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事件生态影响将超10年

早报记者 余梦 早报特派记者 简光洲 责任编辑 梁虹
“河流受到污染后，要恢复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饮用水是可以采取有效措施迅速解决，但环境影响还没有即时有效的措施，有时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11月25日，华东理工大学环境专家赵庆祥教授说。
同样的，作为此次哈尔滨处理水污染专家组成员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圭白也对污染带过后水质可能发生的变化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即使污染带离开了哈尔滨，后续问题还有很多
李圭白院士表示，即使污染带离开了哈尔滨，后续问题还有很多，硝基苯、苯会在底泥里沉积，然后成为长时间的污染源，虽然现在低温时间不会挥发，但到了高温天气就有可能挥发出去，今后很可能再发生别的水质变化。
据李介绍，在污染带到来前，专家组曾做过两天两夜实验，就是在水源地投放活性炭，在水上投放混凝剂和高酸混合剂，这样可把污染物含量降到标准以下。但这次处理的确很困难，一是必须避开高峰带，只有污染浓度降到略高于标准范围，吸附才能起作用；二是这次污染很严重，而且硝基苯是一种非常难降解的物质，氧化对它无效，目前国内又不能大规模使用高级氧化，只能靠活性炭吸附了。而即使是将1400吨活性炭都按时运到并投放到水里，也没办法彻底解决污染，只不过下游会不断有河流汇入，污染浓度会不断降低，但硝基苯很难降解，自然降解需要几年时间，目前它只能随着松花江水流下去。
沉在水底的硝基苯浓度超过33mgL可造成鱼类及水生生物死亡
与苯相比，硝基苯的毒性相对大一些，由于其密度大于水，进入水体的硝基苯会沉入水底，长时间保持不变，又由于其在水中有一定的溶解度，所以造成的水体污染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倾倒在水中的硝基苯，以黄绿色油状物沉在水底，当浓度超过33mg/L时可造成鱼类及水生生物死亡。饮用水可采取有效措施，环境影响无即时有效措施
赵庆祥强调，苯、硝基苯对河流及其周围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生态问题，比如被植物吸收从而在生态链里产生循环影响，被土壤吸附后破坏土壤中微生物结构等，这个影响的程度目前还不能预估。
“在解决饮用水问题后，更重要地是观察遗留下的生态影响。”赵庆祥指出，目前浮冰里可能会残留一些低浓度的苯、硝基苯，它们产生的影响要等来年春天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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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 段宏庆 黄金高案未了局

前中共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受贿案的结局不是单纯的个人命运沉浮故事，其背后凸现法律与政治的深刻关系


　　2005年11月21日，原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案一审判决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南平中院)一位法官告诉《财经》：“黄金高已经正式提起上诉。”

　　此前11天，11月10日，南平中院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号法庭对黄金高案作出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和贪污罪，合并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参见《财经》2005年第19期“黄金高案一审开庭”)。

　　其时，黄金高本人及其两位辩护律师出庭听取了法院的宣判。据《财经》了解，当审判长问黄金高对判决是否有疑义时，黄略有迟疑，表示需要“考虑一下”，未当庭做出决定。

　　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被告人上诉期限为十天。黄案宣判后的第十天(11月20日)是休息日，按规定顺延一日。最终在法定期限内，黄金高正式提出上诉。

　　黄金高的上诉，意味着此案并未就此简单终结。围绕黄案，尚有诸多不清晰之处，都需要在未来一一廓清。

　　判决书详解

　　黄金高案一审判决书总计3万余字，长达50多页。“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做得规范、严谨。”南平中院一位法官告诉《财经》。

　　判决书载明：黄金高自1992年至2004年，在先后担任福州市原郊区副区长、晋安区副区长、福州市财委主任和连江县县委书记期间，共计受贿48起，受贿人民币354.93万元、美元22.8万元、寿山石30块及笔记本电脑一台、白金项链两条(物品价值人民币28.526万元)；其中索贿人民币113.4万元、美元16万元。此外，1995年9月间和1997年底至1999年初，黄金高在担任福州市郊区副区长和福州市财委主任期间，各有一起贪污公款的犯罪行为，总计贪污人民币14万元。

　　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前述所列认定全案事实的证据均由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举证和质证，客观真实，证据间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据《财经》了解，公诉机关是以受贿罪对黄金高提起诉讼的。南平市检察院对黄金高一共提出了50项受贿指控，总计折合人民币580多万元；而黄金高本人以及辩护律师对指控的大部分金额，约490余万元持有疑义。

　　南平中院在审理后，最终认定48项受贿和两起贪污。同时在判决书中对黄金高及其辩护律师的“疑义”做了详细记录，并给出了是否采信的解释。

　　黄金高及其辩护律师提出：对黄的受贿指控中，有总计人民币43万元系黄为下属单位跑项目，向上级争取资金活动的开销，是为地方经济发展而做的违规、违纪行为，不属索贿。

　　法院认为，黄金高在侦查、起诉阶段，对以送钱给有关领导、需要开支等为名向下级单位索要贿赂的事实，多次供述在案，而未向侦查机关提供所谓争取资金活动中具体开销的事实，尤其是未能对上述款项的去向作出具体说明；故该辩解、辩护意见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不足采信。

　　黄金高及其辩护律师提出：黄有174.75万元人民币、5.6万元美金是收受相关当事人没有任何具体请托事项以及逢年过节送的钱物，应属“红包”性质，不应认定为受贿。法院认为，黄金高明知上述行贿人均有求于他，行贿人送钱的真实目的是为取得他的关照、支持，并非正常的人情往来；在具体行为中虽有部分行贿人当时未提出具体的请托事项，但事后黄均为行贿人谋取了一定的利益，故上述款物并非“红包”，实质仍是一种贿赂行为，此诉辩不足以采信。

　　开庭期间，最有争议的部分是黄金高2004年8月11日投书“人民网”(下称“811事件”)后的四笔款项。公诉机关指控，黄金高以要上北京反映情况需要花销为名，索要连江当地四个企业总计人民币54万元、美金16万元。这些款项全部被认为是索贿，占了索贿金额中的大部分。

　　但黄金高及其辩护律师认为，这部分费用，是黄在财权已经被控制以后采取的变通措施，而且是借款，不应该认定为索贿。

　　法院最终认定，黄金高虽名为“借”，但其主观上并无归还的想法；黄金高在“借款”之前本人存有大量的钱财，无须借钱，在索取财物后，将大部分款项存入自己账户并予以转移藏匿，直至案发，黄金高无归还上述款项的想法及行为。这亦足以证实被告人黄金高主观上具有索贿的故意。因此，对被告人黄金高依法应以索贿追究其刑事责任。黄本人的辩解及律师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法院在判决书中还否定了黄的其他一些辩解和律师别的辩护意见，但也并不是彻底全盘否定。法院最终认定的索贿金额人民币113.4万元、美元16万元，略低于检方指控的人民币127.4万元、美元16万元；另外对寿山石等物品的价格认定，也比检察院认定的要低；同时对黄金高被指控收受金砖一块(价值人民币3650元)，因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以受贿犯罪论处。

　　最重要的是，法院在判决中采信了黄金高的辩解和律师的辩护，认定黄具有“自首”情节(意指黄在“双规”期间自述的问题——记者注)。而自首是应依法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由此，法院最终判决黄金高无期徒刑。

　　上诉理由

　　“在一审阶段我们有所保留。现在既已宣判，上诉理由可以大胆提了。”

　　11月22日，黄金高正式提出上诉后，黄金高的辩护律师之一、北京市亦非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荔对《财经》说。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被告人上诉，二审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即“上诉不加刑”。

　　在上诉状中，黄金高称，有关其为下属单位跑资金项目的43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其未向侦查机关提供跑项目活动中具体开销的事实，尤其是未能对上述款项的去向作出具体说明，所以没有采信。但事实上，黄金高当时是讲过这些开支去向的，只不过在办案过程中，办案人员要求他“只说自己的事，不要连累其他人”。

　　“这些钱如果仔细追查下去，恐怕有很多人是睡不着觉的。”赵荔告诉《财经》，黄金高判决书第一项就认定，黄金高在任福州市晋安区(原郊区)副区长期间，在区政府下拨日溪乡山仔水库搬迁补偿资金和金山顶自然村拉电资金上，于1993年春节前，以买屏风送给有关领导为名，向下属索要人民币2万元；在 1995年11月、12月间，以解决日溪乡金山顶自然村拉电等项目资金要走关系为名，索要人民币5万元。事实上，山仔水库当年搬迁补偿应由政府出资2000多万元解决，但地方政府只拿得出500多万元。在黄协调下，最终从相关财政部门多获得补偿700多万元，在此项目上所花公关费用为7万元。

　　“类似的情况还有，每一笔黄金高都说得清楚，关键是，有没有人会听？”赵荔说。

　　除以上几笔钱，黄金高在上诉状中继续提出，“811事件”之后的借款不应被认定为索贿；收受红包同利用职便受贿谋利之间在法理上是不同的，顶多是违规违纪，不至于上升到承担刑事责任。

　　记者注意到，在黄金高上诉状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辩解理由——“检举立功”。黄金高称，在一审庭审中，他曾向审判法官和辩护律师提出过检举，检举线索涉及原福州市一位主要领导的受贿问题、连江腐败犯罪问题等。现二审再次提出，请求查实。

　　不过，黄金高强调，由于“涉及具体秘密”，故请二审法官亲自会见他本人，他直接提供。

　　一个酒店老板的死亡

　　据《财经》了解，黄金高案涉及证人达上百人，但开庭审理时没有一个证人出庭；法院最终作出判决的依据，主要是黄金高本人和行贿当事人的供述，以及证人证言。

　　据黄金高的律师介绍，庭审的质证过程显示，这些证据全都是在“811事件”以后提取，线索也是在“811事件”后才出现的。而且，几乎所有证人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出据的证言。

　　中共福建省纪委办公厅闽纪办函(2005)95号“关于黄金高在审查期间的表现”显示：2004年10月，福州市纪委根据群众举报，对时任连江县委书记的黄金高进行调查时，有关人员供述，黄金高在连江县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向连江县发利酒店董事长陈发索要人民币31万元，黄金高本人及其妻子收受他人钱物达人民币19万元。

　　由此可见，索要陈发31万元人民币，是黄金高案的最初线索来源。为此，《财经》记者特意在黄金高案一审开庭后赶到了连江采访此事。但记者到达连江后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却是：陈发已于2005年6月15日死亡。

　　据《财经》了解，42岁的陈发是土生土长的连江本地人，小学文化，做过工，当过兵，靠以贩水果等小本生意逐渐致富。陈发在连江当地人缘很好，各行各业都有交往，生前是连江县政协委员。

　　2000年前后，陈发在连江建成集吃住娱乐为一体的发利大酒店。该酒店在连江是比较高档的餐饮住宿娱乐场所，几乎是政府对外接待的固定场所。2002年黄金高任连江县委书记后，也经常在发利大酒店招待客人，同陈发素有来往。

　　“811事件”后，黄金高指使其秘书去北京等地活动寻求支持，曾从陈发酒店获得经费。黄金高写了借条，陈发将借条收在了酒店办公室保险柜中。

　　2004年10月22日上午，陈发到福州市内的福建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体检，体检结束后在一层大厅被福州市纪委的人带走。当天下午，福州纪委、公安、税务等部门联合行动，查抄了发利大酒店，从陈发办公室保险柜中取走了那张借条。

　　税务部门随即向发利酒店发出通知，称该酒店偷漏税情况严重，连补带罚需交纳500多万元。陈发本人也以“偷税罪”于今年2月4日被正式逮捕，4月7日被连江县检察院起诉到连江县法院。

