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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ing to get rid of surfing, wasted too much time, any suggestion?.......................... 七宗罪?............................... 1,没有原则的政治;2,不劳而获的财富;3,没有理智的享乐;4,没有特点的知识;5,没有道德的商业;6,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7,没有牺牲的崇拜。............................................. 虽然这是圣雄甘地说老印的.......

Friday, October 28, 2005

MUST READ: the politics of village democracy in China

fascinating true story from China(but in Chinese).
I am currently very busy, but someone has to translate this...

透过张庄看村民自治下的派系斗争
孟庆尧

目前,说到村民自治、以及在这一制度下开展的村民委员会直选,就无法回避这样一个概念:派系。如何认识和对待村落社会派系的形成和演化,是推行村民自治绕不过去的问题。笔者通过在鲁北张庄的调查,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村民自治下村级组织的直选必然催生派系;派系是以共同利益为核心,诸多利益个体互相利用、相互妥协的结果,也是他们共同表达的需要;派系是村民政治参与自然形成的组织化形态;制度缺失和生态环境扭曲是导致派系趋“恶”的主要原因;草根民主发展中派系的准党派化为下一步民主深化进程提出了新的课题;应该正视或包容派系的存在,不断完善的民主制度也会不断改造派系使之趋“善”。
             

一,张庄村的基本情况和政治生态演化

  张庄村位于鲁北北部,2005年全村506人、1120亩土地,村民以张姓为多,占总人口30%,其次是严姓,占总人口25%,其他还有刘姓、马姓、郭姓等。村民以种地为主业,农闲时节外出打工,村里的经济及社会状况在当地与其他村落相差无几。2004年底,该村进行了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选出了新一届村委会及其主任;过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2005年6月份的某天,该村委会及其主任被村民罢免。
  

张庄村的这次选举及随后的罢免,都符合法律的规定、依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的。换句话说,选举,体现的是民主的意愿;罢免,同样也是民主意愿的结果。但是,这一上一下之间,我们在看到一家一户普通群众意愿的同时,更看到了派系作为村落群体政治势力的凸显和影响。
  

要弄清事情的原委,我们还要从头说起。
  

从文革初期,张良仁就担任张庄村的支部书记,文革结束后上面要求培养接班人,他看中了洪贵福。洪贵福在村里独门独户,平时给人的印象是老实巴交。张良仁的本意是拿对自己威胁性较小的洪贵福当挡箭牌,最大限度的推迟交出手中的权力。谁知这个向来对他言听计从的洪贵福早有“谋逆”之心,一方面他利用兼任村电工的方便免收村里党员的电费拉拢人心,另一方面他搞好与当公社副书记的表哥的关系,在1985年村支部换届时,一举将还不到六十岁的张良仁拿下。登上书记宝座的洪贵福吸取上届的教训,决意不再发展一个党员,他利用多留机动地所获的承包费对村里的头面人物遍施小恩小惠,结交上面公社、后来是乡镇领导的关系,稳稳当当过了几年官瘾。
  

事情发生变化是从1990年开始的,这年老书记张良仁的儿子张国光、与他的同窗好友严庆山一同从部队复员回乡,二人决意要将洪贵福赶下台。由于实力较弱,头几年他们没能把洪贵福撼动,从1993年开始,他们拉起一伙人不断到县、到市上访,迫于上级的压力,镇上组织工作组进村,最后查清了洪贵福近十年时间吃喝上千次、挥霍公款十万余元、给群众拉饥荒8万多元的事实。1996年,洪贵福被赶下台,张国光、严庆山以及村民张春来、马良强成为新一届的党支部、村委会成员,张国光任书记,严庆山任主任。
  

新班子上台之初,“两委”通过挖沟修路等为群众做了不少好事,在群众中树立起了威信。但时间一长,在规划宅基地、调整土地等问题上张国光和严庆山为谁说了算出现争执,最后甚至大打出手,多年的好友撕破了脸皮。之后,两人各拉一伙明争暗斗,村里各种势力通过不断分化和整合,最终围绕张国光、严庆山形成了两大派系。在2004年底举行的两委换届中,张国光派以微弱多数获胜,张国光书记、主任一肩挑,但是班子成员却主要是严庆山派的人。严庆山不甘败北,他通过组织上访等手段迫使上级领导来村里组织清查帐目、重新调整土地,还利用本派在两委班子里占多数的优势否决张国光的“政令”,最终抓住张国光的一些失误,通过村民大会将张国光一举罢免。
             

二,几股政治势力的诞生、角力和相互影响



在张良仁“当政”时,张庄村没有明显的派别之分。因为那时村级党支部、村委会的权力,主要取决于上级党委、政府的授予,群众和党员的选举只是个过场。村落内部不是没有对权力的角逐,但这一角逐一直是在私下进行——大家都明白,争也是白争,自己势力再大、能力再强,没有上级的认可等于一个零。只有被村里的主要领导列入梯队、进而选为接班人才有出头的可能。所以那时村里只有一派,那就是支部书记张良仁派,非此族类根本没有壮大的环境。冷不防洪贵福抢班夺权,利用的也是张良仁派的班底。这就好象同一个群落的猴子,老猴王尽管被年轻力壮的猴子推翻,但群落还在原来的群落一样。
  

洪贵福上台后这一切悄然发生了变化。张良仁的支持者对洪贵福的做法深怀不满,村内拥张和拥洪两股势力出现;更主要的是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上级党委、政府对村落控制力在逐渐减弱,村民的民主权力越来越大,村干部逐步由原来的上级决定,变为由村子内部的票箱子产生,一家一户、乃至不同利益群体间开始各打自己的小算盘,这样以来,除明显的拥张和拥洪两大派系之外,张庄村就像干涸的河床,龟裂出了越来越多的版块。
  

众多“各怀心腹事”的版块的出现,为复员回乡的张国光和严庆山推倒洪贵福提供了初级资源。而张国光和严庆山又有效的组织、整合和利用了这些资源,将其发展成了能决定村落政治生态的势力。回乡初期,他们两个人都明白,单凭自己的党员身份单打独斗纵有三头六臂也成不了气候。张国光做的第一件事是充分利用他父亲给他留下的班底,在此基础上广泛联系三亲六故,培养自己的铁杆支持者,在此基础上他抓住洪贵福大吃大喝挥霍公款的毛病争取群众,逐渐拉起了一伙人,形成了自己的派系;严庆山凭的是自己在村里血缘关系很近且人数众多的家族的支持。两人及其背后的派别一联手,在村民自治制度日渐成熟的背景下,最终将洪贵福拿下并无悬念。
  

面对咄咄逼人的张国光、严庆山,洪贵福自知难逃一劫,便不再打算亲自披挂上阵竞选,他转而推出了他的女婿、张姓一旺支的头面人物张春来参选。张春来与张国光“五百年前是一家”,到他们这一代血缘关系疏远,早已经形同陌路,加上上代亲属的恩怨和眼下的竞争,两人这时的关系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张春来顶着洪贵福的余荫,拉起张姓旺支的势力参加竞选,最后竟也闯进了支部村委。
  

马良强本无参加竞选的想法,他在村外大路边开了家摩托车修理部,小日子过的很红火,平日里他喜欢周济村里的困难户,还时不时的捐款帮助村里修个桥、补个路什么的,是大伙公认的好人。洪贵福的倒台已是大势所趋,村里开始不断有人来鼓动他出山竞选。架不住来劝说的人多,他也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参加了竞选,结果也被选进了村委会。
  

接下来张国光和严庆山的决裂,从根本上说也是他们各自背后派系势力较量最终难以达成妥协的结果。
  

张严二人一个书记一个主任,按说已经实现了他们最初的计划。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书记和主任并非平起平坐,书记说了算,主任只能是书记的小跟班,而张国光先天的秉性就喜好说了算,这让严庆山很不平。凭心而论,他们的成功,严庆山功劳更大,张国光只是在党员选举中占优势,而严庆山的家族人多势众,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张国光的票数远远落后于严庆山。度过了最初合作的几个蜜月,两个人之间开始出现裂痕。新班子上台急于给群众办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在商量挖沟、打井等事情的时候,在投多少钱、用哪支施工队等问题上,两委成员间很难统一意见,商量来商量去,总是张国光拍板定案。作为从小的同学和一个部队的战友,严庆山起初还能容忍张国光的霸道,后来风传几个施工队都给张国光送了礼,严庆山心里不高兴,但没有表现出来。后来发生的两件事促使了他们矛盾的激化。首先是划分宅基地,村东头有块临路临水的宅基地,一户刘姓和一户严姓都想要。刘姓是村里的老党员、也是张国光父亲的干兄弟,张国光这次当选,刘姓家族的支持起了关键作用,张国光未经和班子成员商量,就将这块宅基地批给了他。而那个没得到宅基地的严姓却是严庆山的远房叔叔。另一件事是重新调整土地。这个要求是严庆山提出的,理由是村里土地十余年未做大的调整,户与户之间很不平衡,而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是整个严姓家族在过去几年人口增加很多而土地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对此张国光坚决不同意,他的理由是上面有政策,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结果大家闹腾了一阵,地最终也没有分成。两件事下来,严姓内部怨声四起,都抱怨严庆山是窝囊废,后悔当初不该投他的票。逼急了眼的严庆山最终和张国光拍了桌子,他指着张国光的鼻子说:“我是全体村选出的,你是几个党员选出的,我代表全体村民的利益,你只能代表几个党员,我凭什么听你的?张庄村凭什么就你一个人说了算?”两人互不服气,最终还动手打了一架。
  

对于联手推翻洪贵福的张国光、严庆山,张春来本来就抱着不合作的态度,眼见着二人拔拳相向,他也乐得坐山观虎斗,还时不时的给两人添柴助燃,自己坐收渔翁之利。马良强本来就对当官没兴趣,看到两套班子乱了套,干脆敬而远之谁也不得罪,连个会议也不参加了。
  

本来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最终反目成仇。之后,凡是支部的要求,村委会顶着坚决不办;村委会的想法支部也一律否决。就这么硬撑着,两个人僵持了数年。而在私下里,两个人的目光早已经瞄准了下一次支部、村委会换届选举。
  

张国光明白,要赢得下届选举,张春来是个关键人物。张春来作为三角关系的一角,在他张国光和严庆山之间,倒向谁,就意味着谁的胜利。他开始尝试着转变对张春来的态度,接着有计划的采取了两个步骤,一是委托几个家族头面人物提出续修家谱,笼络家族感情,增加几支张姓的家族认同感,借家族聚会由家族长辈撮合与张春来把酒言欢、剖肝沥胆;二是托人上门提亲,把自己的外甥女说给张春来的儿子;三是主动上门与洪贵福和解,表示要冰释前嫌,更主要的是他还答应了归还洪贵福“当政”时所欠村民债务的要求。张春来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对张国光的目的当然心知肚明,但他知道自己独自一人成不了气候,要在下次选举中继续当选就必须在张国光和严庆山之间选择一个。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他满怀着自己的心腹事倒向了张国光这边。一对冤家,由于彼此的需要,走进了同一条战壕。
  

与严庆山矛盾的激化也让张国光认识到,遇事只为自己的支持者谋利益会丧失更多的人心,此后他在维护支持者利益的同时,也开始学着掌握平衡,尽可能为更多的群众办事、帮忙。而这个时候,严庆山还是站在家族利益维护者的立场上坚定不移,但凡对严姓有利的,怎么都行;但凡对严姓不利的,怎么都不行,一来二去,除严姓外,村民几乎都对他有意见。严姓尽管是大姓,但与全村人比起来毕竟是少数。
  

