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传教士批判有悖于我的科学训练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在商业社会里面我是个普通人，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我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现在很多的媒体，有一些关于我的报道，开始用上了人格高尚的赞誉。我感谢他们，但是在学术面前，我的研究都是以数字说话，是完全客观公正的，而且这个方法是可以被复制，结论也可以被验证的，这就是我的贡献，而这也是所谓的真正的科学。这个贡献竟然造成了如此轰动的效应，是我所始料未及的?熏但是如果这种科学的贡献被冠上人格的高超等等神化的赞誉的话，那似乎抹杀了我真正科学的贡献，而将我推上了以道德角度批判企业的神坛，这种传教士形式的批判绝对不是我的专长，而且也有悖于我这几十年严谨治学的科学训练。我相信我对这个社会的真正贡献就仅仅只是这个科学的态度而已。”郎咸平教授周日接受《外滩画报》特约记者的采访的时候首先这么说。
我不会回应他们的反应
上周，顾雏军已经以个人的名义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郎咸平，罪名是诽谤。
在郎咸平屡屡现身指责的“民企风波”、“仰融事件”、“银行改革”、“香港基金黑幕”，以及炮轰TCL、海尔等事件之后，这是被批评方首次公开发难。TCL和海尔的高层，也分别在不同场合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于郎咸平的批评作出了含蓄的反驳。
“对此事我现在不想评论，我已经交由我的律师处理。但是我希望通过《外滩画报》转告公众，请相信我的专业判断。”郎咸平说。
“我以前在美国同样是进行上市公司的财务研究，但是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轰动。”在上周成为舆论和媒体的焦点后，郎咸平感慨良多。
“在美国，为了投资者利益，对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是很普及的，而美国的公司也会比较坦然和正面地接受各种批评。”郎教授介绍，“我的工作就是对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进行非常学术性的研究。我们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不是空谈，而是非常具体的，包括公司应该什么时候借钱，借多少钱，何时应该对股东派息等等。”
自从2001年底开始把研究领域拓展到内地的企业之后，郎教授发现，内地的企业治理环境和美国大不一样。“我只能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放弃过去做的一切，和企业家一起吃吃喝喝，一团和气，还可以有不错的回报。”说到这里，郎教授笑了，“第二种选择就是坚持学术的独立性，认真做好我的研究，而且负责任地把结论告诉公众。”
“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郎咸平深信他由沃顿商学院得来并且在过去十几年不断磨砺的企业治理研究方法的意义。
记者截稿时，在新浪网的民意调查上，郎咸平的支持率之高近90%。在网民大加支持的同时，也有一批学者出来批驳郎咸平。郎咸平说：“学术探讨任何时候都是欢迎的。但是，如果有不独立的学者和媒体，被我批判的企业所用，开始挖掘罗织我的所谓丑闻，希望从人格上批倒我，这是很没有意义的。”
“2004年德隆事件爆发后，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社会对我有着相当的期许，我现在是身不由己，2003年以前，我告诉自己，我必定保持实质上的独立，但现在很难了。我强烈地感受到媒体和股民已经开始要求我保持实质以及名目上的客观和独立。2004年德隆事件爆发后，企业家对我的预测能力感到十分震惊，因此这两个月虽然有上百家的公司要求我担任独立董事或顾问，但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担任任何职位了，这就是为了符合这个社会对我的期许。”郎咸平仍然不改其幽默的态度说，完全的客观和独立带给他的最大问题是私房钱没了。
“希望他们能够驳倒我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付诸情绪和上纲上线。我的研究，根本没有反对民企发展这种片面非学术的判断。”郎咸平坦然说，“在商业社会里面我是个普通人，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我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孤胆英雄郎监管
郎咸平在1998年一度准备重回美国延续学术生涯，当时盛意拳拳延揽他的包括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大学。而到了2000年，因缘际会，一位由香港中文大学回到北京大学任教的学者，把“在亚洲极少见的采用大量案例剖析企业融资财务课题”的郎咸平请到北大教课，从此，这位埋头研究十余年但天性极为活跃的郎教授就找到了一个他最能够发挥的舞台，凭着对内地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的独特见解一炮而红，“郎监管”形象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2001年初，郎教授只身犯难，给香港立法会提出对新香港证券期货条例的修订意见，其后引出了十大国际投资银行联合发表专文的强烈反击。虽然最后郎咸平的修改提议一如意料，不可能改变现存体制，但是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郎咸平的学术研究水平。经此一役，郎咸平在资本市场上的孤胆英雄形象不胫而走。只是自此以后，郎咸平对于香港资本市场的建设和监管不抱幻想，更多把关注和精力放到了内地。
