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s ADVANCES

Trying to get rid of surfing, wasted too much time, any suggestion?.......................... 七宗罪?............................... 1,没有原则的政治;2,不劳而获的财富;3,没有理智的享乐;4,没有特点的知识;5,没有道德的商业;6,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7,没有牺牲的崇拜。............................................. 虽然这是圣雄甘地说老印的.......

Saturday, August 20, 2005

郎咸平:传教士批判有悖于我的科学训练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在商业社会里面我是个普通人,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我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现在很多的媒体,有一些关于我的报道,开始用上了人格高尚的赞誉。我感谢他们,但是在学术面前,我的研究都是以数字说话,是完全客观公正的,而且这个方法是可以被复制,结论也可以被验证的,这就是我的贡献,而这也是所谓的真正的科学。这个贡献竟然造成了如此轰动的效应,是我所始料未及的?熏但是如果这种科学的贡献被冠上人格的高超等等神化的赞誉的话,那似乎抹杀了我真正科学的贡献,而将我推上了以道德角度批判企业的神坛,这种传教士形式的批判绝对不是我的专长,而且也有悖于我这几十年严谨治学的科学训练。我相信我对这个社会的真正贡献就仅仅只是这个科学的态度而已。”郎咸平教授周日接受《外滩画报》特约记者的采访的时候首先这么说。

  我不会回应他们的反应

  上周,顾雏军已经以个人的名义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郎咸平,罪名是诽谤。

  在郎咸平屡屡现身指责的“民企风波”、“仰融事件”、“银行改革”、“香港基金黑幕”,以及炮轰TCL、海尔等事件之后,这是被批评方首次公开发难。TCL和海尔的高层,也分别在不同场合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于郎咸平的批评作出了含蓄的反驳。

  “对此事我现在不想评论,我已经交由我的律师处理。但是我希望通过《外滩画报》转告公众,请相信我的专业判断。”郎咸平说。

  “我以前在美国同样是进行上市公司的财务研究,但是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轰动。”在上周成为舆论和媒体的焦点后,郎咸平感慨良多。

  “在美国,为了投资者利益,对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是很普及的,而美国的公司也会比较坦然和正面地接受各种批评。”郎教授介绍,“我的工作就是对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进行非常学术性的研究。我们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不是空谈,而是非常具体的,包括公司应该什么时候借钱,借多少钱,何时应该对股东派息等等。”

  自从2001年底开始把研究领域拓展到内地的企业之后,郎教授发现,内地的企业治理环境和美国大不一样。“我只能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放弃过去做的一切,和企业家一起吃吃喝喝,一团和气,还可以有不错的回报。”说到这里,郎教授笑了,“第二种选择就是坚持学术的独立性,认真做好我的研究,而且负责任地把结论告诉公众。”

  “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郎咸平深信他由沃顿商学院得来并且在过去十几年不断磨砺的企业治理研究方法的意义。

  记者截稿时,在新浪网的民意调查上,郎咸平的支持率之高近90%。在网民大加支持的同时,也有一批学者出来批驳郎咸平。郎咸平说:“学术探讨任何时候都是欢迎的。但是,如果有不独立的学者和媒体,被我批判的企业所用,开始挖掘罗织我的所谓丑闻,希望从人格上批倒我,这是很没有意义的。”

  “2004年德隆事件爆发后,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社会对我有着相当的期许,我现在是身不由己,2003年以前,我告诉自己,我必定保持实质上的独立,但现在很难了。我强烈地感受到媒体和股民已经开始要求我保持实质以及名目上的客观和独立。2004年德隆事件爆发后,企业家对我的预测能力感到十分震惊,因此这两个月虽然有上百家的公司要求我担任独立董事或顾问,但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担任任何职位了,这就是为了符合这个社会对我的期许。”郎咸平仍然不改其幽默的态度说,完全的客观和独立带给他的最大问题是私房钱没了。

  “希望他们能够驳倒我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付诸情绪和上纲上线。我的研究,根本没有反对民企发展这种片面非学术的判断。”郎咸平坦然说,“在商业社会里面我是个普通人,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我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孤胆英雄郎监管

  郎咸平在1998年一度准备重回美国延续学术生涯,当时盛意拳拳延揽他的包括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大学。而到了2000年,因缘际会,一位由香港中文大学回到北京大学任教的学者,把“在亚洲极少见的采用大量案例剖析企业融资财务课题”的郎咸平请到北大教课,从此,这位埋头研究十余年但天性极为活跃的郎教授就找到了一个他最能够发挥的舞台,凭着对内地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的独特见解一炮而红,“郎监管”形象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2001年初,郎教授只身犯难,给香港立法会提出对新香港证券期货条例的修订意见,其后引出了十大国际投资银行联合发表专文的强烈反击。虽然最后郎咸平的修改提议一如意料,不可能改变现存体制,但是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郎咸平的学术研究水平。经此一役,郎咸平在资本市场上的孤胆英雄形象不胫而走。只是自此以后,郎咸平对于香港资本市场的建设和监管不抱幻想,更多把关注和精力放到了内地。

  对于过去和内地企业的坎坷合作,郎教授进行了回顾。

  2001到2002年,他在大鹏证券的综合研究所做顾问。

  郎教授出任这个顾问的职责,是把中国证券市场上面的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模块化,从而方便大鹏证券的投资者,可以更加清楚容易地知道公司的基本价值如何。不过这个项目后来没有成功。

  “这个工作需要大量的IT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复杂的流程不是我的强项。”郎咸平承认这个合作后来难以为继,他也认识到在中国进行基础研究,确实很容易失败。

  2002年1月,香港主板上市公司港冠集团(即第一龙浩农业策略控股有限公司)委任郎咸平为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公司的策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又被委任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兼审计委员会主席。

  “出任这个独立董事,也是想了解到底中国企业之中的独立董事是怎么样的。”郎教授没有想到,这个独立董事给他在2002年带来了不少批判。因为第一龙浩的负责人和德隆唐万里曾经担任某农业委员会的理事,就因为这个非常间接的关系,所以某媒体开始捕风捉影,对此郎教授只能苦笑:“幸好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没有跟德隆系投降,我一直坚持批评的态度直到今年德隆的事情水落石出。”

  不过,由于不愿意再蒙受瓜田李下之嫌,所以一年任期一到,郎教授就辞去了第一龙浩的职务。

  而在另一家后来风传与德隆系有关的西安健桥证券,郎咸平也一度出任首席经济学家。

  “这也是2002年初开始的,进行的是定向保险债券的项目研究,围绕着湖北省水患灾害的保险债券而进行,比较适合我的研究专长发挥。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之中,招聘人手遇到很大困难,找不到合适的员工,实在无法完成这个研究。”郎教授说这次合作也是失败的,双方的合作在2003年初就结束了。

  “这些企业顾问的行为,和我的学术研究是不冲突的。”郎咸平不讳言合作的不成功,但是他说时刻提醒自己不能牺牲学术的独立。由于现在证券公司也好,上市公司也好,往往会和各种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避嫌,也为了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我现在不当独立董事,也不当企业顾问,这是维持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办法。”郎教授强调。

  “我希望,那些被我学术批评的企业,应该考虑的是怎么尽责地为中小股东创造效益,而不是考虑怎么样把我名声抹黑,因为这样对你的企业无济于事!”郎教授不能忘记的是,2002年,德隆把对郎教授的批驳文章,结集成为一本名为“德隆事件的反思”的书,作为对郎咸平的一记重拳。“他们把那么多时间精力放在这些事情上,还不如请我去认真讲一次课,吸取教训调整公司,这样说不定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的结果。而且当时的讲课费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不到。”郎教授说来颇为唏嘘。

  “我只是一个普通但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学者。”郎教授一再幽默地强调,“我不是不言利的人。为了赚取私房钱,我现在讲课和出席论坛都是收费的,而且明码实价,不过我一视同仁,无论是我欣赏还是我批评的企业,来找我讲课都是欢迎的。当然,每个企业都理解,我只是靠数据说话,因此在演讲和授课时常常会出现让企业老总尴尬的场面。但是我这种风格反而引起了企业的尊重,企业家反而希望我尖锐地批评他们,我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家们最让我欣慰的一点。而且,就是因为我这种靠数据说话的态度,让我在国内市场非常受到欢迎”。

  不会理财更无遗传天资

  沃顿商学院是全美最为著名的商学院之一,1986年,郎咸平只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在沃顿拿下博士学位,据说他是沃顿商学院有史以来获得博士学位最快的人之一。

  郎咸平的父亲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兵,解放战争时期到了台湾。

  “那时候,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爸爸却带了一箱青岛啤酒,而且在船上就喝完了。”他回忆道。

  1983年,已为人父的郎咸平在台湾一边做记者,一边申请留学。他申请了七所美国大学,“我的运气不好,只有一所学校回应: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而且没有奖学金。”那个时候,台湾消息闭塞,很少人知道沃顿,“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后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

  后来,他母亲把家里的两幢房子中的一幢卖了,才为郎咸平凑够了学费。

  成了名教授后,郎咸平的生活改变并不大。除了在外面和大家吃饭,他会抢着请客,叫上满满一桌子菜之外,他在家里的饮食很单调。黄豆芽排骨汤,大白菜豆腐汤,加个肉丝炒咸菜。他说年轻时候就喜欢这么吃饭,45岁之后更加喜欢。

  这么多年来,郎教授一直不炒股票不买基金,按照他的说法是“连花旗银行的企业管治都有问题,我这个专门研究大企业侵害中小股东的人,难道还不知道害怕吗?”所以,他惟一使用的理财办法就是:存银行。

  丰富又独立的学术生涯

  48岁的郎咸平虽然是财务学家,但在经济学界也极负盛名。根据社会科学引用率计算,郎咸平论文的总引用率位于全世界经济学家的122名,以著作数目平均则排名302名,以著作和年数平均,排名386名。要知道,全世界有60万职业的经济学者,而其中能够排在一千名之内的,都是被同行和业界认可的著名学术权威。

  “我是研究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国际权威,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在这个领域取得国际层面认同的第一人。”作为学术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学院和权威财经杂志的普遍认可,郎教授这么形容自己并不夸张。

  郎教授的破产论文在1990年全世界发表的金融财务学论文中排名全世界第一。在全世界论文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财务论文中,郎教授的论文就占了两篇。

  “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这是国际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一个真正的学者对此的捍卫是理所当然的。”郎咸平称,他坚持学术独立,绝对不是什么值得突出的,因为他的海外同行都是这样的。“我从来不代表什么利益集团,否则,我就不能再做学者了。”

  郎咸平还以论文审核为例介绍了国际学术界独立研究的惯例。

  “和理工科完全不同,财务论文投稿非常的困难。举例而言, 每次投稿财务学的顶级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JFE)一次就必须付400美元, 但拒绝率高达95%以上。如果JFE对你的文章有兴趣,那么至少要经过4或5次的修改,而每一次修改都要付400美元。整个修改的过程大概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而你也必须花上2,000美元左右。

  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有数十万人,每年发表的论文有数万篇之多,所以整个学术界对于同行间的论文极为重视。“我每一次在JFE发表一篇论文都觉得被审稿人磨掉了一层皮。当然,我当审稿人时一样也要磨掉对方一层皮。”郎咸平笑着说。

  这种近乎苛刻的制度对学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美国的学术界执行的独立客观审稿标准是我们亚洲人难以想象的。”他说,“甚至完全是翻脸不认人,虽然他们会当面客气地说你的文章很好。”

  “我在世界第一流的期刊当过无数次审稿人, 而且有几位常来中国访问的财务学大师的论文就被我退过稿。但根据国际惯例我既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也更不会以此自吹自擂, 因为凭自己的学术水平客观地审稿只是学者的责任而已。而我的同行们也都是这样。”

  凡事讲量化

  郎咸平系财务学教授,凡事讲量化。在他领导下的研究所大兴量化研究之风,过程用数据描述,结论也是数据,一切都用数据说话。

  按理说研究是一项启发心智的工作,郎咸平却倡导用制造业的流水作业方式推出产品。尽管现在泰勒管理模式已成“遗迹”,极端者更认为过去它是竞争的主宰力量,渐渐却成了成功的障碍。但是标准化的终极不是管理学上人云亦云地把人变成机器,相反戴着镣铐的舞蹈才是最优的舞蹈。

  说到这些话题的时候,一直笑容可掬的郎教授变得很严肃。他自己预测,希望在他60岁的时候,中国的公司治理能够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

  郎咸平

  1986至1987.8,获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执教一年。

  1987.9至1994年,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1989年开始对公司财务的研究比较进入状态”。

  1994年至2003年初,历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正教授、讲座教授。从1997年以后,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至亚洲公司财务金融课题。现任《太平洋财务》期刊(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 国际财务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的副总编辑,也和计量经济学大师邹至庄教授一起担任总编辑合编过《太平洋经济评论》(Pacific Economic Review) 。

  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以及长江商学院合聘讲座教授

more

杨小凯:也谈张五常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很多人不喜欢张五常个人性格,我1998年访问他曾教书的西雅图大学时,巴泽尔告诉我,张在西雅图教书时,巴泽尔和诺斯与张有一个小组,经常讨论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巴泽尔和诺斯都从张学到不少原创性思想。但其他教授对他却很有批评,说他不参加研讨会,少有的一次,只听了一半,张站起来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听这种没有一点意思的讲演?说完就离开研讨会。这种不礼貌的举动,使大家十分惊讶。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觉,我听了很多新古典边际分析的讲演时,也有同感,觉得是与实际毫无关系的纸上谈兵。但我绝不会象张那样拍案而起。
   我对张的经济学洞察力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很少,可我是真的佩服他。可能他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学得不够好,或是数学学得不够,但他根本不理会人家这些东西,完全是从生活中观察到一些他认为关键性的东西。比如他批评外部性效果,评论得多好,说到处都是外部性。如要完全消除吃桔子的外部性,一个桔子一个价,因为每个桔子味道、大小都与其它桔子略有差别。但实际上桔子顶多分三等或四等价,因为要精确定价有费用,所以市场与桔子定价的外部效果是测量费用和不精确测量造成的外部性之间的最优折衷。 他关于合约、企业的观点非常有创见。斯蒂格利茨因他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关于佃租理论的1974年论文中,他指出原创性的思想来自张五常的关于佃租理论的论文。是张五常首先发现传统理论认为分成租佃合约无效率的看法是错误的,并指出佃农努力程度的不易测度和信息费用,使得分成租佃合约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 (博讯 boxun.com)

  然而,张五常的数学模型不够完满,特别是没有找到一个描述信息费用的好数学方法,反而是后来者斯蒂格利茨利用张五常的发现,用严格的道德风险模型,一般化张的理论观点,并利用模型解释均衡失业、效率工资等经济现象。假如张五常积极跟踪文献的最新进展,而不是“不再读书”,并能用较好数学模型一般化他的理论,那么他可能就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张五常在一篇文章中谈经历时说:“信息经济学我是鼻祖”。这是真的,特别是分成地租中的信息费用,使分成地租成为有效率的制度算是他第一个提出来,他之前所有经济学家都说分成地租无效率,所以要土改。张五常是第一个来推翻这种支持土改的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

  分成地租制度曾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因为佃农没有得到他的努力所产生的全部边际收益,生产积极性会受到打击。但是1970年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证明,当测度农民努力程度的交易费用很高,且生产有不确定性时,我们会有风险分担和提高激励的两难冲突。当低产量出现时,从分担风险出发,地主不应该对佃户有很大惩罚,但从提供激励考虑,产量不高时地主就应惩罚佃户。而当佃农的工作努力很难测度,生产中的风险很高时,分成地租就是这个两难冲突的最有效折衷。因此在一个自由契约制度中自发产生的分成地租制度是一种有效率的土地制度(斯蒂格利茨,1974,张五常,1969)。

  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是最有效的,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

    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好的情况。

  张五常有一个缺点不虚心。别人虽然以他的理论为基础,但进一步发展变化了它,而且做得比原来好。他不去虚心地学人家超过他的部分,反而把人家的道德风险模型讲得一钱不值,这我觉得不好。他早期遇到高斯,很推崇他的理论,特别是诺斯从他那学了很多东西(诺斯曾于1999年在哈佛大学亲口对我承认了这一点)。张五常有外国人的劣势,如果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人,他们之间会有感情纽带,就象美国人崇拜肯尼迪的儿子,虽然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德,但因为从小一起长大,会有感情因素,这是我们华裔没有的。比如我回国,老一辈的人知道我是杨曦光,马上会有很多回忆,无形中有很多感情。斯蒂格利茨实际是二道贩子,把张五常的理论贩卖,还做了些具体的事情,靠此他出名了,张五常却因匿名审稿发表文章不顺利,干脆写些散文。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先天条件的差别。另一个是匿名审稿制度的弊端,完全以匿名审稿制度的标准来评判,张五常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他早期影响最大的、被引用最多的几篇文章都是未经匿名审稿,由高斯邀稿的,包括高斯也是这样。

  匿名审稿制度其实对新思想的产生是很不利的,新思想很难经匿名审稿杂志变成主流学派,高斯自己办杂志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办了法律和经济学报,张五常很多理论就是在那里通过邀稿发表的。

  哈亚克的理论就是以书的形式先发表。实际上新东西都是在边沿地方产生。另一方面而言,张五常已经很幸运了,类似他这样聪明的中国人虽然不多,但别人哪有机会出头?高斯很器重他,对他的文章基本上不经过审稿就发表。照说他的成就应该更大一些,如果他是一个英国人,象高斯。但也不能抱怨什么。有一些“事业钻营家”,在现有制度下只想把自己的事业做成功,很会写稿,在匿名审稿杂志发表记录很好,但文章内涵不够,原创性不可望张五常的项背。当然事业成功这也是一门功夫。这些人是成功的事业钻营专家,其实他们中很多人的东西不如张五常的思想,但他们总是贬低他。这也可以说是制度演进中的问题,科学演进历史中,一般新东西都在边沿产生,而不在中心产生。从内心来讲,我对张五常学术上的评价还是很高。他的分成地租说,成为信息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源头之一,它的内生外部性理论,内生交易费用理论,企业和合约理论,后来都被米格龙(Milgfom)等人变成正式合约,企业理论模型,成了主流学派的一部分。1994年我访问斯坦福大学时, 米格龙告诉我,张五常1983年那篇关于合约和计件计时工资对他的企业和合约模型的影响。张五常的企业规模无关论在哈特的企业理论中也成为经典。笔者和孙广振等人也将其发展为超边际经济学模型。廖柏伟、张永生还找到了支持这一理论的很多经验证据。象他这样成为主流学派三个文献(佃农理论、内生外部性、合约和企业理论)的原创人之一的中国人再找不出第二个了。

  我对他的一些观点也有一些保留,一个是他要年轻人不去看文献,我觉得不对。他在这上面是吃了亏的,如果他早把斯蒂格利茨道德风险模型看懂,再发挥和调整,那情况就不同了。不过象张五常这样对文献不重视,自己都能原创这么多新东西,的确是奇才。我也自认为有很多新思想,但综述文献后却发现,不少我想的问题别人早就做过了。我就不能不看文献,关起门来想,象张五常那样有原创性。

  国内现在大多数人文献没读够,只从很少几个杂志上引用文章,不要说拿诺贝尔奖,就是拿到国际上交稿子,人家都会很看不起,中国现在99%的经济学文章拿到外国来都会因为对文献不熟被杀掉。当然有些东西国内看不到,但也有的是根本不去读。我和台湾、大陆都有接触,这方面台湾比大陆好多了。象我的从台湾来的博士生刘孟奇、刘孟俊要做个题目,在文献综述上,对搞懂别人的实质贡献上肯下功夫,比大陆来的学生要强。中国人总是别人的东西还没看完,自己就要创新,张五常也有这个缺点。

  国内误解张五常的有几种情况,一是薛兆丰的例子,把张五常一些不重要也不一定正确的说法看得太重,例如张说过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但只要了解教科书中的标准结果的人就知道,可能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对非正常商品即收入效果为负的商品,如价格上升,真实收入下降。由于收入效果为负(收入越低买得越多,例如收入下降,多买劣质商品)若收入效果大于替代效果,增加购买的收入效果,超过减少购买的替代效果,社会就会出现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张五常应该知道这些的,但他说这完全是人造出来的,数学推出来的,现实中不存在。中国可能有些人连教科书都没读过,却说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讲得振振有词的样子,这是我很难接受的观点。当然张五常讲得有一定道理,象我们说的这个向上倾斜需求曲线的例子(基芬商品)没有很多思想在里面,无非是数学推出一个特别的例子。

  另一些批评张五常的人不了解西方主流学派的文献,或只了解标准教科书上关于外部性的观点,不知道自张五常、高斯以来,主流学派的前沿已用正式模型否定了外部性概念,而用内生外部性,各种复杂的两难冲突解释制度的复杂特点。

  以内生外部性文献而言,米格龙等人将其发挥用来研究为什么企业内用计时工资,而不用100%的绩效工资。他用张五常的测度费用和不精确测度造成外部性之间的两难冲突的观点做模型,如果完全以绩效定工资,绩效难测度的事就无人做。例如只按学生考试成绩定老师的工资,则老师只教对考试有影响的书本知识,不启发学生的原创性,使学生都成了考试机器。所以西方学校不准以学生考试成绩定老师的工资。所以制度安排中有激励强度与各种活动激励平衡度的两难冲突,有效折衷一般会以牺牲一定激励强度以达到各种活动中激励的平衡,也就是说,最强的激励不一定是最优的。这种模型还指出,计时工资必须与合约中的排它条款相结合才能有效折衷上述两难冲突。排它条款一般是限制雇员兼职(一般西方大学限制教授在其它机构兼职,比如一周只能兼职一天及只能假期兼职)。如无排它条款,以计时工资为主(干好干坏都一样)绩效工资为辅,雇员会将大量精力兼职。

  这种模型能用来分析政治制度。政府官员是很难拿绩效工资的,这是因为政府服务的绩效极难测度。所以西方政府官员工资一般不与绩效100%挂钩,但也严格禁止官员兼职,做到这一点当然以官员全职工资和福利比其它的职务待遇至少不会差太多为条件。

  以此来分析中国的人大代表制度,就可以看出它的缺陷。中国人大代表几乎全是兼职的,人大的职位没有使人不兼职的激励。美国人治理伊拉克,给政府官员(包括大、中、小学教师)的待遇高到以他们可以接受禁止兼职的合约为准。台湾的立法委月收入约80万台币(约合26万人民币),他们是严禁兼职的。中国制度改革可能要从此做起。人大和政协代表要有足够的在职收入,不准兼职,才可能使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台湾正是由于立法委员有足够收入雇研究助理,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将对修宪、公投立法问题议政水平大大提升。那么多不同观点的立法委员,每个都雇几个专职研究助理,很短时间就把世界各国修宪、立宪、公投立法的成例和经验教训搞得一清二楚。

  中国也要将人大、政协改造成独立的体制内的参政议政实体,使体制内的参政议政专业化,对体制外的反对派有竞争力,或能为专业独立参政议政提供一个体制内的平台,才能使中国政治体制合法化,长期稳定下来。为达此目的,大概要从改革人大、政协代表工资制度(大幅提高其工资和可动用雇助手资金)及严禁他们兼职做起,这才可能使人大、政协向选民而不是行政当局负责。美国宪法严禁国会议员、行政当局官员、司法机构官员互相兼职,也严禁他们在其它机构兼职。

  张五常原创的这种内生外部性理论,现在被主流经济学家(如Holmstrom)发展成复杂的数理模型来研究监狱、邮政要不要私有化,哪些政府服务可以私有化。一般结论是,测度绩效费用高的服务,且不能通过私营公司适当将此服务与测度绩效容易的服务捆在一起买卖时,就不宜搞私有化。

  国内很多人都对这些前沿研究不熟悉,对张五常的原创地位也不了解(张五常由于不跟踪新的数学模型,他自己对此也不熟悉),加上张五常有时喜欢自我夸耀(大多并不言过其实,虽时有过头的地方),有些人就对他的即使是真实的自我肯定也不相信了。国内学界要改变这一状况,还要老老实实从读现代经济学文献做起。

  我认为张五常的长处是他思想的深度。张五常不但是直感特别好,按以往我们做研究的经验,有时候直感是不可靠的。我觉得主要他还不只是靠直感,而是能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抓出关键的问题。他的直感比传统边际分析更能抓住要害。他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了解真实经济世界,与那些从学校门到学校门,从书上讨生活的人不一样。他的最大缺点是处不好人际关系,包括与政府的关系(例如最近的逃税案)。但我却非常惊讶,在西方制度下,这种独立特行的中国人居然有机会脱颖而出为世界经济思想史做出特出的贡献。我想在今天香港学术界,这种事是再难出现的了。

more

布坎南将同意进行到底

对宪政民主的诟病几乎同战争一样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时至今日,认为民主无法逃脱“歧视性”命运的人仍不在少数。事实上,连伟大的哈耶克也不得不承认,多数人的暴政一直是宪政民主来自其制度内部的最大威胁。
作者:牧师羽良  来源:万科写作社区   发表日期: 2005-2-18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哈耶克定义的“多数人的暴政”是一个十分抽象的说法。如果站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看,绝大多数时候,这种暴政往往是在利益博弈过程的不经意间产生的。举一个例子也许更能直观的说明这个问题,试想一个拥有丰富水力资源的贫困地区,政府决定兴建一座水电站,缓解周边地区的电力供应紧张。同时,对于当地居民来讲,也可以迅速摆脱贫困,而牺牲的则是当地的原始生态环境。在这样一个公共选择过程中,政府和当地居民很自然的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同盟,而环保主义者则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符合程序正义的政治决策过程,牺牲环保利益的政策出台并不违背民主精神。诸如此类的公共政策问题层出不穷,从20世纪60年代越战时期美国的征兵政策,到几年前布什政府亡羊补牢的保护印第安原住民语言法令,现实民主制度的“二律背反”,令那些反民主的学者兴奋不已。多数人说了算的结果似乎在反复印证“民主永远是歧视性民主”的论调,宪法规范性原则的沦丧,令卡尔·施密特那臭名昭著的权力决断论死火重温。无论是德沃金阐释的自由的法,还是赫费在法哲学层面上的大胆辩护,都无法令人满意。难道这真是宪政民主的死穴?

