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s ADVANCES

Trying to get rid of surfing, wasted too much time, any suggestion?.......................... 七宗罪?............................... 1,没有原则的政治;2,不劳而获的财富;3,没有理智的享乐;4,没有特点的知识;5,没有道德的商业;6,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7,没有牺牲的崇拜。............................................. 虽然这是圣雄甘地说老印的.......

Saturday, June 04, 2005

The greatest successes of the country were due to the work of two Hong Kong-based journalists?

Please read the interesting story from ESWB
Step back and think about what this letter is saying. The two biggest initiatives made by China this year -- the Lien Chan-James Soong visit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the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 are supposed to be credited to Ching Cheong and his wife. What do those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State Council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s do for a living? You are asking Hu Jintao to admit that the greatest successes of the country were due to the work of two Hong Kong-based journalists, of which Ching Cheong did not even have time from work for the Strait Times to write the report. This may be completely true, but I sure don't hope that this is how China is run these days.If Mary Lau wrote this letter on her own, she is "very simple, even naïve' in the words of Jiang Zemin. If someone advised her to do so, it was a huge disservice.


By the way, Ching Cheong, a reporter working for singapore's "strait times", was arrest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about a month ago for the crime of "stealing secrets". Ching's had a longterm close connection with a newly arrested high profile social scientist Lu Jianhua, who is believed as an policy advisor of Hu Jintao.

Forgot mentioning that today is 6.4. 16 years ago, 326 civilian were killed in Beijing.

more

Thursday, June 02, 2005

Will India be the next giant?

unknown source from Mitbbs
"We no longer discuss the future of India: We say 'the future is India," Indian Commerce and Industry Minister Kamal Nath said at the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US-India Business Council on Wednesday. In 30 years, he predicted, India would "certainly have achieved" 100 percent literacy, become a developed country.

I have no doubt that India will be a giant, but a developed country in 30 years? Come on, that's not real.
However I do feel that China should confront seven crimes mentioned by 甘地. It seems these words are not for Indians but for Chinese.

七大社會罪惡:
1,沒有原則的政治;2,不勞而獲的財富;3,沒有理智的享樂;4,沒有特點的知識;5,沒有道德的商業;6,沒有人文關懷的科學;7,沒有犧牲的崇拜。-----------聖雄甘地

more

中俄国界东段finalized

Quote from news.sina.com.cn June 2nd

新华网北京6月2日电(记者周岩 呼涛 岳连国)中国和俄罗斯2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互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批准书,这标志着两国彻底解决了所有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根据补充协定,中俄最后一部分有争议的边界土地,包括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界处的黑瞎子岛和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在内近375平方公里,双方将各得约一半。

The war between red China and Soviet Russia in 1969 apparently has been forgotten.
quote from 剑桥中国史

中苏分裂之后,此类遗留问题再次凸现,成为中苏之间主要的分歧问题。1966年左右军事化倾向的加剧,使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起边界问题了。这使中苏两国的关系更趋紧张。这些分歧迟早会演变成暴力冲突,并唤醒潜藏的种族、历史和本能的互相提防和担忧。

1960年以来,边界事件日趋增多。俄国人声称,从1962年夏开始,中国“蓄意挑衅”的次数逐年增加。到1967年,边界形势已相当严峻。不但有报道说1967年1月双方在乌苏里江发生了一次冲突,而且俄国人还对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疯狂的挑衅行为进行了公开指责。1967年12月7—9日和23日,以及1968年1月末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又发生了一些事件。边界事件虽然在1969年3月2日发生武装冲突以前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俄国人逐渐掌握了一种不用武力解决边界纠纷的办法。在3月份的珍宝岛事件中俄国人就使用了这种办法。①

这好像证实了苏联的说法,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指责只始于1967年1月23日“入侵”珍宝岛。中国人指责俄国人“撞我渔船,抢我渔网,用高压水龙头喷射我渔民,甚至绑架我渔民”,打伤中国边防战士,抢劫武器弹药,侵犯中国领空。后来,中国还指责苏联的坦克、装甲车和汽艇侵入中国领土领水,“强行驱逐我国居民,捣毁房屋,捣坏生产和生活用具”。②这些互相指责当时还不过是对边界某些地段的划分存有分歧和发现边界是表现紧张关系的主要窗口的两个不友好国家之间发生的一些普通事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都越来越严肃地看待对方的行动。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活动开始后,中苏双方也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报复活动。为什么会这样呢?

长期以来,中苏双方在边界部署的军队数量大体相当:中国人在东北边界占优势,俄国人在新疆边界占上风。苏军武器和后勤供应较占优势。1959年以前,中国人对这种状况既不担心,亦未提出挑战,俄国人也不仗势欺人。6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分裂后,双方军队的部署仍保持防御性态势。由于边界事件在1959年至1969年间每年都有增加,双方可能都相应地加强了边防部队。但在1967年以前,双方都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也未改变传统的军事部署。然而,从1965年末开始,苏军进入了更高的战备状态,配备了更多更好的武器,部队人数也有所增加。苏联还与蒙古签订了一项新的防务协定,获得了在蒙古驻军和保持基地的权利。①

中国方面没有采取相似的行动。1965年中,中国人正在进行军事战略的争论。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权力斗争使总参谋长罗瑞卿遭到了清洗。由于林彪竭力运用毛泽东思想提高军队的素质,致使军队丧失了战斗力。此外,越南战争使中国人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到了南方。因此,中国人对苏军的所有军事动作都未作出相应的反应。②

1967年,因文化大革命而生的边界事件层出不穷,这在苏联人看来成了越来越不祥的征兆。他们增加了边防军的数量,因而引起了陈毅的公开指责。③苏联军事集结最重要的步骤是在蒙古领土上部署了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到1967年11月,几个师的苏联军队已部署在蒙古的永久性基地上。

这一大规模的集结打破了双方的军事平衡。中国人竭力调整军事部署,从福州军区抽调了几个师到中蒙边界。北京还开始高度重视边疆各省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性。④但是,中国领导人显然在考虑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1969年3月1日深夜,大约300名身着白色伪装的中国边防军和正规军从中国一侧的岸边越过乌苏里江上的冰层来到珍宝岛,在一片树林中挖好掩体,架好通往指挥部的电话线,在草垫子上潜伏下来。⑤3月2日清晨,珍宝岛以南的苏联哨所里值勤的哨兵向上级报告了江岸上中国人的活动情况。上午11时左右,二三十名中国人边向珍宝岛前进边高呼毛主义的口号。苏联指挥官斯特列尔尼科夫率部分人员乘两辆装甲运输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指挥车驶向珍宝岛。抵达该岛后,斯特列尔尼科夫和几个人走下车来,像往常一样警告正在逼近的中国人。俄国人按照平常应付此类情况的办法,把自动步枪挎在胸前,挽起胳膊阻止中国人通过。这时双方发生了争执。中国人列队前行,看上去没带武器。但当他们走到离俄国人约20英尺时,第一排的人突然散开到两旁,第二排的人迅速从大衣底下抽出手提机关枪向俄国人开了火。斯特列尔尼科夫和另外六人当场毙命。与此同时,埋伏在俄国人右侧散兵坑中的300名中国人也开了火,打了俄国人一个措手不及。迫击炮、机枪和反坦克火箭筒也从中国一侧的江岸上吼叫起来。后来,中国人向俄国人发起冲锋,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最后,苏联人被击败了。(据俄国人说)中国人带走了19名俘虏并很快加以杀害。他们还带走了苏军的武器装备(后来进行了展览)。

珍宝岛以北苏联哨所的指挥官布别宁看到发生了战斗,即率部赶往出事地点。他乘坐一辆装甲车来到中国军队的右侧,迫使他们分散了火力。但他也进入了中国人为斯特列尔尼科夫准备的伏击圈。布别宁的装甲车被击中,他受伤后晕了过去。醒来后他设法爬进另一辆装甲车,继续指挥战斗。此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后来,俄国人占了上风,一度曾包围了中国人,最后迫使剩下的50—60名中国人退回了乌苏里江岸。

3月15日的战斗有些不同。①双方的准备都很充分,投入的兵力较多,损失更大,战斗持续的时间更长。双方都是有备而来。与3月2日的冲突不同,说不清究竟是哪一方先挑起3月15日的冲突的。3月14日深夜,俄国的一个侦察小队潜伏在珍宝岛,引诱中国人发动正面攻击。中国人说苏方在凌晨4点左右向该岛和江湾派了“许多”坦克,袭击了中国的巡逻兵。不知道袭击中国的巡逻兵何以需要如此多的部队。俄国人说他们的两辆装甲车在凌晨巡逻时发现了一队中国人,据说他们是第一天夜里埋伏在珍宝岛上的。无论起因如何,战斗在上午打响了,中方江岸上的迫击炮和大炮吼叫了起来。

中国此次投入的兵力超过了一个团(约2000人)。他们冲过冰层攻占了珍宝岛的一小部分。当俄国人看到中国人冲过来,即从装甲运输车中以机枪扫射,试图阻止他们前进,但当他们发现中国人较多时,即撤退了回去。(俄国人报道说中苏兵力是十比一)。中国人的炮火不但轰向苏联军队,而且轰向乌苏里江主航道以东冰面,试图阻止苏军重型车辆的运动。俄国人采取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运用的战术,先让中国人靠近,然后以大量坦克、装甲车和装甲运输车发起反击。下午1点,苏军大炮形成猛烈的阻击火网,向中国江岸上的阵地纵深处猛轰,最远达到了四英里。苏军共发动了三次反攻,三次都攻破了中国人的阵地。前两次反攻因弹药耗尽而退回,但第三次反攻击溃了中国人,迫使他们带着伤员和尸体撤回了江岸。晚7时,持续九个多小时的战斗终告结束。苏方损失约60人(包括边界哨所的指挥官);中方损失800人,双方的数字可能都包括死者和伤者。


more

Wednesday, June 01, 2005

The view from 中央编译局?

渐进政治改革与民主的转型


何增科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00032

  原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4期

  「作者简介」

  何增科(1965—),男,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当代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政治学博士。

  「内容提要」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样,走的也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中国正处于通过政治改革从全能主义向权威主义和最终向民主主义政治体制转变的政治转型期。改革政治学研究显得尤为迫切。改革政治学应当重点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优选之路、动力机制、历史进程、发展前景等重大问题。本文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英文摘要」China's political reform,like its economic reform,is followinga progressive way.Since China is now in the period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froman omnipotent political system to an authoritative one and finally to a democraticone ,it is urgent for it to carry out a research on reform politics,the stressof which should be laid on such significant issues as the basic guideline ,optimumapproach,motive mechanism,historical course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China's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n which this article makes som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关键词」改革政治学/混合民主政体/渐进政治改革/双轨政治体制/reform politics/compound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progressive political reform/double-track politicalsystem

  政治发展的实现方式主要有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两种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渐进政治改革的道路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过20多年的渐进政治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从高度集权和全面控制的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政治体制,走向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这种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是一种混合型政治体制或二元政治体制,它兼具集权体制和威权体制的特征并含有民主体制的某些因素,其中尤以官僚权威主义体制特征为主,因此又被称为新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中国正处于通过政治改革从全能主义向权威主义和最终向民主主义政治体制转变的政治转型期,转型政治学或改革政治学研究显得尤为迫切。改革政治学应当重点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路径选择、动力机制、历史进程、发展前景等。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混合民主政体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模式,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改革思路。

  一是咨询型法治政体说。潘维认为:“政治改革的导向有两种选择,一是民主化,二是法治化。二者总有先有后,世界上从未有哪个国家能够二者同时兼得。民主与法治是可以兼容的,但民主化和法治化两个过程却从未共生,因为二者的操作方向不同,无法兼容。……以法治为导向、以吏治为核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适合中国特点。”[1]他高度推崇同为华人社会的香港和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模式并将其概括为“缺民主的法治政体”,并认为未来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咨询型法治政体,后者是一个由五大支柱构成的制度安排。这五大支柱是:中立的文官系统,自主的司法系统,独立的反贪机构,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受法律充分保护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他将这种咨询型法治政体的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1)强调“法律”作主(rule of law ),拒绝“人民”做主(rule of the people);(2)强调法的正义性,因而特别重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强调严格执法的重要性,刻意增加立法的难度;(4)强调限制政府的职能和规模,造就有限政府,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由,从而鼓励民族的创造力;(5)强调追求符合中华传统的秩序和自由。[2]二是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康晓光提出了建设合作主义国家模式的设想,指出合作主义国家的基本公式是:权威主义政治+自由市场经济+法团主义+福利国家。作为一种现代阶级分权体制,合作主义国家奉行“自治”、“合作”、“制衡”与“共享”等“四项基本原则”。合作主义国家的首要原则是权力、资本、知识与劳动都实行自治。所谓“权力自治”就是实行权威主义政治,统治集团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主观上只对自己利益负责,客观上对全民和国家负责;官僚队伍的成员主要来自知识阶级,通过考试制度连接知识阶级和统治阶级。所谓“资本自治”就是市场经济加法治,即通过市场机制和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法治建立资本自治。所谓“知识自治”就是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所谓“劳动自治”就是在自由结社的基础上,组建具有垄断性代表权的功能性社团,劳动者通过这些组织参政。“自治”是为了有效的合作。合作的政治模式是多方协商或谈判体制,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与政府共同制定公共政策,政府以中立的态度主持阶级谈判,通过谈判解决社会冲突。实行权威主义政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金钱对权力的控制,制衡资本专断的权力。共享的核心内容是公平地分享财富和机会,通过建立福利国家节制资本的经济权利,通过权威主义和法团主义节制资本的政治权利,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合作主义国家理论希望促成自由与平等的妥协与均衡。[3]三是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说。王绍光、胡鞍钢等人认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应当着眼于强化和改善公共权威并使之民主化而不是盲目地取消和限制公共权威,换句话说,应当将现有国家机器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大力加强国家制度的薄弱环节,建立一个有很强的良治能力的政府。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应当围绕八大国家能力进行,即: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的能力(强制能力);动员与调度社会资源的能力(汲取能力);培育与巩固国家认同的能力(濡化能力);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的能力(监管能力);确保国家机构内部的控制、监督与协调的能力(统领能力);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能力(再分配能力);将民众参与需求纳入制度化管道的能力(吸纳能力);协调不同利益、形成公共政策的能力(整合能力)。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突破口应该是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调整党和国家的关系,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简言之,中国需要第二代改革战略,即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4]四是增量民主说。俞可平提出增量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这一思路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是强调民主的程序和实现程序民主;二是高度重视民间组织和公民自身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三是推崇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治党;四是充分发挥党组织和政府在民主建设中的领导作用;五是建立和完善现代的动态的政治稳定机制。[5]五是民主的法治型体制说。王贵秀认为,原有政治体制的根本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具体表现为“党委过分集权”、“中央过分集权”和“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体制,建立起“民主的法治型体制”。[6]这五种改革思路强调的侧重点各不相同:第一种强调的是法治化的优先性,第二种强调的是权威主义国家和功能性社团之间的合作协商,第三种强调的是国家能力建设的基础性作用,第四种强调的是公民社会和国家在民主法治建设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五种强调的是实行党内民主以解决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但这五种改革思路却包含着一些共同的要素。首先,他们都高度重视法治,将建设法治国家确定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其次,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容易为各方所接受,可以实现新旧政治体制的平稳过渡和衔接,不会引起大的社会震荡,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最后,他们都对选举民主特别是全国普选持非常谨慎甚或坚决反对的态度。

  不过,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将民主化和法治化看作是两个无法兼容甚至相互排斥的过程,这不仅与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并举且相互促进的现实相悖,而且因其刻意拒斥民主而难以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此外,在排斥一般民主的同时,咨询型法治政体已经将自由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某些基本要素如自主的司法系统、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受法律充分保护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等列为自己的主要制度支柱,因此其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将权威主义国家看作是一种恒常的政体形式,而国际和国内学术界更加倾向于将权威主义政治看作是一种阶段性的和过渡性的政体形式,它终归要走向民主政体。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说强调国家能力建设优先,具有国家中心论的倾向,对公民社会的能力建设及公民社会与国家协商合作等民主治理理念重视不够。增量民主说对协商民主也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民主的法治型体制强调党内民主而对人民民主特别是基层民主建设重视不够。