　　关押期间，陈发的身体不好，几度被送到医院。家属便要求保外就医，未被批准。律师会见陈发时，他也多次提到身体不适，内脏很疼痛。

　　2005年5月底，陈发病情进一步恶化，咳嗽出血。家属再次申请保外就医，法院方面表示必须请示纪委，结果仍未获得批准。后来传出消息，说陈发得的是癌症(食道癌)，已经扩散。

　　6月12日，陈发深度昏迷19个小时之后，有关部门把陈发交给其家属。家属将其送到医院后，检查发现陈发自溢性脑出血，肾、肺以及循环系统等脏器衰竭。三天后，6月15日，陈发死亡。

　　记者从医院获得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显示，陈发死亡原因为“MODS”，医学上称为“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北京大学一位法医学专家向《财经》解释，MODS简单说就是“多器官衰竭”，但MODS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癌症等病变可以引起，但受到外力创伤也能导致。“要想真正查明死亡原因，需要在当时做一个彻底的尸体检验。”该法医学专家指出。

　　据《财经》获悉，陈发的家属在福建未能找到做尸检的部门，将陈发尸体放进了棺材，但至今没有火化，也未入土下葬。

　　记者从福建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了解到，陈发在2004年10月22日(也就是被福州市纪检部门带走当天)做了体检，结论为身体状况基本健康。影像科CR检查报告单显示：心肺等未见异常；有轻度胃炎及十二指肠球炎。

　　相关连者“罪”与“非罪”

　　《财经》记者在连江当地走访得知，黄金高于2004年12月16日被“双规”前后，与其关系密切且被审查者甚多。短则十天半个月，长则数月。很多人直到2005年夏天才陆续获得自由。这之中包括黄金高的现任妻子、黄在福州工作的大女儿、黄金高莆田老家的外甥等等。

　　“陈发死亡后，社会反响很强烈，很多人因此才得以放出来。”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位人士也曾因受黄金高案牵连，在2004年12月间被福州市纪检部门审查十几天，最后没有任何问题被释放。据他回忆，关押期间，他有五天五夜一直被罚站，不让睡觉。当时被关押的人太多，纪检部门的人管不过来，不得不雇一些外地保安参与看管。

　　《财经》了解到，因黄案被审查者，多数都获得了自由，但也有一些人被发现有经济问题，因此进入司法程序。

　　连江县广播电视局局长郑康诚曾经组织手下工作人员拍摄了一个片子，记录了连江县当地老百姓为支持黄金高“反腐”行动，自发给黄金高送牌匾“正气浩然”，300多人还签名按了手印。郑将该片制成VCD，并进行了传播。连江县政府一位退休人员告诉《财经》，2004年10月，黄金高案在纪检部门立案后，第一个被审查的就是郑康诚。

　　经审查，郑康诚在当广播电视局长前做过镇长，经济有问题；同时，郑还涉嫌向黄金高行贿买官。据了解，郑康诚案也已进入司法程序。

　　另据《财经》了解，黄金高案发后，民间传言，黄金高上书人民网的万言书为“枪手”代笔，此人是《福州日报》新闻中心主任李长青。李已在2004年12月16日被“双规”，并于今年2月3日被福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以“涉嫌阴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李长青的代理律师是北京律师莫少平。他告诉《财经》，李长青的案子和黄金高的万言书并无关系。李长青因在网络上撰文，把黄金高写成一个“反腐”斗士而被拘捕。由于他的文章发在网络上，因此“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据莫少平介绍，李长青案在今年夏天已经侦查终结，移送福州市检察院。律师去会见当事人了解情况，并从检察院提卷翻阅后，认为根本不构成犯罪，不能因为李长青支持黄金高，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就认为他“阴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莫少平告诉《财经》，他们专门给福州市检察院出了一份律师意见书，后检察院把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后又再次提交给检察院，检察院审查后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

　　据《财经》了解，依照刑事诉讼法有关期限的规定，11月27日是李长青案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截止的期限。“如果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完毕，再上到检察院还是认为不构成犯罪，那检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莫少平说。

　　黄金高被“双规”后，有媒体传出“黄金高曾经有四个情妇”的消息。其中有一位是连江县35岁的女业主谢某。她在2002年黄金高任连江县委书记、查处江滨路改造建设的“地案”时与黄结识，后在黄金高帮助下获得了开发商的赔偿。之后，就出现谢某是黄的情妇的传闻。

　　记者在连江见到了谢某。她告诉《财经》，她也在2004年12月15日被福州市纪委带走，没有罪名。她觉得惟一能解释的原因是“811事件”后，她主动给中央写了两封信反映黄金高是好人，当地在打击报复黄金高，估计信被截获。她称，在关押期间曾受到体罚，并逼问其为什么要替黄说好话。

　　谢某于2005年6月11日被释放，前后历时半年。抓放都未宣布原因。

　　据记者在当地了解，所谓黄的另三名“情妇”，系指黄已离婚的前妻，20世纪80年代再婚的现妻，以及黄一位前同事的遗孀。

　　连江“地案”悬疑

　　“为什么黄金高案兴师动众，连江县人人自危，但‘地案’却没有人关注了？”采访中，连江县政府一位退休老干部有此疑问。

　　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之后，连江县政府针对该县防洪堤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问题，决定拆迁江滨地段旧城，修建一条长3000米、宽20.5米的江滨路堤，并提出实行路、堤、房三位一体的综合开发方案。

　　2000年初，连江县政府经招标，将该项目交给了澳大利亚雄宝实业集团公司(下称雄宝公司)进行开发。有知情人告诉《财经》，雄宝公司名为“澳大利亚公司”，实为几个福清人控制。而巧合的是，当时的连江县委书记俞风云也来自福清县。

　　2000年6月，雄宝公司在连江县成立了福州源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源盛公司)，全盘进行江滨路改造建设项目。2001年5月10日，源盛公司遂开始进行江滨路建设、旧城改造及房地产开发。在这一过程中，规划有所改变，沿江大道和防洪堤由弯改直，盛源公司由此多出了一块三角形、近30亩的可开发土地。

　　“问题就出在这块地皮上。”连江县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财经》。

　　2002年3月初，连江县委换届，原县委书记调离，黄金高接任。他到任后陆续收到举报信，反映江滨路开发过程中存在腐败问题。黄金高遂组织人员进行核查，发现源盛公司已开发占用该国有土地13.93亩。4月15日，连江县召开五套班子领导联席会议，做出了由县政府收回上述两块土地等决定。2002年7月，连江县委专案组以源盛公司涉嫌经济犯罪为由立案，抓捕了盛源公司副总经理周龙盛和其他涉案人员，并予以刑事拘留审查。同时，福州市委专门成立了专案组，调查源盛公司涉嫌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问题，并对连江县原副县长林华、魏子升等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查处。

　　2003年1月26日，福州市市委书记办公会议决定基本了结该案。2月，黄金高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半年。在此期间，周龙盛等盛源公司人员获得自由。

　　当年8月，黄金高回到连江县委工作后，县里又展开一系列动作，县法院以源盛公司欠缴人防费为由，查封该公司房产并进行拍卖。黄金高由此遭到了来自福州市政府方面的批评，认为其旧事重提、扩大矛盾。对此批评，黄金高并不虚心接受，同上级的矛盾和摩擦也越来越多。一年以后，最终投书人民网，造就了举国轰动的“811事件”。

　　《财经》记者在连江县采访时，当地人对于这些历史问题大多讳莫如深，不愿公开谈及。根据记者的了解，在连江“地案”的一系列冲突中，盛源公司法人代表陈宝财一直安然无恙。

　　《财经》获悉，黄金高当年上书时意有所指的前书记俞风云在离开连江县之后，调任福州市农委主任。9月间，记者在福州采访时听到有传闻称俞已经被“双规”。不过，这一消息未能从福建官方获得证实。■

季卫东:期待公开透明公正


　　假如把黄金高的公开信“为何防弹衣随我六年”与福建省南平市中级法院的无期徒刑判决书重叠起来，放在太阳底下仰光透视一下，你难免还会有报复性执法的担忧。

　　为了防止不同利益集团以检察权为武器进行抗争，司法体制改革委员会有必要采取措施，以采取制度化方式切实加强对审判独立的保障，以及在刑侦的某些方面导入法官令状制度。

　　至于对黄金高案初审结果的评议，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怎样估计自供和证言的有效性。由于受贿属于“没有被害人的犯罪”，以供述为证据固然是无从避免的；但也必须特别留意，审理有关案件很容易出现逼供之类流弊。

　　为此，必须按照采信从严的原则，决定哪些证言可以采信、哪些证言必须排除，以及书面材料成为证据必须以被告的同意为前提条件。

　　从这个观点看，在公诉机关指控的受贿额368.93万元人民币和22.8万美元中，被告持不同意见的高达316.9万人民币和21.7万美元，理应在公开审理阶段传唤证人出庭，让被告行使证人盘问权。但是据报道，在南平中院的初审过程中，上百证人中，居然没有一位被请出来当堂对质。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黄金高案最初线索来源的陈发其人，本身就存有相当大的疑点。围绕他，在法律程序方面，已经出现了如下严重的缺陷：

　　其一，以偷税罪进行另案逮捕和公诉，借机进行对黄金高行贿案的审讯。按照现代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原理，为了防止冤枉，不得为刑侦目的进行另案逮捕、不得就另案逮捕提起公诉、不得把另案逮捕的自供作为证据采信。但在陈发案中，这些问题几乎全出现了。

　　其二，陈发在关押期间死亡，这一情节就有必要追究。由此亦可见，保释制度在预防冤假错案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三，把留有欠条的31万元借款解释为索贿，这样的起诉和判定显然难免编造犯罪之嫌。在黄金高案的初审判决(2005)南刑初字第54号中，判决理由有这么一段相关表述：“黄金高虽有出具借条，但其主观上并无归还所谓借款想法……”。这里面不乏有主观臆断的成分。在陈发死无对证的状况下，关于借条的证言显然不足以采信。

　　至于李长青的另案逮捕，更兼有本来不应逮捕以及逮捕与黄金高受贿案无关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问题，势必加深对偏见刑侦的合理质疑。另外，对其他证人所采取的强制措施，也不乏违法之处，在许多场合都发生了不是有了证据而拘禁、而是为了证据而拘禁的事态。

　　既然取证过程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又缺乏被告同意以及物证等补强要件，所以不得不承认，黄金高案的初审公诉书和判决书，在信用方面是存在重大瑕疵的。

　　为此，我们迫切希望具有上诉管辖权的法院能够在彻底公开、透明化的环境里，对黄金高案进行全面复审，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根据“不枉不纵，疑罪从无”以及“有错必纠”等原则，做出公正的终局判决。-

　　作者为日本神户大学法学教授，本刊法学顾问

贺卫方:行使司法权的底线


　　黄金高案扑朔迷离的背景，事发后当地官方的异常反应，以及黄本人处境的急转直下，皆要求此案能够由一个中立和公开的司法机构加以审理。

　　此案指定南平中院而不是由福州中院审理，好像是为了让法院更加中立，然而，审判地却是在福州中院。从最善良的动机去猜测，这或许是为了证人出庭方便而采取的折中之举；然而最终没有一个证人出庭的事实，又表明这种猜测善良得有些幼稚。

　　说到证人出庭作证，其中的重要性，稍为了解司法特性的人们都可以想见。被告人及其律师不能面对面质证，谁知道那一张张纸上写的证词是否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获取？或是对黄金高怀恨在心者的诬陷？

