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百顯 從物理學為社會亂源找答案

新台灣雜誌

無論是個人或是歷史，複雜的事件或遽變，始因就是我們周遭最簡單的事物異動。台灣社會的亂源，原來是社會縱容壞人欺負好人、真好人無法出頭的結果。


最近，我讀到一位物理學家所寫的一本書，他提出：物理學的定律最終是簡單的，但為何世界這麼複雜？為何生態系和經濟結構不像牛頓定律一樣簡單？他說，答案在於歷史。

今年縣市長選舉，阿扁以總統之身橫掃全台，行政院長謝長廷率團隊大力輔選，蘇貞昌以黨主席身分也賣命演出；選前，有多少支持者相信執政黨會淪為慘敗？事實是，藍綠17：6相差懸殊。

這就是人類的社會行為現象，很難令人捉摸。我冷靜觀察思索台灣選前、選後的一些社會現象，想試著找出問題發生的原因。從科學家的論證發現，我們這個世界的運作都以簡單的自然法則，包括地震的發生、金融股市的興衰、戰爭的爆發，或者藝術、時尚、潮流等，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皆隱藏支配著未來。這項洞見，對我而言，將更有利於掌握趨勢變動的始因。

從這位科學家的研究，我認知到物理學家似乎已經對一個簡單事實有新的領悟：在人類周遭的世界，對於從細胞發展而來的生物而言，歷史顯然相當重要。這是「非均衡」物理學的範疇，專門研究失衡事物的物理學。看來，物理學已經接受並著手研究「非物理」現象了。

很多人類的社會行為都屬於非物理。如今，物理學家對「非物理」的失衡事物，因未能訴諸恆常不變的方程式，因此另闢蹊徑，用遊戲來取代方程式，這是一項嶄新的研究方法，社會科學也涵蓋在自然科學的研究範疇了。物理科學已指證從複雜中發現簡單的法則也適用於社會科學，我們當更有信心解析當前台灣政經社會的變化趨勢及發生原因。

物理學這樣說：如果世界朝向「臨界狀態」（高度敏感狀態）發展，即使最微小的力量，也可以引發巨大的效應。例如砂堆遊戲，物理學家解釋沙崩是：一粒砂掉落、十粒、一百粒、一千粒，…沙堆愈來愈大，愈不穩定，直到崩塌後再度恢復平坦。

沙崩是由一粒砂墜落開始的。由物理現象，我們看到，戰爭的爆發也與地震、沙崩、雪崩一樣，都呈現物理學家所指出的相同統計模型。也由於人類的社會文明網路，包括經濟、政治、外交，都不可有孤立行為，因此，即使是最細微的行動都會被放大，而會在影響更大的社會世紀中留下印記，尤其在政治領域更是如此。從二年前的「319兩顆子彈」，到最近藍綠「高雄捷運弊端」、「股市禿鷹」、「羅文嘉走路工」、「揭露胡志強病歷」…等等選舉政治學紛紛擾擾的表現，原由不正也是如此？

物理學家已明白的告訴我們：不管問題多麼複雜，在我們的世界，只要在我們的四周搜尋，必然可以找到答案。在物理學家心目中，無論是無生物界、地底世界，那裡有萬物包括人類運作的圖樣。身為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員，對物理學家就人類社會行為觀察所下的結論，我概略回顧自己一生的際遇，以及印證五年來阿扁面對藍綠對抗互動的現象，我豁然開朗：無論是個人或是歷史，複雜的事件或遽變，始因就是我們周遭最簡單的事物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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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价虚高为何难以突破 四大机制驾驭药品运行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22日15:56 《决策》杂志

　　王仕军

　　药品是一种特殊的生活必需品，药价的高低关涉亿万百姓切身福祉。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药价虚高”一直困扰我国。国家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措施祛除药价虚火，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我国已先后17次降低药品价格，涉及800多种化学药品和300多种中成药，平均降幅高达15%；但药价依然虚高，以至于老百姓对药价降低的政策信息已经麻痹。药品价格为何难降？笔者认为，它是在现有的药品生产、医疗、医保、药品流通、药品监管等体制条件下，有关利益群体博弈而形成的一种必然宿命。

　　四大机制驾驭药品运行

　　药品从厂家生产到最后消费的过程主要牵涉四大体制，分别是药品生产体制、药品流通体制、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体制及药品监管体制。

　　从药品生产体制看：我国的现行药品生产体制是一种市场主导体制，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都可参与其中。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除部分药品国家还实行指导价外，大部分都由企业自主定价。我国药品生产领域的主要特点可用“一小、二多、三低”来概括：“一小”指大多数生产企业规模小。据统计，目前我国6000多家医药生产企业中，近90%为小型企业。“二多”指企业数量多，产品重复多，仅是土霉素全国就有近百家企业生产。“三低”指大部分生产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低，新药研究开发能力低，管理能力及经济效益低，目前仍以引进仿制为主。结果大部分药品出现了供过于求，从而使药品市场成了典型的买方市场。

　　从药品流通体制看：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进一步加大。目前全国共有各类药品批发企业近17000家，大多数属于中小型企业，年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不超过5%，竞争激烈。我国药品零售市场也已放开，除了大量平价药店，同时允许外资进入。但药品零售环节，医疗机构的销售额仍然占到80%，这是因为平价药店销售的主要是一些常用的非处方药，处方药必须由医院开给病人，病人凭着处方单才可以到药店购买。同时，患者在医院输液、住院也必须使用该家医院的药品，医疗机构在药品零售也就是销售终端中依然处于绝对垄断地位。

　　从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体制看：我国的医疗服务体制总体上还是一种政府主导的、“以药养医”为主要特征的体制。首先，国有医疗机构拥有全国90%以上的医疗资源，民营医院和外资医院的比重不高。其次这个体制允许“以药养医”，在压低医疗服务价格和减少对医院财政投入的情况下，医院可以在药品进价基础上加价15%卖给患者。据有关统计，目前国家对医院的财政支持仅占医院年运行费用的15%，医院的收入中有55%以上来自药品，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药品的收入。经过近十年的改革和建设，我国医疗保障已经初步基本实现了体制转轨和机制转换，完成了从原来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福利型向社会医疗保险型的转轨。目前的主要问题：一是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很小。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农村人口和50%的城市人口———亦即全国近75%的人口在遭遇疾病风险时无法得到政府的扶助。二是管理服务社会化水平低。这与我国网络化建设滞后有关，相关环节不能联网而各自独立，程序繁琐。同时因医疗保险机构中的医疗专业人员缺乏，也不能对患者住院费用给出科学的评估。

　　从药品监管体制看：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建立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集中了原来分散在卫生部、中药管理局、国家医药管理局中的药品监管职能。2000年，国务院又决定成立职能集中的地方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并实行垂直管理。药品监督管理机构逐步由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向行政执法部门转变，在管理内容、对象和方式上进一步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但药监部门无权监管药品的生产、价格、广告，无权监管利用药品经营发生的各种违法行为。于是2002年国务院在国家药品监督局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管的内容进一步拓展。但药价最高限制权在国家发改委，药价的日常监管仍归物价局部门管理。总的看，药品监管体制是多头管理的体制。

　　三大群体博弈药品价格

　　在上述宏观体制背景下，药品运行的利益相关者围绕着药价展开了博弈，致使药价成了一个“死结”难以解开。我们将有关利益群体划分为三类，他们各自的理性考量如下：

　　“挺高派”———“药价虚高”的坚定维护者，主要是药品零售者、批发者、生产者。药品零售者在我国有医疗卫生机构与平价药店。对前者来说，药价降低将直接影响其经营收入和运转，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它有两个选择：一是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吸引更多患者来就诊，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工作量的加大；二是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规避药品降价，转嫁由药品降价带来的利益损失，既可以压低药品的进价，也可以给患者价格更高的替代药品。这就是为什么一种药品在国家明令降价后，很快就在医院药房消失的原因。对平价药店来说，他们的优势就在于价格较低，药品降价将削弱他们的优势；同时，患者不可能储购大量药品，使得他们即使“薄利”也不见得“多销”。他们的选择往往也是减少此类药品的进货，而多进价格更高的替代药品。

　　对药品批发商来说，药价高则运转顺利，低则生存困难。药价降低将进一步压缩他们的利润空间。医药流通企业目前的毛利率为5-6%，利润率在3-4%。而根据全国医药商业协会统计，医药流通行业利润率仅为0.74%，费用率则高达8.75%。药价降低将进一步压缩他们的利润空间。

　　药品生产商由于竞争激烈，在与批发商和医疗机构的谈判中处在劣势地位，不能转嫁降价带来的损失。他们“两面受敌”：一面是药品价格下调，另一面是生产成本上涨，生存和发展举步维艰。因此，在今年6月有关第17次药品降价政策措施即将出台的消息公布后，就有24家医药行业协会上书求情，理由是：很多药厂已经陷入生存窘境，如果药价降幅太大，不啻雪上加霜。面对一再降价的压力，不少企业走上了规避降价的“歪路”：一是停产降价药品；二是通过改变包装、规格、剂型等做法将老药变成“新药”；三是给“新药”申报一个几倍于老药的价格。

　　上述三者利益关系紧密相连，很容易就形成力挺药品价格高企的“价格同盟”。

　　“倒高派”———“药价虚高”的坚定反对者，主要是患者。他们也是“药价虚高”的直接承担者和最大受害者，尤其是那些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患者。卫生部今年3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平均每次门诊费用在2003年达到了108.2元，比1998年增长了57.5%，而每次住院费用上涨了76.1%，远远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为此，我国约有48.9%的居民选择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他们深恶痛绝，却因为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加之掌握的资源有限，难以对“药价虚高”进行有力地、直接地抵制。百姓最大的愿望是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祛除药价虚火，却是年年盼望、年年失望。药品的总体价格不降反升，大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以至很多人患上所谓的“药品降价麻痹症”。

　　“两难派”———“药价虚高”的两难行动者，即政府有关部门。他们处在一个尴尬境地：其一，面对汹汹的舆情，政府自然不能无动于衷，解决看病贵、看病难，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二，若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又面临巨大困难：首先，要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就必须先解决“以药养医”的难题，而这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有数据显示，如果停止“以药养医”，改以财政补助，那么政府要为全国的医院增加40%-50%的投入！从目前国情来看，这几乎不可能。其次，很多地区医药行业都是支柱产业，是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药品大幅度降价更直接导致政府自身运转的困难。再次，若大幅度降低药价带来医药行业部分企业破产倒闭的话，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债务以及工人下岗、失业等善后问题，地方政府也不得不认真考虑；最后，政府要完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强化监管能力，也要投入成本，并且面临着有关专业人才缺乏的难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决非一日之功。

　　综上所述，就不难理解“药价虚高”为什么解决起来难以取得突破了。然而，目前我们正处于理性的认识与现实的约束相抵触的困境中，需要做的事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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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杂志：美国掌控互联网背后的野心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23日14:39 《环球》杂志

　　继已经在现实中做了“世界警察”之后，美国开始在虚拟空间争做“世界网管”，这两个角色都令世界感到不安。

　　文/王晋燕

　　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世界，而随着国际互联网在全世界的普及，现在可以说谁控制了国际互联网，谁就名副其实地控制了世界。

　　改变互联网命运的一封信

　　到底谁来控制和管理互联网？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广泛的关注与争论，对于全球大多数普通网民来说，也许关心的只是能否在互联网上冲浪。

　　但是当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也开始发表文章讨论互联网的管理权时，人们开始意识到，以往由于技术性过强只属科学家们讨论范畴的互联网管理问题，如今已经成为了各国外交家和政策专家们关注的焦点。

　　全球经济、社会甚至政府事务对互联网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比如巴西就依赖互联网完成90%的征税。到底由谁来管理和控制互联网已经成为关系到各国自身经济与政治安全的重要问题。

　　就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2005年11月在突尼斯开幕前，众多业内人士都预计欧盟同美国将在这次峰会上就互联网归属权问题摊牌，然而最终这一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这场较量的是美国幕后的一系列外交努力，而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11月7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写给正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英国外长杰克·斯特劳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赖斯措辞强硬地指出，美国政府把互联网管理权问题看得非常重要，并再次表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即继续支持由非盈利性民间团体——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公司(英文缩写为ICANN)来管理和协调互联网。

　　欧洲外交家们私下里承认，这封措辞严厉的信对于他们在这次突尼斯信息峰会上的立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赖斯的这封信是美国针对互联网归属权问题大规模外交努力的重要一环，而就在10月底美国总统布什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时也曾特意提出了这一问题。

　　最终美国的外交努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欧盟没有在峰会上再次提出设立由各国政府参与的“合作模式”一起管理互联网的提议，互联网仍将继续由来自美国的ICANN管理。

　　究竟赖斯在这封信里说了什么一直为人们所好奇。而最近，这封信首次被英国媒体全文披露。在这封信一开头，赖斯连续用“至关重要”、“关键”、“非常重要”等一系列词汇表达了互联网管理权问题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信中还指出美国在2005年6月已提出了有关互联网管理的4点原则，并表明了将继续支持ICANN来管理互联网的立场。

　　在这封信的结尾，美国提出只有私营管理模式才能确保互联网的安全与稳定，而建立新的政府间管理体系则可能会成为今后互联网发展的障碍，因此呼吁欧盟重新考虑在互联网管理上的立场。

　　山姆大叔出尔反尔

　　2005年6月30日，一份关系着美国信息未来的历史性文件发表了，然而这份由美国商务部发表的声明却被处理得异常低调，既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标志着美国权威的印签，只有一页纸上简简单单331个词汇。

　　但这份看似普通的声明无论对于美国自身还是对于全世界来说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它表明了美国政府对于“到底由谁来控制互联网”这一关系到21世纪全球霸权问题的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赖斯在那封信中反复提到这份声明的原因。

　　在这份声明中，美国单方面决定无限期保留对互联网根服务器的监督。此决定一宣布，全球哗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美国这一声明无异于不动声色地针对互联网管理权问题发动了一场先发制人的战役。本来根据一份与ICANN的合同，美国商务部曾经承诺，一旦条件成熟，美国政府将放弃在ICANN的否决权，并把期限确定在2006年。

　　美国商务部所属的美国国家电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在声明中称，政府做出继续掌控互联网根服务器这一决策，主要考虑到全球通信和商务对于互联网的依赖越来越强，互联网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安全威胁，美国担心恐怖分子使用互联网攻击美国。另外，把管理权交给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将会妨碍信息自由流动，互联网容易被滥用，全球监管更难展开。

　　美国的决定已经不言而喻，按照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迈克尔·弗鲁姆金的说法就是“山姆大叔估计想当世界网管”。

　　到底谁说了算

　　任何网络为了能够正常运行都需要某种程度的中央管理。但现在互联网的管理模式与其他一些覆盖全球的网络系统，在管理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以全球电话系统为例，全球电话系统由联合国机构进行协调和管理，每个国家对自己的电话号码享有主权，并可以制定国家法规及决定许可证运营商。而互联网则不同，它由总部设在华盛顿的ICANN来管理和协调，该组织接受美国商务部的监督，各国自己的法律很难行使。

　　而根据日本《选择》月刊的说法，ICANN不过是美国商务部通信管理局控制监督下的一个幌子而已，实际上是美国政府以ICANN为隐身衣，在背后控制着整个国际互联网。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府对于美国单方面控制互联网感到不安，并认为互联网的管理也应该像全球电话系统一样，在一个多边协议的框架内进行。

　　如今，互联网发展之快早已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从最新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2005年6 月30日，全球网民数达9.28 亿，而中国上网用户总数达1.03亿人，半年内增加了900 万人。中日韩等亚洲国家及欧盟诸国的互联网事业的发展都已今非昔比，因此互联网早已不再是美国的。

　　“联合国不是对互联网的威胁”，这是安南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那么未来什么是对互联网的威胁呢？在当今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结构中，仍然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利益和价值冲突，由一个国家控制的互联网对别国是不是一种威胁呢？

　　互联网归属何在？

　　在突尼斯召开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讨论互联网管理权问题的同时，美国国会以423票对0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政府明确表明美国控制互联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该决议案的发起者之一、美国加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杜立特指出：“美国发明了互联网，它是我们送给世界的礼物，我们的纳税人为其提供了资金。联合国想拿走这个礼物以增加其权利的举动必须被阻止。”

　　约翰·杜立特的这种言论在美国互联网上不乏支持者。在美国著名的IT门户CNET以及ZDNET等网站上，互联网控制权问题引发了网民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几乎无一例外地从技术蔓延到了价值观领域，最终则爆发为美国与其他国家谁更优越的争执。

　　CNET网站上一位网名Richard Garcia的评论颇具代表性：“联合国就是个垃圾，那些罪恶和腐败的独裁国家竟然与像美国这样支付联合国25%会费的国家拥有同等的投票权。这些无赖国家在我们拿出成百上千万美元喂饱他们的同时却还在抱怨不休。这些国家的人民应该好好想想，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去改变他们的政府，这才是他们应该做的。”

　　最后他说：“现在回到互联网上来。美国发明了互联网，并让全世界参与到其中，因此谁也不要再抱怨了。”

　　其他一些网民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即认为美国在技术上有优势，而且也是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国家，因此把互联网交给美国管理是最为安全与高效的。

　　对于上述评论，一些网友发表了不同看法。一位名为N3td3v的网民这样写道：“与美国相比，我更信任联和国。因为这已经得到了证明，就是美国总是无法正当行事。从各方面来看，美国已经掌控了全世界，因此就算是把互联网交给联合国管理其实也没什么不同。我的意思是，假如布什内阁那帮人认为联合国的管理不顺他们的心，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凌驾于联合国之上，打破条规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还记得伊拉克战争吗？当美国不赞同联合国所为之时，我们也许会看到美国入侵互联网。”

　　而另一位名为Robert S. 的网友则反驳了互联网理应属于美国的言论，“互联网是你们的，但是如果只是美国使用，那么它就不会像今天这么成功。如今，大部分互联网用户都在美国以外……美国已经不再是中心，地球也不是只围着美国转。很不幸，一切都已经变了。假如世界决定离开你们的互联网，你也会受到影响。因为那就意味着69%的用户你无法访问……而这将导致你所如此自豪的互联网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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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6位省级官员的2005年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22日10:28 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苏永通

　　2005年，中央政府纵横捭阖施展新政之际，各地也是各施所长耕耘一方。他们为贯彻中央政策不遗余力的实践，大致可勾勒出一张2005年的地方时政图景。

　　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改革之风
　　今年3月，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湖北全省铺开，在6月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湖北作为成功典型作了报告。这一改革的蓝本始于以“减人、减事、减支”为核心内容的咸安改革。

　　正是2001年底出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肯定并直接支持了这次改革。但这只是他“湖北新政”的开始。2003年，党务改革在领导体制上开刀——罗田、宜都两地试点推行党代会常任制。这一年，俞正声还到浙江取经，实施“强县扩权”。

　　今年60岁的俞正声毕业于哈军工，1985年，40岁的他出任烟台市委书记，1992年至1997年他任青岛市委书记，海尔、青啤等响当当的名字也使得他获得“品牌市长”的美誉。

　　俞正声的强势在他主政湖北伊始就显露出来。他一到任即宣布“转变作风”，砸掉省直机关“小金库”，整治津贴发放，摘除特权车牌。

　　去年，他还选定35名巡视员，监督市州和省直厅级领导班子。

　　今年5月，湖北省委点将——原东风汽车老总苗圩出任武汉市委书记。为实施中部崛起的战略，去年年初，俞正声提出“集全省之力支持武汉”，打造武汉城市圈，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这也是他关于“中部崛起”的战略考虑。

　　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三农与“中原崛起”

　　12月12日，徐光春号召全省干部群众向洪战辉学习。一年前的这一天，徐光春由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转任河南省省委书记。

　　这一年，发生了歧视河南人横幅风波，而在媒体上，更多的河南人的正面形象不断“感动中国”：舍身救人的李学生，“当地孝子”张尚昀……

　　新闻专业出身的徐光春显示出他的专业敏感。偶尔从新浪网上看到打工妹单晓霞成为河北首位眼角膜志愿捐献者，他立即要求《河南日报》赶赴河北采访，在头版头条刊登；听闻青年魏青刚十米巨浪中三次跳海救人，他批示：“又是河南民工奋勇救人，省内媒体应认真宣传。”

　　最近，徐光春寄语基层党员要像村官李天成那样，“唱吃亏歌、做吃亏事、当吃亏人”。12月13日开始，当地电台开始直播“谁不说俺家乡好”节目，徐光春为此题词。

　　人大新闻系毕业的徐光春，从事新闻宣传工作长达四十多年，曾担任新华社上海和北京的分社社长，以及光明日报总编辑。任广电总局局长期间，致力于促进广播电视数字化，组建媒体集团。

