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s ADVANCES

Trying to get rid of surfing, wasted too much time, any suggestion?.......................... 七宗罪?............................... 1,没有原则的政治;2,不劳而获的财富;3,没有理智的享乐;4,没有特点的知识;5,没有道德的商业;6,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7,没有牺牲的崇拜。............................................. 虽然这是圣雄甘地说老印的.......

Saturday, November 26, 2005

Mu Mu, Massage Milk and CDT

These are several bloggers who haven't been linked in the recent article by Howard French on NYtimes. Since MuMu holds the fifth place on Technorati right now, I feel it's reasonable to give her link here because I am pretty sure that most Chinese blogs except those on MSNspace are not searchable for Technorati's searching engines currently. However the host blogcn is terribly slow. It probably doesn't matter anyway, because her blog is in Chinese:)




If you are looking for soft porn, here are the most recent photos shamelessly stolen from MuMu's blog.







In NYtimes' article, xiaoqiang is here(english), massage milk is here(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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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收到1亿元巨额捐赠 10年兑现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26日17:00 北京晚报

  本报讯(记者丁肇文)今天,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收到一份巨额捐赠,著名民营企业家赵汉青将在10年内向基金会捐赠1亿元人民币,目前首笔1000万元捐款已经兑现,这项捐赠创下了国内高校捐赠单笔金额最高纪录。

  据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一年来,已接受捐赠4659万元,这些捐赠将主要用于加强学校学科建设、资助贫困学生、奖励优秀师生、资助科研项目、改善教学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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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学问的际遇

出版一本自己曾经痛下心机的书,比多了一个亲生子还要珍惜!当年芝加哥大学精装出版了《佃农理论》,老编寄来首本,我睡觉也放在身旁。这次出版的英语论文选,虽是陈年(一九六八至一九九八)旧作,给我有同样的感受。
时光只解催人老,翻吁翻吁,顿觉不枉此生。对一位朋友说,上苍不公平,今天的后起之秀,就算比我聪明十倍,也不容易遇上我昔日的思想题材。当年自己的本领其实没有大作为,只是他人的影响
──尤其是一个新思想范畴的影响──触发了今天结集的自己引以为傲的英语文章。
两项际遇不容易再发生了。其一说过,我是在洛杉矶加大与芝加哥大学的全盛时期挤身其中,环绕吁我的是二十世纪大部分的价格理论高人。高斯说,我吸收了这些人的思维通道,占为己有。后来到了西雅图华大,巴赛尔在旁扶吁,让我可放尽放,快马加鞭。最近巴赛尔写道:昔日加大的艾智仁传统与芝大的戴维德传统的发展,史提芬跑在前头。他忘记了说自己在旁跟吁跑,维护吁,不让我跌下马来。
其二更重要。那就是六十年代初期,新古典经济走到尽头,凯恩斯学说备受质疑,经济发展理论一无是处,但产权与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这个明显地有重要内容的新范畴正在兴起。我知道重要,专注投入,把自己掌握的价格理论应而用之,随意简化,随意修改。当时有胆这样做,因为知道传统理论的基础稳固,要改就改,要留就留,要淘汰就淘汰,同事之间一律支持。
上述新范畴的兴起,开头只有几个人,不是自己的老师就是朋友。是那样大的一片新天地,先入为主,予取予携,耕耘多少占多少。幸运使然,一起步我就踩中了最肥沃的那块耕地:合约理论。迟几年才跟进的同事,尤其是巴赛尔与诺斯,也成为该新天地的大地主。几位学生也信手拈来,其他院校的参与者众。说不上有人满之患,但后之来者把问题的处理搬到博弈理论那边去。是另一个地方,与我当年耕耘的有另一个太阳,另一个月亮。
屡次白纸黑字地感激他人对自己的启发,赢得慷慨之名,但于今回顾,这些感激之词说得不够。当年没有师友的影响,不知会发展到哪里去;并不到交易费用这个新范畴,本领再高也白费心思。后来回港工作,中国有改革的迹象,当然用自己掌握的范畴处理,学得多,到了六十五岁,综合自己英语时期与中语时期的所知,写成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
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可以是那样无主地让际遇摆布的。超凡的大师或者可以不讲际遇,独自创新而影响世界。我呢?拿开他人的影响,什么也没有。我给自己频频打分,夸夸其谈,只不过是懂得衡量与选择,知道机不可失而拼搏下去。
今天再衡量,认为当年耕耘的新天地,毕竟还没有耕尽,还有不少良田可以种出重要的思想来,只是没有昔日那样明显,选择要较为细心地找寻。今天的「主流」经济学脱离了史密斯与马歇尔的伟大传统,脱离得面目全非。对解释世事有兴趣的同学,要回到我这一辈在六七十年代耕耘过的天地去,再找寻。我们当年因为题材太多,手忙脚乱,不少地方掉以轻心,遗漏了的耕地应该比今天的「主流」研究远为重要。

——苹果日报/凌锋推荐(11/25/2005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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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邦列:我被"护送"回家的经过

自从我在互联网上发出《太石村乡俗文化一日游通知》后,陆续有朋友打来电话愿和我一同于11月20日前往太石村。鉴于前次我陪同英国《卫报》记者到太石村调查时曾被有关组织雇请凶手打昏的经历,我不愿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更不忍与我同往的朋友们遭到毒打。为此,我决定以保护我们人身安全为由,恳请番禺区公安分局能够依法履行职责陪同我们前往太石村。

11月18日下午3时许,我与朋友唐彬(《国际商报》广州记者)在番禺区公安分局门口会面,后我们就一同走进了番禺区公安分局信访接待室。

首先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李的女警察,大约25岁左右,警号是034052。当我说明来意后,她很热情的把我们请到了最里面的一个接待室,给我们倒来了热茶,并拿来一份《群众来访登记表》,我在上面是这样填写的:

2005年10月8日,我陪《卫报》记者本杰明等准备到太石村采访,我在村内遭到歹徒的暴打昏迷十多个小时,太石村的有些村民朋友甚是惦记我,因此,我打算这个月20日和几位朋友再到太石村拜访那里的村民朋友,和他们叙叙友情,但又担心再次遭到歹徒的暴打,因此,希望贵局出于保护我们人身安全能与我们同行。

李警察看过之后说:"这件事我需要请示上级,才能给你答复,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汇报一下"。后就走了。

16:30分,一位30多岁的女性工作人员进来了,自称姓陈,是信访办的一位组长。她问:"现在警力很紧张,你们要到太石村大概需要多少警员呢?"我说:"如果贵局认为只要一个警员能保护我们人身安全,一个警员就够了;如果贵局认为需要十名警员才行,那就十名警员好了。"她说:"领导正在商量,今天一定会有个答复的。"后她就跟我说起我曾用明信片就10月8日被打一事向番禺区公安局报案的事,她们公安局已收到了报警信,并且非常重视。随后说她们已给我回了一封挂号信,一会又说可能还没寄走,她去找找,当面交给我……

17:00左右,陈组长离开了。
等到17:40分,我去上厕所,碰上了陈组长,她跟过来说:那封函件已在11月8日用挂号信给我寄过去了。我说希望还能当面报案一次,很快,陈组长就安排了刑事警察大队的三名警察来了,三名警员自称分别姓李、欧、张。他们很认真地做着询句笔录,甚至有时几个字写错了,就又重新再写一张……

20:10分,询问笔录还没做完,我老家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镇的副书记马国华和枝江市的一名余主任(不知其单位)来了,当时我非常诧异,这么快,他们是怎么赶过来的!

他们劝我回去,不要到太石村去了。他们还问如果公安局不派人保护你们,你还去吗?我说,那肯定还会去,要杀要剐也只能随他去了。他们见劝我不听就走出去了,不一会,就进来5、6人说是番禺区人大的,要我跟他们去一趟,去谈谈。我说我报案的询问笔录还没做完呢!他们说:公安局会处理好的。他们几个人把我拥到一辆面包车前(出来时发现唐彬正在另一个房间接受盘问)。我说,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他们说:你不是要到太石村去吗,我们现在就带你去。我说我请求的是20号到太石村去呀,不是现在。

不由分说,他们把我推到车上就迅速发车离去,我拿出手机发短信,却发不出去,我知道车内肯定有干扰器,后索性关了机。

当晚,赶到广东韶关一酒店住了一宿。

第二天中午在湖南耒阳吃过中饭,晚上在长沙一四星级宾馆住了一宿。

11月20日9点继续上路,中午1点多,到了武汉,住进了一三星级宾馆后,下午,他们带我去黄鹤楼游玩。

21日中午,终于把我"押送"到了枝江市宾馆,吃过中午饭后,枝江人大胡副主任跟我"谈心"后,要和番禺区几位送我回来的人分手了,我向他们提了一个要求,我说:你们强行把我"送"回来,我还有些事没办完,我还得再去广州,所以你们必须赔偿我的损失,包括交通、误工费计四、五百元,否则,我再坐你们车回去。他们向上级请求后,赔了我400元。

枝江百里洲镇一位副书记用车把我送到家时已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吕邦列
200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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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November 24, 2005

吉林省長公開道歉:誰為松花江流域污染買單?

2005年11月24日13:51:48(京港台時間)


多維社記者周邑綜合報導/中國國家環保總局11月23日正式通報,受中國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故影響,松花江發生重大水污染事件。目前,黑龍江省及哈爾濱市已投入上千萬元資金用於緊急救援。吉林省副省長矯正中23日正式代表吉林省向哈爾濱市道歉。

東北網報導,據黑龍江省水文局的工作人員介紹,松花江在黑龍江境內有940多公里,加上吉林省內的200多公里,此次受污染江水流過的江面總長度可能會超過1000公里。在這幾十萬平方公里的水流域內,居住著幾千萬人口。此次污染對未來到底會有多大的影響和損失仍難以預計。對於具體的責任,到目前為止,仍沒有單位出來承擔。

報導說,受吉林省委書記、省長委託,吉林省副省長、吉林市委書記矯正中11月23日帶領吉林市委、市政府、吉化公司及相關部門領導專程來到哈市,就吉化“11•13”爆炸事故給松花江下游的哈爾濱市各界群眾帶來的生活、生產影響,表示誠摯慰問和深深歉意,並給哈市送來71噸礦泉水。

矯正中詳細地向黑龍江省有關人員表示,吉林市位於松花江上游,與哈爾濱共飲一江水,維護松花江水質、保護水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目前,經過多方努力,松花江吉林段的水質在22日已達到國家飲用水標準。下一步,吉林省將加強與黑龍江省政府的銜接與協力配合,加大小豐滿水庫的放流量,組織吉林省內有關專家加緊研究水污染處理相關對策並及時向黑龍江省政府通報。

與此同時,在黑龍江省政府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針對吉林石化至今仍認為爆炸對松花江沒有造成污染的情況,黑龍江省環保局副局長李平表示,污染已是事實,認定是遲早的事。

黑龍江省環境科學研究院翟平陽介紹,吉林省飲用水基本不從松花江取用,而哈爾濱90%的飲用水來自松花江,吉林省境內的第二松花江邊有不少化工企業,幾十年來不斷對松花江造成污染,兩省間曾為此多次協商。哈爾濱市領導石忠信、樸逸、王大偉參加了會見。

市委副書記、市長石忠信對吉林省、吉林市領導在“非常”時期來哈訪問表示歡迎和感謝。石忠信說,此次爆炸事故造成的松花江水體污染,引起廣大市民關注。兩省、兩市各級組織高度重視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密切關注水污染情況。

據悉,此次受污染的松花江水流過的江面總長度超過了1000公里。但對於未來到底會有多大的影響和損失仍是難以預計。據披露,11月14日10時,吉化公司東10號線入江口水樣有強烈的苦杏仁氣味,苯、苯胺、硝基苯、二甲苯等主要污染物指標均超過國家規定標準。

松花江九站斷面5項指標全部檢出,以苯、硝基苯為主,從三次監測結果分析,污染逐漸減輕,但右岸仍超標100倍,左岸超標10倍以上。松花江白旗斷面只檢出苯和硝基苯,其中苯超標108倍,硝基苯未超標。

11月20日16時到達黑龍江和吉林交界的肇源段,硝基苯開始超標,最大超標倍數為29.1倍,污染帶長約80公里,持續時間約40小時。黑龍江省環保局副局長李平介紹,松花江受污染的水流正在以每小時約2公里的速度向下游移動,預計11月24日淩晨5時許到達哈爾濱市四方檯取水口。

預計在26日淩晨,污染高峰基本流過哈爾濱市區江段。據了解,在哈爾濱市下游的佳木斯市等地估計也會出現停止供水的情況。目前這些地方也正在進行緊張的準備,並已啟動緊急預案。

新聞早報透露,在哈爾濱市,市民的疑惑是,為什麼第一次政府公告停水的原因是管網檢修,而第二次才說明是由於吉林爆炸污染了松花江水?

消息人士披露,11月18日,即吉化爆炸後的第5天,吉林省政府有關部門已將爆炸可能對松花江水質產生污染的資訊向黑龍江省作了通報。據松遼委的報告稱,19日21時污染團就已進入黑龍江境內。水中的苯超標為2.5倍,而硝基苯超標達103.6倍。

但是有關方面準確資訊在21日才正式對外公佈。這造成了市民對於哈爾濱市停止供水原因的各種猜測。不少市民表示,其實他們只是從小道消息中得知停水的原因,但是不知道會停多久,不知道污染得有多厲害,因此心裏難免有些不安,也就參與了“搶水”。

黑龍江省直機關消息人士透露,在終於確定需停水前一天,哈爾濱市政府開了一次會議討論要不要公開停水原因。有部分人力主不能公開,怕引起恐慌和爭執。於是第一個公告就將停水原因說成了管網改造。沒曾想此舉反而引起恐慌。

於是21日晚市政府又緊急開了一晚上的會,終於在淩晨達成一致,對外公開了停水的真正原因。省市政府人員和社區居民表示,他們對公佈真實原因後的政府應對措施感到滿意。“哈爾濱市政府這兩天的表現為它挽回了不少分。”

中國國家環保總局環境監察局城市與工業污染應急監察處處長馮曉波表示,按現在的情況判斷,中國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故造成的松花江重大水污染,是影響哈爾濱停水的原因。

對於本次污染的嚴重程度、污染範圍和影響時間等,馮曉波稱,需要他到當地與先期到達的專家會合後,綜合研究後才能做出最後結論。黑龍江省水文局局長董淑華介紹,除了對江水產生污染之外,可能還會污染到地下水。哈市已準備啟用300多口深井,一旦受污染後果嚴重。

未來如何處理污染的殘留將是一個較為棘手的難題。目前,黑龍江省已經聘請了著名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傑為首的專家組以應對。據了解,松花江下游將流入黑龍江,這可能也會對下游造成一定的污染。

報導說,23日黑龍江的氣溫在零下10℃,松花江面開始結冰。苯和硝基苯是否會被凍結在冰中,會否造成二次水體污染?同濟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張亞雷告訴記者,由於苯的凝固點與冰點非常接近,因此,苯是比較容易被凍結在冰裏的。由於冰下的水流動緩慢,更加不利於苯等有毒物質的揮發。

但由於凝固成冰的僅僅是松花江表層的水體,因此,被凍結在冰裏的苯和硝基苯都只能是微量的,大部分的苯和硝基苯等有毒物質依然留存在冰下緩慢流動的水體中。

“冰中的苯等有毒物質是不會揮發的,將一直凍結到明年春天堅冰融化的時候。”張亞雷說。對於污染的活性碳深處理技術,張亞雷認為,即使安裝了該凈化裝備,如果污染濃度過高,在污染水體的突然衝擊下,短時間內該套設備也很有可能無法承受而失去效力。

張亞雷認為,由於松花江水域寬廣,流量過快,在江中實現化學反應的成本代價將是非常高的。黑龍江省水利廳水文局局長董淑華昨天向媒體透露,污染帶流過以後,環保部門還將隨時對水質進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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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用功用世用於時-話說張五常二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1-25

林行止專欄

  主客觀的時機因素,使「論衡」時期的文章成為張五常的最好作品。當時他正值盛年,思考力、辨識力、判斷力都在巔峰狀態,重返隔別四分之一世紀的華人社會,生活經驗起了對比,俯拾時事,精微獨到;論得失、評高下,萬「理」歸其所宗的幾套學說;一下間,什政商金融、什人情風月,都在他定位為科學思維的經濟理論中,無所遁形,給人以恍然大悟、「學」以釋疑的欣悅。

  久享盛名以後才下筆的「經濟解釋」,是大師總結經驗的調子,雖然說明不是學生課本,可是垂教後學的味道撲面而來,舉例是為引證理論之效用,雖非牽強,卻嫌貞固。不若《賣桔》當年,順手拈來的見聞,剛剛發生的大小事故,經其「洞明」,立遭「點破」,讓人看到躲在學術刊物裏面的好些經濟理論,原來與現實是那接近!那有用有趣!

