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s ADVANCES

Trying to get rid of surfing, wasted too much time, any suggestion?.......................... 七宗罪?............................... 1,没有原则的政治;2,不劳而获的财富;3,没有理智的享乐;4,没有特点的知识;5,没有道德的商业;6,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7,没有牺牲的崇拜。............................................. 虽然这是圣雄甘地说老印的.......

Saturday, January 21, 2006

胡哥再挑上海帮

上次没挑动陈良宇,这次酝酿攻势中。

2006.01.22  中國時報
半數大陸專家警示 既得利益群體 阻礙改革
大陸新聞中心/台北報導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最近就改革攻堅的問題對兩百餘名官員、學者、科研人員做的「二○○五中國改革問卷調查報告」顯示,五成專家認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掣肘,是大陸未來進一步改革的最大制約力量。

据香港《商報》報導,目前中國利益主體的發育相當不均衡,強勢集團與弱勢群體的裂痕在加深,力量失衡的博弈導致群體間的財富掠奪,一系列以前在大陸社會生活中不曾存在過的利益博弈手段在開始使用。


報導說,當年海南等地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後,房地產集團使用的手段也僅僅是鼓動一些學者一般性地倡導政府要放鬆銀根。而在這次房地產調控中,更為硬踫硬的實質性博弈開始出現了。甚至可以發現,一些地方政府和某些政府部門,也不時地從幕後走到臺前,手段日趨純熟。

在房地產調控還在醞釀甚至進行中的時候,一些地方政府就堅稱本地的房價是合理的,沒有泡沫;在調控開始之後,一些地方政府和某些政府部門則與開發商聯手努力將中央政府的調控解釋為不是要房價下跌,而只是放緩房價上漲的幅度;在中央表明態度之後,一些地方很快就報出房價下跌的數據和消息,以促使調控早日收兵;更技術性的做法則是推遲高檔房開盤時間,造成房價結構性下跌的假像。這樣的做法,在以前的社會政治生活中都是很難見到的。

報導說,還有既得利益集團借民眾要挾政府。中共央行去年三月十六日宣布上調商業銀行對個人住房貸款優惠利率,並要求上調個人房貸首付款比例的調控措施後,有不少人表現出對政策出臺的憤怒與不滿。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易憲容指出,其中就有既得利益集團在借民眾的誤解來要挾政府的因素。此外,暴力的使用,在近幾年的社會暴力現象中也逐漸蔓延開來,越來越多的強者開始對弱者使用暴力。

報導說,如果強者頻頻對弱者使用暴力,可能意味著一種更深層的失序,即完全不顧規則和合法秩序的強力與暴力的原則,開始成為利益爭奪和解決利益糾紛的手段。

more

網路新行業 代寫作業 欺負同學 教訓老師

2006.01.22  中國時報

林克倫/上海報導


一位署名「熱心人」的網友,在QQ社群貼出廣告稱:本人長期代寫小學生寒暑假作業,替小學生欺負其他同學,代替學生父母開家長會。代寫作業收費標準為(人民幣計價),四十八頁的寒假作業十元(一至三年級)、十二元(四至六年級);六十二頁的暑假作業十二元(一至三年級)、十四元(四至六年級)。

至於「欺負同學」、「教訓老師」也有服務價目。欺負同學部分,身高一米四以下十五元,一米四至一米六為十八元,至於教訓老師部分,打女老師廿五元,打男老師三十元,打體育老師的價格則依老師體型面議,代開家長會二十元。該小廣告保證,「顧客至上、誠信為本」,熟人一律八折。

more

Thursday, January 19, 2006

儒家复兴与社会整合

秋风


笔者曾在2004年8月撰文断言,“保守主义”已经浮出水面。这里的“保守主义”主要是指儒家。2005年,发生于知识界和社会层面的种种现象似乎印证了这一判断,儒家的复兴已经呈现出某种强劲的势头。那么,这种复兴势头,究竟是可怕还是可喜?


儒家已有复兴的制度基础


当代大陆已经形成了儒家复兴的制度基础,尽管它仍然非常微弱。

首先,出现了一个具有一定共同体意识的儒者群体,其中既有体制内的教授、研究员,也有民间积极分子。他们之间在很多重要学理与实践策略上存在分歧,比如,儒家复兴的两元大将--北陈明与南蒋庆,见面就会争论。但这一群体的共同体意识还是比较强烈的,他们也具有相当的激情。

其次,已经出现了一批从事儒家事业的机构。直到2005年中,儒家复兴的主要依托似乎只有蒋庆在偏僻的贵州苦心经营的阳明精舍。这是纯粹民间性质的。同时,人民大学也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孔子研究院。2005年中,多个机构陆续宣告成立。5月人民大学宣告成立国学院,并于秋季开始招生。国学未必是儒学,但与儒学有密切关系。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高调宣布成立中国儒教研究中心。这两家机构都具有相当强烈的官方背景。而民间的努力仍在继续。年末,陈明在广东宣布将成立信孚国学院。几乎与此同时,山西省部分当代儒者积极奔走,成立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蒋庆在其《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更是大胆地提出了成立“中国儒教协会”的设想。另一方面,陈明主编的儒家学术刊物《原道》近两年也焕发了活力,儒家也出版了其他简报和刊物。

第三,当代具有不同取向的思想流派,似乎普遍对儒家示好。一直引领政治哲学思潮的刘小枫、甘阳两人在其合编的《政治哲学文库》总序中明确指出,“中国政治哲学的展开,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尤其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甘阳正是在访谈中明确提出,“中国的软实力在于儒家与社会主义”。刘军宁、范亚峰、王怡、刘海波、高全喜、秋风等学者则从另一个理路出发,默认甚至支持儒家的复兴。陈明等儒者也乐于保持开放性。袁伟时、徐友渔、秋风等学者被陈明邀请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一届儒教学术研讨会。除此之外,不少研究法治与宪政的政法学者也都有意回头参照中国古典的思想与政制资源。

第四,围绕儒家复兴不断爆发的争论也扩大了儒家的影响。近一两年来,引起大众媒体广泛关注的学术争论,不少与儒家复兴有关,比如读经讨论,祭孔争论,人大国学院的争论,年末,蒋庆提出对社会使用儒家遗产征税--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也引起争论。这些争论火药味非常浓厚,大多数人对儒家持批评态度。但批评意味着儒家是值得重视的。

当然,这种争论也表明,当代儒者似乎有必要向世人证明儒家复兴的理据。一个持续的传统可以仅仅因为它在那儿,而成为自己存在的充分证明。对它的功能,它的利弊得失,人们可能无法理性评估。但儒家传统曾经遭到严重的冲击,早在八九十年前,它就被判定为不合时宜,且妨碍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半个世纪前,儒家礼仪与秩序更是遭到全民狂欢式的刻意摧毁。渡尽如此劫波之后,儒家如欲复兴,就需要说服人们,为什么儒家复兴在知识上是可欲的,在实践上可能有助于实现一个伟大目标。

儒家的古典宪政主义倾向
古今中外的圣贤似乎天然地具有宪政主义倾向。他们的基本论断是:对于一种好的政治生活来说,统治、权力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人间需要秩序;但统治者和掌握权力者又必须受到约束,从而使之无法成为一种暴虐的力量,反而能够为个人的道德完善和社会的健全发育提供一个制度框架。这种倾向,姑可称之为“古典宪政主义”。

自孔孟以来儒门的政治理想,其基本的取向似乎也是古典宪政主义的。最典型的是董仲舒。天人理论确实赋予刘氏家族以统治的正当性,但同时也将天子置于“天”之下。董子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当然,天子自然地倾向于滥用其权力,因此,董子设想,以天来限制王,试图通过这种超越人力的神秘力量恐吓天子。其实,在现代宪政技术--法治与民主出现之前,在欧洲中世纪,面对国王的强横权力,人们也只能诉诸上帝,让上帝来约束国王。

在当代政治儒学、尤其是在蒋庆的政制设计方案中,也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性,试图将儒家一以贯之的道统置于现实的权力之上,以儒家的“宪法性原则”约束规范现实的政治。最近蒋庆更明确提出了“儒教宪政制度”的概念。

当然,历史地看,儒家没有发展出法治、民主等合理有效的宪政技术--其实基督教同样没有做到这一点,人们本来就不应当存有这种指望。因此,儒家政治思考中的宪政主义倾向和意愿并没有能够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政治思考传统,儒家是鼓吹专制的,儒家所设计的政制,就是为了维护天子专制。事实可能恰恰相反。

假如能够确认这一点,则在研究政治哲学的时候,返回古典儒家传统,就是可欲的。从政治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说,这样做甚至也是必要的。

近代以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政治哲学,为民族国家的存在及其内部的政治秩序--比如国家的至上权--提供了论证。但民族国家的绝对性早已面临挑战,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部分哲人已回到自己的过去,比如近来在国内颇为热门的列奥·施特劳斯,力图以古典思想矫正近代思想之偏颇。那么,中国古典的政治思考与政制设计是否同样值得深入的思考?已经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赵汀阳对中国古典的“天下”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在我看来,天下概念可以为人们筹划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秩序提供某种启示。

当然,这种努力不是纯粹儒家的,只能算是借用儒家的传统资源,返本开新。一些原教旨主义儒者对此颇为反感,而主张更为彻底的复古。这种努力从实践上看是不可行的,但从知识上说,他们也可以专门家的身份丰富当代中国的知识谱系。国内知识场域中的话语体系现在不是太丰富了,而是太单调了。有些人想当然地拒绝一种自己已然不熟悉的思考,根据自己所知道的体系轻易地断定其为荒诞,折射出的恰好是心灵的闭塞。

法治、民主、市场都需要道德基础

上述知识层面上的努力,可以用“儒学”来概括。但今年以来最为引人注目的词汇却是“儒教”。“儒教”究竟是不是一种宗教,历来存在分歧,当代新儒家内部也看法各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儒家提出儒教,旨在强调儒家的伦理实践性,试图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影响社会,甚至影响政治。

恰恰是这种实践性努力,引起很多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人士的警觉。人们马上联想到君为臣纲、夫为妇纲、父为子纲,联想到“吃人的封建礼教”,联想到男尊女卑,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人们想象,一个“儒教社会”将是一个丧失个性自由的社会。

姑且不论所谓“儒教社会”是否能够建立起来,单是这种图景,就带有过于强烈的漫画色彩。儒家的道德教化更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并不过时的道德纲目。可以设想,仅从传播学角度看,当代儒者从事道德教化工作,所教授的恐怕将是这些永恒的道德规范,而不可能是惹人反感的“三纲五常”。陈明提出“即用见体”,使儒家道德规范保持了足够的开放性。

若当代儒者确能有此明智,则儒教的教化工作就是值得欢迎的。

今日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种种混乱,实与国人普遍的道德沦丧有直接关系。20世纪初的启蒙者曾经幻想,人类可以设计出新道德,取代旧道德。五六十年代,政府也通过政治手段,摧毁旧道德,建立新道德。但冷酷的事实是,旧道德被摧毁之后所得到的,不是新道德而是无道德。正是在这种道德真空环境下,中国开始市场化。欲望不受道德的约束,固然创造了惊人的经济与财富奇迹,但奇迹的背后必然是强者、富者的贪婪、冷酷,繁荣的背后是社会的紧张与冲突。走出这种困境,当然需要法治、民主的制度建设,但同时也需要社会的道德重建。事实上,若没有道德约束,优良的制度也会被扭曲。可以肯定,儒教的道德教化,是有助于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的。

同时,儒家的社会自治实践对于社会转型及政制转型也具有重大意义。儒家向来具有深厚的社会自治传统。宋儒标榜“以天下为己任”,但其着手点却是在以“礼”化“俗”。张载的门人吕氏兄弟最早建立了“乡约”,范仲淹则首创“义庄”。事实上,在古典社会,儒者的最大成就乃在于利用儒家伦理资源,动员商人的财富,组织和领导社会自治,为社会提供几乎全部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正是这些努力,在君权专制的体制下保持了经济、文化的一脉活力。
今日社会情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但处于变化过程中的社会亟需自我治理的技艺和领导者。大量民众脱离乡村来到城市,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破碎,其精神陷入孤独困顿之中;而由于他们的离去,乡村的社会形态也发生巨变,丧失生气;同时,在城市,新兴社会组织形态在原有的国家控制体系之外兴起,比如,沿海城市有聚集了大量青年打工者。所有这些人的生活目前都是不稳定的,缺乏必要的内在秩序,缺乏组织,因而也缺乏与外部的沟通。我们其实并不存在“社会”。
当代大陆新儒家如果有心,可以继承儒家的社会自治传统,这方面将大有作为。这也可以为儒家参与政治提供必要的道义与政治资源。在本次儒教学术讨论会上,台湾新儒家林安梧先生在儒家的政统、学统、道统之外,特意提出“社统”一维。大陆新儒家对于这一体罚大多予以认可,蒋庆提出的儒教复兴大纲中有一条就是“下行路线”,陈明提出让儒教成为一种“公民宗教”。袁伟时、徐友渔、高全喜等先生也等学者支持儒家向这个方向发展。
从长远的角度看,当代大陆新儒教从事道德重建和社会自治的努力,对于中国的宪政转型与建设也是非常有益的。一个社会,若其民众主流缺乏基本的道德感、是非感,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是法治的,因为道德是法律的基础;若其公民只知利益而不知原则,这个社会的民主制度也是难以维系下去的,其政治很快就会堕落为纯粹的利益交换;若其民众缺乏自治的意愿与能力,民主宪政制度就始终是虚浮无根的;若其商人群体只知利而不知义,这个群体内部就会盛行欺骗和投机。
因此,对于儒家知识传统的复兴,对于儒教从事道德教化的努力,人们或许可以多一份宽容,甚至乐观其成。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只有儒家才有助于社会的道德重建与社会自治,其它伟大的宗教道德传统,同样在从事这方面的努力。有些儒者鼓吹儒教成为宪法上的国教,这是断断行不通的。道德传统的自由竞争,乃是道德重建的最有效途径。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1-4

more

中国新权威主义代表萧功秦网谈录

转自中国选举与治理 chinaelections.org

萧功秦:1946年生,湖南衡阳人,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促进会学术委员,《大公报》特邀评论员。研究范围包括:二十世纪中国变革史;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中国转型政治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等等,著有《萧功秦集》、《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知识份子与观念人》等专著,论著合计一百余万字。先后应邀赴德国、瑞士、法国等大学访学,1998年受美国政府邀请为“国际访问者计划访问学者”。1999年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访问学者。2001年9轮?002年2月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2004年4月为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访问学者。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2005年12月25日,萧功秦先生接受我们天涯社区的专访,以下为访谈实录。所有网友的提问均以天涯为标记,方便大家阅读:)
  
  
  天 涯:欢迎萧老师来到天涯社区,期待您与天涯网友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萧功秦:大家好,很荣幸来到天涯社区来做客!几年以前迈入天涯时惊喜地发现,有那么多的网迷,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天涯社区经常能读到一些很有见地的帖子。我把今天做客当作一次从青年朋友那里获得启示和思想营养的机会。让我们共同讨论关心的问题。
  
  
  天 涯:萧先生如何看待中国当代领导集体的执政方略与新权威主义的关系?
  
萧功秦:从政治学上来分类,我个人认为,中国自邓小平改革以来建立起来的体制,尤其是九十年代南方讲话以后的政治体制,可以称为后全能型的技术专家治国的新权威政治。所谓后全能型,指的是这一权威体制的政治资源,是从毛泽东时期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中传承演变过来的,它把全能体制执政党组织资源、对强力资源的控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对社会各领域的组织渗透,作为新权威主义稳定社会、推进变革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新权威主义,比东亚型、拉美型,中东型权威体制具有更强的更为有效的控制力度,是一支强势的“看得见的手”。虽然中国问题多多,但这一体制在现阶段是有效的,切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在二十七年中,在政治稳定的环境中,每年以平均9%以上的速度发展就是证明。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低度政治参与的条件下,这一体制的制度约束能力,仍然有限,这是官僚体制内腐败的重要原因,当我们在报上读到,某地镇政府大楼有二百余间高规模的办公楼,而这个镇的小学校却破旧得无法避风雨,我们的心会沉甸甸的,这说明我们的体制是需要不断改进的。在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一阶段,不失时机的制度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是新权威主义能否保持其活力,扬其所长,避其所短的关键。胡温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和平崛起,在意识形态上都具有创新意义。我还注意到文件中的“建设美好社会”的提法,我对中国未来是很具信心的。
  
天 涯:我提第一个问题:我曾经在你的文章中看到:你在《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从清末改革到邓小平新政》中说:“后发展国家一定需要一个权威主导型的发展体制,用一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看不见的手。就像我手拿杯子一样,必须要不受制约的才能够使得这里边的水按照一个最佳的方式倒下来。它的角度、它的速度、它的平衡点完全由手本身来掌握,不能用其他来制衡,一制衡就没法进行了。就像一个军长,他发布命令一定要绝对服从。如果说要为了防止军长腐(和)败要设置一个军长命令审查委员会,为了防止这个委员会腐(和)败,我们还要设置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等这个委员会都成功了,战争也结束了,他也被俘虏了。现代化初期一定需要军长型的权威政治体制。我想客观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权威不受制衡又是权威腐(和)败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很难避免,因为人性都是有问题的。正因为如此,这个悖论贯穿了袁世凯,也贯穿了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也贯穿到了我们现在这个体制里边。虽然我们的体制相对于前边来说是一个更好的体制,它在现代化方面的实效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

有空的时候我将全面驳斥这有不少糊涂话的文章。萧功秦作为历史教授居然把一个国家政府的作用比喻为倒水,比喻为军队的作用。它们的根本区别萧功秦知道还是不知道?一个国家政府的使命,是多个目的同时存在,必须谨慎安排协调的,根本不存在象倒水、军队那样只有一个极其明确可以完全不顾其它目的,或者容易控制其它目标的目的,国家政府的某一个明确目的,必定会在资金等各方面资源对其它的目标造成损害,而这种其它方面的损害,最终会损害它。
  
  萧功秦:这位网上朋友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其实,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国家只有“倒水”的功能,而是指出新权威主义或开明家长主义所具有的两难矛盾,一方面,家长型的权威,作为“看得见的手”,具有创造“看不见的手”的特殊功能。新权威政治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对变迁过程的可控性。后发展国家改革成功,必须以政府对变革进程的可控性作为基础。正如倒水的过程必须以手对杯子的倾斜度的可控性为基础一样。另一方面,我也指出,权威政治是两面刃,既然权威执政者不受制约地行使权力,是实现这种可控性的前提,而不受制约的权威,反过来又会导致由于它的自利行为无法受到有效监督,从而难以避免腐败。可以说,这是新权威主义的二律悖反。可以用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来说明,在与暴风雨搏斗的远洋船上,船长的绝对命令是不应该通过复杂的程序民主来予以制衡的,否则全体船员只能死路一条,另一方面,船长的权威不受挑战又往往使其腐败与违反程序的自利行为难以制止,这是所有权威政治的两难困境。然而,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还不得不选择新权威主义,作为我们这个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初级阶段的政治选择。早在八六年,我在文汇报上发表第一篇有关新权威主义的文章时,就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我们要做的只是使它的消极面尽可能地降低,而不能跳越这个阶段。当然,随着现代化的因素(如市场经济,法制文化,市民社会,中产阶级,国民素质等等)在社会内部的逐渐发育,对权威有效民主监督的条件逐渐成熟,新权威主义将会走向后权威主义,并从后权威主义走向民主体制。我想,这应该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政治逻辑。  
  
  天 涯:中国的逐步自由民主化,本人主张通过长期的地方自治,村、乡、县、市、省(包括直接选举)而逐步达成。
    
萧功秦:我想说的是,很难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示同意与反对你的看法,在这里,我宁愿对中国民主化的三种不同路径分别作一些评价,从实效与可行性角度来看,三种民主化途径各有其优点,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与风险。让大家一起来考虑,什么方式更为合乎中国的国情。简单的答案是不存在的。

一是党外民主模式,即通过全民自下而上的普选而体现的民主,二是党内民主模式,即通过加强党内权力制衡与党内民主化,而逐渐走向党内有序的竞争合法化,如日本自民党那样。三是基层民主,即自下而上地通过村民选举,逐渐过渡到更高层次的政权民主选举,这也是你所推荐的路径。

党外民主化模式的优点是,能较大程度地进行社会的民主化动员,并激发公民较快进入民主化的学习热情,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民主化途径的弱点是,社会中的心怀不满的失利阶层与具有强烈政治抱负的政治边缘人,会利用这一模式提供的政治参与合法性,以过激的意识形态口号来争取社会公众的支持,挑战现存秩序的游戏规则,并煽动对现行体制的不满,这样就容易引发“政治参与爆炸”。叶利钦模式就是如此,这种模式连叶利钦本人辞职时都作了反省。

党内多元民主模式的优点是,能在执政党最有效的控制范围内,通过党的组织纪律与程序,在政治精英层的内部进行民主化的教育与实验,其弱点是,中国共产党是高度组织化的、由统一意识形态聚合起来的连队型的集体主义政党,这与日本自民党原先就是多元小党联合的情况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是难以像日本自民党那样,从内部分化为不同的多元派系的。其实际操作有相当的困难。

第三种基层民主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基层民众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关注,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直接监督地方官员,有助于提高地方基层官员为民办事的政治素质,也让普罗大众在日常政治中学会民主经验。由于村一级的社会交往过程比较简单,人与人之间能直接接触而相互了解,村级选举的动员可以在个人之间的交流中进行,而无须中介性政治组织的出现。这是一种比较安全,成本较低,风险较小的模式,但如果选举到了乡一级或更高的层级,由于人口规模较大,居民彼此熟悉程度较低,这就容易出现通过中介性组织来进行拉选票的助选动员。这种助选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形成自主性的政治派群。这对于习惯于权威性治理方式的执政党也会出现政治操作上的新问题。我把这些民主模式提出来,让大家共同思考。也算是抛砖引玉。中国民主化是全体中国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前人没有经历过的难题,我认为,只能是走小步,走慢步,不停步,稳札稳打,循序渐进。通过小规模的试错,而不是通过抽象的民主原理的演释,来逐渐接近这一目标。  
  
  天 涯:有人寄希望于出现苏联、东欧那样的情况,你希望哪种?或者有自己的思路吗?
  