　　徐光春说，“河南要用发展赢得尊重。”这位以往管理专业部门的官员，现在主政7000多万农民的中国第一人口大省。

　　他的第一个脚印落在三农问题上。上任不到10天就宣布取消全部农业税。今年9月，全国最大规模的撤并乡镇在河南展开，470多个乡镇被动刀。

　　今年徐光春拿出150亿元为民办的“十件实事”中，九件与三农有关。他写出的第一个调研报告，也是关于三农问题。到北京开两会，他先去看望农民工。他说把劳务输出作为农民增收的突破口，“一人外出全家脱贫”。2005年，河南的外出务工人数达到1550万人。

　　徐光春基本延续了李克强建设中原城市群、以工业化带动农业、实施“中原崛起”战略等思路。今年的一个大动作是：双汇、安钢、洛阳石化三家企业销售收入冲击“200亿大关”，成为行业“领头羊”。而在8月，他所擅长的文化产业被列为该省的支柱产业，“文化崛起”号角吹响。

　　12月9日，在河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徐光春指出——农业大省“河南已基本确立了新兴工业大省的地位。”

　　根据河南省政府发布的数字，2005年，该省GDP有望突破10000亿元大关，继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之后，跻身超万亿省“俱乐部”。而且，该省的GDP将占全国GDP的7.48%，比例高于河南人口占全国人口7.47%的比例——这是该省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第一次超过其人口比例

　　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推进和谐

　　在徐光春到河南的第二天，他的前任李克强从郑州飞到沈阳，出任辽宁省委书记。他主政河南的最后一年，该省的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居全国第16名，而1998年，当他任职河南时，名次是第21。他的中原崛起战略为河南发展定了调子。

　　50岁的李克强仕途始于16年的共青团工作。他担任过北大学生会负责人，毕业后留校任团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常委。

　　拥有北大法学学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李克强，43岁时成为最年轻的省长、第一位博士省长，47岁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从中央到地方，从农业大省到工业大省，有媒体评论说，主政辽宁的李克强，履历将更为丰富。

　　不过，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旅程。用李克强的前任闻世震的话说，做好省委书记很难。

　　李克强在辽宁打出的第一张牌是整体开发辽西“锦州湾”，使之与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和以大连为龙头的辽东半岛经济区，一起构成辽宁经济的三个支撑点

　　李克强上任的第12天，就冒着零下29℃的严寒去了抚顺——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标本。国企改制，下岗职工安置，老工业基地转型，是中央赋予这位年轻官员的重任。

　　因为此行，今年3月，他启动“一号民心工程”——全省80万居民棚户区改造。而另两个“民心工程”，则是推进就业再就业和党员干部包案下访。

　　不解决社会转型遗留下来的矛盾，李克强的改革将无法推进。同样棘手的问题，是反腐倡廉和整肃官场。近些年，由于腐败案造成辽宁官场动荡，2005年初，在纪委全会上，李克强深深鞠躬，带着他的常委们发表“五项承诺”带头反腐倡廉。

　　让李克强棘手的还有灾难——今年2月，他主政不久，辽宁阜新孙家湾发生了近五十年来中国最大的矿难，214人死亡。他在痛心的同时，还得奔波处理善后事宜。11月，他的身影又出现在传出禽流感疫情的黑山县。

　　12月1日，四个疫区同时解除封锁，这位疲倦的省委书记，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学习”新政

　　江苏省正在掀起一个“理论和业务学习的新高潮”。

　　本月，首批干部培训教材正式出炉。该省决定用5年左右的时间对省级机关副处级以上的4500名干部开展大规模“菜单式选学”教育培训，目标是造就“三宽”型领导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省委书记李源潮亲自主持成立编委会，定大纲，编教材，亲自评阅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发展没本事，学习不努力的干部，就不配当领导干部”，去年底，他发出这样的警告。

　　而在今年3月和9月，这位学者型书记两度走进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论述“科学发展观在江苏”。在百度搜索，关于“2005”、“李源潮”和“科学发展观”就能检索出20000多条。

　　10月，五中全会一落幕，温家宝总理把落脚点选在江苏，说得最多的也是科学发展观。

　　2004年，“铁本”作为第一个反面案例撞上中央宏观调控枪口，李源潮要求江苏省主动清理了上千个固定资产项目。今年，该省重工业投资减少，高新产业正成为第一大产业，转型初见成效。

　　李源潮拥有博士学位，曾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2000年出任江苏省委副书记。

　　2001年，李源潮兼任南京市委书记，主政南京成为他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的铁腕治吏令人印象深刻，“万人评议机关”活动也被延续到省委书记任上。2002年12月，他接替回良玉主政江苏，成为目前省委书记中唯一的中央候补委员(一般省委书记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对他的评价是“思路开阔、开拓创新意识强”。

　　今年7月，他又召开学习广东服务业经验报告会，之前，上海的发展思路，浙江的民营经济、服务型政府和富民政策，都被这位博士书记当作学习榜样。

　　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和江泽民对江苏提出 “两个率先”，即“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这位中国第二经济大省省委书记的政治使命。李源潮把富民问题视为该省的第一难题，每次到经济水平落后苏州7倍的苏北，他都“食不甘，寝不安”。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平安转型

　　8月6日，“来者不善”的台风“麦莎”登陆浙江，让省委书记习近平几乎一夜未眠。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四次台风袭击浙江，直接卷走251.5亿元，着实影响了该省的经济。

　　但对习近平最大的考验莫过于处关键时刻的经济转型。今年年初，浙江省实施了一个“腾笼换鸟”计划，在这一年中，9大行业的430多个项目被打入“落后制造”的“黑名单”，“先进”成为制造业升级换代的方向，“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好“鸟”取而代之引领浙江经济。

　　这个举措显然是顺应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也是资源紧缺和环境约束“倒逼”的结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快速奔跑了20多年的经济指标开始下滑，习近平认为这是必然要经历的阵痛，“浙江经济必须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领跑全国、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的浙江先体验到了“成长的烦恼”，今年7月，该省再兴“文化大省”，以文化建设助推经济发展、政治文明和社会和谐。与之一脉相承的是去年启动的“平安浙江”。两者成为习近平主政浙江战略的

　　有力补充。2003年8月，习近平推出他主政浙江的“八八战略”——发挥“八个优势”、推进“八项举措”，欲与上海一争高下。

　　今年52岁的习近平，三年前出任浙江省委书记。此前，他在福建厦门、宁德、福州任职近18年，2000年出任福建省省长。被认为思想解放，但又处事稳健。

　　习近平经常强调“为政以德”，对丑恶现象从不留情面。在今年的一次学习会上，他就批评一些干部“不会说话”，无法使群众信服。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服务北京

　　“作为市长，我本质上是北京问题的使者。”本月举行的《财经》年会上，“有话实说”的王岐山说，希望和市民最大限度地沟通。

　　在他的提议下，3月，北京城市管理广播开通。所有的区县、委办局，要害的处长、副局长、副主任、副部长、部长主任，以至于分管副市长，都被要求上电台，现场回答市民问题。

　　在2005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列为今年首要任务的是“全面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所有问题中，交通最让王岐山头疼。“这个问题很深。……交通问题是一个深深的海洋呀。”2008年奥运会将在王岐山任内举行，他当选市长时承诺，北京交通设施将足以满足奥运需求。

　　在今年的《财经》年会上，王岐山一开口就说起了不久前发生的八达岭高速车祸，承认道路设计有问题；而在去年的年会上，他高姿态检讨了北京“气荒”：“这事都怪我。”善于与媒体互动，这点与小他一岁的薄熙来颇为相似。而且，两个人都主修过历史。

　　从事过多年农村政策研究的王岐山，担任过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高层，以及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省主管经济的副省长。担任海南省委书记半年，即临危受命入京抗非典。2004年2月，王岐山“高票转正”，当选北京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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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袖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2月23日 13:13 《中国企业家》杂志
　　影响力无边界

　　世界被抹平了。互联网、全球化运营、跨国并购、国际资本这些2005年全球商业的关键词正被我们的企业领袖影响着，也影响着我们的企业领袖

　　文/本刊记者 申音

　　“亲爱的，我发现世界是平的”，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激动地告诉他妻子这句话时，他妻子以为他疯了。

　　弗里德曼并没有疯，就跟五百年前用行动证明世界是圆的哥伦布一样，弗里德曼这几年来跑遍大半个地球，他洞见了世界正在“扁平化”。最后，他的观察和结论变成了一本《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比尔·盖茨称：这是所有决策者和企业员工都必须读的一本书。《BusinessWeek》惊叹说，所有的MBA都在读《世界是平的》。

　　“扁平”的世界意味着什么？它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一个全新的层面上合作或竞争。科技、经济和政治革命正在铲平各种壁垒，抹平了的世界就是公平的竞争环境。

　　弗里德曼断言，“新的参赛者在新的舞台上发展出新的水平合作方法。这将是塑造二十一世纪初全球经济和政治最重要的力量。”

　　毫不奇怪，在这本书里，中国是被提到频率最多的单词之一。这个当之无愧的全球化最新舞台，正在不断诞生着全球化的最新参赛者。

　　当我们检视着从2003年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家》推出的三份年度性25位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榜单，对比着我们的企业领袖在两年前、一年前与今天思考的问题、做出的决策时，我们分明看到了一种全球化的力量在推动企业家领袖们的进化升级、新旧交替。我们更发现互联网、全球化运营、跨国并购、国际资本这些2005年全球商业的关键词被我们的企业家所影响着，也影响着我们的企业家。

　　领袖的影响力究竟是什么？是影响别人行动的能力，范围从一个公司、一个行业、国家经济甚至到全球经济。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他们的影响力的消涨？

　　互联网

　　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过去数年来，中国企业界最具影响力的交椅一直被这三个年过半百的中年人所牢牢把持。但今年，一位刚刚32岁的年轻人突然跻身于他们中间，他的名字叫陈天桥。

　　这是一个不到1000名员工的中国小公司，它一年的销售收入不过3000万美元，纯利润不到150万美元。可当它的股票于2005年8月5日在美国上市时，它创造了纳斯达克5年来最成功的IPO，市值最高时超过44亿美元，几乎是联想集团的一倍，比三大门户网站的总和还多，不用我说，你也能猜出这个公司是谁——百度。

　　整个编辑部都有些吃惊。几个月前还是我们年度“21星未来企业”代表的百度，其创始人李彦宏已经被众多专家和网民一致票选本年度25位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袖之一，他排名第11位。

　　别着急，还有让雅虎心甘情愿掏出10亿美元收购其公司35%股份的马云(第8位)，还有元老级的丁磊(第13位)和张朝阳(第16位)。在今年这份中国企业领袖影响力榜单上，1/5的成员来自互联网。

　　一半归功于互联网的神奇，一半归功于全球化的力量。当中国的坐标对应着世界的坐标，当百度被戴上“中国GOOGLE”的帽子，当淘宝开始威胁EBAY，当陈天桥架构互联网上的“迪斯尼”时，它们的未来让人充满期待。

　　全球化运营

　　任正非是幸福的，杨元庆是焦灼的，李东生是痛苦的，鲁冠球是谨慎的……

　　在今年4月份英国电信(BT)为其“21世纪网络”计划进行的100亿英镑招标中，(该项目据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具革命意义的下一代网络改革方案”)，华为从300多家竞标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传输和接入两个领域的优选供应商；今年前九个月，该公司60亿美元的总销售额中已经有62%来自于海外市场，任正非(第4位)还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2005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

　　杨元庆(第5位)现在3/4的时间在美国纽约阿蒙克，联想集团的新总部。他从CEO变成了董事长，而IBM的老将沃德却摇身一变成了联想的CEO。从2005年5月份起，联想集团(并购之后)的业务一下子有60%以上来自海外，提前8个月完成组织架构合并，使IBM PC恢复盈利，他决心让头号对手戴尔公司的董事长迈克·戴尔的诅咒(“过去20年，PC业就没有成功的并购”)破产。

　　李东生(第10位)现在是一个“空中飞人”，从惠州到美国，从欧洲再到墨西哥，两场跨国并购带来了巨额亏损，他不得不满世界地救火，而阿尔卡特手机的法籍高管却一年要休14周的假。

　　闷声发财的万向已经把海外业务的营收做到了5亿美元以上，现在鲁冠球遇到了平生最大的机会之一，全球汽配业老大德尔福破产了，可老鲁知道“饭得一口一口地吃”。

　　除了他们，牛根生(第6位)已经开始全球招聘CEO，李书福(第22位)把吉利轿车开到了法兰克福车展上，为的正是下一步的国际化进军。

　　跨国并购

　　爱喝咖啡、讲着一口流利英语的傅成玉(第14位)相信“Fair Play”(公平竞争)，可美国的政客们死活认为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有政治背景。在美国国会演讲没有用，在华盛顿邮报上登广告也无效，即便最好的投资银行家和公关顾问，也没能帮他拿下这个中国企业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海外猎物。不过，傅的雄心和斗志，不但让全球石油界的老大埃克森美孚公司的董事长李·雷蒙德都颇为欣赏，也帮他首次登上这份影响力领袖榜。

　　张瑞敏(第2位)也在中途放弃了收购美国第三大家电厂商美泰克的计划，23亿美元的代价还是太高，他宁愿先闭门练好“内功”，把海尔的美国公司做上市再说。

　　胡茂元(第24位)做了最精明的买卖，仅仅用了以6700万英镑的低价买下罗孚25、75系列轿车及发动机的知识产权。上汽一下子有了打造自主品牌轿车的技术底气。

　　国际资本

　　没有淡马锡、美洲银行的大力支持，没有国际热钱的追捧，郭树清(第23位)再有本事，恐怕也难在7个月内拯救建行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境外融资的国有商业银行，并创下四年来全球规模最大的IPO等诸多纪录。

　　陈峰(第18位)有个响当当的朋友叫索罗斯，他愿意为前者的“大新华航空集团”计划一掷2500万美元。如果没有摩根斯坦利提供的高额“赌注”，牛根生也不可能让蒙牛集团以每年三位数的速度狂奔。

　　借助香港借壳上市带来的40亿港币，黄光裕(第7位)拥有了首富的名号，同时构筑着他的零售业帝国和地产帝国。

　　凯雷、华平、KKR、IDG，海外私募基金的数百亿美金都在盯着中国，就看企业领袖们有无胆量用外国人的钱做成中国人的大事。

　　影响力的边界在哪里？

　　影响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

　　全世界在用狐疑的眼光注视着他们。他们是中国龙还是“黄祸”，他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手段进军世界舞台。这一代企业家代表着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他们的视野和高度决定了中国企业对于全球化的影响力。

　　全球“扁平化”的进程才刚刚开始。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领袖们自身的竞争力，亦取决于他们挑选的下一代继承者的竞争力。

　　而且，他们的影响力已经不再局限于自己所处的行业甚至超越了商界。柳传志(第1位)化身为投资家。王石(第8位)正在把他个人挑战极限的爱好化为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忱，牛根生把他和妻子所有的股份捐出来成立了“老牛专项基金”。

　　当他们仅仅追逐渴望着个人的财富、功成名就时，他们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当他们肩负企业内外的使命和责任，时刻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决策已经从一个公司、一个行业放大到了国家经济、甚至全球经济时，他们的影响力弗远无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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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一个金饭碗？

评论：中国各级政府权利的寻租简直就是中共统治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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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中美两国2003年财政支出比较中》称，中国在行政公务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已达37.6%，而这一数字美国仅为12.5%。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4年间，国家的财政收入整整增长了一倍。但新增的收入都用在了什么地方了呢？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苏明说：“近些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增幅较大，但同期财政供养人口每年增加100多万人，加之工资制度的改革的因素，近年来财政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资性支出就占国家新增财力的60%以上，在不少地区新增财政收入约有80%以上用于人员经费。”财政收入的将近一半以及新增财力的60%以上都用在了政府自身的运转上了，还能有多少可以用在医疗、教育方面呢？机构日益膨胀的政府不仅占据了大批本应用于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的财政资金，而且，因为政府机构的日益膨胀，冗员的不断增多，导致政府各个部门利益林立。一些部门通过设置行业进入管制，利用权利寻租；一些部门通过对农民土地的倒卖、对城市居民的房屋拆迁获取好处；一些部门中的个人通过接受贿赂与商人同流合污；一些执行国家好政策的部门因为面对的是以上众多势力强大的利益群体而无所作为，以至甘愿随波逐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主持社会公正，协调社会矛盾，维护国民利益？


尤记前总理朱榕基开始政府公务员改革，号称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改革的基本点有两个：裁退冗员和为公务员加薪。前者完全失败，后者则顺理成章。问题大概如此，中央给地方100个官的预算，而地方上有500个官。怎么样？地方并没有选择裁员，而是非法“加税”。其中卖农民的地来办工厂被证明是最好的收入来源。



男干部嫖娼，女干部做甚？

中国为了显示男女平等的意思，所以在庞大的干部队伍里总要夹上一两个女干部，就是我们地方上的人大代表选举，那也是给你一张选票，然后告诉你，必需在那个唯一的女候选人的名字上打个勾勾，否则选票作废。当然，谁是女候选人，光看名字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中国所有的与政治沾边的名单上，女人的名字后总会缀个尾巴“（女）”，时间长了，连不识字的百姓也知道，名单上凡是有尾巴的，准是女人！


给有尾巴的人划勾勾，俺们没意见。外国女人都做总统呢，咱们中国女人做个干部也应该的。问题是国情不同，看着那些有尾巴的名字，夹在一大堆没有尾巴的名字里，倒真的有点夹着尾巴做人的可怜兮兮的嫌疑。更重要的是，我吃饱了以后，就要替她们发愁：男干部嫖娼，女干部做甚？

你会说，男干部嫖娼，女干部也可以啊，只要把女妓换成男妓就行了。问题可没这么简单，中国的女干部还没有进化到木子美的那种高度－象李世民那样潇洒－天下男人尽入吾彀（媾）中矣！也就是说，中国的女干部若去嫖男妓，她们要认为自己吃亏，这就难办了。嫖是两厢情愿的事儿，我们总不能为了个笼统的男女平等，就让人家女干部吃亏去！这样太不人道，更不厚道！


正在我替女干部们发愁的当口，一则消息让我愁眉顿展：中新网8月23日消息，辽宁省辽中县肖寨门镇三西村八名“村官”结成“腐败同盟军”集体腐败。腐败的一大方式，当然是消费小姐了。问题是八个干部中，有带尾巴的，比如妇女主任。给她几个男人，让她嫖，她会觉得自己吃亏；而按现在的风气，别的干部用公款嫖，她这干部却给公家省钱，她更觉得吃亏，于是干部们发挥集体智慧，想出了一个两全齐美大家都不吃亏的办法，说起来也简单，那就是男干部们每到酒店吃喝玩乐后，会自觉地按照本次消费的总金额，算出平均数，然后以此补发给女干部！ (zz sina bbs)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08日11:26 中国新闻周刊

　　公务员：一个金饭碗？

　　2002年，在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里，当代中国社会被划分为十大阶层，公务员的高层和一般办事员分布在第一和第四两个阶层里。

　　三年之后，记者再询主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研究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对公务员所处社会层级分析是否有变时，他肯定地说，“当之无愧，仍处在社会的最高阶层。”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团中央今年对中国青年就业状况的调查也表明，青年就业选择的前3位分别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自己创办企业。

　　按照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理论，衡量社会地位的变量主要有三个：收入、声望和权力。

　　作为老百姓眼中“当官的”，公务员的声望与权力自不用说，而公务员的收入究竟有多少？

　　具体到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目前中国公务员的收入有很大的差异。

　　张杰(化名)是皖北宿州市公务员，工作近十年，但他告诉记者，目前为止月工资加所有福利共946元。而另外一个在广东东莞的政府工作人员则告诉记者，在深圳有的镇一级公务员，年收入在十万以上，她本人年工资收入在五六万。她的工作年限是四年。

　　人事部一位工作多年的李姓公务员告诉记者，据他的了解，目前按地区划分，公务员工资收入大概可以分为四等。他以普通党政机关，本科学历，科员级别，工龄3年以内的公务员作为分析标准。

　　上海、北京、深圳、广东、江苏、浙江等直辖市和经济发达省，公务员平均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

　　以辽宁、海南、吉林、新疆等经济较发达的省区或者国家给边疆补贴、西部开发补贴省份的公务员，平均月收入在1800元以上。

　　第三梯队，类似于河北、湖南、云南、山西、福建、河南等省份，这些省虽然经济不是太发达，但每次涨工资，国家都给予拨款帮助，平均月收入在1200元左右。

　　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如安徽、贵州、江西、广西等省区，公务员工资月收入应该在1000元左右。

　　同一地区，部门不同，工资收入也迥异。人事部的那位李先生把部门划分为三等。

　　一些如电信、电力、有线电视等垄断行业的人员，全国平均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

　　管钱的部门，如国税、地税、工商、银行、财政、海关，全国平均月收入应该在2000元左右。

　　而普通党政机关，包括政府、政府职能部门、党委序列部门，全国平均月收入大约1000元左右。

　　不过，在细致地分析了这些差异之后，这位人事部李先生向记者强调，这些数据“不能完全说明公务员的实际收入状况”。原因是，“政府公务员还因地区、部门而有不同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还有种种隐性的收入，千差万别。”

