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s ADVANCES

Trying to get rid of surfing, wasted too much time, any suggestion?.......................... 七宗罪?............................... 1,没有原则的政治;2,不劳而获的财富;3,没有理智的享乐;4,没有特点的知识;5,没有道德的商业;6,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7,没有牺牲的崇拜。............................................. 虽然这是圣雄甘地说老印的.......

Wednesday, April 26, 2006

MIT普利策奖得主和日本裔教授开课顺带消遣我国人?

很久不更新了,要谢谢SUNBIN的发言,也给我一些动力让这个BLOG能继续活着。最近MIT关于日本在历史上如何崛起的那马子事,很有趣。因为那门课曾经上了MIT的首页,引起大陆学生的强烈愤怒。我走马观花式的看了几天MITBBS上的发展,自己都有点蒙了。也不知道那两个大教授是不是真的有意无意的在偷渡某种概念,还是纯净水式的学术研究。不过留学生们还蛮懂得搞政治,LINK给抗议掉了,还好有人保留了部分相关网页。到周末估计这个事会有个阶段性结果。到时候希望有时间更新。MIT今天对谈中,学生对课程的改进要求合情合理,很不错。我基本同意图片和课程可以保留,但需要有大量更加政治正确的说明。否则当事人还得落个难辞其咎的下场。如果这件事能圆满落幕,就象征着大陆留学生集体和MITBBS的跨越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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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pril 23, 2006

社会主义越南试水政治体制改革

看来: 越南依然有机会成为伟大的越南!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20日11:14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青岩

  20年前,越南初试经济体制改革;20年后的今天,越南又进一步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帷幕。

  越共十大将政治体制改革明确列入会议的正式议程。事实上,越共中央在会前的非常之举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越共全文公开“十大”政治报告草案,请人民对草案提意见。那份报告中就包含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那场讨论在各个层次上迅速展开,吸引了政府官员、学者、媒体、民众……甚至连越共元老级人物阮中、阮德平的广泛参与,几乎所有人都把它视为一次向国家提建议的机会。

  据越共中央办公厅统计,在草案公布的一个月时间内,办公厅就收到各方面的来信1400多封,来自中央机关和各团体的综合意见反馈近80份。至于各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收到的信件更是难以计数。

  “我们的人民要求改革有新突破。”越南前总理武文杰这句话形象描述了越南民众对此次会议的期待,而越共十大就要对此做出回应。

  越南版的“春天故事”

  越南的改革几乎与中国同步。就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3位中国农民冒险在一份“生死状”上按下手印,尝试“包产到户”的同时,越南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思考。

  1979年,越共中央第一次接受了私营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在海防等一些地区的农村试点了分田承包。然而,被看作越南改革分水岭的是始自1986年的“DoiMoi”。“DoiMoi”,意为“革新”,其主旨在于确立以经济改革与建设为中心,包括在农业上实行承包制,在工业上扩大企业自主权,承认商品经济,放宽对商品流通的控制等等。这在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最后两年的中国人眼中,也许会有“昔日重现”的感觉。

  “DoiMoi计划”激发了越南的活力。仅一年时间,越南就解决了连续两个“五年计划”都没能解决的温饱问题;在此后连续10多年时间内,越南经济保持了高增长,增长速度接近中国;其吸引外资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甚至还高于同期的中国……

  不过,在“革新计划”实施20年之后,改革的瓶颈也渐渐显现——曾经因经济改革而释放的生产力仿佛遭遇到某种无形的阻碍,许多改革计划的推行也不再像初期那样一帆风顺。为此,越南艰难的思考着改革的思路,而十大召开前的大讨论可以说恰逢其时。

  越南改革学中国

  “越南改革学中国”,这句话在越南国内流传颇广。不过,越南改革的每一步也的确能从中国改革中找到其轨迹。

  从1979年到1986年,越共开始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并最终在越共六大时承认了市场经济的客观存在;1989年越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一项长期政策”;越共八大更进一步指出“商业化生产与社会主义没有冲突,是人类取得的成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和之后都有存在的必要”;所有这些到2001年越共九大,最终出台了越南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概念。

  不用说对外开放、确保稳定等提法,或者《私人企业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相继出台的法律,即便越共对“过渡时期”的界定,也会让人想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直言越南在改革方面是中国的“ 好学生”。

  不过,在借鉴中国经验的同时,越南许多学者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越南社科院前副院长JuongLai曾指出:越南经济改革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思想不解放,“经济改革”的观念还没有被普遍接受。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中国改革早已摆脱姓“资”姓“社”之争的时候,越南改革至今还为一些问题所困扰。而像资本家能否成为越共党员的问题更是敏感,越南共产党元老阮中至今记得胡志明的话,“剥削别人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 。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的VoTriThanh教授认为,意识形态争论不休依然是越南改革的一大阻碍。然而,曾经跟着中国改革步伐的越南,也终于让世界吃了一惊。

  政改序幕拉开

  越共中央发起的这场讨论超出了其预想。这场讨论让越南人真切地感觉到,政治体制改革真的越来越近了。

  在报告草案中,越南共产党没有列出下一步改革的具体措施,却不讳言其在领导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除了国企转制、贫富分化等经济、社会问题之外,草案重点谈了越共及政府在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存在的问题,像国会监督作用没有充分体现,作为对党起重要监督作用的祖国阵线、人民团体现在还只是越共“手臂的延长”,越共党内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现象,党在教育、医疗、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等领域思想僵化,民主规则被破坏等等。事实上,对越共政治报告草案反响最强烈的,恰恰是越南共产党的自我批评。

