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s ADV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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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une 17, 2006

缅北雇佣军的前世今生:在毒枭之间跳槽和上岗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09日10:35 南风窗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缅北

  在许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雇佣军一直是一个特殊而神秘的群体。
  在著名的金三角和缅北地区,仍然秘密地生活和战斗着许多的雇佣军人,他们分别为缅甸各种地方势力、民族武装,甚至各种大小毒枭服务,生存及发展状况鲜为人知。

  “如果不加以控制,未来的缅北将成为雇佣军的天堂。”一名长期生活在缅北的华人说。

  缅北的雇佣军传统

  雇佣军在东南亚的历史相当悠久,16世纪已有不少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雇佣军的面目出现,混迹于东南亚各国。在今缅甸若开地区和孟加拉国南部,当时有个阿拉干国,国王军队里就有不少葡萄牙雇佣军,他们表面上效忠国王,暗中却从事着海盗和掳掠奴隶的罪恶活动。

  1953年春天,缅甸政府不惜重金雇来原英属印度国际军团(多为锡金与尼泊尔裔),向国民党残军发起了一场名为“旱季风暴”的攻势,双方投入10万兵力进行搏杀,成为迄今为止金三角最大的战事。最后国际军团全军覆没,总指挥丹尼尔开枪自杀。而国民党残部为了生存,后来也从昔日的抗日军队沦落为金三角地区一支组织较为严密的武装贩毒集团或临时雇佣军。

  除了外来的雇佣兵,在缅甸北部山区,当地的男人也有当兵打仗的“历史传统”,甚至有不少缅籍华人的后裔参加了缅甸的各种战争。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许多在国内难以谋生,或者在国内犯了事、欠了赌债的人都习惯性地往缅甸跑,而许多人为了吃饭都选择了当兵,在兵匪成群的缅北,加入这样的行当要求不高且很容易糊口。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部分国民党残军逃入缅北和金三角地区活动,也不断吸引了一些不明真相和反对新中国政权的人出境参军。而后来国内的“大跃进”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又使得大批人迁居缅甸,许多人参加了包括国民党残军在内的各种武装。

  尤其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时期,大批来自上海、北京、四川和昆明的“知青”,在中缅边境地区的乡镇、山寨“扎下了根”。当时,境外的缅共武装正如火如荼地发展,于是从1970年底至1971年,成百上千名“知青”跨出国门成为缅共战士。这一批被后人称为“精神雇佣军”的中国年轻人加入缅共后,很快参加了各种战役。在与缅军和其他武装的对峙冲突中,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战争的苦头,许多人在战斗中牺牲、失散。少数流落的女知青,甚至靠出卖肉体维持生计。

  现在,在距缅北“果敢国门”不远的一座小山上,仍然保留着一座鲜为人知的“烈士陵园”,是当年“缅甸共产党果敢县委员会”为“缅共人民军”死亡官兵所建。当地人告诉记者,其中不少死者是来自中国的知青。

  1970年代后,随着金三角和缅北地区毒品种植、加工和贩运量的扩大,各种大小武装也纷纷成立。此外,尽管缅共于1989年垮台,但其主要武装力量分裂成为缅北的四支地方武装,经与缅甸政府谈判后形成各种“特区”,一直割据至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与缅甸山水相连的中国,俨然成为缅北各民族和派系武装的重要兵源地。

  兵变之中人财两空

  中缅边境年纪稍长的居民,都能讲上一两个晚上的雇佣军故事,而近年来极具悲剧性和戏剧感的一幕就发生在参加“李尼门”推翻“孟撒拉”战斗的雇佣兵身上。

  原为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的勐古具有明显的地方自治的性质,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数十年来,缅甸中央政府几乎不能插手它的任何事务。2000年5月前后,中缅边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信息:去勐古参加李尼门的军队与孟撒拉打仗,每天“工资”300元至500元人民币;也有说给3万元人民币的,先给1.5万元“订金”,打完仗再给另外的1.5万元;也有消息说打完仗后再给钱;甚至说可以用毒品代替“工资”支付。

  事件的策划者是原勐古“保卫军”副司令“洪老四”。此人做毒品生意发财之后,想联合另一个副司令李尼门推翻保卫军司令孟撒拉,于是公开出钱招兵买马。中国许多边民和到云南打工的外省年轻人跑到勐古加入洪老四的雇佣军,到2000年9月发生“勐古兵变”时,洪老四已经招募了数百名雇佣军,最高峰时有700多人。

  2000年9月,连年战争不断的勐古地区再度响起枪声,李尼门的数百名雇佣军在经过简单的动员、训练后,穿上常见的迷彩服领到冲锋枪参加了战斗,并顺利地抓住了孟撒拉。随后,孟撒拉的支持者们将其救了出来。孟撒拉同样到处募兵,双方不断在勐古地区的山上和缅中的界河边发生激烈战斗,不少伤兵还被送进中国的一些边境医院救治。勐古的不少居民被流弹击中,幸存者纷纷扶老携幼逃往勐古河对岸的中国芒海镇避难,芒海镇的难民一度多达近3000人。

  正当李、孟双方打得筋疲力尽、两败俱伤时,一直隔岸观火的缅甸政府国防军认为收复勐古的良机到了,于是抽调两支王牌部队火速包围了勐古地区,紧接着软禁了孟撒拉。2000年11月24日,国防军设下谈判计谋,在勐古城附近的“黑勐龙镇”一口气将包括李尼门在内的100多人消灭,当时一些雇佣兵眼看情形不对,纷纷跪地举枪投降,但国防军并不手软。

  国防军随后大举进攻勐古城的洪老四,并抢先封锁了通往中国边境一线,使雇佣军无法逃往中国境内。临时拼凑、缺乏实战训练的雇佣兵很快丢盔弃甲,据勐古对面用望远镜或肉眼观看了战斗的中国边民说,“只见三三两两的士兵被缅甸政府军追杀,如同在打猎一般,这里倒下一个,那里倒下两个。”许多士兵拼命想通过界河跑到中国这一边躲避,但都被政府军的机关枪打死在离界河不远的地方。

  当年11月底,勐古近60年来独立于缅甸政府的情形被终结。据勐古的一些居民向记者介绍,国防军后来出钱请人掩埋尸体,有几名芒海镇的中国农民接了这个活,辛苦了两三天才干完,其中有一个坑居然埋了98人。

  有消息说,被政府军打败的兵变军领袖洪老四、姜三等人一直隐居在邻国。许多被他们招募去打仗的雇佣兵都还没有拿到“工资”,尤其许多战死雇佣兵的家属也希望得到点“抚恤金”,所以都希望能够找到洪老四等人,但找了很久都没有收获。时间久了,活着回来的人灰心了,而死去的人连尸骨都难找回。

  姜三战败后曾经对一些中国朋友说,以后再也不会招雇佣兵了,他们的战斗力太差,而且十分胆小,只要对方枪一响,他们不是掉头就跑,就是趴在地上不敢动,如果敌人走近了,他们很快就举枪投降,没有一点献身精神。

  据2001年2月12日四川《宜宾日报》一篇《追踪跨国毒贩》的文章中提到:家住缅北“棒赛”的熊缅华后悔当初不该为了每天100元钱,让丈夫帮李尼门的军队打仗。2000年11月24日她丈夫和李尼门都被打死了,从此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等等。

  缅北一名华人告诉记者:“缅北雇佣军问题平时还不明显,因为他们比较分散,而一旦有战事发生就会大量出现,那时候决战的双方都会拼命出钱招兵来获取胜利。”

  在毒枭之间“跳槽”和“上岗”

  “以毒养军,以军护毒”一直是缅北众多军队的活动主题。所谓的大毒枭,往往也是坐镇一方的军阀——前有坤沙,后有谭晓林等人,他们的故事同样惊心动魄。

  2001年4月20日,中缅双方约定在缅甸北部木姐市警察局将谭晓林移交给中国政府,谭成为缅方首次向中方移交的国际级毒枭。有资料显示,从1993年从国内移居缅甸勐古地区到2000年,以前靠做鞋子、打布扣谋生的他已成为缅北地区具有垄断势力的毒枭,走私的毒品量已占中缅边境毒品走私总量的60%。

  就在中缅双方移交谭晓林前10分钟,情报显示谭的私人武装已经准备在从木姐到中国瑞丽国门这段路上将其劫持,或者用火箭筒连车带人一起轰掉。

  木姐市的一名缅籍华人回忆说:“谭晓林手下养着两三百人的私人武装,名义上是政府管理的‘边境民兵组织’,他们与其他一些毒枭一起谋事。”他介绍说,谭的私人武装拥有很多美式和德式装备,包括机枪和火箭筒,长短武器都有。之所以那次会冒险“劫主”,首先是谭晓林的手下基本都是雇佣兵,失去他将没有生存依靠,救他等于救自己;其次是谭过于熟悉中缅边境毒品走私的内幕,松口的后果“很严重”。

  中国方面非常紧张,动用了10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力,布置到国门两侧和边境一线,占领制高点和有利地形,配备轻重机枪、阻击步枪,严阵以待。武力震慑之下,谭晓林被顺利押入中国境内。

  2004年6月25日,原籍四川省乐之县的谭晓林被法院认定贩卖3吨多毒品,在昆明被执行死刑。其在缅甸境内的私人武装随即解散,多数人又加入了其他的武装继续从军。

  木姐市的一名华人表示,在缅北只要有了钱,就可以想办法买武器,然后招兵买马成立自己的武装“占山为王”。当然这些武装都必须臣服于缅甸政府或者各种特区的武装头目,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但在各种武装的发展过程中,为了争利益、争地盘经常战事不断,也经常出现“大鱼吃小鱼”的情况。作战的士兵除了当地人外,更有许多雇佣军。

  类似的人物还有大毒枭刘铭,他于1992年偷渡到缅甸果敢,组织起一支贩毒武装,名义上归在“果敢同盟军”旗帜下,武装有短枪、长枪、机枪和大炮。刘铭建了几个地下毒品加工厂,把鸦片制成海洛因大量销往中国境内。后在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缅甸军警在2002年1月28日将其击毙在果敢,随后其武装也作鸟兽散。

  2005年,中国政府与缅方合作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先后在缅甸境内抓捕了号称世界第三大毒枭的李国鼎和被称为“金三角”双枪老太婆的大毒枭李绍菊等多名贩毒分子。缅北果敢地区的一名知情人士对记者说:“每一个毒枭被抓、被杀之后,其所养的武装都会自动解散,士兵们又重新寻找新的‘主人’,因为他们多数都是雇佣军,谁给钱就跟着谁,谁供养他们就为谁打仗、卖命。”

  雇佣军的“生态圈”

  在缅北街头、路途,间或可见身着草绿色军装肩挎步枪的各种军人走来走去,当地人已习以为常,因为几乎所有的民族武装控制地区都有这样的规定:儿童必须学习军事知识,男子从十三四岁起就必须当兵,而且终身不能退伍,即使以后不在军队里也只能算“休假”,有战事发生就必须马上回来;每户人家如果有5名子女必须3名参军,有3或4名子女必须两名参军,有两名子女必须一名参军;如果没有男子就招女兵。

  当然,缅北军队中也有不少人是自愿参军的,因为很多当地年轻人会认为穿军装、扛枪既好看又神气,而且吃饭不要钱。曾经是北京大学学生,后到缅北参加地方武装,现在缅甸仰光经商的四川籍人屈春辉在其《金三角15年亲历记》一书中认为,缅北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生态是过去无数士兵的勇敢流血搏来的,缅北谁都希望当兵,哪怕是中国人来这里当兵也不被排斥,因为这是年轻人的一条出路,所以没有人会说三道四。

  缅甸是军人政府,在各种民族自治特区也不例外。所有政府官员都有军阶,他们工作时间是官员,下班脱下军装就是商人,每家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生意可以做。因此,许多人去到果敢、邦康等缅北地区,在那里“进政府工作”和当兵几乎是同样的概念。一名在缅北军队中服役的中国湖南籍年轻人告诉记者:“不打仗时,我主要是帮我的师长做生意,但是做生意期间也经常发生武力争斗,而我就是靠这样的工作得到钱的。”他表示,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生活在各种军队里,但是具体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

  记者查阅过往报刊发现,近几年缅北地区因为生活条件改善较大而成为一些人向往的“法外之地”或希望发挥“一技之长”的中国人的“好去处”。据2004年12月12日的《重庆时报》报道,6名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蟠龙小学杀害保安的凶手被重庆警方逮捕,其中凶手杨柏春逃窜至广西后开始恶补英语,计划逃至缅甸金三角一带当雇佣兵。

  另据2005年6月28日《成都晚报》报道,曾获得成都、重庆市散打冠军的四川省中江县人黎泽兵,18岁到缅甸当雇佣兵,为当地毒枭武装押送海洛因。前几年,黎回到中国老家结婚生子,做起了生意。后来生意亏损,他又被人雇佣当职业打手,2005年4月因伤人罪被成都警方逮捕。

