来的对策,就是大幅度提高矿难赔偿的法定数额,这也有道理。最重要的是,李毅中探讨了提高矿难法定赔偿数额的根据:“这些遇到矿难的矿工们都是年轻人,他们如果还活着的话,今后的生活的道路还很长,他们还应该有二三十年的工作期,所以用当地的居民的平均收入或者平均工资,20年算一算,最低20万,我觉得是有依据的。”

  这段话代表了损害赔偿从“直接损失”向“机会损失”准则的转变,当然是重要的进步。当年英国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社会转型,传统的“习惯法”要以“衡平法”加以矫正,损害赔偿准则的变化是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从矿难提出赔偿准则的变化,说明许多文明的进步实质上要以生命为代价。李局长讲的很客观,“最低20万”,因为对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而言,现在一个20来岁的年轻工人,他终身可能获得的报酬哪里是按现在平均工资水平就算得出来的?

  问题是,能够普遍地做到吗?我强调普遍性,就是无论私营小矿还是国有大矿,无论矿难还是其他灾难譬如空难,也无论是不是赶上了“严打”,凡生命受到损害,一律按“可预期的未来收入总量”准则确定赔偿数额。如斯,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严重看低生命价值的倾向也许可以得到一个强有力的纠正。

  问题就在于不容易普遍做到,因为这和准则实在“牵一发而动全身”。早在1983年,我调查一个小煤矿的矿难,赔偿数目是参照当时军队阵亡补偿的标准定的。除开为国捐躯的国民义务和国家的荣誉性补偿,另一个参照系就是国有企业的死亡赔偿,直到今天也不是按“机会损害”准则行事的。以最靠近国际惯例的民航业为例,目前法定的空难最高赔偿额,离“该乘客可期望的未来收入”的水平还是相去甚远。最尴尬的,莫过于处理中外遇难客人的不同赔偿标准!要全面改变我国各行各业生命损害的赔偿准则,准备好了吗?

  如果不是普遍地执行,而是仅仅针对私人小矿,甚至仅在“风口浪尖”的时刻找几个“倒霉的”平平民愤,那么就不能指望这项经济上釜底抽薪之策能够发挥普遍的效力。更负面的影响,就是违背普遍性的“法制”,只能激发对待法律的机会主义态度,与根治矿难的目标南辕北辙。

  不过我认为最需要商榷的,是对民营煤矿“暴利”的分析。是的,资源占用无须全面付费的制度,当然在逻辑上可能形成民营煤矿的高额利润。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被看漏了——在制度上无须全额付费(税)就可以占用的煤矿资源,在实际上绝不是免费的!想一想吧:煤炭在市场上有高价,煤矿资源的占用却“几乎无须付费”,这样两件事情怎么加得起来?

  加不起来。煤炭高价一定会刺激对“免费的”煤矿资源的竞争,其结果是竞争者争相“出价”获取煤矿资源,直到无利可图为止。只是制度上没有国家库房明收的安排,这笔“竞价”就暗自落在控制煤矿资源分配权力的部门和官员的口袋里,徒然增加了观察上的困难。所以我用了“账面暴利”这个术语,无非按现制推算出来的“暴利”而已。真实的情形是民营矿主们的“账面暴利”,还要分摊大量的“隐形开支”——主要就是收买矿产资源的分配权力——这在矿区差不多路人皆知,无须微服私访就可以知道的。

  非法购买矿产资源的分配权力,交易费用很高,维持和保护的成本更高。控制矿产资源分配权力的官员在煤矿公司持有股份,不过说明“官煤勾结”已经找到了减少费用的永久性安排——“股”者,永不可退的合约安排也。今年年中,政府发文限令官员和国企领导在9月22日前完成退股,我看不容易。放弃巨额权力租金的可能性很小,追加隐蔽、藏匿、“化妆”等等费用的可能性倒是很大。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种种费用最后还是到账面暴利里划账。

  如果看漏了“免费资源其实绝不免费”这一点,对当前的煤炭经济包括矿难的理解,可能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的看法是,“官煤勾结”的种种花费虽然隐蔽,但对于非国有煤矿来说,却是获得和保护煤矿资源及开采权的非开销不可的刚性成本。如果这个看法对,那么治理矿难的着眼点就不应该是“追加民营煤矿的资源成本、安全成本和劳工保护成本”——因为有那块刚性的制度成本顶着,这些统统加不进去;非要下命令加,民矿只好缩小规模。至于民营小煤矿的经济意义,我也不同意“产量比例小,对煤炭供给无大影响”的判断。小煤矿对煤炭供给的边际影响非常大,这是屡关不闭的根本原因。另外,小煤矿提供的就业又岂可忽略不计?安全和就业皆为低收入人群所欲,为政者要全面衡量来决定政策。

  在我看来,治理矿难的治本之策,是“追加掌控煤矿资源分配权力者以权谋私的成本”。这句话,说难极难,因为差不多就等于一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易也不易,至少包括全面、普遍地推行煤矿资源和一切矿产资源的公开竞拍体制,并同时大幅度提升对以矿权谋私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于民营煤矿,不把官煤勾结的刚性费用大幅度降下来,什么资源、安全、管理、劳工待遇方面的费用,不容易加进去的。一句话,治不了权和官,矿难不能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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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春男 亮麗背後的大小事

2005年11月29日

中國總理溫家寶曾說:「中國有13億人口,任何大事除以13億即變成小事,但任何小事乘以13億,就變成天大的事。」不過,松花江的污染和江西的大地震,對中央是小事,對地方卻是大事。
松花江的水污染,毒水流入黑龍江和西伯利亞的俄國領土,影響數百萬人的生命健康,而江西的大地震,造成五百多萬災民,當地政府在第一時間都說謊,封鎖新聞,欺瞞百姓。接下來更由中央下令,由新華社統一發稿,不准外地記者採訪新聞。


