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rthquake in China Youth Daily
中国青年报《冰点》李大同给中青报总编李而亮的信
● 作者：李大同 2005-08-15 21:08:54
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
李大同 (2005-08-15 10:09:19)
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
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
本周一办公会上你布置了全报社以中心为单位，就新的考核条例征集意见，限在一周内完成，8月20日就要依此执行。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部门主任看过，在此前下发的编委会纪要上，已经对这部方案做了充分肯定，自说自话写上了“导向明显，原则明了，条例清晰，涵盖面广，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溢美之词，这表明你及编委会根本就不准备对这部关系到中国青年报的办报方向、关系到本报新闻评价的根本标准、关系到全报社员工利益的条例做充分的讨论并做实质性的修订。所谓征求意见，无非就是让大家在自己能挣多少“分儿”上再讨讨价罢了。
据了解，对这部办法的宗旨和所有细节，绝大多数编委也是临开会前才第一次看到。如此事关重大、细节繁复的条例，竟在区区两三个小时的一次会上就通过了，堪称一个管理奇迹。我也了解到，这部条例几乎就是你一个人的杰作，与文新副社长经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文本有“很大不同”。可以肯定，你对“文新方案”做了重大的与实质性的改变。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对这样一部重要条例的高层讨论，报社对管理负全责的党组书记和社长王宏猷竟不在场、竟无需他参加。
8月8日周一下午，这部条例在内部网上发布，报社编采人员首次一睹其芳容，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因忙于编稿，我无暇细看。及至周三出版完成，部门开会讨论，我才开始仔细研究这部条例。细读之后，其震惊和愤慨的心情难以言表……
这部条例的核心，一是将评价报纸办得如何的标准，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党的根本宗旨来制定，不是按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精神来制定，不是按广大读者是否满意欢迎来制定，而是将评价标准强制性地依附于少数上级机关和官员的喜恶之下；二是以一套利益给予和利益制裁的方式，将有优良报业文化传统的中国青年报的价值体系彻底瓦解掉，将历来对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对维护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对推动改革有极大热情、对贪官污吏和种种社会腐败深恶痛绝、对努力传播深刻思考、意识明确地担当历史责任的中国青年报人，庸俗化为一群一周复一周算计、争吵自己能拿多少“分儿”的打工仔。因获加分的名额极为有限，实际权力又不掌握在保证“程序公正”的第三方手里，不掌握在读者手里，而是由各级顶头上司最终决定，这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对顶头上司俯首帖耳、中心内各部门明争暗斗的恶性局面。
毫无疑问，将中国青年报人奴化、庸俗化的进程，正在你的领导下（以编委会的名义）按部就班、有计划地进行着，现在，终于大言不惭地写入考核文本了——这是试图整体颠覆中国青年报精神和价值观的一个罕见的制度性文本。
让我们看看这几条吧！
加分：
（三）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3篇文章作者，每篇加50分，从第4到第10的，每篇加30分。
（四）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三个版面，每版加50分；从第4到第10个版面，从加30分起，依次每版递减3分。
（五）获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示表扬的，加80分。
（六）被中宣部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20分；受中宣部《新闻阅评》专题表扬的，加100分；阅评综述中点名表扬的，加50分。
（七）受国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00分；受部委或省委来信表扬的，加80分。
（八）受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表扬的，加300分。
从第5条开始，如果受表扬为稿件，则相应版面责任编辑给予奖励的30%加分。
减分：（六）从“加分”的第5条到第8条，受到点名批评的，按以上标准进行反向扣分。
看到这些规定，简直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篇报道或一个版面，受到读者最高评价只能加50分；而只要受到某个官员表扬，最低也要加80分，最高可以加300分！这还觉得不足以让编辑记者印象深刻，在“减分”条目里，再特别规定，如果受到这些不同级别的官员批评，要“反向扣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为一篇报道无论付出了多大努力，进行了多么艰苦的调查，写作如何精致，甚至可能还经受了生命危险（记者为披露真相被打的还少吗），也无论这篇报道获得了广大读者多么高的赞许，只要惹得某个官员不高兴，“批评”了几句，那么你所有的劳作不仅等于零，你为本报增添的声誉也等于零，读者评价更是连个屁都不算——你还要为此倒找钱，可能赔进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
在这样蛮横无理的制度安排下，编辑记者只要不是精神失常，还有谁会去搞舆论监督报道呢？无独有偶，主流新闻媒体最基本的、代表社会良知和公正，为广大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社会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功能——舆论监督，在这部条例里连一个字都没有，这岂是“疏忽”二字能够解释，刻意为之罢了！
除了日常小额奖励，还有一项总编辑“特别奖励办法”。这可算是“巨额”奖励了——最高可以给2万元。有什么资格可以获得这种巨奖呢？办法如下：
第一条，“A版数在前三名的”，呵呵，A版本来就是总编辑说了算；“总分在前8名的记者”，这是在鼓励什么？越是独家发现和发掘、调查深入和写作精良的稿件，生产量就越低，对本报声誉的价值就越高，对争取订户的贡献就越大，本报缺过眼烟云般的垃圾稿件么？
第二条，不出意外，又是受到各级官员“表扬”的；受表扬次数越多，赏金越高。
第三条，“在编委会统一组织的重大采访活动中出色完成任务的”，谁都清楚，这是指典型宣传、两会报道等规定动作；靠这个“提升了品牌和影响力”的媒体是哪一家？何况这类稿件先天就享有不受竞争的地位，通常被指定刊发日期和重要刊发位置。至于有没有读者看就没人理会了。（如果这是指案情复杂，需要多人配合和相关负责人现场指挥的重大舆论监督报道，如“曹县一中”高考舞弊案，那么我举双手赞成。）
第四条，“采访中遇较大风险，努力克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的”，谢天谢地，如果不是特指出了车祸什么的，这类报道似乎沾点舆论监督的边儿了。可是这与前面的规定之间发生了悖论：批评稿件通常会受到被监督的部门领导恼怒，甚至受到直接上级机关的批评（其概率决不会小于50%，往往还有40%出笼前就会被“公关”或“毙”掉），遇到这种情况，是该重奖还是该“反向扣分”呢？不用说也知道，多半是后者，不奖不罚就是大运气了！如果一篇稿件受到了读者的最高评价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却受到某个上级官员的批评，依照这个条例，又该怎样处理呢？如蒙开恩，最好的结果是两相折抵，相关记者和编辑注定还是要倒扣……
在这封意见书里，我无意一条一条从技术上来讨论（尽管这其中的不可理喻不可行不恰当之处比比皆是，譬如一条六七百字的“本报讯”竟可以与一篇四五千字的调查性报道毫无区分；很多编辑记者即便所有版面、稿件均为A等，也“先天”不可能完成任务），列出上面的条目，是因为这些条目是这部考核条例的核心和基本价值取向。这些条目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青年报向何处去？中国青年报是生存还是死亡？
你到本报任职以来，无论大会小会，“我们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这句提示不绝于耳，大家耳朵里快生出茧子了。在一次部门主任会上，你甚至说出“你们要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样颇具威胁味道的话。也许在你看来，中国青年报的新老业务骨干，从来都没有搞清过自己是干什么的，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现在，你要给我们耳提面命上上课了，光上课还不行，还要亲手设计出一套严密的“制度”——呵呵，不是我要惩罚你，是“按制度办事”。
在你刚到本报任职，作就职讲话时，听起来颇为诚恳地说，中国青年报是一张有优秀历史传统、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报纸，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的编辑记者队伍，你希望能被接纳，“能尽快融入这个集体”。这话很让人感动，也让包括我们这些老编采在内的报社上下，一度对你抱有期望，期望你能尽快感受了解这家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报纸，尽快和大家在如何办好这张报纸上同心协力，共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共同保持和提升本报的品牌。如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你不是在力争“融入”，而是在努力彻底改造这张报纸，——在这部你亲手起草的考核条例里，中国青年报的前景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悲惨地沦为第二份《光明日报》，社会影响力荡然无存，发行量跌落到不堪的地步，半死不活——那曾是率先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报纸，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一张多么令人瞩目的报纸！
我们还没有天真到认为这是你个人意志的产物。不言而喻，你是执行者，然而执行起来毫无心理障碍，屡有创造，积极主动，步步为营。其目标，就是要尽快将中国青年报改造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个别领导心目中的“机关报”，这种“机关报”只有一个特征：必须无条件地为“我”升官创造条件，一切可能有害于“我”晋升的报道都要尽量消灭之！
我1979年进入本报，迄今26年了，历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亲身感受了从胡启立同志开始，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等历任团中央书记的领导风范，他们都经常来报社，或做讲话，或在编辑部串门聊天。启立同志在担任政治局常委时，还到报社来听取意见，与我们面对面就新闻宣传工作做长时间的坦率交流。陈昊苏同志分管本报时，为了解报纸生产的全过程，大冬天里裹着棉大衣和编辑们一起上夜班，直至凌晨报纸印刷出厂。兆国同志到团中央任第一书记伊始（此前我刚刚在二汽与他做过长谈和采访），就专门到报社来看望参加全国记者会的记者，挤在人头涌涌的会议室里和大家谈笑风生。锦涛同志每逢除夕，必到报社来看望大家，和部门主任们座谈，听取意见；座谈结束后还坚持要去食堂看望炊事员。
