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s ADVANCES

Trying to get rid of surfing, wasted too much time, any suggestion?.......................... 七宗罪?............................... 1,没有原则的政治;2,不劳而获的财富;3,没有理智的享乐;4,没有特点的知识;5,没有道德的商业;6,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7,没有牺牲的崇拜。............................................. 虽然这是圣雄甘地说老印的.......

Saturday, March 25, 2006

吴江 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 第3期
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部的瑞典王国,在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称海盗之国,居民多为海盗及西欧国家流放的罪犯及其后裔,其经济状况比1917年十月革命时的俄罗斯还落后得多。从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执政直到现在,虽然执政几度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在此期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瑞典从一个落后国家建设成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是瑞士)从社会福利来说,则是第一位,标志着分配的社会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以上是刚读到的《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中所写的(以下简称《考察纪要》)。这篇《考察纪要》的作者杨启先同志曾于1985年和1988年两次赴瑞典进行考察,其得到的总的看法是:“多年以来,对于瑞典式社会主义,我们不仅是一直视为异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而且时至今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肯定的少,否定的多。其实,这是不够公平的。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暂时还难以做出一般都能够接受的结论以外,在经济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无论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民生活的提高,还是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应有利益等方面,其成就都是很大的。”

  这篇《考察纪要》发表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而且标题写明是“迟到”(即20世纪80年代的考察直到2002年3月才整理发表出来这表明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至今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我看来《考察纪要》既然已经发表,而且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实无回避之必要,完全可以公正地、实事求是地加以讨论和评论,尤其在理论上。

  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的历史背景及其理论表述

  在理论上,还是应当从1848-1850年法兰西革命至巴黎公社事件以后的形势说起。这就不能不多费些篇幅,然后再回到瑞典模式这个问题上来。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很长一个时期,苏联的理论家们一直把巴黎公社说得神乎其神,把它奉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典范,事实上并非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以后的一个时期,确曾认为西方主要国家的革命形势已经来临,因此积极为此从事活动。但是经过1848—1850年法国革命的失败以及资本主义几次平安度过经济危机并且生产力还得到长足的发展的事实,他们开始觉察到事情并不像他们原先估计的那样,革命危机还没有成熟。马克思1850年在总结法国革命经验时就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1所以当1871年普法战争中巴黎工人阶级趁抗击外敌反对“资产阶级投降行为之际举行起义并采取社会主义措施(主要领导者为拉萨尔派和蒲鲁东派)时,马克思并不赞成,认为时机并不成熟,但当巴黎工人起义发动起来以后,马克思不是泼冷水,而是热情支持并歌颂巴黎工人的大无畏精神和英勇气概,认为工人阶级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同时还深刻总结了第一次工人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性
意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渍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2这就是说,工人阶级革命的时机是否成熟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实现,完全要看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的新社会因素如何而定(主要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政治民主化以及整个文明达到足够的水平)。

  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的主要精力用于完成《资本论》的写作及进一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导实际运动的责任大部分落在恩格斯的肩上。1883年马克思逝世,恩格斯的责任自然更加重大了。直到现在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

  十月革命和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又从苏联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这个提法实际上淡化了恩格斯(虽然没有否定恩格斯),我想,如果列宁还活着的话,他也不可能接受这个提法。《考察纪要》的作者告诉我们,他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口中听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的提法,我想,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总不能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开啊!“列宁主义”是另一回事,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要讲到,这里要说的是,伯恩斯坦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如何在运动中贯彻他们的主张,这是恩格斯一生中最灿烂的一页,在他最后几年的岁月中,他始终与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正像我的朋友徐琳主编的《恩格斯与现时代》一书所指出的:1870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工人运动曾一度转人低潮,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工人运动才逐渐活跃起来,马克思主义才得到广泛传播,在这个基础上,欧美许多国家——丹麦、比利时、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挪威、奥地利、瑞典、瑞士、匈牙利、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先后成立了工人政党,这时的工人政党多定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人党,没有定名为共产主义政党的。这也和恩格斯当时的观点有关。1894年2月恩格斯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地表达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际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3这个问题还有一段历史,这里不赘。1898年7月,由恩格斯倡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带头,召开有 22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第二国际”的组织。其实这个组织完全是松散的,并没有任何领导机构的设立(此前被后人称为“第一国际”的国际工人协会还设有一个总委员会),连定期集会的制度也没有,各国党确认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为思想基础,但都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说到这时候的指导思想,就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l894年(即他逝世前一年)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这篇文章提到他们自1848年以来对革命形势估计的错误时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这时恩格斯根据当时的条件,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新的经验,重新考虑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策略,着重提出工人阶级应当把利用普选权作为工人阶级“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并且说明:《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声明,我们的同志绝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恩格斯说明:这当然包括暴力革命权在内——吴按),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4

  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负责人之一李卜克内西这样评价恩格斯:“他既是指路人,又是带路人,既是领袖,又是战士。在他身上体现出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5历史证明这个评价是完全公正的。
恩格斯逝世前后数十年,资木主义处于平稳发展时期,欧美各国工人政党也大多处于公开活动时期,能够径直利用普选权这一武器。进人了20世纪,资本主义重新遭遇危机,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造成“第二国际”的大分裂——出现了所谓“保卫祖国”派和“变帝困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派的对立。后者是列宁提出的主张,当时除俄国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外,从1918年到1923年,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家或地区也都相继爆发了革命并取得了短暂的局部的胜利,但最后都归于失败。唯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于是产生了“列宁主义”的称呼(这是列宁逝世后的事情),并有“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对立。从此,就有“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正统派)两个派别。随之,也就有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