也许法学上的实证主义太为法学家们所厌恶,以至于他们互相已经习惯于讨论“善”,讨论规范性原则。这种争论在经济学家眼中几乎等同于毫无意义的空谈,他们承认宪政民主制度存在软肋,但并不存在不可解决的死穴,同时他们更关心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不得不说,这是实证经济学家们最大的优点——脚踏实地,而詹姆斯·布坎南无疑是这其中最为伟大的一位。他和罗杰·康格尔顿合著的新书《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张定淮、何志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可看作近年来为解决“歧视性民主”问题的重大理论尝试。

早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布坎南便表示,他的公共经济学思想(亦或称之为新政治经济学),终生得益于瑞典学派鼻祖维克塞尔1896年那篇关于公共财政理论的博士论文。而事实上,如果没有布坎南那本奠基性的著作(《同意的计算》,与塔洛克合著),人们对于维克塞尔的记忆也许只限于他与后来的凯恩斯主义在货币理论上若隐若现的联系。历史上的维克塞尔是一个郁闷的现实政治参与者,他的“一致同意”主张显得过于激进,并被同时代的人视为不可操作的乌托邦想法。布坎南在图书馆的故纸堆中发现了维克塞尔的博士论文,如获至宝的亲自翻译成英文。这位认为搞经济学“胜过耕田”的经济学家并不觉得“一致同意”的主张是理想国里的童话。他认为这种普遍性原则应该成为立宪的根本原则,唯有在宪政层面上贯彻这一原则,才能避免多数人通过合法的民主程序,对少数人的利益进行“合法”剥夺。给予布坎南推进维克塞尔工作的另一个信心是,他所掌握的经济学工具远胜过他的瑞典前辈。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对无政府主义丛林状态的描述,一直是近现代政治思想的起点。无数政治学家透过霍布斯的丛林建构了自己的政治学体系。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布坎南之前,几乎从没有一个有分量的经济学家深入的分析过“丛林法则”的政治经济学意义。经济学家们认为,公地悲剧能更容易的推导出私产确立的合理性,而布坎南显然不这么看,他认为公地悲剧的分析,虽然让人们了解产权明晰界定的必要性,但减少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依赖性,进而无法解释人们为何加入共同体,也忽略了产权界定后如何保障权利的有效实施。很容易想象,没有秩序监督的产权划分,产权所有者相互都有动力去侵犯另一方的权利。在布坎南看来,霍布斯的丛林法则,正好强调了对权利实施和保护的意义。因为人们与君主自愿达成了参与某种强制性政治-法律秩序的协议,而这样一个协议,不仅包含单纯的经济产权划分,更合理的解释了政治权利和法律秩序的产生。其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不言而喻。

聪明人不难看出,霍布斯的契约主义起点,同维克塞尔“一致同意”设想有着不谋而合的默契。这为布坎南提供了极为良好的理论平台,他所需要做的,就是用经济学手段使这些规范性原则变得更具有可行性。从《同意的计算》到《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布坎南一直清醒的认识到,一般意义上“一致同意”原则的实践,会因执行成本过高而变得不可行。所以,他适时的引入了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和海萨尼的“不确定性”两个技术元素。前者消除了制定政治正义原则时,为己谋私的利益博弈格局,后者则消除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利益不对称。正如布坎南和康格尔顿在《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一书开篇所讲到的那样,“无知之幕和/或不确定性提供了一种手段,将各自确定的利益的推进与在概念上所界定的‘社会契约’的规则之间的差距进行了弥和。潜在的立约人必须认识到社会秩序的基本规则(即最终的宪法结构)是明确地被选择作为永久地或准永久地限制性变量的,其中社会相互作用在一个完整的时期序列内将会发生。参与者可能被引导从一种‘无知之幕’或‘不确定性’的背后去研究那些对不可能达成认同的假定而施于的规则。公正标准可能替代了优势标准。”

纵观《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全书,布坎南和康格尔顿把贯彻宪法的普遍性原则做为理论建构和实践的根本目的所在。而这样一个目的,恰恰符合了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原则要求,因为将政治过程视为参与者利益交易的过程,应该同市场的公平交易原则不相违背才能体现民主政治的价值,同时也才能符合其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说到这里,细心的读者也许会生出这样的疑问:“在哈耶克极度遵从传统的法律思想面前,与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大有渊源的布坎南几乎站在了与哈耶克完全对立的立场上,对宪法持有毫不保守的建构主张。那么,两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到底熟是熟非呢?布坎南等人的宪政经济学对于变革中的中国又有着什么样的现实意义?”我想,读过布坎南和康格尔顿这本新书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找到一些答案。

more

张五常计划经济的祸害

来源万科经济人俱乐部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发表日期: 2005-8-17

广东汽油短缺,先是深圳,继而广州。一些油站无油可沽,另一些排长龙。一位同学的父亲排队一个半小时,轮到,但只准入油半箱,要再轮一个半小时才装满。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你爸爸不静静地把五元钞票塞进加油员的手中?」这是价格管制应有的行为,没有出现是因为政府管得紧(据说每车限入某公升量)。排队轮购是教育:时间是成本,是油价的一部分。你会问:中国开放改革之前排队轮购天天有,司空惯见,中国人是排队老手了,还有什么可学的?教授答曰:以前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无所事事,时间的机会成本近于零,所以没有真的教育过。今天不同了,排队的时间代价入肉伤身,广东的汽油价格快要上升了。七十年代初期石油禁运,美国政府推出价格管制,导致整个国家经济不景逾十年。加油站当然排长龙,一个女人以「性」换油,报章吵了起来。我的方法是每次加油叫油站验车、加机油,多付十多元,到邻近喝杯咖啡油箱就装得满满的。以为自己好聪明,殊不知几个月后车坏了,原来油站从来没有真的替我加机油。后来一位同事说他也用我的方法,也中计。这次广东缺油,一位在大学教经济的女同学问:「是因为原油价格举世暴升吗?」我想也不想就响应:「与原油价格上升无关,计划经济使然也。」她到网上搜查资料,得到的答案果然与国际油价急升无关,计划经济使然,于是问:「教授呀,为什么你那样厉害,没有资料也猜中?」我响应道:「天下雨,你问是否因为吹北风?我说不是因为吹北风,而是天上有云。」是的,经济学的高处,答案通常小孩子也明白,但要经过多年的观察,熟知世事的规律,也要掌握基础的理论。中国的原油产出或进口与提炼,历来是国营的,由政府策划操纵。这与目前发展得头头是道的市场经济水火不兼容,早晚会出事。目前的汽油价格是由政府规定的,没有美国当年那样蠢——以管制价格来压制通胀——但出于政府策划,反应迟钝,价格调整得不够快。报道说,国营炼油因为有价格规限,无利可图,产出达到指针就停产了。报道又说,外地(尤其是香港)的汽油卖得起价,炼油厂出口太多,以致国内短缺。报道又再说,中国不容许炼成的石油产品进口,是以为难。石油产品不是女人手袋,不是男人皮带,而是今天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这样重要的产品由政府策划主理,控制供应,街上的人听来顺理成章,其实愚不可及。曾几何时——二十多年前吧——中国政府不是策划操纵所有肉类、蔬菜市场吗?没有饭吃的日子怎可以这样容易就忘记了?石油产品重要,所以愈要倚靠私营(民营)的自由市场。以产品重要为理由而来一套政府前、政府后,表面看是自欺欺人,其实是维护政府的垄断权益。政府不管女人手袋,不管男人皮带,表面看是因为产品不重要,其实是竞争激烈,国营参与一定溃不成军。朋友,你敢跟我赌一手吗?好了,为了国家安全,你要国营进口原油与提炼,我不跟你计较,让你「国」到够。但为什么你不容许私营(民营)的参与其事,让他们自由进口原油,自己设厂提炼,国营之外还有私营,对国家不是更安全吗?就是容许外资到中国设炼油厂,进口石油,不安全何在?不安全的,是私营会把国营杀下马来。一九八一年,我白纸黑字地推断:石油、通讯与公共交通,将会是中国改革最难私营化的三个行业,因为这些是最容易维护政府垄断的。这样的水晶球卖不起钱,能不感慨乎?
二○○五年八月十六日

more

Friday, August 19, 2005

India and China could form an alliance in their efforts of seeking energy worldwide. Two countries could set up "Asian energy bureau"

The Indian experts believed tha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will be able to help India secure its oversea's energy resources. India should let its oil pipeline pass China instead of Pakistan"

印度专家认为,“中印能源合作将会为印度能源增加安全系数,印度应该让所有石油管道都通过中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蓉蓉报道 据印度媒体6日报道,印度代表团一行10人由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助理艾哈迈德带队于本周到访中国,探询印中双方在收购外国能源资产方面的合作途径,以满足各自因经济迅速发展而带来的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代表团与中方将探讨两国合作收购海外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有利因素。印中合作的重点地区将包括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7日10:39
  艾哈迈德还透露,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部长马尼·尚卡尔·艾亚尔将于11月初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为两国的能源合作“奠定基础”。他的目标之一是避免印中企业之间为获得两国希望获得的海外能源资产而展开大伤元气的竞争。另外,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该代表团到中国后将与中石油接洽商讨相关事宜。
  “油管都通过中国”
  一直以来,中印都忙于在海外收购能源资产,两国常被视作竞争对手。然而,近年来印度石油部门的高层官员却在众多场合多次表示想与中国在能源方面开展合作。
  对此,中联部印度处处长季平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原因之一是当前印度的天然气管道建设有“三线计划”,其中两条线必须经过巴基斯坦。印度总是担心巴基斯坦将干扰印度的能源安全,这使得印度想从中国那里得到能源保障。印度《金融快报》一篇专论就曾指出:“中国的加入将会确保管线的安全。考虑到中巴之间‘比山高比海深’的关系,巴基斯坦将不会轻易对管道做出破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印之间的能源合作将会为保证印度的能源增加安全系数”。 一些印度专家甚至提出,“印度应该让所有石油管道都通过中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印度问题专家郑瑞祥分析说,中国在争夺国际石油市场方面比印度起步更早,动作也更大。与中国相比,印度是后来者,且实力远远比不上中国。印度正是看到了中国在海外争夺能源的强大竞争力,既不愿同中国硬拼而败下阵来,也不希望因两国的恶性竞争而造成两败俱伤,让第三国占了便宜,所以选择主动向中国示好。
  郑瑞祥说,对于西方制造的“国际原油价格飞涨是由于中印两国原油需求急剧增长”舆论压力,也使得印度希望和中国联合起来顶住压力,改善在能源方面一贯“龙象相争”的国际蜗蟆?/p>
  合作才是上策
  印度的一些学者表示,中国在寻求石油多元化方面走在了印度的前面,并有许多宝贵经验,印度可以通过同中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学习这些经验。
  虽然印度在积极寻求两国的能源合作,但人们发现,凡是中国石油商留下足迹的地方,诸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苏丹、伊朗、缅甸……现在都能看到印度石油商尾随的身影——印度与中国在海外寻油时频频“撞车”的事实不容忽视。
  在未来15年内,印度的石油需求将增长一倍,但其石油储量却没有明显的增加。印度石油与天然气总公司董事长苏必尔·拉哈就曾表示:“我们惟一的选择,就是通过海外来源保障能源供应。这是中国现在所做的事情。”
  “正是由于中国和印度对石油的极度渴望,使这两个东方经济大国不约而同踏上了全球寻油之旅,因而许多油源丰富的国家便成为了二者不期而遇的交手战场”,郑瑞祥说。
  不过,有关专家指出,这样的竞争虽然激烈,但却没有敌意,是在市场规律下有序的竞争。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部长马尼·尚卡尔·艾亚尔也持同样的观点。他驳斥了关于两国之间的这种角逐可能演变为19世纪敌对的两个帝国之间一场新形式的“博弈”的观点。他说:“印度和中国不必经过互相残杀最终才得出结论:在能源问题上合作才是上策。当然也可以展开竞争,因为市场是起主导作用的。”
  共同筹组“亚洲能源署”
  面对两国难以避免的能源竞争,中印专家纷纷提出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从而避免破坏式竞争现象的出现,使双方获取最大效益。
  郑瑞祥指出,中国对与印度开展能源领域的合作表示欢迎,因为这将为两国在海外寻求石油的过程中带来双赢。首先,中印两国国有石油公司在进军海外时都面临着国际石油公司的激烈竞争。与它们相比中印两国的国有石油公司在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两国公司联手可以增强竞争力。
  其次,中印联手会增加两国与能源输出国,特别是OPEC和俄罗斯进行价格谈判时的砝码。同样地,中印两国的能源合作会起到积极的“溢出效应”,可以一同抵制“亚洲溢价”。
  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期间,两国签署了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同意两国在能源以及节能领域开展合作,包括两国有关部门和单位在第三国协作勘探和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中印两国的能源合作第一次有了保证。
  尽管数量有限,但中印之间的能源合作其实很早已经开始。在苏丹,中国和印度公司共同开发苏丹最大的尼尔油田,并在炼油和成品油输送上有合作;在伊朗,印度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一道共同开采亚达瓦兰油田;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将取代尤科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给商,而印度则计划购买该公司15%—20%的股份;在哈萨克斯坦,印度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甚至表示愿意参与中哈石油管道。
  有关专家指出,目前,中印两国的能源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两国应抓住历史契机,建立双边和以中印为主体的多边能源合作机制,比如组建类似于国际能源署的“亚洲能源署”,设立地区石油战略储备,并着力协助各成员国提高能源利用率、推广节能技术以及开发新能源。

more

Solving the mystery of small undergound oil refineries in Shangdong, China

While big state owned refineries, such as Sinopec and CNPC complain that high price of crude oil has led to the net loss and business contraction of the company, small refineries in Shangdong province are actually expanding. Why is this?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8月18日 13:22 《中国企业家》

  在原油价格高企,中石化、中石油所属的大炼厂抱怨“越炼越赔”的时候,山东地方小炼厂却“逆势扩张”。这是为什么?

  文/本刊记者 王志强

  “国内炼油业上半年度亏损41.9亿元,而去年同期则为实现利润163.8亿元。”7月27日,在2005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曹玉书如此表述。在今年国际原油价格不时上窜过60美元的情况下,这样的数字听起来确实合乎逻辑。

  然而,就在作为中国炼油业“主力军”的中石化、中石油抱怨“越炼越赔”,并不断敦促国家发改委继续提高成品油价格、解决“油价倒挂”问题的同时,国家分配的原油指标只有180万吨、加工能力高达3000万吨的山东数十家地方炼厂却传出了普遍盈利的消息,生意异常红火。这些地方炼厂凭什么挣钱?他们的油源从何而来?

  带着这些问题,《中国企业家》记者8月初赴山东青岛、济南、东营、莱州等地进行了采访,发现在地方小炼厂周围还存在一个颇具规模的原油供销“地下生态链”。

  “小炼油”逆势扩产为哪般

  从中石化胜利油田管理局所在地——山东省东营市市区往北驱车二十分钟,便进入与石油大学华东校区一街之隔的胜华炼油厂区。

  8月7日,当记者来到此地的时候,看到在一条进入胜华厂区的必经之路上,排成长龙般的“斯太尔”拖油车长驱直入,使本不宽阔的道路非常拥挤。“自从去年公司常减压装置投产以来,这条路每天都是如此。”当地一名司机说。

  1999年,国家清理整顿“小炼油”,胜华炼油厂正是整顿之后保留下来的山东21家地方小炼油厂(简称“地炼”)之一。2000年,国家经贸委出台文件,对保留下来的地方小炼油厂实行严格的原油指标分配制度,山东地方小炼厂能得到的原油配额只占其加工能力的20%左右。而分到胜华头上的指标不过十几万吨,当时胜华的加工能力约为30-40万吨。

  数年前胜华还为油源缺乏而发愁。而现在,它已拥有110万吨炼化能力,全年的平均开工率竟保持在80%以上。前来购油的车队每天都将厂区附近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公司的效益由此连年翻番。

  石油大学华东校区的一位老师说,最近一段时间,国内成品油价格不断提高,让昔日不少入困境的地方炼厂“咸鱼翻身”,许多以前被叫停的民营炼厂也如雨后春笋般复生。

  位于胜利油田采油区周边的东营和滨州是山东公认的小炼厂集中的地方。该地区的正和、垦利、华星、恒源、京博、东明和滨化等7家“地炼”企业各自的年产能均已超过100万吨,有的超过200万吨。其中滨化和华星,更是试图从小型炼厂向中型炼厂的规模进军。

  据胜利油田东辛采油厂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垦利化工厂和利津炼油厂炼油目前规模分别在190万和180万吨以上。虽然两公司高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予以否认,但是从这两家公司在去年分别上马了80万吨的常减压装置和50万吨的催化裂化装置,加上以前的炼油装置,它们目前已然具备炼制近400万吨原油的能力。但这两家炼厂以前一年仅能获得三十多万吨原油配额,如果完全按为其提供原油指标的中石化(按照1998年石油行业的重组结果,山东是中石化的“势力范围”)的“规矩”办事,只能是以“开一天,休一周”的生产方式来开工,生存将难以为继。

  但该知情人士向记者反映,近两年来,这两家炼油厂不但从未停过产,相反,活得都相当不错。

  据公开资料显示,仅2004年一年之内,山东全省地方炼油企业一次原油加工能力就增长200万吨,另外还有300万吨将在2005年内扩建而成。加上不在“21家”保留炼厂之内的民营炼油厂的产能,目前整个山东省“地炼”企业的产能总数可能超过3000万吨。“事实上,由于地炼企业都是悄悄地进行扩能,这使准确统计它们的产能具有相当的难度。”山东炼油化工协会一位负责人说。

  在青岛采访时,记者还意外“发现”了一家据称是山东最大的民营炼油企业。当然它不在“21家”保留炼厂之列,其公开的名称是“青岛广源发沥青厂”。

  该厂总经理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广源发将在2007年前在即墨的鳌山卫建设一座30万吨级的原油码头,这个码头一建成,将是国内最大规模的油运码头,与中石化将在青岛黄岛港投产的原油码头规模相当。“我们的目的是打通整个储运和炼化产业链,届时,广源发的原油炼化能力也将扩展到1000万吨,成为国内民企炼油的领军者。”

  目前,广源发拥有2套100万吨的常减压装置和1套80万吨的催化裂化装置(前者通常用于一次原油加工,后者用于原油的二次炼制加工),年原油加工能力为300万吨,每年能生产汽油、柴油共100多万吨,加上在蓬莱、荷泽、聊城等地的新建和收购的四家小型炼厂,广源发集团的原油炼化能力已接近700万吨。

  然而,在一番雄心勃勃的介绍之后,这位负责人忽然意识到了记者的身份,又矢口否认了公司拥有炼油装置的事实。但以记者所见,那两套用于炼油的常减压装置确实就矗立在厂区里。

  在国内原油与成品油价格倒挂、高达2亿吨产能的国有炼油企业普遍亏损的背景下,山东的地方小炼油厂如此“逆势而上”,的确让人称奇!胜利油田稠油厂一位人士这样感慨。

  山东各地小炼厂之所以纷纷加大产能,是因为它们炼油仍存在较大利润空间。某业内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超过60美元/桶的背景下,山东地方炼厂购进原油的价格一般在3200-3400元/吨(约合45美元/桶),远远低于期货市场价格。而中石化进口原油的价格一般在3850元/吨(约合53美元/桶)。而且,“地炼”加工原油的成本一般在40元/吨,普遍比中石油、中石化的国有炼厂加工成本低100元/吨以上。所以,在国有炼厂抱怨“越炼越赔”时,“地炼”仍可大赚其钱。一般来说,他们加工一吨原油的利润普遍在200-600元之间。

  炼厂油源三条“公开渠道”

  当然,更让人称奇的是,在国家原油配额与地方炼厂产能的巨大缺口下,这些炼厂扩产后的油源从何而来?

  山东“地炼”的油源的成份颇为复杂。有关信息显示,山东地方炼厂的原料来源的公开渠道主要有三个:

  第一路最“正规”,即前面提到的国家计划内的配额油,每年180万吨,但相对于当地的炼油能力,显然是杯水车薪;

  第二路是来自新疆塔里木和辽河等低效油田出产的稠油,这种油的特点是硫含量、沥青、焦质都很高。加工设备用不了三个月,就腐蚀透了,两大集团的炼厂都不愿意要,而山东的小炼厂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了设备腐蚀问题。这部分油源约二三百万吨。

  第三路是进口价格较低的燃料油。

  燃料油是国家放开进口的油品,因此炼厂的采购量在各种油源中占首位。由于它跟我们下面将要提到的“地下通道”有直接关系,所以这里不妨先介绍一下用燃料油炼油的情况。

  燃料油主要由石油的裂化残渣油和直馏残渣油制成,其特点是粘度大,含非烃化合物、胶质、沥青质多。目前国内进口的燃料油广泛用于船舶锅炉燃料、加热炉燃料、冶金炉和其它工业炉燃料。但其中质量比较好的油品,如180#燃料油,经过催化裂化之后,仍能生产15%-30%的柴油,而燃料油中的顶级品M100,加入催化材料,甚至还能生产40%-50%的汽油和柴油。

  2002年到2004年,山东省的燃料油进口数量从不到100万吨,一下子猛增到800多万吨。据东方油气网市场经理林强估计,如果价格能够维持不变,今年整个山东燃料油进口量极有可能超过1000吨,超过中国燃料油总进口量的1/5。

  山东的燃料油基本上来自新加坡。“这些买来的燃料油的特点虽然属于二次取油,而且有的还含硫量比较高,但输送到地方炼油厂经过一些特殊的装置进行再加工后,每吨燃料油仍有100元-300元的利润空间。”一位长期从事炼油研究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

  由于现有政策规定限制,除了四大国有原油进口巨头和少数企业外,绝大多数经营燃料油的中小企业只能通过种种渠道,通过二级代理或三级代理委托有资格进行境外套保的企业,在新加坡“纸货市场”上进行避险操作和资金运作。

  据了解,目前作为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的新加坡燃料油纸货市场的规模大约是现货市场的三倍以上,每年成交的燃料油达1亿吨左右,其中80%左右是投机交易,20%左右是保值交易。

  王超是国内某燃料油贸易商驻新加坡首席代表,因为常年往返于中新之间,他对于纸货市场认识颇深。据他介绍,对于国内贸易商来说,纸货市场有颇多便利和好处,其中之一是纸货市场不用垫钱,不用交税,由此省去了资金周转;其次纸货市场是民间市场,靠的是信誉,交易通常按十天的中间价结算,“往往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据了解,新加坡兴隆公司是新加坡燃料油市场最大的几个坐市商之一,老板林恩强人称“OK林”。据接近他的人说,坐镇新加坡石油交易市场近20年的林恩强的资金和市场号召力之强大,足可垄断一个中小型国家的油品进口。像炒股一样,低价买入高价抛出是他的拿手好戏。最近几个月以来,林恩强频频市场大进大量燃料油,囤积居奇后再高价卖出。“国内的油口贸易商,只要从新加坡进口油品,没有不认识他的。”

  地下通道之一:“偷梁换柱”

  除了上面提到三条“主渠道”之外,事实上,山东炼油厂有相当一部分油源来路不明。据记者实地求证,山东小炼厂的油源还有三条“地下通道”。因为是“地下通道”,许多炼化企业,在谈及炼厂的原料来源时,往往以“敏感”为由拒绝记者的采访。

  三条“地下通道”中,有一条其实也是“公开的秘密”:即从不法分子从胜利油田产油区所偷的原油,一般提供给东营、滨州和聊城附近的炼厂,其规模也蔚为大观,每年大约一百多万吨。这条通道完全是“非法”的,这里不再赘述。那么,另外的“地下通道”是什么呢?

  其中一条的奥秘恰恰在燃料油上。尽管燃料油是一种较好的炼油原料,但由于与原油一脉相承,价格近期涨幅较大。据上海燃料油期货市场的最新报价,M100燃料油价格最高已涨到3050元/吨,而稍次一点的180#燃料油,也接近3000元/吨,这个价位,已经非常接近目前3200元/吨的稠油价格。燃料油价格高企,导致炼油成本的增加,于是,炼油厂想出了用其它的原料来“替代”燃料油。

  这种原料居然是“原油”。据记者了解,用燃料油的名义进口原油的手段在山东各地炼油厂非常盛行。

  8月6日,记者在东营联系到了上海中盛集团的一位业务代表唐某。这家企业2004年进口原油、燃料油400万吨,是国内最大的民营油品贸易商之一。他向记者透露了这种“偷梁换柱”的操作方法。

  “其实很简单,只要抽提或减少所进口原油里面的一种或几种成分,使其达到用SGS(即海关常规性原油检测方式)检测不出来的程度即可。”唐某说。“据我所知,目前国内用这种方式进口原油的炼油厂越来越多了,光山东省每年就有300万吨,全国每年进口1000万吨以上。”

  对于用这种方法“进口原油”的可行性,记者采访了熟悉原油运输流程的发改委综合运输司研究员尹振。尹振认为,从技术角度分析,用燃料油的名义进口原油并不难,但该过程需要涉及的环节较多,关键是通过何种途径在海外市场买到质量过硬的便宜油。

  为了搞清“燃料油变原油”的名堂,8月6日,记者在一位石油中间商的帮助下,从山东省东营羊口港搭一艘乘数百吨的小货轮,来到被山东各地炼厂称为“胶东原油通道”的莱州港。

  莱州港又称三山岛,是山东境内为数不多的拥有原油码头和油储基地的港口之一。该港拥有一个能够停泊2万吨级油轮的油港和能储备6万吨原油的油库。由于地理位置较好,几年来一直受到山东半岛各地方炼油厂的青睐,每天自东营、滨州和潍坊等地前来拉油的炼厂车队络绎不绝。

  记者在莱州港守候了两天,见证了山东这一灰色交易的部分过程。

  8月7日上午,载重量1.5万吨的俄罗斯油轮“贝姆号”和载重量3500吨的“宁大1号”同时抵达莱州港。记者从莱州边境海防检查站了解到,这两艘油轮是莱州港的运输原油的“常客”,每月往返莱州港数次。

  据莱州油码头的控股方——昌邑东方石油化工港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私下透露,“贝姆号”和“宁大1号”经常以燃料油的名义装卸进口原油。货主均为来自东莞和滨州各地的地方炼油厂。

  地下通道之二:“借腹生子”

  康小平是江苏江阴的一个石油经纪人,目前挂靠在他亲戚开的成品油贸易公司里从事“原油进口”生意。由于交易量不错,每月下来,康都有上6位数的佣金收入。

  他向记者透露了国内地方炼厂到国外去搞原油的另一条“地下通道”——利用国内三大石油集团公司的配额和排产计划进口国外原油或直购买国家的储量原油(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交易与国家提供给地方炼厂配额完全是两码事)。

  “比如要从沙特进口100万桶原油(迪拜价在全世界的各类原油报价中为最低,比新加坡报价通常低2-8美元,因此成为许多油商的首选),首先可选择其中一家国有石油公司旗下的进出口公司签代理进口合同,等获得配额后,还要该公司安排他们的排产计划。排产计划名义上是给两大公司的,实际上是为贸易商进口原油作掩护之用。目前,国内原油进口商中只有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的进出口公司具有安排排产计划的资格。”

  “动用三大公司的配额和排产计划一般要求在三大公司的关键部门拥有非常铁的内部关系。”康小平告诉记者:“动用内部关系的成本,配额一般是100元/吨,动用排产计划的则还要加20元/吨的代理费。此外,如果是利用中介公司的关系,还需付给中介0.2美元/桶的佣金。”

  利用三大集团发放的进口配额和排产计划进口和购买原油,这种“借腹生子”的办法,山东半岛大部分地方炼厂都在或曾经用过这种方式。只不过,他们与三大石油公司进行的“交易”基本上处在“灰色状态”。

  “原油进口就像一个金字塔,在塔顶端坐享其成的是权力最大的‘批发商’,倒买倒卖、拼命牟利的是各色中间商和掮客,而最终为这一长长的链条买单的,则是大大小小的地方和民营炼油厂。”一位知情人士如此说。

  据了解,目前,活跃在全国和山东炼油厂周围的石油掮客们数目不菲,在各类石油商贸网站,都有他们留下的合作贴子和联系方式,这些人的工作,就是为各类国内地方炼油厂去国内外联系原油进口和采购事宜。而其方式无非就是上面介绍的“偷梁换柱”和“借腹生子”两种方式。

  一个小炼油“地下生态链”在山东俨然形成。不过,如果站在国家能源安全角度去考量,这些每年能为我国增添1000多万吨成品油的山东地方炼厂尽管不那么“阳光”,是否也有合理存在的价值呢?

more

广东兴宁煤矿矿主发家史:十年积聚亿万财富

39岁的曾云高出身农民,世居山村,是一个高中尚未毕业的小人物,却能夺得令人羡慕的煤矿资源,从而成为名动一方的大老板;在名利双收之际,他却又因煤矿安全隐患酿成特大事故而突成千夫所指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8日11:34 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鞠 靖
  实 习 生 马立明

  曾云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名。

  这位广东省兴宁市大径里煤炭有限公司的老板,数年来为公益事业捐赠了数百万元,而他的名声也仅限于当地。但是发生在2005年8月7日这一天的“兴宁大兴煤矿特大事故”却让他“声名远扬”。

  123名矿工深埋在曾云高拥有的大兴、永丰两矿矿井之中已经十余天,几无生还之望,这位老板现在几乎已经成了国人心中“黑心矿主”的代名词。

  “云高头”的第一桶金

  兴宁“8·7矿难”的救援工作如今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数台大功率抽水机组日夜运转,水位已经明显下降。15日20时30分,发生特大透水事故的兴宁市大兴煤矿打捞出一具矿工遗体,22时左右,另外一具遗体也打捞出水。这是继10日凌晨之后该矿打捞一具遗体之后的第3具矿工遗体。

  与此同时,透水事故安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之中。

  从8月14日开始,主井和副井留矿矿工开始领取7月至8月7日的工资,以及今年前7个月的安全保障金。除发足工资和安全保障金外,还给予每个矿工100元人民币的路费补助。一些矿工已经踏上返乡之路。

  这时候,关于“黑心矿主”曾云高的发家史开始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

  1967年5月,曾云高出生在广东省兴宁市黄槐镇槐东村,当地人都叫他“云高头”。

  槐东村大多是曾姓,并且源于同一个祖先。曾云高家西面50米和西南面50米各有一个曾家的“老屋”(即祖祠),西面的“老屋”今年1月刚刚由各家各户捐资重修,曾云高的父亲曾雨金因为捐了1000元,是所有村民中最多的,因此也排在捐款榜的首位。西南面的另一个“老屋”现在破败不堪,连年雨水冲刷之后,好几面靠近山体的墙壁已经被冲垮,“珊瑚”台风过后,“老屋”更显危旧。住在老屋里的一位老者告诉记者,本来“云高头”已经说好捐10万元把这个历史最久的老屋“重修”一下,计划就是8月动工,材料都买回来放在后面了,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继续修下去。

  曾云高应该是“令”字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按照这个来取名。在村民的印象中,小时候的曾云高是一个“比较听话,不做坏事,但也不做好事”的孩子。

  一位五十多岁的村民告诉记者,“云高头”在黄陂镇上过高中,但很可能没有毕业,“他读书不行,聪明用在其他地方。”

  曾云高小时候喜欢打篮球。一位男村民曾与他在球场上过招,说他“打球很全能,防守、进攻和组织都很好”。不过也有些村民不以为然:“就一般般而已嘛,他只有一米七!”