两人竞争的结果在2004年底见了分晓。按照山东省这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规定,一般要求村书记、主任一人兼,张国光在村委会选举中以几票的优势击败严庆山当选村主任,在随后进行的支部书记选举中也高票当选。他的竞选搭档张春来意外落选,严庆山及其同族的严少海分别当选村委会和村支部委员。
  

如果认为张庄村的派系斗争就此了解未免过于简单了。竞选是结束了,新的一轮斗争还刚刚开始。
  

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了,但在新班子里张国光是孤家寡人,别说发号施令,就是召集个会议也没有人来捧场。更致命的是张春来的落选。在竞选时张春来号召他的派系全力支持张国光,而张国光关键时刻留了一手,只吩咐他的部分支持者投张春来的票,致使张春来以数票之差落败。张春来恼羞成怒,决意要与张国光拼个你死我活。
  

面对共同的对手,张春来和他的另一个冤家严庆山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在竞选过程中,张国光曾向村民承诺要重新调整土地。张春来和严庆山首先是逼迫张国光兑现这一承诺。张国光为平息事端,花了好大的功夫说服他多种耕地的亲友,同意土地均分。事情是办成了,但他的这些亲友却老大的不满意,他们本意是支持张国光好跟着沾光的,没想到他上台后先拿他们的利益开刀。分地一事刚有眉目,另一个与地有关的事情又摆到了桌面上,包括张国光亲友在内的八户村民超期耕种集体机动地,多年拒交承包费。张春来为这事堵在张国光家的门口,说如果不把事情处理好就跟他没完。张国光知道这是个非解决不行的问题,他在逐一上门交涉时,八户村民没有一家同意退地,张国光一怒之下,将八户村民告上了法庭。八户村民起初没想到张国光是来真的,他们也没有理会法庭的传票,及至判决他们败诉的判决书下来,他们才真正慌了神。退出了耕地、交出了赔尝金,还落了个颜面扫地。本来,就当地的一般农户而言,他们关心选举,但并不看的太重,他们的参与有行使权力的思想,也是受到了村里头面人物鼓惑的影响,他们对几个村官之间的争争吵吵本来更多的抱有看热闹的心理。但是,吃官司对于他们来说却是辱没祖宗三代的大事。八户村民及其近亲,几乎涉及村里的所有家族,连起来就是大半个村,张国光赢了官司,却彻底输掉了人心。到这个时候,人们意识到,张国光的垮台,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了。
  

时机终于来了。今年四月份的一个晚上,村里自来水泵房电机遭窃,村民吃水遇到了困难。心急火燎的张国光去找早先兼任会计的张春来,一直拒绝交账的张春来据说这天离村到东北探亲去了。张国光请维修人员核算了一下,要把电机修好,至少需要两万块钱。自己家拿不出这么多钱,班子成员又没有一个人愿意露面,他干着急没办法。三天过去了,大街上到处是责骂声,村民开始挑起早已经生锈的铁梢到三华里外的临村讨水吃。第四天,维修的事情还是没有着落,第五天早晨,村委会的大喇叭传来严庆山的声音,他先是痛骂张国光占着茅坑不拉屎,置群众的死活于不顾,只会贪污腐化当官做老爷,然后说自己先掂上一万块钱,号召群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自己把自来水修起来。
  

在严庆山的召集下,仅一天半的工夫,自来水就接通了。就在自来水接通的第二天,村里大街上贴出大字报,上面历数张国光的十大罪状:一是拉帮结派,二是贪污腐败,三是大吃大喝,四是拿集体的钱买关系、充好人,五是在划分宅基地、调整土地上偏袒亲属,六是在班子内部制造不团结,七是借搞公益事业收受贿赂,八是行为霸道欺压村民,九是克扣困难户的救济款,十是没有及时修复自来水失职渎职。每条罪状下面都一条一条的分列着事例,有时间有地点有过程有鼻子有眼。村民反映大字报说的这些有的属实、而大部分都是瞎编的,但是,在村里当时的情况下贴出这么一张大字报,其影响是巨大的。当天晚上,严庆山通过大喇叭宣读了这张署名“正义的村民”的大字报,同时号召村民行使手中的权利,集体罢免“罪大恶极”的张国光。
  

接下来,严庆山、张春来花钱雇来农用车,拉上数十位村民,开始到镇、到县、到市上访,要求召开村民大会,罢免张国光。张国光明白这是有人在收拾他,他当然不甘坐以待毙,也拉上了数十人上访,状告严庆山、张春来扰乱社会稳定,破坏集体财产,打击合法选举产生的村领导,他也要求召开村民大会,罢免严庆山的委员职务。镇上派来的工作组就两派提出的问题展开调查,作的结论大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看到村子乱成这样,而两派都要求召开村民大会组织罢免,单单息事宁人不会解决问题,也就顺水推舟,同意召开村民大会。大会在今年8月份召开,会议投票的结果是:张国光村委会主任职务被罢免,严庆山村委会委员的职务保留。镇党委领导在会议结束时说,是否要保留张国光的党支部书记职务、张庄村什么时候举行新的村委会主任选举,镇党委专门研究后再定。
             

三,结论:精英搞派系,村民得实惠



派系这一概念在我们传统的视野中不是个积极的词汇,仔细想来,还带有些邪恶的味道。是的,要实现国家、民族共同的目标我们应该万众一心、并肩前进,提及派系,总会让人想起群体的争斗、社会的撕裂,想起武侠小说中的东邪西毒、丐帮斧头帮,想起上海滩的杜月笙和黄金荣,以及文革期间的联军、支部、保皇派和造反派。但是,从民主制度在村级推行以来的情况看,民主不仅仅体现在村民手中一张一张分散的选票,同时也体现在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意志的表达。派系是村民政治参与自然形成的组织化形态,众多个体结成派系,就如同麻线结成绳、细流汇成河,人多力量大,派系形成势力,才能更有效的表达其成员的意志。选举衍生出的派系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实践中一些派系之所以走邪路,比如贿选、比如引来黑社会胁迫村民、比如破坏选举程序或操纵选举等等,主要是由于制度制约不力和外部干预造成的。完善的游戏规则和这个规则的切实遵守,能够有效阻止派系趋恶;而正常状态的派系竞争,只能给村民带来好处、让村民得到实惠,并且能够促使派系本身趋善。



1,基层民主的活力来自竞争



民主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也不是一个派系的独角戏。竞选时,多位候选人你争我夺,说到底争夺的是选票、更是民意,就在参选人的争夺中,老百姓看他的“政策”、看他的素质、看他的人品、看他的能力,最终选定一个符合自己意愿、能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平日里,台下有人对“宝座”虎视耽耽,敢于监督和提出自己的批评,台上的人才会自省、自警、自励,惟恐失去民心为别人所取代。假使只有一个派系的一个人对权力感兴趣,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孤独的踏上权力的颠峰,并且周围没有有效的监督、批评和制约,手握权柄,随心所欲的驾御各种资源,再好的孩子也会堕落。张庄村的政治生态演化就是个很好的例证。洪贵福曾一手遮天、说一不二,谁敢对他三心二意,他会整的你七荤八素,张庄村是洪家的天下,在洪贵福的周围整个村子、全体村民一心一意、团结一致,看似安定团结,实际上村庄在被洪贵福掏空的同时,洪贵福本人也为自己铺好了下台的路子。村民自治下直选制度的推行为竞争创造了条件,张国光和严庆山要扳倒洪贵福,除了与对方争斗之外,更主要的还要在村民面前尽可能表现的比洪贵福更好。他们只有尽可能控制自己的贪欲、尽可能的为村民办事,才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村民的选票。张国光和严庆山是在利用选举制度攫取权力;而选举制度也反过来改造张国光和严庆山,尽管改造的程度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派系对权力的追逐,才显示出了村民手中选票的价值,才更能激起村民的民主参与的热情。
  

2,竞争必然导致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人是社会中的人,在一个村落内部,家族、亲友、邻里、同好等等人际关系的存在是个客观现实,除情感方面的联系外,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每个成员有通过寻求归属借助群体力量的要求。上级党委、政府一旦将村落权力的授予归还给村民,有意竞选者在角逐权力的过程中,必然要组织、整合支持自己的势力,与其他势力进行联合、合作或竞争。竞争是民主政治的常态,而竞争的实力取决于支持者的多寡,这样以来,拉帮结派就成了竞选者的必然手段,这于情于理都讲得过去。



3,透过乱像看“派系”
  

在一些人眼中,搅乱村落社会的安宁是派系的一大罪状。是的,就张庄村而言,群雄并起是打破了街头的宁静,但是,这个所谓的“乱”并非一无是处,只要换个角度看问题,你还不难发现这个“乱”字更多的带有某些积极向上的色彩。在洪贵福多年的统治时期,张庄村是一派祥和,但这个祥和酝酿了后来矛盾的总爆发。近几年张庄村是乱了一些,但在各派头面人物的争争吵吵中,村里的路也修了、沟也挖了、多年解决不了的土地不均和强占耕地问题也解决了,同时各派系间相互批评和监督,有效的遏制了村干部长久以来的贪污腐败和大吃大喝问题。更主要的是在这些争争吵吵中,旁观的村民有自己清晰的判断,他们在比较鉴别中更用心的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而那些有意角逐权力的人,也开始学着看群众的眼色行事。还必须看到的是,张庄村的这些“乱”,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是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军阀混战,也不是文革的打砸抢和文攻武卫,尽管也出现了贿选、张贴大字报、损坏公共财产等问题,但总的来说整个竞选以及此后的罢免,还是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的,况且只要认真查究,贿选、张贴大字报、损坏公共财产等问题都能够依法解决。乱来乱去,村民在乱中得到了实惠、干部在乱中更趋向亲民。



4,草根民主折射的民主进程中的派系问题
  

在村一级进行的直选,衍生出了村一级的派系问题;直选制度如果向乡镇、向县市扩大,同样的问题也将随之向上蔓延——只要这个制度真正体现民主。在多党制国家党派以及党派内部的派系竞争司空见惯,我们国家不存在党派竞争的问题,但竞选中的派系却多少带有一些准党派的色彩。在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下,如何认识、了解和把握此类问题是个新的课题。在直选制度向乡镇、向县市扩大之前,我们不妨先借助草根民主所折射出的相关现象,及早设计未来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才能有备无患,减少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本,确保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时间:200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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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润文 :失去民心的村干部为何难以罢免

村民召开大会罢免村委会成员
  10月2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七道湾乡七道湾村召开村民大会,这对七道湾村民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村民大会,当天他们要罢免当选仅10个月的村委会成员。

  村民们要求罢免村委会5位成员中的3人,村委会主任赵彦昌、副主任买买提·塔帕尔和委员关辅生。

  七道湾村是城郊村,会议地点设在了原来的小学院内,村民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大会,拄着拐杖的老人,上班的工薪阶层,个体老板,外出务工的打工者,有的村民甚至全家到会,会场还有一位老人坐着轮椅来开会,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在儿子的搀扶下也来到了会场。

  校园的操场上人头攒动,村民们按照各组划分的区域就座,围墙外也是黑压压的一片。“15年了,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开会。”村民成万刚看着热闹的场面感慨地说。成万刚是这次罢免行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村民罢免大会是他们经过了半年努力的结果。

