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s ADVANCES

Trying to get rid of surfing, wasted too much time, any suggestion?.......................... 七宗罪?............................... 1,没有原则的政治;2,不劳而获的财富;3,没有理智的享乐;4,没有特点的知识;5,没有道德的商业;6,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7,没有牺牲的崇拜。............................................. 虽然这是圣雄甘地说老印的.......

Saturday, June 25, 2005

Are these financial analysis and predictions reasonable?

市场分析:中国房价 美元政策与第二次亚洲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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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4月22日 16:50 新浪财经

  现在中国市场上最流行对必和必拓公司的声讨。这不由让人想起巴非特的一句怪话:“谁是市场上的傻瓜”。为了不再发生这类声讨事件出现在报纸上,所以想问问经济学家与银行家们,今年下半年中国房价、中国CPI与全球黄金、石油、铜、铁等基本商品价格是否还会再次大幅暴涨。不过,想必也是人云亦云吧。我看还是问格林斯潘与小布什吧。

  美元政策制造全球价格







  格林斯潘与小布什怎么会知道今年下半年中国房价、粮价、CPI这些要暴涨呢?那么先来看一下过去美元政策是如何制造日本价格吧。1995年4月,七国首脑会议希望??有次序地扭转外汇市场的变化。随后,日本央行与美国前财长鲁宾大规模进场做多美元。同时,格林斯潘在1996年到1997年期间把日美两国长期利率差有效地扩大到5%(美国为7%、日本为2%)。持有美元即升值,一年又多5%利息,日本民间资金自然大规模流向美国市场。美元兑日元由1995年中80日元升至1997年初120日元,升值高达50%。升值幅度之巨,时间之短,令亚洲各国经济体都无法协调对日元升值40%的现状。1997年春,对冲基金看准东南亚货币无法承受如此短时间的高升值,开始进场做空东南亚经济。随后的一切大家都基本经历过。

  对照一下同期日美两国经济现状。1998年日产生命公司,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等日本大公司倒闭。而1995年美国股市平均市赢率在14倍,1997年为27倍,1998年为35倍,1999年一季度近40倍。道指从1995年4000点升至1999年1万点。美国的名牌股票雅虎市赢率为400倍。可见同期美国企业利润停滞,股价则呈飞涨特征。1996年至1998年,证券市场使美国家庭总财产增加了5万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出现了由日本央行赠送财政赢余的“喜剧”。

  就是到今天2005年,日本许多经济学者还把90年代后期的经济不景气,称作“桥本紧缩”(桥本内阁的财政增税)。却不得而知美国用扩大日本出口“小利”,掏空日本资金。用汇率的快速波动“猎杀”日本投入3000亿美元形成的东南亚日元经济圈的“谋略”。所以日本这个汽车、IT等尖端制造劳动生产率都高于美国20%、美国财政部最大的国债承包商,只能是全球经济实体的“恐龙”,自由世界的“平民”。今天你能说格林斯潘与小布什不牢牢控制明年2006年美日利率差与汇率吗?

  下半年中国房价、粮价和CPI暴涨

  笔者曾在2003年4月23日《上海经济报》“贸易保护、通货膨胀与中国经济”中指出??美联储的再通胀政策将很快大幅提高中国居民的生活成本。想必今天成本提高的幅度,国人都领略了。那为什么小布什会知道2003年下半年中国出现通胀呢?这首先需理解一个简单的经济概念,“双重赤字”这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术语。既说明当时美国预算赤字是引起贸易赤字同步恶化的观念。这已是今天美国政客与剑桥学派宏观政策处方的同义词。小布什2003年的预算赤字高于2002年,同时美联储利率朝1%去了。也就是你持有美元有经常帐户恶化的问题,而2%的利率不足以消除这种风险,所以美元指数从2003年初100跌至2003年底86。故笔者在2003年4月22日《上海经济报》“澳元前景看好”中指出??2003年澳元兑美元将升值30%(2003年澳元升值33%)。而2005年今天,小布什预算赤字为5000亿美元,高于2004年。故美国经常帐户赤字将进一步创历史记录,现在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为2.75%,核心通胀率过去一年以1倍的速度成长。预期今年底的美国利率在4%以下。根据国际开放式利率平价原则,中国为5%,日本为4%,欧洲为2%,这是什么概念?因为日元、人民币、欧元都有升值的预期,所以为弥补这种预期,美日利率差扩大4%以上?

市场分析:中国房价 美元政策与第二次亚洲危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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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4月22日 16:50 新浪财经

  格老、亚洲央行与现代版皇帝新装

  这个问题笔者谈了几年了。亚洲地区最大的黑色幽默就是??格老在台上说漂亮不漂亮,台下亚洲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们齐和??漂亮。现在亚洲地区外汇储备2.4万亿美元,80%是美元资产。这无非是让格老抛硬币,正面赚5000美元,反面赚3000美元。所以,美元兑日元,1995年为80,1998年为147,1999年为100,2002年为135,2005年为100。在10年时间里,美元





兑日元超过35%以上的波动达4次。这就必然导致日本出口企业有4次扩产与缩产的决定。所以,日本的财赤高达GDP200%。这跟一个肝癌患者有什么区别。中国与美元是固定汇率。美元指数1995年为80,2001年为120,2005年为85。那么中国经济只能是从通胀到通缩,再转入通胀。2001年7月6日,笔者在《经济预测?内部报告版周刊》“经济发展不能容忍隐患”中已指出。同时指出外汇储备‘至少应把黄金比重定在60%以上’来对抗美元贬值。亚洲央行必须有风险建立意识,即格老抛硬币,正面赚5000美元,反面赔3000美元。如果中国从2001年黄金价格260美元/盎司,吸纳20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成本不超过330美元/盎司。今天的赢余将是600亿美元。今天美国国会推出“汇率报复案”必定导致美元新一轮贬值浪潮。那么美国政客是让中国黄金赢余暴涨,还是中国房价暴?

  格老与地摊生意

  现在中国商家常会出钱找些“托儿”帮做生意。格老做地摊生意也必须靠“托儿”帮忙。那先看看日本“托儿”的表现。1990年美国向日本推销凯恩斯主义,同时指出日本需要紧缩货币使股价与地价合理,保持经济健康成长。日本经济学家与机构也纷纷发表各类报告,指出日本需要扩大公共投资,扩展内需。在这种舆论的一片欢呼声中,被誉为“反价格斗士”的日本银行新总裁三重野康上任。日本政府也完成了10年内430万亿日元公共投资预算。1990年日本股价与地价纷纷坠落。15年过去了,日本财赤也上升至700万亿日元。至今日本经济还未获重生。日本经济学家只能说这是??凯恩斯政策的极限。让笔者震惊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已经被美国两位货币主义学者弗里德曼与卢卡斯宣布已经死亡的凯恩斯政策竟能被成功推销进日本,并且弗里德曼还精确预见了频繁扩张的凯恩斯政策造成的70年代大通胀。再看看中国的经济情况,1998年格老盛赞中国公共投资的做法。2001年笔者指出,中国高投入,高消耗将遭遇前苏联与东盟地区一样的问题。今天中国有2000多家钢厂。大核心、大专业垄断的钢厂无法形成。为此还必须付出大量的宝贵耕地。低端贸易赢余的扩张使市场无法支付房价的未来预期。格老地摊生意的运转,很重要

  2006年美日利率差扩大,第二次危机笼罩亚洲

  现在美国经常帐户赤字每月600亿美元,资本注入每月800亿美元。美国的中性利率为4%。现在美国的政策是中性货币+松财政。而美国核心通胀率的上升,将使美联储利率在5%以上。即明年年中美国政策是紧货币+松财政组合。这会导致美国经常帐户赤字进一步恶化。这是因为美国紧货币会导致其他地区对美国商品需求减少。所以,为弥补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明年下半年美国名义和实际利率将大幅上升,美日两国长期利率差也将扩展至7%以上,在外汇市场上美元也将急剧升值。这些格老与小布什明白吗?所以,今年下半年美元政策必定要推高中国房价,“汇率报复案”也将在10月份展开。这也就可以解答1998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头号美国贸易赢余国家。8年过去了,美国经常帐户赤字跃升至7%。中美之间的金融战役早开始了,只是今天美国掌握了所有的战略主动权,最后的决战也自然在今年开始。

  如果明年美国流入资本无法弥补美国经常帐户赤字,美国经济只能骤然下滑,美元的国际地位也将彻底丧失。所以,美联储今年必定渐进升息压制中国利率,同时,美国议员们必定用“汇率报复案”扩大美中利率差,制造美元贬值使大量短期资本流入中国市场来推高中国房价、债市与CPI。明年则用利率的大幅上升以及日元的大幅贬值来引暴中国的房价,引暴中国银行体系,造成亚洲第二次危机,来解决自身巨额资金需求。

  只要明年日本与中国资金大规模流入美国市场,那么明年美国市场的春天又将重现。这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每个国人想必自会分析。几年来笔者不停谈论中美之间必定有一场金融之战。而其残酷程度中国人将无法想象。放眼中国周围金融危机患者??前苏联地区、日本、东南亚地区、美国后院拉美地区,今天这些未病愈的或病愈的,哪一个不是今天自由世界资本的奴仆。

  作者:刘军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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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24, 2005

