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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February 04, 2006

周其仁: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 文钊 程明霞 北京报道
      编者按:在过去的几周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几家内地公司提出的质疑,在网民的愤怒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中,最终上升到对整个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争论初起时,本报曾联系采访多年来研究产权与企业组织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但他以“不喜欢热闹”予以谢绝。随着争论的持续,周其仁教授改变了想法。他说,原以为国企改革就是需要实践去解决的问题,现在看来不尽然。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渐进改革的时间拖得很长,国企的实际形态已经发生大的变化。老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挑战又提上日程,还是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有所讨论。就这一点,周其仁说他感谢这次争论对他的激发。       经济观察报:对于这次的争论,我们曾问过您的看法,当时您表示不大愿意参加争论,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改变了主意?      周其仁:辩论要有思想价值,重点不是找对手的错,而是阐述自己的对。挑毛病容易,问题是挑出人家的毛病并不一定就增加自己的知识。辩论的好处是可以逼得大家把话讲得更清楚。不过,误入歧途的辩论从来也不少,主要是重点放错了地方。挑人家的错挑上了瘾,一路跟下去,最后发现除了再也不能冷静看世界,什么也学不到。      谈到郎咸平,我以为看出他有错并不难。几年前,我当面听他讲亚洲和香港资本市场上大股东如何剥削小股东的故事。早知道有西方财务专家搞这个话题,但听下来还是不免心里生疑:要是只有“剥削”没有好处,小股东们为什么不跑个精光?没等我问出口,郎咸平故作神秘地“爆料”,说连李嘉诚也托人捎话求他再不要点名。我想这位先生对自己的“学术发现”大概也心中没有底,否则为什么需要添加这种小作料?不料今年暑假到上海,长江商学院的主事人要我见识那里出色的学员,我应邀前往研讨。事后主事人介绍教授阵容,赫然听到郎咸平的大名。当时我真的大气不敢出一声,就是心里嘀咕:要是我高调指控过李嘉诚,怎样也不会到他的机构任职。不过我是我,人家是人家,可以各行其是的事情,不应该拿来作为辩论的题目。      八月我在安徽、广东两地出差,路上断断续续看到关于“郎监管”言论的报道。还是高调指控著名公司的套路,不过罪名不再是大股东剥削小股东,而是海尔、TCL和格林柯尔三家公司利用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那样严重的罪名,摆明非司法解决不可。要么被控罪名成立,要么控方诬告和诽谤,看不出有什么学术问题。可是后来看报道,除了格林柯尔老总在香港提出司法诉讼,在内地这样一个“侵吞国资”的官司题材,居然被处理成一场“学术论战”。最为传神的媒体批评,是“经济学家集体失语”。      不“失语”能干什么呢?撇开官司问题,我的确看不到郎咸平的指控里真有什么复杂的学理、概念和推理。好比要是现在有人说又发明了永动机,物理学家能干什么,恐怕也只好“集体失语”。所以虽然不断有朋友和同学要我发表意见,无奈自己就是提不起劲头。这就是上次谢绝你们电话采访的原因。“不喜欢热闹”也是实话,向来如此。      那么为什么现在又决定回应郎咸平?我自己方面有三点原因。第一,据说郎氏指控的应之者众,不少人情绪激动,以为郎咸平真的穿上了皇帝的新衣;第二,问题已经从指控三家公司侵吞国资,升级为“所有产权改革都在侵吞国有资产”,“拍脑袋产生出来的产权改革思维,正是我们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私人企业家手中的重要理论根据”。而区区在下,虽然至今尚没有被郎氏攻击波点名批判,但近二十年研究的就是产权改革,白纸黑字写下的文字,向来对产权改革的实践和理念不遗余力。有人高调叫阵,不出来应一句太看不起人家。第三点重要,郎咸平已经声明,不但要“结束‘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而且要“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国变成“大政府主义的国家”。本来郎咸平们喜欢什么样的体制,自有他们的自由,他们愿意在大政府、大国有制下讨生活,我没有意见。但是谁也不要指天划日,非要把不愿意过那种日子的人也强拉进去。我不代表任何别人,只代表我自己。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东北国营农场上山下乡,我对那种名义上是全民财产的主人,实际上眼看眼鼻子底下的浪费和挥霍都无能为力的体制早就够了。要知道郎咸平现在讨论的是国家体制,要是真按他的路线走,我自己连一句话也不曾讲过,到时候何处去找后悔药?我讲了,生性不喜欢热闹,但是还有一条,真有需要的时候,也不怕热闹。      经济观察报: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到目前为止的大多数争论,都回避了郎教授分析的三个案例,也就是海尔、TCL和格林柯尔,很多评论是说,即使他最终的推论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对这三家公司的质疑,而且他的质疑是以财务分析为基础的。      周其仁:我在路上看报道,开始也以为他真的通过财务分析抓到了可指控的证据。回来看了郎咸平指导下写的那三份研究报告,才发现不是那样一回事。以海尔为例,他们报告提出的中心疑问,是海尔职工持股会为什么拥有海尔集团诸多的资产权利。在查证了海尔投资与海尔职工持股会的来龙去脉之后,报告质疑“当初成立海尔投资的时候,到底是通过何种程序让海尔投资拥有了海尔商标专利权?又是通过何种程序将零部件的供应权转到海尔投资手中的?”可以质疑,但质疑毕竟只是质疑。可是报告紧接着就有了答案:      “如果是海尔集团董事会正式通过这些资产的转让,那么这就是明显的内部人员利益输送,除非海尔集团能证明董事会成员从未在海尔职工持股会拥有股权。如果董事会成员确实持有职工持股会股权,那么这个董事会决议就是明显的透过利益输送,集体侵吞国有资产。”      请问这叫什么研究态度?轻轻两个“如果”,就把问号变成了句号。所论问题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可以陷人入罪的“侵吞国资”!就算“假设”吧,那小心求证呀。从假设到完成求证,要下多少功夫,真的不知道?到了后来郎监管公开炮轰,连“如果”也不见了,直接就变成“海尔此举侵吞国资”的定论!求证了吗?在哪里?郎咸平可能以为,海尔高管在持股会持有股份肯定板上钉钉,因此海尔集团的高管们一定通过控制董事会,把国资权益输送给个人持有私人股份的职工持股会。于是,“侵吞国资”罪名成立,义愤填膺当然顺理成章,否则“20年后,我们将无法向子孙解释20年前的国有企业海尔集团今天变成了某家族企业第二代的私人财产”!让不明就里的善良人听来,这样的事情能不让人群情激愤?      破绽在什么地方呢?破绽在于海尔集团是一家集体制企业,根本就不是国企。郎咸平不是口口声声说他靠数据说话吗?连海尔究竟是什么制的企业也没搞清楚,怎么就敢高调展开攻击?好比一位动物学家,用马的数据发现了关于马的伟大定理,然后大事喧哗,不料人们围上来一看,居然是一匹鹿!应该尴尬之至、无地自容吧,怎么还说自己“治学严谨”?      更叫人跌破眼镜的是,当海尔公司发言人声明“众所周知,海尔不是国有企业”之后,这位大监管对自己指鹿为马的行径不但不感到有一丝歉意,或多少觉得有点难为情,反而以攻为守,继续向海尔高调指控:“即使海尔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它内部仍然存在两方面的利益代表。而(海尔职工)持股会的整个运作过程,恰好是一个将资产从青岛市向内部员工持股会转移的过程。”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算是一匹鹿,鹿也有鹿的问题”?!容我不依不饶问一句,你郎咸平先前关于海尔持股会“侵吞国资”的罪名,究竟是成立还是不成立?如果还成立,为什么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如果不成立,那么谁对那样浑不负责任的指控负责?你以为你是谁,是赵高再世吗?      实质问题,我认为海尔集团的法律所有权与实际产权关系是脱节的。在实际上,海尔集团的资产来源是清楚的,就是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市场机会以及以张瑞敏为首的海尔管理者和海尔员工的共同贡献。但是在法律上,海尔集团所属的大集体所有制,从来不承认任何成员的私人财产权利。为什么说有矛盾?因为明明对资产形成有过重要贡献的人,就是不可以拥有清楚记到名下的财产权利。那么多企业搞坏的就搞坏了,工人倒霉,政府兜底、社会紧张。可是搞好的却不可以得到合法承认,公道吗?更重要的是,在多种产权制度开放竞争的条件下,市场竞争包括企业产权制度的竞争。比方到市场上聘一个称意的人才,别的企业可以开出的条件,海尔开不出,怎么竞争?为什么开不出,因为张瑞敏自己也没有。事业心永远重要,可是市场竞争的教训说,单有事业心不够,还要清楚的权利为基础。      所以产权改革不是什么好事之徒策划出来的。就是把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全部枪毙,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公有制企业还是要搞产权改革。问题是公有制企业的改革实在前无古人,困难自成一家。你想企业资产已经形成,原则上也知道是多方合作的结果。可是因为当初没有清楚的约定,倒回去厘清产权份额谈何容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认为实践具有第一位重要的品格。类似海尔这样的大集体企业,应该靠所在地方的相关利益各方,在改制实践中摸索出界定产权的办法。海尔集团是产权不容界定到个人的传统大集体,海尔持股会是改革中形成的个人产权清楚的新组织。究竟哪些权利、以什么形式、多大数目、经由什么程序完成转让,应该也只能由当事的相关各方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解决。海尔资产形成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过郎咸平的指导;现在要界定海尔的财产关系,为什么非要你来搅和不可?青岛市大集体利益如果受到损害,当事人也会失语吗?海尔职工利益受到改制侵犯,他们真的没有行为能力吗?还有青岛市人民政府和各界人士,靠得近、看得清,为什么非要一个连一次实地调查都没有做过的不相干人士包打天下?真的财务分析本事了得,发现海尔改制的确侵犯某方利益的,拿出可靠证据来按司法程序指控。学术研究吗?总要讲一点基本的规格,别的不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总知道的吧。      经济观察报:那么TCL呢?应该说在改制之前,它是一个纯粹的国有企业吧?      周其仁:不是的。就我所知,TCL是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一种国企模式。法律上,它开始的时候是惠州市的地方国有独资企业,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惠州市人民政府就与李东生为首的经营班子定了合约。我一直认为这个合约非常精彩,是了不起的创造。主要内容一是李东生为首的高管要为掌控公司控制权付一笔抵押金,李东生个人当时好像交了50万,其中包括他和他父亲的房产。另外就是预先约定,TCL每年税后利润的一部分用于高管人员购买企业股权。这个合约安排,第一,鼓励创造利润;第二,管理层分成的利润不能拿回家消费,而是变成个人在公司的股权,让高管人员与他们大权在握的公司之间有长远的利益纽带。年年按约履行的结果,就是今年1月公布的TCL 15亿股中李东生个人大概有1.48亿股,其他几十位管理人员和技术开发人员,全部拥有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私人股权。我认为这是吸收了多少国企垮台、行为扭曲的教训之后,逼出来的一种改制尝试。惠州行得通,其他地方也可以参考。      郎咸平倒是知道TCL是不同于传统国企的,因为他看到企业家个人股份在TCL登堂入室。但他依然高调指控,名目是“国有股权稀释与转移”。是的,从国有独资到国有控股甚至参股,股权在百分比里减少,也就是“稀释”了。不过,“稀释”并不一定意味国有利益的减少。因为没有收益的100%股权,比有收益的50%还不值钱?要指控TCL改制使国有独资地位丧失真正犯了大忌,你必须拿出证据说明国家利益在稀释后减少了。可是翻遍郎咸平满篇搬数过纸的报告,我就没有看到有一个数据说明这一点。      他批评的逻辑实在怪异。“在国有控股的情况下高管人员就可以将公司‘合法’地做坏,但自己拥有股权以后就立刻将公司做好”。真有这回事吗?那不就证明TCL的改革改对了?因为“(国企高管)自己拥有股权以后就立刻将公司做好”,到底对谁不好呢?没有这回事情吗?那么郎咸平究竟在对谁开炮?再来,“相比较张瑞敏、倪润峰,李东生是最幸运的一个。李东生的幸运之神是惠州市人民政府,如果TCL处于张瑞敏所在的青岛市政府或者倪润峰所在的绵阳市政府,结果就可能不是今天这样。”说得没错,但有没有是非标准?应该让惠州政府向绵阳政府学习,还是让绵阳向惠州学习?我个人认为,绵阳应该考虑学惠州。至少我们也不应该仅仅为了不要让李东生们太幸运,就一定要惠州学绵阳吧。麻烦在于,要是绵阳真的学了惠州,挨批的就该轮到绵阳?!      更奇怪的是,郎咸平对海尔,以“我国公司法的不健全,因此很难对海尔职工持股会做出适当监管”为由,坚决要求“向股民详细披露每个高管人员在职工持股会的持股比例”。TCL呢,倒是向股民详细披露了每个高管人员的持股份额,郎咸平有没有表杨?没有。照样劈头盖脸把“国有资产流失”大帽子扣上去。我实在搞不懂,这位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人”的公司财务专家,有没有受过起码的逻辑训练,为什么他的思维如此缺乏最起码的一致性?还有,质疑李东生持股时说,“李东生基本不是一个像张瑞敏那样的创业者,而是一个守业者”。读来觉得张瑞敏的待遇也许会好一点。可是到了胡说海尔侵吞国资被驳回以后,郎又宣布“张瑞敏的身份是国家干部,本身并非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创始人”。这里的“数据”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才可以任郎自由调遣?另外,这位“2001年底才决定到大陆发展的”郎咸平知道不知道,在张瑞敏做企业的那个时代,连和尚道士都定了行政级别,每一个人不是国家干部,就是国家职工。是不是这么活过来的就是错?也许是吧,所以要改革,可又改则得咎。      经济观察报:在被格林柯尔收购之前,科龙也是一家乡镇企业,也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我们先不说所有制的问题,单纯从并购的角度看,您怎么看郎咸平的质疑?      周其仁:对格林柯尔的指控,是说它通常先进入被收购公司,当上董事长,掌控了人家资产转让的定价权,然后压价卖给自己。这就是郎咸平讲的故事。用常识来问一问:这样的好事,我怎么就遇不到?为什么我不能坐到邻居家里,先由我掌控定价权,然后把人家的资产“买”走?天下真有这么一种资产转让模式而又可以频频得手,格林柯尔的规模不会这么小。它为什么不把海尔、TCL还有天下大公司一块全收了,省得“郎监管”那样辛苦。      幸亏我还知道一点科龙。创业人团队的领导人叫潘宁,80年代从手敲电冰箱开始,做成南方最大的冰箱王。也是实际的产权与法律所有权脱节,虽然公司后来到香港上市,但控股权还是“集体”的,其实就掌握在镇政府手中。这样的公司,政企分开谈何容易?当年是靠潘宁等人的创业贡献和威信,才大体维持了一个我叫做“企业家控制的企业”的格局。可是潘宁的身份也是“国家干部”,到年龄就要退。潘退下以后,公司管理有一个过渡,接着就是所在地镇政府的头头凭控股权到科龙当了家。格林柯尔是从这个头头手里收购科龙的。撇开细节不论,我认为科龙的主要教训就是潘宁时代没有及时发起并完成产权改革。如果还是潘宁掌控科龙,或者在创业人时期就完成改制,我认为格林柯尔入主科龙不会那样容易。所以,企业家控制权不是可靠的长期制度安排,没有合法股权的保护、激励和约束,控制权靠不住。我一直为当年的科龙耿耿于怀,提醒其他类似的公司引以为戒。      这些看法与郎咸平好像分歧不大。他指导下的论文说,“当年顾雏军在‘科龙改制’中途,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带着自己的神秘资本突然降临正处于危机之中的科龙,将‘新民企’的资本与中国家电企业长期痛苦的产权问题结合:科龙易帜,大股东顺德政府套现退出”。只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我认为不是科龙改制才给了格林柯尔机会,而恰恰是科龙没有及时改。卖出科龙的镇政府头头我也拜访过,是非常强悍的人物,要不是无路可走,决不愿意放弃科龙的控股权。今天海尔的张瑞敏比当年潘宁年轻,大小环境也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海尔已经开始探索产权改制。中国出一个好公司不容易,为长治久安,不留历史性遗憾计,惟有大胆改,加快改,千万不要被无谓的指控吓住。      把这次“郎旋风”涉及的三个案例小结一下。海尔背了大集体所有制的历史包袱,要界定存量资产,被郎咸平先后指责为“侵吞国资”以及“侵吞大集体资产”;TCL的政府与企业家面向未来签订利润分成、高管持股合约,郎咸平指责“国有资产稀释和转移”;科龙没有及时改,“打工老总”到点下课,政府“老板”亲自上阵打理,落个被格林柯尔收购的下场,又被郎咸平说成是产权改革提供了“国退民进”的盛筵。我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      经济观察报:您说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有很多没有讲清楚,从您这些年研究的经验看,传统的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周其仁:我是1996年在研究下岗工人问题时碰到国企改制问题的。这些年我先后做过第一手研究的公司,约有三四十家。用的是很土的办法,就是一家家实地访问,与各方当事人交谈请教。实在没有让助理在网上查查数据,就可以隔山打牛的本事。问到为什么要改制,我看到的是传统国企经济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从来不承认参与国资创造的人力资本的合法产权,还有就是靠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契约组织经济活动。问题是,离开在清楚的私产基础上发展市场合约,就无从支持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央计划命令经济实在笨拙,与激励机制不相容,交易费用高到使许多事情根本做不成。      传统的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我曾经为文写下结论:这是一个没有最终委托人的经济。无数的机构和人似乎是委托人,仔细推敲都是代理人,而不是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郎咸平批评国企管理人缺乏信托责任。很对,问题是怎么形成这种局面的?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委托人。什么“主人--保姆”,谁是主人谁是客?是政府主管部门?不对,他们是代理机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吗?“代表”者,也是代理人也。只有被代表的才应该是最后委托人。可是在全盘公有化时代,任何公民私人不得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所以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      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我认为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根源就在这里,所以多少国企、集体企业搞得一塌糊涂。可以骂那些草包经理不像话,问题是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之以恒地盯住他们?就是没有,传统国企才需要改制。抽象的主人有,也就是“全民”或“集体”,可抽象的主体怎样具体行为?说什么历史长、包袱重,不是说得通的托词。历史长不一定包袱重,没有最后委托人才是问题的根本。      郎咸平认为国企产权很清楚。“国资是谁的?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这是他自以为煽情的讲词。请问“你的我的大家的”有权利证书吗?没有。资产交给各类代理人打理多年,有经营、投资、收益的报告吗?要委托人审查吗?从来没听说有。上市公司账目造假,好歹还有一份假报告备查。传统国资呢?连假的报告也没有。据说现在有10万亿国资,听起来了不得的一个大数。那可是全国人民的财产,平均以10亿人算,每人只有1万元!真就多得足以令人骄傲?还不知道这笔国资,所负的债务窟窿究竟有多大。为什么是这样的局面?产权制度使然,谁也使不上劲。我曾经写过一句话:国有经济里的所有者责任,追来追去一股烟。你追吧,像论万亿计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追不出个头来的,权当天灾处理吧。这样的体制不改,国家没有前途。      至于郎咸平也搀和“我的、我们的”,那可真叫瞎搀和。有他什么份儿?国资再产权模糊,权利主体不包括他应该很清楚。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这个体制下劳动、生活过,工作从来不是命令指派,一辈子没拿过低薪,不知道什么叫“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更从来没有使过粮票布票肉票鸡蛋票。凭什么郎咸平也有权说国资是他的?当然是中国人,更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但财产关系要明确界定,不可以彼此共产,否则天下大乱。套套近乎、唱几句高调,财产权利就占一份,不是正派行为。说得严肃一点,这叫企图染指国资。大叫保卫国资的英雄们哪里去了?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可以说国资有份,正好说明传统的国资非改不可。      不是我小气。产权是排他性制度安排,大度不得。也不是说产权没有份就没有资格来研究中国的国企。就是爪哇国里的人有兴趣研究中国国企改制,也应该欢迎。要研究,老老实实做研究好了。你们看这位郎咸平,“数据”功夫一塌糊涂,可就是有胆破口大骂“产权改革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还发明了“大陆50岁以上的都是拍脑袋的,40岁以下的才是做数据的”。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客气地讲了一篇不同意见,郎咸平就说张军也是拍脑袋的。可张军偏偏离50岁还差得远,岂不是当场被郎咸平自己推翻?“凡50岁就一定拍脑袋”,生理机制何在,心理机制又何在?如此一派胡言,好像还很有趣。我可以肯定地说,郎咸平的这些惊人之见当然不可能是从脑袋里拍出来的。问题是,这些缺乏常识、没有逻辑、不讲礼貌的“东东”,究竟是从哪里拍出来的呢?      经济观察报:存量改革中现在出现了很多矛盾,很多人担心,这种矛盾会激化,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这也是有些对存量改革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的人的想法,这些矛盾如果是无法规避的,操作中应该怎么样来使得改制的过程尽可能地平滑?      周其仁:古代有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启发我们把麻烦的复杂问题分开处理。公有制企业在法律上都姓公,但实际资产形成的路径大不相同。就我自己这些年的观察,我认为大体是三分天下。就是说有三个大的类别,可以考虑分开处理。第一类别,历史上用国家财力真金白银投资而成,市场化改革后,又身处国家垄断行业,所以,财政投资和行政垄断超额利润是这类公司资产形成的主要来源。这就是过去讲“抓大放小”里的那个大,特别是超大型国家企业。这个类别,第一位的任务不是产权改革,而是开放市场竞争。没有充分开放市场竞争之前,国家的财务资产与管理者、员工的人力资产无从定价,产权改革就没有条件。      已经进入市场竞争的国企和集体企业,在企业数目上是绝大多数。这里一分为二。一个类别不管什么历史原因,反正现在经营困难、甚至资不抵债。这类公司的改制,重点是了断债务,特别是对中老年工人的隐形债务。股权处理,以了断债务为依归。近一年研究湖南长沙和山西左权县的经验,就是不再一户一户去改。因为个别处理,还有一些资产的就还能给职工一些补偿,而没有资产的就对不起了,这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长沙和左权的办法就是由地方政府通盘改,把整个城市的国资一起来盘,共同承担历史债务。这是第二大类,也是改制最困难的一个类别。      第三类,就是在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路来的成功国企或集体制公司,以联想、四通、海尔、TCL、美的、包括从前的科龙为代表。仔细研究这类公司,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搞起来的,国家基本没有财力投资,主要就是给政策。限于历史条件,法律载体只能是当时仅有的国有制或集体制,但实际上这些公司资产的形成,一靠创业企业家和员工的人力资本,二靠市场信用。因为是从市场里杀出来的,创业企业家控制着他们领导形成资产的公司;但在法律上,公司的资产还是归抽象的国家或集体。这类公司的改制,重点就是承认企业家和工人人力资本应该得到的合法产权。过去说资本价值全部是“活劳动”(人力资产)创造的,“死劳动”(物资资产)完全没有份。怎么就突然来了大颠倒,好像资本价值全部由死劳动创造,“活劳动”不应该有份了呢?我以为颠来倒去都是错,资本价值是物资资产和人力资产在市场过程中合作创作的。      经济观察报:除了改制本身存在的技术性和操作性问题外,有些人对改制提出质疑,是因为很多交易过程存在大量的权钱交易,不能否认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私人资本和企业的经营者利用这一点侵吞国有或者集体的财富。       周其仁:是的,倒回去界定产权的事,前无古人。西方名校是没有这门学问的,因为没有这个经验基础,也没有对这类知识的需要。公有制改制过程中,要严丝合缝的确很难。最严重的问题,是后来在位的权力人物,对公司资产的形成不一定有很大贡献,有的甚至还有过负的“贡献”,但在改制中利用权力,硬要分走一大块。几年前我白纸黑字批判这种攫取行为,指出这是改制最大危险。但我也想得明白:传统公有制不改,资产被攫取的花样百出,最后的命运就是被攫取干净。只有改制彻底,攫取活动才最终失去土壤。因此我认为,叫停改制的战略,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      至于更一般意义上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我看过的事情令人不寒而栗。是事关中国命运的大事情,所以千万要拿准重点所在。我的认识为:权钱交易、权贵主义等等,重点是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个重点不解决,走市场之路,歪事和邪事怎样也挥之不去。权力搅买卖,搅来搅去,做买卖的非搅权力不能生存。所以虽说官商勾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靠权力发财的商人令人鄙视,但问题的重点是官,因为官比商要难管得多。我讲过,权力不上法治的路,私产和市场终究难以上路。从历史经验看,解决社会矛盾靠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办法,以穷斗富,就是斗得个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实现法治,还是不能摆脱那个历史兴衰的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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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長文 亦統亦獨 落實統合論