  由「知」達「識」的崎嶇,不是學者皓首窮經便能制勝,張五常不但往返無礙,同時舉重若輕,把所學足以解釋事象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又為細節、深入狀況、回頭佐證抽象的理念。無論蹲在玉器市場議價、還是到年宵市場當賣桔販子,他的實證經驗使他因其所知而尋其所識,然後又盡其所識驗證所知。當其時也,是張教授表露才具思想最率真也最得心應手的黃金歲月。

  四人幫下台,鄧小平復出,中國自一九七八年起進行經濟改革,逐步開放。這一變革,給他帶來難得的開悟和千載一時的發揮作用的機會。

  張氏的看家本領是契約經濟學,一方成就,主要得力於他對產權、價格和交易費用的堅實認識。其在合約安排和交易費用方面的會心,用作「挑剔」和完善化高斯(Ronald Coase, 一九九一年諾獎經濟學得主)的產權界定與利益分配,正好產生了近乎女媧煉石補青天般的正面作用。在浩如煙海的經濟學領域,提及的學說,本來只屬研究範疇的冰山一角;可是透過包括張氏在內、統稱新自由主義的一批學者,如高斯、艾智仁和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的思維脈動,相互砥礪,一家之言,漸成格局。

  高斯定律發韌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社會耗費的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於一九六○年發表後,進展一日千里,當時剛好是張五常在美國求學做事的日子,他對整套新制度經濟學說的醞釀、發展和突破,不但如數家珍,且有重大的參與和貢獻。

  貢獻分兩方面,一是他的邏輯性糾正了高斯定律原先在交易費用上的「零」假設,彌補局限未夠周全的漏洞。二是八十年代回流香港,報上「論衡」,縱橫馳騁,張家筆墨把產權界定、交易費用、社會公耗與合約結構等交相運用得出神入化,「弘法」效果與止步於象牙塔內的轟轟烈烈截然不同。華人讀者受其文章的潛移默化,對經濟制度的認識,也隨之眼界大開!新制度經濟學國際學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於一九九六年成立,以高斯為首的新制度經濟學才正式開宗立萬,傳為一家體統,而中文讀者對其內容,則因「論衡」聞道,早先鞭十多年!

  筆者用不吹噓張五常對中國近年經濟改革的影響有多深廣,光是在意識上,強化了國人對產權界定、交易費用和合約條件的考慮,神州大地從吃大鍋飯的計劃經濟走到近年國營企業紛紛到股市融資的市場發展,大家可有想過當中因而省卻多少鑿空而行、不邊際的冤枉路?

  說話自我,時而得意忘形,時而恍惚的心不在焉,那對張教授的學者形象,不能說是沒打折扣;可是,讀其文章,便知道他做學問,絕對專注認真,不但不覺張狂,甚至可以說是近乎謙遜。忘記他在那裏說過自己在經濟理論上全沒創「建」,其實學術工作,有創「見」已了不起,更何況他之所見,對敦促糾正中國的經濟改革起了莫大的作用!

  他在《科學說需求》的前言中指出:「我對經濟學的認識是從朋友及老師那裏學來的。我的貢獻是清除廢物,然後把剩下來的重新組合。引用的實例,大部分是我自己觀察所得。我喜歡用簡單的理論來解釋世事。我認為世界複雜無比,不用簡單的理論,能成功解釋世事的機會是零。」

  聊聊數語,非常淺白,所藏奧妙,可能是張教授在學界的「登龍術」。他沒有抹煞師友對其學識的助益,明確表白是在現成的觀點上提精擷華,在不夠清晰的抽象意念中「營造」更為精確的思維系統。在他精通的範疇,不但屢有新見,更難得的,是擅於運用。他一頭是在抽象的理念上力求洗練,精益求精;另一頭是在現實細節裏抽絲剝繭,在學術征途的兩個極端,分頭使勁,成就的光譜自然比專攻抽象理念或專事調查詮察的學者更為開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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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識其人知其學—話說張五常一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1-24林行止專欄
  張五常教授七十大壽,他在國內的追隨者,不但舉辦研討會,談論他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貢獻,更於今年較早前籌編《張五常的經濟思想研究》,以示祝賀;筆者應邀撰寫題為〈識其人用功有方 知其學用世應時〉一文,於二○○五年七月十二日脫稿,收在剛出版的《五常思想》一書(向松祚、高小勇編,香港花千樹二○○五年十一月出版)。配合深圳研討會的召開,特把該文分三天刊諸報端,藉此祝張教授體健筆健壽而康。

  剛看到楊懷康在寫他飛行八千哩、為的是出席佛利民教授倡議學券制五十周年的宴會,文末提到幾乎三十年前(一九七八年九月)《信報》宴請在香港舉行周年大會的飄利連山會會員。當年的座上客計有喬治.史德拉(George J. Stigler,當年會長,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一九七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一九七六年諾獎得主)、艾智仁(Arman Alchian ,價格理論權威,張教授的業師)等不少殿堂級的經濟學大師;官場中人如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香港財政司一九七一—八一,劍橋大學庇古〔福利經濟學開山鼻祖A.C. Pigou〕的最後入室弟子)及其前任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香港財政司,一九六一—一九七一)等,敬陪末座,不是主角。

  那次會議,與羅波斯加(Alvin Rabushka)辯論租金管制的華裔學者,是華盛頓大學教授張五常,四十出頭的年紀,跟香港大學還未沾邊,與記者談為學之道,手舞足蹈地說是虛心為要,表示自己雖然身為教授,遇上不明白的事情,便不會考慮對方是飽學之士還是販夫走卒,趨前求教。在那個群儒聚首的場合,他顯得特別年輕活躍,對指導他寫博士論文的艾智仁教授,最為恭謹。

  艾智仁是價格理論權威,初次會面,知道內子和我一起辦報,不兩句便談到報館的生產線,得悉報社的廠房機器只在晚間啟動,白天閑置後,他問我們為什麽不把印刷外判,又或將之讓給他人經營。我只能答以掌握製作時間對報刊發行至為重要,所以寧願承擔自行印刷的較高成本,確保趕及每天第一時間印行……。

  艾智仁單刀直入的提問,看似不經意,卻是經濟分析的入門基本功。筆者為此反覆思考了好些日子,意識到「為用」的「機關算盡」,可以掌握虛實,辦報而包攬了超出合適規模以外的工序,顯然是很不划算,可是想到再功利的生意人,難免也會有賺盡每一分毫以外的考慮,那是經濟學有用、實用,而不一定能盡用的緣故。

  張五常得到艾智仁的學問真傳,看問題的態度也是同樣深刻、坦率,至於文章風格,他在意「切要」。張氏在事業上的關鍵性轉變,是一九八二年離開旅居二十多年的美國,重返亞洲,出掌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系。自此,他少了用英文在國際性的學術前台發表論文,在華人社會教學,受筆者力邀,他在《信報》開了一個名為「論衡」的每周專欄。那幾年見面的機會較多,談及寫作,曾不止一次聽到他以球賽設譬,認為很多人下筆肯花工夫,可是忘形於盤球的千姿百態,忽略了爭取成績的射門,沒有臨門一腳,哪有可觀?他對自己的議論文章,向有「攻門」要求,近年寫多了生活散文,切要攻堅的特色才不那麽明顯。

  開始用中文寫作的頭幾年,文章都是先在《信報》和《信報月刊》發表,然後結集;《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包括〈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和《再論中國》,就是這樣一一問世並一「刷」再「刷」。回顧他的不同寫作階段,那幾年的文章,是最有力度、最具代表性的。

  前期的英文論文,如〈私有資產與佃農制度〉(一九六八)、〈舊中國的婚姻合約〉(一九七二)、〈蜜蜂的神話〉(一九七三)和〈價格管制理論〉(一九七四年)等,新意不絕,題材不悶,文字簡練,可是囿於學術格局,不免侷促,影響力也只局限於象牙塔內。

  「經濟解釋」是進入新千禧以後的近作,是張五常自大學退休後的精心炮製,擁有龐大的讀者群;他對此書的「自我感覺良好」,看來是挺為滿意的。三冊巨製以《科學說需求》、《供應的行為》和《制度的選擇》分別命題,清晰展示平生所學的幾度得意板斧。單憑文字交代供需交易的關鍵,又為新制度經濟學輕妝素裹,執中扼要的化繁為簡,一氣呵成,絕對是圓熟雍容之作!可是較諸二十多年前的「論衡」三部,昔日少作顯得格外跳脫生動,讓人感受到經世文章,原來也有「青春無敵」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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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推出樓花指數 炒樓立於不敗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1-23
林行止專欄
  聯儲局的資金流向統計(Flow of Funds data)顯示,在二○○四年年底,美國家庭及非牟利組織持有的住宅物業時值十八萬六千億(美元.下同),究竟這代表什程度的財富,比一比其餘二個數字,大家便有概略性印象─同期紐約證券交易所統計的美國本國股票總市值十五多萬億*,而債券市場協會公布的固定利息票據(包括政府及企業債券)總值為二十三萬六千億;非常明顯,住宅物業約佔美國人三分之一的財產(不包括投資在收藏物品如珠寶藝術品及金銀等財產),可是,和債券及股票不同,物業沒有報價市場,亦無任何可供投資者對沖的衍生工具,這對物業投資者大為不便,不僅以萬億計資金被積壓,萬一業主急需資金周轉,只有賣樓一途;然而賣樓費時失事(比起有價市場),救不了急,若被債權人當為「銀主盤」放售,所得肯定與業主的理想價大有差距,這不僅對業主不公平,亦等於資產無法發揮應有功能。在這種情形下,三名學以致用的「財技專家」─包括以寫《非理性亢奮》(並為格林斯平借用)一書的耶魯財務經濟學家舒拉(R. Shiller)─一九九二年在考爾斯基金會(Cowles Foundation,有興趣者可參考拙作《投資族譜》頁二十八以下的二十多頁)的贊助下撰寫的論文(編號一○○六)〈物業期貨指數及認購權市場〉(Index-Based Futures and Options Markets in Real Estate),建議芝加哥期貨市場成立分區(大區如城市再分地方性小區)的樓價期貨指數,供業主尤其是分期付款供樓者和投資者買賣。舒拉其後在○三年出版的《新金融秩序》(The New Financial Order)中,重申此說並作出更具體的建言。由於物業市場長旺(聯邦投資物業監督辦事處〔OFHEO〕的樓價指數八五年為一百二十二,一路上升至今年三月的三百六十;去年底,全美物業平均中位價十九萬元,比五年前增長百分之六十九點一),市場總值增長至令人無法忽視的高水平,芝加哥期市終於在本月十七日宣布決定在○六年第一季度開辦十大城市(分成無數小區)物業指數期市!炒樓將從此進入新紀元。據美國全國物業經紀人協會的年報,去年美國成交的物業有百分之二十三點六落入炒家(買樓目的非自住而是等待較高價沽售)之手,意味即使自住業主不圖為財產對沖以減低可能成為負資產風險,單靠幾佔四分之一物業成交的投資者買賣,物業期指市場已不愁沒有生意。

  眾所周知,商品必須有標準品質才能作為期貨買賣,比方說,豬腩期貨有一定規格,萬一交收現貨才不會出現以腿代替腩的爭執;準此,物業期指亦分門別類,各有標準,這類技術問題不易克服,但財技專家的精密設計使投資者能夠像買賣股票般交易物業,一家物業經紀公司今年初開辦以「浴缸才有泡沫」為標榜的「住宅炒賣網站」(Condoflip.com),為物業炒家提供類似拍賣網站e-Bay的樓花買賣平台,據說「交投正慢慢熱起來」。在置業已成風尚(消費者置業能力大幅提高的必然後果)的現在,相信這是一盤有可為的生意。

  香港投資者都很清楚,由於物業的建築期─從平整土地到大廈落成─起碼需時三五年,期內因為種種不可測因素(利率、通脹率、經濟增幅、失業情況以至政治形勢好壞等)的影響,物業市道可能大起大落;樓價上升當為發展商及購進樓花者所樂見,可見,如果市道向下滑落,迄今為止,發展商和置業者都無能為力,只能坐看投資虧損、那些只付「首期」者的投入甚且可能化為烏有;他們的利益,只有期指市場才能保障。有了物業期指市場,發展商和購買樓花者便可以購進在物業落成年份的「認沽期權」(put option),假如樓價下挫,未能賣出全部樓花的發展商和購進樓花者無可避免有所損失,惟損失可從「認沽期權」價格上升中獲得補償……。

  物業期貨市場,在香港的發展空間有限,因為屈指可數的大型發展商控制了物業供應,等於他們有力操縱樓花期指的升沉;不過,看大規模物業經紀公司很用心彙製的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物業的價格指數,似乎已為網上買賣分區物業指數奠下了基礎。

  物業期貨市場是二十一世紀的財技大突破,然而,它只對物業發展商及炒家有吸引力,自置物業的業主特別是負債不重的,相信不會輕易涉足這種市場,因為變動不居的期指並不符合為求安穩安逸而置業者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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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政治改革 和平之本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1-22
林行止專欄

  著名的英國反戰主義者英格爾(Sir Norman Angell, 1872-1967),致力鼓吹自由貿易,近一百年前他對自由貿易的看法當然不及現在深刻,但他認為各國互通有無經濟興旺之後,戰爭將永遠從地上消失,他把這種構想寫在《異乎尋常的錯覺》(Great Illusion)上,該書於一九一○年出版後,一紙風行,「再刷」無數次,被譯成二十五國文字,銷量高達二千五百多萬冊,足以反映企盼和平過安定繁榮生活是時人的共識,可惜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本書仍在暢銷中的一九一四年爆發。經濟昌盛雖然會使人於安逸,不作戰爭之想,但啟動戰爭的通常不是理性決策。「英格爾主義」(Angellism)代有傳人,「財富五百」的行政總裁幾乎都是其信徒,而景從這種說法的評論者亦不在少數,《紐約時報》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便是其一,他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結集《凌志與和平》(Lexus and the Olive Tree),把「有繁榮無戰爭」升華為「賣麥當勞漢堡包的國家不會開戰」,大意是指人民豐衣足食,政府不會捲入戰爭;可是,同年年底,到處都有「金色栱門」(麥當勞的標誌)的北約戰機便把貝爾格萊德的多間麥當勞店舖夷為平地!

  說工商界反對以戰爭的方法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紛爭,比較接近現實,惟這種想法令它們委曲求利,雅虎!月前向內地保安當局交出顧客資料、大企業長期向華府游說要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便是顯例。在業商的努力下,中、美貿易的確突飛猛進,實用廉價的中國貨物令美國可以不遵守貨幣紀律、消費者可以盡情消費而把通貨膨脹抑壓在極低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國把相當部分辛苦賺取的美元回流美國購買低息且不斷貶值的美元債券,對美國人來說,這真是無懈可擊的「循環」。這種雙贏的情形,應該使中、美倍加親密友好,可是事實並非如此,美國除了加強圍堵中國的部署,國會還以絕大多數反對票否決了中海油收購優尼科石油的提議。美國人對此事早已忘記(起碼是傳媒此後不再提及),但中國則耿耿於懷,中海油的財務總監九月中旬對《金融時報》說「能夠獲取石油的保證便是人權……」。中、美對能源供應的看法,南轅北轍,在經濟各得其利的情況下,若一方作出非理性(民族主義、恐外症都是非理性的)決定,什事都可能發生。

  工商界對中國「和平崛起」的同時在亞洲以至南美及非洲(中國已是非洲最大投資者)廣結「善緣」故意視而不見,不分派性的美國政黨,卻對亞洲「芬蘭化」(Finlandizing,指蘇聯時期芬蘭凜於強鄰不得不事事附和蘇聯的主張)憂心忡忡,中國要化解美國的圍堵和獲得石油供應,富起來之後的中國便很自然地有成為超級大國的架勢。在美國看來,這是「和平崛起」的變調。

  面對這種威脅到美國在亞洲、南美以至非洲影響力的新形勢,美國的新保主張強硬壓制中國,雖然他們未必正面鼓吹與中國開戰,惟其窮兵黷武的做法,令中國不得不「加強武裝」以備萬一,如此便形成中、美軍事隱然對峙之局,二軍相對虎視眈眈的形勢,不必磨拳擦掌,亦很易弄假成真、擦槍走火……。

  中國經濟繼續開放及融資美國赤字,令保守派主張「政治學英國」之說大有市場,英國是玩政治平衡的高手,長期以來,唐寧街技巧地對付歐洲的強權(如波邦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羅曼諾夫王朝以至現在的法國和德國),製造、挑撥她們的「內部矛盾」,英國則置身事外、隔岸觀火。這種辦法當然不錯,實際上亦不難辦,因為中國和日本是「天敵」,而中國和印度則有領土之爭,加上日本和印度都要借助美國之力以牽制中國,美國很易「左右逢源」,成為一名「快樂的旁觀者」(The happy third)。事實上,現在美國可以「遵古法制」,沿用老羅斯福總統(一九○一至一九○九年在位)的辦法─不捲入戰事只作調停人(他因調停日俄戰爭而於一九○五年獲諾貝爾和平獎)。如今美國以舉世無匹的軍力為後盾,做起「和事佬」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然而,目前亞洲的情勢遠較百年前複雜,台灣和中國的「內部問題」以至中國和日本的參拜靖國神社及爭奪能源問題,都不易擺平,這亦是新保和保守派出現分歧之處。前者堅持「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是唯一國家發展模式,因此一方面反對台獨一方面把民主自由的台灣保護起來;對於日本,更被視為牽制中國的重要棋子,而這與日本對中國的莫名恐懼一拍即合。保守派則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已證實可行(這八年來港人的生活的確「不變」),台灣應回歸中國,便如南北戰爭後美國統一一樣;拋掉台灣這個包袱之後,美國便可在中、印、日三國間搞均衡,讓日本和中、印般成為核武國家,雖然會令局勢高危,但這是亞洲國家的事,美國可以「合縱連橫」,推銷武器但不必直接介入。

  當前這種路線之爭甚為激烈,如果中東泥足深陷的惡劣局勢無法打散切尼、賴斯和拉姆斯菲爾德的鐵三角,新保便會續佔上風、主導美國國策。

  最近一期的《經濟學人》的社論評論「胡布會」,對中、美關係有很平實的評述,然而,在充滿「英格爾主義」的腔調中,滲進了不少新保的觀點。它指出悲觀地看歷史,中、美這二個大國總有一天會「碰撞」,但未來的發展可能並不悲觀,先決條件是中共放鬆一黨獨大的控制;這種看法並不新鮮,因為獨裁(或中共式民主)統治下的中國不可能和美國人「融合」,美國(所有西方國家)政府對中國沒有透明度的決策過程提心吊膽,已是人所共知的現實。可惜事實告訴大家,在可見的將來,中共絕不會走上西方式民主之路,這大大助長美國新保的勢力,令中、美關係很難表裏如一的「和諧」。

  中國雖然已門戶開放,但香港現在仍可擔當中國對外櫥窗的角色,讓香港政改加進一丁點前瞻性的民主成分,不僅會對台灣產生「封雍齒」效應,亦可令新保分子不再那振振有詞進而可能軟化美國對華的態度!