  如今,在缅北各民族武装控制区,仍然不断有中国人进入,除了去当兵,也有经商的,更有在中国找不到工作而去做农民的。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和政治等特殊原因,现在缅北已形成一个特殊的华人社区。细心的人会发现这里所用的电是由中国供给的,这里所有的电话、手机都是中国的号码,统一区号是云南省邻近地区的,各种公用电话亭上的“国内直拨”指的是中国,而不是缅甸,四处张贴的通信广告都是“中国××公司”。而且中国的许多单位、公司都在这里开办了大大小小的机构,所有大小商店、农贸市场上出售的几乎都是中国货。更为明显的是,这里通用人民币,很少有人使用缅币。

  当然,中国人去缅北当兵并非都因为贫穷和好奇,也有一些“意外的故事”。曾经有一些中国的小伙,偶然发现缅北武装中有美丽的女兵——据说她们是从田间地头被抓来从事话务、情报、医疗和厨房等工作的——心动不已,然后假装进入缅北参军,熟悉之后约上自己喜欢的女兵逃到中国家乡,过起平静的生活,而缅北武装不敢到中国境内公开找人,最后只能作罢。于是在缅北的许多武装中一直有这样的说法,中国过来的兵特别是汉族兵非常聪明,但是他们一遇到打仗就会往中国跑,所以不如缅甸本地人忠心。

  一名已定居缅北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国际社会对毒品的打击越来越严,为避免目标过大,现在缅北的毒枭和军队已出现‘分开经营’的新情况,即贩毒的不养军队,养军队的不贩毒,然后双方采取押运合作的方式,巧妙地逃避打击。”

  事实上,尽管禁毒的呼声越来越大,但由于缅北许多民族长期靠种植罂粟为生,当地民族首领与毒品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地方民族武装“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他们不但经常与中央政府发生军事冲突,互相间也不断明争暗斗。不休的战事除了劳民伤财,还要搭上士兵和平民的性命,引起国际关注,损害缅甸的国家安全。对此中央政府显然不会善罢甘休,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一名政府官员说:“我们不希望任何民族武装继续存在,任何国家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与和平。”

  然而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进入21世纪初,缅北地区仍然存在着多支民族武装力量,军队人数从数十人到数万人不等;另外还有从各军中分裂出来的小武装,他们羽翼未丰,对雇佣兵的需求更是有增无减。其未来正如中国一名长期从事禁毒工作的人士所言:“只要缅北还有人种植罂粟,毒枭就会始终存在,雇佣军同样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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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需重建香港精神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05日18:52 南风窗

  □姚瑞琛

  从60年代中走过来的香港人王太,非常怀缅过去30多年来港人的自强不息、敬业乐业及专业精神。香港从一个完全依靠转口贸易和制造业的城市,转型至国际金融中心,靠的正是港人创立的独特的“香港精神”。

  王太发现,当年成长时面对的只是香港本地400万人的竞争;但新一代港人,却要和中国13亿人,甚至全球的精英竞争,若港人还失去这股精益求精的“香港精神”,就更易被边缘化了。

  但是,港人近年变了,整体素质的确是差了。最近发生的几宗事件,就令人不禁唏嘘。其中,有殓房职员因为疏忽,发生领错尸体事件后还去掩饰;铁路公司管理层中有20多名经理,竟然集体请假去“倒公司主席”;一对30岁的健全夫妇,不去工作,靠领取综援(政府救济金)过活,但竟然一年外游9次,而法官却轻判缓刑。

  港人素质下降,有传媒归咎于新移民大量拥入香港,将港人的素质平均水平拉低。但也有学者认为,港人公民意识不如以前,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与教育改革失败,大批青少年求学不成有关。

  香港社会福利署估计,每年全港有超过1万名青少年加入做“不归家的夜游人”,他们选择晚上不回家,原因是怕读书,又觉得人生没有前途。显然,他们都是香港混乱的教育改革下的“牺牲者”。

  香港特区政府非常焦急,每年在财政预算案中,投放最大笔的拨款就是教育,但是教育改革太急太乱,老师和学生都无所适从,整个社会都在互相埋怨。

  港府的焦急是有道理的,香港并无天然资源,要持续发展,就只能靠人才,人才不足就影响竞争力,会被主要竞争对手新加坡、上海赶上,甚至最终被淘汰。

  跟新加坡和上海比较,香港最缺乏的是灵活的人口政策。以新加坡为例,她是一个独立国家,人口政策自主而富弹性,能够令依靠人才的经济得以灵活发展;相反,香港特区政府面对的社会政治压力多,也不可以自行控制人口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今年3月底,发布了一项有关2006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竞争力报告》。报告指出,香港的综合竞争力在全国200多个城市中排名第一。香港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率表现最好,排名都高踞首位;结构和质量指数非常突出,排名均列第二位。效益和就业指数也比较出色,分别排第10和33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增长指数排名仅列198位,近乎“包尾”,增长势头明显不及全国其他城市。

  简单几个例子,就可说明情况的严重性了。据最新的广东电视收视调查显示,珠江台打败了亚洲电视、无线电视(TVB);广东自己拍的《外来媳妇本地郎》独占鳌头。过去20多年,香港电视一直占据广东人的荧屏。但现在,香港剧集被视为无品味的人才会看。

  一名香港立法会议员说,过去一年,到香港工作的“老外”大跌接近一成半,人数不足8万。其中,污染是主要原因。甚至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内地游客纷纷弃选香港,宁到其他地方,其中一个原因是香港污染问题严重。

  “香港是亚洲大都会,有独特地位,我们不怕新加坡、不怕上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4月26日出席香港银行公会午宴时,为香港打气。

  不过,香港传媒注意到,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最近访问上海时,上海市领导强调,上海近年的转变和转型,学习的对象是新加坡,不是香港。

  李光耀也回应,他看到上海的变化,不再只是单纯的宏观和硬体,而是从微观和软体发生新的飞跃,这意味着上海的变化是实质的、实在的、实际的。

  他还说,上海的转变并不是奇迹,而是有赖于正确的政策、资源以及人才。李光耀指出,上海及其浦东新区的转型及改革计划,如果能如期在2010年落实,它所要建立的港口与航空交通枢纽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愿景,将改变东亚的格局。

  上海未来随时有赶上香港之势。但港府经济顾问郭国全仍不甘示弱,扬言上海在10年间难以追上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甚至工序北移也不代表香港被边缘化。

  港人一直相信,为了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中央一定会维持香港竞争力。一名银行家就表示:“单看近期大型国企纷纷来港上市,令股市火热,就知香港有内地支撑。”

  但也有学者提出警告,正因为香港人已经习惯依赖大陆,这一心态,其实正是香港竞争力开始萎缩的危险迹象。

  据最新统计数字,广东省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到2.17万多亿元人民币,跃居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并已超越香港。

  过去8年,香港经济停滞不前,2005年的GDP只有1.3822万亿港元,比1997年只微增2.8%;人均GDP更倒退5.3%。若跟回归前的香港比较,就更难堪了,1993年,香港的人均GDP超过英国,低于美国,到1997年,英国超过香港,人均GDP为3.6万美元,香港只得2.6万美元。

  虽然,有人认为英国人均GDP增加的原因是汇率问题,但没有汇率因素的美国,人均GDP高达4.5万美元,远超香港。香港的人均GDP不增反减,去年只得2.5万美元。自金融风暴以来,香港跟泰国、菲律宾都是亚洲人均GDP没有增长的地区或国家。

  表面看来,香港仍被抬举为全国最具竞争力的地方,但港人实在很担心,香港会否慢慢沉沦下去。于是,特首曾荫权已迫不及待,日前在立法会答问大会上,突然提出要在今年9月前举行经济高峰会,主要目的是要应对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港府一向怕被外界指控“放弃积极不干预经济政策”,诚然,该政策是香港近数十年来的成功要诀之一,香港不应放弃。但是,“由市场发挥力量”不是“政府什么也不做”,相反,当前香港正需要一个强势政府,带领港人摆脱竞争力下降的困境。

  同时,香港整体社会也需要为提高港人的素质而努力,将过去几十年港人曾做到的“香港精神”,重新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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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如何兼备廉洁高效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05日18:52 南风窗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发自香港

  2004年香港总商会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通过对香港70多个政府和私人机构高、中、低级不同职系员工的薪酬比较分析表明,香港公务员薪酬(包括房屋和教育津贴)平均较私人企业和机构高20%至40%。个别职位甚至高出1倍至3倍。

  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公务员的薪酬是比较高的,这一点许多人都知道,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与之“配套”的公务员入狱“门槛”之低。

  某香港公务员因公余兼了几次课并收取报酬而被控有罪,犯罪的两项事实是:不该收取报酬,备课时使用了公家的电脑等设备。一名驾驶摩托车负责传送文书的政府工勤人员,因虚报、领取了若干天没有外出的“外出津贴”而被控犯罪。这是记者在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听到的两个故事。两案涉及的金额都不过是几千元,但所受的惩处都很严厉。在许多地方“根本不是事”甚至已经形成潜规则的“事”,在香港都成了足以被判入狱的罪行。

  同时,“在香港,一切都必须照章办事,同时,只要符合章程,事情就一定能够办成。”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马岳告诉记者。严峻的法律、严明的执法,换取了香港公务员队伍20多年的整体清名,也保证了行政的相对高效。

  亚洲讯息报告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4个代表性的国家(地区)中,香港公务员是“最不官僚”的一支队伍。2005年,香港共有25名公务员因贪污及相关罪行被检控,但少于2004年的38名和2003年的50名。过去一年,香港廉政公署共接获涉及公务员的贪污举报个案1161宗,而2004年、2003年则分别为1286宗和1541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俞宗怡认为,公务员的整体诚信文化依然稳固。

  高薪,有多高?

  香港公务员事务局的资料显示,在2005年12月31日,政府雇用的公务员约有15.55万人(不包括约1400名法官及司法人员和廉政公署人员),占香港劳动人口约4%,其中约1200人属首长级人员。政府共设有约400个职系或工作类别,分别属于行政、专业、技术、体力劳动等工作范畴,其下再划分为约1100个不同职级或工作级别。这些职级对应着薪级表上的不同等级,同一级的薪水在哪里都一样,没有部门之间的差别。

  公务员中,约70%是长俸公务员,差不多是终身制,他们按4个不同的薪级表支薪;非长俸公务员约占公务员总数的27%,他们是最低层的公务员,福利不多,主要是体力劳动者和一般技工;合约雇员约占公务员总数的3%,按合约条件支薪。合约期届满,可获得合约总薪俸的25%作为期满酬金。

  长俸制是港英政府19世纪定下的规矩,沿用了150多年,它沿袭英国的文官制度,公务员不论工作表现如何,薪酬都年年调整,级别自动提高。首长级以下公务员每年增薪级l点,直至达到该职级的顶点为止。纪律人员(警察、出入境、海关等)最低职级设2个“长期服务增薪点”,服务到一定的年限就可获得。在晋升渠道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安排显然有利于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

  除工资之外,公务员还有优厚的福利待遇,包括假期、房屋福利、医疗福利等。子女和家人的医疗免费,长期服务还会有免费旅游奖励。最吸引人的是,凡是薪点在38以上的高级公务人员,就可以申请房屋津贴。薪点在48点以上的,可以选择入住高级公务员宿舍或者领取房屋津贴,津贴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每月工资为11530元有子女的已婚家庭,其房屋月津贴为6800元,已婚无子女的为6100元,未婚者为4800元。这样,津贴费占月薪的40~60%。第二种是月工资为20685元已婚有子女的家庭,其房屋津贴为月津贴9400元,已婚无子女的,月津贴8500元,未婚的月津贴为6600元。津贴率也分别占45%、40%、30%。支付津贴的办法是先由公务员向业主缴纳房租后,再凭收据向政府申请发放该项房屋津贴费。

  香港公务员的高薪是举世闻名的,但这种高是相对的,并没有到与普通大众的工资水平完全脱离的程度。而且在不同的阶段,高与低会发生转换。

  刘先生2002年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进入香港政府某处做行政主任。一开始,他的月薪是1.5万多港元,相对于大部分月薪只有1万甚至不到1万的同学来说,他自认是“很幸运”的。但4年之后,那些当初加入私人机构、薪水比他低的同学,经过几次调职和加薪之后,很多人的收入都超过了他。“私人机构的薪水有弹性,可能涨得很快,我们就比较按部就班。”刘先生告诉记者。但他也承认,公务员的工作算是一份优差,“凡事有章可循,工作按部就班,生活平平稳稳,稳定,福利好,工作也相对轻松。”