資訊不明 民心易浮動
吉林發生大爆炸案後,吉林省和黑龍江省的領導聯手瞞騙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最後被迫宣布停水4天,而停水理由是維修水管。其實,松花江的水污染當時已成公開秘密,但是媒體卻從未報導,中國嚴格管制新聞自由,北京當局也被地方政府所蒙蔽。當地政府事後解釋說,由於正處於招商引資的關鍵時期,又是旅遊旺季,才會隱瞞事實,並說這是一種善意的謊言。
2003年中國大陸發生SARS事件,剛開始,也被這種善意的謊言害慘了,世界衛生組織為此曾對中國提出譴責。但是中國至今仍把自然災變死亡人數當作國家機密。擔心公布事實會影響民心士氣、影響政治社會的安定,其實更擔心是自己官位不保。
資訊不明,謠言滿天飛,社會民心更容易浮動,中共就更加強控制媒體,只能准許中央與省級媒體去充當黨的喉舌,其他一概嚴格管制,於是形成惡性循環。每遇災變,人民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媒體。只自己打聽、自己打算。資訊不透明的結果,人民和政府都成為受害者,因為政府也不了解實際情況。
中國地大人多但是物產並不豐富,曾任中共中央學校副校長的鄭必堅,即提出中國有三大匱乏,即能源不足、礦產不足和水源不足。中國的水資源只達世界平均水準的1/4。個人可耕土地面積只有世界水準的40%,中國石油、天然氣、銅、鋁方面的資源分別只佔世界水準的8.3%、4.1%、25.5%和9.7%,中國的個人平均所得很低,在全球190國家中排名在100名左右。當家的人才知道持家的不易,中國最強調穩定的重要性,最擔心動亂,所以對新聞資訊控制很嚴,但是中國已經是一個全球大工廠,不論經濟科技貿易均需要大量的資訊才能運作,逐漸開放資訊已成不可避免的趨勢。
但在胡溫體制下卻出現許多矛盾現象,一方面想要展現大國風範,一方面卻小鼻子小眼睛地擠壓台灣這個小島的國際空間。一方面想要展現改革開放的胸襟,要走向全世界,另一方面卻大量部署網路警察,加強言論和資訊的控制。
這次黑龍江的大污染後,又傳出黑龍江的煤礦爆炸,其實,去年中國死於煤礦事故就達6000人,但天災人禍在新聞管制下均成小事,甚至無事。中國的經濟成長速度讓世人驚奇不已,但在亮麗的背後,到底隱藏多少危機,恐怕連中南海也不知道。因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執政者也和人民一樣受到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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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纪念胡耀邦,胡锦涛图的是什么?

2005.11.28

我刚从北京回来,从不同渠道听说,胡锦涛一手策划了胡耀邦90周岁诞辰纪念大会。据称,罗乾等人曾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这样做会对海内外造成错误印象,以为中央将为六四平反,并重新评价赵紫阳。胡锦涛反驳说:一,胡耀邦与六四没有关系,二,胡耀邦是胡耀邦,赵紫阳是赵紫阳,胡耀邦不是赵紫阳。

其实,罗乾等人的说辞并非无理。消息传出,果然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纷纷揣度,中共是否要对六四和赵紫阳重新评价了,中共是否要重新启动政治改革?一时间,早已对“胡温新政”断了“念想”的海内外知识分子又重新燃起了对胡锦涛的期望。有人认为,胡锦涛提出纪念胡耀邦,说明大位已稳,希望利用纪念胡耀邦为契机,开创国内政治改革新局;因此,平反六四和赵紫阳将为时不远。

笔者则认为,胡锦涛纪念胡耀邦,并非意在开启政改新局,而是试图解决真正让他困扰的两大忧虑:人事主控权和制度性腐败对共产党政权的严重侵蚀。

胡锦涛显然算计过,纪念胡耀邦可能带来风险。他对罗乾等人的反驳,听来相当坚决,其实相当牵强。胡耀邦虽然与六四没有关系,六四却绝对因胡耀邦而起。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含冤辞世后,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反官僚,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的示威活动,最终以军队血腥镇压收场。至于胡耀邦虽说姓胡,赵紫阳姓赵,胡赵二人却同是邓小平的左膀右臂,一个搞政治,一个抓经济。在八十年代改革的鼎盛时期,胡耀耀邦被称为中国改革的良心,赵紫阳被誉为中国改革的大脑,良心与大脑对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推动,二者不可缺一。后来二人先后失势,相继被邓罢黜,命运何其相似乃尔。胡赵二人如此相像的命运自然引出如此联想:纪念胡耀邦是否意味著将对赵紫阳重新评价?

虽然小胡明知其牵强,却执意要开纪念会。小胡在坚持己见时,当然盘算过,纪念胡耀邦带来的收益必定要大于风险,因此才值得铤而走险。而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恰恰给了他收益大于风险的担保。胡锦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政军大权一把抓。从《反分裂法》出炉,到国民党高官前后访问中国,近来又招安了江氏智囊曾庆红和笔杆子王沪宁。在外交领域中,胡锦涛也风头十足。此时的胡锦涛,正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胡才能力排众议,坚持为胡耀邦举行纪念会。

然而,胡公“好龙,”哪里是真正喜欢龙!如果小胡真的纪念胡耀邦,就不会先是主张举行纪念会,继而藉故缺席;如果小胡真的纪念胡耀邦,就不会把2000人的公开纪念大会迅速缩水为300人的座谈小会;如果小胡真的纪念胡耀邦,就不会一边缅怀“宽松,宽厚,宽容”的胡耀邦,一边打压舆论,限制记者,禁止胡耀邦纪念文集全集发行;如果小胡真的纪念平反了3百多万冤假错案的胡耀邦,就不会重新制造“颠覆国家罪”一系列新的冤假错案;如果小胡真的纪念主张广泛实行民主的胡耀邦,就不会软禁民主人士,严控互联网,取缔非政府组织。如果小胡真的纪念胡耀邦,就不会一方面释出一些政治开明之信号,像五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10月19日提出民主政治白皮书,另一方面却继续实行政治高压。

如此错乱的自相矛盾说明小胡并非自信,其权力并非稳固。因此他需要演一则“死诸葛吓走活仲达!”演给谁看呢?谁是这个“司马懿”呢?这个“司马懿”应该就是江泽民及其人马。