泛談中、美關係.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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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春男 經濟成長的代價

2005年11月25日


中國東北的松花江受到嚴重污染,毒水流入黑龍江,進入俄羅斯遠東地區,一家石化工廠爆炸就造成千萬居民的恐慌,中國大陸到處潛伏的生態環境危機,再度成為國際囑目的大新聞。


破壞生態付出代價
中國的東北有良好的重工業基礎,但均為國營企業,在突飛猛進的經濟發展中,國企變成中國經濟的最大包袱,失業比例最高,下崗工人引起嚴重治安問題,北京當局把振興東北當作重要政策,然而,中國生態環境早已被破壞殆盡,中國現在開始要為此付出代價。
過去二十年來,中國經濟成長率維持在9%以上,但這個亮麗的數字背後,卻是可怕的污染和大自然的破壞,森林砍伐光光、黃河枯萎、湖泊只剩污水,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國際大城市的空氣污染,也是國際級的,依據國際環保組織的評估,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之中,中國就佔16個,中國70%土地受到水污染,空氣污染每年導致40萬人死亡,光是北京這個城市的汽車廢氣量即超過東京和洛杉磯這兩大都市的總和。
中國的都市越來越大,車輛快速增加,衛生、垃圾和廢棄物的處理,形成日益嚴重問題,而環境保護機關不只缺乏經費,缺乏人手,而且缺乏權威,從中央到地方均以建設和成長為第一要務,根本不重視環境評估,更不必談環境保護。
大量建設所消耗的資源和能源十分驚人,中國瘋狂地在全球尋找資源,光是木材和水泥等民生必需品,其消耗量就佔全球三分之一以上,能源、資源和環境容量對中國的崛起,造成難以克服的挑戰。
過去二十年,中國社會總產值增加20倍,但是污染物增加100倍以上,中國的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嚴重透支,半數以上城市缺水,50個城市進入危機狀態,這還不包括三峽水壩所帶來的巨大環境破壞,中國如果想要積極改善生態問題,不只需要投入數兆美元,而且必須放慢經濟發展的速度。


集權統治面臨挑戰
但是,中國必須維持8%的經濟成長,才能紓解就業壓力,這是中共政權必須死守的生命線,一般國家只要維持3%或5%的成長率就了不起了,但是中國如果保不了8%的底線,其政權的合法性就會開始流失。
中央集權的統治對傳統農業社會可能有效,但對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和轉型的社會,這種政治架構無法治理這麼大的國家,中共現在面對一個極嚴重的治理的困境。
北京領導人每天都要面對排山倒海和突然發生的問題,難怪他們喜歡出國,表面展現大國外交,其實更重要的是暫時可以離開北京,不必坐困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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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November 23, 2005

林和立:胡錦濤失與「右派」和解機會

很不幸,胡錦濤沒有參加紀念胡耀邦90冥壽的活動,又一次喪失了和國內「自由化分子」和解---甚至展示自己的改革基因還沒有壞掉的大好機會。

今年年初,胡錦濤已部署在11月20日為胡耀邦搞一個像樣的紀念會,同時自己以共青團第二代領導人的身分,在人民大會堂發表演說,肯定胡耀邦在糾正文革冤假錯案與協助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的功績。當然,胡錦濤完全沒有意思平反因胡去世而引發的89民運;但他確實希望還他早年恩師一個公道,並且進一步標榜「團派」骨幹分子的貢獻與實力。

但畢竟胡錦濤一生小心怯懦,拘謹有餘而開拓力不足。在出訪歐洲之前,胡錦濤接受親信謀士的意見,把紀念會提前兩天舉行,好讓他以身不在北京(他上周五在南韓)為藉口,不用親臨大會。胡錦濤這畏首畏尾的表現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國內的不穩定因素因為貧富懸殊與官僚腐敗等理由不斷增加,胡錦濤與溫家寶等其他政治局高層怕大事為胡耀邦平反會給「搞事分子」藉口。但更重要的是,胡錦濤自江澤民在去年9月退出軍委後,大量把團派分子提到高位,不少屬於其他派別的政治局委員與高幹都看不過眼,反對胡錦濤利用紀念胡耀邦來提升團派在黨內的聲望。

的確,胡錦濤最近嘗試把他多年親信、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調到中央書記處當辦公廳主任,但此舉受到阻力,估計要到07年黨十七次大會才可兌現。同樣,本來胡溫當局在今年年初已打算把他們的眼中釘、「不聽話」的上海書記陳良宇調到較不重要的位置,但看來陳在上海起碼會「坐鎮」到十七大。而在上周五(18日)上海幫的頭號人物曾慶紅代胡錦濤讀出紀念胡耀邦的重要演說,亦從側面說明上海幫的幾名幹將還保持一定的牙力。

寧左莫右 寧保守莫前衛

另一方面,黨內的改革派,包括原來追隨胡耀邦與另一位已故總書記趙紫陽的幹部黨員,對胡錦濤的安排大為不滿。首先,胡錦濤始終不讓胡耀邦的家屬與舊部出《胡耀邦全集》;而且事先已三申五令,胡耀邦的親戚與熟人一概不准重提他在80年代初中期有關大膽思想解放、甚至超越馬克思主義等超前言論。而這次表揚胡耀邦的文章由曾慶紅讀出,也絕對政治不正確。小曾在黨內的聲譽由於他多年作為江澤民的管家兼打手而大受影響,而且胡耀邦與趙跟江的關係都不好,不少胡耀邦的舊部當天聽到由曾宣讀「祭文」都破口大罵。

當然,這05年版本的「胡耀邦事件」最大的輸家是胡錦濤。大概由於國內的深層矛盾有加劇的象,胡錦濤最近大打外交牌,他本人與好幾個政治局常委都往外國跑,希望轉移國內弱勢團體的視線。而且現在中國財大氣粗,領導人往往在外交上容易得到好處。但不要忘記,由於北京在過去一年多對異見分子甚至人權律師狠手鎮壓,胡溫領導層在西方政界與輿論界已大大失分;本來胡錦濤大可利用紀念他的恩師胡耀邦的機會,打打「民主牌」,既可安撫國內的「右派」又可改變他在國際上「中國普京」的惡劣形象。

真不幸,胡錦濤自從80年代末執政西藏開始,就已採取「寧左莫右」、「寧保守莫前衛」的縮頭政策。耀邦在天之英靈可能也只好搖頭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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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这场改革,发生翻船决非戏言!

大军兄:在美游学一年多,我将于11月初回国。承蒙按期发来贵刊,我是每期必看的。不管郎咸平本人品学如何,“郎旋风”是中国式转轨中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而且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我是最高调地支持郎咸平强调“问题”的人之一,但自认为也是最积极地批评郎“主义”的人之一。遗憾的是南方周末把我的后一部分内容删掉了大半。但我的确认为,这场讨论搞得如何事关重大。如果讨论得好,可能成为推动中国由“尺蠖”走向“天平”的动力。但如果还是“左派宣传假主义,右派回避真问题”,那么这次讨论只不过是又一次“尺蠖之争”,它不仅不解决问题,而且等于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到时危机一来,“假主义”借“真问题”发难,公信力比东欧乃至比俄罗斯都差得多(这不是耸人听闻,我在文章中有证明)的这场改革,发生翻船决非戏言!因此你关注这一争论非常对。但是“更多偏向左一方”则似无必要。中国如今真有所谓左派吗?对东欧的态度就是试金石!国际资本看好中国不看好东欧,说穿了不就是“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民赶走征地客”吗?除了发生战乱的前南,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欧如今哪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不比中国多?“右派”为此骂东欧倒还是合乎逻辑,李嘉诚、董建华就是用“民主会导致福利社会”来吓唬港人的!我们的“左派”出来大骂“东欧化”不是活见鬼?如果真左,他们就应当大声疾呼中国学东欧才是。除非他们心目中一党专政=社会主义,而苏哈托、皮诺切特都是“优秀党员”。中国如今就是缺少底线。无底线则“左右”皆成“尺蠖”,有底线则左右共构“天平”,我为此有一文,供参考,请指正。

秦晖:东欧专制私有化“翻船”值得国企改革借鉴

一、俄罗斯真的把公共财产分给老百姓了吗?

金雁和我合著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最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本来,按照惯例出版后应当由别人来写书评。可是本书的出版正碰上“郎咸平旋风”,争论的双方都打起了“俄罗斯牌”:一边说: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俄罗斯化”了。另一边反驳道:我们没有俄罗斯化,因为我们没有把公共财产公开分给老百姓!看到这样的争论,不由得使我产生了“毛遂自荐”的冲动:什么叫“俄罗斯化”?俄罗斯真的把公共财产分给老百姓了吗?俄罗斯的困境就是因为她把公共资产公开分给了老百姓?如果不是,而是“非公开”地“卖”给了官方认定的某些“能人”,或者干脆不改革,仍然实行“国有官营”,是否就会更好?俄罗斯如今的情况究竟怎样?俄罗斯能代表中东欧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的一般情况吗?我们从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中究竟应当汲取什么些什么经验教训?

这些问题,我想不仅研究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人关心,一般公众也都会关注,尤其是在我们的国企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的今天。因此我请人们听听我们的一家之言金雁的专业就是苏联东欧研究,自1978年读研究生时起她搞这一行已经20多年了,她在波兰华沙大学的两年正好是经济“休克”的最困难时期,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新饿乡纪程》,以后她还发表过多部关于前苏联东欧问题的著作。与如今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我不同,她一直是东欧左派的同情者,本书中的“思想变迁”部分实际上讲的也主要是东欧左派的思想变迁。但是我想不管左右,只要实事求是,在一些基本的底线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不难。至于我,本来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关注东欧只是客串。但是关注之后也有点感想。我们都觉得,咱们看东欧时的一些“想当然”怕是靠不住的。例如:二、东欧到底发生了什么?

许多人认为“剧变”后东欧各国都已宣布要搞“私有化”,没有所谓意识形态障碍。那处置国有资产一定是顺理成章,大刀阔斧。起码比我们这里要容易得多。其实恰恰相反,虽然私有化的确不仅是剧变后当局明确的行动目标,至少在“剧变”初期社会情绪一面倒的情况下也是几乎全社会的普遍想法。但是,即使大家都赞成私有化,这只是在“要不要分家”这方面达成了共识,真正的问题还是“如何分家”。而在这种问题上达成共识谈何容易,各阶层各利益群体都会力争对自己有利的方案,没有任何地方是可以回避矛盾的。而他们既然已经是民主国家,谁也不能独断专行,所以中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复讨价还价的“分家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无不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这个过程远远比那些口称不搞私有化实际上却可以以铁腕方式随意处置公共资产,而公众不仅无法参与甚至无法知情的做法要复杂得多。在中东欧各国,除了前东德由富裕强大的西德国家为了统一拿出巨资把一切包下来而化解了矛盾,捷克以公平、周密的安排实行了国有资产全民初始分配而解决了矛盾之外,其余诸国的私有化过程都拖得很长。一些国家像波兰,由于剧变前当局搞的权贵私有化在剧变后被清查,私有化进程还曾一度慢于前政权末期。在东欧各国,不仅私有化立法要经过左右派争论、议会辩论乃至全民公决,立法之后私有化的具体实施也十分复杂。许多企业的私有化谈判经年累月,尤其是与工会的谈判更为艰巨。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谈了十二年,这样的例子并非罕见。用我们这里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他们这样的“民主私有化”“交易费用”太大。事实上,与那种所谓“休克疗法”的剧烈变化造成破坏的似是而非的说法相比,“民主私有化”的谈判过程长、交易费用大,倒的确是他们的转轨过程支付的“代价”之一。在这方面,咱们的体制优越性可就太大了。许多地方只要领导人一跺脚,立马就“全卖光”、“全送光”,产权马上就“界定”了。工人说赶走就赶走,资产想给谁就给谁,土地说圈了就圈了,谁敢说个不字?记得不久前媒体上广为宣传的“仇和现象”:一个地级市在“几个月内”不仅全部企业齐步“转制”、而且连学校、医院与幼儿园等公益性资产也稀里哗啦“全卖光”。而这位父母官因为改革成效显著又升为省级官员了。德国媒体曾经说,匈牙利的“全卖光”政策让西方国家(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有私有化问题)都有的可学。要是与这个地级市相比,只怕是匈牙利人也有的可学呢。当然实际上无论西方人还是匈牙利人他们都学不了我们——匈牙利对于实现国有资产变现价值最大化是非常重视的。而在那个地级市,考虑到“首长”只能对“卖方”而不能对“买方”下令,可以想见这种命令交易下不可能有正常的讲价气氛,所谓全卖光实行起来差不多就是“全送光”了。而这个地级市人口五百多万,在中东欧(含中亚、蒙古)28个转轨国家中人口规模超过它的也不过半数左右。许多人都说中东欧的转轨是“激进”的“休克疗法”,而中国的改革则是“渐进”的。其实像上述那个规模相当于中等转轨国家的“地级市”搞的才真正是“休克疗法”,而且其“激进”程度超过什么“五百天计划”之类东欧人所能设想的最激进方案。当然,剧变后尤其是初期,东欧新上台的不少领导人不仅价值观上追求转轨,言论上很激进,方式上也确实想尽快解决问题。但是在剧变后的民主制下,并不是他们“心想”就能“事成”的。相对于“只做不说”、“少说多做”的实权者来说,他们实际做到的是否真那么“激进”,大可怀疑。许多人都认为越是“右派”越主张“休克疗法”或者激进的转轨战略,越是“左派”越反对这种做法。其实在中东欧的许多国家中恰恰相反,左派的转轨方式往往比右派激进得多。这是因为东欧剧变前激进的反对派大都具有反苏的民族主义或反世俗化的宗教背景,对普世性的“全球化”和“物欲横流”的自由市场未必很热衷,还有的反对派出身草根,崛起于工运农运,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带有更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或工团主义色彩。剧变后他们这些“右派”反共的确坚决,走向“自由市场”就不免有些左顾右盼了。倒是那些出身“前共产党人”的左派,过去长期受国际主义教育,权力意识虽强,民族、国家意识往往并不怎么强。就像一家匈牙利媒体揶揄的:过去欢迎东方的坦克(tank)与如今欢迎西方的班克(Bank,即银行,泛指外资),不就一个字母之差吗?加之他们多为剧变前的精英阶层,资源多门路广,即使民主制下无法弄权,在公平竞争的市场转轨中他们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在中东欧的不少国家都出现了“左派复兴”后转轨进程反而加快的现象。波兰的大众私有化立法在四届右派政府时期都未通过,左派上台后很快就通过了。匈牙利的国有资产主体在剧变后第一届右派政府执政的四年中基本未动,左派上台后四年就基本卖光了。类似情况在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等国也存在。许多人都认为东欧人迷信美国,他们的转轨方案都是洋顾问给搞的,并不考虑本国国情。还有的认为东欧的转轨主张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属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建立的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其实你想想这可能吗?民主国家又不是“伟大领袖指航向”的“理想实验场”,连自己国家领导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民,何况那些无权无势的外国学者?中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方向虽然一致,具体做法依各国国情却有很大不同:匈牙利剧变前政府留下了全欧最高的人均债务,国家财政破产,急需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所以几届政府无论左右都实行“只卖不分”。而且由于公开竞价,多数出价高的都是外资公司,于是就出现了“面向外资全卖光”。而捷克的国家财政状况较好,国民又不愿意外资收购,而且该国历史上社会民主传统浓厚,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于是便出现了与匈牙利相反的“只分不卖”,即把国有资产的价值主体以投资券形式公开、平等地在国民中分配。然后由他们在开放性的股市选购国企股票。同时为了保护“大众股民”利益,防止股市风潮与庄家操控,并考虑多数公众对投资不在行,因此发展了代理投资的中介机构(IPF)。

波兰的特点是工会的力量特别强大,无论什么样的私有化都得经过工人这一关。许多波兰企业初始阶段都实行过职工参股乃至“雇员买断”制(即EBO),在初始私有化以后,股权在二次交易中由于外部投资进入和内部经理层收购逐渐向“能人”手中集中,EBO逐渐变成MEBO(管理层与雇员共同买断)和MBO(管理层买断),但是这个过程相当长。在调查企业中,私有化四年后内部人资本份额已从95%降至75%。其中管理者股份从22%升至30%,非管理者雇员股份从73%降至45%。必须指出,波兰的管理层控股必须在私有化之后的民间交易中按纯粹自愿原则以市场价格从小股东(包括本厂员工)那里收购。由官方宣布经理是“能人”而把企业的全部产权或至少是控股权直接交给他(这是我们这里对MBO的通常理解)的做法,在剧变前的“体制内改革”中曾经有过,剧变后完全被废止了。

显然,中东欧的私有化不管成效如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国情下,各利益有关方面讨价还价反复博弈的结果。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与所谓“华盛顿共识”没有多大关系,也不是当权者、更不要说外国人能够包办的。剧变后的东欧统治者无论左右可以说都是自由民主派,但未必都是“新自由主义者”。加上环绕中东欧的西方欧陆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本来就多是社会党经常执政的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原本就不如英美盛行。中东欧国家争相加入的欧盟也有浓厚的福利与保护主义色彩,入盟谈判都包含“劳工条款”、“福利门槛”。想依靠任意“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挤进去,你想欧盟那些高工资高福利的老成员能同意吗?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义者,在转轨期民主政治的多方博弈中能够实现的也七折八扣地变成福利国家或“准福利国家”了。

在这方面捷克的克劳斯政府堪称典型,克劳斯本人可谓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了,他不仅是留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科班出身,而且执政后也以直言不讳地表达“主义”著称:他鄙夷“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之类的提法,经常把“不带任何限制词的市场经济”和“标准的资本主义”挂在嘴边。但他的这种“主义”也就过过嘴瘾而已。实际上,在克劳斯执政的8年里捷克搞的是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实行企业保护与“过度就业”,连邻国波兰的左派政府副总理都觉得过分!这几年捷克竟然没有一家大企业破产,失业率不升反降,从1991年的4.1%降至1995年的2.9%,而且是欧洲极少几个在这一时期退休金增长比工资增长更快的国家。平均退休金占平均工资额的比重从1993年的43.4%升至1996年的47.8%.1995年捷克的社会福利事业为预算开支的最大项目,占预算总收入的1/3以上。无怪乎国外媒体称他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的美国学友萨克斯劝他学学亚洲,不要搞那么多福利。他的回答是:“我们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亚洲的水平”!笔者的朋友、著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教授在西方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在东欧诸国中对标准新自由主义者克劳斯治理的捷克却评价最高。他曾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有好坏共四种,苏联是“坏社会主义”,美国是“坏资本主义”,而捷克则是“好资本主义”!

