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18　 中國時報 巴金的最痛 終於解脫了季季
巴金晚年有三項最痛。一是他的妻子蕭珊及無數中國人在文革中備受折磨而死，建議中共成立國家文革博物館而未果。二是必須「為別人而活」；希望不再續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未果。三是纏綿病榻生不如死，請求安樂死未果。
三項最痛 兩項空前紀錄
相對於三項最痛，巴金也有兩項空前紀錄。一，他是近代中國最長壽的作家，晚年名言「長壽是一種懲罰」傳遍海內外。二，他是世界各國在位最久的國家寫作協會主席：從一九八一年四月代理主席，十二月真除，至去世為止，前後長達二十四年！一九九三年九月他在給老友吳克剛的信中說：「過去的事我大都記得，但是講不清楚，也寫不出來。」後來他的帕金森氏症越來越嚴重，大多時間住在醫院或處於昏迷狀態，卻依然一屆又一屆被中國作協選為主席，甚至被選為中國政協副主席！
巴金並不需要「中國作協主席」或「中國政協副主席」這類黃金打造的帽子，但中國需要巴金這顆經過「五四」與文革千錘百鍊的鑽石來光耀門面！
巴金本名李堯棠，字芾甘，成都外語學校翌業。他原籍浙江嘉興，高祖入蜀為幕以後即定居四川。父李道河做過四川廣元知縣，一九○四年巴金在成都出生時，三代同堂，大家庭中有二十多個長輩，三十多個堂兄弟姊妹，五十多個傭人。他十歲喪母，十一歲父再娶，十三歲喪父，家道漸中落；繼母及一兄兩姊兩弟三妹與他自己，都由大哥照顧生活。一九二○年祖父去世，大家庭紛爭不已，大哥一九三一年自殺。
家、春、秋 奠定文壇地位
一九二七年一月巴金赴法國遊學，二月得知大家庭破產，開始寫他的第一個中篇《滅亡》。次年十二月回國，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出版。為了紀念大哥，他以家族為雛型寫第一部長篇《家》，「向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訴』。」一九三三年出版時巴金才二十九歲。之後陸續出版《春》、《秋》，合稱「激流三部曲」，奠定了他的文壇地位。
一九二八至四七年間，他發表了二十多部中長篇小說，七十多篇短篇小說，二十多部譯作及眾多散文隨筆。和大部分三○年代中國作家一樣，巴金一生最重要的小說都寫於解放之前。
解放之後的巴金，被迫「寫過一些符合政治要求的違心之論」。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後，他曾在一篇隨筆裡感嘆：「十七年中沒有寫出一篇讓自己滿意的作品」。
隨想錄 晚年最滿意的作品
他晚年最滿意、也被認為最重要的作品，是從七十四歲（一九七八）寫到八十二歲（一九八六）的《隨想錄》。開筆序言即云：「它們都不是四平八穩，無病呻吟，不痛不癢，人云亦云，說了等於不說的話，寫了等於不寫的文章。那麼就讓它們留下來，作為一聲無力的叫喊，參加偉大的『百家爭鳴』吧。」這一五○篇隨筆，寫家人、友人、閱讀、遊歷，「解剖自己，懺悔，給良心一個交代」，並「對文革作出個人的反省」。其中以〈懷念蕭珊〉一篇最為燴炙人口。
蕭珊原名陳蘊珍，浙江寧波人，是巴金的讀者，兩人相差十三歲，一九四四年在貴陽結婚。蕭珊曾就讀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翻譯過屠格涅夫中篇小說《初戀》等書。他們的長女李小林，現任上海文學月刊《收穫》主編；兒子筆名李曉，是小說家，在上海政協工作。文革期間，巴金因出身黑五類家庭，非共產黨員及信仰無政府主義，被戴上「黑老Ｋ」的帽子，蕭珊成了「巴金的臭婆娘」，兩人都備受折磨﹗
懷念蕭珊 實踐晚年說真話理念
一九七二年蕭珊生病未獲醫治，拖到發現腸癌請求住院也未准，終至蔓延為肝癌而亡。巴金在〈懷念蕭珊〉裡，實踐他晚年力倡的「說真話」理念，寫他與蕭珊的結緣，生活，屈辱與受難，罹病與死亡：「在那些年代，每當我落在困苦的境地裡、朋友們各奔前程的時候，她總是親切地在我的耳邊說：『不要難過，我不會離開你，我在你的身邊。』只有在她最後一次進手術室之前她才說過這樣一句：『我們要分別了』。」「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裡有我的淚和血。」
一九七九年〈懷念蕭珊〉在香港《大公報》發表後備受矚目，全球重要華文媒體爭相轉載，傳誦一時。一九八四年〈再憶蕭珊〉，巴金更真摯的說：「我的骨灰將同她的骨灰攪拌在一起，灑在園中，給花樹做肥料。」
現在，全世界關心巴金的讀者都可以鬆下一口氣說：巴金的最痛，終於結束了！但願，他真摯的期盼不會成為遺憾。

2005.10.18　 中國時報 巴金歷史地位評價 學者不同調陳希林╱台北報導
學者指出，從廣義來說，巴金應當是最後一位離世的「五四時期」作家。但他的作品受到藝術性、時代性的限制，使得這個世代的閱讀者較難親近他的作品。而學者對他的歷史地位評價，也出現不同的看法。
政大中文系教授唐翼明說，巴金、施蟄存等人屬於最後一批「廣義五四時期」的作家，施蟄存已於二○○三年十一月去世。這一代的五四作家，對於一九三○、四○年代的青年影響極大，尤其是「進步左翼青年」，幾乎人手一冊巴金等人的作品。
對當代的讀者來說，巴金的作品似乎總是隔著一層面紗。唐翼明分析，第一，巴金的作品藝術性較差，尤其與魯迅、老舍、沈從文等人比較，巴金的寫作太「直露」，以直接且主觀的方式抒發創作者的感情。
政治大學教授、作家尉天驄認為，巴金以狂熱為起始，又在現實中體會教訓，經歷極大的改變，在他生命末期想必也是感慨良深。
無政府主義思想深深影響巴金，一九二八年夏季完成小說《滅亡》的廿一章初稿後，首度在書稿上署名「巴金」，擷取兩位知名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名字而成。無政府主義代表的浪漫、狂熱形象經過巴金流暢的文筆，吸引大量知識份子的追隨，也為日後的馬克斯思想鋪出大路。等到共產主義取得政權後，開始壓抑無政府主義者，巴金瞭解這種痛苦，從此閉口不言無政府主義。
最近興起重新審視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呼聲，有些學者連帶檢討巴金的歷史地位。廣東的林賢治等多位學者對於巴金在一九八○年代大聲疾呼「要講真話」之事提出檢討，代表大陸學界的激進看法。
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卻不認同林賢治的觀點，陳思和認為，固然有人批評巴金自己未能身體力行「講真話」，但事實上巴金「就是因為身體力行，才會活得那麼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