　　在记者的采访中，东莞的一位黄姓女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个节日，有时不属于法定节日的节日，都会有钱收的。”她举例说，“冬至那天我收到了2000元的节日费。”

　　这种福利还表现在在职学习、年度休假、贷款便利(如广州的公务员到银行贷款无需担保)等上面。

　　更为吸引人的是，公务员享有当前社会最为完善的社会保障。那位在80年代就深有影响的学者告诉记者，“90年代初时，很多人趁着市场开放初的不规范纷纷下海，但随着市场的逐渐完善，挣钱越来越难，风险也越来越大，人们开始更重视工作的稳定与相应的社会保障。”

　　这也是当前一些在职考公务员者的想法。魏成(化名)在海淀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上班一年，月薪达到7000元，但他仍然选择了报考公务员，理由是“现在的公司工资虽然高，但压力也大，随时可能要‘走人’，没有保障”。在他的描述中，公务员的生活是，“一杯茶，两个会，三张报纸，四圈麻将，五个QQ自己跟自己聊。”而且，“倘如不犯大错误，在公务员位子上你可以一直干下去，‘小车不倒只管推’。”

　　公务员自身对所从事的这一职业也评价不低。

　　今年年初，上海市市级机关妇委会向上海市19个单位发出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上海近八成女公务员对自己收入满意,有84%的女性明确表示，如果重新选择职业还会选择当公务员。

　　南京市社科院2004年“南京市公务员心态调整”课题组对南京市部分公务员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约有31.9%的人喜欢在机关工作，44.2%比较喜欢，两者相加达76.1%。而且高行政级别者的满意率更高。

　　门槛最高，或是最低的考试

　　除了公务员职业本身的吸引力，当下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是公务员考试热的重要因素。

　　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司长李守信的推测，2004年毕业生260万，2005年达320万。如果按初次就业率70%推算，这两年将分别有80万和1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相应之下，大学生们“先就业后择业”成为找工作的主旋律。

　　而中央和国家机关集中招考，一次就提供8400余岗位，国家公务员考试招录又被称为“玻璃房里的考试”，是一种相对透明的考试。今年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又取消了户籍限制。这对于正在寻求就业岗位的学子们来说，无疑非常具有诱惑力。

　　而且公务员的考试又与其他诸如高考或研究生考试不同。它是一项不用也无法花大量时间准备的考试。谢小庆对记者介绍说：当初引进这项改革时的一个初衷，就是“尽量降低记忆的比重。比如‘行政能力考试’，考的是你的逻辑推理能力，要靠平常的积累，所以，其实社会上的各种辅导班是没有用的”。

　　一些公务员考试的报考者告诉记者，他们的心态是“宁可碰了不要误了”， “重在参与”。

　　所以，公务员考试，看起来是一项录取率最低、竞争门槛最高的考试，但其实又是一项门槛最低的考试。

　　考试时大量的缺考也证明了很多报考者只是要试一试，并无必考的信念。比如，在河南，缺考人数达3%；在四川，缺考比例为5%；而广州市公务员考试缺考率达到10%，在北京的缺考率达20%。

　　考试不能承受之重

　　10月31日，《江南时报》载曹林文，对于大批高学历的人才涌向公务员考试不无批判：“受过系统知识训练的精英不是进入社会去创造财富，而是争相涌向官场寄望‘分配’和‘分享’，勿庸讳言，这是传统‘官本位’和现实‘权本位’对知识精英的精神庸俗化和涣散化结果。”

　　对此，谢小庆想说明的是，公务员考试并不是全面的智力考试。“你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只能说明你比较适合做政府机关工作。如果你考得不好，你仍可以治学，经商，在科技、体育、艺术等领域也可能非常出色，只不过从政不是你的长项。”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来自人事部的数据显示，2004年高校35.4%的应届毕业生希望去党政机关工作，但只有3%的人能实现这个愿望。

　　竞争如此激烈，使得公务员考试已经变成了中国“最难的考试”。这对于公务员考试本身，会不会带来影响？今后公务员的考试形式会有所变化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谢小庆说，他个人认为，现在的形势已经使公务员考试面临挑战了。“我们一贯的理念是，在实习中进行观察，肯定要比考试准确得多。但却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去实习。所以考试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

　　“本来，最合理的方式是，用考试从三个应试者里筛掉一个，而现在却是从35个人里筛掉32个人，这对考试的压力太大了。用笔试的方式来筛掉这么多人，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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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nd fire

The fire at one of the most expensive locations in Shanghai (汤臣一品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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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现代：市场新贵的喜与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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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2月21日 15:00 《商务周刊》杂志

　　尽管在此前的三年取得了迅速发展，但以北京现代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对传统霸主的颠覆实际上只走出了第一步

记者 袭祥德

　　2005年，北京现代的业绩没有令它的东家失望。它在中国汽车市场保持了持续发展，市场占有率从去年底的6%上升到7.8%。截止到11月底，北京现代销售了21.1万辆汽车——其中仅伊兰特一款销售就接近15万辆，实现利润13亿元人民币，在中国乘用车单个企业中利润排名第三，仅次于上海通用和广州本田。

　　与此同时，整个中国汽车市场格局也在发生剧变。长期处于霸主地位的欧美汽车厂商逐渐褪去光环，南北大众2005年上半年市场份额持续下滑，曾经的辉煌成为应对变化的巨大包袱。

　　从全球汽车市场来看亦是如此。今年10月份美国汽车市场销量排行表明，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败给了日韩厂商，以日本和韩国品牌为主的亚洲车从一年前35.9%的市场份额扩张到了40%，而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美国公司的市场占有率降到52.4%的历史最低点。以丰田、现代汽车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正颠覆着这个集大成的制造行业旧有的利益格局，重写游戏规则。

　　在中国，2002年才建厂投产的北京现代在短短三年中迅速发展，销量从当年的5万辆上升到今年的23万辆目标，产能从15万辆增加到30万辆。索纳塔和伊兰特这两款车型的成功，更直接冲击了传统汽车巨头在中国多年的产品思路和定价策略，促使它们重新审视中国市场。在全球范围屡试不爽的高“性价比”策略，正是北京现代在中国市场迅速发展的关键。尤其是2004年上半年在中国车市陷入低迷之时，北京现代及时推出的伊兰特，更是凸显性价比优势的一款车，2004年曾连续六个月排名单月销量第一，支撑起了北京现代的大半江山，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现在。

　　然而，颠覆绝非一蹴而就，一两款车型的胜利也不代表着就此一帆风顺。对所有参与者来说，2005年的中国车市更加艰难，政策变幻、市场严寒、石油和原材料暴涨，以及日益复杂的内部博弈都在考验着每家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有些问题在解决，有些风险则在放大，但在2005年年尾再看中国车市，真正能够引人注目的还是——颠覆，只是颠覆与反颠覆的战争正在进入犬牙交错的相持阶段。

　　寻找伊兰特的继承者

　　12月7日上午，北京现代常务副总经理李洪炉动身前往山东。他将在山东停留4天，访问当地北京现代的4S店，与经销商们一起座谈，了解市场的真实情况。

　　“10月份以后，北京现代的市场价格发生了较大波动，经销商销售价格出现混乱，一开始经销商还是让3个点、5个点，现在让到8个点10个点都很平常了，伊兰特的市场价格已经到了10万以下。”李洪炉告诉《商务周刊》，尽管北京现代伊兰特的厂家指导价今年来始终没有调整，但经销商私下让利导致的价格混乱却在增加。

　　不过对北京现代的经销商而言，私自降价也是无奈之举。下半年以来，伊兰特虽然继续排在畅销车之列，但这个级别的车型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8月，同门的东风悦达起亚赛拉图上市，价格和配置几乎与伊兰特一模一样，把伊兰特作为直接的竞争对手；随后福特福克斯上市，日产骐达上市，竞争对手的增多给伊兰特销售造成很大压力。

　　“经销商每一次优惠都是以牺牲自己的利润为代价的，实际上对经销商来说销售伊兰特几乎已经没有利润可言，只依靠完成厂家的销售任务获得年底返点，现在正是最紧张最忙碌的时候。”北京燕盛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拥有北京现代的一家4S店，其销售代表向《商务周刊》表示，伊兰特价格出现松动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八九月份大量竞争车型的投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款上市1年多的车型已经难以实现销量与利润同步增长。

　　李洪炉向《商务周刊》提供的数字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前11个月北京现代实现了13亿元利润，销售利润率却大幅下降，而同期上海通用和广州本田的销售利润率还能保持在两位数。

　　北京现代的利润下滑并不特殊，因为尽管薄厚不均，整个汽车业利润在2005年都呈下滑趋势。国家发改委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利润额下降206亿元，下降幅度达到48.8%。

　　看起来，底子尚不够厚的北京现代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恰当反应。这一方面是由于北京现代从伊兰特降价的空间本来就小；另一方面，李洪炉认为，如果市场一变化马上就做出反应，那么这种反应往往带有一定盲目性，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

　　“我们必须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再做出反应。”他说，“在销售最关键、市场表现也最混乱的年底，轻易改变销售政策是不理智的。”

　　这种情况下，北京现代维持产品高性价比的手段，主要是将索纳塔、伊兰特在保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全面升级。

　　“赛拉图和日产骐达确实都是很好的车型，与伊兰特形成了非常直接的竞争关系。我们冷静地看到，这些竞争企业的产品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市场中它们必然有一席之地。” 李洪炉告诉《商务周刊》，北京现代正对伊兰特进行1.6升发动机的重新匹配，目的就是应对赛拉图和骐达的竞争，进一步提升伊兰特各方面性能。据他介绍，这款车将在2006年三四月份推出，重新匹配后的发动机重量轻20公斤。“这样做符合用户需要和产业要求，排放更好了，油耗更低了，再加上今年以来对内饰的提升。”李洪炉认为，“以这样一种竞争策略来保持伊兰特的销售规模应该会奏效。”

　　事实上，伊兰特能够在今年继续支撑北京现代的发展已属不易，其管理层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个现实。“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一款车一年销量超过10万辆就是非常好的一款车了，伊兰特今年将超过15万辆。我们没有办法希望它在明年比今年卖的数量更多。”李洪炉透露，北京现代将推出一款比伊兰特低一个级别的车型。

　　据他透露，这款内部代号为MC的新车是有1.4升和1.6升两种排量、多种配置的经济型轿车。李洪炉说：“从中国细分市场来看，增长最快的就是伊兰特这个级别，增长第二快、容量最大的就是我们下一个MC级别的车，它的推出就是接替伊兰特扩大销量。”

　　此前就职于北汽控股的李洪炉是发动机与零部件专家，去年12月1日接替北京现代原常务副总经理郭谦的职务，代表中方负责具体的管理和经营。在他看来，2005年北京现代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6月份完成了30万辆产能的改造。“这是关系到北京现代能否在中国乘用车行业里保持在第一梯队的重要举措。”李洪炉指出，具备30万辆产能之后，北京现代的生产速度从此前的每小时38辆达到了每小时66辆。

　　北京现代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保持了伊兰特的持续畅销，在保证完成今年23万辆产销目标的基础上，为2006年的增长寻找到了一款新车型。

　　显然，明年推出的这款新车将是北京现代能否继续保持市场颠覆者角色的又一场关键战役。

　　双重压迫

　　颠覆之路除了继续推出畅销车型，还必须应对原材料以及油价的上涨，进一步降低成本，李洪炉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今年6月16日，北京现代新车途胜上市，这款车本来是为了丰富北京现代的产品线，但由于上市日期拖后，结果正撞到油价上涨的枪口上。6月份，纽约商业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逼近每桶60美元，8月更摸高70美元，广东出现油荒，国内SUV市场迅速萎缩。李洪炉承认，途胜的生不逢时让北京现代尝到了苦头，推出之后由于销售惨淡，部分经销商私自降价促销，导致北京现代不得不多次整顿市场。

　　在全球汽车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汽车厂商都制定了庞大的成本节约以及开发新能源汽车计划。其中很重要的一步是把汽车零部件生产向中国转移，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及柴油车等新能源产品也成为新卖点。

　　李洪炉表示，北京现代主要是让自己的产品在节能上有所作为，比如出租车对油价是最敏感的，北京现代就对出租车电喷系统进行调整，让它更适于出租车的行驶。

　　而进一步降低产品成本，则是李洪炉感到更为紧迫的事情。特别是从去年六七月份开始的钢价上涨，大幅增加了北京现代的压力。李洪炉告诉《商务周刊》，北京现代的原材料采购如钢板的采购是有定额的，因此原材料价格上升提高的成本，只能通过降低管理和制造费用等其他渠道来冲消，“比如我们企业是耗电、耗燃气的大户，我们通过这方面的节俭来弥补原材料的价格上升，但也只能抵消一部分”。

　　另一条降低成本的途径是提高国产化率，不过这条道路似乎更不容易。去年李洪炉到北京现代时，伊兰特、索纳塔的国产化率是77%，到今年年底略升了3个百分点。李洪炉告诉记者，北京现代仍然有大量KD件需要进口，不仅增加了公司的成本，而且在物流仓储管理上会进一步增加费用。为降低成本，北京现代筛选出一些占空间比较大、相对技术含量不是很高的44个零部件项目，今年落实了36项，将分别在今年年底和明年4月份之前实现国产化。

　　另外，在达到30万辆产能后，北京现代从机构、管理方面都在做相关调整，以实现规模提升所带来的成本下降。“这是眼下和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降低成本不是通过产能上升自然就降低了，而是要通过很多工作比如与供应商谈判降低管理费用从而降低采购成本。”李洪炉说。

　　相比之下，那些在中国深耕多年的汽车巨头一旦从闭着眼睛就能赚取暴利的传统思维中苏醒过来，认识到性价比的重要性，则在节约成本上要容易得多。中国市场的老霸主大众已经宣布在中国降低40%的成本。“南北大众都是非常有实力的企业，20年中他们培养了大批非常优秀的人才，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尤其是零部件的配套生产非常成熟和丰富，这是我们这些新兴企业还没法相比的。”李洪炉说，“大众正在反省自己前一阶段的战略和市场错误，如果准备充分后，我相信它们还会有好的表现。”

　　李洪炉的观点与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首席分析师贾新光不谋而合。贾告诉《商务周刊》，中国市场与欧美市场差距太大，导致大众许多车型到中国以后水土不服。“欧洲小型车的技术含量和价格都不低，而现代汽车等企业侧重于性价比。”他预计，一旦大众能够成功降低成本，拉开阵势，推出更多适合中国的车型，对北京现代等新兴企业将是巨大威胁。

　　显然，面对综合实力仍高于自己的传统霸主，北京现代仍要以贴近市场的产品和快节奏的市场策略引导消费，打乱竞争对手的布局，但一个前提是，进攻一方必须保证自己的阵脚忙而不乱。

　　博弈零部件供应

　　实际上，几年来依靠北京现代在中国的发展，以现代摩比斯(MOBIS)为代表的韩资零部件厂商也在中国获得了惊人成长。作为现代汽车的大股东，摩比斯目前在上海、江苏、北京等地拥有多家工厂，每年从中国采购的零部件就达8亿-10亿美元，成为韩国现代分食中国汽车市场利润的重要一环。

　　但从其他几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合资经验来看，在接下来的降低成本和国产化过程中，中韩合资双方将在零部件采购上有一番博弈。毕竟，围绕北京现代形成的零部件产业集群基本以韩资技术为主要背景，主要零部件由韩方提供。

　　“北京现代的快速发展与零部件供应体制确实有直接关系。外方卖给你零部件赚钱也是肯定的，而从北京现代的经营来讲，我们也不会完全以韩方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李洪炉介绍说，2005年，现代摩比斯的零部件已经降过好几次价了，“这是协商的结果”。

　　他特别向《商务周刊》强调，外界对现代摩比斯的认识有误，与博世、伟世通、德尔福相对比较独立的零部件供应商相比，摩比斯主要不是一家零部件制造公司，而是一个系统集成者，就是模块工厂，从零部件供应角度来讲它并不是技术的原创者，自身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制造方面的核心技术。

　　也就是说，现代摩比斯只是把零部件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模块。据介绍，按照北京现代合资合同里的约定，由北京现代决定零部件采购的价格，由于现代摩比斯与北京现代的关系是模块供货关系，北京现代必须对现代摩比斯提供的整个模块的构成进行制约，每一个零部件价格都是由北京现代来确定，而且它的赢利情况北京现代也有权利监督。

　　因此，李洪炉并不认同零部件转移利润的说法，他表示对模块供货的利弊有着清醒认识。好处是，模块供货使企业的生产总装线简洁简化，使整车企业的管理成本下降，而且也可以减少建厂时的投资费用，加快发展速度。把一个整车分成若干个模块，由系统供应商进行分工，实际上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改变，模块供货正在被越来越多企业所采用。

　　“但弊端在于，重要的模块掌握在一个供应商手里，对整车厂有经营风险，主动权不掌握在你的手里，整车厂被控制的可能性加大。”李洪炉同意，能否顺利解决零部件供应方面存在的可能问题，对于北京现代下一步降低成本并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面对同样高速成长中的烦恼与考验的不止是北京现代。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内外环境的变化，一批凭借新产品、新技术、新策略的市场新生力量正对旧有市场格局形成冲击。特别是通讯、汽车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行业，早先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正逐渐丧失市场封闭下所具有的先发优势，新的竞争者以其崭新的游戏规则取得了超乎寻常的增长。

　　在这场新旧势力的交锋中，后来者通常以技术或生产方式的创新为手段，以更高的性能价格比和更快捷的市场反应速度，赢取中国消费者的欢心，从而打破原本由一家或几家瓜分利润的市场格局

　　不过，目前新生力量对传统霸主的颠覆实际上只走出了第一步，因为这些后来者在中国远未成熟，其技术能力、人力资源和市场基础并不雄厚，市场策略与模式易被竞争对手模仿。与此同时，旧的垄断者也在调整步伐。为应对新兴力量的挑战，他们正力图放下身段，降低成本，调整产品策略，使自己的产品更适合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捍卫自己不断流失的市场份额。战争，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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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王晓玲 联想进京赶考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21日 14:18 商务周刊
2004年12月8日，北京的五洲大酒店，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郑重宣布，联想集团以12.5亿美元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事业部。20年前，联想是一家PC代理商。1985年，IBM中国召开了一次PC代理商会议。40多岁的柳传志代表联想与会，他“穿着父亲送给他的褪色中山装”，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没有得到任何发言机会。那个时候中关村还被北京人称为“骗子一条街”，和联想一样靠代理生存的小公司比比皆是。去年12月，联想收购PC业的鼻祖IBM PC的消息传来，相信昔日的同行们一定感慨万千。

作为联想的分销商，邓伟云意识到这个并购将是“联想的考验，渠道的机会”。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收购后联想的市场认可度、品牌都有了提升，这是我们在销售的时候能够很明显感觉到的。”邓伟云说，“原来的订单上升曲线是平缓的，今年则是陡然上升。”

去年开始的联想渠道变革则既可以看成是“进京”前的一次“农村土改”，同时也为进城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在联想“以客户为导向”的战略中，将客户群明确划分为两类，一是以大型企业为主的关系型消费者，二是以中小型企业和个人消费者为主的交易型消费者。2005年4月，联想中国正式将大客户业务部设立为单独的业务部门。自此，联想的业务体系一分为二，划分成客户营销模式和产品营销模式，分别针对大客户市场和零售市场。今年10月，在联想中国区总经理陈绍鹏向媒体展示的联想中国区的新构架图上，在联想大客户部下面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客户部。不难看出，大客户部的成立，既延续了从2003年开始的直销模式探索，进一步巩固联想在中国的市场地位，也为消化IBM PC业务中75%的“关系型”客户做好了准备。

　　安民告示与Q1报表

　　早在去年年底之前，联想已经为收购之后做着各种准备，通过CFIUS审查之后，著名IT市场咨询公司IDC中国区副总经理万宁就表示，新联想成立后100日的表现将是生死攸关的。

　　“过去的任何大型IT收购案，都是100日内的表现决定其未来命运。因为在这100天里，新公司将要公布一系列的产品、市场拓展、企业文化、人员变动等相关方案。新联想这100天内的表现至关重要。”万宁说。

　　杨元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达过自己的担忧，他说：“我最担心四个方面：客户的保留、人员的保留、业务的整合以及文化的融合。未来这几个方面都还会有风险，我们会尽量去做一些工作去规避这些风险。”

　　实际上，这些被反复强调的风险中，除了IBM的管理人员和客户的流失，业务和文化都不是短期内能看到结果的。但是100天过后，却有一个并购的风向标必然出现，那就是8月10日公布的新联想第一份季度财报。