捷克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说了:波兰的瓦文萨一再呼吁加快私有化,但他自己出身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连续几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否决,一直拖到“前共产党人”出身的民主左派“重新”上台执政,该厂才因拖延转制陷入资不抵债而终于破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位专家在考察了波兰现行法律后深为波兰企业家叫屈:“现行《劳动法》所保护的利益,不是劳资两利,而是侧重于保护被雇佣者,”他认为这是波兰经济搞不好的“教训”之一。在长期由“工会掌权”的波兰,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基金高速增长,从转轨初期相当于职工工资的58%,到2001年已超过90%.如企业职工实际工资为300美元,则业主须支出约570美元。以至于“工会吓跑投资者”和国家福利负担导致的财政危机使波兰经济在世纪初陷入困境。尤其让中国农民瞠目结舌的是:波兰农民(自由小农!)也享有高水平福利保障,为维持农民的公费医疗、退休金等等,国民经济各行业每个就业者每年须平均转移支付约415美元。

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田早在剧变前当局要关闭亏损矿井,就受到矿工工会的抵抗,剧变后矿工工会愈发了得,多次发动数万矿工进入首都导致政府危机,彼得。罗曼政府为此下台。而议会中的大罗马尼亚党议员团则成为矿工利益的代言人。经过十年谈判,矿工们的要价已经“降低”到要求恢复矿井、工资(当时已为罗全国平均工资的两倍)再提高30%,并在失业保障金之外再给每个下岗工人1万美元外加两公顷土地的“补偿”——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政府对此都无可奈何。而我们虽然至今仍然把“私有化”列为禁忌词汇,实际上在“产权明晰”、“国资退出”的名义下正如一些媒体所说,无论怎样化公为私都“可以,可以,也可以”。工人被要求“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农民被禁止“非法上访”,官办的工商联之外,老板们(尤其是外商、台港商)可以自办商会,工农却不能自办工会农会,官办工会形同虚设而农会则连官办的也没有,世界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投资环境”?难怪中国吸引外资远远超过中东欧了!

三、中东欧与中国的三大区别

这些年来,有关东欧转轨不顺利和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即所谓“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的话题几乎主宰了国内外的“转轨经济学”界。从西方经济学本身长期争论的传统问题: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的对垒中形成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大家把他们的争论延续到转轨经济学中,形成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和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但他们双方似乎又有个“共识的共识”,即都说中国渐进、东欧激进。只是一方说中国渐进就对了,而东欧激进则是犯了过分市场化的错误。另一方则认为: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虽然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而东欧国家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现在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从长远看,将来会得益。然而上面的分析说明:恰恰是这个“共识的共识”可能根本是个误识。如果不谈政治改革,仅就经济转轨而言,中国渐进东欧激进之说本身就难成立,据此来进行褒贬就更不得要领了。

源自西方的两派转轨经济学有三个共同的毛病:第一是“问题误置”,老把他们自己的问题:“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或者“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当成转轨经济中的问题,而且似乎是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问题。于是一派把错误都归咎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另一派把错误归咎于“国家干预主义”。但他们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国家”,因为这不是“经济学问题”;他们也不大管“如何分家”,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种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计划经济”的概念简单化,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只要不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而且计划经济就是福利社会加科学主义。于是转轨的全部问题就变成了放弃多少福利和是突然还是逐渐地让企业不再听命于“科学家—官员”。虽然有经济学家讨论过非理性非市场的“习俗-命令经济”问题,但那只属于古代或经济史的范畴。人们似乎没有想过某些“非市场经济”可能比市场经济的福利与科学还少,走出这样的经济也许面临的是另类困惑,而放弃福利或“科学主义”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并非真问题。两派转轨经济学喜欢对不同“转轨目标”的可行性评头品足,而对转轨前不同的“非市场经济”的“可放弃性”有极大差异,则不大考虑。

第三个问题是“重言不重实”。他们都以为领导人满口“新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就一定是在搞“激进的经济转轨”,而只字不提“私有化”,就证明那个国家是“渐进”的。他们不理解关于“只说不做”和“只做不说”的“东方智慧”。

其实东欧与中国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都非常大。像东欧两个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同出自前苏联的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就几乎是两个极端:爱沙尼亚“激进”得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岂止“渐进”,简直就是不进,根本就没什么改革,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中国也是,像温州几乎全部是私有制,而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保持“一大二公”的地方。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改革以来虽各有春秋,总的来说还都在增长。而那边的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过长短不等的经济滑坡。显然这根本不是激进或渐进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和东欧相比较,真正的重大区别有三点:

第一,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和东欧改革前都是计划经济,但改革的方向不同,不是“姓社姓资”,也是“凯恩斯与新自由”。然而实际上这两者的方向差异主要是政治性的,经济上谁更“市场化”倒很难说。两者其实与其说是“走向……”的不同,不如说是“走出……”的不同。所谓“鞍钢宪法”和“马钢宪法”之别倒是象征性地看到了一点,实际上,苏联东欧在历史上搞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扩张“科学主义”的一套理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搞的是一种不把“计划”当回事的、“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文革时期尤其如此。打破理性计划经济体制,势必要破坏计划平衡,但市场平衡又无法很快建立,就造成混乱,这个代价无论渐进激进都难免。但在中国,改革开始就是从无平衡的混乱中走出来,不仅市场平衡可以增加效益,引进理性计划平衡也可以增加效益。邓小平说改革最初就叫“整顿”,“整顿”并非走向市场,而是回复“修正主义”。其实就是放弃了大轰大嗡,搞了点苏式计划;放弃了点“鞍钢宪法”,搞了点“马钢宪法”。这经济马上就有改善。而在本来就是计划均衡的东欧,当然没法搞这种招数。而他们那种“科学”的计划,一放弃就乱套了。换言之,越是“科学的”计划,改革前比大轰大嗡的胡闹效益越好,但放弃它的代价也越大。而大轰大嗡的那一套是可以无代价地放弃的。

人们往往指责东欧国家追求“自由市场乌托邦”,而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十分现实主义。其实“乌托邦灾难”只是在专制国家才有的现象,宪政民主国家由于思想自由从来就盛产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但因其不具有强制性而不会造成灾难。像捷克的克劳斯,说他有“自由市场乌托邦”思想,大概不假,但这个乌托邦在捷克固然并未实现,却也没有造成灾难,也不影响捷克依据自己国情决定的转轨逻辑实际上成了个“准福利国家”。真正重要的是:不同的“非市场经济”其“可放弃性”(不是应不应该放弃,而是可不可以无代价地放弃)会有极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于转轨国家而言也许比转轨目标的“可实现性”意义更大。总结东欧各国转轨中的错误和教训是重要的,也是本书的重要内容。

但是像俄罗斯式的“坎托罗维奇体制”,不管采取多么高明的策略,要想放弃它而不付重大代价决无可能。这与中国走出文革式的混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一个非自由的经济共同体结构势必有两个职能,即它对人一方面是一种束缚,另一方也是一种保护。因此摆脱这种共同体也意味着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前者是好处,而后者就是“代价”。从逻辑上讲,这种束缚-保护关系应当是均衡的,因而脱离这种关系,不管是突然脱离还是逐渐脱离,都是既有代价也有好处的事。但历史现实中,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束缚和保护并不是对应的,因而好处与“代价”的配比也完全不同。

譬如:我国农民在改革前处于“被原始积累”阶段,和苏联30年代的农民处境差不多。而苏联后来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基本形成了工业化的都市社会,因而在60年代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1966年起,苏联农村已全部实行国家银行统包的“有保障的工资”制。因此苏联农民一方面受到体制束缚,另一方面得到体制保障的程度也相当高。但中国就大不一样,改革前人民公社的特点是束缚功能强大,保护功能却很小。因此,中国农民在摆脱束缚的时候,基本不需要支付失去保护的代价。

与中国相反,波兰、南斯拉夫当年就没有搞过集体化。它们的农民本来就是家庭农场主,拥有我们的农民在改革后才得到自由。但这些国家在旧体制下给了农民很高的社会保障,波兰全国农民1972年就实行了公费医疗,1978年又实行了退休制度,以及度假制度等等。因此它们的农民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摆脱的束缚没有多少,但会失去很多保护。对他们而言这代价怎么会不大?

而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改革初期中摆脱了严酷的束缚。却没有什么保护可失去的。这就形成了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也是中国那时经济发展很快的重要原因。

用经济学“行话”说,改革前中国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人人无利,只有受损多少的过程),走出这个过程的任何变化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人人无损,只有得利多少的过程)。而改革前东欧人所处的是“非帕累托过程”(甲得利乙受损的过程),走出这种过程的改变通常意味着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乙得利而甲受损)。这两者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两点都属于“走出……”之别。对于改革初期中国何以避免了东欧式的“代价”,这两点基本可以解释。但是“走出……”之别的影响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到了90年代,中国经济比中东欧经济增长更好的优势就需要第三种解释了。而这个解释决不是什么“休克疗法造成灾难”、“激进不如渐进”。恰恰相反,东欧无论渐进还是激进的国家经济无例外地都一度受挫(其实在那里渐进受挫的程度总的来讲往往还大于激进受挫),而在中国,无论仇和式的“休克疗法”还是南街村那一套都能(至少迄今仍能)维持经济增长,直观上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东欧各国都出现了民主化,而中国没有。

民主条件下搞私有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用我国一些学者喜欢用但却未必合乎科斯原意的说法,就是要付出极大的“交易费用”。共产党人仇和搞的“休克疗法”能够成功地把所有公产包括学校医院幼儿园一塌刮子“全卖光”,而标准新自由主义者克劳斯在捷克折腾了8年却搞出个“准福利国家”,这个对比还不够鲜明吗?说什么东欧“激进”?关于“民主分家”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多方博弈、筑室道谋、无穷谈判,上面讲了许多,本书中有更多的例子。它们确实消耗了这些国家许多精力,损失了不少时间。这是造成中东欧经济转轨困局、而中国能够避免这种困局的又一个原因。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主化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的同时,国家责任却很难推卸。与政府对绝大多数国民即农民没有福利责任的改革前中国相比,中东欧国家原来涵盖城乡的福利保障就发达得多。民主化之后国家任意调配资源的权力不复存在,但福利责任在民主条件下却不是统治者想卸就能卸掉的。很多外部“左派”批评中东欧简单化地实行“国家退出”,不如中国强调国家作用。其实国家在两者的转轨中都是无处不在,区别只在于中东欧国家“权力退出”易,“责任退出”难。而中国恰好相反。讲责任的时候让你“不找市长找市场”,弄权的时候就是“市场不找市长找”了。即便“左派”最喜欢开骂的俄罗斯,如今社会保障方面的“社会主义”仍然随处可见,非黑土地带许多农民甚至更本不种田却拿国家的保障金买粮吃。相比起前些年传媒“正面报导”说我们某个根本已无劳动能力的百岁农妇向政府踊跃交纳“合理负担”,真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西方两派转轨经济学家都认同民主,都不会建议东欧回归专制,同时他们的经济学也有不谈政治只就经济论经济的规则(在政治权力很少干预经济的西方这种规则也很自然),于是便王顾左右而言他,去辩论起什么经济上的激进渐进来了。

但是,“民主分家”虽然付出了相当的“交易成本”,从长远看它却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使命:给“分家”的结果提供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起点公正。不管是捷克式的“全民资产公平地分配给全民”,还是匈牙利由民主政府在反对派盯着之下搞的公开、公平竞价拍卖,或者是波兰式的从EBO公平过渡到EMBO和MBO,都具有“分得起点平等,卖得透明公正,委托代理清楚,公平分家然后自由交易,谁是‘能人’那时自见分晓”的特点。这样的合法性首先是合乎自然法——公正性。而这是任何人为的成文法无法代替的。

二是代理公正。正如笔者指出的:国资交易的难点表面上是定价问题,实际上是作为国资所有者的国民与作为资产看守者的官员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没有真正的而不是自称的委托,“看守者交易”就难以成为合法的代理交易,无论怎么定价,都难免盗卖公产之嫌。近代民主制产生的基础并不是什么纯粹理念的东西,而就是“无代表,不纳税”的逻辑。这个逻辑用在转轨问题上就是“无代表,不卖(分)产”。中世纪早期西方的“国王”自食其采邑,基本没有全国性税收,民主与否无所谓。后来税多起来了,你收这税拿去干什么?就不跟我们商量?没有我们或我们选出的代表同意,你凭什么征税?事实上,民主化之后通常税不是征得少了,而是更多了。但是纳税人就愿意!同样,转轨以前的体制犹如一个大家庭,子弟们不能挑选父亲,但父亲也不会“解雇”儿子。现在父亲可以解雇儿子了,儿子还能不挑选父亲吗?还能不过问家产的处置吗?事实上,民主化之后即便国企卖价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国民也认可,这与民主制下纳税更多人家也情愿是一个道理。在东欧,往往同样是卖企业,甚至是同样的价钱,剧变前卖就引起众怒,被斥为盗卖公产,剧变后在民主制下卖,大家就没话说。

三是协商公正。“分家”兹事体大,即便明确了委托代理,通常也只是具备了私有化民主立法的合法性基础,具体分家进程中的种种利害冲突还是要由利益有关各方谈判协调。同时民主制也有个健全、完善过程,在民主制尚不健全、“代理公正”仍有缺陷时,各方协商更成为程序公正的关键。即便最后的配置差别不大,有没有商量仍是大不一样的。中东欧的经验证明:“吵在前头”比“秋后算帐”有利。波兰在1991-1993年间因私有化进程中的具体问题发生过频繁的请愿、示威、游行和罢工,而俄罗斯这种事情就少的多(那时俄国公众的公共参与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是私有化实现后波兰人就安静了,在转轨前和“如何分家”的谈判中极为活跃的工会,当年的“军管”都镇压不下去,但在“分家”有了公正结果的许多私有化企业中,工会几乎无疾而终。当年呼风唤雨的工运领袖、首届民选总统瓦文萨也因没了听众而黯然从政界消失。“工会吓跑投资者”的所谓“波兰病”如今大有改变,近年来波兰吸引外资已经赶上匈牙利而居于中东欧榜首。反观俄罗斯,则由于产权配置缺乏公信力而导致资本外逃严重,清算寡头更使许多大企业无法稳定经营,造成巨大损失。

由于“民主分家”的上述功能,尽管在言论自由环境下媒体可能“怨声载道”,实际上公众对改革结果的认可程度决不低。最明显的是十多年来在民主竞选中各国执政党多次更迭,左右派轮番上台,转轨结果都得到公认。主张走回头路的政党尽可以公开存在与宣传,得到的选票却越来越少。总的来看,中东欧国家已经实现了通过“民主分家”建立公正的产权结构并维持稳定的过程,这对未来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总之,尽管各国情况不一,但总体上中东欧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所谓经济转轨太“激进”而导致“休克”,而是“民主分家”的高交易成本有时反而导致拖延损失,民主化造成的国家责大权小也恶化了转型期财政困难。但是从长远看,这种成本是值得的。事实上如今中东欧地区经济复兴最早最快、转轨“代价”总体上最小的几个国家,恰恰都是“分家”最民主也最公正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

四、“分”之罪?不分之罪?