  笔者在借鉴上述五种改革思路基础上,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在自由社会主义政治理念指导下建立混合民主政体。自由社会主义倡导自由优先兼顾社会公正的政治理念,是一种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兼容的政治价值体系。混合民主政体是一种力求体现自由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政治制度设计,是选举民主、自由民主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一种政体形式。所谓选举民主是指各级政治领导人通过普遍的、自由的和竞争性的选举产生,选举民主是程序民主的主要内容,选举民主是建立政治问责制的制度保障。自由民主由宪政民主、法治国家、有限政府、司法独立、权力制衡和新闻自由等制度要件构成,其核心是推进法治化进程。自由民主制度是公民政治自由和权利以及公民社会成长发育的制度保障。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它通过精英吸纳、决策咨询、公开听证、协商对话、媒体讨论、公众审议等多种形式将功能性社团与国家之间的协商决策制度化,目的在于保证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过程中倾听社会弱势群体声音,保证社会公正。自下而上地推进选举民主与自上而下地推进法治化进程相结合,同时努力实现协商民主从大中城市的中间突破并向上向下延伸,是建立混合民主政体的基本路径。混合民主政体说吸收了民主治理的理念,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深化民主,促进法治,保障人权,提高政府效能,推动廉政建设。它既关注国家能力建设,又关注公民社会能力建设;既注重民主化建设,又注重法治化建设;既重视政治自由,又重视社会公正;既重视党内民主,又重视人民民主;既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又强调新旧体制的平稳过渡和衔接。因此,混合民主政体是一种比较合意和可行的政治选择。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优选之路:渐进政治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中国的政治改革走的也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近些年来,国际国内过渡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特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政治学界近年来也有学者从改革政治学角度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路径特征进行了思考,提出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过渡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特征及其利弊得失的分析往往都是从中俄经济转轨的比较研究开始的。主流的观点是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俄罗斯则实行“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是通过试点循序渐进地、分阶段地、由局部到整体逐步展开的过程。通过对中俄两国改革绩效的比较研究,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是渐进式改革优越于激进式改革。一些学者对该观点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认为有利的初始条件、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目标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渐进的改革方式[7].支持渐进改革的一种理论来源于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和演进主义。美国经济学家缪瑞尔(Murell)认为对渐进改革理论的哲学支持可以来自两个理论流派,即“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它们都反对制度变迁上“建构的理性主义”传统而提倡“演进的理性主义”。演进主义经济学把社会视为一个信息处理机制,社会的变迁是一个信息和知识存量累积性发展的过程,演进主义者将之比喻为“攀着石头爬山”(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认为改革是一个“边学边干”的过程。演进主义重视局部的实验和试验以及由此积累的经验和智慧存量,反对那些规模大、速度快、可逆性小的方案设计。渐进式改革既要适当保留现有的制度,又要鼓励新体制的发育与扩张,由此会导致“双轨体制”的形成[8].另一种支持渐进改革的理论来自于对改革成本和收益的理论分析。不少学者指出激进改革迅速但却昂贵,渐进改革缓慢但成本较低。如樊纲将改革的成本区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认为前者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后者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渐进式改革的实施成本高于激进改革,但它的摩擦成本却低于激进改革,是一条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9].林毅夫等人则强调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即着眼于扩大可供分配的资源总量使人们普遍受益,而不去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10].中国和前苏联东欧改革模式还有一个区别是:渐进式改革强调“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先从微观改革、局部试验、体制外增量改革开始,逐步过渡到宏观改革、全面推广和体制内存量改革,其优点在于将大震化为小震,减少社会大震荡的风险。渐进式改革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如改革的累计成本和后摊成本日益增加,会增大进一步改革的阻力等[11].这种改革由于缺乏科学的总体制度设计,因此改革措施之间衔接配套不够,新旧体制和新体制各个部分之间的摩擦成本比较大。

  受过渡经济学的启发,一些政治学者也开始从改革政治学角度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路径特征和基本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如郑永年曾强调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个通过试错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表现出渐进主义的特征[12].徐湘林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种渐进的体制改革,后者是指改革的推动者在有限的已知条件下对改革后果缺乏了解时根据其现实目标作出的一种理性的、稳妥的决策,并保持随时调整既定决策的余地;渐进改革的累积效应取得了可观的进展,究其原因在于,改革的推动者一开始就以务实的目标为指导,自始至终坚持了渐进的改革模式,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是理性的和审慎的,对旧体制的改革始终保持了继承和变革的相对平衡[13].他还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为领导人、执行者和大众提供了从改革过程中不断学习的机会,同时使改革的政策选择可以根据改革的结果加以评估检验和修正调整,从而减少了改革落入陷阱的可能性并有助于应付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14].俞可平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如同经济改革一样,也是一种增量改革。他除了强调增量政治改革的渐进性和路径依赖特征外,还强调保持既有的存量和创造新的“增量”。同时,他还认为增量政治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即在不损害公民已有政治利益的情况下,逐渐放大新增的利益,力求实现政治改革的稳定、有序和效益[15].(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对政治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性质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政治改革本身就是对既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不可能不触及原有利益和损害一部分人利益,关键是要对利益受损害者做出必要的补偿。)康晓光认为中国的改革模式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是对迫在眉睫的危机做出的应急性反应;也就是说,改革作为一种学习过程,是对危机的被动的反应,但由于政府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各种可行方案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危机应对机制方案,因而能够不断克服各种危机,同时实现“成功的变革”和“成功的保守”[16].综合过渡经济学和改革政治学对中国改革的路径特征和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渐进政治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优选之路。其具体特点是,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过程是一个通过试点试错积累经验循序渐进地、分阶段地、由局部到整体逐步展开的过程,改革进程是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的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不可逆的进程。之所以说渐进政治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优选之路,原因包括:首先,改革的发动者能够始终保持对改革的领导权,在综合权衡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从容而又理性地选择较为可行的改革方案;其次,它自觉地选择一条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力求化一次大震为若干次小震,尽量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因此比激进政治改革更容易实现政治改革和政治稳定的有机统一;再次,渐进式政治改革强调局部试验、实践检验并根据改革结果对有关改革方案随时加以修正调整,从而将制度创新和解决改革后果的不确定性有机结合起来,避免改革陷入不可自拔的陷阱;最后,渐进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政治转型成果更加巩固,改革方案建立在试点经验基础上,因而成功的把握更大,改革的速度适应了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文化演进的速度,政治制度转型建立在社会结构变化和政治文化变革的基础上,因而更加坚实可靠。

  三、政治转型中的创造性体制转换:双轨政治体制

  渐进政治改革要求政治转型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新旧政治体制的双轨并存与此消彼长成为一种正常的政治生态。价格双轨制被许多经济学家誉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发明。从计划价格这一轨过渡到计划和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再过渡到市场价格这一轨,是市场化改革平稳过渡的关键因素。在政治改革中,能否创造出既与旧政治体制兼容又能逐步取代旧政治体制的新体制成为体制转换成功的关键因素,而这种双轨政治体制是政治改革实现软着陆的重要保证。

  在从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体制向民主主义体制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兼有新旧体制特征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作为一种双轨政治体制成为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同时具备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的特征,一方面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个人集权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无所不在,国家职能无所不包,社会为国家所吞没。从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是无法一步到位直接建立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后者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支持。邓小平为政治体制改革确定的核心内容是实行权力下放,以实现政企分开、党政分开和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经过长期的改革努力,中国逐渐形成一套技术专家治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保障了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促进了市场机制的发育成熟,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和包办,初步形成了从权力一元走向有限多元的政治格局。在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中,党的领导、中央的权威、国家的主导权与政府的效能、地方的活力和社会的自治自律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动态的平衡。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为进一步向民主主义体制的过渡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壮大,公民社会悄然崛起,利益集团日趋多样化,公民政治文化日益普及。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只有建立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巩固。

  如前所述,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应当是一种混合民主政体,它力求实现选举民主、自由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铺设双轨政治体制是最终走向选举民主、自由民主和协商民主的重要过渡桥梁。

  在从选拔政治向选举政治的过渡过程中,选拔政治与选举政治因素并存的双轨体制架起了必要的桥梁。传统的党政领导干部任用制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拔任命体制。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命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如“两票制”选举农村党支部书记,“公推公选”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民主推荐”、“民意测验”与组织考察、上级讨论、任前公示相结合的干部考察任用程序以及党委讨论表决干部任免实行“票决制”等。这些创新性的制度安排较好地解决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相结合的问题,扩大了干部任用工作中的群众参与程度,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同时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和党管干部等基本原则,寻找到了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和自下而上的群众推选的契合点,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双轨体制。同时,这些创新性的制度安排还具有进一步向选举政治过渡的势能和潜力,为从双轨进一步向新的单轨体制转变创造了条件。因此,在从选拔政治向选举政治的转轨过程中,应当大力鼓励和全面推广这类制度创新。

  人治与法治因素并存的双轨体制为人治向法治的渐进转型铺平了道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出现过没有法制的人治的局面,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受到践踏,政治动荡长期不止。改革开放以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成为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重点加强法制建设,实际上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它是一种有法制的人治。党的十五大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日益强调依法治国,重点转向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司法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从人治走向法治中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十六大以后,学术界积极倡议依法治党、依法选举执政以及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等,这表明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又酝酿着新的突破。

  在从独断决策走向协商决策的过程中,存在着决策权垄断和决策权分享并存的双轨或二元决策体制。在政权系统内部横向决策权分配体制中,党政作为行政系统在决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同时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在决策过程中的审议、咨询、协商的功能,就属于一种双轨决策体制。在政权系统内部纵向决策权分配体制中,实行分税制,建议赋予各个省市自治区在全国人大的财经委员会中以平等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同时保留中央的资源分配权和人事任免权,就是中央和地方关系中一种双轨决策体制的制度设计。在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决策权分配体制中,倡导合作主义的国家模式,保持国家的主导权,同时建立功能性社团与国家的协商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双轨决策体制。这些双轨决策体制的制度设计,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协商民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推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这是走向协商民主的重要步骤。一些地方所创造的“市民与市府”对话节目、民主恳谈会、协商对话、政府首长向人大述职并接受评议、网络媒体开办公共论坛等都为公民参与讨论和审议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值得大力提倡和推广。

  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力:危机推动加利益驱动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何以会发生,又何以会持续?这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生和持续机理,需要研究政治改革的动力机制。分析政治改革的动力机制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笔者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制度创新的过程,政治改革是一个政治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体。如果按照经济学的通行做法把制度变迁区分为由个人或群体自发发起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政府发起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话[17],政治改革显然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各级政府是新制度的供给者和旧制度的改革者。那么政府为什么要改革旧制度、供给新制度呢?这是因为政府作为改革的推动者实际上也是一种理性经济人,要通过成本收益计算做出对自身来说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只有在制度需求方坚决拒绝旧制度而呼吁新制度、旧制度的实施成本过大难以为继、改革的发动者意识到危机迫在眉睫时,改革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旧的制度均衡才会被打破。换言之,只有旧制度面临强大挑战、遭遇严重危机时,改革的发动者才会感觉到改革的压力和必要性。只有在确定新制度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的供给者才有动力去进行制度创新以供给新制度,否则就会出现制度供给不足或制度短缺状态。简单地说就是,危机意识推动体制改革,利益预期驱动制度创新。

  中国政治改革的发生机理是这两种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的结果。对外开放和全球化使中国的政治体制面临着激烈的外部竞争的严峻挑战和外来体制示范效应的强大压力,中国的领导层、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能感受到这种挑战和压力。“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使深受其害的人们认识到旧的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根本弊端而普遍产生厌弃心理。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从革命的合法性转向经济建设的合法性,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政绩表现成为赢得民众支持等政治收益的主要手段。发展型国家成为这一时期国家的基本特征。能否推动经济发展,能否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成为改革的发动者是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如何选择政治体制改革优先顺序的首要动机。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政治改革是一种适应性改革,为什么行政改革在政治改革中居于优先地位的原因。其原因就在于,适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获得较大的预期政治收益,而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中最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而又不危及政治稳定和政治领导权的改革。

  中国的政治改革呈现出波浪式推进的特征。进入改革中期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新的压力,政治腐败的猖獗,国家能力的弱化,收入分配严重不公,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浪潮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苏联东欧剧变以及加入世贸组织,所有这些都对现有政治体制形成沉重的压力,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政绩合法性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在经济发展遭遇瓶颈、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权力更迭的程序合法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建立长效的、动态的政治稳定机制,遏止日益猖獗的政治腐败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一道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强大的内在动力。走向选举民主制和法治化的政治改革成为缓解日益逼近的政治压力和获得预期政治收益方面合乎理性的政策选择。新一轮政治改革的发生条件已经具备。

  创新性的制度安排是否具有生命力和持续性取决于什么条件呢?或者说,成功的制度创新的条件是什么呢?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成功的制度创新应当实现各方报酬递增,使受制度影响的各方均能从新的制度安排中受益,实现多赢或共赢的博弈结局,或者至少能够满足卡尔多标准(注:卡尔多提出:“任何潜在的变动都要受到以下的测验:要问所有因革新结果受到有害影响的人,认为革新给他们带来的不便最低要有多少货币的补偿。同样,也要问所有因革新获得的人,估计最高愿意让出多少钱而又不放弃已得的利益。只要后者的总和大于前者的总和,就可断定这是社会合意的革新。”其意思是说,这样的改革要获得社会的支持,得以进行下去,改革的受益者或改革的发动者在不损坏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必须对改革中相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足够的补偿。),使利益受损害者获得足够的补偿,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同时还应当实现制度实施成本的递减,使新制度的成本效益比优于旧的制度安排。只有这样,新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有关各方的支持并能持续下去和推广开来。此外,对新制度的意识形态支持也很重要。人们对制度的支持,既有利益的考量,也有对制度公正性的评价。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引导人们意识到特定制度的公正性从而自觉地予以支持,这样可以节约制度实施的成本。

  徐湘林教授对政治改革得以持续进行的条件进行了比较全面和具体的分析。他指出,政治改革持续进行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首先,政治改革必须能够解决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危机;其次,政治改革必须能够维持和巩固执政者(党)的政治地位,为其增加政治资源和合法性;第三,政治改革必须能够维持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性和继承性;第四,现行政治体制必须具有相对的自我调整能力;最后,执政者必须具有在实践中学习的能力,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和新的知识,并能够认识和把握政治改革的成果。他认为中国渐进政治改革同时满足了以上五个条件,因而能够顺利实施和持续进行[18].康晓光认为,中国政府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保守能力,能够同时实现“成功的变化”和“成功的保守”,这也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19].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构成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在政府改革与创新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动因与中央政府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在于,来自其他地区的外部竞争和先进制度的示范效应,旧制度安排困难重重难以为继,这些外部的压力足够大就会推动相关的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推进改革所面临的预期政治收益和政治成本的内容不尽相同。中央政府预期政治收益主要是增强政治合法性,实现长治久安。地方政府预期的政治收益和成本都来自上级政府,这是因为在自上而下的任命制下地方政府官员的升降奖惩取决于上级政府,上级政府所规定的政绩考核指标和各种“一票否决制”,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起着引导作用。招商引资数量、经济发展总量和速度等经济考核指标决定着官员的仕途升迁,治安和上访等“一票否决制”、党风廉正建设责任制等则对官员起着惩戒作用。政绩和仕途升迁考虑成为地方政府官员进行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地方政府官员为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减少政治腐败,促进社会公正,而进行着多种多样的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改革。与此相联系,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的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态度,上级政府如果支持、奖励勇于改革创新的地方官员并积极推广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创新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反之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创新就会日益萎缩。

