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s ADVANCES

Trying to get rid of surfing, wasted too much time, any suggestion?.......................... 七宗罪?............................... 1,没有原则的政治;2,不劳而获的财富;3,没有理智的享乐;4,没有特点的知识;5,没有道德的商业;6,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7,没有牺牲的崇拜。............................................. 虽然这是圣雄甘地说老印的.......

Saturday, October 22, 2005

CCP's Beijing propaganda department censored major local newspapers for the death of a 14 year-old girl.

This is now a verified news as I just came across a superb blog written by a reporter working for SAN-LIAN life weekly in Beijing. Here is a part of his post today:

司机对我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报纸都没有报道?”
我说:“《新京报》报道了。”
司机说:“为什么只有《新京报》报道了?《信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为什么没有报道?”
我说:“《新京报》不归咱们北京市委宣传部管,所以想报什么就报什么,人家的口号是负责报到一切。”
司机说:“这事有什么不让报的?”
我说:“新闻的真实性就是一定要把正面新闻报道的逼真。”
司机说:“那这些报纸都是干嘛吃的?”
我说:“《信报》的口号是新闻一条是一条,凑够了就可以了。《北京青年报》的口号是有新闻的地方就有《北京青年报》。”
司机说:“那小孩被掐死难道不是新闻么?”
我说:“您听明白了,有新闻的地方就有《北京青年报》,什么地方有新闻呢?肯定是有《北京青年报》的地方,或者跟《北京青年报》有关系的地方,比如《北京青年周刊》出事了,一出事就是大新闻。”
司机说:那《信报》为什么不报呢?
我说:“人家新闻一条是一条,第一条是国家总书记做什么,第二条是国务院总经理做什么,第三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做什么,第四条是北京市委书记做什么,第五条是北京市长做什么,第六条是北京市副市长做什么,第七条是有关美国总统布什,第八条是有关萨达姆,第九条是有关航天员,第十条有关巴金……到小女孩这里,条数已经凑够了。”
司机说:“明白了,我以后只看《新京报》。”
后来我又到网上查了查,发现报道这个14岁小女孩被掐死的新闻确实只有《新京报》一家。

However, it seems that the censorship was merely due to the successful PR compaign by the Beij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corporation. Probably that's why after several days of silence, Beijing Youth Daily picked it up again, however they chose an intern to do the story. Everybody knows that in China you got to have connections. Sometimes, I doubt the Beij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corp. can have enough connections to put pressures on local CCP's propaganda department. However it turned out to be the case. I suspect that Taishi incident has been censored by CCP'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due to the same reason. Guangdong local officials reached out! From these two cases, we may know how competent(or incompetent) the CCP's propaganda departments are...

清华教授之女被售票员掐死续:家属寻证人遭威胁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22日08:54 中国青年报
“我们健康活泼的女儿就这样没了……她才13岁啊!”清华大学的晏教授呆坐在方凳上,
失神地念叨着,隔壁房间传来妻子的呜咽。这是女儿小容离开他们的第15天。10月4日下
午,小容在乘726路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与一名中年女售票员起了冲突,昏厥后被送往
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公交车上起冲突
  “我女儿当场就被售票员掐晕过去了。” 晏教授痛苦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晏教授
一家三口逛街到新街口豁口,上了726路公交车准备回家。晏有离休证免票,妻子按规定
买了两张一元的票。这时,坐在前门第一排老人座上的中年妇女转头大声指挥当班的年轻
售票员,说他们是在新街口上的车,该买两元的票。年轻售票员就又撕了两张票,妻子只
好委屈地掏了钱。晏教授13岁的女儿有点不服气地说:“妈,他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呀,我
们明明是在豁口上的嘛!这帮人什么玩艺儿,真不是东西。”
  “那中年售票员听了这话猛站起来,一手揪紧我女儿头发,一手掐住孩子脖子,女儿
顺势踢过去,但没踢着。我们吓坏了,赶紧上前拦住,哀求她别打孩子。那人毫不理会,
只死掐住我女儿脖子,妻子上前怎么拉也拉不开。眼见孩子嘴唇变白,脸色发青,慢慢瘫
软下去。”晏教授和妻子眼含热泪大喊救命,求司机将孩子送往医院,司机却说,你女儿
打了司售人员,要先拉去总部交罚款。此时,孩子已经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了。
  年轻售票员见状不妙,忙叫司机开门。“我们刚觉得有些欣慰,却听她又说:‘把他
们扔下去!’等女儿被人七手八脚拖下车丢在路边时,我们已经感受不到孩子的心跳和脉
搏了。”
  “患者被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接诊的二炮总医院医生称。经过电击、
上呼吸机等一系列抢救措施,小容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记者采访被挡
  事发后,726路公交车所属的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双层客运分公司迅速作出反应。
党委工作部部长盛雪明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达了对晏教授一家的歉意。她同时强调,动手
者虽然是726路公交车的售票员,但她当时并不当班,而是搭车回家,因此她只是一名普
通的乘客。作为她的单位领导,公司要负领导责任。
  对于公交公司的这种说法,晏教授一家表示绝不能接受。他们强调,普通乘客决不会
对售票问题进行干涉,那名售票员虽然当时并不当班,但却履行了当班售票员的职责。更
何况孩子被掐、昏厥都是发生在车上,当班售票员和司机没有采取任何挽救孩子生命的措
施,这更是不负责任。
  “公司非常关心这件事:考虑到她父母年龄较大,我们在事发后专门安排他们在二炮
总医院养身体,并派有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陪同照顾老人,尽心尽力地做好善后工作。”
盛雪明说。
  “哪里是照顾,明明是监视!”一提起这事,小容的母亲郑女士就很愤怒。据他们说
,病房门口有人,连电梯口都有人把着,多则七八个人,最少也有两三个人。有人来探望
,他们便会追出去问人家是哪个单位的,是不是记者。“10月12号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
》的记者扛着机器来采访,在一楼电梯口就被拦了回去。”小容的姨妈说。
  寻访证人被威胁
  事发第6天时,警方虽然已刑拘了打人售票员和当班司售人员,但仍然没有同车人可
作证,办案人员建议家属一起帮助寻找。孩子的姨妈和姑妈当天上午便来到事发的上车地
点新街口豁口举牌寻找目击证人。
  两个小时过去了,证人没有出现,但路过百姓的善意询问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下午3
时再赶过去,马路对面却多了几个来回转悠的人。“他们是公交公司的人,我见过!”小
容姨妈很肯定,“而且刚才有记者想在对面给我们拍照,也被拦住了。”
  一下午的寻找仍然没有结果。两人一回到病房,老两口便惊慌失措地迎了上来,“你
们没事吧?!明天再别去啦!”就在一个小时前,双层客运分公司的总经理龚绍清和副经
理许凯双双来病房“探望”二老。“他们很严肃地叫我们两位妹妹快别出去了,如果再出
去,不敢保证司机家属会不会去打他们呢!”
  小容姨妈想起来心里就直哆嗦,“我姐姐、姐夫被吓得呀,身上抖得像筛糠一样,无
论如何也不叫我们再出去了。他们说,女儿遇了害,不能再没了两个妹妹……”她停了停
,倔强地说:“就是拼死也要为侄女讨回公道!”
  黄昏将近,一家人默默围坐着,桌上摊着小容六年级时的作文《20年后的我》,稚嫩
的笔迹无忧地诉说自己的梦想,“20年后我是一个律师……”晏教授不忍读下去,转头点
燃一支烟,苦苦地吸了一大口,“现在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我们全家都在等待,度日如
年啊。但是我们相信政府,坚信公安机关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答复。”
  实习生 张静雅 本报北京10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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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專欄 賄賂促進商務 公平競爭蕩然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2005-09-14
德國平治車廠涉嫌在許多國家、特別在非洲及拉美國家推銷汽車時「行賄」,由於其母公司戴姆勒─佳士拿在紐約交易所上市,必須遵守美國國會一九七七年通過禁止商業機構賄賂外國官員的《外國行賄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司法部及證交會因此要進行調查!

  禁止行賄法案若有效推行,等於杜絕官員貪污、糾正政府腐化,令商業可以在公平環境下運作;不過,這種完善的理想境界,可說可望不可即。眾所周知,在不少地下經濟蓬勃的國家,政府立法愈嚴,意味商界支付的賄賂開銷愈大,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官員的風險上升,其冒險的代價自然水漲船高。說來有趣,投資學的「風險報酬率」,在這裏竟派上用場。

  一九七七年美國雷厲風行要美商以過人道德水準在海外烏煙瘴氣地區經商後,在不少問題上唯美國馬首是瞻的西方先進國家,竟然置若罔聞,並無紛紛效尤。換句話說,這些政府無意干預商人在海外的經營手法,對美商非常不利,訂單和合約多流向肯付「回佣」者之手,不難理解;雖然有些美商因此想出種種變通的辦法(如在第三國成立代理人公司經辦貿易手續),但不是所有商業機構都樂於鑽法律漏洞,等於無法徹底紓解美商的困局,政府終於運用影響力,迫使經合組織(OECD)其他三十三個成員國,於一九九七年召開目的在「打擊國際商貿中對外國官員行賄」的全體成員大會,與會者人人叫好、熱烈鼓掌,好像大會提高了他們的道德水準;可惜會後各國按兵不動,少有制訂類似美國的法例。禁止商家賄賂外國官員,不僅知易行難,而且不利商業運作,大拖經濟發展後腿。

  事實上,對於商人來說,最佳的情況是政府法例水潑不進,在這種情況下,官員是否百毒不侵,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沒有斟酌權,無法憑己意提供優惠,因此賄賂完全沒必要,這種情形下的經營環境很公平,只是「生意難為」;最壞的情況是政府執法甚嚴,官員輕易不敢受賄,只有「大手筆」的賄款才能打通關節,進行官商勾結的勾當,那等於製造了另一種不公平─膽小錢少的商人基本上無法有效經營,長此下去,經濟在政府表面上極之廉潔之下死氣沉沉,毫無活力。

  對於工業界人士來說,最理想的經營環境,是法例有很高的彈性,這等於賦予官員很大斟酌權,商人走對門道,一切便能順利運作。這種情況雖然有利經濟發展,可是由於如此運作肯定製造了不公平現象(貪官向出價最多者服務),因此只能算是「次佳」(second best)。

  經濟學家認為,貪污和賄賂可助商業順利運作進而帶動經濟向前發展,因為「賄款」的作用有如「貼士和收費」,等於把市場運作注入公共服務之中。「貼士」令顧客獲得較佳服務,亦有提高效率的效果;非常明顯,在「次佳」的市場,賄賂可令「生意興隆」。舉個簡單的例子,假設消費者願意花一百元買一件恤衫,那件恤衫成本七十元(直接間接成本六十元加十元利潤),這宗成交的「創造價值」為三十元,如果政府加諸種種限制,交易告吹,那三十元便消失了;假若「次佳」的情況出現,零售商向有關官員行賄後可以進行交易,依然有三十元創造出來,只是這筆有端端創造出來的錢並非悉數落入商家口袋(假設消費者只願出一百元,即零售商無法把部分賄款轉嫁)而是與貪官分贓。

  世界銀行昨天公布全球一百五十五個「經濟體系」的「營商環境報告」,中國排名九十一,營商環境甚劣,而其中一項原因是貪污盛行;但中國經濟增長最快,反證了「貪污與賄賂有助經濟增長」之說。

  在自由市場,「私營市場賄賂」(private bribes)是常見之象,比如當對人有所求,向供方行賄是司空見慣之象,在許多地區還是合法的,但接受者則多半會觸犯法例;例外是食客為了取得較佳座位及較殷勤服務而給予侍應生的「小賬」,這是隱性賄賂,然而從未聽見店東因此不快的新聞(要分成甚且獨佔的店東則很多),因為給侍應的「貼士」有「三贏」效果。顧客認為物有所值,才給予小賬,受者不論是侍應、領班甚至廚師,因此笑口常開、招呼周到、烹調特別用心,而老闆肯定可獲最後利益。不過,這種「皆大歡喜」之局,卻可能對不付「小賬」或出手不夠闊綽的顧客不公平……,這也許是著名的紐約餐廳Per Se規定「服務費一律百分之二十,不收其他小賬」的原因(見九月五日《紐約客》的〈埋單〉一文)。不過,「私營市場」賄賂並非路路皆通,比如採購經理幾乎毫無例外被僱主禁止接受賣方(售貨或提供服務)的賄賂(現金、禮物或遊宴),Wal Mart便是一個極端例子,其買手出雙入對,連與賣方「飲茶食飯」亦有嚴格的規範。

  公共領域的賄賂(public bribes)即私人對官員的「進貢」,即使在貪污排名榜上掄元的國家,亦被明文禁止,因為貪官出賣的必然是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把公眾利益作為「私人物品」送予行賄者,對不行賄或出價偏低而行賄不成者便造成不公平,有違自由市場公平競爭原則,非禁不可。不過,就社會的總利益(general welfare)而言,貪污賄賂有利而無害,因為其運作與前述恤衫買賣的效應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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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21, 2005

张五常:人民币升值会增加美国就业吗?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上文提到美国财长斯诺到中国来要求人民币再升值,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没有改进。该文指出,人民币升值能否改进美国的贸赤是弹性系数的问题,有不小的机会适得其反,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但斯诺要求人民币升值来减少贸赤,我只是从传媒读到,很怀疑其可靠性。几个有关的弹性系数无从估计,弄巧反拙的机会不小,斯诺手下的经济专家不可能不知道。

远为可信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是中国进口美国的货量大,对美国的经济有大冲击,增加了美国的失业人数或减少就业机会。人民币升值使中国货的进口价格上升,有提升进口税的效果。要求人民币升值于是成为一种「保护主义」,不是书本说的保护「婴儿工业」(infant industry)的那一种,而是保护美国工人的就业。

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中国货进口美国价格上升,于是进口货量下降,是对的。进口货量下降,美国需要转工的工人会减少,这也对。转工不灵会失业也。然而,长远一小点看,进口下降就业机会不一定会增加。这是因为中国出口美国减少,有可能弱化中国人对美国货的需求,从而减少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但这是间接的,不明显,不会使反对中国货进口的政客的热情降温。

美国目前的进口「过多」的困境有两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其一是说过的,世界的经济结构十多年来出现了巨变,满是廉价劳力的参与国际产出的国家多得很。约束中国货进口,还有印度、泰国、马来西亚、非洲,等等,屈指难算。以配额约束中国纺织品,订单跑到印度等地区去,价钱不比中国高,虽然质量可能差一点。美国可以约束多少个国家呢?全面约束,美国的消费者会破口大骂,而进口商与不计其数的零售商人会黑口黑面矣。

好几年前我调查过,一件在美国零售一美元的中国货,中国厂家大约获十九个仙。这是说,除了运费,绝大部分中国货进口美国的收入落在美国人的手上。这不是剥削,是交易费用使然。让美国商人赚取这些费用,消费者笑逐颜开,皆大欢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只为少数人转工不易,政客夸夸其谈,就漠视了人数多不知多少倍的商人与消费者的利益呢?这是政治,我不懂。

第二个困难我也说过。美国有严厉的最低工资管制,不分男女长幼,也不管何方行业,每小时的最低工资大约八美元。这是中国的三十倍。其它廉价劳力国家低多少倍我不清楚。今天美国要保护的纺织品行业,本土的工人差不多一律获取最低工资,如果被解雇,这些人要到哪里去找工作呢?如果没有最低工资管制,每小时八美元失业的可找五美元的工作,不是很好,但可以,只是最低工资法例不容许失业的这样做!