時代雜誌 票選50酷網

via chinatimes

這五十個超酷網站名稱如下:

藝術娛樂:1 Aardman Animations

2 The Complete Review 3 Opus 1 Classical

4 New York Public Library’s DigitalGallery

5 The Museum of Online Museums

6 Orisinal 7 McSweeney’s Internet Tendency

8 Ze’s Page 9 Podcast Bunker

10 Mercora

11 TV.com

部落格:

1 Overheard in New York 2 Jalopnik, Autoblog

3 Go Fug Yourself 4 PostSecret 5 MoCo Loco

6 Bayraider 7 Allen’s Blog

8 Chocolate and Zucchini

9 Boing Boing 10 Anonymous Lawyer

11 Dooce 12 Chromasia 13 SportsBlogsNation

14 Lifehacker 15 Gridskipper

生活、健康與休閒:

1 Flavorpill 2 Cancer Nutrition Info

3 Flickr 4 ZooZoom

5 Food 411 6 CNET Digital Home DIY

7 The Living to 100 Life Expectancy Calculator

8 Dogster 9 I-Neighbors

新聞資訊:

1 Blinkx.tv 2 Identity Theft ResourceCenter

3 Answers.com 4 OhMyNews International

5 Indeed, SimplyHired, Workzoo

6 Findlaw 7 Public Agenda

8 Clusty

購物:

1 Sidestep.com 2 Craigslist

3 Shopzilla 4 Woot!

5 Archie McPhee 6 Zappos.com

7 Complai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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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has to fight with charted bussinessman,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even the national department of construction. Is he right?

Many people don't believe in governmental interference in business at all. For them, market will solve everything by itself. However they always tend to neglect the price that a society is going to pay, especially for a under developed "free market" at the transition. "Real estate turbo-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sucked up the wallet of working class and led to an apparent insufficient domestic demand" one random commentator says on sina.



央行行长周小川向房地产开炮 与地产商战三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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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6月24日 00:23 中华工商时报

  □本报记者 傅春荣

  当过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对于股票市场恶意操纵的认识应该比谁都深,想当初,本着“在其位谋其政”的周小川大刀阔斧、不顾股市里众多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和阻挠,将中国股市的泡沫一点点挤了出去。







  有人说,利用市场化的手段调控经济是“海归派”学者周小川的情结。也有人“披露”,在新一届政府官员中,周小川是惟一一位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的部级以上官员。随之就有人得出“如此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以及坚定、执著、洒脱的个性,注定了周小川在中国经济领域里的激情演出。”

  可以说,周小川是一个热衷于“挤泡沫”的人,以前是股市,现在是楼市。

  向房地产开炮第一人

  据统计,1998年至2002年,我国个人住房贷款年均增长近113%,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筑施工企业贷款年均增长超过25%,这种速度世界少有。2003年,房地产业继续延续这种势头,1-4月房地产贷款余额已超过1.8万亿元,占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高达17.6%。

  这让刚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极为不安。如何发挥货币政策的工具作用,改善因为金融资源的误配而造成的银行系统大量不良资产、尽量避免房地产业的高贷款给银行系统带来的风险就成了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2003年6月13日,央行下达了被称为121号文件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提高房地产贷款门槛,为炮轰房地产业泡沫进行预热。金融业人士认为该《通知》“招招到位,无疑可促使房地产业运作规范和抑制虚热倾向。”也有经济学家称周小川单兵独进,为后来的宏观调控作探子。

  据香港出版的《信报》2003年7月29日报道,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内部“三个代表”学习班上指出从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长到出现通胀,至少有半年的时滞,而这种压力转移到资产,如房地产、股票及其他投资价格上,形成资产泡沫,其时滞可能更长,危害也更大。因此,中央银行要增强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对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打出“提前量”,而不是等到已经出现明显的通胀时才采取措施。25天以后的8月下旬,大家明白了,周小川的讲话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话中有话,这个话中话就是央行从9月21日起上调银行的准备金率。

  这是周小川第一次提出来房地产行业存在泡沫。他因此也成为向中国房地产业开炮的第一人。

  抑制房地产业的虚火,周小川这只是开了个头。

  2004年1月1日央行宣布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在较大程度上赋予商业银行确定贷款利率水平的自主权;接着央行又分别先后实行差别准备金制度;提高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并实行了9年来首次加息;央行的一系列措施被市场人士评价为“中国调控手段更加高明更加市场化”,作为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受到广泛好评。

  这期间,尤其是对于加息,观察家指出,居民手中的钱大量流向房地产消费,不但抬高了房价,扩大了房地产业的泡沫,而且对宏观调控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加息已势在必行。

  从此可以看出,外界对于加息的理由,大多都归在抑制房地产虚火上面,这与周小川的观点暗合。

  2005年,央行调整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提高房贷首付比例以及商业银行房贷利率,明确了进一步挤压房地产泡沫的目的。

  为什么是房地产?

  很多人一直疑问:周小川为什么要和房地产业对着干?

  如果说是因为房地产业关系着老百姓生活的安定和幸福,关系着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提早到来,这有点夸大其词。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周小川所处的位置、所受的压力。

  周小川再回央行,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不到五年时间,环境却大不相同。首先,央行作为货币政策的主管部门,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其次,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本身的难度更大了;再次,资本市场等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最后,中国已经入世一年了,金融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资金融机构调整到位之后可能会发起新一轮攻势,中国金融业面临新考验,而货币政策则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周小川有过多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历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资历,但不管任何职,周小川的经济学家的本色却始终一览无余。他的讲话富有理性色彩和专业水准,并且,周小川的英语很好,正因为如此,他能很好地学习国外的东西。

  因此,良好的专业性和广博的见识让作为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开始注意到了虚火旺盛的中国房地产市场逐步带给银行业的巨大风险。

  众所周知,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改革,房地产逐渐发展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咽喉行业,其高额的利润吸引了无数开发商进入,但承担进入风险的主要机构还是各商业银行。

  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告诉记者,除了贷款给开发商以外,很多购房者中,炒房的不在少数,他们不光是用贷款买房,更用贷款买来的房再抵押贷款再买房,这正是银行的风险所在。

  根据央行最新发布的2004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04年末,购房贷款余额为1.6万亿元,增长35.15%,增速下降7.7个百分点。这1.6万亿元个人住房贷款已成为“胁持银行的新问题。

  虽然国内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尚在争论中,但周小川明显已经感到了紧张:如果当地房地产泡沫破灭,房价势必大幅下跌,贷款买房者觉得亏了,很有可能不再还款,而银行拿到抵押的房产后又无法变现,最终只能成为银行坏账。

  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就像易宪容博士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危言耸听”的论断,那就是中国的房地产业正挟持着整个中国经济。尽管建设部对此论断大肆批驳,但这不得不让央行行长周小川焦虑万分。

  在以前的同事和下属眼里,周小川是非常具有亲和力、温文尔雅、很有风度的,他另外一个公认的工作作风是很愿意听取不同意见。但房地产带给银行业以及中国经济的风险如果只是停留在争论双方的嘴上,周小川也许还不会下如此大的决心挤压房地产的泡沫,然而,随着由审计部门曝光的中行北京分行“森豪公寓”6亿骗贷案、上海工行7141万违规个贷案等一系列巨额骗贷事件浮出水面,让周小川的担心变成现实,中国的房地产在他眼里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

  周小川在和谁博弈

  众所周知,房地产在中国是难得的几个暴利行业之一,所以,各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之争就显得格外的激烈。

  著名财经评论家水皮在中华工商时报上发表的《资本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一文,生动地勾勒出有关房地产的博弈。

  周小川抛出121号文件之后,遭到了房地产商们的种种几近恶毒的反攻,那时的周小川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修炼到家。而房地产商们开座谈会、见记者、上网,他们天生就是演员,狠狠地抓住了话语权。周小川手下的一员战将、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的戴根有勉强上去招呼了几下,全不是对手。

  终于,国务院出台了18号文件,肯定推进房地产的健康稳定的发展。之后,因为同样的理由,建设部研究中心出台了针对房地产市场泡沫论的反击报告。

  这可以看作是周小川受到的第一次挑战,其对象表面上看似乎是建设部,实际上还是背后操纵的房地产商们。

  在第一回合中,似乎是周小川输了。2004年2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北京召开春节之后的第一个电视电话会议,代表国务院宣布对钢铁、电解铝、水泥进行宏观调控,拉开宏观调控的大幕。这中间,周小川紧盯不放的房地产轻而易举的躲了过去。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进入2004年,房地产业增长的势头不仅没有减缓,而且呈飚升的态势,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34.9%,大大高于2003年21.9%的全年水平。

  尽管如此,个性自我、坚定的周小川一点都没有认输的意思。2004年2月8日,中国银监会宣布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汽车等行业的信贷资金实施专项检查。周小川执著的将对房地产的警报一直拉响。

  3月24日,央行宣布从4月25日起,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同时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

  4月12日,在上一次调高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还未实行之时,央行第三次出手,宣布从4月25日起,再次调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时,距离上年第一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不过半年多。

  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倒向周小川一边。

  4月2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其中,钢铁业资本金比例由原来的25%提高到40%,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由原来的20%提高到35%。