萧功秦:我们可以把苏东模式称之为政治休克疗法,即激进派政治家通过一种民粹主义的广场效应,通过满足平民的抽象的民主诉求,通过取得多数选票而取得民意支持与权力。在这种民主化模式里,经济与社会发展完全不成熟,民主化却单兵深入。这种模式最容易产生政治危机与连锁反应。 在这里,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在长期封闭专权的社会,民粹主义特别容易发酵。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从来没有参政机会的民众,又有那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与长期被压抑的未遂愿望,这些愿望一旦被改革唤醒,而一般人们总是会急切地期望立即实现它们。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许诺快速满足这些愿望,谁的口号最简单,最煽情,谁就能稳操民众一人一票的政治资源。甚至可以达到垄断这种资源的地步。俄国的“叶利钦现象”就这样产生,而那些现实主义的,务实的政治家却可能被指责为保守派而被边缘化。 我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了叶利钦辞职时,对全国人民的忏悔,他说过,“在多少个无眠的夜晚,他怀着摧心的忧虑,对过去的选择进行反省。他说他曾经相信,俄国人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从灰暗、停滞的极权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结果发现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了。我要求人们原谅我。”再也没有比什么比叶利钦的自白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多年以前,我就把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改革称之为政治浪漫主义。他们把西方民主制度视为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制度,就象一件好的雨衣一样,穿在谁的身上都能避雨。在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俄国学者米格拉尼扬写的《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  
    
  天 涯:想听萧功秦先生对何新的评价。
    
萧功秦: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前期,我与何新在批判激进自由主义方面有一些共识,那时国内外舆论界往往把我与何新并为一谈,统称之为新保守主义。但我与何新有许多区别,我认为何新的“新国家主义”与我的新权威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新国家主义”缺乏民主导向,何新对民间社会,市民社会,独立人格对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性,似乎并没有予以重视。何新思想中也缺乏对传统计划经济旧体制的批评态度,而且这种倾向似乎越来越重,他对计划经济体制往往予以不切实际的美化,似乎又回到政治浪漫主义上去了。与“新国家主义”肯定计划体制与民主导向相反,新权威主义则主张在尊重现行政治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政治稳定,走向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可以说,新权威主义阶段,是从传统全能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的过渡阶段,这种导向性与“新国家主义”不同。不管怎么,知识分子中不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还是对思想发展有益的,也是社会的进步所需要的。历史会在各种思潮与主义的碰撞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另外,我也不同意以何新为代表的那种民族主义,我对当下激进的民族主义抱有相当强烈的质疑态度,我认为它极有可能被利用来反对改革开放。顺便说一句,那位朱成虎将军有过一个世界闻名的发言,要准备以让西安以东的中国生命财产在核战争毁灭的代价,作为中国与美国打核大战的牺牲底线,这给外国人造成“中国威胁论”的口实,抵消得了你写一万篇和平崛起的文章。由此可见文革思维的毒害是何等的深,由此可见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教育是何等重要,你可以在网上读到我的《为什么我反对激进民族主义》。

有人把我说成是左派谱系的学者,这可是极大的误解,从价值取向上看,何新可是左派,我则不是。我是最激烈批判新左派的人之一,作为文革时代灾难全过程的历史见证人,我对一切左的面目出现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免疫力,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与拒斥。一个没有经历过极左时代的人,喊几句左的口号,喊出要回到毛时代去,正如我刚才在征求问题的网贴上读到的那篇讴歌毛时代的文章的作者那样,可能是天真,可能是对市场经济的弊端产生反感而激发的文化浪漫主义,犯这种错误是青年人的“特权”,这些都可以谅解。而一个经历过左祸苦难的中年以上的人这样做,只能被认为是投机。当然,我这里并不是指哪一个特定的人,而是指那些年纪不轻的“新左派”。
    
  天 涯:想知道这几年来萧老师对新权威主义的发展和扬弃。
    
萧功秦:近年来,我对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有过许多新的思考,这里不可能全面介绍自己的心得,我只说一点。那就是,新权威主义的生命力与存活力,取决于制度创新的能力。其实,新权威主义在防止腐败方面,也有其特殊的优势,世界上防腐败最有效的国家是新加坡,但它恰恰是权威主义的,我在那里待了五个月,写了一篇“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可供参考。香港1975年前是世界是最腐败的地区之一,新总督来了后,向新加坡求教,并以总督的权威建立了仿效新加坡的廉政公署。香港至今也不是民主政体,但它的廉政程度举世闻名。大家都以为,代议民主是防止腐败的最好办法,这可能是一个错觉,台湾现在是民主化了,但其腐败却远远过于民主化以前。去年在台湾花莲见到一位退出民进党的台湾朋友,他对我说,他亲见见证了一些两年前还向他借几千元新台币的钱的民进党中穷朋友,在民进党当权以来的不长的时间里,突然暴富,买起了高级轿车与别墅。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民进党煽动族群意识,打民粹牌,反而使监督失效。 这些情况说明,反腐败的关键是形成有效监督与治理,使官员腐败的风险成本大于收益。理性的个人就会自觉地遵守规则。竞争性民主是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好制度,但它需要许多条件的配合,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同样会出现严重的腐败,例如民国初年的议员腐败,决不少于甚至高于专制清王朝。从这一点而言,历史可以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

另外,我还对从新权威主义阶段向民主过渡的问题很有兴趣。就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而言,我认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完成向新型现代化权威政治的转型。第二阶段,是完成新权威主义化以后的政体,如何避免进入退化了的权威政治。这就需要寻找防止苏丹化的机制。第三阶段,是向民主政治转型。所谓的政治发展,就是指后发展国家的三阶段的发展。这些问题都是我十分感兴趣的。希望今后有机会与各位交流。
    
  天 涯:您对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大纲》有何看法?我把他作为大一学生的必读书。
  
  萧功秦:这绝对是一本好书,那么七八万字,把问题讲得那么清楚,而且有独立见解,把这本书规定为大学生必读书,可见你的眼力。  
  
  天 涯:“我个人认为,中国自邓小平改革以来建立起来的体制,尤其是九十年代南方讲话以后的政治体制,可以称为后全能型的技术专家治国的新权威政治。”不同意萧先生的这种看法。邓自己承认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邓以及当时的执政群体对将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并没有长远的规划。
  
  萧功秦:而我说的是对这个体制的政治结构的定位,你说的是邓小平模式的历史演变方式,我也认为,邓小平模式是一种经验试错的结果。另外,走小步的试错未必一定要有长远计划。先确定一个长远计划,未必就能有利于达到目标,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简单几句话讲清楚,以后有机会再进一步谈。  
  
  天 涯:有个网友昨天问我,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请问萧先生:西方社会在“现代化初期”是从建立“军长型权威政治体制”开始的吗?若不是,为什么中国却要如此呢?是因为中国的超稳定的封建社会传统因素吗?
    
萧功秦:从历史上看,一些原发型现代化国家,如英国,现代化因素是在数百年的漫长时间里,在传统社会内部逐渐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并逐渐整合为一个整体,最终通过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建立起多元民主体制,这种原生型的西方现代化国家,它们确实不需要“军长型的权威政治体制”,然而,相当一些比较后进的欧洲大陆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也需要一种类似于“军长型的权威政治”,例如德国的威廉二世与俾斯曼,以及其他欧洲大陆的开明专制主义国家。
至于后发展民族,在现代化初期阶段,确实更需要一个新权威主义发展阶段,这是因为,在非西方的传统社会内部,缺乏自主性的市民社会,缺乏中产阶级成熟力量、缺乏市场经济的力量,以及各种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推动力量,因而无法通过自下而上的自发的整合,来形成新的现代化秩序,因此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新权威主义这支“看得见的手”,充当整合枢纽。所有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凡是没有通过新权威主义而直接建立西方多元民主体制的,除了印度(印度是英国多年的殖民地),几乎都无不失败,并让位于军事强人型的权威主义政权,如韩国就是例子。其原因可以从政治学上做出解释。
    
  天 涯:我认为你忽视了国家规模对防止腐败方面 巨大影响 的问题。我认为是:小国有杰出领导的话,容易防止腐败。大国制度更重要。
    
  萧功秦:你的话有道理。超大型的国家规模始终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关键问题。对于中国的这一国情,应该是我们考虑中国问题的重要基础。
  
  天 涯:您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时期的弱势群体?
      
  萧功秦:发展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首先是有财富、权力与知识的人比没有这些资源的人更能获得利益的过程,因为他们可以把这些资源当作资本来获得利益,这是经济逻辑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一个合理的政治体制应该把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来考虑,这并不是说要搞平均主义,而是说一定要考虑到平衡的重要性,胡温体制现在做的,正是平衡。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天 涯:请问萧先生,“看得见的手”首先是谁提出来的?马克思还是凯恩斯?
    
  萧功秦:这是我在八十年代在与其他朋友争论中提出来的,其实就是与“看不见的手”相对应的、有形的权威政治的意思。  
  
  天 涯:在你的"新权威主义"理论中,法治处于何等地位?你既然承认由于人性的不可靠,那只"倒水的手"和"军长"是很有可能"腐败"的,如果没有民主宪政,你如何有效遏制和防范"腐败"呢?
    
萧功秦:从历史上看,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早期的新权威主义,更多的是一种人治,即意识到不改革就会丧失政权合法性的统治者,会以人治的方式来推进变革与经济发展。权威主义与法制并没有必然关系,有些新权威主义体制会拒绝法制化,最终堕落为劣质化的权威主义政权,形成一种退化了家长制,主政者权力的任意性,把国家当作私产,组织的朋党化,等等。政治学中把这种拒绝法制化的现象称之为“苏丹化政权”。 此外,从历史上看,相当一些新权威主义政权,在社会多元化,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的良性发展过程中,会形成法制文化普及与发展,而法制文化又会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去。法制化又进一步促进新权威主义向后权威主义、乃至民主体制的过渡。如何使一个新权威体制避免走向“苏丹式的权威主义”,而通过法制化而走向良性发展,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政治学问题。制度创新,开放式的政治体制,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契约文化,均对此有积极作用。 新权威主义理论没有义务为一切权威主义政治打保票,也不因为某些国家的权威主义劣质化,新权威主义理论就会失去了其理论解释力。历史上那种拒绝走向法制化而蜕变为“苏丹化政权”的失败的权威主义,有太多例子。我们熟知的就有苏哈托,皮诺切特,马科斯,袁世凯,等等。我相信当代中国政治家有着更深厚的历史意识,有强大的执政党制度化的手段,可以从历史中获得有益的警示与教益。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发展还是健康的,但要警惕。  
  
  天 涯:萧老师如何看待愤青?如何看待目前一些怀念毛时代甚至为文革平反的思潮?
    
  萧功秦:我在评何新那一节里已经涉及到这一问题。我想说的是,愤青是一种青春期的文化现象,青年人最习惯于以理想主义的标准来看现实,这当然也有好处,因为不满是人类前进的动力,但理想主义化的思维并不能真正帮助我们理解问题与解决问题。为文革平反思潮,完全是一种把对现实的不满的情绪投射到另一个与之“相反”的、人们并不理解的事物上去,文革就是被投射的对象。真正的文革是很可怕的,如果你真的回到那里去,我敢保证你不到一刻钟就想跳回到现在来,真的。我是过来人,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这一点。
    
  天 涯:请问,权威主义及其带来的机会的不平等是不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悬殊,两级分化的原因?外资和国内权贵资本的合流,会不会造成中国社会的拉美化?
    
萧功秦:两极分化的问题,与权威主义也并没有必然联系,在有些权威主义体制,并没有形成严重的两极分化。例如朴正熙以来的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权威主义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权威体制下的台湾贫富五等人群中,最富有层与最低收入群的收入之比,只有五倍不到。这种收入平均化,是在台湾五十年代三七五减租与台湾特色的土地改革的积极成果。我两年前去台湾南部访问,所住的那里一家普通农户,一家三口居然养了一千多头猪,每个台湾农民六十五岁后可向国家领取每月三千到九千新台币的社会保障金。令人称奇。政治学者都知道,东亚型的权威体制,是所有权威体制中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度最低的一种体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与原有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的困难以及制度创新程度不足有关。其主要原因是,在土地与企业国有的体制下,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官员可以以国家代理人的资格,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与企业家私下签定土地转让合同,其间,工人与农民由于没有土地所有权,因而也实际上没有法人的谈判地位,一切都让领导人说了算。这种情况是最容易滋生分赃性的腐败。同样,国有企业改制也是这样,一个固定资产值8000万的矿山,县的第一把手以200万的超低价转让给了一个企业家,然后双方“分红”,一方面造成这位权贵与私人企业主的一夜之间的暴富,另一方面,却造成大批从国有土地与企业中脱离出现的无产者。这种两极分化情况在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有的。这种情况,确实使中国有出现拉美化的危险,好在现在胡温体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正在设法改进。我们相信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

我要说的意思是,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权威主义未必就一定带来机会不平等,民主体制未必就一定没有腐败,各种体制均有其发展优势,也有其劣势,处理得好,中国现代化能能够凭借我们体制的优势,在良性的新权威主义引导下,走向好的前景,处理不好,拉美模式就是前车之鉴。关键在于新权威主义执政者能否利用这一体制的优势,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而且一定要及时这样做。否则时不我待。从历史上看,1900年以后的清王朝是非常想改革的,但为时己晚,即使的合理的措施也推行不下去了。

另外,我还要谈一点我们现行体制的优势方面,中国可以通过经济总量的做大,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以工业发展补助农业。这方面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效。农业税的取消就是转移支付的实例。据一位研究三农问题的朋友告诉我,近年相当多的地区农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这得益于转移支付。这也是中国式的权威体制防范拉美化的一种举措。
    
  天 涯:香港立法会的投票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我想请问你对此有何看法?国内的民主化进程是否要象温总理所说的需要100年?
    
  萧功秦:我不了解香港立法会投票的情况,也不知道温总理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但中国民主化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一点我同意。这是因为,民主不是穿雨衣,只须把别人的好的雨衣穿到自己身上就行了,整个过程只需几分钟。为什么民主化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民主政治是一个有机整体,它需要市场经济,市民社会,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与价值,法制文化、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契约性的人际关系,等各种因素的有机配合,它与上述这些因素彼此依存,才能有效的运转。而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如生物般地从历史上逐渐演变过来的产物。这就像一颗树从萌发到成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样。英法实现现代化经过了五百年至一百五十年。才实现社会多数人在民主价值上的认同感。中国虽然有后发优势,但这种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经济与技术领域,而在文化领域却很难一步登天。台湾权威政治搞了那么多年,有比大陆更多的有利条件,但他们现在的民主仍然困难重重。这就足以说明时间的重要性。从旧的全能主义体制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要分几步走,先是经过权威主义阶段,然后才能经由“后权威主义”,再逐渐过渡到民主政治。正如一位饱尝俄国激进民主化的苦果而羡慕中国的俄国学者在他的书中所说的那样,“新权威主义不比庸俗民主可怕,它可能略带一些苦味,但却是通往未来民主的桥。”
      
  天 涯:胡适曾经给出一个观点,认为历次中国改革缺少一个政治重心,所以都不十分成功,可惜他没有看到今天的局面。我的问题是,当改革遭遇到这个重心的时候,怎么办?好比一个亭子,只有一根柱子,当这根柱子也应该换掉的时候,怎么办?
    
  萧功秦:我没有看懂你所指的政治重心是什么,但按常理来说,如果一个亭子只有一根柱子,那么人们就更应该珍惜这根柱子,因为它是唯一的一根,关系到亭子的整个安危。另外,我要说的是,如果你采取不切实际的理想的标准,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一根柱子是不应该被换掉的,五四以来激进知识分子犯的就是这种漫不经心的错误。世界是不完美的,不完美是事物的普遍属性。
    
  天 涯:请问萧先生,您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是怎么面对这一为难的改革困境的?另,中国社会应该怎样面对“公共政策被利益集团控制”这一非正义现象?当下中国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货币化改革即是如此。
  
  萧功秦:教育与医疗改革不是太成功,也姑且看作一次不成功的试错。关键问题是,人们以为让教育与医疗部门放开,获得自主权,它们就自然而然具有了市场上的规范化的竞争力,这是极大的误解。在“求”(病人或学生)大于“供”(医院或学校)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制衡不了“卖方”。医院与学校可以凭借自己的资源任意抬价,为所欲为,吃苦的还是老百姓。这是政府好心办坏事的一个例子。医疗与教育领域也要落实科学发展观。
    
  天 涯:请问萧老师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萧功秦:我们理应对知识分子提出高于普罗大众的道德要求,因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他们知书识理,应该力争作古人所说的君子。但知识分子也是人,如果说我们当下的知识分子在各方面表现得不尽人意,这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环境造成的。特殊的恶劣的环境中,人们为了适应这种环境,往往会形成一种反向淘汰,凡是特殊的恶劣的人格特质反而在其中得以生存。专制的社会中凡是虚伪,消沉,钻营的人往往更为得利,于是会形成反向的示范作用。于是我们把这种具有适应环境的性格称之为劣根性。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与国民大众的劣根性是同一概念。

这使我想起了柏杨所说的中国是一个大酱缸的著名比喻。在这个文化酱缸里,知识分子不比别人更好,也不比别人更坏。如果同意环境是造成人性的关键,那么,我想,关键在于如何在制度创新与文化建设方面入手,使那些支配我们生活的游戏规则能够起到真正约束人们的行为的作用,当一个游戏规则的约束力使一个人做坏事的代价太大,风险太高,收益太少,以至于不值得之为时,国民大众与知识分子劣根性也就逐渐消失了。

我想起了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说过的一句特别精彩的话,the man has no nature but history,(人没有本质,只有历史),更通俗地说,人的所谓本质,例如劣根性,是历史环境与条件造成的。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为知识分子的犬儒化辩护,我只是指出,知识分子的问题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与游戏规则缺位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必须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必须有一种更强的反省意识,他对自己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天 涯:作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您一定对鲁迅比较熟悉,您认为鲁迅的思想是否有局限性(别对我们说没有局限性),如果有的话应该表现在什么地方?
    