对于过去和内地企业的坎坷合作，郎教授进行了回顾。
2001到2002年，他在大鹏证券的综合研究所做顾问。
郎教授出任这个顾问的职责，是把中国证券市场上面的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模块化，从而方便大鹏证券的投资者，可以更加清楚容易地知道公司的基本价值如何。不过这个项目后来没有成功。
“这个工作需要大量的IT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复杂的流程不是我的强项。”郎咸平承认这个合作后来难以为继，他也认识到在中国进行基础研究，确实很容易失败。
2002年1月，香港主板上市公司港冠集团(即第一龙浩农业策略控股有限公司)委任郎咸平为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公司的策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又被委任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兼审计委员会主席。
“出任这个独立董事，也是想了解到底中国企业之中的独立董事是怎么样的。”郎教授没有想到，这个独立董事给他在2002年带来了不少批判。因为第一龙浩的负责人和德隆唐万里曾经担任某农业委员会的理事，就因为这个非常间接的关系，所以某媒体开始捕风捉影，对此郎教授只能苦笑：“幸好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没有跟德隆系投降，我一直坚持批评的态度直到今年德隆的事情水落石出。”
不过，由于不愿意再蒙受瓜田李下之嫌，所以一年任期一到，郎教授就辞去了第一龙浩的职务。
而在另一家后来风传与德隆系有关的西安健桥证券，郎咸平也一度出任首席经济学家。
“这也是2002年初开始的，进行的是定向保险债券的项目研究，围绕着湖北省水患灾害的保险债券而进行，比较适合我的研究专长发挥。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之中，招聘人手遇到很大困难，找不到合适的员工，实在无法完成这个研究。”郎教授说这次合作也是失败的，双方的合作在2003年初就结束了。
“这些企业顾问的行为，和我的学术研究是不冲突的。”郎咸平不讳言合作的不成功，但是他说时刻提醒自己不能牺牲学术的独立。由于现在证券公司也好，上市公司也好，往往会和各种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避嫌，也为了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我现在不当独立董事，也不当企业顾问，这是维持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办法。”郎教授强调。
“我希望，那些被我学术批评的企业，应该考虑的是怎么尽责地为中小股东创造效益，而不是考虑怎么样把我名声抹黑，因为这样对你的企业无济于事！”郎教授不能忘记的是，2002年，德隆把对郎教授的批驳文章，结集成为一本名为“德隆事件的反思”的书，作为对郎咸平的一记重拳。“他们把那么多时间精力放在这些事情上，还不如请我去认真讲一次课，吸取教训调整公司，这样说不定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的结果。而且当时的讲课费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不到。”郎教授说来颇为唏嘘。
“我只是一个普通但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学者。”郎教授一再幽默地强调，“我不是不言利的人。为了赚取私房钱，我现在讲课和出席论坛都是收费的，而且明码实价，不过我一视同仁，无论是我欣赏还是我批评的企业，来找我讲课都是欢迎的。当然，每个企业都理解，我只是靠数据说话，因此在演讲和授课时常常会出现让企业老总尴尬的场面。但是我这种风格反而引起了企业的尊重，企业家反而希望我尖锐地批评他们，我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家们最让我欣慰的一点。而且，就是因为我这种靠数据说话的态度，让我在国内市场非常受到欢迎”。
不会理财更无遗传天资
沃顿商学院是全美最为著名的商学院之一，1986年，郎咸平只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在沃顿拿下博士学位，据说他是沃顿商学院有史以来获得博士学位最快的人之一。
郎咸平的父亲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兵，解放战争时期到了台湾。
“那时候，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爸爸却带了一箱青岛啤酒，而且在船上就喝完了。”他回忆道。
1983年，已为人父的郎咸平在台湾一边做记者，一边申请留学。他申请了七所美国大学，“我的运气不好，只有一所学校回应：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而且没有奖学金。”那个时候，台湾消息闭塞，很少人知道沃顿，“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后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
