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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February 18, 2006
Tuesday, February 14, 2006
来得快了些
我前几日曾说从长期看国民，民进两党的统独政策将趋同。今日看来，果然如此。这次国民党将台独列为选项，意图早日甩开统独的包袱，真正以本地民主为其执政后盾，乃形势所迫。国民党不得不采由民进党提议的小民主，可以理解。只不过来得比我预计的快了些。
另一方面，民进党将在不久后辩论两岸政策，估计统独也不会有什么新意，说不定还会辩出个国民党提议的“共生”来。
为什么两党政策会趋同，国内国际环境使然。说明白了，符合以美国主导，中欧俄为观察员的国际秩序而已。符合台湾岛内人民求稳定，求和平，求发展的愿望而已。台湾的未来近期看处于等待状态，远期看处于被裁决状态。被裁决的结果取决于大陆政治经济改革的成功与否。大陆不修内政，不强国本，不足以达至美国绥靖中国之目标。端视喧喧嚷嚷，前途未卜的大陆，乃知台湾主权回归中国还有漫漫长路。
2006.02.15 中國時報
黨史第一次 國民黨：台獨列選項
江靜玲、蕭旭岑/倫敦─台北連線報導
國民黨兩岸政策出現歷史性的重大變化！國民黨中央昨日在自由時報頭版刊登廣告，首度白紙黑字將「獨立」納為兩岸未來的選項之一。人在歐洲訪問的黨主席馬英九強調，國民黨終極統一的目標從未改變，但無論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都是選項，既然獨立是選項之一，「我們就不能排除。」
國民黨前主席連戰曾堅定主張，「台獨不是選項」，馬英九在競選黨主席時，最重要的政見之一亦是「台獨不是選項」。國民黨高層不諱言，陳水扁總統連日來以「終極統一論」批判馬英九，促成兩岸政策重新定調。而上述廣告內容，亦經馬英九親自潤飾後定稿。
政經學院演說 未提終極統一
台北市長、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十三日晚間在倫敦政經學院演說中，未提及事先分發文字講稿上的「以兩岸的終極統一做為選項」和「時至今日，該是讓台海兩岸終止內戰的時候了」，引起各方議論紛紛。
呼應馬英九的說法，國民黨昨天在自由時報刊登頭版廣告，以「台灣的務實道路」為題，將「現狀」與「和平」放在同一天平，強調國民黨主張台灣應維持中華民國的現狀。
特別的是，廣告中強調，「台灣未來有很多可能的選項，不論是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都必須由人民決定」，這是國民黨第一次公開宣示將台獨列入未來選項。
國民黨登廣告 力主維持現狀
廣告內容強調，在可預見的未來，統一或獨立都不符合台灣人民的利益，任何改變現狀的決定，都應經過台灣人民的同意，並以憲法程序達成，不是由任何個別政治人物、政黨或政府決定。
國民黨罕見地只選擇一家媒體刊登，訴求對象明顯。國民黨高層表示，經費有限，只能選擇一家刊登。
廣告內容也批評陳水扁總統刻意扭曲馬英九對兩岸關係務實的主張，無視於台海立即的危機，自行片面宣布「廢統論」；並陳述長久以來，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割裂了台灣，也傷了台灣人民之間的感情。
國民黨主張，維持中華民國現狀是實行中華民國憲法的當然結論，也是國民黨長期以來的政策，在統一或獨立都不可能的情況下，解決當前台灣的認同與統獨爭議，應該建立「維持現狀」的務實共識。
馬英九本人否認他十三日晚間在倫敦政治學院的演說，刻意不提終極統一或終止內戰。馬英九說，演講本來就是以聽眾了解為主，他也視現場的觀眾分布和情緒表達演說。
據了解，馬英九甚為重視此次演說，單是十三日演說當天就刪改了六次之多。國民黨發言人鄭麗文表示，馬英九演說一向不會完全照稿操練，許久以來，馬英九一直強調，兩岸終極需要經過民主程序處理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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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民进党将在不久后辩论两岸政策，估计统独也不会有什么新意，说不定还会辩出个国民党提议的“共生”来。
为什么两党政策会趋同，国内国际环境使然。说明白了，符合以美国主导，中欧俄为观察员的国际秩序而已。符合台湾岛内人民求稳定，求和平，求发展的愿望而已。台湾的未来近期看处于等待状态，远期看处于被裁决状态。被裁决的结果取决于大陆政治经济改革的成功与否。大陆不修内政，不强国本，不足以达至美国绥靖中国之目标。端视喧喧嚷嚷，前途未卜的大陆，乃知台湾主权回归中国还有漫漫长路。
2006.02.15 中國時報
黨史第一次 國民黨：台獨列選項
江靜玲、蕭旭岑/倫敦─台北連線報導
國民黨兩岸政策出現歷史性的重大變化！國民黨中央昨日在自由時報頭版刊登廣告，首度白紙黑字將「獨立」納為兩岸未來的選項之一。人在歐洲訪問的黨主席馬英九強調，國民黨終極統一的目標從未改變，但無論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都是選項，既然獨立是選項之一，「我們就不能排除。」
國民黨前主席連戰曾堅定主張，「台獨不是選項」，馬英九在競選黨主席時，最重要的政見之一亦是「台獨不是選項」。國民黨高層不諱言，陳水扁總統連日來以「終極統一論」批判馬英九，促成兩岸政策重新定調。而上述廣告內容，亦經馬英九親自潤飾後定稿。
政經學院演說 未提終極統一
台北市長、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十三日晚間在倫敦政經學院演說中，未提及事先分發文字講稿上的「以兩岸的終極統一做為選項」和「時至今日，該是讓台海兩岸終止內戰的時候了」，引起各方議論紛紛。
呼應馬英九的說法，國民黨昨天在自由時報刊登頭版廣告，以「台灣的務實道路」為題，將「現狀」與「和平」放在同一天平，強調國民黨主張台灣應維持中華民國的現狀。
特別的是，廣告中強調，「台灣未來有很多可能的選項，不論是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都必須由人民決定」，這是國民黨第一次公開宣示將台獨列入未來選項。
國民黨登廣告 力主維持現狀
廣告內容強調，在可預見的未來，統一或獨立都不符合台灣人民的利益，任何改變現狀的決定，都應經過台灣人民的同意，並以憲法程序達成，不是由任何個別政治人物、政黨或政府決定。
國民黨罕見地只選擇一家媒體刊登，訴求對象明顯。國民黨高層表示，經費有限，只能選擇一家刊登。
廣告內容也批評陳水扁總統刻意扭曲馬英九對兩岸關係務實的主張，無視於台海立即的危機，自行片面宣布「廢統論」；並陳述長久以來，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割裂了台灣，也傷了台灣人民之間的感情。
國民黨主張，維持中華民國現狀是實行中華民國憲法的當然結論，也是國民黨長期以來的政策，在統一或獨立都不可能的情況下，解決當前台灣的認同與統獨爭議，應該建立「維持現狀」的務實共識。
馬英九本人否認他十三日晚間在倫敦政治學院的演說，刻意不提終極統一或終止內戰。馬英九說，演講本來就是以聽眾了解為主，他也視現場的觀眾分布和情緒表達演說。
據了解，馬英九甚為重視此次演說，單是十三日演說當天就刪改了六次之多。國民黨發言人鄭麗文表示，馬英九演說一向不會完全照稿操練，許久以來，馬英九一直強調，兩岸終極需要經過民主程序處理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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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龙：工业革命之谜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2月14日 11:21 和讯网－《财经》杂志
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工业革命来得如此之晚，而是它竟然来得如此之早
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谜题之一，就是工业革命为何来得如此之晚。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是伴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和蒸汽机的应用，从18世纪晚期开始的。但在那之前1500年，亚历山大城的希腊人就已经了解到了蒸汽产生压力的原理；而在工业革命之前600年，南宋时期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几乎所有关键特征，一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市场范围、劳动分工程度、金融系统的专业性，甚至铁的产量。当然，在18世纪的英国，自然科学知识出现了极大的扩展，但将科学运用于技术和工业已经是19世纪中叶的事情了。
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古代地中海的亚历山大，没有发生在南宋时的中国呢？乔治梅森大学的尼克萨博(Nick Szabo)将我们的视线引到了文化和制度领域，引到了18世纪末叶，英国教友派信徒亚拉伯罕达比的妻子论及自己丈夫的一封信上——“他总是谨遵上帝与耶稣的戒律，满怀着仁爱与善心，沉浸于自己的制铁事业之中，对自己严加约束……”
达比家族是英国最显赫的企业家世家，也是教友派信徒。这个教派相信，上帝需要他们在此世过朴素的生活，并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因此，达比家族工作非常刻苦，而且将其获得的利润投回制铁业。他们无意于显赫的社会地位，无意于培养自己的子女成为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而是让后代一心一意敬神、读经、献身于家族事业。因此，比起古代地中海和南宋，英国的企业家技能和斗志较少地被寄生性的上流社会所侵蚀。