  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统一思想,控制经济过热。当天,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发出警告,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不要和央行博弈,不要因为央行现在出手比较温和,就想趁机干一把,这样只会造成更严厉的措施出台。

  吴晓灵的话音刚落,暴风雨就突然来临,中央亮出了“杀手锏”。4月28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整顿土地市场治理工作,责成江苏省和金融监管部门对铁本项目涉及的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4月29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花半年左右时间集中整顿土地市场。

  4月30日,央行、国家发改委、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控制信贷规模,降低风险。

  第二回合还没结束,周小川似乎已经成为明显的赢家。但是,真正的胜利标志还在于2004年10月份的完美加息。

  对于利率的变动,周小川的态度实际上一直不明朗。从6月底到9月底,在是否要加息的辩论之中,周小川的态度悬而未决,甚至2004年10月1日,他在华盛顿明确表示目前中国尚无加息计划。但就在第三季度数据出来之后,转折突然出现了。此前有央行官员打招呼,即使要加息,也会选择一个市场不太注意的时候。这句话得到了验证。10月28日,央行突然在下午六点过后宣布加息。

  此次加息带给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作用,一是加大了房屋投资者的负担,控制市场中不健康的泡沫需求,二是利用金融杠杆减少商业银行在个人住房贷款方面与日俱增的风险。

  但如果就此以为房地产业的泡沫会逐渐消失,那就大错特错。加息周期的到来标志着第三回合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2005年的房价远比人们想象的“蹦高”功夫大得太多。以上海为例,2005年春节过后,上海的房子普遍在原来单价的基础上内环边涨了2000-3000块,在外环以内以很难见到8000元以下的房子。原来疯传的“内环3万,中环2万,外环1万看来不是空穴来风,而且还可能提前实现。

  此种状况给周小川带来了再一次的挑战。2005年3月,央行宣布提高房贷首付比例以及贷款利率,这两招对炒房者所产生的作用,已不再像首次加息那样仅停留在心理预期上了,而更多地开始从实质上压缩炒房者的投资回报率,从而抑制市场中过度炒房的行为。

  中央政府终于也坐不住了。2005年4月24日,还是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上海召开全国房地产形势座谈会,明确指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是今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和房价波动的监测,从实际出发制定和落实调控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同样是曾培炎召集的会议,话题同样是宏观调控,不同的是2004年的会在北京召开,而2005年的会议则在上海召开;2004年的会议绕开了房地产,2005年不但没有绕开房地产,而且把重点明确为房地产。

  第三回合的博弈,因为有了政府的干预而让周小川略胜一筹,但他紧接着必须面对的,是如何进一步在不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下,稳固地推进对于房地产贷款的风险控制,虽然未来的发展“一切不可预知”,但相信热衷于“挤泡沫”的周小川仍然会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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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封盛宣懷 釣魚台國有 光緒聖旨為證

via Chinatimes

釣魚台列島歸屬的國際問題,有一張私人產權的歷史文件,證明釣魚台應為中華民國所有;民國五十八年參與保釣運動的新竹高中退休老師黃祖蔭,廿三日找出清代光緒皇帝將土地贈封大臣的聖旨影本,述說來龍去脈。

黃祖蔭說,當年他在臺北曾引導部分華僑參與街頭抗議,從此不斷關心與蒐集各種珍貴資料,留存至今,這些背景資料大多已被遺忘。


他說,清代大臣盛宣懷因經營藥業,某次慈禧太后病中服用他的藥而痊癒,問起藥材來源,得知來自臺灣的釣魚台島上,慈禧與光緒帝因此於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頒旨將該島贈封給他。換句話說,盛宣懷家族登陸釣魚台採藥,應早於一八九三年。

盛宣懷孫女盛毓真,生於一九一七年,十九歲大學畢業後任中學校長,嫁北京某高級警官,又因當年徐淑希大使收為義女,改名「徐逸」。民國卅五年當選北京市參議員,被推舉為北京婦女界代表。

卅六年徐逸來臺,寫信通知父親盛恩頤,盛恩頤回信時,也將聖旨和釣魚台地理圖寄來,要徐逸隨時就近去看。盛恩頤並撰寫地理圖說,說明盛家與釣魚台的關係背景,雖未積極管理,卻提到釣魚台是北臺灣漁民往來棲息之地,且相關檔案已悉數捐上海交大,即盛宣懷手創的南洋公學。

後來,徐逸任國大代表,轉而赴美定居。保釣事件後回國,接受中外雜誌訪問報導,出版「釣魚台面面觀─世界最大油田之爭」,內容敘述釣魚台與盛家的關係。各種刊物報導極多,香港也有書籍專門介紹。黃祖蔭印象中當年有消息指出,徐逸已將那一份聖旨捐給內政部。

黃祖蔭說,還有一份文件值得注意。當年保釣風波中,徐逸曾進入美國參議院作證發言,提出祖父受皇帝贈封土地的文件,獲美國參議院認同,列入美國第九十二屆國會第一次會議記錄,錄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九日出版的第一一七卷一六九期國會記錄一七九六九頁。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和國務院據國會記錄,認可徐逸女士對釣魚台的所有權,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由法律顧問Robert Morris致徐女士函為證。

黃祖蔭說,手中還有民國五十九年基隆龍門工程公司在釣魚台開闢港口的新聞圖片,島上有兩座工寮、一座媽祖廟,也有臺灣人登陸釣魚台島拍攝的照片,島上更有青天白日國旗,與「蔣總統萬歲」標語。現在國旗和地上物都被日本人破壞,標語也被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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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une 23, 2005

Almost 1 year has passed since Yang XiaoKai Left us

张永生:怀念小凯


  7月7日一早,我在北京给小凯家里打电话。小娟告诉我,小凯在墨尔本时间7点49分病逝。虽然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但我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忍不住悲从中来,失声恸哭。从二十岁陷入十年牢狱之灾到去世,小凯一生历经坎坷,在短短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体系,成为蜚声世界的经济学大家。但是,他的生命也因此而耗尽。正值55岁的壮年,小凯生
命的音符戛然而止。作为一代学术宗师和思想家,小凯是我精神的导师。现在斯人已逝,无尽的伤痛顿然袭来。当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点燃蜡烛,用烛光和泪水,悼念小凯在天之灵。  

  一

  我和小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合作完成《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一书之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我们两人并未曾谋面,一直都只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往来。我对小凯最初的了解是通过读他的书。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大气磅礴,我一接触便为之着迷。于是,我给他发邮件谈我对他经济学思想的理解。当时他正在哈佛大学专心撰写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版《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两本教科书。他给我推荐阅读书目,还给我传来他自己的英文读书笔记。此后,我们开始通过电子邮件频繁地交流。我对经济学理解的加深,则主要是在读了他的书并得到他的指点后的事情。他站在经济学的高处,告诉我什么是最快的路。后来,我们开始合作完成那本书,其实主要是将他精深的思想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我在这本书中并无创造性的贡献。在他1999年底从哈佛大学到北京大学进行短期教学时,我们在北大校园第一次相见。此时该书的书稿已经完成。2001年,小凯、有光和鹤凌一起帮助我申请了莫纳什大学一个为期两年的博士后职位,我得以和他经常朝夕相处。

  2001年9月24日,小凯被确诊肺癌。而在此之前,小凯身体看不出半点异常。当时小凯下班后常同我打网球,然后我们在旁边的绿菌场上散步,同时一起讨论问题。我们的几篇论文,包括那篇后来在国内引起广泛争议的讨论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的论文,就主要是球场讨论的结果。从小凯打球的情况看,他的体力非常充沛。只是有一天,小凯回家后突感背部有一些疼痛,周末和家人游泳时疼痛加剧。在小娟的催促下,小凯到校医院去看医生。大夫拍片发现肺部有阴影,但不能确定是何种原因,建议找专家进一步检查。我们都开始担心。小凯安慰我们,说可能是肺结核,因为他小时候得过肺结核。但是,专家进一步检查的结果排除了肺结核。小凯的肺部有肿瘤,需要进行手术。小凯一开始对自己突患重症无法接受。有一天,小娟陪着小凯做检查,回家时从学校取了小凯的信件。我和小娟一起走向停车场,远远看见小凯一个人坐在车里,怔怔地望着天空,眼神充满了悲怆和无奈,看见我们后马上又恢复了常态。这一幕让我感到悲戚,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9月24日,小凯做了手术。肺部的肿瘤最终没有切除,因为医生看过后说切除会有危险,脖子上感染的一个淋巴结则被割掉。这样,手术后小凯的喉管里插着一根导管,发不出声音讲话。当时除了小娟,我和祉宁、定胜、邓欣等人亦轮流看护小凯。最开始我们不能确知小凯真正得了癌症。第一个晚上,我在小凯的病房通宵守护。小凯只能通过写字表达意思。晚上9点钟,小娟回家照顾孩子。小凯拿起笔给我写纸条,“永生,我的确有肺癌,即使喉头不是癌,医生也说要切除我的右肺。小娟不愿讲太多坏消息。”我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在此之前,我一直对小凯的病心存侥幸,希望不会是恶性肿瘤。由于是手术后的第一天,小凯痛得整夜不能入睡,而且还要不时地让护士用吸管抽走喉管里的积痰。护士每抽一次积痰,就会触动小凯喉管的伤口,他就会痛苦地抽动。我不忍心,每次就抓住小凯的手,希望能帮助他减轻痛苦。尽管他整夜都很难受,却仍不忘记写字关心我,“你可以到房间外面看看书,抽屉里有很多杂志”(英文)。那一个晚上我坐在椅子上整夜没有合眼。看着小凯的样子,我很难受。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小凯一生经历坎坷无数,十年牢狱之灾亦未能摧毁他的意志。正是靠着这种矢志不移的信念,小凯才终于成为一代学术宗师。这一次面对死亡,小凯仍然选择勇敢面对。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小凯的第一反应是要战胜它。而在他自己遭此厄运之际,心里却还想着我的研究,令我嗟叹。27号,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小凯写纸条告诉我,“癌已扩散到右肺以外胸中的淋巴结。鹤凌和有光会帮你安排第二年的研究。出中文书的事我就都交给你了。”他通过写纸条问护士,“我不能吃东西,怎么存活?”(英文)。又写道,“请告祉宁,想办法颐拦哉饫喟┲⒂惺匝樾砸┪锘蛄品ǖ囊缴蛲贰薄;谷梦颐俏省爸泄欠裼幸皆涸敢庵瘟疲蛭闹抟缴衔质跷O铡薄Kü庵痔厥庑问酵摇敖惶浮钡囊淮蟮教酰恢北晃艺洳亍P】簧嘣侄嗄眩坑瞿婢吃虿磺衷谑乱嫡缛罩刑欤床幌肴敬酥刂ⅰ?/P>