　　肖扬院长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所做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健全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南平中院居然在没有一个证人受到辩方质证的情况下作出判决，这样的裁判方式还能够说是司法么？

　　在今天这样一个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时代，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某些恶性的利益竞争，或者违法行径。不过，如果司法能够做出公正的裁判，社会总是可以逐渐地形成良好的秩序。

　　这就特别需要司法权行使中的超然，它对于任何人都适用同样的法律规则，而不是因人而异或者因事而异；需要法院不受法律之外的任何因素的影响和干预，需要严格执行无罪推定的准则，绝不容许未审先判；需要法官对于各种证据进行严格审查，被告人和律师有权对于证人证言进行细致的对质，以排除任何可能的对被告人的诬陷或司法迫害；需要法庭的开放，除录音录像等可能干扰法庭审判的方式需要限制，媒体对审判过程的采访和报道的权利必须加以保障。只有这样，司法才能成为我们的守护神。

　　如果从20世纪90年代初算起，中国的司法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多年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是，随着司法改革的持续和深化，现行体制中的弊端也在不断地显现，并越来越成为走向司法公正的障碍。尤其是一些重大敏感案件(这类案件通常是衡量一国司法是否独立和公正的最重要标尺)，由于种种非法律因素的影响，法院往往——或主动或被动地背离了公正审判的立场。

　　这些做法既极大地破坏了国民对于司法和法治的信心，也让我们备感司法改革的艰难与必须。

　　一百多年前，也是在福州，一位名叫严复的年轻人远涉重洋到英国求学。初到英伦，他多次到英国的法庭旁听英人审案。旁听多次，严复恍然有所悟，告诉清廷驻英大使郭嵩焘：英国之富强根源不在坚船利炮，端在其司法。

　　后来他满怀救国之志，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法律著作，力图改变这个老大帝国的旧制度，建立能够保障自由和繁荣的现代政法制度。可惜的是，在那个时代，他的愿望根本不能实现。

　　今天，我们是否能够实现先人的遗志？如果我们想去实现，不妨从黄金高案开始。-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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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 安德森 印度能複製中國模式嗎？

就算在印度學者眼中，印度不能像中國般的成長，中國經濟發展真如他們認知，是一條望塵莫及的路？


過去幾週，我和同事很幸運地在出差途中，遇到許多知名的印度經濟學家與學術界人士。我們因此有機會就中國與印度的經濟發展，交換彼此的看法。

在討論有關中國的經濟發展議題時，他們完全一致的結論著實令我感到驚訝。他們認為印度不太可能達到像中國一樣快的經濟成長，最多就是做到「印度式的成長」，也就是每年六％的穩定成長。

更有趣的是，他們連推論過程都一模一樣。每一個人都認為，中國經濟是一個政府帶領的成長模式。政府人為地將大量的儲蓄，拿去做大量的投資。

印度是一個民主政體，不可能、同時也不想累積那麼高的儲蓄，或投入那麼多的資本。而且，印度因為公部門運作上的限制及區域主義盛行，沒有辦法像中國一樣，吸引大量的國外直接投資（ＦＤＩ）。因此，印度就不可能仿照「亞洲模式」，也就是追求勞力密集型的出口成長。

然而，這樣的推論錯誤解讀了許多中國經濟發展表面上的現象。中國的發展歷程，其實和過去的日本及亞洲四小龍沒有太大的差別。而印度目前的發展，似乎也在類似的軌跡上前進。因此，大家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迷思，必須要釐清。

迷思一：中國的成長是由政府推動

一般人認為，中國所追求的經濟成長，因為忽視投資報酬率，浪費了許多資本，也扼殺了創造價值的重要。如果這個看法是對的，那印度模仿中國模式就是自找麻煩。但是，若從整體經濟循環的角度來看，結論就會不太一樣。

比較中國模式與過去東亞國家的經驗，我們會發覺兩者的發展過程幾乎完全一樣。中國、日本與亞洲四小龍都依賴極高的投資率與資本形成，同時生產力也快速地成長。

數據也顯示，兩者都有類似的股東權益報酬率與資本投入。中國與她的鄰居們，也都同樣地經歷了從低附加價值轉向高附加價值出口的歷程。

但這並不是說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沒有扮演主導的角色。只是中國政府的主導性，並沒有高於其他東亞國家。

如果像中國這樣一個有十三億人口的龐大經濟體，可以創造出八％到九％的高成長率，擁有類似人口的印度，同樣也可以辦得到。

迷思二：高儲蓄率是中國特有現象

比較中印兩國過去二十年與東亞國家在成長期的儲蓄率，中國以四○％的比率遙遙領先，日本及東亞國家三○％，印度則只有二五％。但最近的研究顯示，中國的儲蓄率與投資率大約被高估五到十個百分點。

而且，印度的儲蓄率在過去兩年已增加到三○％。所以印度、中國及東亞國家並沒有明顯的差別。

迷思三：印度出口無法趕上中國

目前印度人口仍然在快速成長，但在無法有效提高農業生產的情況下，在農業部門之外增加大量的就業機會，就變得非常重要。

雖然印度的服務業發展非常成功，但服務業並無法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依照中國及亞洲四小龍的經驗，發展勞力密集型製造業，是開發中國家創造收入成長的第一要件。

印度辦得到嗎？每一位我遇到的印度經濟學者，都認為不可能。他們認為，印度在雇用勞工、薪資與輕工業規模上有太多的限制。再加上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印度吸引的外資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

這樣的說法似乎有可議之處。

當中國在一九八○年代初期開始推動經濟改革時，情況比今天的印度還糟。絕大部份非農業部門的勞工，不是在政府部門工作，就是在國營企業任職。勞工的限制非常多，私有企業非常少，而私有資本也完全沒有法律上的保障。國外直接投資每年大約只有二十億美元，比今天的印度少得多。

中國的經濟在當時幾乎完全沒有對外開放，政府當局對市場化的改革也是興趣缺缺。此外，當中國的出口經濟開始起步時，並不是由中央政府所帶動，也不是減少限制的結果。最初的發展，是一些香港製造商在廣東省邊界設立工廠。為了要創造就業機會，地方政府寧願不顧政策上的限制，提供許多誘因吸引投資者。

直到約五年後，當中央政府發現其他省份也開始效法廣東的做法時，才真正開始推行全國經濟自由化。

從以上的中國經驗來看，目前印度的發展，幾乎就是一九九○年代早期中國的翻版。出口佔ＧＤＰ比重一五％，出口成長率約一○％到一五％。

因為中國平均薪資的增加，已經開始給低階出口產業帶來一些壓力。印度也許會在勞力成本方面愈來愈具有吸引力。所以，未來五年，印度的出口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發展，長期的成長前景是樂觀的。（作者為瑞士銀行亞洲區研究主管，辜樹仁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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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扛起紅旗反紅旗 政府資助反政府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2-08 林行止專欄
一、

　　辛辛苦苦爭取得世貿部長級會議主辦權，當年港人的確為此而高興了一陣子，在低迷的經濟環境下，這確如一劑補藥，而有關當局以為這一國際盛會將為香港帶來可觀的旅遊收益，香港亦從此成為世界貿易談判地圖上不可或缺的地名，有助提高香港的國際知名度；可是，事情的發展令世貿會議成為「燙手山芋」，因為反經濟（貿易）全球化運動（antiglobalization）這種本來與香港絕對扯不上邊的群眾活動，竟因此而將在香港上演。過去無論在西雅圖、墨爾本、斯德哥爾摩以至熱那亞舉行的國家元首、經濟部長或世貿會議，都發生類似「武裝暴動」的激烈場面，造成交通癱瘓、商店關門、銀行「放假」以至燒警車、襲警察（因此導致襲警者被警方殺射）的嚴重後果，遊客因而止步，刺激旅遊業的想法遂無法實現。這幾天本地酒店業已在「訴苦經」，它們的生意受影響，是香港為了「出名」要付出的代價。

　　從警方如臨大敵的種種部署看，這支逢「會」必到、逢到必搞得天翻地覆而被英相貝理雅稱為「環球巡迴表演馬戲班」的半職業反貿易自由化大軍，他們因時制宜、就地取材的靈活示威手法，以至面對警方毫無懼色的道德勇氣（他們真是理直氣壯），將成為本地街頭活動家的學習榜樣，意味經此一役，未來香港反政府的群眾活動必然推陳出新、花樣百出，為「動感之都」注入新內涵。不過，警方肯定可從中汲取經驗教訓，進一步限制示威遊行自由度及學會更有效控制群眾集會的方法。世事大都如此，「正」、「反」雙方都有進步，日後香港社會活動也許會更多姿多采，但大局趨於均衡，一方壓倒另一方的形勢，只會在警察國家才出現！

二、

　　讀者有興趣知道的，也許是這支如形隨影地追隨在有關會議後面的成千上萬「街頭戰士」，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他們的經費何來？按照常理，如果他們是世界貿易自由化的受害者，糊口已是不易，哪有時間和金錢做此無物質收益的事？此外，到處示威、杯葛的這支大軍，並非烏合之眾，而是有人指導和安排，這些幕後組織者、扯線人是誰？他們的經費又從何而來？

　　反全球化是一盤涉資以百萬美元計的「大生意」，它們的組織和商業機構無異，其員工的薪津優厚，經費充裕，以最出名的綠色和平運動來說，該組織不僅在英國、巴西、美國和東京均有地區總部，還擁有飛機、船隻，甚且有一名負責調度資金的財務總監（ＣＦＯ）！事實上，除了並非以牟利為目的，反全球化運動的組織，與商業機構並無二致，它們亦有同業組織、市場推廣以至「公司文化」（見環球化國際論壇網站(22)www.ifg.org）；和商業機構唯一不同的是，它們推銷的不是商品或服務，而是「跨國商業活動必須受限制」。

　　蛇無頭不行、人無錢不行。令反全球化運動所以能成為有系統有結構的組織，是獲得三藩市「深化生態基金」（Foundation for Deep Ecology, FFDE）的資助；該基金創辦人道格托斯．湯金斯，是思捷服裝的創辦人，他於一九六六年利用借來的五千元（美元．下同）創辦「North Face」，專售戶外運動服裝，六八年以五萬元代價出售；同年與妻子合作創辦思捷（最初名字是Plain Jane），該公司在八十年代中期營業額已超十億，向來反科技關注環保的湯金斯這段期間已開始在南美購買森林；一九九○年他把所持股份以一億五千萬賣給其不久後離婚的妻子為主要股東的財團，同年成立ＦＦＤＥ，二○○二年年底，該基金有現金五千二百多萬元，在智利擁有面積一千零四十二平方里（香港面積為四百一十一點六八平方里）的原始森林，經過多年經營，湯金斯正計劃把它捐贈給智利政府作為自然保護區……。

　　ＦＦＤＥ同時擔當反全球化運動的「風險資本基金」角色，向全球這類組織提供第一注資金（seed money），許多反全球化及環保組織因此生機勃發，有更積極地推展工作的財力。世界沒有免費午餐，同理，世界亦沒有不收取薪津的工作(22)組織和走上街頭示威亦是一種工作。