80年代初一次两会，已经晚上五六点钟，我奉报社之命，紧急采访两会中的青联系统政协委员，要求晚10点钟必须交稿，恰好锦涛同志（时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就住在我隔壁，我敲门而入，说明来意，锦涛同志建议我采访基层来的同志，我说报社点名要采访你，“你今天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锦涛同志听我这样说，便立即接受了采访，他非常理解报纸工作的特性——那时，我只是一个初入此行不久的普通记者，这样直统统地提出采访要求他也毫不为忤。
团中央第一次预备颁发五四奖章时，确定为新疆油田的秦文贵。事前要让他的事迹广为人知。本报作为团中央机关报，率先做好这个先进人物的报道责无旁贷。按照上下级关系，团中央书记处只要给本报发出一道指令就行了。可克强同志担任第一书记的团中央是如何做的呢？有一天，报社意外接到通知，让常务副总编辑和我到团中央书记处开会，怎么会让一个普通编辑去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呢？原来，书记处认为《冰点》的人物报道是最出色的，怎样搞好秦的报道，需要当面和我这个编辑商量。那天常务书记刘鹏同志主持会议，他说：“大同，你是专家，怎样宣传好这个典型，主要听你的意见……”这是一种什么领导风范？本来，《冰点》因处在8版，从不承担典型宣传的任务，但刘鹏同志虚心求教，我“只能”详尽、坦率地讲了我的意见，直言相告：造成张海迪式轰动影响的时代条件已经消失，读者需要看到可亲可触可感却不需要“仰视”的先进人物，只要你的报道“高大全”，就立即会引起读者的反感。最后，刘鹏同志委婉地问我，能否派《冰点》记者支持这次宣传。尽管我认为这不是我份内的报道，但还是派出了最好的冰点记者。这篇“冰点”人物破例在一版头条发表。这以后，秦文贵的报道开始铺天盖地。若干年后，本报有记者问秦文贵，关于你的报道最满意的是哪篇？他回答说，“冰点记者写的那篇。”——这不是命令的结果，面对这样的领导作风，我们心甘情愿。
有一次克强到报社来找总编辑有事。路过我的办公室，就走进来说：“大同，你的冰点可是变热点啦！”我和他开玩笑：“你日理万机，还有时间看冰点？”“我每期必读，有时就干脆直接在报纸上作批示。”他说。本届团中央书记处领导，可曾有一人、一次这样来与本报编辑当面交流过？
一度分管报社的团中央书记姜大明同志，有一次秘书看他独自在办公室泪流满面，悄悄过去一看，他正在看冰点的一篇报道，为报道里孩子们的命运在哭。当我听到这个转述时，深为感动。这表明那时团中央的书记们，尽管身为报社的直接上级，却像普通读者一样在阅读本报，和普通读者一样为报道感动。这是人性而不是“官性”的表现。
像这样的团中央书记们的故事，本报老编老记谁不能讲出几个？总编辑们知道得更多。吉炳轩同志曾分管本报，即便在他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本报老总有事找他请教，莫不是马上让秘书安排时间，从无推拒。胡春华同志分管报社时，有一篇影响巨大的冰点报道遭致某省委强烈反弹，省委第一书记亲自签发了向党中央三个主要部门状告本报的报告。本报似乎面临灭顶之灾，但是，在看了本报记者送去的翔实的调查材料后，春华同志表态：“看来是要干到底了！”——这就是他的家乡！几个回合下来，无论在党内还是被告上法庭，本报都没有输。如果春华同志有一丝为自己“官运”的考虑，如果他不信任、不尊重本报记者的职业水准，会有这个态度吗？
这就是本报复刊后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和分管书记对机关报的做法和态度。我在本报这么多年，没有任何一位编辑记者有过我们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的想法和言论，相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自觉秉承耀邦同志的民主作风，从不粗暴命令，高度尊重媒体自身的运行规律，体谅办报的难处，精心指导和爱护这张报纸并尽量多承担责任。有谁会否认，那时中国青年报的崇高声誉，也同时属于团中央呢？
中国青年报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到今天的，正是在耀邦同志民主风范的熏陶下，在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本报从总编辑到普通编采的共同努力，中国青年报才成为“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报纸，成为党报、机关报里最受读者喜爱和欢迎的报纸。正是基于这种荣誉感，本报很多编辑记者，情愿为这张报纸效力一生；众多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以有幸能进这家报纸供职而骄傲。我们明白，党报、机关报是在战争年代的特殊条件下诞生的，建国后，虽然延续了这一体制，但办报的财政拨款、人员工资以及绝大部分为公费订阅的现实，都无一例外来自纳税人的奉献，因此，党报、机关报有绝对的理由必须对读者、对人民有足够的回报，让他们满意。让读者、让人民满意，就是党报机关报工作者的党性规定，否则我们就是在尸位素餐。
赵勇分管本报后，他本应该充分了解和继承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领导作风。可他第一次在本报部主任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竟拿出1951年创办本报的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这些老报人中国青年报是党报，是团中央机关报，声色俱厉地宣称，谁不想干就走人，我马上就批……没有任何一届、任何一个团中央书记来报社，以这样的威胁口气，讲过如此荒诞无稽的话！
难道中国青年报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之前，李而亮任总编辑之前，就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吗？否定这一点，就是否定了周强、赵勇之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中国青年报的正确领导；就是否定了这之前历任社长、总编辑创下的得到业内同行尊敬的业绩；就是否定了中国青年报作为党报、机关报的办报传统，更否定了几代中国青年报人建立并维护这个办报传统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赵勇真的认为这么多总编辑、部门主任连这个常识都没有吗？连这一点职业规定性都不知道吗？连这一点职业自觉性都不具备吗？当然不是！
一言以蔽之：和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看法截然相反，他认为目前的中国青年报不是他心目中的党报和机关报。他心目中的机关报就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老子吆喝一声，儿子应当瑟瑟发抖；老子让你往北，儿子就不敢往南。怎么这张报纸老是不能按照他的个人意志来办呢？甚至时不时还惹得官场左右的同僚不高兴，对自己的上升仕途造成威胁。
十分严峻的事实是，中国青年报已经面临重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发行量逐年下降，广告收入不足挂齿，去年报纸经营已经严重亏损。而与此同时，一批都市报开始呈现主流报纸的应有风范，自觉承担主流报纸应有的传播责任，新闻与评论制作日渐改善；经营上，广告额数以亿计的已不胜枚举……中国传统的主流大报，正面临着在影响和经营上的前所未有的颓势。这是读者的选择，也是市场的选择。如何应对这种激烈竞争的局面，挽回传统党报和机关报的颓势，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惟一的道路是取信于民，像马克思关于“人民新闻”所说的那样：“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与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到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马克思强调：“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然而赵勇作为团中央分管书记在怎样“领导”自己的机关报呢？他屡次强令本报砍掉“青年话题”版，砍掉《冰点周刊》，一时难以做到至少要砍掉一半的版面；他要求取消最受读者欢迎的学者专栏，尽量削弱这两个品牌版面的影响——他清楚地知道，在历年本报读者调查中，这是中国青年报两个阅读率最高、读者最喜爱的版面（每月调查数据均超过70%，很多月份甚至超过80%，冰点最高曾达到过92%），也是新闻界给本报评价最高的两个品牌。《冰点》不仅是中宣部评定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也是全国记协评出的“中国新闻名栏目”（全国记协评选前在7个省市的各界读者中做了大规模调查，结果《冰点》得票为全国报纸类第一名）。即便在一次县、地级专职团委书记的调查中，《冰点》和“青年话题”也位居阅读率的第一、二名。你本人也对我说过：“我还不知道读者喜欢看什么吗？我太太就要我把周三的报纸带回家，就是要看《冰点》嘛！”——这话你对赵勇也讲过吗？
为什么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欢迎就不符合党报、机关报的办报原则和方向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吗？这是党的新闻宣传原则所规定的吗？这符合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吗？
毫无疑问，现在终于出笼的新的考核办法，暴露出本届团中央分管书记和你本人衡量党报、机关报的真正标准——这就是看少数领导机关的官员是否满意，满意夸奖就赏；如果一不小心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和利益，招来批评，就罚你个底儿掉，叫你下次还敢这样做！——无可置疑，这是对以往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评价标准之全面否定。
对党报、机关报办报方针的理解，你也自有心得。不久前参加过一个总编辑“舆论战”学习班回来，你在办公会上大谈自己如何“大彻大悟”。彻悟了些什么呢？你说悟到了“宣传”是可以按“需要”来的。在会上，你点着本报采写任长霞的记者说，都知道任长霞和丈夫关系十分紧张，可你写典型时就要写关系很好嘛，这是需要；你又举孔繁森的例子，说你很熟悉他，虽然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但也有缺点。“他也有血有肉，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但我们宣传他，就不能写他的这方面，就不能写他的毛病，而要写他如何如何好……”你笑，众人也笑，似乎明白了“感情丰富”在暗指什么。至于“舆论”，你“悟到”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可以造谣、造假，你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这样嘛！”
先不说美国是不是这样，美国媒体是不是这样，即使是，那也绝不是我们效仿的榜样。造谣、造假、按“需要”可以随意杜撰编排事实，这些都是早已被中国新闻业彻底摒弃、严加警惕的行为，也是中宣部近来三令五申要求新闻界杜绝的行为。你是从人民日报过来的，难道人民日报的同行们，没有对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舆论”对国家、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做过痛切反思吗？这不是包括本报在内的所有党报、机关报必须永远、彻底禁止的行为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在你大谈这些“大彻大悟”时，当场就有人发出讥讽之声吗？
