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 用功用世用於時－話說張五常二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1-25

林行止專欄

　　主客觀的時機因素，使「論衡」時期的文章成為張五常的最好作品。當時他正值盛年，思考力、辨識力、判斷力都在巔峰狀態，重返隔別四分之一世紀的華人社會，生活經驗起了對比，俯拾時事，精微獨到；論得失、評高下，萬「理」歸其所宗的幾套學說；一下間，什政商金融、什人情風月，都在他定位為科學思維的經濟理論中，無所遁形，給人以恍然大悟、「學」以釋疑的欣悅。

　　久享盛名以後才下筆的「經濟解釋」，是大師總結經驗的調子，雖然說明不是學生課本，可是垂教後學的味道撲面而來，舉例是為引證理論之效用，雖非牽強，卻嫌貞固。不若《賣桔》當年，順手拈來的見聞，剛剛發生的大小事故，經其「洞明」，立遭「點破」，讓人看到躲在學術刊物裏面的好些經濟理論，原來與現實是那接近！那有用有趣！

　　由「知」達「識」的崎嶇，不是學者皓首窮經便能制勝，張五常不但往返無礙，同時舉重若輕，把所學足以解釋事象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又為細節、深入狀況、回頭佐證抽象的理念。無論蹲在玉器市場議價、還是到年宵市場當賣桔販子，他的實證經驗使他因其所知而尋其所識，然後又盡其所識驗證所知。當其時也，是張教授表露才具思想最率真也最得心應手的黃金歲月。

　　四人幫下台，鄧小平復出，中國自一九七八年起進行經濟改革，逐步開放。這一變革，給他帶來難得的開悟和千載一時的發揮作用的機會。

　　張氏的看家本領是契約經濟學，一方成就，主要得力於他對產權、價格和交易費用的堅實認識。其在合約安排和交易費用方面的會心，用作「挑剔」和完善化高斯（Ronald Coase， 一九九一年諾獎經濟學得主）的產權界定與利益分配，正好產生了近乎女媧煉石補青天般的正面作用。在浩如煙海的經濟學領域，提及的學說，本來只屬研究範疇的冰山一角；可是透過包括張氏在內、統稱新自由主義的一批學者，如高斯、艾智仁和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的思維脈動，相互砥礪，一家之言，漸成格局。

　　高斯定律發韌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社會耗費的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於一九六○年發表後，進展一日千里，當時剛好是張五常在美國求學做事的日子，他對整套新制度經濟學說的醞釀、發展和突破，不但如數家珍，且有重大的參與和貢獻。

　　貢獻分兩方面，一是他的邏輯性糾正了高斯定律原先在交易費用上的「零」假設，彌補局限未夠周全的漏洞。二是八十年代回流香港，報上「論衡」，縱橫馳騁，張家筆墨把產權界定、交易費用、社會公耗與合約結構等交相運用得出神入化，「弘法」效果與止步於象牙塔內的轟轟烈烈截然不同。華人讀者受其文章的潛移默化，對經濟制度的認識，也隨之眼界大開！新制度經濟學國際學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於一九九六年成立，以高斯為首的新制度經濟學才正式開宗立萬，傳為一家體統，而中文讀者對其內容，則因「論衡」聞道，早先鞭十多年！

　　筆者用不吹噓張五常對中國近年經濟改革的影響有多深廣，光是在意識上，強化了國人對產權界定、交易費用和合約條件的考慮，神州大地從吃大鍋飯的計劃經濟走到近年國營企業紛紛到股市融資的市場發展，大家可有想過當中因而省卻多少鑿空而行、不邊際的冤枉路？

　　說話自我，時而得意忘形，時而恍惚的心不在焉，那對張教授的學者形象，不能說是沒打折扣；可是，讀其文章，便知道他做學問，絕對專注認真，不但不覺張狂，甚至可以說是近乎謙遜。忘記他在那裏說過自己在經濟理論上全沒創「建」，其實學術工作，有創「見」已了不起，更何況他之所見，對敦促糾正中國的經濟改革起了莫大的作用！

　　他在《科學說需求》的前言中指出：「我對經濟學的認識是從朋友及老師那裏學來的。我的貢獻是清除廢物，然後把剩下來的重新組合。引用的實例，大部分是我自己觀察所得。我喜歡用簡單的理論來解釋世事。我認為世界複雜無比，不用簡單的理論，能成功解釋世事的機會是零。」

　　聊聊數語，非常淺白，所藏奧妙，可能是張教授在學界的「登龍術」。他沒有抹煞師友對其學識的助益，明確表白是在現成的觀點上提精擷華，在不夠清晰的抽象意念中「營造」更為精確的思維系統。在他精通的範疇，不但屢有新見，更難得的，是擅於運用。他一頭是在抽象的理念上力求洗練，精益求精；另一頭是在現實細節裏抽絲剝繭，在學術征途的兩個極端，分頭使勁，成就的光譜自然比專攻抽象理念或專事調查詮察的學者更為開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