  越南共产党把这样的一份报告交给民众讨论,可谓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越共七大时,就已经认识到经济改革的深化必须与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依托。而且,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在八大、九人具体化。那就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逐步增强国会的职权、强化法治建设、理顺行政系统、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现财政分权。但在实际运作中,政治体制改革依然大大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越共九大对此提出了批评。所以,全民改革讨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探讨,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外人眼中,越南这些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也算有声有色。以行政系统改革为例,越南中央政府现在仅剩20多个部委,如农业部就是由过去的农业、水利、林业三部合并,合并后的工作人员也从2000人减少到300多人。越南政治民主化也有长足进步,比如主要领导人已形成最长两任的惯例,发轫于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也扩展到城市;越南人民代表大会每年都会就全民感兴趣的事情进行公开辩论。最具标志意义的当然还是,越共十大推举了两位候选人参选总书记,这在越南政治中极为罕见,无疑更具有标志性意义。

  但这次诉诸民众的大讨论,还是把越南对改革的认识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问题已经直接触及改革的理论核心。

  越南总理研究院的教授蒋莱曾用哈耶克的一句名言,来形容越南的将来:“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回溯既往,我们可以评价过去事件的意义,并追溯它们相继导致的后果。但当历史正在进行时,它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历史。它带领我们进入未知的领域,而我们又难于瞥见前途是什么样子。”这个“未来”很可能在越共十大上得到描绘。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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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是怎样改善的

复旦张军这一篇,讲政府直接进入市场大搞利益交换,而且行为框架不是法律,不是民主监督,而是“维政绩论”。和张五常的那个独裁能降低整体经济的交易成本不谋而和啊。这文章要放在现在的台湾,还不给K死? 不过要说错,好象又看不出。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23日 11:30 经济观察报

  张军

  去年秋在伦敦城里参加会议,朋友开车把我送到牛津去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学生们。一路上我再也找不到17年前我第一次搭车穿梭在英格兰高速公路上的欣喜感觉,甚至觉得英国的高速公路没有什么值得描述的地方。对大多数今天驾车行驶在中国境内高速公路上的中国人来讲,也许同样不再会有什么新鲜感。而在印度旅行中,因为没有高速公路而忍受的颠簸和疲倦,让我们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感到自豪。

  基础设施水平的持续提高应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对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测度。但在评价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章中,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贬低“硬件”而更多强调“软件”的重要性。这在中国与印度的“双棒讨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虽然中国在基础设施上远远胜于印度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大多数文章还是更看重印度的“制度资产”。前几天我翻阅英文的《远东经济评论》,读到黄亚生教授关于印度和中国对比的又一短文。文章说,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报告根据2000年的数据测算了中国和印度在财富创造上的差异。根据黄教授文章提到的数据说,按收入来衡量,中国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两倍,而如果按照所享受和拥有的财富来衡量,中国人仅比印度人多富裕37.6%(中国的人均财富为4208美元,而印度为3738美元)。接着,黄教授进一步认为,如果按照无形资本来度量,中国人倒显得格外“贫穷”了。他所说的这个无形资本包括了教育、法制环境以及其它经济制度的那些“软因素”。我没有看到世行的这个报告,但我相信黄教授的理解。我同样深信不疑的是,比印度人在财富上多富裕出来的那一部分里面,中国人享受的高水准基础设施一定是占了较大比重的。

  在讨论和对比不同经济增长绩效的文献里,把“硬件”与“软件”分开评价的做法并不合适。印度基础设施的严重滞后并不说明印度可以很快地赶上中国的水平。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制度的细节与健全的法制固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但基础设施这个所谓硬件的改善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也更不简单。基础设施的建设表现为高速公路、轨道、通讯电缆、机场、车站、整洁的城市容貌和高楼大厦这些物质上的改变,但却远远超出这些物体本身。当我们对比印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时,我们一定会在两国的那些软的体制上去寻求硬的基础设施差异的原因。毋庸置疑,一个没有作为的体制是造不出这些硬东西来的。看上去,投资于基础设施是典型的“扶持之手”的政府行动,那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地方政府更懂得如何去实现公共利益呢?或者中国的政治治理模式是否更有利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呢?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观察中国现行的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模式。有意思的是,相对于中国在科技的研究与开发(R&D)方面不成功的商业模式而言,中国在改善基础设施问题上却演化出了一个成功的模式。我的观察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多是地方政府与市场进行交换的结果。想来想去,这该是非常精彩的经验。在理论上,基础设施的投资周期长,私人回报低,折旧快,市场的解决办法不能保证足够的投资。以此而论,假如没有确保投资基础设施之外的可观的回报和承诺,单纯依赖市场机制将无法来解决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政府可以给市场投资者参与投资基础设施提供的可观的回报和承诺呢?由于存在土地的政府所有权和复杂而普遍的政府管制,政府可以给市场投资者提供的回报机会当然就应该包括基础设施本身的经营特许权,土地的协议转让、房地产开发以及对本地市场的进入许可等等。在中国,政府管制的放松和变迁常常就是与市场进行互利交换的结果。