  打篮球的地方就在槐东村西边的山上,那里是广东省四望嶂矿务局所在地,有大片的职工宿舍,同时也有供职工们进行体育锻炼的篮球场。在1999年停产之前,四望嶂矿务局拥有数千职工,年产百万吨煤,周边的村民除了种地之外,更多的收入来自于和四望嶂矿务局相关的产业。

  曾云高在四望嶂矿运煤的车流中和散落着煤渣的篮球场上度过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又在煤矿上开始了自己的爬高之路。父亲先是给曾云高买了一部旧货车,让他跑运输运煤,一跑就是几年。后来,曾云高又给一位煤矿老板开车,耳濡目染几年之后,曾云高终于学到了煤矿的经营之道。

  1993年,曾云高开始自立门户,他从镇上买下了大兴煤矿。有媒体称大兴煤矿是四望嶂矿务局转制之后落入曾云高之手,其实大兴煤矿与四望嶂矿务局毫无关系,它只是矿务局之外的一个小煤窑,年产量不过数万吨而已。

  但即使是要买下这个小煤矿,曾云高仍显得力有不逮。这时,黄槐镇信用社的负责人曾慈祥给了曾云高很大的帮助,信用社给了曾云高一笔贷款,使曾云高得偿所愿。而曾云高也不忘曾慈祥的相助之恩,数年之后,曾慈祥从信用社退休,就在曾云高的公司做管理工作。矿难发生之后,在永丰煤矿调度室的一个电话本上,记者还看到了曾慈祥的名字。

  国有煤矿破产提供的机会

  曾云高苦心经营的大兴煤矿毕竟是一个小煤矿,数年之后,曾云高靠经营的积蓄又买下了永丰矿,但那依然是一个小煤矿。对于曾云高来说,要成为大老板,仅凭这两个小煤矿还远远不够。而这时广东省四望嶂矿务局的停产和破产给曾云高带来了机会。

  隶属广东省煤炭总公司的四望嶂矿务局始建于1968年,下辖一矿、二矿、三矿和上丰矿,其中前三个矿在兴宁境内,上丰矿则在平远。30多年来,四望嶂矿务局总共生产原煤1996万吨,产量占广东省的1/4,而且四望嶂的煤热卡好,煤质好。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四望嶂矿务局因为安全情况使原煤产量急剧下降,到了1998年,该局地面排水系统荡然无存,井下通风、排水系统也遭受毁灭性破坏,四个生产煤矿不具备起码的安全生产条件和事故控制能力,经省安委会批准,于1998年11月全面停产。

  1998年12月,广东省政府就四望嶂矿务局因安全问题停产作出结论,称:四望嶂矿务局四对矿井因为安全问题停产是当地个体小煤窑乱采滥挖造成的,由此造成了当地煤炭资源的大量浪费,资源开采利用率低下,以致国有矿井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被迫关闭,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当地政府要认真吸取这一教训。这一结论显示,包括曾云高的大兴、永丰两个小煤窑在内的众多小矿主正是侵蚀四望嶂矿并令其破产的重要原因。

广东兴宁煤矿矿主发家史:十年积聚亿万财富(2)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8日11:34 南方周末

  1999年7月16日,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四望嶂矿务局申请破产案,并于7月30日正式宣告四望嶂矿务局破产。

  1999年7月30日也成为曾云高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四望嶂矿务局破产清算组和曾云高在1999年7月30日当天即签订了《井下设备、设施转






让协议书》,这份协议书中称,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为了尽量减少损失,经省政府、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协调领导小组及主要债权人同意,清算组决定将四望嶂矿务局所有的四对矿井内井下可利用设备、设施有偿转让给兴宁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受让人。”

  曾云高就是兴宁市政府指定的一矿的受让人,他得到了一矿井底车场巷道、泵房、变电所等矿井内的一切设备、设施,曾云高为此付出的代价是250万元。

  而就是从1999年7月30日上午9点起,曾云高正式接管一矿,承担矿井的管理义务,并负责矿井发生的一切费用。

  接收煤矿之后

  接受一矿之后,如何重新开始生产,这成了摆在曾云高面前的一个新问题。

  首要的问题便是筹集资金对陈旧的煤矿设施进行改造。1999年8月,曾云高成立了兴宁市大径里煤炭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总经理,当地媒体曾报道称,曾云高当时投入了1800万元。但实际上,这笔资金并非曾云高一人所有。槐东村和附近村民告诉记者,当年曾云高乃是通过集资的方式筹措了这笔资金。由于此前曾云高“十分能干、为人也好”,加上煤矿确实来钱,数十年来一直靠煤吃饭的人们都愿意把钱交给“云高头”来打理。除了槐东村的村民之外,黄槐镇和相邻的黄陂镇有部分做煤生意的小老板也参与了投资,对他们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成为股东既可以得到稳定的煤源保证,还可以得到相对便宜的原煤价格。

  显然,曾云高有能力成为接管人,煤老板们除了和曾云高合作之外,其实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集资进行了不止一次。大径里煤炭有限公司的“自我介绍”称,公司先后筹资4000多万对原四望嶂矿务局一矿矿井进行技术改造,这些资金就是此后陆续集资得来的,股东数量也因此而达到65人。

  而如何获得开采煤矿所需的各种证件,这成为曾云高面临的第二大难题。四望嶂矿务局留守处办公室主任钟干平告诉记者,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和转交资产的时候,并没有作出任何其他的承诺,接手的人还是要自己向有关部门申办各种开采证件。

  中纪委监察部的同时介入,使兴宁“8·7”矿难成为历次重大矿难的一次独特个案。国务院成立如此高规格的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调查组在近年来尚属首次。

  人们普遍关心,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曾云高如何公然非法开采煤矿?7月14日兴宁市罗岗镇福胜煤矿透水事故后,广东省政府决定煤矿停产整顿,大兴煤矿为何却能照常违规开采?

  慈善事业和“人大代表”

  在成功地接手一矿之后,有媒体称曾云高的煤矿产量每年数百万吨,一年的收入有数亿元,纳税1000多万元,但事实并非如此。四望嶂矿务局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一矿的设计年生产能力是30万吨,但是30年来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数字,而当年四望嶂矿务局四个煤矿加起来,一年纳税也不过1000万元。

  尽管如此,曾云高确实还是发了。2004年的时候,他的大径里公司已经拥有上亿元资产,将近2000名职工,年产煤60万-80万吨,除了每年纳税250万元之外,还为不少下岗工人和社会青年解决了就业问题。曾云高成为“兴宁市十大杰出青年民营企业家”,2004年12月,被授予兴宁市第二批“发展兴宁经济突出贡献者”称号。

  这时候曾云高开始投入公益事业,以巩固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曾云高所捐助的公益事业集中在几个方面:

  一是地方政府和官员支持的事业。曾云高曾为兴宁市休闲长廊建设捐款100万元,为黄槐镇东段2公里长的公路水泥硬底化建设捐资60多万元,为槐西段水泥路面建设捐资60万元,为黄槐镇文化广场捐款20万元。今年6月,曾云高又给梅州的客家博物馆和黄遵宪纪念馆捐赠了100万元。

  另一类是参与宗亲一类的活动。按照原定计划,曾姓客家人将于今年农历八月初六在兴宁市的原背岗镇祖先墓地举行恳亲活动,曾云高对这项活动也慷慨解囊赞助。

  曾云高捐助项目最多的就是教育事业。曾云高及其父亲在“教育基金百万行”活动中总共捐资6万元,为黄槐中学捐资38万元兴建了一栋“雨金教学楼”,为黄槐中学兴建电化教学室和黄槐镇宝龙小学、双下小学的建设共捐款6万多元。即使是兴宁以外的学校也留下了曾云高捐款的纪录。

  在当地的慈善捐款榜上,曾云高已经是一个频繁出现而且不甘人后的名字,以至于当当地人知道发生矿难的煤矿正是属于曾云高的时候,都觉得难以接受:“他不是慈善家吗?”

  先后捐赠逾300万元之后,曾云高终于等来了他想要的社会地位。2003年,曾云高当选为兴宁市人大代表,当时他所在的选区参选选民共有2249人,最后得票2063张,得票率高达91.7%。这个得票率当年在黄槐镇选区位居第三,仅次于当时的镇长和四望嶂留守处主任,甚至比镇党委书记还要高很多。

  在当选为兴宁市人大代表之后,曾云高又被兴宁市人大推举为梅州市人大代表,这使他的人气达到了顶峰。而曾云高也在市人代会上,先后在发展山区文化教育、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提出了多项建议提案,其中竟然还包括了《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人大代表”这一光环,掩盖了违规、违章、违法操作下的大兴煤矿。

  “慈善家”还是“矿霸”?

  曾云高在槐东村的房子共有三层十二间,堪称豪宅,但这只是他数个物业中的一个,据称他在梅州、广州均有别墅,而他的父母和妻子均住在兴宁市区内。这幢房子于3年前翻新,除了客房外,甚至还有两个大型的会议厅,其中东北面朝向的会议厅设有一整套名贵的红木家具,并有大屏幕背投彩电和整套的音响设备。入门的大厅正中,挂着曾氏祖先的遗照,据邻居说那是曾云高的祖父祖母。

  偌大的房子里,现在只住着曾云高的大伯、一个保姆以及3条狗。曾云高的77岁的大伯是一位退休工程师,数天前从外地来兴宁“避暑”,但到了以后才发现“弟弟和云高都不在”。而当记者暗示曾云高已经“出事”时,他显露出惊异的表情,似乎对矿难并不知情。邻居事后解释说,老人家年龄大,大家都瞒着他。

  邻居们说,以前“云高头”家的大门都是敞开的,邻居们都可以到他家喝喝茶,一起打牌聊天,一位女村民也说,“他家的孩子、侄子,都跟我们家的小孩一起玩,他家女人与会跟我们拉家常。”

  “有的人,发财了以后,就翻脸不认人了;但曾云高不一样,无论谁到他家,都是热情接待,不管你家境贫富,像他那样的人不多啊。”和曾云高家只有数米距离的一位邻居说。

  但并非所有人都说曾云高的好话。一位据称是曾云高的“亲房”(当地方言,指父系中关系比较紧密的堂亲)的50岁的妇女就表示曾云高是只送钱到外头,而不顾自己人。“他赚了钱,我们几个亲戚,他理也不理。我们的生活有困难,他根本不帮。”

  曾云高家后面山坳子的一些村民也称,曾云高势力很大,这一带几乎每家都有男人替“云高头”打工的,“大家不敢得罪他。”

  而在一些当地人眼中,曾云高俨然是位“矿霸”。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煤矿主提供的书面材料称,曾云高曾经在某些当地官员的帮助下,借整顿小煤矿之机,铲掉了所有在浸水线以上开采的小煤矿,以图垄断市场。

  在矿上,曾云高也是个众说纷纭的人物,矿工们既有本市本镇的,也有湖南、江西的。槐东村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在曾云高的矿上做事,而且他们无须到井下作业,大多在地面开车运煤和打杂。

  而那些下井的矿工极少能见到“大老板”曾云高,在他们心目中曾云高既可爱又可恨。在大兴矿破旧的宿舍中等待领工资的矿工们说,每个月在井下干20天少的可以拿1500元,多的可以拿到近3000元,并且每个月15号准时发工资,从无拖欠,这已远高于在家务农的收入,这正是矿工们明知井下危险却仍愿冒险的原因。

  但是,曾云高也有让矿工们讨厌的一面。矿工们从无劳动合同,即使是矿帽这样的劳保用品也要矿工们自掏腰包,每月工资的5%被扣作风险金,干满一年没有工伤事故才能全额取回,这相当于矿工们自己给自己保险。矿难发生前,井下已出现透水征兆,一些矿工因此拒绝下井,矿上竟以扣留安全金来威胁矿工们。一些矿工反映,平时若不服从管理即会遭到老板属下保安的殴打。

  由兴宁通往平远的公路必须穿过一座铁路桥的桥跨,桥两边的公路都已经翻修改造成了双向通行的水泥路,只有桥下的一段受桥跨宽度之限,只能通过一辆汽车。这座铁路桥正是大兴煤矿的煤通过铁路往外运输的要道,尽管有关方面早就提出要重修铁路桥,但始终无法得到曾云高的同意。一位村民说:“那道桥的路段被称为鬼门关,车祸连连。前段时间台风经过,从兴宁去江西的路淹了,只能走兴平公路,结果出了多起车祸,就在“8·7”矿难的当天,还有车撞翻在大道上。”为了证明所言不虚,这位村民拿出了自己所拍的事故现场的照片,“曾云高有多大的本事,那个桥就是证明,谁也不敢碰。”

  这位村民在指点这条路的时候,以出人意料的谨慎小心戒备,生怕被当地人认出。“这里的人都认得我,我被认出就完了。曾云高虽然投案了,但这都有他的势力。”



  终酿大祸

  2005年8月7日,这一天成为“云高头”生命中又一个转折点。

  13时30分,大兴煤矿和永丰煤矿发生了严重的透水事件,123名煤矿工人被埋在井底。





  从小在煤矿边长大的曾云高很清楚自己的煤矿存在安全隐患,当年四望嶂矿务局停产破产的根源就在于安全得不到保障。他的大兴矿和永丰矿互为主井和副井,本身就不符合矿井安全生产的规定,6月份刚刚想办法拿到的《生产许可证》上规定大兴矿设计年生产规模为3万吨,但是今年的上半年就生产了5万吨,已经大大超标。

  今年5月12日,梅州市安监局曾在兴宁市黄槐镇召开“深部煤矿资源开采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会议认为:黄槐镇大径里煤矿等已有八对深部采煤矿企业,从2003年3月列入重大危险源。当时还特别指出:四望嶂矿区深部煤矿在1000多万立方米水淹区下开采令人担忧。在这次会议上,有关部门成立了督查组,帮助煤矿设立防治水机构。同时,还要求国土资源部门每月进行一次检查分析,镇级政府每月进行两次检查,企业每天进行一次监测,并作好分析记录。但之后,会议纪要的内容在黄槐镇和大兴煤矿却变成了白纸一张。

  而在“8·7”矿难发生前一个月,矿上的人就知道井下有了透水的征兆。大兴煤矿的井长石徐文说:“水底下早就发生了安全隐患,至今发生了好几次,他们说通过专家鉴定没事。” 事实上,大兴矿只是对透水的地方进行了简单的处理。

   8月11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兴宁大兴煤矿“8·7”透水事故的通报,大兴矿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属非法开采;7月14日兴宁市罗岗镇福胜煤矿透水事故后,省政府决定煤矿停产整顿,但该矿没有执行,属违法违规开采;该矿上半年采煤5万吨,严重超能力超强度开采,事故前井下作业人员多达127人,属严重违规违章;事故后不报案,矿主和主要责任人逃匿,属违法行为。

  8月9日,走投无路的曾云高投案自首,被当地公安机关监视居住。 

  黄槐镇在大兴煤矿和永丰煤矿山下,数十年的地下煤矿开采事实上已经使得黄槐镇地面以下成为一个1500万立方米的水库,三五年就有一次的小型地震已经让这一带的煤矿开采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风险。大兴矿、永丰矿和它们周围的煤矿一起,就像一只漂亮的“潘多拉的盒子”,曾云高费尽心力得到了这只盒子,想不到却打开了灾难之源。

more

Thursday, August 18, 2005

妻子敲掉丈夫牙齿挖去眼球 割其命根扔进下水道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9日02:53 南京晨报

  因不满丈夫对家庭不关心,镇江一名女子将丈夫击昏后,用螺丝刀捅坏丈夫的耳朵,用榔头敲掉丈夫的牙齿,打断鼻梁,又用瑞士军刀对其头部乱砍,再挖去眼球、割掉下身。让丈夫有口难言,有耳听不到,有眼看不见。

  该女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惨剧背后是一场不幸的婚姻。

  控诉:发妻对己下毒手

  昨天上午,记者在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见到了44岁的受害人顾明。身高1.71米的他由于生殖器被连根割掉,排尿困难,每隔一会儿,他弟弟顾军都要帮助他用导尿管“小便”一次。

  顾军说,哥哥被人用刀挖掉左眼后,右眼球也被摘除了,完全失明。头部被缝了200多针,耳朵被螺丝刀捅进去搅动,出血三天。而他上下牙床几乎被敲烂,仅剩4颗东倒西歪的牙。下身被剪掉,睾丸也被刺破,经医缝合后才保留下来。

  顾明说,对他下手的是他的结发妻子杨某。他下身被剪掉后,妻子给扔进下水道冲走了,他怀疑自己15岁的亲生女儿也参与了此事。

  回忆:不堪往事一幕

  顾明回忆说,今年7月21日下午5点左右,他回到家中,和妻子谈女儿的学费问题,但没有结果。然后他就和衣躺在床上休息,杨某这时端来了一杯饮料给他喝,不久他就头昏昏的。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突然感觉到头被一阵猛打,眼睛昏花:“我只听棍子在呼呼地响,咣啷咣啷的,当时眼睛睁不开,头上全是血。我就喊救命了,杀人了。”

  记者:你当时知道不知道是谁对你动手的?

  顾明:当时立刻明白是两个人。是孩子她妈妈先动手的,小孩动没动我就不晓得,反正听她鬼喊鬼叫的。记得还有铁棍子敲我的头,拼命对我头上敲。我开门,门被反锁起来,开不开,一下子我就失去知觉,就这么快。

  抢救:完全成了废人

  案发后,发现情况的邻居报了警。镇江京口公安分局民警赶到现场将已经神志不清的顾明送往医院,并把紧紧抱在一起、浑身是血的顾明的妻子和女儿带往派出所。据警方介绍,案发第二天,顾明妻子杨某就以涉嫌伤害罪被刑事拘留。

  顾军说,当天一直到第二天上午7时许,哥哥顾明都处在病危抢救中,医院下发的病危通知单一份接一份。后来尽管经过医生的十几个小时全力救治,顾明的命是保住了,但眼睛却永远失明了,男根功能丧失,完全成了一个废人。

  镇江第四人民医院医生介绍,顾明眼睛一侧破裂了,另外一侧眼睛全部血肿,视神经有损伤,目前是双目失明。顾明的睾丸一侧刚缝合,是否有效还要观察一段时间,而另一侧的已去掉了。阴茎去掉了,连小便都会有影响,容易感染,要注意卫生。

  祸根:失败的婚姻

  这对夫妻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

  提起这段往事,病床上的顾明直叹气:“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积怨的时间太长了,我跟她的感情不好。那个时候结婚也是稀里糊涂的,没有感情的婚姻是痛苦的。”

  顾明妻子杨某,42岁,江苏建湖人,1980年代末在镇江打工时与做小生意的顾明相识,两人于1989年登记结婚,并于1990年生下了女儿田田(化名)。 顾明说,尽管两人是自由恋爱,但结婚两年后,夫妻俩的感情就出现裂痕。性格上合不来,渐渐两人很少说话。顾明认为小孩都有了,目的是把小孩带大带好,夫妻之间是否有话可说并不重要,但妻子杨某认为感情要沟通。

  记者:她想和你沟通?

  顾明:哎。想沟通。

  记者:那你愿意和她沟通吗?

  顾明:我不愿,我看到她,有时候不跟她多讲话。不在一起讲话,我认为心情还好点,我一讲话心情反而不好。她在家里我就嫌烦。

  顾明认为自己和妻子之间根本没有共同语言,话不投机不如少说话。但顾明在外交往却并不是个话少的人。顾明属于外向型的,杨某就属于内向型的。

  结婚16年分居10年

  坐在病床旁顾明的弟弟顾军说,嫂子讲话的内容很简单,她所说的就是钱的问题。顾明插话说,妻子性格比较怪僻。据介绍,顾明的妻子杨某老家在苏北建湖农村,在镇江没有娘家亲戚。而丈夫顾明共有三个弟弟,性别的差异使杨某与他们之间很少沟通,加之杨某本人性格内向,因此和婆家人也来往很少。

  顾明坦言,由于和妻子话不投机,再加上自己整天忙于生意,与妻子长期分居达十年之久。顾明说,虽然自己的确在精神和感情上没有给予妻子什么,但妻子和女儿的生活费还是由他出。随后他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按他每月向妻子交600元钱的话,一年达7000多元,近16年的婚姻,就达十几万元,还不包括当初夫妻俩每人花3.5万元买农转非户口的钱和买房子的钱。现在孩子上学用钱,大都是自己出的。

  记者:有没有感觉这样的生活会很痛苦?

  顾明:我不晓得,她认为痛苦,我认为没有什么痛苦的,无非就是关系问题。我说随便你干什么,我不会干预你的。

  曾讨论过离婚问题

  顾明认为自己从未限制过妻子的自由。但妻子的个性却越发地孤僻和冷漠,甚至和女儿也相处不好。包括她跟女儿都是难以沟通,对他没有和善语言,就是冷漠的话语。连小孩跟她在一起都怕跟她交流,太烦人了,太烦人了。她对子女的管教就是棍棒式的教育。

  顾明说,早在孩子小的时候,顾明和妻子杨某都曾认为这桩婚姻是失败的,后来杨提出过离婚,但顾明却没有同意。他顾虑比较多,小孩没人带,而且当时她户口从苏北那边过来的,当时考虑很多事情,想把小孩带大点再离婚。这几年,随着孩子的长大,他也同意离婚了,不过,妻子却又不愿意了。她想既然拖了这么多年了,她人老珠黄了,你再提出离婚,她什么都没有了,心里不平衡了,心态上也变了。其实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和妻子形同陌路的生活,他认为妻子是由于性格问题导致了心理变态和扭曲。

  悲剧缘于受害人外遇?

  按照顾明的说法,是因为妻子个性不佳、心理扭曲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不过,受害者15岁的女儿却告诉记者,是父亲亲手酿制了这起悲剧。而昨天记者在病房里提出这个问题,顾明及弟弟顾军都否定了这一说法。

  顾明的女儿田田认为,导致悲剧产生的原因是她父亲一手造成的,家花不香野花香,父亲和外面的女人在一起,有婚外情。而顾明对女儿说法予以否认,与外面的女人关系比较好,都是朋友,姊妹嘛。认为这跟外遇没有关系。女儿田田说,母亲的举动也是给那些花心的男人一个教训,花心是要付出代价的。

  由于顾明的妻子杨某目前被关押在镇江市看守所,记者没能采访到杨某本人。

  15岁的女儿:“我恨父亲,同情母亲”

  顾明与杨学梅15岁的女儿田田,今年初中毕业。开学后,她将是镇江当地一所职业专科学校的新生。按校方规定,如果一次性交纳学费三年要8400元,如果分年度交,则一年要交3100元。田田说,她一直跟爸爸说学费要交了,而爸爸说过两天就有钱,明天就有钱了,但一直都没给。爸爸这段时间一直不回来,她和妈妈到处打电话找,但是他都是很粗暴地回话。

  田田说,事发当时自己在隔壁房间看书,等她被打斗声惊醒后,冲过去才发现母亲似乎已经失去理智。后来看见很多血,很害怕,就躲在房间里面,没敢出来,直到警察到来。当时妈妈有一种解脱的感觉,没有什么表情。现在父亲进了医院,母亲关在了看守所,十五岁的女孩独自一人留守在家中。让人奇怪的是,田田更多在怨恨着身受重伤的父亲。她说:“我怨恨父亲,同情母亲。妈妈忍了十几年了,忍不住了,忍无可忍了。”从她懂事起,爸爸就很少回家,很少能给这个家带来欢乐,后来她知道,造成这一切的都是因为爸爸在外面有其他女人。那些女人一个换一个,走了一个又来一个。

  对此,顾明说,做服务行业的,关系较好的比较多,都正常,合得来就在一起,关键是妻子的观念是你结了婚了成了家了,你就不能和旁的人再啰嗦了,就这样矛盾。自己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找个感情寄托,偶尔也看到一些东西,自己只是找精神寄托,谈不上哪个背叛谁。

  悲剧背后

  悲哀的是,多年来,顾明的妻子默默承受着精神的屈辱和生活的艰难,但她却从没想过通过法律武器或向有关部门求助,尽管她最终用自己的行动让丈夫付出了所谓花心的代价,然而,这份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太惨痛了,这种失去人性和人道的举动不仅毁了顾明的一生,也毁了自己的一生。顾明和妻子都为这段没有感情的婚姻付出了一生无法弥补的代价。

  顾明的女儿田田哭着说:“爸爸的后半生该怎么办呢?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想管。我不想跟他共同生活,他如果回到这个家,我就出去。我妈受的苦太多了,等我妈妈以后从那边出来了,我想我也从学校毕业找到工作了,我要我妈妈的下半生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我要让她过最好的日子。”

  而在病房里,身受重伤的顾明失去了劳动能力,巨额的医疗费也无力支付。顾军对记者说,目前哥哥已花去了近7万元抢救费,这些钱全是从亲戚朋友处借来的,下一步顾明双目失明,听力受影响,生活要人护理,生活的基本条件没有保障,这今后如何生存下去。这几天顾明多次要轻生,都被及时发现。顾明女儿上学的费用还没有筹到,这个破碎的家庭今后又如何生存下去?

more

The case of 3.19 is over. Let's forget it!