  萧功秦:鲁迅的深沉、阴冷与超乎常人的尖锐与敏感,使他能一眼看到人生与人性中恶的方面,对于仇视黑暗,向往光明的人们,他具有永恒的魅力。但鲁迅把人生看得太透,太绝,以为人生都是黑暗,以为人性都是恶,而忽视了人性与人生的多义性、多面性与丰富性,多年以前,一位好朋友对我说,看鲁迅会产生看破红尘的想法,我记得,我是这样对他说的:“红尘是美丽的,是看不破的,我热爱红尘。”我更喜欢巴乌斯朵夫斯基《金蔷薇》中写到的那个俄罗斯作家格林的个性:“他每天是站在垃圾山上看到美丽的太阳升起的。”当然,我这里说的是在我看来的鲁迅的局限性。他无疑是巨人。  
  
  天 涯:看了萧老师《为什么我反对激进民族主义》,很认同。但我觉得萧老师希望体制内部产生尧舜推动新权威主义最终走向民主,也是相当理想化的。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认同新权威主义,不唱马塞曲,那巴士地狱永远不会攻克。
    
  萧功秦:我宁愿把你的话理解为,在一个社会里,不同思想与观念的多元化,有助于丰富我们民族的试错能力与试错所能借助的思想与文化资源,马克思说过,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
  
  萧功秦:这是我第一次在网上交流,这个感觉很新鲜,尤其有意思的是,许多朋友提到一些很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帮助我,启示我,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我想,中国有那么多可爱的青年,我们的民族是肯定大有希望的。大概再过一刻钟我们就要结束了,没有不散的宴席,希望朋友们再加紧时间提问题。听主持人说,已经有八千多人点击了我们的讨论,这样严萧的学术话题,还有那么多人关心,说明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想,什么是思想?思想就是生活之流激打在问题之礁上激起的水花,我们中国是一个应该产生、必须产生也一定会产生思想的时代,只有中国,(而不是瑞士、澳大利亚或其他国家)才会有思想的巨大需求,我们是问题之乡,因而也是思想之源。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我们以自己的劳动,自己的思考为我们民族的复兴尽自己一分努力,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会问心无愧。谢谢大家。下次有机会再见面。

more

對台工作第一人 舒同秘辛曝光

2006.01.20  中國時報

白德華/台北報導


提起兩岸著名書法家,台灣首推于右任,大陸則認定舒同是第一大家,去年底舒同百年誕辰時,中共總理溫家寶致函稱讚,國務委員陳至立發表講話,中共元老無數,受到如此高規格待遇者卻極其罕見。不過,外界不知的是,舒同還是中共內定的首任台灣省委書記。

溫家寶在親筆致函舒同夫人王雲飛說,「舒同不僅有非凡的革命經歷,且有深厚藝術造詣,他的書法凝聚了他的精神和風格。」過去,毛澤東以「馬背書法家」讚美舒同身兼革命家及書法家的文采。舒同一生低調,既不出傳記、回憶錄,也不收學生和弟子。


八十高齡的王雲飛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說,「許多人只知舒同是書法家,但多數人卻不知,一九四八年中共準備渡海攻打台灣時,舒同是中共中央和華東局內定的台灣第一任省委書記,當時並已派出大量地下工作者到台灣。」

王雲飛表示,那時中共認為蔣介石大勢已去,「解放台灣」指日可待,於是內定當時華東局社會部部長的舒同為首任台灣省委書記,劉格平為副書記,並確定省委、省府各部廳、各地委,甚至各縣委的領導班子,組建和培訓工作都已開始。

派女特務和密使一號蒐集情資

雖然還沒正式上任,但王雲飛說,舒同已以華東局社會部長身分直接參與對台敵工工作。四九年十月至十一月間,共軍攻打金門和舟山群島失利,攻台任務超出預期。為取得台灣內部重要軍情,舒同派遣了長期在滬、港從事情報工作的女黨員朱諶之前往台灣,和當時中共潛伏在國民黨內最大的內線、被稱為「密使一號」的「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會面。

朱諶之從香港抵台後,吳石在寓所秘密接見朱諶之,提供了一批絕密軍情,包括《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舟山群島和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備圖》,台灣島各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海、空軍的部署及兵力情況等。這批情報經過管道,很快從香港送到華東局,由舒同遞送北京。

當年毛澤東聽說這些情報是經一位女共產黨員秘密赴台從一位國民黨高層的「密使一號」那裡取回時,當即囑咐:「一定要給他們記上一功!」還在紅線格信紙上寫下:「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春早。」

後來因國民黨保密局抓獲中共台灣工委委員陳澤民,隨後又抓獲工委書記蔡孝乾。蔡投誠,導致四百多名共產黨員被捕,吳石、朱諶之最終執行死刑。

舒台灣工作 五○年代仍持續

「亞洲週刊」說,舒同分管台灣工作,早在四、五十年代的上海報章已可見端倪。翻閱當時的《解放日報》,可多處見到有關台共創辦人謝雪紅到上海,與舒同一起出席活動的消息。後因「解放台灣」沒能實現,舒同以原定赴台主要班底開辦了華東革命大學。

舒同最終沒能上任,不過他卻成了中共對台工作的第一人。兩岸關係和緩後,王雲飛說,希望有機會展示兩岸兩位大師的書法作品,「在大陸、台灣兩地開一個舒同、于右任書法聯展」。

more

中共攻台軍演 發展航母 偵照曝光

2006.01.20  中國時報

吳明杰/台北報導


國防部昨天破天荒公開過去被視為極機密的共軍衛星偵照圖,包含美日關注在遼寧大連港的「瓦雅格號」航空母艦整修照片、廣西雒容部署的巡弋飛彈和共軍登陸艦在南沙群島進出構工等照片二十幅。甚至連模擬攻擊台灣機場和東引外島等軍演衛照,都拿出來讓媒體開眼界。

國防部昨天舉行中外記者會,希望藉展示共軍部署的衛星偵照圖,具體呈現中共對台武力威脅的嚴重性。


航母未來部署我東岸 國軍腹背受敵

其中最吸引國際媒體注意的,是過去一直謠傳的共軍發展航空母艦照片。軍方情報分析人員指出,這艘中共從八七年就向烏克蘭購買的「瓦雅格號」航母,當時已經建造完成百分之七十,算是全新的航母。從去年五月獲得的衛照圖觀察,共軍正進行該船的水下船身整修工程。到十一月,衛照圖顯示,這艘航母已經完成前半部主飛行甲板工程。

這項說法,也是國際上首度有官方證實共軍已正式發展航母戰力。

軍方研判,這艘航母未來可能做為初期的航母訓練艦之用,但也可能直接成立航母戰鬥群,甚至直接部署在台灣東岸我方戰機巡弋範圍之外,對台灣東部地區實施離岸攻擊,讓國軍腹背受敵。

此外,國軍也掌握共軍積極發展的巡弋飛彈狀況。公布的衛照圖中顯示,共軍曾在去年十一月在甘肅玉門關試射巡弋飛彈,可以清楚看見假想攻擊目標的彈著點。而去年七月的衛照圖也指出,共軍在廣西雒容已經部署陸基型的車載式巡弋飛彈,射程長達一千兩百公里,可直接對台灣進行精準攻擊。

擬採無人機自殺攻擊 消耗我方飛彈

軍方公開的衛照圖證實,共軍在去年七月加速在南沙的永暑礁、渚碧礁和華陽礁進行島上防禦工事,中共更派出大型的榆贛級兩棲登陸艦和○七二戰車登陸艦加強運補。因此,我方才會決定在太平島上增建機場。

在空軍方面,衛照圖也透露共軍正在福建增設第一線軍用機場,並打算用老舊的殲六戰機改裝成無人機,對台進行自殺式攻擊,以能在在首波攻台時,先消耗台灣大量的防空飛彈。

另針對攻台建立的最新的四座機場中,在距台僅兩百五十公里的福建義序機場,未來將進駐蘇愷戰機,只要七分鐘就可抵達台灣上空。距台四百八十公里的福建連城機場去年也進駐蘇愷二十七戰機,並在去年七月掛彈模擬攻台演習。還有福建晉江機場,則部署強五攻擊機,專責對台的對地攻擊。

精準武器具實戰威力 足破壞我機場

在模擬對台攻擊演練部分,國防部公布攝自浙江爵溪、南韭山、廣東大鑊島、新疆若羌、玉門關、甘肅鼎新等地的衛星照片。其中南韭山地形與地貌類似東引島、大鑊島類似金門島,另中共在若羌、玉門關建立模擬台灣的變電廠、機場跑道、雷達陣地,供共軍進行炸射演練。情報研析官員解讀,顯示中共精準武器已有實戰威力,可破壞我機場。

此外,曝光的二砲部隊衛照圖涵括江西樂平、贛州、福建永安三地導彈基地。其中廣西的八二一導彈旅去年十一月在新疆進行演訓;攝自葫蘆島的照片,顯示中共海軍新造的○九四核導彈潛艦正進行導彈裝載,附近另有○九三核攻擊潛艦泊靠;而攝自海南島榆林的照片中,中共部署多艘R級與K級潛艦,軍方研判可威脅我基隆與高雄港航運。

more

Wednesday, January 18, 2006

行左实右郎咸平?

郎咸平:新法治主义才是未来中国经济主导

  郎咸平接受《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新法治主义才是未来中国经济主导。

  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



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有些地方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改革,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我想借贵刊提出一个新思想——新法治主义来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思想的问题无对错

  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了

  人物周刊: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到现在,你认为公众对你有误会?

  郎咸平:公众对我没有误会。这几个月我不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是希望事情能淡一下,需要整个社会的反思。同时,讲句良心话,我也希望专家和学者,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自己批评这件事,也要容许别人来反向批评,这是件好事。我不成为媒体的焦点,总希望让别的人来多谈话,这个讨论才有意义嘛。为什么这么小的事能引起这么大的波动,这绝对不是我个人的魅力,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什么了不起的,而是整个社会不安的情绪,这是你们能看出来的。如果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把焦点放在郎咸平喜欢个人炒作,那我觉得真是太悲哀了。郎咸平只是一个棋子,只是一个社会大众发泄不满的出气口而已。

  人物周刊:其实你谈到的问题,秦晖先生在10年前就提出来了,为什么这一次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郎咸平:其实不只秦晖,很多人也讲过。为什么到今日才引起重视?因为日积月累的结果,到了今天特别严重。我不否认我提出的方法是绝对引人入胜的方法,谈到一个最著名的企业,用案例的方式,说明他们如何转移国有资产。这个方法当然比较符合社会大众的口味。但是这算不算是我个人炒作呢?当我提出这个案例以前,我大概是惟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人。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利益团体、社会大众会有什么反应。我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这三篇文章。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类国资流失问题会在社会大众里产生如此激烈的情绪反应,这些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当时甚至认为,写完这三篇文章之后,很可能没有人关注,而且这是很强烈的感觉,因为这只是学术论著。

  这次争论不断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纠缠来纠缠去,我都听烦了,我都不作回应,你说我回应什么呢?都是无关的事情,有什么好回应的?如果对于国资流失改造,如何增加效率,这是学术讨论,我会回应。结果都不是,你叫我怎么回应?任何一个专家学者发表评论,到最后都要经过社会的检验。那我现在认为是让社会来检验我每一个发言的时候。

  人物周刊:这次大讨论,区别于大多经济学家,社会大众、特别是网民给予了你很大的支持,怎么理解这种支持?

  郎咸平:这次风潮过了,我有很深的感触。当网友写评论的时候,我很仔细看,我想看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水平,大众对这个事情到底认识清不清楚。专家学者的批评我是不太看的,让助理综合一下摘要。比如意识形态方面,郎咸平是不是在哗众取宠,反正都是对我个人动机的猜测,你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但是,网民的反应我非常仔细地看,坦白讲,我很感慨也很感动,我呼吸的脉络和社会大众是息息相关的。而且社会大众对我理论的了解远远在专家学者之上。甚至当别人批评我时,网民替我回答。批评者说,郎咸平说停止产权改革我们是不赞成的,网民马上说,郎咸平从来没有说过停止产权改革。他们了解得多么透彻,而且透彻到什么地步呢,他的回答就是我心里想说的话。经过这个讨论,我发现社会的舆论走向究竟还是取决于民意,而不是取决于所谓的专家学者。我从来没有对社会大众给予过如此高的评价,但这次社会大众所展现出来的强劲的生命力,对社会不公正的呐喊,以及对强权压迫的反击,让我深有感触。所以,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了。有的人说郎咸平不了解中国,他搞错了。了解中国不一定要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而是必须对中国做研究。

  人物周刊:网友这种一面倒的支持蕴含了什么?

  郎咸平:我必须绝对强调一点,我个人的魅力是非常小的。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而是社会的不满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爆发的热度。用经济活动中一种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保姆理论”,就能够触动每一个人的心弦,让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出自己的判断。说真的,我心里没有任何喜悦的感觉,我反而感到我的贡献可能被夸大了。我只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正确的时候,说了一些话,一些让人比较触动的话,然后让这个社会产生很大的反思,仅此而已。

  人物周刊:整个争论从头到尾,你有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观点,有没有反思过?

  郎咸平:不可能有改变,不可能有反思,这是我几十年学术的积累,做出的结果,怎么会有反思呢?我将来一定会继续坚持我的理念,这不是一个想法。学术观点无所谓对与错,不同环境之下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我的观点在美国是不适应的,那在美国就不正确了?思想的问题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适不适应时代的问题。我认为我这个想法目前是最适应中国的,至于正不正确不是我所考虑的。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是坚持认为,你的观点不能成为主流,那是国家的悲哀?

  郎咸平:对。你觉得呢?

  人物周刊:那么多学者站出来反对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郎咸平:坦白讲,我不太清楚。我不是局内人,媒体做过很多揣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宁愿把它当成学术讨论好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不发言的原因。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学术上反对我,是在意识形态上、从动机上反对我,不是学术讨论的范围。

  人物周刊:看到这么多反对者的批评,你心里怎么想?

  郎咸平:坦白讲我还是比较尊重他们的发言,这是我的心里话。我如果不尊重的话,早就泼妇骂街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环境,而且有不同的利益团体,这点我没有资格批评。第一眼看到他们批评的时候,我有点吃惊,很突然。但马上开始虚心接受。我如果不接受的话,这么长时间我不会毫不动怒,毕竟我是个凡人。

  职业经理人制度是突破

  按照我的思路来做,国企的效率在正确指导思想下绝对不比民企差

  人物周刊:郎教授,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你认为到底哪里错了?

  郎咸平:一个政府,经济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企业政治结构,要看这个国家的民族性,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英国的产权改革,大家都没有完全搞懂。英国的产权改革有三大定律。第一定律,产权结构不变,绝对是国有股,在这种情况下,招聘职业经理人来做,当然行政命令是退出的,做得不好,下课,换人;做得好,就换成第二定律——上市,把这些业绩极为良好的国营企业卖给社会大众。这就是英国藏富于民的最重要的改革理念,而不是卖给私人。而且他们把最好的国有企业拿去上市,在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获得利益的情况下上市,所以它直接把财富从国家手中转到社会大众手中,而不像我们,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这是不可接受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第三定律——英国政府保有了一股黄金股(Golden Share),在私有化国企的重大决策上政府拥有否决权。英国政府对核心企业的掌控是有效与权威的,这一点值得我们政府参考和学习。

  如果大家再稍微了解一下西欧的产权改革,应该理解我国有些地方的产权改革方向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什么是符合世界潮流呢?要把社会资产还给社会大众,而不是个人。产权改革不得到老百姓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动荡的开始。

  人物周刊:你“破”了这么多,那么“立”在哪里?也就是说,你对国企产权改革有何建设性思路?

  郎咸平:我如果没有“立”的话,就不会谈这个问题。我认为职业经理人制度,本身就是一大突破。国企目前产权不变的情况下,行政命令退出,在二级市场找职业经理人来做,在竞争领域和民营企业同台竞争,资源性垄断行业收归国有。这是我认为在现阶段比较有效率的方法,而且从世界历史来看,这种形态是最符合中国现状的。按照我的思路来做,国企的效率绝对不比民企差。

  最有效的事是最简单的。千万不要小看我所提出的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今天有些地方的产业改革,是践踏国有资产,践踏产权。不要把国家产权看得一文不值,国家产权如果能被所谓的国退民进,MBO,如此践踏的话,民企哪有信心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呢?一个不尊重产权的社会,不管是国有的,还有私人的,你的产权就会受到破坏。保护国有产权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保护私有产权。当你不准践踏国有产权的时候,同时你也不能践踏私有产权。今天说郎咸平保护国有产权,那太小了,而是郎咸平保护所有的产权。我不是民营企业家的敌人,而是真正地帮助他们。

  任何职业经理人都是“保姆”。只有充分地尊重产权,职业经理人才能成为一个好保姆。世界500强,哪一个不是职业经理人在做的?欧洲的产权改革,哪一个不是职业经理人做的?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我还需要多讲吗?

  人物周刊:反对者并没有否定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只是认为其重要性不如产权改革。

  郎咸平:他们把这个问题看得太小了。我们一直围绕着产权,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事实上,我的切入点,更超脱一层。我们今天要确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尊重国有产权,也要尊重私有产权,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放心大胆地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这才是强国的根本。他们对职业经理人制度认识是不清楚的。这不是讨论交通规则,不是选举,这是几十年的积累,只能表达,不能辩论,这是对思想的尊重。辩一辩就改变,那叫什么思想啊。

  在现阶段,国有企业应该是中国经济的主流,这个阶段是不可改变的,这是民心之所向。我比较赞成的是英国式改革,国有企业做好了卖给大众。可是,要像英国一样改革,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没有英国一样高效率的股票(相关:理财 财经)市场。所以我认为现阶段的做法就是让国有企业效率提高,行政命令退出国企,由职业经理人来做。产权是国家的,在这种理念之下,国有股控股,但不干涉企业运作,这样和英国、美国的大众持股公司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人物周刊:用“国有资产被窃取”这一问题来阻止非国有化改革,那是郎咸平真正的目的,因为他确信国有企业应该保留,并且他更欣赏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对于这样的评价,你如何看?

  郎咸平:我讲得很清楚,我是不赞成民营化的,不赞成非国有化改革,这种把老百姓的资产转到私人手中,我一向是反对的,还有所谓的 MBO。至于我更欣赏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那是他在偷换概念,我从来没有讲过,国有企业是好的,民营企业是差的。问题是在中国现阶段要维持社会稳定,资产不能转移到私人资本家手中。我相信国有企业改换思维,用我这套方法,一定不比民营企业差。

  精英政府才有法治

  ——新法治主义

  我主张的精英政府是以民为本的政府,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讨好利益集团

  人物周刊:究竟如何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郎咸平:目前只能靠政府的力量来解决,没有别的办法。

  人物周刊:你反对主导我国产权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你似乎说过主张大政府主义。

  郎咸平:所谓大政府主义我并没有在很多场合作更多发言,因为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再惹出更多的麻烦和误会。你以为我们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就是新自由主义学派,他们讲的民营经济、自由、民主、选举、议会、小政府,会把中国带到富强之地吗?这些理论是对美国或欧洲政治体制肤浅的看法,这是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最危险的地方。如果这些能把中国带到富强之地的话,请你看看现在的菲律宾,它曾是美国的殖民地,复制了美国的所有制度,包括议会、选举、民营经济、民选政府,最后,这个上世纪50年代亚洲的超级强权,它的女人要到别的国家做女佣。为什么?因为政府在还没有完成法治化之前就极早地退出了市场。这造成官商勾结,席卷全国财富。政府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政府是建立法治化的惟一来源,法治化通过民营企业家、学者建立,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强制政府才有法治。

  美国的法治什么时候建立的?1890年哈里逊总统搞了反托拉斯法,一直到1932年完成了证券(相关:理财 财经)交易法,整个法制建设是在美国大政府时期完成的。当建立好一个良好的法治后,每一个社会的经济个体都能按照游戏规则来游戏,不会侵害到别人利益,也就是说,上市公司做好上市公司,不要侵害中小股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时候,政府才能退出,中产阶级才能被建立起来。政府过早退出,带给一个国家的绝对是悲剧不是喜剧。

  民主是要循序渐进的,没有法治,没有规则,民主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操纵政府。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不都是这样吗?你要选举,要钱啊,钱从哪来,必须从企业家那里来,他给你钱选总统,选上总统以后选总理,他在幕后操纵,就是这么简单。

  中国未来的思想指导主流必定是我所提出的新法治主义——所谓新法治主义,就是以政府的力量建立一套以民为本的法治化社会,而给社会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政府一个法治化的规范。

  人物周刊:你的终极目标还是不反对实现民主。

  郎咸平:当然不反对,因为我自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我跟别人的不同在于,我彻底地了解世界历史,彻底了解什么叫民主。我希望以民为本,以老百姓来考量国家,我何尝不希望自由民主?任何低度开发国家过早进行民主化,自由化,没有成功的。你告诉我哪一个成功了?

  人物周刊:一旦建立精英政府,就能保证民主的实现?

  郎咸平:大或强权政府不一定会推动法治化建设,而这也是为何我用精英政府这个名词,不追求法治的政府不叫精英政府。精英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法治,完成法治化,就有游戏规则了,在股票市场上就不存在剥削了。像美国一样,每个人都不应该侵犯别人的利益。这个时候政府就可以退出了,为什么美国是小政府,因为美国大政府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建立法治化。我们还没有建立法治化,怎么能跳到小政府呢?

  人物周刊:那中国五千年的大政府呢?