  这次罢免大会由乡政府和水磨沟区民政局共同主持召开,在会场的还有数十名警察维持秩序。

  数百万元资金去向不明引起民怨

  “这次罢免来之不易。”成万刚说起这次罢免行动感慨颇多。

  从2005年4月18日开始,七道湾村村民就工业园开发、宅基地、村务公开等问题先后两次要求村支部、村委会答复,没有得到满意答复。

  随后村民先后到七道湾乡政府和水磨沟区区政府、人大、信访局、乌鲁木齐市政府上访,强烈要求召开村民大会,对村务提出27条疑问,要求公开村务,并要求进行财务审计。

  6月21日,在审计报告迟迟未能与村民见面后,村民联名要求乡党委、政府撤换村支部书记赵金山,先后向村委会和乡政府提交罢免申请,要求罢免上述3名村委会成员。

  赵金山任村支部书记22年,赵彦昌任村委会主任16年,买买提·塔帕尔任副主任22年,关辅生任三组组长20年,委员8年,村委会成员在2004年12月26日由全村村民选举连任。

  8月18日,七道湾村召开村委扩大会,公布审计报告,村支部书记赵金山辞职,村民对审计报告中数百万元资金的去向提出疑问。

  9月7日,在向村委会递交罢免要求1个多月没有得到答复后,成万刚、李占东等人组织870位村民第二次签名,并请公证处公证,向七道湾乡政府和村委会再次递交罢免申请。

  村民们提出四条罢免理由:一,未能向村民会议负责报告工作,不能接受村民监督,未能带领群众发展生产,共同致富;二,村干部工资及奖金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不清楚;三,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建设、承包及其收益的使用和宅基地分配事项,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四,村务公开不全面、不及时,财务公开不详细、不真实,没有做到所有收支公布明细项目,便于村民了解。没有向村民公开集体债权、债务,集体经济、土地承包合同兑现状况。村民们认为,村委会成员已经失去了村民的信任和拥护,应该罢免他们。

  乡政府认为,村委会成员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村民们罢免理由不合法,村委会成员没有违法乱纪和严重违法行为,不应该被罢免。

  村民反驳,难道违反刑法、违反经济法规,被国家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才算违法吗?村务不公开,不实行民主决策,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按照法律规定,超过五分之一的选民联名就可以召开罢免大会。村民到水磨沟区政府、民政局等单位上访,要求罢免。

  9月22日,水磨沟区政府答复村民,可以召开村民大会,罢免村委会成员。

  10月14日,七道湾乡政府、水磨沟区民政局正式公告,10月20日召开村民大会,罢免村委会成员。

  到会人数未过半,罢免失败

  12时,村民大会正式开始,七道湾乡乡长任建明公布选民人数为2135人,流动票箱核定人数42人,回收41张选票。

  按照法定程序,到会选民必须超过全村选民半数才能实施罢免议程,加上流动票箱41人,参会人数必须达到1068人才能罢免。“实际到会选民908人,没有达到法定选民过半的要求……”任建明的声音当即淹没在村民的愤怒声中。“那么多老弱病残无法到会的人为什么不能在流动票箱投票?”“有人在破环会场,为什么有人被拦在会场外不让进来?”“选举是到会人数只有四五百人就可以举行,今天来了900人怎么就不能罢免了?”

  村民们告诉记者,在他们来开会的路上,有人拦在路口不允许他们来开会,甚至威胁他们,警察要抓人,村委会要秋后算账,一些村民只好回家,有的被拦在了会场之外。

  主席台前一时挤满了村民,纷纷对这次罢免大会提出质疑,一些村民气愤之下干脆离开了会场。

  任建明宣布再次清点人数,半小时后如果人数还是不过半,大会就宣布结束。

  围在主席台前的人群并未散去,任建明一边应付着愤怒的村民,一边不停地看时间。半小时后,任建明宣布,由于参会选民不过半,不符合法定人数,罢免村委会议程不能实施。一些村民气恼之余踢翻了投票箱,但随即被人劝住,“不要胡闹,我们用法律来解决,还有机会罢免他们的。”“这个结果我们已经预料到了,6个月后我们会继续要求罢免。”成万刚安慰着失望的村民。

  选举容易罢免难

  罢免一个村委会成员居然难住了自治区人大。罢免前,自治区人大代表人事委员会接到了水磨沟区民政局逐级上报的请示函件,就罢免工作中4个难题请求解决。一,罢免投票过程中是否可以设流动票箱;二,罢免投票过程中是否可以委托投票;三,参加村民会议的选民未过半数是否可视为罢免未通过;四,投票办法由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我们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难题,前两个问题现有法律、法规都未作规定。”自治区人大代表人事委员会选举任免处处长许东升说。

  他们只好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打电话口头请示。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答复是:按照不违背国家法律,依据地方法规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解决。

  由此,自治区人大代表人事委员会的答复:参照选举办法中有关规定,罢免中可以使用流动票箱;罢免不同于换届选举,不成立选举委员会,由村民委员会或乡级人民政府主持村民投票表决,程序较为简单,时间跨度很短,可不设委托投票;参会选民不过半可视为罢免未通过,投票办法由村民委员会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等。“选举容易罢免难。”在这次罢免失败后,成万刚等人对此次罢免提出了诸多疑问。成万刚说,选举程序看上去复杂、严谨,实际上操作比较宽松,而罢免程序看似简单,但执行严格,操作起来难度大,选举的时候鼓励多投票,罢免的时候想办法少投票。

  记者了解到,在去年12月七道湾村换届选举时,实际到会人数仅有四五百人,流动票箱投票人数达到了1400多人,村委会成员都是高票当选,在投票时,甚至出现一个人替一家人填选票的情况。而在本次罢免中,参会人员908人,流动票箱只核定了42人,还取消了委托投票。

  成万刚说,在选举时,由选举委员会来主持选举,但执行罢免程序时,主持罢免工作的实际上是村委会成员,妨碍了投票的公正性。成万刚认为,正是罢免程序的不完善造成了本次罢免的失败,委托投票被取消,流动票箱投票人员被限制,空挂户占了选民数量却不表达意愿,许多表达意愿的选民却没有投票机会。

  一些村民告诉记者,在选举时,他们认为村委会候选人都是熟人,“反正谁当都一样”,就随意地填写了选票,但这次认真了,想真正行使自己罢免权的时候,却发现很困难。有的村民提出疑问,村委会班子任期都已经20多年,难道村委会成员可以无限期连任吗?

  罢免程序亟待完善

  自治区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一位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基层选举,选票不易集中,有的村甚至一两年选不出村领导,的确存在选举不规范的现象。

  对于这次罢免,乡长任建明说:“我们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执行的,不存在舞弊行为。”

  许东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选举权和罢免权对选民来说是对等的权利,选举权和罢免权同样重要,由选举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主持罢免更符合村民自治的原则,但目前法律、法规对选举和罢免的程序的确存在着不对等的现象,更重视选举权,而忽视了罢免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罢免的规定仅有一条。

  许东升说,法律是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由于在实践中,选举活动多,罢免现象少,罢免权使用次数少,这方面可以借鉴的经验很少,所以选举程序规定较为严谨,对罢免程序规定简单、笼统,对于选举和罢免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时间:2005-10-28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5-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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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October 27, 2005

复旦将哲学系所获捐款转给法学院被指学科歧视

2005年10月27日03:13 新京报
再有一个月,孙承叔就将离任复旦大学哲学系系主任,10月25日,他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学校橱窗里。
  “我以为会在卸任前能圆自己和复旦哲学系所有老师的梦想。”孙承叔说,他将带着遗憾离开,或许此生再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几个月来,一笔1000万美金的捐助款曾让孙承叔和系里同仁激动不已。可就在几天前,这笔巨款在哲学系头顶盘旋了一圈后,溜走了。

  天上掉馅饼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天上掉馅饼。”孙承叔回忆。
2005年暑假,正为筹备百年校庆忙碌的复旦大学外事办接到一个捐款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是热心教育的外籍华裔人士,希望借百年校庆之际给复旦哲学系捐款300万至500万美元,条件是担任复旦新一届校董。
  外事办很快将此信息向校党委汇报,哲学系主任孙承叔也同时获知了这个信息。孙承叔觉得此事对哲学系关系重大,赶紧召集全系老师商讨方案。一周后,他带领所有系领导和几名老师找到捐赠者。
  按照孙承叔的说法,这名捐赠者名叫廖凯原,马来西亚人,不怎么会说中文,毕业于美国纽约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拥有法律博士及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1989年,廖凯原创办美国Software House International公司,现任公司主席兼CEO. 2003年,廖开始赞助一些慈善事业,是“世界经济论坛”的赞助人,“美国亚洲协会”的赞助人、董事,也是2005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要赞助商之一。今年春天,廖凯原刚刚向北京大学捐赠数千万元人民币。

  “柏拉图学院”之梦

  “当时我也奇怪,这样一个成功的商人,在现在的市场经济下,为什么要捐资哲学系,但见到廖先生后,我找到答案了。”
  孙承叔等人与廖凯原的这次会面,被孙承叔认为非常融洽非常成功。
  这位富翁早年在哥伦比亚求学,一直对哲学情有独钟。
  他告诉孙承叔,所有工作最后必然归结到哲学,哲学是所有人文学科的灵魂。
  孙承叔说,捐款人提出将资助哲学系建一栋新大楼,把复旦哲学系办成相对独立的哲学学院,最好取名柏拉图学院。
  他们设想,再拿出一部分经费用来邀请国内外一流哲学大师来此办讲座,成为国内第一、国际一流的精神中心。
  最终使之成为一个学者大师聚会的地方,同时面向社会开放,是整个社会讨教大师的地方,能够聚合社会各种重大问题,为社会寻找最终的出口,进入这里,就进入一个精神的境界。
  双方还打算成立一个发展基金,用于资助老师的深造、研究和资料采购。
  孙承叔说,会后哲学系老师们根据这次会谈纪要,再经过内部协商,整理成一份合作意向书电邮给对方。
  很快,廖凯原在电邮中回复,表示将把原来计划的500万美元追加到1000万美元,并且希望能在校庆期间签约。
  “那时候,系里所有的老师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亢奋中,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信号,哲学,甚至基础学科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
  哲学系老师张汝伦教授参加了系里关于这笔捐款的教职工大会,他觉得这是复旦哲学系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我甚至梦里都在考虑新大楼里该刷什么颜色漆,资料室里应该摆几个桌椅,有了这栋大楼,又可以吸引多少凤凰贤士。”
  那些天孙承叔天天睡不着觉,脑子里全都是哲学学院的蓝图。这次与廖凯原的会谈,让他有遇知音的兴奋。
  “社会出现矛盾,尤其是矛盾积累时,哲学是应该出来讲话的。现在的中国发展现状,正好给了高校哲学研究从马列主义哲学到大哲学的转变背景。”
  孙承叔认为,这个时候重视哲学赞助哲学,正合时宜。
  此后几天,虽然还没开学,孙承叔已和其他几个系领导开始为“哲学大楼”的地皮奔走。

