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 繼續悲情示威 遲早釀成悲劇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2-19 林行止專欄
一、 世貿第六次部長會議,在以南韓農民為主的示威者強烈反對聲中落幕。世貿會議會場外的示威活動─由於沒有本地工會及非政府組織的全神投入,防暴警察及旁觀市民的人數都比示威者多─給香港人上了極具啟示性的一課。歷盡艱辛風餐露宿的示威者,雖然其情可憫,但其所代表的小規模農場遲早要受不斷前進的「時代巨輪」所淘汰,他們的悲情引起世人感性的同情,卻改變不了殘酷的現實!另一方面,香港警方展示了包括意志、紀律和裝備的龐大「鎮壓力量」,令本地示威者知所警惕,日後的同類活動仍要「循規蹈矩」,不可稍越警方批准的示威區,而擊鼓鳴冤式或載歌載舞嘉年華式的群眾活動,影響了交通和營商環境,不一定適合港人的口味,本地示威者千萬不可有樣學樣。香港群眾示威要保持安靜、堅持和平,往事告訴大家,只要訴求有理,便可發揮應有效應。
為這次會議來港的一百四十九國政府貿易官員、非政府組織代表及海外傳媒達二萬之眾,在港一周的消費大約一億元;政府為主辦會議投入三億多元(直接及間接費用),加上行政長官承諾對示威區域內受影響的商店作出適當的賠償,非常明顯,主辦這次會議政府在財政上得不償失。
值得額手稱慶的是,一周來示威者把精力集中在對抗警力上,因此「無暇」搗亂商店、搶劫及放火燒車,他們帶備爐具街邊煮食而沒有焚燒汽車,真是不幸中之大幸,本港的經濟損失亦相應減少,起碼比西雅圖和坎昆會議後政府為此作出的賠償少。
主辦當局希望可藉主辦世貿會議向世人展示香港作為國際會議中心的形象,進而提高香港的「國際地位」,這類無形收益之有無,正反雙方各自表述,莫衷一是,惟結論無關宏旨。事實上是,世銀、國基會以至世貿組織這類國際性機構的年會,自從一九九九年年底西雅圖會議後,許多國家已避之則吉,香港於○三年董建華連任不久後急欲「做出成績」,在沒有競爭對手之下順利接辦會議,用心良苦,勇氣可嘉,香港本身是否受惠,猶其餘事,對於入世只有四年的中國,有機會在中國領土上主辦世貿會議,正是大中華經濟受國際社會重視的徵象,因此政治上絕對正確。不過,對大部分國家而言,由於會議與示威結下不解緣,因此主辦會議被視為燙手山芋,世貿下次會議的會址何在,至今尚未有落。
二、 截稿時筆者尚未看到大會達成的協議《香港宣言》文本,就外電的零星報道,在歐盟的堅持下,大會把在二○一○年之前逐步取消農業補貼推遲至二○一三年,雖然令不少窮國失望,但總算定下了時間表;參考過往難有寸進的談判,取消農業補貼的談判能否如期達成協議,尚是未知之數,這意味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未來近十年仍要在美國及歐盟對農業巨額補貼下掙扎求存。南韓農民的悲情示威又一次收不到預期效果。 人均GDP近二萬美元的南韓,早已不是「發展中國家」,但在四千八百萬人口中仍有三百五十多萬農民,比例太高。經濟發展顯示,沒有國家在富強的同時能夠維持這高比率的農民。在一八二○年,美國農民佔人口的比例達七成,去年底的數字已跌至不足百分之二;法國、英國和日本期內亦從相若的比例分別跌至百分之四、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五;可是,為了政治(選票)理由,大部分發達國家仍然通過直接付款、提高農作物進口關稅的補貼農業政策,以農民總收入為基準,日本和南韓的補貼約百分之六十(農民一百元收入中有六成來自稅納的「貢獻」)、歐盟百分之三十四而美國百分之二十;新興國家如中國和印度,主要透過提高進口關稅保護農民。