在刚刚结束的本报全国记者会上，听说你向记者们传授了“策划新闻”的心法。若干年前，河南郑州建成了一座大型立交桥，当地官员很想上人民日报露脸。“全国有成百上千的立交桥，为什么郑州这座就可以上人民日报头版呢？”本来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时你是人民日报驻河南的记者，于是“策划”了一起50对50年婚龄的夫妇齐上立交桥参观的活动，果然，这条“新闻”上了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就是你自己写的吧？）。你很得意自己的创造，说此举受到了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的表扬。也许，你认为这就是党报机关报的行为方式。对如此心经，我无话可说，只能告诉你，我在本报从业26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事前知道一个记者在主动“创造新闻”，按本报的规则，不仅这条“新闻”必毙无疑，这个记者的职业声誉，亦将万劫不复。
在你就任本报总编辑的讲话中，你介绍了自己过去当总编辑时如何办好报纸的经验，你说那就是要“善于写检查”，这说明你完全清楚受读者欢迎的好报道，有时甚至经常会受到上级批评，善于写检查就是要善于应对这些批评。这话说得很内行，准确反映出中国新闻从业者，尤其是党报、机关报从业者面对同一个报道，读者评价与官方评价有时截然相反的两难困境。全体部门主任对你的讲话和表态报以热烈鼓掌。
仅仅时过8个多月，你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在这次全国记者会上宣称：今后再也不许发生上级批评，记者暗地里高兴，我来写检查的事情！好稿的标准就是受到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表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达，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你呢？你是否知道，记者会还没有结束，就有相当多的的记者，找到经常刊发批评稿件的版面主编，表示歉意，说今后再也不会给你们写批评稿件了？你是否知道，报社许多如我一样的编辑，在听到这个结果时，感到的无边绝望？你是否知道，许多地方记者对我们说，这是本报历史上开得“最沉闷”、“最失望”的一次全国记者会？还有记者告诉我，他们在赴会前就接到“告诫”：在会上“不要说话”。是谁指使、何人因何种原因让记者“闭嘴”？——所有这一切，难道是正常的吗！
不久前，报社发生了一个“事件”，之所以称为是事件，是因为为此形成了编委会文件。矛头针对图片总监贺延光对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用语的批评。本报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就是内部经常发生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编采人员可以从中看到各种不同意见的交锋，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这还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功能，自由辩论的风气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风气使人襟怀坦白，大气，远离阴暗下作，是一张全国性大报必不可少的珍贵的精神资源。我就曾把本报一流辩手、副总编辑陈小川当作辩论对手，在他批评冰点一篇报道的“大字报”旁，也贴出反驳他的“大字报”。这在本报内部，再正常不过了，就像如今在网上发帖一样百无禁忌，丝毫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然而，这次寻常小事却构成了“事件”，编委会在本报历史上首次对这种内部自由批评发出“官方文件”，文件以扭曲、无视的方式全面否定贺延光的意见——这就开了一个影响极坏的先例。发出这份文件的意图很清楚，你还想自由发表批评吗？掂量一下再说吧。
贺延光在批评帖子里实际只指出了两条：“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云云，有充分根据认为，这涉嫌个人崇拜，涉嫌使用“文革”用语。贺延光在帖子里并未对整个评论发表批评，相反，他跟我、跟评论部同事都说过，这类评论可以写，可以写得很好，但绝对不能使用这类文革时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专用语词。这个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有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明确依据。毫无疑问，报社大概除了编委会成员，都会同意贺延光的批评，就连评论员们也无不同意见，评论部主任李方说，“如果我们写出这样的词句，就剁了我的手！”——这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儿：被批评者欣然接受批评甚至因此而高兴，批评者却受到领导层以文件形式发出的批评，文件里矢口不提批评意见本身是否正确，反而越俎代庖，批评批评者用语不当。而此时，当事人双方正毫无芥蒂地在用电话、留言等方式继续坦诚交流呢！
说到防止个人崇拜，就讲一个故事。“小平你好”这幅经典新闻图片，就是贺延光抓拍下来的。那天晚上送到总编室夜班，总编室负责人老报人魏方艾的第一反应竟是“不能发”，理由是“这不是搞个人崇拜吗！”后经反复阐明这是一张大学生自发行为的纯粹的新闻图片，值班总编辑才小心翼翼地同意放在第四版，只给了两栏大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本报对个人崇拜警惕到了多么严格的程度。然而谁都不会否认，这就是中国青年报的文化。无独有偶，团的十五大时本报出特刊，要在一版登江泽民、胡锦涛新老两任总书记和团员青年在一起的大幅照片，本报的职业编辑连这还处理不好吗？可赵勇不放心。事后夜班告诉我，他竟亲自来报社量两张照片的大小，反复揣摩安放位置——堂堂团中央常务书记，此时竟自愿充当版面编辑。为何如此躬亲非本职工作？不过是因为明天特刊要上送给新老两位总书记。此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倒是没有一个干过这种事儿。
两相比较，以你为首的编委会不应该反思一下是否应当发出这个批评批评者的文件吗？编委会是怎样“达成共识”的呢？这是本报一个什么性质的历史记录呢？我们的感受是——这在中国青年报文化史册上涂抹下了令本报全体报人蒙羞的一页！
这个本来不应成为事件的事件在延续，评论部主任李方毅然决定离开本报了，离开他亲手创立、精心培育的“青年话题”，离开本报最具“公民意见”影响力的版块，而这本来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一段时间以来，他流泪、整夜做噩梦，在看到编委会文件后，终于下了决心。几天前他专门到我办公室来，告诉我“会有个交代和了断”，我还在猜测什么事儿要“了断”呢——原来如此！
此前，评论部的同事们开会，要求主任李方找总编辑澄清本报评论员起码的良知和羞耻心的底线。他在痛苦中找你，你是如何回答的呢？你没有耐心听取一个部门主任的沉痛陈述，你没有平等地讨论怎样改善中国青年报的评论，防止“灯塔”之类让业界和读者笑话的陈腐用语和思维定式再出现，而是说：“中国青年报的价值就是你们的价值！”潜台词是“我的价值就是中国青年报的价值”！而且，你的口气没有讨论的余地。如果再不服，后果如何？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中国青年报的部门主任，会给自己的良知一个什么样的归宿——他对社长王宏猷说：“我不能做赵勇的狗！”
这句话注定要被记入报史——他是第一个以如此坦荡荡的理由拂袖而去的本报部门主任，表现出他是一条真汉子。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他是被逼走的，本报领导不给他一点保持自己道德情操的余地。我们竟然无法留住这样一个富有才华、性情温和并愿意作出必要妥协的业务骨干，既是一个莫大耻辱，也是一个莫大嘲讽。我们不能不充满危机感地想到：还有多少有羞耻感和良知底线的本报同仁会被迫步李方的后尘？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本报风气一段时间以来已很不正常，渐渐没有人敢说话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各种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而庸俗、犬儒之气开始弥漫，编委会纪要总是“一致认为”，公共留言上总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连各省部有关部门在本报完成规定宣传任务后发来的千篇一律的官样“感谢信”也要一一登出来，好像这辈子没见过这玩意儿。现在好了，这种表扬随着条例的实施，无疑会像雪片一样飞来，有钱拿呀！这是一种什么导向？
你第一次以本报总编辑的身份担任中国新闻奖的评委，回来以后在办公会上详细介绍了你是怎样纵横捭阖为本报拿到若干奖项的，为此甚至将别人送给你的好烟都拿去送给另一组的组长了，你自嘲为是“行贿”。你很奇怪怎么这项中国新闻“最高奖”在本报没人当回事儿，两次会上都要求大家从此“高度重视起来”，“评职称都要靠这个，是硬件……”
按常理，本报当然应该重视这种最高层次的“同行评议”，从中发现差距并获得应有荣誉。然而这个奖项设立没多少年后，你就无法再尊重它，不仅因为它以“官本位”预置（行政级别越高的新闻单位，额定奖就越多），还因为评选不久就蜕变为一个“大平衡”，东道主报社要保证获奖，其他媒体荣誉均沾最好，大家面子都好看。老徐曾是这个奖的资深评委，我从来没有听他在会上介绍过评选的详细经过，私下也没有，回来就是通报一个结果而已。因为不值得说，懒得说。如果不是你这次回来绘声绘色、充满细节的介绍，我还真不知道这项评奖已经堕落到了如此龌龊的地步，简直就成了赤裸裸的暗中交易，外加些场面上的小谋小计。这样“评”出来的奖，怎么会受到尊重呢？怎么可能评出真正的新闻精品呢？问题还在于，你什么时候这样重视过读者对本报报道的评价呢？你为什么不认为读者的评价同样可以作为评职称的硬件、而且更硬呢？有哪一家报纸因为获官方奖项最多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愿意为它自掏腰包呢？
在你担任总编辑后，办公会上开始呈现出一道新的风景，那就是你总是嗓音洪亮、字正腔圆地亲自诵读《新闻阅评》，往往全文。这次，又公然把阅评员是否表扬或批评，列入编采人员的奖惩条例。究竟有哪个中央文件或中宣部文件授予过阅评小组这样的权威地位呢？没有吧！这些人也是中宣部的普通工作人员，阅评中写入的，不过是他们的个人意见。这些人究竟何德何能，具有何种特殊经历和学识水平，其政治把关水准均远远高过各大中央新闻机构的久经锻炼的总编辑们，有权对他们负责的工作指手划脚，做出不容申辩的终审评定呢？
本来，阅评小组某成员的意见，作为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本着与人为善的诚恳态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讲道理，批评得对，也应当接受并引以为戒。但是，如果这种批评完全没有根据，思想僵化，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扣帽子、打棍子（惜乎许多阅评均属此类），则被批评一方完全可以按照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按照党章所规定的正当权利和途径，对之提出反批评。这才是党内生活正常的体现。可如今，阅评小组成员的个人意见，几乎变成悬在各媒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谁知道哪一天会因为某个领导同志的批示而掉下来（中宣部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哪有时间和精力去与原文作比较呢）！现实是，尽管被批评的报纸老总往往并不认同这些“阅评”，却鲜有按照党内规则提出抗诉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抗上”，于是所有党内民主生活的规定都成了空中楼阁。
鉴于这种《阅评》发文相当频密，几乎每周都能收到两三份，于是俨然成了“指导”各新闻单位工作的尚方宝剑。不正常的情况终于出现了，新闻单位开始和阅评小组套近乎、拉关系，宴请他们，也许还要准备价值不菲的礼品，往往社长总编辑亲自作陪，希望他们能高抬贵手，少给些批评，多写点表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新的腐败品种。