在一个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的大时代中,不可能没有一部分人受损,或起码要受损一段时期。因为共产国家的改革与其它的封闭国家跟着开放,增加了十多亿的廉价劳力参与国际产出竞争,原则上,举世应该得益。可惜在这巨变中,有一部分人会受损。政治的引进增加了受损的人,也久延了受损的时日。

世界大变,风雷急剧,我认为美国要掌握时机,大手改革自己的法例与制度的不足来应对,开放开放,推出自己无与伦比的科技优势,赚钱无碍也。


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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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保持理性-----中国对日战略

VIA CAT898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引发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日两国在该地区经济地位的反向变化----在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并陷于不振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崛起却突飞猛进,日益成为拉动东亚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相应地,中日两国国民的心态也在发生着显著变化。中国民众爱国主义热情高涨,对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自信心前所未有地增强,日本国民则正在丧失自1970年代初期日本实现“明治维新”百年梦想、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以来所形成的骄傲心态,尤其是面对身旁曾在近一百多年来被其欺侮、侵略过的庞然大物----中国的崛起,日本国民的心态更加复杂、敏感,社会思潮右翼化的情况有所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日之间的各种摩擦,不论是历史问题、领土问题还是经济、贸易问题,在两国社会舆论中均被笼罩上了强烈的民族感情色彩:中国民众要求讨回历史正义、公道的意愿不断升温,日本民众对“中国威胁”的担忧及不服输的心理也与日俱增,彼此间的对立情绪日益扩张和蔓延。

自今年初开始,中日两国政府和民众围绕中国在东海开发建设“春晓”油气田的对立情绪明显增强。9月中旬“春晓”油气田投产前后,中国海军向该海域派遣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消息出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使得国内一部分民众主张向日本开战、以武力解决中日领土争端并借机向日本复仇的情绪陡然高涨。令人关注的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学术界人士也积极参与进来,认定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再次扩张崛起”,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性冲突”必须要用战争方式(实际上是指“中国战胜日本”的方式)来解决,并呼吁“战争胜负将决定历史进程!而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不是导致胜利的准备,就是导致失败的准备。”一句话,就是主张中国应当以武力解决当今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并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扩军备战。

我认为,这些学者的观点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没有恪守学者应有的理性。用知识的逻辑和理性来客观、冷静地分析问题,是学者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作为普通人,我们完全理解并由衷地尊重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和立场,所有的激情抗议也好,谩骂也好,皆不为过。但一个国家之所以需要学者,就是因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富强需要理性地制定国家战略。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正在蓬勃崛起的大国的发展如果失去了理性,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样?经验告诉我们,其结果自然与1930年代的德国和日本无异。

究竟什么是军国主义?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对时代的基本认知,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对中国国家战略取向的基本判断。

按照《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的解释,所谓军国主义是“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18世纪的普鲁士曾流行军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对内竭力增加军费,畸形发展军事工业,向人民灌输侵略思想,强迫人民服兵役,加强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实行军事独裁;对外掠夺,干涉他国主权,进行颠覆活动,发动侵略战争。”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信奉“领土主义”,在迄1945年为止的人类历史长河中,这一直是强国意识和战略的主轴,即视领土扩张或生存空间的扩大为国家的最高战略目标,因为领土的增大不仅将使国家的臣民增加、税收扩大,而且可以增加国家的地表资源或地下赋存资源,继而增强国家的威望。所以,在1945年以前,任何改变国际关系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几乎都与领土争夺相关。但是,国际关系的“领土主义”时代在1945年以后终结了。为什么呢?因为“领土主义”时代有着严格的技术条件限制。我们对时代的认知,必须抛除直接源于意识形态或民族情感的狭隘视野,应当从技术的、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出发来思索。因为所谓“时代”,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内涵。人类的科技进步史,几乎是一部军事技术革命的历史,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科技进步,几乎都率先被应用于军事领域,每一位掌握了先进的进攻武器及其技术的国王,无不产生侵略他国进行领土扩张的强烈愿望。于是,处于防守的一方也会拼命地革新武器,最后直至技术水平及其力量出现一个暂时的平衡。历史上,如此循环从未间断。换言之,军事技术进步的“矛”与“盾”从未实现过统一。此乃历史上大国间战争不断的主要根源之一。正因为如此,在足以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大国关系中,尽管也存在着一些国家协调、谈判或相互间的妥协,但武力一直是解决纷争、矛盾的最后手段,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军国主义”是“领土主义”时代的产物。其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军事化,从意识形态、思想、政党政治、行政、司法、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等一切方面,全部军事化了,整个国家变成一部高速运转的军事机器。“军国主义”的技术基础是庞大的、武装到牙齿的武装力量,其社会经济基础是垄断(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早以有过详尽的论述),其政治基础是军事独裁统治,如东条英机内阁和希特勒的纳粹组织,而其国家战略的核心就是领土扩张,如二战前日本和德国流行的所谓“生存空间理论”。这四个条件缺一不成其为“军国主义”。若按此标准来衡量,在今天的世界上可以勉强称为“军国主义”的国家大概只有“北朝鲜”。但必须说明的是,“北朝鲜”的国家战略主要是谋求确保国体的国家安全,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

1945年以后,对人类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格局影响最大的就是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但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格局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冷战”层面,则不免过于肤浅。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导致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经济主义”时代。这是当今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时代的基本背景。

为什么会有“冷战”?因为大国间的“热战”已经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什么如此?因为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里,不能不提及两个方面的技术革命和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及其重大影响。一个是以核技术为核心所导致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革命性变化,一个是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影响,经济组织的重大变化是跨国公司的大发展。

核武器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军事技术发展的“矛”与“盾”的统一。虽然美国为了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对日本实施了两次核打击,但当前苏联在继美国拥有核武器之后,核武器实际上成为不能使用的武器,因此才出现了“核威慑”的概念。这导致现代国际关系发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大国之间的“热战”有触发世界核战争的危险,在仅美苏两国的核武器便可毁灭地球几千次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理念真正开始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因此,二战后从未发生过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虽然也曾有过类似的危险经历,但双方都理性地予以避免,在冲突即起的最后一刻走向妥协、缓和,古巴导弹危机就是如此。大国之间的“无战事”状态,确保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基本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虽然近半个世纪以来,地球上也发生过许多次战争,但基本都是因种族问题、宗教问题或历史遗留问题所导致的局部战争,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亦不过是美、苏两个大国躲在背后的“代理战争”。所有这些战争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二是围绕投送核武器的运载工具的军备竞赛,使得国家的军事边界实际上变得没有意义。当年希特勒的坦克军团虽然在前苏联西部的战线上一度所向披靡,但是随着战略纵深的扩展,最后它犹如强弩之末,溃败于莫斯科城前。前苏联辽阔的军事地理(边界)纵深,成为其反败为胜的制胜法宝。然而,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展开的核武器运载工具的军备竞赛,极大地弱化了国家军事边界的意义。从远程战略轰炸机到中程导弹、洲际导弹再到远程激光制导武器,敌人在千里之外便可以实施精确打击,两次“海湾战争”令人震惊地展现出国家军事边界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被虚拟化了。

另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革命就是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国家的信息边界在很大意义上消失了,或者说成为虚拟的边界。一个国家内部的任何变化,可以瞬时传遍全世界,并反过来对该国产生重大影响。信息技术革命对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传媒业的进步。在传媒以书刊为主要载体的时代,统治者对社会思想的禁锢最为简单易行,但是到了传媒以电视为主要载体的时代,情况便有了极大的改变。所以,“越南战争”尤其是“阿富汗战争”成为典型的所谓“输给传媒的战争”。而当我们进入网络时代,政府对民舆的控制成本极大提高,甚至控制本身在技术上亦难以实现,因而政府对国内外信息传播的控制几近不可能。网络第一次使人类实现了“话语权利的平等”,不仅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信息可以瞬间被传遍国人,而且国内的任何信息也同样会瞬间传遍全球。国家信息边界的弱化或虚拟化,必将带来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原有的一国“内政”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被“国际化”了,成为各国之间战略博弈的重要内涵。比如,中国人若得到印度尼西亚政府或居民欺侮华人的信息,我们绝不会认为那是他们的内政;同样道理,如果加拿大政府以所谓国法而不遣返赖昌星这个腐败分子的消息传来,国人也不会认同他们的所谓“内政”。

技术革命及其相应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带来企业组织的巨大变化。跨国公司就是这样一种在战后世界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企业组织。它与其他企业组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资源,将资金、技术、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以及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投放到其他国家去进行生产。这为现代国际关系至少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跨国公司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东道国人口与资源比例失衡的巨大压力,通过增加东道国的就业使得海外殖民或移民的意义极大地缩小,这在当今时代无疑是减少国际摩擦与纷争的重要因素;二是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使得土地这种传统意义上不可流动的资源成为一种新的“流动性资源”。所以,跨国公司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国家的经济边界,使世界各国形成了全新的基于国际分工发展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也正是近年来国际机构和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使用GDP统计、而越来越少地使用GNP统计的主要原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国人才调侃地说道:“当年日本人用‘三八大盖儿’没有抢走的东西,今天被日本的大型跨国企业得到了。”

综上所述,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在国家的军事边界、信息边界和经济边界都被大大地弱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当跨国公司使得土地成为全球流动性生产要素的时候,“领土主义”已经失去了生存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时代是“经济主义”时代。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时代”及其特征,是由足以主宰世界格局的大国关系所决定的。“经济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各国全方位的经济交流、分工所形成的日益密切的相互依赖(存)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经济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础,经济利益成为大国之间利益纷争的主导,这其中所出现的种种摩擦或矛盾是自然的,而且随着经济交往的增多各种国际摩擦也将更多、更加广泛,但其最终解决手段或渠道是国际磋商、谈判和协调,而不是战争这样的暴力手段。在“经济主义”时代,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局部的军事冲突,但它们不会对世界基本格局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而且其最后的结局还是要依赖有关大国之间的协商和调和来确定,“科索沃战争”即是如此。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必须理智地思考这样几个问题:日本已经成为军事大国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军事大国等同于“军国主义”吗?日本国内一部分极右分子的军国主义陈词滥调等同于日本整个国家是军国主义吗?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代表着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它们对日本国家体制及其战略的基本判断是军国主义吗?在我看来,那种把日本国内的各种反华论调以及与中国之间的各种摩擦判定为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再次扩张崛起”,并依此主张以军事备战(竞赛)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战略的看法,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是在当代“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世界形势下鼓动扩军备战的“战胜宣言”。若果真如此,则恰恰是在把中国引向可怕的“军国主义”。但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对任何事物的判断都缘于对其相关的基本问题的认知。恕我直言,现阶段中国学者对日本问题的研究不仅大大落后于欧美学术界的水准,甚至远未达到上个世纪20年代戴季陶先生所著的《日本论》的水平。戴先生在这本书中有一段令所有中国人汗颜的话:“‘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我们今天这种“智识上的义和团”还少吗?许多人在骂日本,但是对日本的文化、社会传统和思想状态了解多少?所以,即便我们想骂、敢骂或破口大骂,无论如何也骂不到点子上。中国人对待对手的态度,着实应当做深刻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评。在这方面,中国人应当向美国人学习。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一开始,便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对手。其卑劣的偷袭行为,以及日本士兵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战斗意志、誓死不投降的战斗精神,迫使美国政府下决心要花大力气研究这个对手,拿出巨额资金资助对日本问题的研究。于是,才有了本尼迪克特这位从未到过日本的人类文化学者以美籍日本人为研究对象的著名研究成果----《菊花与刀》。且不论过去的中国人对自己对手的研究态度如何,从1949年之后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言的忽左忽右,足可见我们对待自己对手的态度,我们真的是在以“义和团”的精神来对待敌人或对手,迷信自己而誓死不学敌人的语言,导致群体性愚昧。正是由于存在如此之大的反差,自1949年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基本上保持着一贯的连续性,而我们的对外战略却总是在摇摆不定----先是要打倒“美帝”,后是要打倒“苏修”,但最后却打了与我们共同缔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印度。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具有“文化反省”或“文化自我批判”的意识。中国人,具体说是汉族人,头脑中顽存着传统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华思想”,“华夷秩序”理念根深蒂固。姑且不说我们对自己周边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有多少了解,就是对自己认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又有多少了解?我们何曾有过了解的动机与意愿?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周边各国也好、少数民族也罢,那里不过是“中华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的边疆而已。例如,中国史学界的蒙古史研究与世界史学界的差距是何等之大,即便是对“元史”的研究,我们也多是有意或无意地以汉文化为核心或标准进行的;更有意义的是,我们的史学家中有那么多著名的先秦史专家、明史专家或清史专家等,我们又有多少“元史”专家为公众所知?我们汉人对被蒙古人统治的那段历史有多少认同感?又有多少屈辱感?草原游牧文明(具体说是蒙古草原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因为自古以来后两者从前者身上汲取了大量有益的营养。事实上,“汉族”本身就是个文化概念而非血缘、种族概念,“汉族”大概是世界上人数最众多的“杂种民族”,即便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大唐帝国的开国始祖李渊,也是鲜卑“胡人”的后代。许多“汉族”人一直对蒙古人和女真人曾经统治过中国耿耿于怀,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口号竟也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然而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看,中华民族正是在蒙古人和女真人这两次“异族”统治的时期,国家的疆土最为辽阔,文化、意识形态最为多元、自由,对外战略也最为灵活、有效。遗憾的是,当代中国人对所谓“中华文化”的内涵与边界的反省及自我批判从未认真地进行过。这是我们极易产生“智识上的义和团”的主要根源之一。

中国人对日本一直没有能够沉下心来做认真、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认为,日本文化不过是儒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历史上,中国人从来都是只向自己的祖宗学习,朝鲜人只向中国学习,而日本是向所有自己认为有利的国家或文化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在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立的文化系统,有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在此后日本大规模学习中国律令体制的过程中,从未盲目地照搬照抄,而是根据自己的文化体系进行有筛选地引进、吸收。最为典型的是,日本虽然引进了中国唐朝的律令体制甚至仿照唐朝首都长安在古都奈良完整地仿建了一座平城京,但却没有引进“科举制”,因为这个制度不符合日本的贵族政治体制----贵族参与政治生活,平民只能从事经济、社会活动。此外,日本与欧洲各国一样,一直在社会生活中保持着“长子继承”制度(这项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精神的育成意义重大),而没有像中国那样在秦国“商鞅变法”时期便废除了这项制度。正是以其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为基础,16~17世纪后日本的封建制度才得以较为充分地发展起来。附带说一句,在亚洲所有国家中,只有日本的封建制度与欧洲那种典型的封建制度最为相似,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虽然不能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却可以在亚洲率先引进并发展资本主义,由学习中国转而学习西方(先是荷兰,后是英、德、美),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最后凭此“富国强兵”。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后发型国家中,日本是唯一一个公开提出并坚定实施“全盘西化”的国家,但就其结果来看,它却是当代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为强烈地保持着自己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国家。在我看来,特殊的自然环境、食物结构、技术演进路径和组织变迁模式,决定了中国自公元前221年起就从来未能真正地“封建”过,只是在所谓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岂不矛盾?)下原地踏步了近两千年。所以,黑格尔才说:从本质上看中国没有历史。

限于篇幅,这里我不想赘述日本文化问题。只想说明一点,即日本与中国自古便在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不同。我们万万不可以自我中心的视角来看待日本。在我们的文化传统或习俗中,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情,对别人做了恶事,伤害了别人,一定是要赔罪道歉的,但对于如本尼迪克特所分析的只有“耻感文化”而无“罪感文化”传统的日本人而言,要求他们道歉、赔罪大概只能是一相情愿的奢望。如果身处日本,任何人都会体察到敢于冲破“耻感文化”、体验“罪感文化”,真正从内心世界里启发出战争犯罪意识的日本人,是多么的少。所以我们需要清楚,像东史郎那样的日本人在日本社会中是多么的孤独、孱弱。日本人对自己的文化劣根性有一个很精辟的概括,就是“岛国根性”:狭隘、对外部世界敏感和崇拜强者、鄙夷弱者或者说恃强凌弱。所以,当你是个弱者时,日本在你面前必定抱着岛国的强者心态,而当你成为为其崇拜、模仿的强者时,它便会表现出岛国的弱者姿态。历史经验证明,日本人很难一贯保持比较稳定、平和的形象或姿态,即便是在表面上保持着,在其内心世界同时苦斗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面,他们是一种矛盾、对立的心理情结的综合体。因此,中国人对待日本以及中日关系的历史或现实问题,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彻底贯彻小平同志的英明指示:发展是硬道理。

谈及发展,必须清楚是怎样的一种发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或条件下的发展。如上所述,在当今以“经济主义”时代的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必须在战略上谋求和平发展,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经济发展。我们必须在这样的战略理念下认识和处理当今时代的中日关系。

