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鹏举：读《美人赠我蒙汗药》和《浮生论学》

——思想王国里的斗士与绅士

《美人赠我蒙汗药》（2000年8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是王朔与老侠的对话录，主角显然是老侠而非王朔；《浮生论学》（2002年1月华夏出版社出版）是李泽厚与陈明的对话录，主角自然是李泽厚。把这两本对话录对照起来读很有意思，两本书都约定好不谈政治，只谈文化（他们认定一谈政治，书就出不了）；两本书都品评了上百个现当代思想文化界的著名人物，还互相揭短。这就很有意思了，这无疑是21世纪刚开头中国文坛最值得注意的景观。

老侠何许人也？据说就是沉寂多年而今又浮出水面的刘晓波，这个根据可从《浮生论学》中得到证实。王朔和老侠谈的主题是大众文化，谈大众文化为什么取这样一个怪怪的书名——《美人赠我蒙汗药》？这名字脱胎于鲁迅的一首拟古的打油诗，用以作书名，有故弄玄虚的商业炒作性质，也有把大众文化比喻为美人的蒙汗药的意思。王朔和老侠都蔑视大众文化，但着眼点不同，一个着眼于艺术，一个着眼于思想。王朔因其在大众文学里滚爬了多年，深知其甘苦，没有比他谈得更好的了。大众文化之无个性是天生的，一个有艺术追求的作家感到陷身大众文化是“堕落”，庆幸自己拔出身来，“觉今是而昨非”也是可理解的。老侠反感的是大众文化的媚权力与媚市场。尽管这都是事实，我仍然觉得他俩把大众文化贬得太低、太一钱不值是有偏颇的，大众文化有娱乐功能，老百姓需要，社会也就少不了它。你可以不选择大众文化，但别人要选取也是天经地义，用不着过多贬抑，文化多元总比文化一元好嘛。

老侠是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意识的作家，他是一定要借谈大众文化谈一些自己的东西的。他谈真理、谈怀疑、谈自我选择、谈理想、谈上帝、谈自由都很精彩，他能用相当精练的语言把自由主义的学理阐释得明晰易懂，极具启发性。但话题一超出大众文化的范围，谈理论、谈思想，王朔就傻眼了，极易看出二人不在一个平台上。所以有人说王朔是客串，是帮老侠站台的，大概确是如此。老侠也真好斗，在不太长的篇幅中，他指名道姓，臧否了一百多位有名人物，还无情地嘲笑了“钱学”和“金学”。把钱钟书和金庸捧到“钱学”和“金学”的高度，确实荒唐。钱钟书当然是学问家，但仅此而己，他知识杂而碎，缺少思想，也缺少原创性；金庸则至多是写武侠小说的高手。在一片叫好声中，金庸当初还比较清醒，一度感到不胜惶恐，后来“金学”热不断升温，金庸也就有些认不清自己了，他用重金聘人把他的《鹿鼎记》翻译成英语，问鼎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自然好梦成空。王朔第一个向金庸发难，就有点像《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首先说出真话的孩子，实在功不可没。老侠有点像台湾的李敖，喜欢骂人。李敖什么都骂，就是不骂自己，老侠倒是自己也骂，他说“最高的智慧，不是无所不知，而是知道自己的不足”，这一点似比李敖高出一筹。李敖不拉帮结派，全是单打独斗；老侠也不拉帮结派，也是单打独斗，凡他看不惯的人和事，他都骂，不分敌友我，不搞统一战线，朋友也骂，自己人也骂，他骂大众文化，骂“身体政治学”，骂新老左派，骂文化保守主义，也骂自由主义者。不能说老侠没有主攻方向，但他确实骂了些他不该骂的人，比如对余杰和摩罗，他那样深恶痛绝就没有多少道理，余杰和摩罗同道相知，猩猩相惜，“互媚”一下有何不可，又不是媚权力，媚金钱？老侠还以非常轻蔑的口吻谈到“那一拨的几本书”，“就这么一群人还要义正辞严，还被称为一匹匹‘黑骏马’，除非全世界的人都死光，只剩下他们几个敞开了互媚。”这种指责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那一拨的几本书”，我想这是指贺雄飞主编的《黑马文丛》，《黑马文丛》难道不是上世纪末出现在中国文坛为数不多的最值得注意的书？你也曾被人讥为“黑马”受人瞧不起，而今你又瞧不起这群被称为“黑马”的年青人，实在让人费解，人家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而你呢，是伤疤未好就忘痛。“中国有的知识分子，永远没长进，总是找不准批判的对象，该反抗、拒绝、批判的，他们有意无意在放过或回避，不该批判的他们鸡蛋里挑骨头。”老侠这段话说得极好，但不正是把耳光打在自己的脸上吗？人“认识自己”就这样难。

