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进程大大加速。这不仅表现在河北定州事件和最近的广东汕尾电厂暴动上面，而且在几年前就在天子脚下的北京体现出来。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黑社会化的控管被一位英雄式的记者揭露，至今余波尚存。最近有中国传媒大腕钱纲（曾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期刊：三联生活周刊，曾领衔黄金时期的南方周末）坐镇的港大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披露了几年前一起轰动性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
衣裳褴褛的唐吉诃德:一个中国调查新闻记者生存状态样本
编者按:
中国调查记者面临着远比西方新闻界严酷的环境。 2000年初中国朱熔基前总理，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怒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如同上海以前黑社会青红帮。的确在北京出租车司机实际上成为工奴：他们 70% 收入被公司剥夺。病倒的司机被逼在病床上交出份子钱，好似黑社会的保护费。光天化日之下，司机被踩住脸庞，血汗钱买下的车被公司抢走。而政府的官员与公司关系密切，甚至有公司的老板成为主管官员，一次次政策出台，加剧了掠夺与垄断。司机们买下车，车却不是他们的。司机们集体卧轨申冤.有人累死在车上，无人将他们的声音传递。谁来揭开苦难的一角？被以前的报社开除,被黑社会追杀，漂泊至北京的记者王克勤2002年又一次提起笔,这一次仿佛又是一次轮回,被保安暴力架出大门,被局长赶走,与司机共同生活,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被威胁，报社甚至不愿报销采访费用……是什么让一个流浪记者支撑下去，这是中国调记者典型的生存困境，戴着镣铐的舞蹈。他们的梦想无休无止。本案例通过王克勤这样一个“标本”，解析中国调查记者普遍的风险与生存困境及报纸管理层与之互动形成的风险控制.。
2002年12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头版头条整个五版篇幅发表了王克勤历经半年时间调查采写的3万字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文章发表后的第8天，时任中国副总理的温家宝专门就此文做出批示：“出租车行业的问题到了非管不可的程度了，有关部门应该深入调查拿出具体的整改意见，以北京为试点，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 2003年大年初一，朱熔基总理受此文启示专门看望北京出租车司机，向出租车司机道辛苦，并明确指出，这个行业管理体制存在严重问题，确实需要大力改革。 2003年底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启动了涉及全国200万出租车司机利益的中国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期方案研究。这篇报道促成与启动了中国一个行业的体制改革)。目前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均有跟踪报道.在王克勤牵头下.北大,中国社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起草中国出租车行业改革建议案,王仍在各地考察出租车行业。
不为人知的却是王克勤是在怎样的状态下完成采访.
被当作流浪汉的调查记者
2002年6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商业周刊召开每周五的例会，.部门主任王南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经部部长郭励弘转来的北京几名出租车司机“关于司机生存状况的申诉与调查”等相关材料交给王克勤，建议以此为选题展开对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问题的调查。中国经济时报是中国政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一个官方智囊主办的报纸,集中了党内一批开明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们又是一份完全市场化的报纸。因此他们往往选择一些政府重视同时又能反映民生的报道课题在中国,调查新闻并非人人要抢的活,甚至是一项苦差.中国媒体对记者的考核办法都是清一色 “多发多得，少发少得，不发不得”的稿件字数考核办法。很多报社不允许也不可能为一篇调查性报道投入太高的成本。在中国新闻行业内，有句俗语：“调查记者绝不是收入高的人，但绝对是活得最累的人。”
当时王克勤的工资只有每月1200元,外加稿费是千字60元，接受调查新闻,半年没有发其它稿件意味着他在半年间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有时每月只有1200 元收入，只能维持温饱)同时报社规定在北京采访,路费与采访费用不报,这意味着王克勤需要自掏成本去采访.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从利益出发接受采访任务.因此在国内一些报社调查新闻往往是年轻记者的苦差，也是良心活。王克勤曾自嘲:有时觉得荒唐,一个月工资只有1200元的小记者为收入2000元的司机追讨工资. 但随着采访展开,王克勤完全被震憾的事实所吸引:尢其当听到有好几个司机活活累死在出租车上；出租公司的经理在司机刚刚做完手术两个小时就到病床前逼着收 “车份钱”；出租公司为了抢回出租车竟然动用黑社会拿着凶器将司机围在出租公司院内行凶……
当一个个出租司机为了维护自己出资人合法权益而奔走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有关文件下发到各个基层法庭，拒绝受理出租司机状告出租公司的案件。以致于发生被逼无奈的出租车司机在北京西客站集体卧轨，造成京广线停运数小时的恶性事件。1996年和2000年7、8月间，就分别发生了首都机场出租汽车司机集体停运事件。朱总理在一次统战会议上讲，北京市出租车行业问题相当严重，简直像解放前上海滩的黑社会'青红帮'。
"没有了良知，没有了社会关怀，记者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王克勤愤怒了。王克勤开始大规模访问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群体。期间，王克勤先后采取了对于出租车司机的个别访问、召开众多出租车司机的座谈会、跟车采访、家庭访问、在的士餐厅等待司机个个访问等各种办法采访。�12月6日发稿前王克勤先后采访北京的出租车司机100多人，并到10多位出租车司机家里进行了家庭访问与考察。没有任何采访费用,王克勤只有节省一切费用.在酷暑里走路晕倒于北京东直门内大街的马路边；困极了王只有躺在马路边的长椅上,结果被清洁工人当失业打工仔撵起来；费尽周折采访出租车公司却被保安赶出门……
"心酸啊，为调查记者的自己的生存与工作状态!"王曾长叹. 平民记者的处境让王克勤更理解劳动者的艰辛. 8月上旬在出租车司机冯继友位于顶楼的那间住着祖孙三代6口人只有30几个平米的黑房子里，在吱吱呀呀叫唤着的小电扇下，王克勤汗流浃背记录着70多岁老人的哭诉时，称"为北京的哥家庭的如此贫困潦倒感到彻骨的寒冷。" 这样的场面,王并不陌生,在他早年做农村报道时,曾长期住在农民家中,也曾面对三百多农民向他集体下跪哭泣救助,也曾有人拿着血衣向他救助,"我把这些最底层的人当亲人，当邻居，我从他们那里成长起来。这是我与大部分记者不同的地方."
一开始很少有人理解他,中国媒体大多由官方控制,只有很少有良知的记者愿意采方底层的劳动者.在司机餐厅采访来吃份饭的司机时,不少出租车司机嘲弄王克勤说"就是江泽民也没办法，你一个小记者顶个屁用,采访也是白采访"。司机们所说不无道理,因为自从朱总理怒斥这一行业为黑社会后,三年行业风气没有任何改变. 王克勤没有生气,他这样认为:“长期的压抑与被盘剥已经阉割了出租司机最后的一点维权意识。”
这同王克勤的经历分不开，王克勤出生在贫困的农村,父亲是乡村教师.王出生后甚至没有衣服穿，并曾三次因长年吃土豆充饥而中毒。曾是他的故乡甘肃省会一家官方报纸的记者，他的调查新闻《兰州证券黑幕》揭开股市黑面，他被人悬赏追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报社并不保护他，因为一篇《公选劣迹人》的报道影响了某位省领导的仕途，2001年王克勤被开除，在三个月失业期中，王克勤如同成千上万中国特有的申冤者一样，也曾走上省城上访的路径，每天徘徊在政府门口，（注：指在中国历朝历代包括当代特有的现象，老百姓在地方上受政府不公对待，将希望放在北京中央或省政府的公正对待，因此他们拖家带口甚至露宿街头，在中央政府门口排长队要求解决自已的利益问题。）
他目睹了众多劳动者维权的无奈. 在一级级上访中，王克勤发现作为当时被体制抛弃的人员，以往朋友领导对他视如路人，王一度陷入绝望，没想到十多年为政府监督社会却被官方体制抛弃，甚至自称“有了杀人的心”，有了这种经历，让王克勤一直呼吁“善待上访者。他们是被逼到尽头的人们。”这使他理解了司机们的冷嘲热讽。由于记者对采访对象感同身受的理解，大量的司机从不信任他到信赖他，最后全部上报纸的被采访的司机勇敢地选择了用真名见报。因此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但他们依然认为：只有坦荡地真名实姓地向中央反映情况，才能保证[[所说情况的真实可靠，才能从根本上让社会了解真相，发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从而早日把他们从水火中解放出来。而王坚持司机必须用真名上报，记者也须用真名，因为他认为这是对“历史的贞节”。
王克勤在调查中发现：
出租公司的发家手段有三：一是掠夺司机个人财产，二是贪占国家财产，三是掠夺社会公众的财富，出租车成了出租公司“合法”敛取社会公众财富的工具。并且，更为恶劣的是，北京市交通局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正是出租公司掠夺出租司机个人财产的“尚方宝剑”。
而这一切背后指向北京市政府交通局，公司老板摇身一变成为政府主管官员，每次出台政策都成为垄断的加油剂。这一切不可思议的事如何发生。王克勤必须采访到政府部门。
他被暴力架出政府大门
北京市的政府机关不好打交道。中国政府视自己的文件如同秘密,甚至曾出现将勇于采访的记者定为”泄露国家机密.”国家也没有明确法律规定记者有权获得何类文件, 甚至在中国没有一部关于新闻的成文法.政府部门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拒绝新闻采访。王克勤确定了一个原则：只要有关联的机构与部门都应该采访到，以确保对于这一问题了解得更加全面客观，并且应该让问题所涉及的每一个方面都有意见与声音。王克勤先后联系了30多家政府机关，但直接接受采访的却只有三家。这三家也是靠私人关系。
在王克勤的采访机里，这些是政府拒绝采访的说辞：
市交通局
"我们处长不在"、"我们处长开会"、"资料已经转给出租汽车管理处了"、"还没有结果", "不行，我们的新闻统一由宣传处发布的，我们不直接接待记者。" （说明：自7月2日与北京市交通局宣传处张磊联系上后，王克勤每周至少打三四个电话，包括张磊、杨宇在内的宣传处的几个公务员，几乎都接烦了王的电话，对方的理由总是 “等等".）
市劳动局
"必须三证齐全.：记者证、工作证和介绍信。才能接受采访."