虽然我说过二十世纪乃民族主义的世纪,但我也不能一口咬定二十一世纪仍然是民族主义的世纪。陈长文的新书“假设的同情”可能是泛中华主义的抒怀,说来容易作来难。因为陈长文属外省籍,所谓根不正,苗不'绿'。但大胆跳脱国家概念的蕃篱,陈提倡的“胡治明小道”可能不仅别致而且实用。假胡锦涛能聘陈长文为师,未必不是中国之大幸。

附:陈长文,祖籍福州,父亲陈寿人国民党陆军少将,胡宗南旧部。陈长文1944出生于昆明,5岁时到台湾。
2006.02.05  中國時報
國統綱領,廢不廢? 亦統亦獨 落實統合論
(作者為律師,曾任海基會秘書長)

陳總統表示要「認真思考廢除國統會和國統綱領」的談話,自毀多次信誓旦旦宣示的四不一沒有的承諾,引起美國嚴峻的批評。就實而言美國發言的強悍程度,已構成了干涉內政,如果民進黨真的那麼強調台灣主權獨立與尊嚴的話,理應悍辭駁斥。但筆者也能理解美國這越權背後的「無奈」,因為面對台灣反覆不定、不講誠信的領導人,美國也確有其不得不強硬以免被玩弄於股掌的無奈。

對此,我們除了覺得無奈外,筆者不禁要問,「統」與「獨」到底是什麼,台灣還有任令國家領導人自說自話的奢侈嗎?


在兩岸關係的論述中,民進黨最大的問題是,常透過一連串簡化的推論,例如,將反對台獨等化為支持統一,再等化於支持被尚不民主的中國「併吞」。這是一種不道德的扭曲。反對台獨的人,也可能並不支持統一;縱使支持統一,絕大多數支持的是未來的、兩岸制度條件(民主與均富)接近後的統一。

至於國民黨重複訴求「反台獨」,也不夠負責。台獨不管好不好,但終究是一個具體、可想像的選擇。國民黨在反對台獨之後,要給人民什麼樣具體、可想像的建設性選擇呢?

建設性的論述,必須可以勾劃未來並且描述現在。筆者認為,台灣大多數的人都是「統派」,只是其支持並非「統一」,而是「統合」。這種統合論可以用現狀與未來二個構面來描繪。現狀上,其所描繪的是一種帶有目的性、積極性與建設性的「現狀維持」。並不以維持現狀為已足,而是在「促進兩岸人民和平、安全與福祉」的目標引導下,進行友善交流,並加速地撤除兩岸在文化、經濟、社會上的各種藩籬。這種現狀,可以預期會展現出無限可能的階段性聯合,包括自由貿易、經濟聯合、共同市場、共同貨幣等等。

漸漸地,「現狀」會在時間的嬗遞中演變成一種有無限想像空間的「未來」。「她」可以是一種在台灣與中國大陸之上,透過共同協議擬制「超國家」。其既非典型的國際組織,也非傳統的「國家」。至於置身其下的台灣與大陸,彼此沒有隸屬的關係,是二個平等又合作的政治實體。

當然,「她」也可能是「統一」的,但卻不是像民進黨憂心的那種「併吞式的統一」,這樣的統一必須是台灣人民願意接受的,代表台灣所開出的「統一條件」(民主、均富)均已達成。「她」也可能是獨立的,一個新而獨立的「台灣共和國」會在未來產生,但這也不會與「統合論」相衝突。因必然也代表合致了「共識」程序,也就是兩岸人民均覺無妨,台灣即使獨立,「兩國人民」依然是兄弟朋友。這個可能性不會不存在,當中國大陸成為民主政體、經濟富裕的國家,制度上的進步,就會擁有態度上的包容。

只是,要到達以上境地,必須要有想像力,要能超越、打破傳統意義的「國家」框架去自由的思想,此外還必須要有「同理心」。以陳總統在新春談話引起美國關切為例。美國的反應中,提到了一個很重要觀點,那就是兩岸未來走向,不是台灣單方面決定,而是「兩岸人民都接受的方案」。這與台灣向來倡言的「台灣前途由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決定」的說法,是很不相同的。

把「前途自定」當作願望可以理解。但也須務實從國際現勢思考,我們會發現,台灣未來的決定,現實上並不單方操縱在台灣人民之手,而是「共同」操縱在兩岸人民之心。

也不必對這種「共同決定」的現實憂心。所謂的「共同決定」,意指「共識的追求」。換言之,兩岸分合的安排絕不是靠數人頭決定的,十三億人的決定不會優於二千三百萬人的決定。雙方的意見是平等的。如果,在政治上共識一時無法尋得,那麼先在經濟上、文化上先去找「共識」,換言之在這種共識決的機制下,化異求同,就變成最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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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February 03, 2006

努内的爱情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30日 20:12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 尹永铸/文