  郎咸平:那是人治。全世界法治化是从19世纪开始,法治化是任何一个强国必须要走的道路。没有法治化建设,谁控制了权力,谁就控制了财富。今天为什么有很严重的官商勾结现象,谁跟权力接近,谁就能获得比别人更早一步的致富的机会,这是公平现象吗?现在的产权改革是公平的吗?做了国企老总,实现了MBO,你就致富了,这是公平的吗?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一直去不了的民族悲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任务太重要了,要抛开这个历史悲剧前行,和国际接轨,推进国家进入法治时代,为下一代着想。这是阶段性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什么事情都要循序渐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人物周刊:那你如何解释苏联和文革中的中国,这也是一个强权政府,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呢?

  郎咸平: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当时的政府不是我心目中的精英政府。当时的强权是人治的强权,扼杀了每个人的创造力,是齐头的平等,而不是足底的平等。每个人80块一个月,每个人都没有创造力,任何经济个体都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最大才华创造财富。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把枷锁拿掉了,但走向另一个极端,个人完全发挥创造力,没有法治。所以我们要回到中间。每个人的创造力必须受限于法治化的环境,要在法治化规定的角色里尽量发挥,不能侵犯到别人。这是我理想中的状态。我绝对不是要回到人治的时代,那是错误的。

  我主张的法治是以民为本的法治,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讨好利益集团,像这次产权改革,而是增进全民福利,提高国家财富。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必须由政府来推动,如果牵扯到了利益团体,一定是不公平的,会造成社会动荡。精英政府是以民为本的政府,这样才能主导一个中立的法律,以大众利益为准,这是一个原则。

  人物周刊:在这次产权改革争论开始时,你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郎咸平:对,一开始并没有提到,我认为太早了。但现在我发现社会大众已经有足够的水平来接受我这种更进步的理念,强国理念。(反复看窗外的十字路口)你看我们现在交通乱成这个样子,你不感到惶恐吗?慢车道跑到这里停,快车道跑到那里去右转。这个叫纪律吗?这样的国家是法治化的国家吗?不经过法治的建设,怎么能导向正统?

  一定要写清楚,我主张的不是人治的强权,不要让人说郎咸平带回文化大革命。在现阶段,应该强化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这个阶段过了,我们下一代人才有好日子过,我们这一代该做点牺牲吧。

  人物周刊:你受哪一种思想影响最深?

  郎咸平:我受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影响很深。哈耶克,他是中国现代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鼻祖,我在大学时代和他通过几次信,对他个人无比地崇拜。当时认为民主自由是治国的经典。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学习,我发现这只是一个结果(连续地笑)。过程必定是1932年以前的美国大政府,俾斯麦的德国政府,法国的拿破仑时代,那才是一个开始。

  人物周刊:一般人会觉得很奇怪啊,依你个人的经历怎么会主张精英政府主义?

  郎咸平:我是喝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大学时代我就研读新自由主义学说,哈耶克的所有著作,我都背得滚瓜烂熟,而且看的都是原文。我出生于台湾蒋介石时代,但一直无法解释,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地方,一个威权统治的时代,却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这完全不合理。等到有了民主的时候,反而是台湾经济最落魄的时代,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因此我明白,自由民主只是一个结果,到了一定阶段才能实现,台湾就是过早地实现了民主,带来的是民生凋敝。

  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

  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的产权改革,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

  人物周刊:这场争论到此结束了吗?

  郎咸平: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有些地方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

  人物周刊:那你就是反对目前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

  郎咸平:当然是,因为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以学术成就、影响力而言,我才是主流。我是真正彻底地了解了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才讲这个话,所以类似的观点才应该成为主流。我从来不承认我是非主流,我就是主流,虽然我就只有一个人。(大笑)

  人物周刊:一个人的主流,不觉得力量单薄吗?

  郎咸平:无所谓嘛,一个学者难道不为自己的信仰而战?我对对方也挺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没有看不起。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辩论过,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

  人物周刊:几天前你说过:“经过这一次事件后,我认为自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指什么样的作用?

  郎咸平:对啊,现在我不是正在谈嘛。我认为现在是谈治国理念的时候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

  人物周刊:但是我突然想到,你这个观点是不是偏左?

  郎咸平:哎呀,这个不重要了。你能说德国、法国是左派吗?你能说美国是左派吗?这只是一个阶段性。这个阶段性好像看起来有一点左派的味道,我是为了右派而左派,不是为了左派而左派,我追求的是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民主经济、民主自由。与其说是左派,不如说现阶段是左派,未来是右派,更好一点。这就是我跟左派经济学家保持那么远的距离的原因,不要让人误会我是左派经济学家。你说我是左派,那不可笑吗?(一连串笑声)

  人物周刊:如果非要用一个标签的话?

  郎咸平:那我是一个经世致用的经济学家。

  人物周刊:上次接受我们采访时你说,仅仅得到网民的支持,也是一种悲哀。

  郎咸平:一个政策推行的话,需要得到整个国家的认同,老百姓认同了,政策不改,那不等于白忙一场吗?

  人物周刊:也有启蒙的作用啊。

  郎咸平:走到这一步把自己当启蒙,那不是很悲哀吗?你不能改变,只能有启蒙作用,那真的是林觉民了(笑),我何尝不想做改变呢?我想得到的不应该只是网民的支持,应该是整个国家的支持。

  人物周刊:你的治国理念什么时候能成为主流?

  郎咸平:(沉默)我不知道(肆意大笑)。

more

从货车轮胎买卖看中国经济

高小勇

有叶飘落

年前,好不容易找到杭州中策橡胶那个负责销售的老总,我想从他那里找点对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感觉。
杭州中策的货车轮胎销售排名全国第三。杭州中策的老总告诉我,与往年不同,2005年他们货车轮胎在国内的销售不理想,尤其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增幅下降很大。货车轮胎选择的变化说明什么呢? 买货车轮胎人的多寡,说明轮胎的损耗的大小,轮胎损耗大小说明货车运输的多少,货车运输多少意味着货运量的大小,而货运量就是商品的交易量。而公路货运量的大小诉说的是什么呢?
我国GDP实现主要靠公路运输来搞定的。
查阅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就表明,2004年我国货运总量是161亿吨,而公路运输就完成122亿吨,剩余的才是铁路、水运、民航的货运量。从货运量看经济增长,似乎比GDP要来得真切些,一般意味着真金白银的交易完成,不象GDP,没有真正需求的库存也算。尽管,从货运量看不出多少服务业情况,但一国经济主要还是需要运输来帮忙完成的经济,即使是在服务业很发达的香港、伦敦等地区。当然,货运量反映服务业不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情况更准确些。顺便说一下,中国每年数不清的商品交易靠公路上不清的货车帮助完成并不是坏事。这一点我们与美国类似,最近的资料表明,美国的货运价值主要还是公路实现的,铁路货运价值仅占社会总价值的4.6%。这种情况意味着市场分工发育还好,比较优势原理支配着地方和企业的分散生产,市场的创新和细分,产品的多样化,意味着地方之间企业之间更频密的交易,意味着更多的公路运输。俄罗斯的市场没有创新出多少商品,最近经济增长靠油价飙生,跟沙特一样靠石油,相对不动脑子的大宗石油生产,就跟俄罗斯货运量主要靠铁路运输匹配。
既然一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较准确地通过货运量反映,而一国的货运量又主要通过公路运输来完成,比如我国公路货运量近整个货运量的80%。那么,通过公路货运量的消长是可以大致准确推论未来经济走向的。
但是,用公路货运量推论经济走势也有麻烦,因为它是一个总量统计数据,不大准确。多年的改革,运输企业大都民营化了,要么私人承包了国家的货车,要么就是许多私人的运输,数据很难统计准确。那么,要了解公路货运量大致的增减,中国经济的冷热,一叶知秋,需要一个更确凿的微观现象,一片更实实在在可观察的“树叶”,作为推论的基础。
经济学分析的下手处,如果是科学哲学所要求的“五官可及”的人的选择行为现象,有些好处。一,所谓真实世界经济学,就是不去为那些道听途说,被某些感情或其他什么东西夸大捏造的事;二是人的选择现象,常常既是分析的起点,同时又是经济科学用来检验假说的可观察事实。因此,所分析的行为现象越确凿越好。2002年底,我就是从人们观察上没有歧异的全国大面积缺电——用电选择的大幅增加现象下手,来推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
我的感觉是,分析最好从微观没有歧义的可观察的行为现象——也就是真实世界里的确凿的“一叶”——下手,通过分析锤炼出一个坚固的因果假说后,做一般化推论,一叶知秋时,再用反映选择总量的数据来验证假说。事实上,一叶知秋的分析,也就是好的微观分析,倒常常质疑出总量数据的破绽。比如,多年来,都有国内外学者批评中国夸大了自己的经济总量,而不太关心宏观经济数据的张五常教授,就通过自己一篇篇微观分析的经济故事,坚持说中国的经济总量被低估。最近国家统计局对GDP的有关修正,可以看出五常教授通过微观分析来推论宏观总量方法的力量。张五常、杨小凯都认为经济学没有宏微观之分,这是他们过人的深刻。其实,宏观统计数据除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可能会不真实外,还有就是反映人选择的总量变化的数据,从方法论上讲倒往往是需要解释的东西,或者是有待验证的经过分析推论出的预言知识。比如钢材涨价是选择增加的结果,是市场供求出清的后果,这往往是需要经济科学事先推论出的预言知识,是什么约束条件让人觉得现在钢材便宜,从而导致了比以往更多的人选择钢材,或者将要选择钢材。科学就是因果假说的事前推论与事后解释的不矛盾,又有事关未来变化的新知识。科学不能节约人们未来行为的成本就不会获得尊重。在约束条件变化远频繁于物理世界的人的社会,如果想通过科学基本的表达式“如果——那么”的因果假说,有力解释和演绎过去未来一大堆事物,可能你的“如果”、“那么”的指定和想象,最好是微观的可观察的确凿现象。
杭州中策就是一片确凿的树叶。

货车轮胎生意清淡说明什么

2005上半年,我与杭州中策的销售老总聊天,还意外发现他们前几年货车轮胎销售的增长大致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同步,而且,各地货车轮胎销售的不同增幅与我查阅的各地经济的不同增幅大致同步。而在年末,这位老总就说货车轮胎的生意清淡下来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货车轮胎销售降幅巨大。这两个地区是中国经济两个发动机,过去的数据表明,这两个地区的公路货运量是与它们在中国经济总量分额大致一致,两个地区公路货运量占全国公路货运量的20%以上。两个地区货车轮胎的需求变小意味着公路货运量的收缩,而公路货运的需求变小,意味着商品交易量的增幅和经济成长放慢。作为中国经济发动机的两个地方经济成长放慢,中国经济过去几年的炽热可能会逐渐冷却,至少是平平淡淡。尤其是考虑几年来是外需拉动中国经济的事实,而获取外需又主要是这两个地区,那么,预言中国经济未来两年不会再有需求拉动的紧张,应该是大致稳妥的推论。
另外,杭州中策货车轮胎销售的另一个事实,也同样有未来两年中国经济炽热不再的含义。杭州中策对美国的货车轮胎继2004年的高增长后,今年又有30%以上的增长。我曾经在南方周末写过一篇美国人收入变化跟中国外需变化之间关系的文章。说2002年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从 2001年的1310亿美元大幅下滑77%,降至301亿美元。同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一下扭转疲态,暴涨了29%。也就是在这一年,外国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也上升了20%,达到530亿美元。这一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居世界首位,第一次替代美国。意思是说美国外资减少了,就业相对减少,减少就业就减少了收入,美国人收入减少,要买便宜,而中国是生产便宜商品的大国。但2004年美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出现大幅增长,由上一年的300亿美元猛增至1210亿美元,重新恢复全球头号吸收外资大国的地位。中国位列第二,为620亿美元。如果说,美国因2001年恐怖袭击变贵,需求浩荡迁徙,中国经济过去几年的炽热只是一个意外的话,那么,2004年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暴升,则意味着美国在某种约束下又变得便宜下来。外资增加就业增加。中国杭州中策的货车轮胎在以公路运输为主的美国卖得不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美国经济不错。美国人就业增加,收入也不错。与收入减少时不同,收入增加的美国人对中国商品的便宜不会再有过去的敏感,外需会在边际上变小。再说,汇率的变化可能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商品的价格和需求。
2005年夏天,在北大与林毅夫教授讨论他关于中国经济可能迎来通货紧缩的发现。我还不以为然,说如果看美国的情况或许如此,但如果外需考虑欧盟对美国的替代,通缩就不一定发生。因为欧盟的外需遇上了与“911”后的美国相似的情况,外国直接投资连续3年大幅下降,由2002年的3740亿美元减至2004年的1690亿美元。最近两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都在急剧增加,2003年增长50%,2004年增长37%。2004年,欧盟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双边贸易额 1773 亿美元,增长 33.6%。来自欧盟的外需有可能替代美国。但看来这种替代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生。相反不好的消息是,2005年11月份反映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降幅较大,以及此消彼长的反倾销等等。尽管,出口并没有与外商直接投资一起降下,但这可能与人们预期人民币将继续升值有关,即现在中国商品相对它目前的币值还相对便宜,能买则买。但这种因素估计是短期的。更多的事实是与货车轮胎在国内的销售不景气一起,都在加强一个逻辑:中国经济在逐渐冷却。


需求变化分析上的教训

我们一个很崇尚政府宏观调控的国家,正确判断需求变化,尤其是能否大致准确判断需求变化的约束条件,是很重要的事,因为判断以及采取的措施,无论代价还是收益都会很高。
比如2002年。那年底,当时大面积停电现象意味着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无须多虑,可以把几年来苦苦应付通缩的精力用来搞新的制度安排。以往卖不出去的电突然有了更多人选择,说明某种约束的转变让人觉得电变便宜了,价低,选择和需求就增加。新的约束是什么,让人感觉用电比以往更有利可图?肯定是需要电的交易正在大量发生。交易增加难道经济不增长?后来我写文章分析了2002年交易增加的原因是美国2001年遭到恐怖袭击,这个事件使美国相对变贵,选择美国的生意至少边际上会减少,但美国是“世界之胃”,边际上的一点点变化也导致了需求的浩荡迁徙。中国适逢加入世贸,减少了世人眼中贸易的不确定性,制度上更加凸显了自己各种便宜,吸引了需求。后来公布的美国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第一次跌下世界首位,中国雄居第一的事实验证了我的推论。需求的迁徙当然导致了中国包括电、煤、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面紧张,以及超载、矿难、民工荒等其他后果。一些政府官员和不少学者,把难得一见的需求浩荡迁徙引发的种种后果归咎于地方政府,而不是在事发之初一叶知秋,从容进行电、煤、出口退税等新的价格制度安排,从而支付了经济炽热发烫的成本。
事情也不奇怪,当时我们的专家也不清楚需求为什么在变化,当然要为没有知识付费。当时一位对政府决策相对最有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就撰文说:“2002年中国经济走势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年初的时候,一些政府领导部门和许多经济学家都预测今年的经济增长将出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可实际的情况却是前低后高”。他还接着分析了需求变化的原因:“1998年中国出现市场疲软、经济走慢等情况时,中国政府也是针对这两个方面采取措施的,这就是一方面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鼓励出口的政策来促使需求扩张;另一方面用推进改革和改善各类企业经营环境的办法使企业的活力得以发挥。也就是说,采取了从需求方面和从供给方面着眼反衰退的‘两手政策’”,关键是“第二手”的作用。“这一类举措能够极大地促使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发挥它们的活力”,“我国出口在美国等主要大国经济重新出现衰退的情况下逆势而上,其主要原因也在于从1999年起对民营企业开放外贸自营权,使非国有部门的出口强劲增长”他还推论:“十分明显,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变坏,只要那些促使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内生因素继续加强,它们也完全能够抵销外在因素的不利变化、而不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发生重大消极影响”。
事实上,外需在“911”后发生的变化,既给我们带来了2002年增长的欣喜,也带来了后来地方政府跟进、公路超载、矿难,以及电荒煤荒民工荒。无论消极还是积极,影响都不可谓不大。
经济学分析选择即需求变化,准确指定约束条件是很困难的事,因为你要看清什么在变,什么最重要;什么不变,可以忽略。我们说2002年突然使需求增加的约束条件,是“能够极大地促使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发挥它们的活力”的一类举措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跟2002年使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突然雄据世界榜首530亿美元又有什么关系呢?而这些钱是要用电、要用煤,是拉动内需的。

2005年,货车轮胎的销售事实,显露出需求变化变化的迹象。它与2002年底全国大面积停电的现象一样确凿,可观察。但是对外需说来,是什么样的约束条件让它们感觉中国变贵了,却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因为我们需要少付代价,需要避免在2002年外需暴增时还在管制电力投资,还在用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错误。起码,如果需求在变小,我们关于过去应付矿难和房地产业的政策需要再细斟酌,因为需求变小,对煤炭的需求相应会落下,矿难至少会因为生产减少而减少,浙江今年冬天用煤就没有了往年紧张;需求减少自然也伴随交易减少,收入也不会有大的增加,那么国内就没有过去那么多钱来推高房价。除非人们预期人民币还有较大升值空间,现在房价依然相对较低。
美国投资大师巴非特善于一叶知秋,他数垃圾桶里可口可乐的罐子,看这家公司未来,而大肆买进可口可乐股票发了大财。我是从货车轮胎销售看一国经济——只是试试,只求大致的对。

more

张五常:《信报》何价?

近日《信报》要出售而买家可能是李泽楷的消息,传媒吵得热闹。不是综合性的大报,销售量没有达到过六位数字,据说今天赚不到钱了,而媒体出售司空惯见,不应该是大新闻。细读字里行间,知道是另一回事:报道的人都站起来,把帽子脱下,向林山木先生与骆友梅女士致意!那是一份很特别的报章,由一对执著于真理、坚定于原则的夫妇经营了三十三年,要退休了,大家于是想知道,转手后的《信报》会是怎样的?是的,国内与香港数以百计的中文报章中,不容易见到像《信报》那样中肯可信。北京重视《信报》,由来已久。

山木、友梅、泽楷、天凡,我都认识,但这宗可能的交易我半点内幕消息也没有。这里要谈的不是《信报》将会以何价成交,而是《信报》值多少钱。我没有答案,但牵涉到的是一个有趣的经济学难题,见猎心喜,就让我这个老手尝试分析吧。

先让我假设今天的《信报》不赚不蚀,打个平手,盈利是零。再让我假设《信报》的买主不会只因为拥有《信报》而过瘾,即是说,假设没有非金钱的收入。在这假设下,如果经营《信报》永远赚不到钱,其价值是零。买的是一个金漆招牌,无钱可赚而又没有非金钱的收入或享受,金漆招牌要来作什么?

问题是《信报》这个金漆招牌不简单。它代表吁中肯的报道与知识的传达。不是说其他刊物不中肯,或没知识,但《信报》能成功地把这招牌挂上去。任何文明社会,原则上,这些代表吁的很值钱。问题是在中肯报道与知识传达这声望的雨伞下,有没有人可以拿出钱来,施出本领,把《信报》代表吁的变成黄金白银呢?如果可以,《信报》应该值多少钱?报道说成交价会在两个亿或多一点,有人说偏高,有人说偏低。朋友,你怎样看。告诉你我的看法吧。

我敢打赌,给任何人五个亿制造一把上述的《信报》雨伞,造不出来。十个亿也多半不成。现在让我假设在香港的众多天才中,能造出《信报》雨伞的,最低成本是六个亿。这样,如果该雨伞真的市场有价,在竞争下《信报》值六个亿。问题是香港的读者不一定懂得珍惜这雨伞保护吁的,认为不够娱乐性,又或者他们懂得,但购买了该雨伞的人不知道怎样利用才对。这样,《信报》所值何价只有天晓得了。

香港有没有足够珍惜中肯报道与知识传达的读者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购买这雨伞的人要懂得怎样利用才可以赚回成交价,而原则上,很懂得利用的会有盈余。这个人要有钱,要喜欢做一点有意思的事,也要懂得坚守《信报》划定下来的信念来投资加码。我认识的有钱人不多,但认为李察是个不俗的人选。

《信报》不容易接手。香港的刊物多如天上星,落重本的不少,大家打得头破血流。《信报》的买主如果手痒,要改变形象参与大混战,血本无归姑且不论,何必见笑天下呢?利用《信报》雨伞的人不能手痒,更不能把雨伞撕破,要赚钱只能在这雨伞下加码投资。然而,山木夫妇在雨伞下划定的范围与原则那么紧密,肯花钱当然可以改进,但谈何容易?