为此,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并依此对中国目前和今后的国际地位进行准确的定位。

首先,从经济定位上看,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贸易国家。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扩张令人瞩目。迄今为止,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增长了6倍左右。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张及其产品、地域结构的变化,已经并将进一步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东亚地区而言,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国家的兴起,正在改变该地区内部的经济关系模式。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制造业的全球扩散机制开始迅速地形成和发展。随着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和全球扩张,一个企业的产品生产过程被分解为开发、设计、生产、管理、营销、广告和售后服务等诸多环节,并依据资源配置和分工原则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使得全球化的生产过程突破了生产经营的地域界限、企业界限和产业界限。中国制造业已经积极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在此过程中,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东亚地区的产业循环模式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方面,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对资源禀赋同我们相似的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美出口产生了巨大的替代作用。以美国市场为例,1980年美国自东亚的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为22%,2001年仅上升到24%,而从1980年到2003年上半年,中国在美国进口市场中所占份额却从0.5%上升到11.3%。同时,另一方面,中国也越来越多地从东亚新兴经济体进口产品,它们作为中国进口来源地的地位迅速提高。从1980年到2003年,日本、美国、欧盟对华出口占中国总进口比重,分别由26.5%、19.6%、15.8%下降到17.7%、8.5%、12%;同时,ASEAN、韩国和中国台湾对华总出口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则从3.4%上升到31.6%,增长了将近10倍。这其中,东亚各国、各地区对华出口的增长主要是中间产品、零部件等资本产品。这样,与东亚地区原有的由日本提供资本品、东亚各国、各地区作为日本向美国出口制成品的“迂回生产基地”的“三角贸易”模式不同,中国本身以其巨大的生产能力,成为所有东亚国家、地区向美国出口制成品的“迂回生产基地”。贸易统计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收支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对美顺差、对东亚各国、各地区逆差,且用前者弥补后者的结构。预计到2020年,中国进口的一半将来自东亚地区,其中主要的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和ASEAN。这样,东亚各国、各地区对美出口的不成功可以从对华出口的扩张中得到弥补;换言之,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市场提供者”,正在成为拉动东亚地区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便不难理解陈水扁为何急于加快“台独”步伐。照此发展下去,台湾经济必然成为严重依赖大陆经济发展的“附庸”,为大陆经济的蓬勃发展所“吸收”或“消化”,还如何去“独”?!实际上,近年来在日本经济严重不振的情况下,许多大企业的利润主要是来源于对华投资或对华贸易。根据日本贸易统计,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在2004年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而在2003年日本也同样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正在增强。当然,这种依赖是相互的。在“经济主义”时代,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中坚力量,双方的所有博弈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此乃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冷静思考:一是关于“抵制日货”的问题,再一个是如何看待国际摩擦的问题。

“抵制日货”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现象,虽然其中有爱国民众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的政治原因,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当时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即当时的国际经济关系主要地是以国际贸易为核心展开的,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中国弱小的民族资本难以抵挡得住日本垄断资本的产品竞争,而且通过“抵制日货”也的确可以多少起到保护民族工业发展的作用。但是,当现代国际经济关系的主体转变为跨国公司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国家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关系。许多“日货”就是在中国本土雇佣中国劳动者生产的。“抵制日货”的结果,必然是大量的中国劳动者失业。我们任何人都可以从情感宣泄的角度来喊几句“抵制日货”的口号,但你无法让急需劳动致富、奔向小康生活的中国人离开自己的就业岗位。在1980年代,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工人愤怒于日本汽车强大的竞争力,走上街头示威并打出了“抵制日货”的口号。然而,示威游行进行了不过三天便自动取消了,因为工人们突然发现“抵制日货”的结果将是自己的失业,他们其中的许多人都是在日本投资的汽车厂里做工。美国汽车工人在情感与理性的矛盾中最终还是选择了理性。只不过发明了了一种宣泄情感的游戏----每年在一个固定的日子里,用吊车高高吊起一辆日本汽车,然后将它摔下来,大家一起鼓掌!据说,这个游戏至今依旧。

在“经济主义”时代,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并不意味着相互间各种摩擦的减少,事实上这种摩擦将不断增多,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关键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和对待这种摩擦。这里仍然涉及情感与理性的博弈。美国与日本还有欧盟都对中国提出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对日本的“指责”或“要求”格外地敏感?韩国人对日本人的憎恨不亚于我们,但他们为什么在对待与日本的经济摩擦时可以比我们表现得更加理性些?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都是皇权的臣民,是皇帝作为“父亲”的大家庭中驯服的“儿子”,一直在尽着自己的忠孝之道,中国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商业精神的民族,因而常常是情感有余而理性匮乏。虽然1979年以来,这种传统习俗正在改变,但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必须对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任何摩擦、冲突学会理性地思考,这样才会有利于制定冷静、合理、正确的对外战略。

其次,从政治地位上看,中国首先是个正在崛起的地区性大国。这应当是中国处理周边国际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中国虽然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这是一段特殊历史的产物,我们并没有循着“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路径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而是正在为成为经济大国而努力。经济建设与发展是中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第一要务。如果我们盲目地迷恋于“世界大国”的梦境,将犯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回顾自16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中的霸权(这里的“霸权”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是中性的)更替进程,有几个“规律”颇值得中国人关注。一个是所有的霸权国家都是海洋国家,如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而所有向当期霸权国发起挑战的国家都是大陆型国家,如西班牙、法国、德国和前苏联;二是所有霸权国家都有足以引导并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性产业,而所有挑战国家几乎都是后发型的产业占主导,不断地在模仿、学习霸权国的主导产业模式;三是所有继起的霸权国虽然一时地同当期的霸权国有过冲突或摩擦,但最后几乎都是当期霸权国的伙伴国,而所有向当期霸权国发起挑战的国家最后都失败了。以史为鉴,知易行难。对此,中国人应当做怎样的思量?在这方面,布莱尔和小泉对历史的理解和对现实的把握可能要比我们更加透彻、确切。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地区性大国,中国必须尽百倍的努力争取周边地区的和平环境,方能实现卧薪尝胆的宏伟目标。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中国不能够有效地处理或解决自己周边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地区性大国。现阶段中国周边足以引发地区性冲突的焦点很多,克什米尔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台湾问题、中日领土纷争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还有日韩领土问题、日俄领土问题,等等。这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好,都有可能引发局部的军事冲突,严重恶化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环境,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那种动辄叫嚣“不惜与某某一战”的论调有百害而无一利。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否有必要“一战”?二,是否有能力“一战”?

美日同盟的军事目标无疑是针对中国的,因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必将加速军事力量的现代化,打破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所试图维持的地区势力均衡。但是必须看到,在以“经济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国际关系中,大国之间的任何手段包括军事手段都是一种博弈工具,是为谈判桌上的相互妥协、让步或斗争服务的。如果以为中国海军向“春晓”油气田附近派遣最为精锐的舰船,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准备与日本海军或美国海军“不惜一战”,是过于幼稚了。如果我们把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博弈工具或手段目标化,战术战略化,那不仅是天真的问题,简直就是无谋,是要铸成大错的。我以为,中日两国间在东海海域划分及油气田开发等方面的争端是十分复杂的,涉及到各种国际法与现实的矛盾和相互间国家战略的博弈,但双方的“底线”应当是大致相同的,这就是“搁置争议,合作开发”。而目前双方的所有举措,包括军事部署,不过是为了在实现这个“底线”的过程中占据更为有利的谈判位置。中国必须保持与经济实力相应的国防力量,但这不仅仅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唯一手段,而且也是一种处理各种国际关系问题的博弈手段。将发展军事力量等同于发动战争,或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弱书写历史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迄今为止,希特勒是最后一个信奉“战争胜负将决定历史进程”的政治狂徒,结果他失败了,遗臭万年。中国必须通过和平的经济发展,实现自己的强国梦想。只有这样,才会不仅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而且也将迫使日本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依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国家的体制、制度,也决定国家的战略选择。此乃“上之上策”也。

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道路不过20多年的时间,虽然经济发展迅速,成就巨大,同时国内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尖锐、复杂,我们还在为实现全民“小康”目标而努力。一个国家的实力大小不能只看GDP总量,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是人均GDP,尤其是军事力量更是如此。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博士曾给我发来一些他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一篇《从苏联被拖垮得到的启示》的短文给我印象深刻。据他的研究,美国人用军备竞赛的方式拖垮前苏联大概只用了12年左右的时间!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前苏联相比,无论就人均GNP 、科研水平、军工产业质量、自然资源藏量,还是军队现代化的程度,都相差甚远。1980年代美国以年均二千多亿美元的军费,再加上盟国的一千多亿,活活拖垮了苏联。目前美国本国的年度军费就达三、四千亿美元,而且正在把战略重点转向东亚,迫使中国起而应付。如果把前苏联衰落期的军费比例作为参考点,便可得出如下推论:若一个国家的军费保持在GNP 的一成多一点,其经济就受严重牵制,无力发展;若保持在近二成的高度,其经济就面临崩溃,除非它能获得巨额无偿外援。具体来看,如果中国军费开支占GNP的比重保持在两位数如15~20%水平,那么依照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美国用军备竞赛的手段拖垮中国大概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这样,如果按照国内一些学者的论见,中国一定要与美国或日本搞一场军备竞赛的话,那么以我们目前的家底,你可以细算算能够搞多久?面对着美国试图以军备竞赛的方式拖垮中国的战略企图,我们须“上兵伐谋”。按照目前中国的技术力量和经济水平,造一、二艘航母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我们不造?航母是攻击性的武器,它将改变中国海军目前的战略性质,继而会引发整个东亚地区的军事失衡,触发新的军备竞赛,这是现阶段中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因此,那些逆历史潮流、宣扬和鼓动中国扩军备战的观点,无疑是要让中国百姓勒紧裤带去搞危险的“爱国”游戏,将中国人民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引向战火的深渊,倒退半个世纪。附带说一句,今天的中国人同日本人对待战争的心态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日本人更多地看重战争对其自身的灾难,知晓战后的和平对其经济增长与富强的重大意义,但问题是日本人拒不承认或反省自己发动的战争对别人造成的苦难;中国人深记得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与痛苦,随着中国的崛起要求讨回历史正义与公道的呼声急剧高涨,也有少数人带着“复仇的心理”试图以牙还牙,但却对现代战争的惨烈及其为经济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巨大阻断或破坏缺乏理性的认知。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要用新的思维、新的理念来应对本身的发展与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中国政府已经在亚洲地区事物中表现出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和立场。最近围绕北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的成功,更体现出中国对区域国际问题和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高度责任感。中俄边界谈判的成功,以及目前正在和平友好气氛中进行的中印边界谈判,同样说明了中国对于同周边国家领土纷争的态度和战略立场。要知道,中国与前苏联和印度都曾因领土问题发生过严重的武装冲突,那么在国力极大增强的今天,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和平谈判?难道这其中仅仅是出于应对美日联盟的战略考虑吗?不仅如此,它预示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对亚洲战略的一种新思维、新模式。正如****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这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过去不称霸,今后也永远不称霸。中国人民将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努力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事实上,从地缘优势的角度看,中国不仅正在经济领域逐步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而且由于中国地处亚洲的中心,亚洲任何地区出现的国际争端或矛盾可能都与中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中国也自然将成为亚洲国际事务的主要协调力量。一句话,在和平发展的条件下,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有利于中国的显著变化。所以,本地区的任何军事冲突都将破坏这种对中国有利的发展趋势,只能为区域外力量的干涉提供口实或条件。

最后,我还想阐述对另一个重要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所谓的“汉奸”问题。一些人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内部包括社会各界存在着大量的“汉奸”(甚至指明道姓地认定某某某是“汉奸”),他们“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着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公共事业乃至军事等各方面一系列卖国破坏活动”,因此为了顺利地发动对日军事打击,必须将“清楚内奸”作为重要前提条件。这令我不禁联想起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期美国恐怖的“麦卡锡时代”。不错,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出过许多“汉奸”。大凡“汉奸”都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他(她)们是在国难当头且面临命运(生命)抉择时选择了背叛祖国和民族;因此第二,有很多高喊“爱国”、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的人最后时刻却成了真正的“汉奸”,汪精卫就是如此。但是,在今天,如果我们把那些与自己信奉或认同的“爱国主义”立场、观点持不同见解的人,或者把那些保持理性思考、冷静思维的学者,以“爱国主义”的名义扣上“汉奸”的罪名,就有失公允;如果把那些在对日谈判、协调过程中主张和平解决、从长计议的人,都戴上了“汉奸”的大帽子,那么主张把问题“留给后人去解决”的小平同志大概也脱不了干系!“爱国主义”这个东西实在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可怕的则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行“祸国主义”之实。

当代中国人必须重新审视“爱国主义”这个古老的话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我觉得,就中国目前的“爱国主义”教育来看,首先应当提倡理性。一切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其结果都将是祸国殃民,因为任何非理性行为都是不负责任的、不顾及后果的,这种非理性如果发生在国家战略上,将是全民族的灾难。所以,我们应当提倡情感与理性兼顾的“爱国主义”。其次,中国的崛起已经并正在为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必须加上“国际主义”的内涵,这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现代和未来的世界发展应当担负起怎样的道义和责任,需要做出怎样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没有国际主义思想的“爱国主义”是偏狭的、可怕的。读了一些人的有关文章,使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让今天的中国人突然地拥有了美国那样的世界霸权,这个世界将会怎样?!

古希腊人的理性是他们为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源泉。色诺芬曾多次被卷入战争,但他却坚定地认定“以武力征服别人的人会以为人们会长期屈从于他们的威力,但真正长期的征服靠的是自愿地服从比他们自己强的人。征服一个国家的惟一方式是宽大仁厚。”古希腊时代无疑是“领土主义”时代,但在“经济主义”时代的今天,我们尚无人达到他那样的思想高度。

(2005年10月4日,长春;作者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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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October 20, 2005

1. unverified:
下面一个链接,是众多网民对北京新闻媒体集体失语的一次集中质问。关于事件的前因后果,已经非常的清楚,这里不再多作介绍,可以看链接http://news.sina.com.cn/bbs/2005/1011/10131476.html
而关于北京新闻媒体集体失语,惟有新京报报道的原因,作为一个业内知情者,只能负责任地告诉网友:作为媒体工作者,没有一家报纸的记者不精心采访报道此次事件。特别是很多同事看到一篇采访此事的记者已经写好准备刊发的稿件,看过的人都会为之掉泪。这次事件北京公交部门无法弹压,所以借助市委宣传部的名义让所有媒体禁声。同业者无不心情沉重,因为这一不是第一次以牺牲社会良知来博取权力的快慰。

2. unverified:
Because of the detailed report on Taishi incident, wiki is now blocked in China. Yannan was shut down due to the same reason.

宣传部 is a really nice party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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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October 19, 2005

The new conservatism has chosen the wrong logo.