  一

  米里托尼扬·努内是首都埃里温市一家大医院的护士。有一天,她走进厨房,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上他了。”
  “谁?你爱上谁了?”
  努内用手指缠绕着她刚做的大波浪卷发的发梢说:“就是他,那个中国人。”
  “哦,我可怜的孩子!”
  过了一段时间,努内又走进厨房跟妈妈说:“妈妈,我要嫁给他。”
  “天呐!你是不是昏头了,我可怜的孩子!”
  又过了一段时间,努内走进厨房跟妈妈说:“妈妈,我要跟着他到中国去生活。”
  “我的天,不许你胡说!”
  努内没有胡说,她马上要跟苏里克——他的中文名字叫邓忠刚——到中国去了。晚上,她用了一半时间摇睡七个月大的孪生女儿,另一半时间整理她的衣服和孩子们的奶粉、尿布、尿不湿。最后,努内想了想,把几盒磁带装进了鼓鼓的大包里,这些都是亚美尼亚的歌,在中国可能买不到。
  努内打了个哈欠:“忠刚,到底几天能到啊?”
  “哦,很快,应该是。”
  努内皱起了眉头:“你不是说两三天就到吗?”
  “两三天,肯定能到莫斯科,我是说。”
  “忠刚,原来你骗了我!”
  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在莫斯科已经搁浅了四天了。他们先是从埃里温飞到了基辅,从基辅飞到了莫斯科,再准备从莫斯科转乘到北京的火车,结果,在莫斯科两个孩子病得更重了。
  第四天的夜晚,孩子们终于退了烧,他们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用床单做的摇篮,把孩子们摇睡后,努内揉了揉发酸的胳膊,对她的男人说:
  “忠刚,我真想打你一个耳光。”
  二
  邓忠刚是从遥远的中国威海农村过来的劳工,在离埃里温市四十多公里的一家面粉厂干活。有一天,他得了重感冒,住进了埃里温市的一家大医院,认识了护士努内。
  他觉得这个亚美尼亚姑娘真漂亮:黄黄的头发,比面粉还要白的皮肤,说话的声音又细又柔,身材也是又细又柔,不过,她的屁股却不小。
  见到这个姑娘以后,忠刚忍不住胡思乱想了,他想,如果在胶东姑娘和这个白白的外国姑娘中间选择一个做自己的女人,一个在冬天下雪的傍晚与他一起将炕烧得热热的女人,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个外国姑娘,这个总是微笑着说一口他完全听不懂的外国话的外国姑娘。
  住院七天,病好了,忠刚真想继续病下去。他喜欢努内用手攥紧他的手指,将针扎进手背时发梢拂在他脸上的那种感觉。
  出院的时候,这个漂亮姑娘居然把电话号码留给了他,这让他心花怒放。面粉厂的翻译告诉忠刚:
  “她说,有什么事你可以打电话给她,她会帮你的。”
  忠刚像怀揣着宝贝一样揣好了电话号码,离开了医院。
  一个月以后,努内的妈妈接到了一个电话,她对着电话骂了一句“神经病”,就把电话挂死了。
  过了几天,这个神经病又打过来了。他用含混不清的俄语说,“我叫苏里克,我找努内。”
  她又把电话挂死了。
  以后又挂了几次。有一天努内下班回家,电话又打来了,妈妈把电话递给努内说:
  “这个喝醉了酒的神经病,总是打电话过来,说要找你。”
  努内和这个可怜的异乡人在电话里聊了一个月后,他来了。
  一个周末,努内的七大姑八大姨们都聚到了努内家,他们一来是想瞧瞧外国人,二来是想尝尝这个外国人做的饭。忠刚在五六十双眼睛的注视下,靠童年的回忆操作着包水饺的每一个程序:加水和面,把面用力揉成强劲的面团,把面团扯成一个长条,把长条切成一个个小面团,用啤酒瓶把一个个小面团擀成一个个面皮,把蔬菜和肉做成的泥浆填进面皮里,用两只手捏紧……
  忠刚的水饺大获全胜。他靠着一双笨拙的双手,出色地主持了一生中客人最多的一次聚会,尽管有几锅水饺几乎煮成了粥。在一片片惊叹声中,这个美丽的亚美尼亚姑娘脸上泛起了红晕。
  接下来,忠刚常常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努内家去,仅仅是为了包一顿水饺或擀一锅面条。努内做经理的爸爸和做医生的妈妈吃得很香。忠刚在厨房里洗碗,对努内的妈妈说:“阿姨,想天天吃饺子吗?那就把你的女儿嫁给我吧。”
  “哦,小伙子,这不可能。哈哈。”
  有一天,努内的妹妹生完孩子请客吃饭,唱歌跳舞一阵热闹之后,她突然想起那天正好是忠刚的生日,她答应要过去的。打车赶到郊区的面粉厂,眼前的情景吓了她一跳:忠刚倚在宿舍楼的门口,已经变成了一个雪人,他的头发、眉毛、胡茬全白了。
  努内扑了上去,抱着他,哭了。努内哭着对忠刚说:
  “我要嫁给你。”
  三
  努内拉开窗帘,把脸靠近列车车窗的玻璃,看到一抹红彤彤的云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雪野上空漂浮着,把远近的雪映得鲜红,把树林也映得鲜红了。
  这时,她的腿已经不麻了。她看着坐在对面熟睡的邓忠刚,他的头耷拉着,脖子有些歪,这使他打起了沉闷的鼾声。
  他们睡在火车的下铺,这是跟中铺那两个俄罗斯人换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忠刚的铺上睡一个孩子,对面努内的铺上睡一个孩子,努内和忠刚面对面坐着睡。这已经是火车上的第四天了,他们从莫斯科坐了四天的火车,从没有躺着睡过觉。
  每当红彤彤的云把茫茫雪野映得一片鲜红的时候,隔壁车厢里的那个格鲁吉亚老太太就对努内说:
  “我的孩子,尿布干了。”
  她就会从车厢这头走到那头,把一片一片的尿布从小架子上取下来。
  努内问忠刚:“为什么这路这么长?”
  “你是不是很想马上就到?”
  “是的,很想。”
  “有多想?”
  “特别特别想,”努内说,“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看看你给我说的美丽的家。”
  “你看,这就对了。你越是想,这路就越是觉得远,是不是?”
  努内又问忠刚:“还有几天到?”
  “两三天吧。”
  “又是两三天!”
  努内又问忠刚:“到底还有几天?”
  “快了,努内,你看,到中国了。”
  努内透过车窗看到,外面的积雪越来越少了,树也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站台上人们的面孔和衣服也变了。她知道,她真的到了。
  又过了一夜,他们在沈阳下车,列车继续开往北京。
  四
  忠刚画画很好,他常常画一些中国的东西给努内看。
  他画了一个衣带飘飘的女人,一只手向上探着,向月亮上飞去。忠刚说:
  “她的名字叫嫦娥,因为偷吃了丈夫的长生不老药,他向月球飞去了。月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有一只兔子,还有一棵桂花树。”
  这时候努内的眼睛就亮亮的,她会“哇”地叫一声,这种发自胸腔的惊叹声幽长而低沉。
  他又画了一个泡在水中露出半截身子的男人,一个女人藏在石头后面,拿着男人的衣服。忠刚说:
  “她拿了他的衣服,他就会爱上她了。”
  他又画了一个披着牛皮、肩挑两个孩子的男人,站在一座桥上与一个女人牵手对视。忠刚说:
  “这个男人叫牛郎,是地球上的普通人;女的叫织女,是天上的女神,他们相爱了,却只能一年见一次面,因为我们那里规定,人和神是不能相爱的。”
  他又画了北京天安门,告诉她说:“这是我们的首都北京,我们的天安门。”
  努内说:“我在电视上见过。”
  他又画了一片大海,一只渔船飘在上面,他告诉努内:“这是我们的家乡威海。”
  努内又惊叹了一声:“哇!”
  他又画了一个炕,这种睡觉的东西,有点像床,一端连着一个烧柴用的炉灶。
  “哇,真像日本的榻榻米呢!”
  忠刚给努内画了很多东西:夕阳下的鱼网、炊烟袅袅的村庄、灯火阑珊的都市、胶东的大馒头、羞涩的中国女人……
  努内说:“忠刚,我一定要跟你到中国去!”
  五
  他们从沈阳下了车。他们在这个七天七夜的跨国列车上从没躺下睡过觉。他们乘公共汽车到大连,从大连又坐了九个小时的轮船,到了威海。在威海,一个男人开车来接他们。他们已经走了一万多公里了。
  看着这些高楼大厦,看着蓝蓝的天和蓝蓝的海,看着这个干净的城市,努内又“哇”了起来。
  努内探着头通过车窗往外看,她发现,越往前走,楼越矮小,田地越多,慢慢的看不见海了,代替海的是越来越多的山。最后,他们在一个破烂不堪的小院前停住了。
  在门口,一个年轻的男人对忠刚说:“来了?”然后看了努内一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人影一闪就出门了。接着一个矮小的农妇从屋里走出来,把忠刚拉进屋里。那个男人是忠刚的弟弟,这个农妇是忠刚的妈妈,也就是努内的婆婆。他们都不笑,脸上没什么表情,努内觉得这跟亚美尼亚人很不一样。
  过了一会,忠刚看见努内还在门口站着呢,就把她领进屋。
  努内看着这个院子:门口堆着一堆草,旁边有几只鸭子走来走去,院子大门的一侧是一个猪圈,一只猪嘴从门缝里伸出来,哼哼地叫着。
  努内似乎来到了另一个世界里,这一切与她的想象完全不同。在她无数次的想象里,他的家应该是一个美丽的农场,农场里鲜花绚烂,成群的奶牛在悠闲地吃草踱步,农场的边上应该有一个漂亮的别墅,别墅的烟囱冒着白白的烟。
  努内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坐在忠刚递过来的凳子上,想着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这种四腿小长凳又硬又凉,她以前从没见过。旁边有一个长沙发,上面放着一个小筐子和一件毛衣,她不知道该不该坐上去。
  努内与忠刚睡在“东屋”里,也就是“东厢房”。她终于见到了忠刚给她画的那种炕:由黄色的砖砌成,砖与砖之间用白色的泥灰勾着缝,一个巨大的长方体,躺上去硬硬的,烫烫的。
  这一夜她没合眼,她的身体已经不习惯躺下了,这炕也太热了,烫得她难受。她躺在床上,努力探索着眼前这一切与忠刚的画之间的联系。
  第二天,来了一屋子人,有男人,有女人,有小姑娘,有小媳妇,有老头,也有老太太,他们看起来都很羞涩,面无表情,想和她说话,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个小媳妇终于走了过来,她伸出手,一下揪住了努内的头发。小媳妇问忠刚:
  “她的头发真黄啊,是不是染的?”
  一个小姑娘也大着胆子走过来,掐了一下努内的胳膊。小姑娘问忠刚:
  “她长得好白,是不是搽的粉?”
  一个老太太也走了过去,伸出瘦弱的手,拍了拍努内的肩膀和大腿。老太太对忠刚说:
  “她看起来太白,身子骨摸起来倒不虚。忠刚,你找了个好媳妇。”
  努内很不习惯这样,她都快哭起来了。忠刚说:“努内,那是大家对你表示友好,我们中国人都这样。”
  人们碰到努内,总是问她:“吃了吗?”努内很纳闷,他们为什么老问我吃没吃饭?
  努内看见一只灯泡挂在房间的正中央,却一直找不到开关。忠刚拉了一下门口的那根绳子,灯泡就亮了,这让她觉得很好玩。她哈哈地笑着,把灯拉亮又拉灭,拉灭了又拉亮。
  努内把一堆衣服泡在炕头的那个锅里,正准备往灶里添柴点火,她的婆婆赶紧往外拿衣服。
  “在大锅里洗衣服!这种媳妇能过日子吗?”
  努内把抟好的馒头放在锅里,使劲地烧火,把锅都烧红了,馒头也糊了。她的公公说:
  “嗯,这馒头好吃,以后再做这样的。”
  六
  那时候,努内常常带着耳机,听着她带来的那些亚美尼亚歌曲,暗自抹泪。后来,她的眼泪少了,话多起来了,她的中国话说得越来越好,常逗得那些端着簸箕来串门子的小媳妇们哈哈大笑。努内又开始跳舞了。邻居们常常看见努内边擦桌子,边跟着录音机里的音乐跳舞。
  有一天,努内对忠刚说:“我怎么觉得钱越来越不够用呢?”
  忠刚说:“是啊,只出不进。”
  他们这时候才恍然大悟:两个女儿早已蹦蹦跳跳的了,早已长成大姑娘了,早已不是那两个只知道合眼吃奶的婴儿了。女儿不比儿子,女儿不能穿得太泼辣,女儿们得穿漂亮的衣服,带漂亮的发卡,脚上还要登一双可爱的小靴子。如果是儿子就好打发了,儿子一天到晚打滚掐架,穿驴皮都穿瞎了。
  他们要想办法挣钱了。他们开始养鸡。用努内父母寄来的钱,他们买了一万两千只鸡。为了这些鸡,他们承包了六亩地,用地里结出的玉米、高梁、大豆喂它们,他们还把这些庄稼的秸杆磨成饲料。努内对忠刚说:
  “这样一来,我们流出的汗就都换成钱了。如果是买饲料,我们的鸡就会少挣很多钱,那样我们的汗也就不值钱了。”
  努内一进这个家门就下地干活了。她以前只是打针,从没犁过地。她也不会播种,不会施肥,她连锄草都不会,但她有力气,她拉一天的犁也不觉得累。现在,努内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农妇了,她什么都学会了。努内对忠刚说:
  “忠刚,我们不找人,就咱们俩搭这个鸡棚,如果我们自己搭鸡棚,我们的鸡将来就会挣更多的钱,因为我们搭鸡棚流出的汗也能变成钱。”
  努内的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再也不是原来那双只会打针、一天洗上十几遍的手了;努内的脸也变成胶东女人的脸了,红扑扑的就像从小在海风的吹打下长大的海边姑娘;努内的身材也变得强壮了许多,再也不是原来那个苗条而性感的女护士了。
  快过年的时候,他们卖了这棚鸡。他们坐在了热热的炕头上,开始数钱,盘点这一年的收成。只有一千块钱,但努内还是很兴奋,她觉得这对得起睡在臭鸡棚里的那段日子。接下来他们又买了一棚鸡,不过,这一棚鸡苗不太好,赔了一千块。第三棚的时候,努内“哇”了一声——他们发财了,他们居然挣了九千块。
  忠刚买了一束花和一副耳环送给努内,还给她买了一个手机。努内对忠刚高兴地说:
  “汗水真的可以变成这些好东西,我算是亲眼看到了。”
  他们不想再养鸡了,他们买了更好侍弄、个头也更大的奶牛。不过这奶牛脾气可真暴,从来不肯老老实实让他们挤奶,挤完一桶奶,努内的手都累得攥不起来了。为了让这家伙老实起来,他们常用粗绳把它的后腿绑起来,不过这样往往会让它更恼火。后来——这是努内瞬间迸发的灵感——她用音乐感化了这个暴躁的家伙:她抚摸着奶牛的脖子,唱着亚美尼亚的民歌,这牛就老实了。忠刚的手劲大,他挤完一桶还不觉得累。
  养奶牛的那段时间,努内和忠刚建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他们一块一块地砌水泥砖,等砖干了,把它们一块一块地垒起来,垒成一个漂亮的小房子。他们在玻璃窗上贴满了小动物的剪纸,在屋子里铺上了淡黄色的地板,在床上铺了绣着双喜的腥红的床单。努内种了好多品种的菊花,一到秋天,他们的大院子就成了一个花园。努内对忠刚说:
  “住进了一个好漂亮好漂亮的房子,这么漂亮的房子,用汗就能换来!”
  有一天,努内瞒着忠刚,到集上买了好多果树苗,有核桃、梨、苹果、枣、樱桃,还有几棵栗子。她悄悄地把这些树栽进院子里。
  忠刚看着满院子的果树,笑着说:
  “努内,等我们吃上这些果子的时候,我们就都老了,死了。”
  七
  一天晚上,“努内咖啡屋”出事了。两个俄罗斯海员打了起来,因为其中一个海员向另一个海员的情人抛了个媚眼。努内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屋子里到处是血,两个海员都住进了医院里。
  努内花了半天的时间去打扫,然后她又去医院看望这两个好斗的海员。在医院里,努内让这两个头上缠满了绷带的海员和好了,他们的手又握在了一起。
  努内咖啡屋是一个做广告的商人资助的,他资助了努内五万元,努内又从银行贷了五万。咖啡屋的广告灯箱上写着“努内咖啡屋的故事”,灯箱左边印着努内与忠刚的婚纱照,右边印着双胞胎姐妹的照片。
  石岛常有俄罗斯的渔船停靠,渔船一停就是几个月,在这里维修,成群的俄罗斯人走下船,来到这个小镇上,大把大把地花钱。船停靠之时,就是这些船员们醉生梦死之日,他们所做的惟一事情就是花钱。
  努内做一手漂亮的俄罗斯小吃,又说一口流利的俄罗斯语,很多俄罗斯船员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忠刚看不惯那些放荡的海员们,他们常常当着他的面就和努内亲热。
  他常委屈地对努内说:“不是我不懂你们的礼节,我也在你们那里生活过。这些俄罗斯船员,他们不让别人动自己的老婆,对别人的女人却随便动手动脚。”忠刚常想,如果这些海员是中国人,我就揍扁了他们;他们是俄罗斯人,我就不好意思出手了。
  努内觉得忠刚的醋意有些夸张。她常对忠刚说:“放心吧,我不是那种女人。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我做的所有这一切,第一是为了你,第二才是为了两个女儿。”
  努内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挣钱。”
  后来,又有一家企业资助他们,开了一家“努内风味美食城”。这家美食城的二楼挂了一幅巨大的全家福照片,上面写着四个中国字:爱在中国。
  从此以后,忠刚呆在美食城里,努内呆在咖啡屋里。他们各管一摊。两个馆子的生意都很惨淡:船员们马上就要起锚了,他们要几个月才能回来;做火锅生意的美食城,客人也寥寥无几。努内常常为那五万元的贷款发愁。
  两个姑娘,邓嘎米拉和邓鲁奇娅,已经放假了,她们在美食城里做起了迎宾小姐。她们在肩上斜挎一条红色的绸带,上面写着“努内风味美食城”,站在大门的两侧。两个漂亮的小姑娘长得一模一样,镇上的人们很多都认识她们,不认识她们的,就会很惊奇,就会成为他们的回头客。
  音乐一响,两个小姑娘在饭桌旁跳起了节奏欢快的舞蹈,她们的长筒皮靴踏着鼓点,长长的头发飘散开来。她们的头发一半是黄色,一半是黑色。
  如果有人问她们长大了做什么,她们会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要当明星。”
  努内说:“我一定要让她们成为明星。”
  忠刚说:“能不能成为明星是以后的事。再说明星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努内现在根本没心思管孩子学习,她一门心思扑在挣钱上,要不就是扑在让孩子当明星上。要是她每天抽出一点点时间,她们早就会说流利的俄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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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February 02, 2006