关于俄罗斯教训中东欧诸国中,俄罗斯转轨中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无论在效率上还是公平上都如此。于是一些人一谈中东欧就是俄罗斯,似乎波兰、捷克等等都不存在。“俄罗斯化”成了争论中指责对方的一个说词。而对俄罗斯的指责集中于两点:一是所谓休克疗法,二是“证券私有化”。关于俄罗斯的所谓休克疗法,本书中有详细的分析。不管这种主张是好是坏,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早在苏联末期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普京上台之际。而搞“休克疗法”的盖达尔执政仅半年,从切尔诺梅尔金上台起就说要放弃“浪漫主义改革方式”。长达十余年的衰退都归咎于那半年,说得过去吗?在前苏联范围内,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取过盖达尔的方式,比如乌克兰、白俄罗斯就没有。但是他们现在的状况还不如俄罗斯。

由于俄罗斯经济搞得不好,我们经济学界的“左”“右”双方都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说事。“左派”说俄国人一分了私有化证券就拿去换酒喝,有人乘机收购大量证券,于是便霸占了国有资产成为寡头,这多不公平!可见这家千万分不得,自由主义罪该万死,还是让大家长管着好。“右派”则说俄国人就是穷讲究什么公平,要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结果股权极度分散,造成公司治理不好效率低下,要是把产权交给经理就好了!可见分家就是要依靠强者,平民立场罪莫大焉。

其实这两种说法本身就互相抵销:如果证券私有化造成产权极度分散,何来寡头之说?如果它使产权集中于少数老板,又何来公司治理问题?更有甚者,有的批评根本就是颠倒的,如说私有化证券不值钱,又说企业定价太低,几张证券就可以换走大企业,还说俄罗斯只分不卖是大错,这几种指责在逻辑上怎么可能同时成立?如果只分不卖,所谓资产定价就只与私有化证券发行额有关,而与通货膨胀无关。如果以通货膨胀为理由把企业提价,同时私有化证券的发行额又是固定的,并不随通货一起膨胀,那私有化证券怎么还能换到产权?有些人口里说人民至上,实际上把人民说成傻瓜,说他们一拿到证券就换酒喝了,因此就不该向他们分配资产。其实由于当时官方并没有真把多少资产拿出来分,私有化证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确也就等于废纸,拿它“换酒喝”还应当说是聪明之举。俄罗斯还有五分之一的证券根本就没有兑换成股票(哪怕是垃圾股),白白作废了呢。而拿“酒”换了一些废纸的那些人倒多当了倒霉鬼,哪个成了“寡头”?

本书以实证研究证明:当时叶利钦政府实际上是借通货膨胀和资产重新定价之机赖掉了原先许诺的资产分配。主要的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有“分”。“私有化证券”只能换一些垃圾股,大量收购这些证券的人后来基本上都破产了,根本没有变成“寡头”。后来的寡头恰恰是在1994年俄国私有化“改分为卖”之后,一些权贵通过“内部人交易”(这恰恰正是中国现在流行的做法)把国家耍赖没有拿出来分给老百姓的那些资产(而不是分给了百姓但他们不知珍惜又拿去换了酒喝的资产)攫为己有的结果。寡头们根本不是通过收集私有化证券发迹的。也就是说,如果当时俄国像捷克那样认真地通过“证券私有化”搞了资产的公平分配,后来的经济发展肯定是另一个样子:能不能更快增长不说,至少不会有寡头之弊。

这并不是说捷克式分配就十全十美没有缺陷,也不是说就不能“卖”。本书在肯定捷克式的“起点平等”的同时也指出其“投资私有化基金(IPF)”的后期运作有问题,影响了公司治理。而“卖”如果像匈牙利那样规范地操作,公平出售国有资产并用所得充实社会保障与公益福利基金,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俄罗斯说“分”又没真分,“卖”又卖得很不光明正大。但是由于这个真相很少有人了解,某些人就老以俄罗斯“平分国有资产导致经济失败”为借口主张直接把公共资产私相授受。因此本书澄清俄国“证券私有化”的真相是非常必要的。俄罗斯的问题根本不是“分”了以后由于“证券自由买卖”造成了寡头,而是政府口头说“分”实际赖了账,然后把赖着不“分”的资产私相授受给了“内部人”。作为中国人,我们究竟应当从中汲取怎样的教训?

如今“非主流”指责中国的私有化是“俄罗斯化”,“主流”回答说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搞证券私有化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问题是俄罗斯难道就真的把资产分给过老百姓?没有公开地给老百姓,这不恰恰正是暗地给了权贵吗?俄罗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左右两派共同把人搞糊涂了。

其实,俄国私有化没有捷克那么公平,原因之一是俄国的民主化水平本身不如捷克的民主化,她的私有化过程因此也就不如捷克公平;其次,民主化是私有化能够公平进行的必要条件,但未必是充分条件,民主国家的私有化不一定公正,但不民主的私有化一定是不公正的。然而,正是由于俄罗斯毕竟还是有一些民主,政府处置公产还算是具有委托-代理的合法资格,而社会有关利益各方在这过程中也有过不少谈判,经历过相当激烈的讨价还价与妥协,最后这样的结果虽然令人不满,但并没有多少人主张推倒重来。如今我们这里有人主张“先私有化后民主”,其根据居然就是说俄罗斯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但也没有导致清算。这不是惊人的逻辑颠倒吗?俄罗斯难道是“先私有化后民主”的例子?她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却也没有导致大清算(其实小清算还是有的,例如如今普京对待霍多尔科夫斯基),难道不恰恰是民主先行一步的结果?如果反过来,戈尔巴乔夫时代权贵们就先在体制内的黑箱里瓜分掉了公产,然后再出现叶利钦的民主化,那还了得?那时被追究的还能仅仅是那几个“政变分子”?

如今争论双方都拿俄罗斯说事,一边说如今的改革就是“俄罗斯化”,另一边说否,我们比俄罗斯搞锝好。然而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方案可是不仅经过左中右各派的自由辩论和民主的立法程序,还通过了全民公决的。而今天看看,我们的国资改革经过了全民公决吗?更重要的是:它经得起全民公决吗?

俄罗斯国资改革导致的财富分配是否比我们的更不平等,已经是个疑问——不少数据表明,如今中国的吉尼系数(城乡综合)超过俄罗斯,如果这点还有疑问,那么超过匈牙利、波兰(8.28北京讨论会上支持郎咸平的发言者一再提到的反面案例)等东欧国家是毫无疑问的。

而我们如今的产权配置的合法性——包括法律合法性和道义合法性——比俄罗斯(更不用说比东欧)又如何?必须指出,不平等与不公正(没有道义合法性)并不是一回事。仅仅是吉尼系数较高并不说明公正性更低。洛克菲勒富可敌国,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公。而周正毅、赖昌星之富比洛克菲勒差得远,但国人皆为之切齿。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显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如今普京收拾“尤科斯”是很得人心的。但是据普京采取反寡头行动后俄罗斯的民意调查,73%的被访者支持普京,而同时对行动表示不满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仍有39%的被访者支持。[1]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得知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一事的受访者中,有54%的人对这一行动持赞同态度,4%的人坚决表示反对,而多达42%的人态度含糊或不置可否。[2]而今天你看看我们的网上民意,强国、人民这些比较左的网站就不说它了,新浪、搜狐等普及型网站的几个数字都表明,强烈支持郎咸平的高达90%以上!虽然网民并非全民,但是俄罗斯的那两个调查也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因此还是有相当可比性。要知道俄罗斯向寡头发难的可是当今的铁腕总统,比郎咸平这么个民间学者(还不是大陆的)的号召力难道不大得多么?可是它激起的民意支持还远不及我们这次的“郎旋风”!可见俄罗斯公众对国资改革的不满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公众对国资改革不满的一面倒程度。尽管我们这里许多人喜欢渲染俄罗斯的危机,但不客气地讲,这些年来俄罗斯人民虽然有怨气,但“革命形势”绝对没有。而中国如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机而翻船的可能性,比俄罗斯要大得多!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胡平推荐(10/28/2004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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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書籍製作的故事

花了一年多時間整理的自己的英語論文結集,終於出版了。是自己送給自己的禮物,平生只此一次,用盡了心機,成本在所不計,但事前怎樣也想不到會是那樣大的麻煩。搞創作,日以繼夜地苦思自得其樂,但整理舊文不容易「樂在其中」。一位瑞典朋友二十年前催促我把自己的經濟思想綜合起來,寫成一本書,遲遲不動,後來寫成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卻用中文,使這位朋友失望。十年前此君轉而要求我把英語論文整理結集,沒有理由反對。歷來不保存自己的文章,發表過的還可追查,但幾篇自己認為重要的文稿,希望能多想一下才發表,擱置了多年,文稿遺失了,就提不起勁去整理這結集。兩三年前舊同事和舊學生替我全部找回來,於是整體重讀,淘汰了一些重複或過於簡短的,餘下來的很完整,就再沒有理由不整理這本英語論文結集了。

想不到要花那樣大的心機。別的不說,單是校對就用了五個人(當然連自己),做了七次。結集出版後翻閱幾下就找到錯字!可幸是無關重要的小錯,希望整本只錯這一小點。要收回一部分此前對英語的高評價。在中、英二語皆可用電腦打字的今天,校對與排版的效率英文比不上中文!電腦檢查信不過:兩位同學翻譯新出版的赫舒拉發的名著,發覺原文錯漏數以百計,可能逾千!那是劍橋大學出版的書,不會亂來,何況該書增加到三位作者。合作著書這回事,不會是「三個和尚冇水食」。看來他們相信電腦檢查錯漏,中了計。例如「豎軸」說是「橫軸」,方程式用錯了符號,「A」寫作「B」,「有」變為「無」,relay錯用relate等,電腦皆無能為力也。

有先見之明,一開頭我就決定用眼睛。眼睛校對,中文比英文容易,因為中文錯字錯得較為明顯,標點較為簡單,文法靠「語氣」,不斤斤計較,而排版是字對字,不會時疏時密,又或者一個字要分開兩行。


先進科技奇哉怪也。所有校對、排版做好了,出光碟,轉菲林,印刷去也。殊不知藍紙打出來,一個圖表竟然不見了六個符號!同一光碟,再出菲林,這六個符號卻又再跑出來。這是千真萬確的科學奇蹟:同一光碟可以一次有,一次冇。我們的偉大祖國要問津月球,不知要用的光碟是哪一種?希望不會飛到火星那裡去!

精心炮製,我跑到國內某地作釘裝的工廠去看看。非常欣賞。該廠的主事人解釋,精裝書籍釘裝,先進機械之外,人手工作相當多。中國人的手指靈活,工資低,在書籍製作這方面今天先拔頭籌,佔了先機。據說運到美國,連運費,中國印製的成本大約低百分之二十五。這樣看,沒有嚴重的時間約束,不到神州訂製不明智。毫無疑問,中國製作書籍達到世界級水平,難怪這些年出口不斷上升。

炎黃子孫還有另一項優越性。書籍製作賺錢,要靠管理得宜。不容易。同時製作數十本不同的書,花樣有別,哪本是哪本,要保持高質量很頭痛。書籍製作生意,每本書號的收入平平,這樣,老外管理不懂外語的員工很麻煩。知名天下的「大日本」兩年前在國內收檔了。

讀者會問:為什麼國內銷售的書籍,質量低得那樣不成氣候呢?答案是國內的書籍由國營製作,外資設廠不准內銷。據說外資在國內設廠產出的紙張也達世界級,但只准外銷,而外資在國內精製書籍的,紙張要進口。管、管、管,一塌糊塗,還有那樣的佳績,奇哉怪也!

不敢競爭的國企不值得維護,北京的朋友要清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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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of 3.8 mln battles thirst as river pollution confirmed

www.chinaview.cn 2005-11-23 22:54:54
BEIJING, Nov. 23 (Xinhuanet) -- After two days of rumors and fears about water cutoff, residents in a northeast China's Harbin city got the official confirmation Wednesday that their upriver water source was badly contaminated by a toxic chemical leak.

China's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SEPA) said here Wednesday afternoon that the Songhua River suffered a major water pollution incident, which led to the four-day water supply system shutdown as of the wee hours Wednesday in Harbin, a downstream city of over 3.8 million people.

The level of toxic density in the water is declining after several days of emergency treatment measures and sedimentation, a SEPA spokesperson said in the press release, citing water surveillance figures.

Benzene-like organic pollutants, harmful to human health, had flown into the river after the Nov. 13 blast in a petrochemical plant in Jilin Province where the river originates,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density of benzene and nitrobenzene substances in the river's Jilin section have dropped within the state safety level and the water with little amount of toxic components will pass through Harbin on Friday morning based on its current speed.

Local citizens became calming down Wednesday after their dashing purchase of various water products in every available food shops across the city since Monday, when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issued its first statement of water stoppage, and are preparing for their first-ever experience without normal water supply.

Unexpectedly, the city temporarily resumed tap water supply on midday Wednesday to give people more time to increase their water storage, after getting assured that the river's Harbin section has not been polluted and the chemical pollutants will arrive on Thursday morning.

The complete cut-off of water supply is pendent till the government makes an order.

Harbin citizens have collected over 300,000 tons of water by Tuesday, which is expected to hold on of three days based on their 18,600 tons of daily consumption, according to Liu Yuzhu, a senior official with the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corporation.

Harbin, capital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is located at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1,897-km-long Songhua River, which supplies most water to the populous city.

SEPA experts have been working with local experts and officialson pollution-control campaign and the two provincial governments have launched emergency schemes for the vital environment incidents to ensure people's safet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normal life.

Jilin had quickly blocked entry of the pollutants into the river and discharged massive volume of water from a reservoir to dilute pollutants, while Harbin have added some active carbon powders, and is expected to get 1,400 tons more, to purify the water.

While the finance department of the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s allocated 10 million yuan (approximately 1.23 million US dollars) specially for handling the pollution incident.

Quality of the river water is under round-the-clock observationby a number of monitoring s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rbin is busy drilling 100 new wells to tap out 80,000 tons ofunderground water everyday, which will add up to the daily output of 320,000 tons from the existing 918 wells, said Zhang Dingbang,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at a press conference on Wednesday afternoon, the first since the incident.

Several thousand tons of purified water from the neighboring regions and enterprise donations are expected to reach the city soon, further ensuring people's demand.

Bathhouses and car-wash facilities across the city have been ordered to stop operations and the city's administ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price bureau and police to strengthen surveillance over the market and maintain social order.

Measures to ensure the operation of warming supply system, hospitals, universities and other key water-consuming units have been imposed in the city, famous for its ice-snow sightseeing in this winter seaso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he urban areas of Harbinhad a lesson on safety on Wednesday morning before they were dismissed. The suspension of class will last till Nov. 30 for fear that catering and sanitation can not be secured.

"It is really inconvenient without water," said Gao Yuan, a local civil servant.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its best to stabilize social order and people's life. We believe that the trouble will pass soon and we will survive the big challenge," said Gao.

Both the SEPA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pledged to keep the media informed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The blast, responsible for the river pollution, took place at noon in a workshop of the No. 101 Chemical Plant of Jilin Petrochemical Company based in Jilin City, leaving five dead, one missing and more than 60 others injured. The plant is only a few hundred meters away from th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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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博文 民主政治只能選出庸才政客嗎?

2005.11.23  中國時報
不只是布希和阿扁做得有夠爛,環顧世界,也沒有幾個像樣的國家領導人和政府首長,英相布萊爾尤令人失望,只會「吻山姆大叔的屁股」(Kiss Uncle Sam’s ass),自動跳進布希製造的伊戰火坑,自取其辱,為舉世所不齒。二戰結束後,自由世界很少出現傑出的領導人,目前的情況更糟,三流和不入流腳色充斥政壇,這種現象到底是潮流使然還是選舉制度有問題?羅斯福和邱吉爾的時代一去不復返,難道像法國戴高樂和西德艾德諾這樣的一流政治家也成絕響嗎?

由於布希的表現實在太糟糕,美國學界和媒體最近都在討論領導人才和領導能力的問題,大家都懷念偉人在世的日子,尤其是羅、邱當自由世界舵手的時代。十九世紀的蘇格蘭作家湯瑪斯.卡萊爾說過,世界史其實是一部偉人傳記史,但也有史家認為普通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時勢造英雄」或「英雄造時勢」的辯論,永遠沒有定論;但可以斬釘截鐵地說,所謂「偉大領袖」和「曠世英雄」的時代,不會再來了,世界政治舞台不可能再出現令人民頂禮膜拜的偉大人物,這是歷史之必然。


著述甚豐的英國軍事史家約翰.基根認為二十世紀的世界政治史即是由列寧、史大林、希特勒、羅斯福、邱吉爾和毛澤東等六個人的傳記所組成。這項說法似有其道理,至少老毛是最後走下神壇的世紀大人物。不僅是偉人當道的時代結束了,即連強人時代亦陸續瓦解,如台灣的二蔣、印尼蘇卡諾和蘇哈托,南韓的李承晚和朴正熙皆未獲善終。目前只有利比亞的格達費、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古巴的卡斯楚仍在苦撐,他們的強人時代很快就要被歷史浪潮所吞沒。

當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逐步走向開放選舉、議會政治以及新聞與言論自由的境地,也就是偉人和強人向歷史告別的時候。民主政治是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最好的一種制度,但也是庸才和蠢才最容易出頭的制度。人民的眼睛不一定是雪亮的,任何一個野心勃勃的政客,只要籌一筆巨資、找幾個有組織和文宣能力的幕僚、拉攏幾個有影響力的智庫、看準整個社會流行的是什麼思潮,就高舉那個思潮的旗幟,匯集這些因素,平庸的野心家也能飛上天,但選民卻要承受選錯人的慘痛後果。布希去年只比凱瑞多百分之三的票數,但拒選布希的選民卻要忍受布希秕政的代價,這也是民主政治極不公平的一面,有什麼辦法呢!

