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拖垮苏联帝国 博弈论建奇功
作者:林行止 来源:香港《信报》 发表日期: 2005-10-19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一、
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联合得主为美国(哈佛及马里兰大学荣休教授)的谢林(Thomase C. Schelling, 1921-)和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奥曼(R. J. Aumann, 1930-),由于美元对瑞典克朗贬值,他们的一千万克朗奖金折成一百三十万美元,相对过往数届的百万左右,美元奖金大涨三成!据中文大学唐方方教授今天在本报第二十六页发表的大作〈喜闻「傲慢」教授获奖〉,奥曼「傲慢」之名是本报长期专栏作家关愚谦教授起的,他于十一年前在耶路撒冷(时唐博士正在希伯莱大学客座)曾以德语与奥曼教授(生于法兰克福)长谈,当然,「傲慢」是其姓氏德文发音的谐音,非指奥曼教授待人处世的态度。
和去届得主之一普利斯多特是大热门为各网站「贴中」(十月五日本栏指普利斯多特在汉堡大学网站的「赔率」,为去年的资料,特此更正并向十多位来函指正的读者致谢)不同,谢林和奥曼俱不见于今年绝大部分「估得奖者」名单,即使以写《怪诞经济学》一书成为公众人物的利维德「从芝大黑板抄录的四十名可能得奖者」亦无其名;不过,当得奖名单公布后,网络上马上充斥着「他们早该得奖」的「评论」。奥曼与谢林对《博弈论》(亦译《赛局理论》(〔Game Theory〕)确有重大贡献。与一九九四年三位诺奖得主一样,奥曼亦以数学分析把《博弈论》进一步精确化;而谢林则是《博弈论》的应用者,把这门象牙塔学问带至凡间。《博弈论》研究在冲突中─军事、政治、商业以至有个人行为(如吸烟与吸毒)─如何作出对己方最有利的决策,而这种决策之达成,除了决策者本身的条件,站在对手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推想,这即是说,准确掌握对手的条件,再推算其面对眼前的冲突会怎样做,惟有充分了解对手并预测其可能采取的行动,才能在一场角力中取得上风。
谢林在一九六○年出版的《冲突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已成为「博弈学」的经典著作,「冷战」所以不致成为「热战」,这本书与有功焉。东西方对峙的局面早已和解了,然而,谢林的理论对因为东海能源开采主权纠纷而怒目相向的中、日,仍有一定现实意义。谢林认为当两个国家为「土地谁属」起争端时,调动军队或不调动军队,是二种可能选择。若双方都调动军队,战争可能性甚高,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可能性下降,若双方势均力敌,对着干的结果是零和,即各无所得;如果双方都按兵不动,同时彼此俱相信己方有足够的韧力等下去,最终对方变弱己方坐享成利,「最后胜利属于我方」。只要有此想法,便没有人会先动手;但为了防范对手万一突袭导致生灵涂炭,拥有令对手不敢动手的报复性武器是先决条件。而策略性的运用则是「破釜沉舟」(谢林的例子是烧毁背后的桥樑以示不会走回头路),以向对手释放出「我方决不退缩」的决心……。冷战期间美、苏各自发展大杀伤力武器而彼此都不先动手,与谢林的推理如出一辙─最后苏联被拖垮了,美国遂成为世界「独霸」!