  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改善基础设施问题上会变得那么有“市场头脑”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常会有完全相反的解释。在理论上,经济学家一般并不相信“扶持之手”的政府随处可见,而是把政府的“公益”行为更多地解释为官员的逐利行为的结果。经济学家看待和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基础仍是建立在“个人理性选择”的经济学逻辑之上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那些把持续改善基础设施的政府努力与政治约束模式下的官员选择行为联系起来。这样的结合是揭开中国为什么拥有一流基础设施之谜的关键。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发现,中国在投资和更新基础设施上的出色成就是中国的政府转型和政治治理模式变迁的一个可以解释的结果。这个模式的核心部分是,在中国的政治治理模式下,对官员的正面激励很好地把市场因素与政治因素合成在了一起。这个激励的核心被称为基于经济发展的政治表现(简称“政绩”)。这非常重要。不仅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实现当地更快的经济增长,而且显著改善的基础设施本身就是最容易度量、从而能最好地满足地方官员的“政绩”需要的东西。“把激励搞对”是邓小平和毛泽东在政治治理上的最大差异。

  经济学家对转型经济的研究一直以来都集中于经济部门的改革和转型,时常忽视政府自身的治理转型。实际上,为了实现政府向市场扶持型的转变(政府转型),从而支持和利用市场的作用,更新政府的人力资本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早在1996年,正是因为介入并亲身观察了俄罗斯与东欧的经济转型过程,美国的经济学家施莱弗和维什尼教授才注意到了政府转型在经济转轨中的重要性。在“转轨中的政府”(收入在他们两人编著的《掠夺之手》2004年中文版一书中)一文中,他们强调,“无论对经济还是对政治而言,如何更新过时的人力资本也许都是转轨的中心问题。”

  在中国,给定了政治的体制和政治的约束,尽快克服“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是邓小平先生推动的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改革理解为人力资本的更新。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后加速了党和政府官员的人力资本的更新速度,中国较好地实现了政府转型和政治治理模式的变迁。这是中国的地方政府比印度和俄罗斯的地方政府在市场“亲善化”和鼓励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色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印度复杂的政治体制和政党之间的利害关系使政府的作为降到了最低限度。而在意识形态上,针对市场经济和外国的投资行为,印度的政治家们却显得“极左”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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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州读萨缪尔森挑灯看剑

看了这一篇,恍然发现周其仁可以从张五常那里出师了。写得不错,就是五常的那个调调,哈哈。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23日 11:33 经济观察报

  周其仁

   四月初到浙江台州,路上带了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一篇论文。是和几位同学约好的,要讨论一次这篇备受关注的大文。说来也是平生所爱:带一点可读之物,在真实世界里走走、看看、读读、想想。“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是太高的要求,但是出差一趟读上篇把文章,还是可以做到的。

  萨文的背景是中国、印度经济崛起,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其间的利益得失怎样看,引起一片争议。该文发表在美国著名学报JPE的2004年夏季号。萨翁本来就是世界级名家,加上论点似乎与支持全球化的流行看法大相径庭,要不轰动也难。同学查过的,自萨翁这篇大文发表到今天,国际上的辩论不断。

  不愧是纯经济理论的大师,萨缪尔森一上手就把纷纭繁杂的贸易世界处理得条理分明。当然首先借助了李嘉图和穆勒的传统来发问:要是两个各产两种产品、生产率不同的经济,彼此封闭,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如何?互相开放、自由贸易,又如何?结论当然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说”——两个经济各自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自由贸易就可以提高两国的福利水平,因为这样的经济总产出水平最高。

  萨翁接着问,要是上述两国的生产率发生了变化,自由贸易增进两国总福利的推论,变还是不变?为此他区分了两种情况:其一,一个国家在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率;其二,一国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意外地提升了生产率。读到这里,我们要当心了:假如生产率提升的两种情况都一样,萨缪尔森这样的学者为什么要故作高深,非把问题分开来处理?这样两种生产率进步的情形,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还是拿“衬衫换飞机”来当实例。萨翁设想的第一种情形,造衬衫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当中国造衬衫的生产率大幅度提升(萨文假定“提高到原来的4倍”)之后,中国继续以衬衫换美国的飞机,会损害美国利益吗?当然不会。因为中国造衬衫的生产率提高,美国造飞机的生产率没变,因此中国衬衫的相对价格就变得更加便宜。就是说,美国的贸易条件因为中国衬衫生产率的提升而改善了。

  至于中国的贸易条件又如何了?萨翁的分析是取决于需求。“在穆勒需求下”——即穆勒假定的两国都把收入平均花费在飞机和衬衫这两种商品上——衬衫的技术进步也提高了中国这一方的福利。加到一起,萨文的推导“有力地证实了”支持全球化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

  但是萨缪尔森设想的第二种生产率进步,情形就迥然不同了。请注意,这种生产率进步不是发生在造衬衫部门,而是发生在中国原本毫无比较优势的飞机制造!这当然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因为中国只从事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向来只造衬衫、不造飞机,从何提升自己造飞机的生产率?萨翁当然明白我们的疑问,所以他才指明,中国在自己的进口部门发生的技术进步,完全是“外升的”。作为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中国就在飞机制造部门无端端出现了惊人的技术进步,那样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如何?