  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阶段、进展和问题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第26个春秋。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阶段划分,目前比较流行的是“四阶段说”,黄卫平、王贵秀、王怀超均持此种看法,尽管他们对这四个阶段的具体分期和基本内容概括不尽相同。黄卫平认为,从1978年底到1985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奠定基础期,重点是进行机构改革和重建农村基层政权;从1986年到1989年上半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热点期,重点是解决党政分开问题和继续进行机构改革;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转折期,重点是保持政治稳定;从1992年以来政治体制改革进入隐性发展期,重点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机构改革和法制建设,实行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的战略[20].王贵秀的四个阶段划分是,第一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到十三大规划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第三阶段是从十三大到十四大在曲折中前进,第四阶段是从十五大到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有了新的突破[21].王怀超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80年代中后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部署阶段,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政治体制改革总结经验调整思路阶段,从90年代中后期至今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期[22].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特征,这四个阶段中先后进行了四轮政府机构改革,同时基层民主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保持了改革内容的某种连续性。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体制改革思路也做出了重大调整,不再强调解决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也不再强调“党政分开”,重点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但同时加快了公务员制度建设步伐,并逐步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中引入了群众参与机制,还接受了“法治”、“人权”和“权力监督制约”等概念并加强了相关的制度建设。

  20多年的渐进政治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前所述,改革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是一种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相交织的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是这种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权力下放,实现政企分开、党政分开、中央和地方适度分权、国家和社会分开。经过20多年的政治改革,政企分开、政经分开和社会自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进行以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经济管理机构为主要内容的机构改革,基本上实现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分开,同时也保持了政府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必要的距离,实现了政治和经济分开。随着基层民主建设的逐步深入,村民自治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城市基层社区居民自治也开始起步。随着国家职能的收缩和私人部门的发展,各类民间组织和社团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国家对公民社会仍然保持着强控制,后者同时兼有官方和民间的双重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央向地方下放立法权、财权和事权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引擎。分权化改革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调控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央政府通过实行分税制、人事任免和强化职能部门的垂直领导,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和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但与此同时压抑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何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的管理权限,建立起能够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的政府间管理体制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党政不分和党内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党内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了集体领导体制,领导者个人的权力受到领导集体一定的约束,但如何从民主授权机制上加强对领导者的约束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发展党内民主显得日益迫切。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绕不开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逐步实现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职能分开。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需要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在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和进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相比较而言,政治体制改革仍处于外围战阶段[23].政治体制改革至今仍是一种根据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而有选择地进行的适应性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各部分之间进展很不平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展较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一定进展,政府间管理体制改革在曲折中前进,党政领导体制改革、决策机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相对滞后,选举民主仍停留在村级自治组织层次,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不高。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群体上访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日益频繁化和激进化,基层党群干群关系日趋紧张,“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司法腐败和公贿等政治领域腐败现象有增无减,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迅速流失。未来中国能否顺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走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大关。[24]

  六、渐进政治改革的发展前景:改革与革命赛跑

  继续推进渐进政治改革既是公民社会逐渐发育成熟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政治领导层合乎理性的战略选择。当代政治转型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两种理论模式就是公民社会理论模式和战略选择理论模式[25].这两种理论模式互为补充,共同揭示了中国渐进政治改革和政治转型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机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初具雏形。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各类民间组织和社团日趋活跃并逐步学会自我管理,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力量不断成长壮大,国家和社会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正在逐步发生改变。政治国家、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或公民社会开始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治理主体。多中心的、自主的治理结构将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命令服从式政府管理方式,强调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合作管理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的民主治理成为政治发展的潮流。社会结构的大变革和公民社会对民主治理的追求成为继续推进渐进政治改革的强大动力。面对来自公民社会要求民主化改革的强大压力,政治领导层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一味拖延或拒绝政治改革,则将坐失改革的有利时机;如果贸然推行多党制和普选制等激进政治改革,则又很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将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而这既不符合社会大多数人求稳求富的普遍心理,更不符合政治领导集团追求长治久安的根本利益。因此,继续推进渐进政治改革,逐步开放公民政治参与,成为政治领导层合乎理性的战略选择。

  中国渐进政治改革下一步的突破口在哪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学术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主张,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有人认为,基层民主特别是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的生长点;还有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法治先行,民主化应当让位于法治化;也有人主张,应当重点建设功能性社团与国家之间的协商合作机制;还有人提出,以强化国家能力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建设应当优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而先行一步。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是建立在建构主义哲学基础之上,试图按照自己的理想对未来的政治制度进行设计和规划,而渐进政治改革则是建立在演进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后者强调的是“边干边学”。从20多年渐进政治改革的历史轨迹来看,渐进政治改革走的是一条“一元多线多点突破”的发展道路。选举民主首先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取得突破,并引发了“两票制”选举党支部书记的重大制度创新,进而推动了“公推公选”、“三轮两票制”和“直选”等乡镇领导选举方式的重大改革。自由民主从加强法制建设和转变政府职能开始,逐步向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和建立廉洁效能政府深入,并将以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为目标的司法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协商民主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入手,正在向协商决策制度化方向发展。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的突破口应当是在巩固上述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具体来说,选举民主应当重点发展乡镇一级民主选举,包括乡镇长民主选举和乡镇党委书记“两票制”选举,并在条件成熟时实行二选联动。自由民主应当重点加强宪法权威并进一步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协商民主应当致力于在大中城市实现协商决策的制度化,并逐步向上和向下延伸。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现代化历史上,渐进与激进、改革与革命曾经屡次交替出现。渐进改革曾多次因贻误时机而被激进的革命所代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命运多舛[26].中国这次渐进政治改革到底能走多远?这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改革能否适时推进和取得突破,二是现有政治制度的容纳量和领导集团的学习能力。首先,我们说中国的渐进改革是危机推动的,是指危机的规模和烈度尚处在领导集团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同时领导集团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并认识到改革符合自身的根本利益,能够适时推进改革化解危机。如果领导集团缺乏改革意愿,任由矛盾和危机积累并最终总爆发,改革的机会就会悄悄流走,革命则会不期而至。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正如朱学勤所说,但凡还能爬坡的地方,当然慎言革命;不过,革命总是跟在改良后头,革命一旦在改良的后面加快了步伐,改良一定要走得更快[27].因此,领导集团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并能够适时推进政治改革并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至关重要。其次,正如徐湘林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改革是以制度化程度非常低为起点的,同时现行政治制度规范与实际政治运作机制之间存在的较大的差距,这些都为渐进政治改革提供了相当大的合法性制度空间[28].康晓光指出,中国的未来是开放的和不确定的,存在着失败的可能性。能否成功,取决于问题发展的速度和解决问题的速度的竞赛,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学习能力和中国人民的创造能力。改革以来,中国政府已经显示出很强的学习能力,中国的创造力绝不会低于新加坡[29].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中国渐进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参考文献」

  [1]潘维。法治与中国未来政体[J].战略与管理(北京),1999,(5)。

  [2]潘维。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OL/EB].http://www.6000year.com/readartile.asp ?t_id =64331&classid =

  [3]康晓光。论合作主义国家[J].战略与管理(北京),1999,(5)。

  [4]王绍光,胡鞍钢,周建明。第二代改革战略: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J].战略与管理(北京),2003,(2):90-95.

  [5][15]俞可平。积极实行增量政治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J].理论动态(北京),2003,(1595)。

  [6]王贵秀。谈谈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问题[J].科学社会主义(北京),2002,(4):4.

  [7]刘文革,袁庆寿。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J].经济学家(成都),2000,(3):90-96.

  [8]张军。过渡经济学:我们知道什么?[J].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8,(5):13-26.

  [9]樊纲。两种改革方式与两种改革成本[J].经济研究(北京),1993,(1)。

  [10]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1]黄少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教训[J].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02,(5):8.

  [12]郑永年。政治渐进主义:中国20年改革的政治经验[J].《第三世界季刊》(ThirdWorld Quarterly ),1999,(总第20卷第6辑)。

  [13][18][28]徐湘林。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J].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5):16-26.

  [14]徐湘林。“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国渐进改革的政策选择[J].天津社会科学(天津),2002,(3):43-46.

  [16][19][29]康晓光。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J].战略与管理(北京),2003,(4):56-62.康晓光。中国为什么成功——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J].中国改革(北京),2003,(10):5-7.

  [17]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A].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86.

  [20]黄卫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5-149.

  [21][23]王贵秀。艰难而漫长的改革——政治改革二十周年反思[A].刘智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27-30.

  [22]王怀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4年[J].理论动态(北京),2003,(1595):14-27.

  [24]黄仁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关[J].战略与管理(北京),2002,(2):72-82.

  [25]郭定平。论当代政治转型理论的背景与逻辑[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上海),1997,(3)。

  [26]储建国。中国政治现代化模式演变[J].江汉论坛(武汉),1997,(7):15-17.

  [27]朱学勤。革命[N].南方周末(广州),1999-12-19.

more

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下

王思睿

真话文论周刊第十期(评论员文章)


现任中国空军副政委刘亚洲称自己是“一个纯正的民族主义者”,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好,自己的民族好”,“ 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然而,“纯正的民族主义者”并不反对民主。他说,如果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国民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 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在于:“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专制制度的弊端正好是其反面:“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作为一名有战略眼光的军人,刘亚洲认为对我国最可怕的战略包围是“ 民主” 国家的包围而不是单纯军事意义上的包围或者地缘政治上的包围。因为“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 民主’ 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他认为,要解决包括农民问题在内的各种现实中国问题,“必须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他表示:“我愿意做思想先锋,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思想越活跃,社会就越稳定。思想越自由,社会就越前进。反之,思想越压抑,社会才越不稳定。”他相信自己在军队中并不孤单:“中国真正的精英和真正的改革者,有一大部份在军队里。这里面有一个规律:就是越文明的国家,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它的军队恰恰是一支改革的力量” 。“ 经过‘ 文化大革命’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军队已相当成熟。现代化没有军队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军队都会参与。”据一位著名的军队作家告诉笔者,在“以民族利益(而非政党利益)为最高利益”和“中国的民主化”方面,类似刘亚洲这样的“体制内改革者”与“体制外改革者”有很大程度上的“重迭的共识”。

王小东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代言人,笔者曾多次与他在文字上激烈交锋。但随着对他的思想的深入了解,笔者在《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一文中将他定位为梁启超思想的嫡传弟子——中国的民族民主主义者。笔者在该文中指出,王小东明确表达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对民主的期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正义的、民主的社会,没有一个在公众中有极大合法性的政权,他们的建设一个强大的,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终实现的。恰恰是他们的‘建立一个伟大的中国’的理想,使得他们推进中国的民主的动机比其它人更为强烈。”在2000 年秋发表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一文中,王小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赞成,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反对”;“民族主义不但不反对,而且支持民主主义”,“中国的未来政治改革的大方向应当是民主制”。这样,王小东就在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二者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 在 2002 年7 月20 日的香山演讲《 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向西方学习》中,他说:我认为中国人一定要向西方学习。我个人认为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是中国文明中比较缺乏的。这三样东西,根据我自己理解的重要性排列,先后为:第一是西方在战争中的军事效能;第二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第三是科学技术。民主制对于西方的强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世界强国几乎都是民主国家。在随后发表的一篇网文中,王小东断言,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沦落到反对民主的道路上去,那么,其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它为公众所唾弃,最后变的无人理睬;一个是把中国带向灾难的深渊。我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反对民主,它几乎肯定会被公众所唾弃,连同它的其它一切好的东西,如它的维护民族利益、爱国、尚武精神等;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很难长久的唤起它的国民热爱它的感情,更不用说为它浴血奋战了。

在晚近的一篇文章中,王小东说: 真正关键性的,有效的做法由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在这次讨论会上点出来了,他认为:即使是考虑要争取更多的军事盟友,我们也有必要继续深化我们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在这里把话说得更明确一些:我们由于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 民主国家” ,在国际交往中吃了太多的亏。印度无论是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还是国内人民的生活,都远远比不上我们,就是沾了个“ 民主国家” 的光,什么时候国际舆论都是站在它那一边的,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是如此,在经济竞争中也是如此:最近印度经济刚刚有了一点起色,比起我们还差得很远很远呢,国际舆论就鼓噪“ 看好印度” 了,幸亏企业家们还没有如此轻率,否则我们还真麻烦了。所以,先不用说“ 争取军事盟友” ,就是为了不让别人以不是“ 民主国家” 为借口凝聚国际社会反对我们,折腾我们,我们也有必要坚决挤入“ 民主国家” 的行列。这个行列挤不进去,中国的“ 软力量” 永远是个负数,你再怎么宣传自己的文化如何“ 和平” ,也不会有太大效果;中国永远不可能和“ 民主国家” 在道义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永远是国际社会中的“ 贱民” ,更不用谈什么“ 纵横捭阖” 了。所以,我们为此付出一定的国内代价都是值得的,更何况,搞得好的话,我们在国内还会有收益,甚至是很大的收益,我们何乐而不为?王小东在这里意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即使我们一时无法判断民主化在国内的利弊得失,譬如说是像刘亚洲认为的那样会促进稳定还是像冼岩认为的那样会削弱稳定,仅仅是从打破国际战略包围的角度来考虑,仍然值得一试。

甘阳是当代中国新左派的主要思想导师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中国新左派的主流可以称为‘中国自由左派’”,“理由主要是两点:第一,新左派是九十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的产物。自由派分化的结果形成两个阵营: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也可称为新左派和新右派;第二,自由左派的主要倾向实际比较接近当代美国所谓的‘自由派’,而自由右派的主要倾向其实更接近美国今日所谓‘保守派’(此地用‘保守派’不含贬义)。”“中国‘新左派’之所以是‘自由左派’,即在于他们基本是以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为自己的主要理论参照,而对当代西方保守主义则持比较保留的态度。”甘阳认为,“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分歧主要是在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上”,前者“着重谈民主与平等”,后者“则着重谈自由”。他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等文章中强调自由主义必须是“民主的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主义的“自由”不是要伸张“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而是要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尤其是弱者的权利。在《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等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文章中,他“特别强调以大众民主奠定宪政国家”。甘阳指出:“ 强化中央权力的最有效手段恰恰就是扩大大众民主”, 实行“ 全国人大的直选”,通过“诉诸全国性大选来直接取得社会大众的民意支持,从而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自身权力不容挑战的正当性基础”。“说到底,以定期性的全国性大选来凝聚全民族的政治向心力和政治意志力乃是一个民族走向政治成熟的根本标志。”基于甘阳自己的分析,与其说他是“自由派(自由左派)”,不如说他是“民主派(民主左派)”。