三、

　　ＦＦＤＥ財力畢竟有限，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組織能夠波瀾壯闊、蓬勃壯大，還有賴各地工會的合作和資助，而工會的資金來源，來自會員的會費，充其量只能負擔日常開支及工會領袖的薪津（不少工會領袖的薪津媲美企業主管），它之有餘資支援間接保障工人利益的反全球化組織，主要是接受政府的資助。歐洲各國工會成立了一個「國際團結基金」（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Funds），通過這個國際組織的捐助，反全球化運動才能動員一支示威大軍，「開會人便到」，在世界各地展示力量。資料顯示一九九七年荷蘭工會的國際合作部獲政府撥款六百七十五萬、同年德國政府撥給有關行會的款項更達五千萬，瑞典及挪威政府承擔本國工會八成對「團結基金」的捐助……，而加拿大政府的捐款無上限，條件是工會對反全球化組織捐一元，政府「配」三元。這種資金「流程」，形成了「有趣」的循環，「誓死」反對政府磋商落實貿易全球化的街頭活動的資金來源，大部分由相關政府資助！

　　香港是自由港，加上工會的作用主要在「培訓」工人及為他們提供文康活動，並非直接爭取工人利益，因此馴若羔羊（尤其是培訓資金來自政府的）；換句話說，下周開始將在香港舉行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動，既很難引起長期生活在自由環境下的市民認同，同時不能獲得本地工會出錢（捐款）出力（派會員參與示威）的幫忙，因此規模肯定比往屆小，不過，激烈程度則可能有過之，因為香港會議的成敗對能否全面落實貿易全球化有決定作用，示威者必然會「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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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民意不可玩弄 主動上京求情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2-07 林行止專欄
一、

　　昨天行政會議例會，討論如何因應十二．四大示威，是少不了的議題，雖然港人無從知道它持什看法、達什結論，但從個別行政會議成員會後的答記者問，不難推測有成員在會上提出取消「委任區議會議員入立法會」，不過，行會的主流想法是把《政制發展五號報告建議方案》（下稱《建議方案》）原封不動如期提交立法會；這種推測如果接近現實，說明評估形勢、權衡利害之後，特區政府不惜與反對派來一場可能是雙輸的博弈。由於反對派聲稱沒有普選時間表不會「收貨」，意味即使當局取消了「委任區議員」此一條款，亦無補於事；而除此之外，同樣在鳥籠裏工作的政府無法再作「讓步」，因此，與其稍為「讓步」示人以弱又不能通過，何如索性寸步不移以示「強政勵治」。讓步與不讓步的後果一致，有人便認為選擇後者才是上策。換句話說，「如無意外」，《建議方案》一拍兩散有疾而終的可能性甚高。

　　面對十多萬或「人數多少不是問題」但群情洶湧聲勢浩大彰彰在人耳目的大示威，特區政府所以有條件不為所動，原因不外如下數端(22)

　　第一、它並非港人投票選出，因此民情合則用、不合則可置諸不理，漠視民意無損其「合法性」地位；

　　第二、《建議方案》是在京官「參與意見」之下草成，北京認為正確的事，怎能因為群眾上街便修改？

　　第三、特區政府已作最壞打算並獲中央領導人諒解與支持，這等於說《建議方案》為立法會否決，不會動搖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京官心目中的地位。

　　除了上述三項，特區政府振振有詞有所堅持的理由，是《建議方案》獲得大多數民意認同，這即是說，周日人頭湧湧途為之塞的大遊行，代表的只是少數民意！當局這點看法，表面不無道理，但稍作分析，便站不住腳。非常明顯，多項民意調查本來都支持《建議方案》，但發展下來，支持《建議方案》應有時間表和路線圖的民意顯然在不斷上升中。至於十八個區議會有十六個支持《建議方案》，卻是一場鬧劇。由於《建議方案》對區議員尤其是委任區議員最有利，意味區議會是既得利益集團，它們之中有二個反對，已屬異數。眾所周知，向區議會推銷《建議方案》，便有如向工會推銷迫使資方提高工人薪金的方案，或如向工商業組織推銷削減利得稅方案，都是向受方輸送利益，肯定會獲熱烈歡迎全力擁護的。《建議方案》大大提高區議員的問政地位（從地區服務提升至全港政治），露骨地向區議員輸送政治利益，獲區議會支持，因此是早有答案的事。以利益交換回來的支持，雖非犯法，卻不光采，反對派不當一回事，是正確解讀這種把戲的決定。

二、

　　《建議方案》在立法會受挫，政改在原地踏步，以當局的說法，反而拖慢了達致普選的日期，這意味政府反咬一口，把香港拖遲落實普選之過歸諸全力爭取普選的泛民主派！無論如何，政改無寸進是目的都在爭取普選的正反雙方的損失。

　　不過，假如十二月二十一日投票結果真是兩敗俱傷，筆者認為曾蔭權政府受創較重，而泛民主派不會罷休。北京雖然會一如過往「死」到處碰壁焦頭爛額的董建華，公開支持曾蔭權的管治，但曾氏在香港的認受性會跌至谷底，連串與政府作對的民間活動會經常性出現並逐步升級(22)如果加上外國政府和本地宗教力量的「精神鼓勵」，迫使政府明確提出普選日期的活動會變本加厲。

　　曾蔭權對政改原地踏步擺出一副「無所謂」的姿態，不會是以退為進的策略吧？事實上，香港各方面的運作不會因為政改寸步難行而慢下來，但熱切追求普選的民主派及其同路人不會坐待政府恩賜。如果他們採取並強化過去對付董建華政府的策略，靜坐包圍政府總部，中環便可能癱瘓，銀行開不了門、員工無法去大企業上班、證交所要暫停交易，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便岌岌可危。今年迄今為止，新公司上市及上市公司發股集資總額達二千九百多億，其中百分之八十二（約二千四百億）是內地企業的集資（見香港交易所的〈香港(22)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中國允許香港落實有別於國內的一制，根本目的在利用香港的經濟地位進行集資（保持香港安定繁榮是手段而已），任何可能影響本地金融市場順利運作的社會活動因此要設法以和平手段遏制（出動軍隊香港馬上恢復安定，但金融中心地位亦隨之斷送）。曾蔭權政府對此不是掉以輕心便是麻木無知，他應該明白，「原地踏步」不會動搖泛民主派追求普選的決心，亦不可能令他們放棄爭取一切有利於定期進行普選的活動。

　　筆者了解曾蔭權在政治鳥籠裏運作的局限性，但他起用「術士」型的許仕仁為政務司司長，對建立正當、王道的政府形象有負面影響，其主力設計和推銷的《建議方案》落得如斯下場，足以證明曾蔭權用人不當。許氏應居運籌帷幄之位而不可走出前台，他以市井之徒的言行主導政改這等嚴肅大事，褻瀆官常，令人對政府及官員失去應有的尊敬！

　　事到如今，筆者認為也許可以令曾蔭權「扳回一局」的辦法，是馬上高調訪京，主動向有關官員反映泛民主派的訴求，並條陳利害，這雖有「騎劫」民意之嫌，但總比安排二十五名泛民主派議員上京容易、可行、有效。樂觀地設想，京官體諒他的處境，讓他能夠對泛民主派有個交代，但他亦可能空手而回。不過，只要他走出這一步，顯示他重視十二．四帶出的民意，並在權力許可的範圍內盡一切回應民眾的訴求，因此會獲得更多民意甚至議員的同情……。不論他在北京帶回什訊息，曾蔭權政府在議會獲得較多的支持，不難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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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通脹貶值不重要 供不應求金價升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2-06 林行止專欄
一、

　　盎斯金價從二○○一年九月的低點二百五十四元（美元．下同）水平，反覆攀升至去周五的五百零七元，升幅近百分之百，難怪傳媒大都以顯眼的標題指出金價創下二十三年來新高—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的五百零三元—可是，這種說法有誤導讀者之嫌，因為撇除通貨膨脹因素，目前的金價仍處於極低水平（請參考今天的「投資者日記」）。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以八二—八四年為基數一百，八七年升至一百一十三點六，今年十一月企於一百九十九水平，意味目前五百元的購買力約等於一九八七年的二百八十五元。換句話說，創新高的只是名義金價，實質金價仍不及八七年高峰之半！

　　對於一般只看名義價格的投資者而言，不但金價創下新高，白金和黃銅亦寫下八十年代以來的輝煌紀錄，商品期貨價格飛升的趨勢，予人以惡性通貨膨脹可能捲土重來的印象；這種想法，是合理的推論，因為自從格林斯平一九八七年出掌聯儲局以還，美國的貨幣紀律已蕩然無存，聯儲局遇國際或區域性金融危機、大投資機構面臨倒閉以至其他種種天災人禍，都會大開「水喉」注資，令美國經濟（進而世界經濟）不致陷入衰退困境。格林斯平「顧全大局」的做法，本來肯定會帶來惡性通脹，可是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和印度這二個人口大國的廉價出口（前者貨物為主，後者主要是服務），令先進國家的廠家和批發商失去提貨能力，等於商品及服務價格全面下降，把大印鈔票對通脹的壓力完全抵銷，這不僅僅發生於美國，而是所有工業國皆如此。在這種情形下，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利潤來自經濟和營業額增長，而發達國家企業的利潤，和經濟增幅關係已不大，其利潤升降主要看企業重整及能否削減開支（cost rationalization）而定。這是投資者不可或忘的投資大方向。

二、

　　通貨膨脹既然由於十數億人民的生產力在物質誘因下解決出來而受遏制，那，何以自從一九七一年尼克遜總統取消金本位制後便成為保值商品的黃金—通脹率與金價競走—在溫和的通脹條件下會持續攀升，雖然目前實質金價仍處低位，但名義價格約四年來升了一倍，又是什緣故？如果只是散戶擔心惡性通脹可能肆虐而吸納，金價是不會升得這凌厲和持久的。

　　尋根問底，近年金價上升的動力並非通脹，亦與美元價貶值（購買力萎縮）無關，而是世界經濟強勁增長及黃金的供求關係漸漸失衡。這即是說，經濟好景令消費者有餘資及心情購買黃金和金飾，加上黃金產量供不應求，遂令其價格不斷揚升。

　　自從金本位制被廢除後，各國中央銀行便全面沽出藏金，為了免致集體拋售推倒金價，央行有計劃地賣金，以圖賣得好價，因此，它們的持金量一路下降，雖有一個時間央行沽金令金價衰頹不振，但近年則大幅反彈……。目前西方央行一共持有約四萬三千億美元儲備，惟黃金只佔百分之九，和一九九九年的百分之十五比較，跌幅非常明顯（當年九月央行的總外儲備在二萬億左右），以目前不足百分之十的持金比率，其沽金的誘因因而大降。黃金應佔央行儲備的比率雖無一定準繩，論者認為百分之十已屬偏低，因此百分之九已無賣金餘地（當然並非絕對如此）。另一方面，新興國家如俄羅斯的央行，則表示有意把黃金佔外儲備的比率由百分之五提高至百分之十；料中國與印度亦不可能只愛美鈔不愛黃金。

　　少了發達國家央行大手沽金的供應，又有發展中國家央行伺機增加黃金儲存，黃金已「渴市」，加上過去八年，黃金產量呆滯不前，二○○三及○四年甚且是當年產量不足應付需求；經濟旺盛令購金者特別是「嗜金」民族如中國和印度人大量購買金飾之外，南非、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的金礦，由於大部分進入「成熟期」（經過多年開採產量有減無增），產量已甚難提高，以盛產黃金的南非為例，據約翰內斯堡一家研究機構Andisa的估計，去年產量三百噸，為八十年來最低水平（過去五年產量跌了百分之三十），減產的原因除「開掘殆盡」之外，尚有成本（主要是油價及工資上升而蘭德則貶值）上漲令開採新金礦幾成絕響有以致之。

　　可是，根據「世界黃金公所」（World Gold Council）公布的季度統計，今年第三季「投資用黃金淨額上升百分之五十六」，反映了經濟旺盛（也許加上一點對惡性通脹的憂慮）人們重燃了購金（金條、金幣和飾金）欲望。