达比家族得以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强有力的英国法律体系对其财产权利所给予的保护。亚拉伯罕达比的妻子在前述的信中也提到，曾有人在运送铁矿石的路上收取买路钱，地主和官员的横征暴敛甚至让他们的事业一度濒于崩溃；所幸，法律为他们提供了保护。
众多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都试图压低宗教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他们辩驳说，难道工业文明不是已经扩散到了地球上每个角落么？难道不是带着各种文化、各样信仰的人都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么？
事实是，与已经在良好运转并迅速扩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是一回事，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种原初动力则是另一回事，前者要容易得多。现代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已经使从事工商业变得如此轻松，不再需要超群的坚韧意志和内在动力。但回到200年前，在一个充满农夫和地主的世界里，在一个统治阶层能够聚敛巨大财富的时代中，就需要那样的意志和动力——这在那些认为视自己为上帝奴仆的人身上最常见到——去获得企业的成功，而不是将利润变成土地财富或政治地位，如此，才可创造一家历久不衰的工商企业。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古代地中海和南宋。它们都缺乏一套强有力量的法律体系，也缺乏宗教信仰，缺乏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此世禁欲主义”(this-worldly asceticism)的精神。
通观世界史，绝大多数追求财富者都以获取舒适生活为目的，而对引发工业革命起了巨大作用的怀有宗教精神的企业家，则将财富作为上帝的恩宠来追求。
总之，工业革命的成功既需要强大的法律系统，从而保护并培育私人财产权；也需要一些深具使命感的企业家，努力扩展其企业并最终改变世界。
如果有前者而无后者会如何？18世纪的法国和德意志的许多地方就是这种情况，它们都曾牢固树立起对财产权的保护，而且煤炭资源丰富，对纺织品和铁的需求也很大，但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如果有后者而无前者呢？其结果我们在20世纪已经见到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勇于自我牺牲，毫不贪恋物质财富，热切地想要将他们的国家变得伟大而繁荣——但他们失败了。光有热情是不够的，热情必须被引导到可以持续创造财富的方向上去。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工业革命来得如此之晚，而是它竟然来得如此之早——因为，它的发生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一个能让财产权免于掠夺性侵害的政府，同时也是一个愿意限制其自身对企业征敛权力的政府，和一些愿意献身于企业的企业家。
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仅在公元1800年，这四方面因素就因缘际会，解开了历史的谜题，启动了经济与社会的现代进程。如今，我们面临着更大的机会，让我们紧紧把握，切勿浪费。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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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工业革命来得如此之晚，而是它竟然来得如此之早
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谜题之一，就是工业革命为何来得如此之晚。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是伴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和蒸汽机的应用，从18世纪晚期开始的。但在那之前1500年，亚历山大城的希腊人就已经了解到了蒸汽产生压力的原理；而在工业革命之前600年，南宋时期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几乎所有关键特征，一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市场范围、劳动分工程度、金融系统的专业性，甚至铁的产量。当然，在18世纪的英国，自然科学知识出现了极大的扩展，但将科学运用于技术和工业已经是19世纪中叶的事情了。
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古代地中海的亚历山大，没有发生在南宋时的中国呢？乔治梅森大学的尼克萨博(Nick Szabo)将我们的视线引到了文化和制度领域，引到了18世纪末叶，英国教友派信徒亚拉伯罕达比的妻子论及自己丈夫的一封信上——“他总是谨遵上帝与耶稣的戒律，满怀着仁爱与善心，沉浸于自己的制铁事业之中，对自己严加约束……”
达比家族是英国最显赫的企业家世家，也是教友派信徒。这个教派相信，上帝需要他们在此世过朴素的生活，并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因此，达比家族工作非常刻苦，而且将其获得的利润投回制铁业。他们无意于显赫的社会地位，无意于培养自己的子女成为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而是让后代一心一意敬神、读经、献身于家族事业。因此，比起古代地中海和南宋，英国的企业家技能和斗志较少地被寄生性的上流社会所侵蚀。
达比家族得以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强有力的英国法律体系对其财产权利所给予的保护。亚拉伯罕达比的妻子在前述的信中也提到，曾有人在运送铁矿石的路上收取买路钱，地主和官员的横征暴敛甚至让他们的事业一度濒于崩溃；所幸，法律为他们提供了保护。
众多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都试图压低宗教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他们辩驳说，难道工业文明不是已经扩散到了地球上每个角落么？难道不是带着各种文化、各样信仰的人都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么？
事实是，与已经在良好运转并迅速扩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是一回事，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种原初动力则是另一回事，前者要容易得多。现代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已经使从事工商业变得如此轻松，不再需要超群的坚韧意志和内在动力。但回到200年前，在一个充满农夫和地主的世界里，在一个统治阶层能够聚敛巨大财富的时代中，就需要那样的意志和动力——这在那些认为视自己为上帝奴仆的人身上最常见到——去获得企业的成功，而不是将利润变成土地财富或政治地位，如此，才可创造一家历久不衰的工商企业。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古代地中海和南宋。它们都缺乏一套强有力量的法律体系，也缺乏宗教信仰，缺乏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此世禁欲主义”(this-worldly asceticism)的精神。
通观世界史，绝大多数追求财富者都以获取舒适生活为目的，而对引发工业革命起了巨大作用的怀有宗教精神的企业家，则将财富作为上帝的恩宠来追求。
总之，工业革命的成功既需要强大的法律系统，从而保护并培育私人财产权；也需要一些深具使命感的企业家，努力扩展其企业并最终改变世界。
如果有前者而无后者会如何？18世纪的法国和德意志的许多地方就是这种情况，它们都曾牢固树立起对财产权的保护，而且煤炭资源丰富，对纺织品和铁的需求也很大，但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如果有后者而无前者呢？其结果我们在20世纪已经见到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勇于自我牺牲，毫不贪恋物质财富，热切地想要将他们的国家变得伟大而繁荣——但他们失败了。光有热情是不够的，热情必须被引导到可以持续创造财富的方向上去。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工业革命来得如此之晚，而是它竟然来得如此之早——因为，它的发生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一个能让财产权免于掠夺性侵害的政府，同时也是一个愿意限制其自身对企业征敛权力的政府，和一些愿意献身于企业的企业家。
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仅在公元1800年，这四方面因素就因缘际会，解开了历史的谜题，启动了经济与社会的现代进程。如今，我们面临着更大的机会，让我们紧紧把握，切勿浪费。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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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February 13, 2006