也有乐观的一面。有朝一日,如果中国容许外资在国内搞传媒刊物,那么《信报》这把金漆雨伞会价值连城。是的,今天国内的经济刊物多,一般赚钱,其中不少拜《信报》为师,抄抄袭袭,很有点不伦不类。

——苹果日报/凌锋推荐(1/17/2006 3:45)

more

Tuesday, January 17, 2006

这样的人能得孙冶方

我是经济学行外汉,但对拉美的近代社会发展挺感兴趣。这位作者的文章大概是编辑登出来羞辱他的。(这样的人能得孙冶方?)海归?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哈哈,作者大概不知道拉美变了天。
不说玻利维亚,委内瑞拉这些急左,不说巴西,阿根廷智利这些中左,就连墨西哥都要保不住了。现在拉美名副其实新左当道!拉美人民集体宣判新自由主义入狱服刑!你可以说拉美不是民主是民粹,民粹挡了所谓主流经济学的路(张五常的调调)。但你自己搬出智利的CHICAGO BOYS就贻笑大方了。事实证明独裁也救不了主流经济学。在主流中的主流,诺贝尔奖得主MILTON FRIEDMAN的指导下,CHICAGO BOYS的作为使智利经济大幅震荡,贻笑大方,曾有两年经济负增长超过10%。最终随大独裁者Pinochet而轰然倒台。他们专政17年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人民生活极近悲惨的智利。而智利变成MILTON FRIEDMAN最大的污点!需要补充的是当年CHICAGO BOYS的经济学实力远胜中国的海归派。有几人是美国第一大经济学府CHICAGO经济系的教授,其余为CHICAGO的博士毕业生。张五常整天嘴上挂着FRIEDMAN不烦,但就不敢提智利。CHICAGO BOYS后的智利由中左联盟执政15年。社会经济齐发展,全面超过CHICAGO BOYS执政的17年。这才有了最近中左联盟对下五年的再次胜选。最后希望说清我的目的:不想全面反对海归,毕竟智利中左联盟历史上最有力的财长也是美国的经济学博士,只是他在美国根本就不那么主流,那么新自由。总体上拉美重用海归经济学家并没有给拉美带来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劝作者扬弃主流,多读日本,南韩。实在想找海归的成功经验,可以去考察台湾奇迹中经济六院士的作为。拉美绝不会给你加分!主流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不可以挂在嘴边!

more

李安的金球和保守的真面目


林博文写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我觉得正宗的标题应该是新保守的真面目。他还忘了副总统的女儿吧,也可能是刻意略过。联想到天主教士恋童和国会共和党献金舞弊的的广泛性,不得不说钟摆再一次到了最高点, 新保守时代又要过去了。自以为保守只能作,不能说。否则实在容易流于虚伪!
又:大陆留学生论坛有人对李安得奖时说的TAIWAN,HONGKONG,CHINA很有意见。认为应该说TAIWAN,HONGKONG,MAINLAND才政治正确。吗的。。。真是恶心。李安算是不错了。对我们大陆留学生自己的言行不一深有体会,再次感叹保守只能作,不能说。

又:作娱乐见长的苹果这次在对李安的报道上被中时全面击溃!有王健壮的功劳吗?




細述同志情 「斷背山」遭美衛道之士夾攻

李安放光芒 斷背山奪4大獎

林博文專欄



李安執導的電影「斷背山」,最近在美國連連得獎,不少影評家預測「斷背山」會得奧斯卡最佳影片,李安將是奧斯卡最佳導演。李安上次拍〈綠巨人〉(TheHulk),既不叫好又不叫座,是個大失敗,《紐約時報》說:「李安把這部電影拍得一無是處」(Ang Lee got every thing wrong)。「斷背山」平反了李安的名聲。

有些影評家誇稱這部描寫六十年代初兩個年輕牧羊人日久生情的影片,是一部「革命性的電影」,因它大膽而又細膩地呈現了同性戀的故事。「斷背山」上演後,有兩派人大聲撻伐,一派是反同性戀者,另一派是西部牛仔至上主義者。

反同性戀的脫口秀主持人在電視和收音機上痛批「斷背山」是一部「不道德」的電影,保守派亦在網路上大罵一通,有的戲院甚至禁演。

這篇文章不是影評,而是要揭發美國反同性戀保守派的一些偽善面孔和虛假作風。美國現代保守主義的興起,前總統雷根雖功不可沒,但菲莉絲.夏拉芙(Phyllis Schalafly)的貢獻也許不輸雷根。她在六十年代鼓吹反共、反毛、反赫魯雪夫,還發行了銷路甚廣的《菲莉絲.夏拉芙報告》新聞信,在婦女群中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七十年代初美國國會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ERA),此次修正案的立法宗旨是要保障婦女就業免受性別歧視,如獲全美四分之三的州議會通過,即可成為憲法第二十七條修正案。但在以夏拉芙為首的保守派的反動遊說下,女權平等修正案竟未能規定的期限內獲得三十八個州(已有三十五州同意)州議會的批准而胎死腹中。

夏拉芙身為女性,為何反對女權平等修正案?她說美國婦女已有足夠的權利,不必再「自貶身價」去要求和男性平等。這位專門開時代倒車的女人,經常在無線電台和報紙上大罵同性戀。宣稱六十年代的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使美國社會道德淪喪、文化沉淪,而同性戀、迷幻藥和自由性愛的大行其道,都是自由派帶來的「遺產」。當夏拉芙在痛罵同性戀的時候,有位調查記者挖到了一條震撼性的新聞:夏拉芙的兒子是同志!消息傳出後,夏拉芙不再罵同性戀了,聲音也小了,從此不敢再提同性戀問題。
冷戰時代赫赫有名的保守派專欄作家約瑟夫、艾索普(Joseph W. Alsop)是反共打手,也是華府的權力掮客。他每天在專欄上板起面孔教訓世人勿被赤化,要堅守西方文化的普世價值,儼然是個道德家,但知其底細的人都知道艾索普是個同志,而且是個非常積極、活躍的同志,二次大戰到中國當飛虎將軍陳納德的顧問,得了梅毒。

他本來和他的弟弟史都華(Stewart)合作寫專欄,二百家報紙轉載,有二千五百萬讀者,但有一次在舊金山和一個妓男發生關係時被警察逮到,史都華擔心他自己的名聲被哥哥弄壞,於是兄弟分手,各寫各的專欄。最糟糕的是,以反共起家的艾索普有次到莫斯科訪問,他一到蘇京即被特務機構格別烏(KGB)盯上,色迷心竅、膽大妄為的他,竟在浴室和一名白淨的俄國青年發生關係,格別烏全程錄影,並把一份拷貝送給艾他本人,一份拷貝送給美國駐俄大使。艾索普狼狽返美,從此安靜多了。

「斷背山」的背景是六十年代初的懷俄明州,兩個年輕人雖號稱牛仔(cowboy),但他們實際上是在牧羊而非放牛。一群崇奉西部牛仔文化的人,批評「斷背山」汙衊了年仔的粗獷、豪放的俠義傳統,歪曲了西部拓荒精神。事實上,美國歷史上究竟有沒有西部電影所描述的見義勇為、拔槍相助的牛仔,仍是個大謎團。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相信像約翰韋恩這種牛仔俠客,只是美國建國史上累聚而成的神話故事,也是一種迷思(myth),可能根本就沒有所謂行俠仗義的牛仔。就像中國武俠小說製造了許許多多令讀者神往的俠客與武功。中國小說家可以在雲霧縹緲的山林上創造武俠故事,美國小說家當然也能夠在廣大的西部原野上建構牛仔傳奇。
美國西部拓荒史是一部掠奪土地資源和殘殺印第安人的歷史。白人以暴力、欺騙和酒精瓦解印第安部落,腐蝕印第安精神和文化。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大舉西征,質樸的印第安人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白人入侵部隊,由震駭、驚慌到起而反抗。後世的西部電影都把印第安人形容為愚蠢、嗜殺的原始族群,其實新大陸原住民是善良的,與世無爭的。

一八六八年美國騎兵隊的菲律普.薛理丹將軍(Philip Sheridan)說了一句遺臭萬年的話:「我所見過的好印第安人,就是那些已經死掉的印第安人。」一八九○年,三百多名蘇族(Sioux)男女老少在南達科他州的傷膝溪(Wounded Knee Creek),盡遭第七騎兵隊屠戮。

近百年來,好萊塢電影大量扭曲了美國歷史,偶爾出現幾部比較真實而又能揭露一些隱蔽問題的電影,衛道之士就受不了,「斷背山」就是其中的一部。


2006.01.18  中國時報
顛覆大師李安
殷惠敏


對一個認真的導演來說,要走藝術電影還是商業電影的路是一個困難的抉擇。藝術電影探索人生哲理或挖掘靈魂,作品往往叫好不叫座,商業電影從俗從眾,琳琅滿目卻失之淺薄。像李安這樣能夠拍出扣人心弦,既有藝術深度而又賣座的電影,實在很不簡單。這是我對他的新作「斷背山」的觀感。

許多人都稱讚李安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擅長處理華人在中西文化交集情境中的心理狀態。他的成名作「推手」就是這種心理變化的細膩描寫。但文化薰陶的說法相當籠統,好像有什麼潛移默化的無形力量在那裡支配。我倒覺得李安處理題材的一貫手法是顛覆。這又和他自身的生活經驗有關。


早年在台灣,父親是中學校長,望子成龍的傳統軌道絕非影劇,李安卻立志於影劇,這是對傳統的顛覆,對父權的顛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拿到紐約大學電影碩士後,嘗到了顛覆的苦果。有六年的時間他落魄失業,在家孵豆芽,生計全靠老婆在外工作支撐。這段時期,他做飯洗衣帶小孩換尿布,變成了典型的住家男人。這又是對「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傳統的顛覆。李安從顛覆中透視親情,透視父子關係夫妻關係男女關係,成為他日後處理電影題材的養料。「喜宴」中的古板父親角色,「飲食男女」中那個在家中既下廚又洗衣的大飯店頂級廚師,都有李安自己成長和生活經驗的影子。任何住家男人見到電影裡的大廚師抱著一團糾結不清的女人絲襪內褲,應該都會莞爾。

「喜宴」是對傳統「男女」婚姻的顛覆。思想保守的父母從台灣到美國主持兒子的終身大事,但兒子的愛人其實是個白種男子。一場遷就親情而演出的喜宴假戲落幕後,保守的父母也終於搞通思想,默然接受了真正的新「媳婦」。「飲食男女」裡的老廚師,原來給安排的續弦物件是個年齡相近的煙槍寡婦,自己愛上的卻是寡婦的女兒,真相攤出後,寡婦當場昏倒,女兒欣然同意,顛覆帶來意外的驚喜。

可是顛覆也可能令人驚悚。李安後來執導的一部影片「冰風暴」,刻畫了七十年代美國性開放風潮下家庭倫理崩潰的悲劇。在放縱情欲交換配偶的舒適中產階級生活表像背後,是心靈的空虛與迷惘。如果說,六十年代美國的性革命是對過去的保守貞操觀念的顛覆,則「冰風暴」是顛覆的顛覆。無論是驚喜或驚悚,顛覆的手法製造的跌宕效果,增加了劇情的張力,引人共鳴。

現在「斷背山」這部小成本作品,顛覆的野心更大。六十年代初,在保守的美國中西部懷俄明州--美國人所謂的傳統文化「核心地帶」,兩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牧場男工,高中輟學的窮困鄉下孩子,因彼此吸引愛慕而墜入情網,無法自拔。這場同性戀情,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自然沒有出路,也不可能有圓滿結局。此後二十年,他們各自結婚生子,在不同的地方過著不同的生活。只有偶爾相約回到斷背山釣魚重聚,才能重溫舊情。然而,回首已是百年身。在社會壓力下心理的孤獨與失望,表面維持的婚姻也讓妻子內心感到空虛痛苦。最後,戀人意外死亡,生者來到其父母農場要把骨灰攜回斷背山,出現了至情感人的一幕。

李安以細膩的手法處理一個單純的故事情節。在我這個電影門外漢看來,「斷背山」毫不誇張,沒有任何政治說辭,幾乎紋風不動,卻產生了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效果。扣人心弦的訊息是同性戀情同樣出於人性,具有本然的、與生俱來的不變特質,並非某種異常行為。

同性戀能產生在美國東西兩岸的大城市,也同樣能出現在中西部的「核心地帶」。這從根本上顛覆了近年美國基督教基本教義派關於婚姻與傳統價值的論說。不但暗示這種保守價值觀的橫暴偽善,同時也顛覆了以往由美國著名史家弗列德裡克.特納的「邊疆理論」所堆砌起來的「西部」神話。在粗獷的個人主義雄性中心的表像下,也有溫柔婉約的同性戀情。在美國開拓史上男多女少的艱苦環境裡,同性戀的現象其實很普遍,只是被保守的基本教義派視為禁忌罷了。

從「喜宴」到「斷背山」,李安的導演潛力似乎無窮。在處理同性戀的題材上,當今的美國導演中幾乎是無人能出其右的。用紐約法拉盛「東王朝」的一句廣告詞來說:李安,「點止咁簡單!」(作者為旅美文化評論者)

2006.01.18  中國時報
斷背山 為同志電影找到新定位 成功撞擊好萊塢主流文化
張士達/特稿


《斷背山》的得獎,不僅成為第一部在好萊塢主流獲得最佳影片榮譽的「同志電影」,也象徵著同志正式由次文化的邊緣身分進駐主流,留下必須正視而無法逃避的存在。

在《斷背山》片中的一九六○年代背景,同性戀並不是被廣泛了解與認同的觀念,更不要說傳統保守的美國中西部。所謂的同志電影,在美國也是從一九八○年代,才開始成為電影工業中逐漸被嘗試碰觸的題材。這二、三十年來,同志電影經過了一連串在主題與形式上的演化,從青少年摸索性向嘗試出櫃的苦悶,到籠罩於愛滋陰影下的悲情自憐或憤怒控訴,以及從社會邊緣位置發聲的瑰麗次文化,回首同志影史,一路走來的血汗軌跡都歷歷在目。


跳脫意識流 與眾不同

好萊塢對於非主流文化儘管向來態度保守怯懦,但從來不吝於以遲來的腳步吸取養分,但前提是,這些同志片必須具有可在議題上操作的意義(例如《費城》),或是足以讓主流文化獵豔窺奇的異色(例如《鳥籠》),才能在商業上被認為具有投資的價值。

儘管歷年來多位演員以同志角色在奧斯卡封帝后,但角色類型也多半不出以上範疇,包括在社會歧視下奮戰愛滋病毒的《費城》、性別越界顛鸞倒鳳的《蜘蛛女之吻》、《男孩別哭》、《女魔頭》,甚至今年剛以《窈窕老爸》封后的菲莉西提霍夫曼。同志題材對於好萊塢的意義,主要在於演技的挑戰與題材的探險,同志角色人性層面的彰顯,有時竟弔詭地必須以刻板同志形象的強化作為代價。

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斷背山》的出現,才顯得如此的與眾不同。它的冒險正在於它本身其實不具議題炒作的空間,四十幾年前兩個壓抑情慾的牛仔,放在對同志已司空見慣的現代來說,其實激發不出太多可立即對照的討論與呼應。片中角色既不「娘」也不需變裝,完全沒有任何可供一眼辨識的同志特質,也沒有兩名赤裸猛男激烈炒飯的養眼畫面。然而透過了如此前所未有的題材選擇,李安反而更能不拐彎抹角、不刻意誇飾地直入人性核心。

以厚實情感 扭轉偏見

在《斷背山》片中銀幕上幾乎占了畫面三分之二的浩瀚西部天空下,所有的人物顯得那麼渺小,不論是兩名牛仔的糾葛,他們妻子心中的苦悶,以及他們父母面對的衝擊,被放到了這廣袤的曠野中,都因此退居到同一個不被戲劇性刻意放大的水平,也因此獲得了人性上的平等對待。同志不再「只是」同志,兩名愛上男人的牛仔,只是與所有異性戀群眾一樣流著感情淚的血性男子。這也是《斷背山》不論在世界電影史上還是同志電影史上,所樹立的重要里程碑。

該片從去年九月威尼斯影展首映,到去年年底美國上片,再到近日台灣媒體試映,觀眾在走出戲院時的反應,不論異性戀、同性戀或是男性、女性,都展現出一般同志題材電影少見的高度共通性。事實上該片在推出前,原本只被美國媒體以輕蔑的簡化語氣戲稱為「那部同志牛仔電影」,然而在試映後,許多媒體與影評人卻紛紛為過去這個用詞表示抱歉,因為它真的不只是一部「同志牛仔電影」。

被賦予期待 成為指標

《斷背山》雖然只是一部電影,但它的出現所直接挑戰的,卻是整個時代目前對同志看似開明但卻依然遲疑不願正視的態度。就在過去這一年內,同志婚姻再度在各國成為爭議話題,美國各州針對同志婚姻合法呈現兩極立場,歌手艾爾頓強與愛侶則高調地公開結婚。《斷背山》在這樣的大環境中被賦予了更多的期待,因為它的成績將成為一種指標,藉以辨識一個社會究竟對同志能夠接受到什麼程度。

果然各種激烈反應紛紛「現形」,猶他州鹽湖城一家戲院在《斷背山》上映前臨時撤片引起譁然,一名電視影評人則將片中的角色傑克描述為「性愛獵食者」,引起同志團體激烈抗議。《斷背山》即使在台灣尚未上映,網路上已出現各種討論,預期上片後仍將有更多不同立場的聲音,讓這部電影所引起的效應繼續激盪。

2006.01.18  中國時報
李崗:最佩服哥哥的「骨氣」
黃文正/台北報導


李安揚威金球獎,他的導演弟弟李崗表示,昨天頒獎一結束,李安就打電話給媽媽,媽媽當然非常高興,兒子又再次「為國爭光」。李崗感性地說,大家都以為李安溫良恭儉讓,但其實,他最佩服是李安的「骨氣」,「他從來不拍華人在美國可憐的地方,反而一直勇於跟美國主流市場、價值觀對抗,這才是最難的!」

李崗說,李安在美國拍攝的歷年作品《冰風暴》、《與魔鬼共騎》、《綠巨人浩克》和《斷背山》,都在挑戰美國保守勢力,不是撞擊美國傳統家庭價值、挖掘內心恐懼,就是單挑美國不可侵犯的西部牛仔。經過這幾年的努力,李安已然證明,他不僅很會拍電影,而且超越了「成功」的世俗眼光,登上自己的《斷背山》,他只在乎「自己跟自己的肯定」。


「不過,我想奧斯卡欠他太多了,希望今年能還他一個公道!」李崗笑說。


《斷背山》之愛
《斷背山》改編自美國小說家安妮普露(Annie Proulx)獲頒普立茲獎短篇小說獎的同名作品,故事描述美國懷俄明州兩位年輕牛仔在斷背山上因牧羊相識、相戀,工作告一段落後,他們分道揚鑣,各自娶妻生子。
他們靠著明信片再度聯絡上,他們總是騙老婆要去釣魚,相約在兩人定情的斷背山秘密約會,交往時間長達二十年,但終究擺脫不了保守的社會價值觀與現實包袱,無法廝守。


李安檔案
年齡:51歲(1954.10.23)
出生地:屏東潮州
學歷:紐約大學電影製作系碩士
作品與重要得獎紀錄:
1991《推手》亞太影展「最佳影片」
1993《喜宴》柏林影展金熊獎
1994《飲食男女》亞太影展「最佳影片」
1995《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柏林影展金熊獎
1997《冰風暴》(The Ice Storm)
1998《與魔鬼共騎》(Ride with the Devil)
2000《臥虎藏龍》金球獎「最佳導演」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2003《綠巨人浩克》(The Hulk)
2005《斷背山》威尼斯影展金獅獎
2006《斷背山》金球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

李安再登電影藝術極峰 2006年01月18日


--------------------------------------------------------------------------------


除了林懷民,台灣的藝術大使就是李安了。李安昨天以《斷背山》一片奪得金球獎4項大獎。金球獎的意義在於:其評審都是電影藝術的專業人士,較講究藝術成就;而奧斯卡獎的評審多是電影愛好者,較傾向於通俗趣味和票房表現。