王绍光是笔者所有朋友中最早把新左派观点和立场明朗化的一人。甘阳将王绍光的《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1991 )称作“中国自由左派的开山之作”,而笔者在此文发表六七年前,就聆听了王绍光的基本观点。王绍光质疑种种被修饰的民主概念,譬如说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 、多元民主(Pluralist democracy) 、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但对不打折扣的民主还是始终坚持的。王绍光在甘阳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强有力的民主政权。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是弱化国家能力,而是使权威主义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化。”他后来在与季卫东讨论时表示:“我的立场与九零年写那篇文章时一脉相承。”他主张“用民主的方式改造国家”,改造后的目标则是“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他说:“区别民主与其它各种形式的非民主政治体制的关键在于,民主使得人民能够安排权力关系并因此而控制着统治者,而其它体制却做不到这一点。”“作为一种安排权力关系的手段,最低限度的民主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Dahl 所称的‘广泛参与’和‘公开竞争’。前者指的是参与程度,或者更准确地说,实际上是指所有成人参加选举和竞争职位的权利。后者则指的是反对的权利,即为那些受到政府政策不利影响的人发表合理的反对意见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渠道。如果一种政治体制不能同时具有参与的广泛性与政治竞争性,就不能称之为民主。”王绍光特别强调的是,民主政权应当是一个有效的政府,民主国家应当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有效的政府”必须具有六项能力:对暴力的合法使用实施垄断的能力,提取资源的能力,塑造民族统一性和动员群众的能力,调控社会与经济的能力,维持政府机构内部凝聚力的能力,分配资源的能力。在王绍光看来,有效的政府是可持续民主的前提条件,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民主制度。“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则可以简述为十个字:“财力要集中,权力要民主”。甘阳的概括是:“王绍光的这些主张明显秉承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传统,亦即强调国家具有市场无法取代的诸多重要功能。他同时也强调,国家能力的有效使用有赖于国家的民主化,亦即以普选制等手段取得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像刘亚洲、王小东这样的正宗民族主义者(民族民主主义者)和像甘阳、王绍光这样的新左派(自由左派、民主左派或者说社会民主派)都不怀疑民主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合法性)。前者相信,民主化可以增进社会的稳定与一体化,强化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对外竞争能力;后者相信,民主化可以增进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强化弱势群体的政治博弈能力。相对而言,前者的考虑更具工具主义的色彩。笔者曾说: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可以分为 “内生型”和“外激型”的。英国是典型的“内生型”民主化,法国民主化以“内生型”为主,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民主化的刺激,法国大革命后期受到欧洲各君主国的围攻,救亡的局势使其日益激进化。中国的民主化要求则主要是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内生型”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是“启蒙”,是哲人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性探求,是普通民众和各种社群对自身权益的不懈追求。“外激型”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是“救亡”,其主导者试图通过引进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摆脱国家面临的危机和险境,进而赶超先进国家。“外激型”民主化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不是从基本人权和普世价值观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自由、民主、宪政,而是从“实际功用”和“进化规律”的角度来阐释它们。依据对伦理道德、社会正义的虔诚信念追求民主,才能具有稳固和坚实的思想基础;期待它能够立竿见影地发挥“救国”、“强国”的“实际功用”,则一遇挫折就很容易悲观失望,动摇对民主的信念。因此, 民族民主主义者的民主信念在坚定性上不如社会民主主义者。但在像罗尔斯那样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看来,边沁式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论证民主正当性的出发点仍然不够坚实。然而,价值观上的分歧并不妨碍民族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民主主义者在中国民主化方面达成政治上的基本共识。

认为自由主义者(自由民主主义者)只讲自由而反对民主,或者说只要贵族的自由而不要平民的自由,缺乏足够的证据。甘阳在《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中说:“自由右派”现在已经与从前的一些“非自由派”学者开始合流,大谈“自由的优先性”而贬低民主与平等,实有为不平等不公正辩护之嫌;而在工人大量下岗失业、上亿民工居无定所的情势下,大谈“多数的暴政”和“暴民政治”的危险等等,更让人怀疑这到底是自由主义还是“新权威主义”?但他在文中只点了一个“自由右派人物”的名字——秦晖,显然,上述的论断很不适合于这一个案。反对即行民主的人如冼岩、萧功秦是打出了“权威主义”旗帜的,冼岩在与笔者辩论时还明确表述了“自由主义必须让路”的观点,恐怕不好把他们作为“自由右派人物”。主张先自由后民主的李泽厚虽然是1980 年代“自由派”的头面人物,但他在“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后,似乎并没有以此道中人自居。这里还要指出:不论冼岩、萧功秦还是李泽厚,他们都只是质疑“即行民主化”,而不是一概地反对中国民主化。至于所谓“自由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慎之、秦晖、徐友渔、朱学勤等人,主张民主、公正、平等的言论不胜枚举。甘阳应当将反对民主的“自由右派”指名道姓,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与之辩论了。

“自由左派”甘阳与“自由右派”秦晖携手推进中国民主化,在笔者看来,是不存在任何障碍的。 徐友渔说:“让我们共同搭建自由主义的宪政平台,在此之后人们鼓吹什么主义都可以。”秦晖说:“在宪政民主条件下,‘ 左’ 有左的道理,‘ 右’ 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象。‘ 左’ 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 社会主义优越性’ 。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 右’ 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 自由主义的生命力’ 。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 。笔者在《共同底线和宪政平台》中也说过:左中右派(极右、极左除外)可以在反极权、反专制的共同旗帜下团结奋斗,而一旦把宪政平台搭了起来,他们马上就会在这个平台上相互较量,以民主方式展开新的意识形态之争。

尽管左中右派的大多数人都可以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下,但仍会有反对民主的极端势力存在。极左的毛主义者不相信民主机制的有效性,不相信底层民众可以通过民主参与增进自身利益,他们只相信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寡头的“铁腕”,只相信以专政手段均贫富,以剥夺精英的方式来保障平民的生存条件。极右的法西斯主义者根本不承认民主的正当性,根本不相信社会正义和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他们信奉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他们看来,中国民主化会使统治者变得心软,顾及普通百姓的性命和福利,从而削弱中国在对外竞争中的战斗力,以致无法满足中国崛起所需要的全球资源。极左分子与极右分子合流,共同反对民主,拥护“铁腕”,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就出现过,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走上“日本化”的歧途,已经是一个显见的危险。

对于反民主的极端分子,民主主义者首先是要争取说服他们本人,其次是要与他们争取听众(包括掌权的人与带枪的人),最后要与之进行政治斗争,因为这关乎中国的命运,并非只是无关痛痒的笔墨官司。当中国远远地落在别人后头时,可以“韬光养晦”,可以“不争论”,可以“闷声发大财”,反正别人没拿你当回事;当中国将要崛起时,世界都在警惕地注视着,中国的主流声音将会影响乃至决定世界(领导者、大国、周边国家、普遍舆论)如何对此作出反应。世界上任何一种单独的外部力量都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但我们自己可以,假若中国的反民主和法西斯分子得势,就可以调动全世界民主国家来包围中国、阻遏中国,把中国的崛起扼杀在摇篮里。因此,中国的民主力量(不分左中右)不仅要争论,而且要发出尽可能大的声音,压倒反民主的鼓噪。这不是说要剥夺他们的发言权,而是要在公平或不公平的辩论台(譬如说版主拉偏架的“强国论坛”)上战而胜之。

more

天问

李慎之晚年曾经不止一次问朱学勤:“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朱学勤的回答是:此为“天问”。中国古代元典《泰誓》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天问”也就是“民问”。把中国的“真问题”和“可能前景”说清楚,以待“民问”,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


王思睿:后极权社会的两种前景
● 王思睿

读了崔卫平的《后极权主义及其反抗》一文,深受教益。此前,笔者曾交替地使用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对这两个概念未曾加以辨析,现在看来,有必要使用更加精确的术语来描述中国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中国的未来。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威权、后期极权和后极权制度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又称权威主义或独裁主义,后期极权制度(late -totalitarian system)和后极权制度(post-totalitarian system)则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衍生物。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虽然都是专制体制,但在专制的范围和程度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威权主义主要用来描述拉美和东亚的专制体制。可以进一步将其区分为军人威权主义和官僚威权主义,或者硬威权主义和软威权主义。巴西和智利曾是典型的军人威权主义体制。“在1964-1985年期间,统治巴西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专制政权,其领导人都是四星将军。尽管各个政权的结构和人员不同,但它都是由军官、有一技之长的行政管理人员和老资格政治家组成的联盟构成。” 1973年9月,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后,解散了国会,废除了宪法,并实施“党禁”和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甚至还命令军人接管大学,军政权“在使用镇压手段方面从不犹豫不决,对发生劳工动乱和民众抗议的任何苗头尤其如此”。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970年代,朴正熙在韩国推行的“维新体制”,蒋经国在台湾实行的“戒严体制”,可以作为官僚威权主义的典型。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崔卫平指出:区别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是不可缺少的。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一些重叠,比如说,一个由警察力量和军队来保障的政府;意识形态控制(或者神权统治),以及残酷、拷打、杀戮等。就残酷性而言,一个权威制度的独裁者可能比极权主义暴君更为过分。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比较它们之间谁好谁坏,而是它们各自的性质。“极权主义”正如其字面意义(total)所表明的,它是一种全面的、无所不在的控制,它所掌控的范围、领域是权威主义不可想象的。首先是将人们经济活动的权力牢牢掌握在一个中心之内。而当年的台湾、李光耀的新加坡,皮诺切克的智利,老百姓做生意还是自由自便的。笔者也曾指出:中国国民党在大陆时就已经决定从训政转型为宪政,只是由于内战的缘故,实行了四十年的戒严状态。但是,他们对于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基本上是开绿灯的。台湾民进党的缔造者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党外公职人员(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省议会议员、县市长、县市议会议员等),一部分是党外知识分子团体以及民办刊物(如《美丽岛》)的负责人。这二者都是公民社会成熟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与“玻璃桶江山”不可同日而语。笑蜀在与冼岩讨论时说:诸如台湾这样的权威主义体制,虽然民主受限,但基本人权、基本自由还是保障的,包括相当程度的政治自由,如自由结社、自由表达等等。因此可以生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民间社会,从而保持对于官场的相当程度的民间压力。这意味着合作的另一方,即民间也为官方所承认和尊重。庙堂和江湖彼此都怀有起码的善意,彼此都有起码的周旋空间。虽然政府主导,但政治上一定程度的多元是有保障的,比如司法独立。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极权主义一词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发明,作为负面用语源于汉娜·阿伦特1951年对纳粹主义的研究专著《极权主义的起源》。1956年,弗里德利克和布热津斯基出版《极权主义独裁和独裁》一书,将斯大林主义(苏维埃制度)纳入了极权主义的范畴。如果根据弗里德利克所概括的极权主义的六个特征——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3、政府垄断军队;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6、集中管理的经济——斯大林主义(苏维埃制度)才是标准的极权体制,纳粹主义只能算是半极权体制。纳粹党对军队的控制力有限,所以才会发生1944年7月20日军队领导人刺杀希特勒的事件;而且,纳粹党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管理和动员体制也没有苏维埃制度那么严酷,直到战败前夕,希特勒都没有对德国的妇女劳动力进行充分动员。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笔者曾指出:苏维埃制度有两个亚种——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前者又可以称为马彼主义(马克思加上彼得大帝),后者又可以称为马秦主义(马克思加上秦始皇)。如果说斯、毛有什么差异的话,斯大林更加依赖克格勃专政;毛泽东则喜欢采用群众专政的手段。毛泽东在逝世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就其实质而言,第一件事是“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二件事是试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解构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一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他失败了。现在的中国执政党,更多继承的是毛泽东思想中斯大林模式的一方面,而不是毛泽东晚年“文革”模式的一方面。可以说,毛泽东把斯大林模式在中国推到了极致,“政社合一”、“政企合一”、“企业党委领导制”、“支部建在连上”、“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等一系列举措,使极权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和“总体”(total)性远超过苏联东欧国家,能够于之相媲美的只有金氏父子统治下的朝鲜。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李慎之先生辨析了“后期极权制度”与“后极权制度”,他在这个问题上倾向于米奇尼克而不赞同哈维尔的用语。他认为,1970-1980年代的捷克和波兰,用“后期极权制度”来描述比较确当。“后期极权制度”是“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极权主义制度,它的主要特征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在事实上已经疲软和失效,已经不能真正统摄和控制人们的灵魂了。代替乌托邦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是人们普遍的恐惧心理和犬儒主义。欺骗与撒谎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人们在社会、文化领域中逃避现实政治的种种行为都带有某种“反(极权)政治的政治”含义。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笔者以为,“后极权制度”用来描述现在的中国最为合适。眼下中国的体制既与1970-1980年代的捷克和波兰有所不同,也与同一时期的韩国和台湾有所不同。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后期极权制度”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是失败的、无效的,但其“集中管理的经济”体制尚存,人们仍然受“单位社会”的钳制和摆布。1992年以后,中国的“单位社会”逐步趋于瓦解,多数城乡居民已经生活在“民间社会”中,号称六千多万人的中共党员也有很大一部分已经与“组织”脱离了联系,“一元化”党组织系统的重要性正在被“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所取代。“后极权制度”并不意味极权制度已经完结,而是极权制度的一种衍生与变异。极权主义的“整全性”已经不复存在,政经、政社已经分离,但“在道统和法统上并没有改变”,“极权主义的教条并没有改变”,它的一个基本规则--“党的领导作用”没有改变。按照米奇尼克的说法,后极权制度“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伴随着一个不能以极权主义方式来控制的社会所合成”,国家仍然想要集中化,想要施行极权主义的权力,但是它已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右翼威权主义理论家喜欢将现在的大陆与蒋经国统治时期的台湾相提并论,但笔者以为绝不可忽视二者之间的原则性区别。胡平指出:国民党从一开始就认同宪政民主理念,它把实行威权统治视为权宜之计,因此在国民党内部,要求回归宪政,要求还政于民的主张总是合法的、正当的、可以理直气壮的。南韩、菲律宾和印尼的情况也差不多,连当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军政府也不能不从原则上承认宪政民主,只敢把自己当作临时性的过渡性政权,因此在这些右翼专制的统治下,民主力量总拥有一定的正当生存空间。而在后极权制度下,宪政民主的基本原则并不具有“政治正确性”,其道统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绝对领导”。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陈奎德早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就指出了中国大陆向后极权制度转化的趋势,并概括了这一制度的六个特征:1、脱离以意识形态治国的政教合一的窠臼;2、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垄断和保持社会稳定为基本政治目标;3、仍然拒绝分权制衡与民主参与,不过对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4、仍然否定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虽然其控制力会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无所不在;5、私有财产有了根本的合法性,并且经济起飞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6、在外交上,将奉行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强权主义,对外则宣传某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原则来确立外交亲疏的基础,并以此姿态加入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个预测与后来现实的发展非常吻合。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后极权社会具有两种可能的前景:一是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一切政治改革的努力,政治发展长期停滞和僵化,并导致种种内忧外患和社会危机;一是积极和妥善地启动全面改革,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尽快跨越“后极权、前民主”的过渡阶段。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后极权社会的内忧外患