小胡请出胡耀邦亡灵,第一个企图就是要以团派力量整合其势力,向江泽民的海派与诸侯力量正式宣战。江泽民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前,在几乎所有的大省,安插了自己的人马,像上海,北京,广东,江西,浙江,湖南等省的一把手,大多是他的亲信。去年温家宝搞“经济软著陆”时,江泽民的亲信,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广东的黄华华曾公开指责温家宝的宏观调控搞一刀切,是造成经济波折,金融秩序倒退混乱、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小胡意识到,自己的中央权威面临著江氏人马的严峻挑战。虽然,他全权大握后马不停蹄地在各省安插团派人马,试图取代江的亲信,但是在五中全会上,胡锦涛的以刘延东取代陈良宇的计划未能顺利实施,上调李克强进中央的打算受阻。这些挫折更激起胡锦涛加快人事变动,巩固权力的决心。

对江氏人马动手术将是或迟或早的事。大动干戈的时机似乎正在趋向成熟。胡耀邦纪念会,可以看出曾庆红与胡锦涛配合默契,没有曾的鼎力相助,胡锦涛难以抗衡罗乾等人的质疑与反对。胡锦涛籍口不出席纪念会,曾庆红顶上,并替胡锦涛发言。这就证实了北京消息灵通人士传出的信息:“一三五大联合。”一三五指的是胡锦涛,温家宝和曾庆红三人在中共政权内的位置。

小胡请出胡耀邦亡灵,第二个企图就是要以胡耀邦清廉向无处不在,愈演愈烈的腐败开刀。邓小平在1989年始就预见到:“中国出乱子,就出在共产党内部;而在共产党内部,出问题就出在腐败问题上。”根据胡鞍钢的最新研究,90年代后期,中国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在9800亿到13000亿之间,占全国GDP的13%-16%。面对如此程度的腐败,小胡何尝不知,腐败正像癌细胞一样在共产党内迅速扩散,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自走马上任以来,小胡已使出浑身解数与腐败抗争。然而,无论贫穷廉洁的北韩与古巴,滑稽可笑的共产党先进性教育(被世人调侃为先进“性教育,”小胡因而勃然大怒),还是被世人遗忘的毛泽东的西柏坡精神,都无法为小胡提供治腐的法宝。此次借纪念胡耀邦,以已故的老胡清廉对抗现存的制度腐败,整风,清党,巩固势力,可一举数得。此招不可谓不高。

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种迹象表明,中共内部将有一番惨烈厮杀,一场与江别苗头的人事大调整,权力大比拼将正式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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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November 28, 2005

Godard: 民间纪事:纪念一场未完成的装置艺术

shamelessly stolen from ShifeiKe(a CCTV journalist)'s blog

我来解释一下哈尔滨全城大停水的前因后果。

我想透过我的解释,向大家阐述几个道理。一、为什么哈尔滨事到临头才通知全城大停水;二、为什么政府两改公告变更停水原因;三、黑龙江为什么大张旗鼓停水闹革命。

事情经过是这样滴。

11月13日,吉林省吉林市吉林化工集团苯胺车间发生大爆炸。事发当天,当地政府就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说,大爆炸没有产生任何污染,理由是“苯在爆炸中已经瞬间变成二氧化碳和水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接受专程赴吉的黑龙江省电视台采访时,面对下游城市的担忧,吉林化工集团一位党委副书记冷静地说,松花江水没有被污染。令人不得不信服的是,这位领导引用了一些“专家”的监测数据作为证据。当然,我们事后也要问候那些越来越被集团利益化的中国各类专家,我们不仅问候他本人,必要时还须拷问这些所谓专家的良心和动机。

同时,我也不能确认,这种通过新华社一稿平天下的取巧做法是不是得益于当地去年的商厦大火。我甚至不能确认,这种做法是不是当地针对紧急事件的预案之一。但事实上,这种做法迅速平息了国内媒体质疑爆炸污染的行为。中国媒体有个潜规则,新华社定了调子的事,不容质疑。所以,我惟一能确认的是自己的感受,我在化工厂厂区外觉得头疼、胸闷。还有就是,吉林化工学院的三名女生向我出具了她们的医院化验单。因为她们都曾因为头疼、眩晕而呕吐。

不出意料,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也“确认”:大爆炸没有造成任何污染。为了显示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当地政府要求吉林市所有大中院校在爆炸后第二天回校上课。我可以客观地指出,这种做法和克拉玛依大火中那位高喊“学生们靠后,让领导先走”的同志有相似的执政爱民之心。

本来,事情到这里可以天下太平。但有一种规则再次向中国人民展示了它的强大力量:地区政府之间的利益搏弈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各种纷乱的一个源泉。

逶迤的松花江水浩浩荡荡,她流过吉林省到了黑龙江。流动的江水没有行政界限。你说爆炸没污染?黑龙江人民不答应。非常不凑巧的是,松花江水的确被严重污染了。吉林省的那些专家遭到黑龙江的专家的迎头痛击。根据黑龙江专家的监测,松花江水苯污染浓度最高达到103倍。同样是专家,大家的思维方式就是不一样。

吉林省做得不够漂亮,哈尔滨那帮鸟官的思维水平也不高。18日接到线报确认江水被污染,到21号才通知22号要全城大停水。这三天时间,鸟人们一直在“紧急开会,研究对策”。因为这三天中,哈尔滨政府不确定是不是要因为苯污染而停止供应自来水,也没打算公告江水被污染。在这里,我又忍不住要赞赏哈尔滨市政府的良苦用心,如果不停水,如果不公告,哈尔滨真是一片繁荣天下太平了。

麻痹的机构,昏庸的小吏终于完成了冗长的辩论。到了21号,哈尔滨预告全城停水,这时已经来不及了。被政府推到绝地的哈尔滨人只好走上街头,疯狂抢购食物和淡水。这就是为什么哈尔滨事到临头才通知全城大停水。并非消息来得晚,而是老年痴呆症作祟。

即使如此,哈尔滨还是别出机心。政府公告宣布,停水原因居然是“全城水网大检修”。如果这是真的,我简直怀疑哈尔滨市委书记、市长都是疯狂的装置艺术家,他们联合策划了一出装置艺术的盛大演出。什么样的检修需要全城停水来配合?为什么这样重大的检修只提前一天通知。几乎是一瞬间,全城谣言四起,有说是因为地震,也有传言是吉林化工厂爆炸导致水源污染,更有传言称是居民饮用水网遭有组织大规模投毒……结果第二天的政府公告又改了,说停水是因为“吉林化工集团爆炸污染了松花江水”。

