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鹏举：在重庆南坪一次作协会上的发言

听了各位发言，我的感受是多声部合唱比大合唱好，政治家喜欢大合唱，作家则要拒绝合唱。文学如果跟随政治家大合唱,文学就没有生命力。

我今年只写了几篇文章。为什么写得少?一是人越老越懒,二是没处发..我曾给《书屋》杂志寄过四篇文章,每篇执行主编祈光禄都说好，都说安排发,但只发了我一篇，鲁迅说:，“吟罢低眉无写处”,我们真的还是生活在鲁迅时代.

我今年文章少,也有两篇比较重要一点。一篇是写石天河的,石天河是咱们重庆重量级作家,重庆乃至全国还没有人对他的四大卷文集，包括诗歌、杂文、诗学、评论，作全面评价的,我算是第一位。这篇方章我写了一万多字,不全是赞扬,有四分之一的篇幅在批评他的焦大情结.这种焦大情结有点像刘宾雁主张的“第二种忠诚”，都属体制内思维。其实,文学作党的工具和人民的工具都不好,都会失去文学的独立品格和主体地位.刘宾雁前几天才在美国逝世,被誉为”中国的良心”，海外许多华人给他塑铜像。.现在中国的良心死了,但不必悲观，这只是部分事实.。党内也有良心,最近纪念的胡耀邦就是党内的良心，赵紫阳也是党内的良心，有一首悼念赵紫阳的对联这术写道：“不为汉相，宁作楚囚，大丈夫无所谓了；青史留名，人心自在，小朝庭何足道哉！“最近香港大游行,陈方安生参加了，陈方安生也被誉为“香港的良心”。话说回来,我批评石天河的焦大情结，也就是鲁迅说的”老爷衣服脏了,需要洗一洗”之类,石天河看了我的文章,不仅不生气,反倒说对他”勾魂摄魄”，这与那些听不得一点批评的作家比起来,石天河显得高人一筹.。

我另一篇较重要的文章是《也谈胡适和鲁迅》，是主张“公民写作“的。有各种旗号的写作，有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个人写作、身体写作、帮忙写作、帮闲写作、为人民写作、奴隶写作等等，鲁迅就说他的写作是奴隶写作，也有人称之为战士写作。我信奉“公民写作”。尽管有人在网上一批再批以至七批八批“公民写作”，意思不外是：不是公民社会，何来公民写作？我的观点是：只要有公民意识的觉醒，就可以有公民写作。什么是公民意识？简单说来，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意识。如果说鲁迅是奴隶写作，那胡适就是公民写作。所以有人提出“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我完全赞同。胡适一生坚持自由主义的道路，从未动摇。台湾的李敖也说他是自由主义者，但李敖的自由主义是摇摆的，我们看他在北大、青华、复旦三场演讲就知道，他可以批评马克思，但不敢批评毛泽东和邓小平。他是看菜吃饭的。所以有人说是“精明的骄狂”，也有人说他是“玩世不恭的机智会主义者”。这确是把李敖看透了的不刊之论。

我时常讲，我觉悟很迟，是到了晚年才从信仰马列主义转到信仰自由主义。我很佩服一些年青人，才二三十岁没有经过多少政治运动就把专制社会看得很透，表现出很大的义愤。

专制权力可是有很大的迷惑性的，许多第一流的大知识分子都受其迷惑，德国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就真诚信奉过希特勒法西主义，法国的大哲学家萨特就信奉过斯大林主义。一般知识分子受其迷惑自在情理之中。但这种迷惑力现在是越来越小了，因为专制黑幕的裂口已经越撕越大了。李敖劝大陆人要“告别马克思”，这话值得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作为一个学派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在所有国家无一成功，而且祸害无穷。还要一本正经地搞什么“马克思主义工程”，不是要继续骗人吗？

前中宣部长朱厚泽最近有篇文章在网上流传，题目记不清楚了，是讲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的。他总结了上世纪四大政治潮流的竟赛：一是希特勒法西主义，二是共产主义，三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四是美国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竟赛的结果，法西斯主义没有了，共产主义也快要没有了，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还存在，后者还正是日中天。中国该选择什么发展道路，还不一清二楚吗？还能执迷不悟吗？谁说党内无良心？朱厚泽也是党内良心。朱厚泽还讲了必须解除三大禁锢：一是经济禁锢，二是思想禁锢，三是政治禁锢。经济禁锢一解除，经济就大发展，为什么思想禁锢、政治禁锢迟迟不解除？为什么同一外中国，台湾能解除，大陆就不能解除？我们看最近台湾市县长选举，看惯了高度统一、热烈掌声的大陆人，总觉得台湾选举很乱，各政党互相揭短抹黑，也是事实，但有一条，人家都有在争先恐后地争取选取民、讨好选民，赢了的、输了的，都在看选民的眼色检讨自己。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在我们这里，在座诸位，谁当个家，作个主？我们叫为民作主。不管老百姓和当官的，全看上面眼色行事。这就是日甚一日的腐败无法控制的根本原因。

以上的话，不合时宜，就此打住，欢迎各位指正。


(12/19/2005 1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