一九六○年,谢林写了一篇书评,评论三本描述「意外战争」的书,包括小说《戒备状态》(Red Alert),名导演寇比力克(S. Kubrick)读后有所感,改编这本书,于一九六八年拍成《密码一一四》(Dr. Strangelove;友人T.L.不愧为「活字典」,随口说出这个近四十年前的「译名」);故事是美、苏总统都不愿见二国爆发大战,但由于知己而不知彼,比如美国不知道苏联有发射核武的自动装置(不让对手知道有此秘密,这种装置因此起不了阻吓作用),结果酿成人类悲剧;在七十年代初期,美、苏敷设了「热线电话」,让彼此有了解对方的最后机会,令那种因不了解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二、
谢林和奥曼的理论,非笔者所能理解;不过,笔者仍可择二项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小事,让大家知道他们的想法。利用「公地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产权不明确公地变荒原)的例子,奥曼指出渔民出海捕鱼,最初人人「竭泽而鱼」,很快鱼便被捉光,他因此提出「复复博弈说」(repeated games),指出在多伙伴「赛局」中,产生的冲突也多,在这种情形下,这些伙伴合作达成「捕鱼协议」的可能性相应提升,这种理论成为社会科学中长期性合作的基础。对于全球气温上升,谢林认为这绝非如环保分子所说的「坏事」,他指出在先进国家,退休者大都会从寒冷地带迁移至温带居住,因此气温上升为大多数人所乐见,先进国家每年为防止温室效应上花上二三千亿美元,是无效益的浪费……。
三、
主流经济学假设人的行为理性且独立,《博弈论》则认为在特定环境下,理性人的行为受他人的实际或推想中的行为所影响。问题发生在这里,《博弈论》试图运用理性原则去解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以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合作,由于人所做的决策不完全是理性,因此《博弈论》在数字程式上「无懈可击」,在实际运用上却不那么「美丽」,《博弈论》立论在「假如我这样做,对方便会那样回应」之上,事实上「对方的回应」是不可能准确估计的。
《博弈论》学者认为核武大国生产核武是非理性的,然而,有了核武才能阻吓核战的构想,则是理性的,准此,假如北韩或伊朗问题最后引起战争,博弈论者虽然会认为「不幸」,但事件本身是理性决策的结果;航空公司割价引致亏损,令不少公司破产的问题亦可作如是观─割价本身是非理性的,为了阻止新入行者加入竞争的目的则属理性。
《博弈论》二次获得诺奖,令它成为「显学」,然而,经济学并未因此而向前突破。令经济学有所突破的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这二种比较新的学问都不以理性行为为前提,这方面的研究已令二位经济学家于二○○二年获诺奖。诺奖今年又垂青《博弈论》学者,自有其道理,惟诺奖委员会指「人群,组织以至国家调协合作」是成功运用《博弈论》的结果,未免言过其实了;它之所以如此看重《博弈论》,据说与评审委员会主席为《博弈论》名家韦布尔(J. Weibull,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及波士顿大学教授)有关。
以色列和美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5-10-11
10月10日,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教授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当天,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皇家科学院议事厅宣布,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奥曼以及美国人托马斯·谢林,以表彰他们通过博弈理论的分析增强世人对合作与冲突的理解。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一、
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联合得主为美国(哈佛及马里兰大学荣休教授)的谢林(Thomase C. Schelling, 1921-)和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奥曼(R. J. Aumann, 1930-),由于美元对瑞典克朗贬值,他们的一千万克朗奖金折成一百三十万美元,相对过往数届的百万左右,美元奖金大涨三成!据中文大学唐方方教授今天在本报第二十六页发表的大作〈喜闻「傲慢」教授获奖〉,奥曼「傲慢」之名是本报长期专栏作家关愚谦教授起的,他于十一年前在耶路撒冷(时唐博士正在希伯莱大学客座)曾以德语与奥曼教授(生于法兰克福)长谈,当然,「傲慢」是其姓氏德文发音的谐音,非指奥曼教授待人处世的态度。
和去届得主之一普利斯多特是大热门为各网站「贴中」(十月五日本栏指普利斯多特在汉堡大学网站的「赔率」,为去年的资料,特此更正并向十多位来函指正的读者致谢)不同,谢林和奥曼俱不见于今年绝大部分「估得奖者」名单,即使以写《怪诞经济学》一书成为公众人物的利维德「从芝大黑板抄录的四十名可能得奖者」亦无其名;不过,当得奖名单公布后,网络上马上充斥着「他们早该得奖」的「评论」。奥曼与谢林对《博弈论》(亦译《赛局理论》(〔Game Theory〕)确有重大贡献。与一九九四年三位诺奖得主一样,奥曼亦以数学分析把《博弈论》进一步精确化;而谢林则是《博弈论》的应用者,把这门象牙塔学问带至凡间。《博弈论》研究在冲突中─军事、政治、商业以至有个人行为(如吸烟与吸毒)─如何作出对己方最有利的决策,而这种决策之达成,除了决策者本身的条件,站在对手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推想,这即是说,准确掌握对手的条件,再推算其面对眼前的冲突会怎样做,惟有充分了解对手并预测其可能采取的行动,才能在一场角力中取得上风。
谢林在一九六○年出版的《冲突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已成为「博弈学」的经典著作,「冷战」所以不致成为「热战」,这本书与有功焉。东西方对峙的局面早已和解了,然而,谢林的理论对因为东海能源开采主权纠纷而怒目相向的中、日,仍有一定现实意义。谢林认为当两个国家为「土地谁属」起争端时,调动军队或不调动军队,是二种可能选择。若双方都调动军队,战争可能性甚高,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可能性下降,若双方势均力敌,对着干的结果是零和,即各无所得;如果双方都按兵不动,同时彼此俱相信己方有足够的韧力等下去,最终对方变弱己方坐享成利,「最后胜利属于我方」。只要有此想法,便没有人会先动手;但为了防范对手万一突袭导致生灵涂炭,拥有令对手不敢动手的报复性武器是先决条件。而策略性的运用则是「破釜沉舟」(谢林的例子是烧毁背后的桥樑以示不会走回头路),以向对手释放出「我方决不退缩」的决心……。冷战期间美、苏各自发展大杀伤力武器而彼此都不先动手,与谢林的推理如出一辙─最后苏联被拖垮了,美国遂成为世界「独霸」!