你来本报不久，就宴请了阅评组成员，如果这纯粹是为报社的“安全”着想，还是可以理解的（这花的是报社全体员工的血汗钱哪），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你竟把这些人的个人意见，堂而皇之地列入了本报编辑记者的奖惩条例，将本报编辑记者职业业绩的生杀予夺之权拱手献出。凭什么？谁有权给他们这种权力？你有吗？编委会有吗？经过党组讨论吗？我看是没有。因为这太荒唐了，没有任何一点党规国法的依据，这严重侵犯了编辑记者的合法权益。
除了批评，阅评小组手里另有一个砝码，就是也可以随时表扬他们愿意表扬的报纸，在目前这样不正常的党内生活中，对一家报纸的负责人，这倒成为了一种有利于晋升的“资源”。在个人政治功利的驱使下，总有人会对这种“表扬”趋之若鹜，甚至用利益来交换。已经听到多人传说，中宣部新闻局某领导是你的大学同班同学，关于本报的一些表扬阅评，就是由本报自己人撰写，交由阅评小组再发下来的——我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宁愿只是“传说”……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后各省部发来的“表扬信”也都是由当事人自己撰写，对方盖个公章再传回来，按本报制度拿奖励，那将会出现何等乌烟瘴气的“交易”局面——这种事儿断然不会发生吗？不幸我也听到了这样的传言。我无权调查这些传说的真伪，但编委会则有义务搞清楚，有则应当严肃处分；没有也应当加以澄清，这些传闻正像毒气一样弥漫在本报内部，使人良莠不分，使人堕落……
关于这份新的考核办法，还有很多话要说，譬如技术、细节上的种种不当之处，但这些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核心是价值导向问题，是评判标准问题，是将中国青年报奴婢化、侏儒化、庸俗化的问题。我以一个已将26年的最好年华贡献给中国青年报的老编辑的身份，代表本部门全体同事和其他部门很多和我意见一致的同事，郑重敦请党组和编委会重新设定《考核办法》的基础和内核。如果一意孤行，定要这样做的话，中国青年报的衰败两三年内就会见分晓。谁愿意看到这种结果？谁能够承担这种结果？谁愿意因此被记录为报史上的罪人？！
面对这样一份《考核办法》，我们不能再沉默，要公开地发表我们的意见。每一个认同中国青年报价值观的本报同仁，也没有理由再沉默。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沉默就是沉沦；沉默就是将让光荣的中国青年报死在我们这一代面前……
李大同
2005．8.15
中国青年报贺延光写给领导的一封信
● 作者：贺延光 2005-08-15 21:11:12
作答总编辑和编委会作答总编辑和编委会
贺延光 (2005-08-15 10:06:40)
作答总编辑和编委会
贺延光05.08.14
李方辞职了，本报走了一位不算老也不算年轻，在业内颇受好评，也深受读者和网友信赖的青年报人，而且是在新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办法》，企图从制度上根本颠覆本报长期所维护的新闻标准和新闻人价值取向的时候。
李方选择离开，是因我的批评所致么？
表面看，导火索是我点燃的，但，这个匣子里的爆炸物可不是由我装填的。
我当然有这个自信——虽然李而亮总编辑分别两次在会上，并最后以编委会正式文件的形式，均把我的批评意见与李方承受的压力甚至“做噩梦”变成了因果关系。
8月4日下发的编委会文件指出：“前一阶段，有个别采编人员针对评论员文章进行指责与批评，并在网上引起讨论。有些批评已超出了正常业务探讨的范围，给评论部的同志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也在采编队伍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接着，文件强调，这些评论员文章“符合中央精神和团中央书记处的要求”，“体现了我们报纸的性质、办报宗旨和内容定位”，“在读者和社会上的作用是正面的，反响是好的”云云。
这纯粹叫“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写的那篇《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是反对“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吗？相反，我多次和同事们谈到，面向基层、面向西部是个很好的话题，可以做得很亲切，很人性化。我还说今天的（指7月22日）评论就能看出，作者写得很努力，不错。
我在我的文章末尾，专附了几篇都市报纸社论评论的题目，只希望能有所借鉴并改善我们评论的思路和文风。
我为之害臊的是，我们的评论竟用“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这样明显涉嫌个人崇拜和文革语言的词句开头。为此，我还专门陈述了我批评的依据，只差没有抄写中央有关规定的全文了。
可惜，李而亮总编辑也好，编委会文件也好，云里雾里，就是回避我指出的问题。对此，你们连表示一下“不妥”的意思都没有，甚至将带来作者“精神压力”、造成队伍“思想混乱”的状况直接与我链接起来，就算耍障眼法，做得也太拙劣啦！
现在，我还是要问：领导人“像灯塔一样”，而芸芸众生都是在黑暗中徘徊，你们这样的写法究竟是对是错？不必客气，请理直气壮地回答。
有“精神压力”是事实，首先它伤害的是我们的评论员。他们写评论从开始署真名，到奉命作文不得已编个化名，再到后来干脆什么名都不署了，这是一个职业新闻人从以为荣到以为耻的过程。作为同事，我当然理解他们所承受的难以言说的煎熬和痛苦。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像灯塔一样”这样的文革老词儿，会出自李方或其他几位年青评论员之手。我批评的矛头所向，是始作俑者。这点，社内同仁谁也不会糊涂。
“思想混乱”也是事实，本报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外界也同样议论纷纷。那天一次朋友聚会，我被“海里”一位相当
有身份的人问道：这样的提法（指“像灯塔一样”），人民日报没有，解放军报没有，江泽民同志当政十几年没有。锦涛同志出身共青团，你们又是团中央的机关报，想干什么啊？想为别人提供口实吧？真不怕给锦涛添乱！当时，我无言以对。而这之前，我根本就没看过那篇评论。
所以，对“精神压力”和“思想混乱”，我是承受不起的。李总和编委会就能承受得起吗？对此精心策划并及时予以表
扬和鼓励的团中央主管书记赵勇和第一书记周强，我看也未必能承担得起！
所以，我在《为你害臊》中特别说，“我们，不要钻这个空子”，并提醒道：“生活经验早就告诉世人，凡吹捧别人，尤其是肉麻地吹捧领导人的人，一定是有私利可图”。
党风日下，
世风日下，新闻界已不是一块净土了。某些人只会在纪念陈云同志时才念叨几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话，但实际工作中，他们仅唯上。这个“上”，首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其目的只为自己的“上”。
不是吗，编辑部就有主要领导多次不加遮掩地提倡，在新闻报道中要进行“策划”和“导演”，并为此津津乐道而毫无
羞色。再加上近日出台并冠以“导向明显，原则明了”的《记者编辑考评办法》，这种从办报理念到制度保障一脉相承赤裸裸的唯上是从，让我突然记起了儿时的歌谣：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挨屁嘣！
但是，大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当公共权力被变为私人利器的时候，所有正直和诚实的人，永远不会俯首称臣。
今年四月，在上海评选去年的全国新闻摄影作品，我作为评委接到举报，说去年总书记在陕南视察，当地和胡亲切交谈的所有茶农都是由他人装扮的（这一新闻由央视头条播出）。我们查看了照片（已被省里评为一等奖），几位“茶农”拿的竹篓竟都是新的。这一情况，自然要反映上去。半个月前我已知道了结果，经中央委托新华分社调查证实后，一串人被追究、撤职。
当然，现在社会进步了，也就是撤个职。要在过去，那是“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
所以，还是做老实事吧，当个诚实的人吧。投机取巧，风险也挺大，因为真正有学识有水平的领导同志，从内心压根儿就看不上那类当马仔的人。
李方是个办实事的老实人，他个性鲜明，处事低调，刚来本报不久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天，我的一组“老麦客和新麦王”被一版头条采用，值夜班的他竟当着我的面，否定了我已选定的一张照片并申明理由。要知道，我可是一名资深记者，而他正是我要来的，是我帐下的一名编辑啊。后来，杨浪把李方要到新创刊的社会周刊，他兢兢业业成绩斐然。再后来，他创办的青年话题，不仅被打造成新闻界的名牌，还成为读者至今最为喜爱的专刊之一。
我对一些版面使用照片曾横挑鼻子竖挑眼，却从未对青年话题提过一次意见，尽管整版的它从未使用过一张图片。因为在我看来，那些情系群众利益、针砭社会时弊的评论文章，足足能吸引读者了。
这次“
灯塔”事件，李方并无责任，但他了解“跟理不跟人”的基本道理，更明白做人做事的是非底线。他清楚什么关
头必须要捍卫报人的荣誉，更知道如何与耻辱拉开距离。即便是无力回天，宁愿“剁掉自己的手”，也不愿意成为被年纪轻轻的几个官僚挟持的殉葬品。听他说，我决不当赵勇的狗！
就职13年，任评论部主任的李方，是位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青年报人。
现在，李方选择了辞职，带着他曾在报业赢得的荣耀和眼下极欲摆脱的“噩梦”。
如果我们无法珍视荣耀和解析噩梦，荣耀将化为烟云随风远去，噩梦将陪伴我们彻底死亡。
后注：
《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发表后的10多天，没有总编辑和任何一位编委与我交换意见。我出差离京后，得到的却是总编辑会上会下对批评的批评，以及以编委会名义为消除“思想混乱”而下发的文件，加上新近那个只唯上不唯实的《考评办法》，再加上李方的辞职，故以此作答。
另：为防止曲解，再将《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原文附后。
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
本报评论员，哪位叫“青评”？
看了7月15日你的《振翅远飞正逢时》的第一句话：“胡锦涛总书记就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所作的重要指
示，像灯塔一样，为当代大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就叫我感到恶心、害臊，心闹地根本没有再往下读一个字的欲望
。
我不会写评论，但会读。“像北斗星”、“像红太阳”和“像灯塔”这类溢美之词见得多了，我等也曾把自己比作“在黑暗
里摸索的困兽”、“需阳光哺育的弱苗”、“不知所以然的孤舟”，可那是30年前的事了。当北斗隐退，太阳西落，灯塔熄
灭之后，人们才开始真正认识了这个国家和我们自己，谁能否认这段社会进步的史实呢？
如果说我对那样的溢美之词“敏感”，还不如换个“警惕”的词儿更准确。
我知道，中央为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曾多次做过正式决定：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并有一系列的
规定出台。
我知道，邓小平在世时，公众场所20年间从没有挂过他的画像，他的画像发行的时候，正是他辞世的当天。
我知道，国庆50年庆典时，三个游行方队分别抬出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巨幅画像，而此时，毛早已住进
了纪念堂，邓也作古两年多，只有江堂堂然地站在天安门古楼上。项庄舞剑，借助钟馗，怎能不让人们指手划脚？
我还知道，新一代领导人执政后，为加强集体领导，防止突出人个，对新闻媒体宣传上也有许多条文限制，尽管
还没细化到禁用“像灯塔一样”这类的词句。
但我们，不要钻这个空子。
生活经验早就告诉世人，凡吹捧别人，尤其是肉麻地吹捧领导人的人，一定是有私利可图。
当然，这样的评论员文章，也得到团中央主管书记赵勇的专门表扬。我看我们还是清醒一点吧，要么他根本没看
出来，要么他还停留在“两杆子”论的水平上。
中青报人写文章，要有起码的职业底线。评论员文章更是表达报社立场、观点的，如果今天能容许“像灯塔”，明天
就可能造出更令人呕吐的“酸曲儿”来。
对此，本报的人虽然议论纷纷，却没有公开的不同声音，这种变化太可怕啦！而海外，却有了专门的评论和猜测
。
这样马屁拍的，不是成心给领导同志添乱么！
如不改，我有向胡锦涛同志和中央直接反映意见的权利。
贺延光05.07.21