为什么改变公告?我得到了几个权威消息源的解释。18号是星期五,哈尔滨政府了解情况后紧急开会商量对策。20号决定全城停水。不过咱们中国是个强调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变态社会。哈尔滨把停水公告上报国务院,恰逢周日休息,国务院的牛人没兴趣了解这个。于是压了一天。但是哈尔滨市等不及了,松花江水可不跟中国政府的运转周期相配合,她浑浑噩噩地向哈尔滨涌来。没办法,21日,哈尔滨公布了停水原因。21号下午,温家宝先生看到公告后,觉得不妥,批示要求“公开信息,让老百姓了解真相”。

接到通知,哈尔滨坚决执行,于是22号更改了停水公告。这就是为什么当地政府两改公告变更停水原因。值得批判的是,中国官员的这种一贯的内紧外松,捂住被子不怕生疮的行为准则。他们宁可天塌下来,也不要担负社会不稳定的罪名。这就是当今公仆的利益驱动。

表面上看,这件事不过是单纯的污染事件,但事情发展实在有趣。

从21日到24日三天中,这两位东北活雷锋爆发了嘴唇边的风暴。一个说,你把老子的水弄脏了;一个说,乱说,水干净得很。两省截然不同的说辞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翻开“十一五”规划,我们发现松花江环境治理刚刚被纳入水域治理,翻开国家环保总局的文件簿,我们找到越来越严格的排污总量控制。事实上,分处松花江上下游的黑吉两省就沿江排污问题产生争执已达数十年。

人类历史上,上游的取水和排污问题一直是下游的心结。对上游的排污,位处下游的黑龙江已经抱怨了数十年。这或许并不奇怪,在淮河、在中东、在英伦三岛……凡是有人类居住的地方,水资源就是纠葛的泉源。关于利益,寸土都必争,何况取之不尽的滔滔江水。

石化企业每天的运输量很大,因此基本上都建设在沿江沿河的区域。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化工企业就很可能造成沿江水系的污染。拿吉林市来说,这里有化工厂、造纸厂,它们的肺活量都很大,而且城市的生活污水也在往江里排放。

其实,问题并不仅限于城市污水排放对下游居民生活的影响,经济增长与流域排污总量控制之间的尖锐矛盾才是真文章。根据新公布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一五”规划》,流域各城市需依据水环境容量和水资源保证能力,对排污量进行指标核定和动态管理,严格控制排污总量。来自环保总局的消息警告说,今后凡是没有水环境容量的地区,原则上可能禁止新上增加排污量的项目。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新工厂不能开工,新投资不能落地,甚至企业产能的受限和萎缩。而工厂的马达声是和GDP紧密相关的。有数据表明,按照目前的污染物排放水平计算,我国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流域内排污指标的总量控制,已成为沿江各地方政府时刻盘算的一个命题。

显然,排污总量是严格控制的,那么沿江企业的生产能力就要受限制。比如一吨纸产生一公斤污水,如果这个总量只有十公斤污水,你就只能生产十吨纸。你要扩大产能?你要新投生产线?没门。因为你没有拿到足够的排污指标。松花江上,吉林市有了几个大工业,这是既定事实,黑龙江要新增企业,就面临排污指标的拘束。就好象一块馍馍,吉林已经吃了大半了,黑龙江再怎么吃也有限得很。深受其害几十年,黑龙江不得不抓住机会借酒装疯了。

这就是黑龙江大张旗鼓停水闹革命的真正原因。


因为黑龙江地震局的一位朋友下午恐吓我说,哈尔滨今天夜里三点要闹地震。我只好挑灯夜战,穿着很酷的内裤通宵打字来浪费漫长的时间。我想,如果地震发展,我还可以从容地跳出房间。我住在松花江边的一家酒店,跳进江水里,如果我侥幸没有冻死,那汹涌而来的硝基苯也足以让我清醒地回忆我和这个城市所有的暧昧关系。

还好,地震没有发生,我还活着。从巴基斯坦回国之后,我就领悟到一条人生哲学:地震真的是可以震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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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狀若悟空格形勢-話說張五常三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1-28 林行止專欄