一个大学生的煤倒生涯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2月13日 00:22 中国经济周刊
一个自发形成、汇聚各色人等的地下“煤倒”商圈，已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存在多年。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炭“倒爷”们，不仅分成了三六九等，还组成了山西帮、广州帮、山东帮……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永刚 /山西、北京报道
“现在企业用的商品煤售价是263.75元/吨，做成一个单便能纯赚十几万。”这是2006年春节前活动在北京大栅栏一带“煤倒”们的行话。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在北京大栅栏繁华商业区，近几年来自发形成了一个“煤倒”商圈，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炭“倒爷”。据说，这些“煤倒”们中间不乏腰缠万贯、常常栖宿北京四五星级酒店的阔爷儿们，也有“上窜下跳”跑腿一年，只挣得几万元，甚至赔上本金的小人物。
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曾有如此描述：“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一车炭，千余斤，……半匹红纱一丈绫……”
而《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大学毕业生王新以及范涛、陈钢等，则展现了现代“卖炭翁”的又一种生活状态。
北京大栅栏的“煤倒”商圈
2005年12月7日夜。山西小伙儿王新(化名)刚从北京大栅栏的“煤倒”商圈回到山西老家。
“这次在北京住了五天又新见了不少人，可惜一单也没谈成。”在北京大栅栏“煤倒商圈”晃了一年的王新显得有些沮丧。但一年多的“煤倒”经历的确让这个刚满24岁的年轻人老成了许多。面对《中国经济周刊》，王新开始述说其一年来浑浑噩噩的“煤倒”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王新跟“煤倒”结了缘。这缘，是从王新大学毕业后所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一家做煤炭销售的中介公司的王老板那儿续上的。
2005年1月5日傍晚，王老板告诉王新，山东有家电厂需要山西的电煤(专供电厂发电的煤炭)，每月2—3万吨。“争取把这笔单子做好，咱们就能从中间提取1%的中介费，每月能挣2-3万呢。”
每月2-3万，这对一个在县城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就像是看到了未来的新媳妇。“行，王总，你说咋干？”王新惊喜地问。
王老板的业务信息与煤商信息，促成了王新的首次北京大栅栏“煤倒”商圈之行。
北京前门大栅栏，是繁华的商业区和旅游点，在大栅栏商业区往北的一大片低矮的屋舍里，王新首次见识了真正的“煤倒”—
一天，他看见一个衣衫褴褛，满脸胡茬的男子背着一个装满钱的麻袋对着手机喊道，“50万，不干！”当王新知道这个人就是王老板让自己见面的山东老板时，很少和陌生人说话的他一脸窘态，涨红着脸站在那儿好一阵子不知如何开口。
“叔叔，俺是从山西老家来的，王总说和你联系好了，俺这儿有你要买的煤。”王新急促且夹杂着满口方言的普通话让眼前这位老板满腹狐疑：“你说啥了？”
经过几分钟的自我介绍，他们逐渐热络起来。中午，这位煤老板请王新在一家不错的饭馆吃了一顿涮锅，看着满桌的菜，王新却不知道该用筷子夹什么。“最后，对方每吨只出200多元，我这边的煤厂接受不了。”王新说。
虽然，初次“谈判”的失利使王新很不爽，但在之后的几天里，他并没有急于回家，而是在大栅栏附近游走着探消息。当他身上的钱连最便宜的旅馆也住不起时，他溜进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里“趴”了一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发现，在大栅栏附近住满了和他一样为了获取中介费的“煤倒”。
对山西土生土长的王新来说，对“煤倒”并不陌生。在山西，很多人都干这行，因为来钱快，甚至有全家老少都做“煤倒”的。“如果你在山西某地方听到每10个人中有8个干过煤倒，千万别感到奇怪”王新说。
据王新自己介绍，2004年7月，他从山西省太原市郊一所师范类院校会计专业毕业后就懒在了家里没上班。一个20郎当岁的小伙子不愿去县城当老师，他的父母自然不能理解。在父母眼里毕竟当老师每月还有几百元的固定收入。
但到2004年年末，王新却突然变得繁忙起来，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吃晚饭前回家。他告诉母亲，找了份活干，干得好了，能挣大钱。
在年迈又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母亲眼里，这次儿子是真的出息了。 为此，陶醉在欣喜中的母亲没有忘记一件重要的事——给远在外地的父亲打电话，告诉儿子的喜讯。
“娃找到活儿干了。”母亲在电话里说。
“啥活儿？”父亲语气急迫。
“一家煤焦公司。”母亲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好，那儿能多挣钱。我过几天就回来。”
在山西，凡是粘上煤炭和焦炭，人们都会认为钱来得快。由于煤矿资源丰富，煤炭富豪业已成为当今山西商界的主力军团。“有钱就投资煤、焦、铁等，特别是煤矿，因为煤矿最挣钱。”这几乎已成为山西人的共识。据了解，山西省的煤田总面积为5.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称其为煤的海洋是毫不夸张。
2005年1月4日，父亲回了家。像往常一样，他走进儿子的屋里，与儿子聊天。
第二天，敏感的妻子感觉到了丈夫的异常—不愿说话，茶饭不思，烦躁地来回走动，或者蒙头大睡。
当天晚上，王新也没有在晚饭前回家，他去了老王的公司。这是王新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一家做煤炭销售的中介公司。公司老板姓王，是一个卧床瘫痪数年之久的中年男人，前几年雇了几个人做起了一家煤炭网站，手下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电话询问什么样的电厂需要什么样的电煤，哪里的能源公司需要什么样的焦炭。得到确切需求信息以后，老王会通过自己这些年的关系来商讨价格、联系车皮，最后拿点煤厂和电厂给他的中介费。考虑到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2004年末，老王的公司招了几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大学毕业生，王新便是其中的一个，只是公司里的员工都没有工资，除非拉到单子。
4日晚上回家后，王新对父亲说，“爹，给我点钱吧，我明天去趟北京……”
母亲诧异地盯着眼前从未离开过家的儿子半晌没说出一句话。父亲王山一直以为儿子是在焦炭厂当会计，昨晚才得知他是要做“煤倒”生意。
“狗东西，当初供你上大学不是让你毕业以后当‘二道贩子’的！”一听儿子要钱去北京，父亲便大骂起来，并开始四处找木棍。
憨厚的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他之所以反对儿子做“煤倒”，是因为在他眼里倒煤就像一个无底洞。“我们村里好几家的小子就是因为贪钱当煤倒被警察给抓了。”父亲说的这几个小子原来就是在做煤倒生意的时候，挥霍了电厂事先给他们的几万块信息费，后来被人家起诉了。
气急之下，王新跑出家门，从一个好朋友那儿借了200多元钱和一部手机，半夜，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王新这才亲眼见识了传说中的大栅栏“煤倒”商圈。
王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在北京大栅栏，他只能花十几元住在商业区附近大街的一家破旧不堪的小旅馆里，半夜，还经常被陌生女子的敲门声吓个半死。这期间父亲曾多次打电话催他赶快回家，“不用你们管，我长大了！”电话这边的王新总是用生硬而故作成熟的语气挡回父亲的说教。
“煤倒”世界的三个阶层
大栅栏，地处北京前门繁华商圈。在前门以北的大栅栏附近，有一条只能容下两辆轿车并行的胡同里，有几十家大大小小的宾馆和旅馆；在这里，卖烤红薯的人和报摊老板都混得很熟，晚上，一些穿着艳俗的女人在此游荡。除了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外，小旅馆里还有一大批常年包租客。
山东老板给王新介绍的另一位叫陈钢(化名)的“煤倒”是个天津人，他每周一到周五在天津上班，周五晚上便开车到大栅栏租住的旅馆“倒煤”。“在这里的人很多都有自己的工作，做‘煤倒’只是兼职。”陈钢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这行越来越难做了，因为这里的氛围不好，人们太想挣钱了，一个小消息放出去，再经过众多煤倒的‘炒作’，最后就只能‘烂死’在手里。”
后来，王新在陈钢那里不仅见证了一个个原本能促成的生意是怎样“烂死”的，也体验到了大栅栏“煤倒”们的“实力”。
据悉，居住在大栅栏附近的“煤倒”有三类人：第一类是手里既有“计划”又有买家的大煤倒。所谓计划，就是他们手里掌握着国家每年根据总量分季度发放的煤、焦炭的配额。他们有计划、有煤源、有运输轨道(跑车皮)，并常年包租着附近四五星级的宾馆。这些人有从省级煤炭管理部门退下来但掌握了大量信息资源的干部，也有干了一辈子煤炭生意的煤老板。“我们很少能碰见他们，他们和国家各部委的人都有很多关系。”陈钢说，这些人在北京四环以内一些高档写字楼内都有自己的公司，每年的利润达上千万。