  萨翁的答案惊世骇俗——倘若中国真的在飞机制造方面提高了生产率,那就可能“永久地损害了美国利益”。此论一出,天下大哗。鼓吹贸易保护主义的人士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位重量级大师,可以为“保护政策”提供理论根据。反对派则质疑萨缪尔森的理论变节,为“一位经济学家”——而不是一位社会学家或其他什么家——居然站到反自由贸易的立场而感到匪夷所思。最精彩的当然还是萨缪尔森本人,他声明“从我的上述分析中并不能得出应该还是不应该采取选择性的保护主义的结论”。他声称他的分析无非指出了“有时一国生产率的提高只能对自己有利,却永损他国的利益”。

  集中推敲一下吧。“有时”——就是在萨翁构想的中国突然大幅提升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造飞机生产率的情况下——中美两国的相对利益,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萨缪尔森的推理如下:(1)世界总产出的潜力大大增加;(2)美国造飞机的比较优势下降,直到中国造飞机的生产率升到这样一个位置,以至于“两国从事与不从事贸易的境况相同,彼此再也没有任何从事进出口的优势”;(3)因此,美国自愿地退回到不贸易状态,自己既生产飞机也生产衬衫,从而导致人均实际收入的下降——也就是“利益被永久地损害”。中国呢,当然也贸易不成。不过此时的中国已经提升了飞机生产率,可以关门享受实际人均收入的上升。

  我猜想读者中喜欢这个推理的不会很多。我自己也不喜欢。可是在设定的前提之下,同学们和我怎样推,萨缪尔森还是屹立不倒。另辟蹊径吧。于是我们在一篇批评文章里读到,“作者假设中国在美国的出口部门突发一个巨大的技术进步是不现实的,因为在自由贸易状态下,中美两国的专业化分工只能导致各自加强其原来的比较优势”。是的,倘若萨翁设想的前提子无虚乌有,他那些严密的逻辑推论还不就成了空中楼阁?

  可是,我倒觉得萨缪尔森这篇论文最厉害的地方,恰恰就是他关于“后进经济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大幅提高了生产率”的设想。远的不论,单就这次在台州的所见所闻,就足以证明萨翁的构想贴近真实。我差不多年年来台州做跟踪性的观察,历史地看,这个据说每万常驻人口就有1100家公司的地方,制造业生产率的进步惊人。追下去看,这里发生了技术进步的领域,难道都是“强化原来的比较优势”吗?

  以这次参观的3家公司为例。第一家做摩托车和沙滩车的发动机,第二家出口帐篷、太阳伞和沙滩椅的面料,第三家制造电容用的电子薄膜。当然都还不是造飞机,可是这3个行当,短的一年半前、长的十年前,在台州根本就不存在!它们不是“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又是什么?实际经验是,只要有人打了第一枪,成功失败前仆后继,摹仿创新两手并用,仿佛不经意之间当地就包办了相当一个比例的全国市场份额——不靠生产率相对更快的进步,还能靠什么?退回十数年看,台州的比较优势恐怕只有农副业!要是永远只能提升原来具备的比较优势部门的生产率,断不会有今日之台州。

  远一点看,不但温州、宁波、绍兴、浙江、长三角、珠三角就是这样上来的,而且当年美国对英国、后来的日本对美国,以及萨文提到的“经济史上俯拾皆是”的无数例证,尽皆如此。这样看,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发生生产率革命,恰恰是后来居上经济的共同特征。因此萨翁的这个构想,不但真实,而且非常普遍。轻轻拿来充当一个高度简化的分析模型的前提,简直是神来之笔。

  读者或许要问:扳不倒萨翁构想的前提,其推论又无懈可击,莫非你也同意“中国的技术进步可能长久损害美国利益”?是的,只好同意,因为在限定的范围里怎样也找不到不同意的根据。惟一可以补充的是,真实世界里的欧美、日本尚具比较优势的玩意还很多,中国、印度等国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领域里的生产率进步又不过刚刚开始,远不够普遍,更不够快。因此,所谓“有时自由贸易长久损害美国利益”云云,还完全不是今天全局性的事实。

  煮酒论英雄要加一点提前量。长程看天下大势,我认为萨缪尔森的担忧事出有因。要避免美国的利益长久被损害,根本出路就是不断发展更多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同时加快调整越来越守不住的生产和服务。究竟还有多少时间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站在台州看,美国要加一把劲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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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小器指甲钳成就大器 拥有37项实用新型技术

这个指甲钳大王很有能耐,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不过他把利润的30%给员工当福利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23日 11:29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 李志军 深圳、中山报道

  梁伯强边开着新买的广州本田奥德赛,边展示他的最新产品。这个东西只有拇指指头大小,穿在一根红线绳上,看似一个精致的心形吊坠——实际上,它却是用来剪指甲的。

  “这是民间发明家为我们设计的,现在正在改进阶段,如果成功了我们就可以申请专利了。”这位44岁的中山聚龙集团董事长、圣雅伦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下称“圣雅伦公司”)总经理不无得意地说。

  像这样的产品外观专利,圣雅伦公司每年都要申请二三十件。现在,被称为中国指甲钳第一品牌的“非常小器·圣雅伦”指甲钳,已经拥有37项实用新型技术和120多项外观专利。

  “以前指甲钳都是三片钢的,谁都没想到可以用二片钢做一个指甲钳,而我们做出来了。”梁伯强说,他给研发人员出了一个新课题,看看能不能做出一片钢的指甲钳。

  他说,机会处处存在,看你会不会寻找。

  梁伯强认为自己是国内最轻松的老板,一天绝大多数的时间在喝茶与聊天中度过。在位于广东中山市小榄镇上的厂房办公室里,除了管理生产之外,研发和销售都不用他操心——研发有散布在民间的几百位发明家出谋划策,销售这块有加盟商和代理商帮其打理。

  从1999年开始生产指甲钳到现在,圣雅伦已经占据了国内指甲钳市场份额的65%,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三。

  从偷渡客到“小器”王

  梁伯强从不讳言自己灰色的过去,包括两次偷渡去澳门。

  出于对改变生活窘境的渴望,1980年4月和1984年10月,梁伯强两次偷渡到澳门。第二次偷渡改变了梁伯强的命运,他拿到了澳门的身份证,并被聘为当地一首饰工艺品厂厂长。半年后,梁伯强受命回中山小榄镇开了一家来料加工厂。

