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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October 17, 2005

2005.10.18  中國時報 巴金的最痛 終於解脫了季季
巴金晚年有三項最痛。一是他的妻子蕭珊及無數中國人在文革中備受折磨而死,建議中共成立國家文革博物館而未果。二是必須「為別人而活」;希望不再續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未果。三是纏綿病榻生不如死,請求安樂死未果。
三項最痛 兩項空前紀錄
相對於三項最痛,巴金也有兩項空前紀錄。一,他是近代中國最長壽的作家,晚年名言「長壽是一種懲罰」傳遍海內外。二,他是世界各國在位最久的國家寫作協會主席:從一九八一年四月代理主席,十二月真除,至去世為止,前後長達二十四年!一九九三年九月他在給老友吳克剛的信中說:「過去的事我大都記得,但是講不清楚,也寫不出來。」後來他的帕金森氏症越來越嚴重,大多時間住在醫院或處於昏迷狀態,卻依然一屆又一屆被中國作協選為主席,甚至被選為中國政協副主席!
巴金並不需要「中國作協主席」或「中國政協副主席」這類黃金打造的帽子,但中國需要巴金這顆經過「五四」與文革千錘百鍊的鑽石來光耀門面!
巴金本名李堯棠,字芾甘,成都外語學校翌業。他原籍浙江嘉興,高祖入蜀為幕以後即定居四川。父李道河做過四川廣元知縣,一九○四年巴金在成都出生時,三代同堂,大家庭中有二十多個長輩,三十多個堂兄弟姊妹,五十多個傭人。他十歲喪母,十一歲父再娶,十三歲喪父,家道漸中落;繼母及一兄兩姊兩弟三妹與他自己,都由大哥照顧生活。一九二○年祖父去世,大家庭紛爭不已,大哥一九三一年自殺。
家、春、秋 奠定文壇地位
一九二七年一月巴金赴法國遊學,二月得知大家庭破產,開始寫他的第一個中篇《滅亡》。次年十二月回國,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出版。為了紀念大哥,他以家族為雛型寫第一部長篇《家》,「向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訴』。」一九三三年出版時巴金才二十九歲。之後陸續出版《春》、《秋》,合稱「激流三部曲」,奠定了他的文壇地位。
一九二八至四七年間,他發表了二十多部中長篇小說,七十多篇短篇小說,二十多部譯作及眾多散文隨筆。和大部分三○年代中國作家一樣,巴金一生最重要的小說都寫於解放之前。
解放之後的巴金,被迫「寫過一些符合政治要求的違心之論」。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後,他曾在一篇隨筆裡感嘆:「十七年中沒有寫出一篇讓自己滿意的作品」。
隨想錄 晚年最滿意的作品
他晚年最滿意、也被認為最重要的作品,是從七十四歲(一九七八)寫到八十二歲(一九八六)的《隨想錄》。開筆序言即云:「它們都不是四平八穩,無病呻吟,不痛不癢,人云亦云,說了等於不說的話,寫了等於不寫的文章。那麼就讓它們留下來,作為一聲無力的叫喊,參加偉大的『百家爭鳴』吧。」這一五○篇隨筆,寫家人、友人、閱讀、遊歷,「解剖自己,懺悔,給良心一個交代」,並「對文革作出個人的反省」。其中以〈懷念蕭珊〉一篇最為燴炙人口。
蕭珊原名陳蘊珍,浙江寧波人,是巴金的讀者,兩人相差十三歲,一九四四年在貴陽結婚。蕭珊曾就讀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翻譯過屠格涅夫中篇小說《初戀》等書。他們的長女李小林,現任上海文學月刊《收穫》主編;兒子筆名李曉,是小說家,在上海政協工作。文革期間,巴金因出身黑五類家庭,非共產黨員及信仰無政府主義,被戴上「黑老K」的帽子,蕭珊成了「巴金的臭婆娘」,兩人都備受折磨﹗
懷念蕭珊 實踐晚年說真話理念
一九七二年蕭珊生病未獲醫治,拖到發現腸癌請求住院也未准,終至蔓延為肝癌而亡。巴金在〈懷念蕭珊〉裡,實踐他晚年力倡的「說真話」理念,寫他與蕭珊的結緣,生活,屈辱與受難,罹病與死亡:「在那些年代,每當我落在困苦的境地裡、朋友們各奔前程的時候,她總是親切地在我的耳邊說:『不要難過,我不會離開你,我在你的身邊。』只有在她最後一次進手術室之前她才說過這樣一句:『我們要分別了』。」「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裡有我的淚和血。」
一九七九年〈懷念蕭珊〉在香港《大公報》發表後備受矚目,全球重要華文媒體爭相轉載,傳誦一時。一九八四年〈再憶蕭珊〉,巴金更真摯的說:「我的骨灰將同她的骨灰攪拌在一起,灑在園中,給花樹做肥料。」
現在,全世界關心巴金的讀者都可以鬆下一口氣說:巴金的最痛,終於結束了!但願,他真摯的期盼不會成為遺憾。

2005.10.18  中國時報 巴金歷史地位評價 學者不同調陳希林╱台北報導
學者指出,從廣義來說,巴金應當是最後一位離世的「五四時期」作家。但他的作品受到藝術性、時代性的限制,使得這個世代的閱讀者較難親近他的作品。而學者對他的歷史地位評價,也出現不同的看法。
政大中文系教授唐翼明說,巴金、施蟄存等人屬於最後一批「廣義五四時期」的作家,施蟄存已於二○○三年十一月去世。這一代的五四作家,對於一九三○、四○年代的青年影響極大,尤其是「進步左翼青年」,幾乎人手一冊巴金等人的作品。
對當代的讀者來說,巴金的作品似乎總是隔著一層面紗。唐翼明分析,第一,巴金的作品藝術性較差,尤其與魯迅、老舍、沈從文等人比較,巴金的寫作太「直露」,以直接且主觀的方式抒發創作者的感情。
政治大學教授、作家尉天驄認為,巴金以狂熱為起始,又在現實中體會教訓,經歷極大的改變,在他生命末期想必也是感慨良深。
無政府主義思想深深影響巴金,一九二八年夏季完成小說《滅亡》的廿一章初稿後,首度在書稿上署名「巴金」,擷取兩位知名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名字而成。無政府主義代表的浪漫、狂熱形象經過巴金流暢的文筆,吸引大量知識份子的追隨,也為日後的馬克斯思想鋪出大路。等到共產主義取得政權後,開始壓抑無政府主義者,巴金瞭解這種痛苦,從此閉口不言無政府主義。
最近興起重新審視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呼聲,有些學者連帶檢討巴金的歷史地位。廣東的林賢治等多位學者對於巴金在一九八○年代大聲疾呼「要講真話」之事提出檢討,代表大陸學界的激進看法。
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卻不認同林賢治的觀點,陳思和認為,固然有人批評巴金自己未能身體力行「講真話」,但事實上巴金「就是因為身體力行,才會活得那麼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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