  “在香港,公务员算是一个不错的职业,特别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私人机构是要减薪的,这时,公务员就很有吸引力了。经济好的时候,私人公司可能会配送股票、债券,公务员工资则没有这种弹性,是始终一贯制。刚入职的公务员,薪水会比私人机构的同类人员高,但行政长官和首长级的公务员,尽管年薪上百万,也肯定没有大公司的那些董事高。”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告诉记者。

  马岳则认为,在香港这样的商业社会里,政府要和私人公司竞争人才,相对的高薪和福利是必须的。但是,高薪并不必然能换来廉洁和高效。如果没有社会对政府广泛而自由的监督,再高的“薪”也养不出“廉”,只会增加公共财政的负担。

  没有“廉洁孤岛”

  2003年3月5日,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公布财政预算案,其中一项内容是宣布大幅提高汽车首次登记税。3月9日,有报章揭发梁锦松早于2003年1月时已预先买车,有逃税之嫌。梁锦松其后解释,他1月份买车时未决定加税,声称2月才决定加车税,并宣布捐出税款的两倍(约10万元)予慈善机构。尽管如此,梁最终仍然被迫辞职。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前买车避税并没有违犯法律和纪律,只是造成某种不诚信的怀疑,竟然也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香港公务员,固然享受着高薪和高福利,但也必须奉献与之成比例的廉洁和操守。而要做到这一点,不是仅仅靠个人的自律或空洞的宣传,而是有一套切实严密的监督体系。这套体系不仅存在于政府内部,也存在于外部。可以说,香港公务员受到全社会的监督。

  在内部监督方面,公务员系统有非常严格的制度约束。香港政府先后颁布了3个特别法例,即《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这些条例制订得非常细密严格,甚至有点不近情理。如《防止贿赂条例》第四条,香港政府和绝大部分公共机构不准雇员从公事中收受利益(包括礼物、借贷、报酬或佣金、任何职位或契约、代支付或免除清还任何贷款、任何服务或优待等),接受朋友的馈赠不能超过400元,向亲友以外的人借贷不能超过1000元。

  与这些要求配套的,是关于公务员本人的利益申报制度:每年须申报在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区的所有投资;任何相等于或超过20万港元的单项投资交易,必须在交易后7天内申报;每年须登记若干利益,供市民查阅。关于公务员家庭成员利益的申报,香港的规定相对宽松,只明令其必须申报配偶的职业。历史上就曾经有税务系统的官员,因为没有申报自己的配偶开了一家与此相关的公司而被开除,丢掉了几百万的公积金。而事实上,他的配偶根本就没有因为他的职务得到任何好处。

  而审计署是特区政府的外部审计师,拥有广泛的权力,可查阅政府部门的记录,执行相关职责和行使权力时无须听命于任何人士和机构。审计署长每年要向立法会主席呈交3份报告书,一份是特区政府的账目,另外两份是对政府部门的审计结果。后者审计的焦点是哪些政府部门浪费资源,营运缺乏效益。审计署每年的审计报告绝不是官样文章,一旦被抓到问题,违规部门和公务员将受到严惩。

  其实在香港,利益申报不只约束公务员,作为廉洁文化的一个体现,这一机制其实对很多机构、部门的公共任职人员都有制约。学校的校长需要利益申报,立法会议员需按规定申报利益,甚至很多私营公司的经理,也需要申报利益。这一机制的全面施行,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建立一个透明公开的环境。

  “公务员要廉洁,单纯的监督和自律作用有限,不能想象,在一个全面贪腐的社会里,公务员队伍能独善其身,成为‘廉洁孤岛’。”马岳认为,“香港公务员的廉洁,除了相关制度的严格之外,廉洁的社会和强有力的外部监督至关重要。在香港,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在法律框架内形成一个良性运转。”

  所谓的外部监督,除了大名鼎鼎的廉政公署,还有法院。香港崇尚司法独立,司法人员不受行政或立法机关牵制。政府如有越权或滥用权力,任何人都可以向法院申诉,控告政府的讼案与控告一般市民的讼案并无分别。由于司法独立,司法机构只对法律负责,而不是向政府负责,就能对所有的人群一视同仁,不存在经常“变通”法律和任意裁量的情形。

  媒体对政府官员监督更是无孔不入,不要说政府官员的不腐败行为,即使是任何一点影响职业形象的不注意的行为,也会被媒体披露,进而会受到惩罚。梁锦松买车就是先被媒体曝光的。

  廉洁是不够的,还要高效

  由于腐败的普遍性,一个公务员只要能保持廉洁,似乎已经很了不起了。但平心而论,纳税人出钱供养公务员,其初衷是要为自己提供服务的,不贪污事实上只是最低要求。而香港的公务员,不仅廉洁,在效率上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香港的公务员效率是很高的,办一个驾照,美国要等45分钟,香港只要20分钟。”曾经在美国留学的马岳对此评价很高。

  “香港实行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制度。殖民地初期,香港没有系统的政府机构,殖民统治者认为需要管理的地方,如税务、海关等少数有利可图的领域,就派驻公职人员进行管理。一直以来,港英政府管理的思路是积极不干预,对民间和社会性事务不愿意插手管理。回归后,除了英国总督变成‘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外,政府的架构及管理思路基本没有变。”张志刚如是说。

  政府小,架构简单,避免了叠床架屋,效率自然相对高。在政府架构上,香港只有特区政府这一级。整个香港虽然也划分为18个区,每个区设立了区议会、民政事务署及区管理委员会,但“区”并不构成一级政府,没有区政府的机构设置,区议会也只是民意表达机构。职能部门在地区的派驻机构与18个区也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只是在需要的地方才设立机构。具体到各个部门,副首长不是分管,而是直接负责某个部门的工作,可以说是部门领导兼任副首长。

  另外,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在法律上规定得非常明确,在法律上不存在职能部门不能覆盖的空白地带或重叠区域,因此很容易弄清某件事该谁负责,避免了职责不清导致的相互推诿。而在具体的执法程序上,规定也非常清楚:首先提出口头警告,口头警告不听再给予书面警告,如果再不听将发出律师函,再不听将提出“检控”,提交律政司派驻地区的区域裁判所审查后,认为需要就向法院提出起诉,由法院最后判决。执法人员自己没有处罚的权力,哪怕要罚1块钱,也要由法院说了算。

  记者此次到香港出差,和多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打交道,最直接的感受是,接触的公务员都非常礼貌、有效率,愿意尽可能地帮助你。如果做不到,也一定会有非常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没有推诿和不搭理的现象。很多的首长级公务员,更是在言谈中由衷地透露出对所在部门的自豪和使命感。也许,再完美的制度和监督,很大程度上也是解决“不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要推动人做好一件事,追求尽善尽美,则非有热情和认同不可。从这个角度看,香港公务员的廉洁和效率,不仅是相关考核和监督制度的胜利,也是对人的教育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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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器的中国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29日14:44 南风窗

  □张 锐

  对中国市场的偏执

  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偏执到什么程度?曾有人这样表述:日本企业把全球市场分为三等,最好的产品卖给美国,次流产品卖给欧洲,而基本符合使用标准的,就全部倾销在中国市场。

  这固然有玩笑的意味,但其中折射出的,却是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轻忽的事实。

  当欧美企业毫不犹豫地将研发中心甚至总部搬到中国时,当google重金聘用李开复专心浸淫中国市场时,高傲的日本电器企业却依然不屑于中国市场本土化的操作。有人曾作出这样的形容,中国企业在与外国企业谈判的时候,如果对方是美国企业,则往往所有的人都会中文,而当对方是日本企业的时候,会说中文的只有一个——日方翻译。

  与自己在中国市场纵横捭阖的长期历史相比,日本企业所拥有的本土化成绩似乎屈指可数。2005年,在中国打拼多年的日立集团才考虑在中国设立单独的地区总部,并将日立(中国)下属的“研究开发小组”改组为一个独立法人公司——日立(中国)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无独有偶,尽管东芝进入中国20多年了,但到现在才计划2006年6月在北京举行东芝产品的综合展示会,而这是东芝在中国的第一次。

  相比可怜的部门本土化,日系人才本土化更是乏善可陈。人才本土化一直是企业跨国经营的关键,但日本电器企业却始终不愿迈开实质性步伐。在中国的日资企业中,目前大部分企业的管理人员仍由总公司直接派出,而且高管成员几乎全是日本人,中国员工的级别最多升至课长一职。在欧美企业,中国公司的员工被派到总部学习并不稀奇,但对于日本公司来说,派中国员工到总部“受训”的情况还很少出现。

  这种唯我主义的人才晋级机制使得日本企业在中国很难吸收到优秀的人才。

  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偏执,还表现在极端不信任方面。众所周知,日本企业十分重视技术,更看重技术保密工作,尤其在中国市场上,这几乎是一种保守的防范。比如,在众多日本电器公司的科研部门中,几乎看不到中国人的身影,对中国员工的技术培训,也仅仅停留在基础层面。

  这样的策略,使得日本企业很难培育出中国员工的忠诚度,也就无法增加其中国工厂的投资持续性。

  目前,虽然一部分日本企业把生产基地、研发基地转移到中国,但他们却把核心技术和核心制造业留在日本本土。有迹象表明,日本企业在最近两年已经将外移的高端产品制造从东南亚或中国悄悄返回日本,并且这种趋势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将可能呈现出加速度趋势。

  轻视与不信任,最后导致的就是巨大损失。

  由于日本企业在中国启用大量日本籍的员工,且其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10倍,从而势必驱动日系电器产品成本的上升,进而抬高市场价格,削弱产品的竞争力。

  由于对中国市场缺乏深入而细化的了解,日本电器在中国的营销渠道只能移植日本国内的惯常做法。以手机为例,由于日系手机没有像欧美手机那样在中国真正进行本土化运作,而是采取其在本土经营手机的方法,把销售手机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运营商订单上,因此造成日系手机大面积丧失中国的零售市场;同时,由于日资手机企业高管层中缺乏对中国市场足够了解的本土经理人,因此造成了对市场反应的迟钝和转身的困难,最终导致日本手机在中国市场的集体被动和失语。

  对技术创新的偏执

  通过不断技术创新、赶超他国发明的方法,制造电子设备让日本公司在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取代了美国竞争对手。并且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中,日本企业一直躺在技术资源的雄厚积累上高枕无忧。

  对技术的偏执,日本企业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可以从其电器企业不断推出的新产品、新功能上明显表现出来。而同时,他们也在为此而深深自豪着。不过,当日本电器制造商们依托着一个又一个的新技术走上了全球电子产品的强人位置时,也为自己跌入技术“狂人”的泥潭埋下了伏笔。

  “技术索尼”是人们对日本电器企业的一个浓缩性概括,也是日本企业家们进行自我炫耀的旗帜。反映到产品形象上,日本电器似乎总是高端、高附加值和高想象的一个代表。可悲的是,几乎所有的日本电器企业经营者都十分信奉技术支撑之下的高端生产路线,结果让自己陷入“高处不胜寒”的被动。

  以日立为例,早在3年前,日立就放弃了低端家电市场并将重心转移到高端家电领域。日立相信以自己的技术开发能力进入中国的背投、等离子电视地带完全可以制胜10%左右增速的中国电视产品消费空间。然而,中国市场并没有完全按照日立的意愿向高端发展,以液晶为代表的高端家用产品市场的大幅增长,从2005年下半年才刚刚开始,而且还远远没有达到国内彩电销售额的1%。而日立面临的更为严重的挑战,则是国内外家电巨头早已在平板电视等高端领域做起了文章。而且国外和国内的家电厂商在低端市场也建立了品牌上的优势,日立在低端领域从此失语。

  实际上,日本企业所曾拥有的技术优势如今已经开始被解构。

  自从2005年以硅谷为中心的电子产业迅速地膨胀之后,技术已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壁垒,一些主导技术孵化的主阵地不再为大公司的研究机构所把持,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拥有巨大商业前景的种子公司或者干脆就是个人,因此,电子产品的高端作业也不再是日本企业包打天下。面对这样的技术生态,日本电器业也开始放低姿态,尝试向中低端市场渗透。如索尼在前不久宣布将多款笔记本电脑价位降低至8000元(人民币)以下,并完成了将低端产品的生产及研发向中国的转移。而与此同时一直坚持高端的索尼爱立信公司也向中国市场推出了1500元以下的低端手机J300C。

  可是,日本企业“向下走”并不是那么容易。在中国市场,日本电器产品所积累的客户和用户群体已经对其产生了较为深刻的价值认同感、感情投入度、产品满意度,甚至品牌依赖度。如果日本电器放弃高端形象的定位,产品价格势必越调越低,加之巨额的亏损,将会更少有资金支撑其品牌的培育和拉升、市场的开拓和技术的研发等,那么久而久之,日本电器必将变成“大路货”。因此,日本企业实际上已经陷入“两难”困境中:坚持高端,市场份额就无法维持,要走低端,品牌形象就有危险。