了悟美國電影語言
李安兩度獲得金球獎最佳導演,再次證明他對美國電影語言和感情表現方式的了悟。相對於他,陳凱歌、張藝謀等中國導演的表演方式就太矯情造作、誇張強烈,還留有革命後蘇聯社會寫實主義表演模式的餘絮。李安要求感情內斂含蓄,溫馨自然,細膩寧靜,才能感人至深。在處理男同志戀的部份,尤其是李安的專長,對同志強烈又含蓄、愛慾又矛盾的內心焦慮掙扎,絲絲入扣娓娓道來,感情飽滿、淪肌浹髓,令人目眩神馳。
說白了,李安是個很會說電影語言的高手,尤其善於營造象徵語言的符號,這些符號又都能精確地呼應美國社會文化的文法歷史,因此能深入觸動美國人的心靈。電影缺乏概念上的抽象語彙,所以具有極強烈的隱喻性格。電影就是建立在隱喻層面上的藝術。李安在表現隱喻、發明隱喻上的功力高強準確,從他的歷部電影可以得知。電影最忌隱喻稀少或過度隱喻,前者使電影失去藝術趣味和情感縱深;後者使電影庸俗陳腐。陳凱歌和張藝謀的片子就隱喻失準、過度以致突兀難堪,明明要搞悲壯,卻引來觀眾的笑聲。


人文氣息表現得體
李安電影的另一長處是濃濃的人文氣息和對人性的默默關懷。看《臥虎藏龍》和看《十面埋伏》、《英雄》、《無極》有很大的不同感受,其差別就是人文修養的深淺。人文氣息是個人的修養,拿捏得體,含蓄收斂,自然發抒於作品當中。裝模作樣吟詩弄詞,為賦新詞強說愁,不是造成觀眾一身雞皮疙瘩,就是換來一片笑聲。
電影擁有雙重性格,既被技術操控,又保留物質生活經驗;既隱喻又寫實;既極度主觀,也極度客觀,其矛盾性到達一種無法超越的尷尬宿命狀態。但這種雙重性格正好是表現人性中憂鬱懷舊、多愁善感的特質所需要的。而這也正是李安的長項所在。我們恭喜李安,祝福他在主宰電影宿命本質的能力上,更為精進。


more

全国人民有了新档案

记得小时候父母的单位都有档案,记载的东西有:父母的父母的政治面貌,和他们自己的政治面貌以及中学大学的成绩,和工作过的其他单位等。主要内容当然是各历史阶段的表现。表现又由很多年终鉴定组成,大都是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写的。作过奸犯过科一定能从档案中查到。记得刚改革开放不久,父亲的家乡希望他能回去工作。但母亲的单位不放档案,没办法,只好在原单位待了一辈子。我读大学的时候可能也被建了档案,但从来没有机会看到过。记载的作奸犯科记录可能包括高中的一次补考,和大学时第一次有了选举权,但公然弃权。(其实是在寝室睡觉)于是班导师心下认定政治不过硬,还给父母写了信,说要严格要求,还是很有希望入党的。他哪里知道父母都洁身自好,拒绝入党。父亲文革中更是超级逍遥派。有我这个小逍遥派他就偷着乐吧。
到了美国发现美国人民也有档案。他们叫信用记录,作奸犯科也能查到。但政治面貌和反革命行为是查不到的。刚刚看到一条消息,说人民银行有了一个涵盖3.4亿人的信息库,号称和美国的信用记录相仿。其中更有超过3500万人有借贷。以后连迟交水电费也会被记录。不少被迫害过的人心有余悸。但央行的答复算是让人放心。

1. 不从银行借钱并不等于信用就好。没有历史信用记录,银行就失去了一个判断个人信用状况的便捷方法。
2. 个人若有失信记录,所谓的“信用污点”绝对不会跟人一辈子。
3. 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不会写上好与坏的评语。

more

Monday, January 16, 2006

new left beats chicago boys hands down

17 YEARS vs. 20 YEARS (WILL BE)


Bachelet owes much to outgoing leader
By Ruth Bradley in Santiago
Published: January 16 2006 20:35 | Last updated: January 16 2006 20:35


When Chile’s President Ricardo Lagos was narrowly elected in 2000, it seemed likely that his government would be the last for a coalition that had already held office for 10 years. Instead, the centre-left coalition – known as the Concertación – has not only obtained a fourth term, but has given Chile its first woman president.


ADVERTISEMENT




Michelle Bachelet’s victory on Sunday – when she took 53.5 per cent of the vote, defeating her conservative rival, Sebastián Piñera, by a seven-point margin – owes much to President Lagos. His popularity, boosted by the high economic growth of the last two years, is running at more than 70 per cent, an unusually high level for an outgoing president.

But it also reflects the Concertación’s wide appeal. Ranging from the centre Christian Democrat party to the Socialist party, it not only led Chile’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fter the 17-year dictatorship of General Augusto Pinochet, but has presided over a period in which, although Chile’s unequal income distribution has not improved, prosperity has increased rapidly and poverty has halved.

By contrast, the opposition, torn by divisions between Mr Piñera’s more moderate National Renewal party and the larger Independent Democratic Union, which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inochet dictatorship, is perceived as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s of business and the rich. Indeed, a key factor in the defeat of Mr Piñera,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was his personal fortune, estimated at some $1.3bn (€1bn, £735m).

Although under Ms Bachelet Concertación will complete 20 years in power, her election had the air of the dawn of a new era. That is in part because she is a woman.

At her victory rally, jubilant women sported a replica of the president’s red, white and blue sash, claiming the election as a triumph for women’s rights. And, In a country where women still have only a limited political role, she has said that there will be as many female as male members of her cabinet.

Ms Bachelet, a moderate socialist who will take office on March 11, has promised to maintain the free-market policie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fiscal discipline that have underpinned Chile’s recent economic success. But she has also promised to give Chile and its economy “a more human face”.

“We will show that a country can become more prosperous without losing its soul…that it can stimulate those who innovate and progres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elping those who are left behind,” she told supporters at Sunday night’s rally.

more

新浪百姓杂谈网友集体网上营救被拐越南女

这是一则非常感人的故事。我把新浪论坛上的主要帖子按时间摘录,列在下面。 其中还有很多热心肠的帖子,可以自己去新浪看。(下面有链接。)


被拐卖越南女: <2005-12-27> <点数:125136>

上周一些影友去南靖田螺坑采风创作,当时住在田螺坑土楼中的椭圆形土楼中,遇到一个从越南被骗到田螺坑的女人,她给了我一封信,请求我给她发出去,如附件(我已把信寄出到越南,并向南靖警方报警)。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情况好配合警方,越南被骗女子的信件我贴上来(很短的),看看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翻译过来(已经试图找过专业翻译公司-北京翻译公司,他们说要收费!)

斑竹可否帮忙置顶?

谢谢大家喽!




被拐卖越南女 <2005-12-27> <点数:52746>

图片是被拐卖越南女的家乡地址,也请帮忙翻译过来了。

谢谢!



被拐卖越南女: <2005-12-27> <点数:329412>

当时一个团友拍下了越南女的照片(唯一的一张),随后一个男人马上就来了,问我们干什么的。

照片有些虚,可是越南女恐惧和紧张的眼神......



龙真先生 <2005-12-27> <点数:31911>

我越南的好朋友给提供的翻译 "我让他们帮我传给爹娘这张纸告诉你们我被骗卖到中国了。现在我无法回去。谢谢他们帮我忙"

下边那张是她哥哥的名字和她的地址。
她的名字叫邓氏幸,他哥哥叫邓文能。 她家的地址是“石路屯,魁伟下村,光复乡村,仙浪县,海防市

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帮她吧。

龙真先生 <2005-12-27> <点数:4423>

据说越南农村像这样的小女孩被骗得还有很多呢 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帮帮她们吧。

zengshuai <2005-12-28>
请楼主马上联系当地公安边防部门开展解救!
对于被非法拐卖入境的外国妇女,公安部和外国警方有专门的协调和解救\、遣返机制,不知道楼主说的地方是在哪里?如果是沿边、沿海省份可以立即和当地公安边防机关联系,遣返外籍非法入境人员由该机构负责,否则联系各地公安机关出入境部门看看。
具体联系电话可以网上搜索

被拐卖越南女 <2005-12-28> :
当时她写了一封有两页的信,估计被那个男人发现了,结果我临出发时,拿到的信只有短短的一页。

刚才给南靖警方去了电话,他们说已经转给外事科了,也不知道随后需要多长的时间才会有结果,听他们说还需要取证等等一系列的过程。

大家还想到其他什么办法吗?

jiechengvan <2005-12-28>
写这条的人可能有什么原因所以语法及错别字错很多(虽然那么段)。不过我也大概翻译如下,希望能帮上忙。
“我拜托他们给妈寄这封信,给您带个消息是我已经被他们骗了,卖到这里。目前没办法逃出去因此我偷写几句拜托他们帮我寄回去。谢谢你们已经帮我。
女儿 邓氏辛(意译)
jiechengvan: <2005-12-28> <点数:21122>
地址我只能意译如下:
邓文得(大概是她父亲)
石路村庄
魁伟夏村,光复社,先朗县,海防。

被拐卖越南女 2005-12-29 11:57:41
被拐卖越南女的具体地址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书洋镇田螺坑土楼群中的文昌楼(椭圆形的土楼)

* 12月27日向南靖县警方报警,并把被拐卖越南女的照片、信件和警情一同电邮给了南靖警方;
* 12月28日把网友翻译过来的信件信息发给南靖警方,经询,案件已经转给了外事科处理;
* 12月29日南靖警方已经把案件转给书洋镇派出所。致电书洋镇派出所,对方说他们和南靖县警方都非常重视,已经展开调查营救行动。口头告诉书洋镇派出所越南女信件的内容和地址信息,并告知希望警方可以把进展的情况贴在新浪百姓杂谈中。

再次感谢所有关注和帮忙的网友,希望越南女可以尽快得救!

被拐卖越南女  发表日期:2006-01-04 14:50:32
今晨给书洋镇警方去电,把得到的消息跟大家讲上一声:

1、书洋镇警方说目前整个案件由漳州市公安局外事科和南靖县公安局以及刑警大队负责,他们已经把案件摸底情况搞清并上报(被拐卖妇女的身份核实、买卖拐卖妇女的男人的情况等等),就等上级机关下令展开营救行动(估计就在这一两天)。

2、随后去电漳州市公安局外事科,情况基本上如书洋镇警方告知的一样。(有媒体的朋友可能给他们去过电话,法制中国还是中国法制不太清楚,可能也是从新浪论坛得知案情并去电的朋友。各方面的朋友都在努力营救着被拐卖越南女,在此感谢了!)

希望在1月6日可以听到令人欣慰的消息,让我们期待着吧。

被拐卖越南女  发表日期:2006-01-04 14:55:27
曾经跟书洋镇和漳州市警方提过,警方可以随时把案件的进展情况发布到网上来,让众多关注被拐卖越南女的朋友们放心,可以由于当地警方的网络是内部网络,无法和外部联接(或者有警方自己的考虑),到现在只能时不时给当地警方去电话以了解情况,让我们进一步关注了!


被拐卖越南女  发表日期:2006-01-05 20:39:39
今天中午左右接到南靖县警方电话,今天营救越南女没有成功,村里没有找到被拐卖的越南女,可能被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无语....伤心.....郁闷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实施第二次营救了。

:(:(:(:(:(:(:(:(:(


被拐卖越南女  发表日期:2006-01-08 09:51:45

昨晚21点35分,接到南靖县警方指挥中心电话,越南女被成功解救.


被拐卖越南女 <2006-01-10> <点数:40947>


周末外出不方便上网,请朋友第一时间把解救成功的消息通知大家,让所有关心被拐卖越南女的朋友们宽心。

从12月27日报警,到1月7日解救成功,关注的朋友多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在下面:

1、在整个营救过程中,方方面面的朋友们都在努力,有越南大使馆的传真,也有福建公安厅的关注,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给当地警方提供信息,也有效地帮助了越南女的营救。

2、网络是个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很广泛地引起大家的关注,群策群力;另一方面这些消息可能也会传到不法分子那里(还好,尽管第一次营救失败<尽管目前还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在当地警方的努力下,后面的营救成功了,要不然我悔恨终生!),所以在网上不适合发布警方的进展情况、有关案件的细节情况(比如说越南女的照片)等。当时只想着尽快的尽广的把消息发布出来,没有想到它的幅面作用。

只想到这么多。再次感谢所有关注、努力影友被拐卖越南女的朋友们!如果方便的话,请海防的朋友给她的家人去封信,告诉他们这边的情况,好让她的家人放心。

BTW: 最后大家发现翻译者之一的jiechengvan是越南人。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月11日消息,据越南青年报报道,一位来自越南驻华大使馆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国福建警方近日解救了一位被贩卖到中国的越南妇女。

  这位越南妇女名叫邓喜梅(音译),原来是越南北部港口城市海防Quang Phuc公社的一位居民。来中国打工后不久,她被人强行贩卖,生活非常悲惨。去年12月27日,她遇到一位中国男子并获得帮助,后者将她的照片和求救信发布在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上。随后不久,越南驻华大使馆获知了此事,并立即同中国福建警方和其它政府相关部门取得联系,以尽快援救邓喜梅。最终,邓喜梅于今年1月7日被中国警方解救。

  目前,越南驻华大使馆正在同中国福建警方协调,希望尽快完成相关行政手续,帮助邓喜梅在春节(1月29日)之前同家人团圆...


more

我国ARJ21新型支线客机全面转入制造阶段

http://jczs.sina.com.cn 2006年01月16日 22:33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1月16日电(记者钱春弦) 中国首次按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研发的民机项目ARJ21新型支线客机,目前已经全面转入制造阶段。

  这是记者16日从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获悉的。中国航空界把ARJ21飞机视为有战略意义的重点项目,是中国在民机制造上实现历史性突破的试金石。

  据了解,目前这一项目在市场营销、设计、生产、客户服务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基础上,已经全面转入制造阶段。中国航一集团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此一项目已累计签订41架售机合同。

  中航一集团总经理刘高倬说,ARJ21项目要获得完全研制成功,要实现一系列突破,包括必须依靠先进技术取得市场竞争力,必须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必须在国际市场经济规则下不但卖到国内,还要走向国际取得国际适航证。这是对中国工业部门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双重考验。

  他说,目前中国的新舟60飞机已经完成改型工程,累计交付25架,实现了中国涡桨支线飞机出口“零”突破,签订17架出口合同,交付3架,呈多国批量出口趋势。

  他在总结中国参与MD90和AE100等民机国际合作项目均无果而终时说,中国建立自己的民机产业必须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点,没有捷径可走。但自主研发民用飞机不排斥国际合作。ARJ21就是一次典型的国际合作,只是中国第一次以主承包商身份按照国际规则组织国内外一流供应商共担风险。这意味着与以往的转包生产不同,主角与配角位置换了,中方是主承包商,外方是“打工”的。这个根本性转变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国际合作正在进入新阶段。(完)

more

南方朔觀點 兩韓關係的倫理性移轉

2006.01.17  中國時報 南方朔


北韓金正日最近密訪上海、廣洲、深圳、北京的行動曝光,大家又再猜測是否和不久之後的六方會談有甚麼關係。

這種猜測當然是錯的。金正日這次出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可見的最近,這個被稱為「隱士之國」的國家,將可望走向開放及加入全球化的行列,不但朝鮮半島的和平可以確保,對東亞的穩定也將大有貢獻。北韓不再繼續當關門的隱士,而放心的開大門,這和南韓對北韓的態度有關。在此可舉最近的二、三事為例。


其一,乃是南韓於金大中時代展開兩韓和解的政策,這當然不符美國的利益,於是,去年十月起,美國北韓政策的鷹派開始抬頭。不久前,在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動員下,召開了為期三天的「首爾峰會;促進北韓人權」會議。希望藉此喚起南韓對北韓的敵意。南韓政府對這個會議不但冷淡處理,當美國駐韓大使蒞會致詞,對北韓做出尖銳抨擊後,南韓外長立即召開記者會,宣稱:「任何國家對於要對話的夥伴,都必須要有自我約束的智慧。」

其二,人們都知道美國擅於藉著電影電視等大眾文化商品來製造敵人。因此,恐怖份子必屬阿拉伯人,歹徒必屬俄國人或德國人。最近美國有三個電子遊戲程式,把北韓人定位成了惡徒,對於這種意識型態的操作方式,南韓不能同意,特加禁止。至於南韓自己的影視文化商品,在談判北韓人時,則都加以人性化處理。例如二○○○年迄今的南韓六大賣座電影,有五部談到兩韓問題,北韓人都用人性方式處理,未被故意扭曲。

其三、乃是在二○○五年裡,南韓已將駐韓美軍的軍費分攤額刪減了百分之九,駐韓美軍也被迫由三萬八千人減為三萬二千五百人。

由上述三件近事,我們已可看出兩韓關係已有了本質性的改變,它們早已不再互視對方為敵,而是把對方看成離散的兄弟,當兩韓關係被重新如此定位,這就意謂著它已往「倫理化」的方向移動。兩韓由韓戰到冷戰的這一段歷史,也就因此而被揮別。北韓過去因為過度的恐懼而鎖國,而今兩韓關係已成了倫理關係,鎖國的恐懼已不再有,金正日當然也就欣然打開房門。「倫理性」溶化了「敵對性」。

但我們即可認為兩韓將因此而統一嗎?卻也未必。兩韓皆深知統一仍是個難題,但能重建「倫理性」,以此為基礎而發展合作經濟,兄弟互惠,一個更好的歷史過程即會出現,屆時這個問題定然會有圓滿結果的一天,又何必斤斤計較於一時?

看著兩韓關係往「倫理性」這個方向移動,忽然覺得朝鮮民族真的很優秀。

more

广汽总裁曾庆洪:广汽从来不是跨国公司的附庸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16日 10:56 新浪汽车


  曾庆洪简历:2005年6月,任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9年12月至2005年12月任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董事、执行副总经理;此前在广州广客汽车集团、广州客车厂任职。
  经济管理专业在读博士生。曾赴日本进修汽车专业。

  当06款新雅阁年初亮相,再度冲击中国车市。曾庆洪,功成名就,告别了他参与创建、打拼了七年的广州本田,去担任广汽股份公司总经理。饱尝酸甜苦辣的他,愈发显得胸怀坦荡,敢说真话。

  之一:

  记者:最近一些媒体、“专家”、甚至个别政府官员一面倒地批判“市场换技术”,说是这样作的结果,既丢了市场,又丧失了技术,中国汽车业沦为了跨国公司的附庸。在合资企业广本工作多年,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曾庆洪:没有这20年来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中国的轿车工业和轿车市场,中国汽车业的发展是自主的、健康的。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作为中国汽车工业迅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广本对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广本的产能从1999年的一万辆起步,迅速提升到24万辆;广本2005年产值已达360亿元,上缴国家税收50亿元,企业税后赢利56亿元,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广本的员工只有4600人,但是广本在全国的销售服务网络提供了2.5万个工作岗位;零部件配套企业有120家,员工15万人。显现出巨大的波及效益。

  广本创造了独特的发展模式,一是不求大,求最强。广本的起步没有动辄上百亿元的大投入,仅用11.6亿元买下当年广州标致的旧工厂;再用5亿元进行改造,一共花了16亿元,就形成3万辆的的生产规模,而且第二年就有钱赚。其后,产能5万、12万、直到24万,一路攀升连年翻番,用的都是企业的盈利,中日双方股东没有再投入,开创了中国轿车业“贴近市场,小投入,滚动发展,快速扩大规模”的先河。

  二是“够胆”实现国产化。早在1999年,当时进口车装四个轮子就好卖,而广本一上来就把国产化作到60%,而且我们并不遮遮掩掩,通过媒体,把国产化真实比例告诉消费者;今天,06款雅阁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90%以上;所以,我们从来不是外国品牌的组装厂。本土开发,就是要从零部件的消化吸收抓起,才能有价格优势、技术优势、成本优势。比如,我们现在日产量1000台,每天的轮毂就要5000个,轮毂的供应商就把分厂建在广本的家门口,采购本地产的轮毂价格比进口也降低了一半多。

  之二:

  记者:某些人批评说,汽车业20年的改革开放中,合资企业躺在外方的怀抱里不思进取,无所作为。我以为,那是不公平的。二十多年来,我采访过几代中国汽车人,我觉得他们是一批最有抱负,最有追求的人群。也许中国老百姓曾经长期无缘汽车,他们一直带着一种“造中国车,圆百姓梦”的历史使命感在拼搏。

  曾庆洪:我在广汽研究所作过五年所长,80年代在南方许多城市跑的广汽公共汽车的底盘就是我主持开发的。我比谁都渴望迅速提高中国汽车业的自主开发能力。但是国家派我作合资企业中方经理,我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我不能一上来把本田雅阁推翻,自己开发一辆新车。我应该作的是实实在在消化吸收,掌握技术。市场换技术,技术的含义是什么:生产工艺、管理、质量控制、认证、服务都是技术,开发则是最高、最核心的技术。

  广本有了七年打下的基础,今天开发已经提上日程。但是这也有一个从联合开发到自主开发的过程。开发中高档车型,没有数以亿计的资金是下不来的,日本本田如果开发一个雅阁新车型,是在雅阁每年全球生产120万辆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在广本,雅阁的年产量11万辆,如果搞自主开发摊消成本就要高出10倍。因此我们实实在在从本土化开发作起,比如06版的雅阁,根据中国的路况改进了悬架,而座椅、卫星导航、轮胎、雾灯都是根据中国消费习惯重新开发的。新模具、新零部件的开发也要很大投入。不从这些一步一步去作,谈何自主开发。

  广本始终把形成自主研发能力作为一个紧迫的目标,一种历史责任。但是,开发能力的形成要靠长期的数据和经验积累,不可能一步登天。从公司建立之初,我们就先后投资两亿元,建立了现代化的研发中心。我们拥有国内最先进的环境、排放、噪音、动力性能、道路模拟实验室,在走一条引进――消化――本土化开发的道路。

  之三:

  记者:中国汽车业20年的改革开放是阶段性渐进的,一开始,市场换就业,市场换税收;1987年国家才决策建立轿车工业,市场换技术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应该是一个新阶段的主体目标。你是怎样看待这段历史的?

