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 窮國自由貿易 世貿作用下降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2-13林行止專欄
牛津大學出版社及時在本月初出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銀前首席經濟學家、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茲(J. E. Stiglitz,和倫敦經濟學院一位研究員合作)的《公平貿易 一視同仁》*(下稱新書),讀過他於○三年出版的暢銷書《全球化和它的不滿者》的讀者,當知道和絕大部分經濟學家一樣,斯蒂格利茲亦堅認自由貿易是促進經濟發展最有效的政策;可是,和大部分經濟學家不同的是,斯蒂格利茲同情反全球化分子的立場,同時譴責發達國家把本身利益建立於犧牲發展中國家利益之上。這種觀點,他在新書中進一步闡述─正如書名所示,公平貿易必須一視同仁,「彼此彼此」,像有些國家(如美國)堅持世界各國對美國的商品和勞務開放但不能對她進行「傾銷」(她以「傾銷」藉口禁止或對外國貨課以重稅);同理,歐盟則祭起「共同農業政策」的法寶,要求其他國家開放市場、取消津貼,但它則受此「內部」政策的約束,無法不對其農牧者作巨額補助!
現在世貿總部所在地日內瓦的林美茵女士,近月為本報撰寫了系列有關貿易談判的特稿,訪問了赴日內瓦公幹的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和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令讀者對世貿談判的進展以至作為今次會議(MC6─世貿第六屆部長級會議)主辦單位香港政府擔當的角色,有深切的理解;不過,正如筆者昨天所說,香港在此錯綜複雜的貿易談判上(談判沒完沒了,以至GATT〔關貿總協定〕被視為General Agreement to Talk and Talk)插不上口,香港能做的只是作出與會國認同的技術性安排,而這已是不簡單的成就!
在新書第二章〈貿易可以促進發展〉,作者指出十九世紀初葉英國工業革命以至十九世紀末期日本明治維新,所以令兩國經濟突飛猛進,均與對外貿易有關。英國從世界各地特別是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進口原料(當時英國因此有「世界工場」〔workshops of the world〕之稱,然後把製成品向世界市場輸出;而日本明治維新之能成功,與其殖民地朝鮮及台灣源源供應低價糧食及工業原料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美、加、澳洲以至二十世紀亞洲四小龍、中國、印度和巴西的經濟崛興,國際貿易發揮關鍵性作用,彰彰明甚。
自由貿易「有益世人」,自從阿當.史密斯和李嘉圖分別於一七七六年和一八一六年發表有關著作後,近三百年來,已是人人知道的硬道理,新書的附錄提供了大量圖表和數據,強化了人們對國際貿易足以增加各國經濟利益和國民福祉的想法,這亦是世界各國領袖同意建立一套能使世界各國受惠的國際貿易體系的底因,WTO被賦予此種重任。可是,出人意外的是,斯蒂格利茲指出,貿易開放政策(open borders)有利經濟發展,卻與經濟增長沒有必然關係,他指出經濟強國日本、印度、中國和歐盟,迄今為止在貿易上只是半開門,仍有諸多設限。換句話說,貿易自由化固然足以促進經濟增長,但不完全自由的貿易政策,亦可以達致相同標的。
一度為建制經濟學家的斯蒂格利茲提出這種看法,頗為「大膽」,他還指出目前世界各國嚴重貧富不均,成因之一是富國主催成立同時由她們控制的WTO,經常作出令富國成為最大受惠者的決策。斯蒂格利茲認為歐美政客經常誇誇其談,大讚自由貿易的好處,因此要求窮國取消關稅、開放市場,但對本國夕陽行業如農業及若干工業則予以巨額補貼並實行保護政策,對農作物課以入口關稅甚至不准其進口,結果造成了兩極化的世界─一方面是牛油如山酒如池,一方面則是缺乏食水和麵包。WTO任務在把兩者「平均化」,但顯然這項任務離成功之期尚遠。香港會議若無法達成協議,世界貿易自由化馬上回到初前,在原地踏步,這意味世界貧富兩極化的情況無法改善。
斯蒂格利茲在新書〈序言〉中指出這本書剛好趕在香港會議召開前夕出版,惟他拉近貧富兩極的方法,似乎不在會議之內而是另有辦法。在他的設想中,通過WTO迫使富國撤銷保護性關稅和取消農業津貼,因為辦不到因而不應寄予厚望,在這種局限下,他主張讓窮國繼續實施保護主義貿易政策,但WTO成員國要對「比本國弱勢」的發展中國家大開中門,同時不必迫使這些「弱國」開放市場。這樣做對富國的損害有限,但窮國因此有無限生機,等到她們的經濟旺盛有能力加入市場競爭後,才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不遲!在斯蒂格利茲的認知中,發展中國家經濟能否持續發展,決取於其能否與世界經濟融合,而融合的第一步,是窮國之間彼此開放市場,互補有無,據世界銀行的估計,發展中國家間落實自由貿易,每年可創造六百億美元「額外」財富。
發展中國家彼此開放市場之外,政治透明、杜絕貪污等同樣重要,斯蒂格利茲認為窮國之窮,內部原因重於外部(外貿)因素。這是洞見之言,意味即使香港會議大竟全功最終導致環球貿易自由化,窮國若內政不修,其人民亦很難分享自由化帶來的經濟福利。
如果筆者的理解不致遠離斯蒂格利茲的原意,則香港會議的成敗,對富國的影響比窮國大。如果香港會議「沒有協議」,窮國仍有機會進行內部改革及與同等程度國家達成雙邊協議互相開放市場進而刺激經濟。從這一角度看,香港會議以至「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對世界經濟發展雖然重要卻不具關鍵性作用!