新京报推荐“2005年度100本好书”

历史传记类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作者:《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

各国史学界历史观妥协的产物。

  ●《读史阅世六十年》

  作者:何炳棣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9月

  历史学人何炳棣的回忆录,作者没有在大时代过多着墨,回忆录更透出浓浓的书卷气息。

  ●《飞翔在中国上空》

  作者:饶世和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9月

  中国航空从无到有的一段历史。

  ●《话说中国》

  作者:杨善群等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

  从远古传说开始一直书写到近现代,是又一次普及中国通史的努力。

  ●《焦点不太准》

  作者:卡帕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月

  二战期间最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的自传。

  ●《母亲杨沫》

  作者:老鬼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0月

  老鬼为母亲杨沫写下的忏悔录,真实回忆了杨沫的生平往事,其坦率令人心惊。

  ●《束星北档案》

  作者:刘海军 作家出版社2005年3月

  束星北为知识界所敬佩,不仅仅因为他的科学成绩,更因为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操守。

  ●《思念依旧无尽》

  作者:满妹 北京出版社2005年12月

  胡耀邦传记,同时也是难得的历史资料。

  ●《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

  作者:王雁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

  再现沙飞一生经历,同时收入大量沙飞作品,为历史留下见证。

  ●《王氏之死》

  作者:史景迁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2月

  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之一,对中国的解读视角独特,发人深思。

  ●《我的小屋我的梦》

  作者:陈原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

  文化老人陈原最后的回忆文字。

  ●《戊戌变法史事考》

  作者:茅海建 三联书店2005年1月

  戊戌变法已经是遥远的历史,但它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却至为深远。茅海建对当时史事条分缕析,不但还原历史,同时也引起对当下的思考。

  ●《追寻失落的圆明园》

  作者:汪荣祖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0月

  汪荣祖以《史家陈寅恪传》为读者熟知,此书则是他对于圆明园历史变迁的全面研究。

  艺术类

  ●《安徒生剪影》

  编者:林桦 三联书店2005年4月

  童话大师的另外一面。

  ●《笔记:清明上河图》

  作者:赵广超 三联书店2005年7月

  关于《清明上河图》的随感和研究。

  ●《创意市集》

  作者:王怡颖 三联书店2005年7月

  伦敦市集16位艺术家的访谈录,反映最民间、最具活力的原生态艺术。

  ●《法国电影新浪潮》

  作者:焦雄屏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

  “电影馆”系列之一,再现法国电影新浪潮时代的历史。

  ●《梁陈方案与北京》

  作者:梁思成等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

  北京的城市改造从来都是热门的话题,此书收录当年“梁陈方案”原貌,加以阐释,令读者有不胜今昔之感。

  ●《刘宇廉文存》

  作者:刘宇廉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5年8月

  作者为当代知名画家,“伤痕艺术”代表人物,英年早逝。此书与画集代表作者的艺术成就。

  ●《美女与野兽日记》

  作者:让·科克托 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8月

  实验电影导演、诗人、作家、先锋派……科克托身份复杂,引起的重视却远远不够。

  ●《书天堂》

  作者:钟芳玲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1月

  关于书、书店的图文记录,无论文字还是图片,展现的都是读书人对书的热情。

  ●《它山画语》

  作者:张仃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

  画家张仃的谈艺录。

  ●《王家卫的映画世界》

  作者:潘国灵等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

  专业级王家卫电影评论集加王家卫研究。

  ●《肖斯塔科维奇书信集》

  编者:格里克曼 东方出版社2005年9月

  肖斯塔科维奇与友人的书信往来,和回忆录《见证》交互阅读,不但可以感受到历史变迁,音乐大师本人也如在眼前。

  ●《音乐事情》

  编者:网络与书编辑部 现代出版社2005年6月

  台湾文化人关于音乐的文字,汇编成册,既像杂志,又像书本。

  ●《中国油画史》

  作者:刘淳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8月

  中国第一部油画史,全面梳理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历程。

  ●《妆匣遗珍》

  作者:杭海 三联书店2005年8月

  漂亮的书,收集古代女子饰物,编为一集。

经济类

  ●《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

  作者:黄亚生 新星出版社2005年9月

黄亚生名著,结论部分更是发人深省。

  ●《管理者而非MBA》

  作者:明茨伯格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6月

  对于MBA的批判性思考。

  ●《蓝海战略》

  作者:钱-金 商务印书馆2005年5月

  颠覆传统战略思维的著作。

  ●《蒙牛内幕》

  作者:孙先红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

  一个可读性很强的企业史读本。

  ●《伟大的博弈》

  作者:约翰·S·戈登 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

  ●《下一个大泡泡》

  作者:哈里·登特 中国社科出版社2005年9月

  对世界经济的大胆预测。

  ●《喧嚣的九十年代》

  作者:斯蒂格利茨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月

  斯蒂格利茨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叙述。

  ●《寻路问学》

  作者:汪丁丁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汪丁丁的随笔集,抒发一位经济学人的心声。

  ●《赢》

  作者:韦尔奇

  韦尔奇又来了,这次不叫自传,不过仍旧和自传有着类似的意趣。

  ●《再造宏碁》

  作者:施振荣 中信出版社2005年5月

  宏碁企业史。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

  作者:伊斯特利 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

  世界上更多的还是欠发达地区贫困和难以发展的现实状况。

  ●《中国的世纪》

  作者:申卡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下一站吗?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

  作者:吴敬琏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12月

  针对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而写作。

  ●《转型》

  作者:博西迪、查兰 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

  以“企业转型学”为指针,为企业的发展寻求新的方式。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作者:彼得·德鲁克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6月

  德鲁克,20世纪最重要的管理大师之一,本书是其名著,讲述管理者本身的效率。

  儿童·科学类

  ●《猜猜我有多爱你》

  作者:麦克布雷尼 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5月

  一个温暖无比的亲情故事。

  ●《玛丽阿姨系列》

  作者:特拉芙斯 明天出版社2005年8月

  20世纪英国儿童文学最经典的形象之一。

  ●《可爱的鼠小弟》

  作者:上野纪子等 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10月

  经典的日本绘本系列,至此基本翻译出齐。

  ●《纳尼亚传奇》

  作者:刘易斯 译林出版社2005年12月

  随大片走红全球的儿童幻想小说。

  ●《叛逆的小精灵》

  作者:特里·普拉切特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无与伦比的想像力,加上强烈的幽默感,使得此书显示出不同一般的魅力。

  ●《青铜葵花》

  作者:曹文轩 江苏少儿出版社2005年5月

  一个乡村男孩青铜和一个城市女孩葵花的故事。

  ●《深夜小狗神秘习题》

  作者:马克·海登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

  神奇而另类的少年小说。

  ●《小木屋》

  作者:罗兰·怀德

  一段健康明快的拓荒历史。

  ●《地球大百科》

  编者:英国DK公司 希望出版社2005年10月

  关于地球的科普精品。

  ●《权谋》

  作者: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

  诺奖内幕。

  ●《上帝的方程式》

  作者:阿克塞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0月

  《费马大定理》作者阿克塞尔新著。

  ●《推理的迷宫》

  作者:庞德斯通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庞德斯通的两本书没有引起太多注目,实则在科学读物中占有相当的分量。

  ●《站在巨人的肩上》

  编者:霍金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

  伽利略、牛顿、哥白尼……一系列科学史上闪光的名字,一部部改变了科学历程的著作,由物理学家霍金编为一卷。

  ●《走近爱因斯坦》

  编者:许良英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

  爱因斯坦关于社会的文字读本。

文学类

  ●《爱因斯坦的梦》

  作者:阿兰·莱特 接力出版社2005年1月

一本奇异的小说,充满悲天悯人的情怀。物理学家莱特从量子理论的可能性出发,文学家莱特则展开无边的想像,于是读者得以在时间的各种不同状态中体悟人生。

  ●《遍地枭雄》

  作者:王安忆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

  一部相当轻盈的小说,不仅篇幅如此,气质上也给读者带来全新的印象。王安忆在小说中尝试介入更流行的题材,不过骨子里仍然透露出优雅。

  ●《查令十字街84号》

  作者:海莲·汉芙 译林出版社2005年6月

  关于文学、关于书的著名故事,称为当代经典毫不过分。对大部分读者而言,这个译本来得有点迟了,但美好的文字是不会过时的。

  ●《愁容童子》

  作者:大江健三郎 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8月

  “愁容童子”,堂吉诃德的日本版。这部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是大江健三郎后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深刻探讨日本的民族性,对人性亦有深深的反思。

  ●《多多诗选》

  作者:多多 花城出版社2005年1月

  诗人多多多年来的第一部诗歌集,精选作者几十年来的最重要作品。作为老一代诗人,多多的语言和活力在当代诗坛仍然保持标志性的分量。

  ●《钢琴教师》

  作者:耶利内克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2004诺奖得主最著名的作品,也是年度最畅销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由此书开始,耶利内克10多部作品已经陆续译成中文。可惜译介虽多,关注却少。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作者:J·K·罗琳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罗琳这本书写得比上一本要好。

  ●《后悔录》

  作者:东西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

  关于情欲、关于人性的小说,描写当代社会混乱而又无力的情爱生活。

  小说在评论界获得极高的赞誉,不过并没有产生足够的大众影响。

  ●《芥川龙之介全集》

  作者:芥川龙之介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

  不论从芥川龙之介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来看,此书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同时它还是国内第一次出版一位日本作家的全集。

  ●《空山》

  作者:阿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

  阿来沉寂多年之后的新长篇小说,与之前并无太大改变。

  ●《穆旦译文集》

  译者:穆旦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现代中国最重要的诗人和翻译家之一穆旦终于有了文集。

  ●《女同志》

  作者:范小青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0月

  这部看上去相当传统的小说非常别致,对“女同志”的描写更具浓浓的历史感。

  ●《平原》

  作者:毕飞宇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

  又是一部描写乡土的小说。和以前相比,毕飞宇的叙事显得更加圆熟老到。

  ●《珀涅罗珀记》

  作者:阿特伍德 重庆出版社2005年10月

  重述神话,回归人类的精神故乡,这个2005年最具雄心的全球出版计划产生了第一批作品。单纯从小说看,确实不代表作者最好的水平,但整个计划相当有创意。

  ●《秦腔》

  作者:贾平凹 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

  被评论界称为“终结传统乡土叙事”的小说,叙说当代乡村传统的失落,市场反响相当不错。不过方言化写作给读者带来了相当大的阅读困难。

  ●《少年pi的奇幻漂流》

  作者:扬·马特尔 译林出版社2005年1月

  少年、老虎、小船、大海,一场奇特的冒险,一次精神的旅行。2002年布克奖获奖小说,在流行的元素之下,是对宗教等人类思想的探讨。

  ●《时间的玫瑰》

  作者:北岛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9月

  诗人北岛梦幻般的诗歌之旅,带领读者重温20世纪经典诗歌的魅力,同时也重逢了80年代的诗歌精神。虽然用散文写成,但激情的文字中随处荡漾着诗意。

  ●《我和你》

  作者:韩东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

  同样是关于爱情的小说,韩东的笔触充满知识分子气息,直抵爱情的深处。

  不过这一次,他的新作没有赢得《扎根》那样的反响。

  ●《西方正典》

  作者:哈罗德·布鲁姆 译林出版社2005年6月

  布鲁姆为西方古典文化招魂的旷野呼告,读者在其中重新认识西方文学的主流精神。不过在一个日益娱乐化的时代,布鲁姆的保守显得缺乏力量。

  ●《心是孤独的猎手》

  作者:麦卡勒斯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

  经典的美国南方故事在中国有了一种怀旧的味道。众多文学青年都曾沉迷于麦卡勒斯式的孤独,不过她的小说还是第一次大规模地翻译出版。

  ●《兄弟》

  作者:余华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

  余华这本书在读者的千般等待之后终于面世,读者和评论界毁誉参半,不过并不妨碍此书的畅销。

  ●《隐秘盛开》

  作者:蒋韵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

  一场漫长、无望而又震撼人心的暗恋———爱情确实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不过除此之外,蒋韵的小说语言具有更强烈的震撼力。