  如同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对武林中人所描述的那样,越是那些武功盖世的大师越担心他人超过自己,靠技术之长打天下的日本企业对于技术的保密性有特别的敏感性。

  一方面,日本电器企业为了取得价格优势不得不转移到中国,以得到廉价的劳动力,但另一方面他们深知如果大批制造业从国内转移到国外,将不可避免地培植竞争对手并加剧竞争。于是,许多日本企业在技术上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自我封闭的道路。值得指出的是,为了防止技术的泄露,日本企业往往对派往中国的日本管理人员实行每三年一次的轮换制度,这一方面使得员工的忠诚度大大受到挫折,另一方面也极易诱导出管理层的短期行为——为了任期内的自身业绩而不注重纠偏过程甚至不惜牺牲公司的市场形象。

  当然,令日本企业更加始料不及的是,如今的电子技术市场正在大踏步地从封闭走向开放。

  对于像微软这类新进入电子市场的商业巨头来说,因为本身成长环境就习惯了在与其他竞争者贴身肉搏中取胜,因此从进入这个领域就习惯于开放性战略,通过授权、开放式平台等,吸引更多的软、硬件技术开发商和研发人员参与同盟阵线。如针对索尼推出的蓝光DVD格式,微软和英特尔联盟日前就公开表示支持相关DVD企业与索尼叫板对阵。对此索尼如果熟视无睹,极有可能给对方制造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对多元化的偏执

  扩张,这个词语在日本企业里,是鲜明的动词。

  打开日本电器企业的成长记录,人们会很轻松地浏览到过去他们走过的由技术相关产业开始疯狂“圈地”扩张的历史。

  以索尼、东芝等为代表的日本电器企业长期沉溺于戴明(Deming)和朱兰(Juran)的管理理论,也就是带领他们走向早期成功的“多角化扩张战略”和“资本融资战略”,而这些战略也锻造出日本企业不同于欧美企业的经营哲学:只要认为有赚钱的好前景就投钱。

  以日立公司为例,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之一,日立在创下了建立中国首家显像管电视生产厂等诸多第一记录之后,随即抽身进入了中国的能源、交通、信息通信、数字媒体、生命科学等许多领域,即便是日立日前所敲定的在华九大重点业务系统,也给人一个十分庞杂的印象。因此,今天的日立在许多中国消费者的目标诉求之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据零点公司调查,18%的中国消费者不了解“日立”这个产品,31%的消费者认为日立是一家IT企业;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20岁以下的消费人群对日立品牌基本没有印象,20岁~30岁的消费人群中,对日立有了解的也仅占17%。

  日立无所不能的通吃路线实际上在其他日本电器企业中得到了完美的复制。

  如果有人要问索尼是什么?可能谁都不能够给出一个清晰的回答。娱乐、影音、游戏、在线下载、消费电子?索尼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从单一的消费电子领域延展得让人摸不着头脑。

  而松下的趋势也十分明显。目前在中国的产品种类之繁多几乎涵盖了家电业类的所有产品,从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音箱、小家电、热水器、微波炉等。即便如此,松下在中国的产品市场运作中成为该产品类别中的领导者和第一阵营的并不多。相关行业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松下的产品只有洗衣机排在行业第五、冰箱排在行业第十,微波炉排在行业第五。

  至于东芝,其在全球开展的业务中的绝大部分都已经引入中国市场,既有参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又生产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数码产品和家用电器。

  成就和坚持一个品牌很难,但毁掉一个品牌可能是在不经意甚至是顷刻间的事情。其实,品牌形象及其附着的产品等,都已经在消费者心目中产生了一个固化的位置,营销术语叫做“心智资源”。比如提及BMW,你立即想到的是驾乘的舒适感,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晰化的形象,在选择宝马轿车时,价格已经不是考虑的首要因素。假如宝马推出类似桑塔纳这样的轿车的话,品牌元素将会产生裂变而使得整个品牌形象模糊不清,那么势必遭到极为讲究身份、地位和圈子的高端消费者的摒弃,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品牌离消失不远了。而日本电器则似乎正在走类似的道路。

  拉长产品战线同时不断强化业务主导板块是企业多元化的最高境界,但可惜的是日本电器企业距离这种要求还相当遥远。日益虚弱的业绩说明了日系电器已经没有强势的业务主导板块作支撑,或者说原有主导业务正在被稀释。

  日立曾在中国市场唱主角的家电产品阵营日益收窄,除了空调外,彩电产品只有背投和等离子电视等高端产品,数量不过十几款,这是造成日立销量日减、品牌知名度日渐下滑的主要原因。

  对于整个日本电器企业而言,奉行“无所不包”的传统战略,最终只能驱使他们在市场的选择上看重短期的投资回报率,而不重视长期的战略发展前景,只看重满足消费者诉求的能力,而不重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执著与偏执的差异

  日本企业的向心力是巨大的,有人说是因为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演化为现代企业内部的凝聚力而造成的。而在武士道精神中,真正核心的就是执著并坚持、忍耐与不妥协。可以说,日本企业完全地继承与发扬了这些精神体制。也正是这样的精神,让日本经济在二战的一片空白中迅速崛起。

  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在发展,市场形式也在演变,当初所坚持的东西是否还适应眼下的潮流与需求呢?日本企业似乎并不愿意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他们只是坚持着,再坚持着,逐步发展到如今的一种偏激与固执。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在40年前始创的事业部制。

  事业部长不是接受最高领导决定的纵向管理者,而是接受最高领导分来一部分权力的管理者,各个事业部独立核算,但不承担母公司的经营风险。这种松散型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当然能够最大化地刺激子公司的潜在能量,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剧,要求企业机动性与整体调度相配套时,日本企业却表现出一种不适应。

  但稍微扫描一下在华投资的日本电器企业,给人的印象几乎全部都是事业部的化身。

  日立目前在华企业达到122家,但这些企业都是各做各的业务,而对于日立东京本部来说,这 122家企业都可以分别发出它们不同的声音。与日立相比,松下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则更加分散。在中国,松下只是设立一个总的投资机构,各个子公司单独核算。不仅如此,在营销网络上松下采用的多是自建网络,因此,松下在华的投资公司和独资公司基本上是一个公司一个营销网络。

  实际上,当公司事业部制一旦遭遇重竞争而非合作的日本企业文化时,其对日本企业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高度自治的业务部门不仅使公司内部难以得到有效的沟通,而且使得企业各个管理层级之间无法就管理目标进行迅速而彻底的协商。

  这样的失败,难道仅仅是全球经济变革与技术交叠造成的吗?日本企业文化不可否认有着其优势的一面,但片面恪守不懂变通,显然无法适应眼下这个多变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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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治本 廉署之道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05日18:52 南风窗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发自香港

  具有权威影响的“透明国际”机构公布的清廉指数世界排名,香港1997年排在第18位,几年来排名不断上升,2002年和2003年排名均为第14位。除此之外,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9年将香港评选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并认为香港的成功,首要的原因就是廉洁的政府。正如香港特首曾荫权所指出的:“香港在全球竞争力中的一项重大优势,是公营和私营机构的廉洁。这是国际社会高度推崇和广大市民引以为傲的香港制度特色,也是我们必须维护的核心价值观。”

  腐败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大量人口的拥入,香港的经济开始加速发展,财富大量涌流的同时,监管措施的落后使贪污歪风渗透到社会肌理的方方面面:据资料显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仅香港警察队伍每年从黄、赌、毒集团所得的贪污贿金就达10亿港元之多,以换取执法人员不干预或假意扫荡的回报。一个叫韩德的警司在19年的警务生涯中攫取了500万港元。入狱时他很坦然地说:我只是运气不好,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是非常自然的事。此时,香港也有反贪机构,但只是警队的内部机构,因此所谓的肃贪,也只是走过场,稍微有点后台背景的人,都能成功逃脱惩罚。

  而在日常生活中,病人如果不“打赏”护理员和杂工,连开水和便盆都得不到;食肆要取得经营牌照,必须向有关部门派钱疏通;建筑公司要“识做”,向验楼人员行贿才能拿到入伙纸;甚至连消防人员救火,也要先收取“开喉费”。市民对此不仅耳熟能详,甚至接受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对此的一个比喻是:“贪污是一辆行驶中的巴士,有些人登车乘搭,也可以各自走路,但如果挡在它前面,势不可挡,后果自负。”

  1973年,总警司葛柏在提前退休前被发现拥有430多万港元解释不清的财产,尽管葛的名字已列入入境事务处的“留意名单”内,但他仍然利用机场特别许可证绕过正常的关卡,逃离香港。

  葛柏潜逃使香港蓄积已久的民怨爆发。以港大学生为首,学生们在维园举行集会,批评政府处理贪污失误,打出了“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集会获得数千名群众的响应。

  为平息众怒,当时的港督麦理浩下达手令,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的原因以及检讨当时的反贪工作。百里渠在随后的报告里,详细分析了反贪机构存在于警察机构内部的弊端,因此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以挽回公众信心,否则政府永远置于被民众质疑与声讨的对象。”

  其后,《百里渠报告》公开发表,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依据《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成立,其英文名称为ICAC(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直译为“反贪污独立调查机构”。

  廉署成立后经办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葛柏案,因为两名曾贿赂葛柏及目击其贪污过程的前警司愿意转做污阒と耍鹬沼诮鸢匾苫叵愀凼苌蟆W詈螅鸢乇慌腥胗?年。在香港司法史上,第一次因为贪污罪将一名高官送进监狱,这一行动打破了香港社会对廉署“敢打苍蝇,不敢打老虎”的预判,让人们明了廉署打击贪污的决心,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静默的革命。

  廉署成立首年,便收到超过3000宗的贪污举报,两倍于上一年警察反贪部门接获的案件数量。自葛柏案到1976年,成立不到两年的廉署,在警察部队里便挖出了近20个贪污集团,数名警司级警察被捕,数百名各级警员被逮捕或通缉。自此,廉政公署的标志“ICAC”逐渐成为香港市民的信心,香港开始了廉政时代。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廉署成立时,所接到的投诉,有86%与政府部门相关,其中投诉警察贪污的,即占45%。经过30年不遗余力的打击,到2004年,廉署接到的投诉中,涉及政府的已下降到34%,其中涉及警察的,已下降到11%。30多年来,与当年腐败被市民接受为生活的一部分相反,零度容忍也几乎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时至今日,“给茶钱”几已成为绝响,2005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95.5%的被访者表示,自己或亲友并没有在过去12个月里遇到贪污。廉署经过多年的努力,终能“移风易俗”,这与廉署独特的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和内部高度的廉洁分不开。

  拥有1300多名职员的廉政公署,不属于香港公务员系列,不受公务员条例约束,也不受其他政府部门的指示和控制,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署之“独立”,早先只对港督麦理浩负责,后来只听命于董建华和今日的曾荫权。除此之外,一概不认。

  在自主权外,廉政公署还拥有庞大的调查队伍以及特别调查权力。因为廉署的工作对象都是有职有权的人,所以廉署工作人员享有很多特殊的权力,其调查权力极大,可调阅任何资料、处置财产、搜索扣押,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违者可处徒刑1~3年。此种权力,甚至凌驾于检察官之上。而廉署人员执行任务时,有权进入和搜查任何楼宇,必要时还可使用武力,还有申请获取旅行证件的权力。不难看出,廉政公署所拥有的强力调查权,保证了该部门在调查案件时不再顾忌更多的“禁区”与“高压线”。

  权力一大,便容易滋生腐败,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反贪局之类的机构,但没过多长时间,反贪局往往会变成贪污局。香港只有一个廉政公署,却成功避免了这种情况,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一套完善的权力制衡体制:廉署权力虽大,但搜查令、扣押财产、收缴旅行证件须经法庭批准和签发,而专员只可在紧急情况签发手令,并须向独立的委员会说明理由;廉政公署不具有检控权,它只是一个犯罪调查机构,在它完成调查程序之后,须将相关的证据材料提交律政司,由律政司司长或检控官决定是否提出检控;到了法庭上,政府有检控官,犯罪嫌疑人也会聘请律师,而法官则是一个消极中立的角色,这种情况下,程序上稍有漏洞,证据上有一点瑕疵,最后都可能被抓住把柄而功亏一篑。也因此,廉署所检控案件的判罪率高达70%以上,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廉署自成立以来,已设立内部调查及监察组,有关投诉廉署人员涉及贪污的案件,在获得律政司同意后由该小组调查,并由负责监察廉署的“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监察,而有关廉署人员的刑事投诉则由警方负责。而负责监督廉署调查工作的独立委员会,由来自法律界,商界等专业界别和立法会议员组成,并由非官方委员担任主席。委员会定期开会,审查廉署调查的每一宗个案,其中一些重大案件,还需要定期向委员会汇报。