《浮生论学》里的陈明，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儒学的研究员，比李泽厚小32岁，与李泽厚是忘年交。这倒是两个学者的对话，但显然也不是在同一个平台上。陈明自称是“药引子”，为的是引出李泽厚腹中的所有宝藏。李泽厚这些年也特别喜欢对话，《告别革命》是他与刘再复的对话录；《世纪新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对话。这除了对话针对性强，话题转换快，语言较活泼，读者也比较喜欢这种形式等原因之外，还有李泽厚个人的原因，李表述思想，喜欢用提纲挈领式，而不大采用宏篇巨掣式。而要提纲挈领地表述思想，没有比对话更好的形式了。

李泽厚曾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被称为“四大精神领袖”（另外三个是方励之、温元凯、金观涛）之一，进入九十年代，即李泽厚说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的年代，李泽厚的影响式微了，许多人觉得他过时了，但李泽厚不这样认为，他说他的东西30年后会被重视。究竟是“过时说”对呢，还是李泽厚的自我感觉对？我们不妨借他的《浮生论学》略作考察。

李泽厚爱讲原创性，他也确是当今中国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一个世界”，“乐感文化”，“实用理性”，“巫史传统”，“工具本体”，“情感本体”，“吃饭哲学”，“西体中用”，“区分两种道德”，“儒学四期”等等新概念，都是李泽厚提出的，这是他用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新理论，这套新理论他用一句话概括为“儒学后马克思主义”，而陈明给他概括为“后马克思儒学”，他说“都可以”。据他说，他的“儒学后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儒学”是在儒学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马克思主义，吸收它的唯物论；自由主义吸收它的政治理论、经济思想；存在主义吸收它的对个性的突出；还有后现代的一些好东西也吸收过来，这样就能避免西方社会的一些弊端（像暴力、吸毒、坏境污染、家庭不稳定，找不到人生价值之类），走出一条既是现代化又能避免西方社会弊端的新路来。

既走西方现代化道路又避免了西方社会弊端，这样的社会理想谁不叫好？但真实世界里，哪有这样全无弊端的社会。据说只有人间天堂才全无弊端，但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建造人间天堂的企图，到头来都是人间地狱。任何社会总是有弊端的，总是不完满的，只不过是弊端的多少区别而已，是大弊端、小弊端的区别而已。因为有弊端，才需要批评和斗争，社会就在不断的批评与斗争中前进的。社会完满到不需要批评与斗争，生命也就完结了。再说，每种学说都是自成体系的，你把它肢解开来，东取一点，西取一点，拚在一起，岂不失掉了各自的本来面目，成为一锅甚么都是又甚至么都不是的大杂烩了吗？什么“儒学后马克思主义”？儒学就儒学，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你把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强行捍结在一起，就既不是儒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成为四不像的怪物了。这种四不像的东西与现实倒是很亲和的，因为它把“吃饭哲学”强调到压倒一切的高度，即他所说的“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的顺序，是绝对不能颠倒的，这与他过去坚持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相似，现在是吃饭压倒自由民主人权。照陈明的说法，是“思想家和政治家踩到同一个点子上去了”，按说，他这套东西应受到主流意识的青睐才是，但主流意识好像并不怎样看重他的理论。又因他反对新启蒙，主张建立制度，也不为受过启蒙影响的民间知识分子所欢迎。思想启蒙是知识精英的事，建立制度则是政治精英的事。所以朱学勤说他“消解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恰如其分的批评。中国今天其实并未走出“五四”，仍在争取人之为人的权利，不要说“新启蒙”，旧启蒙也还欠缺得很。李泽厚在八十年代是以启蒙大师的身份受到世人瞩目的，现在在他的思想武库中，已经找不到多少启蒙的思想资源了，从这个角度说，他确是过时了。

但李泽厚也有并未过时的东西。他对中国文化的特点，有一些新发现、新概括，如“一个世界”，“乐感文化”，“实用理性”，“巫史传统”就都是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很有研究价值。但他把中国文化的这些特点看成优于其他文化的了不得的优点，则有疵议之处。比如他说中国没有西方宗教的包袱，是一个世界，不是两个世界，人不用跪在上帝面前，“人的地位很高”。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中国人地位什么时候高过？中国人不跪在上帝面前，但是要跪到人面前，跪到新旧皇帝面前。跪到上帝面前的，人反而地位高；跪在人面前的，就成奴隶或奴才，五千年都如此，能说中国人的地位高吗？至于西方宗教是不是一个“包袱”，老侠的议论值得听听：“西方的上帝与天堂之所以被弄得那么绝对，地上之城与天上之城之所以绝对对立，而且这种绝对不能证不能反驳，就在于它永远是超现实的可望不可及的。我类和人创造的社会，需要一个高于人和世俗社会的参照系，人类正是通过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更高的参照系来反观自己和煽动会，通过这种反观才能发现不完善意的地方，才有切中要害的批评。”这显然是用无神论的立场看待上帝的一种观点，说明上帝对人间大有好处，而绝不是包袱。西方文明正是从基督教发端而来，何包袱之有？中国文化没有上帝，反倒不一定是好事。

李泽厚把中国近20年来的文化思潮概括为四外热：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西学热。这个概括是符合实际的。

(12/24/2005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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