See? This is the bullet taken out from my belly. I am a victim!
No, you are a bad man, veli veli bad man!

more

Great, Wang Dan is in charge of Peking University now.

But the flag is still red.


stolen from Cat898

more

When brave PLA meet xinsilu sexy models...

Watch out, gals!

...Hey, you too, guys!


stolen from cat898

more

The road of Huawei

华为真相--在矛盾和平衡中前进的“狼群”

作者:我的中国芯   来源:天涯经济论坛   发表日期: 2004-11-19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2] [3]
华为真相--在矛盾和平衡中前进的“狼群”
  华为一直处于凶猛无比的扩张中,任正非自比为“狼”,媒体则把华为与跨国公司的竞争比作“土狼与狮子的战斗”。因此,华为必然不是一个均衡的企业,俗话说“歼敌一千,自伤七百”。任正非也承认,“压强战术”的运用,浪费是惊人的。华为到底是什么样的,让数以百计的有勇气的被访者告诉你,华为的真相是什么……
  
  
  上编 华为真相
  实事求是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成功者总是少数。华为的经历揭示一条:真正的实事求是是震撼人心的。
  真相
  这一编,全面介绍华为的战略战术。不过,我的立场,是在此基础上找出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华为的战略、战术、手段、方法,眩人耳目,但都是“当时当地”的起码三种以上因素组合导致的必然选择。因此,在以下各章中,当你连续不断对华为表达惊讶的同时,要不停地停下来,问一问,为什么?这个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
  
  
  技术策略的误读
  华为从来不以技术先导为目的,它的唯一目的,是在市场上迅速削弱、打击、消灭竞争对手。技术只是完成这目的的手段之一。针对不同对手、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开发不同层次的技术。这就是华为的技术策略。
  C&C08机:撬动市场的支点
  众多的研究资料都认为,华为在通信设备核心技术方面的第一次突破,是1994年推出的2000门网用大型交换机设备C&C08机。C&C08机的研制始于1992年。这一年,华为的销售额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利润上千万,平均在每个员工头上,有近百万的利润。但是,任正非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投资亿元研制C&C08机。关于任正非的这一决定,不少文字资料做了如下描述:1992年前后的深圳,知识无用论盛行,房地产、股票泡沫正浓,很多人一夜之间暴富,更多的人沉浸在发横财的梦想之中。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投机取巧之风。真正做实业、做研究的企业却受到了很大冲击。于是,大量企业转做赚钱快、相对容易的行业。但是,华为公司没有为浮利所惑,始终专注于交换机产品,没有加入这种潮流,也没有单一地做代理,而是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充满风险的自主研发的道路。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过三年治理整顿后的经济,进入恢复性的高速增长。但由于投资速度过快,规模过大,导致经济过热。
  上千亿的房地产资金“飞蛾扑火”般地投向南方几个地区,海南800亿,北海300亿,惠州150亿。迅速掀起了一场房地产狂潮。“到处在开工,房子还没有盖,甚至就是一张图纸就进行转让。项目转让了一手、二手、三手。开发的人还没有炒作的人赚钱快,开发的可能赚500元一个平方,炒作的人一下可以赚1000元-2000元一个平方。”一位曾经身临其境的人说,“那时候甚至国内各省的政府部门都筹集资金到海南来捞一笔,一个人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而在距海南不远的深圳,上演着另外一种疯狂。1992年8月,深圳以发售认股抽签表的方式发行5亿元新股。从8日起,有超过100万的全国各地的准股民涌进深圳,在全市302个发售网点前排起长龙,准备购买百元一张的抽签表。在9日早晨开始发售时尚能维持一定的秩序,但后因一些网点组织工作出现问题,造成秩序混乱,并发生冲突。其间一张认购证被翻炒到上千元,到8月10日上午,抽签表全部售完。这天傍晚,数千名没有买到抽签表的股民在市内深南中路游行,打出反腐败和要求公正的标语,并形成对市政府和人民银行围攻的局面。这就是中国证券史上著名的“8•10”风波。
  当时声名显赫的四通集团大踏步多元化,其中就包括房地产。而讲究“想好了再做”的柳传志也在惠州投资地产,结果不得不改变计划,以“国际电脑城”的名目进行招商,最后则用作自己的南方生产基地。柳传志在回忆历次自己头脑发热的情形时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再让我来一次,我很可能还会这样选择。可见华为的第一次转折是在多么狂热和疯狂的环境中完成的。任正非后来在《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向中国电信调研团的汇报以及在联通总部与处以上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文中提到了那个时期:“大家知道,深圳经历了两个泡沫经济时代,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股票。而华为公司在这两个领域中一点都没有卷进去,倒不是什么出污泥而不染,而是我们始终认认真真地搞技术。房地产和股票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有机会,但是我们认为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不可能是这种泡沫的世界,所以我们不为所动。”
  尽管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任正非在1992年是否涉足过股市和房地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身处深圳那个特殊环境中的任正非,一定受到过那种非理性群体意识和行为的冲击,甚至动摇过。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教授在第二届中国基金市场国际研讨会上说:“有家企业,银行帐户上有稳定的大量的资金余额,但这家企业的老板是极端厌恶风险的,甚至厌恶证券,一谈到股票他就害怕,就生气。我就碰到这样一位。他就是华为总裁任正非先生,我跟他谈过两次,他一谈到股票,就极端厌恶,他说股票纯粹是不务正业。他说我的公司永远不会和股票打交道,永远也不会和证券打交道。为了说服他,我讲了很多道理,试图说明资本市场将会更有利于他企业的发展,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最终还是未能说服他。”由此人们不禁要问:任正非为什么这么讨厌股票?我想,也许不应该排除他曾经涉足股市,并且吃过亏。当然这仅是一种怀疑。关于任正非为什么不惜血本,孤注一掷投入C&C08机的研制,还有文章做了另外一种解释:任正非后来在一篇回忆性文章中说: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发展速度,不断地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一时间合资合作浪潮此起彼伏。而当时中国还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许多的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国内工业体制、技术改造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合资合作的结果是让出了大片市场,使国有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劣势中。这种以市场换技术的代价太大了!他认为,技术自立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科技支撑体系,工业独立是一句空话,没有独立的民族工业,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中国要发展,就必须靠自强。因此,任正非一开始就给华为定下了明确目标:发展民族工业,立足于自己科研开发,紧跟世界先进技术,目标是占领中国市场,开拓海外市场,与国外同行抗衡。更有甚者说:“在华为诞生不久,任正非就提出‘做一个世界级的、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并且逢人就传播这个狂想。这个想法在当时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他被人称为‘任疯子’。”
  我认为,这种分析方法是典型的“结果论”。其实,任何一个企业家都会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在资本积累时期,活下去是硬道理。任正非个性偏执人所共知,但再有科技报国的理想,也得服从活下去的需要。很简单,一个企业要活下去就要有利润,而利润产生于其产品在市场上换回来的销售额。我认为,1992年华为决心研制C&C08机,是被市场逼进了死胡同。
  在研制过程中,由于李一男和郑宝用都是学光通信出身的,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二人建议开发组使用光纤作为交换机的连接材料。此前,国外的万门交换机都是通过电缆连接的。电缆的最大弱点是对维护技术要求高,在用户过于分散的地方铺设成本过高,不适合远端市场,而光纤最适合远端,适应了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需求。
  当时,国内光纤通信技术(SDH)尚不成熟,没有一个统一的通信标准。华为自己搞了一个标准,采用光纤作为交换机的连接材料。华为的这种交换机母机设在县电信局,维护系统、计价系统都是在县局统一进行,而远端运行模块设在乡镇里,中间通过光纤连接。后来,
  刘平又设计了RTU系统,把终端由乡里拉到了村里。这样,中国广大农话市场有了一套完整的实用的解决方案。华为的这套基于SDH架构的独特的农话系统一下子打开了中国广大农村的市场空间,为后来进入城市打下了基础。华为这套适合远端的SDH架构后来形成了华为的接入网HOTNET概念。当时,城市里是从电信局拉一根电缆到小区,再从小区到用户家里的。由于光纤容量巨大,一根光纤相当于一捆电缆。华为采用光纤直接从电信局拉到了用户家里,节省了很多成本。在无线通讯方面,华为最成功的还是ETS,这是对交换机的一种补充。当时,中央提出村村通计划,要求农村各地都通电话。但是在很多农村地区,住户非常分散,拉电缆成本很高。华为的ETS产品是利用已有的交换机,加上无线接收设备开发的。具体地讲,就是在乡镇与村委间通过无线设备进行对接,再从村委拉有线电话线到各个农户家里。华为的这种产品在渔民众多、居住分散的海南、广西等省份得到了广泛应用。1998年发洪水的时候,华为捐赠了一批ETS产品到抗洪前线。洪水把原来的有线通讯设备都冲坏了,这批无线通信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视察抗洪前线的时候,还在现场使用华为的这种电话。
  
  技术里程碑——北京研究所
  1994年年底,郑宝用派一个秘书去北京筹建北京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周磊(后从华为出走创业)。1995年6月,北京研究所决定做数据通信业务,对数据通信领域里比较熟悉的刘平就被李一男派到北京研究所任所长。北京研究所从1995年成立到1997年前,一直处于漫长的积累期,期间没有什么重大的研究成果。但是,任正非一直给予大力支持,投入巨大。每年投入8000万元乃至上亿的资金用于技术开发,不惜冒“将全部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将所有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到通信这个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产业中去。后来,任正非又将每年“收入中至少拿出10%投入到技术研发”,写进了《华为基本法》。这种一脉相承的思路,充分体现了技术对通信行业的苛刻要求。
  许多学者认为,我国民营企业基本上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领域,而几乎不可能进入技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领域,原因就在于作为稀缺资源的资金,在配置过程中,受所有制的限制,无法提供给民营企业。因此,国内许多民营企业没有朝技术方向发展,不在于没有技术,而在于缺乏资金支持。而华为在饱受资金匮乏的困扰下,仍能保持对技术的持续的大规模的投入,坚持不懈地进行技术储备,自然令业界震撼。
  STP是当时华为关系重大的一个产品。那时,国外同类产品是五六百美元一个端口,价格异常高,邮电部也很支持华为开发自己的STP产品。刘平在北京招聘了一班人马开始研制。研制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曲折。有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技术难题,大家差点都失去信心了,但最终产品还是研制出来了。但是,就在国家邮电部即将派人去测试的时候,那台设备却发生了死机的现象。经检查,发现是某个部件出现异常高温所致,一时无法排除。测试那天,技术人员灵机一动,在那台机器的后面放了一台风扇,照着那个部件猛吹,温度还真降下来了,过了邮电部测试这一关。邮电部人员刚走,技术人员马上开始寻找原因。大家把设计图纸和各个部件都仔细检查了一遍,又反复测试,还是找不到原因。研发人员干脆搬到实验室里吃住。一天,偶然的一次机会,技术人员发现一个电容焊反了,调整过来后机器运行就正常了。故障终于排除了。此时,技术人员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宿舍睡觉了。
  
  技术“拿来主义”
  许多人羡慕华为的技术优势,但是却没有认识到,华为“高投入、高产出”的技术研发模式,是不可复制的。不久前,一心想做“高科技联想”的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前去华为访问。任正非实言相告:联想想发展成技术型的企业,难。华为一年投入几十亿元的研发费用,才赚几十个亿。我们这种高投入、高产出的业务模式已经形成。联想想做足研发费用,但如果卖不出高价,短期不受益,股东和投资人不答应,还是难。
  柳传志的另一员爱将郭为,也曾经到华为向任正非“取经”。任正非则劝他根本不要做研发:“你不要做研发,研发没有什么用,你的长项不是做市场吗?你把销售做好了,我的产品研发出来都交给你来卖。”郭为问任正非为什么不让他做研发,任回答说:“研发,你要做就得大做,你要是小打小闹还不如不做,因为这个东西是很费钱的一件事。”且不管杨元庆、郭为二人事后的感受和决策如何,单纯从任正非两次强调“费用”来看,确实不是一般企业可以模仿的。第一,小企业投入不起;第二,大企业如果集中力量转向研发,则意味着先要破坏掉原有的优势,重新来过。这种风险远远大于1992年华为在C&C08机上的“赌博”。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高投入、高产出”只是华为的投资导向,而非技术导向。从华为的发展实践来看,其技术走向有三个方面的参照系:跨国公司、国内竞争对手、客户。打一个通俗的比喻:华为的技术策略,就像“打麻将”,盯死“上家”,卡住“下家”,看好“对家”。
  人民大学的彭剑锋教授在《论华为公司二次创业的内在关系与矛盾》一文中,向华为“二  次创业”提出许多建议,其中包括:在10年时间内,“技术发展要实现由技术跟进向技术领  先的发展模式转变,产品发展要实现以跟进和模仿,向创新和改进相结合的模式转变。”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1998年。此前,华为的技术导向一直是模仿和跟进跨国公司现成的产品和技术。
  任正非曾经到北京的中关村高科技企业考察了一圈,有人请他谈谈感想。他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方正有技术没管理,联想有管理没技术,而华为,是既没管理也没技术。许多人把任正非的话简单地理解为“谦虚”,其实是一种“误读”。在任正非的眼里,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可以“创造机会,引导消费”的技术,而不是华为“寻找机会,抓住机会”的技术。他在《北国之春》里批评了华为人的自豪感:“我们有许多员工盲目地在自豪,他们就像井底之蛙一样,看到我们在局部产品偶然领先西方公司,就认为我们公司已是世界水平了。他们并不知道世界著名公司的内涵,也不知道世界发展的走势,以及别人不愿公布的潜在成就。”在《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一文中,任正非明确指出:“我们是瞄准业界最佳,现在业界最佳是西门子、阿尔卡特、爱立信、诺基亚、朗讯、贝尔实验室……我们制定的产品和规划管理都要向他们靠拢,而且要跟随他们并超越他们。如在智能网业务问题上,我们的交换机已经领先于西门子了,但在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上我们和西门子还有差距。我们只有瞄准业界最佳才有生存的余地。”任正非清醒认识到的这一点,实际上是我国大多数企业发展的真实情况。1997年圣诞节前,任正非访问了美国休斯公司、IBM公司、贝尔实验室和惠普公司。访问结束后,他写了一篇《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的文章,对比了中美两国高科技公司在技术开发上的本质区别:“IBM每年约投入60亿美元的研发经费。各大公司的研发经费都在销售额的10%左右,以此创造机会。我国在这方面比较落后,对机会的认识往往在机会已经出现以后,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抓住机会,形成了成功,华为就是这样。而已经走到前面的世界著名公司,他们是靠研发创造机会,引导消费。他们在短时间席卷了‘机会窗’的利润,又投入创造更大的机会,这是他们比我们发展快的根本原因。”他把华为定位在“后进者”的角色:“寻找机会,抓住机会,是后进者的名言。创造机会,引导消费,是先驱者的座右铭。”又说:“机会是由人去实现的,人实现机会必须有个工具,这就是技术,技术创造出产品就打开了市场,这又重新创造了机会。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循环。”
  
  
  血腥的市场攻伐
  有人说,销售的秘密是华为最大的秘密。那么,这个秘密是什么?
  不计成本
  华为在市场费用上“敢于花钱”是出了名的。华为员工的收入一流,费用开支同样也是一流的:所谓“出差要住星级酒店,参展要在国际展厅,捐款要有轰动效应,市场要抢最大份额”。公司曾经提出:“不敢花钱的干部不是好干部,花不了的要扣工资”,“省钱的不是好干部”等等理念,鼓励员工在该花钱的时候一定要舍得花钱,对重点客户的投入不惜血本。1996年,华为在开发上投入了1亿多元人民币资金,年终结算后发现,开发部节约下来几千万。任正非知道后说了一句话:“不许留下,全部用完!”开发部最后只得将开发设备全部更新了一遍,换成了最好的。
  华为原副总裁、现任深圳思捷达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的胡红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这主要是看投入和产出是否合理以及企业的承受能力。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就不花。他称,华高层办公相当朴素,只有任正非总裁一人有独立的办公室,其他副总裁都是与员工一起办公的。总裁办公室也很朴素,与一些中小企业的老总豪华的办公室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名华为高层人士则称,华为的“大手笔”与公司的市场定位及竞争对手的变化有关,与公司的资金状况并没有直接关系,并非是说华为的钱多得不得了,必须用这样的方式花出去。该人士指出,1994年以后,华为公司的产品档次迅速升级,与国内其余的一百多家小型交换机厂家拉开了距离,国外公司成为了华为的主要竞争对手。国外公司、合资公司凭着雄厚的资本实力,办事处大多数都是在五级酒店里办公的。而华为为节省营运成本,租用的都是当地的民房。各地办事处仅是成本中心,实行的是收支两条线政策,所有货款都统一打到公司的帐户上,办事处并没有独立帐户。公司根据各地办事处的员工人数、销售目标大小划拨费用。要与国外公司竞争,让客户相信你的实力,信任你的产品,提升公司的形象,就不能再在民房里做下去了。因此,从1995年开始,华为公司要求所有办事处都从民房搬到当地的星级酒店里,但是,员工自己住的还是民房。
  
  “把客户震撼,把合同给我”
  据业内人士透露,华为的财务费用、营销费用和基本的管理费用都相当高。拿华为与中兴通讯对比:华为员工的平均月薪比中兴高出2000元。华为的销售人员出差,每天每人补贴标准是500元,中兴只有230元。同样在北京出差,华为鼓励销售人员住北京饭店,而中兴的销售人员住的是核工业招待所。华为的营销费用更是惊人,同业传闻,华为人员为了达到销售目标,“灰色支出”骇人听闻。华为在各地的研发中心租用的写字楼都是五星级的。例如,上海研究所租用了金茂大厦(主要负责WCDMA的研发)和信息大厦(主要负责GSM的研发)。金茂大厦2002年上半年的租金和硬件设施加起来花费就达5000多万元,信息大厦租价更高。深圳驻地的封闭式研发中心在深南大道旁的汉唐大厦4—20层,租价同样不菲。而中兴租用的办公楼都是小公寓、不显眼的写字楼。高速发展的时候,这种以高投入博取高回报的做法还没有什么危险,速度慢下来后,矛盾和问题就显露出来了,单位成本就会高于对手,优势开始丧失。因此,2002年华为开始在内部推行低成本运作。
  上海华为修了一个美国AMBOY公司设计的研究所基地,里面有一条走廊,有22米宽,35米高,650米长,可以起降五台直升飞机,在房子里面进行飞行表演。市场部说:五年以后要把客户吓一跳,把他们震撼住,把合同给我们。
  2000年北京国际通信展,被上海贝尔某市场人员称为上海贝尔的“奇耻大辱”:“不得不承认,在展会上,华为无论是展台规模、展示内容、人员素质、观众评价方面都远远胜过上海贝尔。华为展台门庭若市,而上海贝尔展台车马稀落,足以说明用户和专业人士的向背。甚至,在展台高度这样貌似微不足道的方面华为也似乎费尽心思——笔者一登上上海贝尔展台的二楼接待室,便发觉比相邻的华为展台二楼低矮许多。看到华为员工及其邀请的用户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打量上海贝尔的展台,笔者内心十分愤慨!也许是笔者过于敏感,但是,高手过招,任何细微的心理优势也许都是制胜的关键。真不敢想像,如果展台高度的差异也是华为刻意所为,那么,华为就委实太阴毒了!”
  在市场上不计成本的投入,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华为的利润率。但是,正如《华为基本法》对利润目标的表述:“我们将按照我们的事业可持续成长的要求,设立每个时期的合理利润率和利润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价格进攻——击杀对手
  和其它企业一样,价格战是华为在市场攻伐中经常采用的利器。不同之处在于,华为的价格战的目的在于销售之外:击败对手,而非拉拢客户。有同行称之为“恶性价格战”。
  在什么情况下打价格战?华为的原则是:产品、客户关系、品牌与对手无明显差异,但市场能力弱于对方;降低竞争对手利润,扼杀新进入者;技术上有重大创新,以自我淘汰方式强迫产业进步。有人总结,华为的价格战分为“守势”和“攻势”两种形式。在自己已经占领的市场中,采取“守势”:以守为攻,把市场封闭起来,让对手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策略主要是:主动发现并弥补市场缝隙;主动否定自己以提高用户满意度,阻止新竞争者进入;利用产品组合优势封杀对手的进攻机会;主动让利降价,不在价格上给对手以可乘之机;同时在客户关系和服务上主动防守。在对手的地盘,华为立刻变为猛烈的进攻,千方百计发动价格战,不择手段打击对手的利润和销售目标,阻挠其市场进展,逐步挤占空间,最后取而代之。
  1995年,当C&C08机开始驱逐NEC、富士通时,华为就把上海贝尔列为主要竞争对手。然而,由于C&C08机本身的缺陷,以及S1240早已建立的牢不可破的市场优势,华为始终无法直接在程控交换机市场战胜上海贝尔。华为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攻占农村市场、以及东北、西北、西南的落后省市。在这些市场上,华为利用来自通信电源销售的丰厚盈利对C&C08机的销售进行补贴,以低价策略挑起程控交换机市场的恶性降价竞争。华为的用意非常明确:一方面限制上海贝尔进入农话市场,一方面挤压其利润空间。1999年华为进入四川时,上海贝尔在四川的市场份额是90%。刚开始,华为主动将自己的接入网免费给客户使用,借此在四川各本地网都布上了点。而对手忽略了华为的这个小动作。随后,华为又将接入网的新增点抢了过来,逐渐把点连成了面。网上运行的华为设备数量有了突破性进展后,华为又伺机将接入网的优势顺理成章地延伸到了交换机,最后将华为的交换机变成和上海贝尔交换机并存的第二种制式,跻身主流机型。现在,华为已占四川新增市场70%的份额。
  
  “价格陷阱”
  “价格陷阱”,是华为最受非议的一种招数。某IT媒体的一篇文章讲了这样一个案例:  1997年,华为在煤炭系统拥有9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当年,一家经济效益很差的矿务局引入了华为等3家企业,对矿务局全网改造进行投标,付款方式是以煤易货。华为经过调查认为:客户对付款没有诚意,只是希望找几个厂家压价;华为在该项目中客户关系方面无优势;竞争对手急于在煤炭行业树立样板点,因此对该项目势在必得,价格战在所难免。华为决定放弃,但并没有退出,而是继续参与报价。第二回合后,对手的报价已降到了300元/线以下。尽管华为的目录价高达1300元/线,其客户经理却报出了270元/线的价格,并针对竞争对手的技术弱点,设置了“陷阱”。不出所料,竞争对手报出230元/线的价格,算上以煤易货,实际价格更低,还不得已附加了很多额外服务承诺。3个月后,设备如期到货,但用户的预付款仍无着落,厂商坚持不肯开箱装机,双方矛盾激化。这是华为降低竞争对手利润、击杀竞争对手的经典案例。
  一切客户关系都起源于人际关系,但高层次的客户关系,却是一种市场关系。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着重解决的是个人之间的需求与供给关系问题,后者实现的则是市场资源在配置过程中的供求关系问题。华为的客户关系形成也是从最原始的人际关系开始的。
  
  为了销售,一切都不可耻
  1992年的时候,华为品牌不出名,公司很小,没有什么影响力,为了与一个县里的邮电局领导拉上关系,华为一线销售人员真是想尽了办法。一次,华为驻某地的办事处主任为了和一个县里电信局的处长拉上关系,平时非常留心观察对方的需要。当时,学习驾驶汽车是很流行的事情,这位处长也在学车,但练习用车很少,练车的人很多,处长要排队等上一年多才能轮到,而且,当时练习的车子最好的也就是北京202吉普车。他知道处长的这个爱好后,就想搞一辆好点的车让那位处长大人练习,但是办事处也只有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后来,他托关系,向当地武警部队借了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趁周末时间把车开到处长的家里,供处长练车。当地刚下过的雪还没有融化完,练习场里泥泞不堪,加上处长还不怎么会开,车子刚进到练习场就陷入了一个结冰的泥坑中,怎么也出不来了。办事处主任二话不说,脱了鞋袜跳到泥坑里就去推车,陪同的华为人也纷纷脱了鞋袜推车。当时正值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几名华为人赤脚踏在冰水里,寒气刺骨,但心里是温暖的——终于有个机会可以表现自己,感动客户了。为了能和客户搞好关系,有的华为员工能把电信管理局上上下下领导的儿女上大学、爱人去深圳看海、家里换煤气罐等所有家务事都包了;能够冒充别的企业的人,从机场把对手的客户接到自己的展厅里;能够比一个新任处长的朋友更早得知其新的办公地址,在他上任第一天将《华为人报》改投到新单位。一名华为人这样形容华为的销售策略:“华为用一种自然的方式令员工们相信,为了市场销售的增长,公司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可耻的。”
  这种拉近客户关系的方式,也许会被现代的人病垢,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电信设备招标尚未开始实行,竞争加剧,形成买方市场的情况下,这些方式是不可避免的生存方式。在这方面,很少有企业能够“免俗”。外资企业刚进入中国时还比较规范,但时间一长就发现了这种“游戏”规则,后来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对市场需求的深刻理解”。由于贴近了客户,华为人逐渐发现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客户形成影响和进行引导。于是华为开始向客户推销自己的技术,通过放幻灯片展示自己的产品、提升在客户心目中的形象,使客户对公司的技术水平、产品有了一定的认同后再去做市场。
  