   有人說張五常的話裏筆下,盡在提那些大有名氣的師友,言下之意,是說他在自我標榜了。以筆者看來,那未免把他的為人處事看得太單純稚嫩。經常提及包括不少諾獎得主的名字,來頭很大,可是若非張氏「品題」,華人社會對那些泰斗大師能有多少認識?說張教授「愛慕虛名」,倒不如說他是「取法乎上」,相信金漆招牌背後的實力。拜師學藝,他追隨名師;切磋交流,也非內行名家不辦!曾聽他說自己「向來踢球是國際賽」,遇上莽撞的「地方選手」,非常費勁,不是因為旗鼓相當的對壘,而是啼笑皆非的難纏!  談輕重,張教授說:「做學問要找重要的入手。選上不重要的問題下工夫,很容易轉眼斷送學術生涯。我自己的創作期長達四十年,但還是要頻頻考慮作品的重要性才動筆。判斷重要性,主要講感受,與智商的高低沒有多大關係。」(引自《全球財經觀察》二○○五年四月十八日「張五常專欄」)。從這幾句話,可見他在踏出每一步前,都是曾經盤算。成年人行事,不該沒頭沒腦,知所因應,在情在理,可是過猶不及,算過了頭,便壞了視野,妨礙判斷。  不久前他在《信報》一連兩天發表〈中國的前景—與貝加商榷〉和〈中國能繞過歷史規律持續發展〉(二○○五年六月七、八日),裏面有一節說:「一九八一年我寫成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初稿,推斷了中國會走今天的路,反對之聲甚眾,而最明確反對的有兩位。一位是貝加,另一位是舒爾茲(T. W. Schultz,1979諾獎得主)。後者的來信,直言經濟學不可以作這樣的推斷。但我是搞制度經濟的,於今回顧,當年的思維走得遠,鑽得深,脫離了傳統的層面。一士諤諤,猶疑了幾個月,還是決定把該文稿發表。」  「走得遠,鑽得深」是當時教授對自己的研究信心比世故的考慮來得真切;一時的「思維有別」,其實並非他後來所形容的「寂寞無人見」,而是換來了赫赫聲名,遠遠超出一位名教授的影響力。  同期發表的〈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私有產權何懼之有?〉、〈從高斯定律看共產政權〉、〈假若人是不自私的〉、〈馬克思奄奄一息〉、〈我對中國前途審慎樂觀的原因〉、〈私有產權是獨步單方〉等等,全是一針見血的開竅好文章,在中國邁步開放之初,他憑寫作向華人社群提供大量適時、切要、管用的思想養分。  當京官黨要、時彥紅人都成了讀者,「用世」之心蠢動,希望影響「朝」政、改良現實社會的雄心日熾,「以事論是」的分析在不知不覺間變為「就是論事」;直搗問題要害的尖銳與熱忱轉為擺道理說事實的冷靜鋪陳,種種為免「過堅則摧」的考慮,看來不是沒有需要的一份世故,不過,卻使教授文章的「攻門」特色難得清脆,卓爾不凡的鋒芒也轉為濟世大老的嘉言善行。  無論張氏言詞多委婉克制,且高斯也表示過私產和市場運作與「共產主義」並無衝突,可是由於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出,中國的改革,基本關鍵在於怎樣從社會等級的排列改為產權的排序,奉行共產主義幾十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便有捍思想主流、感到自己信仰飽受威脅的學者群起捍、大力反擊。其實,馬克思思想既能刺激資本主義的自我完善,新制度經濟學的內容,何嘗不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引以為可以攻錯的他山之玉?要是放開胸懷,放下一時意氣的爭勝,追蹤思想文明的迴盪,殊途同歸,合十,當見大千。  給筆者的《原富精神》寫序,張五常曾引述Max Lern於一九三七年為《原富》現代版寫的引言(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今已改了好幾篇引言,較近期的喬治.史德拉手筆,後來也改了由他人接力),其中提到「沒有任何一級腦子,其思想概括了時代而又影響了隨之而來的社會動向,是純真地有創見的。」  「長江一去無回浪,人老何曾再少年!」讜論經濟,世故得失,豈能跟前了斷。  張教授七十華誕,弟子友好以其經濟思想為題,撰文結集,以茲存念,筆者豈敢魯班門前弄大斧,在他專精的研究範疇置喙?幸好相識快近三十年,回憶點滴,不難湊合成章,寫下他學有所長和學有所用的一手見聞和感想,借此寄語來者,他是一位看來沒有什讀書人氣質的真正學者;他的經濟思想是從資本主義的美國取經,是在共產主義的中國開花結果。他的性格不像一本正經取西經的唐三藏,秉賦與處境,倒像一個跟斗可翻十萬八千里、可是頭上套了「緊箍兒」的齊天大聖—滿天神佛喊得震天響的「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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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November 27, 2005

團派殺進上海 劉延東掌舵

2005.11.28  工商時報

A huge milestone!

SHAMELESS RUMOR



葉定民/綜合報導


據上海消息靈通人士透露,日前在上海召開的黨政大會上宣佈,由中共統戰部長、政協副主席劉延東接任上海市委書記,青海省委書記趙樂際則接任上海副書記,並提名上海代市長。劉延東強調,為保持上海領導班子穩定,現有市級幹部都不會異動,也不會外調幹部進入上海。

劉延東係崛起於共青團,在胡錦濤主政、團派人馬當家之後,她即將出掌上海市委書記的傳聞未曾斷過。


至於現任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去處尚未確定,有一說是調任甘肅省委書記,另一說是陳良宇年初對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有異議,還向在場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拍桌子,未來動向仍未定論;而市委副書記、上海市長韓正則將調往中國環保總局擔任副局長。這兩人調動之後,也意味著原來上海幫在上海勢力,已被胡錦濤勢力取代。 據透露,本月二十三日下午,中共政協副主席兼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劉延東、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賀國強、中共青海省委書記趙樂際到達上海後,出席由上海市長韓正召集的市級幹部會議,兩天後,上海召開局級以上黨政幹部大會,正式宣佈上述決定。不過,趙樂際的上海市長任命,要到明年三月的人大會議才能確認。

劉延東,江蘇南通人,今年六十歲,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一年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常務書記,全國青聯副主席。二○○年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翌年三月當選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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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 北大风云旧友点评——胡平、张炜、李克强

12月初,中共突然大规模调整地方诸侯职务。多维新闻社以醒目标题在其新闻追击中赫然点评:“胡 锦 涛主导人事大调整,李克强居中共第五代领跑位置!”一时间,我思绪万千!但不是因为***,而是因为北大旧交李克强。

李克强之所以引起我比***还强烈的感慨,不是他在中共官场中的位置与前途。即使他目前的位置被媒体想像夸大后,也不过是“领跑第五代”。赛程漫漫,谁知道最后谁在终点是第一?而且,官场中的领跑者往往是众矢之的,很可能都跑不完全程就栽倒或出局。胡耀邦和赵紫阳几乎是定论的接班人,尚且在最后一程出局,胡启立和王兆国明确是领跑,也在狂风大雨中栽倒。比较他们,李克强目前没有任何优势可以说前途明朗乐观。

此刻,我心中的政治地图,不是中共官场风云图,而是这则新闻使我想起一批北大旧友的政治选择和他们的政治命运以及他们的政治命运所代表的国家政治演进格局,并由此激起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的一番思考。

我心中的政治地图是中国各种力量冲突及其决定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空间。

●25年前未名湖畔的一代风流学子

二十七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件深刻改变中国政治、学术和人文生态环境及千百万人命运的大事,邓小平鼎力恢复被文革中断的大学教育,并决定通过公开、平等、规范的考试,面向社会招收学生,择优录取。其实,这并不仅仅象一般人所认为那样是为重新振兴中国科技文化事业;这项举措还有其政治目的,这就是为培养一代比“四人帮”还年轻的政治接班人,彻底堵死“四人帮”期待以年龄优势再度卷土重来的可能。因为王洪文曾经说,拼年龄就可以将这帮老东西打败。

1978年3月和10月,先后两批新生进入大学。人们预期,中国未来的命运将有一代人到数代人的时间被这些天之骄子主导;他们之中,将不仅产生复兴中国的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和艺术家,而且会产生开创新时代的政治领袖。而北京大学,很快就成为全国期待最集中的中心之一。

其时,北京大学的两届新生也是这样自我期许和自我定位的。初入校门,他们还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力争夺回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然而,当思想解放运动深化发展、民主墙运动骤然兴起、以及中国政界围绕总结文革教训和改革开放开始大争论时,“天之骄子”们坐不住了。北京大学,重振“五四”时期雄风,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成为中国政治的新潮流中心,为世界所关注。