学者们对于僵化的后极权社会将会导致的局面,已经有种种描述,譬如说“苏丹化”、“西西里化”、“社会断裂化”等。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极权社会需要有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作为社会运转的中枢,只有像他们这样的铁腕人物,才能控制地方上不受民意约束的“南霸天”、“北霸天”们。而后极权时代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失去了有独裁魅力的领袖,是政治侏儒的时代。但这些侏儒们在各自的领地中又是大大小小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欺男霸女、贪污盗窃、无所不为。所谓“苏丹化”,主要关注的是后极权体制(或萧功秦所谓“后全能体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走向。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萧功秦指出:“苏丹式政权”(Sultanistic Regime)或者汉语中所说的“土皇帝”政治有以下四种基本特征:首先,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掌权者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私产或封建领地,国库与当权者的私人财产几乎没有分界。其次,是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权力者使用其权力是任意的,不受制度与规则约束的,权力者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统治者为所欲为的个人的决定,可以不断地破坏官僚制度内部原有的程序规则。第三,统治方式的非意识形态化,苏丹式的统治者则无须借助于意识形态的理想或信念来作为自己的统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基础,他们甚至并不感觉到有必要用意识形态的用语,来包装或辩解他的私人权力与意旨的合法性。第四,私人关系的网络统治,在苏丹式政权里,家族成员掌握着重要部门,统治者任用官员并不是根据正常的官僚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统治者与其任用的官员之间就形成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地方自主性加强,低政治参与与地方官员腐败的正相关性,为一些地方出现“苏丹化”的现实提供了前提条件。以河南卢氏县为例,该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为了巩固自己在卢氏县的统治,下令县电视台掐断了中央、省市的电视频道,这种信息封锁足足维持了三年。杜在卢氏六年里,各乡镇、局委、二级机构领导全部被他换过一茬。他权倾一方,滥用国家每年给予的6000万扶贫款,把对资源(物的资源、人的资源)的支配权(公权),统统集中到自己一人之手。杜保乾对农民横征暴敛,虚报、重报农民的收入。农民拒绝交苛捐杂税,卢氏县所属潘河乡政府甚至会下令撬门砸锁,强行拉走农民的电视机、缝纫机。杜保乾继父去世,该县全部乡镇领导、各局委领导及二级机构负责人一律赴数百里外杜的老家奔丧,共出动小车120 多辆,单这一次,杜收礼达100 多万。这种苏丹化倾向,已经从乡镇、区县向地市级和省级蔓延,不久前揭露的原黑龙江省领导班子的问题,就够触目惊心的了,但这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极权时代,国家与社会浑然一体,无所谓区分,到了后极权时代,国家已经不能全面控制社会,但又不允许社会自治,结果是为黑社会蚕食市民社会,“黑道”排挤、打压和渗透、控制“白道”(法治社会、纳税人社会)大开方便之门。所谓“西西里化”,涉及的就是后极权体制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走向。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孙立平指出:“西西里化”包括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黑社会政府化”和“政府黑社会化”。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以及那不勒斯地区),因为社会信任的普遍缺乏,一度造成黑手党对于政府法制秩序与社会生活的高度渗透。当后极权社会中欺骗与撒谎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人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寻找特权,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强行要求特权,并把最小的一部份分给地位低的群体”。而黑社会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无疑是最适应这种环境的。其“成功不仅在于它能够防御性地应对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残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过不断地排外,把不信任变成有利的行动。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尽可能大的领域内垄断尽可能多的资源。”就整个社会来说,由黑手党来控制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尽管“交易成本要比一个信任社会中要高,但回报又比一点交易也没有要高一些”。黑社会组织高度参与了“以强力为特征的秩序的定型”,在某些方面甚至替代了政府功能,这就是黑社会政府化。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另一方面,则是体制内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这里所说的犯罪化不是指刑事或经济犯罪,而是指政府的许多行为(甚至其日常管理活动)本身就是以违法甚至犯罪的形式进行的。例如,按照《行政处罚法》,省以下政府无权单独设定行政处罚,但为了“强化”地方或部门权力,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都规定了名目繁多的处罚。一些以“红头文件”为指导的政府行为,有时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它不仅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而且破坏了行政系统的社会公信力。基层政权的流氓化更值得注意。不少地方的县乡两级政府招收了一批类似于流氓的人员,为他们提供装备,委托他们去处理一些可能引起民众反抗的棘手任务,如市政管理、计划生育、强收摊派等。这实际上产生了政府机构流氓化的社会形象。根据已有报导,现在各地官员中也有不少人与黑社会团伙合作,参股开妓院或参与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这就是官员本身的黑社会化。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两极分化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改变了历史进程,并导致了马克思的预言破产;正是社会中下层争取宪政民主制度的斗争,阻遏了社会两极分化不断扩大的态势,避免了“社会断裂”的危险。然而,后极权体制对于社会中下层争取人权与民主的强硬镇压措施,正在日益加剧“社会力量的不均衡与不平等机制的形成”。在欧美国家最终没有出现的社会底层的“绝对贫困化”,在中国并不是没有可能出现。“社会断裂化”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后极权体制中社会阶级关系的未来走向。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孙立平指出:社会断裂既发生在城乡之间,东西部城市和大中小城市之间,也发生在城市内部各阶层之间。有三种被“甩”的人——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的没有掌握新技能的下岗职工、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外的小农经营式的农民、被甩在城市就业体系之外的出卖劳力的农民工。应当把“断裂社会”与人们一般所说的“多元社会”加以区分。“多元社会”通常被用于指称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大体不外如下的三种含义:第一,在社会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群体,承认每个群体(包括各种“少数群体”)的利益都是正当的。这种利益的多元性表现在政治和社会的层面上,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压力群体”的存在。第二,就政治制度而言,形成的是一种以自主而多元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框架,不同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就是政党。其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一个政党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和要求。第三,是多样性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唯一正确”或“唯一正当”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而断裂的社会,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着类似的多样性,但其实这两种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概括地说,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分化深刻、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甚至互相对立,但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而在断裂的社会中,不仅“社会中最先进的那些部分与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联系”,而且“断裂社会的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断裂社会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用王力雄的话说,就是盛在专制玻璃桶里的一桶散沙。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断裂的社会实际上对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挑战,社会的断裂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但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恰恰进入了一种无力面对这一现实的状态。一方面,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过去十几年来虽然屡次精简机构和人员,但实际结果是政府机构和人员反而进一步膨胀;无论是政府机构的种类和数量,还是政府公职人员的规模,都远远超出了改革前的时期。不仅如此,各级政府机关的办公楼越来越漂亮堂皇,政府公职人员的消费也越来越豪华。另一方面,许多本应由政府机构承担的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和责任,却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从市政管理、公共秩序到社会治安,人们都不难体会到这一点。孙立平认为,政府的非政府化,也就是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是社会脱序的重要象征。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经营活动,这在基层政府更为普遍,而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却明显地被忽视;其二,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官员个人的经济收入,很多部门和官员都忙于“创收”,如果找不到“创收”的机会就要“作局”,有的地方甚至把反对“”都当成了创收的机会;其三,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业活动,其实“办实事”是幌子,从中收费甚至从中营利才是真实的目的,结果由于“层层设卡”,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效率下降;其四,层层下达经济增长指标,片面地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政绩的基本标准;其五,政府官员与企业私下结合,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官员傍大款”。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官员傍大款”,“大款傍官员”,这二者的结合(包括“一家两制”和拟家族式的关系圈的形成)就是吴敬琏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虽然吴敬琏说“权贵资本主义”“其实就是老一点的中国人很熟悉的官僚资本主义”,但在笔者看来,陈伯达当年所谓的“官僚资本主义”和现在的“权贵资本主义”相比,就太小儿科了。据当事人转述,胡启立早在1988年就坦承,中共政权的官场腐败已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48年。更不要说十几年后的现在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其专制势力之凶狠,权贵资本之贪婪,是其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哈耶克曾说:目前这个世界上,令人不解的事情之一是,极权主义国家好像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受“社会公正”的约束,更愿意让那些受发展的不利影响的人背负重担。胡平指出:“由于缺少起码的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中国的私有化必然导致权贵私有化,导致权势集团公然地、大规模地抢劫公有财产,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方面是连续多年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史无前例的残酷血腥、不公不义、伤天害理。现今中国的贪污腐败,不但在程度上远远超过当年的台湾、南韩,也超过当年的菲律宾和印尼,而且在性质上要比菲律宾和印尼的情况还恶劣百倍。正像我早就指出的那样,中共先是用专制的手段灭私充公,然后又靠专制的庇护化公为私,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全做了。难道不比苏哈托治下的印尼还恶劣百倍吗?”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秦晖把上述现实形象地描述为“尺蠖效应”。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同样依托专制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分赃。以“社会主义”为名化平民之私为“公”,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国有部门”在“左右循环”中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以不受制约的权力为强大的马达,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产泵进国库,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这可比“资本主义”条件下富人在市场上通过交换“私对私”地兼并穷人要“高效”得多了!就像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一位著名的民办教育家提供了“尺蠖效应”在教育领域中的运作实证。他概括了教育行政部门几十年来“集权-养权-分权-享权”的历程。所谓“集权”,指的是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摧毁私立教育,教育全部公立化,建立起了教育部门在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使之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当然,竞争获胜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的阶段,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权力资源的阶段。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政治民主化改革阙如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现已沦为“财富掠夺”的代名词,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奇怪的了。“毛泽东热”长盛不衰,对“走资派”的大批判言辞堂而皇之地登上网络平台,这些都是对执政者的警示:如果社会断裂化的趋势得不到遏制和扭转,极端主义的破土而出,革命情绪的逐渐积累,改朝换代的普遍期待,就是难以避免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毛泽东生前讲了几十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甚至准备打世界大战和核战争,但朝鲜战争后的中国事实上一直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直接危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始终自我克制、谨慎对待;一方面是中国的国力还不足以对世界秩序构成威胁,冷战的主要对手始终是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直到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GNP总量也只相当于加拿大的水平,与美国、日本还相距甚远,至此,世界民主阵营还没有怎么把中国放在眼里。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增长,战争的危险反而增加了。原因也是两个方面的。从一方面说,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在国力逐渐强盛后,很可能不像以前那样谦虚谨慎了,而变得趾高气昂、盛气凌人起来,小小的突发事件就可能造成骑虎难下之势;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专制体制具有一种转移内部矛盾,从民族主义中寻求合法性资源的本能冲动。从另一方面说,在今后二十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越日本和美国,坐上世界第一的宝座;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将会与美、俄鼎足而三,中国的远洋海军将会游弋全球,中国的陆军将具有向周边国家快速出动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及其全球盟国将会重新审视对于后极权体制下的中国的战略态势。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面对第三波民主化持续发展的世界潮流,后极权体制的中国无法摆脱与世界大家庭格格不入的宿命。融入世界民主体系,中国将获得在全球化中持续发展并最终在和平禅让中取代美国世界领导者角色的历史机遇;坚持后极权主义的专制体制,中国就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在国际上受到战略围堵,与美国及其盟国展开军备竞赛,甚至可能擦枪走火,导致新的战争;第二,国际社会不能容忍后极权体制的大陆吞并自由民主的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始终无法实现;第三,城乡、地区、阶级、民族、宗教等各种内部矛盾日积月累,任何一处漏洞都有可能造成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导致“玻璃桶江山”的破碎。说本世纪头二十年是个战略机遇期,并不是说有这点时间韬光养晦、发展自己,就可以有足够的本钱与世界主流文明分庭抗礼了;而是说,在这二十年中,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联盟的矛盾是世界主要矛盾,中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调整体制和战略,自己来决定今后的国际角色――是罗斯福曾为之尽力的“世界四警察”之一,还是基辛格所谓的“世界革命者”或者“流氓国家”。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民主转型的阻力和动力