為什先進國家特別是日本及韓國不取消補貼及貿易壁壘,直接向第三世界窮國購買其廉價農作物?答案是這樣做對誰都有利但對農民及政客不利。農民因此收入下降,自然起而反抗;而資本主義世界政客的做法與專門利人毫不利己剛剛相反,因此累人累己的農業補貼才會「世代相傳」,為禍人間。說來有點令人難以置信,歐盟對農業提供優厚補貼的其中一項理由,竟然是藉此令農民不會棄耕因而不致破壞了城鄉平衡的自然環境,因此,歐盟尤其是法國的農業補貼,向來被視為有「美學上投資」(investment in aesthetics)的成分!三、
農業保護主義毫無例外滲進了「農者天下之大本」的情意結,在不少國家尤其是日本和韓國,這種情況尤為嚴重,意味任何衝擊「大本」的政策,比方准許大米進口以壓低比世界平均價高六七倍的米價,南韓農民便誓死反抗,而他們佔人口約百分之八,這股政治力量因此不容忽視─遠的不說,這次示威中數百南韓農民被警方扣留,南韓便派出副外長來港「要求港方寬鬆處理」,此舉不過是展示執政黨對農民的關懷─在國際的關注下,誰都知道香港政府不可能嚴刑侍候和平示威的南韓農民。
對進口農作物徵收高關稅雖足以保護農民利益,廣大消費者利益卻被犧牲掉,南韓便是眼前的例子。政府寓禁於徵,大米不能進口(現在有限度開放─進口額逐年增加─引起農民極大不滿),南韓米價因此很貴,少數米農受惠,惟消費者要「食貴米」,損失更巨。世銀○二年的一份報告,指出工業國取消貿易壁壘及補貼農業,窮國的農民每年得益約為三百億元(美元.下同);可是,如果窮國取消進口關稅及諸種限制,每年的進益達一千一百億(主要是消費者可購買廉價農作物)。南韓不是窮國,但同樣可從放棄農業保護主義政策而獲重大利益。
農業需要規模經濟、資本投入及重視資本家的政治環境,因此,要使農民走出困境,農業工業化(資本集約、全部機械化)及創造更多現代化工業以吸納不必再在耕地上找生活的農民,是唯一出路。
南韓農民的悲情示威、感性訴求會打動人心,但解決不了問題;解決農業問題的科學和理性辦法,都會令南韓農民的訴求落空!如果他們漠視宏觀環境,誓死保護本身利益,恐怕遲早會闖出禍事。
一、 世貿第六次部長會議,在以南韓農民為主的示威者強烈反對聲中落幕。世貿會議會場外的示威活動─由於沒有本地工會及非政府組織的全神投入,防暴警察及旁觀市民的人數都比示威者多─給香港人上了極具啟示性的一課。歷盡艱辛風餐露宿的示威者,雖然其情可憫,但其所代表的小規模農場遲早要受不斷前進的「時代巨輪」所淘汰,他們的悲情引起世人感性的同情,卻改變不了殘酷的現實!另一方面,香港警方展示了包括意志、紀律和裝備的龐大「鎮壓力量」,令本地示威者知所警惕,日後的同類活動仍要「循規蹈矩」,不可稍越警方批准的示威區,而擊鼓鳴冤式或載歌載舞嘉年華式的群眾活動,影響了交通和營商環境,不一定適合港人的口味,本地示威者千萬不可有樣學樣。香港群眾示威要保持安靜、堅持和平,往事告訴大家,只要訴求有理,便可發揮應有效應。
為這次會議來港的一百四十九國政府貿易官員、非政府組織代表及海外傳媒達二萬之眾,在港一周的消費大約一億元;政府為主辦會議投入三億多元(直接及間接費用),加上行政長官承諾對示威區域內受影響的商店作出適當的賠償,非常明顯,主辦這次會議政府在財政上得不償失。
值得額手稱慶的是,一周來示威者把精力集中在對抗警力上,因此「無暇」搗亂商店、搶劫及放火燒車,他們帶備爐具街邊煮食而沒有焚燒汽車,真是不幸中之大幸,本港的經濟損失亦相應減少,起碼比西雅圖和坎昆會議後政府為此作出的賠償少。
主辦當局希望可藉主辦世貿會議向世人展示香港作為國際會議中心的形象,進而提高香港的「國際地位」,這類無形收益之有無,正反雙方各自表述,莫衷一是,惟結論無關宏旨。事實上是,世銀、國基會以至世貿組織這類國際性機構的年會,自從一九九九年年底西雅圖會議後,許多國家已避之則吉,香港於○三年董建華連任不久後急欲「做出成績」,在沒有競爭對手之下順利接辦會議,用心良苦,勇氣可嘉,香港本身是否受惠,猶其餘事,對於入世只有四年的中國,有機會在中國領土上主辦世貿會議,正是大中華經濟受國際社會重視的徵象,因此政治上絕對正確。不過,對大部分國家而言,由於會議與示威結下不解緣,因此主辦會議被視為燙手山芋,世貿下次會議的會址何在,至今尚未有落。