　　IBM PC“改朝换代”的最主要原因当然也是连年巨亏。2003年，IBM的个人电脑业务税前营运亏损1.18亿美元，PC销售只占IBM全部销售额的10%。并购之初，联想在香港股市的股价便出现了大幅波动，先大升7.47%，后倒跌3.74%，，可见投资者对联想并购的矛盾心理，更凸显他们对联想的整合并不乐观。在8月初，许多业内人士已经得到消息，新联想的第一季度财报将会带来惊喜——倒不如用令人震惊来形容这份报表，报表显示，联想营业额上升234%，其中IBM个人电脑业务实现3年来的首次盈利。

　　这个“好得出奇”的业绩，理所当然引人怀疑。联想给出的一个解释是，实际上IBM PC的亏损主要是由于分摊了总部的管理费用，而联想总部的管理成本远小于IBM。但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裁姜汝祥指出，这并不是关键因素，因为联想接收后，短期内IBM PC部门内的管理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姜汝祥认为：“对于IBM品牌来说，并入联想业绩只会下降，而供应链、制造链成本的控制在短短三个月时间也不可能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在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用“管理手段”来解释这个奇迹。实际上，要在报表上实现赢利并不困难，最简单的办法可以用“寅吃卯粮”的手法，即将未来几个月的订单先计入本期，有一位联想的分销商甚至对记者用实例来证明，联想对这一操作得心应手。

　　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连续亏损三年的IBM PC业务被联想并购三个月后就实现赢利，给资本市场以极大的信心。对于新联想来说，这是必须要做到的。
　　开仓放粮、贴安民告示等以稳定民心，虽算不得什么头等大事，却是任何目光长远的新当权者进城之后马上要做的急事。

　　中国智慧

　　如果说Q1报表可以用“惊喜”来形容，那么此后联想的组织结构整合甚至堪称“完美”——没有TCL并购汤姆逊彩电初期的混乱，也没有出现戴姆勒奔驰与克莱斯勒之间的文化冲突——对于这样一个大的并购，这些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 截至2005年8月1日，联想将60家原IBM的海外子公司整合到联想旗下，剩下未完成整合的子公司已不足10家。9月30日，联想宣布了公司新的组织架构。联想国际并入新联想，全球的产品和产品营销业务整合为一个新的全球产品集团。

　　新组织架构的推出之快，甚至打破了联想此前曾经多次强调的18个月维持不变的承诺。这一切都是这么完美。但姜汝祥对此感到困惑：“当然，奇迹并非不可能发生。但联想没有告诉我们支撑这个奇迹的合理逻辑。” 如果说整合中的问题都没有出现，而又找不到合理的逻辑，“那我倾向于另一种解释，就是联想什么都没有做。”姜汝祥说。

　　今年7月，联想在纽约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全球分析师会议，包括杨元庆、S.Ward、马雪征等在内的新联想高层跟来自全球的分析师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万宁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对记者透露，与参会的分析师一样，此前他对新联想的整合也充满疑虑。“杨元庆也好，马雪征也好，都没有完整的管理国际的运作经验，所以整个过程就是在试错，但市场并没有留给他们多少机会和时间。”万宁说。
　　尽管马雪征给予了这样一个“从同仇敌忾到万众一心”的说法，但姜汝祥认为，对于业务的认识不是心齐能够解释的。“从意识形态角度的解释虽然会使问题变得简单化，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只有利益是永恒的。情感冲突的背后是利益冲突，公司的文化也是一种利益，是由对客户的理解为基础的。”姜汝详说。 他强调，并购最大的问题是客户端的统一，“如果联想根据西方消费者的习惯和市场状况提出IBM PC的供应链和制造、研发的改善方法，能够得到IBM原有人员的认同，这才是真正的整合”。 实际上，综合记者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显示，联想这一年主要是做了产业链后端的采购和制造的初步整合，对于前端的渠道则基本没有作为。
　　驷骑中天同时销售着联想和IBM的笔记本，邓伟云表示，到目前为止感觉到的唯一变化是，“原来申请授权、出货一直都是要找IBM，从10月开始需要到联想来申请这些资源了”。
　　看起来，联想和IBM PC的业务还是两条分开的平行线，其中的交集似乎只有几个月前举家搬往美国的新联想董事局主席杨元庆。

　　大跃进将要开场吗

　　这也许正是联想所显示出来的 “中国智慧”——此前曾多次被用来形容柳传志的管理之道。

　　新联想的目的当然是全面整合IBM PC，发挥并购后的“协同效应”，而不是仅仅得到其上交的利润。但目前Lenovo品牌价值与IBM或者THINK尚有较大差距，联想本身对国际经营也并不熟悉。这个时候，有什么比得到盟友更重要呢？对于联想此前的种种部署，万宁称之为“宁丢子，不丢先”。如果说今年一年的业绩是联想换来的先手之一，更重要的收获则是Lenovo品牌的出海。
　　11月18日，联想集团与中国最大的企业IT应用服务运营商中企动力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出席签约仪式的联想中国客户集团副总裁王峰表示，在顺利完成了前两个阶段的整合后，下一阶段联想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实现主动的赢利增长，而主要的增长点，一是将Lenovo的品牌快速推广到全球，二是把联想以店面为依托的交易型客户的销售方式推广到全球。也就是说，联想将以直营店的方式快速在全球建立Lenovo品牌营销网。
　　此前，联想已经多次表示，Lenovo品牌产品将在明年2月意大利都灵冬季奥运会时推向国际市场，11月底，联想宣布提前4年放弃IBM品牌，并打算在全球实施以Lenovo为“主品牌”的品牌战略。这家公司雄心勃勃地宣称，Lenovo今后会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品牌之一，“寿命至少是100年”。
　　但是，对于新联想的下一步整合，万宁和姜汝祥均表示将非常关键，也会非常艰难。联想怎样才能在DELL、HP环伺中，继承IBM先前的渠道，稳定其客户群？文化融合的压力——一个是中国IT产业的领军者，一个是历史悠久的美国高科技产业旗舰，文化背景迥异、国际化程度相去甚远，两家公司该如何融合？该如何平稳地逾越“过渡期”？这都将是2006年联想不能再回避的问题。
　　“在下一步整合中，阻碍必然会出现。怎样推出高质量的产品，怎样降低成本，在这方面，如何发挥原来IBM资源和人员的力量，使IBM的优势与联想的优势真正融在一起，这是必须要交出的答卷。”万宁说。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最大的问题是客户端不同。正如当初解放军进城，他们在农村得心应手，但对于城市管理则完全没有经验。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基于对中国市场中国客户的理解，对国际市场则完全陌生。
　　将产品卖过去是非常简单的，但是能够理解市场则是一个很大的考题。从联想到TCL等勇敢的先驱者们，不管之前如何未雨绸缪，之后怎样殚精竭虑，事实上都只能以“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方法慢慢探索。 中国制造经过20年的代工阶段，终于有企业开始国际化，迈向品牌发展之路。在中国发展与资源、环境以及发展与公平的矛盾日益激化的今天，无论如何形容这个过程的重要性都不过分。具体到联想这一年的整合，我们既看到西方管理理论的作用，更看到中国智慧在其中的作用。是的，这不仅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中心舞台的进程，也将是中国文明走向世界中心舞台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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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手握近百萬簽名！「重新洗牌」良機？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2-22 林行止專欄
　一、
　　為了營造府會合作無間的良好氣氛，為了第五號政改方案的順利通過，以為長於謀略的特區政府決策層，便安排行政長官剛上任蓆不暇暖的時候，越俎代庖地高調率領全體立法會議員赴內地訪問（這本該是立法會主席的分內工作），曾蔭權也許有藉此「突破」，說明他向北京力陳邀請議員北訪的政治含意，進而暗示他受知於中國領導層、意見獲北京重視，而其潛台詞是，只要乖乖聽話，上京「溝通」，包括那些回鄉證被沒收的議員，機會多的是。換句話說，這次在董建華任內無法實現的內訪，等於由北京贊助、假行政長官之手派給香港政客的政治利益，嚐得「政治甜頭」的立法會議員，以香港江湖人物的思維方式考慮問題，便要飲水思源、感恩圖報，和政府多方合作。可是，昨天立法會對政改方案（「○七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議案」）的投票結果，顯示不少議員堅持政治原則不可交換的立場，府會的關係再次陷入對立的僵局，白費了政府在攏絡議員上所做的工夫！

　　然而，區議會則在政府的利誘下紛紛「投降」，遴選委任的區議員進入立法會以至五百二十九名區議員集體「過檔」成為擴增大選舉團成員，是十八個區議會有十六個支持政改方案的底因；絕大多數區議會認同政府的做法，令政府理直氣壯地指出政改方案有「廣泛的民意支持」，可惜區議會是政改的既得利益者，其贊成政府的政策便顯得沒甚意義，更欠說服力！現在的情況變得很詭異，十一月三十日筆者在這裏所說的，果然「幸」而言中：「那是反映區議會不足以傳達民意？還是立法會議員脫離了群眾？」在這種情形下，香港社會如何能夠「和諧」？

二、
　　民意的對立不僅僅是區議會和立法會，還體現於數字不獲警方認同的反政改二十五萬人大示威與未經核數師核實的七十七萬個支持政改市民的簽名上。正反民意的差距這大，加上雙方互指對方的數字「滲水」，這種爭拗若持續下去，議會將無寧日，而府會─政府與泛民主派─亦會長期對峙，這種不調協的情況可能令行政長官變成比「跛腳鴨」還不如的「無腳鴨」（sitting duck），絕非香港之福。

　　為了理順民情，筆者同意潘潔十二月一日在「尋找香港」欄的提問：〈特首的下一步，解散立法會？〉，昨天前任基本法起草委員許崇德予以肯定的答案。根據《基本法》第五十條的規定：「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重要法案，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這等於說在目前雙方無法協商出一致意見的情形下，行政長官有權解散立法會，定期重新選舉。許老沒有和潘博士一樣指出的是，行政長官這樣做要承擔一定風險，因為《基本法》第五十二條指出，假如新選出的議會維持原議，否決政府的提案，行政長官便得辭職！

　　行政長官曾蔭權會冒這種政治風險嗎？按照常理，他會義無反顧面對這種風險的，因為有七十八萬市民簽名支持政改方案，支持政改派在改選中穩操勝券，是必然的，曾氏因此應趁機「重新洗牌」，把反對政改派掃地出門，令議會有效率地運作。問題是曾氏也許對這些數字不敢盡信……。無論如何，當局的動向，在行政長官聖誕後上京述職時可見端倪。

　　雖然政改為立法會否決是政府的重大挫折，直接反映行政長官的失策失算進而「失威」─即使他重施給公務員加薪的故技向市民「派糖」，亦無法挽回這種頹勢─可是，領導人對曾氏還會慰勉甚且嘉獎一番，這便如董建華在兵敗如山倒前夕江澤民和錢其琛仍全力支持他一樣。北京政府這樣做有其傳統因素，但看在反對曾氏者眼裏，對中國官場文化的反感必會更深。

三、
　　在這場政改的辯論中，為什提議二○一二年落實普選之說獲得比較廣泛的支持？因為它由「香港良心」陳方安生提出？因為它回應了刊登廣告老人的訴求？因為這才是循序漸進？筆者認為統統不是─陳太的號召力高不至此、廣告老人發揮不了這大的感召力，而什是循序漸進？現在誰都沒有答案。

　　根據假設選民、政客、說客（壓力團體）和官僚都在追求私利的「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二○一二年是「最佳年份」的「迷思」便迎刃而解，因為距今才六、七年，現在政壇上的活躍分子，包括陳方安生在內，屆時均未超齡（或希望選民不會認為他們太老不宜從政），這等於說他們力爭民主的努力有豐收的一日；假如普選無期或再拖十年八年，「第二梯隊」便會取代他們的地位！

　　人類自私的天性不泯，沒理由從政便突然「計利只計天下利」或「專門利人」。與生俱來的自利傾向，令二○一二年成為政治領袖們可以接受的普選年份；在他們的精神感染下，「在二○一二年進行普選」，似乎已成為大多數支持政改者的共識。今天凌晨政改方案全部被否決後，有北京專家指出未來七年香港政改將無進展。筆者以為未必如此，因為泛民主派必然會設法爭取，而這種民意訴求，北京是不得不回應的。

四、
　　政制事務局局長就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議案回應議員的致辭，看出了政府的確在「希望為香港尋找一個出路」上盡了全力，可是集中那多的人力物力，做出來的成績卻差強人意，所以如此，林局長應該反思。他說不同崗位的官員「花盡心思、費盡心思」，他們夙夜匪懈（行政長官不是說他夜睡四五小時嗎？），但成效不彰，在政改一役甚且可說「慘敗」收場，究其原因，是大部分司局級官員仍以公務員而非政客的心態和手法思考及處理問題，沒有修改空間的政改方案，便是徹頭徹尾公務員之作，若為政客，一切均有商量，有商量便有達成協議的希望。

　　林局長為政改憚精竭慮，任勞任怨，人所共見，但在他未能去除公務員心態改為政客思維之前，事倍功半（甚至無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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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強政勵治未收效 社會日趨不和諧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2-21 林行止專欄
一、
　　人大常委曾憲梓昨天就第五號政改方案民意爭持不下一事發言，除了溫和地奉勸反對派「反正」之外，還指出即使方案無法在立法會通過，中央政府亦不會關起與泛民主派溝通的大門，傳達了北京安撫泛民主派並衷心希望香港社會和諧安定的清晰意向。當然，「曾人大」並不代表中央政府，他的話也許只反映了部分京官的看法，換句話說，北京對這件事的官方立場，有待有關部門在立法會有決定後的「評論」。

　　特區政府以「強政勵治」的手法把政改方案弄得沒有轉圜餘地，負責其事的政務司司長應深切反省，不可因為一早聲明「只做二年」的客串性質而擺出一副罔顧一切的姿態；不管謀略多深、布局多周延，像政改這種決定香港政治前途的重大方案，竟然沒有預留「討價還價」的條款，等於「政府說了算數」，這樣的政府，如果有槍桿子，可能會把反對派一一捉將官裏！

　　如果七十五萬個未經核數師核實的簽名改變不了泛民主派議員對政改投反對票（或棄權票）的決心，足顯「保皇派」在這場言文戰中，輸得甚慘。行政長官的顧問和政治任命官員上街簽名為自己的政策背書，荒天下之大唐，彰顯了公務員搖身變為政客，要有一段漫長的學習過程才有望成功。聽慣上司指示不敢行差踏錯的「徹頭徹尾的官僕」─筆者本來把彭定康口中的Consummate Public Servant譯為「優秀公務員」，但很多讀者和數位友人俱認為錯譯─「轉型」尤難。換句話說，以公務員心態（包括瞞上欺下）從政，要經歷多重考驗才能成功（事實上，放眼西方社會，公務員成功變為政客的例子極為罕見甚且可說未之見）。經過政改方案一役，筆者希望一絲不茍、勤緊任事的行政長官，能夠汲取教訓，起用王道的幹才為首輔，才能闖出新局面並成為一名稱職的政客。

二、
　　身兼行政立法兩會議員的譚耀宗，曾以「政改失敗有損中央威信」，要挾泛民主派議員投贊成票，因為唯有這樣做才不會得罪中央政府─傷害中央的代價可以無限大。非常明顯，譚耀宗議員的警告收不到絲毫積極效果。

　　筆者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現在已躋身強國之林的中國，在國際政壇上一言九鼎、舉足輕重，但在香港事務上，中國政府還有「威信」嗎？政治正確的答案只會蒙蔽中央，令其香港政策一錯再錯。在筆者看來，經過七百一十四票推舉董建華連任行政長官之後，中央政府在香港內政問題上已威望蕩然！譚氏的說法因此既無必要亦只有極少數人聽得進耳。

　　大選舉團成員是否按照北京的指示投票選出董建華，外人不得而知，大家知道的是董建華是北京的首選─而且是唯一的首選。把香港搞得天怒人怨的董氏終於未終任便求去，可是這並非中央查察香港民意的斷然舉措，而是董氏的「守護神」江澤民和錢其琛歸隱之故，換句話說，若北京沒有人事變動，「建華之治」便可能長達八年。中央對香港事務都放手不管，惟對委任行政長官這一關則把得甚緊。然而，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在一再委任董建華上，中央亦賠上了全部威信！

　　要恢復中央政府在港人心目中的威信，以大部分香港民意認同的方法遴選大選舉團成員（不論多少人）並讓他們以「自由意志」投票，是有效的辦法。以這種形式組成的大選舉團，很快會打破只有一名候選人的局面，等於間接地為香港政制注入民主成分！

三、
　　曾蔭權就任行政長官不足半年，香港社會的最大變化是愈來愈不和諧。

　　僅以十二月而言，不和諧現象，舉其犖犖大者，便有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公開表示對本地銀行追隨（及追加）聯儲局加息的不滿，這是過去從未發生過的事。在利率協議取消之後，銀行必然要根據本身對資金的需求情況釐定利率水平，如果連這種最基本的工作亦要「規管」並要「顧全大局」，那還成什自由經濟。任氏去周在他「觀點」專欄表述的意見，亦教人莫名其妙，「……市場上出現不同水平的最優惠利率，可能引起混亂，令市場人士誤以為銀行競相加息，可能造成情況失控局面」。這段短短的話引出三個問題─第一、自由市場本來便是混亂的，而混亂絕非因為利率水平所引致；第二、銀行根據本身情況競相加息（或減息），不會引起市場人士的誤解；第三、銀行根據本身的情況調節利率，令情況不致失控，與任氏所說的「可能造成失控局面」剛好相反。

　　過往監管當局與銀行有商有量，任氏公開表示對銀行自行調整利率的不滿，似乎有意在利率調整上插上一手，日後「管與被管」雙方如何和衷共濟？任氏的不滿暴露了金管局與銀行之間存在一些不應該有的矛盾！

　　另一項不和諧事件是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公開表示與他的前輩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看法互異。對於前者，完全沒有問題，事實上「君子和而不同」，政見不同因此是平常甚至是正常；但在政改方案是否「違憲」上存有歧見，便會引起日後的長期爭拗、辯論，甚至法庭相見；這種不和諧情況雖可能因政改方案胎死腹中而消弭，惟已埋下了不和諧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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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敷衍充完善 指點近違規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2-20 林行止專欄
一、　　反世貿的南韓農民持續六天在香港街頭抗爭，影響了示威區域居民的生活秩序及商戶營生，然而大會過後，一切回復常態，日來與警方激烈對抗的場面，並無傷及香港社會元氣。

　　為了政制發展的爭拗，香港近月的群眾活動與「上層結構」的一些大小動作，卻與北京殷殷期許的「和諧社會」背道而馳。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昨天公布政改第五號報告的「珍藏版」─完善方案。扼要地說，所謂完善方案，就是分階段遞減委任區議員的數目；可是，從逐步減少到全面取消，前後需時十年，換句話說，香港要到二○一六年才沒有委任區議員。這樣子的政治工程，進度之慢，令人臉紅。

　　民意代表紛紛就全面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提出強烈的要求，號召了數以萬計市民於十二月四日走上街頭，目的無非希望政府為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定出時間表及路線圖；可是許司長的完善方案竟然只是提出調整區議會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以這樣的「最終版本」回應泛民主派議員及示威者的訴求，若無故意挑釁民意之心，便是昧於民情的、徹底的「反高潮」。大部分泛民主派議員不為所動，不會改變初衷，繼續反對政改五號報告，也就不足為奇了。

　　雖然特區政府不斷發出普選時間表與支持五號政改方案沒有矛盾、可以同時進行的訊息，但是，區區區議會議員的委任制也要等到從明年起計的十年後才完全取締，關乎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的雙普選，豈非更加遙遙無期？對此，要求盡快貫徹雙普選的市民，怎會不生反感。

　　被西方傳媒戴上「香港良心」桂冠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繼一二．四遊行示威以後，昨天又以高姿態召開記者招待會，敦促行政長官向中央爭取雙普選的落實時間，她的公開言論顯然是站在「政府的對立面」，以香港的官場習慣，退休官員公開與政府唱反調，實在是前所未見。陳女士現身一二．四遊行，影響深廣，對退休和現役公務員的震撼尤深，坊間因而有一些諸如退休公僕組黨、現役公僕不滿政改方案的傳聞。雖說謠言止於智者，惟處於因政改而瀕臨與民意決裂、與民意代表意見兩極化的情況，令人感到香港內部正面臨亂作一團的危局。群眾遊行之後，政府發動了一次史無前例的行政會議成員及行政長官以下的問責高官齊齊街頭簽名支持政改方案、以示領導層團結一致、對政改支持度不因陳太表態而有所動搖的鬧劇。說是鬧劇，因為實在滕笑四方，政府炮製的方案，然後由主導政策的「顧問」及官員簽名支持，自己捧自己的場面不僅可笑，同時亦反映了陳太遊行後政府內部的確存在意見分歧的暗湧，最高當局因此才要各人出來「明志」！

　　自由黨和民建聯分別發起支持第五號政改方案的簽名運動，據說是要收集五十萬市民的簽名，可是，這有什實際意義？答案是無聊，因為代表這些民意的政客，包括行政會議全體成員及部分聲稱會投贊成票的立法會議員，早已表態支持政府，這即是說，簽名運動並不會令政府有更多的支持票。大家不可忘記的是，反對政府方案的議員亦有民意支持，而且不是簽名那末簡單而是上街示威。