  曾庆洪:即使在市场换技术阶段,先后也有所不同,一开始的轿车合资企业,拿市场换技术,还是换不来的,技术要用钱买,先付技术转让费,生产一辆车还要付一辆车的的品牌使用费。90年代末中国市场的潜力吸引了全球的汽车大厂商,外资争相要进入中国。广汽和本田合资,是没有缴技术转让费的,而且合同规定广州本田对于雅阁车型拥有地区独占性,就是说在美国、欧洲、日本生产的雅阁,不能进入中国市场。怎么能说我们甘作跨国公司的附庸,把中国市场拱手相让呢?

  广本的发展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赶上了加入WTO的好时机;毗邻港澳的区位和环境优势吸引零部件企业在周边设厂;省市政府支持,机制灵活,没有为了政绩压产值压产量的事。这些方面一个跟不上,就没有企业的今天。当然还有员工的牺牲精神,为了避开高峰用电,工人要上深夜班;产品供不应求,星期六加班是常事。这一切形成合力,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才能达到百分之百,比许多同类企业高出一倍。

  在2004年刚刚完成24万辆能力时,我们就立即决定上新厂,总能力提升到36万辆,加上在开发区的出口工厂,广本的总能力达到41万辆。这就如同吃肉,嘴里吃着一块,筷子上夹着一块,眼睛看着第三块。而且我们这样作,并不是单纯的扩充产能,两个工厂共用一套管理机构,一套供货体系,成本将进一步降低。车型更加丰富,产品更有竞争力了。当然,有时候为批一块地,要跑五六十个部门,酸甜苦辣尝了不知多少,但是我们这一代汽车人仍然是幸运的。

  之四:

  记者: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看到,汽车产业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率先进入市场化、全球化的主流产业。市场换技术的最大获益者是广大中国老百姓!只用了短短三五年,中国老百姓就一步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禁忌,获得享受汽车文明的权力。中国消费者今天可以用接近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有余地地选择当代世界品质的汽车产品。10年前这样的好事真是想也不用想。为圆中国人的汽车梦,你在广汽股份的新岗位上将什么新打算?

  曾庆洪:任何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的认同。成立广汽股份的初衷是整合广州汽车的优势,进一步转型以获得灵活的机制,再一个就是争取上市,获得一个融资平台。广汽股份和其它汽车集团转制建立的控股公司不同,它不是一家国企的独资公司,在广汽股份的股东中,有国企,也有民营企业,有传统汽车企业,也有装备、零部件、钢铁,甚至酒店业企业,这样作目的在于有效改善治理结构。

  广汽股份是2005年6月28日成立的,拥有轿车、商用车、发动机、零部件组成的企业群,本田、丰田、以及将来的现代都是我们的合资伙伴。经过一年的辅导期我们希望在2006年内能够上市,我们希望优先在海外上市。上市的地点尚未确定,哪里融资快、融资多,条件好,就在哪里先上市。广汽股份选择海外上市,为的是更加市场化,与国际接轨,更加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运作更加透明规范。

  回到自主研发这个话题,研发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再也不会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去,我们需要一个融资的国际平台。广汽股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首先开发商用车――中巴、大巴、卡车。我们会拥有我们的轿车自主品牌,今后广本的4S店,标识会从广州本田,改为广汽本田,广州丰田也一样。

  2006、2007年是广汽股份的发展之年。上市、自主开发、资源整合、对合资企业的支持,有大把事情要作,要决策。2007年我们的销售收入将达到1000亿元,轿车销售和出口共60万辆,销售收入到2010年还将翻一番。市场换技术给广州汽车业带来发展机遇,但是我们决不是跨国公司的附庸。丰田、本田在世界所有市场上都在捉对竞争,现在他们都选择了广汽作为合资伙伴,丰田带着凯瑞美(佳美)等强势产品来到广州,许多合资企业感到压力。我却不为广本担心。丰田来了是好事,广州轿车的基数大了,成本、配套都会形成良性竞争。说到底,竞争才是产业发展的动力。(李安定)

more

Sunday, January 15, 2006

我国汽车销量意外跃居全球第二

一举超德国日本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16日 07:00 东方早报
业内预计,今年我国汽车销量将达640万660万辆
  2005年我国汽车市场一举超越德国和日本,出人意料地提前跃居全球第二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去年我国汽车市场以近592万辆的总规模超过日本本土的580万辆,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对此,业内预计,今年我国车市还将保持10%~15%的增长,全年汽车销量将达640万~660万辆之间。

  此前,不少业内专家都预计,2005年我国汽车产销量有望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三位。不过,最新的统计数据仍大大出人意料。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共生产汽车570.7万辆,销售国产汽车575.82万辆,分别比前年增长12.55%和13.54%。加上全年进口汽车16万辆左右的销量,我国汽车市场以近592万辆的总规模超过日本本土的580万辆,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近592万辆的这一数字比2001年翻了一番都不止。统计显示,2001年,我国汽车消费还仅为273万辆,占全球汽车市场的比重为4.3%,而去年这一比重提升到8.7%。此外,去年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量也占到了全球汽车市场近1/4,为23.2%。

  据介绍,在国产汽车中,仅商用车因受宏观调控、油价上涨等因素而出现0.75%的轻微下降,销量仅178.7万辆。国产乘用车表现突出,累计销售达397.11万辆,同比增幅高达21.4%,高于2004年全年15.17%的增长水平。而自主品牌汽车更是脱颖而出,销量增幅超过40%,是合资企业销量增幅的近两倍。其中奇瑞汽车以19万辆的销量跃居国内乘用车企业销量排名第六位,增长超过110%。

  据悉,在汽车企业(集团)的销售排名中,奇瑞位居第八位。而吉利以14.9万辆销量和49%的增幅跻身国内汽车企业销售排名第十,这是自主品牌汽车企业首次入围,而吉利则是唯一入围的民营企业。

  去年一汽、上汽、东风、长安和北汽在国内的销售排名中仍然位居前五,销量依次为98.31万辆、91.75万辆、72.90万辆、63.11万辆、59.73万辆。其中由于商用车销售形势不好,一汽销量同比略有下降,东风和北汽增势较为明显。东风增长近40%,北汽增长超过12%。

  由于去年国内车市回暖始于下半年,因此业内专家预计,2006年,中国汽车市场仍将保持10%~15%的增长,全年汽车销量将在640万~660万辆之间。

more

苗炜 神雕侠侣遭遇哈利波特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01月12日12:14 三联生活周刊

  说起来已经是相当老套的故事,金庸用武侠小说和《明报》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起初,他只打算办一个小说周刊,名叫《野马》,后来才注册为《明报》,这份报纸当时走小报与大报间的“中间路线”,有明星八卦,有狗经专栏和马经专栏,当然还有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今日再读《神雕侠侣》,依然能感到这小说故事连贯,情节环环相扣,让人不禁猜想,当年每天2000字的连载是要让人每天都去买一份报纸看的,这报纸又是小说作者的基业,容不得散漫之笔。金庸第一部在报纸上连载的《书剑恩仇录》,节奏则显得舒缓一些,在报纸上连载一个多月之后,读者的兴致才被调动起来。这部小说写于1955年至1956年,算来是50年前的事情,但读者对金庸小说的兴趣一直没有减弱,至今,“金庸茶馆·飞鸿雪泥”等论坛上仍然可见“比较古墓传人与张无忌武功”、“段正淳风流路线图”等道不完的话题。

  相对来说,读者热衷于讨论“最喜欢的金庸人物”与“武侠小说座次”这样的问题,不断有人制造出自己的排行榜,但在年轻一代读者中间,他们心目中的“武侠小说TOP10”不再只是由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人占据。有人将《幽城幻剑录》和《天地劫》列入“TOP10”,这两款游戏因曲折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特点得以和《云海玉弓缘》、《鹿鼎记》相提并论。小说再生动,你也只是个旁观者,但玩上RPG游戏或网络游戏,你就是武侠与奇幻世界中的一个角色,三界之门、幽都四海、寰神九山,这些游戏场景的设置能调动起你阅读武侠小说的所有感受,从《蜀山剑侠传》到《小李飞刀》。

  武侠小说的兴起与市民报纸的兴盛有密切的关系,当年梁羽生领到要写小说的任务,酝酿两天,第三天就推出《龙虎斗京华》,在报纸上每天连载。金庸小说也是从报纸连载开始,50年后的小说作者也大多采用“连载”的方式推出自己的小说,只不过挪到了网络上。有些红火的文学站点,每天有多部小说在更新。

  米兰Lady,当年上学时候就在网络上写球评,然后进入报纸工作,她写的小说《眼儿媚》和《柔福帝姬》都是在网上陆续推出。《柔福帝姬》这部48万字的长篇小说,写的是宋代的故事,目前已经出版,米兰Lady看过不少宋代笔记,她说,在BBS上写小说能直接得到回馈和意见,比如她写到宋代官窑出产的一个粉红色瓷瓶,就有网友提出,那年代官窑出产的瓷瓶很少有这个颜色的,不如改成天青色。米兰Lady原来的构想中,这小说不过20万字,但在书写过程中,长度超出一倍。她说:“网上更多流行的是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我这个小说是相对严肃的历史小说,能有那么多人喜欢看,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在网络上写作并没有什么功利性的目的,但能够最后获得出版机会,也算对自己对朋友有个交代,拿到出版物,才会觉得自己真的写了一本书。”

  一些书商则长期泡在文学站点,从大量质量不高的作品中寻找金矿。磨铁文化公司的策划沈浩波注意到,2004年底的时候,文学网站上冒出来了众多的奇幻武侠小说,他说:“我的判断是,最早看《哈利·波特》、《指环王》的那帮孩子,现在上高中,也该有点儿消费能力了,他们对奇幻小说、对武侠小说有天然的兴趣。但当时大量的奇幻武侠作品都是意淫型,主人公能力强大,见谁灭谁。后来我发现《诛仙》,这是旗帜性的作品。”

  不可否认的是,网络上的年轻写手们在他们的故事里更多受到西方剑魔小说的影响,比如某小说的故事这样展开:两个异域世界的杀手,在那个世界毁灭之后,来到北京的一所中学上学。这多少有点哈利·波特的意思。哈利·波特的模仿者众多,在俄罗斯,有一部名为《魔法低音提琴》的书,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名叫东妮娅·格罗特的小姑娘,她是个会行巫术的孤儿,脸上带有奇特的标记,必须与恶魔战斗。

  而美国少年作家克里斯多夫·鲍里尼的三部曲《遗产》更是受到托尔金《魔戒》的影响。其第一部《埃拉贡》(Eragon),主角的名字Eragon和《魔戒》的主人公阿拉贡Aragon只差一个字母,但这部小说在全球销量已超过250多万册。《埃拉贡》一书主人公是在农场长大的同名男孩。一天,他发现了一块奇妙的石头,实际上竟是一个龙蛋,后来变成了一条龙,惊险的故事情节由此展开。

  新年图书订货会上,1/3出版商的展台上都有玄幻武侠小说,沈浩波认为,新的武侠热已经来到,而写作者与读者群的一大特点是低龄化:“他们都是看西方大片,日本漫画,打游戏成长起来的,而这三种东西都是疯狂的幻想,所以他们写的和想看的武侠小说,也必然是抛开现实的桎梏,完全凭借想象力来构建。《诛仙》就没有金庸小说中‘江湖’的概念,它是从还珠楼主的小说中发展而来,还珠楼主写的是‘仙侠’,金庸继承了其中‘侠’的那部分,现在的小说则更多要发展‘仙’的那部分。”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在学校开有武侠小说欣赏的课程,他对凤歌(代表作《昆仑》)、小椴等年轻作家颇为重视,他说:“我把现在这些小说命名为‘大陆新武侠’,原来我们看到的金庸、梁羽生是‘港台新武侠’。现在新武侠小说的作者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来的玄幻小说的影响,但中国文化是一种‘通吃’文化,能够将这些玄幻的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们有生搬硬套的地方,吃不进榫子,但慢慢磨炼,总能吃准,对西方的剑魔小说、玄幻手法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哈利·波特》、《指环王》这样的小说和电影对年轻作家影响相当之大,很多人都可以从中借鉴一些手法,写作平台也比较低,大家都可以直接在网络上写了。当年港台新武侠热,能有400多个作家写,但慢慢就形成了那几个经典作家,我们的新武侠现在有更多的人在写,他们中间也能出现大师。”-

more

张五常:愤青不问论

作者:张五常  来源:经济人俱乐部   发表日期: 2006-1-12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互联网无疑是人类的一个奇怪发明。对我们这些写稿先生,这发明提供了机会,也惹来是非。可不是吗?一篇专栏文章在刊物发表后,传到网上去,不几天扩散到无数网页。不知世界上有多少个中文网站。一位同学说,年多前我发表的《悼小凯》有一万四千个网页转载。搞不清「站」与「页」之分,但一篇文章于一「处」的点击少是数十,多达数万,逾十万的久不久出现。

自己不用计算机——没有兴趣,也懒得学。网上的言论是同学们提供的。同学说,区区在下的文章的点击率往往列前茅,可喜,但又说,往往给网上青年骂个半死,可悲!无所谓,但要是我没有横眉冷对万夫指之能,说不定早就一命呜呼。不用计算机,一于懒理,是生存之道。有时不懂先进科技是上帝的祝福。

不管不读,但同学说的我有时喜欢「八卦」一下。同学说,有了互联网的发明,要成名易过借火。一个例子,有口皆碑的,是不久前香港某非经济学的教授说整个中国数不出五个真的经济学家,在网上传开了,立刻成名。以数人头算知名度,这位教授只一句就把圣诞权杀下马来。不可思议,也不能理解。知名度高不一定可喜。同学说,今天在国内要成名,法门是骂,骂、骂、骂——骂名人,骂国家。

从国内的网页看,凡骂国家多遭赞同,凡赞国家多遭责骂。这现象使在国内网上喜欢乱骂一通的青年被称为「愤青」——愤怒青年之谓也——也有好事之徒把「愤」字改为另一个谐音字,不雅,这里不便写出来。

香港的网站也有转载区区在下的文章的。同学说,香港网上客的意识与国内的很不一样:没有愤青,英语水平较高,论事较为客观。作为国际城市百多年,这区别不足为怪。但几天前的晚上我突然想到一个怪现象。那是香港网上的青年喜欢提问,但国内的却近于完全不问。为此我找两位常在网上跑的同学查询,一言惊醒梦中人,这两位大赞我的观察力,说果然如是:香港的网上青年喜欢提问而国内的差不多完全不问。

这是个严重问题。我曾经说过:学而不问非学问也。炎黄子孙的先天智能知名天下,但开放改革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算得上是大师的出现,搞思想的远不及弹钢琴的,难道这与喜欢骂、喜欢发表意见、喜欢批评,但不喜欢问的新文化有关乎?我又想到自己在国内的大学讲话不下六十次的经验中,面对的学子一般不是愤青,但到提问时间,他们喜欢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究竟要问什么我要他们再问才知道。

无可置疑,与香港的青年相比,国内的青年——尤其是愤青——是不喜欢提出问题的。他们给我的感受,不是高傲,也不是无心向学,而是自以为是,以不知为知之,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他们通常不知道问题的所在就提出自己的观点,对错分明,不考虑灰色地带,推理逻辑一塌糊涂。

先天有幸,怎会有这样不幸的后天现象呢?想了好一阵,我的解释是愤青不问起于文革与思想教育。文革三十年前玩完了,但其后遗症可以隔代相传。那些霸气十足,有「清算」味道的文革意识,今天国内的青年有之。至于国内还在推行的思想教育,是教答而不教问。有点改进,但当年的思想教育,是要受教而不准问的。

告诉国内的青年一个秘密吧。你要在经济分析的内容上难倒我这个老人家,成功机会是零。但如果你提出一个天真的浅问题,有机会盲拳打死老师傅。当年我就是这样求学,这样杀出重围的。

二○○六年一月六日

more

张五常:中国要来一个农业革命吗?(二之一)

少小时曾经在广西的农村捱饥抵饿,对农民的苦况知得清楚,而农作的程序早就耳闻目染。长大后,三十岁,动笔写《佃农理论》,对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农业资料知得详尽,其后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农业经济。两年多前再搞摄影,去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山水话神州》的摄影集,对农民全面颂赞,可能是唯一的以中国农民为主题的艺术摄影书了。

有上述背景,我的心在哪里不言而喻。客观的经济分析呢?也是站在农民那一边。从经济逻辑的角度考虑今天中国整体的发展,只要农民的生活能在市场的运作中大幅地好起来,其它的不用担心。换言之,一日农民的生活没有大改进,中国不可能真的富强起来。有看头的工商业发展出现了,北京的政绩不可抹,但归根究底,主要是农民转到工业与建造业去,落手落脚地把国家建设起来。

国内的青年热情有余而理智不足。报道对中国农民的实况说得不尽不实,误导了热血青年。这几年农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进,但众说纷纭,要怎样继续不是简单的学问。人口百分之六十是农民,但对国民总收入的贡献只有百分之十三点一,反映着林毅夫的师傅基尔庄逊和我数十年来的主张是正确的:中国要大量地鼓励农民转到工商业去。

我绝对不相信中国的农民是天生蠢才。上帝说,他们的天生本领与你和我的打个平手。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能达到农民在人口中的百分比与他们在国民总收入的贡献百分比大致相若,就大功告成了!当然,说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是高估了的,因为今天不少农民兼职工业。这兼职重点我们没有数据,不容易有,可能永远没有。不要管这数据吧,因为目前中国的农民人口无疑还是太高了。

协助农民,我们可以鼓励他们留于农业,也可以鼓励他们转到工商业去。前者不智,后者可取。人多地少,耕地更少,农民的人均耕地不及两中国亩,生活不会有奇迹出现。我反对补贴农业,因为这会鼓励农民留,长远一点看是害了他们,也害了国家。

最近北京推出两项协助农民的措施,处理得当都可取。其一是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的,于今年一月一日法定废除农业税。其二是早一天公布的,大幅增加农村的教育经费。是不简单的学问,但这两项如果处理得好,会是一个重要的农业革命,处理得差则很头痛。

先谈废除农业税吧。这是废除一九五八年设立的农业税。其实应该说是废除土地耕耘税,因为渔业(鱼、虾、蟹,不管咸淡水)、牧业(牛、羊之类)、畜业(鸡、猪之类)、果业(荔枝、龙眼之类)等,皆不取消抽税。加工的农作物也不免,例如免黄豆不免豆腐,免花生不免花生油。

这些年农业税原本是中央财政收入的一个很小的百分比,而年多前起好些地区开始不抽。有些地区按农民户口抽人头税,下降了。这样看,从农民的收入衡量,最近废除农业税对农民的帮助不大。有两点重要。其一,这次是立法废除——取消一九五八定下来的——而立法废除不容易再回头。其二,在此前有农业税例的雨伞下,有些地区政府用种种理由及不同的形式向农民左抽右抽,导致纠纷频频。这次法定废除农业税,清楚了断——虽然我们还不知道牧业与渔业等的税例保留还会有什么纠纷效果。

余下一个问题。好些工业发展欠佳的地区,其政府立刻投诉,说废除农业税使他们经费无着,听来可信。北京当局不可能没有想到这方面,而他们准备怎样处理我没有资料。

这里要谈的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有趣问题。补贴农业会鼓励农民留于农业,不智——姑勿论像日本与韩国那样大补贴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压下去。这里的问题是:废除农业税,会否鼓励农民留于农业呢?传统的经济分析说会,是浅见;我说不会,而且认为处理得当,废除农业税会鼓励农民离开农业。