  小凯得病后,大家都说,他是由于劳累过度。从1984年赴美国求学到1993年标志着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完整体系形成的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出版,小凯只用了短短9年的时间。小凯在这9年时间里取得的成就,对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毕其一生也求而不得。小凯就一直这样在拼命。这种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也过早地耗尽了他的生命。小娟告诉我,小凯从来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工作。从哈佛回来以后,家人和周围的朋友都劝说小凯不能再象以前一样拼命。小凯在哈佛完成的英文版《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给经济学界带来的影响可以用震惊来形容。因为在此之前,很多经济学家还只是零星地看过小凯的文章,对小凯的学术贡献还没有全面的了解,而当他建立的学术体系完整地以教科书的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敢再漠视小凯的贡献。也许是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小凯觉得可以稍事喘息,于是开始注意做一些体育锻炼,象打球、游泳和玩帆船之类。除了劳累过度以外,小凯此番得病,想必同他早期的牢狱生涯大有关系。十八、九岁的年纪应该正是身体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但小凯在监狱里连吃饱饭都成问题,更不用说还要参加繁重的体力活。 

  二

  小凯从一生病就坚定要战胜癌症,奇迹后来的确在他身上发生了。在刚开始确诊为晚期癌症时,医生断定小凯只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小凯的身体在出院后却不断地康复,以致于小凯后来见到手术医生时,医生看到他仍然活着感到非常惊奇。而我们,则一直对小凯的完全康复抱有希望。尽管我们不懂医学,但知道很多事情医学还不能解释,知道很多人得了癌症又继续活很多年的例子。小凯是一个具有超凡意志的人,一生都在不断地创造奇迹。我们相信他这次也不例外。

  在得了癌症以后,小凯希望大家将他当作正常人而不是病人看待。所以,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一般不谈他的病。只是在他每次到医院检查后,我们才问一下结果。而如果有好消息,小凯和小娟就会主动地打电话告诉我们。小凯得病后还坚持每周给学生上8节课的《数理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只是在第二年,学校给他特别安排了一年的休假,小凯才得以摆脱繁重的教学任务。除了上课外,就我所知,他在得病期间干的工作不亚于一个正常人:筹建“莫纳什大学递增报酬与经济组织研究中心”;组织编辑和撰写英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系列丛书;赴美国参加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坎南为他举办的超边际分析研讨会,并作主题讲座;分别到复旦大学和湖南大学参加超边际分析的学术会议并作主题讲座;在莫纳什组织一次国际会议,并作主题演讲;父亲病危和病逝时在一月之内两次回中国(小凯父亲至死不知道小凯已身患绝症。小凯比他父亲仅晚1年离世。他父亲寿高近90);接待哈佛大学马斯金教授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本·奈(Ben-Ner)教授访问莫纳什;接待朱学勤教授、王则珂教授、张军教授等人访问莫纳什;每天处理大量电子邮件;按原计划辅导几位博士生。此外,小凯这两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在系里也居前列。这些工作,对于一个健康人尚且不易。2003年下半年,小凯还坚持要应邀到台湾大学访问数月,因身体不适终于被小娟阻止。他给我解释过他坚持到台湾大学去的原因之一是,他去可以给他在台湾的弟子刘孟奇等人创造在台湾大学讲授超边际分析的机会,而这对孟奇的事业有好处。

  小凯手术出院后,战胜癌症的信念非常坚定。他开始改变生活方式。每天早晚自己开车到附近的森林公园里散步,中午也休息一小时。墨尔本环境优美,到处是森林和海岸。这种环境对于小凯的康复很有好处。他在森林和海岸边散步,其实是快步行走。他凭借顽强的毅力每次快步走1个多小时,一早一晚要花2到3小时。这样,在森林和海岸边走路的时间,就成了小凯工作和讨论问题的时间。我们只要有时间,或者有问题要同他讨论,就陪他去走路。在他生病期间,朱学勤、王则柯、张军等人访问莫纳什时,我们都是这样在森林里边走边谈。从他走路的样子和发表见解时的滔滔不绝看,完全不象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凯、学勤先生和我们在Jells公园一边走路一边讨论,谈大西洋贸易为何对西班牙和英国产生不同的影响,谈新教与天主教对宪政制度的影响,谈光荣革命与英国的宪政制度,以及欧洲的多样化与文明的发展。学勤先生还给小凯拍了一些录相,说是太太也惦记着小凯的病,在录相里看到小凯就会放心。

  除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外,小凯还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医生一直给他用最好的化疗药物,他同时还相信从中国带去的中药。这样,他的身体一直恢复得不错。特别是,他2002年在上海做了一个手术,医生通过注射零下100多度液态亚氦的方法来将他右肺的大肿瘤冻死。这是一种物理疗法,不象常规手术那样有危险。手术的效果非常好,右肺的肿瘤基本上被成功地抑制,并且逐渐变小,胸腔的积水也逐渐消失,化验的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我们都相信奇迹已经发生。这对小凯是莫大的鼓舞。他对自己完全康复越来越有信心。小凯在得癌症的第二年过54岁生日,我们按照广振的提议,给他送了一张1岁的生日贺卡,表示他身患绝症又重获新生。小凯那天很高兴。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由于病灶不断缩小,胸腔的积水也全被吸收,小凯对自己完全康复充满了信心。有一次,他召集鹤凌、广振和我在他办公室讨论。他计划我们今后要做的很多事情,而在谈到这些很远的计划时,他都无一例外地将自己要在其中做什么做了安排,完全不担心他的生命还是否能坚持走到那一天。在谈到他个人今后事业的发展时,他说现在斯坦福大学、哥仑比亚大学和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都有意向他发出邀请,待自己完全康复后,他很可能会认真考虑接受美国的职位,因为美国毕竟是经济学最重要的阵地,他的经济学需要在那里传播和推广。我们看到他对自己的身体完全康复如此自信都很欣慰。现在小凯走了,我想起当天的情形和他说过的话,心里十分难受。他最终还是没有如愿地完全康复。

  小凯最开始不能接受他得病的事实,觉得命运对他非常不公。慢慢地,尤其是在他皈依基督后,他不再这么认为。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人的力量和智慧实在太渺小。人还无法理解死亡。上帝安排他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是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我们人类的智慧还无法理解。小凯说,只要信上帝,就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所以,小凯对死亡的问题后来变得非常超脱。他对我说,人总是不能逃脱死亡。50年、70年抑或100年对人的生命来说长短悬殊,但在历史的长河里或上帝的眼中都只是一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也许明天就会死去,但他很欣慰他生命中的情节非常精彩。是的,人类社会生生不息,被人记住的人,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活在地球上时间的长短。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  

  三

  小凯有半生在海外飘泊,在国内二十岁时就因一篇热血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而陷入十年牢狱之灾,之后又历经坎坷,然而他对中国这片生养他的土地的赤子之情,却片刻不曾懈怠。我们每次谈话,他差不多总要谈到中国,流露出对大陆的人民和大陆一草一木的眷恋之情。而他对中国问题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则来自于他对中国体制弊端的切肤之痛。小凯生于“高干”家庭,是中国革命早期的受益者,曾经对中国要建立的理想制度充满礼赞,憧憬着中国能因此走向民主与富强。但后来的“文革”风暴和政治运动,却让他从天堂跌落到地狱。这种命运的大起大落,为他创造了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难得机遇和独特视角。他对中国问题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正是来源于他在这种切肤之痛后的深省。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则难以理解他思想的深邃。小凯说,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更多地倡导科学和民主,却忽略了自由与共和,而建立起宪政规则和政府可信的承诺机制,限制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和给予人民最大的自由,才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