  这里不谈上述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其中反对修正主义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也不谈苏联社会主义和基本上属于同一模式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得失及其获得的经验教训,这些,在中国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获得成功和苏联解体似后,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了。这里只想概括地谈一谈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也只能算是引言(因为这里也不是专谈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那需要另写一篇专文)。世界大战后,1919年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23年“第二国际”恢复活动,并改名为“社会党国际”。从这时起,西欧工人运动就形成了这两股势力:即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之间的对立,但优势和主要影响在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方面,因为它们不但吸收了绝大部分工人,而且其理论和活动比较适应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广大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的心理,资产阶级也比较能够接受。且不说这两股势力之间又斗争又合作(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合作曾是主要的)的复杂情况,就是社会党国际范围内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等本身也很复杂,它们除了一概否定暴力革命和一般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以外,各党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初时大致还能奉行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由恩格斯指导制定的德围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后来则是各走各的路:有的比较激进,有的比较温和;有的党继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有的党则放弃了这一旗帜而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马克思主义也在其内),并主张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多种途径;有的尚称自己是工人阶级政党,有的则称自己是人民的党或民族的党;有的主张同本国共产党合作,有的反对这种合作,等等。一些党曾不止一次地改组或重建,其倾向也前后不同。但是总的说来,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建时发布的宣言大致可视作是一种代表性倾向,这个宣言说:“不管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还是建立在其他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的启示,或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个目标就是一个社会公平分配、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这里没有明确写明奋斗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但是20年代的《社会党国际成立宣言》曾是肯定这一目标的,并说明:“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它的目的是要把经济权力交给全体人民,进而创造一个社会,使自由人能以平等的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

  所以,总的方面是不是可以说: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或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都一样)是在寻找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十月革命不同的道路)呢?或者说,是在资本主义胎盘内逐渐培育社会主义新因素,以便渐进式地(由量的积累到部分质变再到最后质变)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社会新形态来呢?我看可以这样说。当然,这种创造往往是试验性的,不会步伐整齐或呈直线上升趋势,随着形势的改变或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会有反复,有时前进,有时又后退。但有一个特点:即已经前进了的阵地即使在后退时也往往不会再全部丧失掉(例如:关于福利政策和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这里我举出两个例子也许有助于说明问题:一个是关于英国工党从1945年开始进行的一场改革;另一个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考察纪要》向我们介绍的瑞典模式。

  关于英国1945年开始的那场改革(被社会民主党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这里只简要地说几句。那是在二战后西欧资本主义残破不全的情况下由英国工党领导进行的一场社会结构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发行银行、交通运输、地方供应企业及钢铁生产等实行国有化,即属资本主义国家所有,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份达到20%;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总收人的2/5通过税收由国家实行再分配;采取所谓“全民福利”的方法,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的人提供免费医疗。1948年工党领袖艾德礼宣布:英国已成为“福利国家”。从此,“福利国家”之名流行起来。根据确实的材料,当时斯大林同英国工党左派拉斯基的一次谈话,甚至承认这种改革可能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一(因此,1951年苏共曾帮助英国共产党制定和平过渡的纲领),但是另一方面,或者说是更重要的方面,这种改革同时又使当时破败不堪的资本主义秩序得以稳定下来(按:此项改革当时是经美国默许并由美国资助进行的)。

  现在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谈《考察纪要》所提供给我们的关于瑞典所采取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了。

  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概况

  受苏联宜传的影响,我们一向对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见颇深。其实,直至苏联消失为止,他们从未向我们客观地如实地介绍过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真实情况(包括西欧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不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而是一概加以否定。我在这里首先想说的是:其实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复杂而且多
种多样,各国情况并不完全相同。瑞典并非处于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而只是作为其“四肢”(“心脏”和“四肢”是马克思的提法),离资本主义强权角逐的中心地区较远,所以其社会变革较能自主进行而不受或少受外国势力的干涉和影响。这里要特别指出一点,欧洲1923年成立的“社会党国际”所属各国社会民主党、社
会党、工人党等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解释原则上许多方面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尤其主张“思想多元化”。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虽然也承认“思想多元化”,但它仍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作为自己的主要指导思想。这是其特点和优势之一。

  对于人们很想了解的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状况,我在这里只是根据《考察纪要》就其要点分题加以引述介绍,即采取“述而不作”的方法。我劝读者能耐心读下去,切不可放过了解这个异邦社会主义的机会。

  关干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瑞典社会的性质问题。《考察纪要》写道:“我们一直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党,瑞典社会是一个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考察中,我们曾经非常直率地提出: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和什么性质的社会?他们明确地回答:时至今日,他们自己仍然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主要埋由是:从瑞典社民党的历史看,在1889年成立时,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党纲党章,而完全是一字不变地采用了当时由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我们访问时,他们虽然正在酝酿第七次修改党纲,但在其散发的修改党纲的宣传资料中仍然载明: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只不过是明确了工人阶级不仅包拓蓝领工人,也包括白领工人。……为此,他们还特地邀请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从展览馆的照片陈列次序中可以看出:第一位是马克思,第二位是恩格斯,第三位是拉萨尔,第四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篮亭……。

  在我们同瑞典社民党的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者交谈中,他们特别强调说: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条件的,即在前面必须加上“民主” 两个字,完整地说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加民主两个字,他们宁肯你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愿你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那种社会主义社会,是代表苏联式的社会主
义社会,对群众没有吸引力,这就意味若不能获得群众的选票,该党就不可能上台执政,并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

  关干瑞典的经济性质。《考察纪要》说:“瑞典经济的性质,用他们的话来说,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在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与私有制混合;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混合;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混合。其中,最核心的是所有制的混合,因为,只有做到了所有制混合,才有可能做到分配制度与经济运行方式的混合。为什么社会主义耍实行混合经济,他们还以他们党的自身经历,向我们讲了一段很深刻的历史教训。”