正确的分析是这样的。一个没拥有耕地的农工,在农作劳力不减的情况下,竞争局限不变,不会因为废除了农业税而使工资提升。废除农业税的主要效果,是使耕地的租值上升。目前完全没拥有耕地的农工很少,废除农业税使农民的收入上升(上升不多因为原来的税不多),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耕地的租值上升了。

这里的要点是如果耕地可以自由租出,租值的增加会鼓励农民弃农转工。这是说,补贴农业不可取,因为要留在农业才可以拿得。废除农业税有别,因为耕地的租值上升,转让或租出,农民转到工业去会多一小点后备的米饭钱。这是经济学。大致上,目前农民承包了的土地是可以租出去的(称转包),有些地区很自由,有些手续略嫌麻烦。北京要尽早清理租赁农地的手续,维护有关合约的履行。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农转工的人数增加,农民的劳力工资会上升。这上升会压制耕地的租值。换言之,废除农业税,可能只协助约束这几年因为农转工的人多而导致的耕地租值下降。不少地方,尤其是南中国,出现了民工荒,农民的劳力工资上升得快。空置的耕地在某些地区开始出现,租值的维护要靠耕地自由转让或租赁与农产品的价格上升,而废除农业税会帮一点忙。这几年农产品的价格是上升了,二○○四的升幅比较大,还要再升的。千万不要心急地引进政府托价或补贴农业等政策,得不偿失。

周其仁和我都认为在多种问题下,中国的农业还发展得好,健康的。来来去去还是我三年前提出的老问题:要批评中国的经济政策容易,但人民的生活改进得那样快,制度上一定是做对了些什么,对得非常对。我又想到一九七九年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个经济走对了路向,可以承受得起很多傻政策的蹂躏。

要担心的问题是:政策这里错一点,那里错一点,一点一点错很多的,不良效果不易察觉,但到一旦察觉时,兵败如山倒,因为错点太多而无法挽救。贝加不敢看好中国的前景,是基于其它先进国家的傻经验,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二百年前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历史必读,今天的英文字典有这一词。该革命起于纺织机加进两个新发明,大幅地降低了纺织成本,又因为纺织机为此增大,小家庭放不进去,促成了工厂制。今天中国的工业发展,从震撼性与影响力看,比昔日英国的工业革命大有过之,可说是另一场工业革命,只是将来的历史学者多半不会懂得怎样处理。

今天中国的工业发展也基于两项发明,比纺织机的两项更富想象力。其一是九十年代初期起,中国成功地引进外资科技,主要是靠不知是谁发明的以合资合约代替专利租用合约。后者我曾经花了一个基金不少钱,劳师动众作过几年研究,知道不容易履行。但当两年多前一位同学拿出几份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合资合约,求教于我,我一见大惊,说:「这些是专利租用合约的代替,怎会有人想出这个好主意?」其二也不知是谁发明的,那就是我数次提到的促成地区之间有激烈竞争的制度。上述两项是制度上的发明,了不起,可惜发明者无从考究(多半是迫出来的),说不定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一无所知,跟着今天胡说八道的舆论乱写一通。

只听过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没有听过。难道在工业搞得如火如荼的今天,中国要来一个农业革命,加以协助乎?有可能,但要看北京怎样走下去。先考虑其它两个与中国情况相近的国家吧。一是日本,二是韩国。跟中国一样,这二者皆人口密度高,天然资源平平,但经济曾经发展奇速,使举世瞩目。这两国与目前的中国有别。他们保护农业,大搞农业补贴,拖住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说到资源局限类同,不利,但经济发展奇速,因而可以相提并论,中国不会找到比日本与韩国更适合的例子了。日本曾经红极一时,但一蹶不振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韩国曾经把日本仔吓得要命,但经不起九七金融风暴的蹂躏,之后卷土重来,本领不小,但雄风不再。

今天轮到中国。这个经得起……的国家,视金融风暴若无睹,迅速的经济发展连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最近听到在农村的处理上北京要仿效韩国。好学唔学乎?不会吧!韩国拜日本为师,有类同的不幸效果。我到过日本几次,说实话,没有一餐吃得饱。印象最深刻是一九八二年,在东京,见到一粒葡萄零售一美元,一只西红柿零售五美元,走火入魔,是保护农业加大补贴的结果。当时我想,以美元算日本的人均收入直线上升,但吃不得饱,代表着什么呢?再过三年,我发表了《日本大势已去!》。

为恐国际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农产品要自供自给,是杞人忧天。世界上没有比农产品有更具竞争性的物品供应。另一方面,强而为之,中国的「自给」形势不是那么差。渔业,不管咸淡水,用上新技术,产量大升。君不见,这些年基围虾与大闸蟹的价格不是跌得不知西东吗?畜业(鸡、猪之类)也有新法,用地不多。果业盛行着成功得很的山头种植,尤其是南中国,加上有海南岛,外地禁止供应也就算了。蔬菜、瓜瓜豆豆之类,炎黄子孙喜欢吃的,用地不多但要劳力密集。价格是升了,但还不算卖得起钱。我重视蔬菜的价格,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可以单看蔬菜价格的稳定变动(与风雨无关的变动),就知道中国农民的收入变动,大约的,很可靠。

长远一点看,牧业产品是要进口的,棉花也要,而最需要的是谷类了。后者,抢着供应的国家多得很。我不懂政治,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不学香港,让商人处理农产品进口。年多前上海两次缺米,我敢跟任何人打赌,商人自由处理进口这短缺不会出现。

在读者反响很大的一连三期的《扶贫何价?》中(见《还敛集》),我指出扶贫有中性、负性与正性之分。负性为祸,正性为善。前者是指社会的扶贫成本高于贫者得到的利益,后者却相反。我们可以用同一角度来衡量协助中国农民的取向。保护或补贴农业肯定是负性的,社会成本远高于农民得到的利益。罄竹难书,只看日本与韩国的经验就足够。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公布,今后五年中国将会增加农村教育经费二千一百八十二亿,是很大的数字。虽然我历来反对补贴教育,但中国的农村子弟是另一回事了。一般而言,人穷永远是因为知识低。除非主事的众君子胡作非为,补贴农民教育一定是正性的,处理得好,正性的社会效益会很高。这与补贴农业的大负性有天渊之别,一正一负,取舍没有困难吧。再大的农村教育经费我们也不容易反对。

补贴农业教育办得好,办得非常好,中国就真的是来一个农业革命了。不是鼓励农民留于农业,而是知识的增加会鼓励他们转到工商业去。美国的农民子弟一般有大学教育,没有几个留于农业,要靠墨西哥的「非法」农工耕耘收成。因为农地的性质与供应量很不相同,中国不会走美国的路。如果中国的原料与农产品从目前的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三点一上升至百分之二十左右(这要算进无可避免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农民(兼职的化作全职算)下降至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大成,而我认为处理得当,这目的不苛求。遍走神州,我的感受是农民兼职工商的很多。若如是,教育经费处理得当,再加二十年就差不多了。

有两个大问题。其一众所周知,政府任何补贴,混水摸鱼或上下其手的行为不容易避免。北京要不是派出几个像薄熙来那样的人马主理,就应该考虑委托私营或民营的慈善机构从事。民营本身出一元,政府补贴一元,五五分账,经费自动提升一倍。如果民营的挂羊头,卖狗肉,上下其手,或像诸葛孔明说的作奸犯科,杀头算了。

其二更头痛,那是教育要怎样教才对。我对一般教育专家的观点绝不苟同。三十年前,有七八位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的学生跑到美国拜我为师,只教几句——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句——他们就读得出人头地,今天一位享誉国际,其它皆职业专材。这几句话可见于拙作《不是专家谈教育》,更全面的可见于结集《五常谈教育》,曾经传诵一时的。

行行有状元,只是教育状元往往学而无术,假多于真,难以鉴定。这是困难,加上北京到今天还不肯放弃那些令青年脑子僵化的思想教育,我们只好拭目以待了。

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more

周奕君 阿拉伯王子的三中傳奇

一紙向國民黨買下「三中」(中國電視公司、中國廣播公司及中央電影公司)的合約,讓中時報系董事長余建新成為台灣媒體界首位「陸海空」三棲的超級媒體大亨。


余建新以九十億天價買下三中,從原本平面媒體的中時報系、有線的中天電視,跨足無線電視台(中視)與廣播(中廣),再加上《時報周刊》和中時電子報,一個同時掌控平面、有線、無線電視、廣播、周刊與雜誌的媒體王國儼然成形。

余建新的大手筆讓各界十分好奇,究竟余建新要如何打造新的媒體王國?

啃蘋果

立體作戰,鎖定外來媒體

有了整頓中天電視台的成功經驗後,顯然讓余建新由平面媒體作戰跨足到立體作戰更有信心,三中更是目前落居平面媒體第四大報中國時報的最後一搏。對余建新來說,戰略要重新調整,最大的挑戰可能來自人力資源的整合,才能讓立體作戰戰力真正發揮具體效益。

做為余建新旗艦所在的中國時報,面對三年前像蠻族般入侵台灣媒體的蘋果日報,中時就像五世紀羅馬帝國般手足無措,中時明明比蘋果日報擁有更經驗豐富人力資源,就是苦於無法有效動員員工戰力,最後眼睜睜地陷入以己處理圖片、八卦話題之短,攻擊蘋果日報之長,未戰先敗。

所以吃下三中後,余建新打的如意算盤是另闢戰場,不管是廣播的中廣,還是無線電視台的中視,面對蘋果日報都能發揮以快打慢的優勢,並且和中時新聞相互呼應,彼此唱和。

除了有跨平台經營的優勢外,在內容經營上,顯然余建新也另有圖謀。余建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從《新新聞周報》借將政經新聞教父王健壯,以政、經新聞處理為經,內容質感提升為緯,準備和蘋果日報打一場不一樣的戰爭。另外,針對娛樂等蘋果日報的強項,有了入主中天後,製作「康熙來了」和「全民大悶鍋」等名利雙收節目經驗,勝負未定。

大整軍

人力整合,新舊員工戰力是課題

未來余建新的中時超媒體集團,面臨的最大挑戰可能是員工戰力整合問題。

中視和中天不同的地方在於,中天是民營機構,由於多次換手,中時接手前,中天人員大量流失,中時雖然面臨的是一片焦土、人跡罕見的中天,但也因此得以讓陳浩等人放手大幹,引進王偉忠和詹仁雄等明星製作人,創造出「康熙來了」等叫好叫座節目。相對於中天,中視長久都是國民黨為最大股東的經營形態,國民黨向來對於經營企業就不在行,自然對員工的督促不會太嚴厲,所以中視員工的心態長期以來,比較像吃大鍋飯公家機關,豈料隨著無線三台寡占局面瓦解,面對有線電視台的強取豪奪積極作為,中視員工似乎是坐以待斃更多於抵抗外侮,所以過去四年,中視都是赤字經營,合計賠了二十億元。

同樣地,中時本身最頭疼也是人力問題。

實際上,中時比蘋果日報有著更高人力平均成本的殘酷事實,卻缺乏蘋果日報果決請人走路的資本主義冷血成本合理化機制,況且中時內部不但各派系林立,還派中有派,抗拒改革的保守勢力強大,新任總編輯王健壯頭疼時間才剛開始。

對於建立媒體計畫中,最初余建新祇打算進軍無線電視台,並曾多次向國民黨副秘書長張哲琛接觸洽談,甚至特地與當時的國民黨主席連戰見面表達購買中視的意願,但在國民黨堅持必須「包裹」購買三中後,余建新才決定一併購下中廣和中影。

由於買下三中所需的資金十分龐大,余建新和親近人士經多次討論後才和國民黨敲定金額。

籌資金



富邦伸援,財團媒體結合大進擊

據瞭解,這次購買三中,幾位父親余紀忠留下來的「顧命老臣」,余建新也祇稍微「知會」了一下,雖然幾位老臣對此不表贊同,幾個高層開會討論時也評估買下三中的風險不小,除了政治風險之外,中視、中廣內部員工的「公務員性格」,也是未來經營上的主要問題。但余建新獨排眾議,卯起來硬是買下三中,對於余建新的做法,不少老臣不禁替他捏把冷汗。

不過瞭解余建新的人卻十分清楚,余建新私底下的個性雖豪放不羈,有時候也喜歡大發豪語,過去還做過「網路致富夢」,想把名字改成「余.com」,但公事公辦,買下三中並非余建新一時之念,更非是因為好大喜功。

消息人士透露,余家雖然和tom.com集團老闆香港富商李嘉誠長年交好,余建新在籌資時也曾考慮找李嘉誠幫忙,但在經過幾番深思熟慮後,余建新最後還是擔心資本引來非議,並未如外傳找上李嘉誠投資三中。

為了購下三中,余建新四處遊說財團集資,布局時間長達一年以上,媒體指富邦集團董事長蔡明忠投資三中最力,一方面是余建新找富邦來分攤營運風險的一著棋,另一方面富邦本身對於經營電視媒體向來興趣濃郁,除了有momo購物台,也打算成立新聞台,隨中時進三中,可視為是降低未來經營媒體風險的學習之旅。

舊招牌

堅守質報,電子媒體轉型

據瞭解,余建新不想祇是打造一個空泛而沒有理想性的媒體帝國,過去中天「由黑轉紅」的例子讓他堅信,在目前平面媒體一概走下坡的年代,唯有電子媒體能讓時報本身轉虧為盈,他也很清楚,唯有財務好轉,未來時報在重返「質報」的老路上才能毫無後顧之憂。

因此,媒體紛傳余建新未來將以電子媒體為重心祇說對了一半,據瞭解,余建新深知自己無法像父親一樣,以「文人辦報」的方式讓時報走回「余紀忠時代」的榮景,他同時也反省過去介入編採實務,將時報「蘋果化」的錯誤策略,他知道自己無法改變「商人辦報」的性格,因此為了救回衰疲的時報,他改變了以往主導社務的心態,並找回老時報人《新新聞周報》社長王健壯,將時報全權交還余紀忠嫡系子弟兵處理,王健壯也指出,未來的時報將會向過去的時報看齊,時報在這麼多波折之後,走回余紀忠的老路子是唯一的選擇。

余建新雖想重新擦亮時報的招牌,卻也擔心時報轉型的陣痛過程,所以余建新選擇電子媒體不祇是盲從趨勢,更是在替時報轉型打下一個穩固基礎。在時報走回「文人辦報」之後,余建新對中視、中廣則以授權的方式,讓二中走向中天的路線,中天總經理王克捷也說,余建新的跨媒體集團橫跨所有媒體領域,可獲得的資源相較於以往豐富許多,影響力更是全面,未來余家的媒體王國將以時報風格為主體,同時也是引領集團底下各媒體的指標。

不過,時報在目前如此惡質的媒體環境下要如何重返質報路線?如國營事業般牛步的中視、中廣又該如何改造?像吹氣球一樣,余建新以「大魚吃小魚」的策略快速膨脹中時集團,接踵而來的則是一連串外部壓力的試驗,從「商人統籌,商人辦報」到「商人統籌,文人辦報」,余建新再度重整路線,「登基」好幾年的「阿拉伯王子」(余建新英文名ALBERT,業界習稱阿拉伯),能否重拾父親余紀忠打造的媒體光環,更擴張天下,各界都在等著看。

more

南方朔觀點:拉森─「卡」文明的馴獸師

2006.01.16  中國時報

南方朔


關切新議題運動的,都當聽過加拿大的拉森(Kalle Aasn)此人。他創辦了一個〈廣告馴獸師〉雜誌和「廣告馴獸師媒體基金會」,他所做的螳臂擋車事業,乃是要改正美英帶頭所創造出來的迷戀廣告,耽於過度消費之時代。像拉森這樣的人和組織,在英語世界並不在少。他們也可算是「卡」文明的馴獸師。

而這種人會在英語世界出現,其實並不難理解。就以美國為例,由於卡奴太多了,銀行業花了一億美元公關遊說費,終於通過了新版破產法,將卡債清償年限拉長,標準也要更嚴,這項新法於二○○五年十月十七日實施,於是美國消金債務不堪負荷者,爭相在新法上路前聲請破產保護。你知道二○○五年有多少美國人破產嗎?超過兩百萬人!


而在歐洲,消費行為較為穩重,卡奴有三分之二都在英國,單單消費貸款,全英已於二○○四年破一兆英鎊,二○○五年估計七萬人破產。男卡奴有百分之卅四,女卡奴有百分之四十,都不敢把自己的困境告訴配偶。這些人有一半都得了憂鬱症。而廿五歲以下持卡人平均負債一萬五千英鎊,最為嚴重。

這就是拉森這種人會在英美世界出現的道理。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目前早已演化成一種把債務當做商品加以行銷,透過壟斷人們未來的金錢而維繫其動力的階段。因為推銷債務等於是在消費未來,它自然可以拉抬現在的經濟成長率。只是當卡奴多到不勝負荷的程度,以消費做為成長動力的這部份貢獻率就會減少,而讓整體成長也出現疲乏。但當人們一卡或多卡在手,可以任意揮霍未來的那個時候,信心滿滿,看著消費廣告,相互間做著競爭性消費,那可真是風光十足。拉森等人想要解除掉的即是這種風光。

而美英這種藉著消費金融而刺激成長的模式,在二○○○至二○○三年間,被日、韓、港所仿效,都造成極大傷害。而傷害最大的乃是青少年,它造成幻影般的名牌潮,一大群青少年在「競爭焦慮症候群」推動下,在消費行為上愈來愈趨同,都到昂貴的名牌裡尋找慰安。那一波日韓港的卡潮,在付出慘重代價後才退卻。

而這種亞洲卡潮,在二○○四至○五年間又被搬到台灣及泰國上演。這兩年兩地的家庭消費債務幾乎以近百分之廿的速度在增長。二○○五年下半年台灣的卡害,平均每個月有四萬人破產,因卡債而自殺和行搶者也不在少數。目前台灣卡潮已在退卻,但留下的問題才剛出現。

卡是債務,是用透支未來以滿足奢華的現在。拉森要質疑的,就是這種以物質焦慮為根本的人生,是不是人們一定要過的人生?拉森的大哉問,我們也何妨自問?

more

誰當黨主席都一樣

2006年01月16日
游錫堃、蔡同榮、翁金珠,誰當選黨主席有什麼不同嗎?還不都要面對馬英九現象和太上皇陳水扁。游當選貫徹陳的意志最得心應手,是與陳合作的最佳人選。
扁在黨內還是老大
所以游當選其實是陳當選,陳才是影舞者。對陳而言,游當選很重要,可以保證陳雖在政壇是跛鴨,但在黨內還是老大,不是跛鴨。黨內繼續伸張他的意志,表示2008大選民進黨的候選人還非他的背書不可,也表示如果那人當選他也還有一定的影響力,可以延續他的政治生命。但這裡面的悖論就是:2008民進黨的候選人可能視他為票房毒藥。所以他透過游炮製出來的候選人,為了當選反而會跟他劃清界線。屆時,陳、游成為黨內候選人的負債,而非資產。
民進黨苦心積慮要消解馬現象。可是真正的勁敵不是馬現象,馬不過是應時而出罷了,而是後蘇東波現象。馬只是概念股,不是績優股,看他市長任內的平庸表現就知道,所以民進黨若是政績優良,馬根本不是威脅。所謂後蘇東波現象是指蘇聯、東歐共產政權崩解之後,新上台的執政民主人士都因為種種原因,過不了下次的選舉而紛紛敗選下台。民進黨是後冷戰新興民主國家中極少數連任兩次的政黨。現在似乎也破不了這個魔咒,面臨再連任的困境。而馬英九剛好注定要在盛極而衰的民進黨政權之後崛起。其實,不必是馬,任何泛藍的菁英都可能打敗民進黨而執政。


營造五日京兆形象
泛藍的大選戰略是:在立法院全面杯葛施政,使行政當局看起來闇弱無能。在對人方面,全面不間斷宣傳民進黨政府的貪瀆腐敗。不須證據,只要一直抓風就是雨地大呼小叫,久了民眾自然相信。用抓口頭弊案來打倒蘇貞昌、謝長廷,其他人就不足道哉。第三個策略就是用假性揭弊和立法杯葛,使閣揆無法施政,再逼迫陳水扁不停換閣揆,營造政府不穩、五日京兆的負面印象。
面對這樣的戰略,換誰當主席有不同嗎?能從被動扳回主動嗎?何況,民進黨政府受人詬病之處甚多;民眾也認為八年了,該換黨執政了。在這種氣氛下,是不是馬英九當候選人不重要;是不是游錫堃當黨主席也不重要。當選舉的鐘擺搖過去的時候,不會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