● 作者：李大同 2005-08-15 21:08:54
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
李大同 (2005-08-15 10:09:19)
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
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
本周一办公会上你布置了全报社以中心为单位，就新的考核条例征集意见，限在一周内完成，8月20日就要依此执行。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部门主任看过，在此前下发的编委会纪要上，已经对这部方案做了充分肯定，自说自话写上了“导向明显，原则明了，条例清晰，涵盖面广，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溢美之词，这表明你及编委会根本就不准备对这部关系到中国青年报的办报方向、关系到本报新闻评价的根本标准、关系到全报社员工利益的条例做充分的讨论并做实质性的修订。所谓征求意见，无非就是让大家在自己能挣多少“分儿”上再讨讨价罢了。
据了解，对这部办法的宗旨和所有细节，绝大多数编委也是临开会前才第一次看到。如此事关重大、细节繁复的条例，竟在区区两三个小时的一次会上就通过了，堪称一个管理奇迹。我也了解到，这部条例几乎就是你一个人的杰作，与文新副社长经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文本有“很大不同”。可以肯定，你对“文新方案”做了重大的与实质性的改变。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对这样一部重要条例的高层讨论，报社对管理负全责的党组书记和社长王宏猷竟不在场、竟无需他参加。
8月8日周一下午，这部条例在内部网上发布，报社编采人员首次一睹其芳容，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因忙于编稿，我无暇细看。及至周三出版完成，部门开会讨论，我才开始仔细研究这部条例。细读之后，其震惊和愤慨的心情难以言表……
这部条例的核心，一是将评价报纸办得如何的标准，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党的根本宗旨来制定，不是按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精神来制定，不是按广大读者是否满意欢迎来制定，而是将评价标准强制性地依附于少数上级机关和官员的喜恶之下；二是以一套利益给予和利益制裁的方式，将有优良报业文化传统的中国青年报的价值体系彻底瓦解掉，将历来对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对维护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对推动改革有极大热情、对贪官污吏和种种社会腐败深恶痛绝、对努力传播深刻思考、意识明确地担当历史责任的中国青年报人，庸俗化为一群一周复一周算计、争吵自己能拿多少“分儿”的打工仔。因获加分的名额极为有限，实际权力又不掌握在保证“程序公正”的第三方手里，不掌握在读者手里，而是由各级顶头上司最终决定，这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对顶头上司俯首帖耳、中心内各部门明争暗斗的恶性局面。
毫无疑问，将中国青年报人奴化、庸俗化的进程，正在你的领导下（以编委会的名义）按部就班、有计划地进行着，现在，终于大言不惭地写入考核文本了——这是试图整体颠覆中国青年报精神和价值观的一个罕见的制度性文本。
让我们看看这几条吧！
加分：
（三）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3篇文章作者，每篇加50分，从第4到第10的，每篇加30分。
（四）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三个版面，每版加50分；从第4到第10个版面，从加30分起，依次每版递减3分。
（五）获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示表扬的，加80分。
（六）被中宣部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20分；受中宣部《新闻阅评》专题表扬的，加100分；阅评综述中点名表扬的，加50分。
（七）受国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00分；受部委或省委来信表扬的，加80分。
（八）受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表扬的，加300分。
从第5条开始，如果受表扬为稿件，则相应版面责任编辑给予奖励的30%加分。
减分：（六）从“加分”的第5条到第8条，受到点名批评的，按以上标准进行反向扣分。
看到这些规定，简直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篇报道或一个版面，受到读者最高评价只能加50分；而只要受到某个官员表扬，最低也要加80分，最高可以加300分！这还觉得不足以让编辑记者印象深刻，在“减分”条目里，再特别规定，如果受到这些不同级别的官员批评，要“反向扣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为一篇报道无论付出了多大努力，进行了多么艰苦的调查，写作如何精致，甚至可能还经受了生命危险（记者为披露真相被打的还少吗），也无论这篇报道获得了广大读者多么高的赞许，只要惹得某个官员不高兴，“批评”了几句，那么你所有的劳作不仅等于零，你为本报增添的声誉也等于零，读者评价更是连个屁都不算——你还要为此倒找钱，可能赔进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
在这样蛮横无理的制度安排下，编辑记者只要不是精神失常，还有谁会去搞舆论监督报道呢？无独有偶，主流新闻媒体最基本的、代表社会良知和公正，为广大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社会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功能——舆论监督，在这部条例里连一个字都没有，这岂是“疏忽”二字能够解释，刻意为之罢了！
除了日常小额奖励，还有一项总编辑“特别奖励办法”。这可算是“巨额”奖励了——最高可以给2万元。有什么资格可以获得这种巨奖呢？办法如下：
第一条，“A版数在前三名的”，呵呵，A版本来就是总编辑说了算；“总分在前8名的记者”，这是在鼓励什么？越是独家发现和发掘、调查深入和写作精良的稿件，生产量就越低，对本报声誉的价值就越高，对争取订户的贡献就越大，本报缺过眼烟云般的垃圾稿件么？
第二条，不出意外，又是受到各级官员“表扬”的；受表扬次数越多，赏金越高。
第三条，“在编委会统一组织的重大采访活动中出色完成任务的”，谁都清楚，这是指典型宣传、两会报道等规定动作；靠这个“提升了品牌和影响力”的媒体是哪一家？何况这类稿件先天就享有不受竞争的地位，通常被指定刊发日期和重要刊发位置。至于有没有读者看就没人理会了。（如果这是指案情复杂，需要多人配合和相关负责人现场指挥的重大舆论监督报道，如“曹县一中”高考舞弊案，那么我举双手赞成。）
第四条，“采访中遇较大风险，努力克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的”，谢天谢地，如果不是特指出了车祸什么的，这类报道似乎沾点舆论监督的边儿了。可是这与前面的规定之间发生了悖论：批评稿件通常会受到被监督的部门领导恼怒，甚至受到直接上级机关的批评（其概率决不会小于50%，往往还有40%出笼前就会被“公关”或“毙”掉），遇到这种情况，是该重奖还是该“反向扣分”呢？不用说也知道，多半是后者，不奖不罚就是大运气了！如果一篇稿件受到了读者的最高评价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却受到某个上级官员的批评，依照这个条例，又该怎样处理呢？如蒙开恩，最好的结果是两相折抵，相关记者和编辑注定还是要倒扣……
在这封意见书里，我无意一条一条从技术上来讨论（尽管这其中的不可理喻不可行不恰当之处比比皆是，譬如一条六七百字的“本报讯”竟可以与一篇四五千字的调查性报道毫无区分；很多编辑记者即便所有版面、稿件均为A等，也“先天”不可能完成任务），列出上面的条目，是因为这些条目是这部考核条例的核心和基本价值取向。这些条目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青年报向何处去？中国青年报是生存还是死亡？
你到本报任职以来，无论大会小会，“我们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这句提示不绝于耳，大家耳朵里快生出茧子了。在一次部门主任会上，你甚至说出“你们要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样颇具威胁味道的话。也许在你看来，中国青年报的新老业务骨干，从来都没有搞清过自己是干什么的，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现在，你要给我们耳提面命上上课了，光上课还不行，还要亲手设计出一套严密的“制度”——呵呵，不是我要惩罚你，是“按制度办事”。
在你刚到本报任职，作就职讲话时，听起来颇为诚恳地说，中国青年报是一张有优秀历史传统、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报纸，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的编辑记者队伍，你希望能被接纳，“能尽快融入这个集体”。这话很让人感动，也让包括我们这些老编采在内的报社上下，一度对你抱有期望，期望你能尽快感受了解这家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报纸，尽快和大家在如何办好这张报纸上同心协力，共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共同保持和提升本报的品牌。如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你不是在力争“融入”，而是在努力彻底改造这张报纸，——在这部你亲手起草的考核条例里，中国青年报的前景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悲惨地沦为第二份《光明日报》，社会影响力荡然无存，发行量跌落到不堪的地步，半死不活——那曾是率先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报纸，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一张多么令人瞩目的报纸！
我们还没有天真到认为这是你个人意志的产物。不言而喻，你是执行者，然而执行起来毫无心理障碍，屡有创造，积极主动，步步为营。其目标，就是要尽快将中国青年报改造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个别领导心目中的“机关报”，这种“机关报”只有一个特征：必须无条件地为“我”升官创造条件，一切可能有害于“我”晋升的报道都要尽量消灭之！
我1979年进入本报，迄今26年了，历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亲身感受了从胡启立同志开始，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等历任团中央书记的领导风范，他们都经常来报社，或做讲话，或在编辑部串门聊天。启立同志在担任政治局常委时，还到报社来听取意见，与我们面对面就新闻宣传工作做长时间的坦率交流。陈昊苏同志分管本报时，为了解报纸生产的全过程，大冬天里裹着棉大衣和编辑们一起上夜班，直至凌晨报纸印刷出厂。兆国同志到团中央任第一书记伊始（此前我刚刚在二汽与他做过长谈和采访），就专门到报社来看望参加全国记者会的记者，挤在人头涌涌的会议室里和大家谈笑风生。锦涛同志每逢除夕，必到报社来看望大家，和部门主任们座谈，听取意见；座谈结束后还坚持要去食堂看望炊事员。
80年代初一次两会，已经晚上五六点钟，我奉报社之命，紧急采访两会中的青联系统政协委员，要求晚10点钟必须交稿，恰好锦涛同志（时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就住在我隔壁，我敲门而入，说明来意，锦涛同志建议我采访基层来的同志，我说报社点名要采访你，“你今天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锦涛同志听我这样说，便立即接受了采访，他非常理解报纸工作的特性——那时，我只是一个初入此行不久的普通记者，这样直统统地提出采访要求他也毫不为忤。