  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巨变。人们对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充满了期待。但是,中国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由于深层体制弊端引发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尽管市场力量已渗透到中国经济的各个角落,但传统计划体制的力量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很多方面仍然顽固地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因权力缺乏制衡而导致的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对此,小凯充满了焦虑。他认为很多问题的根源都在宪政规则,都在于人们失去信仰后心中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他引用诺斯的话说,决定经济绩效的是制度,制度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东亚国家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在简单地模仿西方的技术和经济制度,而忽略这些国家经济制度背后的宪政规则。这种忽略会带来短期的成功,但却带来长期的失败,因为简单复制的技术和经济制度不具有创新能力。他提醒中国要警惕步入南美“坏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在他堪称传世佳作的《百年中国经济史》中,他仔细地梳理了中国宪政发展的历史脉络。他希望他的宪政思想能帮助中国走向富强,给中国人民带来永久的福祉。

  小凯病危之际仍在关注中国的宪政问题。2003年9月,他告诉我他的身体开始恶化,已经无力修改我们合作的一篇英文论文,并交待我处理他在中国著作的出版事宜。我从中国给他打电话,那时他已经很难下床行走,讲话十分吃力。他用虚弱的声音告诉我,说他现在讲话很困难,但是想听我给他讲国内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宪政问题。他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渴望。他此前曾专门向我要过吴敬琏先生的电话,要同他讨论宪政问题。我告诉他一周前我陪吴先生见几位日本经济学家时,曾同吴先生谈起他的宪政思想。小凯听后忍不住要说话,但又发不出声音。我心里难受,叮嘱他不要讲话,也不要再多谈这些问题,身体的恢复最为要紧。他用力挤出一些笑,告诉我不要担心,他已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托付给上帝,所以他现在心里很平静。小凯对中国宪政问题至死不渝的关注,完全出于爱中国的心。

  由于小凯讲话很困难,我之后没有与他直接通过电话,只是间或给小娟去电,或向鹤凌了解小凯的病情。得到的消息是,小凯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但是,他仍然还要坚持每天工作一段时间。2004年1月13日,小凯给我发邮件,说他在网上看了何新关于重商主义的文章,很不同意,但已无力提笔,嘱我参考他在《发展经济学》和《百年中国经济史》中的有关内容写一篇文章,澄清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专制主义对于政府无限制的经济权力问题上的区别,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或我自己的名义发表。我立即给他回信,说要做这件事情。更为高兴的是,看到他写信和我谈工作,我判断他的身体略有好转。但是,他对他的身体状况却未置可否。实际上,他的情况一直在持续地变坏。但在他身体最糟糕的时候,他还在想着中国未来的出路。他对中国的爱发自内心。他将他的一本演讲录冠以《中国情与自由梦》的名字,正是他对中国一片赤子之情的真实写照。今天的中国,需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问题,需要用大智慧来寻找光明。中国,你要为你的土地养育了小凯这样的优秀儿女而自豪。  

  四

  小凯的心中,有大爱。他有一次很认真地对我说,他要重写反映他十年牢狱生涯的《牛鬼蛇神录》(英文名为The Captive Spirits, 《囚禁的灵魂》)。因为他在那部书里,不自觉地充满了恨。他认为这不好。上帝让他宽恕、谅解并爱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曾善待他的人。耶稣说,“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说,“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只有当爱象细雨一样滋润人的心田时,一切的仇恨才能化解。所以,当他面对不公时,首先是忍受;面对不同观点的人时,他首先是爱他们的。社会的和解与进步,正需要这种宽恕和大爱。

  他经常和我讲起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新约》强调平等,每个人都能与上帝对话;而《旧约》则不同,人只有通过牧师才能与上帝交通。中国人喜欢将人分三六九等,上层社会的人看不起底层的百姓,这同中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关系,从后者中可以找到《旧约》的影子。有一次他在国内做报告,主持人出于奉迎介绍他的高干家庭的背景,这让他心里生出反感。在小凯的心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尤其是在国外呆得越久,就越发对此感触良多。在澳洲,一个保安很少会在面对一个教授或官员时感到低人一等。这种人格的平等,中国还差得太远。

  他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强调爱。他对中国底层的百姓,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充满了深深的同情。他说,城里人要爱那些在城里做事的民工,不要因为他们蓬头垢面和没有文化就鄙视他们。他写文章呼吁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来加快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三农”问题。他出于爱中国农民的心,并用一个经济学家的知识告诉人们,很多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观点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并且恰好是导致农民和农村贫困的根源。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才能真正得自由,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有大发展。他有一次从国内回到澳洲后,几次对我提起周其仁关于土地制度与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关系的观点很深刻。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物质上正快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人们逐渐摆脱贫困、超越小康。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吸引了全球淘金者的目光。世界主流媒体谈起中国,也开始更多地将中国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伴随着经济的进步,中国越来越变成一个巨大的名利场。人们自主或不自主地被卷入名利的旋涡,对金钱和权力的狂热和向往超越了信仰和爱。于是,一些人开始呼唤人文关怀,呼吁经济学家要讲道德。小凯的心中,正有中国需要的这种大爱。  

  五

  也许是命中注定,小凯一生难得有顺境,包括他开创的学派也是如此。小凯很多具有原创性的论文最初都寄给象《美国经济评论》(AER)和《政治经济期刊》(JPE)这类最顶尖的刊物,但他的这些对编辑而言新颖而陌生的论文的命运就象他个人的命运一样多舛。有时候,编辑不知将他的论文归于哪一类文献,有时候则将其交给他批评的理论的创立者和支持者进行评审。而有时候,匿名审稿人对他的论文有高度的评价,但编辑却毫无理由地干脆不予发表。主流经济学的势力过于强大,即使在看似公平的西方匿名审稿制度下,真正有原创性并对主流理论形成挑战的论文也难以有出头之日。对此,小凯深感无奈,但要在西方学术界立足,除了遵守既有的学术规则以外,别无捷径可循。所以,他对我谈起他尊重的张五常时,说他非常幸运,因为科斯等人了解他的思想,张五常的几篇最具原创性的重要论文都是科斯直接向他约稿,并没有经过现在这样严格的匿名审稿程序,而小凯自己则没有这种幸运。

  在很多时候,小凯的论文只得转投其他一流刊物。他跟我们说,他保留了他所有论文的匿名审稿报告,将来要将这些审稿报告结集出版。这些审稿报告,将是反映一个新学派如何艰难崛起的最好的历史文献。小凯有一次对我感叹,说超边际分析如果是由一位白皮肤的美国人或犹太人开创的体系的话,其在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由于华人在主流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社会的地位总体来看目前还比较低下,华人开创的经济学体系也就难以被那些有自我优越感的西方人完全接受。小凯是一个埋头研究的人,并不擅长推销自己的学术成果。在2003年2月莫纳什大学举办的超边际分析研讨会上,哈佛大学著名的马斯金教授前来参加。在会议的结束晚宴上,莫纳什大学校长为马斯金教授颁发杰出客座教授聘书。黄有光教授宣布中心成立和丛书出版事宜,在致辞时对小凯的学术成就大加赞扬。他用手指向天花板诙谐地说,小凯的智商在天上,但情商却在地上。作为晚宴主角的小凯,只是安静地坐在席位上不说多话。小凯的确不擅长推销自己,尽管他谈起他的学术可以口若悬河。他曾对我说,克鲁格曼在经济学上真正原创的东西并不突出,但他推销自己或包装别人学术成果的本领却绝对一流。小凯如果有这种推销自己的本领,则他的超边际分析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学术地位一定要远远高于今天。

  更不幸的是,在美国主流经济学界几位有影响力且本来能够助小凯一臂之力的人,都象小凯一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罗森(Rosen)自称是小凯忠实的拥趸,对小凯开创的经济学体系推崇有加。他为推广小凯的经济学理论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幸的是,罗森于200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位置上不幸离世,也属于英年早逝。而在更早之前,财务奇才布莱克(Fisher Black)也是独具慧眼,对小凯以超边际分析发展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高度评介,称小凯与有光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才华横溢”。但是,布莱克却在1995年英年早逝,也象小凯一样,享年仅有55岁。如果他再晚两年去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就会非他莫属,因为1997年诺贝尔奖颁发给了哈佛大学的默顿(Robert C. Merton)和斯坦福大学的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而他们的成就可以用一个精炼的公式来概括,那就是有名的Black-Scholes。这个Black,正是布莱克。布莱克是著名的Goldman & Sachs的合伙人,被人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小凯曾给我们讲过他和布莱克的一段轶事。1995年,布莱克专门给小凯来过一封信,说要赠一笔巨款来支持小凯从事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专业化与分工理论的研究。小凯觉得不能凭空接受布莱克的捐赠,于是去信婉拒。不久,传来布莱克教授去世的消息。小凯这才知道,布莱克教授临死之前希望用他的财富资助他认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研究。

  作为一个全新经济学体系的创始人,小凯自然成了很多人尤其是中国人心中最有可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华裔经济学家。梁晶昨天跟我说起,有一次她邀请小凯来讲座,给学生写好了讲座告示内容让他们去张贴,但学生却自行将小凯的头衔改成了“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确,小凯杰出的经济学贡献得到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等人的大力推崇。布坎南称小凯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匿名审稿人称其著作为“盖世杰作”。不论是否赞成小凯的学术观点,只要真正了解小凯学术贡献的人,都不会对小凯吝啬这些称誉。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也正在向世界极力推介小凯。布坎南有一次来信告诉小凯,又一位诺奖得主贝克尔也“上了我们的船”。尽管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件非常困难和不可预期的事情,但如果真有一天小凯获得诺贝尔奖,也决不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但是现在,小凯走了,带走了大家对于中国人获诺奖的希望。如果能用诺奖换回小凯的生命,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诺奖。我们只要小凯,因为小凯是唯一的。  