(说明: 报社编辑部开了一纸公函，传真给对方，并注明"记者证正在换发之中”。对方接到传真后回复，"关于记者证的事，必须要有人事部门的公函."于是，报社人事部又专门开具了一纸公函发给对方。对方接到公函后说： “等着吧，还得跟领导汇报." 之后王克接二连三致电劳动局，对方总是说 “正在研究."
其他政府机关
平谷区地税局："因没有上级指示，不能接待新闻采访." 税收、工商、保险等各北京市政府职能机构的电话也是难以接通，屡屡碰壁。即使王克勤多次恳请，北京市地税局自始至终没有安排采访.
正面采访迟迟不能推进，迫于无奈，在劳动局下属劳动报的一位记者朋友写条子推荐下，王采访到了东城区劳动局局长高士令，又通过这位局长的私人交情，采访上了北京市劳动局劳动检查处处长吴安泰，、平谷区劳动局一位副局长，完成对劳动局方面的采访。交通局是出租车行业主管局，保垒必须攻下。王克勤劳直接闯进了交通局宣传处，并见到了张磊及其同事。张磊说："出租处处长梁建伟不在，你来也是白来." "梁处长还没有同意," 他没提供任何情况.
据出租车司机们反映，这位梁处长是由出租公司老板摇身一变，进而成为北京市交通局出租处处长的，"可黑了"！ 2001年第五期《中国市场》杂志的一篇题为“京城出租车业变革进行时”中写道“政府主管领导多由出租车公司老板担任，梁建伟就是某家出租车公司经理."
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是： 8月26日，一位出租车司机打电话给王克勤说："你不是采访不上交通局领导吗，明天我们去上访，你跟我们去吧。”王克勤想，采访已经快两个月了还没有见到这位管事的局长，或许会借此机会见见大名鼎鼎的交通局长张燕生吧. 午8时40分. 几名司机把王带进了市府大院.
8时50分，来到北京市交通局办公大楼，守在张燕生局长办公室（309）门口，等待正在开会的张燕生。这时，两名警察在楼道里走来走去，出租汽车管理处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断地要求司机与王下楼离开。但是他们坚持着没走.
9时30分，张燕生局长走出了会议室，对他们说："你们到315会议室等我。" 走进会议室后，张燕生对王克勤说："今天我只接待司机，你是司机吗？"
王说："我不是。我是司机的朋友."
"不是司机就给我出去!" 局长大喊起来.
出租汽车管理处的两个公务员愣是把记者架出了会议室.
此后，虽然不断致电交通局宣传处，但对方自始至终也未安排采访。在中国采访政府就是如此之难。唯一庆幸的是王克勤随机“闯”进了多家保险公司，幸运的是保险公司因为出租车公司拒交保险费，使原本有三亿的保险市场，实际投保额只有十分之一。一肚子牢骚的保险公司为他提供了出租车公司黑保险，黑司机的关键数据与手法。拿到了出租汽车行业保险的诸多数据逐步揭开了内幕。.
北京的出租公司，跟政府机关一样，有些比政府机关还难打交道
王曾先后电话联系了北京市的20多家出租公司，大部分被拒绝.
在采访北京市大名鼎鼎的万泉寺出租汽车公司时，先是保安不让进门，后是办公室人员的不断盘查，后来一个喝多了酒的人进来说"你是哪里的记者？我们不接受采访！你给我出去!" 于是，王克勤从万泉寺公司被撵了出来。突破却意想不到地来了. 在采访平谷县交通局某领导时，这位领导因为县交通局没有实权分不到利益而愤愤不平，向王克勤吐了些真话，王克勤自称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做出租车行业的调查的，这位领导当即下令打电话让本地几个出租车公司配合中央做调研。在三辆官车护送下，王大摇大摆被请进了平谷的某出租公司摆好了水果与茶水的会议室，并由局领导主持，听取了公司创业的汇报，在一番官话，一番问询后，王克勤完全掌握了出租车公司靠搜刮司机创办的真实情况，而当公司对王尖锐的提问有疑惑时，王又摆出一副官腔，说一套官话。打消他们的疑心。因为王克勤曾做过省领导的秘书，副厂长，丰富的官场阅历使他没有露出破绽。最后几个出租车公司的老总向王克勤坦陈了自己“空手套白狼”的历程，使得王的采访不断逼近真相以及真相背后的黑幕。
制度化黑社会
一开始王克勤只是认为这是一个一般的公众利益受害问题，但不断地挖掘后，王发现大量的公众利益被掠夺的背后内幕是惊人的黑暗。经过几个月来的大量的调查，王克勤发现，中国现行的出租行业的管理体制存在极其严重的弊端，简言之就是——富了老板，肥了官员，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 现行的出租汽车管理体制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利益。如果全国78万辆出租车全部将原本交给不必要的中间环节的“车份钱”拿出一少半来，作为税收上交国家，按每辆车每月上交国家税收1500元计，仅此国家一年将增加出租车业税收至少是140多亿元。某公司透露每年都要给交通局送上几十万的“零花钱”。他说，“每个公司都这样做”。其次，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车份钱”的存在是使租价居高不下的核心原因。让出租车行业实现个体经营，夏利出租车的租价每公里可以降到0.8元左右，起步价也可以降到每4公里5元；如果把现行的“车份钱”降到2000元，就是降低一半，夏利出租车的租价每公里可以降到0.9元左右，起步价也可以降到4公里6元。”
风险控制三部曲
2002年9月王克勤完成了长篇调查的写作。此后便是调查记者王克勤为了自己“孩子”合法出生（刊出）的漫长努力。风险与决择之一，报道形式与报道风险稿子杀青后，正值时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就要召开，报社领导提出一次性将全文发出去风险太大，因为在这些年里还没有哪一个媒体对于北京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长达数万言的批评报道。又加之当时，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已经风传要成为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个中国最为重要的会议前发出对于北京的一个大规模的批评报道是否意味着 “会让中央难堪”呢？这是巨大的政治风险！在中国这些党的大会开会前后是新闻控制的敏感时期，官员们担心在开会前后或当中，一些批评报道会影响他们的前程，因此会在这段时间，让批评报道消失。这种周期性的新闻控制成为惯例。报社领导提出能不能将七篇调查分开逐日刊发，因为担心冲击太大。引来社会动荡。这其实已经是很大的努力了。但王克勤当即表示了坚决地反对。王克勤认为“那样只能是放了一个响亮的爆竹而已，其它的六篇以及与之相关文章将会全部流产。”报社领导采纳了王克勤的意见，等待刊发时机！为了保证文章的安全，下令将报社编采系统内的与此文章相关的所有信息进行了全面清理，让这篇文章在报社彻底“消失”。在中国实际上,消息可能通过多种情报系统泄露出去, 包括个人有意无意透露而一旦泄露,，方方面面都可能向报社打招呼中止文章刊发,因为他们把报纸视同政府的一个机构.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决择是正确！
风险与决择之二，法律依据与报道风险为了降低风险，王克勤在等待刊发的两个月内。专门邀请对此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晖就此文写了一篇长达四千字的评论《政府管制失败的经典案例》，同时王克勤根据自己访问的众多专家撰写了文章《听听专家怎么说》，把众多专家学者的观点全面展示出来，从而形成认识上的相互呼应。在文章刊发前，报社评论员再次就该文撰写了《首都，理应成为首善之都》。之所以用评论保驾，这因为在中国观点性的文章，仅仅涉及个人观点而非报道不存在失实问题。风险较小，同时用较多的专家意见表明调查中的看法非记者一家之言。而报社评论员的加入，也可使报社与记者形成观点共同体。防止出现报纸出问题后，报纸将记者当作替罪羊。王克勤为报道可谓是绞尽脑汁，而这大部分是王自己的努力.