二、
　　陳方安生大概不是證券市場常客（也許根本不涉足股市），如果她是投資者，便該常有斬獲，因為股市買賣的第一取勝之道是準確拿捏時機，陳太在這方面確有過人之能。一二．四現身遊行隊伍，鋒頭無兩，不憤者甚且說她「騎劫民意」，正因為看準時機出擊，她的遊行才會產生爆炸性效應。昨天陳太在許司長公告完善方案前主動召見記者，那在時機上，亦是無懈可擊。她公開質疑行政長官在本周三表決政改方案的決定，要求曾先生公開承諾港人會向中央建議不遲於二○一二年落實雙普選。作為前朝高官和董建華政府的「高層」，陳方安生認為政改方案的表決不用太匆忙，因為她看出政府若強行立法，不但不可能通過，更會造成民意對決、社會分裂；由於曾經是曾特首的長期老上司，她對其為人處事該不乏認識；看來她是感到曾氏從來未有就普選的部署向中央提過任何具體的建議，否則她是不會作出這樣的公開呼籲。

　　陳方安生退休後並沒有和她眾多舊下屬一樣進入商場開創第二事業，算是安分，可是如此高調並一而再地介入現實政治，以香港而言，實屬罕見。陳太昨天表示既無意組黨或加入任何政黨，亦無競逐行政長官的雄心，這當然是受「時不我予」的限制，若年齡不是問題，主張「愈快進行普選愈好」的陳太，又豈無接受北京背書重操舊業的衝動與使命？

　　英治時期，大部分殖民地官員進退有度，退休後回老家「刨薯仔」（退休金請不起家傭只有自己動手做家務）便絕不過問香港政事，使當政者有因應現實自由發揮管治才能的空間；回歸後的客觀環境徹底改變，退休官員的老家便在香港，他們即使不問政事，其言行亦有一定影響力，像陳方安生般站在忠誠反對的立場主動出擊，當政者便煩不勝煩……。

　　在講求私利的資本主義社會，超越從政年齡的陳方安生「拋頭露臉」，不辭勞苦地參加遊行、開記者會指點香江，目的當然不是專門利人毫不利己，而是為了高舉其「香港良心」的形象，力爭其為香港人精神領袖的地位於不墮。這對目前亂紛紛的香港社會，不一定是壞事，但肯定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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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建中 華府瞭望：廉潔典範─普羅克斯邁爾參議員

2005.12.23　 中國時報
過去一周華府地區死了兩位名人， 一是以報導內幕著稱的專欄作家傑克．安德森 (JackAnderson)， 另一位是美國民主黨籍選自威斯康辛州的參議員普羅克斯邁爾 (Sen. William Proxmire，見圖／美聯社資料照片），前者死於帕金森氏症，後者死於老人癡呆症，兩人分別享年八十三和九十歲，算是高壽了，只是死前他們已被病折磨得不成人形了，無復當年的威風與豪氣，令人感慨。二戰時安德森在中國和國軍一起打過日本。

安德森和普羅克斯邁爾的辭世消息，美國大報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均大幅刊登。他們的死之所以引人注意是由於，安德森專揭政府的不法與弊端，有「掏糞者」( muckraker)之稱，是政府既恨又怕的人物，曾上了尼克森總統的「敵人名單」，白宮官員甚至一度想把他幹掉。普氏在參議員任內是反對政府浪費的急先鋒，每個月選一個政府部門，作為頒發「金羊毛獎」（Golden Fleece Award，Fleece在此也有敲竹槓之意）的對象，得獎者都是浪費公帑出奇的政府單位。一旦得了「金羊毛獎」，那就聲名遠播，真是掉在黃河裡都洗不清了。對今天的台灣政壇而言，安、普兩人所樹立的典範都深具意義，普氏的一絲不苟及涓滴歸公的精神尤其值得表揚與學習。


普氏家世良好，父親是外科醫生，他自幼就讀私立學校，及長入耶魯大學，還從哈佛大學拿了兩個碩士學位。婚姻方面，他第一任太太還是美國大財閥老洛克菲勒的曾孫女。以這樣的學經歷和人脈關係，普氏大可在華爾街或企業界發展，可是出道後在摩根銀行短暫工作，即改行去威斯康辛州當記者。一九五○年，卅五歲的普氏開始踏入政壇，當選為威州的州議員，並曾三度競選威州州長，但均告失敗。一九五七年以反共聞名的麥加錫參議員 （Sen.Joseph R. McCarthy）猝逝，普氏擊敗了他的老政敵寇樂州長，成為威州聯邦參議員，並五度連任，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宣布不再競選退休為止。

在他長達卅二年的參議員生涯中，普氏以清廉節儉、杜絕政府浪費譽滿政壇，他從不接受政治捐獻，競選時的花費都自掏腰包，連公務旅行都自己買機票。他整個從政歷程中，為選舉花的錢還不到二百美元，而這二百美元大多數是為了買郵票退還捐款而開支的。普氏的名言是：「我認為足足有三分之二的參議員可以不必花一分錢，即可連任」。他這句名言，為他贏得「一毛不拔的參議員」（a penny-pinching senator）的令譽。

普氏在參議員任內每月頒發「金羊毛獎」，豈止是揭發政府的浪費，實際也有暴露公家機關荒謬一面的作用。茲舉數例如下：

一、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花了九萬七千美元研究秘魯一家妓院內的活動，研究人員一再為此前往秘魯旅遊。

二、聯邦航空總署花了五萬七千美元，研究四百三十二位空姐的身材尺碼，特別是屁股的大小，以確定她們在機上坐下時，膝蓋是怎麼擺的。

三、司法部花了兩萬七千美元研究為什麼犯人想出獄。

四、五角大廈花費三千美元研究下雨時軍人該不該帶傘。

前述「研究」都被普氏視為無謂浪費，讓他大大光火，遂頒發「金羊毛獎」給以上部門使其難堪。

普氏既然以「反政府浪費的十字軍」自居，必須以身作則樹立榜樣，因此他一生自奉極儉，穿的西裝每套不超過五十美元，每天上班以晨跑（jogging）方式去國會山莊，絕少參加酒會飲宴，平常多居家閱讀與公務有關的文件，因此在國會裡被視為maverick（離群的牛，政治上的異議者），不過此老極重視個人形象，因禿頭曾數度做頭髮移植，也拉過皮（facelift），不過這一點小小的虛榮心，大家都了解而能接受的。普羅克斯邁爾已矣，他跡近矯枉過正的政治操守，在華府已成絕響，令人追懷感傷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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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talkchina is a racist site!

Unfortunately I admit that I recommended this blog before. In my comments to this post I pointed out the blog owner should delete racist comments towards Chinese people immediately, and informed them having out-of-marriage sex in China is still illegal officially, never mention having sex with an underaged kid. However, after I posted my comments, they got deleted, while the racist comments by bocaj et. al. stays. Finally the talktalkchina bloggers showed their true color. People say westerners are often lawabiding people, while this is not the case. Few people felt angry in their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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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进程大大加速。这不仅表现在河北定州事件和最近的广东汕尾电厂暴动上面，而且在几年前就在天子脚下的北京体现出来。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黑社会化的控管被一位英雄式的记者揭露，至今余波尚存。最近有中国传媒大腕钱纲（曾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期刊：三联生活周刊，曾领衔黄金时期的南方周末）坐镇的港大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披露了几年前一起轰动性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

衣裳褴褛的唐吉诃德:一个中国调查新闻记者生存状态样本

编者按:


中国调查记者面临着远比西方新闻界严酷的环境。 2000年初中国朱熔基前总理，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怒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如同上海以前黑社会青红帮。的确在北京出租车司机实际上成为工奴：他们 70% 收入被公司剥夺。病倒的司机被逼在病床上交出份子钱，好似黑社会的保护费。光天化日之下，司机被踩住脸庞，血汗钱买下的车被公司抢走。而政府的官员与公司关系密切，甚至有公司的老板成为主管官员，一次次政策出台，加剧了掠夺与垄断。司机们买下车，车却不是他们的。司机们集体卧轨申冤.有人累死在车上，无人将他们的声音传递。谁来揭开苦难的一角？被以前的报社开除,被黑社会追杀，漂泊至北京的记者王克勤2002年又一次提起笔,这一次仿佛又是一次轮回,被保安暴力架出大门,被局长赶走,与司机共同生活,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被威胁，报社甚至不愿报销采访费用……是什么让一个流浪记者支撑下去，这是中国调记者典型的生存困境，戴着镣铐的舞蹈。他们的梦想无休无止。本案例通过王克勤这样一个“标本”，解析中国调查记者普遍的风险与生存困境及报纸管理层与之互动形成的风险控制.。

2002年12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头版头条整个五版篇幅发表了王克勤历经半年时间调查采写的3万字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文章发表后的第8天，时任中国副总理的温家宝专门就此文做出批示：“出租车行业的问题到了非管不可的程度了，有关部门应该深入调查拿出具体的整改意见，以北京为试点，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 2003年大年初一，朱熔基总理受此文启示专门看望北京出租车司机，向出租车司机道辛苦，并明确指出，这个行业管理体制存在严重问题，确实需要大力改革。 2003年底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启动了涉及全国200万出租车司机利益的中国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期方案研究。这篇报道促成与启动了中国一个行业的体制改革)。目前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均有跟踪报道.在王克勤牵头下.北大,中国社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起草中国出租车行业改革建议案,王仍在各地考察出租车行业。

不为人知的却是王克勤是在怎样的状态下完成采访.


被当作流浪汉的调查记者

2002年6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商业周刊召开每周五的例会，.部门主任王南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经部部长郭励弘转来的北京几名出租车司机“关于司机生存状况的申诉与调查”等相关材料交给王克勤，建议以此为选题展开对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问题的调查。中国经济时报是中国政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一个官方智囊主办的报纸,集中了党内一批开明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们又是一份完全市场化的报纸。因此他们往往选择一些政府重视同时又能反映民生的报道课题在中国,调查新闻并非人人要抢的活,甚至是一项苦差.中国媒体对记者的考核办法都是清一色 “多发多得，少发少得，不发不得”的稿件字数考核办法。很多报社不允许也不可能为一篇调查性报道投入太高的成本。在中国新闻行业内，有句俗语：“调查记者绝不是收入高的人，但绝对是活得最累的人。”


当时王克勤的工资只有每月1200元,外加稿费是千字60元，接受调查新闻,半年没有发其它稿件意味着他在半年间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有时每月只有1200 元收入，只能维持温饱)同时报社规定在北京采访,路费与采访费用不报,这意味着王克勤需要自掏成本去采访.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从利益出发接受采访任务.因此在国内一些报社调查新闻往往是年轻记者的苦差，也是良心活。王克勤曾自嘲:有时觉得荒唐,一个月工资只有1200元的小记者为收入2000元的司机追讨工资. 但随着采访展开,王克勤完全被震憾的事实所吸引:尢其当听到有好几个司机活活累死在出租车上；出租公司的经理在司机刚刚做完手术两个小时就到病床前逼着收 “车份钱”；出租公司为了抢回出租车竟然动用黑社会拿着凶器将司机围在出租公司院内行凶……

当一个个出租司机为了维护自己出资人合法权益而奔走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有关文件下发到各个基层法庭，拒绝受理出租司机状告出租公司的案件。以致于发生被逼无奈的出租车司机在北京西客站集体卧轨，造成京广线停运数小时的恶性事件。1996年和2000年7、8月间，就分别发生了首都机场出租汽车司机集体停运事件。朱总理在一次统战会议上讲，北京市出租车行业问题相当严重，简直像解放前上海滩的黑社会'青红帮'。

"没有了良知，没有了社会关怀，记者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王克勤愤怒了。王克勤开始大规模访问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群体。期间，王克勤先后采取了对于出租车司机的个别访问、召开众多出租车司机的座谈会、跟车采访、家庭访问、在的士餐厅等待司机个个访问等各种办法采访。�12月6日发稿前王克勤先后采访北京的出租车司机100多人，并到10多位出租车司机家里进行了家庭访问与考察。没有任何采访费用,王克勤只有节省一切费用.在酷暑里走路晕倒于北京东直门内大街的马路边；困极了王只有躺在马路边的长椅上,结果被清洁工人当失业打工仔撵起来；费尽周折采访出租车公司却被保安赶出门……

"心酸啊，为调查记者的自己的生存与工作状态!"王曾长叹. 平民记者的处境让王克勤更理解劳动者的艰辛. 8月上旬在出租车司机冯继友位于顶楼的那间住着祖孙三代6口人只有30几个平米的黑房子里，在吱吱呀呀叫唤着的小电扇下，王克勤汗流浃背记录着70多岁老人的哭诉时，称"为北京的哥家庭的如此贫困潦倒感到彻骨的寒冷。" 这样的场面,王并不陌生,在他早年做农村报道时,曾长期住在农民家中,也曾面对三百多农民向他集体下跪哭泣救助,也曾有人拿着血衣向他救助,"我把这些最底层的人当亲人，当邻居，我从他们那里成长起来。这是我与大部分记者不同的地方."

一开始很少有人理解他,中国媒体大多由官方控制,只有很少有良知的记者愿意采方底层的劳动者.在司机餐厅采访来吃份饭的司机时,不少出租车司机嘲弄王克勤说"就是江泽民也没办法，你一个小记者顶个屁用,采访也是白采访"。司机们所说不无道理,因为自从朱总理怒斥这一行业为黑社会后,三年行业风气没有任何改变. 王克勤没有生气,他这样认为:“长期的压抑与被盘剥已经阉割了出租司机最后的一点维权意识。”

这同王克勤的经历分不开，王克勤出生在贫困的农村,父亲是乡村教师.王出生后甚至没有衣服穿，并曾三次因长年吃土豆充饥而中毒。曾是他的故乡甘肃省会一家官方报纸的记者，他的调查新闻《兰州证券黑幕》揭开股市黑面，他被人悬赏追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报社并不保护他，因为一篇《公选劣迹人》的报道影响了某位省领导的仕途，2001年王克勤被开除，在三个月失业期中，王克勤如同成千上万中国特有的申冤者一样，也曾走上省城上访的路径，每天徘徊在政府门口，（注：指在中国历朝历代包括当代特有的现象，老百姓在地方上受政府不公对待，将希望放在北京中央或省政府的公正对待，因此他们拖家带口甚至露宿街头，在中央政府门口排长队要求解决自已的利益问题。）

他目睹了众多劳动者维权的无奈. 在一级级上访中，王克勤发现作为当时被体制抛弃的人员，以往朋友领导对他视如路人，王一度陷入绝望，没想到十多年为政府监督社会却被官方体制抛弃，甚至自称“有了杀人的心”，有了这种经历，让王克勤一直呼吁“善待上访者。他们是被逼到尽头的人们。”这使他理解了司机们的冷嘲热讽。由于记者对采访对象感同身受的理解，大量的司机从不信任他到信赖他，最后全部上报纸的被采访的司机勇敢地选择了用真名见报。因此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但他们依然认为：只有坦荡地真名实姓地向中央反映情况，才能保证[[所说情况的真实可靠，才能从根本上让社会了解真相，发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从而早日把他们从水火中解放出来。而王坚持司机必须用真名上报，记者也须用真名，因为他认为这是对“历史的贞节”。

王克勤在调查中发现：

出租公司的发家手段有三：一是掠夺司机个人财产，二是贪占国家财产，三是掠夺社会公众的财富，出租车成了出租公司“合法”敛取社会公众财富的工具。并且，更为恶劣的是，北京市交通局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正是出租公司掠夺出租司机个人财产的“尚方宝剑”。

而这一切背后指向北京市政府交通局，公司老板摇身一变成为政府主管官员，每次出台政策都成为垄断的加油剂。这一切不可思议的事如何发生。王克勤必须采访到政府部门。

他被暴力架出政府大门

北京市的政府机关不好打交道。中国政府视自己的文件如同秘密,甚至曾出现将勇于采访的记者定为”泄露国家机密.”国家也没有明确法律规定记者有权获得何类文件, 甚至在中国没有一部关于新闻的成文法.政府部门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拒绝新闻采访。王克勤确定了一个原则：只要有关联的机构与部门都应该采访到，以确保对于这一问题了解得更加全面客观，并且应该让问题所涉及的每一个方面都有意见与声音。王克勤先后联系了30多家政府机关，但直接接受采访的却只有三家。这三家也是靠私人关系。

在王克勤的采访机里，这些是政府拒绝采访的说辞：

市交通局
"我们处长不在"、"我们处长开会"、"资料已经转给出租汽车管理处了"、"还没有结果", "不行，我们的新闻统一由宣传处发布的，我们不直接接待记者。" （说明：自7月2日与北京市交通局宣传处张磊联系上后，王克勤每周至少打三四个电话，包括张磊、杨宇在内的宣传处的几个公务员，几乎都接烦了王的电话，对方的理由总是 “等等".）


市劳动局
"必须三证齐全.：记者证、工作证和介绍信。才能接受采访."
(说明: 报社编辑部开了一纸公函，传真给对方，并注明"记者证正在换发之中”。对方接到传真后回复，"关于记者证的事，必须要有人事部门的公函."于是，报社人事部又专门开具了一纸公函发给对方。对方接到公函后说： “等着吧，还得跟领导汇报." 之后王克接二连三致电劳动局，对方总是说 “正在研究."


其他政府机关
平谷区地税局："因没有上级指示，不能接待新闻采访." 税收、工商、保险等各北京市政府职能机构的电话也是难以接通，屡屡碰壁。即使王克勤多次恳请，北京市地税局自始至终没有安排采访.

正面采访迟迟不能推进，迫于无奈，在劳动局下属劳动报的一位记者朋友写条子推荐下，王采访到了东城区劳动局局长高士令，又通过这位局长的私人交情，采访上了北京市劳动局劳动检查处处长吴安泰，、平谷区劳动局一位副局长，完成对劳动局方面的采访。交通局是出租车行业主管局，保垒必须攻下。王克勤劳直接闯进了交通局宣传处，并见到了张磊及其同事。张磊说："出租处处长梁建伟不在，你来也是白来." "梁处长还没有同意," 他没提供任何情况.

据出租车司机们反映，这位梁处长是由出租公司老板摇身一变，进而成为北京市交通局出租处处长的，"可黑了"！ 2001年第五期《中国市场》杂志的一篇题为“京城出租车业变革进行时”中写道“政府主管领导多由出租车公司老板担任，梁建伟就是某家出租车公司经理."

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是： 8月26日，一位出租车司机打电话给王克勤说："你不是采访不上交通局领导吗，明天我们去上访，你跟我们去吧。”王克勤想，采访已经快两个月了还没有见到这位管事的局长，或许会借此机会见见大名鼎鼎的交通局长张燕生吧. 午8时40分. 几名司机把王带进了市府大院.

8时50分，来到北京市交通局办公大楼，守在张燕生局长办公室（309）门口，等待正在开会的张燕生。这时，两名警察在楼道里走来走去，出租汽车管理处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断地要求司机与王下楼离开。但是他们坚持着没走.

9时30分，张燕生局长走出了会议室，对他们说："你们到315会议室等我。" 走进会议室后，张燕生对王克勤说："今天我只接待司机，你是司机吗？"

王说："我不是。我是司机的朋友."

"不是司机就给我出去!" 局长大喊起来.

出租汽车管理处的两个公务员愣是把记者架出了会议室.

此后，虽然不断致电交通局宣传处，但对方自始至终也未安排采访。在中国采访政府就是如此之难。唯一庆幸的是王克勤随机“闯”进了多家保险公司，幸运的是保险公司因为出租车公司拒交保险费，使原本有三亿的保险市场，实际投保额只有十分之一。一肚子牢骚的保险公司为他提供了出租车公司黑保险，黑司机的关键数据与手法。拿到了出租汽车行业保险的诸多数据逐步揭开了内幕。.


北京的出租公司，跟政府机关一样，有些比政府机关还难打交道

王曾先后电话联系了北京市的20多家出租公司，大部分被拒绝.