  哲学系老师们急了

  不久,一个小道消息传至哲学系,校方正在与廖凯原商量,使其将这笔捐赠给法学院建法学大楼。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急了。
  开学后,为赶在校长联席会议前落实此事,哲学系老师以全系老师的名义给校领导写了封信。
  这封名为《哲学系全体教师致学校的一封信》由哲学系青年教师孙向晨负责执笔。
  信中再次表明哲学的重要地位和哲学系的存在和发展对复旦大学的意义,希望校领导考虑捐资人的意愿和哲学系的实际,尽快批复这个协约。
  孙向晨认为,廖凯原先生与复旦哲学系并无渊源,他之所以选择给哲学这样的基础学科捐款,主要源于其早年求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
  作为国际知名的著名高等学府,哥伦比亚大学尽管其法律等实用学科蜚声国际,但哲学等人文学科却总被排在前列。
  孙向晨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捐款与建楼的事情,反映出目前我国基础学科现状,也反映出现代社会高等教育办学方向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中国基础教育学科地位将受影响。
  “我们并不为了钱或者盖楼,而是为了学科的发展和尊严。”孙向晨在信中说。
  “那封信我也签名了,当时老师们情绪激动,很多老师都是当场签名的。”张汝伦教授证实。“我觉得是学科歧视”
  法学院的出现让孙承叔有些始料不及,而校领导迟迟不给答复的态度也让孙承叔心里没底。
  在复旦大学内部bbs上,一个署名“蓝色马蹄莲”的网民在帖中说:“哲学系领导再三 周折,总算在一次会议前的10分钟和某校领导汇报,该领导说,你们要造楼干什么,造了楼不到3年哲学系就要垮掉。”“后来,校长站了出来,说至少哲学系也有份。”“蓝色马蹄莲”在帖子中披露。
  10月16日,孙承叔从法学院得到消息,捐助人已在校方安排下与法学院领导会面,并接受邀请参观法学院。
  “这让我感到了风向的变化,”孙承叔说,在上次与廖凯原等人会谈后,哲学系也邀请廖凯原来哲学系参观,“可等到的却是廖先生去参观了法学院”。
  10月18日,被孙承叔认为是比较关键的一天。
  校党委、哲学系、法学院领导当天聚在一起开会,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哲学系、法学院共建一栋楼,法学院提出了10000平方米的计划。
  “哲学系准备接受这个结果,但我们希望最好能有两个屋顶,代表两个院系。”孙承叔说。
  10月21日晚上,bbs上的一个帖子却让更多哲学系老师看到了失望。
  同样署名蓝色马蹄莲的网民在帖中说,校方通知哲学系,投资事情已与哲学系无关了,对方准备追加投资到2000万美金。
  帖子还说,校方已禁止哲学系再与对方接触,因为最近就要签约了。
  “我现在的心情很糟,我不明白校方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觉得这是学科歧视。”
  孙承叔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证实,学校确实流露了上述态度。对于哲学系和法学院的争执,身在国外的廖凯原也有所闻。
  廖凯原通过留在上海的助手彭庆邦向复旦校方表示,自己纯粹是因为热心教育事业,没有借此让自己扬名和让企业扬名的意图。
  “低调操作。”廖凯原更不想因为捐款引起学校院系之间的纷争和矛盾,所以希望跟校方尽快签署协议。
  自始至终,复旦校方一直对外保持沉默,校党办表示,为确保顺利签约,在协议签署前,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两院系的态度

  10月25日,法学院党委书记孙瑞向《新京报》证实,“有个外籍华人要捐助给法学院建一栋新大楼”。孙瑞说,具体都是学校在操作,大楼什么时候建,建成什么样,法学院目前还不清楚。
  法学院教授何力在网上看到了哲学系老师们的牢骚,但他对于即将投建法学院新大楼的消息还是很高兴的。
  “我现在和其他两个教授共用一个办公室,为了不相互打扰,我们只能换着上下班。”何力说,自己辛苦攒钱买的商品房还要腾出一间来做办公室。
  孙瑞介绍,目前法学院平均两个教授共用一个办公室,约18至20平方米,副教授3个人一个办公室,讲师4个人一个办公室。
  而负责本、硕、博的行政老师都挤在一间办公室,与其他兄弟院校的法学院相比,是很拥挤。与复旦其他院系相比,条件也较差。
  “复旦一直有给法学院独立使用一栋大楼的规划。”孙瑞说,自从2000年11月法学院正式组建以来,法学院一直在用文科楼一层办公,这学期因为二层新闻学院的搬离,才增加为两层楼的办公空间。
  之前曾有一栋老式建筑的三层楼,说要给法学院使用,但没能实现。所以,法学院一直都在等待学校兑现给一栋大楼的承诺。
  何力介绍,在复旦大学的十五规划中,法学院被定为重点资助的学科和大力发展的学科,这几年一直在扩大招生,还在准备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向社会提供培训。
  “这样的规划必然要求改善硬件条件,大楼是学校应该给我们的。”何力说,总让学生去家里找导师也很不合适,“别人说你性骚扰怎么办?”
  “我可以理解学校的决定,毕竟法学院在人文学科中算是很有经济效益的院系,有投入就有产出,而哲学系可能就是投入多少都很难看见直接经济效益的。”孙承叔说。

  怀念谢校长

  再过一周,廖凯原就要跟复旦大学签署协议了,这将是复旦建校以来得到的最大一笔捐助。再过一个月,孙承叔也将卸任系主任,成为哲学系一名普通的教师。
  “下周(11月初)就要签署协议了,结果基本上也确定了。”孙承叔告诉《新京报》,大楼肯定是要建的,只不过归于法学院使用,剩下的钱校方将统筹管理,用做全校发展建设。
  作为对哲学系的补偿,校方表示,“哲学系可以提出项目经费申请”,孙承叔说,“没想到转了一圈,哲学系还是原来的哲学系。”
  10月24日,孙承叔召集全系老师开会,传达了学校最后的决定,希望老师们能够理智对待,商讨一下向学校申请一笔经费,建立哲学发展基金的事宜。
  然而,全系老师的激烈反应让系主任孙承叔难以面对,一部分认为尊严和面子比钱更重要,宁可不要钱也要向学校讨个说法。
  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在目前的态势下如果能够争取到一部分资金对于整个系的发展也是很有利的,不要因为斗气而最终一无所得。
  “我个人是认同后一种态度的,实惠点对大家都好。”孙承叔说。
  孙承叔的设想是,在这2000万美元中,争取一部分经费,哪怕很少部分,建立一个哲学发展基金,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确保老师们的资料费、课题研究费、进修费、学术交流费。
  一个细节是,哲学系老师们在会上总是提到已故老校长谢希德。
  1993年,复旦哲学系进入了建系以来的最低谷,本科仅招生6人。当时校内有人提出取消哲学系的方案。但立即被时任校长的谢希德否决。
  “谢先生说了一句话,复旦任何系都可以撤,哲学系不能,如果没有哲学系,复旦就不成其为大学了。”孙承叔说,那句话让他们一直温暖至今,可现在哲学系失去了最佳发展机遇。
  按照规划,过不了多久,哲学系将从待了18年的文科大楼5楼搬出,与其他十多个人文学科一起,搬进复旦刚刚落成的光华楼内。“如果谢先生在就好了。”孙承叔说。□

本报记者 秦文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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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ongressman Hyde expresses concerns over Koizumi's Yasukuni visits

10/27/2005

The Asahi Shimbun


WASHINGTON--An influential U.S. congressman has voiced concerns about Prime Minister Junichiro Koizumi's visits to war-related Yasukuni Shrine and their negative effects on Japan's relations with its Asian neighbors.

Ryozo Kato, the Japa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said Wednesday the feelings of anxiety were expressed in a letter from Henry Hyde, 81, chairman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ato told a news conference it was the first time he has received a letter of such nature regarding Koizumi's repeated visits to Yasukuni Shrine, where Class-A war criminals, along with the nation's war dead, are honored.

According to Kato, Hyde in the letter argued that it is important for any Asian country to promote dialogue with other nations, which would be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each country.

Hyde also wrote that it would be regrettable if such dialogue is prevented because of Koizumi's visits to Yasukuni Shrine, Kato said.

Koizumi visited the shrine on Oct. 17, his fifth such trip while in office, sparking immediate outrage from China and South Korea.

But Kato said of Hyde's letter, "It should not be characterized as a protest (against Koizumi's visits).

Originally from Illinois, Hyde, a Republican, has been elected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6 times.

After joining the U.S. Navy in 1944, Hyde served in the South Pacific and saw combat in the Philippines and other areas.(IHT/Asahi: October 27,2005)

See also background comments about the recent shrine visit: Looking beyond Yasukuni
published on the conservative Yomiuri Shim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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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October 26, 2005

十大太子闹香江

2005-10-5 1:19:47 immusoul
一,荣智健,中信泰富主席,荣毅仁之子,公司市值476亿元。
二,王军,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王震之子,公司市值7014亿元。
三,李小鹏,华能电力董事长,李鹏之子,公司市值176亿元。
四,李小琳,中国电力副董事长,李鹏之女,公司市值82亿元。
五,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总裁,朱镕基之子。
六,朱燕来,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朱镕基之女,公司市值1644亿元。
七,王京京,中科环保副主席,王军之子,王震之孙,公司市值7.7亿元。
八,江绵恒,中国网通创办人,江泽民之子,公司市值1666亿元。
九,温云松,北京Unihub总裁,温家宝之子。
十,孔丹,中信国际金融董事长,孔原之子,公司市值99亿元。
看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香港好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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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为何相中了贝南克?

作者:Fred Barnes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发表日期: 2005-10-26
周一,当布什总统宣布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简称Fed)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接任人选时,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物色的人选要尽可能地降低风险,这个人选既不会在国会那里遇到强大的阻力,而且一旦上任也不会反对总统的经济政策。这样想来,本;贝南克(Ben Bernanke)──白宫现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应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虽然此前正式宣布提名被定在10月底或11月初,但实际上总统先生早在上周后几天就圈定了51岁的贝南克。与此同时,按计划贝南克昨天应该开始在华尔街展开一系列的提名宣布前例行会议,与金融界领袖人物接触、交谈。不过后来会议被推迟了,宣布提名的程序也被提前,这主要是出自共和党参议员、来自亚拉巴马州的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的提议,他的初衷是为确保总统的提名在圣诞节前获得国会的批准。

从几个月前白宫开始物色格林斯潘接班人人选开始,贝南克就是呼声最高的目标人选之一。不过白宫的名单上还有其他很值得考虑的人士,包括格林斯潘本人推荐的两位Fed现任委员,以及三位曾担任布什总统经济顾问的经济学家。这次的遴选工作由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负责。

执掌Fed 18个春秋的格林斯潘先生明年年初即将卸任。他的离任留出的空缺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幕后争夺战,候选人不会公开露面,对他们表示支持或反对的意见都是通过与总统助手私下面谈或发送便函的形式进行。在各位候选人中,贝南克先生是唯一一个没有遭到抨击的人。

这还只是他的诸多优势之一。他是货币政策问题专家,而制定货币政策正是Fed的职责所在。布什总统昨天在介绍贝南克时说,他在货币政策方面“成就过开拓性工作”。Fed主席一职还需要有智慧的人来担当。Fed就像一个学术团体,在这个团体里,主席必须具备以充满说服力的方式向其他人阐述其立场并达成共识的能力,而贝南克正具备这种能力。

华盛顿咨询人士大卫;斯米克(David Smick)说,贝南克使他想起18年前的格林斯潘。虽然贝南克偏好安静且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像格林斯潘一样,一旦他出任主席,他将超越自己原来的生活。

与上述优点同样重要的是,贝南克与白宫全美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NEC)主席贺伯德(Al Hubbard)关系很密切。贺伯德是布什在哈佛的同班同学,这次与切尼一起参与了Fed主席甄选工作。贝南克是今年6月在担任Fed理事三年后进入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他在白宫工作的时间虽不算长,但也可视为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求职面试期了。

虽然总统与Fed主席在工作中并不会经常接触,但总统还是希望能由他看著顺眼的人担任主席。贝南克能满足这一点。美国企业学会(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经济学家凯文;哈赛特(Kevin Hassett)说,他没有某些经济学家身上那种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地方。(贝南克2002年进入Fed之前在普林斯顿大学任经济系系主任。)