美國社會一直有「第一流人才不搞政治」的說法,那些第一流人才都跑去企業界了。其實這種說法並不全對,美國政界還是有不少人才,但這批人才很難在當今和未來的政界施展所長。在金錢第一、意識形態掛帥、保守和宗教勢力雄厚以及右翼媒體操控的政治氣候下,真正的人才和有理想的政治新手都不可能擴大地盤、發揮影響力,他們一出頭馬上就會被右翼媒體、教會和智庫圍剿而難以拓展雄圖。布希常稱贊他的軍師卡爾.羅夫是「政治天才」,又說他能夠連任完全是羅夫所「締造」。布希並沒有誇大其詞,羅夫從尼克森那裡學會搞選舉,他在投票前兩、三個月就能完全記住全美每一個選區(全美有千餘選區)的敵我態勢。羅夫是選舉奇才,他把政治庸才推進了白宮。

羅夫當然不是靠他一個人的力量,而是他把右翼整合起來,團結一致對抗自由派與溫和派。美國右翼勢力的排他性太強了,一個有理想、有遠見、有能力的人才如何能跳出右翼的魔掌?

做過四任總統顧問的大衛.葛根最近寫了一篇有關領導才能的文章,他說領導才能太重要了,各行各業皆有一流領導人才,唯獨政界獨缺,而今天的美國最急需的就是傑出的政治領導人才,但哪裡去找呢?選舉政治玩過火,有時真會毀掉一個國家和社會,美國的布希,台灣的阿扁,他們都已經做第二任了,看看他們的言論,他們好像還在競選。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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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瑞泰 拿出行動力對付日本

2005年11月23日

就政府對日外交系統的人員而言,今年是台日外交關係大好的一年,不僅對日航線與飛航班次大幅度增加,台灣人亦獲得免簽證進入日本的優惠措施,而且今年日本人來台旅遊人數更突破一百萬人,將為旅遊相關業者帶來三、四億美元的業績,甚至對台日關係法的遊說亦有進展;然而,就在此兩國關係呈現一片大好的時刻,卻傳來日本在大西洋鮪魚保育國際委員會提案制裁台灣,要求大會將台灣明年的大目鮪、大西洋劍旗魚、大西洋與地中海黑鮪魚魚貨分配量歸零,並禁止會員國與合作的非會員國從台灣進口魚貨。

若照案通過,台灣的遠洋漁業將為之崩盤,預估損失相關產值將高達百億元,影響數萬國民的生計。如此兩極化的訊息傳來,著實引發吾等對日研究者的無限感慨!
台灣與日本有著比其他國家更複雜的關係,僅從開台祖鄭成功有著一半日本人的血統,以及殖民時期皇民教育下成長的台灣菁英兩點而言,就有許多釐不清的恩怨情仇至今尚存。


政界不少親日偏日
殖民時期受完義務教育並繼續升學的台灣菁英,雖然現存者皆已年臻耄耋,但因為原始良好的家庭背景與高於平常人的個人實力,直至今日仍然是台灣政經界的實力者,依然影響著對日工作、參與著與日本相關的各項學術以及政經活動。日前筆者曾出席於國家圖書館舉辦的台日學術會議,會場政商學各界雲集,個個衣著非凡,但望眼過去卻是一片白髮蒼蒼,甚有許多拄著柺杖者,青壯年出席者寥寥可數。
政界中對日關係的主導者亦是不遑多讓,不僅長者為多、多數從心底即自然的擁有親日情感,甚且家中另一半為日本人者亦多有所在。上述菁英們在許多場合與作為中,明明白白地顯示出親日且偏日的特殊情感與作為。
例如大力促進雙方的貿易、旅遊等商業合作、以及提升免簽證等的台日特殊關係,然而一旦論及漁權與領海,則有批評指責自己漁民不是者、有站在日方立場講話者、有讓步犧牲冀求日方給予台灣與美日安保掛鉤之機會者、更有顯示事不關己者,故每次台日交手的結果不僅犧牲了漁民權益也維護不了台灣的國家尊嚴。


日視鋤弱理所當然
台灣漁民違背台日協定或國際規約,甚至掛外國旗、化身權宜船等有其苦衷,一來國力不足以保護遠近海漁業,二來是大國秩序下的不平等競爭,三者為求得基本生活。所以當政府作為不足時,不應一昧責怪漁民不守法,應試著以不同的思考模式、不同的作法與漁民攜手開創新機。
日本由來以武力治國,有著集團主義下武士統治的本質,其等尚武之士為達目的以死為終極之美,尊敬有實力的對手,輕視弱者,且視打擊弱者為理所當然。所以為求台灣利益、為台灣優先,握有對日資源與決策主導權的長官與前輩們,實應拋開親日情節、放棄讓渡漁權等小利換取安保大利之幻想,強化自我的實力與行動力,以現實主義為政策主軸,一方面誠心開門歡迎日本的觀光客,一方面堅決對抗日本漁權與領域的擴張,方能獲得日本統治階層的尊敬,不再輕視台灣、對台灣予取予求。因為日本絕對不會像維護其捕鯨利益一般地維護台灣的漁業利益,日本武士的作法是殲滅屬於弱者的台灣漁業,讓對手死的完美。



作者為開南管理學院副教授,日本國立新潟大學政治社會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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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念中 華盛頓郵報和它的超級明星

2005年11月23日
不少人認為新聞記者是個挺風光的工作,在社會上可以嚇唬人,又可以吃香喝辣。但記者其實是個短命的行業。絕大多數記者不是身體搞壞,就是腦力耗盡,被迫轉業。很少人能像《華盛頓郵報》的伍華德(Bob Woodward)一樣,風風光光、順順利利的幹了快一輩子,而且名利雙收。
不過伍華德最近流年不利。先是水門案的「深喉嚨」,前聯邦調查局副局長費特自己現身說法,一舉破了伍華德和《華郵》深藏了30多年未發的大獨家泡湯了;伍華德事先寫好,等著深喉嚨過世就可以大發利市的書也為之破功。
最近伍華德捲入「特工門」,連帶老東家《華郵》被讀者罵得狗血噴頭,伍華德和《華郵》的聲譽受到嚴重打擊。對伍華德來說,更慘的是,他從《華郵》前老闆葛蘭姆獲得「不用上班,不必向任何人匯報,不必採訪寫新聞」的特權,幾乎全被收回。一個無人監督,往來都是王公卿相的媒體超級巨星,忽然受到小學生式管教,真是情何以堪!
《華郵》本周還大費周張的請主管社內紀律的同仁,寫了一篇報社如何處理伍華德的文章,昭告天下。我曾經和幾位《華郵》的同業談到過伍華德,他們不是羨慕伍華德的特殊待遇,就是輕蔑的表示不以為然。從《華郵》的解釋文不難看出,伍華德的行徑在《華郵》內部早已犯了眾怒,自總編輯以降,無不主張對伍華德曉以大義,「特工門」事件給了《華郵》處理伍華德的最佳理由。
伍華德自水門案後不久,就開始專門寫書。本來記者寫書在國內外都非常普遍。但是像伍華德這樣著作豐富的畢竟少之又少。記者一則囿於題材,二則受制於時間,終其一生能出版3、4本書已經難能可貴。即使《紐約時報》的名專欄作家傅立曼、陶德為了寫書、打書,還得向報社告假,但是伍華德在《華郵》的特權就是不跑新聞,專事寫作。每本書完成之後,由《華郵》摘錄刊出,他就算盡責了。報紙付高薪請你寫書,寫完還大篇幅幫你打書,又有豐厚版稅可拿。這等好康的事哪個拚命跑新聞的記者不羨慕呢?


伍華德的書都精彩
平心而言,伍華德寫的書可以說是本本精彩。從早期寫的有關水門事件的《總統的人馬》,到最近的《攻擊計劃》,十幾本書都充滿了不為人知的內幕。他的作品能夠問世,都經由華府權要的加持。許多書的基礎,都是伍華德與核心決策人士多次的訪談,這些核心人有的是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中情局長、總統候選人,有的是這些權要的最重要幕僚。得自他們一手的資訊,是外面小記者一輩子可望不可及的。
但是伍華德與受訪者的協議是不能透露受訪者的身分,於是他的書出版後,立刻引起各方面的猜測:到底哪些資訊是哪些人說的,他們為什麼要這麼說,目的何在。政治分析家更會拿此來做文章。當然有人會質疑提供資訊者的動機,甚至質疑伍華德本人有沒有在其中做了手腳。
更根本的批評在於,這種經特權安排的訪問,必然有許多交換條件,而且作者呈現出來的必然是受訪者樂於被廣為周知的事情。此外,為了新書能夠順利完成,訪問者必然會避免敏感的問題,甚至放棄追問有價值的議題,最後可能犧牲了新聞工作者的原則。《華郵》和伍華德稱此為「調查報導」,但是經過受訪者限制授權的調查報導,已失去新聞工作上求下索的精神。
伍華德當年應徵《華郵》試用記者,兩周發稿17篇,因為未符標準,統統被丟進垃圾桶;兩年後再回《華郵》,因緣際會碰上了水門案,成就了一代大記者。伍華德的迅速上升象徵了一個新聞與政治奇異共生時代的開始;現在他四面楚歌的境遇,大概也給這個時代的結束做了最好的註腳。沒有人能夠預卜往後媒體與政治的關係,但是能肯定的是,伍華德這樣的角色將不易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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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November 21, 2005

Japanese brands show 'nicks'

By Sharon Silke Carty, USA TODAY
DETROIT — Consumer Reports' annual reliability survey, released Wednesday, challenges the belief that Japanese cars are generally made better than domestic vehicles.

Vehicles that Nissan makes at its new plant in Mississippi — the Quest minivan, Armada SUV, Titan pickup and Infiniti QX56 SUV — are among the 48 least-reliable cars and trucks sold, the survey found. The redesigned Toyota Avalon was rated with average reliability, lower than any of Toyota's other cars. The Acura RL, made by Honda, and the Honda Odyssey were also rated average.

"One time you would consider buying a Japanese car because you'd get excellent reliability, but now you're starting to see some nicks in the armor," says David Champion, senior director of Consumer Reports' auto test center.

Asian nameplates still dominated the most-reliable list. Of the 31 cars that earned a top reliability rating, 29 were Japanese and two were domestic models. No European cars earned a top ranking. Irv Miller, a spokesman for Toyota, says the automaker is actively addressing complaints from consumers about the Avalon. He predicts the car's rating will increase next year. Consumer Reports sent surveys last spring to its 6 million website and magazine subscribers. The results cover 1 million 1998 to 2005 model year vehicles, the most responses Consumer Reports has ever received. The annual reliability study is among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 preferences. "In certain segments, it can be argued that Consumer Reports is the most powerful influencer of consumers other than family and friends," says Eric Nobl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research firm The CarLab.

Other findings include:

• Lofty sticker prices don't always mean high quality. The list of least-reliable cars includes some of Europe's most expensive nameplates, such as the Audi A8, BMW 7 series and Mercedes-Benz S-Class.

For the second year in a row, no European automaker made it on the most-reliable car list.

• Only 3% of Toyota Prius owners reported problems with their cars.

By comparison, 67% of Infiniti QX56 owners had to go back to the dealership because of problems.

• While the quality gap between Asian and domestic carmakers is closing for new cars, Champion says as domestic cars age, the gap widens. After five years, domestic cars tend to have twice as many problems as Asian brands, Champion says.

• Hyundai has spotty reliability, with the Tucson SUV earning a poor reliability rating, while the Santa Fe SUV and Elantra sedan were rated average.


MOST-RELIABLE AUTOS
Consumer Reports' predictions for most-reliable 2006 models:
Small cars
Honda Civic
Toyota Prius
Honda Civic Hybrid
Toyota Corolla
Subaru Impreza
Sporty cars
Honda S2000
Mazda MX-5
Lexus SC 430
Chevrolet Monte Carlo
Sedans
Lexus GS 300
Infiniti M35/M45
Lexus IS 300
Honda Accord Hybrid
Toyota Camry
Honda Accord (four-cylinder)
Lexus LS 430
Wagons
Toyota Matrix
Small SUVs
Toyota RAV4
Honda CR-V
Honda Element
Subaru Forester
Mercury Mariner
Mitsubishi Outlander
Midsize SUVs
Lexus RX 400h
Toyota Highlander
Toyota 4Runner
Infiniti FX35
Large SUVs
Toyota Land Cruiser
Pickups
Honda Ridgeline
Toyota Tundra
Source: Consumer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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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表面和氣生財 暗中較量升級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1-21
林行止專欄
  布殊在京都高調讚揚台灣民主自由繁榮並暗示足為中國師法後,筆者指出可能令北京冷待布殊的到訪,這種推測顯然遠離現實,外長李肇星在釜山對布殊談話作反應時,已替他「解畫」,大意是說布殊所以如此「不識趣」,是為了敷衍國內的中國鷹派(軍事要進一步圍堵中國、經濟上則力迫人民幣升值……),意味中國對他的「失言」表示理解。昨天北京果然隆重接待布殊,雖然會談成果並不顯著,但中美元首進行了友好坦率「與人為善」的對話,胡錦濤主席且欣然應邀明年初訪美。

  中國經濟改革有成,在對美關係上,早已不再處於捱打的被動地位,七月間朱成虎將軍引起「軒然大波」的「不怕犧牲核武報復」說,不過突顯了一系列與美國暗中較勁活動而已─美國中情局早於今年初知悉山東大學的專家破讀了美國軍方一項基本密碼(Secure Hash Algorithm-I);《時代周刊》八月間報道有組織(甚且指出極可能有政府支持)的中國「數碼攻擊」(cyber-attacks)令五角大樓感困擾,這種活動若持續,美國的衛星定位系統以至核武發射系統都可能遭破壞;二○○一年六月中國主催成立「上海合作組織」(SCO),其成員不僅由五國擴大至六國,而且引入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作為「觀察員」,迄今為止,美國似視此組織無足輕重,對其於七月間要求美國從阿富汗退兵的決議置若罔聞,但隨國力日盛,中國開始走出「韜光養晦」陰影時,SCO的影響力必會日甚一日;除此之外,中國不但與美國的眼中釘如蘇丹、津巴布韋、伊朗和委內瑞拉等國親善,結成無形的反美聯盟,八月還與俄羅斯進行三軍聯合演習,它雖名為「和平使命─二○○五」,但美國傳媒引述人民大學一位國際關係學教授接受阿拉伯半島電視的訪問:「此舉的目的在針對美國!」

  僅僅站在保國家主權和經濟成果的角度,中國這些做法是完全正確的;不過,美國以「世界獨霸」的立場,便有不同的解讀。自從冷戰結束,新保守主義(極右派)的代表人物沃爾福威茨(曾任國防部次長、副國防部長,現任世界銀行行長)便一再鼓吹美國「必須保持絕對軍事優勢以打壓一切可能挑戰美國的國家或區域性組織」,同時為人類前途劃出這樣的藍圖:「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自由企業)是國家發展的唯一模式」。這些主張,已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軸(這便是所謂「沃爾福威茨主義」〔Wolfowitz Doctrine〕)。另一位新保中堅人物是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他領導下,美國把美國以外的世界(ROW)分成歐非、中東、北美、南美和亞太五大軍區(www.pentagon.mil/),後者當然包括中、朝、日、台在內,《經濟學人》(十七日於網站、十九日見於印刷媒體)有關中美關係的長文,便附有「美國軍事圍堵中國明細圖」─本來美國只在中國之東的南韓、日本和關島駐紮重兵,反恐戰爭後則打破了西陲缺口,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烏茲別克及吉爾斯坦均有駐軍,而泰國、新加坡、澳洲、印度洋英屬迪戈加西亞島(Diego Garcia)均有少量美國海空軍,此外當然還有高度武裝「不肯回家」的台灣,一個包圍中國的軍事圈已十分明顯。美國似乎已把太平洋視為其內海,便如中古世紀羅馬帝國把地中海稱為「我們的海」一樣。

  顯而易見,軍事包圍中國是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麥克阿瑟將軍以來民族主義加軍國主義者的傳統,他們以為這會迫使中國民主化,但一如二十世紀中葉美國建立一個包括英、法以至蘇聯的大聯盟才能對付崛興的德國,美國現在要對付較當年德國的國力毫不遜色的中國,美國如果把希望寄在南韓、日本和台灣身上,遠東的形勢將極險惡。

  自從九十年代以還,在如何正確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上,美國已出現路線之爭,除上述的軍事圍堵,主張以商業為餌使中國資本主義化(embourgeoisment)在美國國內以至國外都有一定支持。不過,這種源自十七世紀法國啟蒙時期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的構想,現在不一定行得通,特別像背負受外強凌辱歷史、民族情緒高漲的中國,當她「發財」之後,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武裝起來保國土,沒有軍力,哪來和平,這樣想法和十七世紀富裕會使國家「軟化」的情況不同。不過,對於以為只有經濟掠奪才會引起戰爭的人而言,自由貿易令各國互補短長而在經濟上各謀其利,卻絕不能保證不會因為意識形態之爭而出事,因此,各國在經濟有所得,但政治遠景並不那樂觀。以目前的形勢看,不少美國論者和議員擔心「外判」可能有一日導致美國無力生產備戰所需的物資,新美國基金資深研院士林納在新書《崛興和即將末落的環球企業》(B. Lynn: End of the Line - The Rise and Coming Fall of the Global Corporation)中,指出當前的「外判」趨勢若不受遏制或立法禁止某種行業把工序外移,「美國經濟盛衰將取決於中國的態度」(Chinese will soon be able simply to pull the plug on our economy)。新美國基金是左傾智囊組織,說明不同政治屬性的美國論者,對中國「和平崛起」的看法差不多,與北京領導層則大有差異─他們看得較深較遠,連串問題由是浮現。

  現在雖然已進入科網世界,但基礎工業對一國命運的作用與一二百年前無異,「擁有龐大基礎工業的國家,才能成為強國」;而那些在強盛基礎工業上有科技創新發明配合的國家,肯定可把其他國家比下去。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國會正在醞釀立法規限「外判」,便不足為奇了。泛談中、美關係.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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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家興 劉其兵的下落...

