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中国要来一个农业革命吗？（二之一）

少小时曾经在广西的农村捱饥抵饿，对农民的苦况知得清楚，而农作的程序早就耳闻目染。长大后，三十岁，动笔写《佃农理论》，对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农业资料知得详尽，其后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农业经济。两年多前再搞摄影，去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山水话神州》的摄影集，对农民全面颂赞，可能是唯一的以中国农民为主题的艺术摄影书了。

有上述背景，我的心在哪里不言而喻。客观的经济分析呢？也是站在农民那一边。从经济逻辑的角度考虑今天中国整体的发展，只要农民的生活能在市场的运作中大幅地好起来，其它的不用担心。换言之，一日农民的生活没有大改进，中国不可能真的富强起来。有看头的工商业发展出现了，北京的政绩不可抹，但归根究底，主要是农民转到工业与建造业去，落手落脚地把国家建设起来。

国内的青年热情有余而理智不足。报道对中国农民的实况说得不尽不实，误导了热血青年。这几年农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进，但众说纷纭，要怎样继续不是简单的学问。人口百分之六十是农民，但对国民总收入的贡献只有百分之十三点一，反映着林毅夫的师傅基尔庄逊和我数十年来的主张是正确的：中国要大量地鼓励农民转到工商业去。

我绝对不相信中国的农民是天生蠢才。上帝说，他们的天生本领与你和我的打个平手。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能达到农民在人口中的百分比与他们在国民总收入的贡献百分比大致相若，就大功告成了！当然，说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是高估了的，因为今天不少农民兼职工业。这兼职重点我们没有数据，不容易有，可能永远没有。不要管这数据吧，因为目前中国的农民人口无疑还是太高了。

协助农民，我们可以鼓励他们留于农业，也可以鼓励他们转到工商业去。前者不智，后者可取。人多地少，耕地更少，农民的人均耕地不及两中国亩，生活不会有奇迹出现。我反对补贴农业，因为这会鼓励农民留，长远一点看是害了他们，也害了国家。

最近北京推出两项协助农民的措施，处理得当都可取。其一是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的，于今年一月一日法定废除农业税。其二是早一天公布的，大幅增加农村的教育经费。是不简单的学问，但这两项如果处理得好，会是一个重要的农业革命，处理得差则很头痛。

先谈废除农业税吧。这是废除一九五八年设立的农业税。其实应该说是废除土地耕耘税，因为渔业（鱼、虾、蟹，不管咸淡水）、牧业（牛、羊之类）、畜业（鸡、猪之类）、果业（荔枝、龙眼之类）等，皆不取消抽税。加工的农作物也不免，例如免黄豆不免豆腐，免花生不免花生油。

这些年农业税原本是中央财政收入的一个很小的百分比，而年多前起好些地区开始不抽。有些地区按农民户口抽人头税，下降了。这样看，从农民的收入衡量，最近废除农业税对农民的帮助不大。有两点重要。其一，这次是立法废除——取消一九五八定下来的——而立法废除不容易再回头。其二，在此前有农业税例的雨伞下，有些地区政府用种种理由及不同的形式向农民左抽右抽，导致纠纷频频。这次法定废除农业税，清楚了断——虽然我们还不知道牧业与渔业等的税例保留还会有什么纠纷效果。

余下一个问题。好些工业发展欠佳的地区，其政府立刻投诉，说废除农业税使他们经费无着，听来可信。北京当局不可能没有想到这方面，而他们准备怎样处理我没有资料。

这里要谈的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有趣问题。补贴农业会鼓励农民留于农业，不智——姑勿论像日本与韩国那样大补贴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压下去。这里的问题是：废除农业税，会否鼓励农民留于农业呢？传统的经济分析说会，是浅见；我说不会，而且认为处理得当，废除农业税会鼓励农民离开农业。

