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 識其人知其學—話說張五常一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1-24林行止專欄
　　張五常教授七十大壽，他在國內的追隨者，不但舉辦研討會，談論他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貢獻，更於今年較早前籌編《張五常的經濟思想研究》，以示祝賀；筆者應邀撰寫題為〈識其人用功有方　知其學用世應時〉一文，於二○○五年七月十二日脫稿，收在剛出版的《五常思想》一書（向松祚、高小勇編，香港花千樹二○○五年十一月出版）。配合深圳研討會的召開，特把該文分三天刊諸報端，藉此祝張教授體健筆健壽而康。

　　剛看到楊懷康在寫他飛行八千哩、為的是出席佛利民教授倡議學券制五十周年的宴會，文末提到幾乎三十年前（一九七八年九月）《信報》宴請在香港舉行周年大會的飄利連山會會員。當年的座上客計有喬治．史德拉（George J. Stigler，當年會長，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一九七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一九七六年諾獎得主）、艾智仁（Arman Alchian ，價格理論權威，張教授的業師）等不少殿堂級的經濟學大師；官場中人如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香港財政司一九七一—八一，劍橋大學庇古〔福利經濟學開山鼻祖A.C. Pigou〕的最後入室弟子）及其前任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香港財政司，一九六一—一九七一）等，敬陪末座，不是主角。

　　那次會議，與羅波斯加（Alvin Rabushka）辯論租金管制的華裔學者，是華盛頓大學教授張五常，四十出頭的年紀，跟香港大學還未沾邊，與記者談為學之道，手舞足蹈地說是虛心為要，表示自己雖然身為教授，遇上不明白的事情，便不會考慮對方是飽學之士還是販夫走卒，趨前求教。在那個群儒聚首的場合，他顯得特別年輕活躍，對指導他寫博士論文的艾智仁教授，最為恭謹。

　　艾智仁是價格理論權威，初次會面，知道內子和我一起辦報，不兩句便談到報館的生產線，得悉報社的廠房機器只在晚間啟動，白天閑置後，他問我們為什麽不把印刷外判，又或將之讓給他人經營。我只能答以掌握製作時間對報刊發行至為重要，所以寧願承擔自行印刷的較高成本，確保趕及每天第一時間印行……。

　　艾智仁單刀直入的提問，看似不經意，卻是經濟分析的入門基本功。筆者為此反覆思考了好些日子，意識到「為用」的「機關算盡」，可以掌握虛實，辦報而包攬了超出合適規模以外的工序，顯然是很不划算，可是想到再功利的生意人，難免也會有賺盡每一分毫以外的考慮，那是經濟學有用、實用，而不一定能盡用的緣故。

　　張五常得到艾智仁的學問真傳，看問題的態度也是同樣深刻、坦率，至於文章風格，他在意「切要」。張氏在事業上的關鍵性轉變，是一九八二年離開旅居二十多年的美國，重返亞洲，出掌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系。自此，他少了用英文在國際性的學術前台發表論文，在華人社會教學，受筆者力邀，他在《信報》開了一個名為「論衡」的每周專欄。那幾年見面的機會較多，談及寫作，曾不止一次聽到他以球賽設譬，認為很多人下筆肯花工夫，可是忘形於盤球的千姿百態，忽略了爭取成績的射門，沒有臨門一腳，哪有可觀？他對自己的議論文章，向有「攻門」要求，近年寫多了生活散文，切要攻堅的特色才不那麽明顯。

　　開始用中文寫作的頭幾年，文章都是先在《信報》和《信報月刊》發表，然後結集；《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包括〈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和《再論中國》，就是這樣一一問世並一「刷」再「刷」。回顧他的不同寫作階段，那幾年的文章，是最有力度、最具代表性的。

　　前期的英文論文，如〈私有資產與佃農制度〉（一九六八）、〈舊中國的婚姻合約〉（一九七二）、〈蜜蜂的神話〉（一九七三）和〈價格管制理論〉（一九七四年）等，新意不絕，題材不悶，文字簡練，可是囿於學術格局，不免侷促，影響力也只局限於象牙塔內。

　　「經濟解釋」是進入新千禧以後的近作，是張五常自大學退休後的精心炮製，擁有龐大的讀者群；他對此書的「自我感覺良好」，看來是挺為滿意的。三冊巨製以《科學說需求》、《供應的行為》和《制度的選擇》分別命題，清晰展示平生所學的幾度得意板斧。單憑文字交代供需交易的關鍵，又為新制度經濟學輕妝素裹，執中扼要的化繁為簡，一氣呵成，絕對是圓熟雍容之作！可是較諸二十多年前的「論衡」三部，昔日少作顯得格外跳脫生動，讓人感受到經世文章，原來也有「青春無敵」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