  ●《悠游小说林》

  作者:艾柯 三联书店2005年10月

  《玫瑰之名》的作者向来以晦涩著称,即使是他的小说也充满了符号的象征意义,令人难以索解。不过这部关于文学的讲演稿倒相当明晰,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快感。

  ●《中国现代小说史》

  作者:夏志清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典之作,对张爱玲等人的发掘只是此书的成就之一,更重要的是此书为以后的文学批评指引了方向。惟一的遗憾是现在的版本还不完美。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作者:李欧梵

  李欧梵出书有点太多,但这本迟迟引进的博士论文却绝对可以称为力作。此书以传记带历史,通过对林纾到郭沫若等文学家的细读与分析,再现了一段文学史和思想史。

  ●《抓痒》

  作者:陈希我 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

  福建作家陈希我充满冲击力的作品,表现当代情境下人类失去热情的生活。令人惊奇的不只是题材,小说的语言和作者撕裂生活表象的力量给读者带来更深刻的印象。

  ●《最后的情人》

  作者:残雪 花城出版社2005年9月

  残雪又出新小说了,还是和以往同样晦涩、同样灰色。她笔下的爱情更像是斗争,她笔下的人生也只是挣扎。现在的读者,大概已经不愿再去面对这样的沉重了。

社科类

  ●《从历史看管理》

  作者:许倬云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10月

一册小书,“历史管理学”,来自许倬云的一次系列讲座。不过小文章中恰恰有真知在,许倬云从历史中阐发管理学的精髓,在转型时代颇发人深省。

  ●《大抉择》

  作者:布热津斯基 新华出版社2005年1月

  和亨廷顿一样,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的未来既忧虑又抱有希望,而他笔下所描述的那个十字路口,其实不仅仅只是属于美国,整个世界或许都面临着抉择。

  ●《法律的理念》

  作者:丹尼斯·罗伊德 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

  在一个法律至上的时代,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却未必到位,即使是在号称法制发达的西方,也同样如此。罗伊德此书从法律的根源入手,语言明快,却又直指本质。

  ●《非常道》

  作者:余世存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

  只言片语,亦成文章,而且往往更有微言大义。

  ●《果壳里的帝国》

  作者:吴稼祥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6月

  帝国主义到黄昏了吗?吴稼祥此书带来对帝国主义的再思考,而作者的思索重点,则是时代转型过程中中国的角色与战略的问题。

  ●《花间一壶酒》

  作者:李零 同心出版社2005年6月

  杂家李零的杂文集,虽然大多数是旧文章,不过放在一起,依然能带来新意。

  ●《论李维》

  作者:马基雅维利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就像《君主论》对中国政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一样,《论李维》一经出版,又引起了学界对马基雅维利的强烈兴趣。只是时至今日,论者解释这位思想家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作者:雅各布斯 译林出版社2005年6月

  把这本书理解为对大城市的批评远远不够,这本城市规划方面的名著引进得恰逢其时。雅各布斯说得不一定都对,但她提出了重要问题,在诸多方面都可以引起人们的思考。

  ●《萨特的世纪》

  作者:贝尔纳·亨利·列维 商务印书馆2005年3月

  萨特百年诞辰纪念,有的地方热闹,有的地方冷清,无论如何,萨特当年对世界的影响已经消退。

  列维此书回望历史,重新梳理萨特的思想和影响,令读者怀想。

  ●《岁月台湾》

  作者:秦风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8月

  秦风以图像表现历史的作品之一,此书编年排列20世纪台湾大事记,同时配以当时的照片,在细节处展现出历史风貌,令读者唏嘘。

  ●《退步集》

  作者:陈丹青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1月

  关于艺术、关于城市、关于教育、关于时代,陈丹青此书内容庞杂,细细寻觅,却又有着相同的思考理路,从这些文字不难感受到知识分子的思考。

  ●《我们是谁?》

  作者:亨廷顿 新华出版社2005年1月

  亨廷顿的新书,关于美国,也关于世界。亨廷顿在书中为美国定位,特别探讨在“敌人”消失之后美国该怎么办的问题。从现实看起来,他只说对了一部分。

  ●《知识分子的鸦片》

  作者:雷蒙·阿隆 译林出版社2005年8月

  阿隆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久享盛名,可惜今年引起的注意并不是太大。这有点像与阿隆同过百年诞辰的萨特,遭遇的都是冷清。不过萨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阿隆此书却正当其时。

  ●《致新知识分子》

  作者:兰德 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大众哲学家之一,兰德一直不为国人所知,这有点说不过去。虽然兰德的哲学在主流思想家当中不被重视,但她对社会的思考却极具深度。

  ●《中国崛起》

  作者:张剑荆 新华出版社2005年11月

  中国的崛起正在发生,并且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张剑荆此书则试图在理论上为中国的崛起作出解释,并提供思路。

  ●《中国哲学史》

  作者:劳思光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10月

  作者批评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欠缺太多,乃以独特的“基源问题研究法”阐发中国哲学历史,具有卓识。

  ●《自由及其背叛》

  作者:伯林 译林出版社2005年10月

  这部演讲集不是伯林最重要的作品,不过对于理解伯林的思想却颇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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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中国?

前两天和今天贴的文摘让我想作的小专题告一个段落。“出卖中国”是MIT教授黄亚生在几年前写的一本书。今天看来中国的确还在这条不归路上矢突狼奔。我是非常欣赏黄亚生的人。曾经看过他在美国国会为中国作证的记录,和中国主流学界和政府官员相比,不禁怀疑到底是谁拿美国护照?
其实黄亚生驳斥国会关于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证词是非常令人悲伤的。黄旁征博引,直指中国歧视本国民间企业远甚于外国资本。MINDMETER上吴小波说有理,中国的资本是有政治等级的,第一是国有垄断性大企业,第二是国际垄断资本,第三才是本国民间资本。因此在可以预计的将来,我们大概不会看到中国的丰田,索尼,现代和三星。
也许有人认为我又自相矛盾了。因为我前段时间的文摘小专题揭露出中国民企的累累劣迹,从我的文摘中没有任何根本迹象可以表明顾淮军,唐万新之流值得期待。也没有迹象说明郎咸平反对MBO有何重大错误。
但其实我对MBO和民企收购的态度并不是一刀切的。当然必须坚决反对顾淮军,唐万新之流,因为他们不是四小龙式的企业家,而是俄罗斯式的企业家。他们兼并企业是极其短期的行为,将企业倒买倒卖而牟利,建造金融股市老鼠会,将最后一棒传给国企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可笑的是德勤是顾淮军科隆兼并案的审计机关,居然为虎作伥。中国引入国际会计事务所的目的何在?
那么我们应该期待怎样的MBO呢?举个例子,我同意将HAIER51%的股份给张瑞敏。但如何保证张掌握企业后不象顾唐等人那样糟蹋呢?有几个指标是政府需要考量的。第一是历史是否清白,贡献是否正面。在美国都讲CREDIT,MBO同样要讲CREDIT。象张瑞敏那样把一个百人的集体企业盘活成海尔这般的,CREDIT不容质疑。反而言之,顾的所谓天津冷却剂厂不难查出是个空壳企业。第二就是要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不妨礼聘郎咸平为军师。不能盲目相信国际会计师,让他们肆意垄断市场。第三就是政府要亲峥臣,远小人。BERKERLY的钱颖一和国内的吴敬涟几年前就提出区分“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概念,就是要区别对待顾淮军和张瑞敏这样不同的人。象历以宁这样不分是非的要警惕。第四要警惕走极端,最近“所谓有教堂的资本主义”很盛行,其实略略一想,反例实在多。当然我也同意重建民族信仰是件急迫的事,这就是胡拨款上亿给新马列和新儒家的缘由吧。但那帮稀泥巴是否糊得上墙是另说了。


我想企业的政治等级应该如此:
第一级:可信赖的民族企业家和港澳台资本
第二级:垄断性国企
第三级:一般性国际资本
第四级:垄断性国际资本
第五级:短期操作性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

不要跟我说什么自由主义,民主,社会等主义的信念,其实世界的近代现代史是民族主义DOMINATE的历史。世界通史的作者说近代的主义大概有几个,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民族主义在近代历史从来都凌驾于其余主义。一战中,连共产国际的成员都各为其主,更不要说其他主义的了。
不幸的是,最近中国各大银行卖身,居然仅限国际垄断资本光顾,吐血一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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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经济繁荣不能仅依赖外资

许知远 邓瑾报道
因过去十年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现象的理解,与日渐升温的中国概念,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正在稳步获得国际性的声誉。《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是他迄今为止所出版的最重要的作品,通过将近400页的论证,他得出了一个与传统思维迥异的结论,在中国如此令人羡慕的高额国外直接投资(FDI)的数字背后,是一个忧伤的现实——中国蓬勃的对外开放,是以对内限制民营企业发展作为代价的,高额的FDI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远非健全的金融体系。 在一片“中国崛起”的西方语言泡沫中,黄亚生的声音显得特立独行。他说比起1990年代,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更为平衡,也更为有效,因为它使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在2003年7-8月号的《外交政策》杂志中,他与合作者Taun Khanna得出了一个更为不合潮流的结论,即长期来看,印度可能会超越中国。因为前者更富企业家精神,微观经济的运转更为良好,而后者过分依赖国外投资所带来的出口导向增长。 1980年代初离开中国的黄亚生与今天的中国有着明显距离,他的观点或许不够正确,却足够启发你的思路。2004年2月14日,他与《经济观察报》的两位记者交流了他对这些观点更为详细的思考。
经济观察报:中国概念是吸引FDI的主要因素吗?
黄亚生:在1990年代,中国的特性是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内开放不够。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民营企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在我看来,大量外资流入中国是由于中国本身体制的不合理性。外资对中国的贡献是正面的:它代替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金融制度,它还带来了竞争机制。从效果上来看,外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1990年代的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繁荣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经济观察报:吸引外资政策实行这么多年,到现在, 该怎样评价这样的政策?
黄亚生:我反对的观点是:只有外资能带来经济上的繁荣。韩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却是依赖外资最少的经济体。“拉美恐慌症”跟中国有类似的方面,拉美国家对外资的优惠过大,不注意发展本国有效益的企业。 经济成功的模式已经被探索出来,虽然成功模式具有细节上的差别,比如日本和美国是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它们都是以私有制作为经济主导,最关键的是,它们的经营体制至少在大方向上是支持有效益的企业而不是没有效益的企业。 我们可以分析江苏和浙江两个省。1980年代中期,它们都是沿海省份,浙江在吸引外资方面要落后于江苏,但浙江不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有自己的商会,一种非正式的经营体制支持着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国以后有竞争力的企业肯定在浙江。浙江经验说明,引进外资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方式,但绝不是惟一的方式。 外资的引入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在短期内不容易发现。拉美国家遭遇的教训是,其引进的投资是靠企业本身的盈利进行的再投资,从获得外资的效果来看是短期效应而非长期效应。这部分资金流动性很大,如果有风吹草动,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引入外资的确也有很多好处,有些外国企业能够带来先进技术。但我们的企业需要考虑能否用合同的方式来获得这些技术。虽然在医药、航空、软件等产业,外资进入具有产权保护,国内企业很难用合同方式获得先进技术,但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下,企业家应该考虑通过合同方式引进技术的收益大,还是通过股权方式带来的收益大,而并非仅仅考虑采用股权的方式。此外,企业也可以花较少的钱到国外去雇退休经理,韩国就曾经这样做。
经济观察报:外资的重要性被夸大了?
黄亚生:世界上只有非常少的国家经济主体依靠外资,而且这种情况只适合比较小的国家,比如爱尔兰、新加坡等。而且,一国经济对外资依赖过高,经济基础往往较差。
经济观察报:那么,如何解决过分依赖外资的情况?
黄亚生:要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1999年宪法修改后,承认民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苏现在正在检讨过去发展的经验教训:民营企业发展落后了。它们发现,吸引外资还得投入资金建设基础设施,而民营企业却可以自己建设一些基础设施,例如水管、电话,甚至机场,这还有利于缓和政府公共开支的压力。 本地企业永远愿意在本地投资。而外资企业肯定对投资地的投资环境要求非常高。只要对本国企业没有歧视,它们对经济的贡献将会相当大,而付出成本又很少。中国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外资企业在中国创造的劳动就业机会非常少,大多数就业机会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另外,国有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很少。
经济观察报:你最近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文章《印度可能超过中国》认为,印度的外资利用比中国好它的私营企业更为强大,它在未来更有希望,但你似乎没有提到印度的太多缺陷,它的经济表现也一直不如中国?
黄亚生:刚好相反,我们恰好看到了它的缺点:它吸引的FDI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 它还存在着各种制约因素,它的硬件很糟糕……它的增长率只有中国的一半,不过它的资本市场、银行、法律制度等软件方面的情况都比中国好。 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由大量投资带来,而非经济内在活力产生。在中国这么好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却没有相应成功的大企业。从长远来看,民营企业投资失败跟政府投资失败,成本完全不一样。市场经济能保证民营企业投资失败的成本不用平摊给社会,政府投资失败的成本则要由整个社会来付出。我支持民营企业有两点原因:第一,总的来讲,民营企业投资决策水平比政府要高一些,失败的可能性更低一些;第二,民营企业即使投资失败,其成本大部分由自己承担,不由全社会承担,社会成本相对较低。
经济观察报:1990年代最重要的发展推动力是来自国家投资吗?
黄亚生:1990年代的主要发展动力来自于国家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相当高。我们能看到中国银行坏债比例很大,美国的银行经营效益大约是8%-9%,在日本都能达到2%,在中国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这是很难让人想象的情况:资本如此短缺的国家,其运用资本单位的收益率这么低。这说明很多投资是没有收益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针对坏账的根本性研究。 我比较担心,1990年代中国经济每年增长9%,在这么高增长时银行还出现这么高的坏账比率,如果经济增长率是1%-2%的时候怎么办?韩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坏账比率是50%-60%。中国坏账比率达到40%-50%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但中国的金融却从未出现外国学者所担忧的崩溃现象?
黄亚生:这种现象非常有意思。1960年代,一个美国学者通过民意调查发现,中国老百姓非常信任政府。后来,老百姓对国营企业的信任程度高于外资企业,高于民营企业。这种信任心理对于维护金融秩序有很大作用。但是,谁也不清楚这种心理何时与怎样从一个极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如果这种心理发生了变化,危机就可能到来。
经济观察报:我们是否需要重新思考1990年代?
黄亚生:外国人更喜欢1990年代,这是体现中国开放的年代,他们对1990年代的领导也非常欣赏。但1980年代改革非常重要的经验在于:人民需要利益驱动,当时所有改革措施都围绕这个判断进行,领导人认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可以彼此协调,而非冲突。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价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角色?
黄亚生:总的来看,政府所做的是正确的,但有些方面,比如民营企业改革问题,到现在政府都没有解决好。我还担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对民营企业压制过度,现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它们的关系过分密切。政府应该是中立的,否则会影响人们创业的积极性,政府要创造一个中立的经济环境。
经济观察报:这是否意味着,政府政策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中心角色?
黄亚生:这个观点是有争议的。很多工业政策不是不起作用,但所起的作用并没有一般人认为的那么大,而且不一定都是正面作用。 韩国、日本的产业私有化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尽管家族企业造成很多弊端,但毕竟为私人所有,它们会更灵活地调控自己,这就是它们的制度基础。在四小龙中,除了新加坡国家所有制在其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外,其他三小龙主要都依靠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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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February 01, 2006