妨碍后极权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转型的阻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上的,一是利益上的。如果只强调其中的一方面,就会成为林毓生所谓“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或者马克思主义类型的“(阶级)利益决定论”。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自从“华夏体系”在19世纪被“世界体系”吞并后,中国人对世界乃至自身的认识就不再是完全自主、自足的了。中国精英阶层从青睐英美模式到德日模式到苏维埃模式再到东亚模式,都是被世界潮流裹胁的结果。1919年以后――更不用说1949年以后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演变。1956年以来,中国统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政治改革的认识,曾三次受到苏东国家事态的干扰。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毛泽东曾想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搞一点民主化的尝试。但是,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中止了这一进程,毛泽东通过“反右运动”中的“引蛇出洞”,反而强化了思想控制和政治镇压。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了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紧接着,全国的高等院校中掀起了“竞选运动”,这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波峰。但是,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吓坏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在他们的进言下,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决定“缓改革”。事实上,当局的政治改革热情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到那个时期的程度了。从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上台到1991年克里姆林宫易帜,再一次极大地改变了国人对政治改革的认识。中共高层中有一种强烈的呼声,要求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工作重心,邓小平比他的多数同僚头脑要清醒一些,但还是确定了一条经济改革放开,政治改革收紧的瘸腿路线,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苏东国家在1990年代的转型进程给国人带来三种认识上的困惑:民主化会不会导致经济停滞乃至倒退?会不会导致国家分裂?会不会消弱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如果不能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就会成为民主转型的思想阻力。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苏东国家在转型期间普遍出现经济衰退(虽然在程度上有轻有重),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官方媒体出于维护专制制度的需要,一方面是拼命夸大衰退的事实,当苏东国家经济好转后就不与报道了,让一部分国人误以为他们现在还在危机中挣扎;另一方面是把衰退的原因完全归罪于民主化和私有化。金雁、秦晖在《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中对此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并阐述了他们对经济衰退原因的看法。笔者在《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中也曾指出:“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导致九十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条:第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第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第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第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前苏联实行的是集中程度非常高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从苏联向独联体的转变,使得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对外贸易,平白增加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华约和经互会组织解散后,东欧国家纷纷转向以西欧国家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和削弱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于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生产出来的东西突然没人要了,急需的专用设备或零配件要改用外汇来购买了,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是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这个比例高出中国几倍。苏美签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进而阿富汗撤军、中苏和解、华约解散,苏军以及后来的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而军工企业由军品转产民品的结构调整却非常缓慢。俄罗斯还没能分享到和平红利,却先饱尝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苦痛。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分利集团在前苏联时期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性的,例如军工集团、能源集团;有的是地方性的,例如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就是一个以第一书记为首的分利集团,中央机关与地方领导人构成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主要从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中大获其利。在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讲,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饮鸩止渴而使经济更加困难。价格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越南的一步到位价格改革就相当成功,有效遏止了通货膨胀。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得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使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与俄罗斯每年减少了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于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具有直接的重大影响。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俄罗斯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十年来首次大幅度的经济增长。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以上四条原因中,有三条与民主化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三条与民主化有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民主化越不彻底,分利集团的危害性越大,独联体国家与东欧国家的对比,就是最好的证据。由于贯彻邓小平、陈云务实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果,军事工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已经调整到一个比较适当的比例,除非在军国主义的鼓噪下,江后时期掀起一个扩军备战的新高潮,国家民主化以及军队国家化将不会导致像俄罗斯那样的军事工业大转型的强烈阵痛。在1980年代,经互会国家单独构成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自外或被排斥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因而重建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会导致暂时的混乱与失序。而加入了WTO的中国,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化经济中的佼佼者,甚至被戴上“世界工场”的桂冠,对外贸和外资的依存度,在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民主化转型将不会破坏已有的国际经济合作关系,反过来说,这种关系倒有可能被国际社会用来作为促进中国民主化的战略手段。目前所谓“经济安全”的考虑,主要是基于政权安全而不是国家安全的角度,否则,诸如日本、韩国这样在战略资源上比中国更依赖国际社会的国家,早就退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了。苏东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而中国在现实中已经走上一条“先私有化,后民主化”的道路,因而,中国民主化将不会伴随所谓私有化“休克疗法”,更类似于1980年代中期台湾的民主转型。台湾和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几乎对其经济上的持续高速发展没有带来任何不良影响。新兴工业化国家近年来出现增长速度放缓乃至短暂的危机,乃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所产生的新问题。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作为一个国际政治概念的苏东国家,一共包括十个国家: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东德。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国家解体现象的,只有前三个国家,与之相反,东德在转型过程中还实现了国家统一。这说明,民主化与国家分裂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由于苏联和南斯拉夫在这十个国家中的重要地位,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1990年代初的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不同,它们作为一个政治实体,都只有几十年的短暂历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情愿结合在一起的不同民族曾经站在战争的对立面刀兵相见。苏联与纳粹德国缔结密约后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美国在法律上从来没有予以承认。保、罗、匈三国都存在重要的少数民族,但是因为有一个在人口上占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就没有出现国家的解体。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笔者在《被绑架的宪政:党国与邦联的缠绕政体》中指出:苏联的国号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表明其政体形态是邦联制而不是联邦制。南斯拉夫虽然以联邦为国号(1945年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但却照搬了苏联的邦联制政体。这种政体的主要特征是:邦联制国家的成员邦可以自主决定脱离联邦;其中央政府的组成由各成员邦的代表决定而不是由全国的选民来决定。例如,所谓“斯大林宪法”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由“各平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组成的联盟国家”。“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只受苏联宪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范围的限制。在这个范围以外,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独立行使国家权力。”“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根据本共和国的特点而制订的并与苏联宪法完全相符合的宪法。”“每一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权同外国直接发生外交关系、签订协定和互派外交代表和领事。”“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本共和国军队的编制。”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时期内维持统一和强大,靠的是“党国制与邦联制的缠绕政体”。邦联制是表,党国制是里,邦联制是“明章程”,党国制是“潜规则”。列宁式的党是实行“铁的纪律”的党,其组织原则是“民主的”集中制(主词是集中制,中文译为民主集中制是不对的)。国人必须对法律与现实脱节的状况保持高度警觉。法律上规定的控制手段在事实上毫无效力,现实中有效的控制手段又缺乏合法性依据,这种局面可以敷衍于一时,却不能保障长治久安。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一方面在宪法上规定了高度的地方自治权,一方面又依靠共产党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与党对国家事务的垄断来维系国家的统一,结果是民主化与国家瓦解结伴而来。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一个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现行宪法在类型上属于“单一制国家”的宪法,没有仿效苏联规定民族自治地区享有主权地位和包括自立权在内的民族自决权,这些都有利于遏制民主化的可能副产品――国家分裂;但是从“国家的主权不是直接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地方”而言,又带有一定的邦联制色彩,应当事先考虑好应对之策。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类似于前南斯拉夫的代表团制,除基层外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通过间接选举产生,造成“国家的主权不是直接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地方”。“党国制与邦联制的缠绕政体”所造成的政改难题是:不改变党国制就无法实行民主化,马上废除党国制又可能出现地方主义泛滥甚至地方分立的局面。打破僵局的办法是首先进行清除邦联制痕迹的政体改革,实行“使全国共同体的权威直达每一公民”的全国性普选。此外,还需要在选举法的层面作出相应的政体选择。许多国家实行比例代表制、议会最低门槛制、单一选区两票制(选民把一张选票投给本选区的候选人,另一张选票投给政党不分区候选人名单)等,鼓励形成少数全国性大党或竞选联盟,削弱鼓吹地方主义或民族主义势力的政治能量。在确定中国宪政民主的大方向后,尚需学者和政治家仔细地斟酌、掂量和选择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形态。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防止地方主义泛滥乃至国家解体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审慎地选择一个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地方自治方案。民主化后的中国必然要实行地方自治,这是世界民主国家的通则。但在哪些地方行政单位实行地方自治,是大有讲究的。七年前,笔者就在《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初步构想》(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中主张实行两级地方自治:将中央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地区改组为都、府、州(直辖市改称都,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政府所在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30%的地级市改称府,一般的地级市和地区改称州),确定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简称地方自治体;以按新标准设立的市、镇、乡和坊(即现在大城市中的街道)为下级地方自治单位,简称社区自治体。两级自治体均应制定自治章程,自治机构和行政首长均应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自治机构均应享有地方立法权。两级自治体均应有独立的财政来源。省、县保留为非自治的地方行政体。省设省长和省参议会,省长由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政府监督该省的各级地方自治,并执行中央政府交办的各项任务;省参议会由都、府、州自治机构委派的成员组成,决定地方自治体委托省长及其领导的行政机关办理的事项。省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其收入由中央拨款和地方自治体拨款两部分组成,并分别支出于中央交办及地方自治体联合委办的事项。县的权力构成类似于省。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以哪一级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是20世纪上半叶政争的一个焦点。清末政府宣布以府厅州县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民初政府计划以道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1920年代初南北政府都确定县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国共合作的政治协商会议承认省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可谓众说纷纭。我们主张以都、府、州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理由有以下几点: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首先,是适合传统的“地理天然之区域”并顺应当前的现实发展趋势。康有为在主张“以府为行政至大之区”时指出:行省为蒙古之谬制,明误循之,并非中国旧物;道者,明以设兵备道,驻总兵,又设按察副使,是军政区兼上控区,强合诸府州,地理民俗多不同,不能为行政区;府、直州乃唐宋行政区之遗,实地理天然之区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省的权力和财力逐渐向地级行政建制下放,使其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权力角逐中的最大赢家。这当然不是地级官员们能耐大、嗓门高的结果,而是中国城市化的客观要求。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国,这就决定了既不能像一些中小国家那样靠发展一两个特大城市(汉城、曼谷、开罗)来实现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也不能如某些学者所建议的那样依赖于几万个小城镇的发展;中国城市化的主流是把现有的几百个地级市发展为大中城市,使之成为相应地域内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用它们来容纳大部分的进城农民。中国现有2000多个县级行政建制,在每个县的范围内建成一个大中型城市,显然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省的行政区域内,则需要同时形成10—20个经济“增长极”,由省级行政单位去统一管理,必然顾此失彼,显然也不适宜。这就使得地级行政单位的地位与作用突显了出来。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其次,是与世界各国的地方体制接轨。美国、德国的州,日本的都道府县,法国、意大利的大区,都与中国现有的地级行政建制(或未来的府州)规模相当。在这样一个规模上实行地方自治,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三,是降低政治风险。中国一个强省的经济实力占到全国十分之一左右,有8个大省的人口超过英国或者法国,如果作为地方自治体出了什么差错,对全局影响甚大;而且省级行政单位数量较少,如果其负责人是由民选产生,很容易彼此联手,挟地方民意对中央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以300多个府州为地方自治体,上面又有中央派驻的省级地方行政长官,就可以避免出现上述情况。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四,是有利于提高民族自治区的地位。在民族地区实行自治区、府州、市坊镇乡三级地方自治,可以使自治区的宪法地位略高于一般的省,而与香港、澳门等特别行政区处于同一级别。当然,面积小、人口少的自治区(如宁夏回族自治区),也可以实行两级自治,这应当由自治区的立法机关自行决定。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五,是有利于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如果在广东省、江苏省这么大的范围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综合试点,人们可能不放心,担心会失控,而在深圳、长治这样的地级行政单位进行试点,就比较容易获得共识。如果以县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格局太小,不足以发挥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部潜力。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在行政区划与地方自治改革方面走了两步棋。第一步是在89个联邦主体之上设置了7个联邦大区,在每个区派驻直接隶属于总统的代表,负责监督联邦法律的执行和联邦官员的招聘工作。第二步改革计划是在别斯兰人质事件后刚刚出台的:联邦主体高级领导人(边疆区及州的行政长官、加盟共和国总统)的选举应当遵从俄联邦政府组成原则,也就是说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不再由地方直选而改由俄联邦总统提名,然后由地方议会批准。普京的地方自治新方案与笔者提出的省制改革方案具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与其出了问题再亡羊补牢,不如事先进行缜密的思想实验,防范于未然。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有些人按照毛泽东、邓小平的思路,认为现行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民主转型后则会降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一种坐井观天、自以为是的论调。英国最早实行宪政,有没有妨碍它建立远洋舰队,成为世界海洋的霸主?美国最早实行民主,有没有妨碍它集中国力发明原子弹,建立“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历史早已证明,宪政的英国比专制的法国具有更高效的财政税收能力,刚刚实行君主立宪体制的“小日本”比坚持绝对皇权体制的“大清”具有更强国家凝聚力和军事动员力,自由民主的美国比极权主义的德国和苏联具有更持久和坚韧的国家竞争力。主张民族主义的王小东就认为,民主制能够把整个社区的人团结起来,同仇敌忾。民主制可以起到凝聚人的作用,对于西方的强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其军队纪律和战争效能的来源之一。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最近有两件事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举国上下将滞留朝鲜的人质家属问题视为日朝外交的头等大事,民众、媒体和政府同心协力,最终迫使朝鲜政府让步,将人质家属送回日本。而中国人赵燕在美国遭受警察殴打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与民间媒体(互联网络)之间,民众(网民)与民众(网民)之间,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嘲讽赵燕和政府的人在网民中占了相当大的一个百分比。这表明,中日两国的国家凝聚力现在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其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世界历史上,民族主义是伴随民主主义产生的,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贵族制国家,阶级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谁属于哪一个阶级就永远属于那个阶级,所以每个阶级自行变成一个小国,并认为自己的这个小国比他们的大国还值得亲近和爱护。”在当今中国,“苏丹化”、“西西里化”、“社会断裂化”正在日益加剧,形成举国一致的社会舆论变得非常困难。有些学者喜欢罗列民主化的不利方面,却没有同时指出拒绝民主化的不利方面:使腐败盛行,世风日下,民心涣散,社会分裂,妨碍中国成长为政治大国或者甘阳所说的“政治民族”。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有些人哀叹在过去和未来的战争中都无法避免“汉奸”的出现,而他们却没有看到这正是专制主义的果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大清与八国联军的战争中,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与最高执政者离心离德的“内奸”。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为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而。呜乎!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笔者曾与一位在网上激烈鼓吹“台海必有一战”的网友辩论,得知他的真实想法是通过战争消灭极权专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批皇冠落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消灭了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权,通过台海战争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可以摧毁极权主义的最后堡垒。由此可见,准备“垂涕而迎”“海外之师”的“吾民”就隐藏在鼓吹战争早打、大打的人中间。现行体制不转型,又有什么真正的凝聚力、动员力而言呢!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分析民主转型的阻力,已经发表过许多文章,笔者基本上都同意,在此不再赘言。但是笔者认为,对于反民主化改革的“精英联盟”的三个组成部分,应当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首先,应当把“党官僚集团”和“现代文官阶层”加以区分。前者是极权社会的孑遗,是余英时解读戊戌变法时所勾画的为维护“一族专政”而呕心沥血的满人权贵集团的当代翻版,他们把“本朝家法”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把“党性”放在“人民性”之上。后者则是1980年代后期实行公务员制度以来逐渐形成的新群体,他们把专业能力放在机会主义的“效忠”策略之上,正在日益向日本政治运作“官产学”三者互动中的“官”的角色靠拢。敏锐的观察者已经指出,近十年来,党机关的权力正在逐步地向行政机关转移,在行政机关任职已经被从政者青睐。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其次,应当对所谓“经济精英”有所区分。笔者在《社会阶层分析与政治稳定研究——评康晓光〈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中曾指出:1949年以前,中共实行统战政策的立足点是把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根据当下的社会现实,在理论上作出类似的区分应当说比半个世纪前理由更充分。如果不愿意沿用旧的概念,似乎可以把经济精英划分为“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和“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前者有两个标志性的特征:第一,他们或者是行政垄断行业中的企业掌门人,或者是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官方认可的垄断性经营特权的资本家。第二,他们大多出身于过去的一元化统治精英,或者是本人从政治精英摇身一变,或者是“一家两制”、名门之后。虽然后者中的个别人有可能通过钱权交易、联姻等方式成为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的一员,但绝大多数人注定无法跨越这条鸿沟。康晓光所说的经济精英不爱民主,选择集权,心甘情愿接受现行体制,与政治精英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力,安在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头上都是恰如其分的,安在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头上则颇有疑问。对于官场腐败分子来说,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是欺压榨取的最佳对象。底层民众压榨起来油水不大,成本太高;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来头大,靠山硬,轻易不敢从虎嘴里拔牙;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就成了贪官案板上的鱼肉。贪官污吏和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构成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头上的两座大山,认为后者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现状,而不希望有更加公平的制度,似乎从人的天性上讲不过去。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再次,虽然1992年以后一部分“知识精英”成为既得利益者,但为既得利益辩护不可能在学术知识界成为具有“政治正确性”的主流思潮,因此类似何新那样的人物至今寂寞得很。那些公然为权贵势力涂脂抹粉的“知识分子”,或者满足于做个留声机,机械性地重复着那些谁也不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首鼠两端,机会主义十足,随时准备改换门庭。真正可能对未来民主转型有所阻碍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认为具有学术上的真诚性和创新性,不甘于在学术上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尾巴,决心在自由、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之外另辟蹊径、自创门派。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十年前,笔者曾在《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载《北京之春》,1994年第11期)中对蕴藏在社会各阶层中的民主化动力进行过分析,现在看来,还不需要做出什么修正: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从以往的历史看,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是争取民主最积极、最活跃的社会力量。在今后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知识分子仍然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先锋力量。但是,争取民主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独家事业,不应当也不可能由知识分子来垄断或者包办。民主社会的最终形成将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工人、农民、企业家、国家公务员和军人、中共党务工作者都可以为之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差异,不成为民主力量不能携手的理由。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工人的劳动权包括通过集体罢工保障自身合法利益的权利,是民主社会中极其重要的一项社会权利。中国工人争取劳动权、参与企业管理权、失业保障权、罢工权和成立自由工会权的斗争,以及和其他市民阶层一起反对特权腐败、反对通货膨胀等不良经济政策的抗议活动,是完全合理合法的,绝不能被视为“动乱因素”。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自古以来,中国农村中就有自治的传统和丰富经验,当代中国农民则深受基层政权不合理摊派之苦,因此,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率先在乡村两级实行地方自治。只有通过民主方式产生乡村自治机构,才能建立健全的乡村财政,避免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才能对乡办、村办企业实施有效监督,防止少数人化公为私,巧取豪夺。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无论民办企业的发展壮大,还是国有企业的转轨变型,本身都是对全能主义政治体系的一种冲击,这也就是企业家为民主事业做出贡献的一个方面。然而,具有高度民主自觉的企业家不会不认识到,任何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离不开经济力量的支持。集权国家主办一次走过场式的人民选举,就要花费数以亿计的金钱,真正的民主选举以及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种种政治活动,同样需要宣传组织方面的各种经费。为民主力量提供赞助,是企业家富有远见的一项长期投资,同时也是他人难以替代的一种社会贡献。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近年来,国家公务员和军人中的“非党化”意识正在潜移默化地发展,中下层官员的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国家公务员在制定改革和发展政策时,时常会觉察到国家利益与垄断政权的少数权贵利益的矛盾,当他们被要求以前者服从后者时,总会遭受良知的责问,感受到内心的痛苦。“”屠城,是对军人荣誉的最大污损。当国家军事力量越来越被用于对内防范和镇压民众而不是用来保卫国家领土和抵御外来威胁时,军人的效忠就会成为一个疑问。可以预期,当现在的中青年军官和文官晋升到更高阶层时,军队国家化、公务员政治中立化的要求将会愈来愈强烈。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的反民主倾向,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野时曾经高举民主旗帜,掌权后仍然标榜民主理想,在其内部始终存在着要求民主的呼声和争取民主的力量。由于它长期垄断政权,大量吸纳社会精英,人们参加共产党的动机极其复杂,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青年人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为了实现民主理想而加入共产党。海内外民主力量中很少有人否认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五千万中共党员乃至其领导集团中的开明人士的参与,分歧仅在于是企盼“内部起义”还是“内部改造”。无论从中国的政治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计,还是从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干部的切身利益计,后者都要优于前者。只要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再往前走一两步,只要丢掉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僵硬教条,不难把现在的共产党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以后,中共党内出现了一些“混世魔王”,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对政权合法性的信心,只是靠着枪杆子的力量来勉强支撑摇摇欲坠的权力,抱着“过了这村没这店”的世纪末心理,利用手中现有的权力拼命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攫取世俗利益。这些“混世魔王”既是中国民主的敌人,也是中共自身的敌人。中共领导集团中不乏有政治眼光的人,他们理应认清自己的前途所在。只要勇于自我批评、自我改造,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获得新的政绩,一个具有长期历史传统的大党完全可以重新塑造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中国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既需要有忠诚、负责任的反对党,也需要有自信、雍容大度的执政党,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每一个人都应当根据自己的特定角色来决定为中国的民主做什么和怎样做;同时,也应当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在一些基本的政治社会问题上最大程度地建立起共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下面,我们再从“体制内-体制外”这个视角来分析一下民主转型的动力问题。