  
  华为基本法
  《华为基本法》诞生已经5年了,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企业界、学术界仅仅把它当作“华为基本法”来看待和研究。而它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上的意义却被忽略。在以后的历史中,《华为基本法》的历史价值必将被重新认识。
  《华为基本法》的起因
  分析“华为简史”,可以看出,任正非并非先知先觉,从一开始就要搞一部基本法。而是企业的战略和战术的负面作用,随着规模的膨胀而同步膨胀,首先对企业的营销人员的评价体系形成了压力,迫使任正非寻找解决方案。华为的营销体系是典型的自建营销网络体系,这种营销网络的优势是贴近终端,反应速度快,能够为用户提供快速有效的服务。但是到了1994年,随着C&C08机的研发成功,华为采取人海战术,大面积进入农村市场,销售人员急剧增加。销售额达到近9个亿,公司员工从1992年的不足200人,增加到七八百人。随着网络的扩张,营销网络与人员的管理变得日益复杂,如何对营销人员的业绩进行有效的评价并及时激励,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它企业对销售人员的激励,通常采取“提成”的奖励办法。但是,华为认为,对于销售人员来说,销售提成是一种“刺激”方式,可以提高他增加短期收益的积极性,但是却无助于他和客户形成长期稳定的关系。而普遍客户关系和长期客户关系,是华为的看家法宝。所以,明确规定不给销售人员提成。那么,怎么予以激励呢?1994年,营销副总裁张建国牵头设计了“销售人员奖励分配方案”,开了华为业绩评价的先河。
  1994年11月,万门交换机在首届中国国际电信设备展览会上,获得极大成功。1995年,华为开始从农村市场向城市市场转型。当时的主要经营问题就是如何抓住市场机会,运用超常规的市场运作手法抢占市场先机,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市场的扩张仍然是企业的主要矛盾。员工人数成倍增加。当时,任正非给很多中层干部都扔下一句话:“先封你一个团长,没有兵可以招嘛!”由于市场空间足够大,企业高速成长和发展,张建国所制定的销售人员激励措施已明显落后于需要。1995年1月,华为还在深圳市南山区深意大厦六楼办公。彭剑锋、包政等5名人大教授被华为请去讲授企业二次创业与企业的战略转型、市场营销与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经几名华为原副总裁回忆,最初华为主要是请人大教授去协助总结企业文化,期间主要与任正非等中高层领导接触,交流思想。任正非在听了彭剑锋教授讲授的企业二次创业与人力资源课程之后,召集华为的高层干部讨论,认为教授们在授课中所揭示的二次创业问题正是华为公司在高速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所需要思考的问题,值得大家认真研究。进入1995年,华为还出了很多新事情,也碰到了很多新问题。年初,华为紧跟当时潮流,在全公司范围内大规模推行ISO—9001标准,但在重整后的业务流程体系中,各个部门和岗位的职责与权限如何定位成了问题。为了大发展的需要,公司对工资分配重新设计,但是,问题马上也出来了:分配的依据是什么?怎么提的都有,让改革小组无所适从。这一年,面对规模扩大的大好形势,任正非慷慨激昂地写下了华为的“精神纲领”:秉承毛泽东搞两弹一星的气魄和决心,响应党中央科教兴国的伟大号召,跟随五中全会跨世纪的宏伟规划,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立和发展华为产品体系。学习老一辈革命家、专家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以充分满足用户的最高需求。用建立在国家文化基础上的企业文化,粘合全体员工,集体奋斗,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
  但是,“纲领”的精神,华为员工是否都能深刻领会呢?1995年9月,华为公司发起了“华为兴亡,我的责任”的企业文化大讨论。由头是视察过华为的上级领导,都称赞华为的文化好,可是任正非逐渐发现,干部员工也常把企业文化这个词挂在嘴上,但到底企业文化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于是由宣传部出面组织了几次企业文化辩论会。辩论下来人们才发现,原来任正非赞同的观点往往与多数人不同。比如,有创业者提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观点,就被任正非批为封建意识。不少干部员工都很困惑。相信这件事对任正非的触动是巨大的。应该说,一开始任正非急于解决的还只是营销问题,因此,指派当时的营销副总张建国与彭剑锋等教授联系,邀请教授们做顾问,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当时,彭剑锋几位教授正在为其它公司做咨询,对华为的邀请并未足够重视。为此,张建国在两天之内一连给彭剑锋打了20多次电话,后来又多次跑到北京彭剑锋的家中。彭剑锋被张建国的真诚、执着感动,最终接受了华为的邀请。
  
  
  跨国营销打外交牌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这是2002年国内外电信产业步入“寒冬”之时,任正非讲话中最常说的一句话。
  与俄罗斯的大国伙伴关系
  1996年,叶利钦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江泽民主席就建立和发展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强两国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进行会谈。宣布两国将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确定两国发展方向是“平等信任、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任正非马上捕捉到这一国际关系变化中隐藏的商机,加快与俄罗斯的合作。1997年4月8日任正非亲赴俄罗斯的军工重镇——乌拉尔山西麓的乌法市,出席华为与俄罗斯的合资公司贝托华为的签字仪式。回国后写下了一篇分析美、俄、中三国关系的文章《走过亚欧分界线》。文中写道:美国在苏联解体前曾经许诺,要给以帮助,但是他们没有兑现。他们又向俄推荐了休克疗法,使俄的经济一溃千里。他们总是给你诱饵,让你改变一些政策,当按照他们的要求改进了一点,然后他们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不断地逼你,始终得不到美国“真诚”的帮助。美国天天标榜自己这么好,既然真诚帮助俄罗斯,那么,北约为什么还要东扩?北约是针对华约而存在的,华约没有了,北约也应随之消失,使各国的武装力量都缩小到以自卫为主,世界的和平就有望来到。北约进一步东扩,就是瞄准俄罗斯的,乘着他困难之际排挤它、消灭它,使之变成美国的附庸。美国的战略从来没有动摇过,包括挑动日本、遏制中国、支持台独、制造中国威胁论、挑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都是它想独霸世界的企图体现。时好时坏的中美关系,是它的需要,并不代表它的醒悟。美国永远不会希望中国、俄罗斯强大起来,俄罗斯广大人民已有认识。俄罗斯民族是自尊很强的民族,一旦强大起来,美、苏还会对抗的,所以美国不会真心帮助他们。因此,有一部分人民愿意加强与亚洲的合作,特别是与中国的合作。他们认识到北约东扩,使俄罗斯受到西方的压力。日本对二战的暧昧、右翼势力策动的钓鱼岛事件、台独,都使中国受到美国遏制政策的压力。这种来自东西方的压力,使中俄靠得更紧了。……一切拥有中国品牌的优秀企业,都应到俄罗斯市场上去一显身手,在优势互补的条件下,促进中俄友谊,使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不能得逞。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识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一个开放的经济,必须建立在稳定的国际政治关系基础上,才能取得长久的发展。中俄两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必然选择,为两国企业搭建了广泛合作的平台。任正非从国际政治的高度看待国际市场,是非常深刻的,在国内企业家中是超前的。
  
  十年磨一剑——进军美国
  目前,国内企业“走出去”有两种模式,一是走发展中国家的低端市场,多数企业采取这种模式,因为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的力量比较分散;另一种是直接打高端市场,比如海尔。华为初期采取的是第一种模式,但是迅速介入第二种,几乎达到同步。目前,在欧洲,华为已经小有名气,他们的STM?64光传输系统2000年成功应用于德国PFALZKOM本地网和BERLICOM城域网。2003年3月初,又与法国LDCOM公司签定了DWDM国家干线传输网合同。华为的成功拉开了中国高端光网络产品规模进入欧洲等发达国家电信市场的序幕,标志着国产光网络产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对于美国这个超级科技大国,华为更是“觊觎”已久。
  早在1993年,华为就在硅谷建立了一个芯片研究所。1999年,他们像国际上所有的大企业一样,在美国的通讯走廊达拉斯开设了一个研究所,专门针对美国市场开发产品。2002年6月4日,华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全资子公司FutureWei,向当地企业销售宽带和数据产品。华为一位副总裁认为,进军对手最多、最强的美国市场,标志着华为真正国际化。像国内其它企业一样,华为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首先体现在价格上。比如,智能网国内6元人民币,国外15美元到40美元一线。价格优势来自低成本。华为的研发人员,拿到的工资是欧美国家同类人员的1/5到1/4。华为公司的芯片设计能力已达013微米,以前芯片进口需200美元一片,现在自己设计、到美国加工生产,只要10多美元一片。
  核心技术的杀伤力其次,以低成本为基础的高端产品核心技术的突破,是冲击美国、欧洲等高端市场的“杀招”。可以说,2003年1月思科公司状告华为一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目前,华为在中国高端路由器市场的排名第二。思科已用并购等手段战胜了三代竞争对手:第一代是3COM;第二代是康柏、惠普、DEC;第三代则是电信巨人朗讯、西门子、北电、阿尔卡特等。而在2002年,思科CEO钱伯斯称,华为是思科全球范围内的第四代对手。
  在南美,华为推行的HCIE(华为网络专家认证),其影响力已经不亚于思科的CCIE(思科互联网认证专家)。2002年,华为的数据通信产品出口额增长了200%,预计2003年将增至10亿美元。感受到威胁的思科于一年半以前成立了“BEATHUAWEI”团队,将华为列为阶段性竞争对手,对华为的营销策略和产品进行详细分析。根据华为的市场分析,思科2001年中国市场的整体价格平均降低了15%。于是业内有人把“思科在你身边,世界由此改变”的广告语戏改为“华为在你身边,思科由此改变”。尽管华为的路由器在美国只卖了18台,但是思科显然无法“退让”下去了,终于大动干戈,把华为告上了法庭。
  
  外交路线就是销售路线
  除了价格、技术、市场等各方面因素之外,促使华为海外成功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分析和借鉴。任正非在《走过欧亚分界线》中明确提到了这一点:“中国的外交路线是成功的,在世界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华为公司的跨国营销是跟着我国外交路线走的,相信也会成功的。”与世界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巩固和发展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是新时期我国外交战略中三个重要内容。华为的跨国营销基本上也是沿着这三条线走过来的。
  应该说,华为的跨国营销和我国外交路线的结合,是成功的,也是必然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这不仅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经济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因素,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都着眼于提高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企业在世界企业界范围内的实力对比,决定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弱,而国家综合实力是外交路线和策略的决定因素。所以,政治外交越来越注重以经济外交作为基础和先导。那么,作为企业来说,华为依照外交路线设计营销路线,也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好处有两点,一是可以在国家外交的背景下,长期稳定海外发展方向;再就是在为经济外交作贡献的同时,可以优先获得政府的支持。

  下编 华为批判
  离开华为的高层人员,不少进入了咨询业,华为的经验成为他们的创业之本,他们在总结传播华为优秀经验的同时,也在反思华为、批判华为。
  批评华为是一个挑战
  批评华为是一个挑战,批评的过程是公开不足,披露错误的过程。但是,华为是一个特殊的对象。一方面因为华为还有秘密,比如扑朔迷离、盘根错节的股权结构、财务状况、任正非的生活情况等等。秘密的存在,是分析常止于推测,批判未必对症。其次,华为是一个具有自我批评精神和能力的组织。华为的自我批判是全面的、深入的、多手段的,可谓见多识广、体会尤深。寻找其“灯下黑”的地方,殊非易事。
  
  断裂的中层
  华为是目前国内管理水平最高的企业之一。十五年时间里,华为在高速运转中,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调整,不断总结,否定自我,学习和积累“自生”经验。又不惜巨资大规模引入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在学习控制矛盾和动荡的过程中,进行中西经验的碰撞、磨合和融合。在大型企业的管理方面,做出了勇敢的探索。这种吸收西方管理精髓,并与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成为中国企业界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我们说华为的管理水平高,是与其它企业横向比较。但在华为,管理还是“短板”。因为华为发展速度异常于其它企业,有时是变速跑,但总体是加速跑。从它身上,可以看清,中国企业面临经济全球化之后,最重要的还是发展和扩张的压力,而不像当前管理认识上的误区认为的那样——管理是第一位的。华为的管理总是逐渐接近平衡,又忽然间失去平衡。
  2003年6月,IBM公司总裁郭士纳访问中国,并到深圳考察了IBM公司基地。当时,在广东电信“圈内”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天,郭士纳开着一辆富康车在深圳的北环大道上慢慢腾腾地行驶。任正非开着一辆奔驰从后面疾驶而来,在与郭士纳相遇的那一刹那,任正非大声向郭士纳喊:“你开过奔驰吗?”郭士纳以为这人在与他赛车,一踩油门超过去了。一会儿,任正非开着“大奔”又赶上来了,又向郭士纳大喊:“你开过奔驰吗?”郭士纳一踩油门又超过去了。但很快又被任正非的“大奔”赶上来了,任正非又向他大叫:“你到底有没有开过奔驰?”。这次,郭士纳不玩了,再也不搭理任正非,仍旧慢慢腾腾地开着自己的富康车。几分钟后,郭士纳突然在路边看到任正非的“大奔”撞在了防护栏上,就下车过去帮助。任正非说:“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你知不知道我想问你什么——你知不知道奔驰车的刹车在哪里?”讲述这个笑话的人认为,借鉴了IBM管理经验的华为就像任正非开的大奔一样,借鉴后却无法停止下来。一名华为高层认为,巨资引进国际先进管理体系无疑对公司长远发展有利,尤其是在理论上是种很好的借鉴。问题是如何与公司的实际相结合,如何从公司内部达到实施先进管理制度的要求。
  一个企业从小到大,管理难度为什么会逐渐增加?因为小企业可以是一个管理者管理所有员工,但是企业大起来,他就管不过来,必须任命管理助手,企业进一步扩大,仅有助手也是不够的,势必会产生助手的助手,如此下去,就在最高管理者和员工之间,形成了中间管理层。从这个角度说,企业从小到大的过程,就是企业家和他的员工逐渐分离的过程。
  企业小的时候,企业家可以直接指挥他的员工,那么,双方分离之后,企业家如何还像以前那样对员工进行有效指挥呢?答案很简单:依靠中层管理者。但是,华为的中层在管理能力上普遍存在缺陷。一名基层员工这样形容华为目前的管理状态:就象一根中间断裂的绳子,虽然两头的人都在用力拧,但是,由于中间断裂,力量传达不到,用力再大也拧不到一起去。高层管理人员愿望很好,制订的措施也很得力。基层员工情绪高昂,干劲十足。但是,上层领导的命令很难在基层真正落实,华为中层管理层就处于这种断裂的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
  可以说,由于华为在特殊的历史竞争环境中的必然选择,决定了占员工总数79%的技术和市场人员是业界最优秀的员工,同时成为产生中层管理者的最佳土壤。从这两部分人群中提拔的干部,从理论上讲,也应该是业界最优秀的管理者,因为内行管理内行。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先看技术人员的管理。懂技术会管理本来应该是华为管理层的优势,但很多管理层有意无意地重技术轻管理。一方面管事重于管人,眼中只有技术,以解决技术问题代替解决人的问题。员工们经常看到部门主管忙忙碌碌,但团队氛围和业绩却比较差;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业务流程,他们对于下级的技术创新和设想,依赖于自己的经验,如果超出个人经验范围,避免风险的办法只有“枪毙”。很多华为的技术员工的离职与此有很大的关系;第三,是畏惧或困惑于做人的工作,片面地理解管理,将管理简单化。当设立了业务流程之后,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整套的规章制度、流程和电子流上,导致老问题没有解决,而不适当的规章制度、流程和电子流却影响了整体工作效率,限制了员工主动性、创造性的正常发挥,削弱了责任感和进取心,导致更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人为赏罚体系
  除了中层管理人员的“出身”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个现象,那就是员工数量的急速膨胀。1988年仅14人,1991年20多人,1995年800多人,1997年5600人,1999年15000人,2003年22000人。需要大批管理人才、技术骨干充实到领导岗位上去,于是,升职、加薪很普遍,造就了很多“火线入党”式的企业管理人员(华为员工平均年龄为27岁)。如同战争年代军官的升级一样,战时对军官需求量大,军官的素质和能力在战争中也容易表现出来,晋升军衔就比较容易。研发人员可能因为某一项技术突破,阶段性地提高了公司的市场份额,职位就“突飞猛进”。比如1993年20岁的李一男,刚进入公司就担任万门交换机的研发负责人,成功后迅速被提拔为副总裁;市场人员则因为开辟“疆土”的需要,在人员短缺时先“封官”后招兵,或者以销售额决定升迁。比如1992年,从人民大学毕业后在华为工作两年的张建国,被派到福建设立办事处,当上了办事处主任。两年后,又升为了营销副总裁。但是张建国当时还根本不明白如何管理销售人员,之后为了搞《华为基本法》,才补了若干年的管理课。由此看来,华为初期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赏罚体系”。特征是机会主义、人为因素和不确定性。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5年。
  1997年以前,华为的组织结构如下:公司办公会议下辖:中研总部、市场总部、制造系统、财经系统、行政管理系统。其中,财经系统包括:财务部、投融资部、认证部、审计部。这种组织结构的特点是:每个主管人员对其直接下属有直接职权;每个人只能向一位直接上级报告;主管人员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有绝对的职权或完全的职权。其优点是:结构比较简单;责任与职权明确;作出决定比较容易和迅速。其缺点是:在组织规模较大的情况下,业务比较复杂,所有的管理职能都集中由一个人来承担;而当该“全能”管理者离职时,难以找到替代者;部门间协调差。1995年,华为的人员总数已达800多人,产品领域开始从单一的交换机向其它数据通信产品及移动通信产品扩张,市场范围遍及全国各省市,直线管理的优点在弱化,而缺点日益突出。
  其次,工资体系方面,以往试图通过经济杠杆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但是,这样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员工之间利益分配不平衡。每当提拔一批人,或给某些人涨工资后,就会发生一些不好的变化。有的高、有的低,低的自然有意见。由于管理者对评价业绩、能力、职位等依据还茫然无知,根本说服不了有意见的员工,造成积极性不是提高反倒降低。后来,华为的人事考核改为在有关人员的指导下,由各部门自行设计的,而对主管等中层管理者的考核中,还加入了记录、指导、支持激励与合理评价下属人员工作等内容。考核办法出台后先在一个部门试点,然后在中层员工中推行,最后才在全公司铺开。
  文化建设方面,内容虽然很虚,但最让任正非不安。从外部观察华为的人,把“军事化”和“群众运动”看作华为的两大文化标志。应该说,这两个文化“烙印”,与任正非的经历有一定关系。任正非是军人出身,政治上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但是单从“军事化”的文化角度来说,却并非华为独有的现象。实际上,在任何一个企业组织建立初期,为了快速抓住市场机会,领导人都会要求下属以服从命令为第一要义。由于人数少,管理内容简单,因此也是有效的。但是,这种管理上的文化内涵是,员工行为上的统一,掩盖了思想意识上的的差别和分歧。当中层管理者崛起的时候,这种分歧就会随着权力的逐渐下放,导致管理思想上的混乱。从华为后来的许多举措来看,以上三件事,直接引发了任正非起草《华为基本法》的想法。《华为基本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起华为的管理层,用任正非的话说“主要针对管理层和决策层”,使其掌握管理的思想方法。而与基本法同步引进的关于考核流程、生产、财务、审计流程和业务流程,只是一些先进的管理手段。但是,经过长期的思想和手段两方面的磨练,华为的中层管理者并没有像期望的那样转变成职业化的管理团队。
  
  战争文化
  文化是一种人人感得到,人人说不清的东西。因此,笔者不想在文化的定义上多做讨论。不过,笔者认为,企业文化有几个特征:一、建立企业文化的目的是商业性的,而非为文化而文化;二、企业文化的形成是自上而下的,带有强制性,故被称为“思想权力”;三、它是随着企业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的;四、领导者的性格、感情、思想、能力、品德等个人因素,通过权力对文化的内涵施加影响;五、传播者的理解程度,对企业文化的方向具有诱导作用;六、接受者——员工对企业文化具有反作用力,或者推进完善,或者加速颠覆。以上六点具有普遍适应性。华为的企业文化也不例外。当然,文化因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而形成个性。让我们从企业文化的普遍规律出发,去寻找华为的文化个性。
  有人从任正非、柳传志等企业家的讲话,看到高频率使用战争词汇,就认为他们的企业弥漫着战争文化的色彩。并且断言这是因为他们的军旅生涯所致。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一切战争的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改革开放中期,企业界的市场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商场如战场。仔细分析这两个概念,发现这个比喻既准确又不准确。当市场刚刚开启的时候,机会频频呈现,企业各忙各的,兴致勃勃地做着自己的市场,因为市场还很大,相互的对立并不明显。比如1991年前后,北京的出租车公司,只要开张就能把会计累坏;再比如当今的钢铁行业,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拉动,“形势好得不得了”,只要出钢就赚钱,以至于一些投资者根本等不得去炼钢,而是直接买钢胚轧钢。但是,当市场变得稀缺的时候,争夺就开始了,白热化阶段,则必须以“消灭”对手为代价而获得自己生存下来的机会,这时商场就演变成战场。“一切战争的本质或根本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一切战争本质的共性。一切的军事思想、军事原则皆是为此本质或根本目的服务的。这是一切军事思想、军事原则的共性。”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论述毛泽东军事思想时对战争的定义。可以说,我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文化中,都带有强烈的战争色彩,因此经常听到的就是“形势是严峻的”、“竞争是残酷的”、“市场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不是生存就是死亡”等说法。进入网络时代,“生与死”的概念换成了“吃与被吃”的流行说法,所谓“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民营企业为什么会有这么残酷的意识呢?我想,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自中共十三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一方面国家的基础弱,底子薄,财力有限;另一方面,又要求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国家不得以采取了“市场换技术”的开放政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国的企业一出生就面对一个被外资垄断的市场。华为1987年创立的时候,身处其中的正是这样的环境。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强化了华为等国内电信设备商的生死意识,那就是电信设备与大众消费品的区别,后者的市场过广,外资不可能一下子占完,而前者的市场空间本来就非常有限,加上县级邮电局,也不过几千个。这几千个客户,用的都是进口设备。这种情况下,生存就意味着逼对手退让,发展就意味着削弱对手。削弱就是把对手的市场当作“骨头”啃下来,当作“炮楼”端下来。企业之间甚至员工之间的敌对状态是必然的。
  上海贝尔的市场研究部人士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次电信设备展览会上,一位戴眼镜的华为员工为他准备了一些宽带城域网的资料,然后向他索要名片。当知道对方来自上海贝尔后,竟想从对方手中把资料夺回。对方对他这种小家子气立即厉声训斥,他才讪讪而退。这位人士认为,从这样一件小事,充分暴露出华为从上到下对竞争对手的敌视和警惕,这种同仇敌忾的心理必然能使全体员工目标明确、士气高涨。事后,该人士内心震动很大,写了一篇《华为进攻!》的文章,分析华为的营销策略,企图唤醒上海贝尔。在与外商的“战斗”中,国内企业无论是技术还是资金、服务都处于劣势,因此普遍采用了“运动战术”——在“敌人”最薄弱的农村和落后省份建立根据地。而华为由于民营身份和领导人任正非的平民背景,更是弱者中的弱者。因此,变弱为强就成为自然而然的思维线路。这一点上,任正非的确得益于在军队中对毛泽东、克劳塞维茨等军事家著作的研读。“农村包围城市”、“压强战术”、“以价格战狙击对手”等战术,都是“战争状态”下的自然产物。
  由于战略和战术的卓有成效,因而得到反复强化和使用,逐渐被华为员工认同和接受。而根据企业的经营战略和基本战术制定的对员工精神状态的强化措施,进一步影响到员工的观念、思想和精神层面。比如,在华为下级对上级要绝对服从,下级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就掌握在上级的手中。如果上级不重视你,不重用你,你就只能自认倒霉,很难有出头之日。在军人出身的任正非领导下的华为,军人的作风亦严重浸染了公司治理。员工进企业之前,先要在部队里训练半年。员工就如同士兵一样,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是天职。尽管,有时候上级的命令可能是错误的。再比如,华为召开员工大会之前,经常会号召大家大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1998年,市场部年终培训结束后,在公司的大食堂里合唱《解放军进行曲》。当时,任正非和全体员工都在台下观看。由于时间紧张,市场部事先没有排练,舞台上又没有扩音设备,大家就那样扯着嗓子唱。任正非自己首先激动起来,站起身来带头唱,下面所有员工也都跟着高歌起来,一时间,饭堂里歌声飞扬,声震四方。大家群情激昂,精神振奋。集体唱完革命歌曲,大家这才欢欢喜喜地回家过年去了。
  在一次小型宴会上,酒过三巡,大家开始唱卡拉OK活跃气氛,其中有一位从华为离职的副总裁,被大家要求一展歌喉,他非常尴尬地摇手表示五音不全,被逼无奈之下,他接过话筒,随即脸色一肃,双眉挺起,唱了起来。歌声就是《团结就是力量》。虽然发音有些不准,但铿锵有力,很有军人气派。后来得知,这位副总是大学教师出身,以后做过技术干部,但从未当过兵。还有,为了增强员工的生存意识和生存能力,华为不停灌输各种概念:“活下去是硬道理”、“为了市场销售增长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可耻的”、“企业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的意识”、“胜者举杯相庆,败者拼死相救”、“狭路相逢勇者胜”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鼓动性很强的概念,经过任正非富有煽动力的讲话,使一线年轻员工很容易进入大无畏的精神状态,以令对手头晕的气势展开肉搏。随手一翻华为领导的内部讲话和宣传材料,感觉像重新回到战争年代。字里行间充斥着激情、鼓舞、煽动、号令和诱惑,任正非卓越的口才被公认为是这种传统的源泉。一位曾经的华为人深有感触地称,当年在华为玩命拼搏的日日夜夜,哪一次市场会都是热血沸腾,哪一次领导讲话都是感人肺腑,口号、誓言、决心充斥整个世界,身心始终处于亢奋、狂热状态,不知疲倦,不计条件。由于战争式的市场手段屡试不爽,战争意识渗入人心,沉淀下来,就成了华为企业文化的基因之一。当国外厂商基本被从国内市场“驱逐”出去之后,华为已经身列“巨大中华”,但是和国内对手展开竞争时,依然充斥着“你死我活”的火药味。
  
  100多位“二把手”和接班人
  任正非的内涵是丰富的、复杂的、多侧面的和矛盾统一的。有人形容他像个老工人,但内心是知识分子的;有人羡慕他的商业头脑,也有人厌恶他的军人作风;任正非声色俱厉令应者颤栗,当众痛哭又引起在场者同情;有人说他霸道,也有人说他身具长者的宽容;有人批评他独裁,也有人认为他有平民精神;有人说他不仅是一个企业家,还是一个政治家,也有人送他思想家的美誉。
  很多人敬畏任正非,很多人反感任正非。反对他的人同时也佩服他。当他的《我的父亲母亲》流传的时候,又感动了更多的人。任正非又变得亲切起来。总之,任正非是一个人性化色彩很重的人物。人性化,是企业家魅力所在,也是非权力影响力的根源。在任正非身上,这还是一种局限。有人说:南斯拉夫有一部影片《桥》(插曲“啊,朋友再见”非常著名),主要情节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欧战场上,南斯拉夫游击队为了保卫祖国,阻挡德军进攻,必须炸掉一座大桥。但由于大桥极其宏伟,所带炸药根本无法撼动。最后找来了这座桥的设计师,设计师找到了大桥结构的支点,只用了一点点炸药就炸毁了整座大桥。那么,这个人问:如果把华为比作这座桥,它的致命弱点在哪儿?
  