正确的分析是这样的。一个没拥有耕地的农工，在农作劳力不减的情况下，竞争局限不变，不会因为废除了农业税而使工资提升。废除农业税的主要效果，是使耕地的租值上升。目前完全没拥有耕地的农工很少，废除农业税使农民的收入上升（上升不多因为原来的税不多），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耕地的租值上升了。

这里的要点是如果耕地可以自由租出，租值的增加会鼓励农民弃农转工。这是说，补贴农业不可取，因为要留在农业才可以拿得。废除农业税有别，因为耕地的租值上升，转让或租出，农民转到工业去会多一小点后备的米饭钱。这是经济学。大致上，目前农民承包了的土地是可以租出去的（称转包），有些地区很自由，有些手续略嫌麻烦。北京要尽早清理租赁农地的手续，维护有关合约的履行。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农转工的人数增加，农民的劳力工资会上升。这上升会压制耕地的租值。换言之，废除农业税，可能只协助约束这几年因为农转工的人多而导致的耕地租值下降。不少地方，尤其是南中国，出现了民工荒，农民的劳力工资上升得快。空置的耕地在某些地区开始出现，租值的维护要靠耕地自由转让或租赁与农产品的价格上升，而废除农业税会帮一点忙。这几年农产品的价格是上升了，二○○四的升幅比较大，还要再升的。千万不要心急地引进政府托价或补贴农业等政策，得不偿失。

周其仁和我都认为在多种问题下，中国的农业还发展得好，健康的。来来去去还是我三年前提出的老问题：要批评中国的经济政策容易，但人民的生活改进得那样快，制度上一定是做对了些什么，对得非常对。我又想到一九七九年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个经济走对了路向，可以承受得起很多傻政策的蹂躏。

要担心的问题是：政策这里错一点，那里错一点，一点一点错很多的，不良效果不易察觉，但到一旦察觉时，兵败如山倒，因为错点太多而无法挽救。贝加不敢看好中国的前景，是基于其它先进国家的傻经验，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二百年前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历史必读，今天的英文字典有这一词。该革命起于纺织机加进两个新发明，大幅地降低了纺织成本，又因为纺织机为此增大，小家庭放不进去，促成了工厂制。今天中国的工业发展，从震撼性与影响力看，比昔日英国的工业革命大有过之，可说是另一场工业革命，只是将来的历史学者多半不会懂得怎样处理。

今天中国的工业发展也基于两项发明，比纺织机的两项更富想象力。其一是九十年代初期起，中国成功地引进外资科技，主要是靠不知是谁发明的以合资合约代替专利租用合约。后者我曾经花了一个基金不少钱，劳师动众作过几年研究，知道不容易履行。但当两年多前一位同学拿出几份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合资合约，求教于我，我一见大惊，说：「这些是专利租用合约的代替，怎会有人想出这个好主意？」其二也不知是谁发明的，那就是我数次提到的促成地区之间有激烈竞争的制度。上述两项是制度上的发明，了不起，可惜发明者无从考究（多半是迫出来的），说不定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一无所知，跟着今天胡说八道的舆论乱写一通。

只听过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没有听过。难道在工业搞得如火如荼的今天，中国要来一个农业革命，加以协助乎？有可能，但要看北京怎样走下去。先考虑其它两个与中国情况相近的国家吧。一是日本，二是韩国。跟中国一样，这二者皆人口密度高，天然资源平平，但经济曾经发展奇速，使举世瞩目。这两国与目前的中国有别。他们保护农业，大搞农业补贴，拖住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说到资源局限类同，不利，但经济发展奇速，因而可以相提并论，中国不会找到比日本与韩国更适合的例子了。日本曾经红极一时，但一蹶不振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韩国曾经把日本仔吓得要命，但经不起九七金融风暴的蹂躏，之后卷土重来，本领不小，但雄风不再。