　　本文的主旨是黃金價格走勢已擺脫通貨膨脹的絆羈，在溫和通脹下金價強勁反彈，實質金價雖然距離歷史高價尚有一大段距離，但亦反映了近年黃金供不應求及經濟好轉消費者購買力旺盛的實際情況。由於世界經濟前景展望樂觀，金價看來升勢未止；而令「金甲蟲」（Gold bug，看好金價的投資專家）雀躍不已的是，自從一九八○年便專事分析投資通訊對股市和金市評論的《赫伯特金融文萃》（Hulbert Financial Digest），其彙編的「黃金投資通訊情緒指數」仍處於低位，顯示黃金投資專家並未全面看好金價。通常而言，專家的看法與金價（和股價）背馳，這是由於他們持有大量黃金（或股票）時，「牛氣大增」，現在他們對黃金前景仍不那熱切，意味他們手上的現金（或其他投資媒介）比黃金多，因此，「情緒指數」未「情緒化」，被視為看好後市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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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春男 不死的流亡者

2005年12月07日

80歲的中國作家劉賓雁在美國去世，聽到這個消息，立刻浮現他憂國憂民的臉孔，他臨危時仍然念念不忘那苦難的中國，他只想到受苦受難的人民，而無法想像這個崛起的大國已是冒險投機天堂，他日夜呼喊祖國，但是祖國不讓他回去。
80年代的台灣，民主運動聲勢浩大，當時的劉賓雁仍對共產黨充滿信仰。他發表《第二種忠誠》一書，小心翼翼地劃分對黨的忠誠與對人民的忠誠。這本書可以看出他跳不出共黨思想的框架。這本書在大陸很受歡迎，在香港也廣受討論。但在台灣，他被視為離不開共黨奶嘴的文人，對他的揶揄多於敬佩。而他對台灣的民主也沒有多少好感。


批評台灣島國心態
記得他當時對台灣的島國心態批評很多，他認為台灣人沒有國家民族觀念，主要受限於島嶼地理因素，沒有高山大河的薰陶，所以缺乏恢宏的氣魄。但是，如果高山大河可以培養胸襟，住在戈壁沙漠和喜馬拉雅山的人，豈不均有偉大心胸？為何英國和荷蘭這種島國積極冒險擴張，而擁有高山大河的大陸國家卻保守封閉？可見胸襟與見識有關，而與山河無關。
劉賓雁是一個虔誠的共產黨信徒，也是虔誠愛國主義者，他被中共兩度開除黨籍，但到老年仍在尋找真正的共產黨精神。他被中國撤消護照，被取消公民權。這位7、80歲的老人屢次申請回國均被拒絕，連死在自己土地的權利都沒有。他曾經寫了無數為民請命的文章，他為人民的苦難而日夜不得休息。跟他吃飯時，他每次都眉頭深鎖地談論人民的苦難，令人難以下嚥。他在海外流亡10多年，靠寫稿辦刊物為生，夫妻合作，包辦所有雜事，在美國東部的小鎮裏，心中所想的卻都是苦難的中國。


曾預言中共將崩潰
六四事件之後，他悲憤不已，曾經公開預言中共不久就要崩潰。也許這樣，中共至今不讓他回國，要讓他知道，誰先崩潰。他的人格高尚，純潔得近乎天真，他對中國的忠誠，只是一種愚忠，中共深知這種愚忠是無藥可救的，愚忠的人不會示威，不會主張自己的權利，更不會造反。
他是值得敬佩的人格者，但是，中國如果有太多第二種忠誠的人民，更不會走向民主，幸好，現在的中國人可能只剩下對金錢的忠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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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不要忘记货币的基本用途

货币的基本用途是减低交易费用，没有其它。想想吧。没有货币，市场以物品换物品，两只鸡蛋换一杯咖啡，麻烦兼头痛。积累财富，股票之值以货币算，房子搞按揭也以货币算，比没有货币是另一个天地了。

因为货币的存在而节省的费用——交易费用——大得惊人。昔日国民党营私舞弊，关金、金元券、银元券之类搞得一团糟，通胀天文数字，但市场还有人采用。一九四八的广州，小面额的钞票称「湿柴」，一小箱才换得一碗饭，市场还流通着。早些时中日之战，在广西，一张钞票可以撕开为二，半张作半价。这些例子说：没有货币，市场的交易费用非常高。

说过了，专业产出然后在市场交换，获利甚巨，因而容许很大的交易费用存在，就是政府胡作非为的钞票也有用场。也说过，只要制度能减少一点交易费用，经济就会有急速的增长。是一九八一年说的，准确地推断了中国后来的经济演进。这是经济学。


人类追求一种稳定的货币制度，有数千年的历史了。无可置疑，历史上最可取的货币制度是金本位或银本位——用纸钞也指明可以换取的金或银的重量的制度。欧洲从罗马帝国到世界大战之前的所有成功经济例子，不是金本位就是银本位；中国经济成功的清三代，皆用银本位制。困难是这种本位制，在经济发展得快或遇上战争，金与银的供应量不够弹性，而更头痛是遇上金或银大量外流的情况。一百五十年前神州大地因为鸦片进口使银两外流太多，引起了人死三千万的太平天国之乱。

二战后，一九四四年，四十四个国家要统一国际汇率，于美国一个名为布列顿森林的城市达成协议，共识是每盎士黄金三十五美元，参与之邦皆以此金价厘定币值，但国与国之间的黄金结账只能由国家央行处理。后来美国出口的黄金过多，反对，该协议于一九七一年瓦解。

十九世纪末期，一位英国爵士提出了钞票局（currency board）制度，为殖民地而设。记不起香港何时用上，一九七二取缔，一九八三再用，称联系汇率制。七二之前港元与英镑联系，八三起联系美元。这是以英镑或美元作为香港钞票的本位保值，不保支票，而原则上币量供应要被动，不能用币量变动来调控经济。七二之前差不多不用人手操作，但八三之后若干年，任老弟作了我没有跟进的修改，使今天香港的金管局变为庞然巨物。可幸他没有手痒地以货币调控经济。

如上可见，货币制度的要求主要是稳定币值，愈稳定对市场的交易费用节省愈多。绝对不是为调控经济而选择货币制度的。然而，自布列顿森林协议起，币值不容易稳定，而该协议瓦解后，多国走上fiat money之路，稳定币值更困难。经济大波动出现，货币政策逼着要用作调控经济了。

八十年代中期，佛利民和我研讨中国应该采用的货币制度。大家同意中国太大，不能仿效钞票局。Fiat money与浮动汇率看来是唯一的选择了。当时大家没有想到，朱镕基后来推出的、以一个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数为锚，不仅行得通，而且对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奇效。

结论明显。以货币供应或利率变动来调控经济，主要起于货币制度的本身出现了问题，把经济弄歪了。上佳的货币制度，是不需要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的。朱老发明的庶几近矣！只有一个大问题：挂错了钩，不让美元兑人民币自由贬值。

二○○五年十二月六日

作者：张五常　　来源：经济人俱乐部 　　发表日期: 2005-12-6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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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一下三联主编朱伟的笔力！

一个蛋的勾当

2005-12-06　08:59:56


我至今不清楚，吴晗先生写成于1961年的杂文《一个鸡蛋的家当》究竟触犯了什么，以致在文革初期受到那样暴戾的批判。这篇杂文引用了明代文人江盈科笔记《雪涛小说》中《妄心》一则故事，引申的论述其实很平庸。江盈科的价值在他的俏皮，这则故事的跌宕在那贫民因捡一独蛋而妄想鸡生蛋蛋生鸡，独蛋变成月十五鸡，十五鸡变成三百鸡，三百鸡变成百五十牛，最后目的是买一个小妾，悍妇由此将那祸种独蛋击碎。遗憾的是吴先生认为以下情节没多大意义，而我以为精彩的是夫妻由此去见官，丈夫告“败我家者，此恶妇也。”官问“家何在，败何状？”丈夫把蛋与小妾说一遍，官说“如许大家当，坏于恶妇一拳，真可诛。”妻不服：“夫所说都不过想象，如何我就有罪？”官反问“买妾既未成真，奈何见妒？”妻说，我只不过要剪除祸根，令其奈小妾不能。官笑道“他是计利贪心，你是妒心，归根结底都是妄心。所谓妄者，泊然无嗜，颓然无起，虚幻中志得意满或失意落魄，均为妄乎所以。

我想这故事之趣在蛋价之轻重对比，也就是此蛋轻重全在人之意念。古人观点，蛋中自有天地，比如有一首《鸡子赋》就给予最高评介，说阴阳相聚，阳为黄阴为清，清润于黄，黄溢于清，金玉发耀，互为缠裹，外固内藏；说这蛋中凝聚先天混沌真阳之气，刚柔相济。蛋黄蛋白，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说法，白像天，其气清，其性微寒；黄像地，其气浑，其性温；白能清气，黄能补血。

今人也许受吴晗传播的流毒，却往往持轻蛋观点。我在《人民文学》工作时候，一位被众多作家敬重的副主编崔道怡，瘦高而常怕冷般耸着肩，中午在外面开会，找不到枕头，一个抽屉垫在颈下就能睡觉。老崔东北人，好白肉，专门请我到西四缸瓦寺吃过沙锅白肉。他太太是老北京，曾对我们说，“老崔老土，就认肉，他说鸡蛋就是一汪水，没营养。”因《学习与革命》而成名的宋朝弟与老崔算是东北老乡，却把鸡蛋与饥荒联系在一起。他曾深有感叹地对我说，“如今饿死人的事情是不会有了，你想，最低生活水平280元，能买100斤鸡蛋。天天炒着吃，蒸着吃，随便吃，想饿都饿不死。”

这蛋价诧异，我在《清稗类钞》中读到，光绪曾问翁同龢；南方多佳肴，师傅平日都吃什么呀？翁同龢说他常吃鸡蛋，光绪就“深诧之”——御膳若进鸡蛋，每枚须银四两，所以宫中不常吃。这比乾隆朝时候已经好多了，翁师傅如何能常吃这东西？那么乾隆朝怎样？《清稗类钞》中说，乾隆年，内务部郎中年收入能达两百万金，很肥。一天乾隆也是问大学士汪文端：“卿昧爽趋朝，在家曾吃点心否？”汪文端答：“臣家贫，早餐不过四个鸡蛋而已。”乾隆也是差点跳起来：“鸡蛋一枚十金，四枚四十金，朕还不敢如此纵欲，卿乃自言贫乎？”吓得汪文端只得谎称，“外间所售鸡蛋，皆残破不中上供者，所以臣能贱买到，一枚不过数文而已。”

读这两条轶闻我总觉奇怪——乾隆年宫中之蛋为何需一枚十金？查乾隆年间内务府档案，各种肉食众多，真是很少见蛋。而《清稗类钞》中记康乾年间两淮盐商饲以参术之物所养之鸡所下之蛋，也不过纹银一两一枚，是北方尤其京城中鸡少，生殖能力低下，蛋质决定了物以稀为贵？

乾隆年间内务府档案记载，乾隆当年鸡蛋吃法，无非也就是炒鸡蛋而已。《清稗类钞》中所记当时鸡蛋吃法，讲究者也就是在蛋壳上凿孔，去黄留清再灌以清，再将火腿、鸡、虾、蘑菇、松仁等丝屑注入封口蒸熟，剥开时如水晶之蛋，那些丝屑就如蛋中血脉。我以为此种繁琐太过穿凿。