范涛(化名)，属于第一类人。曾在省级煤炭公司担任过销售处长的他几年前退休，为了能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多挣点钱，他2年前来北京。刚来的时候开一辆帕萨特，而现在，出门有专门的司机，开的是奔驰320。范涛的煤炭销售公司在北京南二环一个高档写字楼里，每到冬天这里都会挤满人，大部分都是来要煤的企业。说起他现在从事的工作，范涛坦白地说，“我们赚的就是手里的煤炭资源。”第二类“煤倒”，居住在大栅栏附近比较好的旅馆里，他们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背景，通常和煤、电厂的关系比较多，也认识很多大煤倒。这类人数量不算太多，每年能挣几十万。
第三类“煤倒”，也是人数最多、活动最频繁、成功率最低的人群。据说这群人大概有5000多人，住在每天十几元的小旅馆里，生活极其窘迫。他们的活动非常频繁，在外人看来似乎他们手里也有很多信息，但事实上，他们只是得到了第一类或者第二类人群的“命令”去试探风声，听听价格。能挣到钱的人很少，充其量只能得到一些“施舍”。
“他们只是牺牲品，因为他们一直在为‘上面’服务，可他们自已并不知道。”陈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些人为了争抢信息，还经常拉帮结伙。
在大栅栏附近，存在着诸如“山西帮”、“广州帮”、“山东帮”等多帮煤倒派系。”他们各自聚集在一起等着“上面人”给的信息和外地来京的购煤者。
在“山西帮”，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他原来在山西一家煤厂工作，退休之后为生计所迫来到这里。一些20几岁的毛头小子经常可以把他呼来唤去跑上跑下。在收到毛头小子“我这里有30万吨的计划”指示后，老人就会赶紧跑到街上把这个消息散出去，10分钟后，整条街就会出现“我这里有计划”的消息，不同的是，本来30万吨的计划已被传为“40万”、“60万”、“80万”吨了。
当真有需求的老板要煤时，他可能要和“80万吨”的那个人谈起，当遇到手里真有30万吨计划的人时，老板却早已失去了兴趣。
除了这三类人外，还有极少数的人被称谓“炒证党”。他们除了赚取国内煤炭交易市场的高额中介费外，还做焦炭出口配额生意，也就是赚外国企业的中介费。
人称“二小”的浙江人是王新和陈钢在一家小饭馆儿吃饭时认识的。“二小”在大栅栏一带的煤倒中颇有名气，原因是圈内很多人都传说他在商务部有关系。“没人知道他真名叫什么，不过，如果他真的能在商务部拿到‘计划’，说明他一定不简单。” 陈钢说。
据大栅栏的一些“煤倒”说，“二小”手里经常会有焦炭出口配额计划证，而且都是供给一些在耳熟能详的国外大企业。为了能在国内找到出价最高的配额买家，他时常会把信息放给一些小煤倒，这些人四处打听之后会直接和他联系。
记者一直没有见到“二小”本人，所以关于他的传言也未能证实。
“商务部每年都会根据计划固定分配给48家有资质的生产企业，然后再由这些企业与外商进行交易。”某业内人士介绍说，不过，有时配额可能会多出一些。比如一家企业每年只需要1000万吨的焦炭出口配额证，但从商务部可能会分到1500万吨的配额证，这多出的500万吨就会落入这些“不简单”的人手中，然后他们再转手高价卖给其他有需求、但没有资质的企业。
“比起做国内煤炭生意，这些做出口焦炭的大煤倒赚得更多。”陈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二小”原来在浙江是做鞋袜生意的，几年前来到北京，现在住着上万元一平米的房子。
“煤倒”的梦想与现实
面对大栅栏“煤倒”商圈的复杂和高深，初涉“煤场”的大学毕业生王新显然欠缺了几许熟捻与商道。所以，来北京的首次“倒煤”历练生活最终在父亲的“苦压”下草草地结束了。
当身无分文的他站在家门口时，母亲放下手里活儿跑出来紧紧地抱住了儿子，父亲王山看了他一眼后又开始四处找木棍。在王山看来，儿子的这次擅自离家出走已触犯了家规。“家里人也是害怕我出事，这我能理解，但想要挣大钱就得冒险。”王新说。
但王新由于没有完成老板老王交给的任务，他自己搭进去钱不说，老王也对他很不满意。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回到山西之后，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人还会经常给他一些煤、焦炭的信息，老王也会“指挥”他去临汾、孝衣等山西煤、焦炭的生产地和人“谈判”。当然，车费和住宿费用都得自行解决。
尽管如此，王新并没有打消其“淘金梦”，因为他发现了更多靠煤炭发财的故事。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有一次在临汾替一家广东的买主找焦炭，当地人和他说的一个故事，让他再次感受到了煤的“魔力”。
据说，当地一家农村信用社的职工看见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背着一个麻袋走进营业厅，职工心想，这么脏的人肯定又是来要饭的，没想这位中年人跨步来到柜台前，噗通一声，把身后沉甸甸的麻袋甩到了职工面前：“把我的钱给存喽！”
“这些都是当地的大‘煤倒’，他们每个月都能赚十几万。”王新羡慕地说。王新认为，自己尽管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煤倒，分文不曾挣到，但他已经有了挣来的资本—结识了几位“大煤倒”和煤厂的人。
“我并没有因为家人的反对而放弃‘煤倒’生意。要知道，每年冬季是用煤高峰，尤其是电煤和锅炉煤，走得非常快。家里人懂个啥？”王新颇为老道地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联系上客户、找到运煤的车皮。”
虽然已经基本清楚了“煤倒游戏”当中的一些规则，可要想解决运输问题，又谈何容易？
2005年的最后一天，山西太原下起了当年的第一场雪，两位从香港来的商人找到王新，“小王，我们是真正想拜托你帮忙的。”早已习惯卑躬屈膝的他当听到如此客气的请求时，立马拍了胸脯。随后的几天，王新通过老王的关系联系到了一家煤厂，但却怎么也找不到有运力的运输公司。
两个香港人也在太原东奔西走，希望能有惊喜发现。五天过后，香港人再次约王新在太原一家宾馆见面，待双方坐定未及王新说明运输情况，其中一位香港人便抱怨起来：“山西人做生意的态度实在太差了，所有人都告诉我煤没问题，车皮没问题，可到最后全都出了问题。”
王新听后也有些不好意思，答应对方第二天带他们去临汾自己同学父亲开的一家焦炭厂看看有没有希望。
当王新一行4人来到同学父亲的焦炭厂时，对方告诉他们，“你们解决好运输问题再来找我。”临走时，同学父亲的一个眼色让王新明白，他们的焦炭厂并不是没有运输条件，但要按照常规价使用肯定是不行。当王新试探性地告诉香港人能否先给对方5万元好处费时，一贯斯文的香港人被惹怒了。去火车站的路上，香港人大谈香港市场的廉洁和公正，王新看着他们，心里冷笑：“不出血，还想办成事？”
王新又一次“谈判”失利，却多长了一份见识—“以后还得靠忽悠，要不然根本办不成事。”
其实，运输紧张正是造成国内煤炭供需脱节的一个瓶颈。由于国内铁路运力短缺，而铁路系统仍然没有纳入市场竞争的行列，短期内运输能力难以大幅提升，同时也制约了山西等产煤大省对东部沿海等用煤大省的煤炭供应。这对王新来说，不知是不明白，还是压根就不需要明白。
不过，在2006年元旦夜，王新坐在灯光昏暗的屋里曾思忖着如何才能把运煤的各个环节“打通”。与此同时，他亦开始关注煤炭市场的行情，并发现，2005年煤、焦市场与以往的某些不同之处：在焦炭价格节节攀升的拉动下，焦煤的销量也非常好。现在企业用的商品煤售价是263.75元/吨，比去年增加了27.56元/吨，其中供发电用煤平均售价207.76元/吨，电煤平均售价比商品煤平均售价低55.99元/吨。“煤炭的价格变化很快，趁现在需求大就能捞上一笔。”王新此时俨然一副教授级“煤倒”的架势。
由于和一些煤矿的关系还不太熟，一段时间里，王新几乎每天都像只无头苍蝇似的骑着自行车到处乱跑，找洗煤厂、炼焦厂，只要觉得有一丝希望，他都要去联系。
2006元旦刚过，王新的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要电煤，发5500大卡以上，含硫百分之一以下，挥发百分之七以下，到湖南冷水江，每月3万吨。”
这是北京一位姓陈的大“煤倒”给他发的信息。几个多月的时间里，这样的信息王新已经收到几十条。“这些人往往都有自己合法的煤炭销售公司，手里还握着很多运输资源。”王新说，但他们也是中介，相比煤老板动辄每月上百万的赚头，他们只能挣些蝇头小利。
像陈先生这类有自己公司的大“煤倒”，实际上是具有合法资格的煤炭经销商，在业内被称之为合理存在的煤炭市场中间环节。他们也会向煤矿提出买煤的申请，煤矿也会一视同仁地卖煤给他们。加上这些经销商在几年前煤炭卖不出去时就与煤矿建立了稳定的供销关系。
2006年春节到了，王新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仅没挣1分钱，还往里倒贴了1万多。母亲劝他去找个正经工作，父亲则一如既往的用“狗东西”和他进行交流。
“不干这行你说我干个啥好呢？要不你帮我在北京找个工作？”王新满脸狐疑而沮丧地问记者。
(辅文)
“大煤倒”自爆内幕：“煤炭中介无诚信可言”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永刚/山西报道
2006年1月3日中午，太原，人们还沉浸在大雪带来的欢乐当中，在三晋国际酒店大堂内的角落里却坐着一个看上去很焦虑的人，他是太原市一家煤炭公司的总经理张华(化名)，下午急着要赶去参加在济南召开的“全国煤炭订货洽谈会”。他与《中国经济周刊》的对话就从这次会议开始。
“其实这种类型的会议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有合同早就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大家只是聚在一起联络联络感情罢了。”张华说，每年年底各个省市都在争取将煤炭订货会的举办权拿到手，因为会议期间连普通的标准间都能涨到1500元一晚，你想想，假如全国煤炭行业的人全部到齐，光住宿一项就赚了。