今天,回头看当时的学子们的精神气度和思想倾向,很容易指责他们骄狂浮躁和自命不凡!但这种指责并既不公平,也不正确。

当时的学子,与历史上任何一代校园学子不同,是刚刚经历过中国苦难岁月的一代人;他们曾在极封闭的环境中接受过标准的共产党革命的宣传教育并对其深信不疑;他们也曾极度狂热地追随领袖投身政治运动,然后经历其理想破灭过程;他们还曾与中国各层人民一道历尽天灾人祸和身心折磨,许多人被践踏在社会最底层。70年代中期的“四五运动”表明,他们已经不再迷信毛泽东的革命,而是精神和思想独立地探寻新的中国道路。

未名湖畔的这批新学子追求思想、学识、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统一。他们不仅继续保持忧国忧民的情怀,而且试图追续前辈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胸境界和融汇当代世界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他们以自己亲身经历的苦难经验和心路历程,参悟世事人生的规律和道理;在此基础上再以更新的知识结构和公开、自由和开放的讨论争辩,重建对于个人发展和国家进步的想法和思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燕园洋溢着明快健康、自由多样、刻苦奋进和开放恢弘的进取精神和思想活力。北大新学子在发展独特的校园文化基础上,很快就对国家大事和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并因此使北大在共产党革命改造后三十年后,再次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意见激汤中心和影响中国政局的政治事件重要发源地。人们普遍认为,80年代初的北大,已经恢复了蔡元培先生开创的思想和学术风气和其后几代北大人通过思想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在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坛中建立起的独一无二的北大形像!

那时,人们合理地期待,新一代北大学子将为中国的进步提供新的思想和政治带头人!然而,历史变化很少是直通快车。20年过去了,尽管北大对中国进步的各方面做出了一流的贡献,但并没有如人们预期那样辉煌地影响中国政治发展。不过,北大那批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确是与中国一道经历挫折和艰辛;在困顿艰厄之中,当年的北大人并没有放弃,仍然为自己的理想苦斗和奋进。如同他们的先辈,北大人的精神境界在这残酷的命运中才显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政治光谱中的北大风云人物之一:胡平

经历了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和事件的所有北大人都知道,北大在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的亮丽时光及其给人们的影响和期待,不是自然或必然的结果,而是一批北大新学子的创造性活动。当年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多数北大人认同的领军人物是胡平。

胡平是文革后北大第一批哲学系研究生。目睹政治迫害和荒唐现实,加上勤于读书和思考,他在文革中期就已经形成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他从四川到北京时,恰逢民主墙兴起,中国正在探索毛泽东以后的发展路向。温和毛派凡是派力图维持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和形像;实践派则与之斗争,试图以实践作为标准检验和纠正毛泽东的政治错误。而实践派内部,有一些元老主张回到斯大林模式或被文革打断的17年,他们被人们称为还原派。而邓小平等则认为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和已有的经验教训都使得共产党必须改革开放;这是改革派。但是,围绕改什么和怎样改,邓小平划出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将改革限于经济领域;而一批在文革中觉醒的年轻人则提出全面改革中国,包括政治改革。1978年10月*****平反的直接后果是民主墙运动兴起。最初,党内实践派联合独立的年轻人在民主墙上共同打击凡是派,但当凡是派被解除最重要的政治职务后,还原派就开始将追求民主自由的年轻人视为头号敌人。邓小平则还在犹豫徘徊。民主墙的年轻人则以民刊鼓动民主改革。

1978年和79年民主墙高潮时的燕园学子,尚没有卷入国家政治的旋涡中心。多数学子正在如饥似渴地读书,力争补回被文革耽误的时间。但胡平则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正在重大转折关头。他为此与民刊《沃土》联系,并在人才济济的《沃土》编辑部中立即赢得同仁的尊敬,被推举为副主编。他写下《论言论自由》一文,不仅指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而且奠定他在中国民主运动和思想史上的地位。

1980年民主墙转趋低潮,但燕园学子的政治热情急剧升温。胡平与北大其他卷入民主墙的学子一道,试图将民运重心转入北大并将北大变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中心。1980年底的区县人民代表选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最初,《北京之春》和《沃土》联合策划在北大开展竞选活动,由我作为候选人,胡平是我的政治顾问。竞选开始后三天,胡平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竞选,将两个席位都拿下来(最后结果确实是他第一,我第二)。胡平在竞选中修改发表《论言论自由》并为此演讲答辩。他的话题引起激烈讨论,一举将北大竞选活动推向一个高峰;袁红冰认为,这是北大竞选的思想高峰。胡平也因此被北大人视为政治思想的代表。

由于参与民主墙和竞选活动,胡平曾差点被整肃,也长时间没有工作。但是,他的《论言论自由》被华中创刊的《青年论坛》正式公开发表,这一命题及其他本人再度为中国思想和政治界所关注,并获得全国范围的影响。

1987年,胡平被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此刻,恰逢青年学子再度冲击中国政坛呼吁中国政治改革,胡耀邦因此失去职务。胡平毅然离开哈佛,担任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的主席。90年代以来,又先后担任《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的主编和主笔。一直是民运和思想界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家和重要的活动组织者。

对于北大人来说,北大的魅力不仅在于能提供各种学科知识,而且在每一领域都有不同的倾向碰撞激汤,从而形成不同流派。这种不同学科与不同流派相互交流,汇成北大最动人心魄的人文景观。就政治领域而言,当时的北大自由民主主义代表是胡平,但另一方面的代表还不是现在“领跑第五代”的李克强,而是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张炜。与胡平一样,我认为,张炜将来会是我们这一代北大人的骄傲。