二、 截稿時筆者尚未看到大會達成的協議《香港宣言》文本,就外電的零星報道,在歐盟的堅持下,大會把在二○一○年之前逐步取消農業補貼推遲至二○一三年,雖然令不少窮國失望,但總算定下了時間表;參考過往難有寸進的談判,取消農業補貼的談判能否如期達成協議,尚是未知之數,這意味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未來近十年仍要在美國及歐盟對農業巨額補貼下掙扎求存。南韓農民的悲情示威又一次收不到預期效果。 人均GDP近二萬美元的南韓,早已不是「發展中國家」,但在四千八百萬人口中仍有三百五十多萬農民,比例太高。經濟發展顯示,沒有國家在富強的同時能夠維持這高比率的農民。在一八二○年,美國農民佔人口的比例達七成,去年底的數字已跌至不足百分之二;法國、英國和日本期內亦從相若的比例分別跌至百分之四、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五;可是,為了政治(選票)理由,大部分發達國家仍然通過直接付款、提高農作物進口關稅的補貼農業政策,以農民總收入為基準,日本和南韓的補貼約百分之六十(農民一百元收入中有六成來自稅納的「貢獻」)、歐盟百分之三十四而美國百分之二十;新興國家如中國和印度,主要透過提高進口關稅保護農民。
為什先進國家特別是日本及韓國不取消補貼及貿易壁壘,直接向第三世界窮國購買其廉價農作物?答案是這樣做對誰都有利但對農民及政客不利。農民因此收入下降,自然起而反抗;而資本主義世界政客的做法與專門利人毫不利己剛剛相反,因此累人累己的農業補貼才會「世代相傳」,為禍人間。說來有點令人難以置信,歐盟對農業提供優厚補貼的其中一項理由,竟然是藉此令農民不會棄耕因而不致破壞了城鄉平衡的自然環境,因此,歐盟尤其是法國的農業補貼,向來被視為有「美學上投資」(investment in aesthetics)的成分!三、
農業保護主義毫無例外滲進了「農者天下之大本」的情意結,在不少國家尤其是日本和韓國,這種情況尤為嚴重,意味任何衝擊「大本」的政策,比方准許大米進口以壓低比世界平均價高六七倍的米價,南韓農民便誓死反抗,而他們佔人口約百分之八,這股政治力量因此不容忽視─遠的不說,這次示威中數百南韓農民被警方扣留,南韓便派出副外長來港「要求港方寬鬆處理」,此舉不過是展示執政黨對農民的關懷─在國際的關注下,誰都知道香港政府不可能嚴刑侍候和平示威的南韓農民。
對進口農作物徵收高關稅雖足以保護農民利益,廣大消費者利益卻被犧牲掉,南韓便是眼前的例子。政府寓禁於徵,大米不能進口(現在有限度開放─進口額逐年增加─引起農民極大不滿),南韓米價因此很貴,少數米農受惠,惟消費者要「食貴米」,損失更巨。世銀○二年的一份報告,指出工業國取消貿易壁壘及補貼農業,窮國的農民每年得益約為三百億元(美元.下同);可是,如果窮國取消進口關稅及諸種限制,每年的進益達一千一百億(主要是消費者可購買廉價農作物)。南韓不是窮國,但同樣可從放棄農業保護主義政策而獲重大利益。
農業需要規模經濟、資本投入及重視資本家的政治環境,因此,要使農民走出困境,農業工業化(資本集約、全部機械化)及創造更多現代化工業以吸納不必再在耕地上找生活的農民,是唯一出路。
南韓農民的悲情示威、感性訴求會打動人心,但解決不了問題;解決農業問題的科學和理性辦法,都會令南韓農民的訴求落空!如果他們漠視宏觀環境,誓死保護本身利益,恐怕遲早會闖出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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