  1986年,他买下这间厂,开始加工生产首饰配件。到了1998年,他创办的“聚龙集团”已是中国最大的人造首饰生产集团,靠卖人造首饰和旅游纪念品,梁伯强身家已经数千万元。

  但他发现,首饰配件销量增长非常有限,也做不出品牌,因此决心寻找一个有前景、可以做大的产品。

  1998年4月,一篇《话说指甲钳》的文章点醒了正在寻找商机的梁伯强。文里提到,1997年朱镕基总理在一个有关轻工业会上说的一句话,“我没用过一个好的指甲钳”。

  梁伯强决定先进行市场考察。经过摸底,他了解到,全球指甲钳市场销售额大约有60多亿元,其中欧洲占了三分之一,韩国占了20亿元左右,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合起来也是20亿元。但在中国国内,韩国厂商占据了全部的中高端市场,国产指甲钳全部沦为地摊货。

  “高档的是韩国货,三块多钱一个,低档的是国产的,才三毛钱一个。”梁伯强说。

  梁伯强从做韩国777指甲钳的中国代理入手,利用代理商的身份不断向对方提出技术责难, 他一年里先后飞了20多次南韩,买了1000多万元的货。这段时间,他们基本上把“777”的技术全“偷”来了。

  1999年,梁伯强正式决定做指甲钳。那时候,包括广州“555”、上海“双剑”在内的最大的5家指甲钳国营企业因为体制的问题先后倒闭,梁伯强把这5家厂的厂长都聘请过来指导生产和品质控制,第一批“圣雅伦”牌的指甲钳出炉后,当年销售额就达到6000多万元,一跃成为全国第一。

  2000年6月,“圣雅伦”得到了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有史以来颁发的第一张“指甲钳质量检测合格证书”。

  一次,梁伯强报上公开征集“圣雅伦”的广告语,结果“非常小器”夺得头筹。此后,梁伯强开始采用“非常小器·圣雅伦”双品牌战略,分别在低高端两个市场出击。“非常小器”走的是低端路线,最低的发货价格为3块多,圣雅伦走的是高端路线,最高的一套为100多元。

  “非常小器·圣雅伦”已有200多个品种,并由单一指甲钳延伸到个人护理用品。有手指甲钳、脚指甲钳,还有专门的婴儿指甲钳,指甲钳面是平的,比成人的要短一半。

  在建国50周年成就展上,“非常小器”产品与飞机大炮摆在了一起。当时朱镕基瞅见“非常小器”的产品后给的一句评价是“这就像个样!” 这成为梁伯强日后在各种场合进行推销的经典案例。

  “目前在国际上,我们与排名前两位的韩国777和钟牌相差也只有不到1000万元左右的份额。” 梁伯强说。非常小器指甲钳系列产品的质量标准已被国家轻工业局定为行业标准。

  名片指甲钳

  一开始,梁伯强也采取和传统厂家一样的渠道模式,走全国批发的道路,卖产品,卖功能,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虽然能够每年卖6000多万元以上,但是要再往上走就很困难。”他表示。市场只认韩国货才是高档货,把非常小器也归为低档的国产货范畴,但非常小器的日子还不如那些国产货,因为成本比同行高,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

  在一次聊天中,梁伯强发现,把指甲钳当成名片的形式来推销可能是一个好方法。于是他有了这样的创新——名片指甲钳:在指甲刀上刻上赠送人的名字、头衔和电话号码。

  在这个想法诞生之前,梁伯强获得的全球指甲刀行业最大的一笔订单是2000万元,为了得到这张订单,他用尽浑身解数,历时三个月。而他拿到招商银行一笔3000万个指甲刀价值1亿元的订单只是动了动嘴皮子——在一次财富论坛上发布了其所谓名片指甲钳的“第六媒体”理念,当时招商银行的一负责人正好在座。

  “非常小器指甲钳底部有个小槽,碎指甲不会到处飞。”银行职员王萍说,“更重要的是,经常可以看到指甲钳上的公司电话,觉得挺有意思的。”

  此后,梁伯强采取了更为大胆的做法:对于第一次使用的人,梁伯强几乎都是免费奉送。“第一批我们送了10万个,全部免费赠送。”他说,“我相信你派送完1000个指甲钳,起码直接或间接地给我带来200笔新生意。”

  尝到新型营销模式甜头的梁伯强决定重新架构营销网络。在2004年的经销商大会上,梁伯强提出了成立圣雅伦商学院和建立加盟商的想法,不想却遭到与会经销商的全盘否定,他们一散而去。失去渠道的圣雅伦销量急剧萎缩,月销量最差时只有十几万元,与鼎盛时期五六百万元的月销量相去甚远。

  经销商集体退出后,梁伯强转而从公司内部发展加盟商,包括普通业务员、跟单员这样的员工都成了商学院的学员。现在,第一批的几个加盟商已经成为各大区域的负责人。

  曹金贵是圣雅伦公司深圳区域的加盟商,过去是公司的跟单员,月工资只有一两千元,而现在他和其他人每个人每个月的销量保持在30多万元的水平,月收入能保证在10多万元。

  最近,梁伯强把国内市场划分为七大区域,由7个加盟商分管。“如果你有关系,把生意做到国外去都可以。” 他说。目前,Kitty猫、迪斯尼、维尼熊等10多个世界知名品牌与圣雅伦建立了合作关系。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敢于舍弃部分利益,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来实现低成本运作成为梁伯强的快乐经营之道。在产品开发上,梁伯强利用中国民间的力量寻找专利,对于能带来盈利的专利,每月以产品销量的3%作为提成;在市场销售上,与加盟商六四分成,加盟商60%,圣雅伦40%。