●中国政治光谱中的北大风云人物之二:张炜

虽然在80年代初期张炜是北大政治光谱中与胡平不同的另一端的代表,但他决不是思想和政治保守或没有主见地追随官方潮流的学生干部。这方面至今还有人对他有一些误解。

我与张炜相识于78年底我刚进校时。当时他是北大团委委员和学生会主要干部。我与他一道经历了北大最具争议的几件大事。与胡平一样,我一直处于争议的核心。而张炜,虽然常常被外界看作与我们不同,其实始终与我们心心相印。80年代的北大自由民主的校风,与张炜作为学生会主席的努力分不开。初进校门,我们都意识到,北大的优势是多学科,未来的人才应当具有跨学科的知识和思路。张炜推动学生会举办大量的讲座和活动,创造出独特的北大校园文化。他还发起一个跨学科沙龙,有李克强、李少民、汪康懋、周青和我参加。1979年,张炜接替袁纯清担任学生会主席后,立即开始校园民主试验。他与生物系李林和我一道商议建立了北大的学生议会常代会,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的每一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1980年底竞选展开,北大被中共党内保守派盯住,我们也因此有风险。此时,张炜挺身而出,参加竞选。至今许多人误认为他是校方派出的官方候选人。其实,他是独立候选人,而且是不顾校方劝阻参选的。他最后说服学校领导,支持竞选。部分由于他的努力,北大竞选成为北大人的共识。后来,当中共党内要求查处北大竞选的风声很紧时,张炜并不明哲保身,而是抓住一切机会,对所有他能见到的领导人,力陈己见,维护北大和竞选,并写信给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毕业后,张炜到天津市工作,很快就成为中国政坛年轻的政治新星。他担任天津市团委书记和天津开发区主任期间,锐意改革,成绩突出,得到各界好评。邓小平在听取他的工作汇报和反映问题后,也对他有好评。不过,即使繁杂事务缠身,张炜仍然不忘思想和政治。1986年,公安部直接布置湖北省公安厅和武汉市公安局将我从武汉逼回北京。但张炜不避嫌疑,请我去天津开发区给各级干部讲课,讲政治,讲思想,讲改革,讲民主自由。1989年**后,我离京避难,公安系统曾一度怀疑张炜藏匿我,几次向他调查。

如果没有1989年的镇压,或者如果张炜在镇压发生后没有愤然辞职,那么张炜很可能是今天中国政坛官场的领跑官员。但是,也正是1989年他所作的政治选择,使他在一段传奇经历中表现出卓越的人格魅力。

当1989年屠 杀发生时,他驱车来到北京找到他大学同窗好友吴稼祥,一道致信中央,表示抗议。张炜在失去职务后,又遭家庭变故。1993年,他带着患白血病的幼子来到哈佛大学。他没有任何迟疑将几乎所有美元交了学费,在暑期班恶补英语。随即进入公共管理硕士专业攻读学位。他一方面要读书,另一方面要带孩子并给孩子治病。一年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被英国牛津大学录取为博士生,同时他将孩子的绝症也治好了。在牛津大学,他的勤奋和人品赢得了广泛的尊敬。90年代中央电视台曾派摄制组去牛津大学拍摄中国学子的故事。当摄制组成员听到张炜的故事,都不禁潸然泪下,坚持宁愿片子通不过审查,也要拍下张炜的镜头。张炜在牛津毕业后,被剑桥大学录用,被任命为剑桥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任。即便不考虑张炜过去的经历,单是这北大学士、哈佛硕士和牛津的博士,中美英三国最好的大学的学位,张炜就是一个人物。

今天,张炜正在以其所学探讨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出路。他的自由民主理念更坚定。两年前,我去英国见到他,我们自始至终一直讨论的问题是,腐败、不公和道德沦丧的发展中的中国,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和解决问题。

读过胡平和张炜的故事经历,再看看李克强“领跑中共第五代”的新闻,读者可能以为李克强与他们有什么本质不同,现在才站在完全不同的政治阵营中。其实,这至少不符合燕园读书时的李克强的形像。当年,李克强是校园中一位思想活跃、言辞犀利的学子。

●中国政治光谱中的北大风云人物之三:李克强

我与李克强相识在常代会上。他是法律系77级的代表。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因此,在第一任常代会主席李林任满离职时,我推荐李克强担任主席并且很容易获得通过。

我印象中,李克强的专业学习也有独到见地。他曾经提交一份论文,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获得龚祥瑞先生的注意和好评。在我们的跨学科小组讨论中,他也常常妙语连珠,灵感如涌泉。

1980年底北大竞选时,李克强正在外地实习。但后来他与几乎所有的北大学子一样,维护北大竞选。1982年毕业后,李克强留校,担任团委书记。他开始作为北大的主要学生工作干部参加校外活动。那时,他保持北大学子的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经常在一些场合对一些议题,发表尖锐意见,由此招致其他领域的团干部的广泛不满。在同年北京市共青团七大上选举共青团全国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北大团委书记李克强居然落选。不过,那时的李克强似乎并不介意这些宦途得失。由于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的点将干预,李克强仍然列席团十一大,并且被选入团中央常委。至此,李克强进入中共接班快车道。但也因此,他失去出国留学的机会。

其后,我与克强在两条不同道路上奋斗,来往不多。但时常听到他的消息。他象北大时期一样,仍然看重思想和学识,在职攻读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曾在80年代作为团中央负责高校口的干部处理过几次学潮,其风格也象当年北大一样,控制学潮,但不搞政治迫害。1989年5月学生绝食开始,阎明复先生在统战部抱病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时,我与克强相逢,匆匆几句话交换看法,感到他比北大时期少了些独立清高的风骨,多了些人情世故的稳健;然而,思想依然敏锐,心胸也依然开放。

再后来,我坐牢和流放出国,更没有机会与克强相遇。那年河南一场大火,多维新闻社报导,省长李克强为此请辞。我忍不住对记者发了些感慨,就官场责权不相对应的不合理问题作了些评论。尽管我认为,中共官场问题使得李克强无法对许多问题承担直接责任,但我还是纳闷,李克强是如何在这样的官场中隐忍做官的?虽然我只回过半个月老家,可按中国的规矩,我还是河南人。那里不仅有许多天灾人祸,而且有世界闻名的艾滋病和假冒伪劣产品丑闻。有时我也想,李克强到底对此应当承担多大责任和什么责任?

我想起李克强当年在北大对我说过的一番话,大意是,他很看重北大人的精神境界和风骨;如果他有朝一日当官,有什么违背天理良心的过失,他欢迎包括我在内的北大校友对他批评甚至讨伐,就像当年在北大常代会审议学生会工作那样。那时,我觉得这是毋需多言的赘言,这是我们志同道合的燕园校友之间的天经地义的道义责任,也是北大人对祖国的道义责任。但是,今天,我想中国政治经历过如此沧桑巨变、而克强居然可以在如此腐败的官场中存活并居然到领跑第五代领导的地位,我们还能对此有往昔的共识吗?我不是不相信李克强,而是不相信中国的政治与制度!