  六

  小凯的离去,让我精神上很孤独。小凯在的时候,我只要遇到问题,就会去向他请教。他不在身边,我就给他发邮件。小凯总是无一例外地能够给我满意的答案。小凯外表朴实,但思想却深邃。思想深邃而又为人谦和,则乃真正大师风范。他身边所有的人,都亲切地叫他小凯。我回大陆后,不能再象在澳洲那样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在他身体恶化后,通过邮件也很难再有交流。现在,小凯则彻底地走了。小凯曾将他大量的英文读书笔记给我阅读,我每每见到他在笔记上注上“nonsense”(胡说八道)时,就会觉得大快人心。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着历史的巨变,各种声音都交织在一起,而其中一些声音则是会让中国误入歧途的“nonsense”。小凯人已经走了,但一代思想巨擎的强音,却仍然会回荡在我们的上空,带领我们寻找真理和光明。

  小凯对于学生,不论是否认识,从来都是爱护有加。他将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公开。学生只要有疑问,都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对于学生来信求教的邮件,他尽量自己亲自回复。如果没有精力,有时候也转给我。今年3月的时候,小凯转给我一个学生的信件,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脱。我回复时没有告诉这位学生,小凯是在生命垂危之际惦记着解答他的问题。在中国,有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得到过小凯的指导。小凯不一定记得这些学生,但这些学生都会永远将小凯当作他们的导师。

  小凯生病后,我们一方面期待奇迹发生,一方面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小凯是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面旗帜,如果小凯发生万一,我们作为学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当是让他设法给学术界留下更多的思想遗产。所以,我对他讲,我们平时的谈话都很随意,现在我列下一些具体的题目,想同你作一些认真的谈话。这些谈话的内容要录音,将来可以出版,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思想。他欣然应允。这样,他生病后不久,我每周都同他有一次比较正式的录音谈话。谈话有时候是在他的寓所,有时候则是在森林或海边进行。他每次只能谈大约半小时,讲话太多,他的身体就有些承受不起。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几个月。这些题目谈完后,他的身体已恢复得相当不错。我们就觉得他真的会完全康复。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读小凯的著作。迄今为止,他在中国出版了《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经济学原理》、《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杨小凯经济文集》下周将会付梓,而其他相关文集和演讲录则在重新编订之中。除了这些中文作品外,小凯还同美国一家出版社签订了一个英文书籍的出版合同,在美国出版各种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支理论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这些英文著作的中文版本将会在中国同期出版。这些著作,将会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喜爱他作品的人受益。我在回国前,小凯还同我定下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大纲,而我由于回国后又前往欧洲访问数月,这本书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进行。  

  七

  小凯病逝之前的半年时间,是病魔对他身体摧残最大的时候。我由于去年5月离开澳洲而没有再见到小凯。鹤凌对我说,小凯最后已消瘦得不成样子。我给小娟去电,说我在中国,因为签证的原因,想去看小凯又不能。小娟说小凯这个样子也不太愿意见学生,他希望你们记住他以前的样子。这些话听起来让人心酸。

  小凯走了,留下太太小娟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小凯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娟和这三个孩子。小娟是一个坚强而乐观的人,一直与小凯患难与共。她在小凯出狱后到处受冷落的时候毅然地跟着小凯。几年后命运将她和1岁的孩子带到美国。在美国,为了生存和读书,他们过着非常动荡而艰难的日子。我和太太刚到澳洲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小娟和小凯就一点一点地给我们讲他们当初到美国的遭遇,讲他们如何克服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小凯给我们讲他当初如何揣着仅有的20美元跌跌撞撞地来到美国,如何深夜给素不相识的华人学生打电话求救。小娟讲她如何带着1岁的孩子为了生存而费尽周折。他们这一家人生活的稳定和压力的减缓,也只不过是在小凯1989年获得莫纳什的正式教职以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全家人不断地随着小凯奔波于美国、澳洲、欧洲、香港和台湾等地。这种奔波,有时候是小凯事业的需要,有时候则是为了生计。小娟是一个非常独立而令人钦佩的女性。小凯在几年前得到莫纳什大学的讲座教授前后,小娟才在小凯的劝说下放弃工作,全职在家照顾孩子。他们一家人,本来可以从此尽享天伦,但小凯却突然撒手人寰。妻子失去丈夫,少年失去父亲。这对他们家庭,无疑是巨大的悲伤。但是,生活总要继续。

  今年3月,在小凯病情恶化后,小凯和小娟抱着一线希望到美国参加加州大学医学院的一种新的试验治疗。但是,小凯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虽然试验治疗是免费的,但所有并发症的治疗和在美国的开支都要自己负担。于是,祉宁背着小凯向大家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大家都纷纷表示要捐款,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对小凯的帮助。但是,小凯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让我们立即停止这些活动,说他已经筹措了到美国治疗的费用,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为了不违背他的意志,我们只得停止了捐款活动。后来我私下问小凯的妹妹杨晖,到美国的医疗费究竟是如何解决的。杨晖告诉我,小凯向银行借了钱,计划用稿费一点点地还。而我知道,学术著作的稿费是很有限的。小凯的作为,见证了他的品质,让我们对他更生敬意。为了以防万一,黄有光教授等人还是在澳洲成立了一个基金,以备不时之需。我们计划,这个基金将来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小凯家人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二是将由小凯开创和他毕生钟爱的事业发扬光大。这个基金将支持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这一领域,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后继有人。

  7月14日下午2点,小凯的葬礼将在墨尔本Waverley路的Anglican教堂举行。Anglican教堂是我熟悉的教堂,高高的十字架矗立在天空。在那里,小凯和小娟曾一同受洗,皈依主耶稣。现在,小凯的灵魂就要从那里升起,扑向主耶稣的怀抱。我无法前往万里之隔的Anglican教堂去为小凯送别。我知道,上帝的荣耀,会充满他的国度!


(2004月7月13日匆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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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China-review.com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Monopoly, and the Sixteenth Congress
Yang Xiaokai Qu Zhining



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ians represented by Douglas C. North found that the marine trades of the Atlantic,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Black Sea in particular, the long distance transatlantic trade, beginning at 1500, was one of the key condition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which th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exerted important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especially, o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Adam Smith’s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could characterize the benefits brought by trade and related economic growth accurately.

Adam Smith explained that division of labor arises while specialization of production activities was promoted; an enhanced specialization created supply and demand; then trade emerged. Expans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means the market capacity expands; and a larger market would promote furth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specialization. Such harmonious cycle with division of labor and market trade interacting as both cause and effect, tha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ought in Adam Smith’s The Wealth of Nations, it was also the origi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Adam Smith saw. Economic society grows steadily out of the harmonious cycle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market expansion. The Atlantic trade of Western Europe ignited the said harmonious cycl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brought up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Yang Xiaokai’s new work,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Chinese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the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Publishers ) analyzed the process with a lot of models.

Although the Atlantic trade since 1500 had decis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urope. Many countries making profits on Atlantic trade in 16th to 19th centuries had Adam Smith’s doctrine to characterize the essence of their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with Atlantic trade in common, we saw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nd Holland, but not in Spain and Portugal. Why?

Recently, Simon Johnson and Daron Acemoglu of the MIT, and James Robins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tudied the problem painstakingly in their new paper,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together with a lot of empirical evidences. They saw the economic growth of Western Europe in 16th to 19th centuries as a paragraph in the theory of long run history of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if one could study the contribution of 16th to 19th centuries development of Atlantic trade i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reby probe into the framework of economic growth theory, perhaps it would be possible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further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hnson et al compared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England and Spain in Atlantic trade. They found not only Spain preceded England in carrying on Atlantic trade, but also that the former was more superior to the latter in many respects. In other words, objectively speaking, if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uld occur in England, it could also occur in Spain. They found that in general Spain was more superior to England in three following points.

First, Spain and Portugal preceded England in long distance navigation and exploration in the Atlantic, and mastered navigation technique and experience earlier. It could be said that Spain and Portugal were two predecessors in the whole Atlantic trade. They dominated and even monopolized the whole Atlantic trade in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Second, Spain and Portugal preceded England in oversea trade; they occupied South America, which was more richly endowed in natural resources than North America. They traded with better conditions of resources.

Third, Johnson et al cited the periphery theory of Marxism and Neo-Marxism that development of imperialism must based on exploitation of colonies. The more was the exploitation, the more powerful would be the exploiter. However, the strategy of colonial government in the case of England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Spain. The English colonies were autonomous regions. England allowed the colony to have its own parliament and autonomous rights of taxation. Only in the case of the motherland being in war, her parliament would pass a resolution to tax the colony for war spending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olony’s representative. England didn’t even tax her former colony, Hong Kong, on this regard. Therefo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n’t taxed Hong Kong after it was returned to the fatherland in 1997. On the other hand, Spanish colonies had no parliaments, and they had power of taxation. A lion’s share of the tax revenue was transferred to the motherland. Relatively to Spain and Portugal, England didn’t see the exploitation of colonies to meet the motherland’s needs as the goal of colonization. However, Spain and Portugal did exploit their colonies. In the light of Marxism and the periphery theory development of Spain and Portugal imperialism would stir up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m.