  “据他们介绍,瑞典社民党1889年成立时,瑞典还是当时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们连最起码的普选权都没有。由于生产力发展和党的水平低,成立时提不出自己的纲领,只好全盘采用了当时恩格斯领导制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该党纲明确规定,政治上将通过民主选举,和平过渡取得政权;经济上将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管理等。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在政治斗争目标方式的提法上虽儿经变化,如开始提的奋斗口号是:“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有了普选权以后,改为提出:“为争取进入议会而奋斗”;有了议会成员以后,又提出:“为掌握议会的多数而奋斗”。但纲领中的上述经济目标始终没有变。到1920年选举,社民党和保守的人民党议员加在一起超过了议会的多数(对立面主要为同皇室有关的议员),但社民党的议席超过保守党,两党便组成联合内阁上台执政,并由社民党的党魁出任首相。因为内阁是以社民党为主,社民党就有条件推行党纲中规定的经济纲领,开始用收购赎买的办法,在全国搞起来了一大批以国有制为主的公有制企业。但由于没有能够解决公有制企业如何处理好的一些问题,很快就导致了企业活力下降,效率效益不行,经济出现了不应有的困。在1924年的选举中,社民党的选票大幅下降,随即被迫退出内阁,由保守的人民党上台执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
说就是,因此把党的执政权也丢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全党上下讨论,得出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是:瑞典社民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必须坚持搞社会主义,但搞社会主义,所有权的社会化,不是一个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于分配的社会化即对社会财富如何进行公平分配以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与其搞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国家投资很多,付出精力很大,但效率效益普遍不高,创造不出很多财富,要公平分配也没有强大的经济物质基础,那还不如除必须由国家举办的以外,不搞那么多公有制企业,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私人企业去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由政府合理分配来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更为有利。对于私人企业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弊病,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克服和解决:一是通过工会势力在基层进行必要的斗争;一是通过议会立法从上层加以限制。并且根据这一结论,修改了原来的党纲党童。从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到1932年大选重新掌握议会的多数而上台执政,一直连续执政44年,到1976年才又被保守的人民党夺去。在此期间,他们把瑞典从一个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发展建设为世界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为瑞士)。从1976年到现在,虽然政权儿经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民党执政。到20世纪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其全部国民财富的社会化分配部分,按国家财政收入一年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达到57-58%。从而有条件把瑞典建成为一个世界上社会福利最多的国家,使分配社会化的理论在实践中运用到了淋漓尽致。”

  关干瑞典实行的分配原则。《考察纪要》说:“瑞典的分配原则,据他们介绍说:是既要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与劳动效率的提高,又不能让分配差距过于悬殊,有点类似我们近些年一再强调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意思。其主要的做法有:在初次分配中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即对劳动多、贡献大的人,必
须做到多得;反之,只能少得。但在冉分配中,要进行合理的调节,以做到最终分配的差距不致过大。因此,至今他们全国除了极少数优秀企业家,如沃尔沃汽车公司的老总那样的人物,年收入可达上百万克朗以外,绝大多数人实际收人的差距都不是很大的,如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职工的工资,在税前的差距可能达四、五倍,但税后往往只有两、三倍。特别是他们除工资以外,并没有其他级别津贴和职务消费,应该说这个比例是很小的。所以,他们在介绍时说,瑞典的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中可能是最小的;一般所谓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瑞典可以说已基本消除。对此,开始我还半信半疑,但经过到几类居民的家中实地观察以后,感到确实已大致如此。”

  关于瑞典的福利制度。《考察纪要》写道:“瑞典的社会福利,人所共知,在世界各国中是最多的。即除了同其他西北欧国家一样都有法定的四大保险:退休养老、公费医疗、失业和工伤以外,还有这样那样名日繁多的各种社会福利项目,以致人们把他们形容为。从摇篮到坟墓”都有福利的国家。根据我们考察所了解的一些事
例看,可以说确实是名不虚传。如:

  (1)在养老方面,一个劳动者如果退休了,不仅可以依法定期领取足够生活的退休金;而且,年老了生活日理困难,还可以住进国家举办的养老院,除了可以免费就近享受各种医疗护理外,其生活条件不比我们现在的“三”级宾馆差。

  (2)在失业方面,一个劳动者如果失业了,不仅可以定期领取法定的失业救济金,而且可以免费通过国家举办的职业介绍所,在全国范围内帮助其介绍新的工作。如果新的工作岗位同其技能条件不符,可以免费参加国家组织的各种培训。如果新的工作岗位同其现在的居住地不在一地,国家还可以资助给部分搬家费。

  (3)在教育方面。不仅人人郡可以享受终身免费教育,而且法律规定,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只要有一个外籍子女在上学,学校就必须为其配备一位‘母语’教师,当然一般不是专职的,但每月必然为其讲一定时间的。‘母语'课。大学教育,从大校到毕业,虽然有一定学年,但法律规定,只要学生认为找不到比较合适的工作,不愿离校,就可以继续免费读下去。因此,据他们讲,现在每个学校几乎都有一批连续读了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老大学生。

  (4)在生育方面。一个妇女生了孩子以后,不仅可以享受长达一年半的带薪假期,其中一年为100%,半年为90%。而且在第18个月时,如果检查确认又怀孕了,还可以继续享受90%的带薪休假,一直到孩子出生,重新享受18个月的带薪假期。同时,夫妻双方可以协商,如果女方工作比较重要,不能或者不愿在家休息这样长
的时间,也可以由男方代替在家休假。