●见仁见智:国运、校运与个人命运

25年后的今天,回首当年风云校友走过的道路,感慨万千。今天的现实,与过去的期待完全不同。当年,北大人认为会对中国有重要贡献的政治思想的领军人物胡平,不仅没有如愿为中国潇洒辉煌地贡献才智,反而处于比当年燕园时还要艰辛的奋斗之中。当年,北大人公认的会在改革中有一番大作为的张炜,在大的历史关头,以北大人一向自豪坚守的道义勇气良知与执政者毅然决裂,虽然其后的不同凡响的传奇成就再次证明他的出色,但只能在海外一流学府中教书,无法为自己的祖国工作。而当年,具有北大人尊崇的开放精神、独立思想和犀利言辞的李克强,却在中国的风云变换的政坛和腐败堕落的官场站住了脚,并“领跑”第五代接班人。

胡平、张炜和李克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批北大人的道路的缩影。1989年后,不仅当年的北大人的思想和路径发生了分化,而且北大也遭致严重打击和改造。严厉的政治迫害和控制以及商业大潮使得北大也已经失去当年的北大人所推崇的精神氛围和思想风尚;很难说,北大还是那个当年的北大人为之骄傲的可以终生吸取思想、道义和勇气的精神故乡。不仅胡平、张炜和李克强不能再在小礼堂面对北大校友自由辩论中国的问题和前途,而且当年的同窗袁红冰和朱苏力也不能在同一课堂上向学子辩论学术问题。尽管还有胡石根、杨子立、余杰和***,但他们不是北大的目前精神潮流,而是凤毛麟角。

实际上,导致北大人的个人命运悲剧和北大的堕落的是国运的转折退步。北大不过首当其冲受摧残,并成为缩影代表。80年代的北大复兴,是中国在经历了毛时代最残酷灾难和荒唐的岁月后,国人就中国的前途有了共识:中国不仅要有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而且要有自由民主制度和独立高贵的精神。北大由此领军中国这一思想政治潮流时,北大人焕发出可与民国初年北大交相辉映的精神光芒。然而,当邓小平决心以铁血意志和手段坚决扼杀中国的这一发展前景时,中国走上了腐败、不公和道德堕落的发展模式。坚守北大理想和精神的北大人陷入空前的艰难困苦中,庸俗或世故的精神风尚和圆滑或机巧的思想心态成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我知道,尽管多数北大人留恋和推崇当年的自由校风和思想氛围,但不是所有的北大人都同意如此评估后来的事态演变,更不同意我对北大人分化的道路的解读和褒贬评议。其实,我至今相信多数北大人;我还认为,走上某条道路与其精神高贵和思想纯正并没有必然联系。毕竟,世事复杂,庙寺之中会有花心和尚,江湖之上也有菩萨心肠。走什么道路坚守精神和推动进步,是个人的基于心智的选择;旁人很难猜透。而且,对每种道路的评议多是见仁见智的争论。但是,我仍然认为,放下具体个人的道德处境和选择妥当性不谈,我们仍可以由个人命运和北大校运的兴衰讨论国家选择的合理性。不论我们如何可以为某个人的具体选择辩解,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邓小平的治国方略和行为制造出的国家的形势,是不利于高尚的精神风尚和健康的思想潮流存续和发展的,而这会导致中国的堕落,并最终导致停滞和灾难。

●结束语:兑现诺言

由于国运的衰败,当年的北大校风衰败了;北大人也经历了痛苦的希望破灭的心路历程,并且在现实政治选择中发生了分化。然而,正如当年的北大的风采不是命定必然出现、而是北大人创造的,个人命运、校运、乃至国运,也不会是客观注定不可变化的。北大人可以通过坚守认同和努力,存续北大的精神和思想传统,重新恢复北大为北大人可以托付梦想和希望,可以从中吸取道德、知识和勇气的源泉、以及可以为之自豪骄傲的精神故乡。如同北大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做过的那样,我们在重建了北大这一精神家园后,可以由此再出发,推动中国的变化。

感谢新的信息技术为我们今天实现这一愿望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手段和交流平台。我想从现在起,北大人应当建立一个网络虚拟但精神真实的北大人共同体:真北大,或VIRTUAL BEIJING UNIVERSITY。这里,认同北大传统荣誉、精神和思想的北大人可以崇敬地追思旧日校友的风采,可以自由交流政治意见和思想观点,可以志愿开展和组合各种活动提升参与者或北大或中国的精神境界和推动其进步!

这不仅是当年我们的梦想,也是当年我们在未名湖畔的博雅塔边被北大高贵洒脱自由奔放的精神风气滋润青春心灵时,发自内心深处的庄重承诺,是出自感恩和敬意对自己、对北大、和对中国的承诺!

中国事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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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地下水恐遭污染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吉林石化爆炸導致的松花江苯污染事件,哈爾濱官方宣稱,污染帶已於昨午流出哈爾濱市,而哈爾濱的4天大停水,將在今晚11時恢復供水。但官員透露,目前主要替代水源地下水可能被滲透後污染,使哈爾濱的供水問題雪上加霜。


恢復供水前又爆危機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昨突然抵達哈爾濱視察,外界解讀除了是為參與解除污染和水荒的工作人員打氣外,也是對當地政府施壓,希望盡快化解危機。新華社報導,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昨天約見俄國駐北京大使拉佐夫(Sergei Razov),向俄方說明了松花江污染情形,以及中國的應變措施,中國同意俄羅斯派專家前往吉林調查。
上海《新聞晚報》引述哈爾濱市政府供水辦公室主任高敏麗表示,「地下水有可能被滲透後污染」,但擔心引發恐慌,她改口「不會立即被污染」,檢驗至少要2周,最快1個月才有結果。因哈爾濱市區386口水井和市郊532口水井已全開,同時又新挖深水井66口,每日供水36萬立方公尺,是哈市主要替代水源,一旦地下水遭污染,將嚴重威脅民眾健康。
另外,法新社報導,距吉林市約200公里、有5萬人口的松花江畔小鎮五家店,仍出售已遭污染的松花江魚穫。當地居民表示不知道污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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