11月中旬的时候，经过进一步修改的文章呈交给了报社，报社领导立即通知法律顾问。报社法律顾问面对正式打印的全文，一边看文章，一边查看记者采集的半人高的原始证据一一核证，之后，他正式向报社编委会提出"此文铁证如山，事实可靠，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 报社编委会正式有了一个看法：此文不会出现任何法律问题！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打官司，报社肯定是打不过北京市政府。在中国打新闻官司,没有沙利文案等先例,政府可以选择有利于他们的当地法院起诉,而且法院受政府财政支出,平级政府可以有效影响判案,在中国新闻官司媒体胜诉比例很低. 风险与决择之三，形势的把握与报道风险此后不久，根据报社领导的意见，王克勤将此文正式打印装订成册，交给报社总编室.
当时，中国共产党"十六大" 结束不久，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的改革，而此文正是通过对北京出租车业众问题的调查与展示，解析出目前中国这个行业存在的行政管理体制上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应该说此文章从本意上正是合乎这一"天势." 这是文章发表关键因素.但是，一系列的老问题依然让报纸管理层十分担心，其一，那就是监督的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地方——北京市，俗话说北京无小事，会不会引出麻烦？会不会惹怒北京市的新领导呢？
其二，出租车行业一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行业，这些年来，正是因为调查出的这些尖锐矛盾的长期存在，全国各地群体性的罢工罢运事件不断发生，北京也发生过多次出租车司机的罢工事件，王克勤的报道会不会引发北京出租车司机甚至全国出租车司机大规模的罢工事件呢？王克勤只能勉强地回答："不可能，根据我对这个群体的了解与把握，应该问题不大！" 在具有震撼力的调查报道与报社的生死存亡风险中如何决择？一旦引发群体事件，政府便有权中止这些总编的职业前途，甚至关闭报纸，正是政府主控报纸的方式让中国报人从自己利益出发进行自我审查，这种审查无处不在.
报社编委会连续召开了好几次会议，王克勤向全体领导展示了大量一手的铁证，如大批司机按手印的信,照片,文件.然而面对风险，不同的意见依然有不小的冲突.最后，报社决定制作一份"发稿签," 让报社编委会全体成员一一签字.不久，一份由报社七个编委集体签字的 "发稿签" 连同那份打印成册的文章转到总编室.报社编委会集体通过，中国经济时报决定要冒这个险！文章发表当天晚上报社总编辑包月阳在报社 BBS上发表感言："这是继克勤和子恢《兰州证券黑幕》后又一篇重磅炸弹.为这样真正的调查性报道，冒点风险值."
2002年12月6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诞生了。
怪事与幸事
12月6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发表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在北京人们为了争购该报，平时只卖1元的《中国经济时报》当期却被炒卖到每份10 元，在杭州竟然被炒卖到每份50元。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就此文开设的专题点击率创该网站历史新高。接下来一件件怪事发生了。司机反映，交通局命令出租汽车司机"不得非法传阅中国经济时报"；报摊上的摊主反映，零售的该期中国经济时报很多被有关部门收购。有人在北京首都机场出售该报而被有关部门关了起来。文中所提到的真名实姓.的许多出租司机均不同程度受到来自公司和有关部门的恐吓，要停运他们的出租车，"不让他们干了,"有的还扬言日后要对他们"卸胳膊卸腿." 有不少司机专程来报社反映，出租汽车公司逼迫司机做伪证。以为司机解决城市户口、提拔当小队长、发奖金等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抄写公司事先准备好的证明材料，作伪证说未接受过中国经济时报的采访.
12月6日新浪、搜狐两大门户网站的《揭开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网络新闻专题仅仅在13个小时后，于当天晚上24时便突然被取消了。接着国内许多媒体接到一些通知说，不准转载此文，不准炒作此事。幸运的是：《人民日报》高级评论员马立诚言："这篇文章是对首都实施舆论监督，揭露对象又是一个号称难治的敏感行业，难度之大令新闻界望雷池而却步。然此文一出，即成铁论，获得全社会压倒性支持，不少读者为之潸然泪下。" 经济学家余晖言：“王克勤先生凭借着记者高尚的职业道德，通过半年多的艰难细致的调研所撰写的这篇《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调查，堪称政府管制失灵的一个经典案例。我断定，不管它对北京市政府未来出租车行业的管理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它都将被载入我国政府管制改革的史册。”
2003年底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启动了涉及全国200万出租车司机利益的中国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期方案研究。中国出租车行业管理条例正在制定中,也是北大，社科院,与王克勤共同操作.
"王克勤该死”
温家宝、朱熔基虽然充分地肯定了王克勤的报道。但是，这一年年底，王克勤所在报社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提交的"关于中国经济时报《商业周刊》出版日期调整的申请报告"，没有获得批准，对方的理由是："谁让你们报道北京的出租车问题呢？" 2003年 2月13日，晚20时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看甲壳虫乐队演出王克勤被一位司机多次电话告急，中途退场。司机董昕在确定王没什么事后。告知，司机数人被多人连续跟踪. "为什么他们要在天通苑附近跟踪我，其实就是想给你们报社捎个信，恐吓你及你们报社的领导。"
也是在三天前，王的一位同事称："有人打电话来，说万泉寺出租车公司的老板讲'王克勤该死'"。正是这个有黑社会背景的出租公司（据司机们介绍）害苦了不少出租司机。
对这些，其实王克勤心中早就有所准备的，这样的恐吓与遭遇对王已经不是一次了。为了确保安全，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报社专门安排两位同事负责王的安全，只要王有外出，必然有人陪同左右。后来文章见报后，报社给王克勤发放了稿费、奖金等一万元，但平均计算，当时每月收入也仅仅3000多元。加上记者采访时自费的大量费用，总的收入并不及其它不写调查新闻的记者。王克勤坦言“就调查性记者个人来讲，投入和产出该怎样平衡是个问题。用半年时间做了这篇报道，业内许多人认为太不值了。从事这种报道所冒的生命及其他的风险更不是这些收入能衡量的."
面对威胁，王克勤从未后悔过，他认为：“在历史上，真正成功的、对人类进步事业有贡献的媒体都是以“体现人文关怀，关注制度安排”为己任的。为之而奋斗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报人毕生的追求！
我非常赞同喻国明先生所强调的：“造就一篇好新闻的，绝不仅仅是漂亮的文字、敏锐的嗅觉和技巧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当这种境界、情怀和智慧面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基本问题单子时，一篇好新闻也就应运而生了."
我认为，记者的荣誉就在于深刻地关注和记录人类社会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不断地揭示历史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所在，深刻地反映社会制度与政策的弊端,从而以新闻的力量推进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但同时王承认
“除了要承受这些――来自官方与被揭秘对手的外部压力、生命的风险、诉讼的风险、调查工作本身的艰辛以外，调查记者还要时常面对一些更为复杂的境况。调查报道有时会成为媒体与被揭秘方展开广告交易的筹码，有时又会成为媒体高层主管敲诈被揭秘方的工具，调查记者甚至包括爆料“线人”有时会以不同形式被媒体内部人出卖。
所有这一切，都在过量吞噬着、消耗着调查记者们的体力、精力、激情与信念。
随着媒体市场化压力的不断加剧，很多媒体生搬硬套企业管理制度，用简单的数量考核指标体系，来考评充满丰富多样性的新闻工作，从而以花边新闻、娱乐新闻、程序性报道、信息类新闻来取代严肃的调查与剖析，调查记者因此面临着严酷的制度性淘汰，调查性报道的生存空间变得狭窄而艰涩。” 他说时刻问自己与同仁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调查记者啊，你还能走多远。”
问题设计：其一，王克勤采访必须自已付费，这合理吗？什么是制约中国调查新闻发展的制度瓶颈. 其二，新闻真实原则与保护受访者利益的矛盾问题
其三，为何朱总理怒斥行业歪风后，出租车行业没有任何变化，而此文发表后促进行业改革？
其四，中国经济时报如何在发表有震憾力的报道与保存报社间平衡是什么因素使报纸发表了这篇文章。报道时机的选择是不是最佳时机？其五，王克勤认为没有良知没有社会关怀，记者存在没有任何意义，甚至说新闻只是他关怀社会与正义的工具，你同意他的观点吗？为什么？
记者的体会：
调查报道的经验