  任正非和他的100多位“二把手”
  我的看法是:任正非的接班人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出现,就在于任正非的人性局限。
  《华为基本法》第六章对“接班人”做了明确规定。但是,它对“接班人”的定义,与外界  大众认为的“接班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大家所说的“接班人”,是指任正非个人权力的接替者,但任正非大谈特谈的“接班人”,却是“公司各级职务的接班人”。尽管“各级职务”也包含了他本人的职务——总裁,但是,总裁与其它职务的更替毕竟大不相同。华为有22000名员工,400多名中高级管理者,副总裁以上的100多位,副总裁又分常务副总裁、高级副总裁、执行副总裁、部门副总裁、地区副总裁、产品副总裁等等。这说明华为有很深厚的干部基础,但反过来也使很多人感到竞争接班人难度巨大。华为目前工号已过4万。每一个迈进华为大门的人都会有这么一个工号,人走了,工号仍然留下。一名1999年从华为离职的员工称,自己离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看到了华为发展的局限性,市场趋于饱和,新的利润增长点还没有找到,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自己当时仅处于公司中下层,在这样的发展时期,要向上晋升,几乎没有太大的可能。与其在公司里这样混日子,还不如自己出去闯荡,或许能够做出点事情。这种没有上升空间的感觉,在副总裁一级干部中也存在。
  
  “无情”大将李一男
  在离开华为的高层中,最引人注目的恐怕非李一男莫属了。
  李一男曾经是华为第二号人物,被立为任正非接班人,因此他的离开,着实让中国IT界大为震惊。在很多华为人的记忆里,1998年前的李一男是个集科学天才和处世弱智于一体的大男孩形象。当时,27岁的李一男已经是华为主管技术开发的副总裁。高强度的工作,加上长期缺乏体育锻炼,李一男又黑又瘦,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技术出身的他说话总是直来直去,书生气十足,没有什么为人处世的概念。曾在华为研究院工作的一位员工说,李一男少年得志,很少对人假以颜色,对其他副总也是态度粗暴,和任正非很相像。这可能源于他的单纯,不知道去了解如何做人,或许压根是不屑于了解。但是,李一男对技术发展趋势,对产品走向具有惊人的敏感度和准确的把握能力。这是任正非曾经想将李一男作为接班人的重要原因。华为给李一男的舞台不可谓不大,李一男在华为不可谓不得志,不可谓不风光,可谓前景光明,前途无限。但是,李一男毅然决然辞职北上创业了。这里面固然有他想摆脱任正非的影子,自立门户的诱因。但是,也有一些业内人士敏感地觉得,李一男的离开或许有更深层的原因。比如,人事关系原因,说白了,就是华为上层人物之间的斗争。很多华为员工甚至承认,华为内部还是存在一些利益集团,诸如欺上瞒下、拉帮结派等现象都一定程度存在。
   “就李一男对华为的深厚感情和发展前景来说,轻易离开是不可能也不明智的。唯一的解释是,李一男可能是看破红尘了,看透华为了,才下定决心离开的。也就是说,李一男已经发现自己在华为不可能再超越任正非了,至少在任正非还掌控华为的这些年里。甚至在任正非卸任后,他也难以真正接任任正非的职务了。但是他怎么可能白费时光呢?于是,独立出去打天下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一名员工这样分析。
  李一男的出走,任正非痛心不已。据知情人士描述,当年任与李之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而类似于师生或者父子的亲情,提起李时,任正非常感慨不已。另外,华为某高层向笔者证实,任正非由于自身脾气的关系,对已经担任常务副总裁的李一男非常粗暴。一旦做错什么事情,任正非说骂就骂,说踹就踹。情形就像一位脾气暴躁的父亲惩罚性格倔强的儿子,或者像过去的老司机训练学徒,由于师傅在旁而过于紧张,该向左打轮的时候打反了方向,老师傅不出声抬腿就是一脚。这种方式现在在驾校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但是,老师傅的心理却很有意思。他们由于技术好对人要求高,看得上的人才要求严,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而对于看不上的人,“根本懒得理他。”一位老师傅说。
  现年39岁的华为副总裁郑宝用,也是任正非的得力干将。他先后主持华为公司几代交换机的设计与开发。任正非提倡副总裁每周和客户面谈几次的制度,郑宝用完成得最好,任正非为此经常夸奖他进步快。据《环球企业家》报道,李一男的出走,直接原因,是李与郑之间的矛盾激化。任正非认为自己没有协调好二人关系,引咎降薪,自评为C级。同时把郑宝用也评为C级。笔者想问任老板:你对李一男出走负有领导责任,没错,该罚。但郑宝用何罪之有?为什么也降为C级予以惩戒?如果错在李一男,走掉何必可惜?如果罪责确在郑宝用,为什么当时不处理郑宝用?你当时在等什么?看什么?要从李郑二人的矛盾和争斗当中达到什么目的呢?
  李一男和华为的股权结算是价值1000多万元的设备。李就靠着这1000多万的设备2000年在北京创办了港湾网络公司。创业时,李一男带走了不少顶尖的研发和销售人员,这种暗渡陈仓的手段让华为损失惨重。任正非的心情从痛惜又转变为恼火。
  李一男创业后根本不见记者,遇人只谈对行业的看法,没再提过华为一个字。但是李一男丝毫不领任正非过去的“情谊”。他很清楚华为的优势,也更清楚华为的劣势。港湾公司由最初代理华为的产品到生产类似的产品,由代理商发展为华为的竞争对手。目前,在宽带IP产品领域,港湾网络市场占有率在7%-8%,而华为也不过10%-15%。二者已形成全面竞争。
  笔者怀疑,李一男在技术开发上的眼光和任正非的“压强原则”早就存在深刻分歧。华为在移动通信领域犯过两个错误。一个是基于PHS技术的小灵通(无线市话)。第二个是被人称为“华为豪赌”的3G(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但任正非并不后悔,始终在瑟瑟的“寒风”中咬牙等待3G牌照的发放。
  但是,李一男似乎更加重视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1998年,他(李一男当时尚在华为——作者注)接受《人民邮电报》记者采访。记者问:现在大家都在谈第三代的问题,从市场的角度看,第三代对于国内厂商来说,机会是不是更大一些?李一男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对移动通信看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品牌问题,品牌首先要体现在销售上。可以坦率地讲,如果中国的通信企业在第二代移动通信上不能有所作为,很难想象他们在第三代上会有什么大的作为。从市场的角度说,没有第二代的销售,你就不可能对移动通信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没有这样的销售渠道和售后服务渠道,第三代的产品又靠什么推向市场。用户对你一点认识都没有,你怎样证明你的实力?所以我认为,国内企业没有第二代的发展,在第三代市场上是不会有大的进展的。从公司的发展讲,没有第二代产品产生的利润,怎么支撑第三代产品的开发?第三代开发的投资要远大于第二代。除资金外,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积累。没有第二代的开发怎么会凭空产生第三代的开发力量。任何一项技术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要想跳过去是困难的。我们通过ETS积累了大量的开局经验,也积累了终端生产的经验,这些经验用在GSM的开发上,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好处,使得我们拥有更多的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任何人才的培养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遵从循序渐进的规律。不管怎么说,李一男和任正非之间,存在一段不解的渊源。李一男在华为期间,对技术开发的思路和策略未必符合任正非的压强原则,也未必认可《华为基本法》中的所有内容。他出走时的行为,以及港湾与华为的竞争,都多少显示出他的“无情”。目前,华为有上百位副总裁,有人认为,有能力角逐接班人的还有负责人力资源的常务副总裁洪天峰(据了解他在华为实际扮演的角色相当于运营总裁)、负责供应链管理的常务副总裁郭平、负责研发的副总裁费敏、负责市场的副总裁徐文伟等,但外界对他们知之甚少。这100多位“二把手”有多少人认可任正非的全部思想呢?又有多少人感觉到发展空间很大呢?
  对于希望有个人成就感的高层干部,任正非曾明确表示,他们只能当英雄,而不能当领袖,不能赋予权力。据说,任正非欣赏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一句著名的话:“要在茫茫的黑暗中,发出生命的微光,带领着队伍走向胜利。“他解释说,战争打到一塌糊涂的时候,高级将领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要在看不清的茫茫黑暗中,用自己发出微光,带着你的队伍前进;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丹科一样,把心拿出来燃烧,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
  任正非的继任者,大抵要有这样的魅力。

more

Wednesday, August 17, 2005

The biggest CEO's office in the world

The Japanese CEO 桥本俊明 decides to work side by side with more than 300 of his colleagues in Sino-Japanese Joint venture "Chang'an Suzuki auto corp." located at Chongqing, Sichuan province. The intention is not clear.

more

大陆客常滞留 欧洲签證难

Via Chinatimes
朱建陵/北京十七日电
有数据显示,在开放大陆民众赴欧洲旅遊之後,非法滞留德国的大陆遊客即超过六千人。北京旅遊业者表示,滞留人员多数来自浙江、福建两省,目前这两省遊客被要求面签和拒签的机率非常高,而旅行社在接受这两个地方遊客一般也都很谨慎,要求押金相对较高,在五万到十万元人民币之间。



就在各界呼籲开放大陆民众到台湾旅遊的同时,去年九月一日开放大陆民众前往旅遊的欧洲国家,由於大陆遊客滞留问题严重,现今已经加大了签證难度。据北京业界统计,目前大陆各主要城市旅行社申请欧洲旅遊的拒签率,平均已经高达叁成。

德国驻大陆领事馆日前发布新规定,大陆旅遊团队中叁○%的遊客,在办理签證实需要亲自到领事馆面谈;同一旅行团中,如果有一个遊客的申请资料不确实,不但全团拒签,还将连累申办的旅行社。此外,一定比例的大陆遊客返回之後,还将被要求根据登机牌进行销签,以證明已经返回大陆。


事实上,不仅是德国,所有能发出「申根」签證的欧洲国家,近期都紧缩了对大陆民众的旅遊签證政策。义大利领事馆一度闭馆,不接受任何申请;奥地利领事馆不仅抽取叁○%的申请者面谈,还要求提供户口簿原件;法国领事馆不再接受遊客银行存摺的影本,转而受理银行开具的存款證明书。

业者指出,法国领事馆已经传达了即将采行面签制度,大陆遊客回国後,法国领事馆也将要求一定比例的销签。此外,法国、奥地利、芬兰领事馆都已经将大陆遊客签證申请的工作日,由五至十天延长到了廿一天。

有数据显示,在开放大陆民众赴欧洲旅遊之後,非法滞留德国的大陆遊客即超过六千人。北京旅遊业者表示,滞留人员多数来自浙江、福建两省,目前这两省遊客被要求面签和拒签的机率非常高,而旅行社在接受这两个地方遊客一般也都很谨慎,要求押金相对较高,在五万到十万元人民币之间。

北京业内人士透露,从上月中旬开始,欧洲多国领事馆就收紧签證发放,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据指出,近期大陆民众欧洲旅遊签證成功率已经跌至最低点,而拒签理由,即使旅行社也摸不著头绪,有时是个别人士被拒签,有时是整团被拒签。

为了避免拒签造成损失,大陆旅行业者通常要求申请欧洲旅遊签證者缴交二千元人民币的押金,如果遭到拒签,只退还一千元,但如果准签而後不去,则并不退还。有大陆民众因随行者遭到拒签无法成行,白白损失数千元人民币。

但旅行社方面也有怨言。业者表示,他们无法核实客人所有资料细节,一旦客人资料出现问题,或客人回到大陆之後没去销签,旅行社都要遭到「连坐」处分,导致经营成本上升。

more

Gas Thief in China

A boy escapes with a stolen bag of natural gas!
Th link stolen from boing boing

more

Tuesday, August 16, 2005

日本战死军人厚生省援护局官方统计

关于日本战死军人(包括军队文职人员),日本厚生省援护局有官方统计。本人以为这份依据日本军队在编名册统计出来的数据应该比其他数据更权威。具体如下:
A.中部太平洋各岛屿
关岛 20100人
塞班岛 55100人
提尼安岛 25500人
安哥鲁岛 1200人
贝留岛 10100人
马努思岛 5000人
特鲁克岛 8400人
马绍尔群岛 19200人
吉尔伯特岛 5500人
其他各岛 16700人
B.菲律宾 518000人
C.越南、柬埔寨、老挝 12400人
D.泰国、马来亚、新加坡 21000人
E.缅甸、印度 167000人
F.印尼 25400人
G.西伊里安 53000人
H.婆罗洲 18000人
I.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 246300人
J.库页岛、阿留申、千岛群岛 24400人
K.硫磺岛 20100人
L.冲绳岛 186500人
M.台湾 41900人
N.中国大陆 711100人
O.苏联、蒙古、朝鲜 107900人
总数 2392000人
援护局计算与美军作战死亡为1587814人;美军计算其击毙日军1887934人。
如此算,中国抗日击毙日军军人应为其阵亡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more

Monday, August 15, 2005

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

单世联
The whole article can be found here I only transfer the paragraph focused on Gu Zhun.
四  顾准:清理“终极目的”


黑格尔认为,历史不是杂乱无章的人事堆砌,而是服从于某种法
则的规律性演进,主宰历史规律的不是什么神秘的天意,而是在世界
历史范围内运动着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即是普遍的理性。这就
决定了历史的世界性,他以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为前提,把孤立分散的历史现象建构为一个从东方向西方的世界性的
总体行程。《历史哲学》的最后部分考察了法国大革命和世界历史的
关系,解释“这个革命怎样变作世界历史”,认为“这件大事依照它
的内容是‘世界历史’性的”,“它的原则差不多灌输到了一切现代
国家。”(57)
这个预言没有落空。寒凝大地的7 0年代初,当代唯一重要的思
想家顾准,提出了1789年、187 0年、1917年的问题,这三次革命改
变了现代世界。
1789年的法国革命逻辑地导向拿破仑主义──“用拿破仑法典来
维持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用彻底的独裁和对外的军事光荣,既压住
资产阶级又压住无产阶级,使两者都为帝国效劳,而不使两者发生激
烈冲突。
178 0年革命有一个不幸的背景──对“93年恐怖”的恐怖,
“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强烈反应,是巴黎公社软弱的原因。”
1917年的俄国革命从巴黎公社吸取了教训,“对敌人的仁慈,就
是对人民和残暴”,革命专政、革命恐怖成为口号。
顾于此提出三个问题,对于本文而言,重要的是第三个:“1789
年、187 0年、1917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 要不要从头思考
一下这个”终极目的“?(58)
黑格尔为“世界历史”设定的“终极目的”是自由,“‘世界历
史’不过是自由概念的发展。但是‘客观自由’──真正的‘自由’
的各种法则──要求克服那偶然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在本
质上是形式的。”(59)历史趋向自由,黑格尔在法国革命中找到证
明。然而,当法国革命以断头台、十月革命以古格拉、中国革命以文
革而结束时,顾不相信“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他要
从头思考一下这个“龙种”── “终极目的”.
这一思考有两个维度,一是“终极目的”论的起源,二是“终极
目的”论的后果。通过这一思考,顾彻底清理了革命的思想遗产,彻
底反省了中国黑格尔主义的政治后果,实际上完成了告别黑格尔的思
想历程。
关于起源,又有两个层面。首先是“终极目的”论的历史形成,
顾确认“终极目的”的起源是基督教传统,其宗教部分即基督复活千
年王国的信仰;其哲学部分则是设定了“至善”的目标。法国革命把
16、17世纪作为科学方法论的理性主义伸展到人类社会本身,意在用
人的理性改造社会、主宰人类。作为其哲学反应,黑格尔结合了“至
善”的目的论,以理性与现实的同一为其哲学的出发点,构建了哲学
化的新神学。
黑格尔认为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不但是思
维的逻辑,也是整个世界的秩序和规律,逻辑学因此是一种世界模式
论。这个模式的基础是取自神学的两条主义,一是真理不可分,二是
真理是一元的。能够认识此一宇宙真理的是“能思维的人”,是客观
世界的主人,是神,辩证法就是世俗神学。顾认为真善一致,真善一
元说是自柏拉图到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传统,康德以其二元论在其中
划下一条鸿沟,以人的理性不可能认识先验的本质(“物自体”)为
出发点,区别了知识和信仰、事实与价值、真与善两大领域,它们的
统一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不可知的无法验证的。黑
格尔不满意康德的二元论,凭借其辩证法的锐利武器,他坚信人能够
证明上帝的存在,能够发现历史的规律,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命运。
“人认识真理,就是认识至善,真与善是一元论的,至善的即至真的,
至真的也必是至善的。”(6 0)。晦涩的黑格尔哲学并不远离人间
纷纭,他以人的理性能够认识并实践至善真理的论证而把人提高到神
的位置:他有权对社会实施整体性改造,使之符合并趋向历史的“终
极目的”.
所以意在鼓动革命的马克思尽管在《神圣家族》中批评了黑格尔
的“泛逻辑主义”,但顾准认为,在这唯一一次的黑格尔批判中,马
克思也没有抓住三个规律和两大主义,而是批评其把概念看得比具体
高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完整接受了来自基督教神学的黑格尔唯理主义,
“略为说得具体一些,是黑格尔的‘真理是整体’,黑格尔的一元主
义,以及‘能思维的人’,‘其思维,最终说来是至上的和无限的人
’,是客观世界的主人,亦即‘神性寓于人性’之中的黑格尔加以哲
学化的新教精神。人是世界的主体,神性寓于人性之中,这个世界是
一元地被决定的,真理是不可分的,这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确实是不
可少的。”(61)《反杜林论》批评了黑格尔的世界模式论,但恩格
斯仍把此一模式的精华即三规律拿过来,称为辩证法,恩格斯和马克
思一样批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认同其唯理主义的辩证法。列宁说不
懂黑格尔就不能读懂《资本论》,良有以也。
革命就是把唯理主义推进到社会现实中的暴力实践。马克思对黑
格尔加了培根式的改造。“黑格尔那一套,全在思辩中进行,在思辩
中完成的。马克思根据培根主义的原则,要把这一套从思辩中拉到实
践中来进行,在实践中完成。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哲学命题是哲学地解
决了的,马克思要把黑格尔的命题拉到政治经济学中来解决。”(62)
唯物主义地颠倒黑格尔的结果是,黑格尔的真善一致、理论与实践的
一致不再是认识真理等于认识至善的认识论关系,而是真刀真枪明火
执仗地行动;所谓实践不再是培根式的生产实践,而是对历史理性的
实践证明,是要“在地上实现天国”;从而不但是黑格尔所处的普鲁
士,就是迄今为止的历史,都没有体现真善一致的理想,不过是人类
的史前史。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和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
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向前发展的几个时代。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  因此,
人类社会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63)这里只是“大
体说来”,语气并不确定,而且其中“亚细亚的”是地理名词,与后
面的历史性的生产方式不构成一个序列。但随着俄国革命的展开,马
克思的含混见解被教条化、权威化,“大体说来”变成“必然如此”:
斯大林在《联共党史(布)简明教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
共产党》中都确认人类历史五阶段模式,共产主义被设定为人类全部
历史的“终极目的”,引领着残酷的革命。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终极目的”论都是由唯理主义推出来的,
它并非思想家的向壁虚构,而有其认识论起源。顾认为“说人类是万
物之灵,说人是由上帝造出来的,说人类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
地上的天国等等,那都是早期人类的认识,已经由现在更进步的认识
所代替了。”(64)早期认识无法对世界作出科学的、客观的理解,
只能以主观愿望和想象代替客观分析。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人对
自然的解释越来越客观、越科学,但对人自身、对人类历史的解释却
并不客观、并不科学,上帝造人说被推翻了,但人为万物之灵、人的
“终极目的”是在地上建立天国等等却还象般幽灵般在萦迥人间。顾
引《反杜林论》 &127;中的一句话作了解剖。“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
又不是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
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
的个别实现和某一时候的现实来说,又不是至上的和有限的。”这段
话可分解出两重意义:
(1 )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历史“终极目的”来说,人的
思维是至上的;
(2 )按人的思维的个别实现和某些时候的现实来说,人的思维
不是至上的。
按照命题(1 )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按照命题(2 )人所能掌
握的真理是相对的。恩格斯对命题(2 )加的附加条件是:按人的思
维的个别实现;按人的思维所处的某一时候的现实。顾准认为:“谨
慎一点,可以说:(A )按过去历史,未见例外;(B )推测未来状
况,我们还想不出会有例外的状况。”(65)根据历史,根据归纳法,
人的认识不可能获得绝对真理。
然而,如果过去的经验没有证明人能掌握绝对真理,归纳法不能
推出人能掌握绝对真理的结论,那么真理是绝对的、人能够掌握绝对
真理的信念从何处而来的呢?顾准分析了命题(1 ),其四个条件本
性、使命、可能、历史“终极目的”,“这四个按照的‘东西’,可
以说,无一不是理想性质的。其中,‘可能’一项,理想性似乎不太
明显。不过,假如把它解释为人的潜在在的神性的话,理想性就十分
突出了。”理想的展望,不是现实的“是”、“所能”,而是或然性
极大的“能够”. 顾经验性地把这一理想表述为:“甲、按经验归纳,
人所能掌握的真理,从来都是,今后也将几近于完全的,相对的。乙、
但是这太缺乏想象力了。人是万物之灵,就人类总体,及其所要达到
的历史”终极目的“来说,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66)基督教神
学发挥了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黑格尔体系发
挥了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它们都是人
的理想和愿望的表达,而不是科学的认识。波普尔有言:“整体主义
的思想方法,绝不代表思想发展的高水平或新阶段,而是前科学时期
的特征。”(67)
理想和想象力是不现实、不科学的,然而,“人要有想象力,那
是千真万确的,没有想象力,我们年轻时那会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
做一个小市民?”(68)围绕着革命,顾展开了对“终极目的”的后
果的分析,他肯定它作为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一方面,革命是对
日常连续体的暴破和对现状的破坏,它不可能获得经验性支持,只能
通过对未来至善的想象、对乌托邦的渴望进行社会动员,争取群众参
加;另一方面,革命作为对现存体制和秩序的“他者”,其合法性不
可能来自现实,它必须以超越现实的历史目的、终极理想为依据,证
明自己是“替天行道”“为民作主”. 革命理想主义者“唯有坚持理
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才心有所安。他
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69)而
对于群众来说,“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
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7 0)这是极具感召力的。所以
“终极目的”虽然是想象的理想,而非真实的存在,但它能有效地进
行革命的动员和号召,使社会─政治运动强大有力。从这种想象力出
发,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每当大革命时期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
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的出现,它起作用,却是科
学的。”(71)在法国革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中,“终极目的”
都是革命动员的强大依持和最后依据。
革命必须设定“终极目的”,这不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真实的,
而是因为它是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但这个工具是危险的。“终极目
的”是一元的,它逻辑地包含着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革命家们自以
为掌握着真理,承担着“救民于水火”“建立天国”重任,把“终极
目的”当作最高目的,并为此而拒绝、否定任何其他目的,把一切中
间过程和部分目标都当作手段,清冼一切具有或可能具有竞争力的
“异端邪说”,肆意破坏日常生活,践踏公民权利,实行专政。“斯
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 00%是为了个人权力,
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72)每
次以“终极目的”为号召的革命都导向恐怖和暴力,这其中的原因,
波普尔作过分析:“既然我们不能科学地或用纯理论的方法决定政治
行动的”终极目的“,有关理想社会的状态应该怎样的观点分岐,就
不能总是用论证的方法加以消除。这些分岐至少部分具有宗教分岐的
性质,而在这些不同的乌托邦宗教之间不可能存在容忍。”(73)
“终极目的”原是理想的虚构和动员的口号,谁掌握它并无客观标准,
只能以权力大小来判断,这又导向领袖迷信、个人崇拜,把一个具体
的人塑造成领会历史秘密,体现总体意志的神。“终极目的”都必然
经过手段向目的的转化:它被构想出来是为了动员革命、引领群众的,
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一元排它性,在运用的过程中它成了真正的目的,
革命者从此走到暴政和恐怖,崇高的“终极目的”,是由苦难和牺牲
烘托出来的。
至少在主观上,顾并不反对革命,“我赞美革命风暴。”因此他
也不是一般地反对作为革命旗帜的“终极目的”论,他的问题是“娜
拉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之后怎样?“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许久,我
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
(74)顾终结了“终极目的”,从中解放出三个原则,首先是科学精
神,顾把它总结为五点,主旨是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
无止境,每门知识都在进步,由小而大,由片面而全面,不断发展不
断完善。“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其次,科学
精神也就是哲学多元论的另一种说法,否定了绝对真理,否认有什么
第一因、“终极目的”,也就尊重各种思想主张都是历史的一个阶段,
是人类认识的某一方面,从唯物论到唯心论,从经验主义到唯理主义,
都对改变人类状况有过贡献,谁也不是至高的、终极的,它们的命运
取决于它们各自在相互交锋和斗争中的结果。第三是政治民主,哲学
上的一元论对应于政治上的独断主义、权威主义;多元论对应于民主
和自由,它让人讲话,让每个人都有表达意愿的权利。“民主是与不
断进步联系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的。”(75)其中最重要
的是科学精神,“终极目的”、至善理想等等,都是违背科学的形而
上学。黑格尔本想用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终因其“终极目的”论而
成为最大的形而上学家。所以否定形而上学不是回到辩证法,而是回
归科学,只有真正的科学精神,才能开出哲学多元论和政治民主的新
格局。这是“五四”精神的发扬,更是“五四”精神的超越:它批判
了“五四”以来唯理主义的新传统,重新提出了建基于科学的自由主
义思想,以不断的进步取代“终极目的”,以经验归纳取代唯理演绎,
以多元民主代替一元专制。这将是中国民主建设的必由之路。
“终极目的”论既没有科学根据,在实践中更造成许多灾难。但
对它的清算却并非易事。“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
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76)对于象顾这种早已
被政治整肃打入另册的思想者来说,这个勇气也许主要不是政治高压,
是对自己早年理想的一种痛切反省,而是在放弃了理性万能、理想高
调后对庸常的、不完美的现实的承认。“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绝对完
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 ”(77)就是他要坚决走向的民主,也决非通体光明,只是“伴
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切可笑的现象,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当然,
这种祸害也要正视,也要逐渐减轻它。”(78)否定了“终极目的”
决不是认同一切当下行为,不能把经验主义理想化──顾真正告别了
理想主义。
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开放社会”理论。但是与波普尔不同,顾并
没有否定对中国社会实施整性改造的革命,只是在“今天,当人们以
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
我坚决走上彻底的经验主义、多元主义,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
斗到底。”(79)这就是说,以“终极目的”论为核心的革命理想主
义,在革命过程中和革命成功后有不同的功能。告别黑格尔主义的顾
准没有否定革命,仿佛是预见到后人会“告别革命”,他还赞同性地
说:“最近看到一本西方的经济学文摘,西方的教授们,也有尖锐地
指出,现在许多不发达的国家需要的是内部的革命,外援不足以解决
他们的经济发展问题。”(8 0)他认为革命在当时的中国是有必要
的,而“终极目的”论也成功地解决了革命的动员问题。顾准批判的
是,在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仍然供奉着“终极目的”的信仰,
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成政治专制主义。
这里的问题是,“终极目的”论从“飘扬的旗帜”到“反动的专
制主义”,并不从娜拉走出大门的那一刻才开始的,它之成为“飘扬
的旗帜”,一方面在其符合人们的一般推理:行动要有目的,而在种
种竞争着的目的中,又有一个总的目的或终极目的,只有它才能成为
行动的至上教义。正如波普尔分析的:“看来作为任何合理的政治行
动的一种准备,我们必须首先试图尽可能清楚地了解我们最终的政治
目的;例如我们认为最理想的那种国家;只有在此以后,我们才能确
定何种手段最有助于我们实现这样的国家,或者逐渐向这样的国家前
进,把它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目标,而我们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驾
驭这个历史过程,使它朝着这个选定的目标发展。”(81)另一方面,
有了这个最终的政治目的,革命可以集中分散的特殊意志和目标,专
横地把无数人整合进运动之中,这是从法国到中国屡试不爽的法宝。
这成就了革命,却委屈了个人,其结果正是阿伦特说的:“人类似乎
分裂成为两种类型,一种人相信人无所不能(他们认为,只要懂得如
何组织群众,那么一切将是可能的),而另一种人则认为,他们生命
中的主要感觉是无力感。”(82)
肯定革命中的“终极目的”而否认革命后的“终极目的”,这中
间是有矛盾的。整体性的革命需要借用“终极目的”,“终极目的”
滋养了革命,从而,反省终极目的就一定要反省革命,中国革命是否
是一个错误可以研究,但根据顾的思路,则必须拒绝这场革命。事实
上,顾在反省1789、187 0、1917的革命潮流时,已经提出民主与自
由的进步潮流,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而革
命的潮流却走向反面,天国的理想变成为地上的专制。在其历史研究
中,他认为“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一系列历史条件演变的结果”
(83);“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84)顾突出了历史形成的复杂过程和因素,突出了多种客观条件和
偶然因素的作用,说明历史是形成的不是制作的而是形成的,是渐变
的而是急转的,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历史进步的革命方式,崐从思考
“终极目的”到告别革命,这才是他留给后人真正遗产。但他毕竟没
有正面否认中国的革命,也许他还囿于当时的识见──这是革命者的保
留还是思想者的盲点?