团中央第一次预备颁发五四奖章时，确定为新疆油田的秦文贵。事前要让他的事迹广为人知。本报作为团中央机关报，率先做好这个先进人物的报道责无旁贷。按照上下级关系，团中央书记处只要给本报发出一道指令就行了。可克强同志担任第一书记的团中央是如何做的呢？有一天，报社意外接到通知，让常务副总编辑和我到团中央书记处开会，怎么会让一个普通编辑去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呢？原来，书记处认为《冰点》的人物报道是最出色的，怎样搞好秦的报道，需要当面和我这个编辑商量。那天常务书记刘鹏同志主持会议，他说：“大同，你是专家，怎样宣传好这个典型，主要听你的意见……”这是一种什么领导风范？本来，《冰点》因处在8版，从不承担典型宣传的任务，但刘鹏同志虚心求教，我“只能”详尽、坦率地讲了我的意见，直言相告：造成张海迪式轰动影响的时代条件已经消失，读者需要看到可亲可触可感却不需要“仰视”的先进人物，只要你的报道“高大全”，就立即会引起读者的反感。最后，刘鹏同志委婉地问我，能否派《冰点》记者支持这次宣传。尽管我认为这不是我份内的报道，但还是派出了最好的冰点记者。这篇“冰点”人物破例在一版头条发表。这以后，秦文贵的报道开始铺天盖地。若干年后，本报有记者问秦文贵，关于你的报道最满意的是哪篇？他回答说，“冰点记者写的那篇。”——这不是命令的结果，面对这样的领导作风，我们心甘情愿。
有一次克强到报社来找总编辑有事。路过我的办公室，就走进来说：“大同，你的冰点可是变热点啦！”我和他开玩笑：“你日理万机，还有时间看冰点？”“我每期必读，有时就干脆直接在报纸上作批示。”他说。本届团中央书记处领导，可曾有一人、一次这样来与本报编辑当面交流过？
一度分管报社的团中央书记姜大明同志，有一次秘书看他独自在办公室泪流满面，悄悄过去一看，他正在看冰点的一篇报道，为报道里孩子们的命运在哭。当我听到这个转述时，深为感动。这表明那时团中央的书记们，尽管身为报社的直接上级，却像普通读者一样在阅读本报，和普通读者一样为报道感动。这是人性而不是“官性”的表现。
像这样的团中央书记们的故事，本报老编老记谁不能讲出几个？总编辑们知道得更多。吉炳轩同志曾分管本报，即便在他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本报老总有事找他请教，莫不是马上让秘书安排时间，从无推拒。胡春华同志分管报社时，有一篇影响巨大的冰点报道遭致某省委强烈反弹，省委第一书记亲自签发了向党中央三个主要部门状告本报的报告。本报似乎面临灭顶之灾，但是，在看了本报记者送去的翔实的调查材料后，春华同志表态：“看来是要干到底了！”——这就是他的家乡！几个回合下来，无论在党内还是被告上法庭，本报都没有输。如果春华同志有一丝为自己“官运”的考虑，如果他不信任、不尊重本报记者的职业水准，会有这个态度吗？
这就是本报复刊后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和分管书记对机关报的做法和态度。我在本报这么多年，没有任何一位编辑记者有过我们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的想法和言论，相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自觉秉承耀邦同志的民主作风，从不粗暴命令，高度尊重媒体自身的运行规律，体谅办报的难处，精心指导和爱护这张报纸并尽量多承担责任。有谁会否认，那时中国青年报的崇高声誉，也同时属于团中央呢？
中国青年报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到今天的，正是在耀邦同志民主风范的熏陶下，在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本报从总编辑到普通编采的共同努力，中国青年报才成为“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报纸，成为党报、机关报里最受读者喜爱和欢迎的报纸。正是基于这种荣誉感，本报很多编辑记者，情愿为这张报纸效力一生；众多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以有幸能进这家报纸供职而骄傲。我们明白，党报、机关报是在战争年代的特殊条件下诞生的，建国后，虽然延续了这一体制，但办报的财政拨款、人员工资以及绝大部分为公费订阅的现实，都无一例外来自纳税人的奉献，因此，党报、机关报有绝对的理由必须对读者、对人民有足够的回报，让他们满意。让读者、让人民满意，就是党报机关报工作者的党性规定，否则我们就是在尸位素餐。
赵勇分管本报后，他本应该充分了解和继承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领导作风。可他第一次在本报部主任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竟拿出1951年创办本报的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这些老报人中国青年报是党报，是团中央机关报，声色俱厉地宣称，谁不想干就走人，我马上就批……没有任何一届、任何一个团中央书记来报社，以这样的威胁口气，讲过如此荒诞无稽的话！
难道中国青年报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之前，李而亮任总编辑之前，就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吗？否定这一点，就是否定了周强、赵勇之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中国青年报的正确领导；就是否定了这之前历任社长、总编辑创下的得到业内同行尊敬的业绩；就是否定了中国青年报作为党报、机关报的办报传统，更否定了几代中国青年报人建立并维护这个办报传统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赵勇真的认为这么多总编辑、部门主任连这个常识都没有吗？连这一点职业规定性都不知道吗？连这一点职业自觉性都不具备吗？当然不是！
一言以蔽之：和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看法截然相反，他认为目前的中国青年报不是他心目中的党报和机关报。他心目中的机关报就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老子吆喝一声，儿子应当瑟瑟发抖；老子让你往北，儿子就不敢往南。怎么这张报纸老是不能按照他的个人意志来办呢？甚至时不时还惹得官场左右的同僚不高兴，对自己的上升仕途造成威胁。
十分严峻的事实是，中国青年报已经面临重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发行量逐年下降，广告收入不足挂齿，去年报纸经营已经严重亏损。而与此同时，一批都市报开始呈现主流报纸的应有风范，自觉承担主流报纸应有的传播责任，新闻与评论制作日渐改善；经营上，广告额数以亿计的已不胜枚举……中国传统的主流大报，正面临着在影响和经营上的前所未有的颓势。这是读者的选择，也是市场的选择。如何应对这种激烈竞争的局面，挽回传统党报和机关报的颓势，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惟一的道路是取信于民，像马克思关于“人民新闻”所说的那样：“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与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到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马克思强调：“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然而赵勇作为团中央分管书记在怎样“领导”自己的机关报呢？他屡次强令本报砍掉“青年话题”版，砍掉《冰点周刊》，一时难以做到至少要砍掉一半的版面；他要求取消最受读者欢迎的学者专栏，尽量削弱这两个品牌版面的影响——他清楚地知道，在历年本报读者调查中，这是中国青年报两个阅读率最高、读者最喜爱的版面（每月调查数据均超过70%，很多月份甚至超过80%，冰点最高曾达到过92%），也是新闻界给本报评价最高的两个品牌。《冰点》不仅是中宣部评定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也是全国记协评出的“中国新闻名栏目”（全国记协评选前在7个省市的各界读者中做了大规模调查，结果《冰点》得票为全国报纸类第一名）。即便在一次县、地级专职团委书记的调查中，《冰点》和“青年话题”也位居阅读率的第一、二名。你本人也对我说过：“我还不知道读者喜欢看什么吗？我太太就要我把周三的报纸带回家，就是要看《冰点》嘛！”——这话你对赵勇也讲过吗？
为什么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欢迎就不符合党报、机关报的办报原则和方向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吗？这是党的新闻宣传原则所规定的吗？这符合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吗？
毫无疑问，现在终于出笼的新的考核办法，暴露出本届团中央分管书记和你本人衡量党报、机关报的真正标准——这就是看少数领导机关的官员是否满意，满意夸奖就赏；如果一不小心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和利益，招来批评，就罚你个底儿掉，叫你下次还敢这样做！——无可置疑，这是对以往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评价标准之全面否定。
对党报、机关报办报方针的理解，你也自有心得。不久前参加过一个总编辑“舆论战”学习班回来，你在办公会上大谈自己如何“大彻大悟”。彻悟了些什么呢？你说悟到了“宣传”是可以按“需要”来的。在会上，你点着本报采写任长霞的记者说，都知道任长霞和丈夫关系十分紧张，可你写典型时就要写关系很好嘛，这是需要；你又举孔繁森的例子，说你很熟悉他，虽然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但也有缺点。“他也有血有肉，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但我们宣传他，就不能写他的这方面，就不能写他的毛病，而要写他如何如何好……”你笑，众人也笑，似乎明白了“感情丰富”在暗指什么。至于“舆论”，你“悟到”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可以造谣、造假，你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这样嘛！”
先不说美国是不是这样，美国媒体是不是这样，即使是，那也绝不是我们效仿的榜样。造谣、造假、按“需要”可以随意杜撰编排事实，这些都是早已被中国新闻业彻底摒弃、严加警惕的行为，也是中宣部近来三令五申要求新闻界杜绝的行为。你是从人民日报过来的，难道人民日报的同行们，没有对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舆论”对国家、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做过痛切反思吗？这不是包括本报在内的所有党报、机关报必须永远、彻底禁止的行为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在你大谈这些“大彻大悟”时，当场就有人发出讥讽之声吗？
在刚刚结束的本报全国记者会上，听说你向记者们传授了“策划新闻”的心法。若干年前，河南郑州建成了一座大型立交桥，当地官员很想上人民日报露脸。“全国有成百上千的立交桥，为什么郑州这座就可以上人民日报头版呢？”本来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时你是人民日报驻河南的记者，于是“策划”了一起50对50年婚龄的夫妇齐上立交桥参观的活动，果然，这条“新闻”上了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就是你自己写的吧？）。你很得意自己的创造，说此举受到了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的表扬。也许，你认为这就是党报机关报的行为方式。对如此心经，我无话可说，只能告诉你，我在本报从业26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事前知道一个记者在主动“创造新闻”，按本报的规则，不仅这条“新闻”必毙无疑，这个记者的职业声誉，亦将万劫不复。