  “普通指甲刀的毛利只有5%左右,而我的可以达到40%。”梁伯强把利润的30%作为福利发放给员工。

  他说,我从在澳门的经历中懂得,剥削要有度,这样企业才能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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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葬送了南斯拉夫

"主义,群众运动,党委书记 。。。。。" 多熟悉的字眼。
从本文末尾看,作者是干预主义的支持者。所以这样的文章阴差阳错发在了经观,奇怪吗,其实不奇怪:)
的确要承认,克林顿的南联盟战争要比布什的伊拉克大战漂亮得多。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23日 11:35 经济观察报

  金雁(中国政治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米洛舍维奇狂飙”与南联邦的解体

  “谁是米洛舍维奇?”——1985年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全会会场外,许多人问道。

  在这次塞尔维亚共和国与两自治省领导人发生争论的会上,因斯坦鲍利奇举荐而新任共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的米洛舍维奇以其激情澎湃的演讲博得热烈掌声。一颗政坛明星在多事之秋升起了。

  但真正使米洛舍维奇在全联邦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转折,出现在1988年4月,他在科索沃波列的群众集会上慷慨激昂的煽情演说,掀起了一场全南范围内塞族、黑山族人声援科索沃塞族、声讨“联邦主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且创造了一种动员数万塞族群众在各城市、各共和国间进行大串联、大“进军”的运动方式。就在这次风潮中,过于“温和”的斯坦鲍利奇被自己一手提拔的米氏以群众运动手段一举推翻,同时倒台的还有一大批中委。

  此后一年内,群众性大示威、大串联与逼迫罢官之风在塞尔维亚愈演愈烈。先是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领导人由于批评米洛舍维奇,反对煽动、组织数万名外地塞族、黑山群众“进军”伏省首府举行“抗议阿族迫害”的示威,被米氏动员的群众所推翻,自治省共盟主席团集体辞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的伏省成员克鲁尼奇也被罢官。紧接着此风蔓延至黑山、科索沃,又刮回贝尔格莱德。在导致黑山、科索沃等地党政议会几套班子全部大换班之后,米氏又把矛头指向了全南党政领导层。

  在使联邦党政机构瘫痪、从塞共和国、自治省直至市、区各级执行铁托时代民族平衡政策的原领导几乎全部换成塞族强硬派之后,米洛舍维奇又想对各共和国下手。他组织了10万塞族与黑山人发动“向卢布尔雅那进军”,宣称要“直接向斯洛文尼亚人控诉塞、黑公民在科索沃所受的迫害”。此举震惊全南。科索沃与斯洛文尼亚分处南联邦南北两端,这次横贯全南的“大进军”显然不仅要冲击斯洛文尼亚,途经的克罗地亚、波黑等共和国也会受影响。斯洛文尼亚当局立即采取防范措施阻止这股歇斯底里的“米洛舍维奇狂飙”。而塞尔维亚当局则抗议斯洛文尼亚的措施“破坏人权与自由”,并下令塞所有经济组织与机构和塞人控制的联邦企业对斯实行经济封锁。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当局在米氏的主持下,公然撕毁1974年联邦宪法,不与联邦机构打招呼便废除了科索沃省自治权,强行解散并接管了科索沃政府和议会,尽管这届政府和议会正是不久前才在米氏发动的“群众运动”中新更换的。这样对待一个联邦主体,自然引起了同为联邦成员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的抗议,引起了马尔科维奇总理等联邦领导人的反对。后来斯、克等共和国走向独立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防止本国“科索沃化”。

  的确,如果一个共和国能够单方撕毁联邦宪法而剥夺另一个联邦主体的权利,那谁还敢与它联合? 短短两年内,铁托等老一代南共领导建立的南斯拉夫联邦土崩瓦解了。

  米洛舍维奇是个“运动群众”的高手。应当说他实际上并不相信什么自由民主。但如果说到对原来“主义”的态度,则米洛舍维奇与叶利钦一样都是“主义”的背叛者,只不过他们的背叛朝着两个方向:叶利钦走向民主派,而米洛舍维奇走向极端民族主义。两人都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走向权力峰巅的。当然,“米洛舍维奇狂飙”能够掀起,决不能仅归之于米氏的个人魅力。铁托时代的民族平衡政策在维系了40多年的各族团结的同时,也在塞尔维亚人中积淀了强烈的不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剧变,在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凝聚力的情况下,为了巩固权力就需要寻找新的合法性资源。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资源只能在两个地方: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这两者的代表是叶利钦与日里诺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则是以舒瓦尔、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联邦末代党政领导与米洛舍维奇。当时南共联盟中央委员德鲁日奇曾形象地把南共联盟中央比做两列开往不同方向的火车,一列火车的火车头是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另一列火车的火车头是塞尔维亚共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米洛舍维奇。

  与俄罗斯不同的是:在南联邦由于舒、马均非塞人,而塞族在铁托体制下又有民族积怨,于是米洛舍维奇成功了。

  米洛舍维奇宣称:在南斯拉夫各族中,只有塞尔维亚具有最悠久的国家传统。而在联邦中,塞尔维亚长期受压抑、受欺侮、受剥削,而南共联盟却对它持漠不关心的态度;1974年联邦宪法赋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国的权利,使塞尔维亚成了惟一一个丧失了必要国家特征的共和国,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民族主义从来是柄双刃剑,米洛舍维奇越是强调塞尔维亚在联邦中受压,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们在塞共和国中受压。米洛舍维奇在1991年初声称: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则认为所有的阿族人也应当这样。