后来，他母亲把家里的两幢房子中的一幢卖了，才为郎咸平凑够了学费。
成了名教授后，郎咸平的生活改变并不大。除了在外面和大家吃饭，他会抢着请客，叫上满满一桌子菜之外，他在家里的饮食很单调。黄豆芽排骨汤，大白菜豆腐汤，加个肉丝炒咸菜。他说年轻时候就喜欢这么吃饭，45岁之后更加喜欢。
这么多年来，郎教授一直不炒股票不买基金，按照他的说法是“连花旗银行的企业管治都有问题，我这个专门研究大企业侵害中小股东的人，难道还不知道害怕吗？”所以，他惟一使用的理财办法就是：存银行。
丰富又独立的学术生涯
48岁的郎咸平虽然是财务学家，但在经济学界也极负盛名。根据社会科学引用率计算，郎咸平论文的总引用率位于全世界经济学家的122名，以著作数目平均则排名302名，以著作和年数平均，排名386名。要知道，全世界有60万职业的经济学者，而其中能够排在一千名之内的，都是被同行和业界认可的著名学术权威。
“我是研究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国际权威，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在这个领域取得国际层面认同的第一人。”作为学术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学院和权威财经杂志的普遍认可，郎教授这么形容自己并不夸张。
郎教授的破产论文在1990年全世界发表的金融财务学论文中排名全世界第一。在全世界论文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财务论文中，郎教授的论文就占了两篇。
“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这是国际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一个真正的学者对此的捍卫是理所当然的。”郎咸平称，他坚持学术独立，绝对不是什么值得突出的，因为他的海外同行都是这样的。“我从来不代表什么利益集团，否则，我就不能再做学者了。”
郎咸平还以论文审核为例介绍了国际学术界独立研究的惯例。
“和理工科完全不同，财务论文投稿非常的困难。举例而言, 每次投稿财务学的顶级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JFE)一次就必须付400美元, 但拒绝率高达95%以上。如果JFE对你的文章有兴趣，那么至少要经过4或5次的修改，而每一次修改都要付400美元。整个修改的过程大概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而你也必须花上2,000美元左右。
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有数十万人，每年发表的论文有数万篇之多，所以整个学术界对于同行间的论文极为重视。“我每一次在JFE发表一篇论文都觉得被审稿人磨掉了一层皮。当然，我当审稿人时一样也要磨掉对方一层皮。”郎咸平笑着说。
这种近乎苛刻的制度对学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美国的学术界执行的独立客观审稿标准是我们亚洲人难以想象的。”他说，“甚至完全是翻脸不认人，虽然他们会当面客气地说你的文章很好。”
“我在世界第一流的期刊当过无数次审稿人， 而且有几位常来中国访问的财务学大师的论文就被我退过稿。但根据国际惯例我既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也更不会以此自吹自擂, 因为凭自己的学术水平客观地审稿只是学者的责任而已。而我的同行们也都是这样。”
凡事讲量化
郎咸平系财务学教授，凡事讲量化。在他领导下的研究所大兴量化研究之风，过程用数据描述，结论也是数据，一切都用数据说话。
按理说研究是一项启发心智的工作，郎咸平却倡导用制造业的流水作业方式推出产品。尽管现在泰勒管理模式已成“遗迹”，极端者更认为过去它是竞争的主宰力量，渐渐却成了成功的障碍。但是标准化的终极不是管理学上人云亦云地把人变成机器，相反戴着镣铐的舞蹈才是最优的舞蹈。
说到这些话题的时候，一直笑容可掬的郎教授变得很严肃。他自己预测，希望在他60岁的时候，中国的公司治理能够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
郎咸平
1986至1987.8，获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执教一年。
1987.9至1994年，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1989年开始对公司财务的研究比较进入状态”。
1994年至2003年初，历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正教授、讲座教授。从1997年以后，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至亚洲公司财务金融课题。现任《太平洋财务》期刊(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 国际财务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的副总编辑，也和计量经济学大师邹至庄教授一起担任总编辑合编过《太平洋经济评论》(Pacific Economic Review) 。
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以及长江商学院合聘讲座教授