鸡蛋之美，在我看主要在其自然颜色。一盘炒鸡蛋，看似平常，却最能考验厨师用油与用火功底。那油的作用是把鸡蛋鲜艳的黄提炼出来，将那鹅黄饱满成一种娇嫩，又不能被油汪着。要是被油浸透，入口就会滑腻。这样的黄，最好配以莴笋的新绿，嫩蕊满目，以体会嫩风香浅意境。因此而不能容忍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的颜色倒有“红华舒春”的感觉，可惜那肉入锅就成红浆脂泪，将那美丽嫩黄浑浊成软汪汪一摊，不清不腻，就如袁枚所说，“如染缸倒出之浆”。

查《齐民要术》就有炒鸡蛋法，但那时古人好像在下锅之前黄与青是先分离的，因为炒出来“令黄白相间”，很讲究色调，就像现在“赛螃蟹”的第一道工序。但“赛螃蟹”加入葱姜醋以后，即使是用白醋，鲜艳的黄白颜色都被改变。这道菜主要通过姜与醋来伪造蟹味，但入醋后破坏的不仅是颜色，还有那种柔嫩之感。

品鸡蛋之美有矛盾性。煮鸡蛋最好是将火候控制到黄与清软而刚凝之时，使那白入口柔润，黄则酥中有沙有润。如果黄是硬硬的一球，蛋就不能吃了。但这蛋自身却又无味，咬破柔润之白，蘸以酱油香油，调料一旦渗入黄中，那黄与白有更多调料之味。于是文人们才想出将茶叶清雅之味染鸡蛋之幽香——要用好茶，而且此蛋精致所染颜色与剥去蛋壳后印在蛋上的花纹。我在乾隆年间盐商童岳荐撰辑的《调鼎集》中读到，“用武夷茶”，“煨一夜”，“内白皆变绿色”。他总结煮蛋嫩的办法是，“将蛋同凉水下锅，煮至锅边水响，捞起凉水泡之，挨蛋极冷，再下锅煮两三滚，取起，其黄不生不熟，最为有趣。”

将白染成绿色的茶蛋我没吃过，按唐鲁孙先生著茶蛋应该要用红茶，所用茶叶还要保证色浅味淡——色重就变成褐色，不仅颜色不好看，而且味觉会变苦。他说茶蛋应该是越煮蛋黄越松，蛋白越嫩。这其实是袁枚“一煮而老，千煮而反嫩”的观点，按例说只能越煮越老。古人说法是只能用“两支线香燃尽”的工夫。唐先生将茶蛋上的纹称为“冰纹”，他说关键在如何将蛋壳敲得疏密均匀，面面俱到，这样剥出来才“曲纹多姿”而非“冰纹凌乱”。

鸡蛋的另一种有诗意吃法，则是鸡蛋汤了。梅尧臣有名诗：“汤嫩水轻花不散，口甘神爽味偏长。”这蛋汤能否做好的关键是火候加上均匀搅拌，使一个蛋散为一锅轻盈嫩汤，佐以火腿、笋片、菌片、黄瓜片，汤清味长。《清稗类钞》中说清人做此汤时也有只用蛋清，使那蛋花在汤中云烟碎屑一片，名曰“碎玉汤”，更显冰清玉洁。

蛋能写到这个份上，真是不能不服。想不到朱伟和我一样也是爱蛋之人！
不过因为当下的海内外媒体无一不染禽流感，吓得我每次都弄成“不能吃”的“硬硬的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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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都是在鳥籠裏覓空間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2-05
林行止專欄



一、

　　爭取落實普選時間表的遊行人數，一如過往，出現主辦單位與警方估計差距甚大—而且愈來愈大—的情況，從電視所見，說參與人數浩蕩，不下十萬，似乎更貼近情況；警方未有快速疏導人流，加開「遊行專線」，似有故意低估遊行人數令政府不致過於尷尬的用意，可是萬一因為擠迫而造成混亂及人踩人意外，遊行性質便會被歪曲，甚至會給治安當局以口實，作為加強管制日後示威遊行的藉口。

　　和全民投票不同，遊行不會對施政有即時效應。按照常理，香港並非「警察國家」，當局對上街群眾的訴求不應置若罔聞，但如當年的二十三條立法一樣，政制改革「循序漸進」的解釋權亦非特區政府的「自治」範圍，這類重大事務都要聽從北京指示。港人上街反二十三條後，董建華政府原本也不肯放棄立法，可惜受制於日趨洶湧的群情，「不得其法」的拙劣處理，不獲中央諒解，招來京官借意訓斥，最後不得不稱病下台。

　　曾蔭權昨晚對遊行的即時回應被群眾報以噓聲，並且號召人權日再來一次大遊行，因為行政長官除了在委任區議員成為大選舉團上鬆了口風外，他的說話內容與過去所重複又重複的，並無變動，未來幾天，他所領導的政府會有什撫順民情的跟進工作？由於○七╱○八沒有普選是人大常委的決定，這等於說特區政策設計政改藍圖的活動空間有限，它把時間表、路線圖的規劃交付策發會研究，算是相當巧妙的設計，可是要為當前情況降溫，卻於事無補；特區政府在政改上亦受「鳥籠」約束，其「束手無策」，難道只能眼睜睜等，把《政制發展五號報告建議方案》的命運付諸十二月二十一日立法會的投票？

　　北京和特區當局對《建議方案》可能被立法會否決，擺出一副處之泰然的態度，然而，重大立法不能在立法機構通過，對任何政府的威信都是重大打擊，曾蔭權政府亦不能例外；雖然曾蔭權的權力並非源自港人而是來自北京，即使有百萬人上街反對他的五號政改方案，只要北京不站在上街民眾的一邊，其「合法性」便不會動搖，「示威由他示威，好官我自為之」，當是最佳寫照。不過，失去相當部分的民意支持，曾蔭權政府如何「強政勵治」？

　　一些北京老人如許崇德等，他們嘴裏的「香港人喜歡熱鬧」、「愛遊行」、「要是真理，兩三個人也是真理，不是的話，一萬人、幾十萬人也沒有用……」諸如此類的說話，是赤裸裸地反映了不以民意為後盾者的心態是自以為是得多猙獰！要是在遊行前幾天讓人聽到他們的說話，上街人數必定會更多。

　　群眾已就政改的「碎步橫向」表態，北京雖然口口聲聲說香港政改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不容外人說三道四，可是中國力求香港政改能夠獲得國際社會認同，卻彰彰明甚，這是何以曾蔭權「周遊列國」向西方社會推銷《建議方案》的底因。筆者因此希望北京在香港政改上採取比較寬鬆的手段，因為這適足以反映「胡溫新政」對政治改革的態度，那與中國的國際形象也是息息相關的。

二、

　　曾被西方傳媒譽為「香港良心」的退休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高調參與昨天的遊行，象徵意義相當重大，不過，當中的意義不在於加速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的規劃，而是把相當部分的退役甚至現役公務員對特區政府的不滿公開化。陳太對公務員轉任政治任命官員的「不公平待遇」「有看法」，早已不是秘密，而曾氏正是責任部長制的最大受惠者；對於曾蔭權不通過政府渠道自行製作「電視談話」推銷《建議方案》的做法，很多包括公務員在內的人都莫名其妙，更難認同，這或許也是促使陳太（她說自己是在周五作出的決定，那正是曾氏電視講話的翌日）行動起來的一個即時因素。在位高官轉為政治任命官員，與退休政務司司長上街遊行看是背道而馳，其實是同一政治軌道上的不同經營。

　　陳方安生是媲美曾蔭權的「優秀公務員」，而奉公守法公務員的最大特點是對執行上級的命令或在心態開放民主的上司面前據理力爭無效後放棄己見盡力行事，因此港人對公務員出身的人從政，要知所因應，不能作非份的期望。面對絕對權威及絕對正確的中央官員，不管掛上什頭銜、戴上什面具，終身在官僚醬缸打滾的公務員，是不會以民意逆上意的。

　　過去香港公務員最愛標榜「政治中立」，陳太以個人身份遊行，開了退休公僕公開作政治表態的先河，料日後將有更多公務員亦趨亦步，就凝聚民意的角度看，當是好事；事實上，由於健康情況的進步，如今人們的退休年齡實在太低，不圖在商界發展的退休公務員從政，是第二事業的合理發展，對其個人固無所失，於社會亦有利。如果落實各級議員普選，退休公僕加入政黨參選，是沒有什機會成本的好出路。

　　陳太高姿態遊行，民建聯則低調舉辦文康活動，這次不再佔用維園球場，避免惹來群眾的反感，已經算是向大眾示好的做法；該黨選在示威遊行同一天搞同樂會，其中一個目的，不外在向北京提供「不在（示威）現場」的證據而已。民建聯的用心，北京會予獎勵？

三、

　　周六台灣的「三合一」選舉，與香港政改沒有直接關係，卻有間接影響，在筆者看來，影響是正面的。

　　甲、選情十分激烈，政黨及選民全神投入，但投票激情之中一切進行順利；香港的政治環境遠較台灣單純，普選衍生的問題肯定比台灣少，北京應該放心，盡早讓港人按自由意志投票。

　　乙、人民以選票表態，是促進政治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手段。此次民進黨一敗塗地，黨主席即日「執包袱」，黨內改革勢在必行；成績無寸進的親民黨主席則要「去國」、「閉門思過」。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通過投票推舉賢能，趕跑「庸吏」，北京政府實在不必對普選懷有太大的戒心，精明（「世界仔」）的香港人絕對不會推選一位和北京對幹的政客當行政長官的。

　　人大常委的決定要尊重，但其於否定七╱八雙普選之餘，並沒有規定不可提規劃此後普選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香港的政治窗口作用仍在，北京當局不要失去對國際展示其政治胸襟日趨開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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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進口國集體採購 油價由買家決定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2-02

林行止專欄



油價有升有降，是受氣候及政治因素所左右，若從供求上眼，長期而言仍要走回上升軌；法國投資銀行 lxis-CIB預測到了公元二○一五年，每桶原油售價將達三百八十元（美元．下同），這是一家有地位金融機構的研究部門多方推敲後的結論，惟亦不必看得太認真，因為預測結果在十年後，期間會發生什足以影響能源價格的事，根本無法準確估計，這等於說未來的油價（其實是所有的商品期貨）皆測不準。不過，在目前來說，不斷攀升的油價雖未創新高，卻在高水平徘徊，這種現實的確令用家非常困擾─困擾不僅僅在於消費者的能源開支大增，還在於能源進口國因此錄下了巨額外貿逆差，那些不致出現逆差的則是順差大幅下降……。

　　油價何以會升完可以再升？這可分二個層次分析。表面的答案是石油的消費彈性低，其消耗量很難因為價格上升而作出相應調整。不過，骨子裏的理由是石油消費國是一盤散沙（fragmented），彼此生怕石油儲藏量不足，互出高價搶購，需求一旦高於供應，價格上升便屬必然；可是，石油出口國則攻守同盟，組織壟斷產銷及決定價格的卡特爾（Cartel），在市場機制下明目張膽地勾結，定出暴利的售價（萬一市價偏軟，即調節產量以扭轉之），由於團結對外，用油國只有乖乖任由魚肉！