布什总统对于新主席人选还有另一个主要考虑,那就是要维护他的经济政策。他需要一个对其强调减税和容忍巨额预算赤字不会有很大异议的Fed主席。白宫得出的结论是,贝南克将有可能接纳总统的主张。贝南克10月11日在全美经济学家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说,在美国经济从2001-2002年的低迷状态强劲复苏的过程中,布什政府提出并获得通过的多次减税是推动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同样也是布什的看法。

布什考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国会能否批准他的提名,这方面应该没有问题。与被布什提名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并引发争议的哈里特;梅尔斯(Harriet Miers)不同,贝南克不是布什的亲信。同时,贝南克在政治上并无明显党派倾向。今年10月,身为共和党人的贝南克曾在演讲中对前民主党总统卡特(Jimmy Carter)和克林顿(Bill Clinton)表示赞赏。他表示,卡特时期放松管制的做法和克林顿时期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改善了美国经济。

对新主席是否容忍其经济政策的担心正是导致格林斯潘提名的两位候选人──54岁的Fed现任副主席罗格;弗格森(Roger Ferguson)和62岁的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落选的原因之所在。在格林斯潘的提名人选被公诸于世之后,外界评论说他们如果当选将使布什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两人对减税政策均不赞成。他们曾对白宫表示,只要布什总统拒绝提高税收和切实解决赤字问题,他们就会继续上调利率,即使这样会导致经济增长放慢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这两位人士还有其他弱点。弗格森是民主党人,且曾是克林顿政府两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和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部下。而科恩是在格林斯潘极力引荐下才被布什任命为Fed经济学家的。由于白宫认为Fed人士都不看好布什的财政政策,所以科恩自然被排除在外。另外,他还是个骑自行车上班的环保人士,这一点显然也是难以让布什喜欢的一个原因。

贝南克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这位66岁的哈佛大学教授还是全美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首席执行长。有一点与贝南克很不同,费尔德斯坦可是经济界的明星人物。他还与总统过从甚密。九十年代末他曾专程前往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为时任得州州长的布什在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出谋划策。在布什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费尔德斯坦为推进减税曾频频出入白宫。

布什的父亲、前总统老布什支持费尔德斯坦出任Fed主席,但有很多人表示反对,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八十年代担任白宫幕僚长的詹姆斯;贝克(James A. Baker II)。当时费尔德斯坦是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由于费尔德斯坦曾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对里根总统的减税政策颇有微词,两人之间发生了冲突。贝克认为费尔德斯坦对总统不够忠诚,并提醒白宫不要给他提名。

另外两名候选人──47岁的格兰;贺伯德(Glenn Hubbard)和51岁的拉里;林赛(Larry Lindsey)在布什第一个总统任期时都曾效力于白宫。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的贺伯德曾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支持布什的减税政策及将社会保障体系部分私有化的主张,但布什认为贺伯德跟他交谈时有时给他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2003年辞去了全美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的林赛入选的机会本来就不是很大。

布什总统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贝南克是否真地会对他的经济政策表示赞同。最近我曾问一位极有可能入选的人士(别费劲去猜他的名字了),Fed主席对任命他的总统是否有服从的义务,比如要实行总统赞成的货币政策。这位人士的回到是:没有。

所以,总统先生,对你提名的人不要寄予太高的期望啊。

(编者按:本文作者Fred Barnes是Weekly Standard执行主编。他还是有关布什总统的新书Rebel-in-Chief的作者。本书将于明年1月由Crown Forum出版。)
本文所表述的观点不代表道琼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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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授丁学良: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

作者:曲力秋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发表日期: 2005-10-26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丁学良批评国内经济学家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

  2005年无疑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民众和网络不绝于耳的批评和指责,使一向风光无限的主流经济学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对中国经济学现状的认识和评价,可能将成为我们对改革路径的反思和探讨的由头。日前,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华工商时报》: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思想界的舞台上几乎只有经济学家在长袖善舞,经济学家因对政府决策独特的影响力而成为社会科学界最为耀眼的明星。与此同时,我们几乎听不到来自其它学科的任何声音,你怎样看这种现象?

  丁学良:我想这是因为在过去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把一个社会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更高目标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我们改革的制度和政策。我们总是在一段时间里,让一个目标压倒一切目标,这样做的后果是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一些利益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等我们要纠偏的时候才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已经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几乎听不到其它学科发出的声音,而老是经济学家在唱独角戏,就是因为在这些年里,很多人误认为发展经济就是经济学的事情。其实不是,在任何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里,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法律、社会学、政治学包括经济学本身还有不同的学科,他们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在某一个具体政策上。不同学科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大,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像社会学重视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公正,法学重视的是程序的公正,而政治学最重视的是政府的效率和成本。不可以剥夺其它学科只让某一学科讲话,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重点,这就是为什么在英文里,社会科学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只有让不同学科的人在一种正常的、常规的方式下,互相对话、互相辩论,然后才能让决策层汲取不同学科的合理经验,使之变成一个综合工程中的合理元素。


  《中华工商时报》:在您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上?


  丁学良:在西方经济学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公共的学科,经济学和物理学、数学一样,所讨论的都是非常专业化的问题。经济学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很Public(通俗的)的学科呢?

  中国的经济学太热闹了,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什么问题他们都敢谈,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科一般不可能是闹哄哄的。

  《中华工商时报》:您怎样看由经济学家倡导并参与制定的政策所造成的失误,如教育改革?

  丁学良: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问题其实都不是经济学问题,在国际上,这些问题属于其它学科研究的领域,就是因为不让其它学科讲话,才出现了搞经济研究的人什么都可以谈的情况。再加上在中国,经济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所以很多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和讨论方式,最后都以经济学的名义在说话。这样提出的建议和对策不出问题才怪。

  《中华工商时报》:为什么最近一、两年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家有那么多的批评和指责?

  丁学良: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西方从事经济科学研究中最优秀的人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只能受银行、投行的雇佣,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绝大部分所谓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和西方国家银行里的经济分析师比较像,他们是为一个产业说话,只是水平还不如他们。国外最好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全世界最好的经济系当教授、做研究。

  《中华工商时报》: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独立的研究来的。在西方,也有经济学家当大官,但他们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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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大」与「赌」跟「喜功」不同

张五常

议员张文光访珠三角后,在《明报》评述观感,赞赏之余提到国内好大喜功,例子有广州的大学城,圈地四十三平方公里,怀疑是在展示一只超级大白象。文光兄看错了。不是说中国从来不搞「好大喜功」,以前有的是,但这种意识早就不存在了。早就没有这种需要。

我自己也曾经作出类似的错误判断。十年前上海要在浦东建新机场,我想,还算是新的虹桥机场生意平平,为什么要建新的呢?后来浦东机场启用了,庞大美观,空空如也,我对自己说:哈,好大喜功!殊不知过了几年,飞机要排队升降。这是今天的中国。

文光兄低估了中国的人口密度与发展速度。从上海到南京的高速公路,收费的,启用后又是空空如也,但几年后的今天正在加宽四线。破世界纪录的跨海大桥,一条还没有建好就建第二条,自己破自己的世界纪录。一家公仔面厂每天产出三千万包,一家鞋厂职工十二万,乐从的家具店相连十公里,上海的超级市场大得不容易想像。还有,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商场我入门一看就不想再走:老人家走之不尽也。大、大、大,大学城何足道哉?文光兄是少见多怪了。

九十年代中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筑起重机集中于上海,五年内建造了香港五十年才达到的商业楼宇的总面积。跟商业楼价暴跌,朋友都说上海发神经,只有一位不信邪,购入银主盘,今天赚了一百倍。这也是中国。
人多加上迅速发展必有「大」现象,想像力不足不容易理解。一九八三年深圳的人口三十万,今天一千万!落笔打三更,但跟的发展深圳处理得好。这里我要给文光兄上一课,说园艺。举世皆知,年长了的树是不能拔起移动的。应该是炎黄子孙的伟大发明,他们可以搬动百年古树而保存不死。于是立法例:人可以枪毙,但树不准杀。这解释了为什么今天深圳的绿化比香港高那么多。本来是荔枝园满布的穷乡僻壤,今天深圳的马路两旁,不是荔枝就是龙眼或芒果。

文光兄写道:「富裕容易浮夸,繁荣难免豪气,珠三角的大城小镇,都在兴建巨型的政府大楼,连绵不断地坐落在绿化大街上,宏伟的大楼与宽阔的园林,比英国的唐宁街豪气得多。」文笔好,可惜不懂中国园艺的神乎其技,也不知道今天中国的树,可搬不可杀。

回头说大学城,珠海搞不起,中了计。不是好大喜功,而是要大赌一手。中国目前的政制,决策失误是要「飞」的。问题是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下,不大赌几手不会有大作为。这几年,本来是遥遥领前的珠三角,明显地给长三角比下去。要怎样才可以反败为胜或追成平手呢?于是,一方面他们大兴土木搞文化,另一方面要大量产出本土的大学毕业生。老实说,国内的学术水平使我失望,但他们知道,工商业的发展不需要苏东坡,要有大量读书识字、懂得计数的学子供应。这方面,比起长三角,珠三角是远远地落后了。珠海的大学城搞不出看头,广州不信邪,大博一手。大博一手与好大喜功是两回事。

广州的大学城会成功吗?很难说,任何投资都是赌注。文光兄要知道,他们要的不是大学城赚钱,而是要招徕大量中学成绩可观的学子,希望他们毕业后留在珠三角服务,然后在工商业的发展中取利。我们要深入地理解中国的税制才知道大学城是怎样的一回事。要招徕大量学子,校园不搞得彷佛多头大白象到处飞是难以成事的。

不清楚中国的制度,容易看错!