调查性报道的工作经历，逐渐让我发现：其一，对于资料的大量占有，才能尽量还原事实真相。综合资料,相关笔录,亲眼所见,大资料范围之类, 文件都是需要的，在中国特别是文件，一定要看到原件，如果看不到只拿到复印件，要查,文属,文尾的编号,并上网确认核对编号，各种文件不要怕重复都要收，例如本文中出租车经营权文件,各个公司司机都交给我，我一律照收，不可能都是假的,有比较才有真实出来,吃笨苦，才有收获。, 我的经验还有随身带印泥,可以让采访对象按手印.以取得法律效应的证据.还有记录本标著日期与受访者名字,并在采访段落后上让受访者签名。其二，全方位求证，多视角考察，才能力求客观、全面、理性。所有的相关部门与人物都应该进行调查，从而全面地还原事实本来的面目。其三，要有强烈的证据意识与现场意思。所有写在调查报道中的事实必须要有铁的证据，否则报社的命运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一个小问题的虚假而被毁掉。其四，只能是事实的客观报道，不能有半点个人评论与个人的好恶情感在里面。即使调查者受到再大的委屈，也不能因此而影响事实本身的客观与公正，如果加入个人的委屈，必然会让读者对于报道的客观性产生质疑。因为事实就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其五，写作上应该力求客观白描。切记不用或少用形容词，新闻报道不能用写小说或者散文的手法。其六，任何时候不能仅仅只站在利益直接受到伤害的群体角度说话，而应该永远站在整个社会与全体公众的角度观察与揭示。其七，永远坚持“不断质疑、不断求证”的工作作风。即对任何一个新闻事件当事人与相关人都保持足够的警惕。其八，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受访者。其九，准确把握时局与形势是报道成功的关键所在。其十，重大调查性报道进行法律与事实的审查与核准是报道安全的重要保障。
教师用材料：
英雄结与英雄病：
西方媒体人士往往会疑问：在没有采访的风险与政治保障，甚至收入与产出完全不成比例，以至于生活在温饱线上的中国调查记者为什么会付出巨大的劳动完成调查报道，他们的动力是什么。因为这不符合人们的自利的理性原则。
我将这种中国新闻超人现象称为英雄结与英雄病。英雄结指记者在心中有一种崇高的甚至至有悲剧感的为民请命的新闻英雄情结。英雄病则特指，这种英雄结正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新闻行业的不正常现象。我们的社会病了。有这种英雄情结的记者有两面性。一，他们肯定是普通人，有自已正常的利益算计。二，不正常的事件促使他们以精神动力为导向，针对时代作为不同常人的公益反应。而这两面性与这个巨变的中国时代相关。
王克勤曾面临着一个绝境,为党报与政府报纸工作十多年,曾做过记者编辑执行主编.从农民成长的孩子尽职干着一份城里人的工作,他自学社会大学教程从政府秘书到副厂长,然后进入报社..多次面临生命危险,恐吓电话.被黑社会追踪.却自认为努力完成党交付的言论监督任务.突然间因为一篇 << 公选劣迹人>>报道,一天之前还被表扬符合党大会主要精神,后来因为省委某领导在接受组织部考察时受此文影响政迹.王被突然开除出报,成为一个社会流浪者,与各地上访者徘徊在政府门口.并被朋友告知赶快离开甘肃,否则成为省里第一个进牢的记者,省里成立专案组收集王的材料.王成为朋友领导同事们眼中不存在的人物.在黑社会与红社会的联合攻击下.王曾一度陷入”想杀人解恨.”一会儿又想起妻儿想到保命是要紧的,一度想到南方弹棉花为生.精神处于危机关头. 在中国经济时报的帮助下,王来到北京工作,恢复了公职.但这些经历让他反思.从党的喉舌的职责中解脱出来更多成为公众的代言人.同时也从制度上思考这个社会的弊端. 王本来就出生在农村,家境贫寒,从小目睹农村与城市不平等,农村人从不敢吃鸡蛋因为要卖给城里人,进城时看见邻桌的剩菜,他们一抢而空.列车员对没钱买票的农民任意打耳光.王克勤自已也曾因长年吃土豆充饥而三次中毒.进入社会工作的经历一度使他脱离了农民的生活,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使他回民众.他说道.
“把新闻当宗教、当信仰，新闻为自己写，以新闻为工具。只能这样。再没有什么了。我实在是好简单的一个人。
我觉得为了更多老百姓的生命，能够保护好多，我就这样算帐。所以我觉得做这些事在我做。这在给我安全感，给农民帮助也在帮助我母亲。非常简单。”
这时新闻远超过职业,也超过了王克勤个人的利益诉求. ：”就是新闻成了我关怀民众，关怀跟我一样的平民百姓，维护更多的平民百姓的权利，维护社会公民的一个工具和手段，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新闻而写的，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写了一篇稿件，这个稿件做成好新闻，或者这篇稿件后面会得到多少稿费，为稿费发新闻，为新闻发新闻，或者为得奖发新闻，我是为公平、正义、反歧视，为公民的平等的权利而写的，这是好多人给我的评价，不一样的，所以我做新闻的时候，不是为了把这个稿子做好，而是想我这个调查是不是确实能够打扎实，确实能够维护老百姓的权利，能够换来他们的公平，于是我做得很细、很扎实。同样好多人在做，可能最后我做出来的东西是最细腻、最扎实的。”
一种只是因为维护新闻职业的报道导致王人生的危机,又促使他超越个人安危来考虑新闻的得失.
而以打黑新闻著称的杨海鹏曾是上海某区法院的法官.在当时记者地位颇高,而且收入也高于法官,杨于是进入报社工作.也曾做过一家新办报纸的记者,主任.而当上海宣传部部长龚学平试图剪除该报时,他挺身而出写长信怒斥部长的种种不是.结果该报保住了,杨却无法立足,同事们冷眼相向.杨被迫离开后进入南方周末.开始成为一名出色的全国新闻记者.有此经历的杨痛恨出卖行为.将新闻作为精神追求. 同样以希望工程报道闻名的记者翟明磊,在上海曾独家报道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在候鸟迁徙路线上,引起国内外反响,而其本人被迫下放至偏远郊区工作.后进入南方周末工作. 种种打击让这些记者强化了精神追求,新闻成为他们的一种回应,回应自身境遇而促发的精神追求.也让他们跳出个人局限思想全局的问题.
反过来,民众,特别是中国民众在失去正常应诉途径后,往往抓住任何可能的救命稻草,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角色变化了除了政府特派员还变成了能与上层社会通消息又能关心老百姓疾苦的人.对于这样的人,老百姓寄于了神话般的心理预期.人心是社会心理预期投射.一个记者如果不能完全客观地对待这种心理预期必定会改变他们的心理状态.换句话说正是这些英雄记者是普通人,所以不可避免会改变自已心态.成为代言人角色. 王克勤印象最深的是甘肃省山民县土堡子乡近四百村民向他集体下跪请他为老百姓说话的场面.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不泪流感动. 而杨海鹏的故事,在通过他的报道打击了温岭渔霸后,渔民为他在海神庙设了座像,光身拿渔叉,分明是护法天神的样子. 这种相互的心理投射加剧神化与自我英雄化的过程. 同时如同美国老罗斯福时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向垄断资本时代过度,而社会缺乏应对措施,导致大资本的掠夺,唯利是图的动机破坏了城市公共卫生,而大资本与政治勾结产生腐败.这种变化时代产生了许多以调查新闻为已任,促进历史制度变革的记者.人们称之为扒粪者.中国也面临这个时代,但中国媒体的产权控制在官方,无法诞生长久的有固定阵地的扒粪记者群.因此他们多是单兵作战,孤军奋斗. 孤胆英雄的形象加剧了他们个名声的彰显.从而导致人们无法以群体或理念记住他们而是记住他们个人的名字. 不正常时代与需求产生了不正常的个人英雄.
但这种英雄是脆弱的,虚幻的,某种程度又是不堪一击的. 在这个国家专制政权控制了大部分武装力量与大部分社会资源.记者毕竟无法与之抗衡.许多优秀记者在坚强的另一面是:承担种种精神与工作压力.多疑,情绪起伏大,时时警惕出卖与背叛.与人们无法更好的相处.更多的是焦虑引起的失语或多语症. 以揭开希望工程总体腐败著称的方进玉在网上发表他的长文前,对报纸管理是失望的,同时他担心自身的危险急于将手头的材料公诸于众.在记者站一度抱着可能被害的心情向记者陈辞.记者们也是眼含泪水.此文发表后,他的处境相当艰难. 杨海鹏有时工作至小便失禁.报社的变动极大影响其工作状态发挥. 有一次他甚至在梦中说:宝宝是国安. 在杭州的一次拆迁采访中,他与另一名记者被公安局副局长派警员以刑事拘留名义抓捕.而报社并不极积营救.最后虽脱离险境,他也离开了这份杂志. 以灾难新闻报道著称的李玉宵落下心脏病等疾病. 有些英雄记者喜欢夸耀经历.相当自大. 更多优秀记者在失去阵地后往往很难从光环中走出来恢复成为普通人.离开团队后的奋战,更为艰难. 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一些,该如何看待这些被扭曲的战士呢?
这种记者英雄的精神追求又具合理性,因为动荡的时代总是会产生超人,他们直觉感受生活在精神与物质双重困境中的人们的需求,而直接表述出来.而中国表达渠道与方式单一,从某种程度上更是加剧了他们在精神物品上垄断的英雄公司可能性. 但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英雄们的确付出巨大代价,这种牺牲是建立在自已土地上的奉献,任何时代任何民族,我们可以批评分析他们,但对他们应当有足够的敬意.因为他们身上也有我们甚至是每一个人对民族的希望与努力.他们的精神动力是我们可以分享的. 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通过社会正常化进程,英雄们渐渐死去,而更多的人们能拿起公民社会的武器,在各个层面进行社会改革,而英雄们渐趋寂寞,社会成为各处沸腾而没有中心点的生机社会.. 那时我们有职业化的记者罗马军团.我们时势造不出英雄,而英雄们也无法用民意造时势.那是个平庸然而幸福的年代.