This is my comments about the Koizumi's recent shrine visit in Pekingduck.
Please don’t miss the big picture here. The shrine visit is just a small wave in the new conservatism tide in Japan. I am surprised that ACB and soudenjapan didn’t mention this background at all. The new conservatism promotes that Japan should get rid of the outdated influence of WWII history and pursue a political status in this world that will match up its economic status, and finally make Japan a genuine normal country. Sounds like an OK theory. However it is very sad that they’ve decided to choose some very controversial activities to symbolize the success of new conservatism in Japan. Shrine visit is a symbol of independence in their definition. The next symbol of independent and genuine normal country will be the successful revision of the present anti constitution. I am sure that the bill will passed sooner or later in today’s environment. Then the remilitarization will be just ahead.
Let me point out Koizumi’s motive again just in case you still didn’t figure out what I am saying. The shrine visit is just an opening remark for a huge new conservatism movement in Japan. The Koizumi wants to make the visit as routine activity for Japanese leaders, and by repeating it, he wish to obtain the general acceptance of Japan’s public and even China’s and Korea’s public. Once this acceptance is achieved, the conservatism movement can be smoothly operated later.
However I should point it out to ACB and soudenjapan: it is very ironic to know that a movement for an independent and genuine normal Japan relies on certain US-Japan treaties and US military bases. In this sense, even India is more respectful than Japan. If Japan can not quit being a little brother of US, how could you guys expect others treat you as a genuine normal country? Are you gonna be a genuine normal bully in Asia only or what? The new conservatism has gone to the wrong direction by choosing the wrong logo in the first step. Anyway I wish you guys eventually could succeed in making yourself normal in your own definition. What China can do is very little except some yelling. Resisting accepting your own identity, history and origin doesn’t guarantee that you will find a new one. Avoiding the problem is not the same as solving the problem. Is it really impossible to move out all those war criminals and delete those offensive comments from the shrine as Korean suggested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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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專欄 成長理論 中國應該深究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2005-10-05
 最後要談談史丹福大學的羅馬教授,他亦是讀者的「老相識」,筆者在九七年前寫「政經短評」時數度提及他的理論,九七年一月在「中國經濟發展要有突破」系列中較詳細地介紹他的學說,因為其「新(經濟)成長理論」(New Growth Theory)石破天驚,令克魯明認為他是「八十年代以來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管理學大師杜魯克在九十年代中期便說以他的學術成就,已有問鼎諾獎的資格。
羅馬所以獲得行家的高度讚賞,主因是他打破了傳統經濟成長理論的框框,對經濟成長提出了極富啟發性的看法。   一向以來,經濟學家認為和經濟成長關係重大的二大要素為資本及人力,但羅馬指出「科技」(Technology)更為重要。涉獵經濟學的人都知道技術進步刺激經濟成長是八七年諾獎得主梭羅的「成名作」,不過羅馬的看法,和梭羅的理論有三大原則性分歧。   第一、羅馬認為科技是「內生」(endogenous)的,這與傳統經濟學家以為它是「外生」(exogenous)不同。換句話說,他不以為科技是「從天而降」(用梭羅的話,是「天降甘露」〔Mannas from heaven〕)。   第二、科技能提高投資回報,而且回報不斷增加(如種樹生果實),研究成功後,利潤源源不絕,推翻了傳統經濟學認為科技受「邊際效用遞減定律」約束的說法。   第三、投資與科技有良性循環關係,這即是說,投資愈多科技愈進步,科技愈進步投資回報愈大。   羅馬對於日本車廠的經驗特別有興趣,而且不厭其詳在多篇論文中反覆闡述,他的目的,是在規勸企業家勿以「善小」而不為;羅馬指出科技進步可以累積,在車間中逐點累積的經驗因此十分寶貴。他經常提出的例子是游泳。他說,千數百年前,狗仔式是最普遍的游泳方式,其後泳者觀察青蛙游泳方式,創出蛙式泳,它較狗仔式快了不知多少倍,消耗的單位熱量亦較少;可是,蛙式雙手在水底划水,有阻力,不是「最快」,因此,泳者從紅番和澳洲土著雙手在水面撥水前進的姿態中,領悟出這樣可以游得更快;可是,雙手在水面撥水的方式雖較蛙式佳,但仍不是「最快」,因為雙腿在水底像蛙式般踢水阻礙了前進速度,泳者因此注意雙腳的動作必須配合作相應改進,才能手腳合一,雙手雙腳在水面撥水擊水的自由式泳法於焉誕生!   羅馬的「新成長理論」對中國尤具啟發性。   筆者重視《衛報》這張名單,主要是它與向企業提供「綜合資訊」以解決商業問題的湯吾遜科技公司(www.scientificthomson.com/ISI Web of Knowledge)據「行家引述次數」(total citation counts)(行家對有關經濟學家論文引述的次數)而定出的「湯吾遜科學桂冠」即包括化學、物理、醫學及經濟學這四門有根可尋的學科的可能得獎人名單。這種「測度」有根有據,而那些無法以數量計算的和平或文學獎不在此列,便不難理解。以經濟學家而言,湯吾遜的名單是范瑪、法蘭殊(K. R. French, 1954-)、羅馬和巴羅,這即是說,在過去一年,他們的論文被行家引述的次數在同類經濟學家中最多;其中法蘭殊是范瑪的長期合作者,現任達茅斯杜克商學院講座教授,為「投資策略及股價行為」專家。《衛報》的名單沒有法蘭殊(與范瑪有重複之嫌,便如當年〔一九八六年〕有布肯南便沒有屠洛克),而加上克魯明和巴華蒂—筆者以為得獎機率最高者—合理合情,因此予以細論。迄今為止,湯吾遜是唯一一間以定量數據(quantitative data)對諾獎得主作出預測的機構。   去年「預測」諾獎得主時(十月五日本欄),引述德國漢堡大學經濟學系創設的「投注網站」(www.NobelPreisborse.de)的資料,因為是有真金白銀的「賭注」,落注學者起碼不會出於純消遣、尋開心的心態,利之所在,一切都較認真,雖然去年的「大熱」巴羅「倒灶」、「亞熱」范瑪亦無影無蹤,但筆者相信應有一定參考價值。今年「大熱」是去年「次熱」明尼蘇達大學講座教授普利斯各特(E. Prescott, 1940-),他的主要貢獻在分析何以政府的「壟斷」成為創新發明的障礙;他認為美國人所以較歐洲人勤奮,主因是美國邊際稅率較低,並非歐洲人天生較美國人懶惰……。   一如往年,漢堡大學網站的賭注單位為十元(美元.下同),九月中旬普利斯各特得「票」最高(六十三元三角五仙),湯吾遜名單中的范瑪及巴羅分別為二十九元五角九仙和四十六元二角八仙,而克魯明為三十二元六角六仙。   不過,一如往屆,諾獎落誰家大都出乎「預測者」意料,今年是否在意料之中,十一日便清楚。   可為讀者談佐的是哈佛大學的電腦、科幻小說及物理學學生會主辦的「搞笑諾貝爾獎」(今年已是第十五屆)將於十月六日公布(以「初聞十分荒唐想深一層大有道理」的學術成就為釐定標準,頒獎禮由「真正諾獎得主」主持),可惜其時筆者仍在旅途,未能及時為讀者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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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專欄 登天志與踏地行

公務員被經濟學大師佛利民稱為「建制內的暴君」,任何要削減官僚編制、人員和減薪的建議,在非議會體制中都難以實行!
Interesting!
If this is true, then the political and government reform in China will fail for sure. However, one quick question is: The Brittish Hongkong government never succeeded in cutting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in its history?
If this is true, then I assume the number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will grow forever in all of the non-democratic countries?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2005-10-13
一、
  昨天的新聞可真熱鬧,僅是內地和本港,便有神舟六號升空、行政長官曾蔭權宣讀首份「施政報告」和股市(恒生指數)再挫百分之二強;傳媒工作者之「疲於奔命」,不難想像。

  神六升空,內地和香港傳媒的報道鋪天蓋地,反映了國人大都十分關注、極為興奮的心理狀態。對於這種現象,有人視為理所當然,感到那是出自民族自豪的真情流露;有人則莫名其妙,認為美國太空人早於一九六九年登上月球,落後了四十年也只能太空漫遊的神五、神六,根本不值一哂……。舉國歡欣,尤其是出現一些以神五至神六演進度神速、較諸美俄當年或有過之的井蛙之論,便更顯得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子氣。不過,筆者認為國人的民族尊嚴飽受貧困摧殘,直至最近,國家領導人還以爭取人民溫飽為治國唯一標的,如今能在太空科技上有所成就,雖然從世界太空科學發展的角度看是前人已經走過而無足稱道的一小步,但是對中國人而言,則是朝向科技大國邁進的一大步,當中更有脫離貧籍邁向富裕社會門檻的聯想─事實可能正是如此─由是興高采烈,便屬理所當然。

二、
  和國人對神六升空的心理「反彈」一樣,港人看行政長官曾蔭權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同樣是充滿熱切的期待。經過董建華接近八年的無效管治,內耗之甚,哪個港人不知其苦?如今眼看曾氏在短短幾個月內便有板有眼地把政府運作重納常軌,又成功率領全體立法會議員北訪,緩和了京港之間某一矚目層面的僵持關係,加上經濟次第復甦的烘托,港人(當然不是全部)對曾蔭權政府的施政綱領,肯定比較寬容,不會那麽挑剔。

  「施政報告」的內容,並無新意,對香港的發展路向亦不明確,然而,這個看守政府的任期只有不足二年,曾蔭權可說是席不暇暖已要部署下屆選舉,這份「施政報告」只求「和諧」便難以再圖他想。事實上,曾氏的第一份「施政報告」確是不易着墨─若大數「建華之治」的不是,作為董氏的首輔,他本人也難辭其咎,避而不提,顯然是較為「明智」,可是,既往不咎的報告,其來者可追的準繩便難以清楚說明。由於曾氏的任期只餘一年多,長期規劃更是從何談起?這是「施政報告」顯得散亂、充塞套話、缺乏清晰方向,甚至最後出現一段獨白有如神職人員宣道祈福的底因!

三、
  「強政勵治」和「大市場、小政府」,是曾蔭權的主要施政方針。「施政報告」的〈強政理念〉條,列舉的「強政」之道,不過是試圖把被外行領導內行的董建華所搞亂的行政體系重新理順(不離港英舊制的經驗)而已,健全制度等於把硬體完善化,從積極方面看,是行政系統分工仔細、層層負責,令官員清楚職能本分,有利政務推展;從消極角度看,則有可能製造更多繁文縟節、助長官僚習氣,令非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大權獨攬,由於議會沒有強力的反對黨,行政長官因而很易不受制衡。無論如何,這種辦事程序的「正常化」,並不意味會自動「強政勵治」。

  「大市場」有待開拓(能否成功不在主觀願望而取決於國內及海外的經濟條件),在「小政府」方面,曾蔭權則有掩耳盜鈴之嫌。定期把公務員人數上限縮減至十六萬(若官員人數減少是工作外判的結果,「小政府」便沒意義)不等於便是「小政府」;政府「體積」之大小,主要看政費開支佔GDP的百分率,筆者看不出這種比例將明顯萎縮,因為僅僅是中央政府層面特別是「特首辦」那種不脫「肥上瘦下」特色的膨脹,高薪高官會愈來愈多,加上「持續建設」及成立多個新部門,以至為達到「和諧」目的必須多方面注資,「小政府」只是形似而非實在。

  為了全方位發展經濟,「施政報告」建議在上海、成都增設香港辦事處,而在東歐(並未說明多少國)增設經貿辦事處,「負責東歐的經貿推廣事宜,提升香港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和競爭力」。在未提出整頓本已重床疊架的海外辦事處計劃之前作出這種建議,與董建華的「亂治」,也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鄭經翰議員九月二十三日在本報「大班人語」欄題為〈本港駐外機構重疊浪費資源〉一文,資料詳盡,甚具說服力,當局卻視若無睹,不減反加。筆者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已有港府應設一個獨立部門統籌官方及半官方駐外辦事處之議……(收在《風雨賦歸》的〈港府應設對外商事署〉)。公務員被經濟學大師佛利民稱為「建制內的暴君」,任何要削減官僚編制、人員和減薪的建議,在非議會體制中都難以實行!

四、
  「和諧社會」已成為香港處處可聞的口號,可是,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達致萬眾一心、眾口一詞的和諧,真是談何容易,根本不是主流社會的追求;在民主國家,一心一德的和諧從未出現,議員們固然爭個面紅耳赤(有時還大打出手),政黨亦有內部矛盾,而不滿政府這樣那樣施政的團體和個人,經常上街示威抗議更不是新聞。

  香港能否「和諧」,本來並不重要,但既然有關方面視反政府示威和「政治噪音」為不和諧而要設法扭轉,亦無可厚非,只是沒有什麽能達目的的開明方法就是了。「破冰之旅」或「各主要官員及常任秘書長將會更多到內地增進溝通,立法會議員、區議員以至廣大市民多與內地交流接觸」,這類「新猷」,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與香港社會和諧的關係,扯不上關係。以筆者之見,香港社會「和諧」與否,要看北京能否準確拿捏香港民意並切實地回應而定。如果港人的訴求不為北京認同而向特區政府施壓,和諧社會是無法出現的。北京要從「委任」董建華連任上汲取教訓!從破除成見起用曾氏得到啟發。

  以當前的香港而言,○七─○八年「雙普選」雖為人大常委通過釋法否決,但當局不可對爭取「普選時間表」的訴求充耳不聞!

  特區政府能否說服北京稍作讓步以「安撫」這種訴求,對香港社會的「和諧度」是一次不大不小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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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專欄 全球物業供不應求 香港巨富用武有地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2005-10-18
一、
  去周末在北京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開幕式上,胡錦濤主席發表〈加強全球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的講話,明確指出在未來十五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將提高至四萬億(美元.下同)左右,而人均GDP會增至三千元水平─人均三千元,是世界銀行介定中產階級的臨界點。

  中產階級人數大幅增長,非僅中國為然,其他發展中國家亦如此,現在投資界流行一個新字BRICs,是巴西(B)、俄羅斯(R)、印度(I)和中國(C)的合稱,它代表高經濟增長和對民生消費需求大增,其中一項香港人也許有興趣的是,中產階級對物業需求已開始造成環球樓宇供應嚴重不足。

  據年初出版的《十億名空屋擅佔者》(R. Neuwirth:《Shadow Cities: A Billion Squatters, A New Urban World》, Routledge)一書的統計,去年全球每天平均有二十萬人從鄉村遷徙至城市,這等於每分鐘一百三十人,一年七千萬人!在未來十年,僅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便將達二十五億,為二○○四年全球中產階級的總數─屆時環球將成中產世界!

  為這些進城農民找工作固是大難題,令有關當局更頭痛的是為他們提供合適的住所。非常明顯,政府並無這種義務,而剛入城的農民即使找到工作,很少付得起房租遑論有財力置業;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出現數以萬計露宿者或以簡陋材料搭建的臨時棚(鐵皮)屋。聯合國居住環境部門今年九月十二日在一份報告中指出,要解決大城市「游民」無瓦遮頭的情況,各國政府每天要興建九萬六千一百五十個物業單位(層)才能解決問題(http://hq.unhabitat.org)。

  向身無長物的勞苦大眾提供居所,為晉升中產階級者改善居住環境,既是政府的大挑戰,亦是物業發展商一展所長(以香港物業市場的標準,不是大發其財)的機會。

  由於市場經濟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這意味幾乎所有的政府都不再視發展物業是「社會責任」,而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工具」;在未來一段不短的日子裏,物業發展將是發展中國家最熱門行業之一,除了急速都市化及中產階級迅速形成壯大─自置物業是中產階級的象徵─之外,各國開始立法保障私有產權及對低入息階層提供方便的物業按揭業勃興,在在助長物業需求,物業發展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大有可為。與物業有關的建材和建築公司,也許會因此成為投資對象。

二、
  都市化的情況以中國最明顯,這支持內地物業市道久盛不衰;投資銀行高盛不久前發表一份由二名華裔研究員撰寫、題為〈中國物業氣泡快將爆破的謬見〉(www.gs.com/hkchina/insight/research/pdf.),指出在發展中國家之間,中國的城市人口佔總人口比率大為偏低。中國目前大約四成人口居於城市,菲律賓的數字是五成而南韓和其他工業化國家則達九成;研究員因此相信中國「農民進入城市」的趨勢將持續,加上「人均住房面積」隨着經濟收入上升而不斷加大(一九七八年的城鄉「人均住房面積」為七點八平方米,二○○三年已提升至二十餘平方米),而民房空置率從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的約百分之五十持續下降至去年底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此外還有物業抵押貸款佔GDP比例在亞洲區最低而儲蓄率最高等等,因此得出中國物業氣泡不會爆破的結論(事實上,迄去年底,除上海樓價明顯下挫之外,北京和深圳樓價仍平穩發展);不過,筆者認為以西方國家的財務標準套入國內情況,不能準確推斷國內物業市場走勢,而且從宏觀角度看,國內物業市場雖然剛剛起步、按揭業務亦未上軌道,可是,根據世界銀行《發展中經濟物業融資》報告透露的資料,中國的物業按揭已佔GDP百分之十一,這雖然比美國的百分之六十七、歐盟的百分之四十六、香港的百分之三十九低,但對置業仍未普遍的內地而言,當局採取種種行政手段以防範氣泡爆破,是大有必要的。

  對於中國政府來說,在「城市化繼續快速發展」的前提下,當局似應設法藉平抑樓價以協助居民置業,因為這是阻遏「貧民窟擴大化」的必要步驟;筆者不久前在這裏提及孟加拉Grameen銀行為協助小販創業的「小額融資運動」(microfinance movement),現在已發展至「簡陋居所小額貸款」(shelter microloans),該行發展二種比用稻草、牛糞和樹枝搭成的茅屋「堅固耐用」且會大大減低感染傳染病可能性的簡陋居所,成本分別為三百及六百二十五元,「樓價」這麽低廉,「小額貸款」便派得上用場……。

  成本數百元的房屋,在發達地區不足以買一方呎物業,但在發展中國家,這絕非天方夜譚,即使中國現在亦出現了一批成本低廉的環保房子。十月二日《大公報》一篇題為〈編織綠色中國的搖籃〉的「寰球特寫」(「取材」自九月二十六日的《新聞周刊》),報道中美可持續發展中心的共同主席、美國建築師和工業設計家威廉.麥克多諾,在遼寧本溪市南芬區思山嶺黃柏峪進行一項「每建造一座房子,僅花費三百五十美元」的偉大工程……。若不從賺錢的角度考慮,居住問題的解決並不太困難。

  本報資料室統計香港幾家大地產公司的派息情況,發現它們的大股東從公司上市迄今二三十年來,收取的股息在一百二三十億至三百二十億港元之間,這令他們躋身世界豪富之最前列(蓋茨和畢非德等的身家來自所持股票市值,但市值有升有降,加以股票可能用作抵押,因此,唯有收取的股息才是真實財富),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造就了多名世界首富級人物,真是奇蹟。除了令子子孫孫有更豐裕的物質生活,龐大財富可以做許多有益有建設性的事,以他們發展物業的豐富經驗,配合國內「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需要,用自己(非股東)的金錢為內地人民興建非牟利性質的廉價樓宇,不讓美國人獨領風騷,肯定是有意義和可以傳世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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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拖垮苏联帝国 博弈论建奇功