  米洛舍维奇用“群众运动”一连搞垮了科索沃的两届共盟政府,搞掉了南联邦议会前议长科索沃代表库尔特希,逮捕了科索沃共盟省委领导人弗拉西和省政府主席泽伊努拉呼。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三人可以说都是十分“传统”的。米洛舍维奇搞掉他们,阿族就成立了“共和国”,并选举作家鲁戈瓦为总统。“巴尔干的甘地”鲁戈瓦坚决主张独立,但同样坚决反对用暴力手段来实现它。但“巴尔干的甘地”却没有遇到“巴尔干的蒙巴顿”,在长达8年期间鲁戈瓦一直呼吁米洛舍维奇对话,却一直被置之不理,还数次被逮捕。“甘地”的被禁锢使他失去了政治作用,由“科索沃的曼德拉”德马齐为首的“科索沃解放军”便应运而生,他们想用武装斗争来逼迫米洛舍维奇成为“科索沃的德克勒克”。这时候米氏纵使愿为“蒙巴顿”也难了。

  “铁托第二”,

  还是“切特尼克第二”?

  至今还有许多人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厌恶米洛舍维奇,是因为他是东欧惟一未垮的“前共产党人”政权的代表。其实就出身而论,剧变后东欧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前共产党人”,甚至执政党也是“前共产党”的后继党。

  今天我国一些传媒说米洛舍维奇是“铁托第二”。而塞尔维亚公认的第一号“铁托分子”斯坦鲍利奇却认为米洛舍维奇是“切特尼克第二”。我们看到,米洛舍维奇镇压敢于违抗他的铁托分子,即便是像斯坦鲍利奇这样有大恩于他的人,也毫不手软。但由于米洛舍维奇领导的社会党是南共组成中的塞尔维亚共盟的后继党,同时也是个年龄结构偏高的“老人党”,为继续获得怀旧老人的支持、维持他日渐减少的组织资源,米洛舍维奇对历史基本保持低调,并未公开指名骂铁托或者赞扬切特尼克。这两个传统的一些共性(例如它们都排斥宪政民主)也为他提供了模棱两可的空间。然而在今天的塞尔维亚,他其实无法回避在这两个传统中作出选择。不久人们就看到了他是如何选择的:

  2002年8月,米洛舍维奇下台后首次塞尔维亚总统竞选活动开始。已在海牙身陷囹圄的米氏开始想东山再起,指令社会党再推他为候选人。但选举委员会宣布,鉴于米洛舍维奇此前已经两次当选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根据宪法他无权第三次参加竞选。社会党于是改提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瓦尔特的老演员、社会党人日沃伊诺维奇为候选人。谁都知道,“瓦尔特”形象就是以铁托为原型的,社会党显然是想打“铁托牌”。不料海牙狱中的米洛舍维奇听说后大发雷霆,指令社会党如果不推他,那就不要推本党任何人参选,而必须支持塞尔维亚激进党主席舍舍利作为在野党的惟一候选人。

  舍舍利何许人也?他是当今既极端反共、又反“西方自由民主”的极右翼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领袖。他认为南共时期是塞尔维亚的耻辱,发动过要求平毁铁托墓的运动。他也是高调赞扬切特尼克、誉米哈伊洛维奇(被南共处决的切特尼克首领)为塞尔维亚民族英雄、自命为其继承人的角色。他的“塞尔维亚激进党”原来就叫塞尔维亚切特尼克运动,其民兵武装的军服、军衔与军徽都仿效二战时的切特尼克军队制式,而其对非塞族人的清洗和屠杀更与当年的切特尼克一脉相承。在米洛舍维奇与西方恶斗时他支持米氏,被米氏委任为副总理,形成反西方、镇压前南非塞族的“统一战线”。对此,一般社会党人是作为米氏的统战策略来理解的。

  可现在不是舍舍利加入社会党的统一战线,而是要社会党为舍舍利抬轿子。这自然为一般社会党人无法接受,如果这样,已经不太像样的“铁托党”岂不完全变成“切特尼克党”了吗?于是塞尔维亚社会党最高执委会进行表决,以多数票否决了米洛舍维奇的主张,仍决定该党将从本党成员中提名总统候选人。社会党最高委员会随即批准了执委会的决定。

  这下可不得了!米洛舍维奇龙心大怒,他立即从狱中发出指令:解除该党代主席马里亚诺维奇的职务,任命贝利察取而代之。并“以党主席身份”指定了33人组成“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的组织-政治委员会”,以取代党章规定的领导机构最高委员会。一向屈从于米氏家长淫威的社会党人忍无可忍,当天日沃伊诺维奇就向媒体发表声明说:“米洛舍维奇不准提名本党成员作为塞尔维亚总统候选人,而是让本党支持激进党主席舍舍利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定,使他同塞尔维亚社会党产生了距离。”这样下去米洛舍维奇迟早会与党分手。8月27日,社会党最高委员会执委会举行会议,一致拒绝米洛舍维奇作出的违反党章的决定,会议呼吁全体党员在即将举行的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选举中坚决支持本党惟一候选人日沃伊诺维奇。