衣裳褴褛的唐吉诃德:一个中国调查新闻记者生存状态样本
编者按:
中国调查记者面临着远比西方新闻界严酷的环境。 2000年初中国朱熔基前总理，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怒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如同上海以前黑社会青红帮。的确在北京出租车司机实际上成为工奴：他们 70% 收入被公司剥夺。病倒的司机被逼在病床上交出份子钱，好似黑社会的保护费。光天化日之下，司机被踩住脸庞，血汗钱买下的车被公司抢走。而政府的官员与公司关系密切，甚至有公司的老板成为主管官员，一次次政策出台，加剧了掠夺与垄断。司机们买下车，车却不是他们的。司机们集体卧轨申冤.有人累死在车上，无人将他们的声音传递。谁来揭开苦难的一角？被以前的报社开除,被黑社会追杀，漂泊至北京的记者王克勤2002年又一次提起笔,这一次仿佛又是一次轮回,被保安暴力架出大门,被局长赶走,与司机共同生活,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被威胁，报社甚至不愿报销采访费用……是什么让一个流浪记者支撑下去，这是中国调记者典型的生存困境，戴着镣铐的舞蹈。他们的梦想无休无止。本案例通过王克勤这样一个“标本”，解析中国调查记者普遍的风险与生存困境及报纸管理层与之互动形成的风险控制.。
2002年12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头版头条整个五版篇幅发表了王克勤历经半年时间调查采写的3万字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文章发表后的第8天，时任中国副总理的温家宝专门就此文做出批示：“出租车行业的问题到了非管不可的程度了，有关部门应该深入调查拿出具体的整改意见，以北京为试点，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 2003年大年初一，朱熔基总理受此文启示专门看望北京出租车司机，向出租车司机道辛苦，并明确指出，这个行业管理体制存在严重问题，确实需要大力改革。 2003年底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启动了涉及全国200万出租车司机利益的中国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期方案研究。这篇报道促成与启动了中国一个行业的体制改革)。目前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均有跟踪报道.在王克勤牵头下.北大,中国社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起草中国出租车行业改革建议案,王仍在各地考察出租车行业。
不为人知的却是王克勤是在怎样的状态下完成采访.
被当作流浪汉的调查记者
2002年6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商业周刊召开每周五的例会，.部门主任王南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经部部长郭励弘转来的北京几名出租车司机“关于司机生存状况的申诉与调查”等相关材料交给王克勤，建议以此为选题展开对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问题的调查。中国经济时报是中国政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一个官方智囊主办的报纸,集中了党内一批开明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们又是一份完全市场化的报纸。因此他们往往选择一些政府重视同时又能反映民生的报道课题在中国,调查新闻并非人人要抢的活,甚至是一项苦差.中国媒体对记者的考核办法都是清一色 “多发多得，少发少得，不发不得”的稿件字数考核办法。很多报社不允许也不可能为一篇调查性报道投入太高的成本。在中国新闻行业内，有句俗语：“调查记者绝不是收入高的人，但绝对是活得最累的人。”
当时王克勤的工资只有每月1200元,外加稿费是千字60元，接受调查新闻,半年没有发其它稿件意味着他在半年间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有时每月只有1200 元收入，只能维持温饱)同时报社规定在北京采访,路费与采访费用不报,这意味着王克勤需要自掏成本去采访.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从利益出发接受采访任务.因此在国内一些报社调查新闻往往是年轻记者的苦差，也是良心活。王克勤曾自嘲:有时觉得荒唐,一个月工资只有1200元的小记者为收入2000元的司机追讨工资. 但随着采访展开,王克勤完全被震憾的事实所吸引:尢其当听到有好几个司机活活累死在出租车上；出租公司的经理在司机刚刚做完手术两个小时就到病床前逼着收 “车份钱”；出租公司为了抢回出租车竟然动用黑社会拿着凶器将司机围在出租公司院内行凶……
当一个个出租司机为了维护自己出资人合法权益而奔走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有关文件下发到各个基层法庭，拒绝受理出租司机状告出租公司的案件。以致于发生被逼无奈的出租车司机在北京西客站集体卧轨，造成京广线停运数小时的恶性事件。1996年和2000年7、8月间，就分别发生了首都机场出租汽车司机集体停运事件。朱总理在一次统战会议上讲，北京市出租车行业问题相当严重，简直像解放前上海滩的黑社会'青红帮'。
"没有了良知，没有了社会关怀，记者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王克勤愤怒了。王克勤开始大规模访问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群体。期间，王克勤先后采取了对于出租车司机的个别访问、召开众多出租车司机的座谈会、跟车采访、家庭访问、在的士餐厅等待司机个个访问等各种办法采访。�12月6日发稿前王克勤先后采访北京的出租车司机100多人，并到10多位出租车司机家里进行了家庭访问与考察。没有任何采访费用,王克勤只有节省一切费用.在酷暑里走路晕倒于北京东直门内大街的马路边；困极了王只有躺在马路边的长椅上,结果被清洁工人当失业打工仔撵起来；费尽周折采访出租车公司却被保安赶出门……
"心酸啊，为调查记者的自己的生存与工作状态!"王曾长叹. 平民记者的处境让王克勤更理解劳动者的艰辛. 8月上旬在出租车司机冯继友位于顶楼的那间住着祖孙三代6口人只有30几个平米的黑房子里，在吱吱呀呀叫唤着的小电扇下，王克勤汗流浃背记录着70多岁老人的哭诉时，称"为北京的哥家庭的如此贫困潦倒感到彻骨的寒冷。" 这样的场面,王并不陌生,在他早年做农村报道时,曾长期住在农民家中,也曾面对三百多农民向他集体下跪哭泣救助,也曾有人拿着血衣向他救助,"我把这些最底层的人当亲人，当邻居，我从他们那里成长起来。这是我与大部分记者不同的地方."
一开始很少有人理解他,中国媒体大多由官方控制,只有很少有良知的记者愿意采方底层的劳动者.在司机餐厅采访来吃份饭的司机时,不少出租车司机嘲弄王克勤说"就是江泽民也没办法，你一个小记者顶个屁用,采访也是白采访"。司机们所说不无道理,因为自从朱总理怒斥这一行业为黑社会后,三年行业风气没有任何改变. 王克勤没有生气,他这样认为:“长期的压抑与被盘剥已经阉割了出租司机最后的一点维权意识。”
这同王克勤的经历分不开，王克勤出生在贫困的农村,父亲是乡村教师.王出生后甚至没有衣服穿，并曾三次因长年吃土豆充饥而中毒。曾是他的故乡甘肃省会一家官方报纸的记者，他的调查新闻《兰州证券黑幕》揭开股市黑面，他被人悬赏追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报社并不保护他，因为一篇《公选劣迹人》的报道影响了某位省领导的仕途，2001年王克勤被开除，在三个月失业期中，王克勤如同成千上万中国特有的申冤者一样，也曾走上省城上访的路径，每天徘徊在政府门口，（注：指在中国历朝历代包括当代特有的现象，老百姓在地方上受政府不公对待，将希望放在北京中央或省政府的公正对待，因此他们拖家带口甚至露宿街头，在中央政府门口排长队要求解决自已的利益问题。）
他目睹了众多劳动者维权的无奈. 在一级级上访中，王克勤发现作为当时被体制抛弃的人员，以往朋友领导对他视如路人，王一度陷入绝望，没想到十多年为政府监督社会却被官方体制抛弃，甚至自称“有了杀人的心”，有了这种经历，让王克勤一直呼吁“善待上访者。他们是被逼到尽头的人们。”这使他理解了司机们的冷嘲热讽。由于记者对采访对象感同身受的理解，大量的司机从不信任他到信赖他，最后全部上报纸的被采访的司机勇敢地选择了用真名见报。因此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但他们依然认为：只有坦荡地真名实姓地向中央反映情况，才能保证[[所说情况的真实可靠，才能从根本上让社会了解真相，发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从而早日把他们从水火中解放出来。而王坚持司机必须用真名上报，记者也须用真名，因为他认为这是对“历史的贞节”。
王克勤在调查中发现：
出租公司的发家手段有三：一是掠夺司机个人财产，二是贪占国家财产，三是掠夺社会公众的财富，出租车成了出租公司“合法”敛取社会公众财富的工具。并且，更为恶劣的是，北京市交通局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正是出租公司掠夺出租司机个人财产的“尚方宝剑”。
而这一切背后指向北京市政府交通局，公司老板摇身一变成为政府主管官员，每次出台政策都成为垄断的加油剂。这一切不可思议的事如何发生。王克勤必须采访到政府部门。
他被暴力架出政府大门
北京市的政府机关不好打交道。中国政府视自己的文件如同秘密,甚至曾出现将勇于采访的记者定为”泄露国家机密.”国家也没有明确法律规定记者有权获得何类文件, 甚至在中国没有一部关于新闻的成文法.政府部门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拒绝新闻采访。王克勤确定了一个原则：只要有关联的机构与部门都应该采访到，以确保对于这一问题了解得更加全面客观，并且应该让问题所涉及的每一个方面都有意见与声音。王克勤先后联系了30多家政府机关，但直接接受采访的却只有三家。这三家也是靠私人关系。
在王克勤的采访机里，这些是政府拒绝采访的说辞：
市交通局
"我们处长不在"、"我们处长开会"、"资料已经转给出租汽车管理处了"、"还没有结果", "不行，我们的新闻统一由宣传处发布的，我们不直接接待记者。" （说明：自7月2日与北京市交通局宣传处张磊联系上后，王克勤每周至少打三四个电话，包括张磊、杨宇在内的宣传处的几个公务员，几乎都接烦了王的电话，对方的理由总是 “等等".）
市劳动局
"必须三证齐全.：记者证、工作证和介绍信。才能接受采访."