作者:林行止  来源:香港《信报》   发表日期: 2005-10-19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一、

  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联合得主为美国(哈佛及马里兰大学荣休教授)的谢林(Thomase C. Schelling, 1921-)和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奥曼(R. J. Aumann, 1930-),由于美元对瑞典克朗贬值,他们的一千万克朗奖金折成一百三十万美元,相对过往数届的百万左右,美元奖金大涨三成!据中文大学唐方方教授今天在本报第二十六页发表的大作〈喜闻「傲慢」教授获奖〉,奥曼「傲慢」之名是本报长期专栏作家关愚谦教授起的,他于十一年前在耶路撒冷(时唐博士正在希伯莱大学客座)曾以德语与奥曼教授(生于法兰克福)长谈,当然,「傲慢」是其姓氏德文发音的谐音,非指奥曼教授待人处世的态度。

  和去届得主之一普利斯多特是大热门为各网站「贴中」(十月五日本栏指普利斯多特在汉堡大学网站的「赔率」,为去年的资料,特此更正并向十多位来函指正的读者致谢)不同,谢林和奥曼俱不见于今年绝大部分「估得奖者」名单,即使以写《怪诞经济学》一书成为公众人物的利维德「从芝大黑板抄录的四十名可能得奖者」亦无其名;不过,当得奖名单公布后,网络上马上充斥着「他们早该得奖」的「评论」。奥曼与谢林对《博弈论》(亦译《赛局理论》(〔Game Theory〕)确有重大贡献。与一九九四年三位诺奖得主一样,奥曼亦以数学分析把《博弈论》进一步精确化;而谢林则是《博弈论》的应用者,把这门象牙塔学问带至凡间。《博弈论》研究在冲突中─军事、政治、商业以至有个人行为(如吸烟与吸毒)─如何作出对己方最有利的决策,而这种决策之达成,除了决策者本身的条件,站在对手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推想,这即是说,准确掌握对手的条件,再推算其面对眼前的冲突会怎样做,惟有充分了解对手并预测其可能采取的行动,才能在一场角力中取得上风。

  谢林在一九六○年出版的《冲突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已成为「博弈学」的经典著作,「冷战」所以不致成为「热战」,这本书与有功焉。东西方对峙的局面早已和解了,然而,谢林的理论对因为东海能源开采主权纠纷而怒目相向的中、日,仍有一定现实意义。谢林认为当两个国家为「土地谁属」起争端时,调动军队或不调动军队,是二种可能选择。若双方都调动军队,战争可能性甚高,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可能性下降,若双方势均力敌,对着干的结果是零和,即各无所得;如果双方都按兵不动,同时彼此俱相信己方有足够的韧力等下去,最终对方变弱己方坐享成利,「最后胜利属于我方」。只要有此想法,便没有人会先动手;但为了防范对手万一突袭导致生灵涂炭,拥有令对手不敢动手的报复性武器是先决条件。而策略性的运用则是「破釜沉舟」(谢林的例子是烧毁背后的桥樑以示不会走回头路),以向对手释放出「我方决不退缩」的决心……。冷战期间美、苏各自发展大杀伤力武器而彼此都不先动手,与谢林的推理如出一辙─最后苏联被拖垮了,美国遂成为世界「独霸」!

  一九六○年,谢林写了一篇书评,评论三本描述「意外战争」的书,包括小说《戒备状态》(Red Alert),名导演寇比力克(S. Kubrick)读后有所感,改编这本书,于一九六八年拍成《密码一一四》(Dr. Strangelove;友人T.L.不愧为「活字典」,随口说出这个近四十年前的「译名」);故事是美、苏总统都不愿见二国爆发大战,但由于知己而不知彼,比如美国不知道苏联有发射核武的自动装置(不让对手知道有此秘密,这种装置因此起不了阻吓作用),结果酿成人类悲剧;在七十年代初期,美、苏敷设了「热线电话」,让彼此有了解对方的最后机会,令那种因不了解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二、

  谢林和奥曼的理论,非笔者所能理解;不过,笔者仍可择二项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小事,让大家知道他们的想法。利用「公地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产权不明确公地变荒原)的例子,奥曼指出渔民出海捕鱼,最初人人「竭泽而鱼」,很快鱼便被捉光,他因此提出「复复博弈说」(repeated games),指出在多伙伴「赛局」中,产生的冲突也多,在这种情形下,这些伙伴合作达成「捕鱼协议」的可能性相应提升,这种理论成为社会科学中长期性合作的基础。对于全球气温上升,谢林认为这绝非如环保分子所说的「坏事」,他指出在先进国家,退休者大都会从寒冷地带迁移至温带居住,因此气温上升为大多数人所乐见,先进国家每年为防止温室效应上花上二三千亿美元,是无效益的浪费……。

三、

  主流经济学假设人的行为理性且独立,《博弈论》则认为在特定环境下,理性人的行为受他人的实际或推想中的行为所影响。问题发生在这里,《博弈论》试图运用理性原则去解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以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合作,由于人所做的决策不完全是理性,因此《博弈论》在数字程式上「无懈可击」,在实际运用上却不那么「美丽」,《博弈论》立论在「假如我这样做,对方便会那样回应」之上,事实上「对方的回应」是不可能准确估计的。

  《博弈论》学者认为核武大国生产核武是非理性的,然而,有了核武才能阻吓核战的构想,则是理性的,准此,假如北韩或伊朗问题最后引起战争,博弈论者虽然会认为「不幸」,但事件本身是理性决策的结果;航空公司割价引致亏损,令不少公司破产的问题亦可作如是观─割价本身是非理性的,为了阻止新入行者加入竞争的目的则属理性。

  《博弈论》二次获得诺奖,令它成为「显学」,然而,经济学并未因此而向前突破。令经济学有所突破的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这二种比较新的学问都不以理性行为为前提,这方面的研究已令二位经济学家于二○○二年获诺奖。诺奖今年又垂青《博弈论》学者,自有其道理,惟诺奖委员会指「人群,组织以至国家调协合作」是成功运用《博弈论》的结果,未免言过其实了;它之所以如此看重《博弈论》,据说与评审委员会主席为《博弈论》名家韦布尔(J. Weibull,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及波士顿大学教授)有关。




以色列和美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5-10-11   

10月10日,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教授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当天,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皇家科学院议事厅宣布,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奥曼以及美国人托马斯·谢林,以表彰他们通过博弈理论的分析增强世人对合作与冲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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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弹性系数与贸易逆差

2005-10-18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这题目四十四年前作学生时读过。其中有一条六吋长的数学方程式,听似湛深,其实不难,读者不要被吓怕了。当年我被吓了一下,奇怪有人可以想出那方程式。若干年后,与夏保加畅论天下,把酒言欢,我提到该六吋方程式,他说是他发明的。

经济学问了不起是一回事;经济顾问了不起是另一回事。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顾问,要做得好,远比经济学问困难。这是因为国家顾问责任重大,要懂得把实用的与花巧的理论分开,要知道历史,要懂得政治局限,要有策略,有时要以退为进,有时这里让一步,那里进一步。作国家经济顾问的顶级人物,我平生认识两个:一个是当年英国戴卓尔夫人的私人顾问Alan Walters,另一个是周游列国的夏保加(Arnold Harberger)。

想到夏保加,因为两个多月前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百分之二强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没有改进,财政部长斯诺要到中国来,要求人民币再升值。经济学说得清楚。人民币升值不一定会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有可能不减反加,为了减少这逆差或贸赤而要求人民币升值是逻辑有问题的要求。

想想吧,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美国进口的中国货量会减少,但购买中国货的总支出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关键是美国人对中国货的需求弹性系数。如果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导致美国人购买中国货的总支出增加,那么这升值会增加美国对中国的贸赤。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中国人购买美国的货量会增加,但中国人的总支出可增可减。这里的关键是中国人对美国货的需求弹性系数。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人购买美国货的总支出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又会增加。

上面提到两个需求弹性系数,还有两个供应系数及其它系数,加起来有六、七个,记不清楚。夏保加的天才,是把所有有关的弹性系数以一条方程式组合起来,鬼斧神功,求出一个国际整体的弹性系数,结论是一个国家的币值上升,不一定可以改进另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且可能有相反的效果。当然,如果人民币兑美元上升很多,多得美国人不买中国货,而中国人则因为美国货大减价,疯狂购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一定会变为顺差。

只有上帝才知道人民币兑美元要上升到哪个价位才能减低美国目前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小的机会,是人民币兑美元上升百分之十至二十之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会急升!美国当然不能接受,但这人民币升幅足以使无数的中国接单厂家临于绝境。也只有上帝才知道,人民币兑美元上升到美国对中国没有贸易逆差时,中国的工业会变成怎样。个人的判断,是人民币的升幅不需要达到日圆当年的上升数倍,中国的工业就全军尽墨矣!今天中国的形势与日本当年面对的不同:参与国际产出竞争的廉价劳力国家今天实在多,供应的弹性系数因而高得很。

美国的经济学者会同意,为了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而要求人民币升值,绝不明智,而就算中国没有懂经济的人,北京不可能接受还可能增加美国贸易逆差的大幅人民币升值。

结论明显:以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为理由来要求人民币升值,北京不应该考虑。以人民币升值来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是另一个理由,比较合乎逻辑,合乎道理。下期谈吧。

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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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爆禽流 一農場掛了2600隻林克倫/綜合報導

2005.10.20  中國時報
世界各國正憂心禽流感病毒可能四處擴散,大陸國家禽流感實驗室昨日證實,內蒙古一處農場有二千六百隻禽鳥因感染禽流感致死,目前疫情已獲控制。
中國大陸身為全球最大禽鳥飼養地,加上基礎衛生防疫知識不足、不願公開疫情資訊與地方官員隱匿疫情,讓大陸成為爆發禽流感的高危險區、全球防疫大漏洞。
大陸成為防疫最大漏洞
次內蒙古為例,大陸官方僅證實禽鳥感染H5N1病毒,但不願透露疫情爆發時間。今年七月四川爆發的禽鳥致死怪病,北京否認是禽流感,卻提不出確切致病死因。據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統計顯示,全球圈養禽鳥中,四分之一雞隻、三分之二鴨子與近九成的鵝產自中國大陸。
一九九六年,全球首例禽流感H5N1病毒在中國的一隻鵝身上被發現。儘管大陸官方堅稱未有禽鳥感染此病毒,但衛生防疫專家研究後認為,大陸西部的候鳥在遷移過程中,似已在中國南方感染H5N1病毒,並經由候鳥擴散至東亞、俄羅斯、土耳其與羅馬尼亞。大陸數量龐大的禽鳥極可能是禽流感疫情大爆發的導火線。
過去兩年大陸衛生部門對禽流感的迅速反應頗令國際防疫專家讚許。去年七月,在大陸中部發現有雞隻感染禽流感病毒,衛生部門立即撲殺方圓三公里內所有禽鳥,五公里方圓內禽鳥全面注射病毒疫苗。
注射病毒疫苗衍生出大陸農民濫用抗病毒藥劑的老問題。自九○年代開始,大陸禽鳥飼養戶大量以用於人類的「金剛」(amantadine)抗病毒藥劑來預防禽流感,而越南與泰國的H5N1病毒株對金剛已出現抗藥性,許多疫病研究專家擔心,禽流感臨床用藥選擇性將大幅縮小。
封鎖消息讓疫情更難控制
另一讓防疫專家憂慮的是,大陸地方政府官員可能會為了保住烏紗帽,極力封鎖禽流感消息。○二年末大陸爆發的SARS疫情即是最佳例證,大陸著名呼吸疾病專家鍾南山表示,禽流感對人類的威脅遠比SARS要嚴重。
習與禽鳥共處、飲食文化特異多樣等特性,讓大陸南方成為全球流行性疾病好發地,病毒則藉香港國際航運轉運樞紐向全球擴散,SARS與一九六七年的流行性感冒病毒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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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瓔 傳承林徽音的藝術才華林博文

2005.10.20  中國時報
四分之一世紀前,仍在耶魯大學藝術系讀書的林瓔(Maya Lin),參加「越戰紀念碑」設計競賽獲得首獎,震驚全美,那時林瓔才二十一歲。二十多年來,儘管她設計過住宅、公寓、花園、雕像、景觀、公共藝術、圖書館、博物館、家具、溜冰場、衣服、教堂和麵包店;也設計過頗獲好評的「民權運動紀念碑」以及紀念耶魯准許女生入學的「婦女桌」,但只要提到林瓔,大家還是馬上想到「越戰紀念碑」。數年前她為美國運通在明尼阿波尼斯設計冬季花園,落成後向來賓解說設計概念,但聽眾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請她談談「越戰紀念碑」,林瓔笑著說:「No, not today」。
看淡名利 只想不停創作
林瓔是個大忙人,要在紐約蘇活區的工作室工作,又要到遍及美歐的工地看進度,更要照顧兩個稚齡女兒,她的丈夫是從事照片交易的丹尼爾.伍夫。今年四十六歲、身高約一百六十公分的林瓔,雖已名滿天下,但她仍不講究衣著,一名美國記者說她平時穿著就像一個「匆匆趕去上課而又害怕遲到的大學生」。她為人極其低調,不喜和媒體接觸,亦甚少參加社交活動,最近和前第一夫人希拉蕊一同被選入婦女名人堂,她覺得沒什麼,她已擁有許多榮銜,看淡名利,只想不停地創作。
二十多年來,華人藝術家在美國各行各業大放異彩。名人追悼會一定找馬友友拉大提琴;女星參加奧斯卡頒獎典禮或有錢的新娘選購禮服一定找王薇薇(Vera Wang);找人設計紀念碑、花園和景觀,第一人選就是林瓔。
林瓔長得有點像中學時代的姑媽林徽音(徽因),她的藝術才華也是來自林家的遺傳。林瓔的祖父林長民,民初做過司法總長,擅長書法,元配早歿,娶了兩個目不識丁的姨太太,第一個姨太太生了才貌超卓的林徽音,第二個姨太太生了四個兒子(桓、恒、暄、煊),老大林桓就是林瓔的父親。
也就是說,徽音和林桓是同父異母姊弟,徽音生於一九○四年,大林桓十一歲。林桓曾就讀福州英華中學,名作家蕭乾是他的老師,一九七九年蕭乾赴美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林桓曾去看他。林桓曾任職福建協和大學,一九四八年留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主修教育,後來任教俄亥俄大學(校園在雅典市),並擔任俄大藝術學院院長,林桓亦是藝術家,他所創作的陶瓷作品為歐美各大博物館蒐藏,一九八九年去世。
林瓔的母親生於上海名醫世家,一九四九年五月共軍打進上海時,已獲名校史密斯學院入學許可,她把護照、入學許可和十元美金縫在衣服和鞋子裡,逃至香港再赴美,在西雅圖認識林桓,即打消就讀史密斯學院計畫。日後和丈夫林桓一起任教俄亥俄大學,講授英文及亞洲文學,現已退休。
不知家族事 才華自天成
林瓔個性有點「孤僻」,她坦承自小學六年級以後就沒有親近的朋友和同學,高中第一名畢業,進了耶魯以後,自覺「如魚得水」,非常喜歡耶魯的環境。林瓔的父母親很少跟她談到中國的事情,她完全不知道她有個了不起的姑丈梁思成、姑媽林徽音,三年前《紐約客》雜誌主筆、紐約市立大學教授路易斯.梅南德(現已轉至哈佛)訪問她時順便告訴她有關兩人的成就,林瓔才恍然大悟。
梅南德告訴她,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是她的姑丈和姑媽設計的,顯示林家具有設計紀念碑的基因。一九八五年,林瓔的媽媽曾帶兩個在美國出生的孩子到中國大陸旅行,讓他們實地認識正在轉變中的中國。
林瓔和弟弟都不會說中國話,梅南德說林瓔雖愛吃中國菜,但拿筷子的方式不對。林瓔曾到丹麥和日本進修,丹麥人以為她是愛斯基摩人。她在日本鑽研禪宗文化,在丹麥則對喪葬文化特感興趣,花很多時間參觀哥本哈根的墓園。
一九八一年三月她在耶魯選了一門「喪葬建築」課程,剛好「越戰紀念碑」徵求設計圖案,全班一起參加應徵,林瓔脫穎而出。紀念碑施工期間,她休學一年,到華府參與施工和應付各種壓力與批評。一年後轉到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因越戰紀念碑所引起的爭論使她無法專心向學,不到一學期即退學,再回耶魯。一九八六年從建築系畢業,第二年耶魯送她名譽博士學位,她現在是耶魯校董。
設計越戰碑 榮辱齊加身
林瓔越戰紀念碑得獎時,反對聲浪排山倒海而來,自以為是越戰老兵和守舊頑固的保守派群起圍攻林瓔,甚至以種族歧視字眼「亞洲佬」(gook)罵她,他們都看不懂林瓔的設計圖,主辦紀念碑競圖的越戰退伍軍人協會背叛她,在紀念碑旁另加三個越戰軍人雕像和美國國旗,設計軍人雕像的菲特烈.哈特(紀念碑設計圖得第三名)獲三十萬元酬勞,林瓔只得二萬元,哈特還帶老婆去咆哮林瓔。保守派的德州大富翁裴洛(一九九二年競選總統)、尼克森的講稿撰述人派德.布坎南和小說家湯姆.伍夫等人大罵「亞裔女子」林瓔。幸好華盛頓郵報的建築評論家艾卡特和他的朋友茱迪絲.馬丁為林瓔仗義執言,以專家的立場嚴厲反駁保守派和越戰老兵,但林瓔的心裡已受到巨大的傷害,她很少再去華府看她的越戰紀念碑。
林瓔說她當初設計紀念碑時,刻意不去研究越南史和越戰史,也不從亞裔的觀點去思考,同時也不把越戰當成一場悲劇,而是從「死亡也是一種榮耀」的角度出發,又以不貿然破壞華府廣場的自然環境為原則,紀念碑向地下延伸,黑大理石碑刻上陣亡人員名字。幾乎所有的建築與藝術評論家都同意,林瓔創造了前無古人的紀念碑設計風格,為紀念碑的設計立下了他人難以企及的商標,她的「越戰紀念碑」已成為藝術史上不朽的標誌。
梁啟超曾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這句話送給兒子梁思成和媳婦林徽音,其實這句話亦可轉送給林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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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October 17, 2005