  除了他律之外,廉署对其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操守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这些要求,通过年复一年的教育培训,已内化为廉署工作人员的自我意识。近3年来,廉署1300多名职员中,因触犯法律被司法机关调查或起诉的,每年不超过3人,而且没有一个与职务犯罪有关。今年年初,有一廉署职员只因谎报病假,就受到了非常严厉的处分。

  更难以置信的是,廉署的职员中,竟没有一人投资股票,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工作中可能会接触到与股价变化相关的信息,如果利用这些消息赚钱,对普通的投资者是不公平的。

  放心举报

  廉政公署在多区设分处,并有24小时服务的报案中心,由经验丰富的调查人员负责,所有投诉均会保密,泄密者将受法律追究,以确保举报者无后顾之忧。每天早上七点是廉署举报中心的“截数时间”,中心职员会整理好过去24小时接获的投诉,无论投诉的性质如何轻微,都会列入“早晨报告”,由执行处首长及处长级人员进行审议,决定是否展开调查。廉署网站上承诺的服务标准是48小时内对贪污举报作出回应。

  举报中心绝对严禁非中心工作人员进出,甚至包括廉署其他部门同事。而在处理举报时,只有在工作上必须知道内情的调查员,才会获知调查的内容和进展,连同一组别的调查员也不例外。负责接见市民的人员,经过严格训练后,尚要由上级从旁指导一段时间才能够单独会见市民。

  只说了句“我知道某某部门有人贪污”便匆匆挂线,或是在廉署分区办事处门外徘徊多时才推门而进。市民早年这些战战兢兢的举措,很快便被廉署人员的审慎办事态度改变过来。据统计,廉署成立之初所接到的署名举报只占30%,而到现在已增加到70%以上。

  1995年3月29日,香港历史上最大的走私香烟案的污点证人徐道仁在新加坡被暗杀,而此前,尽管廉署一再警告,徐道仁仍拒绝廉署为他提供保护,且移居新加坡,而廉署依法不能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执法或执行证人保护计划。此后,廉署在1998年4月成立了证人保护及枪械组,负责处理和执行廉署的证人保护计划。目前,凡是被列入证人保护计划的对象,廉署将派出武装人员,对证人进行全天候的保护。徐道仁因此成为廉署历史上第一也是唯一的证人被杀事件。

  1987年,廉署成为香港及东南亚地区首个采用单面镜认人设备的执法机构。每次认人时,廉署会请一些临时演员来,把犯人混在他们中间,证人只需在镜后面说出号码。由于证人在认人过程中不会被疑犯看见而暴露身份,因而有越来越多的市民愿意提供帮助。

  葛柏案虽然在刑事方面早已宣判,但在民事上,对葛柏所收贿款的追讨到今天都没有结束。1985年,政府成功拍卖葛柏的英国房屋,冻结其名下当地银行存款,追回了40多万元。1994年,政府再次入禀法院追讨640万元的贿款和利息。尽管葛柏的钱早已去了外国银行,追讨非常困难,但廉署人员表示,只要一天得不到葛柏确切的死讯,葛柏案的案卷就一天不会封存。这种锲而不舍,誓要讨还公义的精神,贯穿于廉署32年历史的始终。像著名的佳宁集团案,廉署穷追了17年才将一名疑犯引渡回港;在海外信托银行案中,廉署共会见613人,为从美国引渡嫌疑人,准备了23本共1.2万页的文件;在联交所案中,会见近千人,录数百份口供。这样做,反贪污的成本确实是高,但彰显了法律精神,表明了廉署不惜代价反贪污的决心,这也是香港成为廉政之都的精神所在。

  反贪如何治本?

  首任廉政专员姬达在廉署成立时就表示:“倘若不能改变公众对贪污的看法,反贪的工作不可能完全成功。”这句话,道出了反贪的难点和关键所在:一些人对贪官深恶痛绝,但是如果让他们手握一方大权,很可能也会走上贪官之路。可以说,许多羡慕贪官的百姓正是贪官生成的土壤和后备力量。而铲除这种土壤的最好途径,无疑就是培养他们的廉洁价值观。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重治不重防的反贪策略相比,廉署的缔造者30年前设计的反腐战略中,最令人钦佩之处就是把预防工作提升为反腐败体系的重要支柱。执法、预防和教育“三管齐下”,充分显示了当时制度设计者的政治智慧。

  廉署在成立之初,成立了三个部门,除执行处负责具体案件的举报和调查外,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分别在做反贪的预防和教育工作。

  防止贪污处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改善有可能导致贪污的工作方法及程序,并为公营、私营机构等提供良好的防贪顾问服务。防止贪污处可以审查任何一个政府机关的程序,认为某个工作程序可能导致贪污,就会写出报告要求他们改过来。1975年,廉署完成了第一份防贪审查报告,主题是探讨检讨管制内地非法入境者的措施。时至今日,廉署已完成了2800多份审查报告,涵盖的范围从蔬菜鱼秧的运送安排,到相当复杂的楼宇椿柱测试程序,无所不包。由于廉署人员在制定这些程序时会深入工作现场,反复核实了解,小心求证,又力求把报告写得每个人都能明白,所以总能提出为市民欢迎的反贪建议,这些建议超过90%都能在一年之内落实。

  而社区关系处则负责反贪教育,推动各界人士采取预防贪污措施及提倡诚实公平的价值观。早年,廉署人员挨家挨户探访屋居民,避风塘艇户和小巴司机,解释贪污之害。由于家访都在晚上市民回家后进行,为保证安全,大家约定每隔一段时间碰一次面确定行踪。曾有人迟迟未露面,大家慌忙往回找,才发行她被一名热情的住客拉住不放。

  社区关系处很善于利用大众传媒进行“肃贪督廉”教育,他们每年都会利用崭新的手法制作宣传短片和电视剧,在电视上播出,以提高市民对贪污的警觉性。为达到宣传目的,廉署可谓无“微”不至,通过地铁月台,巴士车身,公共电话亭等各种媒介,廉署把反贪观念深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平生不做贪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贪污毁商机”,香港市民非常熟悉这样的肃贪警示广告。很多类似的广告脍炙人口,多次在本地和海外广告大赛中获奖。

  在具体的宣传手法上,廉署则很注意结合不同人群的需要。每所小学校每周一堂课播放德育教育卡通片“想一想”。故事一般是无结局的,为的是引发学生作道德思考并且撰写道德文章。而大中学生接受的廉政课程是“反贪个案齐探讨”。廉署每周提供一个案件供课堂讨论。此举,是要给将来成为公务员的青少年打防腐疫苗。廉署的反贪教育甚至开始于幼儿,为此专门设计了卡通人物小兔“智多多”,并按孩子们心目中面圆耳短的形象为它“易容”,迅速获得爱戴。为拓展廉政工作的接触面,廉署成立之初就开始招募义工,现在,这个名为 “廉政之友”的义工组织已经有逾千名会员。

  值得一提的时,廉署的成功,离不开香港独立而又力量强大的传媒,舆论成为影响政局、引导民众注意的重要力量。香港大部分媒体,非常热衷于“揭丑”,如果哪个官员有不检点之处给媒体挖出来,马上就会被媒体大批特批。不但官员声誉扫地,廉署等司法机关也会马上跟进。去年下半年,香港一家媒体披露上任不久的某机构官员曾接受富商赠送的几张机票,此人在媒体的一阵猛轰之下,被迫引咎辞职。足见媒体舆论监督的威力!

  未来的挑战

  经过30多年不懈的努力,廉署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抽样调查显示,过去5年每年均有约99%的市民对廉署的工作表示肯定和支持。香港迅速由乱而治的经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现在,包括韩国、澳门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反贪机构都像香港一样取名为廉政公署,希望拥有和香港廉署一样的效率和权威。尽管如此,廉署的反贪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廉署均面临着形式不同的挑战。

  1977年,廉署处理了尖沙咀警署集体贪污案,有30多名警队官员被起诉、判刑。这一系列针对警务人员的贪污行动而采取的惩罚行动,引起警务人员的强烈不满,先是罢工举行抗议游行,直至爆发“廉警大冲突”:该年10月1日,5000名警员冲击廉署总部,砸烂廉署设施,凌辱和打伤廉署人员,警察还威胁,如果不削减廉署的权力,他们将逐步停止执法工作,严峻的形势给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巨大压力,他不得不妥协,颁布“特赦令”,赦免警方1977年1月1日以前的贪污罪行,但案情特别严重的,或者逮捕令已发出除外。但是矛盾并未解决,有人得寸进尺,继而要求全面和无条件的特赦,甚至要求解散廉政公署。于是麦理浩召开立法局紧急会议,利用紧急立法权,只用了30分钟,闪电般“三读”通过了《警务条例》的修正案,规定任何警官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将立即开除,不得上诉。这才平息了警队内刚露头的叛乱。接着,港督软硬兼施,对118名有贪污嫌疑行为的警务人员,根据《殖民地条例》有关规定,在不予起诉的情况下强迫退休,总算平息了此次事件。

  到了2004年,在轰动一时的“广兴案”、“涉贿陈裘大案”,以及8月初开庭审理的“毛玉萍案”中,廉署连续受挫。其主要原因皆由于被指责其查案手段违背《基本法》条款,侵犯居民通讯自由权利。在“涉贿陈裘大案”中,廉署在陈的办公室装的摄像机,拍摄下陈受贿甚至点钞的全过程,陈的受贿事实可谓证据确凿。但区域法院法官指廉署取证手法违反《基本法》,唯一可以做的是在现阶段永久终止聆讯,他甚至批评廉署的做法无耻及罪大恶极。

  为堵塞漏洞、避免出现法治的真空,香港特首于2005年8月5日签发针对秘密监察的行政指令,授权四大执法部门进行秘密监察。事件却未因此平息,香港大律师公会和香港律师会相继表态反对,认为行政命令不能等同法律程序。2006年2月,香港高等法院裁决认为,特首行政命令不足以作为执法人员进行秘密监察的法理基础,但为免判决会造成法律真空,罕有地将判决暂缓6个月生效,让港府及立法会及时立法。

  廉政专员黄鸿超承认,最近廉署有几宗案件的调查手法被法庭批评,对员工的士气有影响。廉署前执行处处长陈德成说:“30年前的贪污罪行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的,猎人当然很容易捉拿猎物,但时至今日贪污罪案是在黑暗中秘密进行,所以廉署为了成功打击贪污恶行,往往要秘密调查,不但要揭发罪行,更要搜证及举证,才能将猎物绳之于法。”

  要反贪,相关部门就必须有足够的权力和手段,但窃听电话、秘密录音等做法,有时又无可避免地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如何获得这两者之间的完美平衡,对包括廉署在内的一切反贪机构,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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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和间谍沉冤并未昭雪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09日07:38 国际先驱导报

  李文和与他的律师面对的是政府与强势媒体的联合,息事宁人成了双方的选择,不过事实的真相也随着和解协议石沉大海

  国际先驱导报驻洛杉矶记者曹卫国报道轰动一时的李文和诉美国政府侵犯隐私权的民事案在长达6年半的诉讼后,近日终以“庭外和解”落下帷幕。这位曾蒙冤入狱9个月、受尽非人待遇的华裔科学家,获得美国政府及《纽约时报》等5家新闻机构总计160多万美元的
补偿。然而美国政府并未承认在李文和案发前有侵犯其隐私的行为,5大媒体也始终坚持它们对李文和案的报道并无偏差,参与和解只是为了使其记者不必因为“拒绝透露消息来源”而继续被法院找麻烦。

  真相最终没有揭开

  1999年12月,美国能源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科学家李文和因被美国情报部门怀疑“充当中国间谍、向中国泄露W88核子弹头资料”而锒铛入狱。2000年9月,最终由于缺乏证据,在李文和与政府达成承认“不当处理受到限制的资料”一项罪名的认罪协议后,政府撤销其他58项指控,李被当庭释放。

  李文和在入狱之初,即向司法部、能源部及联邦调查局提出侵犯隐私权的民事指控,指控政府官员在对他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不恰当地将他的个人资料泄露给媒体,致使媒体在报道中直接写出他的名字,严重侵犯了他的隐私权。李文和要求政府就对他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李文和的律师怀疑当时能源部的高级官员,包括能源部长理查森和该部反间谍部门负责人特鲁洛克,但这些官员在法庭作证时均否认曾将李文和的个人资料泄露给媒体。

  根据今年6月2日达成的庭外和解协议,李文和将从美国政府获得89.5万美元用于支付这起诉讼案的法律费用及相关税款,此外美联社、《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也同意向李文和支付75万美元,以结束这些媒体的5名记者因拒绝向法庭透露政府方面的消息来源而面临的藐视法庭罪指控。这5家媒体并非此案的被告,但由于他们的记者在法庭作证时拒绝透露消息来源,导致案件审理无法继续,因而被法官指控藐视法庭。