在采访北京市大名鼎鼎的万泉寺出租汽车公司时，先是保安不让进门，后是办公室人员的不断盘查，后来一个喝多了酒的人进来说"你是哪里的记者？我们不接受采访！你给我出去!" 于是，王克勤从万泉寺公司被撵了出来。突破却意想不到地来了. 在采访平谷县交通局某领导时，这位领导因为县交通局没有实权分不到利益而愤愤不平，向王克勤吐了些真话，王克勤自称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做出租车行业的调查的，这位领导当即下令打电话让本地几个出租车公司配合中央做调研。在三辆官车护送下，王大摇大摆被请进了平谷的某出租公司摆好了水果与茶水的会议室，并由局领导主持，听取了公司创业的汇报，在一番官话，一番问询后，王克勤完全掌握了出租车公司靠搜刮司机创办的真实情况，而当公司对王尖锐的提问有疑惑时，王又摆出一副官腔，说一套官话。打消他们的疑心。因为王克勤曾做过省领导的秘书，副厂长，丰富的官场阅历使他没有露出破绽。最后几个出租车公司的老总向王克勤坦陈了自己“空手套白狼”的历程，使得王的采访不断逼近真相以及真相背后的黑幕。


制度化黑社会

一开始王克勤只是认为这是一个一般的公众利益受害问题，但不断地挖掘后，王发现大量的公众利益被掠夺的背后内幕是惊人的黑暗。经过几个月来的大量的调查，王克勤发现，中国现行的出租行业的管理体制存在极其严重的弊端，简言之就是——富了老板，肥了官员，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 现行的出租汽车管理体制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利益。如果全国78万辆出租车全部将原本交给不必要的中间环节的“车份钱”拿出一少半来，作为税收上交国家，按每辆车每月上交国家税收1500元计，仅此国家一年将增加出租车业税收至少是140多亿元。某公司透露每年都要给交通局送上几十万的“零花钱”。他说，“每个公司都这样做”。其次，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车份钱”的存在是使租价居高不下的核心原因。让出租车行业实现个体经营，夏利出租车的租价每公里可以降到0.8元左右，起步价也可以降到每4公里5元；如果把现行的“车份钱”降到2000元，就是降低一半，夏利出租车的租价每公里可以降到0.9元左右，起步价也可以降到4公里6元。”


风险控制三部曲

2002年9月王克勤完成了长篇调查的写作。此后便是调查记者王克勤为了自己“孩子”合法出生（刊出）的漫长努力。风险与决择之一，报道形式与报道风险稿子杀青后，正值时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就要召开，报社领导提出一次性将全文发出去风险太大，因为在这些年里还没有哪一个媒体对于北京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长达数万言的批评报道。又加之当时，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已经风传要成为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个中国最为重要的会议前发出对于北京的一个大规模的批评报道是否意味着 “会让中央难堪”呢？这是巨大的政治风险！在中国这些党的大会开会前后是新闻控制的敏感时期，官员们担心在开会前后或当中，一些批评报道会影响他们的前程，因此会在这段时间，让批评报道消失。这种周期性的新闻控制成为惯例。报社领导提出能不能将七篇调查分开逐日刊发，因为担心冲击太大。引来社会动荡。这其实已经是很大的努力了。但王克勤当即表示了坚决地反对。王克勤认为“那样只能是放了一个响亮的爆竹而已，其它的六篇以及与之相关文章将会全部流产。”报社领导采纳了王克勤的意见，等待刊发时机！为了保证文章的安全，下令将报社编采系统内的与此文章相关的所有信息进行了全面清理，让这篇文章在报社彻底“消失”。在中国实际上,消息可能通过多种情报系统泄露出去, 包括个人有意无意透露而一旦泄露,，方方面面都可能向报社打招呼中止文章刊发,因为他们把报纸视同政府的一个机构.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决择是正确！

风险与决择之二，法律依据与报道风险为了降低风险，王克勤在等待刊发的两个月内。专门邀请对此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晖就此文写了一篇长达四千字的评论《政府管制失败的经典案例》，同时王克勤根据自己访问的众多专家撰写了文章《听听专家怎么说》，把众多专家学者的观点全面展示出来，从而形成认识上的相互呼应。在文章刊发前，报社评论员再次就该文撰写了《首都，理应成为首善之都》。之所以用评论保驾，这因为在中国观点性的文章，仅仅涉及个人观点而非报道不存在失实问题。风险较小，同时用较多的专家意见表明调查中的看法非记者一家之言。而报社评论员的加入，也可使报社与记者形成观点共同体。防止出现报纸出问题后，报纸将记者当作替罪羊。王克勤为报道可谓是绞尽脑汁，而这大部分是王自己的努力.

11月中旬的时候，经过进一步修改的文章呈交给了报社，报社领导立即通知法律顾问。报社法律顾问面对正式打印的全文，一边看文章，一边查看记者采集的半人高的原始证据一一核证，之后，他正式向报社编委会提出"此文铁证如山，事实可靠，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 报社编委会正式有了一个看法：此文不会出现任何法律问题！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打官司，报社肯定是打不过北京市政府。在中国打新闻官司,没有沙利文案等先例,政府可以选择有利于他们的当地法院起诉,而且法院受政府财政支出,平级政府可以有效影响判案,在中国新闻官司媒体胜诉比例很低. 风险与决择之三，形势的把握与报道风险此后不久，根据报社领导的意见，王克勤将此文正式打印装订成册，交给报社总编室.

当时，中国共产党"十六大" 结束不久，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的改革，而此文正是通过对北京出租车业众问题的调查与展示，解析出目前中国这个行业存在的行政管理体制上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应该说此文章从本意上正是合乎这一"天势." 这是文章发表关键因素.但是，一系列的老问题依然让报纸管理层十分担心，其一，那就是监督的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地方——北京市，俗话说北京无小事，会不会引出麻烦？会不会惹怒北京市的新领导呢？

其二，出租车行业一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行业，这些年来，正是因为调查出的这些尖锐矛盾的长期存在，全国各地群体性的罢工罢运事件不断发生，北京也发生过多次出租车司机的罢工事件，王克勤的报道会不会引发北京出租车司机甚至全国出租车司机大规模的罢工事件呢？王克勤只能勉强地回答："不可能，根据我对这个群体的了解与把握，应该问题不大！" 在具有震撼力的调查报道与报社的生死存亡风险中如何决择？一旦引发群体事件，政府便有权中止这些总编的职业前途，甚至关闭报纸，正是政府主控报纸的方式让中国报人从自己利益出发进行自我审查，这种审查无处不在.

报社编委会连续召开了好几次会议，王克勤向全体领导展示了大量一手的铁证，如大批司机按手印的信,照片,文件.然而面对风险，不同的意见依然有不小的冲突.最后，报社决定制作一份"发稿签," 让报社编委会全体成员一一签字.不久，一份由报社七个编委集体签字的 "发稿签" 连同那份打印成册的文章转到总编室.报社编委会集体通过，中国经济时报决定要冒这个险！文章发表当天晚上报社总编辑包月阳在报社 BBS上发表感言："这是继克勤和子恢《兰州证券黑幕》后又一篇重磅炸弹.为这样真正的调查性报道，冒点风险值."

2002年12月6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诞生了。


怪事与幸事

12月6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发表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在北京人们为了争购该报，平时只卖1元的《中国经济时报》当期却被炒卖到每份10 元，在杭州竟然被炒卖到每份50元。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就此文开设的专题点击率创该网站历史新高。接下来一件件怪事发生了。司机反映，交通局命令出租汽车司机"不得非法传阅中国经济时报"；报摊上的摊主反映，零售的该期中国经济时报很多被有关部门收购。有人在北京首都机场出售该报而被有关部门关了起来。文中所提到的真名实姓.的许多出租司机均不同程度受到来自公司和有关部门的恐吓，要停运他们的出租车，"不让他们干了,"有的还扬言日后要对他们"卸胳膊卸腿." 有不少司机专程来报社反映，出租汽车公司逼迫司机做伪证。以为司机解决城市户口、提拔当小队长、发奖金等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抄写公司事先准备好的证明材料，作伪证说未接受过中国经济时报的采访.

12月6日新浪、搜狐两大门户网站的《揭开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网络新闻专题仅仅在13个小时后，于当天晚上24时便突然被取消了。接着国内许多媒体接到一些通知说，不准转载此文，不准炒作此事。幸运的是：《人民日报》高级评论员马立诚言："这篇文章是对首都实施舆论监督，揭露对象又是一个号称难治的敏感行业，难度之大令新闻界望雷池而却步。然此文一出，即成铁论，获得全社会压倒性支持，不少读者为之潸然泪下。" 经济学家余晖言：“王克勤先生凭借着记者高尚的职业道德，通过半年多的艰难细致的调研所撰写的这篇《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调查，堪称政府管制失灵的一个经典案例。我断定，不管它对北京市政府未来出租车行业的管理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它都将被载入我国政府管制改革的史册。”

2003年底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启动了涉及全国200万出租车司机利益的中国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期方案研究。中国出租车行业管理条例正在制定中,也是北大，社科院,与王克勤共同操作.


"王克勤该死”

温家宝、朱熔基虽然充分地肯定了王克勤的报道。但是，这一年年底，王克勤所在报社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提交的"关于中国经济时报《商业周刊》出版日期调整的申请报告"，没有获得批准，对方的理由是："谁让你们报道北京的出租车问题呢？" 2003年 2月13日，晚20时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看甲壳虫乐队演出王克勤被一位司机多次电话告急，中途退场。司机董昕在确定王没什么事后。告知，司机数人被多人连续跟踪. "为什么他们要在天通苑附近跟踪我，其实就是想给你们报社捎个信，恐吓你及你们报社的领导。"

也是在三天前，王的一位同事称："有人打电话来，说万泉寺出租车公司的老板讲'王克勤该死'"。正是这个有黑社会背景的出租公司（据司机们介绍）害苦了不少出租司机。

对这些，其实王克勤心中早就有所准备的，这样的恐吓与遭遇对王已经不是一次了。为了确保安全，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报社专门安排两位同事负责王的安全，只要王有外出，必然有人陪同左右。后来文章见报后，报社给王克勤发放了稿费、奖金等一万元，但平均计算，当时每月收入也仅仅3000多元。加上记者采访时自费的大量费用，总的收入并不及其它不写调查新闻的记者。王克勤坦言“就调查性记者个人来讲，投入和产出该怎样平衡是个问题。用半年时间做了这篇报道，业内许多人认为太不值了。从事这种报道所冒的生命及其他的风险更不是这些收入能衡量的."

面对威胁，王克勤从未后悔过，他认为：“在历史上，真正成功的、对人类进步事业有贡献的媒体都是以“体现人文关怀，关注制度安排”为己任的。为之而奋斗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报人毕生的追求！

我非常赞同喻国明先生所强调的：“造就一篇好新闻的，绝不仅仅是漂亮的文字、敏锐的嗅觉和技巧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当这种境界、情怀和智慧面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基本问题单子时，一篇好新闻也就应运而生了."

我认为，记者的荣誉就在于深刻地关注和记录人类社会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不断地揭示历史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所在，深刻地反映社会制度与政策的弊端,从而以新闻的力量推进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但同时王承认

“除了要承受这些――来自官方与被揭秘对手的外部压力、生命的风险、诉讼的风险、调查工作本身的艰辛以外，调查记者还要时常面对一些更为复杂的境况。调查报道有时会成为媒体与被揭秘方展开广告交易的筹码，有时又会成为媒体高层主管敲诈被揭秘方的工具，调查记者甚至包括爆料“线人”有时会以不同形式被媒体内部人出卖。


所有这一切，都在过量吞噬着、消耗着调查记者们的体力、精力、激情与信念。

随着媒体市场化压力的不断加剧，很多媒体生搬硬套企业管理制度，用简单的数量考核指标体系，来考评充满丰富多样性的新闻工作，从而以花边新闻、娱乐新闻、程序性报道、信息类新闻来取代严肃的调查与剖析，调查记者因此面临着严酷的制度性淘汰，调查性报道的生存空间变得狭窄而艰涩。” 他说时刻问自己与同仁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调查记者啊，你还能走多远。”

问题设计：其一，王克勤采访必须自已付费，这合理吗？什么是制约中国调查新闻发展的制度瓶颈. 其二，新闻真实原则与保护受访者利益的矛盾问题


其三，为何朱总理怒斥行业歪风后，出租车行业没有任何变化，而此文发表后促进行业改革？

其四，中国经济时报如何在发表有震憾力的报道与保存报社间平衡是什么因素使报纸发表了这篇文章。报道时机的选择是不是最佳时机？其五，王克勤认为没有良知没有社会关怀，记者存在没有任何意义，甚至说新闻只是他关怀社会与正义的工具，你同意他的观点吗？为什么？

记者的体会：

调查报道的经验

调查性报道的工作经历，逐渐让我发现：其一，对于资料的大量占有，才能尽量还原事实真相。综合资料,相关笔录,亲眼所见,大资料范围之类, 文件都是需要的，在中国特别是文件，一定要看到原件，如果看不到只拿到复印件，要查,文属,文尾的编号,并上网确认核对编号，各种文件不要怕重复都要收，例如本文中出租车经营权文件,各个公司司机都交给我，我一律照收，不可能都是假的,有比较才有真实出来,吃笨苦，才有收获。, 我的经验还有随身带印泥,可以让采访对象按手印.以取得法律效应的证据.还有记录本标著日期与受访者名字,并在采访段落后上让受访者签名。其二，全方位求证，多视角考察，才能力求客观、全面、理性。所有的相关部门与人物都应该进行调查，从而全面地还原事实本来的面目。其三，要有强烈的证据意识与现场意思。所有写在调查报道中的事实必须要有铁的证据，否则报社的命运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一个小问题的虚假而被毁掉。其四，只能是事实的客观报道，不能有半点个人评论与个人的好恶情感在里面。即使调查者受到再大的委屈，也不能因此而影响事实本身的客观与公正，如果加入个人的委屈，必然会让读者对于报道的客观性产生质疑。因为事实就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其五，写作上应该力求客观白描。切记不用或少用形容词，新闻报道不能用写小说或者散文的手法。其六，任何时候不能仅仅只站在利益直接受到伤害的群体角度说话，而应该永远站在整个社会与全体公众的角度观察与揭示。其七，永远坚持“不断质疑、不断求证”的工作作风。即对任何一个新闻事件当事人与相关人都保持足够的警惕。其八，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受访者。其九，准确把握时局与形势是报道成功的关键所在。其十，重大调查性报道进行法律与事实的审查与核准是报道安全的重要保障。

教师用材料：

英雄结与英雄病：


西方媒体人士往往会疑问：在没有采访的风险与政治保障，甚至收入与产出完全不成比例，以至于生活在温饱线上的中国调查记者为什么会付出巨大的劳动完成调查报道，他们的动力是什么。因为这不符合人们的自利的理性原则。

我将这种中国新闻超人现象称为英雄结与英雄病。英雄结指记者在心中有一种崇高的甚至至有悲剧感的为民请命的新闻英雄情结。英雄病则特指，这种英雄结正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新闻行业的不正常现象。我们的社会病了。有这种英雄情结的记者有两面性。一，他们肯定是普通人，有自已正常的利益算计。二，不正常的事件促使他们以精神动力为导向，针对时代作为不同常人的公益反应。而这两面性与这个巨变的中国时代相关。

王克勤曾面临着一个绝境,为党报与政府报纸工作十多年,曾做过记者编辑执行主编.从农民成长的孩子尽职干着一份城里人的工作,他自学社会大学教程从政府秘书到副厂长,然后进入报社..多次面临生命危险,恐吓电话.被黑社会追踪.却自认为努力完成党交付的言论监督任务.突然间因为一篇 << 公选劣迹人>>报道,一天之前还被表扬符合党大会主要精神,后来因为省委某领导在接受组织部考察时受此文影响政迹.王被突然开除出报,成为一个社会流浪者,与各地上访者徘徊在政府门口.并被朋友告知赶快离开甘肃,否则成为省里第一个进牢的记者,省里成立专案组收集王的材料.王成为朋友领导同事们眼中不存在的人物.在黑社会与红社会的联合攻击下.王曾一度陷入”想杀人解恨.”一会儿又想起妻儿想到保命是要紧的,一度想到南方弹棉花为生.精神处于危机关头. 在中国经济时报的帮助下,王来到北京工作,恢复了公职.但这些经历让他反思.从党的喉舌的职责中解脱出来更多成为公众的代言人.同时也从制度上思考这个社会的弊端. 王本来就出生在农村,家境贫寒,从小目睹农村与城市不平等,农村人从不敢吃鸡蛋因为要卖给城里人,进城时看见邻桌的剩菜,他们一抢而空.列车员对没钱买票的农民任意打耳光.王克勤自已也曾因长年吃土豆充饥而三次中毒.进入社会工作的经历一度使他脱离了农民的生活,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使他回民众.他说道.

“把新闻当宗教、当信仰，新闻为自己写，以新闻为工具。只能这样。再没有什么了。我实在是好简单的一个人。


我觉得为了更多老百姓的生命，能够保护好多，我就这样算帐。所以我觉得做这些事在我做。这在给我安全感，给农民帮助也在帮助我母亲。非常简单。”

这时新闻远超过职业,也超过了王克勤个人的利益诉求. ：”就是新闻成了我关怀民众，关怀跟我一样的平民百姓，维护更多的平民百姓的权利，维护社会公民的一个工具和手段，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新闻而写的，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写了一篇稿件，这个稿件做成好新闻，或者这篇稿件后面会得到多少稿费，为稿费发新闻，为新闻发新闻，或者为得奖发新闻，我是为公平、正义、反歧视，为公民的平等的权利而写的，这是好多人给我的评价，不一样的，所以我做新闻的时候，不是为了把这个稿子做好，而是想我这个调查是不是确实能够打扎实，确实能够维护老百姓的权利，能够换来他们的公平，于是我做得很细、很扎实。同样好多人在做，可能最后我做出来的东西是最细腻、最扎实的。”


一种只是因为维护新闻职业的报道导致王人生的危机,又促使他超越个人安危来考虑新闻的得失.

而以打黑新闻著称的杨海鹏曾是上海某区法院的法官.在当时记者地位颇高,而且收入也高于法官,杨于是进入报社工作.也曾做过一家新办报纸的记者,主任.而当上海宣传部部长龚学平试图剪除该报时,他挺身而出写长信怒斥部长的种种不是.结果该报保住了,杨却无法立足,同事们冷眼相向.杨被迫离开后进入南方周末.开始成为一名出色的全国新闻记者.有此经历的杨痛恨出卖行为.将新闻作为精神追求. 同样以希望工程报道闻名的记者翟明磊,在上海曾独家报道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在候鸟迁徙路线上,引起国内外反响,而其本人被迫下放至偏远郊区工作.后进入南方周末工作. 种种打击让这些记者强化了精神追求,新闻成为他们的一种回应,回应自身境遇而促发的精神追求.也让他们跳出个人局限思想全局的问题.

反过来,民众,特别是中国民众在失去正常应诉途径后,往往抓住任何可能的救命稻草,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角色变化了除了政府特派员还变成了能与上层社会通消息又能关心老百姓疾苦的人.对于这样的人,老百姓寄于了神话般的心理预期.人心是社会心理预期投射.一个记者如果不能完全客观地对待这种心理预期必定会改变他们的心理状态.换句话说正是这些英雄记者是普通人,所以不可避免会改变自已心态.成为代言人角色. 王克勤印象最深的是甘肃省山民县土堡子乡近四百村民向他集体下跪请他为老百姓说话的场面.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不泪流感动. 而杨海鹏的故事,在通过他的报道打击了温岭渔霸后,渔民为他在海神庙设了座像,光身拿渔叉,分明是护法天神的样子. 这种相互的心理投射加剧神化与自我英雄化的过程. 同时如同美国老罗斯福时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向垄断资本时代过度,而社会缺乏应对措施,导致大资本的掠夺,唯利是图的动机破坏了城市公共卫生,而大资本与政治勾结产生腐败.这种变化时代产生了许多以调查新闻为已任,促进历史制度变革的记者.人们称之为扒粪者.中国也面临这个时代,但中国媒体的产权控制在官方,无法诞生长久的有固定阵地的扒粪记者群.因此他们多是单兵作战,孤军奋斗. 孤胆英雄的形象加剧了他们个名声的彰显.从而导致人们无法以群体或理念记住他们而是记住他们个人的名字. 不正常时代与需求产生了不正常的个人英雄.

但这种英雄是脆弱的,虚幻的,某种程度又是不堪一击的. 在这个国家专制政权控制了大部分武装力量与大部分社会资源.记者毕竟无法与之抗衡.许多优秀记者在坚强的另一面是:承担种种精神与工作压力.多疑,情绪起伏大,时时警惕出卖与背叛.与人们无法更好的相处.更多的是焦虑引起的失语或多语症. 以揭开希望工程总体腐败著称的方进玉在网上发表他的长文前,对报纸管理是失望的,同时他担心自身的危险急于将手头的材料公诸于众.在记者站一度抱着可能被害的心情向记者陈辞.记者们也是眼含泪水.此文发表后,他的处境相当艰难. 杨海鹏有时工作至小便失禁.报社的变动极大影响其工作状态发挥. 有一次他甚至在梦中说:宝宝是国安. 在杭州的一次拆迁采访中,他与另一名记者被公安局副局长派警员以刑事拘留名义抓捕.而报社并不极积营救.最后虽脱离险境,他也离开了这份杂志. 以灾难新闻报道著称的李玉宵落下心脏病等疾病. 有些英雄记者喜欢夸耀经历.相当自大. 更多优秀记者在失去阵地后往往很难从光环中走出来恢复成为普通人.离开团队后的奋战,更为艰难. 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一些,该如何看待这些被扭曲的战士呢?