　　要怎樣才能打破這種對用家極不公平的僵局？迄今為止，答案似乎只是尋找代用能源和有效率（節省）用油，然而，這些方法知固不易做更難，而且投資龐大、效用存疑，因此搞了這多年─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後便全力進行─仍拿不出具體可觀的成績。在這種情形下，剛在芝大取得財務學博士的俄亥俄州立大學（現已轉至內華達州立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Jayanta Sen，八月二十日在社科研究網絡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從買家卡特爾受惠─每桶油價二十元美國每年節省二千億〉的研究報告＊，便大堪注意；作者建議「全世界用油國團結起來」，組成「石油進口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Importing Countries, OPIC），和壟斷石油產銷及定價的「石油出口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對幹。ＯＰＥＣ其實只產銷全球百分之四十用油，它所以有定價權，原因是成員國同鼻孔出氣，眾志成城，世界油價便被它牽鼻子走。

　　石油生產對大部分產油國是暴利生意，以石油蘊藏量最豐的沙地阿拉伯為例，在二○○○年，Faisal bin Turki王子罕有地透露該國每桶原油的生產成本為一元五角，較全球平均成本五元便宜數倍（加上深海鑽油的開採成本，據Sen的數字，在二○○四年每桶原油平均成本為十四元）。遠的且別說，僅從一九九八年至今，每桶原油價從十二元爬升至昨天的五十七元水平，美國在石油進口上的支出期內便由每年四百億增至約一千八百五十億！進口能源是造成美國龐大外貿逆差的主要成因，於茲可見。

　　據進口量多寡衡量，目前世界十大石油進口國（地區）依次為美國、日本、中國、德國、南韓、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印度和台灣（這個小地方真不簡單，經濟發達耗油竟躋身十大），她們去年平均每日進口三千二百六十萬桶原油，幾乎等同ＯＰＥＣ油產的全部（即這十大石油進口地區消耗全球約四成石油產量）；油價不斷上升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些地區大部分經濟旺盛（日本經濟今年第三季亦扭轉長期倒退錄得增長），其消耗能源穩步增長，等於向ＯＰＥＣ「進貢」的資金愈來愈多。

　　問題是油價由ＯＰＥＣ「開會決定」而不是由市場買賣釐定，這對ＯＰＥＣ大為有利，盡在不言中；假如現在有人振臂疾呼，配合周密的部署，成立「石油買家卡特爾」即國際石油採購或批發集團，以根據生產（及開採）成本加「可觀」利潤的出價，比如每桶二十元向ＯＰＥＣ購油。如果只有一個買家，油市成為經濟學家所說的買家市場，價格由買家決定，這即是說，ＯＰＥＣ在價格上是不能不遷就的。ＯＰＩＣ購油後，根據各地需求分配原油，再由當地煉油廠及其他用油企業向各政府競投，假使平均成交價為五十元，其差額三十元便落入國庫而非ＯＰＥＣ之手。美國每日進口一千二百七十萬桶原油，Sen估計政府每年從石油再轉手上的收益達一千四百億（三十元乘一千二百七十萬桶乘三百六十五天），這筆錢可大派用場，不在話下，外貿逆差當然亦會因此大幅減縮！

　　Sen指他的構想可以把石油產銷國家的暴利轉移至石油消耗國，而消耗國的個別（企業及個人）消費者則須視一己的情況用油，如果他們不知節省，繼續盡情燃燒能源，煉油廠便得出高價向當局競投石油，油價自然上升，消費者負擔增加，惟其與進口價格的差價，涓滴歸公！

　　面對「買家卡特爾」的挑戰，壟斷市場近四十年的ＯＰＥＣ肯定會全力反撲，若使出停產禁運的殺手，便足以迫使ＯＰＩＣ無法運作，因為這意味沒有石油供應，世界經濟必然陷入大蕭條；Ｓｅｎ的應付辦法是ＯＰＩＣ分出部分利潤給ＯＰＥＣ，即使分出一半，用油國仍大有收穫；不過，對於用油國政府而言，他們也許還會運用政治和軍事影響力，迫使石油產銷國就範。ＯＰＥＣ牟取暴利多年，現在她們的石油工業大部分已收歸國有或正在藉調高稅率迫退外國石油公司（如委內瑞拉），意味西方大企業愈來愈難分享ＯＰＥＣ成員國的石油利益。這種形勢有利用油國組織採購石油集團。

　　現在提出組織「用油國買油卡特爾」，聽起來似天方夜譚，但只要有人牽頭，大利所在，事不難成。集封建皇朝、民主國家和左傾社會主義國家近似烏合之國，尚能夠組成ＯＰＥＣ，何況意識形態差距沒這大的用油國（基本上均為市場經濟地區）。事實上，ＯＰＩＣ對用油國的經濟誘因實在太大，假設上舉二○一五年每桶油價三百八十元成為事實，在耗油量不變的情形下，美國一年的石油進口支出便達一萬六千億（中國的甚難估計，因為不久前一位能源部門退休高官公開指出中國對外國石油需求有限），除非屆時惡性通貨膨脹虐肆把美元購買力吃掉八八九九，不然油價開支會令美國和其他用油國吃不消！成立ＯＰＩＣ因此有實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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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濁水 選後兩岸會緊縮？

2005.12.05　 中國時報
陳總統幾度想操作兩岸爭論作為選舉議題，不過這議題始終沒有成為這次選舉的熱點，和以往大不相同；把理由歸諸於這次選舉是地方選舉或者藍軍明智地來強力運作兩岸和平促進法在立法院過關，使陳總統「不惜流血抵制」的訴求失去著力點等說法恐怕失諸於表面。

國際既然把這次選舉當作未來兩岸發展指標，商界、一些股票族也如此觀察；這些預期不可能不雖潛在地，但仍有力地成為牽動選舉的一項變數。


首先年初在化解執政危機的扁宋會中綠軍既與深藍共商兩岸議題，認可宋前往北京溝通，無疑地已對此後任何跳過政府與北京交往的路線予以「除罪化」，以至於此後對藍軍在兩岸議題的攻擊上說服力大為減退。

其次，中國通過反分裂法，雖法中有對台採「非和平手段」的倒退性，卻也確定了將在以商促統的前提下，全面對台展開務實的新統戰政策，但政府卻仍以應付舊統戰的手法因應，以至於在水果登陸、連江訪中國等一連串事件中左支右絀，頻頻失分。

這一連串的發展弱化了綠軍選舉的動力；另一方面期待藍軍獲勝以增強交往北京推力的想像，又增強了藍軍的力道，從而潛在地牽動了選舉發展。

儘管陳總統說如果藍軍勝選，將會緊縮兩岸交往，但期望兩岸鬆綁的人恐怕不至於期望落空，不只因陳總統可能只是說了一句「選舉語言」；也因為從「水果登陸」事件至今，政府顯然已經瞭解中國對台大戰略改變之下，台灣面對新統戰不能以舊招式因應；同時也因為綠軍弱化後，抗壓力受損。不過陳總統的話也可能成真，那倒不是因為陳總統非賭氣到底不可，而是因為藍軍有可能過度向北京傾斜，表態表過頭，反而造成兩岸交往嚴重的干擾，這在水果事件已有前例。

中國對台水果實施零關稅及其他通關便捷措施，其推行本來極單純：零關稅可片面宣布，不必協商；便捷通關措施北京對台灣政府提出外貿協會為對口本也不反對，但藍軍卻堅決反對，認為外貿協會具有「國」的色彩必須予以封殺，改以「省農會」對口協商，以致朝野長時爭吵，反而拖延時程！

另外，中國也可能在政策上太過利益考量，過度計較，例如貨運包機，中國就因為目前自己機隊承載數量遠不如台灣，所以對台灣的要求長期以來能拖則拖。

假如以上兩類干擾沒有發生，兩岸經貿鬆綁時程將有具體進展。但台灣的鬆綁固然在於世界看好中國經濟將長期持續高度上升，以及政經實力迅速崛起，而在東亞儼然成為和美國相埒的區域霸權上（台北甚至不少人認為世局已成中美兩強的格局）。但一旦鬆綁將發現，東亞政經格局已有新的板塊移動。在歷經前年中國最大宗出口的資訊產業進入微利化和去年全球原物料飆漲後大家發現，中國無論外需或內需市場原有嚴酷的侷限性，全球已對中國過度投資，對中投資已被迫減緩，相對於明年起中國成長將大幅趨緩，而東亞的日印將進入復甦成長，於是經濟板塊進入重整，重整的磨擦已使中、日和中印間關係日趨緊張。如果這趨勢持續，將來在東亞浮現的將不是中美兩強對峙格局，而是在美國一超之下的中、日、印、俄群雄並峙，甚至韓國都將努力擠上台面。

這樣的格局之下，一番新的縱橫將展開，緊張上升之下，中國對台海採平穩政策將是理性的選擇。

總體的結果是，兩岸終局性緊張仍然存在，但解決的時程將被推後；階段性的務實來往則將可展開，而這一切都是政經大格局所決定。於是我們赫然發現，這趨勢雖牽動了選舉，但原來和這次選舉對趨勢沒什麼大影響，然而台灣仍陷入選舉情緒中的朝野似對這一切仍然毫無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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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 Burke 越南入世为何阻力重重？

作者：Fred Burke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发表日期: 2005-12-2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如今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WTO)最大的不足也许不是在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问题上难以取得进展，而是发展中国家加入WTO变得越来越难。

WTO的148个成员将于本月在香港举行第六次部长级会议，而那时WTO门外还有30个国家等待著获准入世的消息。越南、俄罗斯和乌克兰等许多国家已经为此等待了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与贸易大国中国等从前的新成员相比，如今这些国家在入世之前需要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在造成贸易扭曲的各种补贴以及进口数量限制方面，这些国家也要在更短时间内达到更高的标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些WTO成员国并没有遵循这些标准，而它们却要求那些等待加入WTO的国家先行达到这些标准。

越南自从1995年首次申请入世以来一直非常努力。为了达到国际标准并满足WTO贸易体系各项规则的要求，越南对其法律和经济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且越南的申请也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

虽然越南的光芒常被北部邻居中国所掩盖，但越南仍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正在崛起的重要经济体，它将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实上，从水稻、咖啡等农产品，到成衣、鞋子和家俱等轻工业产品，再到虾米、鲶鱼和龙虾等海产品，越南已经在许多市场上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越南拥有年轻而有文化的8,000万人口，这对外国商品和服务来说也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新兴市场。

不过，两年前越南贸易谈判代表确定的2006年年初加入WTO的预定日期恐怕要推迟了，而且新的入世预定日期并没有确定。

推迟入世在一定程度上是越南自己造成的。对于正在向法治过渡的越南来讲，建立有规则可循的贸易体系是对越南领导人的巨大挑战，而他们正日益面临保护国内新兴产业的巨大压力。越南在入世谈判中所坚持的关税水平是其实际关税水平的两倍，本著这样的保护主义立场去谈，谈判代表们要想“载誉归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更糟糕的是，越南政府没能履行和美国于2001年签订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双边贸易协定，那就是准许外国商人在越南开展进口和分销业务。对于一个声称自己希望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国家来说，这并不是好兆头。越南也没有和国际商界搞好关系，而该国入世是需要它们摇旗呐喊的。

贸易伙伴们对越南在金融服务和电信市场的准入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都感到不满。比如，美国对越南的贸易逆差虽然很小但是增长十分迅速，而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正在就美国对日本和中国的庞大贸易逆差兴师问罪。造成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在这些受到保护的市场中，美国企业的销售业务受到了限制。

越南入世遭拖延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重要的贸易国越来越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未来的WTO成员应该在入世之前就实现自己的市场准入承诺，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只需承诺在今后某个时间达标就可以了。这是对从前的新成员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某些做法作出的反应。这些成员国没能完全履行自己的诺言：对外国商品和服务敞开市场，并取消造成贸易扭曲的补贴。