宪政意味着权力的划分与相互制衡。任何权力机构都有扩张的自发冲动,如果它们之间的矛盾不是由一个独裁者来摆平,而是靠冲突和妥协来达到某种均衡,就是权力分立的起始点。因此,“体制内”也有某种程度的宪政民主化的内在动机。譬如说,民政部门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而鼓吹和推动村民自治选举;环保总局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而赞扬和扶植非政府组织;法院为了本系统的利益,而赞同和支持司法独立;人大为了兑现“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而试行人大常委专职化,强化对立法工作的主导权。行政机关与党委机关争权夺利的现象,也已屡见不鲜。如果中共第几代“核心”到江泽民而终,仅仅为了产生下一代领导人,就必须启动某种“党内民主”程序。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近年来,体制内各种群体的“维权”活动正在逐步高涨。从眼下说,绝大多数的维权目标还是维护私权,但是,当人们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增强了维权的自信心后,就会把关注点转向公共权力,把对法治的吁求转向对良法的争取。到了这个时候,所谓“民权运动”也就自然而然地转为民主运动。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至于“体制外”的民主化动力,对其发展的脉络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定位体外,顽强生存;第二个阶段是填平鸿沟,双向渗透;第三个阶段是内外携手,实现突破。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1980年代中后期,当时体制外力量的生存状态还是一种“边缘生存”:一方面,与单位社会仍保持某种藕断丝连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定位上故意模糊化,既可以说是“体制外”,也可以说是“体制内”,以避免当局的镇压。“”以后,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处置(判刑、劳教、开除)的人已无法再享受单位社会的任何好处,也无须再把自己的定位模糊化。在1990年代末,出现了一个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的政治演化。几年前,当局还试图镇压任何政治异见的表达,而到了这个时候,只要政治异见人士把自己的行为方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表达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一种没有正式约定的政治妥协。这是“体制外”民主力量前仆后继、坚韧不拔、顽强斗争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990年代的体制外民主运动,无论是参与的人数之多还是活动的样式之多,都是1980年代中后期无法比拟的。但是,由于当局花大力气挖掘了一条鸿沟,把体制内外隔离开,使得体制外运动对知识界和一般民众的影响力,要小于上一个十年的“边缘运动”。从21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一种填平体制内外鸿沟的新趋势。一方面,一部分体制内人士采取了原来为体制外人士所特有的行为方式(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是1980年代的“红色教皇”邓力群以联署方式在网络上发表政治公开信),并不再忌讳与体制外人士的讨论或唱和;另一方面,一部分体制外人士被体制内比较边缘和有魄力的机构吸纳,成为学院的教授和媒体的主笔。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就可以重建一条跨越体制内外民主化力量的完整光谱,并且使力量的分布从哑铃型转向橄榄型。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转型,落后于台湾三十年。台湾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始于1950年代,大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始于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转型,大概也要落后相同的时间。1980年代中期,在最后一个威权领袖蒋经国去世前夕,国民党内的改革力量,党外的政治反对派,以及独立的学术舆论界,三种民主化动力的汇合,导致了四十年戒严体制的终结和民主转型的突破。通过周舵所说的“中派联盟”实现大陆的民主转型,也要依靠三种民主化动力的自身发展及其携手。中共内部的改革力量要积极推动其从专政党向宪政党转化,在削弱专政意志的同时增强民主选举和科学执政的能力;党外的政治反对派要日益成熟与壮大,既要有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实力,也要有政治谈判和政治妥协的意愿。独立的学术界和中立的舆论界的形成,既是政治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又是民主转型实现突破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李慎之晚年曾经不止一次问朱学勤:“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朱学勤的回答是:此为“天问”。中国古代元典《泰誓》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天问”也就是“民问”。把中国的“真问题”和“可能前景”说清楚,以待“民问”,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

more

俞力工: Western democratic system is not the only choice


就像中西歐曾經經歷了“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目前的社會市場經濟”獨特道路一樣,目前的社會市場經濟、社會民主主義雖然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但未必就是所有國家必須沿襲的道路;而民主、自由的真諦,恰恰在於各個國家的人民應當具有自由選擇、自我改進、不受外國鉗制、不容強權強姦民意的權利。



Then what else?

more

俞力工來稿:認識臺灣,也要認識大陸與世界──評龍應臺女士文章

Should we believe in democracy? I am totally lost fronting this question.
Up to now, it seems that nobody can find an example that a poor developing country became a rich developed one after its westernized democratic reform. It seems that there are more examples showing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or regions got rich under some sort of authoritarian system.
Any expert?



俞力工來稿:認識臺灣,也要認識大陸與世界──評龍應臺女士文章



最近,龍應臺女士在《你不能不知道的臺灣》一文裏,把臺灣描寫為:早已擺脫了民族、國家、社會、傳統、榮譽等“大敘述”的束縛;由是,已習慣了以小市民樸素需求(“小敘述”)為依托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鑒於此,臺灣人民對大陸的陳舊“大敘述”(民族大義)毫無興趣;大陸一方則必須認識到兩地間社會發展與生活方式的落差,從而有所改進。
為支持以上的主張,龍女士以數年前“紅燈記”在臺北獲得演出為佐證;並把連戰在大陸強調“自由民主”、宋楚瑜提示“均富”視為壯舉。

龍在近萬字的論述裏,幾乎用了一半篇幅介紹“紅燈記”的順利演出。然而,這一孤立的“小敘述”,卻掩蓋了臺灣當局處心積慮阻撓三通,一系列去中國化的舉措,撤銷中央四臺的播放,減少大陸駐臺記者……同時,也對大陸調動一切媒體,全面報導連、宋的主張,連續採訪相關人員的“大手筆”熟視無睹。加之,她當然也不會意識到,就新聞自由方面,臺灣甚至還遠遠不及“一國兩制”治下的香港。此外,大陸的媒體儘管受到嚴格的政治監控,但豐富、客觀的國際新聞對比臺灣的國際新聞沙漠;紮實且尊重民眾求知權的優異文化節目對比臺灣充斥電視的廉價口水秀……,這一切,都是一個持平的學者不應抹煞的事實。誠然,“圍墻”一向由弱勢一方建築,其理由之淺顯無需筆者贅述,但是,利用一個毫無代表性的“孤案”去自我粉飾,其方式無論是如何娓娓道來,情節如何生動感人,都不能有助於大陸同胞對兩岸實際情況作一客觀對比。如果,事實確像龍女士所描述的“她與臺灣同胞是如何地唾棄大敘述”,在她對連、宋讚不絕口時,似乎突然忘記“自由民主”、“均富”也同樣屬於“大敘述”範疇。非僅如此,這些大敘述尤其是民進黨政府成天掛在嘴上的“與全球先進國家分享的普世價值”。

討論臺灣的“均富”之前,必須指出的是,自1995年關貿總協議提升為世貿組織之後,全球最富的20%人口與最窮的20%人口的收入比,已從10年前的75:1惡化到90:1。換言之,自由經濟資本擴張所造成的兩極化現象已嚴重荼毒全球。臺灣“均富”之形成,以及目前相對較不受全球化的衝擊,主要原因在於臺灣勞動力極端缺乏,因此完全無須經過工會、政黨的抗爭,市場對勞動力的巨大需求自然會導致勞工待遇的提升。然而,一旦高工資影響到價格競爭力,資金自然會向勞動力過剩的大陸轉移。該現象,一來說明百萬臺灣同胞與臺灣資本轉移大陸有其現實利益;二方面說明這多人並不是那麼在乎龍女士奉為圭臬的“臺灣生活方式”和四年一投的“神聖一票”。臺灣的勞工待遇由市場調節,工會、勞工組織形同虛設是個不爭事實。一旦工人失業,多不指望於工會、工運,而是依靠家庭成員的互相支撐。這反映出臺灣仍舊是個典型的以家庭為根基的儒家社會。萬一家庭不幸解體、告貸無門,則邊緣化人士要麼鋌而走險,要麼跳樓輕生。這類事件,每天翻開報紙,歷歷在目。
大陸一方,兩極化問題日益尖銳,反映出其龐大勞動力供過於求的特點,因此貧富落差大於臺灣也不足為奇。為有效制止此“資本主義惡臭”,效仿中西歐與北歐的做法,採取果斷社會政策進行再分配和節制資本當是刻不容緩。但是,中國的問題在於,兩千年來一直是個市場經濟社會,其土地一向可以自由買賣,士農工商多為職業分工的自由人,而非階級劃分的壓迫者及被壓迫者,因此並不具有貫穿歐洲歷史的階級鬥爭政治文化,缺乏近代勞資階級政黨的發展經驗,難以培養超越家庭觀念之外的“團隊集體精神”。鑒於此,企盼通過階級政黨的建立,借助議會內的協商與議會外的街頭抗爭,以維護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絕不是件理所當然、一蹴而就的事。如果缺少代表一定階級利益的社會內容,空洞地組黨、結盟,則政黨的唯一訴求便可能流於“為反對而反對”,或“輪流坐莊”。同時由於缺少勞動群眾的集體監督,政黨也難以避免受到黑、金勢力的操縱。美國的歷史不同於歐洲,政黨政治缺少社會內容也是有目共睹;五百多名議員中,95%以上具有財團背景更是眾所週知。因此在具有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歐洲社會看來,美國所擁有的不過是一部好憲法,但這一個“空具形式的框架”並不一定能夠確保民主內容的滋生,由是便拒絕認為歐洲與美國分享什麼“普世價值”。
臺灣的黑金勢力,比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人人固然擁有法律上平等的一票,但遇到缺少議題、缺少社會內容的選戰,這四年一投的“神聖的一票”便成了不同選期的“黑金代理人的背書”。長期以來,臺灣媒體沸沸騰騰議論著數十件動輒涉及數十億臺幣的經濟大案,表面上充分體現言論自由。然而從涉案者一個不關、一個不抓的結果看來,反而讓不少臺灣人對彼岸的“至少還殺幾個貪官”的做法讚嘆不已。既然,由下而上的歐洲式民主如此不易嫁接,如此容易流於形式,那麼徒具形式的民主是否至少要比一黨獨大更加體面一些呢?筆者無意在此奉獻一個萬全之計,但是,至少認為一個健全的社會,不論是否分享“普世價值”,必須具備選賢與能的機制和程序。尤其在資源、時間緊迫的情況下,與其把命運交給昂貴、無效、虛假的民主試驗,與其讓後殖民時代文人說三道四,不如借助中國特有的傳統智慧,讓學術界自行挑選舉世公認的專家與權威,在各級部會關鍵崗位上攜手把國家推上最先進的軌道。統而言之,當務之急不是去標榜臺灣,尤其重要的是必須認識中國與世界。

2005/5/30

more

李肇星夫妇11堂家教课:经历挫折也是财富

The story behind the news
1. Zhaoxing LI is not the biological father of the Hehe LI whose father should be one of Zhaoxing LI's brother. Hehe was Guo4Ji4 (usually means adopting sibling's kids) to Zhaoxing's Family.
2. It's said that Hehe was a really good student. He went to Upenn after he graduate from No. 4 middle school in Beijing. There are rumors saying that his fellowship more or less related to the Zhaoxing LI's status in Chinese government. However Hehe's performance at UPENN seems justifying his ownership of that fellowship.
3. After Hehe graduated from Upenn, he went to Microsoft or Oracle and laid off afterward.
4. He then got admitted by HBS.
5. According to the resourses on MITBBS, a popular bulletin board system by and for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all his highschool classmates claim Hehe's got a great personality.

李肇星夫妇11堂家教课:经历挫折也是财富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01日19:25 北京晚报

  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和夫人秦小梅教育培养了一个出色的儿子李禾禾,如今就读于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可他从不“翘尾巴”,为人谦和,待人真诚,包容大度,热爱社会。李肇星是农民的儿子,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记住是庄稼人的后代,爱家乡的故土,李肇星夫妇专为儿子取名为禾禾。

  禾禾的出类拔萃与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秦小梅女士总结的11堂家教课
给她点歌,惊喜又免费 新城国际高档公寓租赁
走好职场成功第一步 做 爱做的事 彩信彩书
很是耐人寻味。第1课:培养想像力;第2课:不许不劳而获;第3课:身教的力量;第4课:懂得相互信任;第5课:学习赞美别人;第6课:打铁要靠自身硬;第7课:不要“书呆子”;第8课:父母罗曼史的影响;第9课:让孩子独当一面;第10课:该出手时就出手;第11课:挫折也是财富。

  这11堂家教课内容涉及孩子品德铸就、行为养成、学习和自律意识的培养、忍耐艰难和挫折意志的磨砺等,说的都是日常生活中浅显、明了的道理,并非深奥,也非因为李肇星是高官、名人才能所及,我认为一般家庭都可以做得到,关键是做家长的有没有这种教育意识和耐心。

  “六一”儿童节之际,如果民意调查一下家长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我敢断言高居榜首的答案肯定是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孩子从嗷嗷待哺到长大成人,倾注了为人父母几十年的心血,既给家庭带来了欢乐和幸福,也“奉献”给家长许许多多的烦恼。常听有的家长叹息,孩子难管。社会上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抱怨,说许多独生子女缺自律、缺意志、缺理想、过于自私、不懂得珍惜等。孩子缺这缺那,最根本的缺失是什么呢?我以为如今孩子最缺乏的是对自身价值的准确“度量”、定位和认知。不少孩子要么妄自尊大,要么妄自菲薄。

  孩子既是家庭成员,也是社会成员。现代社会如同纷繁复杂的网络,孩子作为社会一分子都是网络中的一个个小“零件”,彼此互相“连通”,谁也离不开谁。要融入于社会,学会在“网络社会”中生存,就必须懂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和谐相处,相互依存,这就需要正确认识自我,正确评估“我”在社会中的价值,把自身“定置”于社会网络中的合适位置。妄自尊大的孩子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低看别人的作用,处理人际关系以“我”为中心、为核心,居高临下,自私狂妄,谁也瞧不起,甚至连自己的父母也不放在眼里。而妄自菲薄的孩子则自我贬低价值,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缺乏自信,意志脆弱,惧怕吃苦,害怕复杂的人际关系,不愿意融入社会。眼下一些城市出现“啃老一族”、“傍老一族”,年轻人闲在家里“啃”爹妈的退休金,就是这种菲薄心理作怪。

  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都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让孩子自幼懂得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和谐关系,对孩子将来融入社会、成才成人太重要了。这就需要从小对孩子进行品德素养、人性修养的教育和道德熏陶。李肇星夫妇11堂家教课充分说明家庭教育对孩子健康成长的积极作用,家长们应当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尹卫国

more

Who should I believe?