日刊:中国国家昌盛而民族工业走向衰亡

新华网专稿:日本一家有影响的杂志,日前就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评论:中国经济在宏观上取得了成功和发展,但在微观上中国的民族企业发展开始达到了极限;中国企业只是关注使用外国技术,依靠低成本生产产品,而不是全力开发自主技术;中国企业之所以不能发挥独自性,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环境造成的。



这家杂志告诫说,外资厂家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市场扎满了根,发挥着技术和品牌的绝对优势,而中国企业只能通过效仿和低价格来与外资企业抗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日本《选择》月刊1月号刊登的这篇文章,题为《中国国家昌盛而民族工业走向衰亡》,要点如下:

中国经济从年增长率每年上升进入了维持同等水平或下降的局面。许多人认为,2004年为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005年已经降到9%左右。尽管猛踩油门的加速期已经结束,但是作为“惯性”来说,这个增长率也不算低。

表面上,中国经济仍维持着非常好的势头。的确,中国有收购了IBM电脑部门的电脑大企业联想集团,有在日本也销售其商品的家电大企业海尔集团,也有生产的显像管和彩电居世界第一的TCL集团等。但是,如果冷静地看,其中许多企业只是维持着表面的繁荣和发展势头,而实际潜力不大。

不能发挥自主性的理由

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日本的索尼公司及本田公司开始由乡镇小工厂向世界级企业迈进、迅速发展的时候,两公司的自主性都非常高,都拥有独自的技术和产品。众所周知,索尼公司1955年在世界上第二个使半导体收音机商品化,60年代依靠独自技术开发并发展了录音机及彩电。本田公司1959年开始挑战两轮摩托的世界最高级别比赛,1961年首次夺冠。通过向更高目标挑战,不仅提高了技术,同时也提高了本田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知名度。

与当年依靠独自的技术和独自的商品打天下的蓬勃发展时期的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国企业从实力到经营者的志向显然都不同。这是因为,中国企业只关注使用外国技术,依靠低成本生产产品,而不是全力开发关系打造企业形象的独自技术。中国企业也说自己“在开发独自技术”,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模仿外资的技术,不过是在应用的方面使其更加面向中国市场。

为什么同样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日本企业能开发出无与伦比的独自技术,而中国企业却不能呢?如果仅仅从民族性中找答案未免过于轻率。若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去看中国明清时代等中国王朝鼎盛期的工艺品,那就不难知道中国民族有无与伦比的独自性及制造产品的才能。应该认为,中国企业之所以不发挥,或者说不能发挥独自性,这是中国现在的经济环境造成的。

其中最大特点是生产过剩、竞争过于激烈。如果走进大中电器、苏宁电器等中国的家电大销售店,彩电、冰箱、手机等各种商品的国内厂家之多会让你瞠目。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及西欧差不多,过去因为地区间物流困难,所以,各地区都有许多控制着该地区市场的企业。地方政府也支持这些地方企业,因为它们是地方的税收来源。结果,从海尔、TCL、美的等大厂家,到那些根本不知名的厂家,都在竞相扩大卖场面积。当然,价格战也非常激烈。这成了中国产业的顽疾。

疏于对国内企业的“保护”

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期,也曾出现过企业过多、竞争过于激烈的情况。但是日本当时的情况与中国目前的情况有两点不同。

第一,为在竞争中获胜,日本企业当时更重视的是在技术和质量上领先,而不是只关注价格。索尼公司在彩电方面开发出了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获胜,而且成为世界市场的霸主。本田公司在世界上首先开发出完全满足美国环境标准的CVCC发动机,在北美市场上大获成功。

第二,在日本的制造业从乡镇工厂向国内市场的霸主,以及向全球企业腾飞的时期,日本努力关闭国内市场,彻底限制外资的影响力。中国与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50年代及60年代的情况不同,因为全球化,中国不得不在发展中国家也被迫开放市场的时代建立产业基础。正如中国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加紧与世界市场一体化,而不是把保护国内企业放在首位。

这两个因素相互结合,造就了中国企业今天的这种状况。外资厂家从一开始就在国内市场扎满了根,发挥着技术和品牌的绝对优势,而中国企业只能以剽窃技术和品牌,通过效仿和低价格来与外资企业抗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既然技术可模仿,企业也就没那么大热情投入财力和人力进行研发。其结果是,中国制造业的研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平均只占日本同行业的1/5至1/10。这样,中国企业也就无法发明出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也发明不出CVCC发动机。

如果想通过模仿取胜,那么企业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通过大量生产,降低成本, 展开价格竞争。因为各厂家为生存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过剩及竞相降价也就不可避免。结果,中国企业利润低,没有余力抽出资金进行开发研究。这就是中国有许多摩托车、家电、电脑、手机等厂家,但是都在“没有利润地忙碌”“进行没有胜者的竞争”的原因。

这其中,那些为数不多、总算生存下来并成为大企业的中国厂家,最近几年都采取了相同的企业行动。那就是通过购买外国企业获得技术和品牌。联想集团收购IBM的电脑部门就是一个典型。同样,TCL收购了法国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部门及汤姆森公司的电视部门,南京汽车公司收购了英国的罗弗公司。中国政府把这种中国企业购买海外企业的做法称作“走出去”战略,作为产业政策积极支持。但是,中国企业能够轻易购买的外国企业及其部门往往无法作为技术和品牌而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因为它们在市场上已经被淘汰,所以才被卖掉。中国企业需要尽早明白,技术和品牌只能通过自己公司一点点地积累建立起来。

有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

90年代后期,在进口产品及外资曾占了很大比重的中国市场上,中国厂家的产品迅速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在两轮摩托车领域,合资生产的本田摩托车和雅马哈摩托车所占比率都下降。家电方面,过去松下电器及日立在中国的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空调等市场占有率最大,但这个市场逐渐被海尔、TCL、格兰仕、美的等中国厂家夺走,彩电及音响制品领域内,索尼也不像过去那么神气了。在电脑领域,联想和北大方正等中国厂家迅速抢占了IBM、东芝等在中国的市场。在手机市场,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等外资厂家的市场也在被中国企业夺走。

中国厂家在提高成本竞争力和质量、展开销售宣传方面发挥了威力。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知道,这些都是技术已经成熟领域的产品,这不过是即便没有技术的厂家也完全可以参加竞争领域的局部性胜利。而且,即便是这些技术成熟领域,一旦外资整顿了在中国的生产、销售体制,把立足点移向新技术领域,那么包括日本在内的外资将展开猛烈的反击。

在中国厂家发挥了优势的彩电领域,随着液晶、等离子等平板彩电市场的扩大, 没有技术的中国厂家开始被淘汰。尽管中国厂家从台湾及韩国采购显示屏,也在生产平板彩电,但是因为没有线路设计及最核心的处理图像的LSI等技术能力,所以无法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中国有影响的彩电厂家有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

在手机领域,随着手机市场需求向带照相、能上网等多功能手机转移,过去在第二代GSM方式的产品方面表现出竞争力的宁波波导、东方电子、科健等中国厂家,开始表现出劣势。今后如果开始向第三代的方式过渡,中国厂家有可能再次处于劣势。

因中国需求膨胀,日本、韩国、欧美企业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将决定在全球市场的优劣。同时,因加盟世贸组织,中国政府所保证的市场开放政策及保护知识产权政策逐渐具体化,中国市场在逐步形成有利于外资发挥优势的环境。

“中国经济将被外资左右”

本来“改革、开放”政策就是中国经济出现奇迹般增长的动力,而“改革、开放” 的着眼点是“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扩大出口”。当初中国没有更深地考虑如何扶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企业,以及如何加强它们的竞争力。战后,日本的前通产省把“保护、扶植、加强民族产业及民族系统企业”作为政策的头等大事,在材料、汽车、电脑、半导体等各领域限制外资,想方设法提出对日本厂家有利的政策。在这点上,日中有很大不同。

中国经济在宏观上取得了成功和发展,但是在微观上中国的民族企业已经碰壁, 其发展开始达到了极限。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在想方设法挽回局面。在第三代手机方面,中国想把中国厂家与德国西门子公司联合开发的TD—SCDMA方式作为全球事实上的标准规格,就是一个例子。

此外,在过去中国企业通过委托生产等一直发挥强势的纺织、制鞋、玩具、电子零部件组装等劳动集约型制造业,因中国沿海地区工资水平提高,电力不足、治安恶化等,外资开始到越南、缅甸、孟加拉国去订货。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出口大国中国的出口中,60%都是外资企业的出口,这个事实反映了民族企业难以发展的中国经济的本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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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31, 2006

中国产业地图(寻原作者)

前外经贸部的副部长、WTO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就是认为应为外国人再“打二十年工”的人。他曾在公开场合说过,中国有无自主品牌不重要,能让世界上大的汽车制造商都在中国落户,就是中国汽车产业的胜利。天晓得当年WTO谈判他是怎么样跟老外谈的,想想都很怕,难怪有人说加入WTO只是中国人吞下外国人的一杯苦酒。发达国家在向外国宣扬自由经济的同时,往往在不断增加自己的贸易壁垒,他们在经济政策上采用“双重标准”,他们的经济自由化只是对我们的要求而已。近期中海油收购优先科失败,就是美国政府和国会人为设置障碍造成的,并非经济原因。
商务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的贡献率为57.4%。

由中国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除工业领域外,外资对我国流通渠道的控制也呈加速趋势。

在流通渠道中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国零售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高端市场已经失守。随着外资从高端市场向下延伸,民族零售企业在中低端市场也将面临逐渐萎缩的危险。

现在是终端为王的时代,谁掌握了流通渠道,谁就掌握了工业命脉。如果放任外资企业垄断我国的流通渠道,中国的企业将沦为国外流通企业贴牌产品的加工车间。从某种意义上讲,外资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经济,而且控制程度还在不断地加深,与其说是中国经济在强劲增长,不如说是外资在中国飞速发展更加准确。

可怕的不是危险本身,而是危险降临却不自知。我们不能被外资带来的GDP增长所蒙蔽,必须看清楚外商在华投资的另一面。   

特征之一,利润的离岸化。

美国《华尔街日报》有过一段报道:“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格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Wanda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加在一起比苏州装配厂4000 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

这篇报道形象地描述了中国在外资流入中的实际所得。据有些经济学家的估计,外国投资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而"贴牌生产"更甚,外国人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8%。

特征之二,大量地消耗资源,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

中国环保总局的一位副部长曾深有感触地说:“什么是世界工厂?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 。

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只顾抓眼前的经济利益,不计成本地引进或批准一些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外资项目上马,如化工行业、焦炭生产、电解铝等等。这些行业由于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影响人民身体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发达国家早已禁止在其本国生产,但我国许多地方却趋之若骛。

由于发达国家将一些会产生严重污染的产业向我国转移,使得我国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工业废气越来越多,大气污染日趋严重,水质越来越差。空气污染加剧的直接后果就是居住在城市的人们的疾病增多。据报载,空气污染严重的北京,呼吸道疾病在导致死亡的疾病中占第四位。1949年以来,我国城市工业总产值增长30倍,污废水排放量增长25倍,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对全国10.97万公里长的河流进行监测的结果表明,三类以上水质的河流长度占70.1%,这表明大部分河流已经被污染。由于水质变差,许多地方的土壤中铅、砷、镉等含量过高,种出来的蔬菜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吃了会危害人体健康。据估计,中国每年由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相关卫生保健方面的损失大约1700万美元,如果按2004年中国贸易依存度70%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每年因外贸造成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约为1190亿美元。如果按2004年外企对外贸约57.4%的贡献率来算,每年外资造成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损失约683亿美元,已超过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

特征之三,外资并购造成大量贱卖国有资产的事件发生

由于目前国家对出售国有资产缺乏统一标准和完善的机制,地方各级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往往是从“小局”出发而不是从大局出发,导致低估、贱卖或赠送国有资产的事情时发生。如,在洽谈中外合资时,少数外商利用中方急于寻求资金的心理,在对中方资产评估上讨价还价,有意低估中方资产价值,以降低中方股权比率,提高外商所占股权比率;一些中方代表则为了追求当前政绩,或得到一些“好处”,也在资产评估中迎合外商,低估国有资产,以促成国有资产早点卖出,反正资产不是自己的,亏了也不心痛,从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类现象在国有企业改组过程中最为突出,而且涉及面广。又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得短期回报,把一些经营得比较好的合资企业或国内企业出售给外商,拱手让出国内市场和未来的收益,造成国有资产变相流失。

特征之四,过于开放的外资政策遏制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

跨国公司拥有巨大的品牌优势,雄厚的资本实力,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优势,中国绝大部分企业与之相比,竞争力是天壤之别。过于开放的外资政策,使得国内企业在毫无保护下和跨国公司进行正面竞争,这无异于将羊送入虎口。这是中国多数行业被外资所垄断最主要的原因。

以零售业为例。沃尔玛超市利用其全球最大的规模优势,压迫中国的供货商把产品的价格降到最低,同时对其收取种种不合理的进场费、促销费,恶意转嫁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费用,使其仅够维持生存,很难扩大规模。对于其它的超市,则利用其规模优势将价格压到比竞争对手低,甚至不惜以海外的盈利来弥补中国境内沃尔玛超市的亏损,从而达到挤垮竞争对手的目的。该超市在国内所到之处,总是把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

在高科技领域,以手机行业为例,由于本土企业上游技术、关键零部件乃至生产线常常是从跨国公司购买,跨国公司已从中赚取利润,实现了其“上游剩余价值” 。近期跨国公司已开始采用低价策略,进一步挤压国内手机厂商的利润空间,对国内手机赶尽杀绝,实现其“下游剩余价值",国内手机行业连这点赖以生存的“下游剩余价值"都已无法实现,市场占有率严重萎缩,今年以来国产手机商无一例外严重亏损,一些实力较弱的厂商已退出市场。