上星期開始,全球媒體開始尋找一個名叫劉其兵(音譯)的中國人下落。跟過去不同的是,劉其兵不是民運人士,而媒體報導版面也不在政治版。劉其兵曾經在倫敦金屬交易所是個活躍的交易員,但幾個星期前,人們開始注意到他已經不在市場上交易,糟糕的是,伴隨著他的失蹤的是估計可能高達二億美元的潛在損失。全球的財經媒體、期貨交易員都希望找到他……
人們很難不把他跟搞垮霸菱銀行的交易員李森聯想在一起。1995年李森在新加坡的期貨操作中輸掉13億美元,一個人毀掉了233年歷史的霸菱銀行。鉅額虧損的事情爆發後,他失蹤了。在逃亡前,他在辦公室桌上留下「對不起」的字條,不過沒多久他就被捕,隨後因詐欺罪名在監獄裡待了6.5年。


期銅泡沫看錯時機
如果媒體報導無誤,劉其兵捅出的婁子,規模不到李森的10分之1;比起中國數以百億美元計的金融機構壞帳來說,也不過小菜一碟。不過,劉的身分是中國國家物資儲備局的高級官員,早年曾因表現優異被派往倫敦金屬交易所實習,並且取得英國金管局的期貨交易資格,市場經驗超過10年,技術分析能力卓越,曾在期貨市場上大有斬獲,也在兩年多前領先預期銅價走揚,但是,為什麼這次他卻栽在期銅手上?
其實,劉其兵在4月間賣空期銅的決策並不能說有錯。首先,過去10年銅價一直在每噸1000到3000美元間徘徊,2003年初開始,從每噸1600美元狂漲到今年春季的3500美元,已經有泡沫化的傾向;其次,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從去年底開始連番提高利率的緊縮動作,正在為房地產市場降溫;最後,做為全球最大銅消費國的中國,也正以行政手段壓抑房市與固定投資,企圖為過熱的經濟降溫。當時,技術分析和基本分析觀點,都預示著銅價漲勢不再容易延續。
於是,他在倫敦金屬交易所放空10幾萬噸的期銅合約,原先是希望在銅價回軟後可以平倉獲利,為中國國儲局在大宗物資管理上再度立功。不幸的是,劉其兵看空銅價的預言並未實現。一方面是礦場意外造成供應吃緊,另一方面雖然美國、日本、德國的銅需求減少,來自中國的需求卻仍不斷增加。這些供需失衡的事實使得銅價走軟的看法失靈。更重要的是,掌有大量資金的國際炒家,透過籌碼的優勢不斷在市場逼倉。換言之,他們不斷累積多頭部位,使價格不斷上漲,讓資金實力較差的做空者必須彌補保證金不足,甚至被迫買進平倉出場。而這種空方回補的壓力,又會再進一步推高價格。


貪婪動機想賺大錢
所有操作衍生性商品失敗的經驗,都伴隨著一個個貪婪與恐懼的故事。想賺大錢的貪婪動機,讓交易員做了大量單邊性的投機交易。期貨的原始避險功能,是讓生產者在事先賣出期貨以鎖定價格(和利潤),相反地,需求者在市場事先買進期貨,以避免價格上漲造成的成本壓力。然而,中國這個淨消費國做出了與避險相反的交易動作,除了交易員投機的動機之外別無解釋。
然而世事難料,銅價非但沒有往下走,反而從春季時的3500美元,節節高漲到現在突破4200美元。在發現判斷市場方向錯誤之後,恐懼的念頭讓交易員不敢勇於承認錯誤,他沒有立刻壯士斷腕,停損操作以控制虧損。於是,事情爆發了,交易員神秘失聯,而中國國家物資儲備局的發言閃爍,讓外界一頭霧水。這是不是一樁中國版的李森案例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下個月的期銅合約到期日前,全球財經媒體頭條位置已經隨時預留給這個失蹤的操盤手。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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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福建连江原县委书记黄金高案始末

消除公众对黄金高案的浓重疑虑,“关乎人们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任,关乎公众对社会公正的信心,关乎公众对党和政府反腐败决心的信任”

黄金高案一审开庭




本刊记者段宏庆/文




2005年9月13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二。清晨,住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附近的福州市高桥路的居民们,感受到了一种以前少有的紧张空气。

7点,距离法院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法院已经被法院法警、福州市公安局干警,以及一些胸口佩带着“1216”专案蓝色工作牌的便装工作人员把守得密不透风。法院审判大楼前布满了严阵以待的警察。

“肯定有大案子。”一位高桥路的居民对记者说。他此时并不知道,当天上午8点半,引人关注的黄金高受贿案将在福州中院大法庭一审开庭。

“1216”,是原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县委书记黄金高被“双规”的那一天。

源起“811”

2004年8月11日,人民网全文刊登了时任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县委书记黄金高的来信,题为“为何防弹衣随我6年”。

黄金高在信中说,1998年任福州市财委主任时,他曾因查处轰动全国的“福州猪案(官商勾结的走私猪案件)”,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生命受到威胁。警方派人护送他上下班达数年之久,还不得不穿着防弹衣。2002年1月,他调任连江县委书记,又因掀开连江县江滨路改造建设腐败案,再次受到人身威胁,下乡及外出又得随身带防弹衣。他在信中称,该案涉及官商勾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6800多万元人民币、群众利益损失近300万”,是“典型的腐败案件”。他说自己受到生命威胁并不意外,但得不到上级和有关部门支持,却令他“深感困惑”。

黄金高在信中说,“查办此案过程中,不断有各种阻力进行干扰,似乎有一张看不见的大网,试图盖住这个腐败案件。面对这种政治漩涡,我对此困惑难解。”

“我知道自己的许多行为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让一些人感到很不舒服。正是这些潜规则纵容了腐败,腐蚀着我们党和政府的肌体。然而这些约定俗成的官场潜规则又往往拥有巨大的力量,让与其相抗衡的人举步维艰。”黄金高在信中这样写道。

来信刊出,全国震动。黄金高立即成为全国闻名的“反腐斗士”。

三天后,8月14日,事态急转而下。

福建省重点新闻网站“东南新闻网”上出现九篇批判黄金高的文章,对黄信中谈到的“防弹衣”、“猪案”、“地案”等问题作出回应;认为黄金高不可能整天穿防弹衣上下班,认为没有人在威胁黄金高,认为“猪案”是黄金高由于迫于压力为自己开脱嫌疑才查的;宣布福州市委一直在查“地案”,黄金高信中所讲问题不实。

文章还指出黄金高投书人民网是“不讲政治、不讲大局、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极端错误行为”;“其行为的直接后果是为西方敌对势力、台湾敌对势力、民运分子等利用,引发了社会政治不稳定,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由此,黄金高投书人民网被定性为政治事件,简称“811事件”。黄金高命运的逆转从此加速。

——“811事件”后,福州市有关部门开始陆续收到关于黄金高问题的举报;

——8月17日,福州市委下派一个工作指导组,赴连江“指导工作”;

——10月8日,有关黄金高腐败问题在纪检部门立案,黄金高被监控;

——12月16日,黄金高被“双规”。有媒体随即曝出黄金高受贿以及包养情妇等新闻,黄金高的形象由“反腐斗士”转为腐败分子。舆情称“防弹背心书记”终于现形,“贼喊捉贼”者有之,摇头叹息者亦有之。对此事关注有加、静待案情进展者,大有人在;

——今年8月3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此后,《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时报》等具全国影响力的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力陈由于此案既富于戏剧性亦被人为蒙上神秘色彩,社会公众因信息不对称而难以清晰判断。对此公众高度关心的案例,有关部门应正视公众情绪,妥为应对;而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做到尽可能的公开和透明;“依法对黄金高的犯罪行为进行严惩固然重要,但消除公众对黄金高案的浓重疑虑更加重要。因为这关乎人们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任,关乎公众对社会公正的信心,关乎公众对党和政府反腐败决心的信任。”

“寂寞法庭”

此次开庭前四天,9月9日,一则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贴在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告栏的右下角:“我院定于2005年9月13日上午8点30分,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黄金高受贿一案。特此公告。”

如果不仔细查找,一般人不会注意到这份公告。

南平中院审案而放在福州开庭,这在福建省司法史上是第二次。福州首富陈凯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于今年1月5日至10日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开庭审理。该案同样是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南平市中院管辖的。

“这次的气氛更加紧张。”福州市一位陈姓律师告诉《财经》。可能是因为审理黄金高,福州中院偌大审判楼中的其他法庭当天均没有开庭。陈律师到法院办理其他业务被拦在大门外,出示律师证也不起作用。“黄金高案在福建是最敏感的话题。”陈说。

上午8点10分开始,陆续有人手持旁听证,接受盘查后进入审判大楼。据《财经》了解,福州中院大法庭可以容纳旁听人员上百人,但当天上午,能够拿到旁听证进入法庭旁听黄金高案审理的人员不到30人,大厅空空如也。

每名旁听人员都是开庭一周前已经确定好的,旁听证上注明了旁听人员的姓名、工作单位。黄金高的亲属仅获得两个旁听席位,但其妻子和儿子没有出现在庭审现场。

黄金高案原定连续审理两天,后于9月14日上午11点40分提前半天审理结束,并没有当庭宣布判决结果。整个庭审期间,没有任何媒体获得旁听资格;庭审结束后,相关部门也没有向媒体通报有关开庭的信息。

截至目前,除广州《羊城晚报》派记者到福州报道了黄金高案开庭的消息,福建当地媒体没有一家发布有关黄金高案开庭的新闻。据《财经》了解,他们获得指示:“记者不去旁听,媒体不作报道。”

法庭审理结束后,《财经》试图采访黄金高的辩护律师,但两位律师均以“有纪律”为由表示拒绝。黄金高的亲属也在开完庭后匆匆离开。记者事后得知,此次来旁听开庭的是黄金高的姐夫和弟弟。

《财经》联系南平市中院和南平市检察院,有关人士均以案件是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福建省检察院指定管辖为由,谢绝了采访。福建省检察院和福建省高院则表示,一审判决结果还未出来,“不便接受采访”。

平淡庭审

据一位旁听庭审的公务员告诉《财经》,黄金高被控犯有50项受贿行为,包括在1993年至2004年担任福州市郊区副区长、晋安区副区长、福州市财委主任和连江县委书记期间,先后收受他人财物计人民币368.53万元、美元22.8万元、寿山石30块(价值26万多元),笔记本电脑一台,金砖一块,白金项链两条,折合人民币约580余万元。其中,黄金高索贿人民币127.4万元、美元16万元,构成受贿罪。

据悉,黄金高本人及其辩护律师对被控受贿金额中的约490余万元持有疑义。比如,辩护律师称,起诉书所称黄金高索贿金额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黄金高用于为下属单位跑资金、跑项目的费用,不宜认定为索贿。律师还对寿山石等物品鉴定的价格、对于黄家28.7万元装修费用的认定等提出疑义。

最有争议的部分是“811事件”以后的四笔款项。

公诉人认为,“811事件”后,2005年11月间,黄金高以要上北京反映情况需要花销为名,索要连江当地四个企业总计人民币54万元、美金16万元。这些款项全部被认为是索贿。律师则称,这是其时黄金高“在财权已经被控制以后采取的变通措施”,并且是“借款”,不应认定为索贿。

尽管如此,整个法庭的气氛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对抗。

本案涉及证人达上百人,但没有一个证人出庭。在质证过程中,有时遇到一些受贿资金来源或者走向问题不明时,审判长会及时提醒黄金高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就行。

庭审中,黄金高的情绪平静,说话思路也比较清楚。“基本上达到了官方希望的一个良好的局面。”该旁听人员告诉《财经》。

惟一的“事故”发生在最后一刻。按照法律程序,被告人需要在庭审结束前作最后陈述。因为是在大法庭审理,每个人身前都有话筒。黄金高此前一直是坐着接受提问,到最后陈述的时候,审判长要求其起立陈述,这时话筒位置明显偏低,黄金高的说话声音几乎没有人听见。黄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一直继续陈述,审判长也没有示意他暂停。待到一名法警终于上前调高话筒位置时,黄金高最后陈述已经结束。旁听席上几乎没有人听清楚黄说了些什么。

媒体曾经报道过黄包养情妇等等消息,这些情况庭审中自始至终未曾提到。

多重等待

庭审后,记者试图了解福州当地市民对黄金高案的看法,绝大多数人避而不谈。有知情人士透露,黄金高案曾经关联上百人,与黄金高有密切关系且被审查者不在少数,尤其是在“811事件”后与黄仍有经济往来者。

按照一位知情者提供的黄金高家地址,记者来到树汤路一座普通的市民住宅楼。住宅楼一共八层,没有电梯。黄家在最高一层。从打开的门望进去,室内装修一般。

黄的妻子客气但坚决地把记者关在门外。她看上去四十多岁,一年来的沧桑写在脸上。知情者告诉记者,她任教于福州一所大学,于去年12月与黄同被“双规”,直至今年7月解除。

法庭外,参加了旁听的黄金高之弟黄金鹏也冷淡地谢绝了记者采访。据《财经》了解,黄金鹏是莆田地区的公务员,兄弟间往来不多。黄金高去年被“双规”后,黄金鹏被隔离审查了十多天,后因查不出问题被放出。

一位具有法律背景的旁听人员告诉《财经》,从庭审反映的事实看,对黄的侦查(包括举报)是在“811事件”以后才有的。另外,公诉人当庭宣读证据的同时列举了取证时间,均是在“811事件”后进行的,“这不能不让人产生很多联想。”该人士指出。

黄金高案引起多方关注,但黄金高“811事件”所举报的连江县“地案”至今没有下文。在黄金高案开庭前,《中国青年报》刊出文章,认为对黄进行定罪的最能服众的做法,是“首先调查黄金高所说反腐败的遭遇是否真实,必须先派出调查组通过细致的调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来驳倒黄金高所说的谎言。然后,如果的确发现黄金高有其他违法的企图,再就黄金高的违法犯罪事实进行查处”。

该文遗憾地表示,在此问题上,公众能看到的全部,只是有关方面当即发表的那个“早早就给黄金高戴上帽子的声明”。

根据刑法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可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索贿,属于“从重处罚”情节。

据《财经》了解,南平市检察院是于今年8月3日将黄金高诉至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一审期限为三个月;也就是说,最迟11月3日前,法院即应作出一审判决。

据福建省高级法院一位负责人透露,一审判决应该很快就能出来,“不会拖太久。”-本刊记者吴小亮、实习记者苏丹丹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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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私有化先易后难

和讯网-《财经》杂志

此时中石化出手回购香港上市子公司,显然在其战略选择上更看重的是内部整合而非股改后的全流通

本刊特派记者 何华峰发自香港

11月3日上午9点30分,镇海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镇海炼化,香港交易所代码:1128)在香港交易所停牌,称将公布其母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石化,香港交易所代码:0386)的“私有化建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镇海炼化的收购价格将介于10.5-11港元,较停牌前的股价9.45港元溢价11.1%-16.3%。

  中石化目前持有镇海炼化71.32%的股权,若全部回购其余的28.68%股权,预期最高约花费80亿港元。

  镇海炼化停牌当日,因“私有化”憧憬,香港上市的“中石化系”股价均大幅上扬。仪征化纤(香港交易所代码:1033)收市时上涨7.09%,成交量放大超过前十个交易日的总和;上海石化(香港交易所代码:0338)也上涨6.07%,成交量放大到前三月平均成交量的3.5倍;中石化本身亦上涨1.53%,报收在3.325港元。仪征化纤、上海石化均已发表声明,称已向中石化查询并得到确认,目前并无任何对其进行私有化的计划。

  镇海炼化是今年以来中石化回购的第二家在港上市子公司。今年3月,中石化以38.40亿港元的代价,以吸收合并的方式将北京燕化(香港交易所代码:0325)回购退市。

  由于历史原因,中石化旗下上市公司一度多达13家。而早自2000年10月,中石化在香港、纽约和伦敦三地上市之初即向海外投资者承诺:按照国际股市游戏规则改造和运作公司,规避关联交易和系统内同业竞争,尤其承诺对下属上市公司进行整合。中石化也因此才在关联交易方面获得了一定期限内香港联交所对其有条件的相关豁免。

  迄今,在国内股市中石化已经整合了湖北兴化(上海交易所代码:600886)和中国凤凰(深圳交易所代码:000520)。

  出其不意

  中石化试图私有化旗下公司早已不是秘密。香港市场近来也对中石化旗下公司多有憧憬,一是因为国内股权分置改革,市场认为可能会促使私有化加快进程;二是今年10月底中石油私有化吉林化工,更燃起投资者的想像力。

  然而此前,香港市场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仪征化纤上。仪征化纤在10月26日还在1港元附近,至11月2日,已收于1.27港元;短短一周,大涨了27%。镇海炼化则在同期上涨了16%,幅度略小。

  10月17日,镇海炼化的一个重要股东——JP摩根还减持了179万股镇海炼化股份。镇海炼化2004年报显示,J.P摩根持有2.66%的股份,占H股9.29%;如加上其融券部分,持有H股超过10%。中银国际研究部副总裁白韧认为,这说明镇海炼化的保密工作十分出色,即使是JP摩根,事先都未得到风声。

  这段时间内,更是有几家外资行发出研究报告,预期镇海炼化近期不可能被私有化。其中,荷银证券刚在11月2日以“镇海炼化私有化——一个遥远的梦”为题发表研究报告,称“镇海炼化近期私有化的可能性很小”。

  报告称,首先,中石化需要300亿元人民币来私有化所有子公司(它在2005年的现金流只有150亿元),这将把它的净负债比率从38%升至50%;而中石油手头有880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流,只需拿出60亿元用于私有化。其次,镇海炼化没有在国内上市,而中石油想私有化旗下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正在股权分置改革,私有化可以避免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