今年45岁的张华，不太情愿用“煤倒”来形容自己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充其量算是个中介，还算不上倒，呵呵。”1982年，张华辞掉原来的工作开始帮朋友联系车皮，一个月挣了2万，这在当时可算得上是超高薪了。此后，他开始用自己原来在矿务局的关系联系买家和卖家。1990年，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成立。
张华的公司算得上山西经销煤炭较早的公司之一，有合法的资质，有较硬的关系。“但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张华说。
刚开始和矿务局的人也不熟，想要办成事儿，就是送钱，可有时想给人送钱也找不到门。吃了不少亏，还被其他的煤炭中介公司骗了几次，后来才慢慢发现其中的奥妙之处。
“现在煤炭中介行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联系煤厂、找车皮、找油车的时候，每一个环节都得给钱。”张华说，现在公司很大的一部分预算就是“人情费”。
拿找车皮来说，“车皮那东西，给谁不给谁，从来没有一个标准或者公平的办法，全是‘人’说了算”。其实不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车皮可以搞公开的竞投，也可以搞电脑抽签，可是谁愿意这么去做呢？只要运力紧张，车皮就是利益，而掌管车皮的权力就是更大的利益。
“我不相信有近墨者不黑的人。”张华说，自己在被同行骗了几次后，也曾经耍过几次手段，通过银行的关系把对方事先打过来的钱提前转到自己帐户上等。
“我们这行没有诚信可谈，要不细心的干肯定赚不到钱。”张华说。
“其实，之所以有很多生意做不成也不能全怪我们中介。”张华说，有时客户也不地道，比方说，有电厂需要煤，当我们费尽周折的找到合适的煤后，电厂突然说要直接和我联系的煤厂见面否则没得谈。保险起见，在他们见面的时候尽量不让他们互留联系方式，但背后他们就会踢开我们自己做。更有甚者，做好单子后，对方却不给钱。
说白了，现在的煤电市场离不开中介，既然离不开，为什么不能把煤炭中介市场建成一个像房屋中介市场那样公平些呢？“真正把煤炭中介的位置放正之后，是非常有利于市场发展的。”
在谈话中，张华可能是受到外界普遍认为煤炭老板都没文化的影响，几次提起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学的硕士，还不忘补上一句，虽然是函授班，不过也长了不少见识。
采访是被一个电话打断的，放下电话之后，张华急忙起身消失在太原的街头。后来才知道，如果再不去，济南那边连2000元一晚的房间也订不上了。傍晚，记者接到张华发来的一条短信，他已到济南，准备和会上的官员们攀谈攀谈。
记者手记
看不透的“煤圈”
★文/刘永刚
“只买最贵，不买最好。”这句话成了时下人们对山西煤老板们消费行为的笑谈，而煤老板回应说，“我们辛苦一年，买辆120万的宝马开开怎么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山西洪洞县采访时，随处可见各种高档轿车行驶在狭窄、满地煤渣的街道上。采访中的某天傍晚，记者看到一辆宝马为了躲避迎面疾驶而来的运煤车而一头扎进路旁的煤堆里，老板推开车门冲着运煤车就骂，运煤车司机也不吃硬，突然探出头来使劲瞪着宝马，那情景实在吓人，因为只见两个白色的眼底在动，却不见运煤司机的脸。
“你们吃完赶紧走吧，天黑比较危险。”在县城通往焦炭厂的一条小路上，“司机中介饭馆”的老板娘好心的提醒记者，“这几天经常发生抢劫，你们外地人还是小心为好。”这个不起眼儿的小饭馆开在运煤的必经之路上，十几辆装满煤炭的车“挤”在一起是常事儿。因为用餐的司机太多，老板娘把自己家的缝纫机也搬来当桌子用。老板娘说，他们这儿的饭菜可口，价钱便宜，最好的时候一天能挣200多元。
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我们几个人随便扒拉了几口饭急忙起身离开。路上，乘坐的面包车师傅告诉我们，他们县虽然出了不少煤老板，但县里的财政好像一直没钱，“你看看这路，好久都没修了。”
司机还说，山西煤老板的钱其实都不存在当地银行，而是存在北京，甚至国外。“原因很简单，他们觉得山西的银行容易倒闭。”
快到焦炭厂的时候，司机师傅突然神秘地问，“你们如果是环保协会的，那可千万要小心，煤老板恨这个。”
临下车的时候，师傅还不忘告诉我们，“山西人不露富，你们不要小看蹲在路边抽烟的人，他抽的可能是软中华，怀里揣着几十万现金呢。”
more
一个自发形成、汇聚各色人等的地下“煤倒”商圈，已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存在多年。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炭“倒爷”们，不仅分成了三六九等，还组成了山西帮、广州帮、山东帮……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永刚 /山西、北京报道
“现在企业用的商品煤售价是263.75元/吨，做成一个单便能纯赚十几万。”这是2006年春节前活动在北京大栅栏一带“煤倒”们的行话。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在北京大栅栏繁华商业区，近几年来自发形成了一个“煤倒”商圈，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炭“倒爷”。据说，这些“煤倒”们中间不乏腰缠万贯、常常栖宿北京四五星级酒店的阔爷儿们，也有“上窜下跳”跑腿一年，只挣得几万元，甚至赔上本金的小人物。
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曾有如此描述：“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一车炭，千余斤，……半匹红纱一丈绫……”
而《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大学毕业生王新以及范涛、陈钢等，则展现了现代“卖炭翁”的又一种生活状态。
北京大栅栏的“煤倒”商圈
2005年12月7日夜。山西小伙儿王新(化名)刚从北京大栅栏的“煤倒”商圈回到山西老家。
“这次在北京住了五天又新见了不少人，可惜一单也没谈成。”在北京大栅栏“煤倒商圈”晃了一年的王新显得有些沮丧。但一年多的“煤倒”经历的确让这个刚满24岁的年轻人老成了许多。面对《中国经济周刊》，王新开始述说其一年来浑浑噩噩的“煤倒”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王新跟“煤倒”结了缘。这缘，是从王新大学毕业后所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一家做煤炭销售的中介公司的王老板那儿续上的。
2005年1月5日傍晚，王老板告诉王新，山东有家电厂需要山西的电煤(专供电厂发电的煤炭)，每月2—3万吨。“争取把这笔单子做好，咱们就能从中间提取1%的中介费，每月能挣2-3万呢。”
每月2-3万，这对一个在县城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就像是看到了未来的新媳妇。“行，王总，你说咋干？”王新惊喜地问。
王老板的业务信息与煤商信息，促成了王新的首次北京大栅栏“煤倒”商圈之行。
北京前门大栅栏，是繁华的商业区和旅游点，在大栅栏商业区往北的一大片低矮的屋舍里，王新首次见识了真正的“煤倒”—
一天，他看见一个衣衫褴褛，满脸胡茬的男子背着一个装满钱的麻袋对着手机喊道，“50万，不干！”当王新知道这个人就是王老板让自己见面的山东老板时，很少和陌生人说话的他一脸窘态，涨红着脸站在那儿好一阵子不知如何开口。
“叔叔，俺是从山西老家来的，王总说和你联系好了，俺这儿有你要买的煤。”王新急促且夹杂着满口方言的普通话让眼前这位老板满腹狐疑：“你说啥了？”
经过几分钟的自我介绍，他们逐渐热络起来。中午，这位煤老板请王新在一家不错的饭馆吃了一顿涮锅，看着满桌的菜，王新却不知道该用筷子夹什么。“最后，对方每吨只出200多元，我这边的煤厂接受不了。”王新说。
虽然，初次“谈判”的失利使王新很不爽，但在之后的几天里，他并没有急于回家，而是在大栅栏附近游走着探消息。当他身上的钱连最便宜的旅馆也住不起时，他溜进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里“趴”了一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发现，在大栅栏附近住满了和他一样为了获取中介费的“煤倒”。
对山西土生土长的王新来说，对“煤倒”并不陌生。在山西，很多人都干这行，因为来钱快，甚至有全家老少都做“煤倒”的。“如果你在山西某地方听到每10个人中有8个干过煤倒，千万别感到奇怪”王新说。
据王新自己介绍，2004年7月，他从山西省太原市郊一所师范类院校会计专业毕业后就懒在了家里没上班。一个20郎当岁的小伙子不愿去县城当老师，他的父母自然不能理解。在父母眼里毕竟当老师每月还有几百元的固定收入。
但到2004年年末，王新却突然变得繁忙起来，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吃晚饭前回家。他告诉母亲，找了份活干，干得好了，能挣大钱。
在年迈又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母亲眼里，这次儿子是真的出息了。 为此，陶醉在欣喜中的母亲没有忘记一件重要的事——给远在外地的父亲打电话，告诉儿子的喜讯。
“娃找到活儿干了。”母亲在电话里说。
“啥活儿？”父亲语气急迫。
“一家煤焦公司。”母亲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好，那儿能多挣钱。我过几天就回来。”
在山西，凡是粘上煤炭和焦炭，人们都会认为钱来得快。由于煤矿资源丰富，煤炭富豪业已成为当今山西商界的主力军团。“有钱就投资煤、焦、铁等，特别是煤矿，因为煤矿最挣钱。”这几乎已成为山西人的共识。据了解，山西省的煤田总面积为5.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称其为煤的海洋是毫不夸张。