逢周二、周五刊出
电邮:nscheung@netvigator.com

——蘋果日報/讀者推薦(10/7/200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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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專欄 罪不在盡情揮霍 過在節約高儲蓄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2005-10-26   布殊總統九月十日向參議院提名班杰明.貝南奇出代格林斯平為聯儲局主席,十月二十四日獲參院通過後馬上公布。有一點必須交代清楚的是,美國傳媒註明Bennanke的發音為Ber-nan-kee,英語電視台的「奇」音亦清晰可聞,本報二○○二年以來譯為貝南克,因此有略作修改之必要。貝南奇是猶太人,其中間名為Shalom,希伯來語和平之意。  貝南奇出身長春籐名校,在一流學府任經濟學及公共事務講座教授,有一定學術地位、人緣極佳,令其委任獲得同行幾乎一致叫好的反應;事實上,貝南奇並非象牙塔裏「呆頭呆腦」的「蛋頭」,他老於世故,藉在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任內,獲得「白宮上下人等」的信任。今年一月二十五日克魯明在《紐約時報》的專欄談格林斯平繼承問題時,說得甚為坦率,他認為時任聯儲局理事的貝南奇若從此位出替格林斯平,大家會拍掌稱快;但白宮對他有點保留,因此會安排他在白宮任職─他將很快獲委為經顧會主席。為什?因為這種安排可以讓總統的「謀臣」近距離觀察他對布殊政府的忠誠度,比如看看他會否為他認為不可行的白宮經濟政策辯護!不管這是不是「陰謀論」,貝南奇終於通過白宮的「忠誠測試」,登上聯儲局主席寶座!  貝南奇的學術主張,與其現職有關的約略有三項。第一是他反對佛利民定出貨幣目標或設定貨幣供應增幅的「舊菜譜」,他認為應定下通脹率目標(目前採納此法的只有加拿大和紐西蘭),這意味在他「治下」,聯儲局會把焦點集中在物價穩定上。設定通脹目標並非貝南奇的原創,不過在他大力推廣下,這種方法已獲廣泛的政治支持。設定通脹目標令市場比較容易預測利率升降,假如設定目標通脹年率為零至百分之二(現在紐西蘭的目標),一旦逸出或可能逸出此範疇,論者便會大做文章。不過,由於通脹率有核心與非核心之分,因此,貝南奇的聯儲局即使一改格林斯平行之有年的策略,設下的目標通脹率也不會清晰明確,以免被華爾街炒家牽鼻子走。  第二是他認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衰退所以會變成「大蕭條」,皆因通貨收縮(deflation)未受有效遏制之故,而政府有辦法─開動印鈔機─達致此目的;二○○二年當聯邦基金利率拾級而下時,不少人擔憂通縮重臨,只有貝南奇力排眾議,認為聯儲局可從心所欲增印鈔票,通縮何來之有(見○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不讓通縮降臨 美國大印鈔票〉,收在台北遠景《重藍輕白》一書),大壯格林斯平膽識,令聯邦基金利率低至一厘,把數以千億美元計的資本趕入市場,為經濟強力增長奠下基礎,美國遂安然渡過科網股爆破股市大瀉、衰退、「九.一一慘劇」、入侵阿富汗伊拉克以及連串企業醜聞的危機!不懼出現通縮,令利率一低到低,其刺激經濟增長的有效性有目共睹,但由是引起「物業通脹」及「按揭通脹」(指樓價飛升及業主一按再按盡情消費),令物業及金融市場「步步驚心」,這一切,有待新任聯儲局主席「收拾」。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項為,貝南奇承認美國的三赤─外貿逆差、財政和經常賬赤字─驚人(二十四日的數字是美國政府負債八萬零九十三多億,平均每名美國人〔不分男女老幼〕負債近二萬七千元),但何以美國不會被如山重債壓垮?「傳統智慧」指責美國人「大花筒」,消費超過收入,同時不事儲蓄;認同這種看法的人特別是外國人,數不在少,這使保守的美國人自責而當局則徬徨無計。可是,貝南奇提出相反看法,他指出當前世界經濟嚴重失衡,罪不在美國人盡情消費,過在美國以外尤其是中國人(印度人和日本人)消費不足、過度儲蓄(savings glut);而由於這些國家特別是中國缺乏多元有效的投資媒介和機構,她們遂把儲蓄投入美國(而美國人又把之以「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回投中國),這等於中國人(政府和私人)把「錢賺錢」的工作外判給主要是美國的外國機構投資者!貿易國際化、經濟環球化,原來如此。這種資金流向短期內不會生變,意味美國三赤困擾雖然揮之不去,但經濟短期內(長期的事怎能說得準)沒問題。事實上,目前除了新興工業國儲蓄成災之外,油價飛升令石油出口國財源廣進,加上「早發」(先進工業國)國家「嬰兒潮」出生的人已屆退休之齡,他們傾向「保本增值」多於「冒險投資」,亦構成資金泛濫的部分因素。  貝南奇的分析,令美國人「過度消費」、「先使未來錢」(不惜負債花費)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和美德,也許有人會認為他「顛倒是非」、「指鹿為馬」,但貝南奇因此受知於美國「最高當局」,道理在此。  根據貝南奇的推理,當高儲蓄國人民「痛改前非」而傾向消費和投資(儲蓄率相應下降)時,在自由貿易、公平競爭的大環境下,美國一樣可分杯羹。換句話說,在經濟上美國立於不敗之地……。  《華爾街日報》二十四日重刊貝南奇七月二十七日為該報所撰的〈剛剛好的經濟〉(The Goldilocks Economy)一文,肯定了美國當前的財政(減稅)及貨幣(持續減息後連連加息)政策……。非常明顯,這些政策都有他的「思想輸入」。他認為美國經濟「基礎穩固」,只要現行政策路向不變,經濟便能平穩向前。《倫敦時報》二十五日發表貝南奇去周接受該報的訪問,指出除了油價部分(即「核心指數」),通脹不是問題,而財政及貨幣政策均恰到好處;他說油價上升帶來一定困擾,但美國經濟繼續創造就業機會、私人入息及企業盈利持續上升,經濟因此不會受重挫(貝南奇沒有說的是,當高油價影響各經濟層面時,上述情況便會變壞)。他滿意格林斯平的做法,「我並未建議貨幣政策要作重大改變」。  貝南奇肯定會抑壓通脹,但會否落重藥,要看屆時(明年二月後)的通脹情況而定。前天華爾街的反應過敏,昨天(至中午一時)已漏了氣;香港股市的反應反映出投資者對利率上揚戒心甚重,這也許是正確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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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October 25, 2005

The architect of Chinese style democracy?

Fang Ning is one of major authors of "China's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democracy," he mentioned that more than 100 scholars have also contributed to this work. This white paper is just too long for me, and seemingly boring and old-fashioned enough. I really don't have appetite to finish my reading. However his interactions with netizens several days ago on the People daily's public forum were much more straight forward...


Something that I found interesting as Fang Ning said:
"I believe, China cannot adopt the election based on a competitive base right now. It is not because Chinese don't qualify that kind of democracy. Indian's qualification is not better than us, but they have elections for 50 years. I have done a special research on this problem, and there are 3 reasons why China cannot extensively carry out the competitive election presently. First of all, at present we are un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unjustified exchange between economic benefits and the political rights, which is also existing in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Currently in China, because different classes start to separate out from each other, certain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holding massive power and resources are emerging. Secondly, in the competitive election, the cost of whole society is extremely high, this is something not well known by our people. Our institute had a invited lecture by a election expert from US. You just can't believe how much US has spent on the last president election. Finally, the culture of competitive election in fact is a culture of conflicts which is probably ok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is almost universally harmful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 will conduct more research on this topic and I may publish my research after systemizing my thoughts."

It is very sad to see him hiding from the reality. Instead of exchanging economic benefits for political power, in the opposite way, the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are trading their political power for economic benefits NOW! Even worse, every thing is under the table. One thing I agree with him: "certain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holding massive power and resources are emerging!" In order to verify his second point, Fang should put up a model to calculate how much US will lose without a competitive election. With this kind of comparison, nobody can be convinced that the cost of election is not the necessary evil, no matter for China or US. His final point is based on an empirical observation and I have been puzzled by the same problem for long as well, that why I am always looking, looking for the answers to the good example such as Botswana, good-and-bad example such as India...Anybody has a clue here?
Basically Fang is looking for an excuse for the Chinese style election based on recommendations. Well, we do his some kind of dreaming mechanisms in ancient China such as "举贤" (recommend virtuous officals) and "禅让" (turn over throne to the best candidate available? sorry for the translation if you don't understand). But it seems that never worked.


Also on the criteria of a good Chinese democracy for today's China:
Fang Ning said:
"1. The democracy has to keep our nation united. 2. The democracy has to maintain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y. 3. The democracy has to gradually increase people's rights."

Apparently, the democracy is just a tool for leaders, and this explains why personal interests have to be scarified whenever necessary for "national benefits". Worst of all, people can say nothing about it!

The conclusion of mine?
We have to look for a better candidate for constructing China's future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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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大趋势:财政省管县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5-10-24 16:35:01

  本报记者 孙雷 北京报道
    
  山西省财政厅的王处长最近比较忙。前一阵子他刚到安徽、湖北、湖南走了一圈去“取经”,主要是做有关“省管县”方面的调研学习,回来后就忙着开始为明年山西这方面的改革做准备,拿方案、搞测算了。
  一忙起来才发现,这回难题还真不少:11个地级市,80多个县(含县级市)的架构,改革所可能给各级政府带来的震动,无疑是决策者们必须认真反复考量的问题。“改还是不改,改到什么程度,是部分还是全部,这些都需要省委、省政府最后拍板。”王处长说。
  山西只是新一轮财政改革的跟进者而已,全国范围来看,财政“省管县”似乎正在成为一大趋势,浙江、湖北、安徽、吉林……有越来越多的省份已经、正在或者跃跃欲试地,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
  10月18日,新华社全文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指出,未来的五年,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
  专家们称,这是一个“相当严谨”的表述,因为中国各地区的差异如此之大,各省的决策者们只能选择因时、因地制宜。不过也有专家指出,这将是一个方向性的调整,中国未来财政体制改革的远景,将是按照中央、省、市县三级,扁平化架构来安排财政分税分级的体制,并以此进一步带动中国行政架构的改变。
  
  “浙江经验”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目前,全国实行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财政“省管县”的省份已经有浙江、湖北、安徽、吉林、海南、宁夏等省自治区,而如果算上“强县扩权”试点,则更有河北、河南、广东、江苏、辽宁、山东、福建、湖南等省的参与。
  各省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直接动因,是推动县域经济良性发展。
  200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湖北襄阳县做的调查显示,1997-2000年间,全县农业灾害严重,非涝即旱;但县财政支援农业生产的支出,除每年近20%的上级拨款外,剩余的80%是虚数,缺口达4310万元,相当于实际支出的4.3倍。
  而据湖北省发改委政策法规处王晓峻介绍,湖北省60~70个县市,普遍财政都比较弱,当地财政都是“吃饭财政”,很多都是负债运行。
  这种现象在全国并不少见。而“市管县”的管理体制,则进一步加重了县域经济发展上的困难。
  辽宁省省情研究所所长梁启东就指出,“市管县”体制有着明显倾向性,它主要是为市里服务的,县(市)成为了地级市的“附属行政单位”。一些市的市政府为了在短短任期内搞出政绩,往往集中县(市)财力建设地级市,从而富了一个地级市,穷了诸多县和乡镇,形成“市压县”、“市卡县”、“市吃县”、“市刮县”的局面。
  “‘省管县’比较早的经验出自浙江,近些年浙江经济的强劲发展,县域经济的活跃越来越引人关注,也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浙江经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20年来,浙江从人均半亩地的资源小省,发展为经济活跃、人民富裕的经济大省,1978年~2002年,浙江GDP年均增长17.95%,在全国各省区的名次也由1978年的第12位上升至2002年的第4位。
  同时,浙江改变了1993年初47个县市预算赤字及工资发放困难的局面,到2003年底,全省各地已经连续11年没有发生拖欠工资的问题,并成为全国唯一靠自身财力解决了公职人员、中小学教师工资问题的省份。
  而这一切,是在所谓“无特殊政策、无独特地理区位条件、无经济基础优势”的情况下实现的。
  有关专家分析指出,“浙江现象”的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省一直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市管县”体制,而是长期坚持“省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
  
  20年轮回
  从“省管县”到“市管县”再到“省管县”,20年间,似乎经历了一个轮回。
  改革开放前,虽然有过一段时间的“市管县”试点,但全国总体上说,还是“省管县”的管理模式。80年代初,出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体系考虑,更好地集中市场要素,以农促工,市管县体制被推向前台。
  1982年,辽宁省在全国率先试点“市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的经验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肯定,于是同年发出《关于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的通知》,并批准江苏全省实行“市管县”体制。
  在这一契机的促使下,全国各省、自治区都扩大了试点,从而出现了“市管县”的新高潮,“市管县”的管理体制真正成了气候。
  1999年,中央关于地方机构改革的中发【1999】2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市管县(市)”体制改革并要求加大改革力度,“市管县”的行政体制得以全面确立。
  截止到2001年年底,全国共有地级行政建制332个,其中地级市265个,占地级行政建制的80%;地级市领导县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70%,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
  “在改革开放之初,‘市管县’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讲与当时的现实需要是相符合的,但推及全国,则明显欠缺因时因地的考虑。”重庆工学院会计学院副教授冯俏彬说。
  冯俏彬指出,改革开放之初,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全国性的市场尚未建立起来之时,“市管县”适应当时各类经济资源主要由行政力量配置、主要按行政区划流动的特点,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密切城乡之间联系。
  但对于绝大部分地区来说,“市管县”体制得以推行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基于地方利益的一哄而上和跟风行为,即使是在当时的体制条件下也难以起到以市带县的作用。
  