  (5)在监狱方面。对于被拘留者或者正在服刑的犯人,不仅一切生活开支国家全部供给,而且每月还要发给一笔虽然不是很丰厚、但也不是很少的现金津贴。正因为有上述这些社会福利,使该国每个公民和居民的基本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得到必要的保障。因此,瑞典的社会风气普遍良好,生活安定,秩序井然,真有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样子。据我驻瑞使馆同志介绍,我国在瑞建馆几十年来,在瑞的工作人员,还很少遇到过被偷窃的情况。

  “虽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瑞典的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从我们接触和听到的一些情况来看,至少也带来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与矛盾。一是,这种高福利制度,是靠高税收来支撑的。因此,瑞典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到了全国CDP近60%,在世界各国中也是最高的。即整个社会财富,差不多3/5都被国家集中去了,留给企业和居民支配的比例太小,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最高的一档曾经达到过80%以上(现在还在70%以上),等于劳动者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绝大部分自己得不到。导致企业和单位在需要完成紧急任务时,除八小时以外职工一般都不同意加班,认为加班增加的收入,自己得不到多少,不值得。有一些高收人的居民,如80年代初瑞典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网球运动员博格,因不满瑞典的累进税率太高而不愿继续在瑞典居住,跑到英国定居去了。二是,这种高福利制度,很容易被人钻空子,利用它来获取自己本不应得到的利益。如我们在访问中曾造访过一户所谓最低收人的工人家庭,就发现了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即这家人已经有了三个女孩,但女主人又怀上了。我们感到很奇怪,就向男主人提问。他答复说,我早核计好了,我妻子在家生孩子最划算。这不仅因为,生了孩子有一年半的带薪假期,满18个月时如果又怀上了孩子,还可以继续在家带薪休假,等于我妻子长期都可以休假在家,管理种种繁杂的家务;而且瑞典政府鼓励生育,对多生孩子实行累进补贴制度,多一个孩子每月至少将多得1000多克朗的补贴,还免交所得税,这样可以明显增加我家的收入。当我们又问他:那对你有没有什么损失呢?他开始说:没有!待想了一会儿才说,也有,那就是不能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旅游,因为带上老婆孩子一大堆不方便……。这些情况说明,瑞典这种太多太高的社会福利制度,也还有合理调整改进的必要。”

  关干瑞典的杜会公正。《考察纪要》说道:“瑞典的社会,从我们在考察中了解和接触的种种事实来看,可以说是比较公正的。在许多国家中往往盛行的等级特权、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等,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所见所闻确实不多。”

为什么瑞典的社会能够做到比较公正?主要是:

  “1,完善的法律制度,有效限制了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发生。”例如:法律曾经明确规定:除国王以外,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内,外出时都不能配带警卫。正因为如此,瑞典首相也就是社民党的主席帕尔梅,在1988年底我们去考察前不久,在下班后偕夫人乘地铁到斯德哥尔摩最热闹街区的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看完出来顺人行道步行回家,正准备进人地铁站时,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凶手枪杀,据说至今还没有破案。从此以后,才修改法律,规定首相外出也可以带警卫。我们去时看到,人行道上的血迹还在,还不时有人自动地把鲜花放在有血迹的地上,以示哀悼。
  “法律还明文规定:全国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领导人,国家才配给公务专车,其他人一律只能乘公共交通工具或用自己的车代步。这不仅大大减少了政府部门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而且也杜绝了利用公车办私事的种种不正之风。

  “法律还具体规定:什么级别的领导人,在对外公务交往中可以接受礼物的限额。这一条,我们曾经有过一次亲身体验。1985年,我第一次随体改委代表团去瑞典考察,对方主要的接待单位是工业部。在我们去会见工业部长(一位女士)时,礼节性地送给她一对北京出产的七、八英寸高的景泰蓝小花瓶,作为纪念。她打开
包装盒看后很惊讶地说:真美!但随即叹了一口气说:很可惜我不能拿回家,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出来后问我驻瑞大使馆陪同会见的同志才说:他们法律有规定,部长级领导在外事活动中,接受礼物的最高限额不能超过100克朗(约300多美元),这个花瓶在北京不值多少钱,但在这里估价可能会超过l500克朗。因此她不能拿问家,只能摆在办公室里欣赏。只有在她离职时,新来的部长表示,这件礼物如果你喜欢,可以带走!她才有可能拿回家。”

  “2,公开的舆论监督,有力地制约了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在这方面,我们1988年底考察瑞典和奥地利时,在两国分别都碰到过一件具体的事例。在瑞典时,正赶上瑞典社民党一位中央执行委员(相当于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当时全国工会主席的女儿,在不应该分给住房的条件下分到了一套住房,被舆
论曝光了,并公开批评这位工会主席是依靠社民党执政的特权搞以权谋私。为此,社民党中央专门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舆论公开解释和表态,并由工会主席在会上据实说明:这件事事先他并不知情,是他女儿自己搞的,当然,他也有教女不严之责,一定尽快督促女儿把这套房子退出来,其问题按法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处理。从而才把这一事件基本摆平。”