2005年1月4日，父亲回了家。像往常一样，他走进儿子的屋里，与儿子聊天。
第二天，敏感的妻子感觉到了丈夫的异常—不愿说话，茶饭不思，烦躁地来回走动，或者蒙头大睡。
当天晚上，王新也没有在晚饭前回家，他去了老王的公司。这是王新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一家做煤炭销售的中介公司。公司老板姓王，是一个卧床瘫痪数年之久的中年男人，前几年雇了几个人做起了一家煤炭网站，手下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电话询问什么样的电厂需要什么样的电煤，哪里的能源公司需要什么样的焦炭。得到确切需求信息以后，老王会通过自己这些年的关系来商讨价格、联系车皮，最后拿点煤厂和电厂给他的中介费。考虑到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2004年末，老王的公司招了几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大学毕业生，王新便是其中的一个，只是公司里的员工都没有工资，除非拉到单子。
4日晚上回家后，王新对父亲说，“爹，给我点钱吧，我明天去趟北京……”
母亲诧异地盯着眼前从未离开过家的儿子半晌没说出一句话。父亲王山一直以为儿子是在焦炭厂当会计，昨晚才得知他是要做“煤倒”生意。
“狗东西，当初供你上大学不是让你毕业以后当‘二道贩子’的！”一听儿子要钱去北京，父亲便大骂起来，并开始四处找木棍。
憨厚的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他之所以反对儿子做“煤倒”，是因为在他眼里倒煤就像一个无底洞。“我们村里好几家的小子就是因为贪钱当煤倒被警察给抓了。”父亲说的这几个小子原来就是在做煤倒生意的时候，挥霍了电厂事先给他们的几万块信息费，后来被人家起诉了。
气急之下，王新跑出家门，从一个好朋友那儿借了200多元钱和一部手机，半夜，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王新这才亲眼见识了传说中的大栅栏“煤倒”商圈。
王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在北京大栅栏，他只能花十几元住在商业区附近大街的一家破旧不堪的小旅馆里，半夜，还经常被陌生女子的敲门声吓个半死。这期间父亲曾多次打电话催他赶快回家，“不用你们管，我长大了！”电话这边的王新总是用生硬而故作成熟的语气挡回父亲的说教。
“煤倒”世界的三个阶层
大栅栏，地处北京前门繁华商圈。在前门以北的大栅栏附近，有一条只能容下两辆轿车并行的胡同里，有几十家大大小小的宾馆和旅馆；在这里，卖烤红薯的人和报摊老板都混得很熟，晚上，一些穿着艳俗的女人在此游荡。除了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外，小旅馆里还有一大批常年包租客。
山东老板给王新介绍的另一位叫陈钢(化名)的“煤倒”是个天津人，他每周一到周五在天津上班，周五晚上便开车到大栅栏租住的旅馆“倒煤”。“在这里的人很多都有自己的工作，做‘煤倒’只是兼职。”陈钢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这行越来越难做了，因为这里的氛围不好，人们太想挣钱了，一个小消息放出去，再经过众多煤倒的‘炒作’，最后就只能‘烂死’在手里。”
后来，王新在陈钢那里不仅见证了一个个原本能促成的生意是怎样“烂死”的，也体验到了大栅栏“煤倒”们的“实力”。
据悉，居住在大栅栏附近的“煤倒”有三类人：第一类是手里既有“计划”又有买家的大煤倒。所谓计划，就是他们手里掌握着国家每年根据总量分季度发放的煤、焦炭的配额。他们有计划、有煤源、有运输轨道(跑车皮)，并常年包租着附近四五星级的宾馆。这些人有从省级煤炭管理部门退下来但掌握了大量信息资源的干部，也有干了一辈子煤炭生意的煤老板。“我们很少能碰见他们，他们和国家各部委的人都有很多关系。”陈钢说，这些人在北京四环以内一些高档写字楼内都有自己的公司，每年的利润达上千万。
范涛(化名)，属于第一类人。曾在省级煤炭公司担任过销售处长的他几年前退休，为了能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多挣点钱，他2年前来北京。刚来的时候开一辆帕萨特，而现在，出门有专门的司机，开的是奔驰320。范涛的煤炭销售公司在北京南二环一个高档写字楼里，每到冬天这里都会挤满人，大部分都是来要煤的企业。说起他现在从事的工作，范涛坦白地说，“我们赚的就是手里的煤炭资源。”第二类“煤倒”，居住在大栅栏附近比较好的旅馆里，他们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背景，通常和煤、电厂的关系比较多，也认识很多大煤倒。这类人数量不算太多，每年能挣几十万。
第三类“煤倒”，也是人数最多、活动最频繁、成功率最低的人群。据说这群人大概有5000多人，住在每天十几元的小旅馆里，生活极其窘迫。他们的活动非常频繁，在外人看来似乎他们手里也有很多信息，但事实上，他们只是得到了第一类或者第二类人群的“命令”去试探风声，听听价格。能挣到钱的人很少，充其量只能得到一些“施舍”。
“他们只是牺牲品，因为他们一直在为‘上面’服务，可他们自已并不知道。”陈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些人为了争抢信息，还经常拉帮结伙。
在大栅栏附近，存在着诸如“山西帮”、“广州帮”、“山东帮”等多帮煤倒派系。”他们各自聚集在一起等着“上面人”给的信息和外地来京的购煤者。
在“山西帮”，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他原来在山西一家煤厂工作，退休之后为生计所迫来到这里。一些20几岁的毛头小子经常可以把他呼来唤去跑上跑下。在收到毛头小子“我这里有30万吨的计划”指示后，老人就会赶紧跑到街上把这个消息散出去，10分钟后，整条街就会出现“我这里有计划”的消息，不同的是，本来30万吨的计划已被传为“40万”、“60万”、“80万”吨了。
当真有需求的老板要煤时，他可能要和“80万吨”的那个人谈起，当遇到手里真有30万吨计划的人时，老板却早已失去了兴趣。
除了这三类人外，还有极少数的人被称谓“炒证党”。他们除了赚取国内煤炭交易市场的高额中介费外，还做焦炭出口配额生意，也就是赚外国企业的中介费。
人称“二小”的浙江人是王新和陈钢在一家小饭馆儿吃饭时认识的。“二小”在大栅栏一带的煤倒中颇有名气，原因是圈内很多人都传说他在商务部有关系。“没人知道他真名叫什么，不过，如果他真的能在商务部拿到‘计划’，说明他一定不简单。” 陈钢说。
据大栅栏的一些“煤倒”说，“二小”手里经常会有焦炭出口配额计划证，而且都是供给一些在耳熟能详的国外大企业。为了能在国内找到出价最高的配额买家，他时常会把信息放给一些小煤倒，这些人四处打听之后会直接和他联系。
记者一直没有见到“二小”本人，所以关于他的传言也未能证实。
“商务部每年都会根据计划固定分配给48家有资质的生产企业，然后再由这些企业与外商进行交易。”某业内人士介绍说，不过，有时配额可能会多出一些。比如一家企业每年只需要1000万吨的焦炭出口配额证，但从商务部可能会分到1500万吨的配额证，这多出的500万吨就会落入这些“不简单”的人手中，然后他们再转手高价卖给其他有需求、但没有资质的企业。
“比起做国内煤炭生意，这些做出口焦炭的大煤倒赚得更多。”陈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二小”原来在浙江是做鞋袜生意的，几年前来到北京，现在住着上万元一平米的房子。
“煤倒”的梦想与现实
面对大栅栏“煤倒”商圈的复杂和高深，初涉“煤场”的大学毕业生王新显然欠缺了几许熟捻与商道。所以，来北京的首次“倒煤”历练生活最终在父亲的“苦压”下草草地结束了。
当身无分文的他站在家门口时，母亲放下手里活儿跑出来紧紧地抱住了儿子，父亲王山看了他一眼后又开始四处找木棍。在王山看来，儿子的这次擅自离家出走已触犯了家规。“家里人也是害怕我出事，这我能理解，但想要挣大钱就得冒险。”王新说。
但王新由于没有完成老板老王交给的任务，他自己搭进去钱不说，老王也对他很不满意。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回到山西之后，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人还会经常给他一些煤、焦炭的信息，老王也会“指挥”他去临汾、孝衣等山西煤、焦炭的生产地和人“谈判”。当然，车费和住宿费用都得自行解决。
尽管如此，王新并没有打消其“淘金梦”，因为他发现了更多靠煤炭发财的故事。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有一次在临汾替一家广东的买主找焦炭，当地人和他说的一个故事，让他再次感受到了煤的“魔力”。
据说，当地一家农村信用社的职工看见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背着一个麻袋走进营业厅，职工心想，这么脏的人肯定又是来要饭的，没想这位中年人跨步来到柜台前，噗通一声，把身后沉甸甸的麻袋甩到了职工面前：“把我的钱给存喽！”
“这些都是当地的大‘煤倒’，他们每个月都能赚十几万。”王新羡慕地说。王新认为，自己尽管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煤倒，分文不曾挣到，但他已经有了挣来的资本—结识了几位“大煤倒”和煤厂的人。
“我并没有因为家人的反对而放弃‘煤倒’生意。要知道，每年冬季是用煤高峰，尤其是电煤和锅炉煤，走得非常快。家里人懂个啥？”王新颇为老道地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联系上客户、找到运煤的车皮。”
虽然已经基本清楚了“煤倒游戏”当中的一些规则，可要想解决运输问题，又谈何容易？
2005年的最后一天，山西太原下起了当年的第一场雪，两位从香港来的商人找到王新，“小王，我们是真正想拜托你帮忙的。”早已习惯卑躬屈膝的他当听到如此客气的请求时，立马拍了胸脯。随后的几天，王新通过老王的关系联系到了一家煤厂，但却怎么也找不到有运力的运输公司。