在商业社会里面我是个普通人，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我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现在很多的媒体，有一些关于我的报道，开始用上了人格高尚的赞誉。我感谢他们，但是在学术面前，我的研究都是以数字说话，是完全客观公正的，而且这个方法是可以被复制，结论也可以被验证的，这就是我的贡献，而这也是所谓的真正的科学。这个贡献竟然造成了如此轰动的效应，是我所始料未及的?熏但是如果这种科学的贡献被冠上人格的高超等等神化的赞誉的话，那似乎抹杀了我真正科学的贡献，而将我推上了以道德角度批判企业的神坛，这种传教士形式的批判绝对不是我的专长，而且也有悖于我这几十年严谨治学的科学训练。我相信我对这个社会的真正贡献就仅仅只是这个科学的态度而已。”郎咸平教授周日接受《外滩画报》特约记者的采访的时候首先这么说。
我不会回应他们的反应
上周，顾雏军已经以个人的名义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郎咸平，罪名是诽谤。
在郎咸平屡屡现身指责的“民企风波”、“仰融事件”、“银行改革”、“香港基金黑幕”，以及炮轰TCL、海尔等事件之后，这是被批评方首次公开发难。TCL和海尔的高层，也分别在不同场合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于郎咸平的批评作出了含蓄的反驳。
“对此事我现在不想评论，我已经交由我的律师处理。但是我希望通过《外滩画报》转告公众，请相信我的专业判断。”郎咸平说。
“我以前在美国同样是进行上市公司的财务研究，但是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轰动。”在上周成为舆论和媒体的焦点后，郎咸平感慨良多。
“在美国，为了投资者利益，对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是很普及的，而美国的公司也会比较坦然和正面地接受各种批评。”郎教授介绍，“我的工作就是对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进行非常学术性的研究。我们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不是空谈，而是非常具体的，包括公司应该什么时候借钱，借多少钱，何时应该对股东派息等等。”
自从2001年底开始把研究领域拓展到内地的企业之后，郎教授发现，内地的企业治理环境和美国大不一样。“我只能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放弃过去做的一切，和企业家一起吃吃喝喝，一团和气，还可以有不错的回报。”说到这里，郎教授笑了，“第二种选择就是坚持学术的独立性，认真做好我的研究，而且负责任地把结论告诉公众。”
“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郎咸平深信他由沃顿商学院得来并且在过去十几年不断磨砺的企业治理研究方法的意义。
记者截稿时，在新浪网的民意调查上，郎咸平的支持率之高近90%。在网民大加支持的同时，也有一批学者出来批驳郎咸平。郎咸平说：“学术探讨任何时候都是欢迎的。但是，如果有不独立的学者和媒体，被我批判的企业所用，开始挖掘罗织我的所谓丑闻，希望从人格上批倒我，这是很没有意义的。”
“2004年德隆事件爆发后，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社会对我有着相当的期许，我现在是身不由己，2003年以前，我告诉自己，我必定保持实质上的独立，但现在很难了。我强烈地感受到媒体和股民已经开始要求我保持实质以及名目上的客观和独立。2004年德隆事件爆发后，企业家对我的预测能力感到十分震惊，因此这两个月虽然有上百家的公司要求我担任独立董事或顾问，但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担任任何职位了，这就是为了符合这个社会对我的期许。”郎咸平仍然不改其幽默的态度说，完全的客观和独立带给他的最大问题是私房钱没了。
“希望他们能够驳倒我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付诸情绪和上纲上线。我的研究，根本没有反对民企发展这种片面非学术的判断。”郎咸平坦然说，“在商业社会里面我是个普通人，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我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孤胆英雄郎监管
郎咸平在1998年一度准备重回美国延续学术生涯，当时盛意拳拳延揽他的包括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大学。而到了2000年，因缘际会，一位由香港中文大学回到北京大学任教的学者，把“在亚洲极少见的采用大量案例剖析企业融资财务课题”的郎咸平请到北大教课，从此，这位埋头研究十余年但天性极为活跃的郎教授就找到了一个他最能够发挥的舞台，凭着对内地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的独特见解一炮而红，“郎监管”形象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2001年初，郎教授只身犯难，给香港立法会提出对新香港证券期货条例的修订意见，其后引出了十大国际投资银行联合发表专文的强烈反击。虽然最后郎咸平的修改提议一如意料，不可能改变现存体制，但是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郎咸平的学术研究水平。经此一役，郎咸平在资本市场上的孤胆英雄形象不胫而走。只是自此以后，郎咸平对于香港资本市场的建设和监管不抱幻想，更多把关注和精力放到了内地。