  尽管荷银报告未能预测到中石化的行动,但其逻辑并非毫无道理。中石化整合下属企业耗资巨大,本身即将加剧其财务成本;倘若进行对价股改,无疑是雪上加霜。此时中石化出手回购香港上市子公司,显然在其战略选择上更看重的是内部整合,而非股改后的全流通。作为国内股市举足轻重的指标股,中石化此时的选择显然意味深长。

  先易后难

  事实上,镇海炼化的私有化项目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个项目很早就开始了。中国做项目的过程比较复杂,在政府审批这个环节会消耗大量时间。”一位接近中石化的人士称。

  在他看来,中石化的总的原则是“成熟一个,收购一个”。之所以选择私有化镇海炼化,原因并不复杂,主要是因为镇海炼化作为单独在香港上市的H股,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仪征化纤和上海石化是同时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A+H”公司,整合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在法律、监管上进一步研究。至于中石油正在要约收购的吉林化工,则是一家“A+H”公司,这对于中石化是一个参考的机会。

  镇海炼化率先被收购的另一原因,是基于业务方面的考虑。仪征化纤处于化工产业链最末端,可直接用于生产消费品,对中石化来说,整合效应并不明显。因此要不要收购,有一定讨论空间。而镇海炼化的炼油和化工业务,则是中石化产业链上最重要的部分。

  镇海炼化的私有化成功与否,英国石油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镇海炼化2004年年报显示,BP持有其2.376亿股H股,占H股比例达32.83%,是镇海炼化最大外资股东。根据联交所规则,如果有超过10%的股东提出反对意见,则交易将不能进行。

  中银国际研究副总裁白韧认为,这不会成为大的障碍。“BP是个大公司,这些利益对BP算不了什么,BP和中石化携手谋利的机会太多了。而且,持有镇海炼化十年股权,获利已经相当丰厚。”

  见仁见智

  镇海炼化在11月13日停牌前收于9.45港元,处于历史最高价附近。此时进行回购,市场颇有争议。

  香港一位关注能源基金经理称,化工行业带有明显的周期性,一般五年一个周期,三年半低迷,一年半赚钱,“现在正好是化工周期的顶点,不仅是这个周期的顶点,还是20多年来的顶点,这个时候进行私有化是不明智的。今后两年,价格一定会下来。”

  接近此次交易的人士则认为,评价回购计划成功与否,最关键的是看投资回报率。今年炼油行业全行业亏损,但是镇海炼化是惟一的盈利企业。因此,从投资回报率来讲,对中石化来讲仍然是合算的,因此应及早100%控股。

  镇海炼化是目前亚太十大炼油厂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进口原油加工基地、含硫原油加工基地和成品油出口基地。今年前六个月,镇海炼化实现盈利12.6亿元人民币,每股盈利0.50元人民币。

  据石油与化工协会统计,由于进口原油价格大幅上涨,1月-6月炼油行业累计亏损60.86亿元,同比下降145%;亏损企业数256家,同比扩大41.44%。上半年炼油行业的全行业亏损主要是由于4、5、6月国际原油价格继续上扬及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严重滞后造成的。

  中银香港研究部副总裁白韧认为,鉴于原油价格高于成品油价格的“倒挂”情形,国家发改委正在酝酿成品油价格体制的改革,一旦成品油的价格上升,势必导致镇海炼化的股价上涨,“可能中石化是看中了这一点,因此现在目前对中石化而言不失为一个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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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当代中国变革

《财经》杂志/总146期 2005.11.14 07:05



  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日。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谁也不能回避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这场伟大变革,因为这场变革深深地改变了中国。在研究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时,谁都不能回避一个伟大的名字——胡耀邦。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六中全会上,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的十二大取消主席制,胡耀邦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改革高歌猛进的时期。当时党中央分为一线和二线,胡耀邦是第一线的最高领导者。胡耀邦的名字正是和这个高歌猛进的时期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为这场变革做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也是他,为这场改革付出了辛劳与代价。
  缅怀伟人,重温史实,我们更加看重一种时代传承的必然。基于此,携心香一瓣、历史一页,亦可见微知著,更加热烈地促动今天加快体制变革、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车轮。
  谨此编发本刊评论员文章的同时,我们一并刊出约请中共党史学会理事长龚育之撰写的文章《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以示对胡耀邦同志的纪念。
——编者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那场伟大变革深深地改变了中国,胡耀邦是第一线的最高领导者。他的名字是和这个高歌猛进的改革时期联系在一起的

□本刊评论员/文

他开动了中国改革的破冰船
胡耀邦对中国的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当做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准则继续通行无阻,“两个凡是”*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开学。几百名学员是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学习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文革”以来的党史。当时在党校主持工作的是第三副校长胡耀邦,他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还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有的学员提出,判断是非有两个标准: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实践。党校理论室的吴江和孙长江认为,应该只有一条标准,这就是实践。于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由孙长江执笔,着手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唯一”。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收到报社理论部送来的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大样。
  原来,1977年秋,《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王强华到南京开会,结识了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约他为《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写稿,没有出具体题目。不久,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件:《女人是生产力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觉得不好用,准备退稿。后来他反复考虑,还是将第二篇排上了,准备放在《哲学》专刊第77期,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大样送给总编辑杨西光审阅。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内容的文章,就让胡福明和孙长江一起修改。一直修改到第八稿。为了扩大影响,准备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但是,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审定。汪东兴和华国锋一样,也是坚决主张“两个凡是”的。为了绕过汪东兴,他们决定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见报。这个想法请示了胡耀邦,他同意了。与此同时,杨西光又分别拜访了首都几家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并商定,《光明日报》发表后,第二天,新华社转发通稿。
在《理论动态》发表之前,文章送胡耀邦审定,最后的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审定者胡耀邦承担了这篇文章的政治风险。此文在1978年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版转载,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后,不少省市报纸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一发表,好像爆发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有人欢呼,有人愤怒,有人觉得推倒了压在头上的大山,有人觉得是挖了祖坟。
《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了一个指责电话。电话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后,《红旗》杂志总编辑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是新华社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红旗》总编辑后来还对别人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在5月17日接任的另一位《红旗》总编辑也说:“……现在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的旗帜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5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一位老同志在各省、市的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会上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搞透”;“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在当时,“凡是派”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他们上纲上线的批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攻势。胡耀邦的处境十分危险。
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起草过程,但他是坚定地支持胡耀邦的。5月30日,邓小平让胡乔木等起草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他对起草者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第23天,邓小平公开发表了他的支持意见。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
邓小平这次讲话态度是鲜明的,但是没有直接点名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所以,“凡是派”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没有停止。
6月15日,汪东兴在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再次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要求新闻单位要有党性,要防止被国内外的敌人利用。7月,汪东兴到山东视察。他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中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在这期间,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不要介入真理标准的讨论。他批评一些省市负责人在这场讨论中表了态。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批评,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是著名哲学家吴江写的,得到了罗瑞卿大将的支持。为这篇文章,罗瑞卿和胡耀邦通了六次电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
胡耀邦又组织人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此文于9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邓小平表示支持以后,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习仲勋、邓颖超等元老也参与了这场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一大批对哲学没有研究、没有兴趣的政界人物,纷纷出来对哲学问题表态,这说明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是,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另走新路。当时的现实意义是,让华国锋继续执掌最高权力,还是由邓小平执掌最高权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颗“精神原子弹”炸开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也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它炸开了坚冰紧固的航道,就在这一年的12月,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转了中国的历史航向。
新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就需要干部路线来保证。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郭玉峰,他坚持“凡是派”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发表了一篇为被“四人帮”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的文章,题目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郭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取代了郭玉峰,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到中组部第一次讲话中就说“积案如山”。他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每天收到500封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申诉信。他每天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的申诉信33封,通过其它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他也一一过目。他亲自主持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都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成为执行改革路线的重要力量。
  针对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重重阻力,胡耀邦在1978年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这次平反的历次(从“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审查而被冤屈的人达300多万人。还有一大批没有立案而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在中国历史上,从混浊政治到清明政治转换,一般都从平冤案开始。如此大规模的平冤,带来了中国改革的春天。




从农村改革到全面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胡耀邦在农村改革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 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通过两个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胡耀邦看了提交会议审议的这两个文件的草稿,在讨论这两个文件草稿时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框框是否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
  对农村问题的认识,胡耀邦比当时很多人要深刻。他认为,发展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能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直接指导和督促这两个文件的修改,对经他指导修改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了三个“可以”,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计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干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分配办法。
  在今天看来,“包干到组”、“联产计酬”是很正常的事,但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却一直被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的,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这个文件中还是有“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
有了这一步就不愁下一步。万里在安徽迈出了更大胆的一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就是包产到户)。万里这一突破,引发了来自上下左右的种种责难,一篇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檄文从四面八方飞来:
北京:包产到户是“独木桥”,几十年的革命证明是中国的“死胡同”……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江西:要重新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现在真理的山峰上被迫蒙上了迷雾……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山西:《山西日报》计划发表12篇评论,对安徽进行不点名的批判。其中一篇已经发出,其余的都已经“装膛”。
四川省则不怕,在逆境中大力推行安徽的做法,形成了东西呼应之势。《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从1979年1月起陆续报道了安徽、四川等地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有人批评《人民日报》的报道是“破坏人民公社”。胡耀邦告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完全应该报道。胡耀邦还说“要吃米,找万里”,表示对万里的支持。
万里在安徽的改革取得成效以后,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他感到比在安徽的困难更大。万里在1997年10月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我1980年2月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如果没有耀邦同志,那就不好办了。”
要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最大的拦路虎是“学大寨”。胡耀邦亲自动手来除掉这个“拦路虎”。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在20世纪60年代初,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引起人们注意,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自从“农业学大寨”成为政治运动以后,就用政治强力推行大寨经验。
大寨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呢?尽管上面曾经做过种种说明,但传到各基层单位,只剩下这么几条:一是“大寨式工分”,实际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二是无休止地开辟“大寨田”,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把农民推向破坏生态平衡的苦役之中;三是搞阶级斗争,“七斗八斗”批斗“资本主义”,“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在基层单位,“七斗八斗”实际是斗和领导意见不一致的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大寨的旗帜”举得更高了。全国各地又刮起了一股“农业学大寨”的狂风。
  胡耀邦早就看出了“农业学大寨”的问题。1980年6月,他审定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西水东调”是大寨的一项“出色”工程,违背自然规律,是失败的。这篇社论于6月15日发表,当天陈永贵听到后十分恼怒。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反对农村的“穷过渡”、“一平二调”,强调按劳分配,批评农村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强调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来批判。陈永贵对此很不满意,多次骂“胡耀邦,胡乱邦!”
骂声传到胡耀邦那里,他给陈永贵打了一个电话,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默默地坐着,不肯定,也不否定。僵持了好久。最后还是胡耀邦给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还是不说话,站起来,走了。
  胡耀邦并没有因为陈永贵的“吵翻”而却步。经过胡耀邦耐心反复的说服教育工作,山西省委连续举行会议,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向中央写出了题为《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的检查报告。胡耀邦将山西省的报告加按语,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给全国。从此,持续了近20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偃旗息鼓。
  随着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第75号文件)的传达贯彻,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不再害怕加在包产到户头上的各种政治“帽子”。到1980年底,全国已有50%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包干到户。胡耀邦看到新华社记者记述包产到户带来新变化的五篇“内部参考”报道后大为振奋,当即批示让其中三篇作为新华社通稿发给全国各报。
为了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入,以后连续五年,每年元旦都发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共中央文件,即五个“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发出的“中发 [1982]1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记要〉》。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个文件发布后,到11月统计,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到78.8%。1982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11.2%。
1983年1月2日发出的“中发[1983]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通知》。这个文件中,把大包干、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提法统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胡耀邦概括归纳出来的。文件把联产承包责任制肯定为“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结果,1983年这一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创纪录的丰收,农副业商品性生产蓬勃发展。
1984年1月1日发出的“中发[1984]1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主要是推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强调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更长些。在这个文件发出前后,胡耀邦在多次讲话中说:“不能把眼光只放在18亿或者20亿亩土地上,只放在粮上”;“要保护专业户,支持专业户,发展专业户。”胡耀邦还提出,要稳妥地有步骤地彻底改革统购统销制度,让农民自由自主地出售自己的产品,包括到外地贩卖多余的粮食。他对于当时有人把从事商业贩运的农民称为“二道贩子”很是反感,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说:“什么二道贩子?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
1984年12月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万里在讲话中强调,“应当善于运用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逐步改革原来的统购统销制度。”会上赞成先取消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鱼等水产品和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其他统派购产品,也要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帮助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扶持专业户;要积极扩大城乡经济交往,进一步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小城镇。这次农村工作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于1985年1月1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国发[1985]第1号”文件发出,是为第四个“一号文件”。
1986年1月1日“中发[1986]1号”文件发出,这是第五个“一号文件”,也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当时,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所降低。文件强调,这个问题只能靠坚持改革、深入改革去解决,而决不能遇到问题就退回到老路上去。
这五个“一号文件”,对中国的农村改革起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当然,五个“一号文件”不全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作为中共中央第一线的最高领导人,他起了关键性作用。参与了五个“一号文件”起草制订工作的吴象有过评价:“谁都知道,在那个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时期,在那个一个提法不慎就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时期,如果没有耀邦同志的积极参与和全力支持,没有他倾注的心血和多方面默默的努力,一个又一个的‘一号文件’是不会如此顺利地出台的。”
在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后,胡耀邦着手将改革推向全面。1983年1月20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做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他强调:“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坚决而有秩序,就是经过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而不是犹豫不前,老是被动。”
他指出:“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


他想稳步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
胡耀邦虽然身处高位,但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政治改革的空间是有限的。对看准了的具体问题,说改就改,毫不犹豫。但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胡耀邦深思熟虑,做法稳健,伺机推进。
在1978年的理论务虚会上,就有人提出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问题。进入1980年,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针对有人重新提出“兴无灭资”的言论时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要大力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胡耀邦十分赞同李维汉的主张,建议李直接向邓小平提出。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向邓小平细谈了这个看法。邓小平感到的确很重要。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这个问题。胡耀邦在会上说:“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年了,从我们自己讲30年了。革命成功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
常委们也都认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此后,中央常委对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商议。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会议第一天,就请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归纳了中央常委讨论的意见,吸收了李维汉等老同志的思想。8月31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并向全党全国公布,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好评。
胡耀邦这个人看起来热情奔放,口无遮拦,实际上,在重大问题上,他是深思熟虑的。他深知,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政治体制由来已久,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利益结构。一下子全盘否定它,或简单照搬西方制度,可能出乱子;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也应当创造一定的历史条件对它逐步改革。胡耀邦把政治体制改革当成一项十分艰巨的社会工程,一步一步地精心设计,精心施工。
他首先从党内民主化做起。在筹备十二大对党章进行修改的工作时,胡耀邦对党章修改起草小组的成员一再强调,新党章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内容。经过十二大讨论通过的新党章果然不同凡响,提出了很多具有突破性的新内容。例如,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强调“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强调“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
在推进党内民主化的同时,胡耀邦放手在一些人民团体中实行民主化。1984年12月25日到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按照过去的做法,作协领导班子由中宣部、中组部提名。这次会前,作家们知道了中宣部的人事方案,很不满意。1984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作协四大的人事问题时,著名作家夏衍问:“原来准备的人事方案怎么样啊?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胡耀邦说:“人事管理问题,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另一种是人民团体。对于后者,我们根本不要干涉。比如作协、文联、科协等,还有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
结果,作协四大选举时,作家们实现了自己的意愿,上面指定的人没有选上。夏衍高兴地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但有人批评说“作协四大开糟了”,“是一个反党的会”,一年以后,把作协四大的选举作成胡耀邦的一条“罪状”。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原有的政治体制明显滞后,经济改革无法深入。
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6月28日,邓小平又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邓小平讲话以后,党内党外、全国上下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类媒体都大讲政治改革,理论研讨会一个接一个,学者们纷纷出动,到各处作报告。他们发出了种种呼吁,提出了种种设想。这时胡耀邦却很冷静,而且对于当时社会上为政治改革造势如此之猛感到忧虑。1986年9月28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胡耀邦特别指出——
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到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
胡耀邦希望,用大约一年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5、6月或7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还是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
从这段讲话来看,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胡耀邦是一个稳健派。当时政治改革的底牌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作为组织中人,作为党中央的“一把手”,胡耀邦不能越过这一界限,但他充分利用了这一界限。
1986年5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胡耀邦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发言说:“没有民主监督,就要腐败。”1986年8月,胡耀邦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说:“我们要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方法等研究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范围,胡耀邦说要稍宽一些:一是上下关系,给下面、给地方更多的职权;二是政府和经济部门的关系,使企业获得应有的经营自主权,增强活力;三是党、政府和人代会要有分工,各自的职能要明确;四是人代会、民主党派的作用,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五是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要受人民的监督,领导干部犯了法要随时能受到弹劾、揭发。
中共中央的政治改革的步骤和目标,同社会上对政治改革的期待有很大差距。当政治改革的呼声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声势后,改革目标上的差距造成了强烈的政治磨擦和撞击。1987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同年11月,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两年以后,他不幸离开了人世,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永远的悲痛。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英雄,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悲剧式的英雄能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悲剧式的英雄在历史上刻下的痕迹更为深刻。
胡耀邦已经离开我们16年了,人们对他的怀念却没有丝毫减弱。在他90周年诞辰之际,从中央到民间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正表明了对这位英雄的深切怀念。■



  *“两个凡是”,指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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