  关于政党和领导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考察纪要》专就这个问题写了他们在考察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党的生存危机,迫使各级领导与公职人员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和以公正的原则处理社会事务。瑞典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党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不仅能否上台执政要取决于群众的选票,党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选票。因为,他们国家财政对各个政党都没有无条件的拨款,政党的经费来源,除党员交纳的党费和其他自筹的经费以外,较大一部分要靠政府按照其进入议会的人数,定额拨给费用,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得到群众较多的选票,进入不了议会,没有这笔资金,是很难长期存在的。因此,无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各项活动中,都势必要力求保持一种富而不奢、平等待人和社会公正的形象。例如:瑞典社民党虽然是一个多次上台甚至一次连续执政四十多年的大党,但他们的中央机关,在我们去访问的80年代末,还只有六十多位工作人员,一个哥德堡省的省委,工作人员只有五、六个人。当我们代表团去该地访问时,从介绍情况、交流会谈、带领参观、导游一直到司机的任务,都由一个人全包了。而且据他讲,哥德堡省委所属有三、四百个支部,都分散在各个社区(因法律规定,党的组织是不能进人企业和单位的),他们每个月至少都要去转一遍,以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或传达上级党的指示,所以是非常繁忙的。在1985年我随体改委代表团第一次去瑞访问时,也是在哥德堡,正逢一个星期天,该省的省长和议长在邻近挪威边境的一个山顶城堡里共同设宴欢迎我们,排场虽较正规,但吃的却很简单,而且吃完饭后在城堡内一个广场招待我们听刚从莫斯科演出归来的交响音乐时,从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到省长、议长,自始至终也没有摆一个座位,而只是同一般游览的群众一起,站着听了一个多小时,特别是在归来的路上,当我们的汽车正准备上船过渡时,前面一辆车突然打不着火了,坐在车门口的议长(还是个腿瘸的人)和省长一句话没讲就率先跳下车去帮助群众一起推车,一直到汽车发动了才上车。其情景颇令人感动。

  “他们的这种社会公正原则,不仅体现在处理国内事务上,对外国来宾也一样。如我们1985年去访问时,到斯德哥尔摩那天正好是双休日,城内住处不好安排,就把我们拉到市郊海边一个小岛上的一个工会的休养所里住。四周全是空旷的雪地,既没有围墙,也没有警卫,服务员也很少,而且对我们每个人只安排住了一间最多
十平方米的房子,包括团长也不例外,只不过团长多了一间约十来平方米、几张沙发就摆满了的会客室。据说这也是他们社民党主席、当时在任首相卡尔松经常来此休息时所住的房间。双休日结束后,把我们搬到了城里,所安排的旅店不仅规模不大,设施还不及我们现在的三星级饭店。而且对团长也没有安排什么高级客房或套房,而是同其他团员一样只住了一个标准间。

  “对于如何保持这种良好的社会公正形象,他们的领导人不仅在生时很重视,而且在逝世以后对后事的处理也很注意。如前面讲过1988年被刺杀逝世的帕尔梅,他生前不仅是瑞典的首相、社民党主席,还是社会党国际的主席,在欧洲和世界上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在国内也有颇高的威望,对社民党和国家的贡献都不小。但在遇刺逝世后,既没有给他建扩什么纪念堂、纪念馆或纪念碑之类,也没有给他修一座比较豪华的坟墓,而只是将他的骨灰埋在被刺街道附近教堂后面的一个公墓里,地上没有任何建筑物,只有一块约四平方米用黑色大理石铺成的平面墓地,上面竖立着一块约一米高有帕尔梅签字的鹅卵石。据说这块鹅卵石原在帕尔梅的家乡,因为帕尔梅每次回家乡竞选时,都要站在上面发表竞选演说,故移此以作纪念”

  《考察纪要》的摘要到此为止,主要采取了抄录的方法。我想这对于了解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可以说得其轮廓了。

  《考察纪要》读后感

  谈到读后感,首先应当回顾恩格斯最后几年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所表达的期望。恩格斯当然不可能预见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后的种种新情况,更不可能预见到一场世界大战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点由西欧转移到俄国及经济落后的东方。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原来期望的西欧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消沉下去之后,西欧资本
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的道路如何走这个问题重又提上了日程。运动不可能停止,但道路显然和十月革命迥异。这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重新记起恩格斯在1894年提出的重要策略——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利用普选权作为工人阶级新的武器”并且重申“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仍是适合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战斗的工人阶级的需要的。当然,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世界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运用这种策略也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曲折的情况,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提及,但是像《考察纪要》推介给我们的瑞典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及其获得的成果,至少说明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运用这种策略并非一无所获。因此,现在我们除了关心我们白己所获得的社会主义自身的经验(包括检查、总结和改革),同时也要采取科学态度虚心考察西方的运动及其所获得的成果(包括失败的和成功的)。两者因国情和历史条件不同,固然有不可比的地方,但也有某些可比的或可以互相参照的地方。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考察纪要》本身也记录了当时考察者的想法和感想,兹抄引如下:

  “通过这次访问,对瑞典社民党(和奥地利社会党)的情况有了较多较深的了解,我们都感到收获颇大。但是,对于瑞典式的社会主义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异同?对于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修正主义与列宁主义、瑞典式社会党与苏联式共产党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分析与认识,也感到有些迷惑难解。为此,在当年访问结束回国的途中,路经巴黎时,我们曾经进行过一次座谈,并邀请了几位我国驻法大使馆的同志参加。在会上会下的交谈发言中,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两种不谋而合的说法和感想,至今我还认为,很值得我们深思与参考。”