巴金的最痛 終於解脫了

2005.10.18  中國時報 季季
巴金晚年有三項最痛。一是他的妻子蕭珊及無數中國人在文革中備受折磨而死,建議中共成立國家文革博物館而未果。二是必須「為別人而活」;希望不再續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未果。三是纏綿病榻生不如死,請求安樂死未果。
三項最痛 兩項空前紀錄
相對於三項最痛,巴金也有兩項空前紀錄。一,他是近代中國最長壽的作家,晚年名言「長壽是一種懲罰」傳遍海內外。二,他是世界各國在位最久的國家寫作協會主席:從一九八一年四月代理主席,十二月真除,至去世為止,前後長達二十四年!一九九三年九月他在給老友吳克剛的信中說:「過去的事我大都記得,但是講不清楚,也寫不出來。」後來他的帕金森氏症越來越嚴重,大多時間住在醫院或處於昏迷狀態,卻依然一屆又一屆被中國作協選為主席,甚至被選為中國政協副主席!
巴金並不需要「中國作協主席」或「中國政協副主席」這類黃金打造的帽子,但中國需要巴金這顆經過「五四」與文革千錘百鍊的鑽石來光耀門面!
巴金本名李堯棠,字芾甘,成都外語學校翌業。他原籍浙江嘉興,高祖入蜀為幕以後即定居四川。父李道河做過四川廣元知縣,一九○四年巴金在成都出生時,三代同堂,大家庭中有二十多個長輩,三十多個堂兄弟姊妹,五十多個傭人。他十歲喪母,十一歲父再娶,十三歲喪父,家道漸中落;繼母及一兄兩姊兩弟三妹與他自己,都由大哥照顧生活。一九二○年祖父去世,大家庭紛爭不已,大哥一九三一年自殺。
家、春、秋 奠定文壇地位
一九二七年一月巴金赴法國遊學,二月得知大家庭破產,開始寫他的第一個中篇《滅亡》。次年十二月回國,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出版。為了紀念大哥,他以家族為雛型寫第一部長篇《家》,「向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訴』。」一九三三年出版時巴金才二十九歲。之後陸續出版《春》、《秋》,合稱「激流三部曲」,奠定了他的文壇地位。
一九二八至四七年間,他發表了二十多部中長篇小說,七十多篇短篇小說,二十多部譯作及眾多散文隨筆。和大部分三○年代中國作家一樣,巴金一生最重要的小說都寫於解放之前。
解放之後的巴金,被迫「寫過一些符合政治要求的違心之論」。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後,他曾在一篇隨筆裡感嘆:「十七年中沒有寫出一篇讓自己滿意的作品」。
隨想錄 晚年最滿意的作品
他晚年最滿意、也被認為最重要的作品,是從七十四歲(一九七八)寫到八十二歲(一九八六)的《隨想錄》。開筆序言即云:「它們都不是四平八穩,無病呻吟,不痛不癢,人云亦云,說了等於不說的話,寫了等於不寫的文章。那麼就讓它們留下來,作為一聲無力的叫喊,參加偉大的『百家爭鳴』吧。」這一五○篇隨筆,寫家人、友人、閱讀、遊歷,「解剖自己,懺悔,給良心一個交代」,並「對文革作出個人的反省」。其中以〈懷念蕭珊〉一篇最為燴炙人口。
蕭珊原名陳蘊珍,浙江寧波人,是巴金的讀者,兩人相差十三歲,一九四四年在貴陽結婚。蕭珊曾就讀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翻譯過屠格涅夫中篇小說《初戀》等書。他們的長女李小林,現任上海文學月刊《收穫》主編;兒子筆名李曉,是小說家,在上海政協工作。文革期間,巴金因出身黑五類家庭,非共產黨員及信仰無政府主義,被戴上「黑老K」的帽子,蕭珊成了「巴金的臭婆娘」,兩人都備受折磨﹗
懷念蕭珊 實踐晚年說真話理念
一九七二年蕭珊生病未獲醫治,拖到發現腸癌請求住院也未准,終至蔓延為肝癌而亡。巴金在〈懷念蕭珊〉裡,實踐他晚年力倡的「說真話」理念,寫他與蕭珊的結緣,生活,屈辱與受難,罹病與死亡:「在那些年代,每當我落在困苦的境地裡、朋友們各奔前程的時候,她總是親切地在我的耳邊說:『不要難過,我不會離開你,我在你的身邊。』只有在她最後一次進手術室之前她才說過這樣一句:『我們要分別了』。」「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裡有我的淚和血。」
一九七九年〈懷念蕭珊〉在香港《大公報》發表後備受矚目,全球重要華文媒體爭相轉載,傳誦一時。一九八四年〈再憶蕭珊〉,巴金更真摯的說:「我的骨灰將同她的骨灰攪拌在一起,灑在園中,給花樹做肥料。」
現在,全世界關心巴金的讀者都可以鬆下一口氣說:巴金的最痛,終於結束了!但願,他真摯的期盼不會成為遺憾。

2005.10.18  中國時報 巴金歷史地位評價 學者不同調陳希林╱台北報導
學者指出,從廣義來說,巴金應當是最後一位離世的「五四時期」作家。但他的作品受到藝術性、時代性的限制,使得這個世代的閱讀者較難親近他的作品。而學者對他的歷史地位評價,也出現不同的看法。
政大中文系教授唐翼明說,巴金、施蟄存等人屬於最後一批「廣義五四時期」的作家,施蟄存已於二○○三年十一月去世。這一代的五四作家,對於一九三○、四○年代的青年影響極大,尤其是「進步左翼青年」,幾乎人手一冊巴金等人的作品。
對當代的讀者來說,巴金的作品似乎總是隔著一層面紗。唐翼明分析,第一,巴金的作品藝術性較差,尤其與魯迅、老舍、沈從文等人比較,巴金的寫作太「直露」,以直接且主觀的方式抒發創作者的感情。
政治大學教授、作家尉天驄認為,巴金以狂熱為起始,又在現實中體會教訓,經歷極大的改變,在他生命末期想必也是感慨良深。
無政府主義思想深深影響巴金,一九二八年夏季完成小說《滅亡》的廿一章初稿後,首度在書稿上署名「巴金」,擷取兩位知名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名字而成。無政府主義代表的浪漫、狂熱形象經過巴金流暢的文筆,吸引大量知識份子的追隨,也為日後的馬克斯思想鋪出大路。等到共產主義取得政權後,開始壓抑無政府主義者,巴金瞭解這種痛苦,從此閉口不言無政府主義。
最近興起重新審視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呼聲,有些學者連帶檢討巴金的歷史地位。廣東的林賢治等多位學者對於巴金在一九八○年代大聲疾呼「要講真話」之事提出檢討,代表大陸學界的激進看法。
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卻不認同林賢治的觀點,陳思和認為,固然有人批評巴金自己未能身體力行「講真話」,但事實上巴金「就是因為身體力行,才會活得那麼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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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18  中國時報 巴金的最痛 終於解脫了季季
巴金晚年有三項最痛。一是他的妻子蕭珊及無數中國人在文革中備受折磨而死,建議中共成立國家文革博物館而未果。二是必須「為別人而活」;希望不再續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未果。三是纏綿病榻生不如死,請求安樂死未果。
三項最痛 兩項空前紀錄
相對於三項最痛,巴金也有兩項空前紀錄。一,他是近代中國最長壽的作家,晚年名言「長壽是一種懲罰」傳遍海內外。二,他是世界各國在位最久的國家寫作協會主席:從一九八一年四月代理主席,十二月真除,至去世為止,前後長達二十四年!一九九三年九月他在給老友吳克剛的信中說:「過去的事我大都記得,但是講不清楚,也寫不出來。」後來他的帕金森氏症越來越嚴重,大多時間住在醫院或處於昏迷狀態,卻依然一屆又一屆被中國作協選為主席,甚至被選為中國政協副主席!
巴金並不需要「中國作協主席」或「中國政協副主席」這類黃金打造的帽子,但中國需要巴金這顆經過「五四」與文革千錘百鍊的鑽石來光耀門面!
巴金本名李堯棠,字芾甘,成都外語學校翌業。他原籍浙江嘉興,高祖入蜀為幕以後即定居四川。父李道河做過四川廣元知縣,一九○四年巴金在成都出生時,三代同堂,大家庭中有二十多個長輩,三十多個堂兄弟姊妹,五十多個傭人。他十歲喪母,十一歲父再娶,十三歲喪父,家道漸中落;繼母及一兄兩姊兩弟三妹與他自己,都由大哥照顧生活。一九二○年祖父去世,大家庭紛爭不已,大哥一九三一年自殺。
家、春、秋 奠定文壇地位
一九二七年一月巴金赴法國遊學,二月得知大家庭破產,開始寫他的第一個中篇《滅亡》。次年十二月回國,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出版。為了紀念大哥,他以家族為雛型寫第一部長篇《家》,「向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訴』。」一九三三年出版時巴金才二十九歲。之後陸續出版《春》、《秋》,合稱「激流三部曲」,奠定了他的文壇地位。
一九二八至四七年間,他發表了二十多部中長篇小說,七十多篇短篇小說,二十多部譯作及眾多散文隨筆。和大部分三○年代中國作家一樣,巴金一生最重要的小說都寫於解放之前。
解放之後的巴金,被迫「寫過一些符合政治要求的違心之論」。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後,他曾在一篇隨筆裡感嘆:「十七年中沒有寫出一篇讓自己滿意的作品」。
隨想錄 晚年最滿意的作品
他晚年最滿意、也被認為最重要的作品,是從七十四歲(一九七八)寫到八十二歲(一九八六)的《隨想錄》。開筆序言即云:「它們都不是四平八穩,無病呻吟,不痛不癢,人云亦云,說了等於不說的話,寫了等於不寫的文章。那麼就讓它們留下來,作為一聲無力的叫喊,參加偉大的『百家爭鳴』吧。」這一五○篇隨筆,寫家人、友人、閱讀、遊歷,「解剖自己,懺悔,給良心一個交代」,並「對文革作出個人的反省」。其中以〈懷念蕭珊〉一篇最為燴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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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蕭珊生病未獲醫治,拖到發現腸癌請求住院也未准,終至蔓延為肝癌而亡。巴金在〈懷念蕭珊〉裡,實踐他晚年力倡的「說真話」理念,寫他與蕭珊的結緣,生活,屈辱與受難,罹病與死亡:「在那些年代,每當我落在困苦的境地裡、朋友們各奔前程的時候,她總是親切地在我的耳邊說:『不要難過,我不會離開你,我在你的身邊。』只有在她最後一次進手術室之前她才說過這樣一句:『我們要分別了』。」「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裡有我的淚和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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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代的讀者來說,巴金的作品似乎總是隔著一層面紗。唐翼明分析,第一,巴金的作品藝術性較差,尤其與魯迅、老舍、沈從文等人比較,巴金的寫作太「直露」,以直接且主觀的方式抒發創作者的感情。
政治大學教授、作家尉天驄認為,巴金以狂熱為起始,又在現實中體會教訓,經歷極大的改變,在他生命末期想必也是感慨良深。
無政府主義思想深深影響巴金,一九二八年夏季完成小說《滅亡》的廿一章初稿後,首度在書稿上署名「巴金」,擷取兩位知名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名字而成。無政府主義代表的浪漫、狂熱形象經過巴金流暢的文筆,吸引大量知識份子的追隨,也為日後的馬克斯思想鋪出大路。等到共產主義取得政權後,開始壓抑無政府主義者,巴金瞭解這種痛苦,從此閉口不言無政府主義。
最近興起重新審視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呼聲,有些學者連帶檢討巴金的歷史地位。廣東的林賢治等多位學者對於巴金在一九八○年代大聲疾呼「要講真話」之事提出檢討,代表大陸學界的激進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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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已橫心決定「日本新精神」路線

2005.10.18  中國時報 日本總理大臣小泉純一郎出人意料地於十七日參拜了靖國神社,其實這無關小泉的蠻橫性格,主要是配合他的日本新精神的政策,是對是錯那就是另回事了。
二戰結束六十周年,小泉在八月十五日的講話中不但對殖民統治和侵略戰事道歉,也特別表示要與中韓兩國攜手共創亞洲地區的和平繁榮。他沒有去靖國神社參拜,因此受到了亞洲國家的好評。也就因此,一般預料他今年可能不會去參拜了,日本「朝日新聞」就評論說:如果小泉真的踏入了靖國神社的大門,那麼八月十五日講話的苦心好不容易換取到的亞洲國家讚賞都將灰滅。「時事社」也說小泉如果在秋季大祭時去參拜,那不僅使與中韓關係的改善更遙遙無期,而且也難逃合作的公明黨的嚴厲指責。
目前為期三日的第三次中日戰略對話正在北京舉行,中共外長李肇星在會見日本外務省次官谷內正太郎時,甚至說為了加深相互了解,應該深化雙方對話與交流,以便解決日本謀求進入聯合國安理會擔任常任理事國的問題,他說通過透明的對話與討論尋找令日本和其他國家都能接受的方案。這當然是北京要緩和中日兩國最近緊繃關係。
但小泉卻在此刻又對中方澆了冷水,以致中韓兩國都發表憤怒的聲明。
小泉為什麼要這樣?主要原因是他要讓日本不理會過去,不計較反對,逕自要走一條政經大國之路,靠的是美國扶持,以美國的戰略觀點來看,日本沒有必要向中韓示好,相反,美國還希望日本能較美國更強硬地對付中國,中日之間的矛盾是符合美國亞太戰略的,而南韓的逐漸疏離,也使美國認為它在亞太的真正夥伴只有日本。
日本要擺出闖向強國之林的姿態,只有在美國提攜掩護之下方有可能,否則單憑日本實力,根本無法達成,日本要拓建新精神的路途,便不能不埋葬過去數十年的溫和政策,這一點會得到日本國民的認可。
前不久參院選舉的大勝,使小泉認為日本國民確實已認可了他的政策,所以下一步便是修改憲法第九條,趁美國布希政府還在台上,鼓勵其修憲時,脫去和平外衣,那麼,就沒有必要顧忌中韓的反對了。反正日本要在亞洲出頭必然會遭到中韓甚至俄國反對的,又何必太顧忌參拜靖國神社?與其向中韓讓步,倒不如尋求日本國民支持他的強硬政策,畢竟外交是內政的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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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s too loud!---stolen from the school newspaper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short essaies that I have seen in years!

You know what really grinds my gears? People who feel the need to turn the bass up as loud as possible in their cars.


If I can hear it two blocks away, it is too loud. It's bad enough that you spend $25000 modifying a car that isn't worth $2000. Now you're rattling the bolts off that junker.


All you hear is thumping anyway. You can't tell what song is playing, let alone what is being said.