今天轮到中国。这个经得起……的国家，视金融风暴若无睹，迅速的经济发展连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最近听到在农村的处理上北京要仿效韩国。好学唔学乎？不会吧！韩国拜日本为师，有类同的不幸效果。我到过日本几次，说实话，没有一餐吃得饱。印象最深刻是一九八二年，在东京，见到一粒葡萄零售一美元，一只西红柿零售五美元，走火入魔，是保护农业加大补贴的结果。当时我想，以美元算日本的人均收入直线上升，但吃不得饱，代表着什么呢？再过三年，我发表了《日本大势已去！》。

为恐国际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农产品要自供自给，是杞人忧天。世界上没有比农产品有更具竞争性的物品供应。另一方面，强而为之，中国的「自给」形势不是那么差。渔业，不管咸淡水，用上新技术，产量大升。君不见，这些年基围虾与大闸蟹的价格不是跌得不知西东吗？畜业（鸡、猪之类）也有新法，用地不多。果业盛行着成功得很的山头种植，尤其是南中国，加上有海南岛，外地禁止供应也就算了。蔬菜、瓜瓜豆豆之类，炎黄子孙喜欢吃的，用地不多但要劳力密集。价格是升了，但还不算卖得起钱。我重视蔬菜的价格，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可以单看蔬菜价格的稳定变动（与风雨无关的变动），就知道中国农民的收入变动，大约的，很可靠。

长远一点看，牧业产品是要进口的，棉花也要，而最需要的是谷类了。后者，抢着供应的国家多得很。我不懂政治，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不学香港，让商人处理农产品进口。年多前上海两次缺米，我敢跟任何人打赌，商人自由处理进口这短缺不会出现。

在读者反响很大的一连三期的《扶贫何价？》中（见《还敛集》），我指出扶贫有中性、负性与正性之分。负性为祸，正性为善。前者是指社会的扶贫成本高于贫者得到的利益，后者却相反。我们可以用同一角度来衡量协助中国农民的取向。保护或补贴农业肯定是负性的，社会成本远高于农民得到的利益。罄竹难书，只看日本与韩国的经验就足够。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公布，今后五年中国将会增加农村教育经费二千一百八十二亿，是很大的数字。虽然我历来反对补贴教育，但中国的农村子弟是另一回事了。一般而言，人穷永远是因为知识低。除非主事的众君子胡作非为，补贴农民教育一定是正性的，处理得好，正性的社会效益会很高。这与补贴农业的大负性有天渊之别，一正一负，取舍没有困难吧。再大的农村教育经费我们也不容易反对。

补贴农业教育办得好，办得非常好，中国就真的是来一个农业革命了。不是鼓励农民留于农业，而是知识的增加会鼓励他们转到工商业去。美国的农民子弟一般有大学教育，没有几个留于农业，要靠墨西哥的「非法」农工耕耘收成。因为农地的性质与供应量很不相同，中国不会走美国的路。如果中国的原料与农产品从目前的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三点一上升至百分之二十左右（这要算进无可避免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农民（兼职的化作全职算）下降至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大成，而我认为处理得当，这目的不苛求。遍走神州，我的感受是农民兼职工商的很多。若如是，教育经费处理得当，再加二十年就差不多了。

有两个大问题。其一众所周知，政府任何补贴，混水摸鱼或上下其手的行为不容易避免。北京要不是派出几个像薄熙来那样的人马主理，就应该考虑委托私营或民营的慈善机构从事。民营本身出一元，政府补贴一元，五五分账，经费自动提升一倍。如果民营的挂羊头，卖狗肉，上下其手，或像诸葛孔明说的作奸犯科，杀头算了。

其二更头痛，那是教育要怎样教才对。我对一般教育专家的观点绝不苟同。三十年前，有七八位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的学生跑到美国拜我为师，只教几句——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句——他们就读得出人头地，今天一位享誉国际，其它皆职业专材。这几句话可见于拙作《不是专家谈教育》，更全面的可见于结集《五常谈教育》，曾经传诵一时的。

行行有状元，只是教育状元往往学而无术，假多于真，难以鉴定。这是困难，加上北京到今天还不肯放弃那些令青年脑子僵化的思想教育，我们只好拭目以待了。

二○○六年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