这种记者英雄的精神追求又具合理性,因为动荡的时代总是会产生超人,他们直觉感受生活在精神与物质双重困境中的人们的需求,而直接表述出来.而中国表达渠道与方式单一,从某种程度上更是加剧了他们在精神物品上垄断的英雄公司可能性. 但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英雄们的确付出巨大代价,这种牺牲是建立在自已土地上的奉献,任何时代任何民族,我们可以批评分析他们,但对他们应当有足够的敬意.因为他们身上也有我们甚至是每一个人对民族的希望与努力.他们的精神动力是我们可以分享的. 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通过社会正常化进程,英雄们渐渐死去,而更多的人们能拿起公民社会的武器,在各个层面进行社会改革,而英雄们渐趋寂寞,社会成为各处沸腾而没有中心点的生机社会.. 那时我们有职业化的记者罗马军团.我们时势造不出英雄,而英雄们也无法用民意造时势.那是个平庸然而幸福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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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in China

The Beijing Taxi Corruption Cas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Editor's Note:
On December 6, 2002, China Economic Times, a business daily published by the State Council'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ran investigative reporter Wang Keqin's 30,000-word expose, "The Inside Story on the Beijing Taxi Cartel." The story, which detailed the widespread abuse of Beijing drivers by taxi companies under bad policy making at the city level, dominated six of the paper's 16 pages.When the issue hit newsstands, interest in the Wang's report was red hot. In some cities, local distributors kicked the paper's one yuan cover price up as high as 10 yuan. On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popular Web portals, Sina.com, the article logged a new single-day record for online readership. The Propaganda Bureau clamped down as quickly as it could, issuing a ban against other media syndicating or otherwise using the story. Locally, the Beijing Transportation Bureau, the agency most directly attacked in the report, issued an order to taxi drivers saying they were not to read that day's issue of China Economic Times.China's vice-premier, Wen Jiabao, issued an official response eight days later: "The troubles in our taxi industry can no longer be ignored.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ordered to review the issue and propose reforms." By New Year the first official report was in the hands of Premier Zhu Rongji.Wang Keqin's case raises many key issues. While Wang Keqin's report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ew realized the extreme personal sacrifice the article had required of the reporter. Focused only on the taxi case, the reporting and writing of which consumed more than three months, Wang had foregone income from regular articles. To make matters worse, he had to put up his own transportation costs. Wang’s situation is indicative of the personal financial challenges facing many journalists, but particularly investigative reporters, working under this piece-rate system. Wang Keqin is also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of what some have called a “hero complex” among more dedicated investigative reporters. In the preface that follows we explore this idea in more detail, tracing some of the factors that complicate the work and character of reporters like Wang Keqin.Wang's study also provides a glimpse into how editors at one Chinese newspaper approach the risks of publishing sensitive reports, how they try to minimize that risk, and how reporters work behind the scenes to make sure, as best they can, that their articles make the paper. In this case, China Economic Times must carefully consider whether to publish the report on the eve of national political meetings, or put the story on hold for weeks.Beijing Taxi Corruption CaseOn June 28, 2002, the staff for the weekly supplement of China Economic Times, a leading Chinese business daily, held their routine Friday editorial meeting. Wang Nan, the section's editor, handed veteran investigative reporter Wang Keqin a pile of research materials, including a document from the newpaper's parent orga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DRC), a policy think-tank of China's State Council. The DRC document, "An Investigation and Petition on the Plight of Beijing Taxi Drivers," was sent over by Guo Lihong, who ran the center's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and included statements taken from local taxi drivers. While it was common for China Economic Times' reporters to cite officials from the DRC in their reports, it was rare for officials from the center to send reports directly to the newsroom. Wang Nan urged Wang Keqin to look into a story about the exploitation of taxi drivers in Beijing. The plight of taxi drivers was news to Wang, who had long assumed they were better off than many of the city's residents.The DRC petition was eye opening. It not only detailed abuses suffered by the drivers, but pointed to bad policymaking as the root cause. Regulations put in place by the city's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had handed control of the industry to a handful of taxi companies, whose bosses had become de facto industry overlords. Taxi drivers were routinely obliged to hand over in fees as much as 70 percent of the income they took in from passengers. The bulk of these fees came under the rubric of "taxi portions", charges paid essentially for the privilege of operating a vehicle. They bore an uncanny resemblance, Wang Keqin observed, to the "protection fees" levied on businesses by organized crime in the pre-Communist period. Companies applied these extortionate fees to leases on the taxis, but drivers retained no rights to their vehicles.In 1995, one driver attempted to defend his right to taxi ownership through the court system. When the Beijing High Court refused to even hear his case, thousands of drivers from around the city stalled their cars at Beijing West Station. Traffic in the area ground to a halt for several hours. More unrest followed in the summers of 1996 and 2000, during which drivers staged similar strikes at Beijing’s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The problem wasn't exactly new to China's leaders. Shortly after Wang began his investigation, he came across an article from the May 2001 issue of China Market magazine quoting a government researcher as saying that in late 2000 Premier Zhu Rongji had criticized the taxi industry nationwide before a meeting of Party leader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r’s recollection, Zhu had compared the tactics of taxi companies to those of Shanghai's infamous Green Gang. The premier had also sent his wife, Lao An, on a fact-gathering mission. She had ridden taxis in cognito and spoken with drivers about their experiences.In the year since Zhu Rongji's supposed mention of the problem, no action had been taken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Several newspapers had tried to break the silence, only to abandon the story under pressure from thugs on company payrolls. Wang Keqin was angered by the media’s failure to look after the welfare of taxi drivers. "If a journalist has no conscience, if he has no sense of humanity, he is completely useless," he later said.Wang Keqin needed to hear the taxi drivers' stories directly. With the help of Shao Changliang, one of the men listed in the DRC document, he arranged interviews with scores of drivers. But the sense of futility among taxi drivers meant they were not too keen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with a reporter. "I don't care if you’re President Jiang Zemin," said one driver at a diner popular with local cabbies. "What good can possibly come from the work of one journalist? Why waste an interview?"Wang persisted, using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He conducted group and one-on-one interviews. He made visits to driver’s homes and to popular hangouts. Over the course of several months, he managed to complete interviews with more than 100 drivers.Their anecdotes painted a stark picture of an industry held hostage by an informal pact between regulators and company bosses. City officials gave taxi companies the power to fleece drivers, who had to work ungodly hours just to makes ends meet. One driver said company managers had appeared beside his hospital bed just hours after he was wheeled out of surgery, and refused to leave until he had paid his "taxi portion". All the drivers seemed to know someone who had died at the wheel from extreme fatigue.Wang was chilled to the bone, he said, by the conditions of poverty many families in Beijing endured. On a blistering hot night in August, he visited the tiny, 90 square-foot apartment of driver Feng Jiyou, where six family members of three generations were huddled together. Wang Keqin listened to the old man's sobbing accusations against company bosses. Perspiration poured down his back as an electric fan clattered ineffectually overhead.One of the clearest illustrations of Wang's rapport with the drivers was their eventual willingness, without a single exception, for him to use their real names in his story. He convinced his sources being up-front about their identities was the only way to show the truth and reliability of their accounts, and convey the urgency of their situation.Eventually, Wang would remark self-deprecatingly that he had gone out of his way to cut an absurd figure – a small-time reporter, leading a ragged life, fighting for the equitable treatment of taxi drivers who made roughly double what he did on a salary basis.When assigned to the taxi story, Wang Keqin’s monthly salary was 1,200 yuan (US$145), just enough to cover the barest necessities in a city where a small apartment costs about 1,500 yuan (US$180) a month. Wang could ordinarily expect to supplement his salary with income from published articles – 60 yuan (US$7.25) each. Accepting an investigative assignment meant he would have to get by without this income.Personal accounts from the taxi drivers were important. But Wang Keqin, a fanatical believer in what he calls "comprehensive, impartial and accurate reporting", needed more. A reporter must have as many types of evidence as possible for any given story, he says, including eyewitness and written accounts, but especially documentary evidence. Where documentary evidence is concerned, one must have originals, unless these are impossible to get hold of. Ideally, says Wang, you gather a substantial quantity of any particular document type (for example, registration documents from taxi drivers) so these can be compared for accuracy and consistency.Not one to leave room for uncertainty, Wang keeps an inkpad with him at all times. This way he can fingerprint his sources, with their consent of course, and the evidence is admissible in court in the event of a libel suit or criminal case.The taxi drivers provided Wang with key documentation: signed statements, receipts for various fees or fines, photocopies of notices issued by government agencies.But he was also determined to hear all sides of the story. This meant he had to speak with officials from all government offices involved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with the taxi industry. By Wang’s reckoning, there were more than 30 such agencies, covering transportation, labor, tax, commerce, insurance.The sheer number of targets made Wang's mission difficult enough as it was. Getting through the door, though, was the biggest challenge of all.Cultivating the source: government agencies.There are no laws or regulations in China granting access to documents by journalists, who constantly run the risk of "revealing state secrets". In such a climate, government agencies can employ any number of strategies to keep media scrutiny at bay. The simplest, of course, is simply refusing an interview.Wang Keqin phoned scores of officials during his initial few weeks on the story. Only three consented to interviews, all of these labor officials, the meetings helped along by a word from a colleague with strong contacts in the labor department.On July 2, just days after he had accepted the assignment, Wang made his first attempt to reach officials at the Beijing Municipal Transportation Bureau. Zhang Lei, an officer in the bureau’s publicity office, asked China Economic Times to fax an official request.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several weeks of foot-dragging."Our district chief is away from his desk right now," the publicity officers would say. Or: "Our district chief is in a meeting right now"; "We have already forwarded your information to the Taxi Management Office"; "We are still waiting for an answer." Wang placed at least three or four calls a week to the bureau’s publicity office. "Please hold," was the most typical response.Beijing's labor department requested China Economic Times send over Wang Keqin's press pass, work visa and 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Wang's editor faxed over the official letter and said the press pass and work visa were on their way. No sooner had it received the fax then the department modified its procedure. "We will also require an official letter from your personnel department concerning the press pass," they said. The newspaper's personnel office sent the letter over as requested. They were told to wait while superiors at the bureau were consulted.After this Wang constantly badgered the department with calls. "We're looking into it", staff responded. At this point one of Wang's friends, a reporter for a labor department newspaper, managed to set up casual meetings with three labor officials, one from the investigative division of the Beijing Labor Bureau, two others from district branches. These meetings, Wang said, gave him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labor practices as they applied to the taxi industry.Wang also managed to get his foot in the door at several insurance firms, who were cooperative because taxi companies had been a constant headache, violating contracts and siphoning off business by offering illegal insurance policies. Two of the firms had on-staff analysts specializing in the taxi industry. They brought Wang up to speed on taxi company business methods and provided statistics on fake insurance policies and illegally issued taxi permits.One analyst said his company had pegged the taxi industry as a potential insurance market worth 300 million yuan (US$36 million) a year. So far, though, bona fide insurance firms had signed a total policy volume amounting to just one-tenth of this.Wang felt he was making progress on key background for his story. But reaching taxi industry regulators in the city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was proving impossible, and they were most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state of affairs in the taxi industry.He finally went around the department’s publicity office to make a few inquiries. He managed to have the department head of the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s regulatory office return his call, and although an interview was still uncertain he visited the office on July 31, hoping to leverage this weak acquaintance. The secretary said the boss was out for the day, but Wang managed to speak briefly with an office employee, who grudgingly gave a few details.On his way out, Wang slipped into the publicity office. There at last he met the chief stonewaller, Zhang Lei, face to face. It was not a happy meeting. “I recommend you leave now and try reaching us about this later,” Zhang said ominously. “We can see if Mr. Liang, the head of our taxi management office, will agree to meet with you.”Arguing with Zhang Lei was obviously hopeless. Under Zhang’s gaze, Wang strode convincingly out the main entrance. He made three or for innocent turns in the courtyard before bounding straight back in and making for the taxi management office."I'm here to see Department Head Liang," he said as soon as he was through the door."What for?""An interview.""That's not possible, I'm afraid. News is handled by the publicity office. We don't deal with the press directly."Stonewalled again, Wang Keqin could only go back to his old business of pestering Zhang Lei with incessant phone calls.He did manage at one point to find the direct line for Liang Jianwei, the head of the taxi management office. But Liang bounced him back to Zhang Wei: "News is handled by the publicity office," he said, “I don't directly accept interviews with reporters."Liang, it turned out, ran his own local taxi company. His name appeared in one of the articles Wang had stumbled across in his early research, the very same one mentioning Premier Zhu Rongji's indictment of the industry.On August 26, nearly two months into his investigation, Wang Keqin received a call from one of his taxi driver sources. “Didn’t you say you‘re finding it impossible to reach officials from the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he said. “Well, a group of us are going there tomorrow to meet with the director, Zhang Yansheng. Why don’t you come along?”This was the best opportunity to come along so far. Finally, here was a shot at a response from industry regulators to balance the heaps of evidence from taxi drivers.They arrived at the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just before 9 am the next morning and squatted outside Zhang Yansheng’s office. Staff asked them to leave, but they refused to budge. A pair of uniformed police officers paced in the hallway, keeping a close eye.At around half past nine, Zhang Yansheng stepped out of a nearby office and asked the drivers to have a sea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When he walked in a few minutes later, he fixed his eyes immediately on Wang Keqin."Today I'm meeting only with the drivers," he said. "Are you by any chance a driver?""No" said Wang. "I'm a friend of theirs.""If you’re not a driver, get the hell out," Zhang growled.Wang refused to move. A pair of burly staffers grabbed him by his arms and dragged him into the hall. Several security guards took him to a waiting area in an adjacent building, where just before 10 am two white-haired department ombudsmen came in to reason quietly with him. They told him a few things about the taxi industry, but were largely unhelpful and insisted a meeting with Zhang Yansheng was not in the cards.Reflecting back on this visit, Wang Keqin rued the fact he hadn't made a greater effort to blend in with his friends that morning. Sitting among the rough-mannered drivers, he stood out like a sore thumb. Presumably this raised the suspicion of office employees, who put Zhang on guard.Wang's investigation would later confirm that officials from the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had been routinely paid off with bribes from taxi companies. In fact, many officials, like Zhang Yansheng, wore two hats, regulator and company owner. This ensured the priority of policy-making was looking after the wealth of the companies, not the welfare of the drivers.Cultivating the Source: Taxi CompaniesAs impossible as Wang had found reaching government agencies, it was even tougher to get responses from taxi companies. He reached over 20 local companies by telephone. None of the city's more established taxi companies consented to interviews.When he tried walking into the offices of Wanquansi Taxi, one of Beijing's more visible companies, a pair of guards blocked his entry. He insisted on a meeting with the boss. Office employees ridiculed him and badgered him with questions. Finally, a man stumbled out of the office, reeking of alcohol, and put his nose in Wang Keqin's face: "What paper did you say you're from? We don't want an interview! Get the hell out!" And Wang was dragged bodily from the building.Wang did find managers at several smaller companies who were willing to speak with him. But his breakthrough came as he was meeting with the deputy transportation director of Beijing’s Pinggu District, the second-in-command at the district’s local department branch. This official was fed up, he said, with the department's lack of will in dealing with the very real problems facing taxi driver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As they talked, the official became very animated.Wang saw his opening. Knowing he would have to gain the official's confidence to gain his cooperation, Wang emphasized his newspaper's association with the State Council via its parent orga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They were making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axi industry, he said. The official’s assistance would be invaluable.Wang also happened to mention his previous career as a clerical secretary to a provincial official in Gansu province. All of this was true, of course. Wang had worked as a low-level official in Gansu. China Economic Times was published by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s State Council, which was looking into problems in the taxi industry. At that moment,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gaining the official’s cooperation was for Wang to de-emphasize his role as a reporter and accentuate his role as part of the system.It worked.The district official waved his staff into action and issued a local order for all taxi companies in his district to cooperate in Wang Keqin's investigation. In a convoy of official sedans, Wang was whisked off to the first of several interviews. Before long, he was seated comfortably in a conference room, where the polished table was laid out with green tea and fresh fruit.The deputy transportation director of Pinggu officiated as Wang was treated to an account of the company's establishment, its methods of operation and other details. They repeated the routine at several other companies, where bosses spoke with surprising frankness about how they had taken advantage of city regulations to manipulate taxi drivers and drive up their own profits.The reporters, the editors and their environmentThree month's into his story, Wang Keqin was now able to document the fact that Beijing's more than 200,000 taxi drivers had been systematically mistreated as a direct result of city regulations, which empowered taxi companies to levy a whole range of fees on the income of taxi drivers, most notably the so-called "taxi portions".Taxi drivers worked cruelly long hours just to scrape together a living. On average they worked 585 full-time workdays each year,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China's eight-hour workday. This meant working 12-13 hour shifts every single day. Still, they earned an average of just 1,817 yuan a month, less than half Beijing's monthly per capita income as reported in the latest government statistics.Wang Keqin also discovered that many taxi companies had been formed through the privatization of state assets. But these assets were simply appropriated, never paid for. Plainly speaking, the assets had been stolen, in most cases by city officials, with the blessing of city officials. Demanding anonymity, a high-level manager from one company detailed for Wang the process by which state assets had been shifted to the company owner.Another offshoot of poor regulation was the loss of potential tax revenues for the state, Wang Keqin said. While companies got of scott free, they charged their drivers exorbitant fees. If, instead, companies across China had paid taxes to the state for the country's more than 800 thousand taxis at, say, 1,500 yuan per vehicle each year, tax revenues would have totaled some 14 billion yuan (US$1.7 billion). Wang Keqin based these numbers on "taxi portions", not eve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huge pay-outs taxi companies made each year to grease the palm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 accountant from one taxi company said they pai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uan each year in "gratuities" to officials at the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This is how all of the companies do it," he said.Wang's findings also suggested the Chinese public had also borne some of the cost in the form of higher taxi fares. The levying of unreasonable taxi portions was the primary cause of regular rises in taxi fares. According to Wang calculations, fares could drop by between 30 and 40 percent if competition were introduced and drivers allowed to operate their own cars.Wang Keqin completed his investigative report the middle of September. Once the draft was in the hands of his editors, the fight was to ensure the story was printed without being gutted first. As it implicated city officials in Beijing, China’s political heart, China Economic Times had to weigh the risks of the story carefully. Timing was the first issue. The inaugural session of the Sixteenth Party Congress was just days away, and political sensitivities were always heightened in the run-up to such meetings, as officials worried negative press coverage might sabotage their prospects. It was not uncommon for news reports to simply disappear at such times.But this was a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ime. There was widespread anticipation President Jiang Zemin would hand the reigns over to Hu Jintao. There was also speculation that an important official from Beijing's Party committee would take a new position within the politburo, China’s group of elite leaders. It was not the most opportune moment to sully the city government's reputation. China Economic Times' directorial board, comprising the paper's chairman, editor-in-chief, and deputy editor-in-chief, were justifiably concerned printing Wang's article might put their own positions and the paper’s future at risk. There were no precedents from which to take their bearings. No local Beijing media in recent memory had risked such a sensitive and comprehensive report. Considering the dangers but not wanting to spike Wang's report, the board proposed it be edited into seven sections and printed serially. Wang Keqin was adamantly against it, saying this would just "send up a red flag". The first section would likely bring a firestorm of official outrage, and the other six sections would be spiked. The board members eventually came around to Wang's position, but printing the report now was simply not an option. They had no choice but to wait for the right opportunity.Wang's report had to be safeguarded in the meantime. Espionage was 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here was no way of knowing whether a staff member, disgruntled or with other interests, might tip off the right person and draw attention to the story's existence. So Wang's work and related records were expunged from the newspaper's computer system.Wang Keqin would have to wait more than two months for his article to surface on the pages of China Economic Times. In the meantime, he worked behind the scenes, pressing experts and commentators to prepare supporting articles that could run alongside his report when the time came. The chief purpose of this was to bolster the credibility of his report by attaching respected opinions to it. This kind of preemption can be an effective way of hedging political risk to the newspaper and the journalist. Xu Hui, an expert economist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itched in with a 4,000-word commentary looking at the taxi industry as just one of many illustrations of the drastic consequences of poor regulation. It was called, “A Classic Case of Regulatory Failure”. Columnists at China Economic Times put together a similar criticism. Wang, meanwhile, patched together material from interviews with academics on the issue of failed regulation, writing a piece called, "What the Experts Say". All of these contributions were the product of Wang's own effort to safeguard his story. They were eventually published in the same issue as his report. China Economic Times took its own measures to offset the risk of a libel suit. In the event a lawsuit did arise,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face the Beijing city government on its own turf where it could undoubtedly manipulate the outcome. In the middle of November, the paper called its editorial board together to discuss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article. The group comprised the three members of the directorial board and four of the paper’s top editors.At the same time, they consulted their lawyer over the final version. He combed carefully through the facts in Wang's report, checking them against the pile of documentation Wang had gathered. "I don't see any legal pitfalls here", he said finally, turning to the members of the editorial board. "The evidence is formidable."Responsibility for the final changes was given to Wang Keqin, who delivered a printed, staple-bound copy to the editor-in-chief, Bao Yueyang.Bao had already recognized Wang's article was perfectly in line with the policy goals set at the recently concluded session of the Party Congress, where one of the predominant themes had been the urgent need for regulatory reform.But the battle was not yet over among the paper's top editors, who continued to voice their fears about possible political fallout from the article. Their primary concern was the potential for social unrest. If protests or any form of social unrest followed on the heels of report, the newspaper could be in serious trouble. In all likelihood, it would be shut down and letters of self-criticism forced from its staff.Wang assured the board members local taxi drivers would not hold demonstrations of any kind. "I know these guys well," he said, "and I don’t think that's how they will respond." Wang also tried to dispel any lingering fears about the accuracy of his report by providing more evidence, including written statements signed by taxi drivers.The editorial board deliberated for days on the best course of action. They decided eventually to draft an "article release" to be signed by all seven members of board members. By this time, the release process, by which editors signed off on news pieces, had been automated at China Economic Times. Drafting a physical "article release" was a more formal way for the board to stand behind Wang's report while keeping it out of the computer network. The final version went to Bao Yueyang's office with six signatures. Bao added his own. "The Inside Story on the Beijing Taxi Cartel" was ready to run.As Wang's article ran off the presses that night, Bao Yueyang posted a message of solidarity to China Economic Times' 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 "This story, following the report on securities fraud in Lanzhou, is the second missile Wang Keqin has fired at corrupt government. For a story as truthful as this one it is only right for us to run a bit of risk."Finally, on December 6, 2002, the China Economic Times issue featuring Wang’s report was delivered to newsstands all over China.The AftermathAt point of sale the success of Wang's report was instantaneous. In Beijing, copies of China Economic Times sold in some places for as much as 10 yuan (US$1.25) despite its one yuan cover price. In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copies sold for as high as 50 yuan (US$6).Within hours the report was on the Web. Sina.com, on of China's top sites, logged an all-time record for online readers of a single news story.The office of China Economic Times was barraged with phone calls from readers and taxi drivers wanting to thank the newspaper for a job well done. Scores of taxi drivers pulled up in front of the office to personally offer their thanks and congratulations. Wang Keqin even received calls from several taxi company managers who wanted to come clean with their own experiences.City officials hardly shared the enthusiasm. The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issued an order against taxi drivers reading China Economic Times, and several newsstands around the city called the newsroom to say government agencies were buying up copies. At least one newsstand, at Beijing's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had already been shut down for carrying the paper.By evening Wang's report had suddenly been yanked from all major Web portals, including Sina.com and Sohu.com. State propaganda officials sent notices to all media saying they were not to excerpt the story or do their own follow-up reports.In the days that followed, taxi drivers quoted in Wang's report said they had received death threats from both taxi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offices. Several drivers had already been approached with offers to officially retract their statements in exchange for cash and expedited approval of their Beijing residency papers. Wang Keqin had already prepared himself mentally for threats of this kind, which unfortunately were nothing new to him. China Economic Times had also made arrangements for his safety by assigning two staff members as his personal security detail. For three months, these chaperons were at Wang’s side whenever he left the office or his apartment.Fortunately, thanks in part to the reporter's own effort, Wang's was not the only voice on the issue. Xu Hui's commentary said Wang's report highlighted a "classic case of regulatory failure".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at impact, if any, the report will have on the city's handling of the industry. But the article will clearly go down as a historic chapter in China's effort to achieve regulatory reform," Xu wrote.In a China Daily editorial appearing soon after Wang's report, well-known columnist Ma Li called the article "a fine example of watchdog journalism." Once again, he said, the report had exposed an industry in dire need of reform.On December 14, Vice-premier Wen Jiabao issued an official response to Wang's report: "The troubles in our taxi industry can no longer be ignored.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ordered to review the issue and propose reforms."By the beginning of 2003, Premier Zhu Rongji had been handed an official report pointing to severe problems in the taxi industry and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had reportedly begun the drafting of reform proposals. Wang Keqin was a part of this effort, cooperating with Beijing University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o draft a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the industry.The editors at China Economic Times viewed Wang's report as a major success for the newspaper. Wen Jiabao's public call for reform seemed the surest sign of its impact.State officials, however, wished to make it plain they wanted the newspaper to avoid similar stunts in the future. Later that year, when China Economic Times submitted a request to propaganda officials to adjust its publication frequency, this was swiftly denied. The answer came back: "Who said you could do a report about Beijing's taxi industry?"IMPORTANT PLAYERS:Wang Keqin (王克勤) – Veteran investigative reporter for China Economic Times and native of Gansu province who looks into the mistreatment of Beijing taxi drivers under poor regulation by city officials.Bao Yueyang (包月阳) – Editor-in-chief of China Economic Times. Wang Nan (王南) – Weekend section editor for China Economic Times who assigns Wang Keqin to the taxi story.Guo Lihong (郭励弘) – Head of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at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s State Council and author of the report on Beijing’s taxi industry that begins Wang’s investigation. Zhang Lei (张磊) – A publicity officer at Beijing’s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Zhang constantly stonewalls Wang Keqin’s attempts to reach officials there for comment.Zhang Yansheng (张燕生) – Director of the taxi management office of Beijing’s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and also owner of a local taxi company. Zhang has Wang Keqin thrown out of a meeting with local taxi drivers.TIMELINE:June 28, 2002 – At a Friday editorial meeting for China Economic Times’ weekend section Wang Keqin is assigned to a story about corruption in Beijing’s local taxi industry. Wang spends the next three months gathering evidence from taxi drivers, taxi companies and more than 30 government offices.October 2002 – Editors at China Economic Times decide to put off publication of Wang Keqin’s completed report until meetings marking the opening of the Sixteenth Party Congress have concluded. December 6, 2002 – China Economic Times runs in full Wang’s report on the taxi industry, which is more than 30,000 words long. Within 14 hours, state propaganda officials issue orders to all media against excerpting the article or doing their own follow-up stories.December 14, 2002 – China’s vice-premier, Wen Jiabao, issues an official response to Wang’s report, saying the government must move toward reform of the taxi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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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赞铁路私有化将优先考虑中国企业