But history aroused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but not in Spain.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was the colony of England and Spain respectively. Now the United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is the superpower in the world, and most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are still developing, with unstable governments and uneasy economy.

In view of these historical contradictions Johnson et al suggested a series of theories of harmonious cycles, from Atlantic trade to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from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to long ru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fits produced in Atlantic trade stirred up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nations in the initial phase of Atlantic trade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later with Atlantic trade in vogue.

Johnson et al put forth three important hypotheses. First, Atlantic trade ha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ond, profits from Atlantic trade could catalyze institutional change. Third, the prerequisit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was 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royal despotism.

Johnson et al formulated a comprehensive argument based on the aforesaid three hypotheses: if opportunities of Atlantic trade could constitute harmonious cycle with innate institutional changes, benefits derived from Atlantic trade would arouse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nations at the initial period of Atlantic trade were closely related with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in the course.

They collected historical data to prove their viewpoints. They cited the extent of urbanization and per capita GNP as two proxy variables of the extent of division of labor under trade development. They gathered data on extent of urbanization in east, west and south Europe, from 15th to 20th centuries. Their empiric research found that cities conducting Atlantic trade developed very well, while those without Atlantic trade such as east and central European and Mediterranean city states, including Italian cities, had developed slowly.

In addition they developed the institution index to characterize three institutional features. First, the extent to which business activities were encroached upon by the royal house or other privileged groups in the nations or city states. Second, to what extent private property was protected. Third, to what extent people were free to do business in profitable trades. These indices could be used as proxy of transaction efficiency. They found that as Atlantic trade continued to prosper, the city-states engaging in Atlantic trade increased evidently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the limitation of power of the privileged, and the freedom of doing business. And those involving little in Atlantic trade saw few changes. Their regression analysis on empirical data prove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positive effects on extent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urbanization of Atlantic trade, which was negatively affected by the extent of autocracy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

Third, they found also limitation to royal autocracy was sterner in England and Holland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Atlantic trade than in Spain and Portugal.

The English parliament had many check and balance measures toward the royal house, while Spain and Portugal were autocratic kingdoms, the initial condition had evidently effects on institutional changes conducive to better transaction efficiency. That is to say, during the expansion of Atlantic trade, policies such as restraint of royal prerogatives,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n particular, protection of private land ownership), and business freedom were much bettered in England than in Spain.

After one had understood how Atlantic trade affected west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there emerged a new picture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ld one. It took England instead of Spain as its background.

New rich merchants appeared after England embarking on Atlantic trade. They conflicted with the royal house and the privileged in preserving their acquired wealth or struggling for more profits. As England had already comparatively liberal representa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 the parliamentary politics exerted positive influences on institutional reform. Thus there emerged a lot of new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For instance, the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royal budgets, prohibi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volving in profit-seeking firms, automatic registration of firms without approval of the government, free entry of foreign trade without special permission, i.e., the common people could make profits in Atlantic trade, and other institutions favorable to economic growth emerged accordingly.

The appearance of new institutions was preceded by the collapse of trade monopoly of Tudor Dynasty as a result of English Revolution. During the Restoration of James I, the political monopoly of Cromwell, the post-revolution chancellor of England, was brought down and the parliament was restored. James II intended to retrieve royal monopoly privileges of the king. However, the parliament invited the foreign king (William III whose wife was the princess of England with the right of succession to the English throne), from Holland, initiated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thus to avoid new political dictatorship to which a second revolution might lead, creating a republic with a fictitious king to restrain the king’s prerogatives, and overthrew the rule of James II with William’s forces, preventing the recovery of the king’s monopoly privileges.

The large quantity of evidences collected by Johnson et al shows that big trading companies connected with the royal household were decreasing, their size became also smaller, and people without connection with the royal houses and with no privileges had also made profits in Atlantic trade. In this process trade opportunities brought up new class of merchants with no connection with royal prerogatives, of whom some might be with wealth matching the nation’s treasury. These new rich men paid taxes as usual, they had representatives in the parliament voicing for them, and they could thus exert certain influences politically, exceeding the old privileged class both in numbers and influences. Moreover, the new rich members of the society are no longer a fixed class.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mobility in social ranks. Atlantic trade shattered the barrier of class ranks in England; the common people could share benefits from Atlantic trade, which were not monopolized by the state. Any one could be a success entrepreneur and join the upper class. The high mobility drove further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trade development, promoted what Adam Smith called the harmonious cycle of economic growth. The entire society became richer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occurred thus in England.

It was remarkable that among the new rich created by Atlantic trade many were entrepreneurs with landed properties. Their properties were protected, and then converted into money funds, which were sources of capital to be invested further in profitable undertakings. That is to say,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ncluding landed property didn’t make landowners an obstacle of economic growth, but converted them into an assistant thereof.

Atlantic trade in Spain produced different results from that in England. Spanish court monopolized Atlantic trade. Only the royal house, its chartered companies and ranks could involve in trade, none of common people could enter in it. In addition, Spanish court could tax the colonies; profits from Atlantic trade strengthened further the power and autocratic status of the sovereign. And the insurmountable rank system in society became more stony. At the same time the royal house spent trade profits in luxuries and flaunty wealth, benefits from Atlantic trade can’t be used wisely by the society, therefore there emerged insurmountable class ranks, social mobility became stiffened,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as widened, benefits from Atlantic trade couldn’t be shared by the commoners , there emerged no new class of merchants, no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society, it was impossible to see harmonious cycles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 industrial revolution wouldn’t occur in Spain.

In summary, the discovery of Johnson et al had the following implications. It told people to re-examine the process of West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grasp the key role of Atlantic trade in it and the initiation of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its induced economic growth. Second, it refuted Marx’s proposition that development of imperialism must build on exploitation. On the contrary, it was in those parliamentary countries wherein royal autocracy was restrained emerge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apitalism. Within them there was no royal prerogatives, no stiff privileged class, with versatile social mobility, protection of private initiative to do business. That is to say, th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 was reflected in openness or not of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the latter affected the existence or not insurmountable class ranks in society. Third, their findings were similar to that of North, Thomas,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economists. They found that institutions did play a key role in economic growth. Recently, Yang Xiaokai and Liao proved vigorously this guess with an infra-marginal model.

The above-talked story had a special relevance to the open-up and reform of Chinese economy. The open-up and reform of China opened Pacific trade similarly to the open-up of Atlantic trade. Most economic growth since 1978 has come from Pacific trade. Till now China has enjoyed a huge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 testified the proposition that China has derived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Pacific trade.

Unfortunately, the reform and open-up of China was based on the government’s monopoly and regulation of business activities. The restraint of business activities made the benefits from Pacific trade since reform and open-up not conducive to be shared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Bureaucratic enterprises and their connected private firms monopolize them. Although China has joined the WTO,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keep monopoly and regulation of business activities since reform and open-up. The government doesn't allow people to establish their enterprises, the founding of a firm must be subject to approval. The government monopolizes banking, insurance, communication, news media, automobile manufacture, and most foreign trades.

In fact, as long as the founding of new firms is subject to approval, the government can control business activities of all industries. As it is impossible to registrant automatically, you must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do business, bribe or even buy up government officials. It is because business and trade freedom are reg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one must rely on “relations”, “contacts” to succeed in business. There emerged a special rank with companies private in name, bureaucratic in essence. What were the gravest are the obstruction of social mobility, widening of disparity between the haves and have-nots, and the increasing probability of social unrest.

Last year, the 16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assed the resolution opening the party’s door to capitalists. Many bureaucratic merchants and chief executives of companies connected with the authority present in the congress. It was to institutionalize monopoly interests. It made China to resemble Spain in the 16th century, not Engl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ight unite more closely with the chartered businessmen. That is to say, Pacific trade might make China Spain-like.

Therefore, if one hopes Chinese economy to have a long livel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hief key among keys would be to break down monopoly of government in business and trade activities, to restrain intervention of government in trade, prohibition of parties’ involvement in profit seeking undertakings, to cutoff the channel between party and state treasuries, to liberalize competition among parties, to create equitable and rational institution of election, to permit parties to take turn, to establish political system with division of power and check and balance,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etc., that China would allow Pacific trade to promote harmonious cycle of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growth similar to England in 500 years ago, to create long time stability and order for China, in contrast to Spain with short time prosperity and eventual decline.

(The Translator: Wang Hong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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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mentum towards a civil society lost: the tragic evolution of Chinese white collar

Tragic evolution of Chinese middle class
  
由于处于社会结构的最中层,白领是最为温和的力量,也似乎正因为此,在政策设计者们对下层弱势群体关爱和同情,又对特权阶层和巨富人群鲜有约管的情况下,在仅仅出现20多年后的今天,白领不知不觉沦为一系列政策的受损者,他们在重负下前行,成为体力和脑力严重透支的人群。.....


