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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December 22, 2005

林行止 強政勵治未收效 社會日趨不和諧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2-21 林行止專欄
一、
  人大常委曾憲梓昨天就第五號政改方案民意爭持不下一事發言,除了溫和地奉勸反對派「反正」之外,還指出即使方案無法在立法會通過,中央政府亦不會關起與泛民主派溝通的大門,傳達了北京安撫泛民主派並衷心希望香港社會和諧安定的清晰意向。當然,「曾人大」並不代表中央政府,他的話也許只反映了部分京官的看法,換句話說,北京對這件事的官方立場,有待有關部門在立法會有決定後的「評論」。

  特區政府以「強政勵治」的手法把政改方案弄得沒有轉圜餘地,負責其事的政務司司長應深切反省,不可因為一早聲明「只做二年」的客串性質而擺出一副罔顧一切的姿態;不管謀略多深、布局多周延,像政改這種決定香港政治前途的重大方案,竟然沒有預留「討價還價」的條款,等於「政府說了算數」,這樣的政府,如果有槍桿子,可能會把反對派一一捉將官裏!

  如果七十五萬個未經核數師核實的簽名改變不了泛民主派議員對政改投反對票(或棄權票)的決心,足顯「保皇派」在這場言文戰中,輸得甚慘。行政長官的顧問和政治任命官員上街簽名為自己的政策背書,荒天下之大唐,彰顯了公務員搖身變為政客,要有一段漫長的學習過程才有望成功。聽慣上司指示不敢行差踏錯的「徹頭徹尾的官僕」─筆者本來把彭定康口中的Consummate Public Servant譯為「優秀公務員」,但很多讀者和數位友人俱認為錯譯─「轉型」尤難。換句話說,以公務員心態(包括瞞上欺下)從政,要經歷多重考驗才能成功(事實上,放眼西方社會,公務員成功變為政客的例子極為罕見甚且可說未之見)。經過政改方案一役,筆者希望一絲不茍、勤緊任事的行政長官,能夠汲取教訓,起用王道的幹才為首輔,才能闖出新局面並成為一名稱職的政客。

二、
  身兼行政立法兩會議員的譚耀宗,曾以「政改失敗有損中央威信」,要挾泛民主派議員投贊成票,因為唯有這樣做才不會得罪中央政府─傷害中央的代價可以無限大。非常明顯,譚耀宗議員的警告收不到絲毫積極效果。

  筆者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現在已躋身強國之林的中國,在國際政壇上一言九鼎、舉足輕重,但在香港事務上,中國政府還有「威信」嗎?政治正確的答案只會蒙蔽中央,令其香港政策一錯再錯。在筆者看來,經過七百一十四票推舉董建華連任行政長官之後,中央政府在香港內政問題上已威望蕩然!譚氏的說法因此既無必要亦只有極少數人聽得進耳。

  大選舉團成員是否按照北京的指示投票選出董建華,外人不得而知,大家知道的是董建華是北京的首選─而且是唯一的首選。把香港搞得天怒人怨的董氏終於未終任便求去,可是這並非中央查察香港民意的斷然舉措,而是董氏的「守護神」江澤民和錢其琛歸隱之故,換句話說,若北京沒有人事變動,「建華之治」便可能長達八年。中央對香港事務都放手不管,惟對委任行政長官這一關則把得甚緊。然而,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在一再委任董建華上,中央亦賠上了全部威信!

  要恢復中央政府在港人心目中的威信,以大部分香港民意認同的方法遴選大選舉團成員(不論多少人)並讓他們以「自由意志」投票,是有效的辦法。以這種形式組成的大選舉團,很快會打破只有一名候選人的局面,等於間接地為香港政制注入民主成分!

三、
  曾蔭權就任行政長官不足半年,香港社會的最大變化是愈來愈不和諧。

  僅以十二月而言,不和諧現象,舉其犖犖大者,便有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公開表示對本地銀行追隨(及追加)聯儲局加息的不滿,這是過去從未發生過的事。在利率協議取消之後,銀行必然要根據本身對資金的需求情況釐定利率水平,如果連這種最基本的工作亦要「規管」並要「顧全大局」,那還成什自由經濟。任氏去周在他「觀點」專欄表述的意見,亦教人莫名其妙,「……市場上出現不同水平的最優惠利率,可能引起混亂,令市場人士誤以為銀行競相加息,可能造成情況失控局面」。這段短短的話引出三個問題─第一、自由市場本來便是混亂的,而混亂絕非因為利率水平所引致;第二、銀行根據本身情況競相加息(或減息),不會引起市場人士的誤解;第三、銀行根據本身的情況調節利率,令情況不致失控,與任氏所說的「可能造成失控局面」剛好相反。

  過往監管當局與銀行有商有量,任氏公開表示對銀行自行調整利率的不滿,似乎有意在利率調整上插上一手,日後「管與被管」雙方如何和衷共濟?任氏的不滿暴露了金管局與銀行之間存在一些不應該有的矛盾!

  另一項不和諧事件是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公開表示與他的前輩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看法互異。對於前者,完全沒有問題,事實上「君子和而不同」,政見不同因此是平常甚至是正常;但在政改方案是否「違憲」上存有歧見,便會引起日後的長期爭拗、辯論,甚至法庭相見;這種不和諧情況雖可能因政改方案胎死腹中而消弭,惟已埋下了不和諧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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