坦赞铁路承载了很多红色中国的历史，很多筑路工人的血泪。也欠下了它的孽债。
记得很早以前，读过一个资深驻非外交官的随笔，讲到当年筑路工的故事。有一件事到现在也无法忘记。外交官说现在还可以看到坦赞铁路附近有不少带着中国相貌的黑人。他们是当年筑路工和在地黑人女孩的儿女。当他们的父亲撤离这条铁路时，他们却被遗弃。在国内念书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拍的是上海知青在文革结束返城时被迫遗弃他们生在云南的孩子的故事。好象就叫孽债。剧中长大成人的孩子还有机会到上海寻找他们的父母。而坦赞铁路沿线的孩子却似乎永远的告别了他们的父亲。
连国内的媒体似乎也很忌讳这个话题。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21日02:24 东方早报

　　“坦赞铁路30年来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天仍是一条相当重要的铁路。在铁路的私有化（特许经营）问题上，坦、赞两国表示将优先考虑中国的意见。”中国驻坦桑尼亚经商代表处代表刘玉林昨日告诉记者。

　　被誉为中非“友谊之路”的坦赞铁路自1975年全线通车以来，长时间处在运力不足和亏损状态。2003年12月，世界银行出资100万美元启动了该铁路的私有化可行性研究，并委托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具体操作。

　　刘玉林代表表示，目前，坦、赞两国尚未接受世界银行的私有化（特许经营）方案。“考虑到多种因素，中国政府的意见将是相当重要的。”

　　 “正给中国带来经济利益”

　　正如周恩来曾经指出的那样，“坦赞铁路所带来的影响将是无法估计的”。如今，这条连通坦、赞两国的铁路大动脉已经超越了当初的影响力。

　　作为由20国组成的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主要的铁路运输线，坦赞铁路还承担起布隆迪和卢旺达等大湖地区国家的货物出海任务。

　　卢萨卡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齐勒西·穆兰加说，“（坦赞铁路）计划提出时，西方认为它没有经济意义，但中国希望通过这条铁路交朋友。今天，这条铁路正在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

　　另外，位于赞比亚中部的中国在非最大矿业投资项目谦比西铜矿也离不开这条铁路。铜矿经理许瑞勇（XuRuiyong，音译）说，“我们利用坦赞铁路运输开矿设备，这比陆路运输要便宜的多。我们的计划是，将来通过这条铁路运输成品铜出海。”

　　 突破商业化困局

　　由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东起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南至赞比亚境内的新卡皮里姆波希（后延伸到卢萨卡），是连接赞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马拉维等国与东非出海口的重要通道。

　　1960年代，为摆脱南罗得西亚白人种族政权对赞比亚铜出口的控制，赞坦两国总统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修筑铁路。中国政府不仅为坦赞铁路的建设和随后的技术合作先后提供了总额19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而且有65名建设者长眠在这片土地上。但目前，这条被誉为中非“友谊之路”的铁路大动脉遇到了空前的难题。

　　按照设计，坦赞铁路的年运量可达到500万吨，客运200万人次。但由于坦、赞两国及其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加上东南非地区战乱不断，铁路自运营以来从未达到过设计运量。1995年以来，特别是南非新政府成立后，对周边国家开放口岸，坦赞铁路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客货运量进一步下滑，目前仅维持在每年60万至70万吨的水平。

　　虽然坦赞铁路局从1995年就对铁路开始实施商业化管理，但运量不足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加上管理不善和设备陈旧，这条留在整整一代中国人记忆里的铁路走到了生死路口。

　　“吸引外国投资，进行特许经营是目前考虑的重点。目前坦、赞两国都还没有接受世界银行的方案。”刘玉林在电话中告诉早报记者。

　　 中国的战略选择

　　刘玉林说：“国内派出的考察组刚走。这是由三国政府联合进行的研究，不管是特许经营还是私有化，两国都希望多听取中方的意见，因为坦、赞之前进行的私有化并不成功。”

　　2004年4月，在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于庆泰的倡仪下，坦赞铁路局邀请我驻坦专家组组长杜坚参加对坦赞铁路私有化的可行性研究工作。虽然先后有好几家外国铁路公司对特许经营坦赞铁路感兴趣，但目前坦、赞两国政府已经同中国政府成立联合考察组，对特许经营进行可行性研究，希望早日使这条功勋铁路重焕新生。

　　考虑到同中国的传统关系，坦、赞两国政府已经决定，优先考虑让中国企业参加铁路的未来经营。据新华社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赞比亚副总统姆瓦佩昨天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他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赞方的政治支持和经济上的无私援助，希望进一步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赞投资，在矿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早报记者 田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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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程：以行动改变医疗困局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2月09日 07:32 《商务周刊》杂志

　　作为一个国际顶尖心的血管病专家，刘晓程并不单单以医术赢得尊重。最初他放弃海外高薪回到国内；随后，他放弃大医院舒适生活回到家乡创办心血管医院；最后，他放弃了卫生系统高官职位，辞职创立世界级的天津泰达心血管病专科医院。放弃的背后是创造，他正在以自己的力量改变中国医疗困局。

　　1987年我碰到一个心脏病非常严重的姑娘来阜外心血管医院就诊。我问她，为什么不早来？

　　姑娘从衣兜里哆哆嗦嗦掏出一张已经发黄的入院通知单，双手捧到我面前说：“我8年前就来了，开了入院单没有床位，大夫让我回家等通知，可我等了8年也没等到通知。”

　　那张已经被时光磨损出破洞毛边的入院单上赫然写着“1979年4月23日”的日期。一个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怎么能等得了8年？她的心脏已经无法接受手术了，等待她的只能是死亡。

　　这个震撼人心的一幕那时经常在我面前上演。

　　当时作为一个主管四个病区的主治医生，我每天只能开一张入院单。但经常是一天要接待五六十个患者，很多人需要手术。该把这张“生死牌”发给谁呢？

　　中国每天有1.3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等疾病，北京平均每小时就有一人死于心血管疾病。中国现有400多万需要手术的心脏病人，但得到手术的比例仅为1%，余下的400多万心脏病人往往要等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从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过早地结束了本该延续几十年的生命。这就是我一个留学回国心脏外科专家每天都要面临的局面。

　　1979年秋，已经30岁的我考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研究所阜外医院，成为一名心血管外科研究生。三年后我留在阜外医院工作，1984年，阜外医院又破例提前送我去澳大利亚查理王子医院深造。

　　凭借中国人传统吃苦耐劳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我赢得了我的导师和同行们的尊重。1985年，我这个外国留学生甚至代表查理王子医院在国际心脏外科会议上做报告。我的导师在我毕业时曾劝我留下来。在查理王子医院，一名普通医生的年收入高达几十万美元，而在阜外医院，当时一名主任医师的年收入也不过几千元人民币。

　　我最终选择了回国。但回到阜外医院后，我感觉自己就像一颗日夜运转磨得锃亮的螺丝，忽然被拧到一辆慢悠悠的牛车上，无论如何卖力气都快不起来了。

　　阜外医院每年仅能做1000例手术，排号却排到了14000例。按照当时的速度，许多病人要等到10年以后才能手术，绝大多数病人一直等到死都手术不上。

　　在澳大利亚，我一年可以做几百例手术。回到国内，我一年只能做88例。全院上自院长下至年轻医生，都想多干工作，多救病人，可都觉得有劲使不出来。

　　我第一次感觉到中国医疗体制存在很大的弊端。1987年我向阜外医院递交了《请调报告》，放弃了已经有的房子和地位，经过了一系列波折，甚至惊动中组部后，我带着妻子和儿子最终回到了黑龙江牡丹江市。这期间，因为对我的行为不理解，流言蜚语不断。

　　在牡丹江医院做院长期间，我完成了我国首例心肺联合移植术，使集体医院性质的牡丹江医院成为全世界能开展此项手术的50家医院之一，使我国跻身于世界心血管外科的先进行列。1988年，国际心肺移植协会邀请牡丹江医院加入了世界心肺移植协会。

　　1989年10月，我应国家人事部之邀，成为31名海归代表被江泽民总书记接见。在座谈中，我向江总书记讲述了目前心血管病的巨大供需落差，请求中央支持建立一家心血管病专科医院，江总书记对我表示支持。

　　在座谈形成会议纪要，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我跑了财政部、卫生部等部委，最终得到资金支持，1991年在牡丹江建立了全国第二所心血管病专科医院。

　　我在牡丹江7年，为来自全国23个省的3000多名患者做了心脏手术，病人成活率98.6%，并培养出一批能独立操作的心外科医生。

　　1994年5月，中组部发来调令，我被提拔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6年后，我从这一岗位上辞职。

　　我当时管辖着协和、阜外、肿瘤、整形等六大医院，十几个国家级研究所、30名院士、2000多名教授和数万名职工。1994年我创建了协和医院的心外科，并创造了国内心血管领域的很多个第一。1995年卫生部派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应该说，事业上还是很顺利的。

　　但是，我越发感觉到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只有市场竞争，没有宏观调控；医疗保障制度迟迟建立不起来，老百姓看不起病的例子比比皆是；国家投入年年下降，医院不得不向病人开刀；医生的社会形象越来越糟；没有专门的医药科工委，致使医疗产业被国外垄断，医疗器械价格越来越高……

　　更重要的是，作为主管部门的卫生部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推进缓慢。

　　我感觉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展缓慢，自己虽然坐在中国卫生界的高位上，尽管使出浑身的解数，也难以推动整个机器的运转。2000年，我已经51岁了，与其整天在文山会海、接来送往的繁杂琐事中空耗生命，还不如自己做一点事情。2000年我向卫生部正式提出辞职和提前退休。

　　2002年，我想筹建一个世界级心血管专业医院的想法得到了天津市政府的认同。2003年9月26日，投资7.2亿、占地1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的亚洲最大的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开业。

　　这座设有600张病床，集医疗、教学、科研与康复四位一体的心血管病医院，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监测、治疗仪器，汇集了国内心血管行业的顶尖专家。所有病房都配有多功能床、小型薄屏彩电、卫生间、纯净水、中央空调等等。这是一个政府投资的非营利性公立医院，但我保证没有一个医疗人员收红包，所有的费用都是透明，而且尽量保持低价。这样的医院，如果有必要，我还会建第二家、第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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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施加压力让村庄在冲突后保持沈默

HOWARD W. FRENCH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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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12月17 日, 上海
十天前, 沉寂的Dongzhou渔村呈现的却是一个致命的对抗场面,抗议者猛力投掷自制的炸弹，警察开枪，他们倒在街道上。现在, 到处是高置的安静,掩盖计划如此仔细,让小镇看起来象文化大革命的遗迹,政府决定再教育它的人民。横幅到处悬挂, 大红字符的口号在宣告, " 安定至高无上" 和" 不要信任教唆者。" 居民说，警察在12月6 日镇压Dongzhou一次示威中有20或更多人死亡。 虽然关于它的许多事实继续不清不楚的，但一件事肯定: 这个政府历尽所能防止证人出来讲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小镇现在由大量警察包围，设置路障和巡逻。Dongzhou的居民说他们反对发电厂被镇压后的一个半星期里，由于被电话采访或和外来访客交谈，他们被安全部门打, 被贿赂，被威胁。其他人认为死者的尸体被扣压明显是因为他们身上满是子弹的事实和政府的版本如此矛盾。

并且居民被警告：如果他们必须解释他们亲人的死亡， 他们应该简单地说他们是被自己的炸药炸死的。而其实许多是对警察投掷火药，雷管，汽油弹时，被枪击而死。地方官员对在这次事端中有亲属被杀的人说, 如果他们要告诉高层官员和外人他们亲人去世的原因,就说他们是在对抗警察时被自制的炸弹炸死,而且得真实。镇上一位居民在被采访时说。如果家庭成员就范就有50,000 元($6,193), 如果不, 他们将被打而一无所获。其它居民因为恐惧报复而匿名证实,同意撒谎的家庭成员每人可得$15,000。

这个谎言正在传播。星期五被电话采访的人说：“垃圾，大家都知道他们被枪击杀害。”　

这个被自己炸弹炸死的故事也在附近的城市Shanwei中的一家医院传播, 在示威中负伤的村民正在那里被治疗。便衣警察围拢进入这家医院寻找受伤者的一个中国人,不让他进入一个紧紧被守卫的病区，既使他说他的亲戚住在里面。稍后, 医院职员告诉那个人说，所有伤员被警告说一样的故事。尝试强制执行一个被炮制的故事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居民报告难以地回他们亲人的尸体。中新社报道只有三个人被杀八人受伤。因此更多有弹孔的尸体将推翻事件的标准版本。

亲人们哭着去县政府寻找死者和失踪者, 而他们只有被电棒打伤和驱散。一位居民说。他们提供50,000元, 并且告诉我们立刻在晚上在山里掩埋尸体,没有任何哀悼仪式,也不许任何人知道。这位居民是WEI　JIN的亲戚。WEI　JIN　在这次示威中被杀。他还说这个提议被拒绝后,金钱加了倍,但他们仍然没有接受。他说他的亲戚曾经被从远处和近距离两次击中。

Dongzhou的其它居民采取防备措施以免他们遭葬亲戚的秘密处所被政府知道而没收尸体。死者LIN　YiDui的亲戚说。这个人说当局不敢用炸弹故事试他：“我们有证据。”当局来安慰他的家 庭, 说是一偶然射击, 这个人回复说, 怎么我的兄弟被射中心脏, 你说是射击警告? 用电话采访村民得知, 不合作的人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拘捕一个普通的村民并非常残酷地打他。说他协助三位事件领导中的一个逃脱,他们设法强迫他告诉他的隐藏处。

更多人在最近被挂通电话的人说他们很恐惧所以不能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仓促地挂掉电话。

有居民报告从这个区域通往香港的电话被阻。新华社报道这个事件，政府并且宣布一位不知名的领导被拘捕, 说他处理不当和造成死亡。

Dongzhou 情节意义重大因为这是第一次是村民使用武器, 虽然它们粗陋而无效。北京现在很尴尬。因为它必须严控胡作非为的地方政府而又不能让人民误解对抗是获得让步最佳的方式。并且它恐惧组织性的运动诞生在农民和小镇居民之间。抗议到目前为止主要是无关联的。同样担忧的是大城市的律师, 社会工作者和农村示威者的联盟。当Dongzhou的居民第一次面对地方计划修造这个火电厂, 很少村民知道他们在这个问题有法定权利。电话中一名妇女认为“村民没有法律知识,政府做任何它想做的。但后来我们中一些人知道厂子没有被中央政府批准, 而且告诉了其它村民。”
　
虽然很难证实, 有迹象表明村民勇敢的联络在中国别处的律师质询发电厂的建设。经由许多讨论以后, 发电公司给予每家庭$25作为土地利用和污染的报偿。不过, 那时, 村民已经被激怒, 因为公司误传它使用相当数量的土地, 他们也开始反对其他的方面。 “无论如何村民没有接受这个交易, " 电话被采访人说, ”最初没人组织。然后一点由一点有了。组织者全部在军队服过役。他们有一些法律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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