两个香港人也在太原东奔西走，希望能有惊喜发现。五天过后，香港人再次约王新在太原一家宾馆见面，待双方坐定未及王新说明运输情况，其中一位香港人便抱怨起来：“山西人做生意的态度实在太差了，所有人都告诉我煤没问题，车皮没问题，可到最后全都出了问题。”
王新听后也有些不好意思，答应对方第二天带他们去临汾自己同学父亲开的一家焦炭厂看看有没有希望。
当王新一行4人来到同学父亲的焦炭厂时，对方告诉他们，“你们解决好运输问题再来找我。”临走时，同学父亲的一个眼色让王新明白，他们的焦炭厂并不是没有运输条件，但要按照常规价使用肯定是不行。当王新试探性地告诉香港人能否先给对方5万元好处费时，一贯斯文的香港人被惹怒了。去火车站的路上，香港人大谈香港市场的廉洁和公正，王新看着他们，心里冷笑：“不出血，还想办成事？”
王新又一次“谈判”失利，却多长了一份见识—“以后还得靠忽悠，要不然根本办不成事。”
其实，运输紧张正是造成国内煤炭供需脱节的一个瓶颈。由于国内铁路运力短缺，而铁路系统仍然没有纳入市场竞争的行列，短期内运输能力难以大幅提升，同时也制约了山西等产煤大省对东部沿海等用煤大省的煤炭供应。这对王新来说，不知是不明白，还是压根就不需要明白。
不过，在2006年元旦夜，王新坐在灯光昏暗的屋里曾思忖着如何才能把运煤的各个环节“打通”。与此同时，他亦开始关注煤炭市场的行情，并发现，2005年煤、焦市场与以往的某些不同之处：在焦炭价格节节攀升的拉动下，焦煤的销量也非常好。现在企业用的商品煤售价是263.75元/吨，比去年增加了27.56元/吨，其中供发电用煤平均售价207.76元/吨，电煤平均售价比商品煤平均售价低55.99元/吨。“煤炭的价格变化很快，趁现在需求大就能捞上一笔。”王新此时俨然一副教授级“煤倒”的架势。
由于和一些煤矿的关系还不太熟，一段时间里，王新几乎每天都像只无头苍蝇似的骑着自行车到处乱跑，找洗煤厂、炼焦厂，只要觉得有一丝希望，他都要去联系。
2006元旦刚过，王新的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要电煤，发5500大卡以上，含硫百分之一以下，挥发百分之七以下，到湖南冷水江，每月3万吨。”
这是北京一位姓陈的大“煤倒”给他发的信息。几个多月的时间里，这样的信息王新已经收到几十条。“这些人往往都有自己合法的煤炭销售公司，手里还握着很多运输资源。”王新说，但他们也是中介，相比煤老板动辄每月上百万的赚头，他们只能挣些蝇头小利。
像陈先生这类有自己公司的大“煤倒”，实际上是具有合法资格的煤炭经销商，在业内被称之为合理存在的煤炭市场中间环节。他们也会向煤矿提出买煤的申请，煤矿也会一视同仁地卖煤给他们。加上这些经销商在几年前煤炭卖不出去时就与煤矿建立了稳定的供销关系。
2006年春节到了，王新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仅没挣1分钱，还往里倒贴了1万多。母亲劝他去找个正经工作，父亲则一如既往的用“狗东西”和他进行交流。
“不干这行你说我干个啥好呢？要不你帮我在北京找个工作？”王新满脸狐疑而沮丧地问记者。
(辅文)
“大煤倒”自爆内幕：“煤炭中介无诚信可言”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永刚/山西报道
2006年1月3日中午，太原，人们还沉浸在大雪带来的欢乐当中，在三晋国际酒店大堂内的角落里却坐着一个看上去很焦虑的人，他是太原市一家煤炭公司的总经理张华(化名)，下午急着要赶去参加在济南召开的“全国煤炭订货洽谈会”。他与《中国经济周刊》的对话就从这次会议开始。
“其实这种类型的会议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有合同早就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大家只是聚在一起联络联络感情罢了。”张华说，每年年底各个省市都在争取将煤炭订货会的举办权拿到手，因为会议期间连普通的标准间都能涨到1500元一晚，你想想，假如全国煤炭行业的人全部到齐，光住宿一项就赚了。
今年45岁的张华，不太情愿用“煤倒”来形容自己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充其量算是个中介，还算不上倒，呵呵。”1982年，张华辞掉原来的工作开始帮朋友联系车皮，一个月挣了2万，这在当时可算得上是超高薪了。此后，他开始用自己原来在矿务局的关系联系买家和卖家。1990年，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成立。
张华的公司算得上山西经销煤炭较早的公司之一，有合法的资质，有较硬的关系。“但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张华说。
刚开始和矿务局的人也不熟，想要办成事儿，就是送钱，可有时想给人送钱也找不到门。吃了不少亏，还被其他的煤炭中介公司骗了几次，后来才慢慢发现其中的奥妙之处。
“现在煤炭中介行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联系煤厂、找车皮、找油车的时候，每一个环节都得给钱。”张华说，现在公司很大的一部分预算就是“人情费”。
拿找车皮来说，“车皮那东西，给谁不给谁，从来没有一个标准或者公平的办法，全是‘人’说了算”。其实不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车皮可以搞公开的竞投，也可以搞电脑抽签，可是谁愿意这么去做呢？只要运力紧张，车皮就是利益，而掌管车皮的权力就是更大的利益。
“我不相信有近墨者不黑的人。”张华说，自己在被同行骗了几次后，也曾经耍过几次手段，通过银行的关系把对方事先打过来的钱提前转到自己帐户上等。
“我们这行没有诚信可谈，要不细心的干肯定赚不到钱。”张华说。
“其实，之所以有很多生意做不成也不能全怪我们中介。”张华说，有时客户也不地道，比方说，有电厂需要煤，当我们费尽周折的找到合适的煤后，电厂突然说要直接和我联系的煤厂见面否则没得谈。保险起见，在他们见面的时候尽量不让他们互留联系方式，但背后他们就会踢开我们自己做。更有甚者，做好单子后，对方却不给钱。
说白了，现在的煤电市场离不开中介，既然离不开，为什么不能把煤炭中介市场建成一个像房屋中介市场那样公平些呢？“真正把煤炭中介的位置放正之后，是非常有利于市场发展的。”
在谈话中，张华可能是受到外界普遍认为煤炭老板都没文化的影响，几次提起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学的硕士，还不忘补上一句，虽然是函授班，不过也长了不少见识。
采访是被一个电话打断的，放下电话之后，张华急忙起身消失在太原的街头。后来才知道，如果再不去，济南那边连2000元一晚的房间也订不上了。傍晚，记者接到张华发来的一条短信，他已到济南，准备和会上的官员们攀谈攀谈。
记者手记
看不透的“煤圈”
★文/刘永刚
“只买最贵，不买最好。”这句话成了时下人们对山西煤老板们消费行为的笑谈，而煤老板回应说，“我们辛苦一年，买辆120万的宝马开开怎么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山西洪洞县采访时，随处可见各种高档轿车行驶在狭窄、满地煤渣的街道上。采访中的某天傍晚，记者看到一辆宝马为了躲避迎面疾驶而来的运煤车而一头扎进路旁的煤堆里，老板推开车门冲着运煤车就骂，运煤车司机也不吃硬，突然探出头来使劲瞪着宝马，那情景实在吓人，因为只见两个白色的眼底在动，却不见运煤司机的脸。
“你们吃完赶紧走吧，天黑比较危险。”在县城通往焦炭厂的一条小路上，“司机中介饭馆”的老板娘好心的提醒记者，“这几天经常发生抢劫，你们外地人还是小心为好。”这个不起眼儿的小饭馆开在运煤的必经之路上，十几辆装满煤炭的车“挤”在一起是常事儿。因为用餐的司机太多，老板娘把自己家的缝纫机也搬来当桌子用。老板娘说，他们这儿的饭菜可口，价钱便宜，最好的时候一天能挣200多元。
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我们几个人随便扒拉了几口饭急忙起身离开。路上，乘坐的面包车师傅告诉我们，他们县虽然出了不少煤老板，但县里的财政好像一直没钱，“你看看这路，好久都没修了。”
司机还说，山西煤老板的钱其实都不存在当地银行，而是存在北京，甚至国外。“原因很简单，他们觉得山西的银行容易倒闭。”
快到焦炭厂的时候，司机师傅突然神秘地问，“你们如果是环保协会的，那可千万要小心，煤老板恨这个。”
临下车的时候，师傅还不忘告诉我们，“山西人不露富，你们不要小看蹲在路边抽烟的人，他抽的可能是软中华，怀里揣着几十万现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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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博文 故宮國寶運台 奠定國府正統性
2006.02.14 中國時報
林博文專欄
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最近透露中共建立政權後，「代表封建意識」的故宮，曾三度面臨被拆除的危機，連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史學家吳晗亦昧著良心贊成故宮改建。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三次拆除計劃包括把故宮改建成群眾休憩場所，娛樂場所以及文革時代的「火燒紫禁城，砸爛故宮」。幸好故宮沒被「砸爛」，但古物已被破壞不少。
鄭欣淼所透露的故宮滄桑，令人想到當年國民政府把故宮國寶運到台灣的往事。國府撤退台灣有三次影響極為深遠的決策，一是把二、三百萬軍民帶到台灣，這批「外省人」裡面有不少各行各業的人才，他們對建設台灣發揮了莫大的貢獻。二是把二百七十多萬兩黃金、一千五百二十萬枚銀元和一千五百三十多萬美元運至台灣，使國府在美援斷絕，內外交困的時代能夠苦撐待變。三是把二千九百七十二箱故宮國寶運來台灣，另還有中央研究院文物（以史語所蒐藏為主）、中央圖書館藏書和外交部檔案亦運台。