对于过去和内地企业的坎坷合作，郎教授进行了回顾。
2001到2002年，他在大鹏证券的综合研究所做顾问。
郎教授出任这个顾问的职责，是把中国证券市场上面的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模块化，从而方便大鹏证券的投资者，可以更加清楚容易地知道公司的基本价值如何。不过这个项目后来没有成功。
“这个工作需要大量的IT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复杂的流程不是我的强项。”郎咸平承认这个合作后来难以为继，他也认识到在中国进行基础研究，确实很容易失败。
2002年1月，香港主板上市公司港冠集团(即第一龙浩农业策略控股有限公司)委任郎咸平为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公司的策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又被委任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兼审计委员会主席。
“出任这个独立董事，也是想了解到底中国企业之中的独立董事是怎么样的。”郎教授没有想到，这个独立董事给他在2002年带来了不少批判。因为第一龙浩的负责人和德隆唐万里曾经担任某农业委员会的理事，就因为这个非常间接的关系，所以某媒体开始捕风捉影，对此郎教授只能苦笑：“幸好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没有跟德隆系投降，我一直坚持批评的态度直到今年德隆的事情水落石出。”
不过，由于不愿意再蒙受瓜田李下之嫌，所以一年任期一到，郎教授就辞去了第一龙浩的职务。
而在另一家后来风传与德隆系有关的西安健桥证券，郎咸平也一度出任首席经济学家。
“这也是2002年初开始的，进行的是定向保险债券的项目研究，围绕着湖北省水患灾害的保险债券而进行，比较适合我的研究专长发挥。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之中，招聘人手遇到很大困难，找不到合适的员工，实在无法完成这个研究。”郎教授说这次合作也是失败的，双方的合作在2003年初就结束了。
“这些企业顾问的行为，和我的学术研究是不冲突的。”郎咸平不讳言合作的不成功，但是他说时刻提醒自己不能牺牲学术的独立。由于现在证券公司也好，上市公司也好，往往会和各种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避嫌，也为了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我现在不当独立董事，也不当企业顾问，这是维持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办法。”郎教授强调。
“我希望，那些被我学术批评的企业，应该考虑的是怎么尽责地为中小股东创造效益，而不是考虑怎么样把我名声抹黑，因为这样对你的企业无济于事！”郎教授不能忘记的是，2002年，德隆把对郎教授的批驳文章，结集成为一本名为“德隆事件的反思”的书，作为对郎咸平的一记重拳。“他们把那么多时间精力放在这些事情上，还不如请我去认真讲一次课，吸取教训调整公司，这样说不定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的结果。而且当时的讲课费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不到。”郎教授说来颇为唏嘘。
“我只是一个普通但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学者。”郎教授一再幽默地强调，“我不是不言利的人。为了赚取私房钱，我现在讲课和出席论坛都是收费的，而且明码实价，不过我一视同仁，无论是我欣赏还是我批评的企业，来找我讲课都是欢迎的。当然，每个企业都理解，我只是靠数据说话，因此在演讲和授课时常常会出现让企业老总尴尬的场面。但是我这种风格反而引起了企业的尊重，企业家反而希望我尖锐地批评他们，我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家们最让我欣慰的一点。而且，就是因为我这种靠数据说话的态度，让我在国内市场非常受到欢迎”。
不会理财更无遗传天资
沃顿商学院是全美最为著名的商学院之一，1986年，郎咸平只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在沃顿拿下博士学位，据说他是沃顿商学院有史以来获得博士学位最快的人之一。
郎咸平的父亲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兵，解放战争时期到了台湾。
“那时候，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爸爸却带了一箱青岛啤酒，而且在船上就喝完了。”他回忆道。
1983年，已为人父的郎咸平在台湾一边做记者，一边申请留学。他申请了七所美国大学，“我的运气不好，只有一所学校回应：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而且没有奖学金。”那个时候，台湾消息闭塞，很少人知道沃顿，“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后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
后来，他母亲把家里的两幢房子中的一幢卖了，才为郎咸平凑够了学费。