  在国家安全的命题下,对个人隐私权的主张往往会显得十分无力。李文和和他的律师们明白,他们此次面对的是政府与强势媒体的联合。尽管被控藐视法庭的媒体记者已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但由于控辩双方对此案未来进展都没有把握,为了避免案子久拖不决而节外生枝,息事宁人成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选择。而究竟是何人向报界透露李文和案案情,也将随着和解协议的达成而石沉大海。

  只赔款,不道歉,更不认错

  李文和在与美国政府和5大媒体达成和解协议后发表声明说:“希望今天达成的和解协议能够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政府官员和新闻工作者在履行职责时必须而且应该负责任,他们必须对国家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隐私权保持高度敏感。”

  然而美国政府和媒体对和解协议却另有解释。美国政府的律师在和解协议达成后强调,和解协议中的金额不应认为是对李文和损害的赔偿,政府并未承认侵犯了李文和的隐私,言下之意政府只是给了一个台阶让李撤销指控,因此李文和原先要求的政府向他道歉一说便无从谈起。用司法部和能源部的说法,政府掏的这笔钱“决不是对李文和伤害的补偿”,仅仅只是“律师费”而已。

  5大媒体在协议达成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言之凿凿地称,它们是为了保护消息来源和记者才违心地参与和解,并强调对李文和案报道的准确性本身始终没有受到质疑。5大媒体在事后均表示,参与和解是为了破财免灾,是它们保护消息来源和记者的最好选择。5大媒体居然还理直气壮地用“公众知情权”为自己辩解。“本案中记者们的工作本质就是报道公众感兴趣的事,如果不是我们从秘密渠道获得消息来源的话,公众是不可能知道整个案情的。”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是唯一未能与李文和达成和解协议的主流媒体,当时其报道李文和案的记者皮埃尔·托马斯现在供职于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新闻网发表声明说:“我们不知道向李文和赔偿的做法是否合适,所以我们不同意这样和解。”美国有线新闻网还表示,它已经为托马斯与李文和官司掏了100万美元的律师费,因此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

  种族因素是“潜规则”

  许多人相信,联邦调查局针对李文和的“间谍罪”冤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文和的华裔身份,李文和也曾指责政府调查人员是出于种族偏见而捕风捉影将他列为重要怀疑对象。但美国政府不可能承认这种说法。为了换取人身自由,李文和当初在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时,同意放弃这一指责。根据美国宪法,基于种族因素提出指控是非法的,当时美国的司法部长雷诺与能源部长理查森尽管都承认对李文和的处理有不妥之处,但均否认李是因为种族原因而成为受害者的。理查森目前是新墨西哥州州长,他在去年出版的自传中承认,尽管李文和是有罪之人(指李承认的违反规定下载实验室资料的指控),但将他单独囚禁9个月的处理确实有失妥当。

  宣誓效忠美国并不能改变身上的种族特性,更不能改变一些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印象,这是李文和们最大的无奈。李文和在狱中曾有过这样的反思:“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华裔、像我一样的亚裔人,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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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八国联军里的中国士兵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15日16:16 中国新闻周刊

  当年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中,有一支被英国人雇佣的华人军队“中国军团”,用中国人打中国人,进攻自己国家的首都,打自己的皇帝和太后

  鸦片战争的间歇,大着胆子溜出来看热闹的中国人发现,在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军队里,夹杂着大量肤色很杂的人。这些人身上穿的跟白人差不多,但头上却裹着一个大头巾,显得头特大。中国人管他们叫“大头兵”,或者“大头鬼”。当时的国人不知道,这些人其实是英军中的印度锡克士兵。

  由于印度士兵的加入,这场战事给了做看客的中国人更多的“眼福”。在他们眼里,洋鬼子肤色很杂,也很斑斓,有白夷、黑夷、红夷,以及不黑不白之夷等等,好看煞人,边看,边增加自己的种族优越感——觉得鬼子不像人,像动物。印度士兵的头巾,也给人印象深刻,因为它多半是大红的,高而臃肿,凡是看到而且喜欢记录的中国人,总是忘不了记上一笔。后来,在上海租界里,英国人用印度人当巡捕,上海人称之为“红头阿三”。这个戏谑的称谓,显然跟头巾有关。

  缠头巾是印度锡克人的风俗,也是他们的教规,聪明的英国人为了让殖民地的人做炮灰,在变革他们上下身服饰的同时,容忍了他们的头顶。殊不知,这个特别的头顶,到了中国,却变成了二等洋人的标志,让中国人很是厌恨。

  然而,时代总是在前进,谁也没有想到,到了19世纪末,在中国“租借”了山东威海的英国人,居然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了中国,在威海建立了一支“中国军团”,这支军队的服装跟印度的锡克兵一模一样,头上也顶着一个大头巾,或者说是头巾形的帽子。

  据资料记载,“中国军团”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长枪队、炮队、机枪队、骑兵队一应俱全。这支军队的士兵,大概是中国第一批接触并使用马克沁机枪的人。从这支军队留下来的老照片来看,这些来自山东各地的小伙子们,虽然头上裹着头巾显得有点怪异,但军容严整,浑身上下透着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趾高气扬。只是虽然号称“中国军团”,但军官却都是英国人,列起队来,每个排的旁边,都站着一个戴着大檐帽的英国军官。

  作为殖民者的白人,很少做亏本的买卖。他们招募中国兵跟招募印度兵一样,都是要用他们打仗的。“中国军团”刚刚练好,打仗的机会就来了——中国闹义和团了。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但威海附近却没有闹出多大动静,因为被“中国军团”剿了。

  不久,威海的“中国军团”北上,加入西摩尔联军,不仅跟义和团,而且跟中国的正规军交上了手,参加了进攻天津和北京的战斗。据说,这支中国人的军队打得很不错,在进攻天津的战斗中尤其突出,接连攻下几个军火库。战后,为了表彰这支军队,英国人特地设计了一种带有天津城门图样的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徽记。一位当年“中国军团”的英国军官写道:“中国军团远征作战的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即使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和没有行成的北仓,这些远征都是我们干的,没有其他军团参加。”(巴恩斯:《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转引自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

  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军团”计400余人,进攻北京的联军中英国军队一共才3000人,中国人占13%强。而联军中法国军队才800人(以越南士兵为主),奥军58人,意军53人。如此说来,所谓的八国联军中,还有一些中国人,服饰跟印度兵一样,以至于当时被打的所有中国人,都没有觉察,一直当他们都是印度兵。

  令我们在“佩服”殖民者的“以华制华”策略高明的同时,不能不反观一下我们自己的百姓。传统的忠君爱国的观念,在晚清的乱世,很明显靠不住了。在同一个地方,一伙人跟洋人誓不两立,嚷着杀洋灭教,虽然刀大多都落到了信教的中国人头上,但对洋人的敌意无疑是明显的。另一伙人(他们其实也不是信教的教民)则跟着洋人杀中国人,杀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头上。上个世纪末,世界还真是有点乱。

  最后提一句,后来,英国人为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士兵阵亡者立了一块碑——当时这支中国军队打得相当卖力,阵亡23人——碑文中英文双语,但碑的样式,却是地道的中国式,云头龙纹,跟中国政府为在义和团时死了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的牌坊一样,绝对中国,但却是对中国的……什么呢?——羞辱。★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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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ne 11, 2006

三个德国男人的战争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10日 17:11 经济观察报

  冯晓虎/文

  世界杯,四年一度的世界大战。

  渴望四度抡圆的东道主德国,靠谁来赢得这场世界大战?
  克林斯曼、萨默尔、比埃尔霍夫。个顶个是威震世界足坛的狠角色,1996年欧洲杯冠军主力:萨默尔是自由人,克林斯曼是队长,而比埃尔霍夫攻进了夺冠金球!

  2004年欧洲杯之后,暴躁的沃勒尔受不了德国人民的鸡蛋里头挑骨头,拂袖而去。四处求救无门,足协只好远涉重洋,请回退役后远走美国的克林斯曼。克林斯曼奇货可居,狠宰一刀:年薪200万欧元,夺冠奖金500万。沃勒尔才65万!

  克林斯曼上任后战绩一般,对世界强队无一胜绩。足协的充分信任马上打折。今年初,国家队要增聘一位体育主任(Sportdirektor,不是大家翻译的“技术主管”),克林斯曼在提名福格茨和布赫瓦尔德被否后,居然提名前德国曲棍球队主教练彼得斯。比埃尔霍夫请候选人答题,彼得斯得分最高,而萨默尔拒绝答题!比埃尔霍夫根本没请示足协就通知萨默尔,他已经落选了!

  德国足协不喜欢萨默尔。克林斯曼心知肚明。

  2月8日,足协未通知克林斯曼即公开宣布萨默尔出任体育主任!这无异于煽克林斯曼的耳光。他当场与足协双主席福费德和茨旺齐格翻脸,没有出席当天的足协新闻发布会,并拒绝与萨默尔见面。

  足协有苦难言。

  萨默尔得到贝肯鲍尔的支持!在德国足坛,谁敢跟贝肯鲍尔叫板?

  可是,当初力荐克林斯曼的,也是贝肯鲍尔。

  原来,克林斯曼就是那个敢跟贝肯鲍尔叫板的。在开除国脚沃恩斯的问题上,这个立志改革的少帅让出面讲情的贝肯鲍尔大丢面子。

  3月6日,世界杯组委会召集32强主教练在杜塞尔多夫开会时,克林斯曼飞回加利福尼亚家中休假。贝肯鲍尔借题发挥,大发脾气。他没料到,当上了主教练的克林斯曼现在已非当年吴下阿蒙。按足协与他签订的合同,他白纸黑字可以按期回美国度假。他决定用行动来回答。4月,克林斯曼力排众议,将贝肯鲍尔的心腹卡恩打回板凳,让莱曼升为正选。德国足坛大哗,批评四起,但克林斯曼不为所动。

  贝肯鲍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力挺萨默尔出任体育主任。

  萨默尔是全世界继贝肯鲍尔和巴雷西后第三个超级自由人。这个东德足球队的最后一任队长在多特蒙德成为巨星,获得1996年英国欧锦赛冠军,赛后被评为最佳运动员,入选最佳阵容;1996年欧洲足球先生,1997年欧洲冠军杯赛冠军和丰田杯冠军。退役后他在多家俱乐部任教,比从未当过教练的克林斯曼多了资历,而且任多特蒙德主教练时年薪300万欧元,在德甲算天价教练。

  贝肯鲍尔没看错,他跟克林斯曼,正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果然,上任伊始,他就跟比埃尔霍夫因为公务车太小而火星撞地球。

  以他的收入,什么车买不起!但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名誉问题。

  然后,萨默尔就在“星期日图片报”上放话:世界杯后,如果国家队领导层出现“真空”,他随时准备“效劳”帮助寻找主教练。

  这叫什么话?!

  克林斯曼暴跳如雷,国家队警铃大作,人人站队。

  贝肯鲍尔笑了:国家队不再是克氏天下。

  比埃尔霍夫第一个跳出来捍卫主教练,他强调萨默尔作为体育主任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并无发言权。然后,马上就有足协人士向记者耳语:“比埃尔霍夫这个与克林斯曼一样的自私鬼,同样没有发言权!”

  比埃尔霍夫是克林斯曼指定的主管公共关系的国家队经理(Manager),并非很多文章翻译的“领队”。他是克林斯曼的人。今年2月,他就曾打电话给足协,阻止萨默尔去佛罗伦萨观看国家队比赛,因为“克林斯曼觉得没必要”。

  不过,这次,他的支持令克林斯曼心中相当不是味道。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比埃尔霍夫是黄雀。

  他们仨,最英俊的是比埃尔霍夫。这个广告界的宠儿因为无权人缘还挺好。克林斯曼跟足协双主席交恶,但比埃尔霍夫跟将要独掌足协大权的茨旺齐格谊交莫逆,茨氏主动提前跟他续约到2010年。

  显然,比埃尔霍夫在暗暗畅想接班的痛快。

  国家队现在一训练,萨默尔就忍不住对后防线指手划脚。克林斯曼对此深恶痛绝。萨默尔更不满意克林斯曼在自己的“本专业”上多嘴。3月1日,德国队1:4惨败意大利,当时场边的主教练不姓克林斯曼吗?几天后,萨默尔的一个记者铁哥们儿在德国体育电视台公开批评主教练业务太烂。克林斯曼立即向德国足协提出强烈抗议。世界杯开赛之前几天,萨默尔宣布自己将观看德国队所有的比赛,不过,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在国家队队席上,他可不是受欢迎的人。

  萨默尔已得高人指点:克林斯曼树敌过多,世界杯结束就得卷铺盖。足协司库施米德胡伯火上浇油,他揭发克氏班底的费用是2002年世界杯班底的两倍,仅是守门员教练科普克年薪就是50万欧元,而他的前任迈耶尔才10万。克林斯曼身为德国队主教练,家却坚持安在南加利福尼亚,本身就非常不敬业,还要经常飞回美国去看老婆孩子。这机票可不是汉莎公司赞助,都是足协全额买单!