曾在故宮服務近七十年的那志良說：「運台文物的箱數，與（抗戰時代）南遷箱數相比，以數量計，自然是僅有南遷箱數的四分之一；但是若以質計，則南遷文物中的精華，大部已運來台灣了。」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做事的向斯亦說：「運往台灣的文物，只是南遷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它們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在許許多多論述國府遷台的中英文著作裡，很少人提到故宮國寶運台的意義。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這批國寶隨同國府撤台，其實象徵了不少深具政治意義與歷史傳承的符號。也就是說，這批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瑰寶到了台灣，一方面突顯了中華民族與文化在台灣的綿延與發展，另一方面則是昭告全世界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正統性與正當性。
關於故宮國寶運台所顯示的政治現實作用，似乎只有已故考古學家，前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有比較深入的說法。十一年前張光直與加拿大女人類學家海基．菲莉（Heile Ferrie）進行長篇對談，張氏提及他的老師李濟把河南安陽火土的珍貴文物帶到台灣，也提到蔣介石在抗戰初起「把所有國家藝術珍品打包，運到重慶，包括異常薄的康熙瓷器在內，幾乎沒有破碎的。」張氏認為蔣介石把古物南遷「是因為古代藝術珍品使政權合法化。帶有動物修飾的九鼎，傳說是夏代大禹所鑄造的。它們顯示了皇帝權力的開始。」張氏又說：「我認為中國王朝從一開始即通過祖先的藝術珍品使其合法化。製造這些銅器最初的目的自然是使統治者和祖先相通，但是，它們後來成為統治者權力與合法性的象徵。每個王朝都必須擁有它的藝術珍品，當然，最理想的是包括最古老的銅器作為核心藏品。」
張光直指出：「你可以丟下你的武器和槍，但不能放棄你的古代藝術珍品。」那志良也說過同樣的話：「這些國寶，是幾千年來的文化結晶，毀掉一件就少一件。國亡還有復國之望，文化一亡便永無復國之望了。」因此，張光真強調：「儘管困難重重，蔣介石總是讓這些文物隨他而遷。宋、清收藏的瓷器是最貴重的，有些十分薄而脆。我不得不佩服蔣介石，他不惜工本和麻煩把這些藝術珍品的車廂從北京運到西安，然後重慶、南京、最後到台灣，毛澤東不得不在北京建立自己的博物館。但最好的瓷器，畫和青絧器在台灣。」
故宮國寶二九七二箱從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四九年元月下旬分三批運台，由能幹的杭立武（後當教育部長、駐泰大使）負責，史語所藏品運至桃園楊梅，故宮文物先運到台中糖廠，一九五○年運到台中霧峰北溝，六十年代中再搬到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故宮國寶不僅象徵了中華文化的香火延續至台灣，使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擁有正統性質，更是台灣發展國際觀光事業的最大吸引力。
這一陣子，義大利政府一直向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洛杉磯蓋提（Ｇetty）博物館追討走私文化，這兩家博物館都已經認錯，並打算把一批走私文物歸還義大利。
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七世紀物，以英國為主的西方帝國主義從中國、埃及和希臘等三大古國盜走不計其數的國寶，但最可悲的是中國大陸五十多年來有不少文物被破壞、多少文獻古籍被損毀、多少古董被盜掘！中共建國後建築學家梁思成希望「整舊如舊」的方式修復和整理古建築，結果是大拆特拆，並以庸俗化、商業化的作法整修古建築，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慢慢消失了，再過去二、三十年，北京也許會變得毫無歷史韻味的「古都」。
當年那志良、莊尚嚴等人負責押運故宮國寶到台灣，真是功同河山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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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博文專欄
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最近透露中共建立政權後，「代表封建意識」的故宮，曾三度面臨被拆除的危機，連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史學家吳晗亦昧著良心贊成故宮改建。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三次拆除計劃包括把故宮改建成群眾休憩場所，娛樂場所以及文革時代的「火燒紫禁城，砸爛故宮」。幸好故宮沒被「砸爛」，但古物已被破壞不少。
鄭欣淼所透露的故宮滄桑，令人想到當年國民政府把故宮國寶運到台灣的往事。國府撤退台灣有三次影響極為深遠的決策，一是把二、三百萬軍民帶到台灣，這批「外省人」裡面有不少各行各業的人才，他們對建設台灣發揮了莫大的貢獻。二是把二百七十多萬兩黃金、一千五百二十萬枚銀元和一千五百三十多萬美元運至台灣，使國府在美援斷絕，內外交困的時代能夠苦撐待變。三是把二千九百七十二箱故宮國寶運來台灣，另還有中央研究院文物（以史語所蒐藏為主）、中央圖書館藏書和外交部檔案亦運台。
曾在故宮服務近七十年的那志良說：「運台文物的箱數，與（抗戰時代）南遷箱數相比，以數量計，自然是僅有南遷箱數的四分之一；但是若以質計，則南遷文物中的精華，大部已運來台灣了。」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做事的向斯亦說：「運往台灣的文物，只是南遷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它們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在許許多多論述國府遷台的中英文著作裡，很少人提到故宮國寶運台的意義。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這批國寶隨同國府撤台，其實象徵了不少深具政治意義與歷史傳承的符號。也就是說，這批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瑰寶到了台灣，一方面突顯了中華民族與文化在台灣的綿延與發展，另一方面則是昭告全世界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正統性與正當性。
關於故宮國寶運台所顯示的政治現實作用，似乎只有已故考古學家，前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有比較深入的說法。十一年前張光直與加拿大女人類學家海基．菲莉（Heile Ferrie）進行長篇對談，張氏提及他的老師李濟把河南安陽火土的珍貴文物帶到台灣，也提到蔣介石在抗戰初起「把所有國家藝術珍品打包，運到重慶，包括異常薄的康熙瓷器在內，幾乎沒有破碎的。」張氏認為蔣介石把古物南遷「是因為古代藝術珍品使政權合法化。帶有動物修飾的九鼎，傳說是夏代大禹所鑄造的。它們顯示了皇帝權力的開始。」張氏又說：「我認為中國王朝從一開始即通過祖先的藝術珍品使其合法化。製造這些銅器最初的目的自然是使統治者和祖先相通，但是，它們後來成為統治者權力與合法性的象徵。每個王朝都必須擁有它的藝術珍品，當然，最理想的是包括最古老的銅器作為核心藏品。」
張光直指出：「你可以丟下你的武器和槍，但不能放棄你的古代藝術珍品。」那志良也說過同樣的話：「這些國寶，是幾千年來的文化結晶，毀掉一件就少一件。國亡還有復國之望，文化一亡便永無復國之望了。」因此，張光真強調：「儘管困難重重，蔣介石總是讓這些文物隨他而遷。宋、清收藏的瓷器是最貴重的，有些十分薄而脆。我不得不佩服蔣介石，他不惜工本和麻煩把這些藝術珍品的車廂從北京運到西安，然後重慶、南京、最後到台灣，毛澤東不得不在北京建立自己的博物館。但最好的瓷器，畫和青絧器在台灣。」
故宮國寶二九七二箱從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四九年元月下旬分三批運台，由能幹的杭立武（後當教育部長、駐泰大使）負責，史語所藏品運至桃園楊梅，故宮文物先運到台中糖廠，一九五○年運到台中霧峰北溝，六十年代中再搬到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故宮國寶不僅象徵了中華文化的香火延續至台灣，使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擁有正統性質，更是台灣發展國際觀光事業的最大吸引力。
這一陣子，義大利政府一直向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洛杉磯蓋提（Ｇetty）博物館追討走私文化，這兩家博物館都已經認錯，並打算把一批走私文物歸還義大利。
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七世紀物，以英國為主的西方帝國主義從中國、埃及和希臘等三大古國盜走不計其數的國寶，但最可悲的是中國大陸五十多年來有不少文物被破壞、多少文獻古籍被損毀、多少古董被盜掘！中共建國後建築學家梁思成希望「整舊如舊」的方式修復和整理古建築，結果是大拆特拆，並以庸俗化、商業化的作法整修古建築，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慢慢消失了，再過去二、三十年，北京也許會變得毫無歷史韻味的「古都」。
當年那志良、莊尚嚴等人負責押運故宮國寶到台灣，真是功同河山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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