  至此,尽管出于对狱中的米洛舍维奇的同情,社会党尽量给米氏留面子,承认他指派的代主席,但他是“铁托第二”,还是“切特尼克第二”,已经毋庸置疑了。

  在政治上,米氏以大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搞垮了铁托体制,而在经济上,米洛舍维奇上台后的私有化也比多数东欧国家包括前南国家更积极。1992年底,塞尔维亚的3700家公有制企业已有2500家——即2/3——开始了所有制改造,其中的一半已完成改造进程。到1993年,塞尔维亚已有私人企业95881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4.8%。人们很少提到塞尔维亚搞“休克疗法”,那是因为战争与制裁带来的困难掩盖了转轨的“激进”。实际上许多观察家注意到:至少在全面战争之前,塞尔维亚的私有化进程一直遥遥领先于据说是“亲西方”的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等国。

  邀宠不获的“反美斗士”

  米洛舍维奇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正如合理的个人利益不是靠鼓吹自私自利,而是靠维护“群己权界”的制度规范来保证一样,民族、国家(国民)的真正利益也是靠民主制度来保证的。不管米洛舍维奇的民族主义主观上是否真诚,客观上他的统治不仅伤害了前南的非塞族人民,而且也伤害了塞族。但是由于后米洛舍维奇时代塞尔维亚宪政民主进程的推进,“民族主义造成民族灾难”的危险降低,而民族主义与国民利益的契合度增加了。

  然而在米洛舍维奇时代,非塞族的人权和利益受践踏自不待言,即便是塞族的“民族利益”事实上也必须服从米氏的个人权势欲,并没有真正的“神圣”可言。

  与所谓米氏是“反美斗士”的宣传相反,上台之初的米洛舍维奇不仅没有表现出一点反美反西方的样子,而且还指望美国能为他搞独裁撑腰,因此一度成为整个东欧最亲美、亲西方的领导人。当南联邦解体、米洛舍维奇成立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时,他不仅推举著名的亲美政治家乔西奇为首任总统,甚至还专门从美国请回了美籍塞尔维亚富豪米兰·帕尼奇来担任总理。尽管实权仍在米洛舍维奇手中,但是让一位美国公民当本国总理仍然堪称奇观。

  当然,米洛舍维奇这样做只是为了向美国和西方示好,他不会把自己的权势真的交给别人。后来米氏发现讨好美国不成,也就把帕尼奇搞掉了。然而把国家“公器”向外人私相授受的事却并未终止。科索沃危机爆发后,面临西方军事干预的强大压力,米洛舍维奇转向俄罗斯一面倒,不仅提出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南联盟三国结盟,最后甚至建议三国争取合并为“俄白南联邦”。尽管当时俄罗斯基于传统联系和现实地缘政治利益需要而坚决反对西方干预,但俄舆论对米氏的人权与民族政策、乃至对米氏的为人也批评颇多,不愿被米氏拉下水去和西方对抗。因此任凭米氏投怀送抱,俄罗斯始终坐怀不乱。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俄罗斯接受了这种建议,塞尔维亚乃至“南联盟”还有独立、主权可言吗?“俄白南联邦”不会把首都设在贝尔格莱德、让塞尔维亚人当总统吧?对于这样一个为了维护自己的权欲,今天可以请美国人来当总理,明天可以把整个国家都送给自己的庇护者的人,哪怕他的“民族主义信仰”再虔诚(我们姑且相信米洛舍维奇真的认为他与塞尔维亚二位一体,保住他就是保住塞尔维亚),但他的无限权力真的有助于民族利益的增进吗?

  米洛舍维奇不是铁托分子,不反私有化,至少在西方反对他之前也完全谈不上反美反西方。至于说他是民族主义者,那么亲西方、也受西方支持的“民族主义者”多了。还有人说塞尔维亚作为东正教民族与西方有“文化冲突”,这更是不经之谈。在前南争端中受到西方保护(塞族人认为是“袒护”)的波黑穆斯林和伊斯兰阿尔巴尼亚人与“西方”的文化差别,难道不比同为基督徒的塞尔维亚与“西方”的差别更大吗?还有更为奇怪的说法:有人注意到“斯拉夫”一词在古代西语中有“奴隶”词义,于是说西方反塞尔维亚就是因为他们对斯拉夫人有种族歧视,企图把后者当奴隶役使。其实拉丁语slave一词有奴隶之义固然是常识,也的确与古罗马人以斯拉夫俘虏为奴有关,但罗马人抓异族为奴的多了,不但有斯拉夫人,也有日耳曼人、高卢人等,用这个概念来套今天的国际关系,等于说今天的意大利人要把英法德美俄当然也包括塞尔维亚人都当奴隶来役使,能有比这更荒唐的吗?前南问题上与“西方”站住一边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穆斯林、马其顿乃至前南以外的保加利亚等国不都是斯拉夫人国家吗?西方为什么就不去“奴役”他们——或者他们为什么就不反抗“奴役”?

  可见,用意识形态与冷战思维来图解国际政治,是要患上“色盲”的。

  今天的国际政治当然不是什么“理想”政治,但也已经不是“炮舰政策”、“蛮族征服”和“春秋无义战”的时代。道义与利益,强权与公理,都是国际政治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因素。也许“双重标准”这一概念比较近于现实:它意味着国际政治不是毫无道德标准的“战国”游戏,但是大国实力与利益的因素也使得这些标准在实践中还无法“一碗水端平”。米洛舍维奇的所作所为、乃至比米洛舍维奇更恶劣的所作所为如果发生在非洲也许就会被忽视和姑息(正如在卢旺达、刚果和苏丹等地发生的事一样),但在欧洲人们就难以容忍。这种“双重标准”当然令人遗憾。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是努力使非洲发生的罪恶也能够像在欧洲那样得到制止,还是努力使欧洲发生的罪恶也能够像在非洲那样得到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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