  “一种感想认为,第二国际理论与第三国际理论、瑞典式社会党与苏联式共产党,其所遵循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方法,都是对的或者是有道理的,两者的区别主要是所代表的国情不同。前者即第二国际和社会党代表的,基本上是当时一些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民主选举的制度,一个党派有可能通过选举,掌握议会多数,和平过渡上台执政,从而推行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上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多数国家的社会党(或社民党、工党),都曾经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上台执政、甚至比较长时期地执政,并推行种种社会改革的政策,对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制度的改良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后者即第三国际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基本上是一些当时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同家,不仅还没有建立起民主选举制度,而且掌握着政权的反动派武装到牙齿,有权力肆无忌惮地镇压各种革命力量。不通过武装斗争,就不可能推翻反动派的统治,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并推行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政策。但是,对于后者来说,有一点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就是:用武装斗争的办法取得政权,对社会主义只是起着一个‘催生婆’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实际上并不‘够格’,即1) 社会主义需要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不‘够格'(2)社会主义要求有完善的民主法制不‘够格'。因此,在通过武装斗争把社会主义政权‘催生’下来以后,必须下决心抓紧补上这两课(这就是中国把自己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的原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就是为了补上这‘两课’,以便为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吴按)
如果能够这样地认识这个问题,在革命成功建立起新的政权以后,除非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都要不失时机地集中精力抓紧抓好这两个方面的‘补课’,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优越性,就有可能迅速地推迸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假若不是这样地认识问题,而是主观地认为,只要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了新的政权,自己就是一个。‘够格’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谁要是对此不同意或者表示某种疑义,就毫不留情地坚决加以排斥、打击甚至镇压。
那就不仅很难建设成一个真正‘够格’的社会主义,而且可能变成封建半封建式的极权主义,像苏联过去的斯大林时期那样。最终不仅建不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会遭到广大群众与干部的反对甚至唾弃。

  “还有一种感想认为,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苏联式共产党与瑞典式社会党之间的关系,有如天主教与基督教一样,两者的‘老祖宗’都同出一家。只不过是:前者主张坚持按‘老祖宗’的原话(这种说法似可再议,前者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恰恰是不按‘老祖宗’的原话行事;所谓‘原教旨主义’倾向是表现在另一方面。——吴按)一字一句地照本本办事,不得逾越,有点类似于一般讲的原教旨主义;后者则主张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不断进行革新与创新,以更有利于扩大并推行‘老祖宗’理论的影响与主张,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胜利。”

  现在看来,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正当性。至于如何看待这两种模式及其关系,是一个应当慎重考虑和仔细研究的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听到读者朋友的高见。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l卷第47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笫l版第39卷第20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0——522页。
5 《恩格斯传》1983年中文版第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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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教师写给南都周刊的一封信

《南都周刊》编辑:

  你们好!

  这是一个如此注重孩子教育的年代,也是一个教育投资风行的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名重点中学的老师,我常常感受到大众对名校的敬仰、渴求甚至是迷信。

  我们学校在广东省里算是一流的,曾有学校老师这样说:“在我们手里培养的学生,都应该去北大清华,一般的也要去中大华工,否则,就是我们的失败。”连学校里的老师都这样认为,可以想像,要一般的老百姓不追逐名校那是很难的。名牌中学的入学通知书就是名牌大学继而高薪厚职光明前程的直通车票。为了这张车票,多少人削尖脑袋往门里挤。

  我们学校办了个民办初中,记得,招考那天,整条马路都塞车。三万八的赞助费,这是一个工薪家庭一年的收入。如果孩子入学考试不通过,那么就连交钱的资格都没有。要是这些家长都有权有钱,名校学位如囊中之物也罢。偏偏诸多人都还无权无势,却又不得不跟风加入名校追逐潮中。结果,没进名校的只好望门兴叹,而进去的也未必如愿以偿。

  有钱孩子的奢侈生活

  名校办的民校,我敢说它基本上就是个贵族学校。在广州,能够毫不在意地一下拿出几万块钱而面不改色的家庭我想并不算多。有很多家长交钱的时候都是掂量再掂量的。但也有不少家长却是根本不计较这几万块钱的赞助费。我去家访的时候,听到不少的家长说,我们家里有这个条件,孩子也不笨,当然要选个好学校。也有的家长说我的事业很成功,事事如意,最操心的就是这个孩子,再没别的。在那时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个民校里的学生不简单,他们的家庭背景跟往年的公办初中学生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家访那几天,我所见到的家长可以说是非富即贵,虽然没有真正接触到学生,但我已经知道,我这个班不好带。

  有一个家长对我说,小学的时候有老师对他的孩子态度很不好,给孩子造成了伤害,“如果我不是可怜她,早让她卷铺盖了,当然——”家长满脸笑容地对我说,“老师,我对您是很尊敬的。”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心里百般滋味。在金钱和权力面前,名校算什么,老师算什么,名校可以有很高的门槛,但同时也有很低的姿态。不是我们名校选择学生,是有钱的家长选择了名校。

  开学以后,这个班果然很难带。以往不用操心的午餐和午休,都成了老师的难题。有些学生中午都不爱在学校吃饭,几个同学打出租车去天河城购物中心,吃完饭再到六楼打游戏,到差不多上课了再打个车回来。我们以前的学生很少中午在校外游荡的,可现在不同了,学生一出校门,你简直没法知道他去哪了。还有,我们当时要是有什么杂费要收从来不必预先通知的。老师都知道你说收作业未必收得齐,收钱一下就能收上来,哪个学生要说没带钱都要给同学嘲笑的。

  有一次,学校共青团组织发出帮助身边贫困同学的倡议书,班长读倡议书的时候全班哄堂大笑,因为身边的同学没有人需要帮助。

  年级组织外出活动,本来说去深圳欢乐谷,学生都反对说我早去过好几回了。商量了很久才选定了广州番禺的一个农庄,去的时候没有什么学生带干粮,去了再买嘛。学生问,老师那里有没有麦当劳。有一个女孩子带了饭盒,里面是“我们家保姆给我做的寿司”。回来的时候又出问题了,好几个学生不想跟车返校,理由是他们再约了一起回去玩。我感觉自己真赶不上趟儿。