在你就任本报总编辑的讲话中，你介绍了自己过去当总编辑时如何办好报纸的经验，你说那就是要“善于写检查”，这说明你完全清楚受读者欢迎的好报道，有时甚至经常会受到上级批评，善于写检查就是要善于应对这些批评。这话说得很内行，准确反映出中国新闻从业者，尤其是党报、机关报从业者面对同一个报道，读者评价与官方评价有时截然相反的两难困境。全体部门主任对你的讲话和表态报以热烈鼓掌。
仅仅时过8个多月，你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在这次全国记者会上宣称：今后再也不许发生上级批评，记者暗地里高兴，我来写检查的事情！好稿的标准就是受到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表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达，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你呢？你是否知道，记者会还没有结束，就有相当多的的记者，找到经常刊发批评稿件的版面主编，表示歉意，说今后再也不会给你们写批评稿件了？你是否知道，报社许多如我一样的编辑，在听到这个结果时，感到的无边绝望？你是否知道，许多地方记者对我们说，这是本报历史上开得“最沉闷”、“最失望”的一次全国记者会？还有记者告诉我，他们在赴会前就接到“告诫”：在会上“不要说话”。是谁指使、何人因何种原因让记者“闭嘴”？——所有这一切，难道是正常的吗！
不久前，报社发生了一个“事件”，之所以称为是事件，是因为为此形成了编委会文件。矛头针对图片总监贺延光对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用语的批评。本报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就是内部经常发生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编采人员可以从中看到各种不同意见的交锋，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这还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功能，自由辩论的风气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风气使人襟怀坦白，大气，远离阴暗下作，是一张全国性大报必不可少的珍贵的精神资源。我就曾把本报一流辩手、副总编辑陈小川当作辩论对手，在他批评冰点一篇报道的“大字报”旁，也贴出反驳他的“大字报”。这在本报内部，再正常不过了，就像如今在网上发帖一样百无禁忌，丝毫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然而，这次寻常小事却构成了“事件”，编委会在本报历史上首次对这种内部自由批评发出“官方文件”，文件以扭曲、无视的方式全面否定贺延光的意见——这就开了一个影响极坏的先例。发出这份文件的意图很清楚，你还想自由发表批评吗？掂量一下再说吧。
贺延光在批评帖子里实际只指出了两条：“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云云，有充分根据认为，这涉嫌个人崇拜，涉嫌使用“文革”用语。贺延光在帖子里并未对整个评论发表批评，相反，他跟我、跟评论部同事都说过，这类评论可以写，可以写得很好，但绝对不能使用这类文革时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专用语词。这个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有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明确依据。毫无疑问，报社大概除了编委会成员，都会同意贺延光的批评，就连评论员们也无不同意见，评论部主任李方说，“如果我们写出这样的词句，就剁了我的手！”——这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儿：被批评者欣然接受批评甚至因此而高兴，批评者却受到领导层以文件形式发出的批评，文件里矢口不提批评意见本身是否正确，反而越俎代庖，批评批评者用语不当。而此时，当事人双方正毫无芥蒂地在用电话、留言等方式继续坦诚交流呢！
说到防止个人崇拜，就讲一个故事。“小平你好”这幅经典新闻图片，就是贺延光抓拍下来的。那天晚上送到总编室夜班，总编室负责人老报人魏方艾的第一反应竟是“不能发”，理由是“这不是搞个人崇拜吗！”后经反复阐明这是一张大学生自发行为的纯粹的新闻图片，值班总编辑才小心翼翼地同意放在第四版，只给了两栏大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本报对个人崇拜警惕到了多么严格的程度。然而谁都不会否认，这就是中国青年报的文化。无独有偶，团的十五大时本报出特刊，要在一版登江泽民、胡锦涛新老两任总书记和团员青年在一起的大幅照片，本报的职业编辑连这还处理不好吗？可赵勇不放心。事后夜班告诉我，他竟亲自来报社量两张照片的大小，反复揣摩安放位置——堂堂团中央常务书记，此时竟自愿充当版面编辑。为何如此躬亲非本职工作？不过是因为明天特刊要上送给新老两位总书记。此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倒是没有一个干过这种事儿。
两相比较，以你为首的编委会不应该反思一下是否应当发出这个批评批评者的文件吗？编委会是怎样“达成共识”的呢？这是本报一个什么性质的历史记录呢？我们的感受是——这在中国青年报文化史册上涂抹下了令本报全体报人蒙羞的一页！
这个本来不应成为事件的事件在延续，评论部主任李方毅然决定离开本报了，离开他亲手创立、精心培育的“青年话题”，离开本报最具“公民意见”影响力的版块，而这本来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一段时间以来，他流泪、整夜做噩梦，在看到编委会文件后，终于下了决心。几天前他专门到我办公室来，告诉我“会有个交代和了断”，我还在猜测什么事儿要“了断”呢——原来如此！
此前，评论部的同事们开会，要求主任李方找总编辑澄清本报评论员起码的良知和羞耻心的底线。他在痛苦中找你，你是如何回答的呢？你没有耐心听取一个部门主任的沉痛陈述，你没有平等地讨论怎样改善中国青年报的评论，防止“灯塔”之类让业界和读者笑话的陈腐用语和思维定式再出现，而是说：“中国青年报的价值就是你们的价值！”潜台词是“我的价值就是中国青年报的价值”！而且，你的口气没有讨论的余地。如果再不服，后果如何？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中国青年报的部门主任，会给自己的良知一个什么样的归宿——他对社长王宏猷说：“我不能做赵勇的狗！”
这句话注定要被记入报史——他是第一个以如此坦荡荡的理由拂袖而去的本报部门主任，表现出他是一条真汉子。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他是被逼走的，本报领导不给他一点保持自己道德情操的余地。我们竟然无法留住这样一个富有才华、性情温和并愿意作出必要妥协的业务骨干，既是一个莫大耻辱，也是一个莫大嘲讽。我们不能不充满危机感地想到：还有多少有羞耻感和良知底线的本报同仁会被迫步李方的后尘？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本报风气一段时间以来已很不正常，渐渐没有人敢说话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各种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而庸俗、犬儒之气开始弥漫，编委会纪要总是“一致认为”，公共留言上总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连各省部有关部门在本报完成规定宣传任务后发来的千篇一律的官样“感谢信”也要一一登出来，好像这辈子没见过这玩意儿。现在好了，这种表扬随着条例的实施，无疑会像雪片一样飞来，有钱拿呀！这是一种什么导向？
你第一次以本报总编辑的身份担任中国新闻奖的评委，回来以后在办公会上详细介绍了你是怎样纵横捭阖为本报拿到若干奖项的，为此甚至将别人送给你的好烟都拿去送给另一组的组长了，你自嘲为是“行贿”。你很奇怪怎么这项中国新闻“最高奖”在本报没人当回事儿，两次会上都要求大家从此“高度重视起来”，“评职称都要靠这个，是硬件……”
按常理，本报当然应该重视这种最高层次的“同行评议”，从中发现差距并获得应有荣誉。然而这个奖项设立没多少年后，你就无法再尊重它，不仅因为它以“官本位”预置（行政级别越高的新闻单位，额定奖就越多），还因为评选不久就蜕变为一个“大平衡”，东道主报社要保证获奖，其他媒体荣誉均沾最好，大家面子都好看。老徐曾是这个奖的资深评委，我从来没有听他在会上介绍过评选的详细经过，私下也没有，回来就是通报一个结果而已。因为不值得说，懒得说。如果不是你这次回来绘声绘色、充满细节的介绍，我还真不知道这项评奖已经堕落到了如此龌龊的地步，简直就成了赤裸裸的暗中交易，外加些场面上的小谋小计。这样“评”出来的奖，怎么会受到尊重呢？怎么可能评出真正的新闻精品呢？问题还在于，你什么时候这样重视过读者对本报报道的评价呢？你为什么不认为读者的评价同样可以作为评职称的硬件、而且更硬呢？有哪一家报纸因为获官方奖项最多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愿意为它自掏腰包呢？
在你担任总编辑后，办公会上开始呈现出一道新的风景，那就是你总是嗓音洪亮、字正腔圆地亲自诵读《新闻阅评》，往往全文。这次，又公然把阅评员是否表扬或批评，列入编采人员的奖惩条例。究竟有哪个中央文件或中宣部文件授予过阅评小组这样的权威地位呢？没有吧！这些人也是中宣部的普通工作人员，阅评中写入的，不过是他们的个人意见。这些人究竟何德何能，具有何种特殊经历和学识水平，其政治把关水准均远远高过各大中央新闻机构的久经锻炼的总编辑们，有权对他们负责的工作指手划脚，做出不容申辩的终审评定呢？
本来，阅评小组某成员的意见，作为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本着与人为善的诚恳态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讲道理，批评得对，也应当接受并引以为戒。但是，如果这种批评完全没有根据，思想僵化，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扣帽子、打棍子（惜乎许多阅评均属此类），则被批评一方完全可以按照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按照党章所规定的正当权利和途径，对之提出反批评。这才是党内生活正常的体现。可如今，阅评小组成员的个人意见，几乎变成悬在各媒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谁知道哪一天会因为某个领导同志的批示而掉下来（中宣部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哪有时间和精力去与原文作比较呢）！现实是，尽管被批评的报纸老总往往并不认同这些“阅评”，却鲜有按照党内规则提出抗诉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抗上”，于是所有党内民主生活的规定都成了空中楼阁。
鉴于这种《阅评》发文相当频密，几乎每周都能收到两三份，于是俨然成了“指导”各新闻单位工作的尚方宝剑。不正常的情况终于出现了，新闻单位开始和阅评小组套近乎、拉关系，宴请他们，也许还要准备价值不菲的礼品，往往社长总编辑亲自作陪，希望他们能高抬贵手，少给些批评，多写点表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新的腐败品种。
你来本报不久，就宴请了阅评组成员，如果这纯粹是为报社的“安全”着想，还是可以理解的（这花的是报社全体员工的血汗钱哪），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你竟把这些人的个人意见，堂而皇之地列入了本报编辑记者的奖惩条例，将本报编辑记者职业业绩的生杀予夺之权拱手献出。凭什么？谁有权给他们这种权力？你有吗？编委会有吗？经过党组讨论吗？我看是没有。因为这太荒唐了，没有任何一点党规国法的依据，这严重侵犯了编辑记者的合法权益。