In the middle of the society, white collar workers belong to the most moderate political force. It seems this very fact has made them newest victims of the governmental policy, especially when the policy maker pays much attention to the weak groups and is not capable of disciplining tycoons and privileged ruling class. Under the fierce competition and heavy pressure, white collar workers have lost their confidence. Some betrayed the main stream values of the class. While they are exploited by the privileged class and charted businessman, the government employees gradually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ese middle class. Ironically, the transition of the institution now seemingly relies on the new middle class: privileged government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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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ne 22, 2005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didn't result in strong domestic demand in China

In a globle supply chain, most of profit goes to oversea's investors. Domestic enterprises are getting weaker and weaker by days except few segments. The economic law enforcement, banking policy, taxation system and stock market do not work well. I am indeed worrying about China's economy right now because there is no domestic demand and because a nation as big as China can't count on international market forever.




经济怪现状相随 大学生就业怎么会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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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06/22 11:21 时代信报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有三大怪现象前后相随。

  第一怪是股市,通常人们喜欢称它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可中国股市却总是呈相反走向;另一怪是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中小企业,虽然融入市场经济多年,并没有随之变得强大;由于有了前面两怪,于是便诞生了第三怪:经济增长对大学生就业的推动作用竟在明显下降。







  国家统计局曾经有一个测算,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在大比例上升,2001年为115万,2002年为145万,2003年为212万,2004年为280万,2005年将为338万。

  通过这组数据,凸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自2000年以来,经济发展得越快,大学生就业的难度似乎反而越高。

  根据《重庆商报》6月17日的一篇报道称,截至5月初,重庆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仅为40%左右。而在人才市场上,今年大学生专场招聘会骤减。我市几大主流人才市场针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会只有2场,还不到去年的三分之一。

  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何没有带来与之相匹配的就业增长速度?

  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但笔者发现,如果将三个怪现象联系到一起来分析,也许就会豁然开朗。

  和就业有关的,主要有三个不同的市场:与劳动力需求有关的厂商市场,与劳动力供给者有关的劳动力市场,有效地连接上述两个市场的金融资本市场。正是这三个市场本身及互相联系机制的结构性出现问题,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不能相应带动就业的快速增长。

  其中的关键是连接纽带金融资本市场。

  毫无疑问,就业难的主要症结在于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而这个需求方主要是中小企业。国家发改委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竦募壑嫡脊谏苤档?5.6%,提供了我国75%以上的就业岗位。

  然而,中小企业和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几乎被割裂开来。中小企业要想从金融市场融资,那比大学生就业艰难得多。这样的局面不仅令中小企业融资难,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引导企业资本自由流动,使得企业之间的风险配置扭曲,最终大大抑制其发展,进而导致它们对劳动力需求的日渐不足,大学生就业日渐艰难。

  国有企业就不一样了。它们不仅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银行的贷款,而且是股市的主导力量。换句话说,我们的股市就是国有企业的股市,股市经济是国有企业的经济。但民营经济等多种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越来越重的比例,且呈现出极大活力。因此,股市当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迅速向上发展的走向,它们之间呈现反相关也在情理之中。

  虽然这样,金融市场还是在不断向国有企业倾斜。前不久央行对券商的再贷款,汇金公司对银河证券的注资重组,都足以证明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结合越发紧密。

  但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只会让就业难的症结变得愈加严重。有竞争力、需要资本的企业得不到钱,一些低效的国有企业(并非特指几家获得资金的券商)能得到金融资本市场的输血。股市因此一天比一天糟糕,中小企业整体上不能发展壮大,吸纳就业的最主要渠道得不到拓宽,三大怪现象于是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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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ne 21, 2005

Female Chinese bloggers have gone wild

Since 木子美 bombed the blog world in 2003 with her "boby language" (her famous blog on blogcn has been wiped out), 流氓燕 and 芙蓉 has gained their popularity gradually. I really get bored until 文紫青 arrived. She's recently started new blog with the idea of podcasting this month. Please check it out and listen to the love birds.

Update: A local Chinese TV station has held a competition similar to American Idol on FOX. Here are two funniest female competitors. Pity they are not bloggers.
菊花
红衣主教黄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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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ne 20, 2005

Why Chinese don't want to do business with Japanese?

Here is a case study by chinatimes
台日脫軌交鋒 高鐵多舛
黃如萍/調查採訪


隨著高鐵預定通車時程的迫近,「台灣高鐵」與「日本廠商」之戰卻愈演愈烈;據悉,日本廠商慣於先「低價搶標」再慢慢侵蝕其後的龐大維修市場,因此近日不斷放出不利高鐵通車訊息,欲逼高鐵在後續維修上讓步,台灣高鐵則因不想受制於人,使力抗爭;但因此事又礙於敏感的中、日關係,讓台灣高鐵,甚至我國政府都應付得左支右絀。

日低價搶標 再侵蝕維修市場


對於台灣政府及台灣高鐵公司而言,延後高鐵通車時程的社會壓力,攸關政府的執政能力及台灣的經濟發展實力,國內第一個最大的BOT案不容失敗;台灣高鐵公司五大原始股東,則承受了未來高鐵營運維修之龐大營運支出壓力,台灣高鐵公司透過系統的部分修改,極力擺脫日方的全盤移植。

熟悉內情的人士指出,日方習慣採取低價搶標,再慢慢侵蝕後面的龐大營運維修市場,以台灣高鐵為例,日本新幹線系統競標價格就比歐鐵少了近新台幣兩百億元。台灣高鐵公司結合部分歐鐵系統的做法,讓日商的營運維修市場受重挫。

由於日方的TSC與台灣高鐵公司簽有採購合約,對於台灣高鐵公司更改部分系統,TSC可以站在合約當事人提出意見。

然而,儘管不斷有不滿高鐵機電合約內容的問題傳出,但是TSC都選擇不對外表達意見,其餘原委耐人尋味。

反倒是與台灣高鐵公司沒有任何合約關係的日本JR東海,意見與動作不斷。

除了由其理事田中撰文公佈台灣高鐵公司與日本新幹線高鐵之間機電系統的差異外,並指出因為這些差異,負責訓練台灣高鐵司機員及營運人才的JR東海無法確保台灣高鐵未來營運安全,台灣高鐵被塑造成機電系統的變更可能造成未來營運的風險,降低高鐵的不安全性。

「骯髒做法」 讓高鐵波折不斷

對於日本政府而言,高鐵系統的第一個輸出經驗不能有絲毫差錯,JR東海的機電系統更改的安全風險危害之說,使得日本交通省也不得不出面,透過關係要求我政府出面協調。

結果,一向握有合約而不願妥協的台灣高鐵公司董事長殷琪,今年三月及五月間也被迫與交通部高鐵局長何煖軒前往日本與日本國土交通省、TSC、JR東海進行五方會談。據了解,殷琪相當的憤怒,兩次都曾一度拒絕赴日。

「台灣高鐵公司在收到台灣新幹線株式會社TSC信函的同時,媒體也同時收到相同的信,這意味著什麼呢?」

熟悉內情的人士指出,每一次台灣高鐵公司有什麼動作,有心人士就會透過媒體放話,從日昨爆發的列車工程費,乃至於司機員派至香港受訓、機電系統爭議等,高鐵工程進度落後的責任,已被逐步塑造成台灣高鐵公司資金籌措不利所致。

這種透過媒體報導,再依報導內容作為商業仲裁的責任判定證據,台灣高鐵公司與歐洲高鐵進行國際商業仲裁時也曾發生過。商場中稱為「dirty work」(骯髒的做法),目前已有法律事務所專門為廠商打這種官司。

以TSC昨日發函台灣高鐵公司的信函為例,信中確實表示將停止車廂及機電系統運台,不過,信中並沒有指積欠列車與機電系統工程款項的問題,僅在信的最後技巧性的指出,列車及機電系統交付時程若暫緩,未來延誤責任將需由台灣高鐵公司負責。

政治力介入 問題變得更複雜

之後,再透過爆料人士的話,推演出不存在信函中的積欠費用問題,形成台灣高鐵公司沒錢交付工程款項,導致高鐵通車可能延後的結論。

利用一封真實信函導引出預設的結果,台日高鐵爭議就如此不斷的上演中,對於可能的通車延後責任,各方正努力的撇清或減緩責任。

如果高鐵機電合約真如台灣高鐵公司所言,沒有涉及前總統李登輝的訪日同意權,僅是純粹的商業合約,何必動用雙方政府的力量折衝呢?因為政治力介入的高鐵機電系統採購合約,現在也因為政治力的介入,變得複雜難行。




ref:
错过“中国特快”的日本,中国对日本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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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left voices!

via pekingduck
New left voices!
Here is my comments about the new left movement:

Don't forget the economic basis of new lefter. In other words, you have to produce a strong middle class with a massive purchasing power instead of a class of tycoon with its only desire being investment and maximizing its own the profits!
Without proper distribution of the wealth, domestic demand will never catch up with the fast growing supply. China may well copy the western 1929's crisis in the near future. Then the next time, we won't be here talking about new left, but new communists. (Speaking of tycoons, funny and sad enough, currently Chinese economic policy only produces overseas tycoon instead domestic tycoon, new taxation policy will rectify that a little bit hopefully)

I admit that right now the massive supply power of China is largely absorb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emands; however other nations won't let China continue so without limits. All kind of tricks already came out.... stronger RMB is one heck of them. Export oriented policy can only be a temp remedy for a country as big a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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