  也难怪贝肯鲍尔看他不顺眼。

  看来克林斯曼是非走不可了。

  只有一句话可以让克林斯曼留下来:

  你走了,主教练就是萨默尔!

  足协讨厌贝肯鲍尔,贝肯鲍尔讨厌克林斯曼,克林斯曼讨厌萨默尔,萨默尔讨厌克林斯曼和比埃尔霍夫,克林斯曼讨厌足协,足协喜欢比埃尔霍夫……

  德国队,还有丁点儿希望第四次夺得大力神杯吗?

  2006年7月9日,举起世界杯走上冠军奖台的,还真有可能是德国队。

  不是只有德国队才有这样的矛盾。参赛32强,强强矛盾深重,超过德国。

  比赛一开打,形势变化将一日千里。德国队只要赢球,萨默尔和比埃尔霍夫的所有小算盘就烟飞灰灭,贝肯鲍尔也会再次强调克林斯曼是他慧眼看中的。德国队如果输球,克林斯曼就是提前续约,也得卷铺盖滚蛋。

  老江湖克林斯曼对这一切洞若观火。所以他坚持世界杯之后再谈续约。

  一球定江山,胜负论英雄。

  这就是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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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哥萨克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10日 17:24 经济观察报

  金雁/文

  熟悉俄罗斯文学作品的人,对“哥萨克”这个名词都不会陌生,它能让人联想到呼啸的战马、锋利的弯刀、迎风飘扬的黑色披风,伴随着“乌拉”的呼喊声砍瓜切菜一般冲向敌人的骑兵,他们具有桀骜不驯,天性自由的反抗精神,豪迈英勇,粗犷强悍,身经百战,嗜酒如命,是令人向往的充满异国风情的英雄,但同时又是令人恐怖的刽子手,是沙皇镇压革命的帮凶,他们用马鞭抽打游行的学生、驱散反抗沙皇的人群,双手沾满了游行请愿的群众鲜血。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中国人熟悉的关于哥萨克的小说有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人》、肖洛霍夫的《静静地顿河》、绥拉莫维奇的《铁流》、巴别尔的《骑兵军》,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还有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火与剑》等等,以及列宾的名画“查波罗什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的回信”,这些作品都为我们形象地描绘出一个“强悍的马上部落”。有人说俄国的哥萨克就如同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浪人、中国的侠客一般,其实这些比喻都不太恰当。骑士是中世纪欧洲的没有继承权的人的一个封号,日本的武士是隶属于领主的家丁门客,而中国的侠客只是赋予了太多文学想象的统称,现实中并没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俄罗斯的哥萨克却是一个性格鲜明的有共同特征的社会文化群体,它在今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存在了大约500年的历史。

  俄罗斯“盲流”

  “哥萨克(Казак)”一词来自突厥语,是俄国的民间文学中的“绿林好汉”,很多书上都解释说是“自由自在的人”,其实用中国的话说就是“盲流”。15-17世纪在俄罗斯农奴化过程中,不愿为奴逃亡到边区去谋生的人,逐渐聚集成群,受西南部草原地带突厥民族的影响,养成了一种善骑射不受管束的有独特文化的认同关系,大量的逃农聚集在南俄草原一带,沙皇在迅速扩张过程中对南部草原只有名义的权利,由于这些边区土地上的“自由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亦农亦兵,长期处于半军事状态。东欧平原山少,哥萨克多是以河流命名,比如有顿河哥萨克、伏尔加河哥萨克、乌拉尔哥萨克、西伯利亚哥萨克、外贝加尔哥萨克、库班哥萨克等。沙皇政权自然了解这种半军事体制的自由人集结数量巨大对国家的危险,但因一时间鞭长莫及而无可奈何。由于沙俄的地理环境因素,加之人口稀少,中央政权的管辖能力有限,不像中国传统社会可以完全融化和并吞掉社会的异己力量,这些因素都使哥萨克逐渐壮大。同时统治者也需要这些勇敢、武装、善于战斗的人来防御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通过草原的商队经常受到鞑靼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袭击,因此就需要军事方面的保护,只好借助其英勇善战为帝国戍边征战,早期欧俄周边国家的统治者对这些“草莽英雄”一般采取怀柔政策,在这种条件下便形成了一个叫“哥萨克”的特殊人群。

  它们的组织形式是军民合一的部落形式的自治体,他们建筑一种特殊的营地叫“塞契”(有人译为“营地”),由土围子、堑壕、原木围墙和带有射击孔的塔楼组成,营地定期举行全体成员大会,其中以乌克兰的扎波罗什哥萨克最为有名。他们聚居于第聂伯河中游的激流险滩段,形成著名的“札波罗什营地(Запорожская Сечь,札波罗什即激流之意)”。这是一种独立的军事自治流动组织,大部分居民依靠战利品为生,一部分人从事渔猎、养蜂和狩猎,只有小部分已婚年长的人务农。但从17世纪起,哥萨克在草原占地从事农业生产已逐渐常规化,以自治的村社组织来耕种“什一税田地”,即1/10用于军事哥萨克的粮饷,组成自备武装的轻骑兵(以顿河马、弯刀和长矛为主要装备),到自己地盘以外地方抢劫、尤其是在河滩地段抢劫船队是他们的保留节目,到了冬季商队减少就会到德涅波河、伏尔加河等的沿岸城市出售猎物或做短工,他们也常常袭击黑海沿岸的鞑靼人和土耳其人。这种组织的特点是对外“自由”,对内“民主”,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头领)通过选举产生而不能世袭,对下负责而不受上面任命,并由这些人组成最高军事会议,战时统领军队、平时行使行政管理。这种军事化部落内部讲究严格地集体一致,与尊重个性的近代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前近代传统,它与俄国本土和周边国家盛行的农奴制和官僚制也十分抵触。

  最先是波兰人开始利用哥萨克武装人员,他们用登记造册的方式来实行掌控,未经登记的人被认为是非法的,1625年在册的哥萨克是6000人,这些人受招安归顺以后成为领有封地的哥萨克上层(他们有的也有属于自己的农奴),它的数量增加很快,1649年是4万人,1654年是6万人,于是在哥萨克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后来俄国统治者也效法“册封哥萨克”,赐予哥萨克上层人士爵位和土地,承认其自治权力和藩属地位,基本上不干涉哥萨克的内部管理,有时出于统治策略的需要甚至增加他们的人数,把流放的犯人、政治犯和遭贬的人物,例如判处死刑的大贵族家臣等等发配这些地区。17世纪在俄国南部形成一条宏大的军事防御体系,绵延数百公里,主要靠“前哨所”和“哥萨克村(塞契)”的军事力量来服役。政府只是尽可能设法不让这些人回到莫斯科以东的内地来。俄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606-1607的鲍洛特尼科夫起义、1667-1671年的斯捷潘·拉辛起义和1773-1775年的普加乔夫起义)都是以哥萨克为主力的。1654年乌克兰的哥萨克首领赫麦尔尼茨基起兵反抗波兰受到镇压,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求助于俄罗斯,当年赫麦尔尼茨基与俄签订“别列亚斯拉夫协定”,宣布接受俄罗斯保护,又经过80年的磨合期,到1722年沙俄废除哥萨克人的盖特曼自治,乌克兰总督鲁缅采夫把10个哥萨克军团改编为俄军的10个正规骑兵团。

  “有奶便是娘”

  哥萨克人具有打家劫舍的“绿林思想”和“有奶便是娘”的“傍大户”风格。在河滩地段打劫过往商船是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哪一边的统治者剿灭力度加大就去投靠其他的统治者,尤其是黑海和里海靠近出海口的哥萨克,在俄罗斯境内作案如果受到官兵的追杀就去为土耳其苏丹和波斯大汗服务。

  哥萨克朝秦暮楚的“骑墙”特点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哥萨克不是一个民族,成员多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也有白俄罗斯人、波兰人、摩尔多瓦人和波罗的海人,大都是不堪忍受本国政府的压迫才逃到管制力量薄弱的“三不管”地区,借助外力抗击宗主国是哥萨克的老传统,尤其是地处边缘的哥萨克,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政治认同模糊,游离于几大政治势力之间,17-18世纪在几个政治势力的夹缝中生存,拉甲打乙、联乙攻丙,曾经与土耳其苏丹结盟、向克里木的鞑靼汗示好,也曾投入过波兰王国的怀抱,忽而又效力于莫斯科的政府,出尔反尔不足为奇。而波兰、俄国、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哥萨克来打击国外势力的,但本身对他们又极不信任。

  哥萨克自身的历史十分复杂,哥萨克各集团之间、长老和军事统领之间、农奴和哥萨克之间、哥萨克和政府之间、哥萨克与支持其力量的外国势力之间都存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它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不可能完全驯服于某个政权,但是又必须依靠某种外部政治力量的支持,于是哥萨克的生存哲学便是游离于夹缝和边缘,尽可能的保持自己的自由度。在扎波罗什的哥萨克中就一直存在着“亲莫斯科派”与“反莫斯科派”,这两派根据沙皇的打拉力度此消彼长,而沙皇对他们的忠诚程度历来是不抱希望的,彼得一世就说过,乌克兰哥萨克所有的盖特曼(一共有17位),除了赫梅尔尼茨基和斯科罗帕茨基以外,其余的都是变节者。但是历代沙皇都明白,对这批桀骜不驯的人安抚政策比镇压更有利。读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人,可能都会记得,主人翁格里高利像候鸟一样一会儿参加红军,一会儿投靠白军,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他到底信奉什么价值观?其实这一方面说明他信奉哥萨克自治思想,反对外人染指他们“自由的土地”,另外也表现出典型的哥萨克“有奶便是娘”的一贯风格。所以沙俄时代哥萨克被利用作为镇压人民运动的工具。

  犹太人的天敌

  哥萨克是犹太人的天敌:长期以来哥萨克一直与犹太人势不两立,他们同是缺乏国家认同没有归属感的流浪群体,但是生活习俗与价值观却有很大的差异和对立,有人说哥萨克和犹太人对立就像“斯巴达和雅典人一样”。20世纪初俄国的犹太人和哥萨克人数大体相当,犹太人有530万,哥萨克约440万,分别占总人口的3%和2%,都是少数群体。但是生活习性、价值观念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异:犹太人强调读书做生意,有迫切的生存危机感,聚敛钱财,重视教育,犹太人把这种文化传统变成一种趋利性的商业资源,孩子们需要及早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领,以期早早的出人头地;而崇尚尚武精神的哥萨克恰恰相反,他们蔑视财富、不重视教育、强调平等,习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过着一种豪放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强盗生活。以第聂伯河为界的右岸乌克兰基本上是以波兰人为农奴主乌克兰人为农奴的大庄园,左岸是哥萨克自治塞契,哥萨克的不事耕作劫掠成性决定了他们经常骚扰右岸,而波兰人自己并不经营土地,全是雇佣犹太人作为管家来管理农奴,于是形成乌克兰人哥萨克十分痛恨犹太人。哥萨克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有新加入者补充的集体,而且来者不论出身民族,但惟独坚决排斥犹太人,而犹太人对劫掠成性的哥萨克也是惟恐躲之不及,不会去染指这个群体。

  没有自己祖国的犹太人在东欧各国从事当地人所不屑的商业、银行、管家等行业,长期的积累使犹太人具有经商才能与意识。因为在中世纪时期,教会不允许教徒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所以这一领域的从业者大都是犹太人,也大都比较富有。在这个行当的当地居民自然竞争不过他们,在乌克兰人和俄国人看来,犹太人从事的都不是“正业”,是坑蒙拐骗之术,是一个让人藐视的食利阶层,而犹太人又不掌握权力,政治地位低,处在统治者的打压之下。因此长期以来犹太人成为一个集体泄愤的对象,民间的反犹情绪经久不衰。在俄罗斯传统中经商历来就不被视为正途,而犹太人从来都被视为在道德上、精神上和政治上非俄罗斯的异族,又被认为是万恶之源。由此产生强烈的反犹排犹情绪。在很多欧洲国家犹太人往往是多数群体攻击的对象,俄罗斯也不例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充当急先锋的却是另一个与他们人数相当的少数群体——哥萨克。