除了批评，阅评小组手里另有一个砝码，就是也可以随时表扬他们愿意表扬的报纸，在目前这样不正常的党内生活中，对一家报纸的负责人，这倒成为了一种有利于晋升的“资源”。在个人政治功利的驱使下，总有人会对这种“表扬”趋之若鹜，甚至用利益来交换。已经听到多人传说，中宣部新闻局某领导是你的大学同班同学，关于本报的一些表扬阅评，就是由本报自己人撰写，交由阅评小组再发下来的——我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宁愿只是“传说”……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后各省部发来的“表扬信”也都是由当事人自己撰写，对方盖个公章再传回来，按本报制度拿奖励，那将会出现何等乌烟瘴气的“交易”局面——这种事儿断然不会发生吗？不幸我也听到了这样的传言。我无权调查这些传说的真伪，但编委会则有义务搞清楚，有则应当严肃处分；没有也应当加以澄清，这些传闻正像毒气一样弥漫在本报内部，使人良莠不分，使人堕落……
关于这份新的考核办法，还有很多话要说，譬如技术、细节上的种种不当之处，但这些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核心是价值导向问题，是评判标准问题，是将中国青年报奴婢化、侏儒化、庸俗化的问题。我以一个已将26年的最好年华贡献给中国青年报的老编辑的身份，代表本部门全体同事和其他部门很多和我意见一致的同事，郑重敦请党组和编委会重新设定《考核办法》的基础和内核。如果一意孤行，定要这样做的话，中国青年报的衰败两三年内就会见分晓。谁愿意看到这种结果？谁能够承担这种结果？谁愿意因此被记录为报史上的罪人？！
面对这样一份《考核办法》，我们不能再沉默，要公开地发表我们的意见。每一个认同中国青年报价值观的本报同仁，也没有理由再沉默。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沉默就是沉沦；沉默就是将让光荣的中国青年报死在我们这一代面前……
李大同
2005．8.15
中国青年报贺延光写给领导的一封信
● 作者：贺延光 2005-08-15 21:11:12
作答总编辑和编委会作答总编辑和编委会
贺延光 (2005-08-15 10:06:40)
作答总编辑和编委会
贺延光05.08.14
李方辞职了，本报走了一位不算老也不算年轻，在业内颇受好评，也深受读者和网友信赖的青年报人，而且是在新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办法》，企图从制度上根本颠覆本报长期所维护的新闻标准和新闻人价值取向的时候。
李方选择离开，是因我的批评所致么？
表面看，导火索是我点燃的，但，这个匣子里的爆炸物可不是由我装填的。
我当然有这个自信——虽然李而亮总编辑分别两次在会上，并最后以编委会正式文件的形式，均把我的批评意见与李方承受的压力甚至“做噩梦”变成了因果关系。
8月4日下发的编委会文件指出：“前一阶段，有个别采编人员针对评论员文章进行指责与批评，并在网上引起讨论。有些批评已超出了正常业务探讨的范围，给评论部的同志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也在采编队伍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接着，文件强调，这些评论员文章“符合中央精神和团中央书记处的要求”，“体现了我们报纸的性质、办报宗旨和内容定位”，“在读者和社会上的作用是正面的，反响是好的”云云。
这纯粹叫“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写的那篇《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是反对“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吗？相反，我多次和同事们谈到，面向基层、面向西部是个很好的话题，可以做得很亲切，很人性化。我还说今天的（指7月22日）评论就能看出，作者写得很努力，不错。
我在我的文章末尾，专附了几篇都市报纸社论评论的题目，只希望能有所借鉴并改善我们评论的思路和文风。
我为之害臊的是，我们的评论竟用“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这样明显涉嫌个人崇拜和文革语言的词句开头。为此，我还专门陈述了我批评的依据，只差没有抄写中央有关规定的全文了。
可惜，李而亮总编辑也好，编委会文件也好，云里雾里，就是回避我指出的问题。对此，你们连表示一下“不妥”的意思都没有，甚至将带来作者“精神压力”、造成队伍“思想混乱”的状况直接与我链接起来，就算耍障眼法，做得也太拙劣啦！
现在，我还是要问：领导人“像灯塔一样”，而芸芸众生都是在黑暗中徘徊，你们这样的写法究竟是对是错？不必客气，请理直气壮地回答。
有“精神压力”是事实，首先它伤害的是我们的评论员。他们写评论从开始署真名，到奉命作文不得已编个化名，再到后来干脆什么名都不署了，这是一个职业新闻人从以为荣到以为耻的过程。作为同事，我当然理解他们所承受的难以言说的煎熬和痛苦。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像灯塔一样”这样的文革老词儿，会出自李方或其他几位年青评论员之手。我批评的矛头所向，是始作俑者。这点，社内同仁谁也不会糊涂。
“思想混乱”也是事实，本报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外界也同样议论纷纷。那天一次朋友聚会，我被“海里”一位相当
有身份的人问道：这样的提法（指“像灯塔一样”），人民日报没有，解放军报没有，江泽民同志当政十几年没有。锦涛同志出身共青团，你们又是团中央的机关报，想干什么啊？想为别人提供口实吧？真不怕给锦涛添乱！当时，我无言以对。而这之前，我根本就没看过那篇评论。
所以，对“精神压力”和“思想混乱”，我是承受不起的。李总和编委会就能承受得起吗？对此精心策划并及时予以表
扬和鼓励的团中央主管书记赵勇和第一书记周强，我看也未必能承担得起！
所以，我在《为你害臊》中特别说，“我们，不要钻这个空子”，并提醒道：“生活经验早就告诉世人，凡吹捧别人，尤其是肉麻地吹捧领导人的人，一定是有私利可图”。
党风日下，
世风日下，新闻界已不是一块净土了。某些人只会在纪念陈云同志时才念叨几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话，但实际工作中，他们仅唯上。这个“上”，首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其目的只为自己的“上”。
不是吗，编辑部就有主要领导多次不加遮掩地提倡，在新闻报道中要进行“策划”和“导演”，并为此津津乐道而毫无
羞色。再加上近日出台并冠以“导向明显，原则明了”的《记者编辑考评办法》，这种从办报理念到制度保障一脉相承赤裸裸的唯上是从，让我突然记起了儿时的歌谣：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挨屁嘣！
但是，大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当公共权力被变为私人利器的时候，所有正直和诚实的人，永远不会俯首称臣。
今年四月，在上海评选去年的全国新闻摄影作品，我作为评委接到举报，说去年总书记在陕南视察，当地和胡亲切交谈的所有茶农都是由他人装扮的（这一新闻由央视头条播出）。我们查看了照片（已被省里评为一等奖），几位“茶农”拿的竹篓竟都是新的。这一情况，自然要反映上去。半个月前我已知道了结果，经中央委托新华分社调查证实后，一串人被追究、撤职。
当然，现在社会进步了，也就是撤个职。要在过去，那是“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
所以，还是做老实事吧，当个诚实的人吧。投机取巧，风险也挺大，因为真正有学识有水平的领导同志，从内心压根儿就看不上那类当马仔的人。
李方是个办实事的老实人，他个性鲜明，处事低调，刚来本报不久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天，我的一组“老麦客和新麦王”被一版头条采用，值夜班的他竟当着我的面，否定了我已选定的一张照片并申明理由。要知道，我可是一名资深记者，而他正是我要来的，是我帐下的一名编辑啊。后来，杨浪把李方要到新创刊的社会周刊，他兢兢业业成绩斐然。再后来，他创办的青年话题，不仅被打造成新闻界的名牌，还成为读者至今最为喜爱的专刊之一。
我对一些版面使用照片曾横挑鼻子竖挑眼，却从未对青年话题提过一次意见，尽管整版的它从未使用过一张图片。因为在我看来，那些情系群众利益、针砭社会时弊的评论文章，足足能吸引读者了。
这次“
灯塔”事件，李方并无责任，但他了解“跟理不跟人”的基本道理，更明白做人做事的是非底线。他清楚什么关
头必须要捍卫报人的荣誉，更知道如何与耻辱拉开距离。即便是无力回天，宁愿“剁掉自己的手”，也不愿意成为被年纪轻轻的几个官僚挟持的殉葬品。听他说，我决不当赵勇的狗！
就职13年，任评论部主任的李方，是位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青年报人。
现在，李方选择了辞职，带着他曾在报业赢得的荣耀和眼下极欲摆脱的“噩梦”。
如果我们无法珍视荣耀和解析噩梦，荣耀将化为烟云随风远去，噩梦将陪伴我们彻底死亡。
后注：
《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发表后的10多天，没有总编辑和任何一位编委与我交换意见。我出差离京后，得到的却是总编辑会上会下对批评的批评，以及以编委会名义为消除“思想混乱”而下发的文件，加上新近那个只唯上不唯实的《考评办法》，再加上李方的辞职，故以此作答。
另：为防止曲解，再将《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原文附后。
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
本报评论员，哪位叫“青评”？
看了7月15日你的《振翅远飞正逢时》的第一句话：“胡锦涛总书记就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所作的重要指
示，像灯塔一样，为当代大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就叫我感到恶心、害臊，心闹地根本没有再往下读一个字的欲望
。
我不会写评论，但会读。“像北斗星”、“像红太阳”和“像灯塔”这类溢美之词见得多了，我等也曾把自己比作“在黑暗
里摸索的困兽”、“需阳光哺育的弱苗”、“不知所以然的孤舟”，可那是30年前的事了。当北斗隐退，太阳西落，灯塔熄
灭之后，人们才开始真正认识了这个国家和我们自己，谁能否认这段社会进步的史实呢？
如果说我对那样的溢美之词“敏感”，还不如换个“警惕”的词儿更准确。
我知道，中央为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曾多次做过正式决定：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并有一系列的
规定出台。
我知道，邓小平在世时，公众场所20年间从没有挂过他的画像，他的画像发行的时候，正是他辞世的当天。
我知道，国庆50年庆典时，三个游行方队分别抬出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巨幅画像，而此时，毛早已住进
了纪念堂，邓也作古两年多，只有江堂堂然地站在天安门古楼上。项庄舞剑，借助钟馗，怎能不让人们指手划脚？
我还知道，新一代领导人执政后，为加强集体领导，防止突出人个，对新闻媒体宣传上也有许多条文限制，尽管
还没细化到禁用“像灯塔一样”这类的词句。
但我们，不要钻这个空子。
生活经验早就告诉世人，凡吹捧别人，尤其是肉麻地吹捧领导人的人，一定是有私利可图。
当然，这样的评论员文章，也得到团中央主管书记赵勇的专门表扬。我看我们还是清醒一点吧，要么他根本没看
出来，要么他还停留在“两杆子”论的水平上。
中青报人写文章，要有起码的职业底线。评论员文章更是表达报社立场、观点的，如果今天能容许“像灯塔”，明天
就可能造出更令人呕吐的“酸曲儿”来。
对此，本报的人虽然议论纷纷，却没有公开的不同声音，这种变化太可怕啦！而海外，却有了专门的评论和猜测
。
这样马屁拍的，不是成心给领导同志添乱么！
如不改，我有向胡锦涛同志和中央直接反映意见的权利。
贺延光05.07.21
posted by BFF @ 7: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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