牛津大學出版社及時在本月初出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銀前首席經濟學家、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茲(J. E. Stiglitz,和倫敦經濟學院一位研究員合作)的《公平貿易 一視同仁》*(下稱新書),讀過他於○三年出版的暢銷書《全球化和它的不滿者》的讀者,當知道和絕大部分經濟學家一樣,斯蒂格利茲亦堅認自由貿易是促進經濟發展最有效的政策;可是,和大部分經濟學家不同的是,斯蒂格利茲同情反全球化分子的立場,同時譴責發達國家把本身利益建立於犧牲發展中國家利益之上。這種觀點,他在新書中進一步闡述─正如書名所示,公平貿易必須一視同仁,「彼此彼此」,像有些國家(如美國)堅持世界各國對美國的商品和勞務開放但不能對她進行「傾銷」(她以「傾銷」藉口禁止或對外國貨課以重稅);同理,歐盟則祭起「共同農業政策」的法寶,要求其他國家開放市場、取消津貼,但它則受此「內部」政策的約束,無法不對其農牧者作巨額補助!
現在世貿總部所在地日內瓦的林美茵女士,近月為本報撰寫了系列有關貿易談判的特稿,訪問了赴日內瓦公幹的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和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令讀者對世貿談判的進展以至作為今次會議(MC6─世貿第六屆部長級會議)主辦單位香港政府擔當的角色,有深切的理解;不過,正如筆者昨天所說,香港在此錯綜複雜的貿易談判上(談判沒完沒了,以至GATT〔關貿總協定〕被視為General Agreement to Talk and Talk)插不上口,香港能做的只是作出與會國認同的技術性安排,而這已是不簡單的成就!
在新書第二章〈貿易可以促進發展〉,作者指出十九世紀初葉英國工業革命以至十九世紀末期日本明治維新,所以令兩國經濟突飛猛進,均與對外貿易有關。英國從世界各地特別是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進口原料(當時英國因此有「世界工場」〔workshops of the world〕之稱,然後把製成品向世界市場輸出;而日本明治維新之能成功,與其殖民地朝鮮及台灣源源供應低價糧食及工業原料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美、加、澳洲以至二十世紀亞洲四小龍、中國、印度和巴西的經濟崛興,國際貿易發揮關鍵性作用,彰彰明甚。
自由貿易「有益世人」,自從阿當.史密斯和李嘉圖分別於一七七六年和一八一六年發表有關著作後,近三百年來,已是人人知道的硬道理,新書的附錄提供了大量圖表和數據,強化了人們對國際貿易足以增加各國經濟利益和國民福祉的想法,這亦是世界各國領袖同意建立一套能使世界各國受惠的國際貿易體系的底因,WTO被賦予此種重任。可是,出人意外的是,斯蒂格利茲指出,貿易開放政策(open borders)有利經濟發展,卻與經濟增長沒有必然關係,他指出經濟強國日本、印度、中國和歐盟,迄今為止在貿易上只是半開門,仍有諸多設限。換句話說,貿易自由化固然足以促進經濟增長,但不完全自由的貿易政策,亦可以達致相同標的。
一度為建制經濟學家的斯蒂格利茲提出這種看法,頗為「大膽」,他還指出目前世界各國嚴重貧富不均,成因之一是富國主催成立同時由她們控制的WTO,經常作出令富國成為最大受惠者的決策。斯蒂格利茲認為歐美政客經常誇誇其談,大讚自由貿易的好處,因此要求窮國取消關稅、開放市場,但對本國夕陽行業如農業及若干工業則予以巨額補貼並實行保護政策,對農作物課以入口關稅甚至不准其進口,結果造成了兩極化的世界─一方面是牛油如山酒如池,一方面則是缺乏食水和麵包。WTO任務在把兩者「平均化」,但顯然這項任務離成功之期尚遠。香港會議若無法達成協議,世界貿易自由化馬上回到初前,在原地踏步,這意味世界貧富兩極化的情況無法改善。
斯蒂格利茲在新書〈序言〉中指出這本書剛好趕在香港會議召開前夕出版,惟他拉近貧富兩極的方法,似乎不在會議之內而是另有辦法。在他的設想中,通過WTO迫使富國撤銷保護性關稅和取消農業津貼,因為辦不到因而不應寄予厚望,在這種局限下,他主張讓窮國繼續實施保護主義貿易政策,但WTO成員國要對「比本國弱勢」的發展中國家大開中門,同時不必迫使這些「弱國」開放市場。這樣做對富國的損害有限,但窮國因此有無限生機,等到她們的經濟旺盛有能力加入市場競爭後,才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不遲!在斯蒂格利茲的認知中,發展中國家經濟能否持續發展,決取於其能否與世界經濟融合,而融合的第一步,是窮國之間彼此開放市場,互補有無,據世界銀行的估計,發展中國家間落實自由貿易,每年可創造六百億美元「額外」財富。
發展中國家彼此開放市場之外,政治透明、杜絕貪污等同樣重要,斯蒂格利茲認為窮國之窮,內部原因重於外部(外貿)因素。這是洞見之言,意味即使香港會議大竟全功最終導致環球貿易自由化,窮國若內政不修,其人民亦很難分享自由化帶來的經濟福利。
如果筆者的理解不致遠離斯蒂格利茲的原意,則香港會議的成敗,對富國的影響比窮國大。如果香港會議「沒有協議」,窮國仍有機會進行內部改革及與同等程度國家達成雙邊協議互相開放市場進而刺激經濟。從這一角度看,香港會議以至「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對世界經濟發展雖然重要卻不具關鍵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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