News from mainland China

  据中新网6月1日报道 近日,中国海军在敏感海区组织实施了援潜演练。这次演练历时一周,内容丰富,风险较大,演练十分成功。参演舰艇31日晚全部顺利返港。大规模援潜演练在中国海军尚属首次,专业人士分析,这次演练的成功对提高海军舰艇海上救援生存能力有很大帮助。

  另据凤凰卫视报道,日本《读卖新闻》今天在一版报道说,中国的一艘明级潜艇,30
日被发现在台湾西南方的南海地区发生事故,潜舰内很可能发生火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今天表示,这是中国海军在进行一项应急训练。

  明级潜艇在70年代起服役,是中国第一代自制传统动力鱼雷攻击潜艇,排水量水面上为1584吨,下潜时2113吨;长76公尺,宽7.6公尺,吃水5.1公尺,可下潜深度300公尺;水上航速15节,下潜时航速最大18节;舰上官兵员额编制57名;武器配备为8具鱼雷发射管,搭载16到32枚鱼雷。

News from Taiwan

中共明級潛艦 南海失火
楊珮玲/東京五月卅一日電

日本媒體今天報導,中共海軍一艘「明級」潛艦本月廿六日在南海潛航時可能因引擎或機械故障造成艦內事故或起火,浮上海面之後被中共海軍拖船拖往海南島的榆林軍港,目前不清楚艦內是否有死傷,而日美正持續監視其動態。

拖往海南島死傷不明
日本防衛廳長官大野功統稍後在接受媒體詢問此事時也證實,日本政府確實收到有關情報,顯示有中國海軍潛艦在南海的台灣南方和海南島之間的海域發生了某種事故。他說除此之外他無法多做評論,但此事與日本安全保障沒有直接關係。

這個消息最早是由日本「讀賣新聞」在今天早上頭版刊出獨家報導揭露,中共海軍一艘潛艦五月廿六日在南海潛航時發生事故,五月卅日的下午時正被中共海軍船艦拖往海南島的榆林基地,艦上是否有死傷並不明朗。

報導指出,此事經日美兩國的國防相關人士確認,目前認為艦內發生火災的可能性很高。相關消息人士也表示,這艘潛艦應屬於中國海軍「明級」柴油式引擎攻擊型潛艦,艦號是300號類。

報導中說,日美政府認為此艦不是核子潛艦,對周圍的影響小,因此駐日美軍和日本自衛隊目前以平常的態勢持續監視中。

事件被認為發生在五月廿六日的下午,當時這艘出事潛艦正在台灣和海南島之間的公海裡潛航。後來浮起的潛艦由中國海軍拖船拖曳航行,但不清楚潛艦是否是自行浮上的。

至於潛艦出沒當地的目的,由於事故現場周圍還有其他三到四艘的中國海軍軍艦,另外也有其他的潛艦。報導說,這可能是在進行共同訓練。

日掌握情報不願評論

防衛廳長官大野功統在被媒體詢問此事時表示,日本政府確實掌握日本周邊地區的情報,但是這樣的情報必須小心處理,因此除了「知道此事並接到報告」之外,他無法多做評論。

明級潛艦是中共在一九七○年代建造的柴油型潛艦,一九八七年起逐漸有改良型出現,一般可容納五十七人。二○○三年時,中共海軍「明級」潛艦「361」號在黃海訓練時發生機械故障事故,當時造成潛艦上全部七十名人員死亡。讀賣新聞的報導說,當時事故的原因雖未正式公布,不過可能與艦內的氧氣急速減少有關。日本媒體並指出,這次事件發生的海域從南海主權與台灣防衛的觀點看來,對中國是重要的戰略區域。


After I read the next report, I tend to believe Chinese Government
2005.06.01  中國時報
軍方掌握狀況:損害應不嚴重
吳明杰/台北報導

對於又傳共軍明級潛艦失事,國防部官員昨天表示,這艘潛艦出事地點離台灣非常遠,但所有狀況我方均全程掌握。據我方掌握的情資顯示,共軍這艘明級潛艦是在海南島東方數10里的訓練海域失事,並非外傳在台灣西南方海域﹔而共軍艦上人員應已進行損害控管,狀況不致像兩年前在渤海沈沒的明級潛艦傷亡嚴重。

軍方研判,由於明級潛艦採用柴油動力,該艘明級潛艦若因失火損壞,應該是位於潛艦後艙的發動機起火,起火原因大多是潛艦過於老舊造成油管破裂,發動機若起火必須關閉動力並進行損害管制。
官員說,目前所知該艘潛艦是在上浮狀態被拖回去,研判該潛艦的損害應在可控管範圍內。熟悉潛艦訓練的官員研判,這艘潛艦甲板上並沒有出現官兵,意味內部損害並不嚴重,因為必須有電力可以提供潛艦內艙的供氣裝備,同時表示火勢已經獲得控制,內部溫度不高,官兵才能繼續待在艙內,這也表示這次明級潛艦失事傷亡程度應該不會太嚴重。

more

Monday, May 30, 2005

民工日记一则

俺要性生活,不要性讲座

    今天雨下得很大,又少赚一天的工钱了。正和大树他们几个在铺上打牌时,闯进一个女子,手上抱着一叠纸。我们几个赶忙从铺上滑下来,慌慌张张地穿上外裤。女子笑了一下,笑得我们怪不好意思的。
    她自我介绍说是医生,来工地为大家做讲座的。一个月前我们工头说了,有一个女医生要来做讲座,说是关于性知识的。工头还补充了一句,说也就是有关夫妻在床上生娃那事儿。生娃那事儿还用人教吗?比犁田容易多了。犁田俺学了一个月,生娃这事儿我一黑就学会了,还犁得挺欢呢。大伙都说了,咋犁谁都知道,关键是上哪块田犁去。工头说了声以后一整月连连放晴,大家忙得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不想今天还真来了。大伙集中在一个空仓库里听讲座。女医生为我们讲了整整两小时,讲得好象是性病预防和计划生育。讲得大伙都困得要死,大树他们几个都响出鼾声了。
    计划生育俺听得多了。在家时乡里的干部常到村里来抓计划生育,抓到了三五千地罚,没抓到正主儿的抓老人,拆房子,搬东西。女医生说了,咱国家人口太多了,得控制。其实俺觉得计不计划生育无所谓,这又不
影响干那事儿。至于性病这词儿还是头一回真正有了点了解。以前村里的老辈好象叫它“花柳病”吧。还有那城里头厕所墙上帖满地广告上写着的尖锐湿那个啥之类的可能就是性病了。得这病的好象都是嫖客妓女,咱们这些人哪能得上这病啊。
    过了春节到现在,一百多天了,俺没沾过一次女人。每黑每黑地想,想得心里涨涨地到水龙头下扑头盖脸地冲一阵才能睡着。每看到街上走过的奶子鼓鼓涨涨地女子,俺心里涨得更鼓。白天干活还好受,累得啥也顾不上。可一到晚上,闷得慌。家里闲着一个饱熟的婆娘,在这嚼着干粮。唉,都是为多赚点钱拖累的,要是有那么几万积蓄,就不用跑这大老远打工,在家乡能有份事儿做,每天做完就回家歇着,和婆娘睡着,那该多好。
    最怕逛夜市了,一个个女子要命似的打扮,走过俺身边时那一晃的香味,比刚出来的馍馍香百倍。更要命的是,一个比一个鼓,一个比一个俏,演戏似的一拨一拨地换,一个比一个更勾人。真诱人啊。可人家走过咱身边,咱衣袖都没碰上一下,人家一闪都躲过去了。真是撑死眼睛饿死鸟啊。狗日的女人,要了俺的命得了。
    还预啥防啊,街上随便哪个女人真要陪俺睡一宿,别说性病,俺啥病都不怕它。哪有那么多性病,人家干干净净的女子,仙女儿似的。不过俺婆娘上次打电话说了,安安心心干活,多赚钱,别学坏了。大山他们几个就是因为憋不住常跑洗头店去找洗发妹做那事儿,去年一整年没攒下几个钱,回去被爹娘媳妇好一阵骂。婆娘再三交待了让我蹋实干活呢。婆娘说得没错,多赚些钱,回家做点其他营生,就不用在外瞎闯荡了。在自家过两口子的小日子,说有多美就多美,想咋美就咋美。嘿,这是婆娘她的原话。

    可女医生今天这一翻讲座,倒弄得我心里不安分了,俺真想……

more

Sunday, May 29, 2005

外企避税, 六成亏损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5月29日 10:08 中国经营报

  作者:张荣旺

  5月23日,国家统计局数据再次呈现外企中国生存之“怪现状”: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89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6%;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1075亿元,不升反降3.5%。

  一方面是经营生产欣欣向荣,一方面是财务数据长期“红灯”(亏损)高悬。5月23日,国家统计局数据再次呈现外企中国生存之“怪现状”: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89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6%;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1075亿元,不升反降3.5%。

  外企避税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国税总局的反避税行动也不断升级。近日,中日两国税务当局在北京正式签署我国第一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专家介绍,双边预约定价意在解决跨国关联交易中的转让定价问题,是各国反避税的主要方法之一——据官方保守估计,跨国企业凭转让定价这一避税手段,就使我国每年税收损失超过300亿元。

  利润转移手法多样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8月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94025家,但一半以上都是“亏损”状态。

  “我们认为亏损企业里面,有2/3属于非正常亏损。”国税总局国际税务司副司长王裕康告诉记者,“造成非正常亏损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转让定价把利润转让出去。我们保守估计,每年转让定价避税的税款损失有300亿元。”

  转让定价是跨国企业转移利润的主要手法之一。一位从事国际税收筹划的专业人士向记者介绍了几种常见的转让定价避税手段。第一种是高进低出。这种手法对“两头在外”的企业特别有效:原材料以高价格进口,产成品以低价出口,于是在国内的加工企业利润趋于零,甚至亏损。而实际上企业利润已经被转移到境外去了。第二种是利用关联企业间固定资产购销和租赁避税。比如将设备或者固定资产抬高价格,虚增企业生产成本;将技术转让价款隐藏在进口设备价款中逃避技术费预提所得税;将境内财产高价租赁给境外关联企业,于是企业利润通过租赁费用转移出境。

  双边预约直指转让定价

  “外企避税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信息。”国税总局税科所副所长靳东升告诉记者,尽管外企避税非常严重,但税务部门要想彻底查处并非易事。事实上,早在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就规定,转让定价税收管理主要采用事后调查审计模式,但这种模式的最大难题是税务机关调查成本和纳税人遵从成本较高。

  而预约定价是税务部门与纳税人之间通过签订协议或安排的形式,对纳税人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及利润水平等事先约定一系列标准,以解决跨国关联交易中复杂的转让定价问题。

  近年来,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各国解决复杂转让定价税收问题的主要方式。山西财经大学国际税收学教授王仙花说,双边预约定价就是发挥更多信息优势。因为跨国企业需要向两国税务机构同时申报。

  反避税任重道远

  “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初步安排,以后还需要更多措施出台。”社科院世界经济所张金杰研究员告诉记者,“跨国企业避税问题在国际上也没有太多好的办法解决,因为跨国企业内部信息并不容易取得。”而预约定价只限于解决外企转移定价避税。王仙花认为,预约定价安排可能只对一部分企业有效,那些预计被查处可能性小的企业并不会积极参与预约定价安排。解决这一问题的另一关键是要有一定的惩罚措施。目前,我国税务部门查处避税很少处以罚款,使得避税企业产生侥幸心理。王裕康此前曾透露,未来对于跨国企业转移定价避税,除了补交税额,可能安排加收利息并予以处罚。

  “人才缺乏也是个很大的问题。”王裕康坦言。跨国企业税收不仅涉及国内税法和税率,还需要税务人员了解世界各国的税收制度、税收协定等,而目前我们不少税务人员只能简单地将国内税法条款套用在涉外税收中,很难保证国际税收真正到位。

  张连明表示,跨国企业转让定价往往牵扯到世界范围内产品价格和其他信息,外企反避税还需要商务部、海关和工商等部门的密切合作,单靠税务部门力量有限。

more

Congressional China Caucus Formed on Capitol Hill

PRESS RELEASE
For Immediate Release: May 27, 2005
Contact: Christy Boardman/Tinisha Buttrey (202) 225-6365



Congressional China Caucus Formed on Capitol Hill

Washington, DC – Congressman Forbes announced today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gressional China Caucus. Currently, China’s population of 1.3 billion is four tim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s economic output is expected to triple over the next 15 years, and its militarization efforts have raised concerns worldwide. The Congressional China Caucus is being formed to raise awareness on and serve as a forum of discussion for U.S.-China interests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ith all eyes pealed on Iraq and terrorism, few truly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ing global trends that will be influencing America’s economy and defense in the coming decade,” Congressman Forbes said. “My colleagues and I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tarting serious discussion on China so we may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ir policies will impact America in the coming years.”

The purpose of the Congressional China Caucus is to provide a forum to bring Members of Congress together who share a common interest in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actor on both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stage. The caucus will educate its members on issues pertaining to China or Chinese interests and will serve as a venue for discussion of such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U.S. interests.

The following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charter members of the Congressional China Caucus: Congressman Ike Skelton (D-MO), Congressman Jim Cooper (D-TN), Congressman Joseph Crowley (D-NY), Congresswoman Jo Ann Davis (R-VA), Congressman Steve Pearce (R-NM), Congressman Sam Graves (R-MO), Congressman Jeff Miller (R-FL), and Congressman Frank Wolf (R-VA).

Earlier this year, Congressman J. Randy Forbes led a delegation of 10 Members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delegation’s purpose was to assess military and economic trends in China and their effect on American relations. While in China, Forbes toured Chinese military facilities, ports, steel mills, and shipyards; met with Chinese diplomats and officials; and met with American entrepreneurs in China.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Caucus and its purposes, visit www.house.gov/forbes.

2005.05.30  中國時報
美議院成立中國連線
劉屏/華盛頓廿九日電

以「正確認識中國」為號召,美國聯邦眾議院成立跨黨派的「中國連線」。第一批九位成員中,有三分之一同時也是「台灣連線」成員。

中國連線成立,接著美國與中共間展開國會高層互訪,說明了中共在美國國會的積極工作逐步收到成效。
知己知彼 傅伯士倡議成立

中國連線(China Caucus)係由眾議員傅伯士(Randy Forbes)倡議成立。這位來自維吉尼亞州的共和黨人在新聞稿中指出,近年來,美國各界的注意力都置於伊拉克、反恐、北韓、伊朗等議題,以致「幾乎沒有人真正瞭解全球變化的趨勢」。他說,這種趨勢就是「中國的變化,在未來十年會影響美國的經濟及防衛」。

他表示,據他觀察,中國已經盤算如何與美國打交道,可是美國似乎並沒有清楚規畫如何與中國交往。所以他及國會同僚希望藉由成立「中國連線」,促使各界認真思考有關中國的種種,以深入瞭解中國在未來世代對美國的影響,從而訂定對策。

傅伯士和同僚在廿七日舉行記者會。他說,中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中國國內生產毛額在未來十五年可望成長三倍,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軍事現代化也令全球矚目。他說,有了「中國連線」,國會將有更多、更深入的討論空間,共同研究中國崛起對區域及全球的影響。他說,也要邀請「最聰明的頭腦」來教育議員、啟迪大眾。

傅伯士是第三任議員,在司法、軍事等委員會裡很活躍。他告訴媒體,舉例說,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已經達到美金一千六百億元,美國究竟如何應該如何看待,兩國究竟如何共同處理,是個重大議題。

三分之一成員 跨台灣連線

有人問,成立「中國連線」,是否意味著選邊?富比士回答說,沒有所謂「親中」或「反華」的問題,因為大家都是為了美國利益,所以需要更清楚的認清事實,讓立法及行政部門據以正確決斷。

今年元月間,傅伯士曾率領十位同僚訪問中國大陸。停留期間,參觀了軍事設施、鍊鋼廠、造船廠等,並與中方官員及美國企業界人士晤面,討論人權、仿冒、以及台海風險等議題。傅伯士個人尤其關注宗教自由議題,他本人每周在基督教浸信會教主日學,已持續廿餘年。

率先加入「中國連線」的史凱頓(民主黨、密蘇里州)在記者會上說,台灣海峽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因此美軍必須在亞太地區保持堅強的戰鬥力,以「制止冒險主義」,確保地區和平。

「中國連線」第一批成員共有九位,除富比士及史凱頓外,另外七位是:古柏(民主黨、田納西州)、克勞里(民主黨、紐約州)、喬.安.戴維斯(女,共和黨、維吉尼亞州)、皮爾斯(共和黨、新墨西哥州)、葛瑞維斯(共和黨、密蘇里州)、米勒(共和黨、佛羅里達州),以及伍爾夫(共和黨、維吉尼亞州)。其中戴維斯、葛瑞維斯、米勒等三位也是眾院「台灣連線」成員。

眾院台灣連線在三年前成立,目前成員已達一百四十一人。參院則在去年成立台灣連線,目前成員為十七人。國會的各種次級問政團體很多,較著名的有黑人連線、拉丁美洲裔連線等。富士比本人至少加入了十三個連線,包括「以色列」、「失蹤及受虐兒童」等。

在此同時,中共及美國間的國會互訪也將展開。參議院院會主席史蒂文斯(共和黨,阿拉斯加州)預計一、二個月內前往大陸訪問。他的正式職稱是「臨時議長」,因為參院議長是副總統,通常不到會,所以總是由「臨時議長」主持院會。史地蒂斯輩份很高,擔任參議員已卅六年;地位也很高,依據憲法是總統缺位時的第三順位代理人。他曾是抗戰時的十四航空隊(前身是「飛虎航空隊」)一員,獲中華民國政府頒發過勳章,對中國人有份特殊的感情。美國媒體曾報導說,中共近年大幅加強與美國國會交往,在駐美大使館有廿餘人負責這方面工作。這個數字如果屬實,幾乎是台北駐美代表處國會組人數的三倍。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