more

哈耶克

薛兆丰 尹忠东

I don't personally agree with Hayek 100%, and consider him as an outdated figure in economists. However since he is so popular in China, why not post something about him. This is just the introduction, I will follow up later.
证券时报·财经周刊,1999.5.14

 

先知的命运是这样展开的:先被讥讽,后被冷落,人们直到山穷水尽,才再次想起他,而这恰恰是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一生的总结。今年5月8日,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思想家的百年诞辰纪念日,我们在此谨致敬意。

在西方自由主义或政治哲学的领域中,哈耶克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义学术团体“朝圣山学会”的创始人,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还是与凯恩斯针锋相对的理论对手,更是预言形形色色干预主义可怕后果的先知。

1940年代,干预主义红极一时,存在主义鼻祖萨特,飞身到苏联取经;一代哲人罗素,对苏维埃的计划经济无限憧憬;欧洲各左派政党纷纷顺利上台执政;英国、法国的国有化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北欧的福利主义所提供的“人类关怀”羡煞旁人……一时间,计划经济、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国家干预主义,都成了美好社会的代名词。

1945年,在学术上正青云直上的哈耶克,清楚地认识到干预主义理论的谬误,并对世界广泛实践这些错误理论的前景深感忧虑,奋笔疾书,写下了《通往奴役之路》。他苦口婆心地警戒世人:“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如果人类放弃自由主义的精神,想凭着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去计划、设计社会,必将把人类引向深渊。”

由于牛顿物理学的空前成功,知识分子们普遍坚信,既然控制和计划在科技领域行得通,也就同样可以借用来解决社会问题。但哈耶克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比自然科学远为复杂,由于知识总是分散地掌握在每个个人手里,所以对人类社会或经济事务作大一统的计划,注定要失败。在《致命的自负》中他写道:“要人类意识到自身认识能力非常有限,与要人类增加对自然的认识,两者不仅同样重要,而且前者要比后者困难得多。”

哈耶克不仅反对极权主义,也反对福利主义;他不仅反对计划经济,也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他反对的目标是如此之多,处处树敌,使他一夜间变成知识界异端,名誉扫地,一些著名学府拒绝聘请他任教,他不得不离开欧洲。但即使到了思想较为自由的美国,他也只能辗转在大学里谋到一个不太对口的位置。

哈耶克当然没有气馁,在一些行事低调的富商的资助下,他不仅继续埋头著述,还将分散在各个大学里受左派势力排挤的学者团结起来,创办了著名的“朝圣山学会”,不仅交流学术,还互相勉励。这个学会的核心会员,不仅有冯·米塞斯、弗兰克·奈特、卡尔·波普尔等老一辈学者,也有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和张五常等新生力量,可谓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哈耶克一生经历坎坷,声誉大起大落。爱他的人,视他为指路明灯;恨他的人,视他为恶魔怪兽。丘吉尔多次引用哈耶克的话,反对对手工党的国有化计划;撒切尔夫人大学时期就读过《通往奴役之路》,到执政初期,她曾拿了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往政策研究员面前一放,说道:“我们信这套”;而布什总统则给哈耶克颁授总统自由勋章,表彰他的学术贡献。

另一方面,从50年代开始,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则指派专人,不断撰写批判文章,清除哈耶克的“毒害”。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些年轻学者在研读哈耶克的著作后,竟被深深地折服了。这些人中包括了冷战结束后领导国家改革的俄罗斯总理盖达尔和捷克总理克劳斯,克劳斯回忆道:“当年在图书馆里秉烛夜读哈耶克,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学者就将哈耶克的著作译出。可惜当时这些书只能是“内部读物”,只是专供学者批判使用的“毒草”标本。直到80年代末,哈耶克的论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才真正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去年,国内又出版发行了邓正来翻译的《自由秩序原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北京开坛宣扬哈耶克的思想,被国际学术界视为我国解放思想的新里程。

是的,未必条条大路都通向罗马,但一个人只要不懈地探求自由和繁荣的原理,那么他或早或迟,都必定要走过哈耶克这扇大门。

more

Earthquake in China Youth Daily

中国青年报《冰点》李大同给中青报总编李而亮的信


● 作者:李大同 2005-08-15 21:08:54

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


李大同  (2005-08-15 10:09:19)


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

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

本周一办公会上你布置了全报社以中心为单位,就新的考核条例征集意见,限在一周内完成,8月20日就要依此执行。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部门主任看过,在此前下发的编委会纪要上,已经对这部方案做了充分肯定,自说自话写上了“导向明显,原则明了,条例清晰,涵盖面广,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溢美之词,这表明你及编委会根本就不准备对这部关系到中国青年报的办报方向、关系到本报新闻评价的根本标准、关系到全报社员工利益的条例做充分的讨论并做实质性的修订。所谓征求意见,无非就是让大家在自己能挣多少“分儿”上再讨讨价罢了。
据了解,对这部办法的宗旨和所有细节,绝大多数编委也是临开会前才第一次看到。如此事关重大、细节繁复的条例,竟在区区两三个小时的一次会上就通过了,堪称一个管理奇迹。我也了解到,这部条例几乎就是你一个人的杰作,与文新副社长经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文本有“很大不同”。可以肯定,你对“文新方案”做了重大的与实质性的改变。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对这样一部重要条例的高层讨论,报社对管理负全责的党组书记和社长王宏猷竟不在场、竟无需他参加。
8月8日周一下午,这部条例在内部网上发布,报社编采人员首次一睹其芳容,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因忙于编稿,我无暇细看。及至周三出版完成,部门开会讨论,我才开始仔细研究这部条例。细读之后,其震惊和愤慨的心情难以言表……
这部条例的核心,一是将评价报纸办得如何的标准,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党的根本宗旨来制定,不是按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精神来制定,不是按广大读者是否满意欢迎来制定,而是将评价标准强制性地依附于少数上级机关和官员的喜恶之下;二是以一套利益给予和利益制裁的方式,将有优良报业文化传统的中国青年报的价值体系彻底瓦解掉,将历来对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对维护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对推动改革有极大热情、对贪官污吏和种种社会腐败深恶痛绝、对努力传播深刻思考、意识明确地担当历史责任的中国青年报人,庸俗化为一群一周复一周算计、争吵自己能拿多少“分儿”的打工仔。因获加分的名额极为有限,实际权力又不掌握在保证“程序公正”的第三方手里,不掌握在读者手里,而是由各级顶头上司最终决定,这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对顶头上司俯首帖耳、中心内各部门明争暗斗的恶性局面。
毫无疑问,将中国青年报人奴化、庸俗化的进程,正在你的领导下(以编委会的名义)按部就班、有计划地进行着,现在,终于大言不惭地写入考核文本了——这是试图整体颠覆中国青年报精神和价值观的一个罕见的制度性文本。
让我们看看这几条吧!
加分:
(三)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3篇文章作者,每篇加50分,从第4到第10的,每篇加30分。
(四)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三个版面,每版加50分;从第4到第10个版面,从加30分起,依次每版递减3分。
(五)获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示表扬的,加80分。
(六)被中宣部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20分;受中宣部《新闻阅评》专题表扬的,加100分;阅评综述中点名表扬的,加50分。
(七)受国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00分;受部委或省委来信表扬的,加80分。
(八)受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表扬的,加300分。
从第5条开始,如果受表扬为稿件,则相应版面责任编辑给予奖励的30%加分。
减分:(六)从“加分”的第5条到第8条,受到点名批评的,按以上标准进行反向扣分。

看到这些规定,简直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篇报道或一个版面,受到读者最高评价只能加50分;而只要受到某个官员表扬,最低也要加80分,最高可以加300分!这还觉得不足以让编辑记者印象深刻,在“减分”条目里,再特别规定,如果受到这些不同级别的官员批评,要“反向扣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为一篇报道无论付出了多大努力,进行了多么艰苦的调查,写作如何精致,甚至可能还经受了生命危险(记者为披露真相被打的还少吗),也无论这篇报道获得了广大读者多么高的赞许,只要惹得某个官员不高兴,“批评”了几句,那么你所有的劳作不仅等于零,你为本报增添的声誉也等于零,读者评价更是连个屁都不算——你还要为此倒找钱,可能赔进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
在这样蛮横无理的制度安排下,编辑记者只要不是精神失常,还有谁会去搞舆论监督报道呢?无独有偶,主流新闻媒体最基本的、代表社会良知和公正,为广大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社会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功能——舆论监督,在这部条例里连一个字都没有,这岂是“疏忽”二字能够解释,刻意为之罢了!
除了日常小额奖励,还有一项总编辑“特别奖励办法”。这可算是“巨额”奖励了——最高可以给2万元。有什么资格可以获得这种巨奖呢?办法如下:
第一条,“A版数在前三名的”,呵呵,A版本来就是总编辑说了算;“总分在前8名的记者”,这是在鼓励什么?越是独家发现和发掘、调查深入和写作精良的稿件,生产量就越低,对本报声誉的价值就越高,对争取订户的贡献就越大,本报缺过眼烟云般的垃圾稿件么?
第二条,不出意外,又是受到各级官员“表扬”的;受表扬次数越多,赏金越高。
第三条,“在编委会统一组织的重大采访活动中出色完成任务的”,谁都清楚,这是指典型宣传、两会报道等规定动作;靠这个“提升了品牌和影响力”的媒体是哪一家?何况这类稿件先天就享有不受竞争的地位,通常被指定刊发日期和重要刊发位置。至于有没有读者看就没人理会了。(如果这是指案情复杂,需要多人配合和相关负责人现场指挥的重大舆论监督报道,如“曹县一中”高考舞弊案,那么我举双手赞成。)
第四条,“采访中遇较大风险,努力克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的”,谢天谢地,如果不是特指出了车祸什么的,这类报道似乎沾点舆论监督的边儿了。可是这与前面的规定之间发生了悖论:批评稿件通常会受到被监督的部门领导恼怒,甚至受到直接上级机关的批评(其概率决不会小于50%,往往还有40%出笼前就会被“公关”或“毙”掉),遇到这种情况,是该重奖还是该“反向扣分”呢?不用说也知道,多半是后者,不奖不罚就是大运气了!如果一篇稿件受到了读者的最高评价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却受到某个上级官员的批评,依照这个条例,又该怎样处理呢?如蒙开恩,最好的结果是两相折抵,相关记者和编辑注定还是要倒扣……
在这封意见书里,我无意一条一条从技术上来讨论(尽管这其中的不可理喻不可行不恰当之处比比皆是,譬如一条六七百字的“本报讯”竟可以与一篇四五千字的调查性报道毫无区分;很多编辑记者即便所有版面、稿件均为A等,也“先天”不可能完成任务),列出上面的条目,是因为这些条目是这部考核条例的核心和基本价值取向。这些条目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青年报向何处去?中国青年报是生存还是死亡?
你到本报任职以来,无论大会小会,“我们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这句提示不绝于耳,大家耳朵里快生出茧子了。在一次部门主任会上,你甚至说出“你们要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样颇具威胁味道的话。也许在你看来,中国青年报的新老业务骨干,从来都没有搞清过自己是干什么的,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现在,你要给我们耳提面命上上课了,光上课还不行,还要亲手设计出一套严密的“制度”——呵呵,不是我要惩罚你,是“按制度办事”。
在你刚到本报任职,作就职讲话时,听起来颇为诚恳地说,中国青年报是一张有优秀历史传统、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报纸,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的编辑记者队伍,你希望能被接纳,“能尽快融入这个集体”。这话很让人感动,也让包括我们这些老编采在内的报社上下,一度对你抱有期望,期望你能尽快感受了解这家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报纸,尽快和大家在如何办好这张报纸上同心协力,共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共同保持和提升本报的品牌。如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你不是在力争“融入”,而是在努力彻底改造这张报纸,——在这部你亲手起草的考核条例里,中国青年报的前景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悲惨地沦为第二份《光明日报》,社会影响力荡然无存,发行量跌落到不堪的地步,半死不活——那曾是率先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报纸,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一张多么令人瞩目的报纸!
我们还没有天真到认为这是你个人意志的产物。不言而喻,你是执行者,然而执行起来毫无心理障碍,屡有创造,积极主动,步步为营。其目标,就是要尽快将中国青年报改造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个别领导心目中的“机关报”,这种“机关报”只有一个特征:必须无条件地为“我”升官创造条件,一切可能有害于“我”晋升的报道都要尽量消灭之!
我1979年进入本报,迄今26年了,历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亲身感受了从胡启立同志开始,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等历任团中央书记的领导风范,他们都经常来报社,或做讲话,或在编辑部串门聊天。启立同志在担任政治局常委时,还到报社来听取意见,与我们面对面就新闻宣传工作做长时间的坦率交流。陈昊苏同志分管本报时,为了解报纸生产的全过程,大冬天里裹着棉大衣和编辑们一起上夜班,直至凌晨报纸印刷出厂。兆国同志到团中央任第一书记伊始(此前我刚刚在二汽与他做过长谈和采访),就专门到报社来看望参加全国记者会的记者,挤在人头涌涌的会议室里和大家谈笑风生。锦涛同志每逢除夕,必到报社来看望大家,和部门主任们座谈,听取意见;座谈结束后还坚持要去食堂看望炊事员。
80年代初一次两会,已经晚上五六点钟,我奉报社之命,紧急采访两会中的青联系统政协委员,要求晚10点钟必须交稿,恰好锦涛同志(时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就住在我隔壁,我敲门而入,说明来意,锦涛同志建议我采访基层来的同志,我说报社点名要采访你,“你今天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锦涛同志听我这样说,便立即接受了采访,他非常理解报纸工作的特性——那时,我只是一个初入此行不久的普通记者,这样直统统地提出采访要求他也毫不为忤。
团中央第一次预备颁发五四奖章时,确定为新疆油田的秦文贵。事前要让他的事迹广为人知。本报作为团中央机关报,率先做好这个先进人物的报道责无旁贷。按照上下级关系,团中央书记处只要给本报发出一道指令就行了。可克强同志担任第一书记的团中央是如何做的呢?有一天,报社意外接到通知,让常务副总编辑和我到团中央书记处开会,怎么会让一个普通编辑去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呢?原来,书记处认为《冰点》的人物报道是最出色的,怎样搞好秦的报道,需要当面和我这个编辑商量。那天常务书记刘鹏同志主持会议,他说:“大同,你是专家,怎样宣传好这个典型,主要听你的意见……”这是一种什么领导风范?本来,《冰点》因处在8版,从不承担典型宣传的任务,但刘鹏同志虚心求教,我“只能”详尽、坦率地讲了我的意见,直言相告:造成张海迪式轰动影响的时代条件已经消失,读者需要看到可亲可触可感却不需要“仰视”的先进人物,只要你的报道“高大全”,就立即会引起读者的反感。最后,刘鹏同志委婉地问我,能否派《冰点》记者支持这次宣传。尽管我认为这不是我份内的报道,但还是派出了最好的冰点记者。这篇“冰点”人物破例在一版头条发表。这以后,秦文贵的报道开始铺天盖地。若干年后,本报有记者问秦文贵,关于你的报道最满意的是哪篇?他回答说,“冰点记者写的那篇。”——这不是命令的结果,面对这样的领导作风,我们心甘情愿。
有一次克强到报社来找总编辑有事。路过我的办公室,就走进来说:“大同,你的冰点可是变热点啦!”我和他开玩笑:“你日理万机,还有时间看冰点?”“我每期必读,有时就干脆直接在报纸上作批示。”他说。本届团中央书记处领导,可曾有一人、一次这样来与本报编辑当面交流过?
一度分管报社的团中央书记姜大明同志,有一次秘书看他独自在办公室泪流满面,悄悄过去一看,他正在看冰点的一篇报道,为报道里孩子们的命运在哭。当我听到这个转述时,深为感动。这表明那时团中央的书记们,尽管身为报社的直接上级,却像普通读者一样在阅读本报,和普通读者一样为报道感动。这是人性而不是“官性”的表现。
像这样的团中央书记们的故事,本报老编老记谁不能讲出几个?总编辑们知道得更多。吉炳轩同志曾分管本报,即便在他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本报老总有事找他请教,莫不是马上让秘书安排时间,从无推拒。胡春华同志分管报社时,有一篇影响巨大的冰点报道遭致某省委强烈反弹,省委第一书记亲自签发了向党中央三个主要部门状告本报的报告。本报似乎面临灭顶之灾,但是,在看了本报记者送去的翔实的调查材料后,春华同志表态:“看来是要干到底了!”——这就是他的家乡!几个回合下来,无论在党内还是被告上法庭,本报都没有输。如果春华同志有一丝为自己“官运”的考虑,如果他不信任、不尊重本报记者的职业水准,会有这个态度吗?
这就是本报复刊后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和分管书记对机关报的做法和态度。我在本报这么多年,没有任何一位编辑记者有过我们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的想法和言论,相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自觉秉承耀邦同志的民主作风,从不粗暴命令,高度尊重媒体自身的运行规律,体谅办报的难处,精心指导和爱护这张报纸并尽量多承担责任。有谁会否认,那时中国青年报的崇高声誉,也同时属于团中央呢?
中国青年报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到今天的,正是在耀邦同志民主风范的熏陶下,在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本报从总编辑到普通编采的共同努力,中国青年报才成为“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报纸,成为党报、机关报里最受读者喜爱和欢迎的报纸。正是基于这种荣誉感,本报很多编辑记者,情愿为这张报纸效力一生;众多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以有幸能进这家报纸供职而骄傲。我们明白,党报、机关报是在战争年代的特殊条件下诞生的,建国后,虽然延续了这一体制,但办报的财政拨款、人员工资以及绝大部分为公费订阅的现实,都无一例外来自纳税人的奉献,因此,党报、机关报有绝对的理由必须对读者、对人民有足够的回报,让他们满意。让读者、让人民满意,就是党报机关报工作者的党性规定,否则我们就是在尸位素餐。
赵勇分管本报后,他本应该充分了解和继承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领导作风。可他第一次在本报部主任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竟拿出1951年创办本报的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这些老报人中国青年报是党报,是团中央机关报,声色俱厉地宣称,谁不想干就走人,我马上就批……没有任何一届、任何一个团中央书记来报社,以这样的威胁口气,讲过如此荒诞无稽的话!
难道中国青年报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之前,李而亮任总编辑之前,就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吗?否定这一点,就是否定了周强、赵勇之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中国青年报的正确领导;就是否定了这之前历任社长、总编辑创下的得到业内同行尊敬的业绩;就是否定了中国青年报作为党报、机关报的办报传统,更否定了几代中国青年报人建立并维护这个办报传统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赵勇真的认为这么多总编辑、部门主任连这个常识都没有吗?连这一点职业规定性都不知道吗?连这一点职业自觉性都不具备吗?当然不是!
一言以蔽之:和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看法截然相反,他认为目前的中国青年报不是他心目中的党报和机关报。他心目中的机关报就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老子吆喝一声,儿子应当瑟瑟发抖;老子让你往北,儿子就不敢往南。怎么这张报纸老是不能按照他的个人意志来办呢?甚至时不时还惹得官场左右的同僚不高兴,对自己的上升仕途造成威胁。
十分严峻的事实是,中国青年报已经面临重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发行量逐年下降,广告收入不足挂齿,去年报纸经营已经严重亏损。而与此同时,一批都市报开始呈现主流报纸的应有风范,自觉承担主流报纸应有的传播责任,新闻与评论制作日渐改善;经营上,广告额数以亿计的已不胜枚举……中国传统的主流大报,正面临着在影响和经营上的前所未有的颓势。这是读者的选择,也是市场的选择。如何应对这种激烈竞争的局面,挽回传统党报和机关报的颓势,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惟一的道路是取信于民,像马克思关于“人民新闻”所说的那样:“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与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到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马克思强调:“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然而赵勇作为团中央分管书记在怎样“领导”自己的机关报呢?他屡次强令本报砍掉“青年话题”版,砍掉《冰点周刊》,一时难以做到至少要砍掉一半的版面;他要求取消最受读者欢迎的学者专栏,尽量削弱这两个品牌版面的影响——他清楚地知道,在历年本报读者调查中,这是中国青年报两个阅读率最高、读者最喜爱的版面(每月调查数据均超过70%,很多月份甚至超过80%,冰点最高曾达到过92%),也是新闻界给本报评价最高的两个品牌。《冰点》不仅是中宣部评定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也是全国记协评出的“中国新闻名栏目”(全国记协评选前在7个省市的各界读者中做了大规模调查,结果《冰点》得票为全国报纸类第一名)。即便在一次县、地级专职团委书记的调查中,《冰点》和“青年话题”也位居阅读率的第一、二名。你本人也对我说过:“我还不知道读者喜欢看什么吗?我太太就要我把周三的报纸带回家,就是要看《冰点》嘛!”——这话你对赵勇也讲过吗?
为什么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欢迎就不符合党报、机关报的办报原则和方向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吗?这是党的新闻宣传原则所规定的吗?这符合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吗?
毫无疑问,现在终于出笼的新的考核办法,暴露出本届团中央分管书记和你本人衡量党报、机关报的真正标准——这就是看少数领导机关的官员是否满意,满意夸奖就赏;如果一不小心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和利益,招来批评,就罚你个底儿掉,叫你下次还敢这样做!——无可置疑,这是对以往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评价标准之全面否定。
对党报、机关报办报方针的理解,你也自有心得。不久前参加过一个总编辑“舆论战”学习班回来,你在办公会上大谈自己如何“大彻大悟”。彻悟了些什么呢?你说悟到了“宣传”是可以按“需要”来的。在会上,你点着本报采写任长霞的记者说,都知道任长霞和丈夫关系十分紧张,可你写典型时就要写关系很好嘛,这是需要;你又举孔繁森的例子,说你很熟悉他,虽然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但也有缺点。“他也有血有肉,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但我们宣传他,就不能写他的这方面,就不能写他的毛病,而要写他如何如何好……”你笑,众人也笑,似乎明白了“感情丰富”在暗指什么。至于“舆论”,你“悟到”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可以造谣、造假,你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这样嘛!”
先不说美国是不是这样,美国媒体是不是这样,即使是,那也绝不是我们效仿的榜样。造谣、造假、按“需要”可以随意杜撰编排事实,这些都是早已被中国新闻业彻底摒弃、严加警惕的行为,也是中宣部近来三令五申要求新闻界杜绝的行为。你是从人民日报过来的,难道人民日报的同行们,没有对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舆论”对国家、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做过痛切反思吗?这不是包括本报在内的所有党报、机关报必须永远、彻底禁止的行为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在你大谈这些“大彻大悟”时,当场就有人发出讥讽之声吗?
在刚刚结束的本报全国记者会上,听说你向记者们传授了“策划新闻”的心法。若干年前,河南郑州建成了一座大型立交桥,当地官员很想上人民日报露脸。“全国有成百上千的立交桥,为什么郑州这座就可以上人民日报头版呢?”本来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时你是人民日报驻河南的记者,于是“策划”了一起50对50年婚龄的夫妇齐上立交桥参观的活动,果然,这条“新闻”上了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就是你自己写的吧?)。你很得意自己的创造,说此举受到了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的表扬。也许,你认为这就是党报机关报的行为方式。对如此心经,我无话可说,只能告诉你,我在本报从业26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事前知道一个记者在主动“创造新闻”,按本报的规则,不仅这条“新闻”必毙无疑,这个记者的职业声誉,亦将万劫不复。
在你就任本报总编辑的讲话中,你介绍了自己过去当总编辑时如何办好报纸的经验,你说那就是要“善于写检查”,这说明你完全清楚受读者欢迎的好报道,有时甚至经常会受到上级批评,善于写检查就是要善于应对这些批评。这话说得很内行,准确反映出中国新闻从业者,尤其是党报、机关报从业者面对同一个报道,读者评价与官方评价有时截然相反的两难困境。全体部门主任对你的讲话和表态报以热烈鼓掌。
仅仅时过8个多月,你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在这次全国记者会上宣称:今后再也不许发生上级批评,记者暗地里高兴,我来写检查的事情!好稿的标准就是受到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表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达,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你呢?你是否知道,记者会还没有结束,就有相当多的的记者,找到经常刊发批评稿件的版面主编,表示歉意,说今后再也不会给你们写批评稿件了?你是否知道,报社许多如我一样的编辑,在听到这个结果时,感到的无边绝望?你是否知道,许多地方记者对我们说,这是本报历史上开得“最沉闷”、“最失望”的一次全国记者会?还有记者告诉我,他们在赴会前就接到“告诫”:在会上“不要说话”。是谁指使、何人因何种原因让记者“闭嘴”?——所有这一切,难道是正常的吗!
不久前,报社发生了一个“事件”,之所以称为是事件,是因为为此形成了编委会文件。矛头针对图片总监贺延光对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用语的批评。本报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就是内部经常发生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编采人员可以从中看到各种不同意见的交锋,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这还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功能,自由辩论的风气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风气使人襟怀坦白,大气,远离阴暗下作,是一张全国性大报必不可少的珍贵的精神资源。我就曾把本报一流辩手、副总编辑陈小川当作辩论对手,在他批评冰点一篇报道的“大字报”旁,也贴出反驳他的“大字报”。这在本报内部,再正常不过了,就像如今在网上发帖一样百无禁忌,丝毫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然而,这次寻常小事却构成了“事件”,编委会在本报历史上首次对这种内部自由批评发出“官方文件”,文件以扭曲、无视的方式全面否定贺延光的意见——这就开了一个影响极坏的先例。发出这份文件的意图很清楚,你还想自由发表批评吗?掂量一下再说吧。
贺延光在批评帖子里实际只指出了两条:“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云云,有充分根据认为,这涉嫌个人崇拜,涉嫌使用“文革”用语。贺延光在帖子里并未对整个评论发表批评,相反,他跟我、跟评论部同事都说过,这类评论可以写,可以写得很好,但绝对不能使用这类文革时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专用语词。这个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有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明确依据。毫无疑问,报社大概除了编委会成员,都会同意贺延光的批评,就连评论员们也无不同意见,评论部主任李方说,“如果我们写出这样的词句,就剁了我的手!”——这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儿:被批评者欣然接受批评甚至因此而高兴,批评者却受到领导层以文件形式发出的批评,文件里矢口不提批评意见本身是否正确,反而越俎代庖,批评批评者用语不当。而此时,当事人双方正毫无芥蒂地在用电话、留言等方式继续坦诚交流呢!
说到防止个人崇拜,就讲一个故事。“小平你好”这幅经典新闻图片,就是贺延光抓拍下来的。那天晚上送到总编室夜班,总编室负责人老报人魏方艾的第一反应竟是“不能发”,理由是“这不是搞个人崇拜吗!”后经反复阐明这是一张大学生自发行为的纯粹的新闻图片,值班总编辑才小心翼翼地同意放在第四版,只给了两栏大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本报对个人崇拜警惕到了多么严格的程度。然而谁都不会否认,这就是中国青年报的文化。无独有偶,团的十五大时本报出特刊,要在一版登江泽民、胡锦涛新老两任总书记和团员青年在一起的大幅照片,本报的职业编辑连这还处理不好吗?可赵勇不放心。事后夜班告诉我,他竟亲自来报社量两张照片的大小,反复揣摩安放位置——堂堂团中央常务书记,此时竟自愿充当版面编辑。为何如此躬亲非本职工作?不过是因为明天特刊要上送给新老两位总书记。此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倒是没有一个干过这种事儿。
两相比较,以你为首的编委会不应该反思一下是否应当发出这个批评批评者的文件吗?编委会是怎样“达成共识”的呢?这是本报一个什么性质的历史记录呢?我们的感受是——这在中国青年报文化史册上涂抹下了令本报全体报人蒙羞的一页!
这个本来不应成为事件的事件在延续,评论部主任李方毅然决定离开本报了,离开他亲手创立、精心培育的“青年话题”,离开本报最具“公民意见”影响力的版块,而这本来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一段时间以来,他流泪、整夜做噩梦,在看到编委会文件后,终于下了决心。几天前他专门到我办公室来,告诉我“会有个交代和了断”,我还在猜测什么事儿要“了断”呢——原来如此!
此前,评论部的同事们开会,要求主任李方找总编辑澄清本报评论员起码的良知和羞耻心的底线。他在痛苦中找你,你是如何回答的呢?你没有耐心听取一个部门主任的沉痛陈述,你没有平等地讨论怎样改善中国青年报的评论,防止“灯塔”之类让业界和读者笑话的陈腐用语和思维定式再出现,而是说:“中国青年报的价值就是你们的价值!”潜台词是“我的价值就是中国青年报的价值”!而且,你的口气没有讨论的余地。如果再不服,后果如何?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中国青年报的部门主任,会给自己的良知一个什么样的归宿——他对社长王宏猷说:“我不能做赵勇的狗!”
这句话注定要被记入报史——他是第一个以如此坦荡荡的理由拂袖而去的本报部门主任,表现出他是一条真汉子。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他是被逼走的,本报领导不给他一点保持自己道德情操的余地。我们竟然无法留住这样一个富有才华、性情温和并愿意作出必要妥协的业务骨干,既是一个莫大耻辱,也是一个莫大嘲讽。我们不能不充满危机感地想到:还有多少有羞耻感和良知底线的本报同仁会被迫步李方的后尘?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本报风气一段时间以来已很不正常,渐渐没有人敢说话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各种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而庸俗、犬儒之气开始弥漫,编委会纪要总是“一致认为”,公共留言上总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连各省部有关部门在本报完成规定宣传任务后发来的千篇一律的官样“感谢信”也要一一登出来,好像这辈子没见过这玩意儿。现在好了,这种表扬随着条例的实施,无疑会像雪片一样飞来,有钱拿呀!这是一种什么导向?
你第一次以本报总编辑的身份担任中国新闻奖的评委,回来以后在办公会上详细介绍了你是怎样纵横捭阖为本报拿到若干奖项的,为此甚至将别人送给你的好烟都拿去送给另一组的组长了,你自嘲为是“行贿”。你很奇怪怎么这项中国新闻“最高奖”在本报没人当回事儿,两次会上都要求大家从此“高度重视起来”,“评职称都要靠这个,是硬件……”
按常理,本报当然应该重视这种最高层次的“同行评议”,从中发现差距并获得应有荣誉。然而这个奖项设立没多少年后,你就无法再尊重它,不仅因为它以“官本位”预置(行政级别越高的新闻单位,额定奖就越多),还因为评选不久就蜕变为一个“大平衡”,东道主报社要保证获奖,其他媒体荣誉均沾最好,大家面子都好看。老徐曾是这个奖的资深评委,我从来没有听他在会上介绍过评选的详细经过,私下也没有,回来就是通报一个结果而已。因为不值得说,懒得说。如果不是你这次回来绘声绘色、充满细节的介绍,我还真不知道这项评奖已经堕落到了如此龌龊的地步,简直就成了赤裸裸的暗中交易,外加些场面上的小谋小计。这样“评”出来的奖,怎么会受到尊重呢?怎么可能评出真正的新闻精品呢?问题还在于,你什么时候这样重视过读者对本报报道的评价呢?你为什么不认为读者的评价同样可以作为评职称的硬件、而且更硬呢?有哪一家报纸因为获官方奖项最多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愿意为它自掏腰包呢?
在你担任总编辑后,办公会上开始呈现出一道新的风景,那就是你总是嗓音洪亮、字正腔圆地亲自诵读《新闻阅评》,往往全文。这次,又公然把阅评员是否表扬或批评,列入编采人员的奖惩条例。究竟有哪个中央文件或中宣部文件授予过阅评小组这样的权威地位呢?没有吧!这些人也是中宣部的普通工作人员,阅评中写入的,不过是他们的个人意见。这些人究竟何德何能,具有何种特殊经历和学识水平,其政治把关水准均远远高过各大中央新闻机构的久经锻炼的总编辑们,有权对他们负责的工作指手划脚,做出不容申辩的终审评定呢?
本来,阅评小组某成员的意见,作为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本着与人为善的诚恳态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讲道理,批评得对,也应当接受并引以为戒。但是,如果这种批评完全没有根据,思想僵化,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扣帽子、打棍子(惜乎许多阅评均属此类),则被批评一方完全可以按照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按照党章所规定的正当权利和途径,对之提出反批评。这才是党内生活正常的体现。可如今,阅评小组成员的个人意见,几乎变成悬在各媒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谁知道哪一天会因为某个领导同志的批示而掉下来(中宣部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哪有时间和精力去与原文作比较呢)!现实是,尽管被批评的报纸老总往往并不认同这些“阅评”,却鲜有按照党内规则提出抗诉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抗上”,于是所有党内民主生活的规定都成了空中楼阁。
鉴于这种《阅评》发文相当频密,几乎每周都能收到两三份,于是俨然成了“指导”各新闻单位工作的尚方宝剑。不正常的情况终于出现了,新闻单位开始和阅评小组套近乎、拉关系,宴请他们,也许还要准备价值不菲的礼品,往往社长总编辑亲自作陪,希望他们能高抬贵手,少给些批评,多写点表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新的腐败品种。
你来本报不久,就宴请了阅评组成员,如果这纯粹是为报社的“安全”着想,还是可以理解的(这花的是报社全体员工的血汗钱哪),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你竟把这些人的个人意见,堂而皇之地列入了本报编辑记者的奖惩条例,将本报编辑记者职业业绩的生杀予夺之权拱手献出。凭什么?谁有权给他们这种权力?你有吗?编委会有吗?经过党组讨论吗?我看是没有。因为这太荒唐了,没有任何一点党规国法的依据,这严重侵犯了编辑记者的合法权益。
除了批评,阅评小组手里另有一个砝码,就是也可以随时表扬他们愿意表扬的报纸,在目前这样不正常的党内生活中,对一家报纸的负责人,这倒成为了一种有利于晋升的“资源”。在个人政治功利的驱使下,总有人会对这种“表扬”趋之若鹜,甚至用利益来交换。已经听到多人传说,中宣部新闻局某领导是你的大学同班同学,关于本报的一些表扬阅评,就是由本报自己人撰写,交由阅评小组再发下来的——我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宁愿只是“传说”……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后各省部发来的“表扬信”也都是由当事人自己撰写,对方盖个公章再传回来,按本报制度拿奖励,那将会出现何等乌烟瘴气的“交易”局面——这种事儿断然不会发生吗?不幸我也听到了这样的传言。我无权调查这些传说的真伪,但编委会则有义务搞清楚,有则应当严肃处分;没有也应当加以澄清,这些传闻正像毒气一样弥漫在本报内部,使人良莠不分,使人堕落……