在汽车行业,由于大量的所谓“合资”,现在国内很难看到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绝大部分都是“合资”的,这些“合资”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都是外方说了算,这些车无论是品牌、研发、核心零部件都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国内的汽车市场基本上由日本、美国、欧洲的汽车企业所控制,国内的汽车厂商只能在狭缝里挣扎求存,或向国外扩展业务。

此外,更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各级政府争先恐后地把我们的优质企业卖给外资,并且多数情况下拒绝内资参与。

外资购并的历史同时是一部国有企业不断自杀的血泪史。

徐工集团的资产规模、人员规模、销售收入在当地企业中排名数一数二,在江苏省工业企业中也位列前十,整个工程机械国内136个产品,它占一半以上,并且有二十个左右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在前三名。就这样一个国内的行业老大,经营得相当不错的企业,它的改制只引进国外投资者,不让国内企业参与,并在最后卖给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这使得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及其在中国控股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占到中国工程机械市场20%的份额。它一步到位,通过收购一下子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网络。就这样,中国人自己将工程机械行业的主导权拱手让给美国人。这种引进外资的行为对于中国的工程机械行业来说简直就是自杀,它直接使得卡特彼勒公司在中国处于垄断地位,从而使国内其它工程机械行业的企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福建省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在全国电池生产行业可以说是首屈一指。2003年,南孚占据全国电池市场的半壁江山,总销量超过7亿只,产值7亿6 千万。南孚已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 2003年8月,南孚突然被其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收购。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力量”一夜之间就落入美国人手里了。南孚其实并不缺乏资金,相反,资金很充裕。1999年,南孚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当地政府吸引外资政策的要求下,南孚公司的国有股东陆陆续续将所持股分卖给外方投资者,这些外方投资者最后又把股权转让给美国吉列公司。短短几年时间,南孚由中国电池生产业的巨头变成了其竞争对手的子公司,而且这个竞争对手曾是它的手下败将。吉列的金霸王电池进入中国市场十年,却始终无法打开局面,市场份额不到南孚的1/10。现在好了,最大的竞争对手消失了,而且还得到了一家年利润8000万美元,拥有300多万个销售点的电池生产企业,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大半个中国市场。本来南孚的优质碱性电池已打入国际市场,此时正是向海外发展的大好时机,可是为了避免和母公司争夺市场份额,南孚只好匆匆鸣金收兵。在国内市场上,由于不能与金霸王正面冲突,现在南孚有一半的生产能力被闲置着。南孚正渐渐地失去活力,美国吉列公司也轻而易举地除掉了它在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一个很有希望的民族品牌从此消失了。

除此之外,“自杀”的国内优秀企业还有活力28、山东正大福瑞达制药有限公司、哈药集团、小护士、3721网络公司......不胜枚举。

特征之五,国家重要的经济、军事情报极有可能被轻易获取。

IBM公司目前垄断我国的大型机市场和大型机服务市场,英特尔垄断着中国的微机芯片市场,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软件垄断了中国的微机操作系统和文档处理软件的市场,这客观上造成了我国经济运行存在较高的技术安全隐患。一旦中美交恶,美国政府肯定会指使IBM、英特尔和微软作一些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比如中断服务,甚至在计算机上安装间谍软件、 “逻辑炸弹”或直接在硬件上做手脚。80年代末,IBM就曾一度撤回其全部专家,中断对我国银行业IBM大型机的服务,给我国银行业造成较大的损失。

又如,长期以来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几乎垄断了我国海外上市企业的全部审计业务,而这些企业有的又往往是我国的关键行业,如能源、金融等。通过审计业务,外国机构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取到关键行业几乎一切重要的信息,如我国能源规划的战略部署、国有银行过去不宜被人知晓的资金用途等等。现在这些大量的国家重要经济信息已处于开放状态,使得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军事安全都受到威胁。

再如,目前我国的民用工程机械行业中,美国卡特彼勒市场市场占有率非常高,对中国的工程机械制造行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装备制造业是国家战略产业,体现国家防卫等综合竞争力,从国际惯例来看,包括国外卡特彼勒和国内某些工程机械企业,在生产民用产品的同时,也生产军用品。由此可见,外资通过对中国民用工程机械行业的巨大影响,也必然会间接影响到中国军用工程机械的生产。

......

能举的例子实在太多,其实很多民用工业都可以用来窃取军事、经济情报,或者用于军事领域。

特征之六,外资流入加剧了失业问题。

总有一种误解,以为外资流入带来就业。实际上从国际的一些经验来看,外资带来的就业效应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明显。在发展中国家,有些并购可以挽救垂死的企业并维持就业。但是,在全球争夺资本的博弈过程中,跨国公司毕竟居于战略主动地位,它们不是雷锋,它们来中国是来追求利润的,所以多数情况下会挑选国内相对优秀的企业作为其收购对象,这种并购方式对维持就业的积极作用极其有限,外企由于效率更高不需要雇用那么多的人,同时他们对国内企业发动强有力竞争,采用一些非常恶劣的竞争手法,导致了许多国内企业的倒闭,从而制造更多的失业。这些因外资流入产生的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来。

以美国宝洁公司为例,美国宝洁公司仅飘柔、海飞丝、潘婷和沙宣等四种品牌的合计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70%,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垄断线。美国宝洁公司利用其品牌、资金、技术、管理的强大优势,扼杀我国处于起步阶段的洗涤用品企业,致使我国原来十大民用洗涤剂品牌几乎全军覆没。由于美国宝洁公司的效率更高,宝洁每招收一名员工,就意味着中国原洗涤剂企业有2~3名员工下岗。

特征之七,外资始终操控着核心技术。

我们引进外资的一个目的,是要“以市场换技术”,但结果呢?我们的市场失去了,核心技术却依然没有得到,都还好好地在外资手中揣着。我们改革开放了这么年,仍然还停留在“加工厂”的阶段,进口原料或半成品,简单加工后出口,或者向外企买我们无法生产的核心零部件,然后和其他普通零部件一起组装成产品。即使是家电行业这个国人最为骄傲的开放行业,我们的液晶显示屏全部是向日韩企业买的,自己无法生产液晶显示屏占整个液晶电视的成本高达70%,也就是说,即使是这种看起来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我们都未能掌握核心技术,其他行业就更不用说了。造成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跨国公司只想得到市场,不想转让核心技术,而我国由于相关法规、政策的不够完善,加上在实际操作中众所周知的一些原因,中方代表远不及外方代表用心,所以虽然有些合资说好外方必须提供技术,但到最后,中方总是被“忽悠”,什么技术都得不到,或者得到的只是外国早已扔进垃圾桶的技术。

特征之八,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而且很难摆脱。

中国经济实际上已被外资"锁定",即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走上了依附型的发展道路。2003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60.2%,2004年已超过70%,已是全球最高。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促进因素,国内消费应该占主导地位,达到70%左右。

比如美国国内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达到78%,日本更高,占85%,而中国却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的增长相当大程度上是靠外资在推动,国内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比较低。中国经济增长属于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拉动型,虽然全世界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写着中国造的产品,但实际上多数只是外企在中国加工的而已,技术和销售均受制于人,情况令人担忧。这种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使中国经济套牢在低端产业的陷阱之中,让中国染上了严重的“外资依赖症”。中国经济对外国的核心技术、资金及市场的依赖,远远超过外国投资商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依赖,这使得我们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能接受他们不合理条件。而且,外资的流入对本土企业产生很强的挤出效应,中国的产品市场多为外国或合资产品所挤占,和外国企业直接竞争的内资企业多数生存艰难,国内资本不容易找到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许多经济专家常以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反面例子,言词之间带有嘲笑的意味,其实我们没有资格嘲笑别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正处于“拉美化”的危险当中。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资,一旦外资出于追逐更高利润或其它因素的考虑,将技术和资金转至别处,则眼下热火朝天的“世界工厂”,立刻就会变成一个死寂的遍布污染物的废弃工地,中国经济将面临崩溃。试问,这跟拉美国家发生过的情形有多大差别?

总而言之,大量外资流入中国带来的结果就是:外资垄断了国内市场,摧毁了民族工业,消耗了大量资源,严重地破坏了环境,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主导了中国经济,但却未给中国带来核心技术,只是带来一些外国早已淘汰的技术,付给一点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劳动所得的血汗钱,让中国的GDP得到增长,只是天知道这样的增长还会维持多久。

一百多年前,英国人通过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向其开放市场,以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但也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难道说,现在发达国家没有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却通过投资达到类似目的?

代价如此沉重,收益如此可怜,前景如此危险,可是为什么偏偏还有人视而不见,振振有辞地声称要加大对外资的开放力度,不惜继续为外国人“打二十年工”,而不想想如何减少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危害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认识上有误区。以为越开放,经济就会发展得越好。发达国家不断地向我国宣传自由经济的好处,使得我国不少“精英”误以为只要让经济自由化,中国经济就能飞速发展,百病全消。前外经贸部的副部长、WTO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就是认为应为外国人再“打二十年工”的人。他曾在公开场合说过,中国有无自主品牌不重要,能让世界上大的汽车制造商都在中国落户,就是中国汽车产业的胜利。天晓得当年WTO谈判他是怎么样跟老外谈的,想想都很怕,难怪有人说加入WTO只是中国人吞下外国人的一杯苦酒。发达国家在向外国宣扬自由经济的同时,往往在不断增加自己的贸易壁垒,他们在经济政策上采用“双重标准”,他们的经济自由化只是对我们的要求而已。近期中海油收购优先科失败,就是美国政府和国会人为设置障碍造成的,并非经济原因。

如果相信只要经济自由就可能让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就未免太天真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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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谷: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

我准备在这几天作一个小专题,主要是通过几篇文摘问问中国式资本主义的未来在哪里。我们是站在分叉路口上吗?还是继续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
从回顾新左派大将旺晖掌控下“读书”杂志开始吧。这篇刊登于读书的文章远自1998年,作者来自社科院,应属汪的朋党吧。文章的主题是关于福山的一个命题:历史结束了吗?

明后几天天会贴的问题有:中国的民族工业衰亡了吗?中国卖身于跨国公司了吗?李大同在知道袁伟时的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一文中有明显缺陷的情况下,依然决定刊登于冰点,是想对前述的这些所谓当代义和团文章唱反调吗?当代义和团的背景是什么呢?我将要贴包括海归派,日文刊物文章,国资局的统计数据,和MIT商学院的教授写的“出卖中国”。我不确定的有党内路线斗争的激化。。。。。。和胡锦涛的左派面目。历史结束了吗?中国的历史刚刚开始!