  孩子价值观形成受影响

  你说花了几万块钱把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又有什么好处呢?这里会助长孩子攀比之风,学生的骄娇二气会更加严重。平常班里有一两个这样的孩子我们都会教育他,可现在,整个班都这样。家长把孩子送进我们学校的初衷大多是希望孩子在学校良好的学习气氛熏陶下,耳濡目染也变得勤奋好学。但那么多有钱人的孩子聚集在一个班里,效果实际上是相反的。我们老师也没有什么经验针对这些特别的学生进行特别的教育,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

  可以想象,如果普通家庭的小孩进了这样的民校就会显得另类了,会不会遭到排挤先不说,我们老师会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但初中是学生价值观、人生观初步形成的阶段。在此之前,这个孩子可能根本对金钱是没有概念的,可一上初中,他的思想就会受到冲击。他原本对自己的父母和家庭都感觉良好,结果渐渐发现,自己的一切跟别人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社会贫富悬殊在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那里不是那么容易被消化理解的。比如,有钱的孩子读书不成,父母可以送他去外国读,将来还可以继承家业。家境普通的同学就会想,天道酬勤是骗人的,努力读书有什么用,个人前途早已由家庭背景决定了。我这里并不是说仇富,实际上,也有不少孩子家庭条件很好,他本人品格非常纯朴学习也很不错。但我觉得,对十来岁的少年来讲,他很难理解和接受自己和同龄人之间这种由于金钱而造成的差距。

   学生家长的教育误区

  学校教育不是保姆式教育。家长都希望老师能对自己的孩子格外用心,但一个班里50多个学生,不可能每一个学生老师都细心关照到,只能说是维持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如果家长自己对孩子不用心而把希望寄托在老师身上,那这个孩子八成是管不好的。最有效的教育始终是来自于家庭。天底下做父母的,即使你有再多的钱,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都不可以忽视,绝对要亲力亲为。

  可惜这个道理很多家长都不明白。他们总是以为,你是老师你懂教育,我们不懂。所以孩子就交给老师了。有些家长开着车来接孩子,可是孩子从后门溜了,家长还傻傻地等。等不到就打电话到我这里找人。孩子回家了,家长还打电话来让孩子向我认错。干嘛向我认错呢?你自己的孩子,犯了错,你自己都不会骂,还要找我来替你骂。我总对家长说,孩子上学,只要带一张交通卡一张电话卡,外加一瓶水就足够了。可是有些家长,孩子身上带了多少钱一点都不知道。最离谱的一次,学生新买了一双一千多元的耐克鞋,我看见了告诉家长,家长都搞不清楚儿子买鞋的钱从哪来。

  我曾经教过一个学生,他是因什么关系来到我们学校的我不知道,他念的小学也是名校,但他的基础很差,完全跟不上我们的教学。他听不懂广州话,普通话也不怎么会说。那个小孩除了学习跟不上以外,其它的事情都做得很好,独立能力强。后来知道他家在外地,父亲把他一个人放在广州念书。这个小孩为人正直,也爱劳动,集体荣誉感强。因为家里只有管家和他两个人,管家只负责他起居饮食,别的事一概不管。孩子基础差对课程不理解,作业做不了,于是就不做了。课听不明白,于是就不听了。我给他补过课,可是他每一科都不行,补也补不过来。有一回我检查试卷的改正情况,这个学生没有卷子。因为,父亲来了广州,对他读名校感到很得意,于是请了生意场上的朋友大摆宴席。那天晚上,他也随父亲出席了宴会,口袋里装着一张不合格的试卷。席间该学生去了厕所,把试卷扔进马桶冲掉了。

  名校并非适合所有学生

  我所知道的名校向来是不怎么重视初中教学的,不仅仅我们学校是这样。因为三年后的升中考是一次大洗牌,名校名声在外,生源是不愁的。很多普通中学的优秀学生都会报考我们学校。而我们自己辛辛苦苦培养的学生却有可能会考到别的名校去,那又何必为他人作嫁衣裳。说到底,名校吸引外界注意的始终是高考的升学率。所以名校的初中管理是比较松散的,随你自由生长。像上面提到的孩子,家长把他送到这里来然后又丢下不管,那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根本不能达到培养孩子成才的目的。

  如果孩子有能力又自觉那去什么学校都无所谓;如果孩子本身不够自觉或者能力不够,那他在普通中学读书也许会更好。因为,普通中学对于教育水平一般的学生有着更为丰富的经验,而且对学生的行为规范约束得比较严格,教学进度也与学生的能力相匹配。而我们学校进度快,难度大。教学要预留很大的空间给那些学有余力的学生,绝不可能手把手地教。一个数学问题,可能会有几个同学听不明白,但老师不会再重复讲,因为有更多的同学已经不耐烦了。有些学生,他在行进快速的队伍里会跟着越走越快,但也会有学生跟不上,越来越掉队。这是因人而异的事情,家长一定要考虑自己的孩子属于哪种类型。

  有些家长家庭是很困难的,他指望交几万块钱,孩子读上好初中,日后就可以考上好高中,然后是名牌大学,那么节衣缩食凑的三万八也就值了。其实孩子的发展不能这样预想的,选初中一定要根据孩子本身的性格和能力来选。

  名校办民校的师资难题

  报考名校所办的民校,很多家长都是冲着名校的师资去的。在他们看来,学校的名称和属性并不重要,关键还是在师资力量上。

  说实在,哪一家名校都不可能真的把自己的骨干老师放到民校的。我们学校都是初中的老师想上高中,民校校区的老师想进校本部。因为高考才是名校的命脉所在,真正的骨干老师都会待在校本部教高中,而且在校内也备受尊敬。