成了名教授后，郎咸平的生活改变并不大。除了在外面和大家吃饭，他会抢着请客，叫上满满一桌子菜之外，他在家里的饮食很单调。黄豆芽排骨汤，大白菜豆腐汤，加个肉丝炒咸菜。他说年轻时候就喜欢这么吃饭，45岁之后更加喜欢。
这么多年来，郎教授一直不炒股票不买基金，按照他的说法是“连花旗银行的企业管治都有问题，我这个专门研究大企业侵害中小股东的人，难道还不知道害怕吗？”所以，他惟一使用的理财办法就是：存银行。
丰富又独立的学术生涯
48岁的郎咸平虽然是财务学家，但在经济学界也极负盛名。根据社会科学引用率计算，郎咸平论文的总引用率位于全世界经济学家的122名，以著作数目平均则排名302名，以著作和年数平均，排名386名。要知道，全世界有60万职业的经济学者，而其中能够排在一千名之内的，都是被同行和业界认可的著名学术权威。
“我是研究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国际权威，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在这个领域取得国际层面认同的第一人。”作为学术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学院和权威财经杂志的普遍认可，郎教授这么形容自己并不夸张。
郎教授的破产论文在1990年全世界发表的金融财务学论文中排名全世界第一。在全世界论文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财务论文中，郎教授的论文就占了两篇。
“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这是国际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一个真正的学者对此的捍卫是理所当然的。”郎咸平称，他坚持学术独立，绝对不是什么值得突出的，因为他的海外同行都是这样的。“我从来不代表什么利益集团，否则，我就不能再做学者了。”
郎咸平还以论文审核为例介绍了国际学术界独立研究的惯例。
“和理工科完全不同，财务论文投稿非常的困难。举例而言, 每次投稿财务学的顶级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JFE)一次就必须付400美元, 但拒绝率高达95%以上。如果JFE对你的文章有兴趣，那么至少要经过4或5次的修改，而每一次修改都要付400美元。整个修改的过程大概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而你也必须花上2,000美元左右。
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有数十万人，每年发表的论文有数万篇之多，所以整个学术界对于同行间的论文极为重视。“我每一次在JFE发表一篇论文都觉得被审稿人磨掉了一层皮。当然，我当审稿人时一样也要磨掉对方一层皮。”郎咸平笑着说。
这种近乎苛刻的制度对学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美国的学术界执行的独立客观审稿标准是我们亚洲人难以想象的。”他说，“甚至完全是翻脸不认人，虽然他们会当面客气地说你的文章很好。”
“我在世界第一流的期刊当过无数次审稿人， 而且有几位常来中国访问的财务学大师的论文就被我退过稿。但根据国际惯例我既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也更不会以此自吹自擂, 因为凭自己的学术水平客观地审稿只是学者的责任而已。而我的同行们也都是这样。”
凡事讲量化
郎咸平系财务学教授，凡事讲量化。在他领导下的研究所大兴量化研究之风，过程用数据描述，结论也是数据，一切都用数据说话。
按理说研究是一项启发心智的工作，郎咸平却倡导用制造业的流水作业方式推出产品。尽管现在泰勒管理模式已成“遗迹”，极端者更认为过去它是竞争的主宰力量，渐渐却成了成功的障碍。但是标准化的终极不是管理学上人云亦云地把人变成机器，相反戴着镣铐的舞蹈才是最优的舞蹈。
说到这些话题的时候，一直笑容可掬的郎教授变得很严肃。他自己预测，希望在他60岁的时候，中国的公司治理能够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
郎咸平
1986至1987.8，获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执教一年。
1987.9至1994年，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1989年开始对公司财务的研究比较进入状态”。
1994年至2003年初，历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正教授、讲座教授。从1997年以后，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至亚洲公司财务金融课题。现任《太平洋财务》期刊(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 国际财务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的副总编辑，也和计量经济学大师邹至庄教授一起担任总编辑合编过《太平洋经济评论》(Pacific Economic Review) 。
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以及长江商学院合聘讲座教授
posted by BFF @ 10: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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