冷战的结束(当然,在有些人看来只是大体上结束),在中国一如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一劳永逸地战胜了社会主义;照弗郎西斯•福山多少有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它甚至可以被视为最终结束人类历史的历史进步。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中国被大部分知识分子心照不宣地全盘接受了。这个反差意味深长,它表明当“历史”、“意识形态”以及其他一些烦人的东西全都如愿以偿地终结之后,我们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非常意识形态的。
终结不等于一无所有,福山的论文《历史的终结?》于一九八九年发表以后,遭到许多人的误解。对此他解释道,说历史已经终结,并不是说世界上不再有重大事件发生(例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波黑内战等等),也不否认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污染、毒品、犯罪等等)。他要求我们这样看问题: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内部是否存在着更深刻的不满的根源或者最终会使它陷于崩溃的重大缺陷。他说,如果看不到这样的“矛盾”,那就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到达历史的终结点,因为所有真正重大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安排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和制度已经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了,所有剩余的问题都可以在现有的原理和制度范围内得到解决。福山没有忘记补充一句,如果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内部确实存在着足以使它崩溃的“矛盾”,那就必须承认历史没有终结。在他看来,这种可能性当然是不存在的。福山坦率地指出,历史(以及意识形态)终结于资本主义( 他更喜欢说liberal democracy 自由民主,尽管他认为二者是同义词 ),首先因为它是最后的赢家,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资本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作为全人类的“理想”已经没有什么改善的余地了。P.安德森曾经撰写长文分析历史终结论的谱系,我以为多少是有点上了福山的当。“终结论”是冷战时期的旧话题,福山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柏拉图的人性论拼凑在一起,并没有增添什么新内容,他的思想基本上来自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安东尼•吉登斯说得对,福山的前辈们唯一的惭愧之处就是不能像他那样气势如虹。但是,福山的轻狂和油滑也是他那些的严肃前辈们所学不来的。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历史终结的基本条件,福山特别强调所谓的“内部”:只要“内部”欣欣向荣安定团结,“外部”的麻烦是不足为虑的。福山是在通常的意义上使用liberal democracy的,在不同的上下文关系中它分别指称自由主义民主原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以及实行这种制度的自由民主国家,这类国家通常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构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地带或“内部”的国家。在福山的笔下,“内部”亦即“后历史世界”是和“外部”即所谓“历史世界”相对应的。据福山的看法,生活在“后历史世界”里的人,除了坐享“后历史”的清福之外似乎就没事可做,他甚至有点担心他们会无事生非。至于“历史世界”,不难想像,是留给那些没有完成资本主义规定的历史功课的人的。这就是说,地球的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人口都因为不符合“后历史”的这一项或那一项指标而依然被困在现在已沦为贬义词的“历史世界”里。但是问题在于,“外部”和“内部”果真没有关系吗?现代化理论所设定的常规想像很像是一幅田径比赛的图景,不仅所有运动员都从同一起跑线出发,而且每个人都不能离开自己的跑道,有些人可能跑得比较慢,但这不能怪跑得快的人。现代化理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解,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虚构,同时又是为那些以往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现在又不见容于“后历史”的人划定跑道。实际上,跑道只是为别人设计的,设计跑道的人自己从来不遵守同样的规则。
相其实恰好相反:资本主义的“内部”从一开始就是依靠剥夺和奴役“外部”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里描写北美印第安人写道:“尽管我们描述的这个广袤地区当时住有许多土著部族,但是仍然可以有理由说,在它被发现的时候还是一片荒凉。印第安人占据在那里,但并没有拥有它。……这些部族的灭亡,始于欧洲人登上他们的海岸之日,后来又接着一直进行,今天正接近于告成。上帝把他们安置在新大陆的富饶土地上时,似乎只给了他们暂时的使用受益权。他们住在那里,好像是在等待别人到来。那些十分适于经商和开工厂的海岸,那些深水河流,那个用之不竭的密西西比河大河谷,总之,整个这片大陆,当时好像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你找不到比这段文字更好的修辞分析的对象了。不过,我更关心的是托克维尔接下来说的那句话:“就是在这里,文明人已在试建基础全新的社会,并首次应用当时人们尚不知道或认为行不通的理论去使世界呈现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出现过的壮观。”托克维尔这里所说的“理论”当然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原理,但它不是在一条封闭的跑道里创造历史奇观的。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完美地融合为一体,托克维尔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观点,而没有任何顾忌或歉疚。这种难能可贵的坦然印证了世界体系分析的一个基本观点:“外部”和“内部”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后者在发展自己的“内部”的同时生产出自己的“外部”;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之日起,“外部”就和“内部”一样是这个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外部”在一个不同的(不平等的)意义上也是“内部”,“外部”与“内部”的关系其实是“内部”自我联系的一种方式。如果这个看法能够成立,对福山的追问还得继续进行下去。我想知道的是,自由民主原理为什么不适用于“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我尤其想知道的是,这种严格排他性的自由民主原理的“理想”果真没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了吗?
在漫长的冷战岁月里,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波普尔、伯林、波拉尼、贝尔)不太喜欢“理想”这个字眼,他们一再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追求吧,这会带来你意想不到的恶果。但是这种告诫显然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选择性。例如,他们希望或要求我们牢记极权主义的历史(我们当然牢牢记得这段历史),但却希望我们忘记殖民主义的历史(这是我们不能从命的)。“外部”世界的(社会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反抗使他们无法像托克维尔那样对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和愤怒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外部”世界的独立又为他们提供了推卸责任的理由:现在,你无可抱怨了,发展现代化吧。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外部”是不是也需要它的“外部”呢?如果是的话,它到哪里寻找自己的“外部”呢?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资本的意识形态具有和资本同样的灵活性,现代化理论把“内部”的资本主义设定为普遍有效的可重复可模仿的模式,但却悄悄地把“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一笔勾销了,更确切地说,它更新了“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到今天为止,现代世界体系这两个主要构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有过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吗?导致全球分裂的鸿沟不是依然故我吗?“内部”不是和殖民主义时代一样主宰着这个世界吗?和现代化理论的承诺相反,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发展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因为它们无法像后者那样以全世界的资源(从农产品、矿产品到奴隶劳动)作为自己积累的基础,它们无法像后者那样把庞大的剩余人口输出到别的大陆,等等。正如印度学者艾哈迈德指出的:“印度能向哪里输送它的资本主义无法养活的大约五亿人口呢?印度资产阶级能够搜刮谁的矿产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呢?只有我们自己的森林可供砍伐,只有我们自己的河流可供污染”,“现代技术与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灾难性的结合,无论是对于人民还是对于环境,都造成难以想像的破坏,其严重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殖民主义时代”,同时这种自杀性的“发展”并不能改变第三世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从属性和依附性地位。因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一种不平等(从而是不民主)发展。福山者流认为尽善尽美的liberal democracy对此是否拿出什么有效的对策吗?没有。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它是否打算消灭这种“矛盾”呢?没有。或者退一步,它是否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呢?没有。原因当然不止一端,比如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经济单位与政治单位的不重合,等等。自由主义的民主原理和民主制度决不可能适用于“内部”和“外部”,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生存一天也离不开而且每天都要再生产两极分化的全球等级结构。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不会因为福山及其同道的矢口否认而消失,不能正视和解决这个“矛盾”的自由民主肯定还会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
对于资本主义中心或“内部”来说,予取予夺的生杀大权来自对最重要的全球资源的垄断,这一点在后殖民时代的今天和殖民主义时代没有什么不同。萨米尔•阿明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五个方面的垄断而雄踞全球等级结构的顶端,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垄断、世界范围的金融垄断、地球自然资源的垄断、媒体和通讯的垄断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也许我们还可以补充一条:自由民主的垄断。这条补充在两个意义上是非常严肃的:一、自由主义对民主的垄断旨在抹掉自由主义和民主历史地结合的痕迹(想一想霍布斯的自由主义吧),似乎由自由主义界定的民主是世界上惟一可能的和可行的民主;二、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企图垄断一切合法性资源,保证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永久合法性。它的锋芒不仅针对过去的敌人,而且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对手。自由主义对民主的垄断是经过艰苦厮杀得来的,它确实打败了它的对手。但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胜利不能掩盖它长达五个世纪的黑暗而又血腥的历史。自由主义民主能够对占世界五分之四人口的饥饿、贫困、疾病无动于衷吗?我们能够说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们没有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发展”吗?我们能够说占全球百分之五的人口(不管这些人属于哪个国家)消费全球三分之一的资源是自由民主吗?我们愿意让资本的剥削制度和对地球(现在已经延伸到外层空间)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无限地延续下去吗?反对极权主义就是为了让我们沦为资本的奴隶吗?自由主义既要掩盖这些矛盾又要垄断对民主的解释,肯定是行不通的。现代世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不存在一个可以被排除在自由民主之外的“外部”。历史没有终结,是因为产生不平等、不自由和不民主的土壤还继续存在;因为反抗产生这些不合理现象的资本制度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全世界受苦的人”追求一种更为公正的、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
“全面民主”概念的提出有待于历史本身的发展,基于对自由主义民主原理的批评性理解,它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民主的原则必须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和自由主义把民主理解为一个政治概念(特别是政府的产生方式和组织原则)不同,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参与社会生活所有主要方面的决策和安排,因为权力决不仅仅局限在狭义的政治领域里,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同样会导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导致形形色色的压迫关系,所以和政治民主同样重要的是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另一方面,全面民主的原则必须是一个全球性规划,它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完全实现(不排除部分实现的可能性,相反,全面民主原则在任何国家内或局部范围内的部分实现都可能具有不可估量的全球意义),因为资本主义制造的全球分裂是全面民主的主要障碍,所以实现全面民主必须既在局部范围内又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全球性两极分化。同时,对于以上两个方面来说,经济民主都是全面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如果建设一个全面民主的全球社会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复兴不是不可想像的。全面民主的社会主义将不囿于任何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人类的解放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所能垄断的,它不拒绝任何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思想资源。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毫不妥协地反对任何肯定现状(不论是在局部范围内还是全球范围内)的企图,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关系及其或公开或隐蔽的辩护士。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它是当时的历史条件的产物。我丝毫不想为它的造成无数灾难性后果的错误辩护,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也没有自由主义者那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当我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资本是怎样的肆意横行的时候,我意识到将近一个世纪前的革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冷战思想家所说的一小撮革命家的阴谋的产物,而且我相信全球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培植社会变革的土壤。在这样的条件下,历史终结论不是为资本的全球化鸣锣开道还能是什么呢?皈依资本的逻辑是一种很强的诱惑,条件是你必须学会适应“不道德”的经济(仅仅是经济?),对有些东西你必须要么心安理得要么视而不见。我始终学不会福山者流那种有选择的义愤填膺,也无法响应他们的召唤进入一个“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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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anuary 30, 2006

台北向全城无线上网稳步迈进

就在美国一些大城市筹谋著如何在全市范围内提供无线上网服务时,台北已基本实现了这一点。

去年7月的一个夜晚,网站顾问陈容(音译)正在乘坐台北地铁,一个客户打来电话需要网络紧急维修。由于已经离办公室很远,27岁的陈容在下一站下了地铁,希望能找一个地方用手提电脑上网。忽然,他想起了台北市政府最近宣布的一个计划。

几分钟后,他在地铁站旁边的公交站上开始用手提电脑无线上网。一个小时后,客户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台北不久将成为全球首个实现全市范围内无线上网的大都市,而陈容正是这个网络的早期用户。这个网络由台北市政府提议,由一家私营公司建设,现已包括3,300多个无线接入点,覆盖台北市275平方公里土地的一半。

无线接入采用无线保真(Wi-Fi)互联网技术,能让台北260万市民在家里或公园的椅子上上网冲浪和发送电子邮件。尽管这个项目实施至今也曾出现一些故障和延迟,台北市官员称,到年中左右完工后,无线互联网接入将覆盖台北90%以上的地区。

台北在实现无线上网方面领先于美国许多大城市。在美国,已有几十个市政府计划在全市范围内提供无线上网服务。这吸引了Google Inc.、EarthLink Inc.等网络公司纷纷涉足互联网服务领域,与现有的电信和有线公司提供的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直接展开竞争。Wi-Fi网络也可能与正在兴起的第三代无线服务争夺客户。

台北是从2003年开始规划这个网络的。市长马英九将Wi-Fi网络定为其“网络城市”计划的核心,希望由此台北能在与其他亚洲城市竞争中具有技术优势,对个人和企业更具吸引力。“这将增加台北的优势竞争力,使居住在台北的人们生活更便捷,”他说。

与费城去年10月选定Earthlink为其建设全市范围内的无线网络一样,台北也决定让私营部门建设和经营这个网络,不花政府一分钱。2004年8月,安源资讯股份有限公司(Q-ware Systems Inc.)在与另一家公司的竞标中胜出。当年9月,项目启动。安源资讯聘请了北电网络有限公司(Nortel Networks Corp.)负责网络建设、设备提供和网络维护等。安源资讯称,计划投资9,300万美元建设这个网络。

台北在全市范围无线网络建设方面取得领先,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在全球高科技供应链中的地位。台湾公司(如鸿海精密(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智邦科技(Accton Technology Corp.)等等)为全球许多无线网络设备公司提供代工服务,他们生产的网络设备在全球市场供应中有相当的比率。这有助于台北无线网络建设方能在购买设备方面获得较低的价格。

北电网络台湾董事总经理吴振生(Jackson Wu)称,还有其他几个因素也帮助台北在这场无线网络建设赛中取得领先地位。台北的人口密度高,因此能以较少的接入点实现无线上网。台北市民对科技事物也很有热情,据台北官员称,台北有近90%的家庭至少有一台个人电脑,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至少曾有一次在家里或其他地方进行过无线上网。

但在实施Wi-Fi计划的过程中,台北并非一帆风顺。这个计划遭到了台湾最大电话公司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Chunghwa Telecom)的反对。据知情人士称,这家政府所有的企业曾要求台北市政府不要实施这个计划。

“电话公司都很紧张,”台北市长马英九称。他预计随著学校和市政机构从价格较贵的固定线路和手机上网转向Wi-Fi上网,Wi-Fi网络将有助于减少台北市在通讯方面的支出。

在美国,原有的网络服务供应商们对地方议会、甚至美国国会展开了游说,希望他们制定法律使政府协调建设的网络成为非法。

台北的Wi-Fi网络承建商还必须做一些市民工作。一些市民反对网络承建商对一些树木进行修剪和砍伐,以获得更清晰的网络信号,而另一些市民则担心无线接入点的少量辐射可能对他们的健康造成危害。

马英九称,一个在项目规划时没有预见到的最简单问题现在反而成了最大的障碍。台北的路灯只在晚上供电,而许多无线接入点都安装在路灯上。因此,安源资讯和台北市官员们不得不和公营电力公司进行协商,为路灯24小时供电。最后,马英九去年夏天不得不承认原定的项目完成时间2005年年底将不得不再推后半年。

台北市民们目前大多给予这个网络积极的评价,虽然有些人抱怨服务有时不稳定。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发表日期: 200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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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寡民:中俄石油管道再生变故说明了什么

 俄联邦国家生态监察署的生态学家们在24日,对远东石油管道建设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了最后评估。结果显示,在52名专家中,有43人签名反对俄国家石油运输公司所提交的方案。理由是:石油管道将沿着贝加尔湖的北部边缘铺设,某些地方距离湖岸仅有800米。一旦发生事故,管道中的石油可能渗入贝加尔湖,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俄国家石油运输公司必须重新拟定新的方案。

  早在1994年,中国与俄罗斯就开始讨论建造铺设俄远东至大庆,简称"安大线"的输油管项目。中俄两国领导人也曾多次就加强包括石油管线项目在内的能源合作发表声明。在经过多年反复探讨之后,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和俄罗斯尤克斯石油公司于2003年5月底签署了《中俄原油管道原油长期购销合同基本原则和共识的总协议》。但就在尤克斯石油公司刚刚宣布石油管道即将破土动工的时候,当时的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被俄罗斯安全部门逮捕,尤克斯公司也被开出巨额罚单,中俄原油管道计划搁浅。

  俄罗斯媒体同时声称,中俄间自1994年以来签署的有关“安大线”的各种文件只是石油管线项目的“预备工作,不是合同,所以不具备法律效力”,俄“不应为已经签署的文件而束缚自己的手脚”。

  但是,在中国却手握这种空乏而无约束力的合作协议,并用单方面理解的“战略伙伴关系”多次与俄方交涉之后,俄罗斯高层多次表态,将加强与中方的能源合作关系。正在石油管道项目再次呈现曙光的时候,日本以提供75亿美元的资金,并提供油田开发技术,协助俄罗斯开发东西伯利亚新油田等优惠条件,加入了对远东石油管道走向的争夺。

  经过力争,中国在俄罗斯高层多次口头许诺之后,在2004年年终在与日本就远东石油管道的争夺战中失利。俄罗斯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扬科夫在2004年召开的一次贝加尔地区环保会议上,宣布了否决“安大线”的决定。2004年7月2日,俄工业和能源部部长赫里斯坚科在会见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时表示,虽然俄政府高度重视同中国开展能源合作,但经过大量的论证工作之后,俄方已基本认定通向日本方向的纳霍德卡石油管道方案是可行的。这是俄罗斯高层第一次对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俄远东石油争夺战做出如此明确的表态。

  2005年,似乎峰回路转,俄罗斯高层宣布将有限考虑修建通往中方的分支,并表示将在2006年尽快破土动工。所以此次俄罗斯生态学家否决该项目,使得中俄远东石油管道再次面临被冻结的威胁。

  当俄罗斯总统宣布优先考虑修建安大线的之前,俄罗斯专家们有数年时间可以确认安大线的走向是否“影响环保”,而且,第一次“环保否决”时隔不到数月已经被联邦总统搁置,缘何又出现一次对普京宣言的二次“环保否决”?俄罗斯是总统制还是环保决策制?这些问题,看似荒谬,透现的却是俄罗斯最高决策者故意施放的战略模糊。

  俄罗斯在称中国为战略伙伴的同时,也对其发展保持着高度警惕,而控制中国原油的入口,则可相对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既然中国有本事宣称对伊朗1000亿美圆的长期石油投资,把势力触角延伸到了俄罗斯巴库油田的后方,还寄希望俄罗斯大力推进中俄远东石油管线,让俄罗斯的石油供应非但失去奇货可居的效应,还在中伊(朗)巨额石油交易中起催化剂或补充确保的效应,这就大大违背了普京宣布“中国优先”以部分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初衷,这时候,俄罗斯由专家出面进行“环保否决”就在情理当中了。

  俄罗斯“中国优先”的决策或“专家否决”本来就是一出双簧,完全是克格勃总统普京自编自导自演的把戏,就看中国人是否心甘情愿地为俄罗斯的各种政策服务,是否有自大的野心等等,只是中国人自己愚昧,不计代价地联俄以反美反日,让意识形态蒙住自己的眼睛罢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要说意向性宣言或“总”(本人理解这个“总”就相当于一个“空”字)的政府协议,具有法律约束的年度石油供应协议规定:2005年俄罗斯应该提供中国石油1000万吨,后经俄罗斯百般刁难,中方让步,同意减缩到700万吨,而截止2005年12月26日,俄罗斯宣布,2005年完成对中国的原油出口仅为5百18万吨。除购置大量二手军事装备拯救了俄罗斯军火工业外,中国对俄罗斯将近80亿美圆的石油投入得到的回报究竟体现在哪里?

  俗话说,热恋中的女人智商为零。中国对俄罗斯迷恋的情形不是正好与此雷同么?(1/27/2006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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