  去到民校那边的要么是资历浅要锻炼的年轻老师,要么就是返聘已经退休的老师。还有就是不能胜任高中教学的老师也会被学校放到民校去。这就是所谓的名校骨干教师。再有的就是从社会上招聘来的老师,跟我们校本部一点关系都没有,而这些老师在民校教师中居多数。我并不是说这些任教的老师就一定不好,而是想让大家知道:根本就没有必要迷信名校的牌子,说穿了,名校所办的民校其实就是一间很普通的学校。

  因为是民校,学校为了招生顺利,教学抓得很紧,因为生源就是钱源。成绩不好,学校会找老师谈。家长对老师有意见,学校也会找老师谈。教学压力之大可以想见。学校对从社会上招聘来的老师许诺,如果做得好,可以将民办教师转为我们公办学校的教师,可以进入校本部。这个承诺,对民办教师来说极具吸引力。可以转正的名额有限,但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招聘来的老师却越来越多。所谓僧多粥少,正因为如此,老师之间关系紧张,几乎到了彼此不说话的地步。学生学得好,这个老师的地位才稳固。职业的压力就这样转嫁到学生的头上了。

  他,其实并不快乐

  我自己带的学生是交赞助费进来的。但学生还是认为自己是考进来,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划分出去。系出名门总是令人骄傲些。有一次,我在班上讲:“学生没有好坏之分。”出乎我的意料,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竟引来学生的欢呼。也许学生们已经太习惯以分数论英雄了,分数的高低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了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可以决定他们的“好”和“坏”。欢呼声落下,看着下面一张张天真的笑脸,我感到心酸。。

  以前有一个学生,我们叫他“小东”。刚入校的时候他真是个快乐的孩子,整天都是笑嘻嘻的样子。他要求发言的时候,很着急,于是站起来;怕被老师责怪,于是又坐下去。整一节课就这么坐立不安的。慢慢地,他的问题就来了:好动,坐不住;粗心,贪玩,作业写的是一塌糊涂,你说他,他只是东张西望地笑。初中的课程虽然不像高中那么紧,但是为了保持在市里面的领先地位,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是很高的。学校对老师的要求是:每一节课都应该能解决一个问题,每一节课学生都要有收获。初中生本来就好动,出个小插曲什么的环环相扣的四十分钟就浪费了,教学任务也就完成不了。小东那种自由散漫使得各科的老师都有意见。

  小东的妈妈出了国,爸爸工作没日没夜地忙,只有一个老奶奶看管他。像他这种情况在年级里是很普遍的。我班里有好几个学生都是一个人和佣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一个星期也见不着父母一回。你想找家长谈,学生会说我也想找他们呢。办了这个民校,我才知道,有钱人是这么多,有钱人的孩子是这么可怜。

  小东只是个孩子,你训他的时候他会觉得委屈,一屁股坐地上蹬脚捶手,还会落下两滴眼泪。到了初一下学期,全年级的老师包括实验室,都知道我班里有小东这么一号人物了。为了避免麻烦,很多老师都不爱提问小东,他们只要求“你好好地给我坐着。”开始的时候,小东还不乐意。后来,他就频频要求上厕所,因为实在坐不住。有的老师本来对他的印象就不好,现在就会觉得他故意捣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发觉小东不听课了,他以前虽然闹,但眼睛总是盯着你的,现在,我在讲课的时候找不到他的眼神。小东有时是在睡觉,有时会看漫画,有时呢,什么也不干,只是发呆。无论如何,他对课堂没有兴趣。可我不能太多地提醒他,因为讲课是有进度的。到了这个时候,他的成绩已经跟不上了。

  有一天中午,小东没有回班上,我以为他又去流连网吧了,很生气。等他回来我问他,小东说他在外面溜达。小东去了坐地铁,一站一站地坐过去,又一站一站地坐回来——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车厢里,无所事事。因为不想看到同学利用午休时间复习功课,因为回家会听到奶奶的唠叨,没有地方可以去。炎热的天气就像这少年的心情,焦灼而无奈。我看到他神情漠然的脸上还有点点的汗珠,突然觉得很惭愧。

  在国外的妈妈据说是不会回来了,而小东的爸爸依旧焦头烂额地忙着。

  利益让教育失去本意

  不会有哪个学生存心要放弃自己的学业,我们所看到的顽劣、任性都自有它背后的原因,那都是社会和家庭问题在孩子身上的折射。孩子应该在适宜他生长的土壤中成长。给他所需要的阳光和水,每一棵树苗都可以很茁壮。

  现今的教育在它的供求双方看来,一方是将之当成一宗生意来谋求利益,另一方希望教育可以提供晋身更高阶层的途径。教育已与利益密不可分,它原有的意义被遗忘了。教育原意是要促进人的身心发展,在我看来,它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关注人的发展应该被放在第一位。怎样考得好和怎样学得好是两回事。升学率和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是两回事。孩子的健康成长和他日后的前途也是两回事。可是现在教育的双方却因为功利的目的而一拍即合。家长怀着什么样的目的把孩子送进名校,每个人只要想想自己的心情,就应该明白为什么今天名校变得这样高不可攀。我作为一名重点中学的老师,在社会上有时会受到出乎意料的礼遇,这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教师的社会地位提高。这只能说明,有很多人他们对名校有所求。当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本身,而是为了一些外在的物质要求。那教育与它的对象——学生——都不可能得到真正健康良好的发展。

  我怀着真诚的理想选择了这份职业。我相信先贤所说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但在现实中,我发现做不到。

  基于以上原因,我给你们写信,希望社会和家长面对名校时多一些审慎和思考,不要一味追风。

  顺颂

  春安!

  斯域

  20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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