  利益博弈是拦路虎
  然而,推行“省管县”也并非一条坦途。
  “这要考虑到具体的省的调控能力,县一级的数量和规模的大小,以及县与市之间关系的协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记者分析说。
  冯俏彬也认为,撤销“市管县”体制所面对的矛盾可能主要是,对于一些人口众多、辖区广大的省和自治区而言,可能出现省一级政府管理幅度过宽、管理难度加大的问题。
  我国现有32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含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最多的如四川省下辖180个县,河北省下辖172个县,平均每个省级行政单位辖89个县。
  “在中西部的相当部分省份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加之我国政府职能的转换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样的条件下,县直接联系省,或由省面向县承担起经济与社会管理的诸多指责确有现实的困难。”冯俏彬说。
  同时,撤销“市管县”体制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比如浙江省就出现了市政设施建设上的分散和重复,不利于一个完整的经济区域内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也不利于重心城市的培育。
  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于,由于推行“省管县”涉及到整个国家的体制问题,而目前国家行政管理并没有改变“市管县”的体制,《宪法》中仍然明确规定我国是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五级政府结构模式。
  所以,目前只能从财政的角度来突破,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还是处在探讨过程之中,没有具体的做法,这样,从财政角度突破就涉及到地级市的利益问题。
  “你想想,如果换成是你当这个市委书记或者市长,有一天忽然自己的权力被削掉了一半,你心里会好受吗?”山西的王处长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
  另一个问题是,一些省份在推行“省管县”试点中,虽然受到县级政府的普遍欢迎,但真正推行下去同样需要做很多工作,克服相当大的来自部分利益群体的阻力,有些甚至需要靠行政命令强力推行。
  专家称,从“省管县”变为“市管县”,很容易一哄而上,因为这意味着增加了很多“位子”;但从“市管县”再回归到“省管县”,却很可能要削减掉一些部门的权力和位置,强大的阻力将是每个决策者可以想见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或许正是基于上述种种考虑,《建议》中指出,未来的五年,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有条件”之说,意味深长。
  
  改革大方向:行政扁平化
  与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的“乡财乡用县管”的改革相仿,“省管县”的改革似乎更像是一场试验。
  与“省管县”改革不同的是,按照中央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的统一要求,目前“乡财乡用县管”已经几乎在全国所有省份都开始了操作。
  “乡财乡用县管”的逻辑就是,乡镇这一级不再作为财政的实体,也没必要继续维持作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行政层级,乡镇这一级的政府,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有可能改变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变成办事处。
  “‘乡财县管’使基层政权在实体层级状态提升到县市这一级,如果以后这个路子走通了,基层政权在中国将变成与市县平级的层级,多年来困扰中国的基层政府职能定位、行政运行成本非常高的问题可望逐步得到解决。”贾康说。
  他表示,“省管县”的逐步推进,则同样意味着政府层级的减少,效率的提高,政策传导机制的迅速到位,行政成本的降低,当然也包含了省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责任的强化。
  而这些,刚好与《建议》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相呼应。《建议》中就指出,要“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一面是“乡财乡用县管”,一面是“省管县”,这两项改革的全面推行,其意义恐怕将不止于改革本身,它甚至将影响到整个财政管理体制乃至行政体制的重构。按照贾康的说法,未来财政体制改革的远景是,“按照中央、省、市县三级,扁平化架构来安排财政分税分级的体制,并以此进一步带动中国行政架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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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October 24, 2005

葉家興 哪裡在金改哪裡在歡喜

這個星期,台灣和香港的股市投資人都在屏息以待兩個重型新股上市的戲碼。在台灣,以追求「華人第一手機品牌」的英華達,明天就將在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這是國內首檔適用承銷新制的上市公司,享有上市首5個交易日無漲跌幅限制,因此不免令人好奇股價波動的表現。英華達不但是國產手機銷售第一名,在大陸的銷售額也即將超越台灣,而且在產品多元化方面橫跨「3P」(PDA、GPS、MP3),在國際代工方面的定單也滿檔至明年初。


香港散戶屢有斬獲
不過,這麼卓越的消費科技公司,新股承銷僅獲得12倍的超額認購。換句話說,中籤率還高於7%。比起台股熾烈狂飆的年代裡,中籤率動輒低於0.1%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語。在媒體的版面上,也只佔上財經版的一小篇幅,擠不上要聞版,這大概也算是近來台股低迷的一個註腳。
反觀周四即將在香港掛牌的中國建設銀行,則是另一番局面。這個總集資額高達80億美元的上市案,是4年多前美國卡夫食品(Kraft Food)上市集資87億美元以來,全世界最大型的IPO。這是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的首樁公開發行活動,自然有歷史性的意義。散戶超額認購輕易逾越40倍,凍結超過5千億新台幣的認購資金。近年來,香港的散戶在中資國有企業上市案中屢屢有所斬獲,例如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石油、中石化、中國人壽、中國人保、以及今年上半年的交通銀行等等。在建設銀行之後,又緊接著有其他3大國有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和工商銀行)排著隊讓散戶賺點甜頭,這也難怪在香港,北京領導人的聲望比起香港的政府高官要更好多了。
建行的上市,其實也背著銀行體系改革的任務。長期以來,大陸國有銀行政策性貸款比重過高、呆帳居高不下、公司治理問題層出不窮、產品和業務範圍狹窄、資本適足率不佳等等,一直被外界所詬病。金融體制改革過去一直帶有敏感色彩,但為改善競爭體質,中國政府積極設法引進外資銀行併購部分股權,希望藉此帶來商業銀行管理的新知,矯正上述弊端,並協助這些國有銀行達到上市的目標。上個月在籌備上市其間,建設銀行在全球財經媒體上刊登巨幅英文廣告,公開招聘風險長(Chief Risk Officer)一職,就顯示出中國政府敢以開放態度,引進境外專業人士來促進改革的勇氣。
不過,在改革大旗揮舞之下,過去得以吃一輩子金飯碗的國有銀行員工就不輕鬆了。為了對開拓產品線、提供全方位服務做好準備,他們被要求參加理財認證及其他金融專業考試,由省級總行開始,到市級分行,再到各地支行的人員,都在緊鑼密鼓自我增值,唯恐因認證考試不及格而被「勸退」離職。因為一些親身觀察,我看到這些人的生活確實好像蠟燭兩頭燒,不過,他們也自知在中國開放外資金融機構加入競爭的時代格局下,身為國有銀行的員工也不能自外於這股競爭潮流。何況,因股份制改革而來的這種進修機會,也是個人價值提升的難得良機。
當然,中國國有銀行上市未必就表示一定能立刻脫胎換骨,一勞永逸根絕所有瀆職舞弊案件,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銀行;不過,這個金融改革的方向,正在創造一個官股贏、員工贏、外資贏、散戶贏的局面,朝著皆大歡喜的正面方向前進。反觀台灣所謂的二次金改,4大目標反映的是膚淺的數字迷思,以及「大就是強」的異想天開邏輯。沒有改革的明確價值觀與原則,也沒有具國際經驗的專業經營隊伍加入,難道國內金控公司數目少了,規模大了,在國內市場的操控能力增加了,國際競爭力就會源源而來嗎?只是把政府持股的股權釋放給財團,官股能得利嗎?員工能得利嗎?民眾能得利嗎?誰又會因此歡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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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与民主

作者:房宁 (2002-12-30 21:01:00)

文章来源 本所提供

民主是为当代人类认同的普遍价值之一。然而,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民主,为此当代人类又争拗不休。作为政治概念,民主来自西方。在传统的意义上,西方人将民主定义为:人民的统治。其经典表述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一般说20世纪以前,在西方政治学说中将民主视为人民当家作主是普遍的看法。饶有兴味的是:如此这般的,流行于18、19世纪的西欧的民主观,在当今的中国还颇具主流意味、甚至被视为前卫思想。
民主的现代理解已非浪漫的“人民主权”论。进入20世纪后,随着人类民主实践的发展,西方思想家对民主的认识有所深化,对民主的界定也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民主的现代公式:选举 = 民主

现代民主观首先质疑和颠覆了传统民主观的基石——人民的概念。20世纪伊始,现代西方民主观的主要阐述者熊比特以及其他西方学者便强烈质疑流行了近两个世纪的、业已成为常识的人民的概念。伏尔泰曾把人民定义为:“人数最多的、最有用的、甚至最善良的,同时又是人类中可尊敬的部分,包括研究法律和科学的人、商人、工匠,一句话,一切非暴君的人,这就是那些被称为人民的人”。在伏尔泰那里人民简直成了审美对象,然而作为政治概念人民,即“一切非暴君的人”,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界定却大相径庭。熊比特指出:“美国人不许东方人,德国人不许犹太人取得公民权;在美国南部,黑人也往往被剥夺投票权”。人民这个作为现代神圣观念的集合名词,在现实中简直找不到对象。
如果将“人民”与“统治”联系起来就更可疑了。美国学者格雷厄姆指出:人民与做出决定的人们显然是不同的,“直接民主”在现代社会中从来没有存在过。其实,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人民中间存在着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信仰。人民是一个具有无限多样性的群体。这样的群体,不用说统治,它几醪豢赡芏雷缘亟腥魏尉哂泄δ芎托实耐骋恍曰疃?br> 既然,人民的统治在逻辑上无法成立,那么民主能否存在呢?民主又意味着什么呢?当今在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民主观念是政治精英与平民群众分治共享的所谓“精英民主观”。熊比特将社会的民主实践表述为:精英竞取权力,群众选择政治领导人的社会政治过程,而选举则是这两个社会过程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社会的政治民主集中体现于公民的选举。甚至,可以说,选举就意味着民主,就是民主本身。精英民主观承认了当代社会的实际的统治与管理并非掌握于普通群众的事实,而将民主的含义确定为不掌握权力的群众对掌握权力的社会精英的制约与选择。
选举被视同为民主,是现代西方政治理念中的金科玉律。选举被确认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是民主宪政体制内在的基石和外在的标志。在政治实践中,西方国家不仅建立了完备成熟的选举制度,而且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与世界性事物的原则与标准。在80年代末,东欧国家出现社会动荡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是否举行竞争性的全民直接选举作为衡量该地区各个政权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标准,并直接运用经济、政治手段促进该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这可以视为以现代西方标准推行国际民主实践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尝试。