  17世纪中叶,在波兰和俄国第一次爆发沙皇主导、哥萨克充当急先锋的屠犹活动,在这次扫荡中有数万犹太人被杀,对哥萨克来说,屠犹既过瘾又有斩获。此后哥萨克的屠犹从未停止过,排犹不仅出现在沙皇颁布的法令中,而且化作一种极端的情绪在民间蔓延,1903-1906年,第二轮屠犹在波兰、乌克兰、俄国展开。1905年遇刺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曾下达屠犹令,放纵其哥萨克骑兵在犹太人生活区烧杀掠抢。在沙皇政府命令下,屠犹成了哥萨克发挥本性和专长的“业务”,在这次屠杀中有上万犹太人被打致残,数千人毙命。1918年-1920年是第三次屠犹,又有大约十万人在乌克兰的俄国国内战争(今天乌克兰人称为“乌克兰独立战争”)和苏波战争中被无辜杀害,无论是苏俄哥萨克的红色骑兵,还是争取独立的哥萨克“乌克兰人民军”,都从没有停止对犹太人的暴行和杀戮。

  苏联作家巴别尔的《骑兵军》就是以一个在哥萨克骑兵中生活了七年的犹太人参加“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骑兵作战”——苏波战争的体验,鲜活地描写了这一战争时期哥萨克骑兵的故事。他把哥萨克对犹太人的仇恨描写得淋漓尽致,也把这个团队的嗜血野性真实地反映出来,为此曾经惹恼了第一骑兵军的军长布琼尼元帅,布琼尼指责巴别尔诬蔑纪律严明的红军,把他们描写成一群“以冷兵器杀人为乐”的土匪。是1928年回国观光的高尔基仗义执言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坚决支持巴别尔,“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我从未见过如此鲜明和生动地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当时斯大林正在全力发起一场争取高尔基回国定居的运动,整个文学界像高山仰止一样崇拜高尔基,在这种背景下,从未把巴别尔放在眼里的布琼尼却不敢得罪高尔基,只能忿忿不已。但高尔基去世后,失去保护的巴别尔很快在1939年5月15日被捕,罪名是“在筹备针对苏维埃领导人的恐怖行动中,从事反苏维埃的阴谋活动”,1940年1月被专政机构秘密处决。

  在“非哥萨克化”中消亡

  在冷兵器时代的哥萨克骑兵以其速度快、机动性强、杀伤力大、骁勇善战的轮番攻击威震欧洲,欧洲国家也常招募哥萨克作为雇佣军。哥萨克参加了从18世纪到苏联二战中所有的战役。有人说他们是欧俄草原上最具有草莽风格的经典骑兵。他们的骑兵铁蹄是与沙俄向外扩张的步伐同步飞扬的,多次为俄国开拓疆土立下赫赫战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大约组建了30万人的11支哥萨克军团。但是由于现代化武器的投入,骑兵注定将成为被淘汰的兵种,并没有像此前的战争一样有骄人的战绩。十月革命后的内战中,哥萨克分属两个阵营,布琼尼、铁木辛哥的红军第一骑兵军所向披靡。苏波战争时期曾经在空中俯瞰过这支部队的美国飞行员有这样的描述:“骑兵每行八人八骑,有的头戴圆筒卷毛高帽,有的身披黑色大氅,他们背上斜挎步枪,腰间悬挂马刀,在尘土中浩浩荡荡前进,数万匹马纵横驰骋、数万把刀交错挥舞,这场景极其令人震撼,成为骑兵战史上最壮烈的一幕。”据统计,从1918-1920年有100万哥萨克阵亡。

  内战结束以后,苏联采取“胡萝卜+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延续哥萨克自治的政策,允许他们自主选举苏维埃,成立哥萨克军人会议,一方面加大其削藩力度,实行“非哥萨克化”,随后打压的力量逐步加大,对不服从者就从肉体上消灭,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哥萨克暴动,曾一度导致红军失利,放弃了聂伯河左岸地区。后来苏俄南方战线派出大规模正规军镇压, 20-30年代在苏维埃政府的彻底剿灭下,哥萨克力量日渐衰落。大批哥萨克逃亡者涌入捷克等国。以后苏俄又通过移民、掺沙子,最终使这保持了几百年的特殊群体融化在普通百姓当中。这才结束了哥萨克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军队开始也曾以保留了哥萨克特点的骑兵再次披挂上阵,但已是强弩之末,在现代的立体机械化战争中,延续了400年的昔日的辉煌不再,铁木辛哥式的哥萨克将领很快也为朱可夫式的现代军事家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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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接轨 何时国情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10日 17:38 经济观察报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thlping@263.sina.com

  自从中国结束闭关锁国状态,通过对外开放走向国际社会之后,对“接轨”与“国情”的考虑是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甚至影响社会走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加入WTO之后,如何处理“接轨”与“国情”的关系,成为政策制定和体制变革中需要仔细权衡的一件事情。

  “接轨”与“国情”,彰显了我们社会生活与国际社会的差距与差异。这种差距或差异有经济社会生活发展水平方面的含义,也有制度安排方面的含义。一般地说,当人们强调“接轨”的时候,主张的是变的一面。而当人们强调国情的时候,主张的则是不变的一面,至少是变的有限性。

  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问题上要接轨?在什么样的问题上要照顾国情?我们平时接受的或是接轨或是国情的理由真的能够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得以成立吗?

  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深思甚至质疑的,显然与下面这几件事情有关:一是收取银行卡跨行查询费。收费的理由之一,就是“境外卡组织都对这一服务收取费用”,即这是一种“国际惯例”,是在与国际接轨。而在此之前,银行收取的银行卡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等,据说也都是与国际接轨的举措;二是引起议论更多的成品油涨价。这次油价上调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关系更是被表达得直截了当。中石化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即使每吨均调500元之后,国内油价仍与国际市场价格倒挂,国内、国际汽油价格仍存在300多元/吨的差距。这就为将来进一步上调油价预留了空间;三是近年来引起社会普遍不满的教育收费、医疗市场化等,在论证的时候,也常常是拿与国际接轨作为理由。

  人们首先质疑的是这些接轨的项目本身。比如,针对银行的收费接轨,有人质疑,在国外,与向客户收取相应费用相配套的是优质的服务、良好的信誉以及较高的效率,这一点,国内商业银行无疑存在很大欠缺。针对油价的上涨,也有人质疑,在油价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同时,油质却没有与国际市场接轨。如按照目前无铅汽油的国家标准,硫含量不得大于0.08%,烯烃含量不得大于35%,而国际上无铅汽油的这两项标准分别是不得大于0.02%、20%。油品质量与国际水平的较大差距,意味着国内石油化工企业每提炼1吨成品油,生产和加工成本较国外石油化工企业为低,再加上我国劳动力成本也较低,国内石油化工企业所耗水、电、煤等价格也比国外低,实际上国内成品油的成本会更低。而且正如许多人注意到的,在许多垄断性商品的价格不断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人们的收入没有也不可能与国际接轨,甚至近年来还出现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状况。

  然而更重要的是,与上述这些“接轨”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一系列在“国情特殊”理由下存在的现象。被人们广泛诟病的公车、公款吃喝和公款出国游这所谓“三公”现象就是与“国情”联系在一起的。

  不久前曾发生过一次关于上述费用的争论。先是《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1999年公费出国和公款吃喝三者相加总数高达9000亿元以上;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回应道,我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000亿说法不实,初步估算约1201亿元;随后就有许多论者指出,上述“三公”的实际开销远不是用政府财政决算报表的数据可以统计出来的,全国人民为此所支付的费用,会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即便是按财政部有关负责人的说法,每年费用1000多亿,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更根本的问题是这些现象存在的理由。在“国情”的理由之下,似乎没有公车,公务人员就无法办公,没有公款吃喝,就办不成事,这已经成为人们默认的道理。正因为此,国库账目上可以堂而皇之地开列着这些支出项目。事实上,这些以“国情特殊”的理由存在的现象,在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公车还可以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公务人员收入低作为勉强搪塞的理由,但实际上这个理由也完全不能成立。而公款吃喝,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成立的理由。即使是再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务人员的收入也都经历过我们现在这样的阶段,但也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多的公车,也没有出现公务人员没有公车就无法办公的现象。就是一些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也因养车不划算而用租车的方式解决接待用车问题。因此,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所谓国情特殊的含义,无非是说,过去存在的事实就是现在存在的理由。甚至主张对此进行改革的人,也无奈地主张慢慢赎买才是明智的策略。而在实际的改革进程中,国情又成为扭曲改革的理由。以公车改革为例,就是这样一辆小小的公车,到今天为止已经改了整整12年。不同的方案,不断的试点,结果公车不是越改越少,而是越改越多(采购量每年以20%递增)。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这种现象:官员们钱照拿,车还照坐,两头得利,甚至将高额的车补变为公务员变相涨工资的一种手段。

  我们在此不是要具体评价上述接轨或照顾国情的举措谁是谁非,而是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现实中,“接轨”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项目?照顾国情又是一些什么样的项目?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在“接轨”与“国情”间的选择?这种选择与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就此,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在今天,“接轨”与“国情”的选择,已经开始具有一种利益关系甚至利益分配的含义。应当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初,“接轨”与“国情”的问题,主要是取决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取决于对可行性的权衡,取决于对总体利弊的考量。但在今天,“接轨”还是“国情”的问题,已经开始成为不同利益主体博弈的对象。在现实中,无论是在“接轨”还是在“国情”中,总会有强有力的利益群体的身影存在。在油价的接轨中,是超大的石油企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在信用卡收费中,则是银行和银联。这些利益主体,几乎都是大型垄断集团。反过来说,用“国情”来规避变革的做法,也是与相关的利益主体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三公”问题之所以一直改不动,甚至变本加厉,且一改革就走样变形,也是与一个强有力的利益群体联系在一起的。

  目前的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而这种利益博弈是在利益主体发育非常不平衡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就会出现这种可能性:对“接轨”与“国情”的选择,往往成为利益争夺的一种手段。与国际接轨对自己有利就实行“接轨”,尊重国情对自己有利就强调“国情”。甚至有人称,牟取利益时使用国际惯例,逃避责任时使用特色国情,这是既得利益者的利剑和盾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防止社会严重不公的办法之一,就是防止各种趋利与弊害的手段过于集中于某些个别群体或个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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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山港码头费下调三成 沪甬争当国际航运中心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11日 01:00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 胡怡琳 彭朋 上海报道

  赶在年度运输旺季到来之前,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宣布了对洋山深水港一期码头进行大幅调价的决定。通过沿海中转、国际中转和长江中转等的装卸费用的调整,船公司在洋山港的码头费用将下降三成。目前,调价措施刚刚启动。这是该码头运营以来,其运营方上海国际港务集团通过市场手段,首次正面回应业界认为其竞争力不及宁波港的舆论。

  上港集团总裁陈戌源表示:“推出这些措施是为了进一步加大洋山港中转能力,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

  记者获悉,中海、韩进、中外运、阳明、川琦、胜利船务 、中远集运、意大利邮船、长荣等船公司,均已将欧洲线业务从原来距上海市区较近的外高桥码头转移到了洋山港。

  显然,此次调价为洋山港二期年底开港做好了准备。价格是否合理,是吸引船公司是否继续使用二期码头的关键因素之一,上海航运资深人士认为。

  此外,该次大幅调价也缘于来自邻近大港宁波港的竞争。宁波港在去年底已经实行了降低费率的措施,它向国际中转的船公司给出了下调5%装卸费的承诺。

  这个离上海港仅60公里的大港也正在力图成为世界大港。数据显示,3月宁波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52.6万TEU,创月度新高,增幅同比超过38%,“TEU”是指按长度折合20英尺标准集装箱。此外,宁波港新开集装箱航线4条,使宁波港的集装箱航线总数上升到155条。

  此前,由于洋山港开港之后时间和运输成本等因素,宁波港已经从上海吸走了不少货源。上海经营欧洲线业务的船公司,开始逐步将部分业务比如到嘉兴附近区域的欧洲干线以及一些到中国香港或者新加坡中转的货转移到宁波港。

  对洋山港而言,时间相当紧迫。明后年宁波舟山保税港如果批复下来,上海港保税港的优势也将不再是全国惟一的保税港。

  “宁波深水条件非常好”,长荣船公司内部人士表示,“而跨海大桥、金甬高速铁路等工程,都将有效弥补宁波港腹地不足的缺陷。”与此同时,宁波舟山一体化工程在洋山港开港之前宣布正式启动,显然是在和上海港进行时间上的赛跑。

  对于邻近港口的竞争,除了本次大幅度降价外,知情人士还透露,洋山港还和2005年出口箱量最大的中海集装箱签订了排他协议,将其在洋山港的费率单独下调,下调幅度高达20%-30%。

  对于船公司而言,从上海走洋山港目前标箱总成本62美金左右,比在外高桥码头的成本大约高出40%-50%。业内人士预计,如果船公司四项降价业务都有参与的话,总体成本应可以大幅度降低。“港口运输即将迎来高峰期,事实上,降价也是洋山港对现有资源力图进行最合理的调配。”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内部人士表示。

  而就港口本身而言,优惠待遇带来运营收入的下降是可以弥补的。今年初,上海港港建费、港务费在交通部安排下进行了上调。因此,价格下调后,对港口本身的运营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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