Who are you trying to impress? The deaf? Because I am pretty sure they can hear it, too. And guess what? They hate it also.


So turn it down. No one cares you can play Paul Wall louder than the car next to you. It doesn't make you cool.


You just sound like an idiot. ----Kiel Fle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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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October 16, 2005

浙江省安仁铺村委会选举争议(附公文)

6/13/2005-9/05/2005
2005年6月13日,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樟潭镇安仁铺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因镇村党政干部营私舞弊,黑箱操作并撕毁选票,激发民愤险些酿成大规模流血冲突。
     

事情开端,中年11:30分许,填票结束无争议后提前进入唱票程序。村主任竞选双方(一方为吕和孝,另一方为何春荣)按村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党支部书记郑渭良安排,各派2名监票代表进入集中唱票时间。在前几分钟的理票过程中,何春荣方监票代表何益云看到吕和孝的得票率较高,公然撕掉二十几张选票(派出所有据)。主持选举的领导并未予以制止,反而纵容何疯狂叫嚣而引起争执和骚动,造成选举工作中断达1小时许。
     

随后,何益云才被警方带走。局面暂时稳定下来。郑渭良以进行内部讨论事务为由,关上唱票房间,并拒绝吕和孝监票代表进入(本次选举中,村党支部为何春荣的全力支持者)。然后即进行违法操作,私自唱票并炮制了何春荣“当选”的投票结果写在黑板上,引起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在争执过程中,众多选民发现相当数量被撕毁的投吕和孝的选票,被塞在废弃的香烟壳里、桌缝中、及后来发现的房子外面的石头下等。无疑这是被负责选举的干部撕毁的选票!执法犯法,破坏选举,这是何其恶劣的行为!



当天我们即去民政局反映此事,而后让我们吃惊的是,衢江区民政局“超前”地做出了极不公正的调查结论。除认同何益云撕票事实外,没有遵循一般调查程序,更没有尊重客观事实。在关键问题上,避重就轻,甚至颠倒黑白。
     

一、6月14日上午,我们接通知去区民政局,拿到一张通知我们15日去民政局接受调查的通知(通知书上有我方人员方云宏的领取签名)。然而15日上午我们去接受调查时,居然看到了14号已经做好的确认选举有效的调查意见。这种情况,不是对百姓的愚弄吗?况且调查基本原则是不能听从一面之词,而是对双方反映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和对质公堂。难道调查组的业务素质竟然这么低下?
     

二、我们反映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关于选举的公开、公平、公正。在事实上村党支部以组织名义全力支持候选人何春荣的前提下,将2名主任候选人委派的监票代表退出意味着什么?在处理意见书上,是以“为使计票工作顺利进行,镇长饶根良将双方监票代表退出”为由,并关上唱票房间的。即便如此,在何益云闹事被带走之后,有何证据可以证明,不将2名主任候选人的监票人员退出就会影响到监计票工作的继续进行?我们认为,将莫须有的理由作为妨碍选举公开、公平、公正的依据,是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请上级依法追查。据《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二十五条:投票结束后,应当封存收回的选票,并于当日集中在选举大会会场或者选举中心投票会场,由监票人、计票人当众核对、统计选票,作出记录,经监票人签字后报告村民选举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四条,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公开记票的办法。何谓公开,当众?这在法律上应该没有歧义。关起门来唱票也叫“程序到位”?天哪!!!而初选唱票也是一直在选民监督下公开进行的。
     

三、我们反映的核心问题之二:在村民选举委员会的负责人、党支部书记的操纵下,竟然撕毁选票并非法填制假票。我们依据是,在私自唱票结束引发的争执中,我们发现相当数量被撕毁的选票被塞在废弃的香烟盒里、桌缝中、及后来发现的房子外面的石头下等。而在处理意见书中,竟然称“该村投票选举时,发出选票683张,与收回选票683张(含21张被撕毁票)相一致。不存在信访中所反映的有相当数量投吕和孝的票被撕毁遗漏现象”云云。而在15日我们一行约10人接受虚伪的“调查”时,该局徐德余局长又对被我们现场收集的被撕毁的选票进行了“解释”。一会说没有存在被撕选票现象,一会又对被撕票作出解释。面对我们提供的被撕毁选票,徐局长“解释”不出来,竟然咆哮道:“不管你们告到哪里,最后还是到我的手上来处理!”.天哪!!!在约6月29日区委常委杨昕的办公室里区民政局分管副局长方志强表示,已查实,共有5张选票被撕毁(不属何益云所撕的21张,其中二张为所谓“填错票”,三张空白票)。而我们掌握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被干部非法撕毁的有效选票绝对超过2张,空白票绝对超过3张。相关舞弊干部在作伪证!
    

四、关于我们所提的何益云责任处理问题。何益云撕毁选票21张,并疯狂叫嚣近1小时,险些引发群体暴力,这绝非是区民政局处理意见书中所轻描淡写的“使监计票工作暂停”。随后,公安部门对何“教育”了事。我们尊重公安部门对何的处理,但是,作为群众普遍关心的对何的处理结果,派出所所长程水明拒绝告知;且依法从轻或从严处理,应该有个基本尺度而非随意为之。7月6日,在和负责处理此案的区委组织部马部长对话中,谈及此事,马部长表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何撕毁的选票没有造成什么经济损失,恐怕只能如此处理等等。天哪!!!我们认为,对何的处理具有标杆意义:下次出现类似的疯狂撕票现象该怎么办?



五、此事发生至今已经两个多月了。区政府很“重视”,组织了联合调查组。我们当时就发现了问题:1,组长是上次表现荒谬的区民政局分管副局长方志强,且方的妻子本身就是直接参与舞弊的镇干部,我们认为方应该回避;2。调查组调查后一直不给结论。我们再三”盯“的结果是,在7月下旬,我们拿到了一份由镇里给的结论。我们不理解为什么镇里给结论。因为,我们认为镇政府是舞弊操纵者,我们不会找他们反映问题。假如镇政府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那么结论的落款不应是其一家。若是受委托做结论,那么,按例,在行文中应该有“抄送”字样。我们想不通!



六、按区民政局的处理意见中的提示,我们向衢州市民政局请求复查。市民政局违反了新的信访条例,逾时不给结论。也许他们有两难。他们也无奈啊!
    

村委会选举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保障村民民主权利的一件大事,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我们恳请有关领导,坚持党性和职业道德,坚持实事求是,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突破阻力,而非片面地维护下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所谓“权威”、“稳定”甚至包庇违法乱纪行为,为群众办实事,及时、公正地调查和处理本次选举舞弊事件!



联系人:13091933868,lvheming@tom.com










来源:来函照登 来源时间:2005-09-06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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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uphill Battle of political reform at the village level.

While the media and public forum have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to Taishi incident in China, the similar kind of election scandals at the village level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all over China. The intended democratic election at village level push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has been totally overwhelmed by the power of town officials who try their best to control the election. It is not to say those officials at town or county levels are all bad people. There is a deeper reason for this phenomenon: the outdated political structure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in rural area. Theoretically speaking, the elected village chief should report to his voters: peasants and protect them from being exploited and illegally taxed, while the designated town officials are responsible for supplying public goods, such as education, road maintenance and the local police forces. They also have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and the law, such as family planning and collect the tax,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fter the recent tax reform, they are also facing huge deficits. Summarize their current situations in two sentences: They have jobs to do. They don’t have money from upper level government to survive. Since then the town officials and their employees have formed a big interest group fighting for keeping their positions, benefits and salaries by exploiting peasants. After the village level election, there is still no way for elected village chiefs to align their goals and objectives with the ones of designated town and county officials. As a result, the town government has a very strong motivation to control the election, and facilitate their power which enables them to push the construction, education, family planning, and taxation and profit from these operations. The current chaotic situation happened in Taishi and Anrenfu is 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confliction of the different interests groups. The newest solu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is problem is to cut the excessive employees or entire town governments to avoid the heavy exploitation towards peasants. Howev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never succeeded in the layoff battle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Zhu Rongji failed in the government reform of the urban districts and it seems that Wen Jiabao will fail in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districts as well. In the reform,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acknowledge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How to make a reasonable compromise between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to facilitate the reform is an elegant art, if not a complicated political science. “You are fired” doesn’t work in China. A popular alternative solution suggested by experts is to transform the town government as a service st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villages. Inside the service station, peasants can get cheap education, medical assistance, tool and machine repairs, law assistance, and business information. I think it is a very ideal picture and involve a massive reedu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own officials and their employees. I will keep my eyes open and see what will happen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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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乡并镇中的“强盗逻辑”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时间:2005-10-10 网站发布时间:2005-10-10

徐付群


以撤乡并镇的改革达到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实际是把乡镇看作了压榨农民百姓的“土匪强盗”机构。乡镇表现出的“掠夺性”,是在长期承担为工业化、城市化汲取资源之功能的过程中逐渐养成的,而本来它主要是应该承担为乡村社会服务功能的。所以,对乡镇的改革,要着眼于功能转换,把乡镇从汲取型的政府打造成服务型政府,而不是在乡镇的数量上动脑筋。受益于乡镇汲取功能的城市和工业,应该反哺乡镇,为乡镇的转型埋单。



背景:星期四(2005年9月30日),在郑州做记者的朋友打电话和我聊天,问我对河南正全面推行的撤乡并镇的改革发表评论。据说,河南在几年之前就搞过几次撤乡并镇,但是当时都敷衍了事,因为下面阻力很大,特别是乡镇干部的阻力非常大,因为分流渠道有限,精简下去的人谋生没有门路。所以,当时撤掉的,后来多又恢复了。有一个县,将6个乡镇合并成3个,在经过了简短的几年之后,又重新分成了6个。这一次,省里下了最大决心,特别规定,平原、丘陵地区原则上不保留3万人以下的乡镇,山区原则上不保留面积不足10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万人的乡镇。乡镇撤销后按整建制并入相邻乡镇。14万超编人员面临分流。省里规定:每分流1名财政全供人员,省财政对县级财政补助5000元;每分流1名差供人员,省财政对县级财政补助3000元;每撤掉一个乡镇,省财政给县财政补贴50万元。据说,撤乡并镇的主要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对这位朋友坦言,乡镇是应该改革,但是不能这样的“强盗逻辑”来改啊……



为什么死路一条却有人趋之若鹜



乡镇机构,包括乡镇党的基层组织乡镇党委、乡镇权利机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乡镇人民政府。由于这三个组织机构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系统,所以,说到乡镇机构改革的时候,应该是包括三种组织在内的总体的改革。当说到乡镇人民政府的时候,不单单是指乡镇政府,而是指在乡镇党委领导下的、经过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首脑并接受其监督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是一个无法完全分割的组织系统。



乡镇机构要实行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究竟怎样改?乡镇的前途和出路在哪里?有的说乡镇政府作为一级政府,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变成了与农民争利益的政府,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可以撤掉这一级政府了,是为取消派;有的说乡镇作为一级政府虽然没有必要了,但是可以把乡镇改为自治机构,在乡镇的范围之内实行民主监督,全民直选,是为自治派;也有的说,乡镇机构改革,当务之急是转变职能,从过去的以催粮催款催命为己任的政府,转变为向农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是为转型派。各个派别的专家学者们各自搭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进行全方位的论证,同时尝试着选择试点,进行各种试验。



但是,当学者们见仁见智地论证、争论、试验的时候,一场大规模的对于乡镇机构的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已经在进行之中了。这个大改革已经持续了数年的时间,在上级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进行,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这个改革的名字叫:撤乡并镇。



撤乡并镇改革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农民负担日益显得沉重的情形下,国家所采取的一项对应措施。支持这个改革的理论支点是:乡镇是造成农民负担沉重的罪魁祸首,要减轻农民负担就要先拿乡镇开刀;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官民比例严重失调,食之者众而生之者寡。在分税制的条件下,乡镇的财政收入从本乡镇范围自行筹集,因此乡镇工作人员多,吃皇粮的就多,需要向农民收取的就越多,这是导致农民负担沉重的直接原因。



基于以上理由,要想减轻农民负担,就必须减少乡镇机构和人员。



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乡镇机构反复精简,反复膨胀,已经屡次证明,倘若只是就精简而精简,断然见不到实际效果。于是,不知道哪位智者恍然大悟,想出了撤乡并镇这一对策。



撤乡并镇的对策,其实是对以前屡次精简屡次膨胀的反思的结果。乡镇数量太多,而每个乡镇都是按照党、政、人大加上七站八所建构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精简人员难度太大,效果不显著,因为无论你怎样减,机构还是那么多,机构多就需要相应的人员坚守岗位。而撤乡并镇则首先在压缩乡镇政府的总体数量上下功夫,两个或三个甚至更多的乡镇合并成一个,相应地,乡镇政府党委人大政协七站八所,从两套、三套甚至更多,一下子合并成一套。相应地,乡镇主要领导,正职副职,七站八所工作人员,都要按照只有一套政府机构的编制来设置,多余的人员势必要找出路,分流出去。这样一来,乡镇数量少了,干部少了,人员少了,机构精简了,消耗少了,而负责供养乡镇的农民数量却大幅度增加了,官民比例减小了,于是乡镇对农民的压迫自然就减轻了。这当然是个很流畅的逻辑了。于是,我们的中央政府,我们的各个省级政府,就完整地接受了这样的逻辑推断,信誓旦旦地启动了撤乡并镇的伟大工程。



撤乡并镇,这几年各地一直在做,已经成燎原之势。大量的实践证明,撤乡并镇的效果并不理想。一些地方的所谓撤乡并镇,不过是将几个乡镇的人员集中在一起办公,总数并没减少下来。撤乡并镇,首要的问题是要找到乡镇人员的分流渠道。但是目前为止人们仍然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来安置那些被从乡镇机构中分流出去的人员。一些地方曾经探讨过动员乡镇干部到南方打工保留干部身份的办法;也有的地方创造条件,鼓励乡镇干部投身市场创业谋生。但事实证明这些办法只能惠及少数人员,不能作为一个普遍推广的对绝大多数人员有效的办法。比如,投身市场创业,那些有能力、有条件的人,本身有比较过硬的功夫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又享受政府提供的优惠,下海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大部分人并不具备同等的能力。所以,许多地方的撤乡并镇,只是追求形式而已,不少地方分流出去的人员已经开始回流,因为政府实在无法应对被分流人员的上访压力。找不到分流人员的可行办法,撤乡并镇就注定难以走得通。但是这项改革的推动者却乐此不疲!这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各地政府为什么如此青睐撤乡并镇呢?!!为什么明知困难重重还趋之若鹜呢?!!大概是因为,在所有的改革方案中,这还算是最“切实可行”的一个方案吧;也许是因为,在所有改革的方案中,这是最不冒政治风险的一个方案吧;不过,最根本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所有的改革方案中,这是最容易改出成果、改出政绩的一个方案吧。不是吗?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把乡镇的数目压下来,就立即可以计算出减少财政支出多少,减轻农民负担若干了!在这减少的背后,根本不用考虑被分流的乡镇干部有怎样的生活出路,不用考虑因为撤乡并镇而给集镇上的商户带来的损失,不用考虑因乡镇范围的扩大而给当地的农民群众带来的不便,不用考虑因乡镇范围扩大而给政府的农村工作带来的困难。把所有这些都留给基层的干部和群众去吧,改革的推动者只管站在光荣的领奖台上接受中央的褒奖和领受热烈的掌声了。(具体到河南的改革措施,有一点值得特别推敲:省政府将分流乡镇人员和撤并乡镇的补贴,直接补贴到了县财政,如何能保证如狼似虎的县财政把这些补贴充分用于乡镇改革的成本支付呢?鬼才相信县会充分用于乡镇改革。县里必定要大肆截流,到时候可怜乡镇撤并之后的困难,就让乡镇干部自己承担吧)



撤乡并镇实际在遵循着一个“强盗逻辑”



这里需要指出,撤乡并镇,实际是在遵循一个“强盗逻辑”:把乡镇看作“土匪强盗”机构。以前历史上的土匪强盗专事掠夺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百姓,而乡镇土匪强盗机构则专事掠夺本乡镇范围内的农民群众。上级政府以拯救农民于水火的英雄面目出现。拯救百姓的具体办法就是设法减少“强盗土匪”机构的总体数量,“强盗土匪”机构数量减少了,“强盗土匪”的数量少下来了,需要老百姓供养的钱粮相应就少了,老百姓受到压榨的程度不就大大减轻了吗。



不错,上级政府之中谁也没明确地说,乡镇政府就等同于强盗土匪机构——事实上谁这样说都可能要承担政治风险,惹火烧身。但是撤乡并镇的做法,实际不就是遵循这样的“强盗逻辑”吗?呵呵,我用“强盗逻辑”这个词,可能要引起误会。我这可不是在影射上级政府是强盗,而是说上级政府从事乡镇撤并改革的思路,明显是把乡镇当作“强盗土匪”机构来看待。按照这个逻辑,即便撤乡并镇成功了,也要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问题:400个土匪强盗机构撤并成200个土匪强盗机构,那不照样还是土匪强盗机构吗?因为你的改革并没有改变强盗土匪机构的性质,只是减少了强盗土匪机构的数量啊!河南省此番再次开启撤乡并镇工程,要涉及400多个乡镇,裁撤成200多个,其规模之大、力度之大、决心之大,前所未有。但是这样规模大、力度大、决心大的撤乡并镇,并没有在人员分流方面设计更稳妥有效的配套措施,这就意味着在实施计划的进程中所遭遇的困难和阻力也是大规模大力度的。可以预见,这样的改革同样面临着半途而废的风险,同样也面临着减少“强盗土匪”机构的数量而不肯改变“强盗土匪”机构性质的尴尬。老百姓也许会这样认为:你减少乡镇的数量,无非是为了让保留下来的人日子过得更舒坦一些罢了,谁会相信你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呢?如果乡镇的存在只能给农民增加负担,那你从减轻农民负担出发,就应该彻底取消乡镇,现在却要保留一部分,继续由农民供养,让农民承担经济负担,这是什么道理啊?