(说明: 报社编辑部开了一纸公函，传真给对方，并注明"记者证正在换发之中”。对方接到传真后回复，"关于记者证的事，必须要有人事部门的公函."于是，报社人事部又专门开具了一纸公函发给对方。对方接到公函后说： “等着吧，还得跟领导汇报." 之后王克接二连三致电劳动局，对方总是说 “正在研究."
其他政府机关
平谷区地税局："因没有上级指示，不能接待新闻采访." 税收、工商、保险等各北京市政府职能机构的电话也是难以接通，屡屡碰壁。即使王克勤多次恳请，北京市地税局自始至终没有安排采访.
正面采访迟迟不能推进，迫于无奈，在劳动局下属劳动报的一位记者朋友写条子推荐下，王采访到了东城区劳动局局长高士令，又通过这位局长的私人交情，采访上了北京市劳动局劳动检查处处长吴安泰，、平谷区劳动局一位副局长，完成对劳动局方面的采访。交通局是出租车行业主管局，保垒必须攻下。王克勤劳直接闯进了交通局宣传处，并见到了张磊及其同事。张磊说："出租处处长梁建伟不在，你来也是白来." "梁处长还没有同意," 他没提供任何情况.
据出租车司机们反映，这位梁处长是由出租公司老板摇身一变，进而成为北京市交通局出租处处长的，"可黑了"！ 2001年第五期《中国市场》杂志的一篇题为“京城出租车业变革进行时”中写道“政府主管领导多由出租车公司老板担任，梁建伟就是某家出租车公司经理."
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是： 8月26日，一位出租车司机打电话给王克勤说："你不是采访不上交通局领导吗，明天我们去上访，你跟我们去吧。”王克勤想，采访已经快两个月了还没有见到这位管事的局长，或许会借此机会见见大名鼎鼎的交通局长张燕生吧. 午8时40分. 几名司机把王带进了市府大院.
8时50分，来到北京市交通局办公大楼，守在张燕生局长办公室（309）门口，等待正在开会的张燕生。这时，两名警察在楼道里走来走去，出租汽车管理处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断地要求司机与王下楼离开。但是他们坚持着没走.
9时30分，张燕生局长走出了会议室，对他们说："你们到315会议室等我。" 走进会议室后，张燕生对王克勤说："今天我只接待司机，你是司机吗？"
王说："我不是。我是司机的朋友."
"不是司机就给我出去!" 局长大喊起来.
出租汽车管理处的两个公务员愣是把记者架出了会议室.
此后，虽然不断致电交通局宣传处，但对方自始至终也未安排采访。在中国采访政府就是如此之难。唯一庆幸的是王克勤随机“闯”进了多家保险公司，幸运的是保险公司因为出租车公司拒交保险费，使原本有三亿的保险市场，实际投保额只有十分之一。一肚子牢骚的保险公司为他提供了出租车公司黑保险，黑司机的关键数据与手法。拿到了出租汽车行业保险的诸多数据逐步揭开了内幕。.
北京的出租公司，跟政府机关一样，有些比政府机关还难打交道
王曾先后电话联系了北京市的20多家出租公司，大部分被拒绝.
在采访北京市大名鼎鼎的万泉寺出租汽车公司时，先是保安不让进门，后是办公室人员的不断盘查，后来一个喝多了酒的人进来说"你是哪里的记者？我们不接受采访！你给我出去!" 于是，王克勤从万泉寺公司被撵了出来。突破却意想不到地来了. 在采访平谷县交通局某领导时，这位领导因为县交通局没有实权分不到利益而愤愤不平，向王克勤吐了些真话，王克勤自称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做出租车行业的调查的，这位领导当即下令打电话让本地几个出租车公司配合中央做调研。在三辆官车护送下，王大摇大摆被请进了平谷的某出租公司摆好了水果与茶水的会议室，并由局领导主持，听取了公司创业的汇报，在一番官话，一番问询后，王克勤完全掌握了出租车公司靠搜刮司机创办的真实情况，而当公司对王尖锐的提问有疑惑时，王又摆出一副官腔，说一套官话。打消他们的疑心。因为王克勤曾做过省领导的秘书，副厂长，丰富的官场阅历使他没有露出破绽。最后几个出租车公司的老总向王克勤坦陈了自己“空手套白狼”的历程，使得王的采访不断逼近真相以及真相背后的黑幕。
制度化黑社会
一开始王克勤只是认为这是一个一般的公众利益受害问题，但不断地挖掘后，王发现大量的公众利益被掠夺的背后内幕是惊人的黑暗。经过几个月来的大量的调查，王克勤发现，中国现行的出租行业的管理体制存在极其严重的弊端，简言之就是——富了老板，肥了官员，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 现行的出租汽车管理体制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利益。如果全国78万辆出租车全部将原本交给不必要的中间环节的“车份钱”拿出一少半来，作为税收上交国家，按每辆车每月上交国家税收1500元计，仅此国家一年将增加出租车业税收至少是140多亿元。某公司透露每年都要给交通局送上几十万的“零花钱”。他说，“每个公司都这样做”。其次，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车份钱”的存在是使租价居高不下的核心原因。让出租车行业实现个体经营，夏利出租车的租价每公里可以降到0.8元左右，起步价也可以降到每4公里5元；如果把现行的“车份钱”降到2000元，就是降低一半，夏利出租车的租价每公里可以降到0.9元左右，起步价也可以降到4公里6元。”
风险控制三部曲
2002年9月王克勤完成了长篇调查的写作。此后便是调查记者王克勤为了自己“孩子”合法出生（刊出）的漫长努力。风险与决择之一，报道形式与报道风险稿子杀青后，正值时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就要召开，报社领导提出一次性将全文发出去风险太大，因为在这些年里还没有哪一个媒体对于北京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长达数万言的批评报道。又加之当时，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已经风传要成为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个中国最为重要的会议前发出对于北京的一个大规模的批评报道是否意味着 “会让中央难堪”呢？这是巨大的政治风险！在中国这些党的大会开会前后是新闻控制的敏感时期，官员们担心在开会前后或当中，一些批评报道会影响他们的前程，因此会在这段时间，让批评报道消失。这种周期性的新闻控制成为惯例。报社领导提出能不能将七篇调查分开逐日刊发，因为担心冲击太大。引来社会动荡。这其实已经是很大的努力了。但王克勤当即表示了坚决地反对。王克勤认为“那样只能是放了一个响亮的爆竹而已，其它的六篇以及与之相关文章将会全部流产。”报社领导采纳了王克勤的意见，等待刊发时机！为了保证文章的安全，下令将报社编采系统内的与此文章相关的所有信息进行了全面清理，让这篇文章在报社彻底“消失”。在中国实际上,消息可能通过多种情报系统泄露出去, 包括个人有意无意透露而一旦泄露,，方方面面都可能向报社打招呼中止文章刊发,因为他们把报纸视同政府的一个机构.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决择是正确！
风险与决择之二，法律依据与报道风险为了降低风险，王克勤在等待刊发的两个月内。专门邀请对此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晖就此文写了一篇长达四千字的评论《政府管制失败的经典案例》，同时王克勤根据自己访问的众多专家撰写了文章《听听专家怎么说》，把众多专家学者的观点全面展示出来，从而形成认识上的相互呼应。在文章刊发前，报社评论员再次就该文撰写了《首都，理应成为首善之都》。之所以用评论保驾，这因为在中国观点性的文章，仅仅涉及个人观点而非报道不存在失实问题。风险较小，同时用较多的专家意见表明调查中的看法非记者一家之言。而报社评论员的加入，也可使报社与记者形成观点共同体。防止出现报纸出问题后，报纸将记者当作替罪羊。王克勤为报道可谓是绞尽脑汁，而这大部分是王自己的努力.
11月中旬的时候，经过进一步修改的文章呈交给了报社，报社领导立即通知法律顾问。报社法律顾问面对正式打印的全文，一边看文章，一边查看记者采集的半人高的原始证据一一核证，之后，他正式向报社编委会提出"此文铁证如山，事实可靠，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 报社编委会正式有了一个看法：此文不会出现任何法律问题！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打官司，报社肯定是打不过北京市政府。在中国打新闻官司,没有沙利文案等先例,政府可以选择有利于他们的当地法院起诉,而且法院受政府财政支出,平级政府可以有效影响判案,在中国新闻官司媒体胜诉比例很低. 风险与决择之三，形势的把握与报道风险此后不久，根据报社领导的意见，王克勤将此文正式打印装订成册，交给报社总编室.