对越南来讲，入世的吸引力也开始下降。越南政府曾合乎情理地预期：入世将令越南免受美国制定的成衣配额限制，并脱离“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这些国家在遭受反倾销调查时享受不到WTO一般成员的待遇。

如今，美国要求越南入世后仍需遵循针对纺织品出口的“保障条款”，而这意味著在另一个旗号下继续实施配额限制。美国还希望越南同意在加入WTO后一个未明确具体期限的时间段内继续承认自己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意味著对于那些已经遭受反倾销打击的鲶鱼养殖户和虾农来说，苦难并不会终止。越南还被要求取消税收减免，而这正是越南的出口制造业──大部分是外商投资企业──腾飞的原因。

上面的这些条件很是苛刻，所以越南对入世开始三思而行。越南副总理、也是WTO高级谈判代表的武宽(Vu Khoan)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虽然入世的努力仍在继续，但是并未确定新的入世日期。越南领导人尤其担心的是，取消对投资者的税收减免会阻碍越南实施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曾令其他亚洲虎们在发展初期获得了就业、培训以及发展的资金，所以越南一直在努力仿效。

那么对于越南这样的国家出路究竟在哪里？一个好的出发点是各方都应铭记市场开放的基本准则，致力于消除造成贸易扭曲的各项措施，最近几十年来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全球贸易体系为全球经济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越南应停止其尽可能避免开放国内市场的做法，停止保护其优先发展的产业免受竞争压力──这些产业往往只是因为与某个政府部门关系特殊就得到了特殊照顾。另外，越南的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应该明白，对越南的出口实施数量限制所导致的越南轻工业工人失业，以及越南取消对出口商的税收减免并不意味著美国工人就业机会的增加。

美国应该寻求的是真正的贸易协定，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的相对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美国不该限制越南出口，而是应该为自己的出口商品寻找更大的市场准入，尤其是高端和高科技的产品和服务。

只有每个国家都遵循基本准则，WTO才能成为经济腾飞的绝佳起点，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加入WTO组织也才能令世界经济受益。

（编者按：本文作者弗雷德伯克(Fred Burke)是贝克麦肯斯国际律师事务所(Baker & McKenzie LLP)越南代表处的执行合伙人。他的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香港时间2005年12月01日10:43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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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经济红灯终于亮了！

最近美元呈强势，但人民币兑美元却上升，破了八兑一的关口。这显示着人民币不再与一篮子外币挂钩。央行说要放宽人民币浮动的上、下限，也不对，因为他们不会不知道在人民币期货币值远高于现值的今天，该币只会「浮」到上限，不会浮到下限那边去。这些迹象显示，央行是脱离了朱老十多年前划定下来的货币制度，转走美国的fiat money的路向。是严重的问题，希望自己看错了。

不少朋友说周小川先生要做中国的格林斯潘。最近读到周先生的言论，以货币调控经济的意图明显，支持着朋友的观点。不难理解。任何人，连我自己在内，见到中国的发展，希望自己可以作出更多的贡献。但我只是个老书生，纵有雄才伟略，也只是书生而已。周先生举足轻重，是另一回事。

说过了，以一个可以直接在市场成交的指数为货币之锚，稳守，对中国目前的发展非常重要，而在这制度下，央行对经济整体的调控范围不大。换了像英美那种不易触摸的失业指数、通胀指数等为货币之锚，央行的职责与权力上升好几倍，要顾及调控经济的整体。不容易，闯大祸的机会不小。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的应对一流，但高明如格老，美国的利息率一轮上，一轮落，轮来轮去，考试打分是不及格的。

在fiat money制度下，货币问题很复杂，天下第一货币高人佛利民两年前也摇头叹息。既然十多年来中国用上了远为简单而又可靠的货币制度，经济发展出现了人类奇迹，动之愚不可及也。我绝对同意在货币话题上可与佛老平起平坐的蒙代尔对坚守人民币制度与汇率的看法：If it is not broken, don’t fix it！

十月二十一日我发表了《周小川的职责与格林斯潘不同》，起笔指出周先生说的（可能是他手下的杰作）关于人民币上调百分之二的弹性分析，逻辑大错。北京赵晓为之辩护，拿出鞋油，说周先生「优秀」，人民币升值已见「佳」效云云。我没有说过周先生不优秀，但错得那样离谱的分析是不应该维护的。

提到这件事，因为我感受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进入了一个「擦鞋」时代。外人要求人民币升值，手法多种，而最有效的似乎是对中国大赞一番。我担心的是人民币继续升值，擦、擦、擦，颂赞之声会不绝于耳。首先是中国的统计数字喜欢用美元算。人民币升值，国民收入以美元算上升得快，频频报喜。日本仔当年就中了计。跟着是在中国下了注的外资喜上眉梢，再跟着是有专利性的名牌厂商大声叫好。有钱的炎黄子孙也过瘾。这些获利者早晚成为压力团体，擦起鞋来霍霍有声，人民币再要下调则破口大骂矣。这样看，小川先生的皮鞋不够多。

可怜那些劳苦大众，或那些没有见过飞机的农民，要到我称为「接单」或「边际」工厂去赚取月薪数百的那些人，那些希望学习一下，午餐两片面包，节省点钱寄回家。数千年来神州大地就是漠视这些人，视之如粪土。中国历史上，这些人从来没有发言权，是香港人说的咖喱啡：行就行前，企就企边，死就死先。人民币升值，他们是主要的受害者，因为这升值会削弱他们在国际廉价劳力市场的竞争力。

愚见以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是为劳苦大众而改，其它皆次要。我反对福利经济，反对劫富济贫，但二十多年来力竭声嘶，极力主张增加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人民币升值是把这机会扼杀了。

二○○五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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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難測, 司馬錯了！

Let's first take a look at the commentary wrote by Jiang chunnan(司马) before the election.

驕兵與哀兵 2005年12月01日

這次選戰一開始，泛綠陣營感受到景氣低迷，民進黨上下充滿憂患意識，而國民黨則看到革命情勢一片大好，泛藍陣營士氣大振。不過，驕兵必敗，哀兵必勝，國民黨其實並沒有太樂觀的理由。
民進黨雖然弊案連連，處於挨打的地位，但是利空出盡之後，反守為攻，情勢逐漸好轉。泛藍除了打弊案之外，不只提不出任何政策和願景，而且內部問題逐漸突顯，好像全靠馬英九一人在撐場面，既看不到馬團隊，更看不到國民黨。馬英九一人敵一黨，也一人抵一黨。


收起心結 民進黨一致對外
民進黨四大天王，平常也許各有矛盾和心結，但一旦打起選戰來，一致對外，派系休兵，整體作戰，變成選舉黨。而國民黨的副主席們卻看不見人影，也許都在幕後運籌。但是選舉沒有師父，不能走進人群，不能深入民間，有什麼籌可運的呢？民進黨的地方基層經營不如國民黨，而國民黨又必須依賴地方派系。政黨與地方選舉的勝負並沒有必然關系。即使席次有變化，但藍綠的基本盤不會有太大改變，因為過去二十年來地方選舉的選票比例變化不大。
此次選舉對陳水扁的聲望會有影響，但是它對馬英九的考驗更大。民進黨已有最壞打算，所以也有最好準備。相反的，泛藍有最好的期待，卻沒有最好的準備，如果選舉結果不如預期，對泛藍將是極大的挫敗。反之如果結果像預期的好，如何整合國民黨團隊，擺平地方派系，提出可以與民進黨競爭的願景，對馬英九的領導能力是嚴苛的考驗。


言語枯燥 馬英九缺號召力
民進黨有嚴重的治理危機，但是全世界的執政黨都有這類危機，只是程度不同。美國的布希、英國的布萊爾、法國的席哈克，目前均遭逢政治低潮。他們都出現連任症候群，缺乏衝勁活力，親信幕僚涉及貪污濫權，民間聲望大幅降低。
不過，這些民主國家的反對黨也都不太爭氣。美國的民主黨對布希恨得牙癢癢，但本身卻提不出人才來挑戰布希。英國的保守黨，黨內不團結，政策模糊不明，至今無人可以挑戰執政的工黨。法國的社會黨對席哈克很不滿，但卻無人可以帶領風潮。
馬英九的人氣很旺，濁水溪以南也有很多粉絲，他的粉絲都是來看他本人，而不是來聽他的講話，他的講話內容枯燥、陳腐、保守、沒有號召力、沒有感染力，激不起什麼火花。他要從政治明星變成政治領導人，中間還有一大距離。
這次選舉無關政黨輪替，選後阿扁仍然是總統，國民黨仍然是反對黨，但它可以考驗政黨的體質和領導人的品質。民進黨的治國能力備受批評，反對黨當然應該趁火打劫，乘勢追擊，但是光靠打弊案無法治國，國民黨本身不爭氣，政權不會送上門。


江春男



Now let's take a look at what he is talking now:
爛仗已經打完了 2005年12月02日
選戰打到最後打得天昏地暗，難分難解，但是，趨勢已經明朗，民進黨的席次只會減少，不會增加，民進黨執政5年多，政績乏善可陳，國民黨雖然來勢洶洶，但很不爭氣，民進黨不是被國民黨打敗，而是敗給自己。
宜蘭、桃園、台南，甚至嘉義都號稱是民主聖地，但台灣哪來那麼多的聖地？即使是聖地，換黨做做看，豈不更可以彰顯民主？真正的關鍵是台北縣，如果台北縣落入泛藍手中，則台北市和台北縣變成泛藍大本營，半個台灣均在反對黨手上，未來2年，總統就更難做了。


選舉是綠營的興奮劑
民進黨碰到選戰就顯得生龍活虎，阿扁在政見會上聲音高亢，有如起乩。當年民進黨以反國民黨起家，執政後的民進黨仍以打國民黨的心態治國，選舉是民進黨的興奮劑，在戰鬥中彷彿又回到當年的黨外，不過，民進黨的黨魂早已因執政而隨風飄逝，在政見會場上緬懷往事，已呼喚不回失去的理想！
每次戰舉都是一場爛仗，從來沒有一場是美好的仗。但是在爛仗中也可以看出進步的一面。這次非常光碟對朱立倫諸多影射和批評，對他很不公平，結果反而傷到鄭寶清，比上次的非常光碟事件有了進步。
又如泛綠的立委公布胡志強的病歷，本來想幫林佳龍的忙，結果適得其反，引起輿論批評，傷人反傷己。再如，內政部長蘇嘉全上街參加遊行，名義上是為了救治安，但他身為治安首長，卻與候選人一起上街，有損身分和形象，結果得不償失，純粹幫倒忙，這類教訓對下次選舉多少有些用處。


選後開始另一場混戰
選舉過去之後，民進黨仍然執政，阿扁仍然是總統。未來兩年台灣仍然要往前走。不能讓選舉的恩怨仇恨阻礙台灣的腳步，阿扁在選後應該要有具體動作，來收拾人心。
但是阿扁的影響力消退，民進黨在選後一定會檢討執政同志，內閣變動，人事調整，爭奪接班位置，可能又是另一場混戰的開始。
治國和選舉不同，如果讓選舉氣氛延續下去，而黨內接班內鬥又跟著上場，那麼未來兩年更難過。民進黨必須很快重整腳步，否則台灣一定會被拉下去，那時候誰當總統都不重要了。


江春男


Apparently Jiang still has his feeling about DPP although he has tried to be fair since he left DPP for Applydaily. Actually I can't blame him because DPP is just like his first girlfriend. What I really want to read now is 非典型論述 by 林濁水.


Update :Here is a very interesting post about the Taiwan local election on Kaidi BBS. Almost include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you know what I mean, don'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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