看来,乡镇改革的推动者似乎应改变一下思路,放弃“强盗逻辑”。之所以要放弃这个逻辑,是因为这是个荒唐的逻辑,一个既陷乡镇机构于不仁不义又让改革的推动者十分被动的逻辑,一个注定很难行得通的逻辑。



谁把乡镇政府塑造成了“掠夺性政府”



当新中国建立并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的时候,注定需要农村、农业和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物质的积累,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巨大牺牲。这样的发展格局,需要一个对乡村社会牢固控制的强力政府机构,而这个政府机构必须有效地承担从乡村社会汲取资源的使命,拥有强大的汲取和输送资源的能力。建国以来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一直顺利地进行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这期间,按照国家需要构建起来的乡镇政府,一直高效率地运转着,源源不断地把资源财富从乡村社会输送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阵地。



后来,乡镇的资源汲取和输送能力却逐渐衰减了。为什么会衰减呢?在人民公社的高效率汲取输送体制解体后,在包产到户和村民自治的新形势下,乡镇汲取和输送资源的能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完成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为了继续承担国家赋予乡镇政府的汲取输送职能,乡镇只好采取增加机构、扩充人员的办法来增强自身的能力。增加机构和人员的后果之一,是增加了乡镇本身运行的成本,而越是增加人员,越是增大了成本,就越是降低了自身的控制能力和汲取资源的能力。乡镇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差不多与此同时,国家实行了分税制,把丰厚的税源收归中央,贫瘠的税源留给地方。作为乡镇,国家实在是照顾不了那么多了,干脆你自己需要多少,就自己想办法筹集吧,这叫国家给政策,乡镇想办法。比如,各省级人民政府纷纷出台《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实际是给了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向农民征收税费的依据,能不能收上来,你有没有钱花,就看你自己有没有本事了,反正国家也不再从乡镇要什么了。这也标志着,乡镇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汲取输送资源的职能削弱了,甚至基本消失了。乡镇继续存在的价值,是在自己筹集经费养活自己的同时,竭力完成计划生育工作,完成上级安排下来的数不清的乡村建设指标。而上级安排的几乎所有指标,都是只给指标不给经费,只给指标不给办法。乡镇完成指标的办法有两条,要么想方设法加大对农民收取税费的项目和征收力度,要么想方设法编造一套虚假的数据汇报上去蒙混过关。巧立名目加大对农民征收税费的力度,既进一步加重农民的负担,加重了农民群众与基层政府的对立程序,也使乡镇政府在社会上蒙受更大的骂名;编造虚假数据的做法,就更使乡镇的“劣迹”在媒体上频频曝光,乡镇政府的脸面越涂越黑。于是有学者在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一针见血地尖锐指出,乡镇政府已经成了“掠夺性政府”了。乡镇政府走到这个地步,几乎是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



非常不幸的是,国家似乎接受了乡镇政府变成“掠夺性政府”的说法,把乡镇当作只能征收税费,给农民增加负担的一级政权组织。当然,学者们的判断和国家接受学者的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专事从乡村社会汲取资源,用个通俗点的说法,不就是“掠夺”吗?所不同的是,在分税制改革之前,乡镇“掠夺”的资源都输送给了国家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而分税制改革之后,乡镇“掠夺”的资源主要用于供养自身了。不过考虑到乡镇作为基层政府,只有自身能够正常运转,才有能力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所以这时的“掠夺”也不能完全就是为了养活自身而掠夺。不管怎样,乡镇给人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其掠夺性,似乎乡镇已经成了土匪、强盗的代名词。对于这样的政府机构,再不改革似乎已经是天怒人怨了。



乡镇原本就应该是个服务型机构



尽管乡镇改革迫在眉睫,不改不行,尽管撤消乡镇、乡镇自治、直接选举等改革方案目前实施起来有难度,尽管撤乡并镇有现实基础,但也不意味着撤乡并镇就是目前可以选择的最好方案。与撤乡并镇相比,还有更值得期待、更值得选择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改变对乡镇的偏见,努力把乡镇从汲取型政府打造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也就是说,转型派的观点还是值得考虑的。让我们仍然借着撤乡并镇的“强盗逻辑”打个比方:如果我们一定认为乡镇是个掠夺性的“土匪强盗”机构,认为乡镇干部是强盗土匪,那我们为什么不设法把强盗土匪型的乡镇机构改造成人民性机构,把“强盗土匪型”的乡镇干部收编为“八路军”,改造成专门为老百姓办好事,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机构呢?



何况,法律意义上的乡镇机构,原本就是服务型的机构。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02年11月14日通过)第五章《党的基层组织》第三十一条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它的基本任务是:



(一)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组织党内外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完成本单位所担负的任务。



(二)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



(三)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性,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



(五)充分发挥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现、培养和推荐他们中间的优秀人才,鼓励和支持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六)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重视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青年中发展党员。



(七)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法政纪,严格遵守国家的财政经济法规和人事制度,不得侵占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



(八)教育党员和群众自觉抵制不良倾向,坚决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乡镇基层党组织任务的规定可以看出,这级组织的使命,除了搞好自身建设,最集中的使命就是维护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比如“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得侵占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坚决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等。



《中国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根据2004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第九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三)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



(四)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五)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工作的实施计划;



(六)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七)选举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



(八)听取和审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



(九)撤销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十一)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三)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也是直接保障、保护本区域内人民群众的权益。选举合格的乡镇政府首脑,听取和审查乡镇人民政府的报告,审查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决算,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工作的实施计划,也都是为了确保政府的工作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所以,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也是一个完全的服务于人民的服务型机构。



该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四)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五)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六)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七)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乡镇人民政府的事业和行政工作,也是服务于民众利益的,它也直接承担着保障和保护民众各项权益的使命。



乡镇机构的上述法定职能告诉我们,乡镇最基本的使命就是为乡镇范围内的百姓造福,为乡镇范围内的百姓服务,保护百姓的权利。所以,理想的乡镇机构,根本不是什么“强盗土匪”机构,而是不折不扣的为人民服务的机构。这些法定职能在有的地方完全没有兑现为现实,在有的地方没有完全兑现为现实,在有的地方不但没能兑现,反而异化为对百姓的掠夺功能,这只能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乡镇法定职能的缺位和异化,并且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取代人们对乡镇机构积极的、正面的价值期待。无论乡镇机构的现实是多么让人不满意,无论当今的乡镇机构承受了多少来自社会各界的谴责与批判,作为乡镇机构改革的推动者,永远也不能放弃这样一个观念:乡镇机构应该是一个服务型的机构,我们改革的目标是为了促使乡镇机构朝向这个目标转变,而不是在乡镇机构的总体数量上殚精竭虑做文章,不是考虑如何把乡镇像一个沉重的包袱一样无情地甩掉。在乡镇改革中,乡镇的数量多少固然是一个应该考虑的因素,但绝不是一个现在必须非考虑不可的因素;改革的最迫切目标是解决乡镇的实际功能与其法定功能不相符合的问题,即如何通过积极的改造措施,使乡镇名副其实地承担起服务于百姓、服务于社会的功能,也就是所谓的转型。



虽然困难重重,转型却是乡镇改革最近便的出路



最近几年来,上下到处都在吵吵,说要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变革成服务型政府。那么这个转变,理所当然地应该把乡镇政府也包含在内。我们不能把转变政府职能只定位于县级以上政府的转变和城市政府的职能转变,我们也应该把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纳入议程。因为不只是城市居民呼唤政府转变职能,搞好公共物品供给。我们有9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也同样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啊。而可以直接为9亿农民服务的基层政府,只有乡镇政府,又怎能使在转变政府职能的战略安排中不考虑乡镇政府的转型问题呢?考虑到需要乡镇政府提供服务的人口是如此巨大,乡镇政府的转型问题应该作为重点才更符合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宗旨。



不过,让乡镇机构转变职能,说说容易,要真正做起来又何其艰难。说到服务,政府的最大服务功能是提供公共物品。那么现实中的乡镇政府有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吗?这可以从财政能力和人才结构两方面来看。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集中掌控着全公社范围内的人财物,可以轻易地调集物力财力,组织成千上万人的生产大会战,从事水利建设、开山修路架桥等公共物品的生产。人民公社解体之后,重新建立乡镇人民政府,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生产活动的权力下移到村和农户,乡镇再想组织全乡镇范围内的公共物品生产,已经力不从心了。实际上,乡镇的财政资源,除了提供教师工资和保障乡镇机构的正常运转,已经没有能力用于供给公共物品了。为了开辟财源,乡镇也曾适应形势,开办了许多乡镇企业,可惜好景不长,这些企业在轰轰烈烈地崛起之后,又轰轰烈烈地关门倒闭,留给乡镇的是巨额债务包袱。为了完成上级压下来的名目繁多的各项任务,乡镇不惜借债达标,终于使自身债台高垒,高如珠峰。现在,许多乡镇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教师的工资都不能全额发放甚至要拖延数月发放,根本没有什么财政能力来从事公共物品的生产。再从乡镇的人员结构上来看,乡镇干部两个主要来源是大学毕业生和转业军人。不能否认,进入乡镇工作的人员,本来都是学有专长的。大学毕业生都有自己的专业特长,自不必说了,就是从军队大熔炉里锻炼出来的退伍军人,也多半通过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机制,各有专长。但是,资源汲取型的乡镇机构决定了它只需要“管理型”人才,无论你原先有什么本事也要先放弃,全力以赴地训练“抓拦堵截”的功夫和催粮催款的功夫,把进入乡镇的人一律培养成“治安”能手、“协税”能手以及编造材料哄骗上级的能手。所以人们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些在村里横行霸道的小混混,突然有一天会被吸收进乡镇政府聘用的人才队伍。这些人虽然在村民中口碑极差,但是却能在催粮催款、抓拦堵截工作中大显身手,所以竟颇受乡镇青睐。这样的人才需求导向,导致了乡镇管理型人才充足,而专业技术型人才奇缺,客观上缺乏为农民提供服务的能力。比如,农民迫切需要基层政府为其提供种植养殖方面的技术咨询服务,哪怕是有偿的服务,农民也会非常欢迎。但乡镇政府面对这样的公共服务需求却完全一筹莫展。河北张家口涿鹿县有位姓赵的年轻女村民,曾经和笔者谈她的创业故事。她去买了头母猪来喂,希望通过繁殖猪崽卖了赚钱。第一窝,母猪生了11头猪崽,这些猪崽如果全部出售,可以有将近3000块钱的收入,可惜全被母猪咬死了。小赵去乡兽医站请来兽医给母猪看病,兽医诊治的结果是:你不该发这路财,赶紧把猪卖了,干点别的事情吧!小赵有高中文化水平,她并不相信兽医的迷信说法,她很想再卖一头母猪,再尝试一次。但是她的丈夫和她的父母都相信了兽医的说法,对小赵强行阻止,小赵只好放弃了养母猪的计划。笔者在互联网上搜索了一下,很快找到有关资料,得知咬死猪崽是首次产崽的母猪的常见病,虽然病因不明,但是可以预先采取一些办法防止母猪咬死猪崽的。如果那位兽医懂得这些常识性的知识,也不至于误导了前来为母猪求诊的农民,切断了人家养猪致富的道路。目前,绝大多数乡镇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已经成为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站所。其实并非农民不需要技术指导,而是乡镇缺乏能够提供技术指导的人才啊。



虽然乡镇政府转型困难重重,但转型却是乡镇改革最近便的出路。首先,如果不实现转型,如果继续缺失服务功能,那么乡镇就真的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了。作为基层政府,既不能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又不能服务于辖区内的民众,那么它继续存在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当国家不再需要基层政府的汲取功能的时候,换句话说,当乡镇完成了汲取资源的使命的时候,它只有承担起本来应该承担的为民众服务的功能,才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其次,只有把乡镇机构打造成了服务型的机构,才有可能使乡镇形成可持续的进步能力。比如说,有学者主张乡镇应该实行自治,有的在推动乡镇长的直接选举,这些主张都反映了学者们的远见卓识。但是,正因为这些设想太长远了,太超前了,因而也太缺乏可行性和法律依据了,所以没有可行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不能作为我们的前进方向。如果我们现在着手努力把乡镇打造成服务型的机构,那么将来就可以很方便地朝乡镇自治制度或者直接选举的民主制度过渡,因为它们与“服务型”的价值趋向是完全一致的。第三,只有转型改革,才能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使改革充满建设性。转型,并不是甩包袱之举,也不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之举,而是在充分认识乡镇机构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的前提下,对乡镇机构进行趋向服务型演变的改造,使乡镇机构具有服务的功能;对乡镇的工作人员进行趋向服务型发展的培训,使乡镇工作人员具备服务的本领。这将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动荡和经济损失,最大限度地提高改革的建设性的改革,也是使广大乡镇干部和农民群众最容易接受的改革。



国家应该支付“收编”乡镇的成本



如果我们能够同意,目前最要紧的改革是对乡镇机构进行服务型趋向的改造和对乡镇工作人员进行服务型趋向的培训教育,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一改革的可行性问题了。而可行性的最突出要素,恐怕就是改革的成本由谁来支付了。无论是乡镇机构的转型改造还是乡镇人员的培训费用,都需要数额不菲的成本支出。首先应该明确,总体上来讲,乡镇自身已经没有支付改革成本的能力,这一点不需要做更多论证,只需看看乡镇负债的巨额数字就知道了。那么县级财政能否支持乡镇的改革成本呢?恐怕也不完全可以,因为许多县级财政也只能维持正常运转而已,支持乡镇改革对县级财政来说是一个承担不起的额外负担,何况县级机构自身也需要改革。能够支持乡镇转型改革的,只能是省级财政和中央财政。



乡镇机构本来就是按照汲取型的组织机构来打造的,这个组织的设计,一切都是服务于人力动员功能和财富动员功能的。几十年来,乡镇机构把资源汲取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日久天长,乡镇机构便完全习惯了专长发挥资源汲取功能,而不太擅长服务的工作了。所以,退一万步说,即便乡镇真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是“掠夺性政府”,成了“土匪强盗”机构,那么这也是几十年惯性继续发挥作用的结果,也与国家对这级政府的功能要求和结构设计密切相关。因为它一直就主要承担着从农村汲取资源、集中财富的功能,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也曾经深受这个“强盗土匪”机构的裨益。因此,当乡镇政府不在具备汲取输送资源的价值,需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时候,国家理应承担起推动这个转变的责任,为乡镇政府的转型支付必要的成本。而这个所谓的“国家”,主要的应该是指集中了最大的财政资源的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省级财政和中央财政的收入中,来自城市经济的收入占了绝大多数。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得益于几十年来农业和农民的巨大奉献牺牲,也得益于主要承担了汲取资源和向城市、工业化输送资源的功能。所以,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角度来说,需要反哺的不仅仅是亿万农民,也应该反哺为城市化、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因此失去了生存能力的乡镇机构。



国家如何反哺乡镇?这是一个需要下大力气专门研究的问题。但是我想,只要确定了对乡镇的服务型改造战略,那么遇到的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比如改革的成本问题,如果撤乡并镇的成本支付用于服务型乡镇的改革,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成本来源。把钱用于撤乡并镇,得到的是没有服务能力的乡镇机构和一系列新的社会冲突;而用于服务型乡镇改造,得到的是具有服务型能力的乡镇机构和整个农村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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