一九六○年,谢林写了一篇书评,评论三本描述「意外战争」的书,包括小说《戒备状态》(Red Alert),名导演寇比力克(S. Kubrick)读后有所感,改编这本书,于一九六八年拍成《密码一一四》(Dr. Strangelove;友人T.L.不愧为「活字典」,随口说出这个近四十年前的「译名」);故事是美、苏总统都不愿见二国爆发大战,但由于知己而不知彼,比如美国不知道苏联有发射核武的自动装置(不让对手知道有此秘密,这种装置因此起不了阻吓作用),结果酿成人类悲剧;在七十年代初期,美、苏敷设了「热线电话」,让彼此有了解对方的最后机会,令那种因不了解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二、
谢林和奥曼的理论,非笔者所能理解;不过,笔者仍可择二项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小事,让大家知道他们的想法。利用「公地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产权不明确公地变荒原)的例子,奥曼指出渔民出海捕鱼,最初人人「竭泽而鱼」,很快鱼便被捉光,他因此提出「复复博弈说」(repeated games),指出在多伙伴「赛局」中,产生的冲突也多,在这种情形下,这些伙伴合作达成「捕鱼协议」的可能性相应提升,这种理论成为社会科学中长期性合作的基础。对于全球气温上升,谢林认为这绝非如环保分子所说的「坏事」,他指出在先进国家,退休者大都会从寒冷地带迁移至温带居住,因此气温上升为大多数人所乐见,先进国家每年为防止温室效应上花上二三千亿美元,是无效益的浪费……。
三、
主流经济学假设人的行为理性且独立,《博弈论》则认为在特定环境下,理性人的行为受他人的实际或推想中的行为所影响。问题发生在这里,《博弈论》试图运用理性原则去解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以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合作,由于人所做的决策不完全是理性,因此《博弈论》在数字程式上「无懈可击」,在实际运用上却不那么「美丽」,《博弈论》立论在「假如我这样做,对方便会那样回应」之上,事实上「对方的回应」是不可能准确估计的。
《博弈论》学者认为核武大国生产核武是非理性的,然而,有了核武才能阻吓核战的构想,则是理性的,准此,假如北韩或伊朗问题最后引起战争,博弈论者虽然会认为「不幸」,但事件本身是理性决策的结果;航空公司割价引致亏损,令不少公司破产的问题亦可作如是观─割价本身是非理性的,为了阻止新入行者加入竞争的目的则属理性。
《博弈论》二次获得诺奖,令它成为「显学」,然而,经济学并未因此而向前突破。令经济学有所突破的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这二种比较新的学问都不以理性行为为前提,这方面的研究已令二位经济学家于二○○二年获诺奖。诺奖今年又垂青《博弈论》学者,自有其道理,惟诺奖委员会指「人群,组织以至国家调协合作」是成功运用《博弈论》的结果,未免言过其实了;它之所以如此看重《博弈论》,据说与评审委员会主席为《博弈论》名家韦布尔(J. Weibull,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及波士顿大学教授)有关。
以色列和美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5-10-11
10月10日,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教授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当天,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皇家科学院议事厅宣布,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奥曼以及美国人托马斯·谢林,以表彰他们通过博弈理论的分析增强世人对合作与冲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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