错误的经验:选举 = 投票

民主即选举,选举是什么?于是,对选举的认识便成为理解现代民主理念的关键。选举对包括我们在内的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公民并不陌生。即使是在被西方人称为集权主义政体的典型的前苏联,其国家领导人也由全体公民投票产生的。当年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常常是以获得99%的选票而高票当选。投票,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常见的直接体验,也许还是他们在稳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政治参与的唯一方式。久而久之,在许多人的经验中,投票便成为选举的同义词。于是,一个误解就这样形成了。
选举(Election)是由竞选(Campaign)和投票(Vote)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构成的。选举的本义是社会中的平民对政治精英的选择。选择即意味着主体对多个客体的认知、比较与接受。因此,选举的首要的含义是多个候选者的竞争。
候选者之间的竞选,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候选者对自己的道德形象和政治形象的树立,而实质上是对选民进行政治与道义的承诺。在精英民主制下,即实行间接民主的条件下,平民并不拥有政治权力,而是将宪法规定的理论上属于“人民”的权力让度给政治精英,民主的实际含义体现于平民对政治精英的监督与制约。监督与制约政治精英的前提是政治精英对平民的政治与道德的承诺,做出选择的平民根据事先的承诺对政治精英进行监督与制约。当然,选民的监督与制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下一次选举对政治精英做出的再选择,表现为政治精英在做出承诺后所承担的政治与道德压力。由此可见,竞选实际上是候选人与选举人之间订立社会契约的过程。没有竞选就没有契约,没有契约就无从监督与制约,也就无从选择。
在激烈的竞选中,候选人除去阐述自己的政纲,宣扬自己的道德形象外,还会指责、批评,甚至攻击对手。有人批评这是现代选举,特别是西方国家选举中闹剧。其实,公允地说,竞选中候选人相互的批评与攻击是必要而有益的。
如果将选举比作戏剧的话,在这场戏剧中,候选人是演员而选民是观众。就观看戏剧而言,“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政治的戏剧比舞台上的戏剧要复杂得多,宏大得多。社会公众对政治问题及其有关政策的了解与认识是相当有限的。在社会政治过程中,精英与平民所获得的信息是绝对不对称的。从而决定了平民在进行政治选择的时候,往往根据不足、无从判断。选民信息缺乏,为某些候选人不负责任地空头承诺,误导选民提供了可能。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选民,特别是下层选民易于接受比较激进的社会方案。80年代末期,苏联社会动荡,激进的改革派提出经济、社会转轨的“五百天计划”。这个在外人看来近乎天方夜谈社会改造计划,由于它的在当时的各种社会计划中最为激进,居然被公众所接受,并使激进改革派赢得政权。为了防止愚弄选民,必须制约候选者的机会主义。竞选中候选人之间的批评与攻击的实际功能在于形成了精英之间的制约。
在竞选中候选人相互揭短,寻找对方道德的缺陷;候选人诘难对方的政纲,以专家的眼光评价其正确性与可行性。这一切都为选民提供了进行思考和判断的机会与可能。在高潮迭起、好戏连台的2000年美国大选中,候选人之间的诘难与攻讦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候选人之间的激烈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攻讦却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众表达了对社会现实及政策的不满,事实上成为一种间接的利益表达与情绪表达。正如瑞典著名社会学家古纳·米尔达在他的名著《美国的悖论》中写道的:“如果说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国的腐化现象、有组织的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弊病的话,那不是由于其特别邪恶,而是由于美国人自己爱宣扬缺点。”
在候选人进行充分地竞选之后,选民做出最后的决定——投票。投票仅仅是竞选过程的结束与结果,投票必须在竞选的基础上进行,否则投票就是没有依据的,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就选举的整体而言,竞选是选举全过程的核心,而投票是其自然的结果。仅有投票,而没有竞选过程的选举,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选举,甚至不是真正意义上选举。

现代选举的悖论:钞票与选票

现代选举制度,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已经发展到高度完善化和成熟的阶段。就法律规定和程序安排而言,美国等国家的选举制度堪称完美。2000年美国大选,进行得如此激烈,结果如此接近,在两亿七千万人口,且地域广袤的大国中,超过5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在近亿张选票中最后竟然要以佛罗里达州的数百张选票决定总统候选人的胜负。如此激烈的竞争,如此精确的统计,以及社会及候选人对选举结果的平静地接受,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美国选举制度在程序上的公正性、可靠性,表明了选举制度的效率,表明了社会及公众的民主、法制观念的稳固和成熟。
尽管如此,包括美国大选在内的现代选举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现代民主及选举制度的合法性。也许仅从政治的角度观察选举,仅从法律的角度判断选举的公正性,应当说,现代西方的选举并无大的纰漏,有些可说是无懈可击。但选举毕竟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的综合表现,甚至可以说选举是现代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只要选举是在一定社会中进行的,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整体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影响与制约。西方国家的现代选举制度程序的公正性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西方社会中财产与经济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及其对政治过程和选举结果的影响。简言之,西方现代社会制度下的经济规则与政治民主是相悖相克的。
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西方社会财富与经济资源的在社会成员中分布是极不均衡的,少数人拥有巨额财富并掌握影响、调动巨大经济资源的能力。而多数社会成员除去个人生活资料以外几乎不具备调动其他经济资源的能力。在选举过程中,财富与经济资源的运用可间接地影响政治活动及其结果,金钱可以使具有严格、公开、公正程序的选举成为一个受控的政治过程。
具体讲,现代选举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筛除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可以在经济资源与政治权力之间建立起正态分布的关系。筛除机制的作用不在于事先确定选举对象,然后操纵选民去投票选举特定的候选者,那是一种早期贿选方式。筛除机制与贿选在程序上正好相反,它在预先确定当选者后,在竞选过程中逐步淘汰竞争者,使“幸存者”当选。“幸存者”当选是筛除机制的基本法则,这样使金钱对选举的影响变得十分间接和隐蔽。
信息控制是选举筛除机制中最重要的内容。信息控制在是竞选的过程中对选民接受的信息进行有效的控制,使有利信息得到最佳传递、获得最佳效果,同时最大限度地衰减不利信息,并造成对竞争对手不利的局面。最终导致对手出局的结果。政治学界经过多年的大量研究发现:选民的政治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所接受的来自新闻媒体制造的舆论所左右。
美国政治学界在对本世纪以来美国大选的情况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只有约3%至10%的选民具有某种思想体系,他们在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受到他们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观点的影响,他们会对竞选中的各种信息进行分析并做出独立的判断。美国学者将这类有意图和能力做出理性选择而不易于受到舆论左右的选民,称作“理论家”和“准理论家”。这部分理性选民之外的90%的选民则处于较为盲目状态,他们没有固定的思想体系和政治观点,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对社会政治问题缺乏了解,没有能力对接受的信息进行分析归纳并得出自己的见解,具有较强的从众心理。因而,他们的政治态度极易于受到外界的影响,特别是易于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他们的政治选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多数选民的这种心理状况,使得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影响与左右选情成为可能。从多年来实证性调查统计的结果看,基本证实了上述选民的选举行为与大众传播媒体制造的新闻舆论的关系的结论。根据战后美国历次大选中美国媒体舆论对候选人的支持与候选人当选的相关性的分析统计,从50年代以来美国进行的12次大选中报纸支持率最高者有10次当选。而仅有的两次例外也是因为当时的特殊原因所致。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大众传播媒体对选民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与控制的背后当然就是金钱的力量,就是候选人所掌握的财富与可调动的经济资源之间的较量。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已经成为西方政界的座右铭。仍以美国大选为例,美国政治学界实证性的统计分析表明:候选人掌握与可调动的经济资源与选举结果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这一点同媒体支持率与选举结果的正相关性完全契合。美国学者赫伯特·亚历山大对1860年至1976年的美国30次大选候选人酬款和花费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在这30次选举中有23次是竞选中开支超过对手的一方获胜。相反的情况仅有7次,而其中的4次均发生在30年代大危机及“二战”期间一直任职,在美国总统中连任次数最多的传奇人物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身上。显然,这是个例外,其余3次也有其特殊原因。金钱对选举的作用与影响,在2000年一波三折、风诡云厄的美国大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美联社在11月9日的报道中指出:“今年的大选中有一点看起来是很明显的,银行里的钱能转化成为选举中的胜势。九成以上拥有最多竞选资金的国会议员候选人获得了竞选的胜利”。以专门研究金钱与选举关系著称的拉里·梅金森说:“美国民主令人丧气的情况是,只要我在联邦大选委员会那里查一下筹集资金的帐户,我就能在大选之前告诉你大选的结果将会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石上,现代民主也许是百分之百真实的。但是,人们在财产上的不平等导致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不平等。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西方现代选举中存在着金钱影响政治过程的因素,就认定西方的选举是毫无意义的富人游戏。事情恰恰不是这样简单。美国政治学家默里·埃德尔曼认为:选举是一种有助于公众归顺既定政治秩序的象征性仪式。它有助于“抚慰在具体政治行为方面产生的不满和疑虑,增加对本制度合理性和民主性的认识,进而培养顺从未来的行为习惯。” 默里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由竞选与投票构成的现代选举程序,是对社会的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是对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各个利益集团的整合,使来自社会的政治参与转化为对现行政治制度的肯定,使政权获得合法性与稳定性。
二百多年前,卢梭在使他流芳百世的《社会契约论》中告诉政治精英们一个统治的法则:统治者只有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社会才能获得真正的稳定,政权才能长治久安。现代选举制度正在把卢梭的法则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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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October 23, 2005

China's censorship, negotiable propaganda department and buyable officials

I have recently confirmed that the ban on the blogspot sites has been lifted in China several weeks ago. According to a blog written by a software engineer working for Microsoft in China, this is due to the successful public relation campaign of Google. The accessible blogspot site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Google to compete with its giant rival M$ on blog services. MSN space probably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log space providers in China currently. The story also tells us the CCP’s propaganda department is negotiable!

In fact, I would not be surprised if the minister of CCP’s centre propaganda department belongs to buyable officials. This doesn’t mean that you can invite him to your home and give him a million dollars; instead some kind of soft bribe may work better in China. Read, just in case you were not grown up in China.
Let me first start to define GuanXi (connections) from a short story:
The minister has a 20 year old kid, and you happen to know his wife’s old friend’s daughter very well. Now your Chinese style PR campaign is OK to start…
You start investing his mother’s old friend’s daughter, then you will make friend with his wife’s old friend and are able to build a stable and solid long term friendship. Somehow, you will know his wife latter. However his wife is a very upright person who doesn’t really like money too much. Instead she likes helping her fellow peasants or laid-off workers. As a result, you will love these poor people too. Donations and investments which can help these people will be on your list now. One year later, you become one of her most trustworthy and generous friends, and she thinks you are good person as she is as well! Later you may come across an opportunity in Yale University which provides a special fellowship to young Chinese students for their study in Yale. (Of course, your donation made that fellowship available.) Then the kid of this department minister himself decides to go to Yale…..

Actually you have known that the minister himself understood the visible censorship was not a best censorship at all in terms of the advanced need of propaganda machine. The minister was also blamed by other ministers for politics issue inside the government and for business issue outside the government. However in order to keep his position, he had no choice. Fortunately there was always an alternative. M$ and Google propose enforcing invisible self censorship in China to exchange their business benefits. The minister was very happy that someone can provide the advanced keyword censorship technology to bail him out and makes his censorship more invisible than ever. He also gained reputation as one of pro-economy people. He even found himself being efficiently blocked from a porn link provided by a blog in the MSN space. His kid also told him he couldn't visit any msn blog featuring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Then he one day decided: "we need more openness and harmony in our society, every body should have rights to surf internet! The ban on blogspot was unfair, and should be removed immediately! "
Thank God, his kid goes to Yale and his wife is now a better person who helps a lot of poor people in the west of China.

I have to admit I like my own story about this lifted ban. As one of my favorite journalist Lin Xingzhi wrote: bribe facilitates business!
Yes, otherwise no way you can explain a country, ranked the 91st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due to the corruption by World Bank, grows fastest in this mysterious world.
You got to love corrupt China, and always remember: NOTHING IS IM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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