关于这份新的考核办法,还有很多话要说,譬如技术、细节上的种种不当之处,但这些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核心是价值导向问题,是评判标准问题,是将中国青年报奴婢化、侏儒化、庸俗化的问题。我以一个已将26年的最好年华贡献给中国青年报的老编辑的身份,代表本部门全体同事和其他部门很多和我意见一致的同事,郑重敦请党组和编委会重新设定《考核办法》的基础和内核。如果一意孤行,定要这样做的话,中国青年报的衰败两三年内就会见分晓。谁愿意看到这种结果?谁能够承担这种结果?谁愿意因此被记录为报史上的罪人?!
面对这样一份《考核办法》,我们不能再沉默,要公开地发表我们的意见。每一个认同中国青年报价值观的本报同仁,也没有理由再沉默。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沉默就是沉沦;沉默就是将让光荣的中国青年报死在我们这一代面前……

李大同
2005.8.15

中国青年报贺延光写给领导的一封信


● 作者:贺延光 2005-08-15 21:11:12


作答总编辑和编委会作答总编辑和编委会


贺延光  (2005-08-15 10:06:40)


作答总编辑和编委会

贺延光05.08.14

李方辞职了,本报走了一位不算老也不算年轻,在业内颇受好评,也深受读者和网友信赖的青年报人,而且是在新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办法》,企图从制度上根本颠覆本报长期所维护的新闻标准和新闻人价值取向的时候。
李方选择离开,是因我的批评所致么?
表面看,导火索是我点燃的,但,这个匣子里的爆炸物可不是由我装填的。
我当然有这个自信——虽然李而亮总编辑分别两次在会上,并最后以编委会正式文件的形式,均把我的批评意见与李方承受的压力甚至“做噩梦”变成了因果关系。
8月4日下发的编委会文件指出:“前一阶段,有个别采编人员针对评论员文章进行指责与批评,并在网上引起讨论。有些批评已超出了正常业务探讨的范围,给评论部的同志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也在采编队伍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接着,文件强调,这些评论员文章“符合中央精神和团中央书记处的要求”,“体现了我们报纸的性质、办报宗旨和内容定位”,“在读者和社会上的作用是正面的,反响是好的”云云。
这纯粹叫“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写的那篇《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是反对“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吗?相反,我多次和同事们谈到,面向基层、面向西部是个很好的话题,可以做得很亲切,很人性化。我还说今天的(指7月22日)评论就能看出,作者写得很努力,不错。
我在我的文章末尾,专附了几篇都市报纸社论评论的题目,只希望能有所借鉴并改善我们评论的思路和文风。
我为之害臊的是,我们的评论竟用“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这样明显涉嫌个人崇拜和文革语言的词句开头。为此,我还专门陈述了我批评的依据,只差没有抄写中央有关规定的全文了。
可惜,李而亮总编辑也好,编委会文件也好,云里雾里,就是回避我指出的问题。对此,你们连表示一下“不妥”的意思都没有,甚至将带来作者“精神压力”、造成队伍“思想混乱”的状况直接与我链接起来,就算耍障眼法,做得也太拙劣啦!
现在,我还是要问:领导人“像灯塔一样”,而芸芸众生都是在黑暗中徘徊,你们这样的写法究竟是对是错?不必客气,请理直气壮地回答。
有“精神压力”是事实,首先它伤害的是我们的评论员。他们写评论从开始署真名,到奉命作文不得已编个化名,再到后来干脆什么名都不署了,这是一个职业新闻人从以为荣到以为耻的过程。作为同事,我当然理解他们所承受的难以言说的煎熬和痛苦。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像灯塔一样”这样的文革老词儿,会出自李方或其他几位年青评论员之手。我批评的矛头所向,是始作俑者。这点,社内同仁谁也不会糊涂。
“思想混乱”也是事实,本报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外界也同样议论纷纷。那天一次朋友聚会,我被“海里”一位相当
有身份的人问道:这样的提法(指“像灯塔一样”),人民日报没有,解放军报没有,江泽民同志当政十几年没有。锦涛同志出身共青团,你们又是团中央的机关报,想干什么啊?想为别人提供口实吧?真不怕给锦涛添乱!当时,我无言以对。而这之前,我根本就没看过那篇评论。
所以,对“精神压力”和“思想混乱”,我是承受不起的。李总和编委会就能承受得起吗?对此精心策划并及时予以表
扬和鼓励的团中央主管书记赵勇和第一书记周强,我看也未必能承担得起!
所以,我在《为你害臊》中特别说,“我们,不要钻这个空子”,并提醒道:“生活经验早就告诉世人,凡吹捧别人,尤其是肉麻地吹捧领导人的人,一定是有私利可图”。
党风日下,
世风日下,新闻界已不是一块净土了。某些人只会在纪念陈云同志时才念叨几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话,但实际工作中,他们仅唯上。这个“上”,首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其目的只为自己的“上”。
不是吗,编辑部就有主要领导多次不加遮掩地提倡,在新闻报道中要进行“策划”和“导演”,并为此津津乐道而毫无
羞色。再加上近日出台并冠以“导向明显,原则明了”的《记者编辑考评办法》,这种从办报理念到制度保障一脉相承赤裸裸的唯上是从,让我突然记起了儿时的歌谣: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挨屁嘣!
但是,大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当公共权力被变为私人利器的时候,所有正直和诚实的人,永远不会俯首称臣。
今年四月,在上海评选去年的全国新闻摄影作品,我作为评委接到举报,说去年总书记在陕南视察,当地和胡亲切交谈的所有茶农都是由他人装扮的(这一新闻由央视头条播出)。我们查看了照片(已被省里评为一等奖),几位“茶农”拿的竹篓竟都是新的。这一情况,自然要反映上去。半个月前我已知道了结果,经中央委托新华分社调查证实后,一串人被追究、撤职。
当然,现在社会进步了,也就是撤个职。要在过去,那是“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
所以,还是做老实事吧,当个诚实的人吧。投机取巧,风险也挺大,因为真正有学识有水平的领导同志,从内心压根儿就看不上那类当马仔的人。
李方是个办实事的老实人,他个性鲜明,处事低调,刚来本报不久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天,我的一组“老麦客和新麦王”被一版头条采用,值夜班的他竟当着我的面,否定了我已选定的一张照片并申明理由。要知道,我可是一名资深记者,而他正是我要来的,是我帐下的一名编辑啊。后来,杨浪把李方要到新创刊的社会周刊,他兢兢业业成绩斐然。再后来,他创办的青年话题,不仅被打造成新闻界的名牌,还成为读者至今最为喜爱的专刊之一。
我对一些版面使用照片曾横挑鼻子竖挑眼,却从未对青年话题提过一次意见,尽管整版的它从未使用过一张图片。因为在我看来,那些情系群众利益、针砭社会时弊的评论文章,足足能吸引读者了。
这次“
灯塔”事件,李方并无责任,但他了解“跟理不跟人”的基本道理,更明白做人做事的是非底线。他清楚什么关
头必须要捍卫报人的荣誉,更知道如何与耻辱拉开距离。即便是无力回天,宁愿“剁掉自己的手”,也不愿意成为被年纪轻轻的几个官僚挟持的殉葬品。听他说,我决不当赵勇的狗!
就职13年,任评论部主任的李方,是位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青年报人。
现在,李方选择了辞职,带着他曾在报业赢得的荣耀和眼下极欲摆脱的“噩梦”。
如果我们无法珍视荣耀和解析噩梦,荣耀将化为烟云随风远去,噩梦将陪伴我们彻底死亡。


后注:

《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发表后的10多天,没有总编辑和任何一位编委与我交换意见。我出差离京后,得到的却是总编辑会上会下对批评的批评,以及以编委会名义为消除“思想混乱”而下发的文件,加上新近那个只唯上不唯实的《考评办法》,再加上李方的辞职,故以此作答。
另:为防止曲解,再将《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原文附后。

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

本报评论员,哪位叫“青评”?
看了7月15日你的《振翅远飞正逢时》的第一句话:“胡锦涛总书记就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所作的重要指

示,像灯塔一样,为当代大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就叫我感到恶心、害臊,心闹地根本没有再往下读一个字的欲望


我不会写评论,但会读。“像北斗星”、“像红太阳”和“像灯塔”这类溢美之词见得多了,我等也曾把自己比作“在黑暗

里摸索的困兽”、“需阳光哺育的弱苗”、“不知所以然的孤舟”,可那是30年前的事了。当北斗隐退,太阳西落,灯塔熄

灭之后,人们才开始真正认识了这个国家和我们自己,谁能否认这段社会进步的史实呢?
如果说我对那样的溢美之词“敏感”,还不如换个“警惕”的词儿更准确。
我知道,中央为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曾多次做过正式决定: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并有一系列的

规定出台。
我知道,邓小平在世时,公众场所20年间从没有挂过他的画像,他的画像发行的时候,正是他辞世的当天。
我知道,国庆50年庆典时,三个游行方队分别抬出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巨幅画像,而此时,毛早已住进

了纪念堂,邓也作古两年多,只有江堂堂然地站在天安门古楼上。项庄舞剑,借助钟馗,怎能不让人们指手划脚?
我还知道,新一代领导人执政后,为加强集体领导,防止突出人个,对新闻媒体宣传上也有许多条文限制,尽管

还没细化到禁用“像灯塔一样”这类的词句。
但我们,不要钻这个空子。
生活经验早就告诉世人,凡吹捧别人,尤其是肉麻地吹捧领导人的人,一定是有私利可图。
当然,这样的评论员文章,也得到团中央主管书记赵勇的专门表扬。我看我们还是清醒一点吧,要么他根本没看

出来,要么他还停留在“两杆子”论的水平上。
中青报人写文章,要有起码的职业底线。评论员文章更是表达报社立场、观点的,如果今天能容许“像灯塔”,明天

就可能造出更令人呕吐的“酸曲儿”来。
对此,本报的人虽然议论纷纷,却没有公开的不同声音,这种变化太可怕啦!而海外,却有了专门的评论和猜测


这样马屁拍的,不是成心给领导同志添乱么!
如不改,我有向胡锦涛同志和中央直接反映意见的权利。

贺延光05.07.21

more

Sunday, August 14, 2005

四大爭議 挑動敏感神經

2005.08.15  中國時報
楊珮玲/東京報導


靖國問題的複雜在於其於時代轉換時本身定位的困難和矛盾。目前環繞在靖國神社的相關議題中,最常被提到的至少有下列四項。

一、靖國神社內的被祭祠者如何決定?


靖國神社的前身是一八六九年時建立的「東京招魂社」,最早是為紀念在明治維新時代內戰中死亡的官兵等而建。隔年改名為「靖國神社」,取字面上安定國家之意。

神社方面表示,被合祠者都是「為國戰死者」,是「神」的地位。二次大戰日本敗戰前,常被提到的「為國家而死將成為靖國的神」的概念,顯現靖國神社在戰爭結束前的國家神道角色。

在二次大戰前,合祠對象是由日本的陸海軍省以「機密」方式決定。戰後聯軍總司令部(GHQ)命令靖國神社脫離國家管理,成為宗教法人。雖是宗教法人,但合祠決定是由日本厚生省(現厚生勞動省)和地方政府決定基準的。

台灣和韓國方面近年來有許多聲音,希望把其被祭祠內的祖先從神社內移出,不希望再被合祠於其中。神社方面則說,當初會把戰時台灣或韓國出身的戰沒者一併納入靖國神社中,是因為認定他們當時是日本人,基於平等原則納入祭祠。

二、甲級戰犯被合祠的問題

二次大戰後,東京審判進行,當時以計畫和執行侵略戰爭的罪名起訴的甲級戰犯共廿八名,其中除了死亡和有精神障礙問題者的三人外,其餘廿五人均被判有罪。日本在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後,從被托管狀態恢復獨立,之後就有一連串的回復戰犯和遺族名譽等救濟措施的討論。

後來日本政府修正恩給法等一連串法令,認為因戰爭審判而死亡或在拘禁中傷病者,與一般的戰沒者或戰傷者應享有同樣的待遇。最後甲級戰犯中有十四人從一九七八年秋天起被奉祠在靖國神社內。這些被祭祠的甲級戰犯是北京當局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最主要原因。

三、分祠問題

北京當局希望甲級戰犯從靖國神社裡被分離出來,台灣和韓國的遺族也表明不希望自己祖先被祭祠在靖國神社內,「分祠」的可能性是一直被討論的焦點。

靖國神社方面解釋,神道信仰中所提的「分祠」與外界以為的「分祠」想法有很大的差距。神道認為一旦被奉祠後英靈是成為一體的,無法分開,就像把一杯一杯的水倒入水槽後沒法再把相同的水倒回到原來的水杯一樣。

而分祠的想法是在別處重新「複製」相同的御靈處,不是把舊有的靈拔出來,就像從一個主蠟燭點了火去點燃其他的子蠟燭一樣,這與遺族希望把靈「迎出」的想法不同。

雖然神社方面從宗教理念解釋,不過也有政治家和學者認為神社的做法太過僵化,如同還在奉守明治時代的國家神道一般。他們認為在新的時代裡靖國神社方面應更有彈性,特別是應尊重遺族看法。

四、新的追悼設施

日本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是否可能設立新的追悼設施,以宗教中立性及包含軍人以外的民間人士兩大原則為目標,未來首相如果到新設施參拜應可減少爭議。但這個想法遭到日本遺族會和靖國神社方面的反對,認為這是輕視歷史,彰顯戰沒者的意義將只存個空殼子;也有人認為如在外國壓力下設立新設施,未來將有後患。

more

美台健保制大不同─經驗談

陸以正專欄
via CHINATIMES

台灣今夏苦熱,颱風接二連三來襲,我們夫婦因而來美避暑,寄居紐約市北郊西徹斯特縣(Westchester)女兒家中。原擬早些回國,不想八月四日下午開車到縣中心的白原(White Plains)鎮購物,發生車禍,從而親身體驗到美國與台灣之間,健保制度有多麼大的差異。

六○年代起我雖曾連續駐紐十六年,究竟相距太久,物價今非昔比。那時雖也經歷過車禍,僥倖地從未受傷送醫。現在駕駛人必須扣好安全帶,碰撞時如車速超過一定哩數,駕駛座與一旁乘客座前面的安全氣囊(air bag)會自動充氣膨脹,保護兩人頭部與胸部,都是那時沒有的新玩意兒。所以小珍和我只受點驚嚇與輕傷,並無大礙。更遠不如去年四月在台時,我在電影院裏跌了一跤的嚴重。那次左腿股骨有裂紋性骨折,由救護車送到台大醫院,三日後勞動江清泉教授為我開刀,休養了許久才得恢復。


車禍在美國稀鬆平常,警察馬上趕到,救護車與拖吊車接踵而至。雖有安全氣囊阻隔,我下頷皮膚被擦傷處,仍有少許鮮血滲出。我自問似乎還不需要去醫院,但自車既已損壞,只能下來改坐救護車,感覺左腳步履略有困難。到達白原鎮唯一的「醫院中心(White PlainsHospital Center)」,才下午六時。

從外表看來,我們的傷勢不重,只能在急診室外排隊等候。九時半先輪到我,一位年輕的實習醫師差我去照X光片,他看後發覺左腳三根 骨有骨折現象,命資深的男護理員替我包紮好,給了一對拐杖(crutches)就算完事。

有高血壓的小珍胸部略感痛楚,各種檢驗更加費時。這家醫院號稱中心,雖有二百餘病床與三百位特約醫師,實際常駐院者僅廿餘位資淺醫生。我問如何繼續就診,值班人員查問許久,才寫了骨科與胸腔科各一位醫師的姓名與電話號碼,要我們自取連絡。如此左等右等,離醫院回家已是晚間十一時半了。

次日打電話給醫院骨科,給我的預約門診期是八月十三日﹔我探問診費多少,回答說初診掛號費五○○美元,續診視情形而定。小珍的胸腔科更為忙碌,要到八月廿二日才能輪到她,初診費也要二五○美元。那天在急診室的費用,催了八天才收到帳單,兩人共一千兩百一十一美元;其實並無治療,都是檢驗費用。朋友說,在美國看病,行情就是如此。美國醫藥發達雖領先世界,除大腦以外任何器官都可移植,卻因醫療費用連年飛漲,遠超過通貨膨脹指數,逐漸演變成僅有錢人才能保證全家身體健康了。

美國至今仍無全民健保,薪水階級多數依賴服務場所投保的醫療險,如藍十字險(Blue Cross,Blue Shield)等,限制甚多,像看牙齒須另外投保,重大手術有最高額限制等等。只有年逾六十五歲的人,才能享受聯邦政府的老年醫藥補助(Medicare)。此外聯邦與各州政府的特別醫藥補助(Medicaid)則以貧苦無靠的愛滋患者、出生時即遺傳有毒癮或愛滋病的嬰兒、與養老院的重病老人為對象。退役軍人得享受免費醫療。一般小市民甚或中低產階級根本生不起病,而且早已不是笑話了。

從卡特初任總統起,如何改革健保制度一直是熱門話題。卡特夫人(Rosalyn Carter)花費兩年時間研究,提出全盤改革計畫,卻遭各方阻撓,一敗塗地。廿幾年來,每逢總統或國會選舉,改革各種公民營零零碎碎的醫療制度,建立統一的全民健康保險,一直是美國政客們炒作的話題,卻至今未成事實,可見其困難度之高。

世上最富有的國家,為何全民健保還比不上台灣呢?關鍵之一在於司法。英美法制下容許受害人對醫療過失提出告訴,因而有批惡訟師(ambulance chasing lawyers)專以此為生,官司如打輸不必付錢,贏得賠償則對半均分。布希總統曾譴責「隨便亂告狀(frivolouslawsuits)」。因而一位開業醫師最大的負擔是「醫療過失保險費」,每年至少十餘萬元,外科醫師廿五萬元以上。試想一家診所除房租水電、儀器、秘書護士等開支外,還必須先保過失險,怎能不提高診費?

這也是台灣正鼓勵年輕醫師到窮鄉僻壤去服務,而美國傳統的鄉下醫師(the country doctor)卻因負擔不起保險費,紛紛搬回城市去執業的緣故。醫療費用高昂的原因自然不止這一端,醫院對享有健康保險的病患巧立名目收費,浪費政府補助,乃至捏造病歷,帳單灌水等惡習,凡台灣發生過的花樣,美國都有,而且有過之無不及。

據統計,二○○三年美國人花費在健康醫療上的費用達一兆七千億美元,是國防費用的四點三倍,佔國民總所得百分之十五點三﹔且年增率比通貨膨脹率高四倍,到二○○六年就會佔GDP的百分之十八點七。全美二億五千萬人中,有四千五百萬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其餘有各種不同保險的人中,四口之家平均年保費約九千九百五十美元,單身人保費約三千六百九十五元。保費中雇員本人負擔視公司而異,普通約在三四千之間。到二○○六年時,四口一家的保費估計將漲到一萬四千五百美元,雇員本身負擔就會漲到五六千了。

這些數字初看似乎還不怎麼可怕;但如與台灣比較,去年美國個人平均所得是三萬七千美元,是台灣的二點三五倍。與我國標準相比,美國家庭用於保護健康的錢就遠高於我國人民繳納的健保費了。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