当时，中国共产党"十六大" 结束不久，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的改革，而此文正是通过对北京出租车业众问题的调查与展示，解析出目前中国这个行业存在的行政管理体制上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应该说此文章从本意上正是合乎这一"天势." 这是文章发表关键因素.但是，一系列的老问题依然让报纸管理层十分担心，其一，那就是监督的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地方——北京市，俗话说北京无小事，会不会引出麻烦？会不会惹怒北京市的新领导呢？
其二，出租车行业一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行业，这些年来，正是因为调查出的这些尖锐矛盾的长期存在，全国各地群体性的罢工罢运事件不断发生，北京也发生过多次出租车司机的罢工事件，王克勤的报道会不会引发北京出租车司机甚至全国出租车司机大规模的罢工事件呢？王克勤只能勉强地回答："不可能，根据我对这个群体的了解与把握，应该问题不大！" 在具有震撼力的调查报道与报社的生死存亡风险中如何决择？一旦引发群体事件，政府便有权中止这些总编的职业前途，甚至关闭报纸，正是政府主控报纸的方式让中国报人从自己利益出发进行自我审查，这种审查无处不在.
报社编委会连续召开了好几次会议，王克勤向全体领导展示了大量一手的铁证，如大批司机按手印的信,照片,文件.然而面对风险，不同的意见依然有不小的冲突.最后，报社决定制作一份"发稿签," 让报社编委会全体成员一一签字.不久，一份由报社七个编委集体签字的 "发稿签" 连同那份打印成册的文章转到总编室.报社编委会集体通过，中国经济时报决定要冒这个险！文章发表当天晚上报社总编辑包月阳在报社 BBS上发表感言："这是继克勤和子恢《兰州证券黑幕》后又一篇重磅炸弹.为这样真正的调查性报道，冒点风险值."
2002年12月6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诞生了。
怪事与幸事
12月6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发表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在北京人们为了争购该报，平时只卖1元的《中国经济时报》当期却被炒卖到每份10 元，在杭州竟然被炒卖到每份50元。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就此文开设的专题点击率创该网站历史新高。接下来一件件怪事发生了。司机反映，交通局命令出租汽车司机"不得非法传阅中国经济时报"；报摊上的摊主反映，零售的该期中国经济时报很多被有关部门收购。有人在北京首都机场出售该报而被有关部门关了起来。文中所提到的真名实姓.的许多出租司机均不同程度受到来自公司和有关部门的恐吓，要停运他们的出租车，"不让他们干了,"有的还扬言日后要对他们"卸胳膊卸腿." 有不少司机专程来报社反映，出租汽车公司逼迫司机做伪证。以为司机解决城市户口、提拔当小队长、发奖金等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抄写公司事先准备好的证明材料，作伪证说未接受过中国经济时报的采访.
12月6日新浪、搜狐两大门户网站的《揭开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网络新闻专题仅仅在13个小时后，于当天晚上24时便突然被取消了。接着国内许多媒体接到一些通知说，不准转载此文，不准炒作此事。幸运的是：《人民日报》高级评论员马立诚言："这篇文章是对首都实施舆论监督，揭露对象又是一个号称难治的敏感行业，难度之大令新闻界望雷池而却步。然此文一出，即成铁论，获得全社会压倒性支持，不少读者为之潸然泪下。" 经济学家余晖言：“王克勤先生凭借着记者高尚的职业道德，通过半年多的艰难细致的调研所撰写的这篇《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调查，堪称政府管制失灵的一个经典案例。我断定，不管它对北京市政府未来出租车行业的管理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它都将被载入我国政府管制改革的史册。”
2003年底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启动了涉及全国200万出租车司机利益的中国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期方案研究。中国出租车行业管理条例正在制定中,也是北大，社科院,与王克勤共同操作.
"王克勤该死”
温家宝、朱熔基虽然充分地肯定了王克勤的报道。但是，这一年年底，王克勤所在报社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提交的"关于中国经济时报《商业周刊》出版日期调整的申请报告"，没有获得批准，对方的理由是："谁让你们报道北京的出租车问题呢？" 2003年 2月13日，晚20时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看甲壳虫乐队演出王克勤被一位司机多次电话告急，中途退场。司机董昕在确定王没什么事后。告知，司机数人被多人连续跟踪. "为什么他们要在天通苑附近跟踪我，其实就是想给你们报社捎个信，恐吓你及你们报社的领导。"
也是在三天前，王的一位同事称："有人打电话来，说万泉寺出租车公司的老板讲'王克勤该死'"。正是这个有黑社会背景的出租公司（据司机们介绍）害苦了不少出租司机。
对这些，其实王克勤心中早就有所准备的，这样的恐吓与遭遇对王已经不是一次了。为了确保安全，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报社专门安排两位同事负责王的安全，只要王有外出，必然有人陪同左右。后来文章见报后，报社给王克勤发放了稿费、奖金等一万元，但平均计算，当时每月收入也仅仅3000多元。加上记者采访时自费的大量费用，总的收入并不及其它不写调查新闻的记者。王克勤坦言“就调查性记者个人来讲，投入和产出该怎样平衡是个问题。用半年时间做了这篇报道，业内许多人认为太不值了。从事这种报道所冒的生命及其他的风险更不是这些收入能衡量的."
面对威胁，王克勤从未后悔过，他认为：“在历史上，真正成功的、对人类进步事业有贡献的媒体都是以“体现人文关怀，关注制度安排”为己任的。为之而奋斗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报人毕生的追求！
我非常赞同喻国明先生所强调的：“造就一篇好新闻的，绝不仅仅是漂亮的文字、敏锐的嗅觉和技巧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当这种境界、情怀和智慧面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基本问题单子时，一篇好新闻也就应运而生了."
我认为，记者的荣誉就在于深刻地关注和记录人类社会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不断地揭示历史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所在，深刻地反映社会制度与政策的弊端,从而以新闻的力量推进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但同时王承认
“除了要承受这些――来自官方与被揭秘对手的外部压力、生命的风险、诉讼的风险、调查工作本身的艰辛以外，调查记者还要时常面对一些更为复杂的境况。调查报道有时会成为媒体与被揭秘方展开广告交易的筹码，有时又会成为媒体高层主管敲诈被揭秘方的工具，调查记者甚至包括爆料“线人”有时会以不同形式被媒体内部人出卖。
所有这一切，都在过量吞噬着、消耗着调查记者们的体力、精力、激情与信念。
随着媒体市场化压力的不断加剧，很多媒体生搬硬套企业管理制度，用简单的数量考核指标体系，来考评充满丰富多样性的新闻工作，从而以花边新闻、娱乐新闻、程序性报道、信息类新闻来取代严肃的调查与剖析，调查记者因此面临着严酷的制度性淘汰，调查性报道的生存空间变得狭窄而艰涩。” 他说时刻问自己与同仁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调查记者啊，你还能走多远。”
问题设计：其一，王克勤采访必须自已付费，这合理吗？什么是制约中国调查新闻发展的制度瓶颈. 其二，新闻真实原则与保护受访者利益的矛盾问题
其三，为何朱总理怒斥行业歪风后，出租车行业没有任何变化，而此文发表后促进行业改革？
其四，中国经济时报如何在发表有震憾力的报道与保存报社间平衡是什么因素使报纸发表了这篇文章。报道时机的选择是不是最佳时机？其五，王克勤认为没有良知没有社会关怀，记者存在没有任何意义，甚至说新闻只是他关怀社会与正义的工具，你同意他的观点吗？为什么？
记者的体会：
调查报道的经验
调查性报道的工作经历，逐渐让我发现：其一，对于资料的大量占有，才能尽量还原事实真相。综合资料,相关笔录,亲眼所见,大资料范围之类, 文件都是需要的，在中国特别是文件，一定要看到原件，如果看不到只拿到复印件，要查,文属,文尾的编号,并上网确认核对编号，各种文件不要怕重复都要收，例如本文中出租车经营权文件,各个公司司机都交给我，我一律照收，不可能都是假的,有比较才有真实出来,吃笨苦，才有收获。, 我的经验还有随身带印泥,可以让采访对象按手印.以取得法律效应的证据.还有记录本标著日期与受访者名字,并在采访段落后上让受访者签名。其二，全方位求证，多视角考察，才能力求客观、全面、理性。所有的相关部门与人物都应该进行调查，从而全面地还原事实本来的面目。其三，要有强烈的证据意识与现场意思。所有写在调查报道中的事实必须要有铁的证据，否则报社的命运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一个小问题的虚假而被毁掉。其四，只能是事实的客观报道，不能有半点个人评论与个人的好恶情感在里面。即使调查者受到再大的委屈，也不能因此而影响事实本身的客观与公正，如果加入个人的委屈，必然会让读者对于报道的客观性产生质疑。因为事实就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其五，写作上应该力求客观白描。切记不用或少用形容词，新闻报道不能用写小说或者散文的手法。其六，任何时候不能仅仅只站在利益直接受到伤害的群体角度说话，而应该永远站在整个社会与全体公众的角度观察与揭示。其七，永远坚持“不断质疑、不断求证”的工作作风。即对任何一个新闻事件当事人与相关人都保持足够的警惕。其八，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受访者。其九，准确把握时局与形势是报道成功的关键所在。其十，重大调查性报道进行法律与事实的审查与核准是报道安全的重要保障。
教师用材料：
英雄结与英雄病：
西方媒体人士往往会疑问：在没有采访的风险与政治保障，甚至收入与产出完全不成比例，以至于生活在温饱线上的中国调查记者为什么会付出巨大的劳动完成调查报道，他们的动力是什么。因为这不符合人们的自利的理性原则。
我将这种中国新闻超人现象称为英雄结与英雄病。英雄结指记者在心中有一种崇高的甚至至有悲剧感的为民请命的新闻英雄情结。英雄病则特指，这种英雄结正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新闻行业的不正常现象。我们的社会病了。有这种英雄情结的记者有两面性。一，他们肯定是普通人，有自已正常的利益算计。二，不正常的事件促使他们以精神动力为导向，针对时代作为不同常人的公益反应。而这两面性与这个巨变的中国时代相关。
王克勤曾面临着一个绝境,为党报与政府报纸工作十多年,曾做过记者编辑执行主编.从农民成长的孩子尽职干着一份城里人的工作,他自学社会大学教程从政府秘书到副厂长,然后进入报社..多次面临生命危险,恐吓电话.被黑社会追踪.却自认为努力完成党交付的言论监督任务.突然间因为一篇 << 公选劣迹人>>报道,一天之前还被表扬符合党大会主要精神,后来因为省委某领导在接受组织部考察时受此文影响政迹.王被突然开除出报,成为一个社会流浪者,与各地上访者徘徊在政府门口.并被朋友告知赶快离开甘肃,否则成为省里第一个进牢的记者,省里成立专案组收集王的材料.王成为朋友领导同事们眼中不存在的人物.在黑社会与红社会的联合攻击下.王曾一度陷入”想杀人解恨.”一会儿又想起妻儿想到保命是要紧的,一度想到南方弹棉花为生.精神处于危机关头. 在中国经济时报的帮助下,王来到北京工作,恢复了公职.但这些经历让他反思.从党的喉舌的职责中解脱出来更多成为公众的代言人.同时也从制度上思考这个社会的弊端. 王本来就出生在农村,家境贫寒,从小目睹农村与城市不平等,农村人从不敢吃鸡蛋因为要卖给城里人,进城时看见邻桌的剩菜,他们一抢而空.列车员对没钱买票的农民任意打耳光.王克勤自已也曾因长年吃土豆充饥而三次中毒.进入社会工作的经历一度使他脱离了农民的生活,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使他回民众.他说道.
“把新闻当宗教、当信仰，新闻为自己写，以新闻为工具。只能这样。再没有什么了。我实在是好简单的一个人。
我觉得为了更多老百姓的生命，能够保护好多，我就这样算帐。所以我觉得做这些事在我做。这在给我安全感，给农民帮助也在帮助我母亲。非常简单。”
这时新闻远超过职业,也超过了王克勤个人的利益诉求. ：”就是新闻成了我关怀民众，关怀跟我一样的平民百姓，维护更多的平民百姓的权利，维护社会公民的一个工具和手段，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新闻而写的，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写了一篇稿件，这个稿件做成好新闻，或者这篇稿件后面会得到多少稿费，为稿费发新闻，为新闻发新闻，或者为得奖发新闻，我是为公平、正义、反歧视，为公民的平等的权利而写的，这是好多人给我的评价，不一样的，所以我做新闻的时候，不是为了把这个稿子做好，而是想我这个调查是不是确实能够打扎实，确实能够维护老百姓的权利，能够换来他们的公平，于是我做得很细、很扎实。同样好多人在做，可能最后我做出来的东西是最细腻、最扎实的。”
一种只是因为维护新闻职业的报道导致王人生的危机,又促使他超越个人安危来考虑新闻的得失.
而以打黑新闻著称的杨海鹏曾是上海某区法院的法官.在当时记者地位颇高,而且收入也高于法官,杨于是进入报社工作.也曾做过一家新办报纸的记者,主任.而当上海宣传部部长龚学平试图剪除该报时,他挺身而出写长信怒斥部长的种种不是.结果该报保住了,杨却无法立足,同事们冷眼相向.杨被迫离开后进入南方周末.开始成为一名出色的全国新闻记者.有此经历的杨痛恨出卖行为.将新闻作为精神追求. 同样以希望工程报道闻名的记者翟明磊,在上海曾独家报道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在候鸟迁徙路线上,引起国内外反响,而其本人被迫下放至偏远郊区工作.后进入南方周末工作. 种种打击让这些记者强化了精神追求,新闻成为他们的一种回应,回应自身境遇而促发的精神追求.也让他们跳出个人局限思想全局的问题.
反过来,民众,特别是中国民众在失去正常应诉途径后,往往抓住任何可能的救命稻草,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角色变化了除了政府特派员还变成了能与上层社会通消息又能关心老百姓疾苦的人.对于这样的人,老百姓寄于了神话般的心理预期.人心是社会心理预期投射.一个记者如果不能完全客观地对待这种心理预期必定会改变他们的心理状态.换句话说正是这些英雄记者是普通人,所以不可避免会改变自已心态.成为代言人角色. 王克勤印象最深的是甘肃省山民县土堡子乡近四百村民向他集体下跪请他为老百姓说话的场面.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不泪流感动. 而杨海鹏的故事,在通过他的报道打击了温岭渔霸后,渔民为他在海神庙设了座像,光身拿渔叉,分明是护法天神的样子. 这种相互的心理投射加剧神化与自我英雄化的过程. 同时如同美国老罗斯福时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向垄断资本时代过度,而社会缺乏应对措施,导致大资本的掠夺,唯利是图的动机破坏了城市公共卫生,而大资本与政治勾结产生腐败.这种变化时代产生了许多以调查新闻为已任,促进历史制度变革的记者.人们称之为扒粪者.中国也面临这个时代,但中国媒体的产权控制在官方,无法诞生长久的有固定阵地的扒粪记者群.因此他们多是单兵作战,孤军奋斗. 孤胆英雄的形象加剧了他们个名声的彰显.从而导致人们无法以群体或理念记住他们而是记住他们个人的名字. 不正常时代与需求产生了不正常的个人英雄.
但这种英雄是脆弱的,虚幻的,某种程度又是不堪一击的. 在这个国家专制政权控制了大部分武装力量与大部分社会资源.记者毕竟无法与之抗衡.许多优秀记者在坚强的另一面是:承担种种精神与工作压力.多疑,情绪起伏大,时时警惕出卖与背叛.与人们无法更好的相处.更多的是焦虑引起的失语或多语症. 以揭开希望工程总体腐败著称的方进玉在网上发表他的长文前,对报纸管理是失望的,同时他担心自身的危险急于将手头的材料公诸于众.在记者站一度抱着可能被害的心情向记者陈辞.记者们也是眼含泪水.此文发表后,他的处境相当艰难. 杨海鹏有时工作至小便失禁.报社的变动极大影响其工作状态发挥. 有一次他甚至在梦中说:宝宝是国安. 在杭州的一次拆迁采访中,他与另一名记者被公安局副局长派警员以刑事拘留名义抓捕.而报社并不极积营救.最后虽脱离险境,他也离开了这份杂志. 以灾难新闻报道著称的李玉宵落下心脏病等疾病. 有些英雄记者喜欢夸耀经历.相当自大. 更多优秀记者在失去阵地后往往很难从光环中走出来恢复成为普通人.离开团队后的奋战,更为艰难. 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一些,该如何看待这些被扭曲的战士呢?
这种记者英雄的精神追求又具合理性,因为动荡的时代总是会产生超人,他们直觉感受生活在精神与物质双重困境中的人们的需求,而直接表述出来.而中国表达渠道与方式单一,从某种程度上更是加剧了他们在精神物品上垄断的英雄公司可能性. 但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英雄们的确付出巨大代价,这种牺牲是建立在自已土地上的奉献,任何时代任何民族,我们可以批评分析他们,但对他们应当有足够的敬意.因为他们身上也有我们甚至是每一个人对民族的希望与努力.他们的精神动力是我们可以分享的. 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通过社会正常化进程,英雄们渐渐死去,而更多的人们能拿起公民社会的武器,在各个层面进行社会改革,而英雄们渐趋寂寞,社会成为各处沸腾而没有中心点的生机社会.. 那时我们有职业化的记者罗马军团.我们时势造不出英雄,而英雄们也无法用民意造时势.那是个平庸然而幸福的年代.
posted by BFF @ 4:01 PM
0 Comments:
Post a Comment
<<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